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三次金融危機
股票市場最初的起源是由於歐洲在17、18世紀的時候到處連年征戰，各國都打得民窮財盡。怎麼辦？一些國家就開始發行戰爭債券，發行了以後還不起就開始打白條。打白條還是還不起，就發明瞭股票市場。股票市場英文怎麼講？Stock，原來的意義叫做白條，白條市場。我們翻譯成股票，實際上就是欠債不還打的白條。但股票市場給白條賦予了新概念：這些白條很有價值的。價值在哪里？那就是白條帶來的未來的現金流。
由此產生了第一次股票市場的危機。英國政府為向南美洲進行貿易擴張而成立了南海公司，並把南海公司的股票賣給公眾。他們說，南海公司從其他國家掠奪來的錢就是未來的寶藏，他們拿這句話騙第一批人，第一批傻瓜被騙了，再騙第二批傻瓜。第二批傻瓜又被騙了，價格拉的更高了，再騙第三批傻瓜。騙到最後一批，股市崩盤了，所以後來擬定了泡沫法案。到了1720年的泡沫法案，禁止這些公司--當時叫股份有限公司--運營達100年之久。甚至禁止銀行這個字眼，法國禁止銀行這個字眼達到150年之久，因為很多人向銀行借錢炒股造成了泡沫。因此1720年泡沫法案基本上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禁止了銀行。
南海泡沫與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美國1929年金融危機一起，被認為是歷史上最為慘痛的三次股市崩盤，也被作為世界金融證券市場最為深刻的教訓載入史冊。但每次股市崩盤之後，都會有相應法律法規出臺糾正以前的錯誤。
1840年，隨著西方堅船利炮打開國門，清帝國被迫對外開埠通商，股份制公司以及股票交易就這樣踏上了東方的土地。隨後的洋務運動，更是推動了股份制證券公司的發展。由於最初沒有證券交易所，股票交易大多在茶館中進行。那時每天早上，股票經理會來到一些著名的茶館，與買家一邊聊天、喝茶，一邊完成交易。19世紀60年代以後，上海外商證券交易非常活躍，市場上證券交易額日以百萬計，投機交易有時延至深夜。隨著股份制潮流湧動，上海、北平、天津、廣州、武漢先後掀起了設立交易所的熱潮。到1921年最高潮時，中國的交易所數目已接近200家，竟然位於全球第一。然而，畸形的發展卻讓早期的中國證券市場經歷了三次大崩盤，那麼，發生這三次大崩盤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1872年9月2日中國出現了第一次金融危機。當時上海《申報》有個評論，說買股票的人，不管這個公司是做什麼的，只要股票上市就去買，不問他的經營好壞，也不問賺錢沒有，就一頭熱去買。你是否覺得1872年《申報》這句話和我們現在的評論是一樣的？我們的悲劇就在這裏，我們缺乏英國法國的泡沫法案，也缺乏美國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我們到現在仍然重蹈當時的悲劇。甚至用的術語、我們批評股民的話都和1872年是一樣的，這真是很可笑。我們同樣引進了西方制度，但是我們缺乏了監管，我們缺乏了有效的可執行的法令保護中小股民。
第二次金融危機是20世紀初期，由於汽車工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輪胎。輪胎是橡膠做的，所以英國蘭格制公司在上海開始利用橡膠這個概念發行、炒作股票。蘭格制公司1909年4月4日，股價是780兩，一個多月漲到了1160兩，一年之後，漲到了1475兩。也就是說一年翻兩番，除了中國的錢莊之外，滙豐銀行也加入到這場炒作裏面。到最後，1910年7月，價格太高了，全世界使用橡膠的國家開始壓價，中國這種以橡膠概念為主的股票市場，就在1910年7月全面崩潰。
第三次危機發生在民國時期。1918年，北平成立了第一家股票交易所。第二年，在上海成立了交易所。到了1921年，全中國的交易所達到了140家。交易的東西除了股票之外，還包括布、麻、煤油、火柴、木柴、麻袋、煙、酒、沙土、水泥，什麼都交易，市場一片旺盛。到了1921年，錢莊看不下去了，他們通過銀行貸了大筆款項出去，什麼實業都不做了，都去炒股去了。到了1921年不曉得他們哪一根筋不對了，開始收回貸款，造成第三次的中國金融危機。
可以看到，中國金融危機的問題和歐洲是一樣的，而且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也就是利用股份有限公司隨意炒作，銀行參股，然後火上添油。
亂世智者梁啟超
1922年，瘋狂的交易所熱潮終於降下帷幕。隨著門庭若市迅速變為門可羅雀，無法維繫的交易所紛紛破產，最終存活下來的交易所只剩下6家，信託公司也只剩下兩家。崩盤風潮使得傾家蕩產的人不計其數，受此牽連，商肆紛紛倒閉，經理職員辭職，自殺者也為數多多，中國進入了證券交易的冰河期。然而，在慘痛的現實面前，中國當時已經有睿智的思想家提出了世界級的解決方案，而日後美國、英國的證券市場正是按著這種解決方案的思路完成了股市的重建，那麼，如此睿智的中國思想家是誰呢？
是梁啟超。他是當時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他說："華人不善效顰，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實。"我們只仰慕著公司的名字就開始炒股，而不考察公司的實際基本面。同時，他認為當時的中國股市缺乏"信"，即缺乏信託責任。這個批評放到今天來用適不適合？比如大小非的問題，在2008年股市這麼低迷的情況下，我們上市公司的職業經理人竟然還敢拋出股票，讓股價跌的更凶。他們缺乏什麼？缺乏對中小股民的信託責任。
梁啟超還指出中國股份有限公司的問題在哪里。宣統二年，就是在中國的股票市場第二次崩潰的時候，1910年，他寫了一篇談股份有限公司的文章。他說，股份有限公司必須在強有力的法制國家才能生存，法制化的建設，用嚴刑讓你不敢不有信託責任。他說中國則不知法制為何物，雖然在清光緒二十九年已經有公司法，叫做《公司律》，但他認為律文毫無價值，這個條文粗糙得很，而且即使律文完善也不會實行。到現在還是一樣，多睿智啊。
第二，他認為股份有限公司必須有責任心強的國民才能夠成功，也就是說，必須有信託責任，而中國人則不知有對於公眾的責任。他認為，英國人所以以商雄踞天下的原因，是因為信託責任強。這個人在100年前對於股份有限公司理解之透徹，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他能夠在亂世直接看到問題的核心。
我們假設在宣統二年，當梁啟超把這兩件事講出來之後，當時大清王朝的執政者能夠有這種睿智，接受到他的想法，我們也可能擬定一個法案，它的靈魂和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的精神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股票市場跟歐美是一樣的，都曾因為股份有限公司跟銀行勾結，造成股市崩盤，都是一樣的。但是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呢？一個睿智的偉人告訴我們，你缺乏信託責任，缺乏良心，那就必須有法制化的建設讓你不敢不有信託責任，這才是股票市場能夠替中小股民創造財富的條件，這就是美國股票市場為什麼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市場的原因。美國人到了1934年才悟出這個道理，而我們宣統二年就知道。梁啟超的睿智很像指南針、火藥跟印刷術，很可惜這一切都是我們中國人創造出來的，但到最後我們沒有發揚光大。
2008年10月30日 星期四
2008年10月29日 星期三
中國古代生物戰爭的起源及社會與文化後果（何新）
中國古代生物戰爭的起源及社會與文化後果
何 新
何新按：此文介紹和披露中國古代歷史中一段鮮為人知的隱秘，在此之前從未見諸任何報導和研究。發表此文的目的，是使人們知道大疫對人類歷史曾產生難以預料的久遠影響。因此，對眼前正在發生的這場疫情，直到最終找到有針對性的藥物和療法前，雖然不必人為恐慌(沒有任何意義），但也確實不可忽視。個人認為，此次非典的爆發，應引起國家及人們的警覺和反思：
1.全民衛生及防病體系不容漠視和破壞。也不能走市場化道路，否則雖得小利於一時，卻遺大患於千秋。（毛澤東時代有“6•26指示”及謀建赤腳醫生農村醫療體系，極具遠見。）
2.對作為當代不對稱戰爭重要內容的生化戰爭，國家應提到戰略高度給予重視和研究。這次人們應特別感謝軍醫科院的軍事專家們，是他們及早找到了此病的真正病原及檢測方法，並且開發了有效的干擾素。
（可資對照的是衛生部方面的個別專家，直到4月14日，當軍事醫學部門及國際醫學界均於12日前後已確認非典病源是冠狀病毒後，仍在中央電視臺的焦點節目中堅持病源是所謂“衣原體”，雖然他們早在年初即已參與了有關疫情的調研，但由於學術上堅持門戶之見和技術性的誤判，貽誤了幾個月的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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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生化武器進行的戰爭，起源于漢武帝後期的漢匈之戰，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此事件關係西漢後期，以至兩漢魏晉數百年歷史，影響至為深遠。但迄今從未被史家所論及，茲綜括史料，簡述如下。
我在編制《漢武帝年表》時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漢武帝著名的“輪台詔”中說：幾年前匈奴將戰馬捆縛前腿送放到長城之下，對漢軍說：“秦人（按此即西語 china即“秦人”之稱的起源），你們要馬，我送你們戰馬。”而所捆縛的這些戰馬，是被胡巫施過法術的馬匹。所謂法術，當時稱為“詛”或“蠱”。實際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漢地所沒有的病毒的帶疫馬匹。漢人將此馬引入關後，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時代漢匈戰爭之後期，由於漢軍攻勢猛烈，“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阻（詛）漢軍。”
埋牛羊如何能阻擋漢軍攻勢呢？原來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詛”過的，漢軍觸及或食用或飲用過設置牛羊屍體的水源，就會大染疾疫，使軍隊喪失戰鬥力。顯然，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生化武器。”這是人類歷史上見諸記載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資料參看何新《中國歷史與國民意識》第428頁。）這種生化戰的後果，《史記》、《漢書》未作詳述。但《通鑒》記東漢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規伐羌之戰，“軍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對當時軍隊戰鬥力影響之大。
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歸後，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謎。但是《漢書》本傳記：
“驃騎將軍登臨瀚海，取食于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他的部隊不帶糧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則在胡巫施術後，部屬必多染疾疫。這位名將一向體魄壯健，剽勇過人。遠征歸來後，突患暴病而夭折，現在看，則很可能也與匈奴的“生物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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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後期，國中已數起大疫。由於當時人認為，來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詛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對胡巫的警惕。天漢二年秋，下詔“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專使欽差“直旨繡衣使者”糾察胡巫。這也是引發後來“巫蠱之禍”的來源。
巫蠱之禍，是發生于漢武帝晚年一次嚴重的宮廷變亂，其直接目標是搜尋和打擊致人病蠱的胡巫。但由於擴大化，株連甚多，引發了激烈的宮廷政爭，這場變亂最終導致武帝心愛的兒子、儲君衛太子劉據之死難。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認為這也是由於匈奴搞生物戰所間接引發的一次重大政治事變。(此事當另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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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胡巫）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為“傷寒”。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徵，一是因發高熱而苦寒，《黃帝內經》熱病篇：“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一是患者體有斑瘀（所以稱為“傷”），死亡率很高。
由於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10—20年的週期反復發作，頻頻不已，綿延不斷。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以及醫學上，均對中國歷史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和變化。東漢末名醫張仲景總結治療疫病經驗寫成名著《傷寒論》，就是從中醫學上對兩漢時期流行瘟疫的一部總結性著作。
西漢後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綠林起義引爆的社會動亂，原因除當時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外，與大疫的流行也有關係。總體來說，當社會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響社會安定。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至東漢後期，疫情再度頻繁發作。
特別是東漢桓帝延熹年間國中屢發“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對軍事的影響已見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稱：當前“天象異，地吐妖，人疾疫，”可能會引發社會變亂。這一預言不到二十年就應驗了。桓帝死後，靈帝時代大疫又於西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暴發流行。
其中尤以靈帝光和五年春（西元182）的大疫最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西元183年），張氏三兄弟（張角、張寶、張梁）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其徒黨詭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燒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間，天下回應。這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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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巾起義，中經三國分裂，直到晉武帝泰始元年（西元265）重新統一中國為止，戰亂分裂綿延持續八十餘年。而在這期間，瘟疫仍然反復發作不已。
東漢末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悲沉地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經年以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意謂“我的家族人多，二百餘口人，自建安元年以來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於傷寒。”）
戰亂與疾疫，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銳減（由西漢全盛時期的5000萬銳減去四分之三）。毛澤東曾注意到漢末三國時期中國人口的銳減，雲“原子彈不如劉關張的大刀長矛厲害”。其實，導致這一時代中國人口銳減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戰爭，而是饑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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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當時人稱為“傷寒”的這種流行瘟疫究竟是什麼疫病，這一點過去史家無所論及。但從有關史料看，這種疫病發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徵是高熱致喘，氣絕而死。一些患者體有血斑瘀塊。（故稱為“傷/瘍”。）
根據史料所記述的疫情特點：（1）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2）起病急猛，高熱，（3）患者體有出血瘀點，（4）具強傳染性；似可以推斷當時流行的這種“傷寒”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熱。
流行性出血熱（EHF）又稱病毒性出血熱，是一組由動物性蟲媒病毒（特別是鼠類）引起的傳染病。以高熱、出血、體有出血斑點和休克為主要臨床特徵，病死率相當高。（40%—50%）[“出血熱由漢他（灘）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稱為漢灘病毒肺綜合征，英文縮寫為HPS。”]
現代醫學認為出血熱的宿主動物和傳染源，主要是小型齧齒動物（包括家鼠、田鼠、倉鼠）。但臨床上已查出30種以上動物可自然攜帶本病毒，除齧齒動物外，一些家畜也攜帶EHFV，包括馬、家貓、家兔、狗、豬等，證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為病毒載體的宿主動物本身染疫後，卻很少發病，而只是通過接觸將瘟疫傳給人類。
我們可以設想，匈奴將馬匹和牛羊屍體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詛”、“蠱”）後，將動物或動物屍體施放給漢軍。漢軍染病後，其排泄物又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復傳播。由此即引發了自西元1世紀至4世紀前後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反復發作的“傷寒”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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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疾的流行引起東漢末民間道教與王室貴族中佛教的盛行。實際上，在中國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時，都是作為一種醫道和長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戰國後期東齊海濱方術士的民間信仰。（陳寅恪觀點。）西漢時期與黃老哲學及導引吐納養生方術相結合，僅流行於貴族中。漢武帝尊儒而貶黜黃老，黃老之術降入民間。在東漢後期，由於“傷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張陵、左慈、張魯等以符水方術為人治病，傳佈“太平清領書”（《太平經》），使其逐步發展為道教。與黃巾的“太平道”一樣，其在民間的流傳與當時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關係。
浮屠（佛教）于戰國未已入中土，但其立教並開始流行於上層精英中，則始於後漢明帝時期。東漢後期，精英貴族中（當時稱為耆舊俊彥）開始流行崇信佛教。當時認為，“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也是一種養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西元65）致楚王英詔書：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
潔齋即潔靜服素守齋，是一種養生保健之道。在東漢末桓靈時代的疾疫流行時期，漢桓帝亦于宮中設立黃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來，臣民已多有習浮屠術者，至桓帝，方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漸盛。”
我們應注意到，早期佛教的傳入，不僅包涵著經、教、學、法的傳入，也包涵著古印度醫學和醫術的傳入（湯用彤曾論之）。桓帝時在洛陽傳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學大師，也是一位醫術高超的名醫。所以信徒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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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割據的建安正始時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僅平民，當時的名士貴族，多夭折短壽。例如所謂建安七子、正始七賢（即竹林七賢），以及一時名士王弼、何晏諸輩，多數死於在年（四十歲左右）。善養生的阮籍，也僅活了五十餘歲。貴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當時人多數死於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吳質書》中曾悲歎說：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戰亂兵災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時代成為一個色彩陰暗悲愴的時代。
難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詩作常以“七哀”為題，作悲苦之音，充滿蕭殺之氣。如阮瑀的“七哀”：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民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台。身盡氣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設不禦，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王粲“七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長安，晤彼林下泉，喟然傷心肝。”
由此引致中國哲學及文化主題，由兩漢時代本以經學政治倫理為主題的討論，轉變到魏晉時代關注存在意義和生命真偽的問題討論，導致清談和玄學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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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談”一詞，源之于曹丕詩：
“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眄敘憂勤。”
清談談玄之風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如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與疾病的救治有關。）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號放縱之論盈於朝野。”（晉書•言傳）
魏晉時期哲學中流行崇尚虛無與放達的存在主義，文學充滿中慨歎人生苦短，生死無常的空曠、悲涼、清脫、玄虛的氣氛，構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點。此不僅與當時的社會動盪不安有關，也與人類在瘟疫面前的無能和無力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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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漢末的動亂，連年的戰爭及瘟疫殘害了無數人的生命，生存問題遂成為尖銳的問題，貴族、士人為躲避疾疫，延長生命，多親自入山採集藥石。如名士“（嵇）康嘗采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晉書•康傳）又如著名貴族、書法家王羲之“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晉書•王羲之傳》）
山水之美，也是在名士們在采藥與浪遊之中發現的。當時士人所練導引吐納，服藥采煉之法，名為求仙，實仍是求現世的祛病健身之術。
針對“傷寒”的流行，當時士人流行服用一種能致人發熱的“寒食散”。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鐘乳、石硫黃。（餘嘉錫對此有詳考。）用這些原料煉出來的藥物，服用之後，據說能散寒氣，補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寒食散發候篇》雲：“近世尚書何晏，耽好聲色，始服此藥，心加開朗，體力轉強。京師翕然，傳以相授，曆歲之困，皆不終朝而愈。”
所謂“曆歲之困”，應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換句話說，五石散在當時之流行，是由於被認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自何晏用後，在士人中逐漸流行。“寒食散之方雖起於漢代，而用之者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導也。”書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薦，服後說：“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全晉文）服藥後生幻覺，稱“散心”，生幻力，狂走發散，稱“散步”。這些語言創自當時之服散者，一直流傳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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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瑤在《中古文學史論集》中指出長服五石散者，因藥性的作用，會影響人的性格，使人變得暴躁、狂傲。服藥使人的容顏會有所改觀，服藥還使人的行為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魯迅有一篇名作曾論及藥酒及魏晉文化風氣之關係，他注意到當時貴族士人多服藥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晉風度。魯迅說：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了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
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服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裏都是很苦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除此之外，為避疫疾傳染，當時許多士人遠避人世，尋找幹淨土，於是又有回返尋找大自然的風尚，遂導致山水詩及山水文學的興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為餌，而且藥力必須借酒力發散。因此當時士人亦多縱酒。《世說新語》記：“王孝伯雲：‘名士不必須奇才，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王大佛雲：‘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世說新語•任誕》)
飲酒後嗜睡，可以拒客絕交游，成為當時名士的處身之道，即所謂“閉關”。例如“阮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鐘會數以時事問之，顧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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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世昌說，魏晉名士習尚服藥、飲酒、清談、放蕩、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樂、好享樂和自暴自棄的頹廢。近時文壇論及魏晉風度，猶有人推崇魏晉時士人之服藥、飲酒、山水遨遊，認為魏晉士人崇尚“自由”。卻殊不意識到這實際是根源於一種大不自由的背景——當時社會動盪，民生艱難，又時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奪人性命。因此，對於士人來說，魏晉時期乃是充滿憂患的痛苦悲哀的時代。所謂通脫，放達的存在主義，不過是精神上尋求解脫的一種自慰的表達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雖是漢代這場生物戰的最初發動者，但其本族後來也成為嚴重的受害者。史載自武帝征和年代後，匈奴部亦屢遭大疫，導致人口銳減。在漢軍的打擊下，勢力急劇衰落。隨著北匈奴的西遷，在西元三世紀後，這種瘟疫爆發於中亞。5世紀間流行到羅馬，10世紀前後傳佈到幾乎整個歐洲。其間反復發作，對中古歐洲歷史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世紀晚期著名的文學作品《十日談》，就與當時在義大利流行的“黑死病”即出血熱有關。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討論的範圍了。
何 新
何新按：此文介紹和披露中國古代歷史中一段鮮為人知的隱秘，在此之前從未見諸任何報導和研究。發表此文的目的，是使人們知道大疫對人類歷史曾產生難以預料的久遠影響。因此，對眼前正在發生的這場疫情，直到最終找到有針對性的藥物和療法前，雖然不必人為恐慌(沒有任何意義），但也確實不可忽視。個人認為，此次非典的爆發，應引起國家及人們的警覺和反思：
