2008年4月30日 星期三

歷史的拐點與改革命運

歷史的拐點與改革命運

馬立誠、雷頤(北京)


中國歷史上多次改革失敗是極大悲劇,是中國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重要原因

馬立誠(退休前曾任中國青年報評論部副主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當前的歷史熱,多是集中在有名的帝王將相身上,同一個帝王的歷史,竟出了十幾種不同的版本。但是,在人人說歷史的大熱中,對中國改革史的闡述極少,這是一個遺憾。我國已經進行了30年改革,每個人的命運都和這場改革息息相關。因此,總結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成敗得失,以資借鑒和思考,增進我們對今天改革的理解和把握,很有益處。

改革對於推動生產力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的洋務運動,對於走向工業化、發展生產力的推動作用是明擺著的。歐洲一些國家沒有發生過農民戰爭,卻較早進入了現代化。這些國家靠什麼?靠改革。我覺得中國歷史上多次改革失敗是極大悲劇,是中國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應該研究歷史上的改革。

雷頤(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溫故可以知新。改革都有相通之處,歷史經驗可以提供借鑒。如果說到傳統,那麼,我們中國歷史上有改革的傳統。不論哪個時代,它的制度、文化、習慣、風俗,總是處於變化和改革之中。不是大變,就是小變;不是變好,就是變壞;不是自變,就是他變;不是因變好而興,就是因變壞而亡。總之,歷史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變化史和改革史。所以,研究歷代改革的得失成敗,研究這些不同性質、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改革的發生條件以及策略與措施是否運用得當,是很有價值的。不論成功經驗還是失敗教訓,都是無價之寶。

馬立誠:思考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我產生了一個疑問,就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比較大的改革有十幾次,大的改朝換代也有十幾次,十幾次改革大都失敗了,而十幾次改朝換代都獲得了成功。當然,在歷史上改朝換代的努力遠不止這十幾次,但畢竟有這麼十幾次大成功,改革當然也不止這十幾次,可是卻大都失敗。也就是說,你要創新制度不行,推翻卻可以。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這個道理在什麼地方呢?有人說,中國人屈從于暴力,但拙于制度創新。到底是不是這樣?探索這個問題,也是我的好奇心。

歷史上,文化弊端是怎樣阻礙改革的

雷頤:你說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改革的阻力問題。在這方面,中國的情況的確有些特殊。從某種角度來看,改革是利益調整,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這是各國都遇到的問題,不足為怪。但我們中國還有其他一些問題,比如,傳統文化的影響非常深,其中的一些弊端嚴重阻礙了改革,這種情況在世界上並不多見。我們可以從林則徐的一些遭遇來看一下當時的文化弊端怎樣阻礙改革的。林則徐禁鴉片,抗擊英國侵略,這個大家都評價很高。但是他在抗擊外國侵略者的同時,主張瞭解外國,學習外國的東西,這一下子問題就來了,清廷諸多官僚不以為然,甚至聲討林則徐,認為林則徐破壞中國的文化安全,說林則徐是漢奸。為什麼呢?因為你在用外國的東西來改變中國。林則徐在禁鴉片和抗擊英國侵略者的時候受了很多委屈,當時就有一些官員為林則徐叫屈,但是沒有一個人敢在莫須有的"漢奸"罪名上替他辯護。想一想,這是不是傳統文化造成的弊端?

馬立誠:這種情況令人痛心,也很可悲。從罵林則徐是漢奸這件事上,折射出當時朝野在改革問題上的被動性。譚嗣同在他的代表作《仁學》中說,幸虧清朝的兵不夠強,假如清朝的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那麼君主專制的禍害將會更大。譚嗣同也被罵為漢奸。康有為、梁啟超要求按日本明治維新的辦法改造中國,當時更是被罵為漢奸。福建巡撫徐繼佘寫了《瀛寰志略》一書,介紹英美等國情況,也被上上下下誣為漢奸。在近代歐美各國,我還沒聽說哪個人因為寫了一本客觀介紹別國情況的書,而被稱為"美奸"、"英奸"或是"意奸"的。這個問題反映了文化當中的一種惰性,這是中國改革者要特殊面對的一種壓力。這種惰性,使得制度創新除了要解決利益糾葛之外,還遇到巨大的道德阻力,結果難上加難,在很多時候幾乎不可能。

中國歷史上缺少妥協精神,而改革恰恰需要妥協

雷頤:我想,與制度創新相關聯的問題之一,還有妥協和暴力問題。英國的改革者或者說反抗者,與國王的博弈過程很值得思考。通常的情況是,他們沒有把國王殺掉,國王也並沒有把他們殺掉。當然,可能有這樣一種情況,雙方力量差不多,誰都打不過誰,那就通過談判達成協議。改革者的要求是,國王徵稅要經過我們同意。國王的要求是什麼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麼,雙方在維護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況下妥協。國王當然想徵稅越多越好,可是他讓步了,少征一點。改革這一邊,也妥協,也讓步,在減少徵稅的情況下,讓國王繼續統治,這樣就一點一點地取得進步,推進創新。我們歷史上缺少這種妥協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國也有雙方相持不下的時候,在這種形勢下,雙方腦子裏想的,還是要用暴力,把對方徹底消滅,誅滅九族。項羽進入秦首都咸陽,不但殺了無數人,還把阿房宮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當於72個故宮那麼大的豪華建築放火燒了。為什麼呢?表示徹底打倒你。曹雪芹感歎說:"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社會上可資利用的物質財富,就這樣一次又一次葬送在你死我活當中了。

馬立誠:改革恰恰需要妥協,利益相關方要互相讓步。這種妥協是一種智慧,是長遠眼光,同時也是大局意識。中國歷史上的教訓是什麼呢?喪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協,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協,都不讓步。改革者覺得積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時機,一定要畢其功於一役,不然就沒機會了。

雷頤:妥協的主導面是權勢者。因為在傳統中國歷史上,相對于強勢政府和龐大的守舊勢力,改革者往往是弱勢。比如清代立憲改革,立憲派主要是各地商會的力量。商會理所當然希望社會能夠穩定,所以他們提出的要求,與當時革命派相比,應當說是比較妥協的,還保留朝廷的位置,保留皇帝的位置嘛。但是朝廷不妥協,連溫和的要求也不接受。這是與英國不同的地方。再比如,康有為提出的改革,開始他只是提出來對行政機構做一些改革。因為當時建立了總理衙門等新的機構,傳統的鴻臚寺等都沒有用了。沒用的機構還養了大批官員,使得財政很緊張,但統治者還是不妥協。這怎麼辦呢?最後必然走到暴力的路上去。傳統的朝廷迷信暴力,覺得通過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壓下去。那麼,你對我使用暴力,我也謀劃暴力。秦朝的時候,張良只有一個人,也策劃暴力,弄一個大鐵錐,遠遠地朝秦始皇的車隊扔過去。暴力對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導致了歷史上很多動亂和悲劇。

馬立誠: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成功,貫穿了妥協精神。用柏楊的話說,換一下衣服嘛,沒有實質的利益損害。趙武靈王下個死命令不就成了?他不是這樣,而是親自跑到不願意改服裝的大臣家裏,苦口婆心勸說,嗓子都說啞了。大臣覺得君主都親自到我家裏來了,整天說服我,給足了面子,也就順水推舟同意了。做了這些工作,才把換衣服的事情推展開。換衣服還這麼難,可見改革的阻力有多大。清末統治者的眼光有毛病,對於利益的計算太短視了,付出的代價我們都看到了。從妥協的角度講,中國的改革,勢必是一個很長的過程,逐漸推進,在各方主動妥協或是不得不妥協的情勢下慢慢推進,積土成山。

拒絕改革,對維新派採用嚴厲的鎮壓手段,這是清政府走向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雷頤:討論中國歷史上的改革,還有一個時機把握問題。讀讀晚清史,就會瞭解到,由於傳統文化的影響,由於利益的糾葛,清廷一再延誤改革時機,結果被推翻了。拒絕改革,對維新派採用那麼嚴厲的鎮壓手段,這是清廷走向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廷把國事和家事攪到一起。國家發展大綱和愛新覺羅家族內部的母子關係、母子爭端攪在一起,這是利益糾葛,家族利益之爭比維新更重要。這些利益之爭,也是導致清廷對戊戌維新採取仇視態度的原因之一,結果是利益之爭耽誤大局,失去了改革的時機。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裏提到,搞改革必須有兩點,一是要有足夠的權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沒有辦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權威不夠,就得有足夠的補償,我剝奪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給你補償。當這兩點都沒有的時候,就麻煩了。光緒皇帝和康有為這兩點都沒有。從這裏看來,經濟條件比較好的時候,應該是改革的好時機。

馬立誠:北宋也是延誤改革時機。我在《歷史的拐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分析。范仲淹搞改革要裁撤冗官,結果那些人都跑到宋仁宗那裏去哭,說范仲淹派出的三人考察幹部小組是三隻可怕的老虎。仁宗耳朵根子太軟,結果是北宋喪失了改革的好時機,積貧積弱下去。再說清末,義和團失敗之後,慈禧逃亡,一點面子也沒有了,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想政治改革了,提出9年立憲。有一種說法,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斷送了中國的立憲進程,你覺得是不是這樣?

雷頤:不是這樣,實際是清王朝自己一再延誤時機,斷送了立憲的前途。關於9年時間是長還是短的問題,不能抽象地評判,要按照當時形勢來判斷時機問題,不是單純的時間概念。你剛才也說,恐怕不只清朝這樣,其他朝代也發生過把握改革時機的問題,這也是改革史寫作中應當注意的一個問題。你說這個問題很小嗎?深入分析,就會有大的收穫。

(馬立誠 雷頤)
(天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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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天益網》

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

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

郭沫若
人民日報 1950年



...
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

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

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麼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著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裏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呢?再請問,由於外蒙古的獨立,在蘇聯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麼?

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侖去監視公民投票的一位元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侖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了嗎?

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著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

今年四月,我們中國代表團到歐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的時候,外蒙古代表團的團長齊登巴而先生,曾經為我們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向我們致敬。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稱霸的時候,蒙古人民是寢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國做了東方的盟主,我們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請看看蒙古朋友們的這種坦白的風度吧。難道我們不應該有同樣坦白的氣概嗎?

--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京新華廣播電臺對全國的廣播詞》

議中共與藏人的和解

議和解之道

劉自立(北京)

中共願意和達賴喇嘛談判了。這個資訊意味著什麼?是不是前此中國和解智庫中人所說的與中共和解說,被這件事情證明為有希望、很正確呢?從中共的態勢看,究竟是強勢一方伸出橄欖枝,抑或是弱勢一方得道有助,正義取勝呢?誰又是強勢,誰又是弱勢呢?......這些問題的解析,會有助於解釋和解,究為何物;和解,是不是可能?和解,究竟是真命題,還是假命題。

首先,中共願意和達賴談----這個事情本身就是一種姿態,並無任何誠意----如果果然願意談判,席捲全國的"批判"語言何以還是大行其道呢?宣傳機器何以不做任何一點收斂而只是在英文媒體上朦朧宣示呢?停止妖魔化談判對手,是一個基本態度,願意談判的基本態度;比如,南北韓要是和談或者緩和,就有此類做法;中共內戰時期,毛要赴渝,大公報也是不再稱匪,等等。

第二,談判條件,取決於哪些真實背景和實際情形,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比如,中美談判,其中,華沙談判曠日持久,沒有結果;只是蘇聯所謂大兵壓境,中蘇戰爭一觸即發,傳柯西京甚至要佔領北京機場,才有周恩來和吉辛基來一個握手言和,以改變中國之處境為艱。前此臺灣馬英九說,解決問題(臺灣問題)要等待一個時機;時機不到,問題無法解決。他是指臺灣主權的認同問題----臺灣主權在國際認同上,有數種表述:中共表述,美國表述,臺灣之民、國兩黨之兩種表述,等等)。馬英九認為,如果國際局勢不出現任何相應變局,就要一直擱置主權,云云。(見其接受美國之音採訪。)

那麼,西藏問題,現在是不是已界國際背景成熟,國際勢力參與,藏漢兩種勢力,宛如前此中蘇美之較逐,出現類似中美和解之可能性呢?否。並未出現這樣的可能性;出現中共讓步的可能性,只是源於一個奧運的進行。奧運開會,是不是牽涉到整個國際政治的格局之改變呢?亦為否。奧運中的反對或者支持力量,只不過各自表述了他們傳統的普世價值觀和反普世價值觀----即,中國特色的政治價值觀。於是,並未出現世界格局整個演變的前提,存在于藏人和中共之間。中共也沒有必要改變他一以貫之的外交和內政政策。所以,出於一個臨時應變的需要,其答應談判的說法才應運而生,那僅僅是為了改變世界尤其是西方民主國家抵制之之需要。這個所謂的和解,其言之脆弱,其實之含混,卻是很清楚的事情。藏、共雙方,都沒有做好實質性的談判準備。中共之談,是不談;藏方之談,籌碼又在何處?只是訴諸於價值判斷嗎?至於達賴喇嘛圓寂後,藏文化是不是會像滿族文化一樣消失,取決於國際勢力的干預----國際勢力的干預,是不是要背棄中共市場?又是一個嚴重考量。

第三,談判是一種實力對比。上溯中蘇關係格局於六十年代末的改變,是基於中共內外交困的尷尬處境----是美國出於眼光短淺,救共、救毛於中美之間----這個美國打中共牌,確實起到了遏制蘇聯之作用。以後,雷根主義大勝蘇聯,不可說無中共之功。但是,從那時起,中美結交和往來,使得中共在實質上經濟起飛,政治強大,卻是事實。這個過程如何演進,還尚待觀察。於是,談判雙方的實力對比,現在,是不是滑向佔據西方主流媒體之優勢的達賴方面,抑或,中共採取應變策略,只是用談判拖住西方政治勢力和輿論壓力,以改變前此輿論的虧蝕狀態,以達到談而不判的朦朧效果,更是有待觀察之事。

四,西藏事務,將會在何種背景下,才能真正實現達賴喇嘛所言之真正自治,實現大藏區統合藏人的民族訴求----這個偌大的議題,今天,仍然無解----更不會因為現在好像要啟動的中藏談判,能夠一蹴而就;不但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就是指望來一個藏漢之間類似華沙談判那樣曠日持久之舉,也都並不現實。中共國家意志,能否受治於西方的有限壓力,而做出達賴方面滿意的承諾----我們說,根本無望。談判,只是一種姿態。重複而言,就如臺灣問題一樣,如果整個國際局勢不出現新的格局,西藏問題本不會根本改觀。所以,西藏問題的解決和臺灣問題的解決,幾乎應該是殊途同歸或者根本就無歸路之問題----也就是說,如果國際社會聽任中共政權在一系列問題上的現實主張,含,綏靖臺灣,拉攏國民黨,擱置其主權訴求,賴此形成臺灣永久不言主權----那麼,臺灣主權就永無界定之期。同理,如果國際綏靖勢力主導了整個局勢,中共施行實質和解于藏人和達賴的政策,也是不可想像的。那麼,西藏問題何以解決?通過什麼管道解決?中共又為什麼要解決之?給達賴一個藏區統合呢?根本就沒有這種可能性。

五,最後的可能性,來自人們一向所說,就是西藏問題之解決,取自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這個問題,既是國際間各種政治勢力應該深思以慮之課題,更是中國人自身,應該好自為之之責任。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藏,台,乃至整個中國大陸的相應政治課題,是不會得到任何解決的。中國大陸之政治問題如何解決,又不是一筆可以劃出的簡單路線圖。我們說,中共迫於所謂國際壓力,同意和達賴喇嘛談判一事,並不能證明和解時機已經出現。恰恰相反,這一輪所謂博弈和對峙,更加說明,中共政治的無可塑性和其倒退到毛時代的民族主義,無理性主義;其大面積憤青的叫囂行徑,使得"費厄潑賴"論,變得更加困難。加之歐美的經濟主義,遂使得中共可以在一步不退的情形下,化解和解之道,回到原點。這是一個雙方息事寧人的做法。這個做法,排除了事態發生以前的價值之爭,採取了無是非主義的政治態度。這樣一來,人權譴責和道義申訴,就隨著你好我和的潛規則遊戲狀態,重新展開。

六,這樣,和解于達賴的談判實質,其實,就是虛談,膺和,不爭論,不出聲。這個趨勢現在已經露出端倪。西方人士舉行的與其說是抵制京奧,不如說是爭取人權,而所有這些抗爭,就會隨著這個談判或者不談而判,抑或不判而談的姿態,被消解,被忘記甚至被斷送。正如我們看到的,在中國內地,中共一向以來秉承的掩飾,回避和曲解人權和民主之做法,會變得更加露骨和僵硬。在這樣一種氣氛裏,不要說和民主派對談,就是緣於西方壓力而與達賴喇嘛之談判,之和解,也會歸於子虛烏有的幻覺。一種不談判的狀態,現在讓位給虛以為蛇的"太極之道"----難道這種"不戰,而赫赫有功"之道,他們會不知道嗎?

七,於是,給出的結論是,無論是政治邏輯,還是政治現實,和解于茲的道路之前提,根本無望存在。那些努力救党于茲的人士,那些努力發現中共讓步之人士,那些主張黨不下臺,只是改革之人士,他們現在,在看過新一輪憤青表演後,會做何感想呢?不是自由派的群眾一呼而起,而是擁共機器人為虎作倀。這個事實表明,和解於茲的勢力,不單要說服中共黨內派別,還要說服,首先是說服親共憤青----這個任務可是艱巨!----我們的做法,根本不是討論任何和解,而是要設法爭奪這一代!這一代憤青!這一代所有的青年!但是,在這個極權主義教育體制的培養下,這個做法是否奏效,尚不好說。

從另一個層面分析,和解之道的優勢往往是取決於所謂強勢一方。曼德拉的抗爭,於德克勒克的有限憲政思維有關係,究竟是哪方做出妥協?----一如甘地和路德金面對西方憲政和言論自由----他們在其體制內的博弈,對於中國根本不適用,不實際。也就是說,如果政治強勢一方,其本身,本是無所皈依(法度和精神)的政治實體,反對派方又如何秉持一種而不是N種遊戲規則而從事呢?無規則談判和無規則遊戲,又如何可以進行下去呢?一貫以來,所言共黨黨內民主改革,其前提,究竟是其本身的黨章還是憲法呢?由意識形態約章規定的和解,究竟如何破除這個意識形態呢?破除之,是不是就違反了規則或者無規則呢?我們說,甘地並未破除英國憲法----是不是中國人可以秉承中共憲法實行抗爭呢?你如何對待馬列和毛的頭上之劍呢?你取消了毛之劍,又如何取消一黨之政呢?你取消一黨之政,難道還會有和解嗎?此1。

2,真相是和解之要。你法辦億萬富翁之貪污犯,何談寬容和和解之道呢?反之,你容忍這樣的竊國之盜嗎?我們說,這裏,法律制裁是高於任何精神因素的嚴格之道,而不是和解之道,或者乾脆拆濫汙。

3,在熱兵器時代,武裝到牙齒的政權,如何與你進行對等的談判呢?他們贊同達賴與之談判,是緣於國際壓力----那麼,國際壓力從來不會取消政權控制的統一市場----你們,或者我們,給予何種樣子的實惠於各國政府和跨國公司呢?民主價值和經濟利益的判別,如何取道于國際現實之局面呢?這些問題,是我們接續考慮達賴喇嘛和談之事的余緒,尚待細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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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



北京公開稱與達賴談做法罕見
--"藏奸愛國"需警惕

德國之聲


港媒關注:誰將代表中共高層與誰談什麼?抵制家樂福的愛國行動來得快去得快. 今天,北京奧運火炬傳遞在日本長野舉行,引起廣泛關注。在中國國內,北京昨天宣佈與達賴私人代表再次舉行會談,也引起密切關注。同時,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似有降溫趨勢,但中國官方仍相當緊張。

昨天下午,北京忽然宣佈將與達賴私人代表舉行會談。對此,今天的香港《明報》發表報導稱,北京這次公佈將與達賴代表接觸的做法堪稱罕見,因為歷史上雙方的 多次接觸都秘而不宣。報導寫道:"1979年開始,北京主要是通過中國駐印度使館與達賴接觸,曾4次允許達賴派代表回國考察。......2000年,52個國家代表參與的「第三屆西藏組織國際會議」在柏林召開,大會作出決議,「如果在未來3年內,不能促成與北京政府的談判,西藏自治的呼籲得不到實質性進展,與會成員國將承認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合法政府,並鼓勵西藏政府考慮它的獨立地位」,到了2002年9月,北京終恢復與達賴私人代表對話,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更以私人名義訪問北京、拉薩和老家宗喀達澤村等地。"

報導接著寫道:"值得注意的是,同是團派出身、被外界視為中共總書記嫡系的前統戰部長王兆國(現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人大副委員長),以及劉延東(現中共政治局委員兼國務委員),曾先後與達賴私人代表會面,劉延東更是長期直接負責與達賴方面的會談。因此,就算日後與達賴代表的會談由現任統戰部長杜青林主理,但相信兼管統戰事務的劉延東也掌握全部對談事務。"

中國的排外行動來得快,去得快

在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方面,香港《蘋果日報》本周發表署名文章認為,中國的排外行動來得快,去得快。文章寫道:"過去一星期,全國十多個大城市出現各種針對法國的抗議行動,其中以抵制法商的家樂福超級市場,最為矚目。......不過,憤青的熱鬧不可能持續,中國的「穩定」也經不起這種折騰,官方也擔心引火焚身,社會上積累的怨氣也可能被誘發出來,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因此,官方輿論近日率先變調。新華社及《人民日報》分別撰文,為這波「愛國激情」降溫。......事實上,曠日持久的反外運動,不僅可能脫軌失控,還會引發中國與西方社會的進一步對抗,不利北京所說的辦一場「歷史上最好的奧運會」。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並不願意開罪外國投資者,破壞來之不易的投資環境。"

《蘋果日報》本周還發表署名"李平"的文章稱,中國當局的京奧焦慮症越來越嚴重。文章寫道:"京奧焦慮症有三大病徵:其一,安全焦慮症。防範恐怖分子確有必要,但將範圍無限擴大,連在東莞辦個會展都不予批准,簡直是惶惶不可終日。其二,言論恐懼症。擔心民間的不同聲音影響京奧舉辦,因此嚴格審查網上言論,甚至將聲稱「要人權不要奧運」的楊春林和維權人士胡佳判囚。其三,經濟焦慮症。擔心京奧拉動的政治、經濟、社會等進步,其後會滑坡,因此寧願先煞車,結果令股市一蹶不振,直到民怨沸騰,又急急忙忙接連推出救市措施。令人慨歎: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文章最後寫道:"要治療京奧焦慮症,一來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二來有必要在高官和激進民族主義者之中再進行一場奧運的育,別看他們口口聲聲反對奧運政治化,但正是他們令奧運這場體育盛事,過多地被當作政治表演、刺激經濟、融合社會的手段,遠遠脫離了它所能夠承擔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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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德国之声》

三個癌症村的死亡日記

三個癌症村的死亡日記
--在工業園區裂變帶來的汚染侵蝕下,中國東部濱海經濟活躍地帶部分村莊被迫付出痛苦代價

日期:[2007年11月5日]
版次:[AA11]
版名:[特別報導]




  江蘇鹽城楊集鄉東興村村民展示近幾年村中記錄的癌症死亡者的名單,這個村僅2000年-2005年便有近百人得了癌症,從2001年以來,因癌症去世的已達80多人,目前數字仍在不斷增加中。

  7月17日,江蘇鹽城楊集鄉東興村,54歲、患食道癌的郭義井站在自家門前。

  2007年5月,國土資源部公佈了一個驚人的資料―――中國受汚染的耕地約1.5億畝,形勢嚴峻。而自1997年以來,癌症成為中國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萬人死於癌症。

  《中國癌症預防與控制規劃綱要》透露,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癌症發病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趨勢,至90年代的20年間,癌症死亡率上升29.42%.2000年癌症發病人數約180萬-200萬,死亡140萬-150萬。

  2007年4月19日,浙江省蕭山市南陽鎮塢裏村村民韋東英寫下村裏一位得癌症的26歲年輕人的症狀。從2003年12月29日開始,她開始了長達4年的“環保日記”寫作。在她的日記裏,記錄了塢裏村遭受的環境汚染侵襲,在惡臭氣味和汚水包圍的日子裏,一個個村民因患癌症死去。

  “陳阿龍77歲 食道癌
  胡登恥71歲 胃癌
  沈秀英57歲 乳腺癌
  莫水珍49歲 胰腺癌
  馮亞華35歲 血癌……”

  韋東英日記本上記錄的死亡村民的名字越來越多,死者死亡的年齡越來越小。“應該是72人了吧,如果加上今年1月死去的朱少萍的妻子。”韋東英說,那是一個48歲的女人,乳腺癌不治。