1.全民衛生及防病體系不容漠視和破壞。也不能走市場化道路，否則雖得小利於一時，卻遺大患於千秋。（毛澤東時代有“6•26指示”及謀建赤腳醫生農村醫療體系，極具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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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資對照的是衛生部方面的個別專家，直到4月14日，當軍事醫學部門及國際醫學界均於12日前後已確認非典病源是冠狀病毒後，仍在中央電視臺的焦點節目中堅持病源是所謂“衣原體”，雖然他們早在年初即已參與了有關疫情的調研，但由於學術上堅持門戶之見和技術性的誤判，貽誤了幾個月的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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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生化武器進行的戰爭，起源于漢武帝後期的漢匈之戰，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此事件關係西漢後期，以至兩漢魏晉數百年歷史，影響至為深遠。但迄今從未被史家所論及，茲綜括史料，簡述如下。
我在編制《漢武帝年表》時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漢武帝著名的“輪台詔”中說：幾年前匈奴將戰馬捆縛前腿送放到長城之下，對漢軍說：“秦人（按此即西語 china即“秦人”之稱的起源），你們要馬，我送你們戰馬。”而所捆縛的這些戰馬，是被胡巫施過法術的馬匹。所謂法術，當時稱為“詛”或“蠱”。實際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漢地所沒有的病毒的帶疫馬匹。漢人將此馬引入關後，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時代漢匈戰爭之後期，由於漢軍攻勢猛烈，“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阻（詛）漢軍。”
埋牛羊如何能阻擋漢軍攻勢呢？原來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詛”過的，漢軍觸及或食用或飲用過設置牛羊屍體的水源，就會大染疾疫，使軍隊喪失戰鬥力。顯然，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生化武器。”這是人類歷史上見諸記載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資料參看何新《中國歷史與國民意識》第428頁。）這種生化戰的後果，《史記》、《漢書》未作詳述。但《通鑒》記東漢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規伐羌之戰，“軍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對當時軍隊戰鬥力影響之大。
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歸後，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謎。但是《漢書》本傳記：
“驃騎將軍登臨瀚海，取食于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他的部隊不帶糧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則在胡巫施術後，部屬必多染疾疫。這位名將一向體魄壯健，剽勇過人。遠征歸來後，突患暴病而夭折，現在看，則很可能也與匈奴的“生物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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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後期，國中已數起大疫。由於當時人認為，來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詛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對胡巫的警惕。天漢二年秋，下詔“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專使欽差“直旨繡衣使者”糾察胡巫。這也是引發後來“巫蠱之禍”的來源。
巫蠱之禍，是發生于漢武帝晚年一次嚴重的宮廷變亂，其直接目標是搜尋和打擊致人病蠱的胡巫。但由於擴大化，株連甚多，引發了激烈的宮廷政爭，這場變亂最終導致武帝心愛的兒子、儲君衛太子劉據之死難。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認為這也是由於匈奴搞生物戰所間接引發的一次重大政治事變。(此事當另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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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胡巫）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為“傷寒”。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徵，一是因發高熱而苦寒，《黃帝內經》熱病篇：“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一是患者體有斑瘀（所以稱為“傷”），死亡率很高。
由於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10—20年的週期反復發作，頻頻不已，綿延不斷。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以及醫學上，均對中國歷史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和變化。東漢末名醫張仲景總結治療疫病經驗寫成名著《傷寒論》，就是從中醫學上對兩漢時期流行瘟疫的一部總結性著作。
西漢後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綠林起義引爆的社會動亂，原因除當時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外，與大疫的流行也有關係。總體來說，當社會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響社會安定。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至東漢後期，疫情再度頻繁發作。
特別是東漢桓帝延熹年間國中屢發“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對軍事的影響已見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稱：當前“天象異，地吐妖，人疾疫，”可能會引發社會變亂。這一預言不到二十年就應驗了。桓帝死後，靈帝時代大疫又於西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暴發流行。
其中尤以靈帝光和五年春（西元182）的大疫最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西元183年），張氏三兄弟（張角、張寶、張梁）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其徒黨詭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燒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間，天下回應。這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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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巾起義，中經三國分裂，直到晉武帝泰始元年（西元265）重新統一中國為止，戰亂分裂綿延持續八十餘年。而在這期間，瘟疫仍然反復發作不已。
東漢末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悲沉地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經年以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意謂“我的家族人多，二百餘口人，自建安元年以來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於傷寒。”）
戰亂與疾疫，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銳減（由西漢全盛時期的5000萬銳減去四分之三）。毛澤東曾注意到漢末三國時期中國人口的銳減，雲“原子彈不如劉關張的大刀長矛厲害”。其實，導致這一時代中國人口銳減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戰爭，而是饑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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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當時人稱為“傷寒”的這種流行瘟疫究竟是什麼疫病，這一點過去史家無所論及。但從有關史料看，這種疫病發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徵是高熱致喘，氣絕而死。一些患者體有血斑瘀塊。（故稱為“傷/瘍”。）
根據史料所記述的疫情特點：（1）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2）起病急猛，高熱，（3）患者體有出血瘀點，（4）具強傳染性；似可以推斷當時流行的這種“傷寒”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熱。
流行性出血熱（EHF）又稱病毒性出血熱，是一組由動物性蟲媒病毒（特別是鼠類）引起的傳染病。以高熱、出血、體有出血斑點和休克為主要臨床特徵，病死率相當高。（40%—50%）[“出血熱由漢他（灘）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稱為漢灘病毒肺綜合征，英文縮寫為HPS。”]
現代醫學認為出血熱的宿主動物和傳染源，主要是小型齧齒動物（包括家鼠、田鼠、倉鼠）。但臨床上已查出30種以上動物可自然攜帶本病毒，除齧齒動物外，一些家畜也攜帶EHFV，包括馬、家貓、家兔、狗、豬等，證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為病毒載體的宿主動物本身染疫後，卻很少發病，而只是通過接觸將瘟疫傳給人類。
我們可以設想，匈奴將馬匹和牛羊屍體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詛”、“蠱”）後，將動物或動物屍體施放給漢軍。漢軍染病後，其排泄物又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復傳播。由此即引發了自西元1世紀至4世紀前後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反復發作的“傷寒”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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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疾的流行引起東漢末民間道教與王室貴族中佛教的盛行。實際上，在中國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時，都是作為一種醫道和長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戰國後期東齊海濱方術士的民間信仰。（陳寅恪觀點。）西漢時期與黃老哲學及導引吐納養生方術相結合，僅流行於貴族中。漢武帝尊儒而貶黜黃老，黃老之術降入民間。在東漢後期，由於“傷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張陵、左慈、張魯等以符水方術為人治病，傳佈“太平清領書”（《太平經》），使其逐步發展為道教。與黃巾的“太平道”一樣，其在民間的流傳與當時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關係。
浮屠（佛教）于戰國未已入中土，但其立教並開始流行於上層精英中，則始於後漢明帝時期。東漢後期，精英貴族中（當時稱為耆舊俊彥）開始流行崇信佛教。當時認為，“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也是一種養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西元65）致楚王英詔書：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
潔齋即潔靜服素守齋，是一種養生保健之道。在東漢末桓靈時代的疾疫流行時期，漢桓帝亦于宮中設立黃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來，臣民已多有習浮屠術者，至桓帝，方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漸盛。”
我們應注意到，早期佛教的傳入，不僅包涵著經、教、學、法的傳入，也包涵著古印度醫學和醫術的傳入（湯用彤曾論之）。桓帝時在洛陽傳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學大師，也是一位醫術高超的名醫。所以信徒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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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割據的建安正始時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僅平民，當時的名士貴族，多夭折短壽。例如所謂建安七子、正始七賢（即竹林七賢），以及一時名士王弼、何晏諸輩，多數死於在年（四十歲左右）。善養生的阮籍，也僅活了五十餘歲。貴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當時人多數死於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吳質書》中曾悲歎說：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戰亂兵災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時代成為一個色彩陰暗悲愴的時代。
難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詩作常以“七哀”為題，作悲苦之音，充滿蕭殺之氣。如阮瑀的“七哀”：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民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台。身盡氣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設不禦，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王粲“七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長安，晤彼林下泉，喟然傷心肝。”
由此引致中國哲學及文化主題，由兩漢時代本以經學政治倫理為主題的討論，轉變到魏晉時代關注存在意義和生命真偽的問題討論，導致清談和玄學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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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談”一詞，源之于曹丕詩：
“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眄敘憂勤。”
清談談玄之風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如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與疾病的救治有關。）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號放縱之論盈於朝野。”（晉書•言傳）
魏晉時期哲學中流行崇尚虛無與放達的存在主義，文學充滿中慨歎人生苦短，生死無常的空曠、悲涼、清脫、玄虛的氣氛，構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點。此不僅與當時的社會動盪不安有關，也與人類在瘟疫面前的無能和無力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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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漢末的動亂，連年的戰爭及瘟疫殘害了無數人的生命，生存問題遂成為尖銳的問題，貴族、士人為躲避疾疫，延長生命，多親自入山採集藥石。如名士“（嵇）康嘗采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晉書•康傳）又如著名貴族、書法家王羲之“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晉書•王羲之傳》）
山水之美，也是在名士們在采藥與浪遊之中發現的。當時士人所練導引吐納，服藥采煉之法，名為求仙，實仍是求現世的祛病健身之術。
針對“傷寒”的流行，當時士人流行服用一種能致人發熱的“寒食散”。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鐘乳、石硫黃。（餘嘉錫對此有詳考。）用這些原料煉出來的藥物，服用之後，據說能散寒氣，補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寒食散發候篇》雲：“近世尚書何晏，耽好聲色，始服此藥，心加開朗，體力轉強。京師翕然，傳以相授，曆歲之困，皆不終朝而愈。”
所謂“曆歲之困”，應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換句話說，五石散在當時之流行，是由於被認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自何晏用後，在士人中逐漸流行。“寒食散之方雖起於漢代，而用之者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導也。”書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薦，服後說：“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全晉文）服藥後生幻覺，稱“散心”，生幻力，狂走發散，稱“散步”。這些語言創自當時之服散者，一直流傳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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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瑤在《中古文學史論集》中指出長服五石散者，因藥性的作用，會影響人的性格，使人變得暴躁、狂傲。服藥使人的容顏會有所改觀，服藥還使人的行為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魯迅有一篇名作曾論及藥酒及魏晉文化風氣之關係，他注意到當時貴族士人多服藥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晉風度。魯迅說：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了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
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服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裏都是很苦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除此之外，為避疫疾傳染，當時許多士人遠避人世，尋找幹淨土，於是又有回返尋找大自然的風尚，遂導致山水詩及山水文學的興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為餌，而且藥力必須借酒力發散。因此當時士人亦多縱酒。《世說新語》記：“王孝伯雲：‘名士不必須奇才，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王大佛雲：‘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世說新語•任誕》)
飲酒後嗜睡，可以拒客絕交游，成為當時名士的處身之道，即所謂“閉關”。例如“阮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鐘會數以時事問之，顧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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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世昌說，魏晉名士習尚服藥、飲酒、清談、放蕩、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樂、好享樂和自暴自棄的頹廢。近時文壇論及魏晉風度，猶有人推崇魏晉時士人之服藥、飲酒、山水遨遊，認為魏晉士人崇尚“自由”。卻殊不意識到這實際是根源於一種大不自由的背景——當時社會動盪，民生艱難，又時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奪人性命。因此，對於士人來說，魏晉時期乃是充滿憂患的痛苦悲哀的時代。所謂通脫，放達的存在主義，不過是精神上尋求解脫的一種自慰的表達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雖是漢代這場生物戰的最初發動者，但其本族後來也成為嚴重的受害者。史載自武帝征和年代後，匈奴部亦屢遭大疫，導致人口銳減。在漢軍的打擊下，勢力急劇衰落。隨著北匈奴的西遷，在西元三世紀後，這種瘟疫爆發於中亞。5世紀間流行到羅馬，10世紀前後傳佈到幾乎整個歐洲。其間反復發作，對中古歐洲歷史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世紀晚期著名的文學作品《十日談》，就與當時在義大利流行的“黑死病”即出血熱有關。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討論的範圍了。
從高中政治教材編寫看“黨化教育”（張博樹）
從高中政治教材編寫看“黨化教育”
張博樹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一、“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前後兩個文本之比較分析
二、從教材編寫過程看知識份子的心態
高中“政治教育”歷來是中共黨化教育的重鎮。2004年3月2日教育部頒佈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實驗）”。根據這個標準，從2004年秋季起新 設計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將與高中其他學科在部份省（市、區）進行實驗。高中其他15門學科的課程標準已於2003年由教育部頒發，政治課的課程標準是頒 布最晚的一個。
出於偶然，筆者于2004年2至5月受邀參與了由一家教育出版社組織的高中政治課新教材的編寫工作，從中瞭解到高中政治課“課程標準”修訂的情形。據我所 知，這個“課程標準”從起草到最後定稿，前後共有13稿之多；先前的“徵求意見稿”呈現出開放的姿態並體現在若干課程的設計中，但最後的定稿與“徵求意見 稿”相比，黨化教育的成份大大增加了。比較這些不同文本，將有助於瞭解威權主義條件下中共黨化教育面臨的困境和實施過程的某些新特點。此外，參與教材編寫 使我有幸結識了一批同行，並在第一現場觀察他們（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種種心態。如實記錄這種心態，從威權主義知識社會學的材料積累和學科建構角度看，也 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一、“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前後兩個文本之比較分析
筆者比較的“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以下簡稱“課標”）先後兩個不同文本，一個是2003年12月的“徵求意見稿”，據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的一位官員證 實，這是第八或第九稿，另一個是2004年3月正式公佈的定稿。這兩個文本都有“前言”、“課程目標”、“內容標準”和“實施建議”4部份。“前言”說明 “課程性質”、“課程的基本理念”和“課程設計思路”。
關於“課程性質”，“徵求意見稿”說：“本課程是一門對普通高中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課程。思想政治課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常識為主要內容；引導學生在課堂學習和社會實踐的過程中，領悟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 法，提高參與現代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弘揚民族精神，擴展國際視野，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 觀；為他們的終身發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質的基礎。”而“定稿”說：“高中思想政治課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 基本觀點教育，以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常識為基本內容,引導學生緊密結合與自己息息相關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經歷探究學習和社會 實踐的過程，領悟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切實提高參與現代社會生活的能力，逐步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確 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為終身發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質基礎。”從後者的黨化教育的老套子中可以發現，前者中“擴展國際視野”一語在“定稿”時被刪除了， 刪除這句話的意義將在下文討論。
關於“課程的基本理念”，“徵求意見稿”的表述如下：“1、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教育與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相統一；2、注重思想政治方向教育與鼓勵學生自 主成長相結合；3、構建以生活為基礎、以學科知識為支撐的課程模組；4、強調課程實施的實踐性和開放性。”“定稿”的文字如下：“1、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 觀點教育與把握時代特徵相統一；2、加強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導與注重學生成長的特點相結合；3、構建以生活為基礎、以學科知識為支撐的課程模組；4、強調課 程實施的實踐性和開放性；5、建立促進發展的課程評價機制。”這裏值得關注的是，“徵求意見稿”中第一點“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教育與適應時代發展要求 相統一”在“定稿”中變成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教育與把握時代特徵相統一”；而第二點“注重思想政治方向教育與鼓勵學生自主成長相結合”，在“定 稿”中變成了“加強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導與注重學生成長的特點相結合”。在中國的威權主義條件下，語言運用（特別是正式檔中的語言運用）早已成了一門“藝 術”。“徵求意見稿”中第一點把“堅持”與“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相提並論，這裏的“適應”可以被解讀為對“堅持”的靜悄悄的修正；而“定稿”的提法把“堅 持”和“把握時代特徵”“相統一}”，“把握”往往就變成了對“堅持”的變相辯護。“定稿”對第二點修改的要害則是刪去了“鼓勵學生自主成長”這個令人振 奮的提法，代之以一個老掉牙的陳舊命題。
下面著重討論一下“課程設計思路”，這個部份在“徵求意見稿”中本來蘊含了極有價值的改革空間，卻被定稿“槍斃”了其中的最輝煌者。
與以往高中政治課的安排不同的是，新推出的“課程設計”採取模組建構，全部課程分為4個必修模組、6個選修模組，學科範圍明顯擴大（原來的高中政治課只有 必修課，沒有選修課）；模組內容相對獨立，模組之間不存在前後承接的邏輯順序（據教育部基教司的有關官員介紹，這種模組安排意味著新教材強調學生的生活邏 輯，而不再強調學科體系和學科的知識邏輯，以與大學教育相區別）；教學課時也比過去有所壓縮，每個模組36學時，2學分，這樣必修課的總學時減至144， 低於舊的高中“課標”政治課的156總學時。
在“徵求意見稿”中，必修課各科的名稱是，“思想政治1（經濟生活）”、“思想政治2（政治生活）”、“思想政治3（文化生活）”、“思想政治4（生活與 哲學）”；選修課各科的名稱是，“走近經濟學”、“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思維與創新”、“生活與法”、“現代社會與倫理”、“從《共產黨宣 言》到‘三個代表’”。其中必修課的4個模組可以不必探究，因為不管如何強調“生活邏輯”，這些課程裏一黨專制的主旋律是含糊不得的。令人感興趣的是6個 選修模組的設計。這6門課中，除了最後一門代表了典型的党文化外（據說這門課是為中學生裏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們設計的），其餘5門課為真正的知識傳授 和人文教養的培養提供了寶貴的空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走近經濟學”和“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兩門課。“徵求意見稿”中“走近經濟學”的教學內容設計如下：