  中國東部沿海一條上千公里的狹長經濟活躍帶從浙江沿海起始,穿過上海、江蘇、山東,連接京津渤海灣的另一個經濟活躍區域。這是中國東部濱海的低地地帶,類似於穿越西班牙、法國、比利時,最後到達丹麥、德國的歐洲西部濱海低地,是所在的大陸觸摸海洋的手掌。

  中國的濱海低地創造著神奇的經濟總量的同時也在創造著另一個令人擔憂的事實。就在韋東英村莊的周圍,至少還有黨灣鎮新前村等村莊遭受著同樣的危險。

  從這裏出發北上,經過無錫市廣豐村,常州市新北區,阜寧縣洋橋村、東興村,安徽省宿州市楊莊鄉張莊村,山東省肥城市肖家店村、陽谷縣西關村、邵樓村、西漢莊村、國莊村,天津市西堤頭鎮西堤頭村、劉快莊村。這些經濟活躍帶上的村莊,都在面臨著同樣的危險和痛苦,那就是癌症。

  “癌症村”的他們

  一顆顆“環境化學定時炸彈”開始爆炸了。中國地質科學院現代生態環境地質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過多個“癌症村”

  雨越下越大了,韋東英不時朝外張望著,她牽掛著在錢塘江裏打漁的丈夫邵關通。

  2000年以來,韋氏夫妻從江裏打到的魚逐年減少。“你看,昨天才那麼幾條。”韋東英編著一頂花傘,院子裏一條破船上的艙裏臥著七八條一尺來長的魚兒,那是他們2007年夏季一天的收穫。

  邵關通終於從江裏回來了,他冒著暴雨打的魚將被賣給外面的飯店。他收拾著漁具,向妻子嘟囔著收穫更少了,“這魚少,有毒,還不能吃”,有的魚已經基本絕種,比如鰣魚。

  相距千里的江蘇省阜甯縣楊集鎮東興村,段德桂等村民在村裏自2001年以來因癌症死去80多人後,將村旁的巨龍化工廠告到江蘇鹽城法院。導致官司敗訴的因素是他們從村裏取的水樣送到上海化驗的結果不被法院采信。“一定是化工廠汚染了村裏的水,莊稼都是有毒的。”段德桂等人在敗訴後,又上訴到江蘇省高級法院,他們仍然要求法院對化工廠作出賠償並搬遷的裁決。“我們需要證據,但我們卻不知怎麼取證,從哪里找。”

  中國地質科學院現代生態環境地質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過多個與東興村相似的“癌症村”,努力找出“病根”。“有一次,我跟央視經濟半小時去山東省肥城市安駕莊鎮肖家店村,那裏的情況也很嚴重。”林教授等人在肖家店村喝了那裏的水,“不能喝了,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被汚染了。”促使他們前往那個村莊的原因是,近年來,這個村莊有40余人死於癌症,也是一個典型的“癌症村”。

  讓邵關通忿忿不平的,不只是江裏的魚少又絕了種,他端過韋東英遞過來的飯碗正要吃的時候,一股刺鼻的氣味從門口飄了進來,屋裏的人忍不住噁心起來。“每天都是這種味道,到了晚上,都睡不著覺。”邵家的房前屋後不遠處遍佈著數十家化工廠,“2003年12月29日,老邵打電話到市環保局投訴無法生活了,接電話的人讓找南陽鎮,推來推去。”韋東英說,從那天開始,她開始了長達4年的“環保日記”寫作。

  更多的化工廠在東興村周邊擴建著,就在這之後,段德桂的鄉親又至少有6人在癌症中死去。在第一次的官司失敗後,大多數村民選擇了忍耐,只有段德桂等少數幾人堅持上訴。他為此借了數萬元的外債。

  林景星教授去過肖家店村後,山東省、肥城市有關部門對肖家店村突然關心起來。“現在還有18個癌症病人在縣城醫院裏。”現任村支部書記杜先富神秘地說,這是他托了關係,讓上面來村裏普查,並免費給村民治療的。

  “前不久,陝西龍嶺村民來電話,又有兩人得癌症死了。”林教授帶著學生研究了半年龍嶺村的水、土壤、地質、莊稼,他感覺觸摸到了“病根”。“我給這種情況取了個名字,叫生態環境地質病。”

  是的,一顆顆“環境化學定時炸彈”開始爆炸了。

  化工廠來了,魚米之鄉遠去

  村莊在一點點被蠶食著。就在邵關通收穫的魚一天天減少時,錢塘江兩岸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地區之一。

  “2003年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的丈夫在錢塘江邊捕鰻魚,我去接他,回來經過江城橋,看見汙水處理廠的汚水未經處理就往內河裏排放……”

  韋東英的“環保日記”開始了,她沒想到,她這個識不了多少字的農婦從此跟村子周圍的化工園區發生了關係。“老邵說,你要是憋得慌,就寫下來吧。”老邵不識字,“我如果識字,早就把這些化工廠告了。”老邵說。

  “2003年臘月三十,今天除夕,按照這裏的風俗,過年是歡天喜地的日子,而我們卻在為航峰鍍鋅廠老闆翁建坤送來的兩千元而惱怒。”韋東英在第二天的環保日記中寫道。

  翁建坤送錢來是要邵關通夫妻幫幫忙,讓他的廠子能夠順利開工。“他這個廠剛建時,我們村民問過有無汚染,村幹部說是五金廠,建好了搖身一變卻成了鍍鋅廠,我們都去制止他生產。”韋東英最終沒有收下翁老闆的兩千元錢。

  千里之外的江蘇北部,一個韋東英素不相識的村子裏,段德桂等村民遭遇著相同的煩惱。“2000年4月,巨龍化工廠開建,是生產農藥、除草劑等,對農作物和人身體影響最大。”段德桂說,村支書招商引資從鄰近的建湖縣找來的有錢的老闆,希望通過這個廠子能給貧困的村莊帶來致富的希望。

  村民的反對聲音在村支書的說服中弱了下來,巨龍建成,黑水流出,村四周的河流一條條髒了起來。

  肖家店村看上去還是山東省中部一個秀美的村莊,大汶河就在它的南側靜靜流淌著,村民依靠大汶河水和撈取河沙,日子過得有滋有味。“村周圍也沒有化工廠啊,可是,有一天,水卻開始臭了。”一位村民說。

  林景星在看過肖家店村的地形後發現,該村三面鄰三條河流,地勢低窪,懷疑是河水倒灌,侵蝕了村莊的飲用水系統。

  “大汶河的上游是泰安、萊蕪,那裏的化工廠是很多的。”杜先富在許多村民相繼因癌症死去後,將焦點鎖定了百公里之外的工業區。

  韋東英未能成功阻止鍍鋅廠的開工,這已經不是她的第一次失敗。“村裏最早的化工廠建於1992年,叫赭山化工廠,如今名字已經不存在了。”韋東英記憶中的魚米之鄉漸漸遠去,這位來自江西鄉下的女人,因戀上這裏的風景嫁給了漁民邵關通。

  一個兩個的化工廠逐步擴大為十個二十個,村莊在一點點被蠶食著。化工廠變成了化工園區,一個園區又裂變為多個園區。就在韋東英的日記本寫完一本又換了一本時,錢塘江南岸,人間天堂杭州的側旁,一個綿延上百公里的化工園區形成了。

  段德桂在那個典型的蘇北村莊裏,眼瞅著田裏的莊稼一年不如一年,他起初在巨龍化工廠的邊上開了個小店,希望到廠裏上班、購銷的人能光顧他的生意。“可是,有一天,我發現咳嗽多了。”他病了,氣管炎,“說話費力氣”,這個61歲的老人關了小店,搬回村裏。

  不久,那個把巨龍化工廠引進到村裏的村支書得了癌症死去。“自己把自己害死了”,村民們說。

  儘管如此,正有更多的蘇北地方官員跑到蘇南、浙江,央求那裏的工廠賞臉,他們已經準備了土地、開通了道路,甚至為前來投資開工廠的老闆擺平了不滿的群眾。

  “看吧,再過幾年,這裏,還有那裏,將是看不到頭的工廠。”阜甯縣一位官員站在巨龍東進村不遠的一個鎮辦工業園區,這樣介紹說。這時,滿身怨氣的段德桂的表弟,正帶人察看被化工廠熏死的稻穀。

  一條從南到北的化工園區地帶正在東部的沿海低地形成。杜先富推測的大汶河上游的化工園區並不是這條帶子的末尾。

  韋東英日記本中的化工廠名單一天天變長著。就在邵關通收穫的魚一天天減少時,錢塘江兩岸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地區之一。

  骯髒的水,“很嗆的異味”

  巨龍化工廠投產半年後,東興村四周的河道裏的魚蝦蕩然無存了。“我們昧良心啊,田裏打的稻米自己不吃,賣到外面去”

  “我從胡阿條媳婦那裏借來照相機,到南陽開發區的汚染廠排汚口拍照,往江城路這裏到大展生化旁的溝裏,有紅色的汚水往溝裏排。凱星、科本(化工廠名字,記者注)都往溝裏排。”2004年3月31日,韋東英寫道。從這天開始,老邵和韋東英夫妻為了記錄化工廠排汙,開始了拍照。後來,一位元前來採訪的記者贊助了他們一台傻瓜相機。

  “早晨,我在錢塘江邊的排汚口看到了死魚浮在汚水中,就打電話叫葛建華拿照相機把當時的情況拍了下來。晚上,漁民戴金海和蔡本剛一起到錢塘江裏去捕魚,漁網剛剛放好,看見三號壩頭的排汚口在大量排汚水。把整條江染成了紅色,還看見小白點子在水面上浮動。”

  這是2003年7月15日韋東英的日記,第二天,她家的自來水變成了黃色,兒子只好借用胡阿條家的井水洗澡。

  蘇北平原的村圩子也開始發出了“很嗆的異味”,巨龍化工廠投產半年後,東興村四周的河道裏魚蝦蕩然無存了。“那時,化工廠附近有個浴室,將河水燒熱使用,不少村民洗過後渾身發癢、頭暈,還有人當即昏倒在浴池中。”段德桂的咳嗽變得嚴重了,“村子裏有十來個人在廠子裏打工,有一個人死掉了,因為化工原料洩漏。”後來,大多數人逃離了工廠,不再去做工。

  劉文達在巨龍化工廠不遠處承包了一個7畝多的魚塘。化工廠牆後一條小小的排水溝將汚水運到魚塘裏。“三千多斤半成魚死光了。差不多要破產了。”

  “我們昧良心啊,田裏打的稻米自己不吃,賣到外面去,再買外地的米吃。”段德桂想起一件往事,一個糧販子用極低的價格把東興村附近幾個村子的稻米收購後,轉賣到幾百裏外的揚州市,被當地的工商局查出是重金屬嚴重超標的有毒大米。

  林景星教授來到山東肖家店村時,看到了一組當地環保部門拍攝的照片,那是2001-2004年上游工廠向汶河排放汚水的畫面。他們也在肖家店村拍攝到了遭汚染的大汶河情景。河水散發著一股刺鼻的臭味,水面已經變成了黃褐色,上面還漂浮著一層油膩膩的泡沫。

  “晚上水很臭,在河邊住的晚上都不敢開門。原來這個大汶河的水,魚也好,現在水成醬油色了,河裏魚都沒有了。”肖家店村民說,一澆地,莊稼都藥死了,莊稼都受不了,就別說人喝了。

  就是這樣的水,環繞在肖家店村周圍。儘管又臭又髒,但卻是村裏唯一的灌溉水源。

  韋東英一年比一年擔心錢塘江,她每篇的日記中都要提到錢塘江的排汚口。“我到江邊收魚,看見江面排放的汚水有綠色的漂浮物,我叫漁民鄭一民把綠色的漂浮物用瓶子裝好。用照相機也把當時的情景拍了下來。”

  韋東英坐不住了,她取了家中的自來水水樣,到市里找人檢測。“檢測站的人很小心地說千萬不要說出去是他們檢測的。”幾天後,檢測的人給她發來一個手機短信,水樣PH值6.28,偏酸。

  2006年,蕭山市環保局的監測報告顯示,南陽化工園區每天向錢塘江排放的汚水達2000多噸。

  蘇北東興村的情況愈發不妙,與巨龍化工廠對門的東興小學生最先採取了行動。“孩子們在那裏受不了啊,頭暈得上不成課。”於是,孩子們一個個退學了,家長們每月花60元錢送孩子到幾公里外的村去讀書,200多學生的小學校從2003年開始,便沒有了朗朗書聲。

  山東肖家店村的村民從1985年前後就看著大汶河開始變黃,那是山東鄉鎮企業高度發展的黃金時代。“20多年了,就沒見這條河好轉過。”

  2004年,村裏打了一眼200多米深的水井,借此躲開大汶河從百里之外沖來的有毒之水。

  不斷增加的死亡名單

  蘇北東興村於2001年開始遭遇與塢裏村同樣的不幸。“以前二組是368人,現在還有241人,除去外遷的,就是死於癌症的”

  韋東英所在的浙江省蕭山市南陽鎮塢裏村第一個死於癌症的是邵關通的二哥,那可以追溯到1995年。“去年就埋掉8個人了,都是癌症。乳腺癌、食道癌、肝癌、肺癌、胰腺癌等是高發的。”韋東英記錄著,邵關通的姨父是去年死於食道癌的。

  蘇北東興村在2001年開始遭遇與塢裏村同樣的不幸。“第一個死的叫戴玟,接下來是劉其洋,都是50來歲,還沒到老的年齡啊。”段德桂也不能斷藥,雖然外債欠了不少,可他還是想法湊出保命的藥錢。

  東興村民以2000-2005年為時間段對當地癌症患者(已死亡及倖存者)進行了統計。其中,包括死亡及倖存者在內的癌症患者共99人,呈逐年遞增趨勢。食道癌48人,約占48%,肺癌18人,占18%,肝癌14人,胃癌13人,其他為腸癌等癌症。

  林景星在山東肖家店村碰到一個叫肖平(音)的人,她的臉上掛滿了哀傷。一年前的4月,她的丈夫突然因食道癌死掉了,年齡只有29歲。丈夫的死才是噩夢的開始,不久,她的公婆也因食道癌先後辭世。在短短3年之內,一個五口之家卻只剩下了孤兒寡母―――肖平和她的孩子。一個熱鬧的大家庭變得空蕩蕩。“晚上想起都出汗,太可怕了。”這位可憐的寡婦說。

  江蘇省阜甯縣楊集鎮東興村54歲的郭義井剛從鹽城市醫院回來。“花了4萬多塊錢做了手術,農村合作醫療報銷了3800元。”他是2003年就得上癌症的,“開了三個刀口,胃被移到了身體上部,變小了,一天要吃6頓飯。”

  他的家在村子北部,“早上散步不敢往東邊走,氣味太難聞。”他擔心著,說不定哪天,自己就成為村子裏死於癌症的下一個。

  郭義井擔任過東興村二組的組長,“以前二組是368人,現在還有241人,除去外遷的,就是死於癌症的,村裏的總人口是下降的。”

  這個不幸的蘇北村莊,40-50歲之間的村民正成為被癌症擊中的主力,除此之外,還有不少於10人偏癱不起。

  山東肖家店村支書杜先富忙著他個人的生意,已經不願多談及村裏的癌症。“上頭來查過多次了,該免費治療的也在治著。”村民們也與村支書保持高度一致,“別再說我們村有癌症了,男孩子討不到老婆,女孩子嫁不出去,那可咋辦?”

  艱難的較量

  當韋東英的證據照片累積到5斤多重時,南陽化工園區還沒有搬遷的跡象。她得到的答復是:南陽的環境監測在2006年已達標,化工園不用搬遷

  因為記“環保日記”,韋東英成了蕭山的名人,她更是蕭山環保局的熟客。

  她和丈夫已經花去兩萬多元,為了拍照片取證,為了一遍遍租車往錢塘江上的排汚口跑。“六工段、二工段、四工段,都是排汙嚴重的口子。”她提起幾個排汚口如數家珍,可如果跑上一趟,沿著彎曲的錢塘江大堤,那可是數十公里遠的路程。

  她憂心的已經不止是塢裏一個村莊,而是錢塘江南岸下游百多公里的化工產業帶危及的百萬群眾的生命。

  2002年3月,一封由許寶濤、劉玉華、朱友才、舒其昌等10余名黨員代表,王保學、夏正榮、劉啟江等20余名群眾代表聯名的信件,從蘇北東興村出發,寄往阜寧縣、鹽城市等有關主管部門和領導。

  但是,這些信件如泥牛入海,一點回音都沒有。隨後,300多村民寫下聯名信,按下鮮紅的手印。“有點像(當年的)小崗村那麼悲壯。”舒其昌說。

  再一次,悲壯的聯名信遭遇了冷遇,東興村民的舉動在阜寧、鹽城等部門領導那裏,被看成了“社會渣滓”的鬧劇。

  山東省肥城市肖家店村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後,村民們害怕了。他們多次將情況反映到市里。“上面也派了專家調查,專家們都認為是大汶河汚染造成的。”杜先富說。

  可是,肥城市有關部門卻對此表示為難,除了對受疾病困擾的百姓表示下同情之外,對大汶河上游的汚染工廠卻表現得絲毫沒有辦法,因為那裏為泰安、萊蕪等市地界,已經超出了他們的管轄範圍。

  不知從何時開始,韋東英給市、省、國家環保總局寫起了信。“剛開始給蕭山市環保局打電話,他們總說給處理卻總不見人來。”直到2004年末,韋東英的努力終於有了“成果”。南陽化工園成了“杭州市環境汚染重點監管區”,蕭山環保局也開始對南陽化工園進行一系列的整頓。杭州本地媒體報導稱“2007年底,南陽化工園將全部搬遷”。

  被稱為“社會渣滓”的蘇北東興村民在所有的投書無果之後,2006年9月18日,以段德桂為首的369名群眾決定起訴巨龍化工廠,索賠73萬餘元。

  此前,他們曾將巨龍廠告到縣法院一次,但那次起訴被鎮領導調解,由化工廠給全村村民每人每年70元的補助。

  2007年5月10日,鹽城市法院駁回了東興村民的起訴,段德桂等人遭受到致命一擊。“這次訴訟花了八九萬元。”對於抱病在身的段德桂來說,一場官司近乎傾家蕩產。

  肖家店村最終依靠山東肥城市的支持,從鎮裏接通了自來水。

  當韋東英的證據照片累積到5斤多重時,南陽化工園區還沒有搬遷的跡象。她給蕭山市、浙江省兩級環保局打去電話諮詢,得到的答復是:南陽的環境監測在2006年已達標,化工園不用搬遷。

  “達標了?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工廠仍然在往錢塘江排汚水?聞聞這氣味,這叫達標?”說話間,一股怪味襲擊而來。

  邵關通喊來一輛麵包車,急急忙忙往錢塘江大堤趕去。站在大堤上,往遠處望去,無邊無際的化工園區正籠罩在深黃色的濃霧之中。邵的家,就在濃霧之下,他的妻子韋東英,正在那裏為上中學的兒子準備中飯。

  “水是第一危險”

  江蘇省環境監測中心的黃衛專門做過水汚染與腫瘤綜合關係的研究。在黃衛的一篇論文中透露,中國多條河流流域的癌症高發與水汚染有關。

  韋東英有一個資料,塢裏村的惡性腫瘤發病率比浙江省平均發病率的0.192%高出十幾倍。

  雖然環保局說化工園區達標了,但她堅持認為工廠的汚水還是沒有處理。“村裏有人拿井水水樣到上海檢測,得到的結果是有致癌物。”韋東英說,塢裏村人到市里告狀,信訪辦的人說,千萬別把那個結果公佈出來,天下要大亂的。

  蘇北的段德桂仍然在為他的官司奔走著,他沒法取到證據。“我不知該怎麼辦,又不懂科學。”

  中國東部沿海一條狹長的經濟帶從韋東英的村莊穿過,也穿過了段德桂的村莊,穿過了杜先富的村莊。這些經濟活躍帶上的村莊,都在面臨著同樣的危險和痛苦,那就是癌症。

  林景星試圖幫助這些村莊的人們找出病根。“水是第一危險,我們一天到晚離不開水。”他在肖家店村喝過那一碗說不清道不明味道的水之後,感觸頗深。“但如想拿到證據卻很難,科學家不能隨便張口說話,要有品質認證,要有國家兩個實驗室的章,打官司才能行。”林教授花了3年時間,用去了10萬元經費,才對陝西龍嶺一個村莊的癌症問題作出結論。

  段德桂想打贏官司,將汚染的化工廠趕走,如林教授的做法,談何容易。

  林景星曾將肖家店村的土壤、蔬菜以及毛髮帶到實驗室檢測,結論是檢測物均不同程度受到劇毒元素的汚染。其中,菠菜的鎘含量超標達到9倍,鉻含量超標12倍;河水檢測出的錳超標57倍,錳過量正是致癌的原因之一。

  “其中超標比較厲害的就是鎘,鎘是一個劇毒元素,超標會引起各種各樣癌症,比如說腸胃癌、食道癌,還有肝癌。”

  通過研究,林景星似乎看到了這樣一個汚染傳播途徑:水質受到汚染-導致土壤汚染-土壤汚染又直接使蔬菜等食品汚染,最後,人攝取食物而使致癌劇毒物進入人體。

  早在2001年,林景星便將他的發現命名為“生態環境地質病”。

  江蘇省的多位專家也進行過類似的研究。國家環保總局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的張勝田等人曾研究過一次稻田汚染事故。結果發現,灌溉了沿河企業汚染過的河水的稻田,因酸性太強的水殃及禾苗,對其發育造成嚴重影響。

  江蘇省環境監測中心的黃衛專門做過水汚染與腫瘤綜合關係的研究。她的研究表明環境生物效應種類繁多,如工業廢水、生活汚水及農業汚水大量排放,改變了水體的物理、化學和生物條件,使魚類受害,數量減少,甚至滅絕。而汚染則可引起染色體突變、機體畸變和癌症發病率上升。黃衛的一篇論文中透露,中國多條河流流域的癌症高發與水汚染有關。

  “鎘、鉛、砷、汞等,不同的工廠排放的汚染物是不一樣的。這些都是引發疾病的元素。”林景星說,這就是病根。他想對多個地區做相同的調查,“技術不是問題,但受經費制約,不可能開展太多研究。”

  這是一個困局,受到癌症等疾病侵襲的村民難以找到辯贏工廠老闆、政府官員的證據,而掌握著這把鑰匙的科學家,卻受困於狹小的實驗室之內。

  專題統籌:本報首席記者 南香紅
  本報記者 喻塵
  采寫:本報特派記者 喻塵
  攝影:本報特派記者 韓一鳴

滾滾黑水向東流化工園鎖鏈剿殺中國海

滾滾黑水向東流化工園鎖鏈剿殺中國海
--以國內汚染最嚴重的渤海海域為代表的中國近海生態環境已接近崩潰邊緣

日期:[2007年11月2日]
版次:[AA11]
版名:[特別報導]

  海洋正在死去。中國的海岸線,正在變成一個巨大的排汚現場。魚兒越來越少,魚苗難以長大,海水日漸渾濁,連空氣也變得難以忍受,曾經富裕、熱鬧的海邊開始成為不宜居住之地。逃離海岸線的故事正在蘇北至山東的若干個海邊小鎮上演,離開海岸線的情緒不知何時從北向南蔓延。當汚水經過成百上千的江河匯流入海後,通過沿海鹽場曬制的海鹽,有毒的汚染物又迴圈到人們的餐桌上。大海,正在變成危險的地方。

  7月19日,山東濱州,渤海灣。幾個撿海貝的漁民正在休息。遠處是工業區的煙囪。

  江蘇一個海邊村莊,正在清理枯萎禾苗的農民和田間水渠裏的死魚,農田旁便是導致水域汚染的化工廠。

  魚兒哪去了

  渤海灣的天下魚倉已經快要顆粒無收,“多少魚都被嗆死了,沒了魚,人也快死了”

  2007年7月3日,53歲的徐法海將60萬尾牙鮃魚苗放入渤海灣。這已是人稱“全國義務增殖放流第一人”的山東省招遠市渤海養殖育苗場場長徐法海的第三次義務放流。

  此前,徐法海已經放流過80萬尾牙鮃魚和3668萬隻海蜇苗。

  這個月,北京一家大連金石灘海鮮店的採購員王書全比往常苦惱許多。“顧客們都說蝦味道不好,魚也沒以前好吃。”他所在飯店的貨源大部分來自遼寧大連海濱的養殖場。

  王書全按照老闆的吩咐尋遍京城幾大海鮮市場,試圖找到合乎顧客口味的海貨。“全是養殖的,現在哪里還有真正海裏的?”幾天下來,他並沒有尋找到稱心的貨源,“從天津、山東、大連來的海貨供應不如往年多,可挑選的餘地不大。”