“1. 第一次科技革命時期的經濟學（簡述斯密的生平及學術經歷，闡釋他提出“看不見的手”和“國家守夜人”作用的思想；瞭解李嘉圖成長為經濟學家的經歷，概述其 有關國際貿易中的比較成本理論；簡述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主要過程，認識其闡明“剩餘價值”理論的意義；講述恩格斯與馬克思的革命生涯和友誼，理解《資 本論》的問世是他們共同心血的結晶）。2. 第二次科技革命時期的經濟學（簡述馬歇爾的經濟學說標誌著傳統經濟學的終結；列舉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過渡的史料，印證列寧關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經 濟思想；講述“羅斯福新政”在經濟活動方面的成功事例；解釋“凱恩斯革命”的涵義，知道凱恩斯經濟學說標誌著現代經濟學的開始）。3. 第三次科技革命興起（分析西方經濟學家為什麼提出“馬克思的降世”，揭示他們重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的原因；評議弗裏德曼與凱恩斯經濟學的交鋒，說明他的學 術觀點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解釋加爾佈雷斯為什麼享有“暢銷書作者”的聲譽；概述阿明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的理論觀點，瞭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發 展中國家的應用與發展）。4. 風行於當今時代的經濟學（評述薩繆爾遜的《經濟學》風靡世界半個世紀之久的原因；結合諾思的學術經歷，概述他研究的兩個“基本經濟學原理”；評析盧卡斯對 經濟學的看法；瞭解斯蒂格裏茨的學術和實踐經歷，概述他的主要觀點在經濟學原理上的革命意義）。”
“徵求意見稿”中“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的教學內容設計如下：
“1. 形式迥異的國家和日益增多的國際組織（比較民主共和制、君主專制和君主立憲制的區別，說明政體與國體是形式與內容的關係，明確政體是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 比較單一制與聯邦制的區別，理解國家形式既包括政權組織形式，又包括國家結構形式；列舉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組織迅猛發展的資料，歸納國際組織的不同 類型，說明國際組織在國際社會中日益重要的作用）。2 英國：“君主立憲制”與“議會之母”（簡述英國議會被稱為“議會之母”的緣由，描繪英王在國家生活中的表現，明確英國是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描述英國區域政 權的組織狀況，說明英國是特殊的單一制國家；分析英國政黨競選的實例，歸納英國內閣的構成及主要職權，說明英國責任內閣的作用；3. 美國：“聯邦制”與“三權分立”；簡述美國總統的職權，解釋美國被認為“開創了總統制先河”的緣由；解析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關係，歸納美國聯邦制的特 點；簡述美國國會的構成和職權，解析美國政府、議會、法院三者之間的關係，明確美國是實行“三權分立”的典型國家；講述“驢象之爭”的典故，結合實例，概 括美國兩黨制的特點和問題）。4. 法國：獨特的“半總統制”（解析法國總統的職權及其與內閣的關係，比較法國總統制與美國總統制的異同；簡述法國議會的構成、職權，說明其與英國議會的區 別，探討法國議會的作用；瞭解法國黨派的現狀，分析法國多黨制的作用與問題）。5. 聯合國與世界貿易組織：最具普遍性的國際組織（歸納聯合國會員國的資料，評述聯合國主要機構的職權和作用，表明聯合國是當前最具普遍性的國際組織；引述聯 合國憲章對聯合國宗旨和原則的規定，列舉聯合國的活動資料，說明聯合國在世界多極化趨勢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解析世界貿易組織被稱為“經濟聯合國”的緣 由，說明世貿組織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角色和作用）。6. 歐洲聯盟：顯現世界多極化趨勢的重要角色（歸納文化、歷史和地域等因素，理解歐盟形成和發展的條件；概述歐元、歐洲議會的誕生，以及歐洲聯盟有關機構的設 置，解析歐洲聯盟的性質，探討其在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凡瞭解高中階段中共黨化教育以往歷史和教學內容的人，看了這兩個新課程的設計都會有為之一振的感覺。1949年以來，在中國大陸，不要說中學生，就是大學 生也被長期剝奪了正面、系統瞭解西方政治制度和經濟主張的機會，社會處於極度封閉的狀態。事實上，這種封閉和資訊、知識封鎖，正是毛澤東與農業烏托邦幻想 相結合的極權主義政治得以肆虐一時的重要條件。改革開放後，人們有了各種資訊管道瞭解外面的世界，但在正式的學校教育中，國際社會的主流文明及其建構原則 卻一直未能納入中國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公共教育部份（在中國，這個部份被稱之為“政治課”，其實，它的更準確的名稱應該是“公民教育課”）的教學視 野，這顯然是威權主義意識形態控制的結果之一。
可以說，把“走近經濟學”和“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納入高中“政治課”教學系列是一個重大突破，儘管它們仍然是“選修課”，在課程的具體設計和教 學內容安排上仍存有某些明顯的意識形態痕跡（如“走近經濟學”中關於列寧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思想”、關於“馬克思的降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發 展中國家的應用與發展”等內容），但新“課標”所要傳達的意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要使中國基礎教育中的公共“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具有開放的國際視 野，讓千百萬中學生系統地瞭解國際社會主流文明的建構原則。從啟蒙角度看，這是中國實現民主化和制度現代化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其他幾門課的“課標”也程 度不同地體現了同樣精神。
然而，後來公佈的“定稿”對這兩門課的設計卻發生了重大變化。“走近經濟學”中關於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介紹，除保留凱恩斯部份外，被全部刪除，卻用大量篇 幅增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的內容，課程名稱亦被改為並不貼切的“經濟學常識”；而“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也壓縮了原“徵求意見 稿”的課程內容，加上了“民主集中制：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和活動原則”一章，課程名稱則被改為“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為何如此修改呢？教育部基 教司的一位官員曾這樣解釋：部分專家認為“走近經濟學”的內容太多，學生沒有時間學，與大學有關教學亦有重複之處，現在的講法容易形成“夾生飯”。其實， 這個說法亦是亦否。作為選修課，學生和教師本來就有選擇的自由，“多”與“少”並非沒有取捨的空間；只要合理確定知識介紹的層次遞進關係和方法原則，“夾 生飯”問題完全可以避免。經濟學模組作如是改變，顯然還有未能明說的原因。至於變“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為“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內容上也作出 重大調整的緣由，教育部的官員說的很直白、很乾脆：“西方國家形式”刪掉一部份，就是怕學生西方的東西學多了，會認為中國的制度不好；原來的“徵求意見 稿”體現國家意志不明確，經過部長辦公會討論，認為必須體現、加強教育的意識形態功能，所以有了現在的更改。如此就不難理解何以在“定稿”的政治課“課程 性質”中要刪掉“擴展國際視野”一語了！
“定稿”的“經濟學常識”與“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兩門課不但在內容編排上，而且在敍述語言上，都有很微妙的變化。為了方便讀者比較，也把“定稿”的這兩個部份附列於下。“定稿”中“經濟學常識”的教學內容安排是：
“1．古典經濟學巨匠的理論遺產（簡述斯密所處時代市場經濟發展的特點，闡釋 “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簡述李嘉圖有關國際貿易中“比較成本”的理論觀點）。2．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立（簡述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主要過程，瞭解馬克 思創立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貢獻；理解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理論的重大意義）。3．走進現代市場經濟（運用“羅斯福新政”在經濟活動方面的重要 實例，解釋“凱恩斯革命”的涵義；瞭解西方國家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模式）。4．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初期探討（瞭解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闡釋列 寧對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有關論述；聯繫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實踐，理解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主要觀點）。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闡釋 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創新及其意義；瞭解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歷程；理解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意義）。”
“定稿”關於“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課程教學內容的安排是：
“1．各具特點的國家形式和國際組織（比較專制政體與民主政體的區別，說明政體與國體是形式與內容的關係，理解國家管理形式的多樣性；比較單一制與 聯邦制的區別，理解國家形式既包括政權組織形式，又包括國家結構形式；引述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組織迅猛發展的資料，說明國際組織在國際社會中扮演著 日益重要的角色）。2. “君主立憲制”和“民主共和制”──以英國和法國為例（簡述英國議會被稱為“議會之母”的緣由，瞭解英王在國家生活中的角色，明確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性 質；簡述法國總統、內閣、議會的產生及其職權，比較法國民主共和制與英國君主立憲制的異同）。3. “兩黨制”“聯邦制”“三權分立”──以美國為例（評述“驢象之爭”的典故，結合實例，揭示美國兩黨制的實質；瞭解美國聯邦制的特點；簡述美國是實行“三 權分立”的典型國家，分析“三權分立”制的實質）。4. “民主集中制”：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和活動原則（歸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職權，理解我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分析我國國家權 力機關和人民的關係、國家權力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闡述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活動原則；比較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 特點，說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好制度）。5．日益重要的國際組織──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和歐洲聯盟為例（列舉聯合國的主要機構及其活 動，闡釋聯合國憲章所宣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評析聯合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闡述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和作用；解析世界貿易組織被稱為“經濟聯 合國”的緣由，舉例說明世界貿易組織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角色和作用；概述歐洲聯盟的誕生和發展，解析歐洲聯盟在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在“定稿”中，西方政治制度和國家組織的“性質”、“實質”一類又成了高中課堂上必須向學生灌輸的東西，同時要讓學生相信“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好制度”，以體現中共一黨專制的“國家意志”。
現在再來看“課標”的兩個文本對政治課“課程目標”的不同界定，這裏明顯體現了專制意識形態力量對改革意向的否定。“徵求意見稿”對“課程目標”中的“總 目標”的定義是：“本課程以加強高中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為主要任務。幫助學生學習相關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經歷實踐探索的過程，提高參與現代社會生活的能 力；使學生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初步形成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而 “定稿” 的定義是：“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最新成果；瞭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常識；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方法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 決問題；具備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應有的自主、自立、自強的能力和態度；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情感；初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 觀。”顯然，在“定稿”中把党文化作為“總目標”的根本，與“徵求意見稿”中淡化這類意識形態訴求形成明顯反差。
“課標”把政治課的“分類目標”區分為“知識”、“能力”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3個部份。在“分類目標”的“知識”部份，“徵求意見稿”的內容是： “瞭解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常識；瞭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常識；瞭解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常識；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現 代社會的公民道德和民主生活的基本要求和規範；把握現代社會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徵。”而“定稿”的內容是：“知道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 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理解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 意義；瞭解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當代中國的公民道德建設和法制建設的基本要求；獲得正確選擇人生發展道路的相關知識。”兩個 文本比較的結果同樣是突出了党文化，對“徵求意見稿“中後兩條的修改，尤其是刪掉“現代社會”這個詞特別顯得意味深長。
在“分類目標”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部份，“徵求意見稿”與“定稿”的內容反差比較明顯。“徵求意見稿”的內容是：“理解生命的內在價值，懂得生命的 寶貴，珍惜生命和個人榮譽，維護人格尊嚴；熱愛生活，親近知識，親近他人，親近自然，培養高尚、豐富的生活情趣；對一切未知世界具有好奇心，尊重科學，培 養科學態度和創新精神；在勤奮學習、認真做事中磨礪意志，調控情緒，增強自我接納水準，形成正確的自我認同；始終憧憬未來，對個人發展抱有信心，對未來職 業選擇抱有恰當心態；關注現代社會的變化，自覺遵循和維護社會秩序，積極思考、主動表達，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培養健全的公民意識；對祖國和人類社會進步抱 有樂觀態度，在尊重和理解各民族文化價值的同時，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尊感。”而“定稿”的內容是：“熱愛中國共產黨，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 熱愛祖國，熱愛人民，關心祖國命運，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樹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志向；關注社會發展，積極參 加社會實踐，誠實守信，增強社會責任感和民主法制觀念，培養公民意識；熱愛集體，奉獻社會，關心他人，樂於助人，宣導團結友善的精神；樂於學習，尊重科 學，追求真理，具有科學態度和創新精神；熱愛生活，積極參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動，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標；熱愛和平，尊重世界各 民族的優秀文化，關注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培養世界眼光。”“徵求意見稿”的描述是現代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精神的體現，是“課標”文本中最為閃光的部份之 一；而“定稿”則大多是了無新意的意識形態詞句，筆者並不是說其中的內容都不對，而是說在專制主義語境中這些表述有其特定的意識形態涵義。“定稿”對“征 求意見稿”內容的顛覆說明了一個極其可怕的現實，那就是專制主義力量仍然在阻止新的、符合現代社會發展和民主時代要求的人格精神的構建。
二、從教材編寫過程看知識份子的心態
筆者近年來一直在從事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研究，所以把這次參與“政治課”新教材的編寫看作是一次現場觀察威權主義條件下中國教育領域的眾生相、體驗有良知 的中國知識份子如何與中共黨化教育的傳統勢力博弈的好機會。就個人而言，生平第一次參加高中“政治課”教材的編寫，還有兩個重要動機，一是希望為中學生作 點什麼（我承接的是“走近經濟學”部份內容的編撰），再一個就是用編撰收入來支持自己的學術研究。我所接觸到的編寫隊伍同仁、出版社負責人和編輯的一個共 同心態就是，“如何在既定約束條件下，盡可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既定約束條件”是我們出版編寫群體公開使用的語句，大家對其所指都心照不宣。同仁們很 清楚地意識到，“約束最強的課程，也是貫徹公民教育理念最困難的課程”，這裏當然首先指必修課中的“政治生活”和選修課中的“從《共產黨宣言》到‘三個代 表’”（後者在“定稿”中被更名為“科學社會主義常識”，且被調整為選修課的第一模組），這類課程向來是黨化教育最集中的體現者。其他課程也程度不同地存 在同一問題，沒有哪一門課可以完全擺脫官方教條和意識形態的約束。在這個意義上，目前的教材改編工作顯然具有過渡性，不可能徹底；但我們希望盡可能做得好 一些，讓這套教材有更多的東西保存下去，經得住歷史的檢驗。這是大部份同仁具有的共識。
在中國，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使用教材的“審定權”，一向由官方壟斷。教育部有一個“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專司各類中小學教材的審定。教材的組織編 寫和出版則長期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一家壟斷。這次新“課標”的推出伴隨著一個重要的“改革”，就是允許有條件、有財力的出版社參與新教材的編寫，最 終由教育部審定的教材也不再局限於一套。雖然這些教材依據的是同一個“課標”，但在教材的呈現形式上卻會有很大的不同，這就為教材的編寫者和出版者提供了 一個參與競爭、大顯身手的機會。就“政治課”教材的編寫而言，這次有全國10餘家出版社參與。然而，據知情人告知，最後的結果是，2004年夏教育部審定 高中政治課教材時只通過了一家出版社的送審稿，包括我所參與的那家出版社在內的其餘10多家出版社全部名落孫山，經濟上賠了本；更為離奇的是，被通過的只 是必修課的4門教材，6門選修課教材的審定不知什麼原因被擱置。新教材將於2004年9月起在4個省進行實驗，2007年全部推開。
我參加的教材編寫由外地一家出版社組織，編寫組成員由北京和外地兩部分人組成，大多是高等院校的教師，僅我一人來自科研機構，年齡最大的55歲，最小的約 30歲，年輕人基本上都有博士學位，中年以上大多有教授、副教授職稱。出版社表示，之所以請大學教師來編寫中學教材，是希望該教材能推陳出新，自成一體， 不再照搬過去教材的思路。出版社特別強調，新教材要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尤其是社會探究能力的培養，形式不必統一，以為學生創造主動的學習空間為標準。在 教材的呈現形式上，出版社和編寫組成員也動了不少腦筋，比如，採用主、副文搭配結構，主文要“科學、嚴謹”，副文要“生動、活潑”，課後練習的設計要有深 度空間，案例要注意經典性和貼切性，等等。
但整個編寫工作遇到了諸多障礙。首先，有些屬於“約束底線”的東西是無法突破的。比如，各門課（尤其是必修課）中都有一些體現“三個代表”之類党的意識形 態的必須講授的東西，或是有形無形中受其約束的東西。無論你想怎麼淡化它，這種意識形態暴力事實上仍然存在。它對教材編寫的約束是無處不在的，無論是教材 正文的闡釋，還是課後練習的設計，都是如此。
比如，在“走近經濟學”第3課我曾經設計了這樣一個課後練習：“中央電視臺2004年初報導：截止到2003年底，全國各用工單位累計拖欠民工工資 1,000億（全國民工約9,400萬）。溫家寶總理甚至親自出面為民工討要工錢。組織一次社會調查（比如，到學校附近的建築工地，瞭解民工的勞動和收入 情況），看看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對我們理解現實生活有什麼幫助。”這個練習的本意是提倡學生把課堂學到的知識和現實生活結合起來，學會用批判的眼光觀察 周圍的社會。但是，用剩餘價值理論直接比照“社會主義”中國的現實，不僅無此先例，而且肯定無法通過審查。因為這道習題包含著一個潛臺詞：馬克思的剩餘價 值理論指出，19世紀的西方資本家至少要付給工人相當於勞動力價值的工資，但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卻有數以千萬計的勞工拿不到他們辛辛苦苦掙來的血汗錢！這 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我引證的材料出處也有足夠的權威性，但這個課後練習幾乎沒有希望通過第一道“關卡”──這套教材自己的編輯班子的審查。果然，初稿 “送審”後，一位受託參與審稿的中學政治課教師就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此類練習內容“與國家意志相悖”。顯然，人們很清楚，在號稱以馬克思主義立党、立國的 國度，是不允許把馬克思主義的槍口對準自己的！
寫作者、審查者、出版者自己充當自己作品的“檢察官”，這是中共自建立一黨專制的極權主義政權來中國文人的常態。威權主義並沒有改變這個現實，只是使它變 得更為精巧。在這些場合，我們不但可以領略到仍然實實在在存在且發揮作用的專制主義的制度性鉗制力量，而且可以體驗到由於這種強制所產生的心靈奴役。事實 上，正是這兩個方面構成了“約束底線”的客觀和主觀基礎。
編寫工作遇到的第二個障礙是教材審查體制的官本位特徵往往強化了其意識形態功能，並使教材改革的努力付之東流。據知情人講，“六四”後每次高校公共政治課 內容的重大修改都要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討論、批准。這次高中政治課新“課標”的“定稿”取代本來蘊含著極大改革空間的“徵求意見稿”，是教育部部 長辦公會的決定。據教育部基教司的有關官員講（這位官員應我們這套書的主編之邀向編寫組成員介紹課標更動情況，其言基本屬實）：部長辦公會強調，高中政治 課絕不是一門單純的知識課，而是承擔著明確的意識形態教育功能，對學生進行社會主義基本教育，政治方向、政治立場不能與中央精神出現任何不一致的地方，這 也是“課標”最終稿有較大改動的理由；原來的“課標”體現黨的意識形態要求比較隱晦，出發點是想緩和學生的逆反情緒，部長辦公會討論時認為，這種作法有些 “猶抱琵琶半遮面”，於是“定稿”在意識形態表述上更加鮮明，用表態的方式說明課程的性質；學術中無定論的、或與中央精神相違背的，肯定不能進教材；教材 審查的3條標準（是否“超綱”“漏綱”、是否適合於教學、知識點佈局是否合理），首重第一條；部裏特別強調，政治課對一些基本的政治觀點就是要灌輸，這是 “政治模組”各門課程的重要特點。有人問：“課標起草專家組是否換了人，由另外一組專家重新起草的政治課課標？”回答是：“並沒有換人，還是原來那批專家 寫的，他們必須按照部裏的意見進行修改。”
在一黨專制的運作體制中，有一個很奇特、又似乎很正常的現象，那就是執行者往往既是專制旨意的消極服從者，又是使專制旨意得以貫徹的積極使動者。“消極服 從”意味著執行者內心對其執行使命的不完全認同；“積極使動”則是就其效果而言，不管“課標”起草組的專家們是否情願，“定稿”畢竟是他們修改出來的。其 實教育部的官員也同樣如是。給我們“傳達”教育部“精神”的那位官員一方面大談“課標”修改的必要，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加上的東西不得不進去”，似乎頗有 些無可奈何，他甚至談到“作教材，怎麼不讓人家抓住辮子，是個技巧”，其內心所指，也已經十分清楚了。
這種在權力面前雙重心理、雙重人格的存在是當今中國威權主義社會的一個典型現象。在毛澤東的極權主義時代，專制主義與烏托邦的聯姻使大多數人對“革命理 想”的認同比較真誠；未來的、真正的民主社會也不會有這種現象，因為人們已沒有必要屈從強權的壓力。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消極服從”可以發展為一種反 抗的藝術，“積極使動”也可能墮落為專制體制的自覺幫兇，這就看每個人的“道行”了。
“定稿”出臺後，我們這個編寫班子成員的反應“非常強烈”，大部份北京同仁都認為這件事情再做下去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大家曾認真討論了“何去何從”，但 最後的意見仍歸結為繼續與出版社合作，把這套書編完。畢竟，中途“撂挑子”意味著違背與出版社的合約，不但會傷害與出版社建立的良好的信任關係，也會給所 有人帶來經濟上的損失。“經濟”和“收入”問題是教材編撰工作的第三個障礙，在當今威權主義條件下從事此類教材的編寫勢必使編寫者經歷利益驅動和學術良知 之間的內在緊張。
中國有數以千萬計的中學生，一旦某家出版社的教材樣稿被教育部看中、批准，將意味著出版社會財源滾滾。因此各“競標”出版社都使出渾身解數聘請有名望、高 水準的主編，組織高水準的教材編寫隊伍，最主要的當然是付給高報酬。以我們編寫組為例，各課程模組的分主編只要拿出合格的樣稿就可獲得數萬元報酬；若樣稿 通過了教育部的審定被定為正式教材，報酬還要翻幾翻。大概編寫外語或數理化之類教材的老師們不會有什麼額外的精神壓力，唯獨“政治課”教材不同，在一黨專 制的威權主義社會條件下，“政治課”的許多內容並非科學，而是當權者的意識形態，是為論證當權者的權力合法性服務的。參與此類教材編寫的人心裏都很清楚。 然而，既想掙錢，又想堅持學術的純潔和公正，堅持對得起自己的社會良心，在編寫“政治課”教材的實踐中是很難協調一致的。遇到兩者發生衝突、或有可能發生 衝突時，往往是後者要讓位於前者。威權主義借助金錢的力量使知識界就範，早已是普遍現象。在大學、科研機構裏，只要承擔了“主旋律”的“課題”，就有大筆 經費，不少知識份子的墮落由此起步。不管是政治課教材編寫中出現的利益與良知的衝突，還是權力利用利益誘餌對知識界的圍獵，都說明了同一個道理，那就是金 錢在當今的威權主義社會裏發揮著重要的、既通過經濟領域本身又逾出純經濟領域以外的政治功能。
中共党化教育的解構與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將是一個互動的、互為條件的過程。“解構”的真正前提是中共黨化教育“底線”的突破，而 這又有賴於民主化實質意義上的進展。當然，中國民主化事業的推進必須建立在最廣大的中國公民素質提高的基礎上，而這只有通過教育才能達到。在這個艱難而曲 折的行進過程中，知識份子將會有所作為，他們的靈魂也將不斷受到滌蕩而漸次昇華。
張博樹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一、“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前後兩個文本之比較分析
二、從教材編寫過程看知識份子的心態
高中“政治教育”歷來是中共黨化教育的重鎮。2004年3月2日教育部頒佈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實驗）”。根據這個標準，從2004年秋季起新 設計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將與高中其他學科在部份省（市、區）進行實驗。高中其他15門學科的課程標準已於2003年由教育部頒發，政治課的課程標準是頒 布最晚的一個。
出於偶然，筆者于2004年2至5月受邀參與了由一家教育出版社組織的高中政治課新教材的編寫工作，從中瞭解到高中政治課“課程標準”修訂的情形。據我所 知，這個“課程標準”從起草到最後定稿，前後共有13稿之多；先前的“徵求意見稿”呈現出開放的姿態並體現在若干課程的設計中，但最後的定稿與“徵求意見 稿”相比，黨化教育的成份大大增加了。比較這些不同文本，將有助於瞭解威權主義條件下中共黨化教育面臨的困境和實施過程的某些新特點。此外，參與教材編寫 使我有幸結識了一批同行，並在第一現場觀察他們（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種種心態。如實記錄這種心態，從威權主義知識社會學的材料積累和學科建構角度看，也 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一、“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前後兩個文本之比較分析
筆者比較的“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以下簡稱“課標”）先後兩個不同文本，一個是2003年12月的“徵求意見稿”，據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的一位官員證 實，這是第八或第九稿，另一個是2004年3月正式公佈的定稿。這兩個文本都有“前言”、“課程目標”、“內容標準”和“實施建議”4部份。“前言”說明 “課程性質”、“課程的基本理念”和“課程設計思路”。