  “現在連魚子魚孫們都撈起吃了,大的魚幾乎看不見,如此下去,子孫後代們的飯碗怎麼辦?”靠海為生的徐法海前幾年的生意並不差,積累了幾千萬元的資產,“可是,大海不像以往那麼富有了。”渤海灣的天下魚倉已經快要顆粒無收了。

  山東省壽光市羊角漁港的河汊子裏停泊了更多的漁船,這個號稱渤海第一漁港的小鎮大街上刮著咸咸的海風,懸掛了國旗的數百條漁船是這裏的風景,擠滿了不寬的小清河河道。“市場快停了,沒有魚,還要這個渤海第一漁業市場幹什麼?”漁民王大有舉著沉重的鐵錘,重重地敲打甲板上的鉚釘。

  招遠市和壽光市分別在萊州灣的東西兩側,徐法海放流的海鮮苗或許能夠到達這裏。“可是,那些苗能長大嗎?”王大有聽到這個消息後說。如果能,那些苗按照徐法海的計算,將為這裏的漁民帶來價值3700多萬元的收入。

  2007年6月13日,山東省海洋漁業廳發佈消息,山東省海域的汚染區域主要分佈在渤海灣南部、萊州灣和膠州灣局部海域。主要汚染物為無機氮、活性磷酸鹽和石油類。

  這是漁民擔心魚苗可能長不大的原因。“多少魚都被嗆死了,沒了魚,人也快死了。”山東省海洋漁業廳的監測顯示,萊州灣、膠州灣和渤海灣南部的黃河口等重點海域局部汚染依然較重。汚染海域主要集中分佈在渤海灣及萊州灣的近岸港口、黃河、小清河、章衛新河等入海口和沿海企業排汚入海口等周圍海域。

  上游來的黑水

  “髒死了,河南、山東、安徽、江蘇四個省份的汚水,大部分流經這裏入海”

  “有一次,我帶著人去上游辛集鎮關閘,差點把一個姓楊的主任扔到河裏。”黑矮又壯實的侯寶友提起去年的一次衝突,激動起來,“他們逼得我們活不下去了。”侯是山東省無棣縣埕口鎮水溝村的村委會副主任,靠打漁為生。

  水溝村就在漳衛新河的入海口,一村2000多口人靠著大海為生。“1995年以前,這條河的水可以飲用,現在,連莊稼都不敢喝,鴨鵝碰上就死。”侯寶友說,從海裏打上來的魚,“一抖鱗全掉了,撈上來魚就是死的。”“漁網在海裏放下去,收網時沉得拉不動。”不是魚多得讓漁網如此沉重,而是黑乎乎的油汚和雜物掛滿了漁網,白色的網線一下就變成了黑色。

  一位信姓村民為遠道而來的客人燒了一條剛從海裏打上來的鱸魚,客人夾一塊魚肉送到嘴裏,撲鼻而來的卻是一股濃烈的柴油味。

  無棣縣有兩條長約70公里的貝殼堤,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貝殼堤,是鳥類遷徙中轉站和越冬、棲息、繁衍地,也是研究黃河變遷、海岸線變化、貝殼堤島形成等環境演變以及濕地類型的重要基地,在我國海洋地質、生物多樣性和濕地類型研究中地位極其重要。

  可是,汚染讓貝殼停止了生長,貝殼堤名存實亡。

  這幾年來,這個山東省濱州市最早的小康村人均收入一下子從一萬多元直線下降為兩千來元。

  無棣縣小泊頭水質監測站一次對漳衛新河入海口水質監測顯示,COD(化學需氧量)含量達到159毫克/升,幾乎是五類水質的4倍,屬重度汚染;水中的溶解氧多年一直為0,水中生物喪失了生存條件。

  根據國家環保總局調查,漳衛新河汚染主要來自河南、河北和山東的部分城市。其中省外的汚染占82%左右。山東省內臨清、德州兩市的汚染占18%.

  不少山東地方官員和群眾表示,漳衛新河的汚染問題一直未得到有效解決,主要原因是其“跨越幾省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在沿海幾大著名河流的入海口成了共性。

  去年夏天,侯寶友帶了幾十個村民,來到漳衛新河上游幾十公里處的河北省黃驊市辛集鎮,要求關掉辛集閘。漳衛新河上的這道水閘正好將山東河北兩省分開。侯寶友帶著隊伍沖到了辛集閘,“他們喊來了員警,我們什麼都顧不上了,不關閘,我們就沒法活。”

  侯寶友與護閘的河北一方差點動了手,但閘還是沒有關掉。“沒辦法,我只好帶著18條漁船到江蘇連雲港、鹽城等海域打漁。”

  “我們還打不到魚呢,他們來,也不行。”2007年7月15日,江蘇省連雲港市燕尾漁港,漁民單海兵正在和幾個漁老闆閑在海邊的一間小房子裏。狹小的空間彌漫著男人的汗味,大海的鹹味。4個人在打牌,另幾個人喝著啤酒。黃海就在這間屋子的東面十幾米處。百多艘鐵皮的船停靠在一個狹窄的港灣裏,一掛鞭炮急急響過,一隻船形只影單地向大海深處駛去。

  “去幹什麼,去幹什麼,又打不到魚。”單海兵喝了一口啤酒,沖著海嚷了一句。雖然休漁了,但總有大膽的漁船沖過海禁線。他比劃著說,“能打到些蝦皮就不錯了。”

  燕尾港比起水溝村更好不到哪里。單海兵的腳下是灌河、沭河、黃河古道等五條大河的入海口,夏季豐水季節,西南望去,一條條大河張開了嘴巴,綿延幾十公里的入海口水面與大海連在一起。

  “髒死了,河南、山東、安徽、江蘇四個省份的汚水,大部分流經這裏入海。”單海兵和侯寶友一樣抱怨,“以前,我一條船能收入四五萬元,現在只有幾千元,魚蝦是一點都打不到,只能搞些蝦皮。”

  在燕尾漁港裏開著一間小店的陳老闆,向客人回憶著他和這個漁港的輝煌過去。“每天都能發六七輛車到天津港,裝船後運到韓國、日本。”他念叨著,如果在10年前,日本的小橋君和韓國的朴先生這個季節就要給他打來電話,“那時打上來最多的是螃蟹、對蝦,每個船都一天能打七八百斤。”對蝦七八角一斤,後來漲到兩三元,再後來十多元,一路漲上來,如今的對蝦價格已達幾百元。

  有價無貨,去年,整個燕尾港出產的對蝦不到200斤。

  逃離海岸線

  不走,連人也快活不成了。蘇北的海濱村鎮的居民普遍面臨著這樣的苦惱,“我們怎麼辦?家園就這樣拋棄嗎?”

  水溝村的漁民洗去腿上的汚水,準備上岸。

  “到外面打工去,大海是靠不住了。”侯寶友說。曾經熱鬧的漁村荒涼了,離開海岸線的情緒不知何時從北向南蔓延,還是何時從南向北由海風飄送過來。水溝村裏看不到了收購海鮮的外地客商,本地船家請來的上千幫工,甚至在此居住多年的住戶也正逆著大海的方向,搬到了無棣城裏。

  “走的都是有錢人,我們這些沒錢的,還得守著髒了的大海拼。”信家老人說,“反正,以前這個村子就是天南海北的漁夫們湊起來的,散了就散了吧。”

  這種悲涼的逃離情緒同樣體現在江蘇燕尾港。2007年7月14日,燕尾港居民王文斌開車路過燕尾港中學,往大門裏探了下頭。他的兒子在這所學校讀書。“下學期肯定在這裏讀不成了”,他看到教學樓已經拆去,校園變成了一座廢墟,磚瓦遍地。“原來這所學校加上小學有六七百學生,全鎮的孩子都在這裏讀書。”

  出學校大門不遠,就是時而巨浪翻天時而平靜如鏡的黃海,海的腥味穿過了高高的蘆葦蕩,幾隻海鳥啞著嗓子,在廢墟上撲棱著翅膀。

  “今年以來,有學生反映上課時頭暈,很多孩子都住院了。”王文斌家的孩子也住了院,醫生的檢查結果是吸入了過多有毒氣體。

  就在臨近2007年暑假時,學校通知學生,一律轉往距此地十多公里遠的灌西農場學校,所有的老師也得轉過去。

  “接下來就是我們這些住戶了,聽說所有的居民都要搬到戰備路(沿海公路)附近的一個新建居民社區。”王文斌說,如果不搬,味道實在難以忍受。

  曾經繁華,船來船往,熱鬧異常的燕尾海濱萬人小鎮,或許就要消失了。

  逃離大海的情緒還在彌散,燕尾港南邊40多公里遠的鹽城市濱海縣頭罾村民面臨著同樣的難題。頭罾村是靠海最近的村莊,再往東去除了蘇北幾大鹽場,就是灘塗和大海。

  “5年內,頭罾村民得全部走人。”村民季先生說。縣裏已經有規劃部署,全村搬遷,拿到補助款之後,可以選擇到濱海城裏居住,也可稍微後靠到新建居民社區。

  季先生就坐在他家院子大門口,妻子和幾個婦女閒聊著。“再搬,就是第三次搬遷了,真不想再折騰了。”季擔心補助的錢不夠他到其他地方安頓家人的費用,“2003年才搬到這裏,房子是按每平方米150元給的。”

  “不搬走也無法生活,養的螃蟹年年死。”季家養過70多畝水面的螃蟹,“2001年以來再沒養成功過,一年就賠掉幾萬元。”螃蟹不能碰這裏的水,一碰就死。

  “有一年徵兵,這裏的年輕人全部是肝大,沒有一個合格的。”季先生說,不走,連人也快活不成了。

  蘇北海濱村鎮的居民普遍面臨著這樣的苦惱,灌南縣堆溝村村民周文重多次通過手機給外面認識的、覺得能有幫助的人發去短信:“我們怎麼辦?要我們搬走,搬到哪里去?我們的家園就這樣拋棄嗎?”

  有一天晚上,他睡不著,接連把這樣的短信發了6條。

  如果這些沿海的村鎮撤離大海,蘇北至山東,將有多處近海處留有“無居民區”,甚至,在蘇北的鹽城、連雲港上百公里的狹長近海區域,可能留下的將只有海鷗、蘆葦和灘塗。

  化工剿殺海洋

  能鑽進一個成年人的粗大排汚管道,沿著海岸線隨處都是

  逃離不僅是在躲避遠道而來的河流上游黑水。

  單海兵來到海邊,指著海面說,“仔細看,這裏的顏色和別處是否不一樣?”是的,那一塊水面比別處要暗、要紅。

  “這是一個大排汚口,上面的工廠從廠裏埋過來的。”他說,每天下午是放汚水的高峰,“從這裏連著大海,很遠的水面,都是紅色的,每天如此。”單描述著,像這樣能鑽進一個成年人的粗大管道,沿著海岸線,隨處都是。

  沿著管道上溯幾公里,出現了成片的化工園區。王文斌經常開車路過這裏。“這裏有響水縣、灌南縣、連雲港市三大化工園區,入駐的化工廠已經有上百家了。”連雲港市的官方資料顯示,到2008年,這裏將形成達200餘家大中型化工廠聚集的超大級化工園區。

  “建工業園區時,開過黨員會,我是黨員也參加了,當時我們就問建工廠對村子有無影響。幹部說沒有。”灌南縣堆溝村74歲的老人陳宋法掃完化工園區的大街回到家中,他一天的勞動可以得到5元錢的報酬。

  “對村子沒影響是假的。我們潮河的水每天都是通紅通紅的。群眾有苦沒處說,抱怨我們黨員拿了工廠的錢。”老人最憤恨的一件事情是,化工園區的人竟然對上告排汚水企業的百姓進行了陷害,包括他的侄兒陳兆兵。

  “他們從村裏的河裏取了水樣,送到外面檢測後,發現水有毒,人、牲畜都不能吃。要化工園區的工廠賠償4萬塊錢。”陳宋法說,“化工園區管委會以這個為由,反告他們敲詐。”一些村民因此被關了半年,從此,村民們對化工園區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因告狀坐了牢的,不單是堆溝的村民,鹽城市濱海縣頭罾村支部書記賀紅士至今還服著兩年有期徒刑。“他帶著老百姓告狀,阻止建化工園區,為老百姓坐的牢。”頭罾村民周林說。2007年7月7日,鹽城沿海化工園區的吉華九分廠發生氯氣洩漏,把周林在中山河邊辛苦種的大豆全部熏死,“這已不是第一次,3月份,我養的魚被汚水全部毒死。”

  他的妻子在一邊哭訴著,化工園區不久前拆掉了他家的房子,如今,莊稼、魚、房子全沒了,他不知該把妻兒安置在哪里。

  籌畫著第三次搬遷的頭罾村民季先生冒著雨,又一次察看化工園區的排汚溝。那是一條10多米寬的人工運河。“從化工園區通到大海,有十來公里長呢。”季先生在一個橋上停下來,再往前就是大海了,橋下深褐色的河水死了一般,慢慢東流。

  不僅是蘇北。向南,是從浙江沿海到蘇中密密分佈的工業園區,向北,從江蘇贛榆向山東的膠州半島延伸,是青島市正在構建的黃島化工園區。繼續北上,可以看見河北黃驊的化工園區、天津境內更大規模的石化工業區。這條鎖鏈最後在東北沿海完整形成。

  化工園區的道路還在與排汚運河平行著向大海延伸。巨大的廠房仍在建設,已經投產的工廠機器的轟鳴聲攪碎了海濱的寧靜。

  這種聲音穿過了從鹽城頭罾到連雲港燕尾港、贛榆的彎曲海灣,綿延不絕。

  不能吃的海鹽

  陸上的有毒汚染物經河流入海,通過沿海鹽場曬制的海鹽,又迴圈到人們的餐桌上

  貝殼死了,魚死了,當汚水經過成百上千的江河匯流入海後,大海裏的鹽還能吃嗎?

  2003年12月,福建廈門、福州等地曾發生過海水汚染導致食鹽不能食用的傳聞,引起市民搶購食鹽,市長最後親自出面闢謠說,福建省的食鹽全部由本省生產,主要生產地在惠安、莆田、同安。市長說福建海域當年沒有發生過任何海洋汚染事件,傳聞是假的。

  然而,人們對大量陸上汚水排入大海,導致大海受汚,影響海鹽生產品質的擔心並不是沒有根據。

  2006年12月,廣東省汕尾市鹽業部門組成檢查組,對全市各地的鹽業生產情況檢查後發現,全市多數鹽場用以曬鹽的海水均受到工業汚水和生活汚水的汚染,生產出來的海鹽色黑、水分多、雜質多,微量元素超標,不符合國家綠色食品認證標準。

  檢查組在該市陸豐檢查時發現,一些鹽場曬鹽的海水很渾濁;有的鹽場附近的海水受工業汚水汚染,水質較差。

  廣東省湛江市也進行過同樣的鹽業生產檢查,發現一些私人鹽場偷偷抽取地下鹵水曬鹽,只有一個結晶池。鹽業部門的檢查人員說,這樣的做法會受到海水養殖和近海汚染嚴重影響,生產的鹽有害物質增多,各種有害物質混合在一起,根本不能食用。

  陸上的有毒汚染物經河流入海,毒死的不僅是海洋生物,通過沿海鹽場曬制的海鹽,迴圈到人們的餐桌上。人們自己排放的毒果經過迴圈之後,可能又回到了製造毒果者的體內。

  江蘇省銀寶鹽業公司下屬的新灘、灌東、頭罾等幾大鹽場就與鹽城、連雲港幾大化工園區為鄰。一塊塊方格狀的鹽田與排放著汚水的工廠隔牆相鄰。

  “我們生產的海鹽早就不用做食鹽了,全部只能作工業用鹽。”守著高高的鹽山,新灘鹽場的老王看著紅紅的鹵水,“鹵水從大海裏抽上來,要經過幾道工序才到這裏,可就是這樣,我們也擔心不乾淨。”

  在太陽的照射下,白花花的鹽粒從鹵水裏長出來,像一朵朵小花。

  2004年2月,化工園區剛剛建設時,時任江蘇省鹽業集團公司董事長的王德善有次在銀寶公司的講話上,專門提到了由於受工業汚染的影響,海鹽生產品質和數量都在急劇下降。

  “我們是不吃自己生產的海鹽的,我們也買外邊公司生產的鹽。”雖然自己鹽場所在公司也生產加碘鹽,但老王看著一天天擴大的化工園區,不免心有餘悸。

  從前,黃海裏有一種虎頭鯨,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灌河是江蘇海岸線唯一沒有建河閘的河流,這是為每年虎頭鯨向洪澤湖洄游產卵準備的。

  可是,2005年後,虎頭鯨再也沒有來過。

  下一個渤海是誰?

  “渤海早就成了死海。”多位海洋專家估計,如果要使渤海“復活”,要用200年時間

  幾天之前,江蘇省灌南縣堆溝村民周文重再次發來沉重的短信:“我們怎麼辦?”

  焦慮的不只是他一個人。2007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高之國再次呼籲加快渤海區域性環境保護立法進程。

  “環渤海地區正在成為中國三大經濟圈之一,渤海的生態環境也正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近海海域局部汚染嚴重、汚染範圍持續擴大,局部生態系統遭到破壞,漁業資源趨於枯竭,赤潮、溢油等海洋環境災害頻發。”高之國憂心忡忡。

  據他掌握的資料,渤海是國內汚染最嚴重的海域,每年遭傾倒57億噸有毒的骯髒廢棄物與20億噸固體廢物。北京與天津的一些海鮮店,已不再購進汚染地區的水產品。注入渤海的53條河流已經有43條屬於嚴重汚染。

  中國官方統計數位顯示,環渤海水域的重金屬含量已經超出正常水準的大約兩千倍。在排汚口附近方圓幾海裏內已經沒有魚類生存。

  國家海洋局發佈的2007年上半年中國海洋環境品質通報顯示:陸源入海排汚口超標排放現象有增無減,排汚口鄰近海域海水品質持續惡化,渤海沿岸減排壓力尤為突出。

  這份報告稱:“對全國500多個陸源入海排汚口的排汚狀況及鄰近海域生態環境實施了全面監測。約77.1%的排汚口超標排放汚染物,比上年同期增加18.2%.四個海區中,黃海沿岸超標排放的排汚口比例最高,達82.8%,東海79.8%,南海73.0%,渤海71.7%.

  “排汚口日平均排海的汚染物總量為9230噸,比上年同期增加6.7%,主要原因是部分排汚口排海汚水中的化學需氧量(CODCr)濃度較去年同期增高;排海汚染物中,約有41.6%進入海水養殖區,只有10.9%排入排汚區。”

  2007年7月,山東省海洋漁業廳發佈了《山東省海洋環境品質公報》。公報稱:“汚染區域主要分佈在渤海灣南部、萊州灣和膠州灣局部海域。主要汚染物為無機氮、活性磷酸鹽和石油類。近岸港口、黃河、小清河、漳衛新河入海口和沿海企業排汚入海口等周圍海域汚染較重。近岸海域海洋生態系統比較脆弱,萊州灣生態系統處於不健康狀態,黃河口生態系統處於亞健康狀態,主要表現在水體營養鹽失衡、生物群落結構異常和生境改變等。”

  受汚的海洋對於山東省創造“海上山東”的計畫,將會是最大的障礙。

  2005年8月22日,江蘇省環境保護廳發佈了2004年度《近岸海域環境品質公報》。監測結果表明,2004年該省近岸汚染面積較上年增加了4980平方公里,近岸海域的I類水比例則從2003年的20%猛然下降,僅剩下4%.

  “渤海早就成了死海。”高之國希望通過立法讓渤海復活。

  多位海洋專家估計,如果要使渤海“復活”,要用200年時間。

  從正在大興土木的化工園區和一江黑水向東流的情景來看,任何一個中國海都有成為下一個渤海的可能。

  專題統籌:本報首席記者 南香紅 本報記者 喻塵
  采寫:本報特派記者 喻塵
  攝影:本報特派記者 韓一鳴

四川汚染最嚴重的河流

四川汚染最嚴重的河流

沱江“劣五類”之困
沿岸分佈的化工廠使這條長江的重要支流生態一度瀕臨崩潰


稿源:南方都市報
日期:[2007年11月7日]
版次:[AA12]
版名:[特別報導]




  在運水車前擁擠等水的居民。2004年2月下旬,四川化工集團直接排放高濃度氨氮廢水2000餘噸入沱江,從3月初起影響百萬人停水近4周。(資料圖片)

  沱江支流釜溪河上的鴻鶴化工廠,排汙完全依靠門口那條孱弱的釜溪河。

  沱江,長江上游最大的支流之一,流經成都、資陽、內江、自貢、瀘州等四川工業最發達的地區。它也是中國第一條因為嚴重汚染事故而受到關注的河流,從2004年那次波及數百萬人、延時數周的停水事件開始,中國轉入了一個環境事故高發時代。而從2004年起,從汚染的不計成本,到一種對平衡的脆弱企及,沱江走過了一個拐點。

  2007年8月中旬,記者從毗河而下,沿沱江,從幹流走到支流,走訪成都青白江區、簡陽、內江、富順、自貢幾地。調查發現,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工業佈局,對這條江河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沱江兩岸城市,工業大多沿江分佈,在那些深藏的支流,在還沒有地表水標準、沒有環境意識的年代裏,出現了一個工廠就能嚴重汚染一條江河的佈局設計,比如川化之於毗河,再如鴻鶴化工之於釜溪河。

  而今天,歷史仍在重演,沱江之上,彭州正在籌建的80萬噸乙烯和千萬噸煉油工程,可能會給這條長江的重要支流帶來新的災難。

  汚水養魚的賭博

  一股米湯一樣的白水,從上游席捲而下,幾千個網箱裏,沒剩下一條活魚

  在2007年最大的一場賭博裏,老曾輸得很慘。

  8月20日,沱江最大支流釜溪河。老曾,自貢市沿灘區沿灘鎮一個普通農民,住在釜溪河邊,家裏四口人,不足一畝地,只好在河裏養了20箱網箱魚。老曾的隔壁、他的隔壁的隔壁,都在做這個營生,在沿灘區,有2000多個這樣的網箱。

  2004年,老曾從新疆打工回來,就做上了這個生意。釜溪河常死魚,老曾不是不知道,但他還是決心冒這個險。剛開始,他不敢多投入,直到2006年,看錢賺得多,他才把前兩年賣魚賺的錢都投進去,等待著2007年的收穫。

  結局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今年6月19日,一股米湯一樣的白水,從上游席捲而下,從沿灘區到下游數十公里的富順縣鄧關鎮,幾千個網箱裏,沒有剩下一條活魚。

  三年的辛苦都白搭啦,老曾捶胸頓足,“還要給娃兒交學費呢”。他並非忽視了汚水養魚的風險,在釜溪河,養魚本來就是一種賭博,損失已包含在這場賭博之中。

  沒有人統計沿河網箱魚的損失,從沿灘到鄧關,農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沉默。因為按照沿灘區在此之前挨家挨戶發佈的責令整改通知,鹽灘網箱養殖,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屬於非法養殖。

  釜溪河水是劣五類,不能養魚。沿灘區環保局副局長許元和曾無數次耐心向漁戶們解釋,養魚汚染環境,養出來的魚也不衛生,水務局不予批准,所以釜溪河養魚屬於違反漁業法行為,不受法律保護。

  而且,許元和說,根據環保監測,死魚當天,沒有發生環境汚染事故,所以,農民指稱的上游8公里以上,鴻鶴化工汚染導致死魚,沒有事實依據。

  知難而退,釜溪河漁民作出了他們認為最理性的一個選擇,不索賠,但繼續在釜溪河上養魚。而當地政府也作出了唯一的選擇,不強令拆除,但反對。

  一切都顯得波瀾不驚,與汚染賭博,這早已成為老曾他們的正常生活。

  一個廠讓一條河淪為了劣五類

  即使是豐水期,也很難想像這條小溪流能容納滿地汚水、廠區周圍塵埃撲鼻的鴻鶴化工

  在這一場場賭博的背後,是一個嚴酷的事實背景。早在1992年,釜溪河就是一條劣五類河流,它流經四川最重要的化工基地之一―――自貢。然而,就是這條在8月豐水期都只有6噸/秒流量,比一條農業灌溉渠大不了多少的河流,裝載了一個千年鹽都的工業理想。鴻鶴化工、張家壩化工、炭黑廠、東方鍋爐廠,這些三線建設期間就搬來釜溪河沿岸的工廠,是自貢的經濟支柱。

  早在西元前,自貢就開始了井鹽開採,近代,井鹽成為氯解化工的重要原料,1958年,原為自貢化學工業局下屬單位的鴻鶴化工廠成立。

  今天,這個龐然大物仍然匍匐在釜溪河一側,巨大排汚口則暴露於河灘之上,相形之下,釜溪河只是一條孱弱的小溪流。

  一面是運轉不停的機器,一面是在枯水季節幾乎靜止的水流。即使是記者到達的8月豐水期,也很難想像這條小溪流能容納滿地汚水、廠區周圍塵埃撲鼻的鴻鶴化工。

  “事實上這個廠排放已經基本達標”,自貢市環保局汚染防治科科長高裕君說,鴻鶴化工過去幾年,已經把氨氮從每年3000噸減排到幾百噸。

  但釜溪河最大的問題在於缺水,高介紹說,今年四川冬春連旱,是罕見的大枯年景,在自貢市區飲用水源之一的雙溪水庫,抽水機已經抽到了死水位下400米。連人吃的水都沒有,更談不上任何環境容量。

  統計表明,釜溪河年均徑流量為5.88億立方米,以鴻鶴化工每年排幾百噸氨氮計算,這個工廠將給這條內陸河流貢獻大約10mg/L的氨氮濃度,也就是說單是這一間工廠,就使釜溪河超出了2mg/L的國家V類地表水標準5倍,淪為了劣五類。

  即使達標排放,一條支流也不能承載一個工廠,這是一目了然的。

  汚染越來越重,水卻越來越少

  幾年前,沱江幹支流均是“劣五類”。這條孕育了巴蜀文化的河流,在現代卻成為了四川盆地城市群的下水道

  釜溪河的困境正如同整個沱江的縮影。

  從上世紀50年代到1978年,從“一五”“二五”到“三線建設”,國內投資在計劃經濟年代,經歷了一次明顯的西移過程。比如青白江的川化集團,即是1956年的四川化肥廠,是“一五”期間扶助西部農業生產的重點專案。其間,四川興起了大量專業的工人鎮,比如青白江區,即是專門為了川化設立的。

  而這些老型國企,到了近20年,大多成為當地的支柱性行業。比如德陽的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自貢的東方鍋爐廠這“三東”,被稱為西部能源的支柱。

  在沱江匯入長江處的瀘州市,因富裕的天然氣礦,培養出瀘天化工。富順的晨光化工、仁壽的東方紅紙廠、瀘州老窖……沱江沿岸在古代是著名的棉糖產區,在現代形成了西部最龐大的工業群落之一,流域境內共有成都、資陽、內江、自貢、瀘州5座大型城市,大、中型工廠多達千餘座,是四川省工業最集中、人口密度最大的河流。

  然而沱江同時也是四川汚染最為嚴重的河流,幾年前,這條河從上游到下游、從幹流到支流均是“劣五類”水質。若認真追算它的被汚染,並非從2004年那次被稱為“中國自唐山大地震以來持續時間最長、面積最大的”百萬人停水4周開始,而是自上世紀50年代末起就逐年加深。

  直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它的被汚染達到了巔峰,黑褐色的江水,滔滔不絕,沒有人去碰這江水。這條孕育了巴蜀文化的河流,在現代卻成為了四川盆地城市群的下水道。不經處理的生活汚水、未達標就排放的工業廢水,源源不斷下排,從一個城市的自來水管進入下水道,再進入另一個城市的自來水廠,然後再轉入一個下水道。如此迴圈反復,脆弱地支撐著這個發展迅速流域的工業文明。時至今日,仍然有部分城市汙水處理廠沒有建成,比如簡陽和富順,而大部分汙水處理廠處理能力極其有限,比如據自貢環保局介紹,這個城市的汙水處理廠,每天能收納8萬噸汚水,但超負荷運行也只能處理6萬噸。

  而它的上游來水,卻從十年前開始,逐年偏枯。記者從簡陽和內江兩市環保局瞭解到,沱江來水,比十年前減少非常明顯。除了1998年和2002年漲洪水的特殊情況外,近十年幾乎沒有汛期,即使是豐水期,流量也不到原來的一半。

  如果和四川的另一條重要支流岷江比較,就可以看出沱江來水的先天和後天不足。岷江有雪山融水作為相對穩定的水源,而沱江來水僅依靠幾萬平方公里的集水面積,既少,且嚴重分佈不均。簡陽市水利局介紹,下一場大雨就可能占了整年流量的70%-80%,而枯水期沱江江面嚴重萎縮,甚至接近斷流。同時,沿岸城市的發展,又急需不斷從江中調水。以簡陽雞公山提灌站為例,據當地水利局介紹,枯水季節,一個大型提灌站每秒鐘就要從沱江調水30噸。而沿岸的引水灌溉管道,更是不計其數。

  汚染越來越重,而來水量卻越來越少,沱江環境極度危險,終於在2004年春天一觸即發。

  被發現的汚染事故

  2000噸純氨氮洩漏沱江,影響百萬人停水近4周。一位元環保官員告訴記者,其實以前也是這麼排,單單這次被曝了光

  2004年3月2日,位於成都下游的簡陽市,查出沱江江水氨氮超標竟然有50倍之多,即刻停止供水並上報四川省政府。由此,當年國內影響最大的環境汚染事故拉開帷幕。

  事實上,川化集團在那個春天的被發現、被查處,在某些人看來,既有偶然因素,又有必然因素。事故發生在最枯水的3月,揭發出來的事實是,川化第二化肥廠違規技改,造成2000噸純氨氮,在2月11日到3月2日這長達3周的時間裏,洩漏沱江。

  如果川化在汚染兩周之後,就發現了自己的疏漏,並及時改正,那麼這次汚染是否永遠不為人知,或者成為一個誰也無法解開的謎?

  2007年8月12日,川化集團環保科一個科長在面對本報記者時,仍然對當年媒體的報導耿耿於懷,他問,為什麼單抓住了沱江?

  一位成都市青白江區環保局的副局長告訴記者,其實以前也是這麼排,單單這次被曝了光。

  簡陽市環境監測站站長吳東明說,以前也動不動就死魚,但是這一次持續時間最長,而且汚染程度為此前所罕見。氨氮超標50倍,根據以往經驗,監測站馬上檢查亞硝氮,發現也達到了罕見的高值。亞硝氮不在地表水標準之內,但這是一種強致癌物。

  時至今日,很多人對記者談及當時影響百萬人近4周的停水事件,似乎仍然近在眼前。所有公務員都被安排了找水任務,純淨水銷售一空,從宜賓、成都調消防車來送水,不夠吃。從都江堰、三岔湖緊急調水稀釋2000噸氨氮,已經晚了。專家說,沱江的生態至少要5年才能恢復。

  之後,沱江經歷了漫長的休整期。沿岸經濟效益差,卻瘋狂排汙的小紙廠、小水泥廠被大量關閉。所有地級以上市都投資建設了城市汙水處理廠,大企業被限令減排。地方政府加倍小心,因為一死魚,就會變成轟動全國的大新聞,所以沱江幹流全面禁止網箱養魚。

  根據四川省環保局提供的資料,沱江幹流水質,現在豐水期基本能夠達到三到四類,支流水質仍然較差,比如釜溪河、絳溪河等仍然是劣五類。

  捨近求遠跨流域調水

  不飲沱江水,成為沿線大小城市的共識。但跨界引水引發的困擾很多

  沱江汚染事故之後,沿岸城市爭先恐後放棄沱江水,另辟新的水源地。

  這種擔心,可以用簡陽市環保局副局長林忠斌的話來一語代之,“你去數數,沱江沿線有多少個大型企業,就明白了”。林認為,捨近求遠,新辟水源已成為必需。

  張家岩水庫,最初是作為簡陽河西地區的灌溉水源,而在2004年汚染事件之後,簡陽花費5000萬鉅資,修通了張家岩引水工程。從此,這個背靠龍泉山的水庫成為了簡陽市區14萬人口的第一飲用水源地。

  張家岩水庫修建於上世紀70年代,簡陽人打通了龍泉山隧洞,引入來自東風渠的岷江水。2006年的水源地普查表明,簡陽張家岩水庫水沒有達標,出現了有機汚染。

  “但有機汚染比無機汚染更容易處理”,林忠斌認為,所以不能忽視引水的重大意義,他說,至少相對更穩定,不用時時刻刻擔心沱江上游的問題。但沱江的取水口仍然保留,只有在張家岩出了問題時,才調沱江水。

  水源的穩定性,成為了繼水質之後的第二項重要指標。正是為了追求這種穩定性,那些曾經依賴沱江生存的城市,紛紛捨近求遠,且漸行漸遠,許多跨界的引水工程由此產生。比如資陽從簡陽老鷹水庫取水,自貢在內江威遠境內取水。不飲沱江水,成為沿線大小城市的共識。

  但跨界引水引發的困擾很多。威遠境內長沙壩和葫蘆口兩座水庫,供應自貢市絕大部分用水。但這兩座水庫的水質令自貢頭痛不已,氨氮、總氮經常超標,自貢市環保局汚染防治科科長高裕君說,內江劃定的工業區,包括威遠鋼鐵廠,就高懸在作為自貢水源地的長葫水庫之上。而就在10年前,為了關停長葫水庫上游的土法煉焦,自貢作為一個下游政府,還出了300萬,其中100萬是由市環保局籌集。

  而內江也遠未完成不飲沱江水的目標。2005年,內江引入?饗?河水,對外宣佈自己結束了不飲沱江水的歷史。但根據水利局介紹,這條枯水期不到一個單位流量的河流,還根本不能供應整個內江市用水。據說,現在是把這條河調來的水和沱江水混在一起送入水廠。將來,要等待雙河口水庫建成後,沱江水才不會進入內江的自來水廠。

  消化系統類癌症高發區

  越往下游走,工廠越多,癌患越多。根據醫生的會診經歷,對比30年前,門診和住院人數都增加了10倍

  在釜溪河流域,民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在自貢、富順,早年參軍體檢時,都必須把肝功能指標放寬。在當地環保局,記者得到了證實。據說,上世紀自貢直接用釜溪河水作飲用水源時,自貢肝功能指標確實偏高。因為鹽井多,氯化物含量偏高,自貢環保局汚染防治科科長高裕君介紹,所以外地人喝不慣自貢自來水,覺得水裏像放了鹽。

  沱江的歷史,就是四川的歷史。早在上世紀50年代,沿江縣市就開始了用柴油機抽取沱江水灌溉飲用的歷史。源頭金堂、下游簡陽雞公山都有大型提灌站。所謂提灌,就是用柴油機把江水抽到一定高度,再隨著落差灌入農渠。

  在翻過龍泉山之後的四川盆地,為尋找水源,距離沱江更遠的縣市,不得不通過延綿數百里的提灌工程,引入沱江水。引水工程的重要性,竟然可以改變區域的行政區劃,1975年完工的石盤灘沱灌工程,就使原屬於宜賓專區的隆昌縣改歸內江市管轄。

  近代,這條四川的母親河,開始變得暗淡。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文革”還未結束時,周克明,當時的簡陽人民醫院醫生,內江市衛生局腫瘤防治辦公室主任,曾組織過一次癌症死亡調查。1973年,內江還管轄八縣時,簡陽人民醫院還是唯一設有腫瘤科的醫院。當時,周克明曾組織全縣醫務工作人員到簡陽作癌症死亡回顧調查,發現臨近沱江的養馬區、城關區、平泉區,腫瘤的死亡率是稍遠的平泉區、賈家區的2倍。

  與這個癌症死亡率對應的是對亞硝酸的調查,亞硝酸是早已被醫學界證實的強致癌物質。80年代,環境部門監測出沱江流域亞硝酸含量超出正常情況的30倍。到了2000年,發現超過正常情況的110多倍。到2004年沱江汚染的時候,亞硝酸超過正常情況的130多倍。

  第一次看到這個數字的那一刻,周克明突然意識到沱江區域癌症高發和亞硝酸之間的關係。

  幾十年過去了,沒有人再做沱江流域的癌症普查。而根據醫生過去30年在各市的會診經歷,癌症患者是逐年增多。對比30年前,門診和住院人數都增加了10倍。

  沱江沿線還出現了一些集中的癌症村,比如簡陽簡城鎮的民旺村。這個流域的癌患,大部分和消化系統有關,比如簡陽食道癌、胃癌偏高,內江肝癌患病率偏高,而這些消化系統的癌變,醫學證實和亞硝酸鹽存在一定相關性。

  越往下游走,工廠越多,癌患越多,周克明說,沱江流域,已經成為了國內癌症的高發地區之一,而根據科學研究,癌症發生中環境因素占85%.

  籌建中的石化基地計畫沱江排廢

  自2004年以後,沱江全線進入減排期,並且走上了微弱的平衡軌道,但這是一種危機四伏的平衡

  而記者走訪沿線,發現幾大城市對於沱江的擔心,不僅在於沱江的現在,還在於它的未來。在這個流域,還將繼續興建大型工業專案,很多人不約而同談到的,是位於彭州的80萬噸乙烯和千萬噸煉油廠工程。

  彭州石化基地位於沱江上游的平原區,這是一個計畫總投資200億,將帶動無數石化下游行業,拉動四川GDP1%的巨無霸項目,目前已獲審核批准。在2005年正式啟動之後,基礎建設正在緊鑼密鼓進行中。記者今年夏末在彭州北面曾看到,一條新建的石化大道直通建設工地,工地現場,一根兩車道寬的隧道正在被挖掘中。這將是一條長度達65公里防滲暗管的開端,它的末端,將到達沱江的源頭金堂。專案的環評結果這樣描述了這個工程的汚染程度,“以當前國內排水先進水準估算,初估建成後每天排放廢水約12萬噸,因此要求廢水排放的受納水體要有較大的稀釋和自淨能力”。

  “所以,我們才要挖管子直接送到沱江,沱江水大”,在彭州採訪期間,當地環保局副局長王銳強調,水是要處理達標之後,才排過去。

  然而,以沱江劣五類的支流,脆弱的幹流,它的容量能不能形成“較大的稀釋和自淨能力”呢?

  可以對豐水季節和枯水季節的沱江分別做個估算,根據記者在內江市水利局查找到的水文資料,在2007年8月17日這一天,沱江金堂三皇廟水文站的流量,是330立方米/秒,是彭州石化項目1.4個流量的237倍。根據內江市水利局介紹,沱江全年70%-80%的水流量都集中這個豐水季,但豐水期只有2個月。

  而枯水期長達10個月,在最枯水的冬天,沱江接近斷流,可以卷起褲筒走到江心。根據去年春天的枯水期記錄,三皇廟在2月下旬末只有10m3/s的流量,相當於排汙暗管水量的7倍。到了中遊資中段,記錄流量為22.5,相當於排汙流量的16倍。

  也就是說,在枯水季節,石化廢水在沱江的排放,相當於在沱江支流綿遠河、湔江、石亭江,以及來自岷江的青白江、毗河之外,新增加了一條特殊的支流,這條支流全是石化基地排出的廢水。但達標排放並不代表安全。

  如果對比汚水綜合排放標準和地表水標準,就可以看出,在枯水季節,單是一個石化基地,很有可能讓沱江在源頭就被徹底汚染。以石油類汚染物為例,100mg/L達到一類排放標準的石化廢水,要稀釋到汚染嚴重的五類水質,也需要被稀釋100倍。

  “不管怎麼樣,全省要減排,如果沱江上多了這麼一個石化專案,那麼就要通過關停別的專案來騰出容量”,四川省環保局工業處處長甘曉英給出了這個解決方案,但她和沿線的環保官員都承認,從2004年到現在,已經關停了許多小企業,沱江沿岸工業要再減排,重點就只剩農業面源汚染控制和城市生活汚水收集,不僅困難,而且有限。

  8月的豐水季節,內江市西林大橋下,江面平靜寬闊,冰涼清澈。附近是內江冬泳訓練隊的基地,在沱江幹流的簡陽、內江、富順沿線,可以看到傍晚很多人到河裏游泳,在沱江汚染事故之前的幾年,這樣的情景還是不可想像的。

  簡陽市水利局毛章奇,對沱江水質恢復情況表示滿意,沱江幹流上水電站很少,他說,所以水質恢復比其他河流更快。

  自2004年以後,沱江全線進入減排期,並且走上了微弱的平衡軌道,但這是一種危機四伏的平衡,隨時可能被一個龐然大物打破。

  專題策劃:本報記者 喻塵

  專題統籌:本報首席記者 南香紅 本報記者 喻塵

  采寫/攝影:本報特派記者 楊傳敏

中國水汚染之汚水處理

中國水汚染之汚水處理

懸在村莊頭上的汚水盆突然傾覆--
內蒙古烏拉特前旗處理工業汚水的方式招致一次洪災,從汚水直排江河湖泊到建暫存池乃至汚水處理廠,工業汚水的實際處理情況難以樂觀

稿源:南方都市報
日期:[2007年11月24日]
版次:[AA14]
版名:[特別報導]


  內蒙古烏拉特前旗的工業汚水暫存池,嚴重影響周邊村民的正常生活。盧廣攝

  汚水從10多公里之外的造紙廠通過管道注入暫存池。盧廣攝


  “全國都在搞‘零排放’,可是真的達到‘零排放’要求了嗎?”“很多汚水處理廠建好不用,或者根本不能用。檢查的來了,用自來水沖幾天,那當然乾淨了,檢查的走了,排出來的還是汚水。可以查一下,有幾個汚水處理廠處理過的汚水真的達標了?

  ―――汚水治理專家、世界水協理事劉光釗


  村裏多了個汚水池

  烈日下的向日葵盛開得瘋狂,碩大的花裝飾著千里河套平原。王大寶沒有心情看這些美景,這位在家休假一個多月的內蒙古烏拉特前旗金星造紙廠的工人,穿過一邊是玉米一邊是向日葵的田徑,像一隻兔子,撥開遮眼的青紗帳,飛奔著。

  另兩位烏拉特前旗西山嘴鎮沙腦包村4社的村民,緊跟在王大寶身後。“這次一定要拍到照片,留下證據。”王大寶首先穿過的是父親王計兒的田地,“這裏,明年就不能種了。”

  三個人匆忙奔向一處高聳的大壩。兩輛推土機正在7月的陽光下將大壩前成片的玉米推倒。幾位村民蹲在大壩上,默默看著。

  “他們把玉米毀掉,挖土修大壩。”王大寶已經不是第一次目睹這樣的場景,三年來,他常在休假的日子裏,看到推土機毀掉正在生長的莊稼。田地一年年縮小,大壩一年年長高。

  一年年長高的大壩裏,裝著的是王大寶工作的工廠排放的汚水。

  內蒙古自治區烏拉特前旗官方提供的資料顯示了王大寶家門前的大壩用途,大壩圍起的是一座周長14.8公里的巨型汚水池。資料說,2005年,烏拉特前旗投入1545萬元,實施了工業、城市汚水合排應急工程。官方給這項工程起了一個名字,叫“汚水暫存池”,占地350萬平方米,可以存放1050萬噸汚水。

  “國外也有這種例子,比如在澳大利亞內地的沙漠裏,也會有類似的汚水暫存池。”烏拉特前旗修復大壩時,上海,著名汚水治理專家、世界水協理事、上海三愛水務公司董事長劉光釗,正收拾著行李,他將於第二天第83次飛往昆明,參加一個有關滇池汚水治理的會議。

  他翻開一些資料,引例說:“內蒙古的汚水暫存池不是唯一的,在中國的新疆、陝西、甘肅等省區的邊遠地區,也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池子。”可是,他強調道:“這些池子要以不影響別人為原則,周圍很遠的地方應沒有老百姓居住。”

  在治水過程中,已經60余歲的劉光釗經常感到心灰意冷,“我有時想,退出江湖吧,不要再治水了。”在上海老城區一座公寓裏,他的居室與那些裝滿了汚水的江河湖泊、汚水池相距遙遠,清香的茶和咖啡又顯得和臭氣熏天的汚水毫不相干。

  “我從1985年去了澳大利亞,那時就開始做汚水治理,後來又回到國內,治太湖、治滇池……唉,為什麼汚水越治越多,越治越嚴重呢?”劉光釗原在國家科委工作,“我很早就意識到,隨著中國工業的高速發展,汚水治理將會很重要。”

  烏拉特前旗的汚水暫存池正是在當地工業和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2007年1-6月份,烏拉特前旗生產總值完成18.2億元,同比增長23.3%.固定資產投資完成10億元。財政收入完成3.49億元,增長77.1%.

  近年來,烏拉特前旗所歸屬的內蒙古自治區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旺地。“十五”期間,內蒙古財政總收入由155.6億元增加到536.3億元,增長2.4倍,年均增長28%.2000年以來,內蒙古經濟發展速度連年保持全國第一。內蒙古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02年以來,內蒙古GDP增速超20%.

  內蒙古塞外星華章造紙公司和內蒙古美利北晨紙業有限公司排放的汚水,是烏拉特前旗這個暫存池汚水的主要來源。這兩家造紙廠是烏拉特前旗的支柱企業。前不久,塞外星華章公司與印尼金光集團重組,進一步擴大了生產規模。

  有人為烏拉特前旗創造的汚水暫存池提供了理論支撐,那就是“蒸發排汚法”。

  王大寶終於拍下了推土機毀壞玉米地的照片,那兩位緊隨著他的村民心疼地撿起幾截玉米稈,本來再有一個月,玉米就要收穫了。

  大風刮開汚水池大壩

  一群野鳥飛過水面,黢黑的汚水裏瘋長著無名的水草。十多公里之外,兩座大型造紙廠的汚水日復一日排入1050萬噸庫容的汚水暫存池。

  大壩的修建並沒有停止,從2005年4月持續至今,因為這是一項龐大的工程。並且,汚水暫存池在投入使用後於2006年4月11日潰壩,目前的工作,一直是潰壩後的修復和加固。

  2005年秋天,占地350萬平方米的汚水暫存池已經蓄滿了汚水。“那時,水最深的地方至少已經4米。”堤壩高過了許多農戶的屋頂,暫存池像是一個懸在周圍農民頭上的一個汚水盆。

  “4月10日那天,刮起了10多級的大風”,那黑色的一天至今印在村民陳栓應的腦海裏,“浪起了1米多高,還下著雪,不,是雨加雪。”

  巨浪拍打著大壩。“南北堤壩都承受不了,我們都嚇壞了,一群群往堤壩上趕。”陳栓應也趕到了壩上。那裏,已經是濁浪滔天。

  就在汚水暫存池南數公里遠的地方,就是黃河,如果南邊的堤壩決口,後果不堪設想。

  汚水終於沒有憋住,烏拉特前旗政府的官員後來承認,由於擔心暫存池南側堤壩被水浪擊毀,就派人扒開了北側的堤壩。

  可是,很多居住在暫存池四周的人,並沒有在那個黑漆漆的淩晨接到撤離的通知。烏拉特前旗旗委副書記衛庶等人起初預計汚水頂多淹掉烏拉山鎮蓿?D三社,所以,只通知了這個村。孰料,2006年4月11日晨5時放水後,洪水進村入戶,一連吞噬了9個村莊。

  烏拉山鎮蓿亥村二社村民李老漢是那天半夜被鄰居喊醒的,“發水了,發水了。”等他出門時,水已來到家門口。他和家人奮力築起一道攔水牆,一直幹到天亮。家居高處使李家倖免於汚濁的洪水,但更多的村民房屋被淹,只好乘著羊皮筏子連夜撤退。

  “我家房後面都是水,院子裏也是。”沙腦包村4社村民王計兒說,他被臭味熏醒後,發現家裏的10多頭奶牛都已經泡在了汚水裏。王家屋後就是“二黃河”(引黃河水灌溉農田的管道,在河套平原,二黃河與黃河平行,綿延數百公里),從暫存池奪路而出的汚水未在沙腦包村4社停留即湧入二黃河。“我們這個村子托了二黃河的福,要不,也會被淹掉的。”

  “由於汚水暫存池緊貼黃河大堤修建,風大浪高,危及大堤安全、危及黃河水質,政府迫不得已決堤泄水,淹沒區的群眾作出了巨大犧牲。”災難發生後,烏拉特前旗旗委書記賈英祥說。

  “這不是天災,是人禍!”被汚水淹掉家園的村民忿忿不平。

  這是中國水害史上奇特的一場洪災,人為蓄起的汚水淹沒了家園,9個村莊數千百姓流離失所,數千畝農田失去了種植功能。2006年4月14日,受淹嚴重的農民每人拿到了300元的預借賠償款和50斤白麵。

  劉光釗在上海聽到內蒙古的這一事件時,有些吃驚又覺得在情理之中。“不凖往黃河裏排了,總不能憋住不排吧?”中國的汚水治理令他憂心忡忡。他1992年從澳大利亞返回國內,決心治理越來越多的汚水,“那時,太湖還好,但是無錫市里的河道已經很髒了,上海的蘇州河、黃浦江也已經髒得不成樣子了。”

  劉光釗很早就發現了家鄉無錫的水汚染問題。“大河小河裏填滿了汚水,後來就排入了太湖。”2007年3月,他在去過200餘次太湖之後,在一份資料中寫道:“2007年是國內湖泊、水系藍藻爆發旺年。”

  時隔不久,藍藻真的在太湖、鄱陽湖、巢湖、滇池先後爆發。

  把汚水存起來的“零排放”