關於“課程性質”，“徵求意見稿”說：“本課程是一門對普通高中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課程。思想政治課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常識為主要內容；引導學生在課堂學習和社會實踐的過程中，領悟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 法，提高參與現代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弘揚民族精神，擴展國際視野，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 觀；為他們的終身發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質的基礎。”而“定稿”說：“高中思想政治課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 基本觀點教育，以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常識為基本內容,引導學生緊密結合與自己息息相關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經歷探究學習和社會 實踐的過程，領悟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切實提高參與現代社會生活的能力，逐步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確 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為終身發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質基礎。”從後者的黨化教育的老套子中可以發現，前者中“擴展國際視野”一語在“定稿”時被刪除了， 刪除這句話的意義將在下文討論。
關於“課程的基本理念”，“徵求意見稿”的表述如下：“1、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教育與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相統一；2、注重思想政治方向教育與鼓勵學生自 主成長相結合；3、構建以生活為基礎、以學科知識為支撐的課程模組；4、強調課程實施的實踐性和開放性。”“定稿”的文字如下：“1、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 觀點教育與把握時代特徵相統一；2、加強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導與注重學生成長的特點相結合；3、構建以生活為基礎、以學科知識為支撐的課程模組；4、強調課 程實施的實踐性和開放性；5、建立促進發展的課程評價機制。”這裏值得關注的是，“徵求意見稿”中第一點“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教育與適應時代發展要求 相統一”在“定稿”中變成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教育與把握時代特徵相統一”；而第二點“注重思想政治方向教育與鼓勵學生自主成長相結合”，在“定 稿”中變成了“加強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導與注重學生成長的特點相結合”。在中國的威權主義條件下，語言運用（特別是正式檔中的語言運用）早已成了一門“藝 術”。“徵求意見稿”中第一點把“堅持”與“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相提並論，這裏的“適應”可以被解讀為對“堅持”的靜悄悄的修正；而“定稿”的提法把“堅 持”和“把握時代特徵”“相統一}”，“把握”往往就變成了對“堅持”的變相辯護。“定稿”對第二點修改的要害則是刪去了“鼓勵學生自主成長”這個令人振 奮的提法，代之以一個老掉牙的陳舊命題。
下面著重討論一下“課程設計思路”，這個部份在“徵求意見稿”中本來蘊含了極有價值的改革空間，卻被定稿“槍斃”了其中的最輝煌者。
與以往高中政治課的安排不同的是，新推出的“課程設計”採取模組建構，全部課程分為4個必修模組、6個選修模組，學科範圍明顯擴大（原來的高中政治課只有 必修課，沒有選修課）；模組內容相對獨立，模組之間不存在前後承接的邏輯順序（據教育部基教司的有關官員介紹，這種模組安排意味著新教材強調學生的生活邏 輯，而不再強調學科體系和學科的知識邏輯，以與大學教育相區別）；教學課時也比過去有所壓縮，每個模組36學時，2學分，這樣必修課的總學時減至144， 低於舊的高中“課標”政治課的156總學時。
在“徵求意見稿”中，必修課各科的名稱是，“思想政治1（經濟生活）”、“思想政治2（政治生活）”、“思想政治3（文化生活）”、“思想政治4（生活與 哲學）”；選修課各科的名稱是，“走近經濟學”、“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思維與創新”、“生活與法”、“現代社會與倫理”、“從《共產黨宣 言》到‘三個代表’”。其中必修課的4個模組可以不必探究，因為不管如何強調“生活邏輯”，這些課程裏一黨專制的主旋律是含糊不得的。令人感興趣的是6個 選修模組的設計。這6門課中，除了最後一門代表了典型的党文化外（據說這門課是為中學生裏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們設計的），其餘5門課為真正的知識傳授 和人文教養的培養提供了寶貴的空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走近經濟學”和“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兩門課。“徵求意見稿”中“走近經濟學”的教學內容設計如下：
“1. 第一次科技革命時期的經濟學（簡述斯密的生平及學術經歷，闡釋他提出“看不見的手”和“國家守夜人”作用的思想；瞭解李嘉圖成長為經濟學家的經歷，概述其 有關國際貿易中的比較成本理論；簡述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主要過程，認識其闡明“剩餘價值”理論的意義；講述恩格斯與馬克思的革命生涯和友誼，理解《資 本論》的問世是他們共同心血的結晶）。2. 第二次科技革命時期的經濟學（簡述馬歇爾的經濟學說標誌著傳統經濟學的終結；列舉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過渡的史料，印證列寧關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經 濟思想；講述“羅斯福新政”在經濟活動方面的成功事例；解釋“凱恩斯革命”的涵義，知道凱恩斯經濟學說標誌著現代經濟學的開始）。3. 第三次科技革命興起（分析西方經濟學家為什麼提出“馬克思的降世”，揭示他們重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的原因；評議弗裏德曼與凱恩斯經濟學的交鋒，說明他的學 術觀點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解釋加爾佈雷斯為什麼享有“暢銷書作者”的聲譽；概述阿明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的理論觀點，瞭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發 展中國家的應用與發展）。4. 風行於當今時代的經濟學（評述薩繆爾遜的《經濟學》風靡世界半個世紀之久的原因；結合諾思的學術經歷，概述他研究的兩個“基本經濟學原理”；評析盧卡斯對 經濟學的看法；瞭解斯蒂格裏茨的學術和實踐經歷，概述他的主要觀點在經濟學原理上的革命意義）。”
“徵求意見稿”中“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的教學內容設計如下：
“1. 形式迥異的國家和日益增多的國際組織（比較民主共和制、君主專制和君主立憲制的區別，說明政體與國體是形式與內容的關係，明確政體是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 比較單一制與聯邦制的區別，理解國家形式既包括政權組織形式，又包括國家結構形式；列舉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組織迅猛發展的資料，歸納國際組織的不同 類型，說明國際組織在國際社會中日益重要的作用）。2 英國：“君主立憲制”與“議會之母”（簡述英國議會被稱為“議會之母”的緣由，描繪英王在國家生活中的表現，明確英國是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描述英國區域政 權的組織狀況，說明英國是特殊的單一制國家；分析英國政黨競選的實例，歸納英國內閣的構成及主要職權，說明英國責任內閣的作用；3. 美國：“聯邦制”與“三權分立”；簡述美國總統的職權，解釋美國被認為“開創了總統制先河”的緣由；解析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關係，歸納美國聯邦制的特 點；簡述美國國會的構成和職權，解析美國政府、議會、法院三者之間的關係，明確美國是實行“三權分立”的典型國家；講述“驢象之爭”的典故，結合實例，概 括美國兩黨制的特點和問題）。4. 法國：獨特的“半總統制”（解析法國總統的職權及其與內閣的關係，比較法國總統制與美國總統制的異同；簡述法國議會的構成、職權，說明其與英國議會的區 別，探討法國議會的作用；瞭解法國黨派的現狀，分析法國多黨制的作用與問題）。5. 聯合國與世界貿易組織：最具普遍性的國際組織（歸納聯合國會員國的資料，評述聯合國主要機構的職權和作用，表明聯合國是當前最具普遍性的國際組織；引述聯 合國憲章對聯合國宗旨和原則的規定，列舉聯合國的活動資料，說明聯合國在世界多極化趨勢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解析世界貿易組織被稱為“經濟聯合國”的緣 由，說明世貿組織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角色和作用）。6. 歐洲聯盟：顯現世界多極化趨勢的重要角色（歸納文化、歷史和地域等因素，理解歐盟形成和發展的條件；概述歐元、歐洲議會的誕生，以及歐洲聯盟有關機構的設 置，解析歐洲聯盟的性質，探討其在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凡瞭解高中階段中共黨化教育以往歷史和教學內容的人，看了這兩個新課程的設計都會有為之一振的感覺。1949年以來，在中國大陸，不要說中學生，就是大學 生也被長期剝奪了正面、系統瞭解西方政治制度和經濟主張的機會，社會處於極度封閉的狀態。事實上，這種封閉和資訊、知識封鎖，正是毛澤東與農業烏托邦幻想 相結合的極權主義政治得以肆虐一時的重要條件。改革開放後，人們有了各種資訊管道瞭解外面的世界，但在正式的學校教育中，國際社會的主流文明及其建構原則 卻一直未能納入中國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公共教育部份（在中國，這個部份被稱之為“政治課”，其實，它的更準確的名稱應該是“公民教育課”）的教學視 野，這顯然是威權主義意識形態控制的結果之一。
可以說，把“走近經濟學”和“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納入高中“政治課”教學系列是一個重大突破，儘管它們仍然是“選修課”，在課程的具體設計和教 學內容安排上仍存有某些明顯的意識形態痕跡（如“走近經濟學”中關於列寧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思想”、關於“馬克思的降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發 展中國家的應用與發展”等內容），但新“課標”所要傳達的意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要使中國基礎教育中的公共“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具有開放的國際視 野，讓千百萬中學生系統地瞭解國際社會主流文明的建構原則。從啟蒙角度看，這是中國實現民主化和制度現代化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其他幾門課的“課標”也程 度不同地體現了同樣精神。
然而，後來公佈的“定稿”對這兩門課的設計卻發生了重大變化。“走近經濟學”中關於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介紹，除保留凱恩斯部份外，被全部刪除，卻用大量篇 幅增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的內容，課程名稱亦被改為並不貼切的“經濟學常識”；而“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也壓縮了原“徵求意見 稿”的課程內容，加上了“民主集中制：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和活動原則”一章，課程名稱則被改為“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為何如此修改呢？教育部基 教司的一位官員曾這樣解釋：部分專家認為“走近經濟學”的內容太多，學生沒有時間學，與大學有關教學亦有重複之處，現在的講法容易形成“夾生飯”。其實， 這個說法亦是亦否。作為選修課，學生和教師本來就有選擇的自由，“多”與“少”並非沒有取捨的空間；只要合理確定知識介紹的層次遞進關係和方法原則，“夾 生飯”問題完全可以避免。經濟學模組作如是改變，顯然還有未能明說的原因。至於變“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為“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內容上也作出 重大調整的緣由，教育部的官員說的很直白、很乾脆：“西方國家形式”刪掉一部份，就是怕學生西方的東西學多了，會認為中國的制度不好；原來的“徵求意見 稿”體現國家意志不明確，經過部長辦公會討論，認為必須體現、加強教育的意識形態功能，所以有了現在的更改。如此就不難理解何以在“定稿”的政治課“課程 性質”中要刪掉“擴展國際視野”一語了！
“定稿”的“經濟學常識”與“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兩門課不但在內容編排上，而且在敍述語言上，都有很微妙的變化。為了方便讀者比較，也把“定稿”的這兩個部份附列於下。“定稿”中“經濟學常識”的教學內容安排是：
“1．古典經濟學巨匠的理論遺產（簡述斯密所處時代市場經濟發展的特點，闡釋 “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簡述李嘉圖有關國際貿易中“比較成本”的理論觀點）。2．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立（簡述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主要過程，瞭解馬克 思創立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貢獻；理解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理論的重大意義）。3．走進現代市場經濟（運用“羅斯福新政”在經濟活動方面的重要 實例，解釋“凱恩斯革命”的涵義；瞭解西方國家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模式）。4．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初期探討（瞭解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闡釋列 寧對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有關論述；聯繫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實踐，理解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主要觀點）。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闡釋 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創新及其意義；瞭解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歷程；理解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意義）。”
“定稿”關於“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課程教學內容的安排是：
“1．各具特點的國家形式和國際組織（比較專制政體與民主政體的區別，說明政體與國體是形式與內容的關係，理解國家管理形式的多樣性；比較單一制與 聯邦制的區別，理解國家形式既包括政權組織形式，又包括國家結構形式；引述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組織迅猛發展的資料，說明國際組織在國際社會中扮演著 日益重要的角色）。2. “君主立憲制”和“民主共和制”──以英國和法國為例（簡述英國議會被稱為“議會之母”的緣由，瞭解英王在國家生活中的角色，明確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性 質；簡述法國總統、內閣、議會的產生及其職權，比較法國民主共和制與英國君主立憲制的異同）。3. “兩黨制”“聯邦制”“三權分立”──以美國為例（評述“驢象之爭”的典故，結合實例，揭示美國兩黨制的實質；瞭解美國聯邦制的特點；簡述美國是實行“三 權分立”的典型國家，分析“三權分立”制的實質）。4. “民主集中制”：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和活動原則（歸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職權，理解我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分析我國國家權 力機關和人民的關係、國家權力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闡述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活動原則；比較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 特點，說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好制度）。5．日益重要的國際組織──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和歐洲聯盟為例（列舉聯合國的主要機構及其活 動，闡釋聯合國憲章所宣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評析聯合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闡述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和作用；解析世界貿易組織被稱為“經濟聯 合國”的緣由，舉例說明世界貿易組織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角色和作用；概述歐洲聯盟的誕生和發展，解析歐洲聯盟在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在“定稿”中，西方政治制度和國家組織的“性質”、“實質”一類又成了高中課堂上必須向學生灌輸的東西，同時要讓學生相信“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好制度”，以體現中共一黨專制的“國家意志”。
現在再來看“課標”的兩個文本對政治課“課程目標”的不同界定，這裏明顯體現了專制意識形態力量對改革意向的否定。“徵求意見稿”對“課程目標”中的“總 目標”的定義是：“本課程以加強高中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為主要任務。幫助學生學習相關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經歷實踐探索的過程，提高參與現代社會生活的能 力；使學生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初步形成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而 “定稿” 的定義是：“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最新成果；瞭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常識；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方法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 決問題；具備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應有的自主、自立、自強的能力和態度；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情感；初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 觀。”顯然，在“定稿”中把党文化作為“總目標”的根本，與“徵求意見稿”中淡化這類意識形態訴求形成明顯反差。
“課標”把政治課的“分類目標”區分為“知識”、“能力”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3個部份。在“分類目標”的“知識”部份，“徵求意見稿”的內容是： “瞭解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常識；瞭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常識；瞭解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常識；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現 代社會的公民道德和民主生活的基本要求和規範；把握現代社會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徵。”而“定稿”的內容是：“知道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 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理解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 意義；瞭解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當代中國的公民道德建設和法制建設的基本要求；獲得正確選擇人生發展道路的相關知識。”兩個 文本比較的結果同樣是突出了党文化，對“徵求意見稿“中後兩條的修改，尤其是刪掉“現代社會”這個詞特別顯得意味深長。
在“分類目標”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部份，“徵求意見稿”與“定稿”的內容反差比較明顯。“徵求意見稿”的內容是：“理解生命的內在價值，懂得生命的 寶貴，珍惜生命和個人榮譽，維護人格尊嚴；熱愛生活，親近知識，親近他人，親近自然，培養高尚、豐富的生活情趣；對一切未知世界具有好奇心，尊重科學，培 養科學態度和創新精神；在勤奮學習、認真做事中磨礪意志，調控情緒，增強自我接納水準，形成正確的自我認同；始終憧憬未來，對個人發展抱有信心，對未來職 業選擇抱有恰當心態；關注現代社會的變化，自覺遵循和維護社會秩序，積極思考、主動表達，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培養健全的公民意識；對祖國和人類社會進步抱 有樂觀態度，在尊重和理解各民族文化價值的同時，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尊感。”而“定稿”的內容是：“熱愛中國共產黨，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 熱愛祖國，熱愛人民，關心祖國命運，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樹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志向；關注社會發展，積極參 加社會實踐，誠實守信，增強社會責任感和民主法制觀念，培養公民意識；熱愛集體，奉獻社會，關心他人，樂於助人，宣導團結友善的精神；樂於學習，尊重科 學，追求真理，具有科學態度和創新精神；熱愛生活，積極參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動，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標；熱愛和平，尊重世界各 民族的優秀文化，關注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培養世界眼光。”“徵求意見稿”的描述是現代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精神的體現，是“課標”文本中最為閃光的部份之 一；而“定稿”則大多是了無新意的意識形態詞句，筆者並不是說其中的內容都不對，而是說在專制主義語境中這些表述有其特定的意識形態涵義。“定稿”對“征 求意見稿”內容的顛覆說明了一個極其可怕的現實，那就是專制主義力量仍然在阻止新的、符合現代社會發展和民主時代要求的人格精神的構建。
二、從教材編寫過程看知識份子的心態
筆者近年來一直在從事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研究，所以把這次參與“政治課”新教材的編寫看作是一次現場觀察威權主義條件下中國教育領域的眾生相、體驗有良知 的中國知識份子如何與中共黨化教育的傳統勢力博弈的好機會。就個人而言，生平第一次參加高中“政治課”教材的編寫，還有兩個重要動機，一是希望為中學生作 點什麼（我承接的是“走近經濟學”部份內容的編撰），再一個就是用編撰收入來支持自己的學術研究。我所接觸到的編寫隊伍同仁、出版社負責人和編輯的一個共 同心態就是，“如何在既定約束條件下，盡可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既定約束條件”是我們出版編寫群體公開使用的語句，大家對其所指都心照不宣。同仁們很 清楚地意識到，“約束最強的課程，也是貫徹公民教育理念最困難的課程”，這裏當然首先指必修課中的“政治生活”和選修課中的“從《共產黨宣言》到‘三個代 表’”（後者在“定稿”中被更名為“科學社會主義常識”，且被調整為選修課的第一模組），這類課程向來是黨化教育最集中的體現者。其他課程也程度不同地存 在同一問題，沒有哪一門課可以完全擺脫官方教條和意識形態的約束。在這個意義上，目前的教材改編工作顯然具有過渡性，不可能徹底；但我們希望盡可能做得好 一些，讓這套教材有更多的東西保存下去，經得住歷史的檢驗。這是大部份同仁具有的共識。
在中國，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使用教材的“審定權”，一向由官方壟斷。教育部有一個“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專司各類中小學教材的審定。教材的組織編 寫和出版則長期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一家壟斷。這次新“課標”的推出伴隨著一個重要的“改革”，就是允許有條件、有財力的出版社參與新教材的編寫，最 終由教育部審定的教材也不再局限於一套。雖然這些教材依據的是同一個“課標”，但在教材的呈現形式上卻會有很大的不同，這就為教材的編寫者和出版者提供了 一個參與競爭、大顯身手的機會。就“政治課”教材的編寫而言，這次有全國10餘家出版社參與。然而，據知情人告知，最後的結果是，2004年夏教育部審定 高中政治課教材時只通過了一家出版社的送審稿，包括我所參與的那家出版社在內的其餘10多家出版社全部名落孫山，經濟上賠了本；更為離奇的是，被通過的只 是必修課的4門教材，6門選修課教材的審定不知什麼原因被擱置。新教材將於2004年9月起在4個省進行實驗，2007年全部推開。
我參加的教材編寫由外地一家出版社組織，編寫組成員由北京和外地兩部分人組成，大多是高等院校的教師，僅我一人來自科研機構，年齡最大的55歲，最小的約 30歲，年輕人基本上都有博士學位，中年以上大多有教授、副教授職稱。出版社表示，之所以請大學教師來編寫中學教材，是希望該教材能推陳出新，自成一體， 不再照搬過去教材的思路。出版社特別強調，新教材要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尤其是社會探究能力的培養，形式不必統一，以為學生創造主動的學習空間為標準。在 教材的呈現形式上，出版社和編寫組成員也動了不少腦筋，比如，採用主、副文搭配結構，主文要“科學、嚴謹”，副文要“生動、活潑”，課後練習的設計要有深 度空間，案例要注意經典性和貼切性，等等。
但整個編寫工作遇到了諸多障礙。首先，有些屬於“約束底線”的東西是無法突破的。比如，各門課（尤其是必修課）中都有一些體現“三個代表”之類党的意識形 態的必須講授的東西，或是有形無形中受其約束的東西。無論你想怎麼淡化它，這種意識形態暴力事實上仍然存在。它對教材編寫的約束是無處不在的，無論是教材 正文的闡釋，還是課後練習的設計，都是如此。
比如，在“走近經濟學”第3課我曾經設計了這樣一個課後練習：“中央電視臺2004年初報導：截止到2003年底，全國各用工單位累計拖欠民工工資 1,000億（全國民工約9,400萬）。溫家寶總理甚至親自出面為民工討要工錢。組織一次社會調查（比如，到學校附近的建築工地，瞭解民工的勞動和收入 情況），看看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對我們理解現實生活有什麼幫助。”這個練習的本意是提倡學生把課堂學到的知識和現實生活結合起來，學會用批判的眼光觀察 周圍的社會。但是，用剩餘價值理論直接比照“社會主義”中國的現實，不僅無此先例，而且肯定無法通過審查。因為這道習題包含著一個潛臺詞：馬克思的剩餘價 值理論指出，19世紀的西方資本家至少要付給工人相當於勞動力價值的工資，但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卻有數以千萬計的勞工拿不到他們辛辛苦苦掙來的血汗錢！這 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我引證的材料出處也有足夠的權威性，但這個課後練習幾乎沒有希望通過第一道“關卡”──這套教材自己的編輯班子的審查。果然，初稿 “送審”後，一位受託參與審稿的中學政治課教師就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此類練習內容“與國家意志相悖”。顯然，人們很清楚，在號稱以馬克思主義立党、立國的 國度，是不允許把馬克思主義的槍口對準自己的！
寫作者、審查者、出版者自己充當自己作品的“檢察官”，這是中共自建立一黨專制的極權主義政權來中國文人的常態。威權主義並沒有改變這個現實，只是使它變 得更為精巧。在這些場合，我們不但可以領略到仍然實實在在存在且發揮作用的專制主義的制度性鉗制力量，而且可以體驗到由於這種強制所產生的心靈奴役。事實 上，正是這兩個方面構成了“約束底線”的客觀和主觀基礎。
編寫工作遇到的第二個障礙是教材審查體制的官本位特徵往往強化了其意識形態功能，並使教材改革的努力付之東流。據知情人講，“六四”後每次高校公共政治課 內容的重大修改都要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討論、批准。這次高中政治課新“課標”的“定稿”取代本來蘊含著極大改革空間的“徵求意見稿”，是教育部部 長辦公會的決定。據教育部基教司的有關官員講（這位官員應我們這套書的主編之邀向編寫組成員介紹課標更動情況，其言基本屬實）：部長辦公會強調，高中政治 課絕不是一門單純的知識課，而是承擔著明確的意識形態教育功能，對學生進行社會主義基本教育，政治方向、政治立場不能與中央精神出現任何不一致的地方，這 也是“課標”最終稿有較大改動的理由；原來的“課標”體現黨的意識形態要求比較隱晦，出發點是想緩和學生的逆反情緒，部長辦公會討論時認為，這種作法有些 “猶抱琵琶半遮面”，於是“定稿”在意識形態表述上更加鮮明，用表態的方式說明課程的性質；學術中無定論的、或與中央精神相違背的，肯定不能進教材；教材 審查的3條標準（是否“超綱”“漏綱”、是否適合於教學、知識點佈局是否合理），首重第一條；部裏特別強調，政治課對一些基本的政治觀點就是要灌輸，這是 “政治模組”各門課程的重要特點。有人問：“課標起草專家組是否換了人，由另外一組專家重新起草的政治課課標？”回答是：“並沒有換人，還是原來那批專家 寫的，他們必須按照部裏的意見進行修改。”