  烏拉特前旗的很多村民一個多月後才陸續返回家園。汚水過後,樹木和莊稼很多都枯萎了,沒來得及逃走的牲畜、家禽的死屍橫躺在街道上。

  國家環保總局調查組在調查認定中指出,烏拉特前旗政府擅自改變設計與環評審批要求減少汚水暫存池庫容,是造成本次自然風浪襲擊黃河大堤發生潰壩險情的主要原因。2006年5月17日,環保總局通報了這起汚染事故。

  一場特殊的洪災,將地處河套平原東部,陰山左麓烏拉特前旗積瘧多年的汚染問題暴露無遺。旗政府的官員都坦承,建那個汚水暫存池實屬無奈之舉。

  2004年6月,烏拉特前旗的造紙企業因為汚水排放不達標造成黃河水部分汚染。下游的包頭市部分居民正以黃河水為飲用水,為此與烏拉特前旗發生糾紛。經過調解,烏拉特前旗向包頭賠款230萬元,同時國家環保總局責令該旗企業對黃河實行汚水零排放。

  “全國都在搞‘零排放’,可是真的達到‘零排放’要求了嗎?”劉光釗不以為然,“很多汚水處理廠建好不用,或者根本不能用。檢查的來了,用自來水沖幾天,那當然乾淨了,檢查的走了,排出來的還是汚水。可以查一下,有幾個汚水處理廠處理過的汚水真的達標了?有的甚至第二次汚染。”

  在內蒙古,建汚水暫存池已不是先例。在烏拉特前旗東南方向的托克托縣,生產青黴素的石藥集團內蒙古中潤制藥有限公司等幾家制藥企業是該縣的財政貢獻大戶。2005年初開始,這些企業每日將6000噸、超標百餘倍的汚水通過引黃灌渠進入該縣雙河鎮的農田,導致數千畝莊稼減產、近百隻牲畜死亡。

  藥廠將汚水排入農田的原因很簡單:兩個汚水暫存池滿了,不能再排入汚水。

  農民在事前得到了通知:“藥廠的汚水沒地方放了,大家澆地,摻在黃河水裏,減收一半水費。”

  就在烏拉特前旗動工建造汚水暫存池時,托克托縣的官員和員警在一位副縣長帶領下,出動十多輛車,“護送”汚水流到了農田裏。

  2006年6月,托克托縣環保局對藥廠汚水抽樣監測顯示,汚水的COD(化學需氧量)指標平均在1萬毫克/升以上,最高時達到3.6萬毫克/升,高出國家排放標準100多倍。

  烏拉特前旗處在內蒙古包蘭鐵路經濟發展帶上,這是一條自西向東沿著黃河發展的狹長經濟區。如今,風吹草低不見牛羊,只見工廠。

  烏拉特前旗建汚水暫存池除了因不能向黃河排汚外,還因北部的烏梁素海也遭受嚴重汚染。烏梁素海是黃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中國北方三大蘆葦產區之一。44萬畝水面有多達13萬畝的蘆葦,由於蘆葦造紙的品質遠遠高於麥草或其他秸稈類物質,因此烏梁素海的蘆葦一直都是國內各大造紙廠爭奪的上等原料。

  因烏梁素海的蘆葦,烏拉特前旗興建了兩座大型造紙廠。據統計,前些年,烏拉特前旗每年將3300萬噸汚水排入烏梁素海。湖興蘆葦,蘆葦造紙,紙毀烏梁素。

  汚水直排江河湖泊當然並非烏拉特前旗一處。“我在2004年擔任‘保護長江萬里行’專家組組長時,就發現長江兩岸也有很多排汚口。”

  為了實現環保總局要求的向黃河“零排放”,烏拉特前旗的汚水暫存池修起來了。潰壩事件發生兩個月後,烏拉特前旗對外宣佈,由於封堵了企業向黃河排汚的通道,造紙企業的汚水全部先排放於簡易汚水暫存池沉澱、降解,“零排放”實現了。

  村民與政府的爭執

  王大寶家的院子往外200米,就是腥臭的汚水暫存池。“我們這腳下,土壤裏早滲滿了髒水,人吃自來水,牲畜還只能喝井水。”王大寶的母親高翻身提起這事就忿忿然。村民陳栓應補充說,“2006年4月,就在發水之前,旗環保局的來到村子裏化驗水樣,結果是地下水不能喝,牲畜也不能飲用。”

  高翻身養了十多頭奶牛。“一頭牛每天產幾十斤奶,以前,我都是把奶賣到附近的電廠、化肥廠,每斤是1.2元。”

  2005年7月,電廠的職工喝出了高翻身家牛奶的異味。“他們就不要了,我只好賣給蒙牛設在村裏的收奶站。”奶站也不要。

  高將牛奶異味歸咎於汚水暫存池。其實烏拉特前旗的汚水暫存池本就是在村民的質疑聲中動工的。

  動工三個月後,大壩開始占去沙腦包村的田地,一些人家的玉米被推土機毀掉了。“7月13日,我們村裏100多人攔住推土機不讓挖田。”高翻身和兒子王二寶是走在最前面的,他們不同意每畝田只賠償160元錢的條件。

  7月14日上午11點鐘,高翻身。“我不承認阻攔施工有錯誤,我一直認為是政府錯了,他們讓我寫認錯書,就放我,我不寫。”高翻身最終沒寫認錯書,在關了15天之後,王計兒交了255元的伙食費後,從拘留所領回了妻兒。

  就在高翻身出監回家的那天,汚水池的堤壩建起來了,遠道而來的汚水通過管道開始注入。

  按照巴彥淖爾市設計院的設計方案,這個池子的規模比現在還要大很多。烏拉特前旗環保局官員在潰壩後說,旗政府改變了設計庫容和環評審批要求,將庫容減少到設計方案的60%.

  高翻身出監後沒幾天,她的奶牛死了一頭,去年秋天,她的另兩隻奶牛在又先後死去,她都把死因歸結到汚水上。

  劉光釗同樣在為汚水苦惱,他認為自己從澳大利亞學到的技術可以建造更好的汚水處理廠,可是,在他花掉6000多萬元之後,仍然未能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得以嘗試。“有的地方讓去建,建到了一半,一分錢的工程款都沒收回,就不讓建了,他們怕新技術,寧願用舊技術。”

  劉光釗先後在山東、上海、東北等地做了一個個的汚水處理專案嘗試,但又先後失敗。不久,劉光釗將再次往返于昆明、北京、上海,再次走上奔走呼籲的道路。

  汚水處理廠正在修建

  沙腦包的一些村民開始搬離村莊,他們不堪每天苦對一池髒水。烏拉特前旗政府透露,汚水池只是一個折中方案,汚水暫存3年。解決的根本方法還是建汚水處理廠。

  2007年7月3日,國家環保總局對巴彥淖爾市四家企業被列入“流域限批”範圍。巴彥淖爾市環保局立即組織全市7個旗縣區,開展拉網式檢查,對公開曝光和掛牌督辦的企業馬上停產,進行達標整改。責令金星紙漿業公司立即停止向汚水暫存池排放汚水。

  但是,金星公司並沒有將這一指令執行徹底,至今,沙腦包村民仍然看到,每天,汚水仍然源源不斷。

  今年8月28日,烏拉特前旗8萬噸城市汚水處理專案一期工程終於開工。項目採用德國諾西頓公司百樂克活性汚泥汚水處理工藝,按照設計規模,一期工程日處理汚水能力2萬噸,投資8900萬元,明年7月30日將竣工啟用。

  這是目前中國在建和擬建的數百家汚水處理廠之一。據截至2005年的資料,中國城市汚水處理率已經由2000年的34%提高到52%,135個城市的汚水處理率達到或接近70%.但是,仍然有278個城市沒有建汚水處理廠,至少30個城市50座汚水處理廠運行符合率不足30%,或者根本沒有運行。

  劉光釗對這些資料表示懷疑,他說,依據他的調查,情形可能要壞很多。“我們現在雖然有上千座汚水處理廠,可是,用的卻是歐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技術工藝。”劉光釗曾從南到北考察過很多汚水處理廠,“我認為,80%以上的是不能正常使用或穩定達標排放的。”

  “我在2006年底進一步調查發現,95%的汚水處理廠處理過的水是達不到二類標準的。”劉光釗說。

  “歐美的技術並不適合中國,因為中國的工業佈局、工業形式都比較粗放,對環境沒有重視工業模式和管理。我們必須將歐美技術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才能快速解決中國的水問題。”劉光釗呼籲了10多年,但收效甚微,“包括上海新建的38個汚水處理廠,淮河流域的13個汚水處理廠,都不能達到排放要求。”

  劉光釗在蘇州的三個項目進行了兩年。“我想做成三個樣板,但願這次能成。”他焦急的一個原因是前幾天,他去了一次太湖,“可能,來年的太湖藍藻更厲害,以前這個季節,太湖的汚染是沒有這麼嚴重的。”他不明白,在無錫藍藻事件後,有關單位投入到太湖治理的千億資金做了什麼?

  “黃河百害,唯富一套”,這是對塞外河套平原一個美好讚譽,可是,河套平原卻逐漸成為“黃河一害”。烏拉特前旗右側的包頭市,每天有近40%的生活汚水沒有經過處理,通過排汚管直接排入黃河。這是該市城建局透露的資料。

  烏拉特前旗左側的巴彥淖爾、烏海,直到寧夏的塞上江南銀川,也好不到哪里。國家環保總局公佈的黃河流域自動監測資料週報顯示,2006年11月開始,黃河流域包頭畫匠營子斷面開始呈現四類水體,沒有好轉。

  烏拉特前旗汚水處理廠設計要求處理過的水達一類水標準。

  現在,沙腦包村民把希望寄託在了旗裏正在興建的汚水處理廠專案,如果真的滿負荷運轉,他們每年就可以少面對700萬噸左右的汚水。

  專題統籌:南香紅、喻塵
  采寫:本報記者喻塵

2008年4月28日 星期一

美聯儲救助貝爾斯登與全球自由資本主義之死

Vincent Reinhart:越俎代庖的美聯儲


聯邦儲備委員會(Fed)前任貨幣政策主管週一在華盛頓的一個論壇上表示,Fed援救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的行動將來會被視為幾十年中最嚴重的政策失誤。

去年秋天從Fed退休、現為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學者的文森特·萊因哈特(Vincent Reinhart)說,Fed的這一舉措堪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大通脹”。美國企業研究院是傾向於保守的華盛頓智囊團。

萊因哈特是在美國企業研究院週一的一個小組討論中說出上面那番話的,這是Fed在貝爾斯登事件中的舉措遭到的最為刺耳的批評之一。今年3月,Fed先是為貝爾斯登提供貸款作為臨時融資,後又為貝爾斯登的資產提供了290億美元的擔保,以便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 & Co.)順利收購這家投資銀行。

萊因哈特說,這一救援行動令Fed永遠失去了充當誠信中間人的可能性。

萊因哈特說,如果Fed試圖重演其在1998年組織金融界債權人解救對沖基金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行動,“在場諸位都會問一個合理的問題:你能為解決問題貢獻多大的力量?”

萊因哈特說,如果為避免許多其他投行產生連鎖反應而只能選擇Fed這一種方案的話,那Fed的舉措或許可以算是合理。但他質疑是否也存在其他“中間”選擇,比如對摩根大通強硬一些;尋找另外的收購者;有選擇地剝離貝爾斯登投資組合中的某些資產;或是加快實施Fed新提出的以其投資組合中的美國國債暫時交換貝爾斯登流動性不足的資產。

萊因哈特說,上述措施都是可能的選擇,但卻沒有實行。

Fed 主席貝南克(Ben Bernanke)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行長蒂莫西·蓋斯勒(Timothy Geithner)堅定地表示,他們3月中旬的舉措是防止貝爾斯登破產的唯一辦法,他們認為,貝爾斯登一旦破產將引發金融系統更大範圍的混亂和破壞。他們認為貝爾斯登的股東承受了高昂的代價,從而降低了其他公司效仿這一先例的風險。

另外一些討論會成員為Fed進行了辯護。美國企業研究院的另一名學者、對沖基金Caxton Associates的負責人約翰·馬金(John Makin)表示,重創貝爾斯登股東,同時保護與貝爾斯登有交易及借貸關係的其他方的舉措是合理的。

馬金說:“投行內的交易對手差不多相當於商業銀行的存款人。如果Fed坐視不理,貝爾斯登很可能破產,而一大批其他的投資銀行也可能破產。”


Former Fed official criticizes Bear Stearns rescue
-Vincent Reinhart calls the move the 'worst policy decision in a generation.'

Vincent Reinhart, a former top Federal Reserve aide, said Monday that the central bank's rescue of Bear Stearns Cos. was the "worst policy decision in a generation."

Fed officials invoked emergency powers last month to loan $13 billion to Bear Stearns after the fifth-largest U.S. securities firm said it was considering filing for bankruptcy.

"The panicked decision jumped over other possibilities" and may prove as damaging as Fed policy errors that caused the "great contraction" of the 1930s and the "great inflation" of the 1970s, said Reinhart, who was a senior policy advisor to former Fed Chairman Alan Greenspan and the current chairman, Ben S. Bernanke.

The Fed's Board of Governors invoked an emergency rule March 14 to loan the money to Bear Stearns after the firm informed New York Fed officials that it would have to file for bankruptcy. Two days later, the Fed agreed to finance $30 billion of illiquid Bear assets to secure its takeover by JPMorgan Chase & Co.

The Fed on March 16 also opened up lending to investment banks, another unusual extension of credit by the Fed to non-bank corporations.

The Fed's actions "eliminated forever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could serve as an 'honest broker,' " Reinhart said in a slide presentation. The central bank also "tilted the political playing field toward direct mortgage relief."

Reinhart spoke at a seminar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where he is a resident scholar.



全球自由資本主義之死


記住這個日子: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這是全球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夢想破滅的一天。30年來,我們一直在努力締造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美聯儲 (Fed)——美國貨幣政策負責機構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首席宣導者——決定拯救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宣告了這一時代的終結。它用行動表明,自己贊同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首席執行官約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的說法:“我不再相信市場的自我修復能力”;政府解除管制已達極限。

我不是要評判美聯儲拯救貝爾斯登脫離破產境地是否正確。美聯儲不僅決定成為一家投資銀行的最後貸款人,還讓自身的賬目承擔了信用風險,我不知道市場風險是否決定了它只能這麼做。但相關官員都是嚴肅的人。他們做出決定必定是有理由的。他們肯定可以提到當前的風險——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稱之為“自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以及貝爾斯登在這些脆弱的市場中扮演的角色。

美聯儲作為“最後貸款人”

我主要是想評判一下美聯儲決定的意義。簡言之,人們認為貝爾斯登極具系統重要性,因此不能倒閉。沒錯,這一觀點是在危機時刻倉促形成的。但危機時刻正是新職能出現的時候,特別是19世紀央行作為“最後貸款人”的職能。

美聯儲決定的意義顯而易見:這些金融機構將不得不面臨力度大得多的監管。美聯儲為投行提供了一種寶貴的保險形式。實際上,從展開拯救以來股市的表現看,這點已經十分明顯:其他大型投行的股價取得了可觀漲幅(參見圖表)。這是可見的道德風險。美聯儲認定,貨幣市場對投行 “罷工”,相當於商業銀行的存款擠兌。它的結論是:由於這個原因,它必須打開有利於這類金融機構的貨幣“龍頭”。更大力度的監管勢在必行。

誠然,在這場危機結束後,華爾街的遊說者將反對資本金要求或流動性方面的繁重監管。他們或許會成功。但從理性上說,他們的立場如今站不住腳。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必須為它們得到的政府保護付出代價。它們享受“上行風險”帶來的好處,而將“下行風險”轉嫁給整個社會,這種能力必須受到限制。這不僅是一個公平問題(儘管它也是),還是一個效率問題。一個不受監管卻接受補貼的賭場不會很好地配置資源。更有甚者,這種補貼目前不僅適用于股東,而且適用于所有債權人。其結果是導致資金成本低廉到不合理的程度。這些非常離譜的激勵措施必須得到解決。
美聯儲認為有必要採取這一措施,對此我深感遺憾。曾幾何時,我曾希望證券化可以將大部分風險負擔轉移到受監管的銀行體系之外,政府不再需要進行干預。事實證明,這是一種妄想。由同樣危險的融資促成的大量風險(就算不是赤裸裸的欺詐)貸款,已使證券化市場變得風險很高,給在這些市場上進行密集操作的金融機構(特別是貝爾斯登)造成了損害。

危機過後 強化監管

不過,這場危機肯定標誌著對金融自由化態度的轉捩點,而美聯儲將安全網延伸至投行並不是唯一原因。美國(或許其他幾個發達國家很快也會出現)住宅市場的混亂也是一樣。以低調著稱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一次內容令人毛骨悚然的講話中表示,近年發放的大多數次級抵押貸款“既不負責任,也不謹慎”。*這是美聯儲對“犯罪和瘋狂”的表述。同樣,這種情況也不能再發生了,特別是考慮到此類放貸行為對金融體系造成的損失可能非常巨大。住宅價格崩盤,違約率不斷上升,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情況日益增多,將影響到成百上千萬的選民。政客不會無視他們的困境,即便結果是為這種輕率行為提供代價高昂的紓困。但後果肯定是較目前力度大得多的監管。

如果美國本身已越過了解除金融監管的“高水位”,這將產生廣泛的全球影響。直到不久以前,西方還可能告訴中國人、印度人或那些過去20年遭受過嚴重金融危機的人,世界上存在一個既自由又強勁的金融體系。形勢已不復從前。事實上,我們將很難說服這些國家相信,美國及其它高收入國家暴露的市場問題不是一次可怕的警告。他們會問,如果擁有豐富經驗和資源的美國都不能避開這些陷阱,那麼為什麼要期待我們做得更好?

對解除金融市場監管態度的長遠影響,遠非當前動盪意義如此重大的唯一原因。我們仍然不得不度過眼下的危機。金融利潤大幅下降(在美國經濟中非常明顯),住宅價格崩盤,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這種組合可能引發一場漫長的深度經濟衰退。為了應對這種風險,美聯儲已將短期利率大幅調降至2.25%。與此同時,美聯儲顯然還面臨全球投資者逃離美元計價債務和通脹重新抬頭的風險。除了投資者希望持有美元計價證券最安全發行人——美國財政部的負債以外,很難找到長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如此之低的原因。

“有人說世界將終結於熊熊烈焰,有人則說世界將終結於凜凜寒冰,”哈佛大學(Harvard)的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最近引用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的話來描述我們面臨的金融毀滅(熊熊烈焰)和通脹(凜凜寒冰)風險。**這是危險的時代,也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時代。美國正展現出解除監管的極限。在不拋棄過去30年成果的情況下管理這種不可避免的轉變,是一項艱巨的挑戰。順利完成未來的解除杠杆頭寸也是如此。但我們必須從正確的地方開始,認識到即便是最近的過去也是一個陌生的國度。

*《造就可持續的住宅所有制》(Fostering Sustainable Homeownership),2008年3月14日
** 《全球化與貨幣政策》(Globaliz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2008年3月7日,“全球化、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會議”(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infl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THE RESCUE OF BEAR STEARNS MARKS LIBERALISATION'S LIMIT

Remember Friday March 14 2008: it was the day the dream of global free- market capitalism died. For three decades we have moved towards market-driven financial systems. By its decision to rescue Bear Stearns,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institution responsible for monetary policy in the US, chief protagonist of free-market capitalism, declared this era over. It showed in deeds its agreement with the remark by Josef Ackermann, chief executive of Deutsche Bank, that “I no longer believe in the market's self-healing power”. Deregulation has reached its limits.

Mine is not a judgment on whether the Fed was right to rescue Bear Stearns from bankruptcy. I do not know whether the risks justified the decisions not only to act as lender of last resort to an investment bank but to take credit risk on the Fed's books. But the officials involved are serious people. They must have had reasons for their decisions. They can surely point to the dangers of the times – a crisis that Alan Greenspan, former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calls “the most wrenching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and the role of Bear Stearns in these fragile markets.

Mine is more a judgment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ed's decision. Put simply, Bear Stearns was deemed too systemically important to fail. This view was, it is true, reached in haste, at a time of crisis. But times of crisis are when new functions emerge, notably the practices associated with the lender-of-last-resort function of central bank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decision are evident: there will have to be far greater regulation of such institutions. The Fed has provided a valuable form of insurance to the investment banks. Indeed, that is already evident from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stock market since the rescue: the other big investment banks have enjoyed sizeable jumps in their share prices (see chart below). This is moral hazard made visible. The Fed decided that a money market “strike” against investment banks is the equivalent of a run on deposits in a commercial bank. It concluded that it must, for this reason, open the monetary spigots in favour of such institutions. Greater regulation must be on the way.

The lobbies of Wall Street will, it is true, resist onerous regulation of capital requirements or liquidity, after this crisis is over. They may succeed. But, intellectually, their position is now untenable.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titutions must pay for any official protection they receive. Their ability to enjoy the upside on the risks they run, while shifting parts of the downside on to society at large, must be restricted. This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simple justice (although it is that, too). It is also a matter of efficiency. An unregulated, but subsidised, casino will not allocate resources well. Moreover, that subsidisation does not now apply only to shareholders, but to all creditors. Its effect is to make the costs of funds unreasonably cheap. These grossly misaligned incentives must be tackled.

I greatly regret the fact that the Fed thought it necessary to take this step. Once upon a time, I had hoped that securitisation would shift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risk-bearing outside the regulated banking system, where governments would no longer need to intervene. That has proved a delusion. A vast amount of risky, if not downright fraudulent, lending, promoted by equally risky finance, has made securitised markets highly risky. This has damaged institutions, notably Bear Stearns, that operated intensively in these markets.

Yet the extension of the Fed's safety net to investment banks is not the only reason this crisis must mark a turning-point in attitudes to financial liberalisation. So, too, is the mess in the US (and perhaps quite soon several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housing markets. Ben Bernanke, Fed chairman, famously understated, described much of the subprime mortgage lending of recent years as “neither responsible nor prudent” in a speech whose details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 This is Fed-speak for “criminal and crazy”. Again, this must not happen again, particularly since the losses imposed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by such lending could yet prove enormous. The collapse in house prices, rising defaults and foreclosures will affect millions of voters. Politicians will not ignore their plight, even if the result is a costly bail-out of the imprudent. But the aftermath will surely be much more regulation than today's.

If the US itself has passed the high water mark of financial deregulation, this will have wide global implications. Until recently, it was possible to tell the Chinese, the Indians or those who suffered significant financial cris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there existed a financial system both free and robust. That is the case no longer. It will be hard, indeed, to persuade such countries that the market failures revealed in the US and other high-income countries are not a dire warning. If the US, with its vast experience and resources, was unable to avoid these traps, why, they will ask, should we expect to do better?

These longer-term implications for attitudes to deregulated financial markets are far from the only reason the present turmoil is so significant. We still have to get through the immediate crisis. A collapse in financial profits (so significant in the US economy), a house-price crash and a big rise in commodity prices are a combination likely to generate a long and deep recession. To tackle this danger the Fed has already slashed short-term rates to 2.25 per cent. Meanwhile, the Fed also clearly risks a global flight from dollar- denominated liabilities and a resurgence in inflation. It is hard to see a reason for yields on long-term Treasuries being so low, other than a desire to hold the liabilities of the US Treasury, safest issuer of dollar- denominated securities.

“Some say the world will end in fire, Some say in ice.” Harvard's Kenneth Rogoff recently quoted Robert Frost's words in describing the dangers of financial ruin (fire) and inflation (ice) confronting us.** These are perilous times. They are also historic times. The US is showing the limits of deregulation. Managing this unavoidable shift, without throwing away what has been gained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s a huge challenge. So is getting through the deleveraging ahead in anything like one piece. But we must start in the right place, by recognising that even the recent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Fostering Sustainable Homeownership, March 14 2008, www.federalreserve.gov;
**Globaliz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March 7 2008,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infl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共產黨組織轉型的思考

Euris Shaw前言:

貼這篇文章沒有任何別的意思,是把共黨內部人士對共黨的反思表達出來,以研究他們所設計的未來。這個國家既然被他們玩弄於股掌之間,那麼研究他們的反思就有必要。

在中國歷史上,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的垮臺,往往離不開它自身的問題。所有專制政府都有一個特點,給他們一個可以生存的環境,他們就會在自身制度所造成的各種問題的推動下變得越來越專制,專制統治者的視角總是喜歡人性中黑暗的那一面,給一個對權力有欲求的人以權力,如果缺乏足夠的約束機制的話,權力的欲望就會越來越膨脹,而專制的手法總是給全力以表面上的短暫的安全感。那麼,今天的時代有著那麼多的外部和內部的壓力,中國也似乎一直在強調改革,這究竟如何呢?