在一黨專制的運作體制中，有一個很奇特、又似乎很正常的現象，那就是執行者往往既是專制旨意的消極服從者，又是使專制旨意得以貫徹的積極使動者。“消極服 從”意味著執行者內心對其執行使命的不完全認同；“積極使動”則是就其效果而言，不管“課標”起草組的專家們是否情願，“定稿”畢竟是他們修改出來的。其 實教育部的官員也同樣如是。給我們“傳達”教育部“精神”的那位官員一方面大談“課標”修改的必要，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加上的東西不得不進去”，似乎頗有 些無可奈何，他甚至談到“作教材，怎麼不讓人家抓住辮子，是個技巧”，其內心所指，也已經十分清楚了。
這種在權力面前雙重心理、雙重人格的存在是當今中國威權主義社會的一個典型現象。在毛澤東的極權主義時代，專制主義與烏托邦的聯姻使大多數人對“革命理 想”的認同比較真誠；未來的、真正的民主社會也不會有這種現象，因為人們已沒有必要屈從強權的壓力。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消極服從”可以發展為一種反 抗的藝術，“積極使動”也可能墮落為專制體制的自覺幫兇，這就看每個人的“道行”了。
“定稿”出臺後，我們這個編寫班子成員的反應“非常強烈”，大部份北京同仁都認為這件事情再做下去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大家曾認真討論了“何去何從”，但 最後的意見仍歸結為繼續與出版社合作，把這套書編完。畢竟，中途“撂挑子”意味著違背與出版社的合約，不但會傷害與出版社建立的良好的信任關係，也會給所 有人帶來經濟上的損失。“經濟”和“收入”問題是教材編撰工作的第三個障礙，在當今威權主義條件下從事此類教材的編寫勢必使編寫者經歷利益驅動和學術良知 之間的內在緊張。
中國有數以千萬計的中學生，一旦某家出版社的教材樣稿被教育部看中、批准，將意味著出版社會財源滾滾。因此各“競標”出版社都使出渾身解數聘請有名望、高 水準的主編，組織高水準的教材編寫隊伍，最主要的當然是付給高報酬。以我們編寫組為例，各課程模組的分主編只要拿出合格的樣稿就可獲得數萬元報酬；若樣稿 通過了教育部的審定被定為正式教材，報酬還要翻幾翻。大概編寫外語或數理化之類教材的老師們不會有什麼額外的精神壓力，唯獨“政治課”教材不同，在一黨專 制的威權主義社會條件下，“政治課”的許多內容並非科學，而是當權者的意識形態，是為論證當權者的權力合法性服務的。參與此類教材編寫的人心裏都很清楚。 然而，既想掙錢，又想堅持學術的純潔和公正，堅持對得起自己的社會良心，在編寫“政治課”教材的實踐中是很難協調一致的。遇到兩者發生衝突、或有可能發生 衝突時，往往是後者要讓位於前者。威權主義借助金錢的力量使知識界就範，早已是普遍現象。在大學、科研機構裏，只要承擔了“主旋律”的“課題”，就有大筆 經費，不少知識份子的墮落由此起步。不管是政治課教材編寫中出現的利益與良知的衝突，還是權力利用利益誘餌對知識界的圍獵，都說明了同一個道理，那就是金 錢在當今的威權主義社會裏發揮著重要的、既通過經濟領域本身又逾出純經濟領域以外的政治功能。
中共党化教育的解構與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將是一個互動的、互為條件的過程。“解構”的真正前提是中共黨化教育“底線”的突破，而 這又有賴於民主化實質意義上的進展。當然，中國民主化事業的推進必須建立在最廣大的中國公民素質提高的基礎上，而這只有通過教育才能達到。在這個艱難而曲 折的行進過程中，知識份子將會有所作為，他們的靈魂也將不斷受到滌蕩而漸次昇華。
當年批駁李澤厚先生的“儒學四期與轉換性創造”
新奴才主義——評李澤厚先生的新儒學觀點
2005-12-15 最初發表在http://www.im80s.com/
以前我從未拜讀過李澤厚先生的書，不過一直有聽說他對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之精闢，但甚憾於沒有時間去做那方面的研究，因為我還沒有把那一整套《劍橋中國史》讀完。對於古代中國人的思想，我也就只是憑著自己那一丁點對教科書的回憶以及《劍橋中國史》上的理論在理解。所以，當我早兩年聽說杜維明、牟宗三先生的新儒學的時候，我頗感驚訝，大概的看了看，覺得意思不大，也就沒有去深挖。不過，今天很有幸從《經濟觀察報》2005.12.12第41版《觀察家年會》上面看到李澤厚先生的《儒學四期與轉換性創造》，我是懷著崇拜的心情來讀李先生的文章的，不料讀完後不禁大汗淋漓。
李先生的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重要話題：儒學應該分成四期而不是三期。這是個學術問題，說說也就罷了，我們替古人擔憂也沒什麼必要，但他馬上說，我們要進行轉換性創造，這個就把他的新奴才主義的面目抖了出來。聽說李先生是湖南人，我也是，我說老鄉你真聰明啊，不過有了你我們中國人都完了。
何謂儒學三期還是四期？杜維明先生認為，儒學的發展應分成三個時期：先秦儒學，孔孟之道；宋明理學，王陽明和朱熹；新儒學，牟宗三和熊十力。而李澤厚先生認為，儒學發展分四期：先秦儒學，孔孟和荀子；漢儒，董仲舒；宋明理學，王陽明和朱熹；現在的新儒學。這兩種分法究竟有何種不同？三期學派摒棄荀子和漢儒，是為了把儒學的思想抽象化，人學化，以使之成為一門學說。而李澤厚先生的四期學說把一切與儒有關的全部加注到儒學這個概念之中來，使儒學不成之為一門學說，而是要把它變成一種主義，以為治世之道。
從學術上來看，我無意于抹殺荀子、董仲舒和漢儒，畢竟他們的思想舉足輕重，對我大中華的幾千年發展之歷史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沒有荀子對孔孟的反思，就不會由他引領法家思想的出現；沒有董仲舒的“王道通三”和讖緯之術，就沒有幾千年古代文人對帝制思想的擁護，也沒有這麼多神神鬼鬼的傳言能導致王朝們的覆滅，更談不上範縝的《神滅論》了。荀子引領出法家到漢儒把法家收進來形成外儒內法，儒家的這段歷史帶來了中國文人的政治抱負，也使得儒家和儒學的概念越來越模糊。今天我們一談起儒家儒學，除了幾個標誌性人物之外，並無法給他們及思想下一個定義，結果是儒學思想成了古中國思想的代名詞，就好比我們說西方思想，但這不能叫做一門學說。所以我是很贊同杜維明先生等人把儒學的形象還原為人學的努力的，畢竟孔孟的思想核心就是這個。
李澤厚先生提出四期說，其對學術發展所作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但很明顯，李先生已經融入到古代文人的思想之中去了，李先生的政治抱負昭然若揭。李先生在文章中聲稱，“今天如果我們還講儒學，就也應該吸收外國的、現代的東西，主動地吸取馬克思主義，借鑒包括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進行轉換性的創造”，李先生的夢想是，“走出一條既不是過去的計劃經濟、也不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而是中國自己的路，創造出比傳統中國、外國模式更加合情合理的社會”。在我早兩年自己研究專制主義的時候，就感覺到這樣的一種可能的社會形態，這就是專制主義的未來的發展之路。李先生顯然有參與到“和諧社會”的理論建設之中來，而且他這個龐大的工程不可以說設計的不精巧，李先生已經開始為這個工程先行鋪路了。
大家都生活在這個時代，都接受著這個時代的教育，不會一點不懂當今的政治模式。今天的中國，的的確確是富有中國特色的，至於是否社會主義那是個爭議話題。我們的國家不同於中外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黨也絲毫與當今任何政府和党完全不同。這是一個糅合一切的狀態，是古中國中庸思想的體現，我們國家沒有反對黨，卻不像西方學者認為的那樣處於政治既不穩定之中。我們國家的黨在我看來甚至都不能稱之為一個黨，它是一個代名詞，代表著權力、官宦之路以及掌握著權力的一個階層或集團。它內部分成三個等級，最高層實行少數人的民主，中間階層實行地方的封侯與共和，基層實行類似於“政教合一”的專制。就是這樣的一種政治模式，穩穩的玩轉了幾十年，而且還有著頑強的生命力。把一切發展和思想創新歸功於“集體智慧”是完完全全正確的，因為任何一個獨立的個體都是無力完成這樣一個精巧的統治機構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是古中國思想的遺存和發展，這是自漢朝開始的儒法結合的統治思路的延續。但是，這是有害的，因為這種架構直接維護了等級化的社會制度，任何一個思維活躍的個人都會被這樣的社會壓得喘不過氣來，這也就無怪乎我們沒有諾貝爾獎，無怪乎我們總是被指為缺乏創造力，因為我們所有的精力全部耗費在這樣的一個體系之中了。
但是，在今天這個時代，單憑馬克思主義仍然得不到足夠的專制力量。西方學術精神本身是講究精神獨立和邏輯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過程或稱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就很容易被學術界指責為修正主義，認為這樣做就脫離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研究範疇。學術界自然也會影響到公眾輿論，這樣馬克思主義就難以說服大多數人。因此，現在的中國社會普遍缺乏一種共同的價值取向，缺乏中國人的公共精神。這也是當下的“新儒家”們努力推行新儒學的主要原因。
李先生的儒學四期說對於目前的狀況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拐點，這種假以“儒學”稱謂的學說很容易套上民族精神的外衣，這也就意味著在這個還遠不夠重視人權的時代，這樣的外衣會使之形成對大眾思想的強姦，我們好不容易發展出來一點獨立思維的精神又將被抹殺掉，也就更談不上人格的獨立和學術精神。但是，幸好這還只是個萌芽中的思想，一旦成熟起來它會與專制主義的未來發展以及外表和諧內在奴役的社會形態結合起來形成令人恐怖的“三位一體”，那樣一來，我們的後人將會不得不再次忍受幾千年的令人窒息的奴役。這種奴役不是簡單的像奴隸主對奴隸那樣的奴役，而是整個文化形態的整個民族思想的自我奴役，是任何人都無法掙脫的奴役。如果這樣的狀況真的出現，任何精神思想上的獨立都將再次被關進僧院的大門之中，那才是最恐怖的地獄……
後記
一種思想一種主義一旦變成無所不包的東西，那它就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專制力量，任何試圖對它挑戰的獨立精神都將被深深的壓抑，這就是董仲舒的漢儒的恐怖力量 之所在，也是李澤厚先生的儒學四期說的恐怖之處。所謂轉換性創造，就如同詭辯術，你永遠駁不倒它，因為它什麼都是，也可以是你剛剛創造出來的思想，但是它 本身不會努力去創新，因為無所不包的權威沒有創新的動力。當然，也不是一成不變，這種權威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如何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來保障自身的權威地位， 所以，這會使得文化專制愈演愈烈。
附：儒學四期與轉換性創造
李澤厚
《經濟觀察報》2005.12.12第41版
何力先生說，企業家不僅僅關心賺錢，還關心文化、道德、社會發展、國家前途、人類命運這樣一些大問題。這是好事。我以前就有個吃飯哲學，我說吃飯是為了活，但活不是為了吃飯。如果說活就要賺錢，那賺錢又為了什麼？為了享受？那好像太小了，你賺的錢是花不完的。那到底為了什麼。這裏可能便有追求人生意義、生活價值、終極關懷、關心國家民族和人類命運的問題。可以理解，企業家關心這些問題是有道理的，不是為了賺錢而賺錢，而是有更高的目標。這就與儒學相關了。
儒學有一個很大的特點，跟基督教、伊斯蘭教有區別，就是它力求在地上建立“天國”。在經驗和理性裏面提取理性，但它又有類似宗教的信仰。不過儒學到底是什麼東西？並不是很清楚。它是宗教？還是哲學？是宗教哲學，還是哲學宗教？學術界有不同意見。
最近學術界爭論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也與這個問題有關。現在儒學好像很熱，但1980年代是反儒學，90年代以來是儒學熱。80年代反儒學的時候，我說了儒學好的方面，被年輕朋友罵。現在儒學熱的時候，我認為對“儒學熱”要冷靜，於是又挨批評。一個根本問題時，儒學到底是什麼並不太清楚。
“儒學四期或三期說”便涉及這個根本問題。儒學歷史很長，到現在已兩千多年，美國學者杜維明把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先秦儒學，孔子和孟子；第二個時期是宋明理學，朱熹和王陽明；第三個時期是二十世紀的熊十力、牟宗三。我說的儒學有四期，第一期是孔子、孟子和荀子；第二期是漢儒；第三期是朱熹、王陽明；第四期就是現在。“三期說”主要強調儒學就是講道德修養，儘量提升儒家宗教性的方面。杜維明的老師牟宗三寫了四大卷的《心體與性體》，把儒家的宗教性、對個人的終極關懷講得很深刻，但可惜是一種“深刻的片面”。我提出儒學“四期說”認為，不要一講儒學，便是道德修養。儒學遠不止這一方面，除了心性“內聖”，還有“治國平天下”經濟事功的“外王”。《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等等。這與心性並沒直接關係，而是儒家對人類、對社會的一種遠大理想。“三期說”只談孔孟，我卻認為荀子也很重要。荀子也講修身，但他講了很多社會政治方面的觀念。例如他說人不同於動物，是能製造工具。“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人之所以能走千里，因為他能馴服快馬。人之所以能渡江河是因為能造舟船，非常重視工具，也就是今天的科技生產力。所以，我認為儒學不光是講內心修養，並不只是宗教。
“三期說”追求儒學宗教的品格，宗教的超越與歷史可以沒有關係。我講儒學四期卻是隨歷史而發展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我以為一成不變就死了。中華文明能夠這麼多年延續下來，也正因為此。我剛從印度回來，我也去過埃及，也看過印加文化，也看過柬埔寨的吳哥窟，那些建築都很了不起，甚至超過中國。但因為不能隨著歷史發展，這些文明都先後滅亡了。而要發展就必須吸收、接受外來的東西，進行轉換性的創造。漢代的儒家吸收了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的思想，而且把陰陽五行作為自己理論的骨幹，把社會、自然、政治放在一個回饋系統來考慮，發展了孔孟荀的儒學。今天如果我們還講儒學，就也應該吸收外國的、現代的東西，主動地吸取馬克思主義，借鑒包括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進行轉換性的創造，使新的儒學和整個中國文化煥發出新的面貌。
怎麼樣轉換性創造？這就是西體中用。體是什麼？體就是生活的根本、本體。本體什麼意思？最根本、最實在的東西。我提出“西體中用”是針對“中體西用”，儒學四期是針對儒學三期。有人認為，“體”就是道德修養、文化、精氣神什麼的。我認為，億萬人民的日常的現實生活才是體，這也就是現代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也就是馬克思講的社會存在。為什麼說“西”？因為這是從西方引進的。“西體中用”我是1985年提出來的。事實上，我們講改革開放，不就是講向西方學習、引進和開放嗎？不就是數理化、電腦、英語等西學嗎？這是現代生活所必需的東西。但把他們應用到中國（中用）以後，就會產生新的形式。要和中國實際結合。這個現代化的生活本體改變了一切。這20年來思想意識改變很多，原因是什麼？原因是經濟發展，也就是這個生活本體變了。
而在這個體的基礎上，如何做到很好的中用，這就要結合中國實際和儒學了。中國人注意人情、親情、鄉情、報國之情等等，不只是冷冰冰的理性和法律，這些東西便是中國儒家和中國整個文化所給予的。但先要確定什麼是基礎？基礎還是現代化生產生活方式，他以契約為基礎，以競爭為條件，以效率為原則。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夠講人情。如果以人情為主，契約、效率為次便錯了。我們提倡協商、調解，不僅在經濟上，在各方面都這樣，不必事事上法庭。但畢竟要在法制基礎之上才能發展這些。主次要分明，我們仍然要系統地學習西方的管理體制，現在不是太多，而是不夠，無論微觀或宏觀都是如此。
何力先生提到我講過實用理性。實用理性講合情合理，“理無可恕，情有可原”，倒過來就是“情有可原，理無可恕”。西方是平等的複合句，中國卻經常以後面一句作結。實用理性重視不僅要合理也要合情，不是冷冰冰的理性，還要有人情味，但必須在理的基礎上講情，這樣才能走出一條既不是過去的計劃經濟、也不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而是中國自己的路，創造出比傳統中國、外國模式更加合情合理的社會。以前講創造就是革命性創造、批判性創造，我講的轉換性創造是一種改良性的創造，不必很急切的破壞、革命，而是逐步地學習和改良來創造出新的東西，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上。這正是合情合理的實用理性。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平穩和諧地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得越來越好。
2005-12-15 最初發表在http://www.im80s.com/
以前我從未拜讀過李澤厚先生的書，不過一直有聽說他對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之精闢，但甚憾於沒有時間去做那方面的研究，因為我還沒有把那一整套《劍橋中國史》讀完。對於古代中國人的思想，我也就只是憑著自己那一丁點對教科書的回憶以及《劍橋中國史》上的理論在理解。所以，當我早兩年聽說杜維明、牟宗三先生的新儒學的時候，我頗感驚訝，大概的看了看，覺得意思不大，也就沒有去深挖。不過，今天很有幸從《經濟觀察報》2005.12.12第41版《觀察家年會》上面看到李澤厚先生的《儒學四期與轉換性創造》，我是懷著崇拜的心情來讀李先生的文章的，不料讀完後不禁大汗淋漓。
李先生的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重要話題：儒學應該分成四期而不是三期。這是個學術問題，說說也就罷了，我們替古人擔憂也沒什麼必要，但他馬上說，我們要進行轉換性創造，這個就把他的新奴才主義的面目抖了出來。聽說李先生是湖南人，我也是，我說老鄉你真聰明啊，不過有了你我們中國人都完了。
何謂儒學三期還是四期？杜維明先生認為，儒學的發展應分成三個時期：先秦儒學，孔孟之道；宋明理學，王陽明和朱熹；新儒學，牟宗三和熊十力。而李澤厚先生認為，儒學發展分四期：先秦儒學，孔孟和荀子；漢儒，董仲舒；宋明理學，王陽明和朱熹；現在的新儒學。這兩種分法究竟有何種不同？三期學派摒棄荀子和漢儒，是為了把儒學的思想抽象化，人學化，以使之成為一門學說。而李澤厚先生的四期學說把一切與儒有關的全部加注到儒學這個概念之中來，使儒學不成之為一門學說，而是要把它變成一種主義，以為治世之道。
從學術上來看，我無意于抹殺荀子、董仲舒和漢儒，畢竟他們的思想舉足輕重，對我大中華的幾千年發展之歷史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沒有荀子對孔孟的反思，就不會由他引領法家思想的出現；沒有董仲舒的“王道通三”和讖緯之術，就沒有幾千年古代文人對帝制思想的擁護，也沒有這麼多神神鬼鬼的傳言能導致王朝們的覆滅，更談不上範縝的《神滅論》了。荀子引領出法家到漢儒把法家收進來形成外儒內法，儒家的這段歷史帶來了中國文人的政治抱負，也使得儒家和儒學的概念越來越模糊。今天我們一談起儒家儒學，除了幾個標誌性人物之外，並無法給他們及思想下一個定義，結果是儒學思想成了古中國思想的代名詞，就好比我們說西方思想，但這不能叫做一門學說。所以我是很贊同杜維明先生等人把儒學的形象還原為人學的努力的，畢竟孔孟的思想核心就是這個。
李澤厚先生提出四期說，其對學術發展所作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但很明顯，李先生已經融入到古代文人的思想之中去了，李先生的政治抱負昭然若揭。李先生在文章中聲稱，“今天如果我們還講儒學，就也應該吸收外國的、現代的東西，主動地吸取馬克思主義，借鑒包括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進行轉換性的創造”，李先生的夢想是，“走出一條既不是過去的計劃經濟、也不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而是中國自己的路，創造出比傳統中國、外國模式更加合情合理的社會”。在我早兩年自己研究專制主義的時候，就感覺到這樣的一種可能的社會形態，這就是專制主義的未來的發展之路。李先生顯然有參與到“和諧社會”的理論建設之中來，而且他這個龐大的工程不可以說設計的不精巧，李先生已經開始為這個工程先行鋪路了。
大家都生活在這個時代，都接受著這個時代的教育，不會一點不懂當今的政治模式。今天的中國，的的確確是富有中國特色的，至於是否社會主義那是個爭議話題。我們的國家不同於中外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黨也絲毫與當今任何政府和党完全不同。這是一個糅合一切的狀態，是古中國中庸思想的體現，我們國家沒有反對黨，卻不像西方學者認為的那樣處於政治既不穩定之中。我們國家的黨在我看來甚至都不能稱之為一個黨，它是一個代名詞，代表著權力、官宦之路以及掌握著權力的一個階層或集團。它內部分成三個等級，最高層實行少數人的民主，中間階層實行地方的封侯與共和，基層實行類似於“政教合一”的專制。就是這樣的一種政治模式，穩穩的玩轉了幾十年，而且還有著頑強的生命力。把一切發展和思想創新歸功於“集體智慧”是完完全全正確的，因為任何一個獨立的個體都是無力完成這樣一個精巧的統治機構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是古中國思想的遺存和發展，這是自漢朝開始的儒法結合的統治思路的延續。但是，這是有害的，因為這種架構直接維護了等級化的社會制度，任何一個思維活躍的個人都會被這樣的社會壓得喘不過氣來，這也就無怪乎我們沒有諾貝爾獎，無怪乎我們總是被指為缺乏創造力，因為我們所有的精力全部耗費在這樣的一個體系之中了。
但是，在今天這個時代，單憑馬克思主義仍然得不到足夠的專制力量。西方學術精神本身是講究精神獨立和邏輯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過程或稱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就很容易被學術界指責為修正主義，認為這樣做就脫離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研究範疇。學術界自然也會影響到公眾輿論，這樣馬克思主義就難以說服大多數人。因此，現在的中國社會普遍缺乏一種共同的價值取向，缺乏中國人的公共精神。這也是當下的“新儒家”們努力推行新儒學的主要原因。
李先生的儒學四期說對於目前的狀況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拐點，這種假以“儒學”稱謂的學說很容易套上民族精神的外衣，這也就意味著在這個還遠不夠重視人權的時代，這樣的外衣會使之形成對大眾思想的強姦，我們好不容易發展出來一點獨立思維的精神又將被抹殺掉，也就更談不上人格的獨立和學術精神。但是，幸好這還只是個萌芽中的思想，一旦成熟起來它會與專制主義的未來發展以及外表和諧內在奴役的社會形態結合起來形成令人恐怖的“三位一體”，那樣一來，我們的後人將會不得不再次忍受幾千年的令人窒息的奴役。這種奴役不是簡單的像奴隸主對奴隸那樣的奴役，而是整個文化形態的整個民族思想的自我奴役，是任何人都無法掙脫的奴役。如果這樣的狀況真的出現，任何精神思想上的獨立都將再次被關進僧院的大門之中，那才是最恐怖的地獄……
後記
一種思想一種主義一旦變成無所不包的東西，那它就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專制力量，任何試圖對它挑戰的獨立精神都將被深深的壓抑，這就是董仲舒的漢儒的恐怖力量 之所在，也是李澤厚先生的儒學四期說的恐怖之處。所謂轉換性創造，就如同詭辯術，你永遠駁不倒它，因為它什麼都是，也可以是你剛剛創造出來的思想，但是它 本身不會努力去創新，因為無所不包的權威沒有創新的動力。當然，也不是一成不變，這種權威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如何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來保障自身的權威地位， 所以，這會使得文化專制愈演愈烈。
附：儒學四期與轉換性創造
李澤厚
《經濟觀察報》2005.12.12第41版
何力先生說，企業家不僅僅關心賺錢，還關心文化、道德、社會發展、國家前途、人類命運這樣一些大問題。這是好事。我以前就有個吃飯哲學，我說吃飯是為了活，但活不是為了吃飯。如果說活就要賺錢，那賺錢又為了什麼？為了享受？那好像太小了，你賺的錢是花不完的。那到底為了什麼。這裏可能便有追求人生意義、生活價值、終極關懷、關心國家民族和人類命運的問題。可以理解，企業家關心這些問題是有道理的，不是為了賺錢而賺錢，而是有更高的目標。這就與儒學相關了。
儒學有一個很大的特點，跟基督教、伊斯蘭教有區別，就是它力求在地上建立“天國”。在經驗和理性裏面提取理性，但它又有類似宗教的信仰。不過儒學到底是什麼東西？並不是很清楚。它是宗教？還是哲學？是宗教哲學，還是哲學宗教？學術界有不同意見。
最近學術界爭論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也與這個問題有關。現在儒學好像很熱，但1980年代是反儒學，90年代以來是儒學熱。80年代反儒學的時候，我說了儒學好的方面，被年輕朋友罵。現在儒學熱的時候，我認為對“儒學熱”要冷靜，於是又挨批評。一個根本問題時，儒學到底是什麼並不太清楚。
“儒學四期或三期說”便涉及這個根本問題。儒學歷史很長，到現在已兩千多年，美國學者杜維明把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先秦儒學，孔子和孟子；第二個時期是宋明理學，朱熹和王陽明；第三個時期是二十世紀的熊十力、牟宗三。我說的儒學有四期，第一期是孔子、孟子和荀子；第二期是漢儒；第三期是朱熹、王陽明；第四期就是現在。“三期說”主要強調儒學就是講道德修養，儘量提升儒家宗教性的方面。杜維明的老師牟宗三寫了四大卷的《心體與性體》，把儒家的宗教性、對個人的終極關懷講得很深刻，但可惜是一種“深刻的片面”。我提出儒學“四期說”認為，不要一講儒學，便是道德修養。儒學遠不止這一方面，除了心性“內聖”，還有“治國平天下”經濟事功的“外王”。《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等等。這與心性並沒直接關係，而是儒家對人類、對社會的一種遠大理想。“三期說”只談孔孟，我卻認為荀子也很重要。荀子也講修身，但他講了很多社會政治方面的觀念。例如他說人不同於動物，是能製造工具。“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人之所以能走千里，因為他能馴服快馬。人之所以能渡江河是因為能造舟船，非常重視工具，也就是今天的科技生產力。所以，我認為儒學不光是講內心修養，並不只是宗教。
“三期說”追求儒學宗教的品格，宗教的超越與歷史可以沒有關係。我講儒學四期卻是隨歷史而發展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我以為一成不變就死了。中華文明能夠這麼多年延續下來，也正因為此。我剛從印度回來，我也去過埃及，也看過印加文化，也看過柬埔寨的吳哥窟，那些建築都很了不起，甚至超過中國。但因為不能隨著歷史發展，這些文明都先後滅亡了。而要發展就必須吸收、接受外來的東西，進行轉換性的創造。漢代的儒家吸收了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的思想，而且把陰陽五行作為自己理論的骨幹，把社會、自然、政治放在一個回饋系統來考慮，發展了孔孟荀的儒學。今天如果我們還講儒學，就也應該吸收外國的、現代的東西，主動地吸取馬克思主義，借鑒包括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進行轉換性的創造，使新的儒學和整個中國文化煥發出新的面貌。
怎麼樣轉換性創造？這就是西體中用。體是什麼？體就是生活的根本、本體。本體什麼意思？最根本、最實在的東西。我提出“西體中用”是針對“中體西用”，儒學四期是針對儒學三期。有人認為，“體”就是道德修養、文化、精氣神什麼的。我認為，億萬人民的日常的現實生活才是體，這也就是現代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也就是馬克思講的社會存在。為什麼說“西”？因為這是從西方引進的。“西體中用”我是1985年提出來的。事實上，我們講改革開放，不就是講向西方學習、引進和開放嗎？不就是數理化、電腦、英語等西學嗎？這是現代生活所必需的東西。但把他們應用到中國（中用）以後，就會產生新的形式。要和中國實際結合。這個現代化的生活本體改變了一切。這20年來思想意識改變很多，原因是什麼？原因是經濟發展，也就是這個生活本體變了。
而在這個體的基礎上，如何做到很好的中用，這就要結合中國實際和儒學了。中國人注意人情、親情、鄉情、報國之情等等，不只是冷冰冰的理性和法律，這些東西便是中國儒家和中國整個文化所給予的。但先要確定什麼是基礎？基礎還是現代化生產生活方式，他以契約為基礎，以競爭為條件，以效率為原則。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夠講人情。如果以人情為主，契約、效率為次便錯了。我們提倡協商、調解，不僅在經濟上，在各方面都這樣，不必事事上法庭。但畢竟要在法制基礎之上才能發展這些。主次要分明，我們仍然要系統地學習西方的管理體制，現在不是太多，而是不夠，無論微觀或宏觀都是如此。
何力先生提到我講過實用理性。實用理性講合情合理，“理無可恕，情有可原”，倒過來就是“情有可原，理無可恕”。西方是平等的複合句，中國卻經常以後面一句作結。實用理性重視不僅要合理也要合情，不是冷冰冰的理性，還要有人情味，但必須在理的基礎上講情，這樣才能走出一條既不是過去的計劃經濟、也不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而是中國自己的路，創造出比傳統中國、外國模式更加合情合理的社會。以前講創造就是革命性創造、批判性創造，我講的轉換性創造是一種改良性的創造，不必很急切的破壞、革命，而是逐步地學習和改良來創造出新的東西，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上。這正是合情合理的實用理性。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平穩和諧地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得越來越好。
2005年中國的十大笑話
2005年中國的十大笑話
1. “石油電信電力等行業中幾乎沒有壟斷，它是國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獲得的盈利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的。”
－－12月22日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
2. “中國教育改革是成功的！一個承擔著教育規模為世界之最的教育，實現了‘兩個跨越’：使85%以上的人接受了義務教育，使20%的人接受高等教育”
－－12月22日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與線民交流
3. “藥品不能當饅頭賣！藥價不貴，不同意降價”
－－東盛制藥集團總裁陶朝輝在“中國醫藥風雲榜”頒獎典禮上拋出“饅頭論”
4. “房產就該暴利！將暴利進行到底”
－－11月中旬，北京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在“2005首屆中國地產品牌價值評估與品牌評選活動”論壇上發言
5. “礦難與礦工素質不高有關”
－－11月30日黑龍江七台河礦難礦方領導接受採訪表示
6. “出現‘警匪勾結’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是員警待遇過低”
－－成都火車站派出所副所長付小華接受採訪時表示
7. “起征點太高就剝奪了低收入者作為納稅人的榮譽”
－－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任正隆
8. “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 經濟學家厲以甯如是說
9. “反恐新方法---地鐵家屬免票制 ，碰到任何緊急情況下，能及時幫助疏散與救援，這是一個安全上的舉措，並不是專門把免費作為福利.”
－－ 盧光霖廣州市地下鐵道總公司總經理
10. “爆炸產生水和二氧化碳，不會污染水源”
－－ 吉林石化的人所說
1. “石油電信電力等行業中幾乎沒有壟斷，它是國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獲得的盈利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的。”
－－12月22日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
2. “中國教育改革是成功的！一個承擔著教育規模為世界之最的教育，實現了‘兩個跨越’：使85%以上的人接受了義務教育，使20%的人接受高等教育”
－－12月22日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與線民交流
3. “藥品不能當饅頭賣！藥價不貴，不同意降價”
－－東盛制藥集團總裁陶朝輝在“中國醫藥風雲榜”頒獎典禮上拋出“饅頭論”
4. “房產就該暴利！將暴利進行到底”
－－11月中旬，北京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在“2005首屆中國地產品牌價值評估與品牌評選活動”論壇上發言
5. “礦難與礦工素質不高有關”
－－11月30日黑龍江七台河礦難礦方領導接受採訪表示
6. “出現‘警匪勾結’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是員警待遇過低”
－－成都火車站派出所副所長付小華接受採訪時表示
7. “起征點太高就剝奪了低收入者作為納稅人的榮譽”
－－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任正隆
8. “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 經濟學家厲以甯如是說
9. “反恐新方法---地鐵家屬免票制 ，碰到任何緊急情況下，能及時幫助疏散與救援，這是一個安全上的舉措，並不是專門把免費作為福利.”
－－ 盧光霖廣州市地下鐵道總公司總經理
10. “爆炸產生水和二氧化碳，不會污染水源”
－－ 吉林石化的人所說
《新華日報》："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考察新聞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慶。但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制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佈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此外，尚另有內政部公佈的兩種。除明令公佈的種種法規外，還有各種臨時指示電文。......三十三年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編者注)，國民黨政府公佈的《戰時出版品書刊審查辦法》，內容無所不包，例如其中規定的禁載標準十二條中第一項："違背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者，"就籠統抽象，可以任意解釋；而照現行情況，所謂"立國的最高原則"，就是黨治。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下面我們收集了一些在各種困難下的中國輿論界對於新聞自由的痛切呼籲，和對民主主義政策和殷切嚮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參考。
時令摘要：言論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所以我們的認識是......要想在戰後不愧為四強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須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國日報》)。
"言論自由是人類一致要求的權利，......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上看，言論自由是人類社會進步必具的條件。新聞記者，和其他人類一樣，要求他們必有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他的任務和職責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因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論人之所當論。""通常說新聞記者是站在時代的前面，報紙是指導社會的，這不是對於記者的恭維，而是加重了記者的責任。......新聞記者要執行他的任務，便需要充分的言論自由"(同報，九月一日)。
"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僅在平時需要言論自由，在戰時更需要言論自由。羅斯福總統把它列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爾首相也把它定為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因為他們能這樣地重視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實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現在連打勝仗，並且要在將來建立和平。這一切擺在眼前的事實，正清楚地指出了我們今天應有的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雲南日報》)。
言論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無知
"十數年來，因為檢查制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而在反映民意這一點，遺憾尤多，近年以來，......言論出版的限制加強，結果出版界的雕零，實為多年所未見；而報紙之所提供於國人的，幾於全國一致、千篇一律!""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是應該加以改良的，......一個國家社會的進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業興盛。我們對於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過事'謹慎'，勢將使出版事業趨於萎縮，而人民的精神食糧也感缺乏；終極的結果，使演成人民的無識和不知。以無識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戰，更不足以談建國"(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義報》)。
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
"通訊與言論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沒有這種自由，則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必同時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喪失，那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所以爭取言論和通訊的自由正就是爭取民主的先著"。"人類的命運支配于少數獨裁者之手，則必產生暴力專制、武力侵犯、殘酷戰爭，結果是象這次世界大戰那樣使人類與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戰，唯一要緊的把世界的支配權放在人類絕大多數的手中，因此必須使人類絕大多數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數支配多數，少數專制、多數失其自由的現象，應該不再存於今後的世界。""全世界全人類既須悉數進入民主的範圍以內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權，那麼，取徑於通訊與言論自由使人人能夠說真話，能夠得真消息，能夠隨時得知世界的真象，絕對必要。所以任何束縛此種自由、不許以真相公告人類世界的現象。都須在取締之列，乃是自然的結論"(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華西日報》)。
作惡扣壓新聞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國際間，因為戰爭關係，新聞自由曾受相當的限制，因而引起新聞界的反對，致產生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一月四日美助理國務卿麥克利希在聯合國情報委員會的聚會上發表演說，主張全世界新聞自由流通，俾有助於維持未來世界之和平。法駐美大使龐納謂：'法報除軍事理由外，並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國《紐約時報》社論說：'一個國家的公民，有權知道一切新聞報導。一個國家裏面，若不許人民有知道的權利，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自由；如作惡扣壓新聞，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論作者美聯社社長肯特古柏斯主張'全球新聞自由、交通自由，新聞記者行動不受干涉。'由此可見新聞自由，關係于政治之民主與世界之和平，至為重大，歐洲朝野無不一致主張絕對尊重、不容侵犯。""在本來享有頗大的自由之歐美新聞界，且在大聲疾呼，爭取新聞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國新聞界所有的情況而論，不知對此應當作何努力才對。因為中國的新聞界所有的自由實在太稀微，太沒有保障。......新聞記者以報導忠實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記事立言，即本諸天良、發于忠誠；若觸犯個人私利，往往引起報館生存與人身自由的危害。新聞自由與新聞記者的人身自由，同樣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爭取新聞自由，在中國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月二日同報)。載)
要以堅毅精神爭取實現民主政治
"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中國新聞界不能以空洞擁護和附和歐洲新聞自由運動為滿足，為了忠實於自己的天職，必須對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種種束縛，取得真實的自由。因此必須以堅毅的精神，努力實現新聞自由的政治前提，給新聞自由奠定鞏固的基礎"(三十四年二月二日《華西日報》)。
"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後，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一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個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就報紙而論，國內外消息由一個機構發出，凡是對某一方面感覺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遠不會讓人民知道。......於是所有的報紙圖書雜誌，儘管種類不同、名目不同、地點不同，內容都舉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計劃的桎梏，這國度內的人民將會重返自然，成為木石，成為猿鹿，為葛天氏之民、為無懷氏之民，為羲皇上人!"(吳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論壇》)。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
"目前的事實，是報紙和輿論分了家，輿論被埋沒在每一個人民的胸坎中，報紙雜誌離開了現實，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掛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的點綴品罷了。""與世無爭，與人無爭，是懦夫的行為；受辱不爭，受害不爭，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徑；我們是懦夫、還是奴才?我們在這樣一個時代，被侵略被壓迫的時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國家，應該先以剷除這不爭的惡性開始。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盡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報紙與輿論的合一，應該是當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吳晗，昆明《自由論壇》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
考察新聞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慶。但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制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佈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此外，尚另有內政部公佈的兩種。除明令公佈的種種法規外，還有各種臨時指示電文。......三十三年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編者注)，國民黨政府公佈的《戰時出版品書刊審查辦法》，內容無所不包，例如其中規定的禁載標準十二條中第一項："違背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者，"就籠統抽象，可以任意解釋；而照現行情況，所謂"立國的最高原則"，就是黨治。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下面我們收集了一些在各種困難下的中國輿論界對於新聞自由的痛切呼籲，和對民主主義政策和殷切嚮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參考。
時令摘要：言論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所以我們的認識是......要想在戰後不愧為四強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須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國日報》)。
"言論自由是人類一致要求的權利，......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上看，言論自由是人類社會進步必具的條件。新聞記者，和其他人類一樣，要求他們必有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他的任務和職責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因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論人之所當論。""通常說新聞記者是站在時代的前面，報紙是指導社會的，這不是對於記者的恭維，而是加重了記者的責任。......新聞記者要執行他的任務，便需要充分的言論自由"(同報，九月一日)。
"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僅在平時需要言論自由，在戰時更需要言論自由。羅斯福總統把它列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爾首相也把它定為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因為他們能這樣地重視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實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現在連打勝仗，並且要在將來建立和平。這一切擺在眼前的事實，正清楚地指出了我們今天應有的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雲南日報》)。
言論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無知
"十數年來，因為檢查制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而在反映民意這一點，遺憾尤多，近年以來，......言論出版的限制加強，結果出版界的雕零，實為多年所未見；而報紙之所提供於國人的，幾於全國一致、千篇一律!""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是應該加以改良的，......一個國家社會的進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業興盛。我們對於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過事'謹慎'，勢將使出版事業趨於萎縮，而人民的精神食糧也感缺乏；終極的結果，使演成人民的無識和不知。以無識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戰，更不足以談建國"(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義報》)。
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
"通訊與言論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沒有這種自由，則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必同時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喪失，那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所以爭取言論和通訊的自由正就是爭取民主的先著"。"人類的命運支配于少數獨裁者之手，則必產生暴力專制、武力侵犯、殘酷戰爭，結果是象這次世界大戰那樣使人類與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戰，唯一要緊的把世界的支配權放在人類絕大多數的手中，因此必須使人類絕大多數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數支配多數，少數專制、多數失其自由的現象，應該不再存於今後的世界。""全世界全人類既須悉數進入民主的範圍以內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權，那麼，取徑於通訊與言論自由使人人能夠說真話，能夠得真消息，能夠隨時得知世界的真象，絕對必要。所以任何束縛此種自由、不許以真相公告人類世界的現象。都須在取締之列，乃是自然的結論"(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華西日報》)。
作惡扣壓新聞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國際間，因為戰爭關係，新聞自由曾受相當的限制，因而引起新聞界的反對，致產生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一月四日美助理國務卿麥克利希在聯合國情報委員會的聚會上發表演說，主張全世界新聞自由流通，俾有助於維持未來世界之和平。法駐美大使龐納謂：'法報除軍事理由外，並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國《紐約時報》社論說：'一個國家的公民，有權知道一切新聞報導。一個國家裏面，若不許人民有知道的權利，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自由；如作惡扣壓新聞，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論作者美聯社社長肯特古柏斯主張'全球新聞自由、交通自由，新聞記者行動不受干涉。'由此可見新聞自由，關係于政治之民主與世界之和平，至為重大，歐洲朝野無不一致主張絕對尊重、不容侵犯。""在本來享有頗大的自由之歐美新聞界，且在大聲疾呼，爭取新聞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國新聞界所有的情況而論，不知對此應當作何努力才對。因為中國的新聞界所有的自由實在太稀微，太沒有保障。......新聞記者以報導忠實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記事立言，即本諸天良、發于忠誠；若觸犯個人私利，往往引起報館生存與人身自由的危害。新聞自由與新聞記者的人身自由，同樣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爭取新聞自由，在中國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月二日同報)。載)
要以堅毅精神爭取實現民主政治
"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中國新聞界不能以空洞擁護和附和歐洲新聞自由運動為滿足，為了忠實於自己的天職，必須對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種種束縛，取得真實的自由。因此必須以堅毅的精神，努力實現新聞自由的政治前提，給新聞自由奠定鞏固的基礎"(三十四年二月二日《華西日報》)。
"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後，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一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個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就報紙而論，國內外消息由一個機構發出，凡是對某一方面感覺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遠不會讓人民知道。......於是所有的報紙圖書雜誌，儘管種類不同、名目不同、地點不同，內容都舉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計劃的桎梏，這國度內的人民將會重返自然，成為木石，成為猿鹿，為葛天氏之民、為無懷氏之民，為羲皇上人!"(吳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論壇》)。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
"目前的事實，是報紙和輿論分了家，輿論被埋沒在每一個人民的胸坎中，報紙雜誌離開了現實，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掛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的點綴品罷了。""與世無爭，與人無爭，是懦夫的行為；受辱不爭，受害不爭，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徑；我們是懦夫、還是奴才?我們在這樣一個時代，被侵略被壓迫的時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國家，應該先以剷除這不爭的惡性開始。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盡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報紙與輿論的合一，應該是當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吳晗，昆明《自由論壇》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
劉少奇：一黨專政反民主，共產黨絕不搞一黨專政
一黨專政反民主，共產黨絕不搞一黨專政
劉少奇
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抗日民主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它只有在平等原則上，採用完全的民主制度，才能組織成功。這也是領導中國抗戰與革命到最後勝利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形式。沒有這種政權的建立，沒有抗日統一戰線的大大鞏固和擴大，不實行民主政治，抗日戰爭是不能勝利的。
抗戰三年了，本來早就應該在全國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以領導抗戰，那樣，抗戰決不只獲得如今天這樣的結果和成績，可能獲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勝利與成績，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戰中的這許多困難與人民的痛苦。然而，沒有這樣做，這是由於大資產階級只顧其"一黨專政"的私利，不顧國家民族危亡造成的。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
我們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對於以上這一點瞭解得很清楚。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革命的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我們不會不盡忠於自己的職責。因此，凡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區域，只有可能的話，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不能不實行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階級的統一戰線政權。如果不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也就不能長期堅持敵後抗戰，最有力地打擊敵人，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
這個政權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權利，如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居住、營業、思想的自由。任何人只要沒有勾結敵寇和漢奸的行為，沒有破壞與反對抗日軍隊的行動，沒有違犯政府法令的行為，不論他是屬於何党何派，屬於哪一階級、階層，政府一律保護。一切黨派只要抗日、不反對民主，一律有合法的地位。
這種政權，今天還只在部分的敵後地區建立。在全國，由於國民黨不願意結束"一黨專政"，不願意"還政於民"，這種政權仍然還是不能建立，仍然還只是宣傳的口號。因此，這種部分地區的抗日民主政權，只是地方政府。它應該屬於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領導，並依照敵後情形執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同時它也可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則下，頒佈該地區的單行法令。
敵後的抗日民主政府還沒有為中央政府正式承認，因此有人說：這種政府是不合法的。很明白，這說法是不對的。
我們問：什麼叫合法和不合法?，
在目前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利益高於一切，抗日利益高於一切，這就是全國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則。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都應該是為著保護民族的利益，保障抗日的勝利。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就是目前法律的基礎。那末，在敵後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實行民主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實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這就是最合法的。而不實行的，是不合法的。違背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及抗日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的，是違法的。大多數人民承認的，選舉的，就是合法的。相反，大多數人民不承認的，反對的，自己把持霸佔的就是非法的。抗日民主政權由人民選舉，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就是非法的。如果中央政府實行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就應該承認敵後抗日民主政府，並以它作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予承認，只能證明中央政府人員的違法，違反了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這個法律基礎。中央政府不"還政於民"，不改組為抗日民主政府，也是不合法的。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上，中央政府違法的事情是很多的。在各國的最高法院中，就有審判這類案件的，在中國還沒有過這種審判。但這不是中國就沒有這種事情，是有許多這種事情，只是沒有人敢於過問罷了。所以，在敵後建立的這種抗日民主政府，在實質上是最合法的。由於國民黨中一部分人不願意實行民主，所以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暫時恐還難於實現。但是，在中國一部分地區，則已實行民主化。這種民主化的地區，應該是新的民主共和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地方基礎。在中國，民主共和國的具體的建設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國，可能要經過長期的奮鬥過程。因此，在敵後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有著推動全國民主化的重大的模範作用，它實行的結果之好或壞，將給全國以好的或壞的重大的影響。這種政權，今天雖還只在敵後一部分地區建立，但它有著全國的普遍意義。這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作為民主的勢力，願意為大多數人民、為老百姓服務，為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而奮鬥。這種政權，不是一黨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處，如果能夠建立政權的話，就要建立統一戰線的革命各階級聯合的政權。即或因為人民的組織程度不夠，而不得不委任臨時的地方政府人員的話，那末，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這也是包辦不了的。所以共產黨很願意一切抗日的黨派、團體和公正的人士來參加抗日民主政權，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數的人民都積極起來參政，積極擔負政府的工作，並積極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時候，抗日民主政權才能鞏固與發展，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才能推翻，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實現。這是共產黨的目的，也是全國極大多數人民共同的目的。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
劉少奇
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抗日民主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它只有在平等原則上，採用完全的民主制度，才能組織成功。這也是領導中國抗戰與革命到最後勝利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形式。沒有這種政權的建立，沒有抗日統一戰線的大大鞏固和擴大，不實行民主政治，抗日戰爭是不能勝利的。
抗戰三年了，本來早就應該在全國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以領導抗戰，那樣，抗戰決不只獲得如今天這樣的結果和成績，可能獲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勝利與成績，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戰中的這許多困難與人民的痛苦。然而，沒有這樣做，這是由於大資產階級只顧其"一黨專政"的私利，不顧國家民族危亡造成的。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