其實,認真關注中國這三十年來的歷程,會發現所有的變革停留在於制度變革無關的層面上,這不由得令人思考,從這個體制活力的人正不斷變化更換,部分原來的既得利益階層可能已經變成了體制的受害者,他們可以說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為何他們卻無意或者無力去迫使體制發生變革呢?這種思考不由得令我對專制制度感到恐懼,對專制下的這個國家感到恐懼,因為這個黑暗的體制不僅存在著,而且還在今天的時代裏有強大的生命力。

研究中國的歷史會知道,從秦始皇以帝制一統天下以來,每一個朝代的被認為有能力(中國人不主要以榮耀的業績來判定臣民的能力,而是帝王對臣民的駕馭力、控制力)的帝王幾乎或多或少的都推動了中國帝制的自我完善,這帝制的完善帶給我們了什麼?很奇怪也很變態:難以約束的權力--殘酷的權力鬥爭--對先前統治者的血腥報復--無數人對權力的角逐,而且,普羅大眾也沉迷這個遊戲之中,甚至謳歌它、讚美它。這只是說明了一點,政治權力在中國人心中已經失去它公眾性、服務性的一面,已經淪落為赤裸的、血腥的對公眾稅負的利益追逐。

可悲的是,普羅大眾對此一點意識都沒有,卻滿懷恩情的把帝制連同他的黑暗、腐敗一起,當作祖先的優良傳統繼承下來,似乎還覺得這很有必要--那就是“中國特色”。



共產黨組織轉型的思考

謝韜


中國共產黨的現行規章制度,源於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和第三國際,現在,到了進行全方位的反思和革新的時候了。


一、從"先鋒隊"到開放型政黨

十六大修改的黨章,在容納了"三個代表"思想後,向"其他社會階層"(包括資本家和食利者)打開了大門,但是又沒有放棄列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提法。

黨章第一句話:"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邏輯上是含糊不清的。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解釋:第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的先鋒隊,所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先鋒隊。但這種解釋顯然背離真理。第二,中國共產黨既是中國工人的先鋒隊,也是中國資本家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是工人先鋒隊和資本家先鋒隊的集大成者。但是,當工人與資本家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更多地代表誰呢?已經有學者指出,它更多地代表"精英聯盟"。第三,不論"工人、農民、軍人、知識份子和其他社會階層",只要成為"先進分子",就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從而可以運用第一種解釋。但是,這裏又引進了兩個新的問題:"工人階級"已經不是人們常識中的工人階級,資本家和高級經理也能算作工人階級嗎;"先進分子"由誰來確認:工人、資本家、選民、党官僚、理論權威?……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正說明"先鋒隊"理論已經完全不能適用於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群眾性的現代政黨。

列寧的"先鋒隊"理論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地下組織、秘密活動的實踐總結。"先鋒隊"由"職業革命家"作為核心,構成一個"從極狹小極秘密的組織直到非常廣泛自由的組織(鬆散的組織)"的組織鏈條。中國共產黨嚴格地尊奉"先鋒隊"理論,也是在"四一二事變"、"馬日事變"之後。此前,它曾以一種相當開放的心態擁抱新黨員,在組織上獲得了迅猛的發展。當統治集團不允許它成為一個群眾性政黨的時候,它才縮回到"先鋒隊"的殼裏。

按照"先鋒隊"、"先進部隊"這一套傳統框架,引入了"三個代表"新提法,不是"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利益"不同於當下"利益",這不是"後進分子"能夠自發地認識到的,必須靠"先進分子"長期地"灌輸"。因此,"先進分子"的職責不是"代表""後進分子",而是"教育"、"改造"他們。在現行的黨員發展機制下,"先進分子"只會根據既定的理論範本複製自身,而不會反映"人民群眾"不斷變化中的真實心願。

黨章第五條:"發展黨員,必須經過黨的支部,堅持個別吸收的原則。申請入黨的人,要填寫入黨志願書,要有兩名正式黨員作介紹人,要經過支部大會通過和上級黨組織批准,並且經過預備期的考察,才能成為正式黨員。"第六條:"預備黨員必須面向黨旗進行入黨宣誓。誓詞如下:我……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這套做法,出自列寧1904年的《進一步,退兩步》,當然還有更早的源頭。如此繁瑣和帶有神秘色彩的吸收黨員辦法,是革命黨人從地下幫會組織學來的用於自我保護的一套防禦措施,與現代的群眾性政黨是格格不入的。

法國社會黨章程規定:入黨是自由的。在每一個聯合會內,聯合會代表大會選舉出一個聯合會黨員接納辦公室。聯合會黨員接納辦公室登記聯合會接到的入黨申請並立即轉交給支部書記。所有提出入黨申請者都由支部書記邀請他親自來到支部參加接受其入黨申請後的下一次會議。如果他不能親自出席接受其入黨申請後的第一次會議,他會再一次被邀請出席隨後的會議。如果支部的一名黨員對入黨申請提出反對意見,只有在聽取有關人員的意見並經秘密投票表決,有四分之三多數加以反對時,才可拒絕接受入黨申請。從申請入黨者向附近的支部遞交申請書之日算起,支部應在一個月期限內邀請申請入黨者參加支部的下一次會議。要是支部沒有召開這樣的會議,如果當事人重新向附近的聯合會提出申請,在向聯合會黨員接納辦公室交納黨費的情況下,就認為他已經被接受入黨。不接受入黨申請的主要理由是拒絕跨党分子。(陳露譯:《法國社會黨的原則聲明和章程》,原文來自法國社會黨網站。)

中國共產黨要成為一個現代政黨,必須實現從以職業革命家為核心的先鋒隊組織到開放型的群眾性組織的轉變。後者的工作重心既不是理論灌輸和思想改造,也不是以群眾運動和武裝鬥爭的方式顛覆政權或者維持一黨專政,而是廣泛吸納黨員,聯繫盡可能多的選民,在競爭性選舉中贏得勝利。

下面提出寬嚴尺度不同的兩種備選建議。其一,年滿十八歲的中國人,承認党的綱領和章程,願意參加黨的一個支部並在其中工作,按期交納黨費的,即可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有關的支部須在接到申請後一個月內舉行會議,如果沒有四分之三與會者反對;或者有關的支部沒有在一個月內舉行會議的;該申請自動生效,黨齡從申請入黨之日算起。其二,年滿十六歲的中國人,承認党的綱領和章程,願意按期交納黨費的,在地區黨員接納辦公室履行正式登記手續,即可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交納黨費滿半年,即可全面行使各項黨員權利。


二、從集中制到民主制

現行黨章一再重申:"堅持民主集中制","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統一整體","堅持和維護黨的民主集中制"。並把民主集中制解釋為"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其實,這種"辯證法"並沒有給出任何確定的涵義,完全是一種語言遊戲。其實,"民主集中制"是一種誤譯,其本義是"民主的集中制","民主的"是一個修飾詞,主詞則是"集中制"。(應克復:《"民主集中制"的本質與毛澤東的集權思想》,載《當代中國研究》,2005年第4期。)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派提出建立一個"集中制的黨",是專門針對孟什維克派建議實行黨內民主制的。列寧說:如果要實行"廣泛的民主原則",必須具備"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第二,一切職務經過選舉。沒有公開性而談民主制是很可笑的,並且這種公開性還要不僅限於對本組織的成員。我們稱德國社會黨組織為民主的組織,因為在德國社會黨內一切都是公開進行的,甚至黨代表大會的會議也是公開的;然而一個對所有非組織以內的人嚴守秘密的組織,誰也不會稱之為民主的組織。"(《列寧全集》第6卷,131頁。)顯而易見,"集中制的黨"既不實行政治公開性,也不實行真正意義上的選舉。

經過百年政治實踐,什麼是"民主集中制"的真相,早已經被人們所洞悉。"民主集中制"的實質只有兩條: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它用黨的中央機關自上而下地委任黨的地方機關,取代了黨的地方機關的自治和自下而上地產生中央機關。它用中央和地方各級執行機關駕馭和指揮權力機關,取代了中央和地方各級執行機關向權力機關負責。

在十七大召開前,中共中央(新聞報導沒有明確指出是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還是書記處)撤換和任命了一批省級黨委的委員、常委和書記。各級地方黨委也是逐級這樣做。現行黨章為這種反民主的舉措提供了依據。黨章第二十七條:"黨的地方各級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常務委員會和書記、副書記,並報上級黨的委員會批准。"第三十條:"黨的……基層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支部委員會選出的書記、副書記,應報上級黨組織批准。"這裏所說的批准制,已經使選舉制大打折扣。第十三條:"在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基層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上級黨的組織認為有必要時,可以調動或者指派下級黨組織的負責人。"只要上級認為"有必要",就可以隨時實行任命制。這樣一來,自下而上的民主過程,"一切職務經過選舉",就成了一個沒有生命活力的蠟像,只是用來在理論上擺擺門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說:"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用等級授職制去代替普選制是根本違背公社精神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376-377頁。)從列寧開始的"極端的集中主義"(羅莎•盧森堡語),自上而下的逐級委任制,完全閹割了馬克思所說的巴黎公社的民主精神。

馬克思、恩格斯將黨的代表大會稱為"最高權力機關",將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稱為"權力執行機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574-575頁)。代表大會要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權力機關",代表必須要有充分的發言權和表決權。在代表大會上應當允許不同派系的觀點存在,並開展公開、公平的辯論。恩格斯于1885年回憶往事時所說:"馬克思也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他在長時間的辯論中———大會至少開了十天———捍衛了新理論。所有的分歧和懷疑終於都消除了,一致通過了新原則,馬克思和我被委託起草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00、201頁)在列寧時代,黨的代表大會上還允許有關路線、方政、政策的公開辯論;到了史達林時代,只剩下主導派系的歌功頌德和反對派領導人的自我檢討;到了毛澤東晚年以後,中共歷次代表大會乾脆取消了大會發言。至於選舉階段的表決,完全成為執行機關精心導演的一出傀儡戲,既沒有候選人的競選宣傳,也沒有秘密的預選,正式投票更是實行等額選舉。

在實行民主制的各國社會黨的章程中,就沒有上述批准制和任命制的絲毫痕跡。而且,它們還在一些領域中實行了黨員直接選舉,取代了過去長期實行的黨內間接選舉制度。法國社會黨章程第七章第十四條規定:"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後召開各支部全體大會,由全體黨員秘密投票選舉党的第一書記。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絕對多數票者才能當選。在第二輪投票中,兩名候選人中得票最多者當選。"第九章第一條規定:"共和國總統候選人由各支部大會的全體黨員秘密投票確定。第一輪投票獲得絕對多數者當選。第二輪投票的條件與第一輪投票相同,只有得票最多的兩個候選人才能參加第二輪投票。"

未來修改黨章時,應當充分吸取各國社會黨的經驗,以真正的民主制取代黨內集中制。作為最起碼的一步,應當恢復中共八大黨章的規定,實行黨代表大會的年會制和黨代表的常任制。有關黨的路線和政策的重大問題,必須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決定。


三、從集權制到分權制

我們現在講民主憲政或者說憲政民主,民主主要體現為選舉、投票、"數人頭",憲政主要體現為限權(政府不得侵犯人權)、分權、相互制衡。國家機構要實行三權分立,黨內也要實行三權分立。前者是行政、立法、司法的分立,後者是政治、監督、財務的分立。根據現行黨章,黨的最高執行機構是大一統的、一元化的,又是多層級的、寶塔型的。改革的目標模式是,黨的最高執行機構既是分權的、多元化的,又是少層級的、扁平化的。

現在的"中共中央",實際上分為四個層次: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197名,中央候補委員158名),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員23名,政治局候補委員1名),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9名)和中央書記處(書記7名),總書記。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都很少開會,經常代表"中共中央"處理各項事務(包括簽發"中共中央檔")的是後兩個層次。改革後的中共中央處理政務的最高機構,只需要保留兩個層次:中央委員會(或者叫政治委員會),委員50人,候補委員40人;中央委員會執行局,由中央書記1人和中央機關各部門的負責人組成。

過去有一句話叫做"党要管黨"。實際上,黨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管黨上,因為成立政黨的目標就是要參政從政,執掌政權,所以"党要管政"永遠是擺在第一位的。德國政黨法第一條規定:"政黨必須在公共生活所有方面參與形成人民政治意願,特別是對形成公共意見施加影響;激發並加強政治教育;促進積極的對政治生活的公開參加;培養有能力的人承擔公共責任;通過提名候選人參加聯邦、州和當地政府選舉;在議會和政府對政治發展施加影響;將他們確定的政治目標與國家決策過程相結合;並且保證人民與國家機器之間持續、重要的聯繫。""政黨須在政治綱領中制定他們的目標"。制定政綱和政策,儲備、訓練、推舉政府的政務官和代議士,是黨中央政治系統的主要功能。

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下,設立兩個以上的並行機構,在歷史上不乏其例。

恩格斯在1890年代提出,黨報黨刊與黨的執行委員會的關係,應當是前者"形式上獨立"、後者"道義上影響"。他寫道:"你們在黨內當然必須擁有一個不直接從屬於執行委員會甚至黨代表大會的刊物,也就是說這種刊物在綱領和既定策略的範圍內可以自由地反對黨所採取的某些步聚,並在不違反党的道德的範圍內自由批評綱領和策略。你們作為黨的執行委員會,應該提倡甚至創辦這樣的刊物,這樣,你們在道義上對這種刊物所起的影響,就會比對一半是違反你們意志創辦的刊物要大。党正在超越迄今存在嚴峻紀律的框框;在擁有二三百萬黨員和不斷湧入'有教養的'分子情況下,要求比至今給予更多的行動自由,……首先需要的是一個形式上獨立的黨的刊物。"(《馬恩全集》,第38卷,517~518頁。)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倍倍爾說:"執行委員會和你本人對《新時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著並且應該保持相當大的道義上的影響,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們也應該而且可以以此為滿足。"(同上,88頁。)

早年列寧是追隨恩格斯的。在1903年7至8月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上,列寧支持通過的黨章確定了"雙重中央領導機關"體制。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均由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對黨的代表大會負責,二者之間不存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中央委員會負責黨的組織工作、財務工作,指導黨的全部實踐活動;中央機關報編委會則負責在思想上領導党。

晚年列寧建議設立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它由黨代表大會選出,與中央委員會是兩個並行的機構。它的主要職責是對中央委員會及其成員實行全面的監督,紀律檢查委員會只是它的一個下屬機構。列寧臨終前寫到:這個機構"應該'不顧情面',要注意不因任何人,無論是總書記或其他任何中央委員的威信而妨礙他們提出質問,審查各種文件,並且要做到絕對瞭解情況和使問題處理得非常正確。"(《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96-697頁。)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職能,相當於立法機構對於行政機構的質詢、審議、監督職能。1922年的聯共(布)黨章規定:"各級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本級黨委員會不得加以撤銷,但須經過黨委會同意後才能發生效力,並由後者付諸實施。""遇到不同意見時,將問題提交聯席會議。同本級黨委員會不能取得協議時,將問題提交本級党的代表會議或上級監察委員會解決。"按照列寧的意思,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主要功能是約束和限制中央委員會的權力,監督它實施黨代表大會的決議。而到了史達林時代,修改後的黨章將其任務改變為監督"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執行",不再具有監督中央委員會自身的功能。

中央執行機關的第三個分支應當是財務委員會,該委員會的負責人可以稱作"司庫"。在德國政黨法中,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關於黨的經費、賬目、審計等方面的規定,可見財務委員會和司庫在現代政黨中的重要性。

今後,中央政治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應當分工合作,各自承擔獨立的功能,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彙報工作。同時,還應當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任命黨報黨刊的負責人,党的中央執行機關只應當保持對於黨報黨刊"道義上的影響"。


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百年老黨,已經經歷了從革命黨到專政党再到憲政黨的轉變。1948年"行憲"後,本來國民黨就應當向憲政黨轉化了,由於在內戰中失敗,國民黨先是在大陸後來在臺灣實行了四十年"戒嚴狀態",延誤了組織轉型。中國共產黨要獲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國民黨走過的憲政之路。覺悟越早,轉型越及時,對於党的未來發展就越有利。現行憲法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現行黨章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党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在經歷文革浩劫後的這一歷史總結,完全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黨向憲政黨轉型的出發點。

以上這些思考,基於我對60餘年黨內生活的觀察和實踐,基於我關於現代政黨建設的閱讀。不揣淺陋,抛磚引玉,是為了引起更多有識之士的討論,集思廣益,為黨探索一條持續長久發展的道路。


(相關簡介:謝韜,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

與女兒談商業模式之10:為什麼不投資中國?

與女兒談商業模式之10:為什麼不投資中國?

陳志武


2007年12月7日星期五晚上,在紐約跟邱立平一起吃晚飯,他是我在國防科技大學研究生時的同學。這些年,他跟樓雲立女士創辦經營自己的私人股權投資公司——麥頓投資諮詢有限公司,非常成功,現在管理近四億美元的資本。這次他在紐約,是參加華視傳媒(VisionChina)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儀式。繼分眾傳媒、常州天和之後,華視傳媒是他們投資的公司中第三家在美國成功上市的公司。

吃完飯當晚回到在New Haven的家裏。第二天早晨帶陳笛一起去星巴克喝咖啡、吃早點。路上,我跟她講,“陳笛,昨天爸爸瞭解到一個叫華視傳媒的公司,前天該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上市發行的原始股價格為8美元,當天最高漲到9.5美元。到昨天,股價跌回8美元,也就是當初的發行價。你覺得該公司股票是否值得投資?”

陳笛,“華視傳媒是做什麼的?”

“華視傳媒到2005年4月才成立,總部在深圳。它的主體業務是在公共汽車上裝上移動電視,播放新聞和娛樂節目,收益來自節目間歇間的廣告銷售。雖然其歷史才兩年多,公司運營規模快速增長,已在中國組建了覆蓋全國的戶外數位電視廣告聯播網,覆蓋面包括北京、廣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城市。由於中國有幾億人坐公共汽車,華視傳媒的業務擴張範圍很大,規模經營的空間幾乎無限。隨著覆蓋面的拓廣,其廣告收入應該會快速增長。今年前9個月,該公司營業收入為1740萬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90萬美元增長7倍多。”

陳笛,“不過,爸爸,我知道你比較關心中國的各種投資機會,華視傳媒聽起來也很有意思。但是,我對投資中國,或者說對中國這個投資概念,不是很看好。所以,不管具體的公司好不好,我總體上對投資中國不是太樂觀。”

“為什麼呢?”

陳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喜歡中國社會的組成方式,或者說社會結構的構成基礎。讓我最不喜歡的是中國人只認血緣關係,認親情,不認其他的。比如,像你家裏和媽媽她家裏的人,誰都只認親戚,除了親緣之外就不太相信人。我說我不喜歡表妹,媽媽就會說,你怎麼不喜歡表妹?她是你的親人,你們身體裏流的血都是一樣的,沒有什麼比這更親了,所以,你應該喜歡她。”

“媽媽說的對,你是應該喜歡她。長大後,你也會發現,最後只有你姐姐、表姐、堂兄、堂妹這些親戚是永久的,你跟他們的關係總是很特殊,而且是怎麼也改變不了的,因為你們天生就有了這種親情。”

陳笛,“問題也恰恰出在這個上面。媽媽強調的是,不管我的堂姐、表妹是好還是不好,人有意思還是沒有意思,不管跟她們是否談得來,夠不夠交朋友,有沒有交流時的興趣火花,有沒有心靈上的默契,反正我必須喜歡她們,沒有選擇。為什麼有了血緣關係,我就必須喜歡她們呢?這跟交朋友不一樣,因為交朋友時,我有自由選擇,喜歡、談得投機我就交朋友,覺得對方人很好我也可以交,但沒有義務,是完全自願的選擇。我真不認為,我跟表妹、堂姐有血緣關係,就必然意味著我跟她們能合得來,能相互有默契。這不一定的,甚至我更覺得自己交的朋友更有意思,更近。”

“你說的有道理,但這的確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是人類自古以來就面臨的信賴基礎的問題,因為短期內你可能覺得自己主動交的朋友很合得來,也更近。可是,時間久了之後,也許你會發現朋友間的關係難以有一種長久的約束,也就是說,正因為兩方都能自由選擇交友,也當然能自由選擇解散。久而久之,這可能造成某種對人際關係的不信任感。相比之下,血緣關係是沒有選擇的,是生來就有的生理關係,抹也抹不掉,在某些情況下,這種沒有選擇的關係可能反而使親戚間的關係更可靠,使信任的基礎是無條件的、永久的,這就使親戚間的互相幫助的基礎更牢靠了。這就是為什麼在傳統社會裏,當解決人際間信用交易的制度架構還沒有發展出來的時候,人們更多依賴血緣這種天然的東西來強化人際關係的信用基礎。所以,在中國有了儒家文化,強調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庭、家族結構,並以此來組織整個的社會結構。”

陳笛,“可是,為什麼在不以血緣決定一切的美國社會裏,整個社會關係不一定由血緣決定呢?我不是說血緣關係不重要,但不該是唯一決定人際信用基礎的東西,變得只相信親戚,不認別的人。在美國,血緣也重要,但不是決定一切的東西,我的經歷告訴我,在許多情況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也可以值得信賴,值得尊敬,值得交朋友。換個角度講,即使有血緣關係的人,不一定必然意味我會喜歡她、信任她並跟她很近。”

“這跟美國社會的法治發展有關,特別是跟基督教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有關。正如你知道的,教會裏有教友,也有教父母,他們跟你沒有血緣關係,但因為都是基督教徒,所以在上帝面前屬於同一個家,只是那個家是以信仰為基礎,而不是以血緣為基礎。正因為這一點,在美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之間,陌生人之間,也照樣可以有信任,也可以有長久的信任與友情關係,這樣,血緣才不一定是一切。我也同意,由血緣建立的社會結構不一定是最優的,因為這會太巧了,只是世界上的多數社會還難以發展出更好的替代方案。特別是,如果社會中只有親情才能信任,那麼,陌生人之間的市場交易就很難進行了。”

陳笛,“這就是為什麼我對投資中國不怎麼看好的原因,因為公司做大的過程中必然要雇用很多人,彼此間必然有很多的合作,也就需要很多的信任,你把錢投給他們用也需要很多信任,而雇用的這些人不可能、也不應該只是跟自己有血緣的人。那麼,在這些公司擴張、招人的過程中,如果大家、整個社會的人只習慣相信自己的親戚,他們怎麼可能相互間合作得好、信任得好呢?在這樣以血緣組建的社會結構裏,很難發展出真正成功的規模性大公司。”

“不過,隨著中國的法治發展,情況會改變的。”

陳笛,“另一點讓我難以接受的是,中國什麼都以年齡決定,所有人的社會地位都以年齡而定。40歲的人必然要聽50歲的?為什麼小朋友的意見就不能聽呢?”我不明白,出生的早晚對決定人的地位和影響力會這麼重要?比如說,在中國,大人從來就不會把小孩的意見當回事,小孩跟大人講話時,大人從來就不會真正地聽,大人完全把小孩排斥在他們的世界之外。有時候,中國的大人裝著聽小孩講話,但實際上從來不會真聽。在美國,就不是這樣,小孩的意見經常會被接收。在中國,不管是成年人,還是未成年的,都以年齡來定其言論的重要性,為什麼一個

“在傳統社會裏,沒有大學教育、沒有許多書面傳授的知識,人們都是靠經驗做判斷,也就是說,一代到一代,基本都要靠每一代的親身試錯來領悟世間的事物;再加上那時候的社會和生活狀況變化很慢,沒有太多新事物、新技術,所以,年紀越長的人,經驗就越多,就越有智慧,大家多聽他們的,這有道理。不過,到今天,隨著新技術的不斷出現,社會生活與工作的範圍也在不斷拓展、延伸,大變化的時代中,老年人的確不能像年輕人那麼快地追趕時代,對許多新鮮事、新技術老年人可能根本無法入門,對異族、對他人社會文化的瞭解可能也無法跟年輕人比,所以,你說的對,在今天的世界上,年齡已經不是能力和知識的標誌,兩者的相關性甚至已經是負的,越老的人可能對現在的世界越不懂了。小朋友對新技術、新文化的瞭解和接受力反而最強。”

陳笛,“尊老愛幼,有它的道理。但是,不能說為了尊老就可以隨意地損幼。媽媽說,大人說話時小朋友不可以還嘴,不可以插嘴。但她不會說,小朋友說話時,大人也應該聽,大人也不能還嘴呢?這應該是一種平等、對等的問題,不是可以隨意不尊重小朋友。在中國社會,小朋友、甚至年輕人沒有發言權,不受到尊重,這使得這個社會缺乏活力,不容易有創新,也不能培植全社會的思辨能力。對這樣的社會裏的企業,其長久投資潛力怎麼會很高?”

陳笛,“還有就是,中國社會過於勢利。如果一個大人告訴我張三這個人很好,如果我問他‘你為什麼覺得他很好呢?’,這位大人會說‘因為張三上次幫過我’。也就是說,中國人在判斷一個人是否好的時候,更多是看這個人有沒有給過我好處,而不是看這個人本身怎麼樣。我的感覺是,中國人看到的不是別人這個人,而是利益。”

今天與陳笛的談話,真的出乎我的預料,我原本以為我們可以講講華視傳媒的商業模式,但她卻談出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和看法,以此來表明對投資中國的沒信心。關於社會文化、社會結構的組建基礎的認識,這些對商業模式當然有極重要的決定作用,因為現代投資者最喜歡的是業務的可複製性,最好是大規模的可複製性,這樣公司就有巨大的增長前景。而增長前景是否能實現,又取決於這個社會裏的人們是否有基本的信任基礎,是否在血緣之外仍然存在起碼的誠信基礎,否則,一個企業業務的可複製性潛力再好,也不能夠組成相應規模的團隊去實現。投資者看重的另一方面是創新潛力,而如果一個社會裏年輕人、小朋友的地位總是最低,也沒有足夠高的發言地位,那麼,年輕人再聰明、再有創造潛力,他們的機會和資源會很有限。

陳笛出生在美國,也一直在美國上學,但每年在中國有近兩個月的時間。沒想到她對中國社會結構、人際關係還有這樣的一些觀察。我們當然很習慣以血緣、年齡建立的社會秩序,“三綱五常”是大家的行為規範。但是,血緣和年齡都是天生的東西,完全由這種被動的、不以人的選擇為基礎的維度所構建的社會秩序,難道真的能“最好”?能有那麼巧?時代變了,組建社會秩序的基礎似乎也該變了,基於自由選擇的社會必然是以契約規範的社會,而不是以血緣、年齡規範的傳統社會。

馬英九勝選講話全文

馬英九勝選講話全文

  2008年臺灣“總統”大選,馬英九陣營大比數勝出,一舉奪回失去八年的執政權。晚上7:30,馬英九發表長篇勝選講話,內容如下:

  現在我向大家報告開票結果統計,我與蕭萬長先生,得票已經超過一半,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人的“總統”、“副總統”。

  我要強調的是,這一次選舉的結果不是我們馬蕭個人的勝利,也不是國民黨一個黨的勝利,是全體臺灣人民的勝利。這是臺灣所有希望,求新求變,期望開放改革,期望和諧向前行的人民共同的勝利。更重要的是,我們完成了臺灣歷史上第四次的公民直接“總統”選舉,在平和的情況下落幕,代表著我們的民主政治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從選舉的結果可以看得出來,臺灣人民的心聲是什麼:臺灣人民希望政府清廉,不要貪腐;臺灣人民希望經濟繁榮,不要蕭條;臺灣人民希望政治安定,不要內鬥;臺灣人民希望族群和諧,不要撕裂;臺灣人民希望兩岸和平,不要戰爭。

  過去一段時間,我從南到北,訪問了260多個鄉鎮市,接觸到50萬民眾。我深深地感覺到,臺灣人民的要求並不多,我們只希望能夠過安定和平的日子,生活要過得好,而且最重要的,我們要能夠維持,臺灣之所以成為臺灣的核心價值,就是善良、堅忍、包容、勤奮、刻苦。

  這8年來,臺灣人民對政治感到厭煩,對口水戰感到痛憤,但是有一些期望,藍綠卻都是一樣的。臺灣人民並不希望大富大貴,但是他們有權力要求不要過苦日子。臺灣已經是一個民主社會,人民之間對政治的看法或許並不相同,彼此也批評,但是每一個人都會同意的是,我們不能再原地踏步,不能再空轉內耗下去了。所以,我們認為,只有改變,臺灣才有希望,只有改變,人民才有機會。

  我向大家報告,人民的聲音我們聽見了,我們雖然是勝選,但是更重要的,我們心裏瞭解到,這是一個重大責任的承擔,我們必須要把人們的付託,變成政策、變成施政,才能夠回報大家對我們的支持。

  1月12日的“立法委員”選舉,我們拿到了2/3的席位,今天在“總統”大選,我們又能過半,這代表人民支持我們“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看法,這代表著蕭院長和我出來參選,不是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我們知道,我們肩上的重擔,不是千斤,而是萬斤,請各位放心,我們就任之後,一定以最快的速度,把我們提出來的中央地方的各項政策、工作預算,儘快推動,徹底落實,一定要貫徹到底。所以,選舉的結束,只是承擔的開始,選舉的結束,也是改革的開始,唯有改變,臺灣才有希望,唯有改變,人民才有機會。

  我要在這裏,向我的競爭對手說兩句話:謝長廷先生、蘇貞昌先生、他們的競選團隊,還有支援者,都要向他們致意。這次選舉,大家當然有許多的批評,有許多火花,但是我們從來不敢忽視民進黨在過去幾年當中,對於臺灣民主、臺灣進步的貢獻,也許我們看法有不同,但是我們至少完成了臺灣史上第四次的“總統”直選,讓“總統”選舉能夠在基本平和的情況下落幕,完成了臺灣民主政治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覺得不論輸贏如何,我們應該同感驕傲。民主自由是臺灣最珍貴的資產,我們生活在其中,平常也許感覺不到,但是一旦到了關鍵時刻,民主自由展現的力量是很大的。我們今天晚上開票的過程,全世界、亞洲,全部都在轉播,大家都在關心,為什麼,因為華人世界,只有臺灣,能夠在民主的發展上達到這樣一個境界。我們的民主,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還有許多必須要排除的缺點,但是,幾千年來的華人社會,只有臺灣能夠在這麼小的地方,卻走的這麼遠。民主自由是臺灣最核心的價值,蕭院長和我都願意以我們最大的力量來捍衛。

  我們5月20日執政之後,一定努力爭取民進黨以及其他在野黨派的合作與支援,共同會為臺灣的前途打拼。我要在這裏承諾,謝先生提出來一共19項的重要政見,我們也會把它作為未來施政的重要財產,我一定會傾聽人民的聲音,尊重在野黨的意見,保障獨立機關的運作,維持社會中堅的力量,推動陽光政策,讓臺灣繼續在民主的大道上前進,我保證上任後一定身體力行。

  各位鄉親,選舉只是一時的,但是人民的福祉、社會的安定、國家的前途卻是永久的,選舉只是決定這四年內由誰來管理這個政府,我們不必過度的看待,還是應該想到選舉的結束,就是執政的開始。選舉的本質是政治性的,會衝突對立,執政之後是行政性的,我們不會因為有500多萬人沒有投票給我們,就不照顧他們,他們都是我們的人民,我們一定會一視同仁,不分黨派的照顧。

  我們向大家保證,執政之後的國民黨,會從感恩出發,從謙卑做起,我們會努力的傾聽人們的心聲,我們在野8年,非常能感受到人民對現狀的不滿,我們會把他們的心聲,當作我們執政的最主要的依據,我們會勇敢的檢討,我們會努力地把我們的社會改得更好。

  蕭院長和我執政之後,一定努力以身作則,讓所有的孩子們看到一些正面的示範,讓孩子們不會跟我們學著變壞,這是我們政治人物應該做的正面示範。

  和平競爭,將來會是政黨的常態,在此我要感謝支持我的民眾,給我們一個機會,讓臺灣能夠大步向前邁進,我跟蕭院長一定儘快達到各位的期待,特別感謝各地競選的幹部,感謝國民黨所有党部的仝仁,感謝員警仝仁、維安人員,感謝各位鄉親…

中國正在重新自我封閉?

中國正在重新自我封閉?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魏城
2008年4月28日星期一





我仍然清晰地記得20年前的那件事。

那還是198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至此已有10年。那一天,我去一位在《解放軍文藝》雜誌社工作的朋友家玩,碰到他的上司正在給一個文學青年提改稿意見。不過,這位資深編輯慷慨激昂談的東西,似乎與對方的稿子、與文學並沒有什麼關係:

“你看看你口袋中別的鋼筆、你臉上戴的眼鏡、你手裏捧的保溫杯,你再看看這個房間裏的電視、電冰箱、洗衣機,哪一件東西不是西方人最早發明的?然後你再想想,我們人類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乃至我們現在談話所必須遵守的邏輯學,哪一門學科不是西方人最早開拓的?而中國古代文明為人類貢獻了什麼?不過是女人的纏足和男人的辮子,不過是酸腐的儒家學說和刻板的八股文!”

聽著這番文革中也許被冠以“崇洋媚外”惡名的話,竟然出自一位穿著軍裝、扛著大約是少校肩章的軍官之口,你可以想像我心中的那份震撼。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30年前由鄧小平啟動的中國改革開放,其實就是一個西學東漸的過程,或曰“西化”的過程。與鴉片戰爭後中國第一次打開國門略有不同,這一回,中國知識份子不再需要日本這個東洋的“文化二道販子”了,他們直接翻譯西方原著。在最初的西方文學名著翻譯潮之後,隨後則是一波一波的西方社會科學名著翻譯潮:例如“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二十一世紀文庫”叢書……

1988年也許是新中國建國後思想最為活躍的一年:各種學說“紛紛出籠”,各種思潮“蠢蠢湧動”,各種人物“躍躍欲試”;那一年也是電視政論片《河殤》問世的一年:這套片子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後引起了軒然大波,據說,一位中共元老看後非常生氣,稱其宣揚“全盤西化”。

但“全盤西化”無疑是當時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思想“主旋律”。如果說,蘇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之後,一直探尋中國富強之路的中國左翼知識份子頗有一種“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得出了“走俄國之路”的結論,那麼,改革開放10年之後,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則有一種“眾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之感,得出了“走西方之路”的結論……



中國的“西化”之路並非沒有波折,也並非沒有受到質疑。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中出現了許多反思八十年代西化潮的聲音,其中包括新興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以及主張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學熱”。

例如,一位名叫王小東的學者不僅在《河殤》熱播時就發表文章批評《河殤》的“民族虛無主義”傾向,進入九十年代以後,他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他所說的中國某些西化派知識份子的“逆向種族主義”。

而某些八十年代的西化派知識份子,後來也對自己進行了反思。例如,2007年熱播的電視政論片《大國崛起》的總策劃麥天樞,八十年代也曾激烈地反傳統,但去年他在接受我的採訪時卻說:“全面的反傳統,實際上是一種無知,不管它的表述是多麼的慷慨激昂、多麼的漂亮,都是一種無知。近代以來,尤其是1949年以來,中國知識界基本的知識和資訊都來源於西方,而中國的青年知識份子對我們的傳統瞭解得太少,瞭解得越少,也就否定得越乾淨,否定得越容易,而瞭解得越多的人,就會對我們的傳統存有仰望之心,這種仰望並不是保守,而是尊重客觀存在。”

不過,儘管如此,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基本上仍然可以視為是一場“西化”運動。從我多次去中國採訪或探親時的所見所聞來看,至少在中國沿海城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中,熱情擁抱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甚至價值觀念的趨向,仍然還是主流;即使是那些中國民族主義者以及主張弘揚國學的中國學者,也很少有人主張完全排斥西學;甚至就連中國城鄉的普通百姓,在物質生活的西化方面,心態也非常包容、開放。

而如今自稱對中國傳統“存有仰望之心”的麥天樞,也並不否認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這也是他和其他編導人員在《大國崛起》中介紹西方列強興衰之訓的初衷。



然而,如今卻有人認為,最近圍繞著西藏事件和奧運火炬風波而展開的中西對峙,有可能打斷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讓中國重新自我封閉起來。

隨著西方媒體對西藏騷亂的報導引發海內外華人的強烈不滿,也隨著奧運火炬傳遞在部分西方國家遭遇衝擊,海內外中文網上出現了也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最為激烈的反西方言論:不僅那些民族主義情緒一貫強烈的“憤青”們表達了對西方的憤怒,就連那些原來親西方的“小資”們也傾訴了他們對西方的抱怨和失望。

4月19日,似乎不約而同,全球許多城市的華人都在這一天舉行了抗議活動:在中國城市,是中國公民抵制法國連鎖超市家樂福的示威活動,在一些西方城市,則是海外華人對西方媒體偏見的抗議活動。

顯然,對那些一直追求西化的中國人來說,委屈的情緒是真實的,受傷害的感覺是深切的。例如,中國網路上曾經有過這麼一幅帖子:“當我們被貼上‘東亞病夫’的標籤時,我們被稱作危險;當我們被視為明日的超級強權時,我們被稱作威脅;當我們關上國門時,你們走私鴉片來開啟市場;當我們擁抱自由貿易時,你們又責怪我們搶走你們的工作……”

又如,中國《商務週刊》以社論的形式發表了《就火炬傳遞給西方的一封信》,作者自稱是一群“懷著恭敬的心情閱讀過一些來自西方的政治、經濟、法律、哲學和社會文化方面的書籍,並在多年的新聞從業生涯中努力讓自己按照獨立、客觀、真實的職業要求來思考和寫作”的中國新聞從業人員,他們如此向西方的同行們訴苦:“我們一直在努力進步,向你們看齊。我們那麼認真和真誠地希望融入到你們之中,和你們攜手前進。但是這些不幸的事件讓我們悲哀地想到你們的叢林法則。看到我們剛剛信仰的自由、平等、博愛如何被你們庸俗地使用著。你們無法理解,這些熠熠生輝的美好辭彙的破滅對我們所造成的傷害。”

我曾經與一位參加過4•19抗議活動的英國華人朋友探討過究竟是什麼使他如此憤怒的原因。他說,他參與抗議活動,不僅因為西方媒體的有關報導和評論“充滿了白人的傲慢、偏見和雙重標準”,更因為西方的敵意可能會使中國重新自我封閉起來。

這位朋友來自中國大陸,在英國居住了多年,已經獲得了英國國籍,其實是一位非常西化的知識份子。聊天中,我對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失控的可能性表示了擔憂,但他卻對我的擔憂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從來不是主動的、進攻型的:“中國開放30年來,中國人一直是積極融入世界、努力學習西方的,你回想一下,近10年來出現的幾波民族主義運動,包括針對北約炸館的抗議、針對中美撞機事件的抗議、反日示威、以及這次針對西方媒體的抗議,基本上都是一種被動性的回應和反彈,絕對談不上是主動出擊式的、對外擴張式的民族主義。”

相反,他更擔心的,則是西方的敵意可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西方如果無視中國的進步和中國人學習西方的誠意,重操冷戰故伎,倒是真有可能扭轉中國的開放趨勢,讓中國人變得更加封閉、更加排外。”

他指出,中國重新自我封閉並非絕無可能,文革時的閉關鎖國和盲目排外,便與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的欺淩以及日本侵華有著很大的關係。

此文收筆時,我碰巧看到了FT英文網上刊登的一篇本報記者對國際奧會主席羅格的獨家專訪。羅格最後說的一句話,與我這位英國華裔朋友的話,似乎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羅格說:“在中國,你不會通過大聲羞辱得到任何東西。西方人這麼做是一大錯誤。(在亞洲)維持面子非常重要。所有的中國問題專家都會告訴你:只有一種做法能夠奏效:這就是尊重對方的、靜悄悄的、但堅持立場的討論,否則,中國就會自我封閉。這正是今天中國所發生的情況:那裏有許多抗議、有許多非常激烈的言辭,中國人正在自我封閉。”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看看被抵制的CNN是怎樣的:
一個前CNN員工的來信

讀者:MeiZhang
2008年4月28日 星期一


FT中文網編輯:

我想就《我們都是地球人》一文談談感想。

非常贊同作者的“我們都是地球人”講法。我也是東北人,曾在美國生活了八年,包括在亞特蘭大的CNN總部工作了四年。八年裏,我沒有感到因為是中國人而受歧視或排擠,也沒有因為“物以稀為貴”的緣故而受到特別照顧。美國人裏有偏見或無知的人有,但決不會比中國人中有成見和無知的人多。

我接觸的絕大多數美國人對待我與對待其他人並沒有什麼兩樣,倒是因為我擁有尊敬老人、幫助弱者等傳統的中國美德而對我讚美有加。九六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期間,我因為近水樓臺的緣故,有幸去看了10多場比賽(大多是當天買票),那是我在美國八年裏唯一一次強烈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和亞洲人。有中國的比賽,我一定是為中國隊加油,沒有中國但是有日本或韓國隊(對歐美隊)時,我就為日本和韓國隊加油。我還教會了許多美國同事和朋友用漢語喊“加油!”他們也很配合。那時候,我發自內心地覺得“世間是一個和平的大家庭。”

一晃,我離開CNN已有八年了,今天的CNN已不是Ted Turner當老闆時的樣子。那時,Ted親自約法,不許任何人用 the F word。這個F word 不是大家立即聯想到的那個髒字,而是我們中國人用的最多的一個詞“foreign" (外國,外來)。Ted認為“外國”這一詞將人分成內外,有悖“世界一家”的原則,所以禁止使用,而“international" (國際)一詞把大家包括在一起,所以應該推廣。CNN從來把“駐外記者”叫作“國際記者”就是這個緣故。相比之下,咱們中國有多少人想到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平常看到、聽到是太多對外國和外族的仇視、隔閡、成見和一種根深蒂固的“受害者”情結。一個社會、國家和民族如果沒有一種向前看的意識和開闊的視野、寬廣的胸懷,永遠是不會受到世界的尊敬和認同的。

至於今年的北京奧運會,雖然是在自己的國土上進行,反倒覺得政府和民眾對它過度重視,把這樣一個國際盛會上升到了一個關乎民族榮辱的大是大非的境地,再加上買票、交通、住宿等等都會受種種限制和審查,我想自己很可能會敬而遠之,不去湊那個熱鬧了。不過我倒是真心祝願它圓滿成功。

讀者:MeiZhang

我們正面臨的危機

我們正面臨的危機

Euris Shaw


說實在的,近來我感到一種由衷的不安,一是十年週期的臨近,二是對我們這一代人(80後)的擔憂。

有一種說法認為,每一個十年的末尾,總要集中的爆發一些大型的運動事件,現在情緒如此高漲,說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未能依靠現有的經濟改革來跳出中國自身的老問題。從前兩年來看都是歌舞昇平一派盛世之景,不料今年年初一場大雪就暴露了我們面對自然災害時的極度脆弱,接下來似乎是有預謀的出現了股市大跌和通脹加速上行,似乎我們面臨經濟危機時有些慌亂和難以駕馭,同時又爆發了台獨、疆獨、藏獨等事件,也是顯露出中國政府處理外交危機的斡旋能力十分有限。那麼假如再出現大的危機,作為在這裏生存的我們,能從容不迫安然度過嗎嗎?我感到現時的生活中有太多的意外和難以適應。前一段時間遇見了一位闊別數年的在加拿大定居的老朋友,聊到有尊嚴的賺錢,聊到過自由的生活,羡慕之餘,也促使我思考應該謀求怎樣的一種變化來讓自己在這樣的一個國度、眼下的這個過程之中能更好的生存。

對80後這個人群我有很多的擔憂,雖然我自身也屬於這個人群。由於我們生長生活的這個環境,似乎很多人正陷於精神困惑和信仰缺失的危機之中,以至於我們的商業社會缺乏誠信,缺乏保障,而80後人群正處於夾擊之中--父輩競爭力差而我們的競爭成本高,感覺上似乎60、70年代出生的那一些人正在他們的打拚後開始坐享其成了,正當我們準備衝擊的時候一切的價格都抬高了,房價、物價、油價這些都在上漲(當然這些都離不開國際物價上漲的大環境)。本身我們所背負的擔子就重:中國稅負全球第二(要養黨和政府兩套班子,還要為嚴重的貪污和常有的決策失誤買單)、壟斷行業致使消費成本很高、計劃生育政策下獨生子女要獨立支撐家庭,那麼資本市場並沒有足夠的成長和開放(我們這一代人缺乏足夠的風投資金,而且國家的貸款也正在收緊),而已經積累了一定財富的人正通過抬高生產資料價格來享用他的資本利得...

這些只是一個經濟上的背景,當然我們也會有很多的機會,但畢竟國家的法規政策在很多方面仍嫌太過緊閉,使得僧多粥少。而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環境下,由於中國的特色是政策面對問題時總是要慢幾拍,甚至是懶于處理或不願意處理。而在這同時,80後人群的思想正在發生一些變化。

從整體素質上來看,80後人群生活在改革的年代,生活水準較前幾代人高出不少,平均受教育程度更是高出一大截(這是99年開始實行大學擴招政策的結果),大家對網路的熟悉和依賴較高,屬於第一批處於資訊爆炸的時代的人群,但是我們的教育體制和網路控制大家眾所周知,結果是我們80後人群受這個體制的影響要比60、70年代的人要深,所以憤青似乎頗有市場。而且,數十年自上的愚民政策灌輸與自下的反智主義擴張,導致80後人群中受過高等教育者相較民囯時期的大學生和學者在面對生活、工作、科研、教育等等方面,已經嚴重缺乏實證精神,沒了嚴謹的思維和縝密的邏輯推理。

關於實證精神的缺乏,我是從自身開始發現的。大學畢業時做畢業論文,實驗一做,按照別人寫論文的格式把論文一寫,就準備交上去等待通過了,但是很幸運的被我師兄給截下來了。師兄看了我的論文,狠狠地把我給批駁了一頓:資料沒有最原始的出處,大多引自於國內文獻,論證不嚴謹。於是我立即請教師兄,之後幾乎是完全的手把手的教我一篇論文該如何寫,我也就極其頭痛的一篇篇查閱相關英文文獻和外國期刊,感覺很費力氣但也很有成就感,最終實驗完成後我和師兄兩個人做的這個實驗的最終論文被收錄進了SCI。當時,師兄就講到香港一所大學在和我們的課題很相關的一個實驗上栽了大的跟頭,他們的實驗的操作過程因為操作者的疏忽出現了污染,其實驗結果對比國際上採用其他族群血樣的實驗有很大的差異,後來這一結果被多數大學引用,最後哥倫比亞大學在查閱西班牙一所大學(名字不大記得了)的論文時發現這個差異與理論有大的偏離,於是拿回那所香港的大學的所有材料進行再操作,最終發現了污染的存在。師兄提及為何不能引用國內文獻和期刊,原因是信用度太差,很多論文無從考證,論證的過程極不嚴密,也就無據可考了。當然,最終我並沒有繼續在本專業發展,我也對中國科研界的潛規則深惡而痛絕之,也更是對缺乏實證精神的中國科研界感到沒有前途、沒有希望。

那麼,回到商業社會中,我發現實證精神就更加少之又少了。南京的法官已經開始採用“莫須有”來斷案了,CCTV的斷章取義已經成了各大媒體的習慣了,資訊封鎖已經是多年的老規矩了,商業社會中爾虞我詐的欺騙和各種虛假宣傳我也看得厭煩了。我明白這些人都是怎麼做的,其實他們和我生活在不同的思想的天空下,在他們的世界裏邏輯不依賴於嚴密的推理論證,那些中文系的詭辯傳統卻十分之有市場。所以我感到悲哀,為這個時代悲哀,為他們的世界悲哀。特別是發生了近期的一系列事情之後,我更是為我們80後人群感到悲哀。因為,我們有文憑了,有學歷了,有知識了,我們就以為自己有文化了,以為自己有教養了,以為自己很聰明了,而我們生活的環境和體制帶給我們的思維方式卻是武斷、衝動、自大和懶於思考。我們的思維有一個視界,我們的視界正是把渺小的自我放在了最崇高的位置上,所以技術上我們前進了,知識上我們更廣闊了,但我們正在變得愚蠢,因為忘了思考。蠻橫、驕傲、偏見、短視、不顧後果和不求甚解等等正在充斥這個時代,充斥於你我之間。我們都在變得過於世俗化,變得甚至不如那些從沒讀過書的人--他們至少還懂得謙遜和尊重他人。

這一切把我們導向何方?更大的貧富差距,更多的治安問題,更深的思想控制,更濃的民族情緒,更強的民粹主義,更簡的思維方式,更差的科學精神...

昨天中國人依靠消耗資源、破壞環境、廉價勞動力來構建今天的時代,那麼今天又到了變革的十字路口。明天我們依靠什麼來贏得競爭?

2008年4月22日 星期二

中國的政府規模有多大?