我們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對於以上這一點瞭解得很清楚。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革命的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我們不會不盡忠於自己的職責。因此，凡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區域，只有可能的話，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不能不實行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階級的統一戰線政權。如果不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也就不能長期堅持敵後抗戰，最有力地打擊敵人，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
這個政權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權利，如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居住、營業、思想的自由。任何人只要沒有勾結敵寇和漢奸的行為，沒有破壞與反對抗日軍隊的行動，沒有違犯政府法令的行為，不論他是屬於何党何派，屬於哪一階級、階層，政府一律保護。一切黨派只要抗日、不反對民主，一律有合法的地位。
這種政權，今天還只在部分的敵後地區建立。在全國，由於國民黨不願意結束"一黨專政"，不願意"還政於民"，這種政權仍然還是不能建立，仍然還只是宣傳的口號。因此，這種部分地區的抗日民主政權，只是地方政府。它應該屬於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領導，並依照敵後情形執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同時它也可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則下，頒佈該地區的單行法令。
敵後的抗日民主政府還沒有為中央政府正式承認，因此有人說：這種政府是不合法的。很明白，這說法是不對的。
我們問：什麼叫合法和不合法?，
在目前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利益高於一切，抗日利益高於一切，這就是全國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則。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都應該是為著保護民族的利益，保障抗日的勝利。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就是目前法律的基礎。那末，在敵後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實行民主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實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這就是最合法的。而不實行的，是不合法的。違背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及抗日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的，是違法的。大多數人民承認的，選舉的，就是合法的。相反，大多數人民不承認的，反對的，自己把持霸佔的就是非法的。抗日民主政權由人民選舉，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就是非法的。如果中央政府實行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就應該承認敵後抗日民主政府，並以它作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予承認，只能證明中央政府人員的違法，違反了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這個法律基礎。中央政府不"還政於民"，不改組為抗日民主政府，也是不合法的。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上，中央政府違法的事情是很多的。在各國的最高法院中，就有審判這類案件的，在中國還沒有過這種審判。但這不是中國就沒有這種事情，是有許多這種事情，只是沒有人敢於過問罷了。所以，在敵後建立的這種抗日民主政府，在實質上是最合法的。由於國民黨中一部分人不願意實行民主，所以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暫時恐還難於實現。但是，在中國一部分地區，則已實行民主化。這種民主化的地區，應該是新的民主共和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地方基礎。在中國，民主共和國的具體的建設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國，可能要經過長期的奮鬥過程。因此，在敵後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有著推動全國民主化的重大的模範作用，它實行的結果之好或壞，將給全國以好的或壞的重大的影響。這種政權，今天雖還只在敵後一部分地區建立，但它有著全國的普遍意義。這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作為民主的勢力，願意為大多數人民、為老百姓服務，為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而奮鬥。這種政權，不是一黨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處，如果能夠建立政權的話，就要建立統一戰線的革命各階級聯合的政權。即或因為人民的組織程度不夠，而不得不委任臨時的地方政府人員的話，那末，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這也是包辦不了的。所以共產黨很願意一切抗日的黨派、團體和公正的人士來參加抗日民主政權，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數的人民都積極起來參政，積極擔負政府的工作，並積極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時候，抗日民主政權才能鞏固與發展，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才能推翻，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實現。這是共產黨的目的，也是全國極大多數人民共同的目的。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
人民文化水準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人民文化水準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藉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並從而誣蔑解放區的民主選舉。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報》社論就可作為代表，那社論裏面說："......共產黨拿'普選'和'不記名投票'來欺騙人民。誰不知道，中國人民有百分之八十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他們既不能記自己的名，更不會記共產黨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這種政府只能叫做'魔術'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產黨人卻掩耳盜鈴，硬說'魔術'就是'民主'，簡直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這種說法，不僅是誣衊解放區的人民，而且推論下去就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民還無法運用民主選舉，還應當由他們繼續"訓政"下去。居心何在，不問可知。
假若將來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的。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解放區實行民主選舉的經驗便是明證。我們略舉幾個例子，看看解放區是怎樣選舉的吧：
首先要說明，候選人決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鄉選中每一個選民都可以單獨提出一個候選人。在縣選中每十個選民可以連合提出一個候選人。選舉的方法是分成兩種：一種是識字的人，寫選票；一種是不識字的人，則以投豆子代替寫選票。這是很久以來就採用了的方法，在實踐過程中又曾有過不斷的改進和新的創造。過去的辦法是由候選人坐在曬場上，每人背後擺一個罐或碗，因事不能到會的候選人仍然給他們空出位子，位子後擺上碗，每只碗上都貼著候選人的名字，選民每人按應選出的人數發豆子數粒，於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選的那個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監選人向大家說明每一隻碗所代表的候選人，一般說起來，不識字的老百姓總是特別留意於記憶的，在這件他們看來很鄭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於弄錯。這種方法還有缺點，那就是當每個選民投豆子時，到會的人都可以看得見，實際上成了記名投票。後來就改變方法，把碗統統放到另外一個房子裏，除監選人在選民萬一記不清楚時從旁幫助說明外，其餘的一概不准在場。但這種方法仍有缺點，因為碗是仰著放的，那個碗裏已有的豆子多，那個碗裏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這樣就可能使後來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響，因而不自覺的失去了自主性。補救這個缺點的方法，就是用紙把每一個碗都蓋起來，而讓投票者從碗邊上把豆子投進去。最近陝甘寧邊區的選舉中又創造了一種新的方法，在候選人數不多(鄉的選舉中候選人一般是不會太多的)的時候，依候選人的多少，發給選民幾顆，顏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顆代表張××；黃豆一顆，代表李××；玉米一顆，代表趙××等，另外每個選民再發給小紙一張，如果想選誰，就把代表誰的豆子用紙包上，放在碗裏，同時包幾顆者作廢。這種方法非常適合農村文盲的無記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實行結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舉幾種方法作為例證而已，此外也還有其他的方法。這些方法的創造證明了只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準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那些信口誣衊解放區選舉，並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施行的謊言，完全沒有事實根據。才真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哩。
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藉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並從而誣蔑解放區的民主選舉。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報》社論就可作為代表，那社論裏面說："......共產黨拿'普選'和'不記名投票'來欺騙人民。誰不知道，中國人民有百分之八十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他們既不能記自己的名，更不會記共產黨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這種政府只能叫做'魔術'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產黨人卻掩耳盜鈴，硬說'魔術'就是'民主'，簡直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這種說法，不僅是誣衊解放區的人民，而且推論下去就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民還無法運用民主選舉，還應當由他們繼續"訓政"下去。居心何在，不問可知。
假若將來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的。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解放區實行民主選舉的經驗便是明證。我們略舉幾個例子，看看解放區是怎樣選舉的吧：
首先要說明，候選人決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鄉選中每一個選民都可以單獨提出一個候選人。在縣選中每十個選民可以連合提出一個候選人。選舉的方法是分成兩種：一種是識字的人，寫選票；一種是不識字的人，則以投豆子代替寫選票。這是很久以來就採用了的方法，在實踐過程中又曾有過不斷的改進和新的創造。過去的辦法是由候選人坐在曬場上，每人背後擺一個罐或碗，因事不能到會的候選人仍然給他們空出位子，位子後擺上碗，每只碗上都貼著候選人的名字，選民每人按應選出的人數發豆子數粒，於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選的那個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監選人向大家說明每一隻碗所代表的候選人，一般說起來，不識字的老百姓總是特別留意於記憶的，在這件他們看來很鄭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於弄錯。這種方法還有缺點，那就是當每個選民投豆子時，到會的人都可以看得見，實際上成了記名投票。後來就改變方法，把碗統統放到另外一個房子裏，除監選人在選民萬一記不清楚時從旁幫助說明外，其餘的一概不准在場。但這種方法仍有缺點，因為碗是仰著放的，那個碗裏已有的豆子多，那個碗裏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這樣就可能使後來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響，因而不自覺的失去了自主性。補救這個缺點的方法，就是用紙把每一個碗都蓋起來，而讓投票者從碗邊上把豆子投進去。最近陝甘寧邊區的選舉中又創造了一種新的方法，在候選人數不多(鄉的選舉中候選人一般是不會太多的)的時候，依候選人的多少，發給選民幾顆，顏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顆代表張××；黃豆一顆，代表李××；玉米一顆，代表趙××等，另外每個選民再發給小紙一張，如果想選誰，就把代表誰的豆子用紙包上，放在碗裏，同時包幾顆者作廢。這種方法非常適合農村文盲的無記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實行結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舉幾種方法作為例證而已，此外也還有其他的方法。這些方法的創造證明了只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準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那些信口誣衊解放區選舉，並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施行的謊言，完全沒有事實根據。才真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哩。
《新華日報》：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了，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那麼我們要-問：如何才能實現?
曾經有一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與。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一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一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還有一種看法，是把一國的民主可以由國際條件來決定。固然民主潮流普遍於全世界，而一個民主的中國將不僅對中國有好處，也對世界有好處。這種國際形勢是有 利於民-主在中國的實現。但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是由於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中的人民衛護自己的權利、並抗擊逆流而爭取來的。中國人民假如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專一 依靠國際條件來-促成中國的民主，這也正和依賴外援來獲取抗戰勝利同樣是不可靠的。
此外也有一種看法，是把中國的民主問題當做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之間的問題。固然國共兩黨間的關係是目前國內政治生活中主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問題。但是 實現民-主是全國人民所共同要求的事，在國共兩黨以外還有許多黨派和無黨無派的個人，還有更廣大的人民，他們都反對專制，都要求民主。實現民主是有關廣大 人民的事，也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的力量。人民一定要積極起來，主動地參與國內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反對實現民主的一切障礙，中國才能真正走向民主之路。
由於無數次的實際經驗和教訓，中國人民已經漸漸擺脫了這種種不正確的看法。他們由等待而失望的經驗，使他們懂得了要民主就得用自己積極努力來對中國並對世 界負責-，這樣才能在有利的國際條件下實現中國的民主；他們不再袖手旁觀站在國共兩黨之外，他們知道在民主團結問題上，他們並不是旁觀的第三者，而是應該 發揮主人翁的決-定作用的。
人民要發揮這種主人翁的作用，就一定要堅決地依據民主原則，在有關全體人民利益的國事的一切具體問題上，有所判斷、有所主張，然後為了自己的所信而行動。載)
在參加民主鬥爭的人民中，包含著各個不同的階層，有最廣大的工人和農人，也有小資產者、自由資產者、開明紳士及其它愛國分子。在某些個別的問題上，他們相 互間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在有關整個國事的問題上，他們的主張和行動是可以而且應該一致的，只要他們都能堅決地執行民主的原則。這種一致性不是這一部分人 服從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家共同服從民主的原則；服從民主的共同原則也不是犧牲個別的利益，因為民主的原則也就是整個國家民族所渴求的原則。
人民大眾要用民主原則來團結自己，來反對民主的阻礙。沒有任何名義可以改變或歪曲人民大眾的民主原則。法統主義麼?人民大眾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法統 是否還-應存在。權威主義麼?人民大眾也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權威是否值得尊重。只有民主原則能夠決定人民大眾要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要做什麼、要不 做什麼，也只有-民主原則才能解決問題、轉變時局。
中國人民已經看出了自己的力量，看清了國際潮流，並且懂得了如何發揮自己的力量；於是他們就要以主動積極的態度，以明確和堅決的精神，根據民主原則來參與國事，-來掌握中國的命運；這樣一個民主的新中國就一定要實現。
--《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
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了，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那麼我們要-問：如何才能實現?
曾經有一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與。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一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一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還有一種看法，是把一國的民主可以由國際條件來決定。固然民主潮流普遍於全世界，而一個民主的中國將不僅對中國有好處，也對世界有好處。這種國際形勢是有 利於民-主在中國的實現。但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是由於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中的人民衛護自己的權利、並抗擊逆流而爭取來的。中國人民假如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專一 依靠國際條件來-促成中國的民主，這也正和依賴外援來獲取抗戰勝利同樣是不可靠的。
此外也有一種看法，是把中國的民主問題當做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之間的問題。固然國共兩黨間的關係是目前國內政治生活中主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問題。但是 實現民-主是全國人民所共同要求的事，在國共兩黨以外還有許多黨派和無黨無派的個人，還有更廣大的人民，他們都反對專制，都要求民主。實現民主是有關廣大 人民的事，也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的力量。人民一定要積極起來，主動地參與國內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反對實現民主的一切障礙，中國才能真正走向民主之路。
由於無數次的實際經驗和教訓，中國人民已經漸漸擺脫了這種種不正確的看法。他們由等待而失望的經驗，使他們懂得了要民主就得用自己積極努力來對中國並對世 界負責-，這樣才能在有利的國際條件下實現中國的民主；他們不再袖手旁觀站在國共兩黨之外，他們知道在民主團結問題上，他們並不是旁觀的第三者，而是應該 發揮主人翁的決-定作用的。
人民要發揮這種主人翁的作用，就一定要堅決地依據民主原則，在有關全體人民利益的國事的一切具體問題上，有所判斷、有所主張，然後為了自己的所信而行動。載)
在參加民主鬥爭的人民中，包含著各個不同的階層，有最廣大的工人和農人，也有小資產者、自由資產者、開明紳士及其它愛國分子。在某些個別的問題上，他們相 互間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在有關整個國事的問題上，他們的主張和行動是可以而且應該一致的，只要他們都能堅決地執行民主的原則。這種一致性不是這一部分人 服從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家共同服從民主的原則；服從民主的共同原則也不是犧牲個別的利益，因為民主的原則也就是整個國家民族所渴求的原則。
人民大眾要用民主原則來團結自己，來反對民主的阻礙。沒有任何名義可以改變或歪曲人民大眾的民主原則。法統主義麼?人民大眾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法統 是否還-應存在。權威主義麼?人民大眾也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權威是否值得尊重。只有民主原則能夠決定人民大眾要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要做什麼、要不 做什麼，也只有-民主原則才能解決問題、轉變時局。
中國人民已經看出了自己的力量，看清了國際潮流，並且懂得了如何發揮自己的力量；於是他們就要以主動積極的態度，以明確和堅決的精神，根據民主原則來參與國事，-來掌握中國的命運；這樣一個民主的新中國就一定要實現。
--《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
危險的信號-百姓不再關心腐敗（鬱雯）
危險的信號-百姓不再關心腐敗！
(博訊2006年3月08日)
一項“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調查表明，以往老百姓最關心的腐敗問題在逐年下降，前幾年問題差不多高居榜首的腐敗問題，而今年卻幾乎快排擠出前十名。翻開報紙電視，你就不難發現老百姓越來越不關心腐敗了。老百姓漠視腐敗之所以成為現象，其實根子在於人們對政治的漠視。
(博訊 boxun.com)
政治關懷你我他。一個社會不關心政治，在一個落後的獨裁國家，或許是正常現象，而在一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人民普遍地漠視政治其實是一個危險的事情。在獨裁統治下，人們開始厭惡政治，權力失去制約，國家機器成了少數人或集團的工具，少數人的好惡完全成了政治的方向。
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權力和資源就會為少數人壟斷以及社會全面腐敗。社會前面腐敗，最終導致國家民族全面的災難。也就改革開放後幾十年的發展成果，一夜之間全面坍塌。德國韋伯說：“一個長期積弱的落後民族在經濟上突然崛起必然隱含一個致命的內在危險，即它將加速暴露落後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這種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難以成熟之間的強烈反差不但最終將使民族振興的願望付諸流水，甚至會造成災難性的結局即民族本身的解體。”
高爾基.阿爾巴托夫分析蘇聯衰亡的原因時說：“現存的政治上層建築把政治生活限定於極狹小的範圍。它根本不適合於發現和分析變化著的社會現實……不適合於動員社會上的智慧潛力去解決湧現的問題。因為決策者的壓倒一切的任務是堅定不移地抵制變動，不惜任何代價維持現狀。這個任務至高無上，所以最高層要求各級國家機關、黨組織、社會科學界、大眾傳媒都得這麼做。它們要幫助掩蓋日趨嚴重的問題，飾以穩定、成功和進步的假相。這麼做過，最後一批可以進行公開討論的孤島消失了，保密的領域則擴大了。每發生一次領導層所不悅的爭論，就會有新的領域被界定為‘國家機密’。”
現代經濟發展必然促成多元化的社會和意識，多元化的社會和意識必然導致整個社會日益趨向分散和剝離狀態。駕禦多元化社會的政治基礎，必須是廣泛的政治協商。否則，必然影響到國家的凝聚力，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的離心離得。政治的不成熟，民主對話被堵塞，必然導致人們對腐敗的漠不關心。漠視腐敗不過是政治不成熟、不民主的一個重要表像。現代政治的基本任務即在於如何創造一種政治過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會利益仍能凝聚為民族整體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話整個民族將出現只有社會離心力而無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團利益而無全民族利益的危險局面，最終導致整個民族呈現分崩離析的狀況。
暴力引導暴力，協商賦予理性。一個國家如何走出週期性動亂的迴圈：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民主。如果一個國家不能調動人民參政的積極性，這個國家的問題也就只能越積越多，越來越不利於問題的良性解決。
人們漠視腐敗，不是說明人們認可腐敗。相反，人民之所以漠視腐敗，而是因為政治體制把人們反腐敗的熱情給卡住了。當政治不能調動更多人的積極性之後，全民和解的路子也就被堵塞住了。當人們的政治熱情冷漠之後，內心的胸悶也就積聚，，人們往往選擇爆發的方式。
鬱雯
(博訊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立場)
(博訊2006年3月08日)
一項“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調查表明，以往老百姓最關心的腐敗問題在逐年下降，前幾年問題差不多高居榜首的腐敗問題，而今年卻幾乎快排擠出前十名。翻開報紙電視，你就不難發現老百姓越來越不關心腐敗了。老百姓漠視腐敗之所以成為現象，其實根子在於人們對政治的漠視。
(博訊 boxun.com)
政治關懷你我他。一個社會不關心政治，在一個落後的獨裁國家，或許是正常現象，而在一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人民普遍地漠視政治其實是一個危險的事情。在獨裁統治下，人們開始厭惡政治，權力失去制約，國家機器成了少數人或集團的工具，少數人的好惡完全成了政治的方向。
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權力和資源就會為少數人壟斷以及社會全面腐敗。社會前面腐敗，最終導致國家民族全面的災難。也就改革開放後幾十年的發展成果，一夜之間全面坍塌。德國韋伯說：“一個長期積弱的落後民族在經濟上突然崛起必然隱含一個致命的內在危險，即它將加速暴露落後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這種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難以成熟之間的強烈反差不但最終將使民族振興的願望付諸流水，甚至會造成災難性的結局即民族本身的解體。”
高爾基.阿爾巴托夫分析蘇聯衰亡的原因時說：“現存的政治上層建築把政治生活限定於極狹小的範圍。它根本不適合於發現和分析變化著的社會現實……不適合於動員社會上的智慧潛力去解決湧現的問題。因為決策者的壓倒一切的任務是堅定不移地抵制變動，不惜任何代價維持現狀。這個任務至高無上，所以最高層要求各級國家機關、黨組織、社會科學界、大眾傳媒都得這麼做。它們要幫助掩蓋日趨嚴重的問題，飾以穩定、成功和進步的假相。這麼做過，最後一批可以進行公開討論的孤島消失了，保密的領域則擴大了。每發生一次領導層所不悅的爭論，就會有新的領域被界定為‘國家機密’。”
現代經濟發展必然促成多元化的社會和意識，多元化的社會和意識必然導致整個社會日益趨向分散和剝離狀態。駕禦多元化社會的政治基礎，必須是廣泛的政治協商。否則，必然影響到國家的凝聚力，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的離心離得。政治的不成熟，民主對話被堵塞，必然導致人們對腐敗的漠不關心。漠視腐敗不過是政治不成熟、不民主的一個重要表像。現代政治的基本任務即在於如何創造一種政治過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會利益仍能凝聚為民族整體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話整個民族將出現只有社會離心力而無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團利益而無全民族利益的危險局面，最終導致整個民族呈現分崩離析的狀況。
暴力引導暴力，協商賦予理性。一個國家如何走出週期性動亂的迴圈：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民主。如果一個國家不能調動人民參政的積極性，這個國家的問題也就只能越積越多，越來越不利於問題的良性解決。
人們漠視腐敗，不是說明人們認可腐敗。相反，人民之所以漠視腐敗，而是因為政治體制把人們反腐敗的熱情給卡住了。當政治不能調動更多人的積極性之後，全民和解的路子也就被堵塞住了。當人們的政治熱情冷漠之後，內心的胸悶也就積聚，，人們往往選擇爆發的方式。
鬱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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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立場)
暴光中國各行業黑幕
大家來暴光行業黑幕吧！
作者：yinlong01 提交日期：2007-5-26 03:38:00
請大家揭露本行業黑幕，讓大家長經驗。
我先說我知道的：
醬油、醋和醬菜全部防腐劑超標 超標到沒有標準的程度！！！
他們夏天夏天根本沒有壞的可能，趕上醫院標本了，醬菜廠擔保，壞的管換，不管多天的！！
如果你買魚。甚至活魚。吃的時候有淡淡柴油或汽油味，不要懷疑 每那就是柴油或汽油。長途運活魚需要帶氧氣瓶 如果中途沒氧就放入微量柴油。魚受到刺激。能多活幾小時。
買活魚商家會用多個套一起的濕方便袋，那袋子一個一兩。套10個就1斤。
作者：yinlong01 回復日期：2007-5-26 14:48:40
饅頭用硫磺熏 這個存在 我雖然不從事這一行 但常和他們打交道
一個做饅頭的孩子得了白血病 好了後就改行了。
銀耳也用硫磺熏，蛋糕用尿素發酵，這個是我給他們送雞蛋看到的。他說是食用尿素。
麵粉里加滑石粉。
凍水餃用纖維素
作者：yinlong01 回復日期：2007-5-26 19:55:31
我從事雜貨業 這些東西我吃的比你們多 比如煤油魚 這些都是上級供應商的商業秘密。我開始也不知道的。
比如海參魷魚，上級一斤發八斤 而我只能發4斤 人家的零售價比我成本都低 後來看報導才知道他們是用的雙氧水發的。
白條雞都是肉雞 60天出賣 是不是激素我不知道 我只是賣的 我也吃 總不如本地雞好吃
作者：我準備好了 回復日期：2007-6-12 9:28:04
現在買的西瓜，大家注意看看，如果瓜子是白的，而西瓜又紅又甜，那八成是催熟的。
作者：月光狐狸 回復日期：2007-6-12 9:47:14
我說一個專業點的吧!
我是做鋼鐵行業的,大部分軋鋼企業所軋的鋼材.包括:
螺紋鋼\工字鋼\角鋼\槽鋼此類建築用鋼材.
由於軋鋼企業買入原材料(鋼坯)是檢斤交貨的.而上述鋼種銷售給國內終端是檢尺交貨的.(上述鋼材的長\寬\厚都有國家標準)
因此,大部分軋鋼廠的客戶都要求上述鋼材的負公差(即比國家標準要薄)這樣一噸鋼可以多軋出很多型材.