中國的政府規模有多大?
作者:陳志武 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

2007年,國家財政稅收增加了31%,達到5.1萬億元,占GDP的21%,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12.3億農民的純收入。也就是說,政府一年花的錢等於3.7億個城鎮居民、12.3億農民一年可以花的錢。政府要這麼多的老百姓才能供養,當然很龐大。

跟歷史比,跟美國比

相對帝制時期的政府規模如何?既然中國今日又逢盛世,我們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時期作為一個參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財政稅收為4937萬兩銀子。在 1760年前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對當時的北京、廣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費做過細緻調查,據其歷史檔案,那時一個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約為24兩銀子(每月2 兩左右)。這樣,4937萬兩銀子相當於205萬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萬個北京人的收入就夠供養盛世時期的乾隆政府,那當然是小政府。我們或可說當時中國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為標準,降低了為供養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數。但是,那時的全國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屬全國平均水準,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實行了國有制計劃經濟之後,北京的相對人均收入才開始飆升,把全國其他地方甩在身後。退一步講,即使乾隆時期全國城鎮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麼,朝廷歲入也只是410萬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億個城鎮居民、12.3億農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開支,無法相提並論。

也許我們會說,今天任何國家的政府規模都不能跟過去的做直接比較,因為傳統農業經濟對政府的依賴度低,而現代經濟的交易複雜性特別高,所以,離不開政府在安全和產權與契約保障方面的支持。沒有政府保護產權、維護契約權益,就難以有現代經濟。這當然有道理。按照這個思路推下去,美國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參照系,因為美國的金融證券市場、知識產權市場以及其他現代產業在全球來說最發達,此外,它還扮演世界員警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職能應該不低於任何其他國家。在社會福利支持上,美國也不亞於西歐。

然而,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稅收為2.4萬億美元,占GDP的18%,相當於8500萬普通美國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說,為了支援美國政府的開支,需要8500萬美國人的可支配收入,這當然遠比中國政府的開支需要3.7億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國有5.4億城鎮居民、8億農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間的可支配收入總共為10.7萬億元。也就是說,5.1萬億元的政府財政稅收約等於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額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國民間的可支配收入總量為8.4萬億美元,2.4萬億美元的政府財政稅收相當於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見,我們的政府規模相對遠大於美國政府。

政府規模是如何變遷的?

過去30年裏,中國的政府規模並非一開始就這麼大。如果說小政府、大社會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麼,1978-1995年間確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 1978年,國家財政稅收相當於3.3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億農民的純收入。那時的政府也不小,這就是為什麼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時的政府畢竟要負責城市人從搖籃到墳墓方方面面的生活開支,所以,政府當然大。

隨著改革的進行,到1985年,財政稅收相當於2.7億城鎮居民、5億農民的純收入。到1995年,財政稅收相當於1.46億城鎮居民、 3.9億農民的純收入。1.46億城鎮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開支,政府還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裏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從根本上逆轉了頭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稅權下放,從中央到省、到地方、到縣和鄉,每級只要求下一級在每項稅種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稅收,剩下的許可權就留給下級政府。從表面看,稅權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統一掌權,是件好事,會給地方更多發展經濟的激勵。只不過,當時好心的改革設計者沒想到或不願意想到,在沒有實質性權力制約的體系下,特別是在新加稅種的權力不在立法機構而是在行政部門的國情下,把稅權下放等於是為各級政府隨意加稅大開綠燈,國民沒有正式途徑對隨意增加的稅負表達意見。

經常有人說,在別國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國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中國沒有對徵稅權的根本性約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於有沒有對權力的制約上。

1995年後財政稅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財政稅收相當於2.8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億農民的純收入。隨後的三年更是加速徵稅,到2007年,政府的財政稅收已經遠遠超改革開放初1978年時的規模,達到歷史最大規模。

我們也可以把政府、城鎮居民、農民看成中國的三大群體。那麼,在改革開放的成果中,哪個群體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裏,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去掉通貨膨脹率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這期間,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0.2%。圖三給出三個群體的累計收入增長情況。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遠高於GDP的速度在增長,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次之,農民的收入增長最慢,速度遠低於GDP的增速。從1995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增長1.2倍。

財政稅收之外

不過,上面的計算只反映了政府總收入的一部分,還有預算外的政府收入、資產增值和資產性收入並不在其內。也就是說,財政稅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見的收入部分。實際上,隨著中國經濟這些年的高速發展,政府作為中國最大的資產所有者,其擁有的國有企業資產、公有土地以及礦產資源的增值比財政稅收更大、增長速度更快。

到2006 年,國有土地的總價值大約為50萬億元。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2007年8月《求是》雜誌上談到,到2006年底,全國有11.9萬家國有企業,平均每家資產為2.4億元,所有國企資產加在一起值29萬億元。也就是說,2006年底,國有土地加國有企業的總價值為79萬億元。去年,中國GDP增長 11.4%,假設土地和國有資產以同樣於GDP的增速升值(資產升值速度一般高於GDP),這意味國有資產去年增值9萬億,比財政稅收的5.1萬億多 80%。

2007年,國有企業的總利潤為1.6萬億元。因此,去年國家資產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萬億元。

把國家的資產性可支配收入和財政稅收的5.1萬億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總收入是15.7萬億元,這等於11.4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億農民的純收入。

中美民間財富結構對比

當然中國家庭也持有財富,包括房地產、企業股權、金融證券、銀行儲蓄等等,只不過主要是城鎮居民有這些,農民沒有土地、也沒有太多儲蓄,他們的財富很少。據發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國城鎮居民的總資產價值為20.6萬億。如果過去兩年均按略高於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麼,到去年底,全國居民資產為27.6萬億元,不到價值為88萬億的國有資產與國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國民間資產加國有資產共115.6萬億元,相當於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國政府基本沒有生產性資產,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國私人家庭資產的總值為73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5.4倍,比中國的總資產與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國資產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資產流動性越大,其資本價值就越高。但兩國的總資產與GDP之比,大致相當。

可是,在兩國,財富在民間和政府之間的分享結構截然不同。在中國,多於76%的資產由政府擁有,民間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資產。而在美國,其資產基本都在民間個人和家庭手中。這兩種不同的財富持有結構會帶來什麼差別呢?

其差別表現在很多方面,包括經濟增長模式、產業結構、法治發展上,等等。這裏,讓我們集中看看,這種結構對國家和民間在財富賽跑上有什麼影響。

美國家庭資產的73萬億美元中,有近35萬億來自過去十年的資產增值,而從勞動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計儲蓄的才1.5萬億美元。所以,美國人的財富增長基本靠資產升值,而由勞動等所得的非資產性可支配收入(去年為8.4萬億美元)基本全部花掉,這既是為什麼美國的儲蓄率現在為-1%,也是為什麼美國的內需這麼強盛。好在美國的資產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國人能夠只靠資產升值來使自己的財富水準上升。

中國的115.6萬億元資產財富中,只有27.6萬億是民間私人的,剩下的88萬億屬國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國GDP和資產價值都上升10%,那麼,老百姓從資產升值中得到2.76萬億元,而政府能得到8.8萬億元。政府從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資產財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額,是民間的三倍。

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資產升值難以帶來消費的財富效應、資產升值帶動不了太多的內需增長的原因。

國家的錢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談到的,去年政府財政稅收5.1萬億,國有資產與土地升值至少9萬億,國有企業的總利潤為1.6萬億元,政府總共有15.7萬億的收入可以花,這些錢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錢花在民生上,那不是從相當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嗎?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這些錢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這兩種安排會有大的區別嗎?按照許多主張政府要推出各種名目稅收的人的說法,通過稅收和國有資產,政府能夠實現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實際真的如此嗎?

據財政部長謝旭人介紹,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約6000億元,相當於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 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461元(相當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沒有國有經濟的美國,去年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約為 15000億美元,相當於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為美國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當於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8%)。

許多人說,中國還處於發展中階段,所以沒法跟美國以及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比。這種說法站不住腳。美國去年的財政稅收僅占GDP的18%,而中國5.1萬億元財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國企收入和國有資產增值,僅財政稅收,中國政府的相對收入就高於美國,沒有理由在民生上的開支比例低於美國。中國政府不是沒有錢花,而是沒有對財政預算過程的實質監督,以至於政府錢多後更傾向於在形象工程、政府辦公大樓上浪費,在高資源消耗、高環境污染又不創造就業的工業項目上投資,也當然為腐敗提供了溫床。

正因為中國太多的收入和資產財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將更多收入、更多資產由私人去消費、去投資,使跟民生貼近的服務業難以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第三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從哪里來?

既然美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從次級按揭貸款危機中走出來,而給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稅,把錢退給納稅人自己去花,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把一些稅收、國企利潤、國有資產增值退回給中國家庭呢?比如,也給他們寄去匯票。國民們也該直接分享一點國企的紅利了。當然,最好是把許多國有企業資產民營化、把土地還給農民,因為這些本來就是國民自己的。

2008年4月21日 星期一

抵制法貨與Carrefour事件

中國多個城市出現抵制家樂福示威
英國《金融時報》傑夫•代爾(Geoff Dyer)上海報導 2008年4月21日 星期一

本週末,數以千計的中國年輕人至少在10個城市的家樂福(Carrefour)超市外面舉行示威,儘管中國政府努力平息因奧運火炬在巴黎傳遞遭屢屢打斷而點燃的民族主義熱情。

家樂福數家門店不得不關門,原因是大批民眾聚集,展示對奧運會的支持,批評他們所稱的國外媒體偏見及“藏獨”分子,同時呼籲抵制法國商品。

自2005年的反日示威以來,這是中國內地聲勢最為浩大的抗議活動。這表明,奧運火炬傳遞在數個海外城市遭遇的混亂場面,在一些中國人當中引起的反彈是何等強烈。家樂福首席執行官杜浩誠(Jose Luis Duran)昨日試圖撇清這家全球第二大零售商與巴黎示威活動之間的關係。他表示,在看到抗議者試圖從運動員手中奪走火炬時,他“並不感到驕傲”。

杜浩誠向法國報紙《星期日報》(Journal du Dimanche)表示,他“最堅決地否認”某些中國媒體的說法,即家樂福向西藏流亡領袖達賴喇嘛(Dalai Lama)提供了財務援助。

杜浩誠表示,他已與中國駐法大使會晤,對中國出現的抵制呼籲表達了意見。家樂福在中國共有112家超級市場,4.4萬名雇員。但杜浩誠堅稱,家樂福的銷售迄今未受到顯著影響。

示威活動愈演愈烈,給中國政府製造了一個微妙的難題。起初,中國政府樂於支持因火炬傳遞出現混亂而激發的民族憤慨,但現在又不願疏遠外國投資者,或甘冒8月份奧運會期間不穩定的風險。

在一些城市裏,警方似乎樂於袖手旁觀,允許抗議活動繼續下去,但也有發自南方城市廣州和深圳的報導稱,警方阻止了相關抗議活動。

規模最大的抗議似乎發生在東部的安徽省合肥市。據目擊者聲稱,上週六的抗議活動吸引了數千人。在大連、武漢和西安也有大規模人群聚集。在北京,上週六在法國使館外的一場小規模示威活動被警方迅速制止。

在這些抗議發生之前,互聯網上已掀起了一場以法國公司為目標的運動,並在過去10天裏像滾雪球一樣發展壯大,家樂福成為這場運動的主要目標——儘管火炬傳遞在倫敦也出現過暴力場面,在三藩市也遭遇大規模示威活動。英國零售集團特易購(Tesco)在中國也有業務,但它表示並未受到任何抗議活動的影響。

中國人的憤怒大多集中在巴黎發生的事件,部分原因在於,媒體廣泛報導了一個頭裹西藏旗幟的男子攻擊一名殘疾的火炬接力手。

譯者/何黎


“毛澤東”“紅海洋”包圍武漢家樂福(圖)
記者王燕 看中國 2008年04月19日
 
[看中國記者王燕綜合報導]4月19日(星期六),在中國大陸一些城市出現了抗議者包圍法國連鎖超市“家樂福(Carrefour)”的場面,其中以湖北武漢最為火爆,現場一片“紅海洋”,還有學生抗議者抬出了毛澤東像。

在湖北武漢,有路人問學生為什麼抗議,有位學生說:“法國支持藏獨,家樂福的股東是法國,而且武漢家樂福還把中國國旗下半旗。”據中國大陸“荊楚網”4月17日報導,武漢家樂福回應“降半旗”事件:可能遭人惡搞。現場圖片顯示,升降旗的繩子綁在旗杆下方,任何人都能去把旗子降下來,

在中國大陸一些人氣旺盛的互聯網論壇上,一個“惡搞家樂福”的最新程式已火速瘋傳,號召到家樂福購物的市民:

1:推著最大的車,車裏裝滿冰激淩等速凍食品,走到熱的角落,車一扔走人!

2:推著最大的車,去買鮮肉。只要割半斤的,割滿車。走到角落,車一扔走人!

3:推著最大的車,去活魚專櫃。魚讓售貨員殺乾淨,一個袋子裝一條!走到角落,車一扔,走人!

一位元大陸線民表示,他最近看電子郵箱,一下子發現3封要求他去抵制家樂福的電子郵件,號召大家5月1日推個大號購物車裝滿霜淇淋在家樂福裏頭亂轉悠,然後扔掉。

有一些線民稱,看到這樣“惡搞”感到“心寒”。也有不少大陸線民表示,大陸家樂福賣的東西大多是中國產品,員工也是中國員工,抵制家樂福,等於制裁國貨,最後受傷的還是中國的老百姓。

2008年4月19日(星期六),湖北省會武漢市的街頭,有數百名抗議者揮舞紅旗在街頭遊行,對法國控股的連鎖超市“家樂福”表示抗議。(圖片來源:duigui.com)

2008年4月19日(星期六),湖北省會武漢市的街頭,有數百名抗議者揮舞紅旗在街頭遊行,對法國控股的連鎖超市“家樂福”表示抗議。(圖片來源:duigui.com)

2008年4月19日(星期六),湖北省會武漢市的街頭,抗議者高舉毛澤東畫像,揮舞紅旗在街頭遊行,對法國控股的連鎖超市“家樂福”表示抗議。(圖片來源:fdcwh.com.cn)

2008年4月19日(星期六),湖北省會武漢市漢口區武勝路,有數百名抗議者圍堵在法國控股的連鎖超市“家樂福”門口。(圖片來源:duigui.com)

2008年4月19日(星期六),安徽省合肥市一家“家樂福”超市外,豎起了一塊號召市民“團結起來”抵制法國家樂福的告示牌,吸引了眾多顧客圍觀。(圖片來源:baoliao.oeeee.com)

2008年4月19日(星期六),安徽省合肥市一家“家樂福”超市門口,出現30多輛運送泥土的大卡車,堵住了該超市的整個停車場。停車場週邊的綠樹底下,見到一層層身著深色制服的員警。有人士認為,在大陸當前嚴厲的制度下,能一路“過關斬將”做到這麼大陣仗,不排除背後有政府的影子。亦有香港傳媒報導說,這些大卡車系警方用來隔離抗議人群。(圖片來源:kds.pchome.net)

注:由於網絡封鎖等原因,本文文字摘自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241383.html,圖片則引自他處(圖后附有來源説明)。


昨日"民族英雄"金晶 今日竟被批成"漢奸"

4月7日,中國殘疾運動員金晶在巴黎被精心安排成“誓死捍衛火炬”街頭劇的主角。(圖片來源:Ganji.com)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龔誠報導)中國殘疾運動員金晶日前在巴黎被精心安排成“誓死捍衛火炬”街頭劇的主角。金晶隨後被CPC官方媒體大篇幅報導,被捧為“英雄”,一夜之間紅遍全國。
但這一稱號未持續多久,金晶因為反對CPC煽動挑起的“民族主義”行動,而迅速被從“英雄”的“神壇”上踢了下來,被人扣上了賣國賊、漢奸的稱號。

據報導,在CPC近日煽動挑起的抵制法國貨的狂熱中,金晶公開表示,希望大家慎重對待抵制家樂福的呼籲,因為家樂福裏面還有很多的中國員工,抵制家樂福首先受害的可能是這些中國員工。

此言一出,網上立刻掀起軒然大波,“漢奸,走狗”各種謾駡,攻擊,指責不一而足,更有不少人拿她的身體缺陷進行人身攻擊。有人指責金晶這種“漢奸言論”是公開和中國人作對,也有人稱她拿了法國人的好處。

有網友說,“昨天的‘護火聖女’,今天就成了漢奸,只因為她不贊成抵制行動。而捧她的和罵她的,卻是同一群人。”

還有網友說,“用如此刻薄的語言,對一個殘疾女孩,針對其殘疾的身體進行人身攻擊的時候,這些‘愛國者’的人性上哪兒去了?難道愛國就可以喪失人性?喪失對人的起碼尊重?”

針對網路幾乎一面倒的“愛國”聲音,北京異見人士周國強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網上的言論和我接觸周圍的人的言論好像是有區別的,網路上一邊倒的民族主義情緒,在現實生活中你和普通人接觸時你感覺不到的。”

周國強表示,輿論一邊倒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反對他們的聲音都被當局過濾了。”

其實,這種金晶現象可以說是CPC統治下的中國特色。上至國家元首,下至貧民百姓,只要對党有利,CPC隨時可以把你捧上“天堂”,打下“地獄”。前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不就是一夜之間成為了“叛徒、內奸、工賊”而被“踏上一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的嗎!


國内各論壇轉帖帖子:
昨日"民族英雄"金晶 今日竟被批成"漢奸"


金晶女士聞名全國沒幾天。這位身有殘疾的奧運火炬手因保護火炬的事蹟而感動了許多人,一時間網上出現大量讚揚金晶的帖文,有的線民曾以“民族英雄”的名號為她“加冕”。然而,世事如戲,甚至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眨眼之間,一個嚇人的“漢奸”帽子就扣在了金晶頭上。

原因很單純。面對抵制家樂福的呼籲,金晶表示希望網友慎重,因為家樂福裏面還有很多的中國員工,抵制家樂福首先受害的可能是這些中國員工。就因為這一個表示,網上的謾駡和侮辱沖她洶洶而來。沿著網友提供的鏈結,我看到那裏除了那無數的“漢奸”字眼,還有許多陰損狠毒的話語,那真叫混賬下流、不堪入目。

金晶的話並沒錯,她把中國人利益作根據,表現了體貼中國勞動者的情感,“出發點是為了中國人好”,實際上這意見也真能避免一些同胞受到傷害。她只是說出了一個顯見的事實或常識,於是立即遭遇“愛國者”的迎頭痛擊。從捧為“英雄”到指為漢奸,從“愛國”到“叛國”,過程就這麼快速、簡單,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這出戲的“劇情”很傻很荒誕。

今天肆意侮辱金晶的人,正是在昨天狂熱讚頌金晶的那部分人中的一群人;倒是原本沒把金晶當作英雄的那部分人,現在還是如同往常一樣,不會因她一句話而發動攻擊,還會因她無端受辱而打抱不平。這說明:客觀與理性維持基本的公正和人權,而情緒化狀態中的追求“政治正確”的拔高或貶低,由於無視思維和評價規則而完全不值得信任。

騙子當然靠不住,真誠卻盲目帶著狂熱情緒的人也靠不住,即便這種人自認為是“愛國者”,即便他們渾身散發著自以為是的愛國熱情。

愛國而不愛同胞,愛國是假的;以自家愛惡為絕對標準,對他人無寬容之心,這樣的愛國者實際上並不存在。對同胞中和自己意見相左的人無絲毫寬容之情,一語不合,將對方置之死地的狠心則一躍而出,持這心態的人兒得了勢只會禍國殃民。真誠穩定的愛之情感,用不著教育宣傳,該愛什麼,正常人都是自學成才、“自然得道”。但是,許多人該恨而不恨,不該恨的他滿世界亂恨,這就可以肯定是教育、宣傳出了大問題,這一點理應重視與反思。

金晶說了一句話之後被當成“漢奸”批鬥,讓許多人不寒而慄。他們自然地想到,國中有些可怕的情況,可怕在於誰都有可能在瞬間“淪為”漢奸。連金晶都…誰敢說自己上了“愛國”的保險?

當一個“愛國機會”發生的同時,大批同胞則落得“反華”和“漢奸”、“賣國”的罪名,這樣的愛國熱情和愛國行為不如沒有;什麼好事也沒做的人,一旦借助“愛國”指責他人是“漢奸”,就似乎頓時高大、高尚起來,就佔據了政治、思想、的制高點,這種野蠻的政治和思想該進墳墓。


官方媒體先前對金晶護火炬事件的報道:
金晶:想從我手中搶走火炬除非從我屍體上踏過去

http://sports.sina.com.cn 2008年04月12日 瀋陽日報


  北京奧運火炬4月7日中午12點30分(北京時間7日下午6時30分)在法國巴黎傳遞時,遇到“藏獨”分子破壞和擾亂。當“藏獨”分子撲向中國火炬手金晶搶奪火炬時,這名坐在輪椅上的“劍客”用殘軀護住了火炬。金晶事後表示,她當時給“藏獨”分子一個資訊:你想從我手中搶走火炬,除非從我屍體上踏過去。

  據北京奧運會官方網站報導,金晶被朋友們稱為“輪椅上的微笑天使”,按原定計劃,她將是第三棒火炬手。北京時間7日晚7時,一名“藏獨”分子突然擠出護衛層沖向金晶,試圖從她手中搶走火炬。金晶面對突如其來的衝擊,毫不畏懼,用雙手緊緊抱著火炬,用她那殘弱的身驅捍衛著奧運精神,這個畫面打動了在場所有人的心弦。

  金晶說起當時情形顯得十分氣憤:“我是個運動員,手上有力氣,哪那麼容易搶走。我就趕緊把火炬夾在腿中間,身子彎下來牢牢抓住,誰也搶不走。”

  一名留學生說,當時“那個暴徒去搶火炬,勇敢的姑娘(金晶)低下頭抱住火炬,暴徒就拉扯她的胳膊還打她。”

  當時的形勢十分緊張,一部分“藏獨”分子直接躺在地上阻撓輪椅的前行,好讓同夥有機可乘,不過數次衝擊都沒有成功。雖然這一棒十分漫長,但她最終還是護住了火炬。

  事後,金晶在第一時間接受了北京奧運會官方網站的採訪。

  “回憶當時他們打我,我只管抱著火炬”

  官網:金晶,你好,請問在聖火傳遞巴黎站你是第幾棒火炬手?

  金晶:我是第三棒。

  官網:你具體的傳遞時間是在什麼時候?

  金晶:具體傳遞時間他們定下來的時間是12∶30到12∶40.

  官網:最終你的傳遞時間呢?

  金晶:最終我的傳遞時間是1∶20左右。

  官網:你還是第三棒火炬手嗎?

  金晶:對,我還是第三棒。但是當中有一段時間是比較混亂的。交接火炬的時候是非常不安全的,那個時候我們一直沒有傳遞,跟著當地警方一直往前走。當時他們是很難照顧到我,因為他們首先要保護火炬———真正傳火炬的那個聖火。當中有一段時間我身邊的警力很少,這個時候就有很多“藏獨”分子往裏面沖。最開始只不過是試探性地沖,後來發現情況越來越嚴重,直到過來搶火炬,連續過來搶了三趟,最厲害的是三四個人搶。當時我整個人腰彎下來頭靠著膝蓋,緊緊抱著火炬,離我最近的人是貼著我的,直接打我,搶我的火炬,其他的人在我旁邊扭打我不很清楚,我只管抱著火炬。

  當時場面混亂,沒有辦法交接

  官網:沒有點燃的火炬在你手裏大概有多長時間?

  金晶:大概將近有40分鐘。

  官網:點燃之後你一共拿了多長時間?

  金晶:點燃之後拿了十分鐘左右吧,因為之前我要等前面一棒火炬手來跟我交接火炬,但是當中實在是太混亂了,沒有辦法交接。而且,事實上這樣沒有交接還是正確的,因為一旦交接了,聖火點燃之後就更難控制了。

  官網:當時在場的大概有多少圍觀的群眾?

  金晶:當時在場的圍觀群眾、“藏獨”跟記者無疆界組織的人都挺多的。但是中國留學生一路上都有,因為我當時護著火炬,周圍的情況我已經不管了。有人來搶的時候是有留學生沖過來阻擋那些“藏獨”分子,他們把“藏獨”拉開,也都非常憤慨,而且很多女生在旁邊揮著國旗一直說支持、加油什麼的。

  為留學生感動,不害怕“藏獨”

  官網:我們在網上看到很多情況的報導,說到有人幫你,你感覺到現場有人幫你拉那些人了嗎?

  金晶:有,我旁邊的護跑手拿身體護著我。我整個人抱著火炬,因為坐輪椅,身體整個彎下來,等於是蜷在輪椅上的。另外一個女護跑手被“藏獨”的人推開了,除此之外,我身邊還有一個導遊,他幫我把這些人統統拉開了。

  官網:我們看到你在保護火炬時的微笑,還有緊緊抱火炬時的堅定的神情,能告訴我們當時是怎麼想的嗎?

  金晶:其實當時很多人說經歷了這麼驚險的時候會哭,而我遇到這種情況絕對不哭。首先在傳遞聖火的路上這麼艱難,這更體現我們傳遞的價值。而且奧運聖火是不能在我手中丟的,火炬也是不能在我手中丟的。看到道路兩旁的留學生,他們一直在喊,中國加油。那時候我非常感動。

  官網:你當時害怕嗎?

  金晶:我當時給他們一個資訊,你想從我手中搶走火炬,除非從我屍體上踏過去。

  中國女兒回來了!

  我自豪,我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