作者：湯姆嗑螺螄 回復日期：2007-6-12 15:26:03
手術手套:國外垃圾走私進來(醫療垃圾),經過清洗,翻新.重新加滑石粉再搖勻,包成檢查手套和滅菌手套.打國內名廠 商標,或幾個有證卻不生產的鳥廠商標.根本不滅菌,環氧乙烷滅菌標籤隨手就搞的到,貼上就行,全國都有,包括很多三甲醫院,反正比關係,比回扣,又不比質 量.30x醫院,西部最大的醫院,全能進
處理的地方離著幾百米就聞到臭味,沒法靠近
作者：AKOEworld 回復日期：2007-6-12 19:17:47
我說那魚有點怪味，謝謝樓主，我說一個，醫院裏的一次性注射器，加藥（輸液）用的，基本都是一個上午用4--5個，這 還是保守的。反復推注，其髒無比，因為屬於公用藥，病人不過手，也注意不到。病人過手能看到的是肌肉注射的5cc以下的注射器和輸液皮條（比較便宜）。加 藥的注射器（10cc,20cc,50cc) 一般利潤很高，50多個病人用4--5個能節約多少利潤，你們自己算。
作者：愚人頌 回復日期：2007-6-12 21:10:29
我知道的： 品牌衣服的成本是2。5~3折（公司內部價，就是說有可能比這還低）
作者：阿凡踢 回復日期：2007-6-13 0:56:42
輪胎：49％的車禍原因是因為輪胎。
輪胎的價格同一型號和規格價差可以達到很大的幅度。
注意輪胎是否有油。
越好的輪胎油份越大，成本越高。但是刹車距離越短。越能保證安全性。
翻新的輪胎根本沒這種效果，但是價錢非常便宜。注意效果。
作者：激情背後 回復日期：2007-6-13 10:56:48
醫療器械200%-500%的利潤,外國的老式電子垃圾被拿到中國來當新產品使用,有些機器剛被醫院買進，就已經成為了報廢產品,國家的錢就這樣被踐踏!
作者：大肚佛爺 回復日期：2007-6-13 11:21:09
路邊的小販，炸油條的油都是2元一斤的地溝油。
做蛋糕用回收油,火鍋也是,食堂裏許多都在用.好油太貴了.
回收油就是地溝油.一斤便宜70%.
作者：夢回水聲滿城 回復日期：2007-6-13 11:25:30
炸油條 放洗衣粉 ， 這樣才蓬鬆 看起來比較到的大
作者：花開有間 回復日期：2007-6-13 13:21:01
先說食品
1 火鍋店的魚丸貢丸不要吃，為了成本，一般都是進的下三爛的貨。不會從超市進的。那些地下小廠為了增加Q性（彈脆感），都添加一種化學物質（不說，免的壞蛋學去），是食品添加根本就不允許的有毒性的。
2 黃鱔，為了快速育肥，是加雌性激素的。另外，為了降低成本，他們收購變質的死豬死狗啊什麼的，直接投到塘裏做飼料。
3 肉雞的是45天出籠，都是非正常條件生長的，很多一般養殖戶為了防止生病（那種條件下養的雞很容易生病），大量使用抗生素等。大廠的產品才可以信賴
5 豬，180天出欄（過去養兩年）。大量使用瘦肉精。那玩意對肝腎損害。
6 表面紅的發亮的肉腸，烤肉，都是用了胭脂紅，工業色素
7 蔬菜一定要水泡了再吃，有機磷（毒，殘留久）是全國都在用，上海北京都跑不了
8 散賣的熟肉最好不要買，過量用防腐劑山梨酸鉀算好的，有的用苯甲酸鈉（肉類不允許）
10 散裝鹹菜不用說了，農藥都有用的
11 鮮魚表面發綠的就不要買，洗乾淨了也能讓你中毒（不說為什麼，免的壞人學）
再說說化妝品
1 美容店，一般最好不進，用的東西我都怕
2 美白類，鉛鎘等重金屬，見效快，明顯，無良的傢伙多了
3 巴痕類的也一樣
4 去痘的，非法使用皮質激素類，見效快，但皮膚也被毀了（全身免疫系統都會受影響）
5 細嫩皮膚的，同上
6 染發的，為了增加吸附能力，使用致癌的化工材料
作者：入世打擊 回復日期：2007-6-13 13:54:25
據說粉條，粉絲裏面也加一些不好的東西。買的時候要慎重。儘量從老家帶吧。直接找做粉條的給說說自己吃的，別亂加東西。
食用油大家儘量買壓榨工藝製作的油。如花生油，菜油。比另外一種工藝的油（析出？）少加了一些化學的東東，如北京超市賣的豆油。兩種油都是符合國家標準的，只是壓榨的從工藝而言更好一些。
作者：hnczwxy 回復日期：2007-6-13 15:49:15
肉包子不要吃，都是賣不掉的豬雜碎包的。
作者：我準備好了 回復日期：2007-6-13 16:16:35
買散裝紫菜要用手摸一下，如果油油的，那就是打上了菜油了，很漂亮，吃起來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不知道，但這個東西在那個行業很普遍。
作者：傻得沒處說理 回復日期：2007-6-14 20:12:48
說點家電行業的，相比較，我們的家電行業還是很“人性化”的。
熱水器，扁筒和圓筒不同。
市面上的扁筒熱水器都是扯淡，你看正經大品牌哪里有什麼扁筒熱水器！扁筒熱水器一是容積不夠，二是保溫不行，另外做出扁筒就是為了吸引眼球，所以那東西的安全性也是很令人擔憂的。
某些小品牌為了銷量而亂承諾什麼超長保修，以及什麼新特的技術都是瞎扯，要看電視上的廣告，尤其是央視這樣的大電視臺的。畢竟大電視臺還是有點威信的。
作者：章之怡 回復日期：2007-6-15 12:50:48
我是電視臺的實習編審,我們有檔節目叫第一時間,誰給錢就去採訪誰,如果不給錢,你就是再有理,我們一般也不會報,除非是在社會上影響很大的事件.這是我們行業中誰都知道的事,採訪費遠高於工資的.
作者：y74430 回復日期：2007-6-15 14:57:09
我以前是賣樓的，開發商的劣質樓還可以得個白玉蘭獎（上海的那個獎），說是5cm的彩鋁窗其實只有3cm，說是1000元的防盜門，其實進來才200塊，門鎖開幾下就壞了，還讓買主自己掏錢換，特意留著好的房子，不賣，一天一個價格。
作者：老夫東方不拜 回復日期：2007-6-15 15:24:21
化裝品利潤驚人，成本幾元賣到幾十元，都是在炒概念，比如前幾年火的美白香皂，和一般香皂沒什麼不同。
千萬不要相信廣告，比如含有什麼天然物質活性成分的洗潔精洗衣粉肥皂等等，基本上沒有此物質存在。
我不相信國貨，因為外企還沒呆過。
在很多行業灰色收入比打在工資卡上的收入要高的多。
認識很多老總和銷售人員，基本對該社會持悲觀態度。
作者：我的嵐 回復日期：2007-6-15 22:34:46
交警隊，每人每季度都有罰款任務，罰滿的發獎金，罰不滿的扣工資。三個季度都罰不滿的解除聘用。我TMD就是掙錢工具。局長們今天又要去法國考察了。沒辦法，看見車子我就罰。
作者：三重吳孟達 回復日期：2007-6-15 22:54:29
你們在售樓部看的戶型圖裏的傢俱配套 很多傢俱尺寸都是我們隨意縮放一下的 因為本來面積不夠大 放不進去 所以在CAD裏按比例變小一點 就全部佈置好了
等你真正買了房子再按我們的佈置買傢俱時 保證你放不下
作者：無灰世界 回復日期：2007-6-15 23:04:49
你們在大商場買的幾百塊,上千的外國名牌皮鞋都是國內做的,都貼牌的,有的還是手工作坊做的.一百塊成本可以賣一千塊.
作者：美白狐 回復日期：2007-6-16 8:18:53
大棚裏種植的蔬菜農藥使用過量,青番茄上抹催紅素催熟...農戶種的這些菜自己從來不吃!
一句話:不要吃反季節的水果和蔬菜!冬天寧可吃蘿蔔,白菜,土豆!
作者：TianyaOL 回復日期：2007-6-16 12:10:26
網路遊戲行業
我們設計網路遊戲的時候，所有的想法就是圍繞著如何讓玩家盡可能多的掏錢；在遊戲中設置一個個的陷阱，很多東西剛開始顯得又是免費，又是好看，但是後面的高級功能一點點的增加收費費用，向溫水煮青蛙一樣，誘使你一點點掏錢來買
如果收入不夠，我們還會複製遊戲中的頂級裝備，以玩家的名義在各種地方出售。
現在所有的遊戲都是“免費”，但是運營網路遊戲為什麼利潤每年50%的向上翻，就是這個道理
作者：瘋過潯陽 回復日期：2007-6-16 20:42:13
有些醫院，包括一些公立醫院，大醫院。有些醫生不願再做斷肢再植與骨科手續，把病情說嚴重點，直接割了了事。因為做手術累、費神、而且確實有風險。一割了事多好，還有高可達萬元的假肢回扣。
作者：九鼎八簋 回復日期：2007-6-16 22:00:43
廣東火鍋店,貓肉丸當牛肉丸賣
作者：clocver 回復日期：2007-6-17 2:59:53
現在國內賣的液晶顯示器,玻璃表面那層偏光片,都是從韓國日本的次品廢品被調運到中國組裝生產LCD的
作者：龍怒涯 回復日期：2007-6-17 7:20:11
國內著名，唯一獲得雙標誌的豪吉雞精是用豬骨頭做的。
95%的國產節能家電都是他媽的自己吹出來的，包括我們從小就知道的海兒，黴的等。打死都不能相信，尤其是空調！空調能省電，自己好好想想吧。
99%的霜淇淋都是二等甚至過期、劣質奶粉做的！不管啥子牌子。
為了自己多活十年，儘量不要在任何飯店吃飯！我以前做過調味品的，要是沒條件自己做飯，我寧願整天在外面買農夫山泉喝。
生活在城市裏的朋友買蔬菜最好多買土豆，為啥？土豆是至今為止污染程度最小的。
作者：龍怒涯 回復日期：2007-6-17 07:22:44
市面一個省名牌馬桶，要是賣一千塊的話，成本差不多二百，以此類推。
作者：龍怒涯 回復日期：2007-6-17 7:20:11
要是沒條件自己做飯，我寧願整天在外面買農夫山泉喝。
==================================================
農夫山泉是自來水過濾後,再罐裝的.
作者：along5298 回復日期：2007-6-17 10:38:03
市場上很便宜的紙杯不要買，都是再生紙加增白劑.
作者：weichunjin 回復日期：2007-6-17 12:34:56
幾乎所有外企產品，優先銷售歐美、日本。然後是東南亞等地。
最後把最次的產品在大陸銷售。
大家可以打聽一下，這是規律。
作者：短租009 回復日期：2007-6-17 14:08:56
我以前做過醫藥代表.抗生素給醫生的回扣已經達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也就是說一支藥一百,給開藥的大夫就是30到40
作者：藍牙齒 回復日期：2007-6-19 02:11:22
菜場和超市的無根豆芽，千萬別吃
還是原來有根的好！因為無根豆芽技術是中國人發明的。
這種無根豆芽菜在培育過程中放入一種叫做“除草劑”的物質催發豆芽菜，除草劑具有很強的毒性，不僅能抑制植物正常生長，促使植物發生畸形，只長莖，不長根和頭，而且還會破壞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等營養素。
作者：藍牙齒 回復日期：2007-6-19 2:18:52
瘦肉型豬，速生品種（湖北的農民叫長白條豬）
這種豬速生，出欄快，生肉很腥，很騷，沒有湖北小香豬好吃，（就是大家說的農家黑皮菜豬），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這種速生瘦肉豬，是添加生長激素（飼 料添加劑），和“瘦肉精”長成的！有的豬還要添加含“砷”的化學物質，這樣的豬因為慢性中毒，毛色光亮，肉色白漂。以上瘦肉精和砷化物，都會對人體產生慢 性傷害，長期食用這種豬肉，會出現肌肉麻木，無力等現象。
作者：船兒啟航 回復日期：2007-6-20 0:42:09
現在國內電視直銷的手機，比如金立、天瓏、商務通.....絕大多數出自于深圳黑手機工廠：
現在國內99%的手機廠商（包括黑手機）都沒有研發，全都買臺灣MTK平臺方案來組裝手機，作業系統都一樣，如windows換主題把介面改來改去，唯一的區別是外殼和螢幕的大小。
金立等這些持有手機生產牌照的公司，開始還自己用MTK平臺生產手機，但成本控制下不來，就直接向這些無牌照的黑手機廠訂貨，帖上自己的品牌。
這類手機都有個最大特徵：觸摸屏的下方有五六個觸摸功能快捷鍵（印上去的，關機也有）。
這類號稱“全能戰士”手機最大弊病：由於把系統改來改去，造成軟體極不穩定，經常死機；為了控制成本、精簡一切產品元器件，壽命大打折扣。
作者：風行無語 回復日期：2007-6-20 8:24:11
買家電時注意最好自己拿貨 不要讓賣場送 它們都是給你打包樣機送給你的~~~~~~~~~~~
作者：伊麓森 回復日期：2007-6-20 10:50:11
說本行的:註冊一家海外公司再投資國內....
可以享受稅收,土地,社保...多項政策優惠...
還幫助當地官員完成了招商引資任務...
作者：focshock 回復日期：2007-6-20 12:35:55
你想辦個小公司，直接找街道的招商辦，註冊在他們街道，他們每年都有不限額的引資任務，會幫你跑政府部門，能省不少麻煩事，比工商局稅務局門口的二哥還方便。
如果是搞國內船舶運輸的，可以找找當地的海關或邊防，通常他們有查獲的走私油，可以省大筆的油錢。
你去國美永樂的超市買家電，可以和銷售員私下談由經銷商直接供貨，不通過超市。通常能多一點折扣。
作者：偏心的燒餅 回復日期：2007-6-20 18:23:37
偶同學親戚是防疫站的，告訴我們別吃那些內臟，特別是腰花，那東西不是超標幾倍十幾倍，而是上百倍，污染太嚴重了，，，，，
商場利潤最高，隨便什麼服裝品牌要進場就先得交百分之三十幾給商場，再加上它自己的成本，人工和費用，大家就知道一件衣服的真實價值是多少了
作者：渾身缺鐵 回復日期：2007-6-20 18:37:30
我也來個經驗：去加油站加油，相同的錢，油槍出油的流量越小，你得到的油越多！最好控制到像小便一樣流出！
作者：愛韓曉 回復日期：2007-6-21 11:23:44
大家吃的米線都加有礦泉水瓶或避孕套，以增加其韌性和柔度。
作者：廈門阿冰 回復日期：2007-6-22 0:35:24
互聯網行業：
1，伺服器租用費用雙線機房最貴， 電信其次，網通第三，鐵通第三。 主要城市的機房比其他縣市的機房貴3～5倍。
2，剛起步的新網站alexa排名大都是靠聯盟做起來，一個月燒個4萬元，在PV和排名就可以有很不錯的表現
3，alexa很好作弊， 8000元一個月可以到1000排名。要做到前100也不是難事，只是容易被封起來。- -b
4，百度廣告聯盟和GOOGLE ADSENSE 對於排名5000以後的國內網站來說基本上盈利不太可能。 因為稍微賺了點費用，就會被各種理由封了帳號。對於國外的網站則不會，難道國外的月亮比較圓？
作者：星梵 回復日期：2007-7-5 12:10:12
我家親戚是技術監督局的，做食品監管這塊的，所以很多食品我都是不碰的，出去千萬別吃那種紅紅的臘腸和熏肉，裏面加的東西是致癌的，比媒體報出來的什麼蘇丹紅之類的要厲害N倍了。
很多廠家都是有後臺的，出了叉子都有後臺頂著，打個電話，局裏就沒聲了。
前段時間上海好幾所幼稚園集體食物中毒，幾百個小孩子住醫院，媒體一點消息都沒有，都被後臺給封了
作者：s4048987 回復日期：2007-7-8 17:22:42
大家要是吃到特大，特肥美的生蠔，別高興的太早，全部是用壯陽藥喂出來的——不過，吃生蠔的本來目的就是為了壯陽，只不過間接的大量的食用壯陽藥會不會有致命的副作用呢？不得而知了
作者：牡丹餃子 回復日期：2007-7-9 15:19:49
我只說幾句，但是句局是實話，
銀行的壞賬率比你們能想像的最高點要高的多，你們怎麼也想不到的
石油行業，在哪里加油也不會加到真正的油號
房地產開發永遠用的是最差的材料
作者：右食指 回復日期：2007-6-24 22:48:29
營養快線，裏面都是98%水加2%所謂營養其實是色素和很多亂七八糟的東東，總之是沒白開水有營養的，特別是深圳產的
是不是越喝喉嚨越覺得幹?其實是加了增稠劑的.為了讓口感更象在喝奶.除了這個,還有許多乳製品都有.
作者：zionbin99 回復日期：2007-7-11 22:13:18
我是做安規 電磁輻射的,建議大家一條:
去買磁環吧,外面帶塑膠殼可以分開很方便夾線上上的那種,見家裏的帶電的線就扣一個,肯定能起到一點作用,降低一點電磁輻射(不要買TDK的,那是日貨).
因為我們生活在離不開電的世界裏,輻射隨處存在.雖然國家現在有強制電器通過 CCC 標誌,但是我敢擔保市場上60%的產品都不能通過,實驗室的測試工程師這麼給我說的"只要樣機能通過,外面隨便賣"
我在大型電器製造企業工作過,告訴大家,銷往歐洲的產品是最嚴格的,美國的都不一定,"美國人比較傻,只要看到證書了都以為沒問題了"聽了這句話我真的感到無地自容,人家美國人相信我們,我們卻在這裏弄虛作假.
以後大家買電器一定要看看這個電器後面通過的安規標誌,CE 以及TCO的含金量最高,因為TCO 要抽查產品,一台不合格要罰款1W歐元,而且TCO 要2000以上的標誌,因為2000以下的不包括電磁輻射這一項,希望大家注意.
作者：三重吳孟達 回復日期：2007-7-13 17:39:38
大家有沒有覺得有的店的東西很好吃，比如說火鍋，拉麵之類有湯的東西，不吃的時候居然會想，裏面是加了頭疼粉的，一小包幾毛錢吧。那個裏面有罌粟殼。
具體的說，是罌粟殼磨成粉做的，呈黑色 很小的很小的細粒，大概是50元一斤吧。一般的大城市的調味品市場都可以買的到，當然，不是誰都可以買的到，老闆也不是誰都賣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加鮮，味道很鮮很鮮，還有就是上隱，像毒品
一般的滷味店，牛肉麵，等等，味道特別鮮，有點上癮的，基本上都是放的
尤其是鹵菜店，建議不論什麼鹵菜，都不要吃，越有名越好吃的顏色越好看的的越不能吃，
呵呵，不能深說，以前做過一很有名很有名的連鎖的，全國的哦。
作者：kebuxiai 回復日期：2007-7-16 11:28:17
上面說的汽油標號的問題，我作為個不合格的業內人士，說明並解釋一下：一般情況下，從煉油廠出來的油品的標號是合格 的，但是由於我國的煉油技術的不先進性，造成油品的穩定性很差，一般情況下一天到兩天的存放時間裏面，汽油裏面的不穩定組分就開始發生氧化反應生成膠質和 瀝青質沉澱。
所以如果愛惜自己車的人最好能在要求的標號基礎上自動上升一個標號，這樣汽油裏面的添加劑能基本保證油品是符合你的愛車的汽油標準的，還有就是儘量到 加油流量大的加油站去加油，油的流通速度快，能儘量降低儲存時間，相對來說油品質量會好些，還有就是在家啊有過程中，如果汽油是無色透明的，那麼品質比較 好，如果已經開始變色了，那證明汽油的化學反應已經開始一段時間了。
作者：denny616 回復日期：2007-7-17 10:26:53
家電商場裏做活動的都是部件有問題的,出廠價很低,銷售管道占了80%的利潤,商場都40%,你說蘇寧這些怎麼賺錢
作者：shyfiend 回復日期：2007-7-18 11:46:30
現在城市裏面的樓房基本都是混凝土了，不要以為看起來外表很是光鮮，其實基本上都是豆腐渣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房建工程基本上都是一流建築公司和有關係的公司去投標中標，中標後基本上是包工包料再分包給二流的小公司或者私人老闆做，自己抽百分之多少點，剩餘的給分包隊伍，加上工期緊張，小公司和私人老闆為了完成進度和保證利潤，能偷工就偷工，能減料就減料，鋼筋能少用就少用，水泥能少用就少用
反正出了問題也是工程完工很久後的事情了，小公司和私人老闆早就拿錢走人了
不是有報導用竹子代替鋼筋的麼，其實這是很普遍的
還有用細鋼筋代替的，使用不合格鋼筋的
作者：yinlong01 提交日期：2007-5-26 03:38:00
請大家揭露本行業黑幕，讓大家長經驗。
我先說我知道的：
醬油、醋和醬菜全部防腐劑超標 超標到沒有標準的程度！！！
他們夏天夏天根本沒有壞的可能，趕上醫院標本了，醬菜廠擔保，壞的管換，不管多天的！！
如果你買魚。甚至活魚。吃的時候有淡淡柴油或汽油味，不要懷疑 每那就是柴油或汽油。長途運活魚需要帶氧氣瓶 如果中途沒氧就放入微量柴油。魚受到刺激。能多活幾小時。
買活魚商家會用多個套一起的濕方便袋，那袋子一個一兩。套10個就1斤。
作者：yinlong01 回復日期：2007-5-26 14:48:40
饅頭用硫磺熏 這個存在 我雖然不從事這一行 但常和他們打交道
一個做饅頭的孩子得了白血病 好了後就改行了。
銀耳也用硫磺熏，蛋糕用尿素發酵，這個是我給他們送雞蛋看到的。他說是食用尿素。
麵粉里加滑石粉。
凍水餃用纖維素
作者：yinlong01 回復日期：2007-5-26 19:55:31
我從事雜貨業 這些東西我吃的比你們多 比如煤油魚 這些都是上級供應商的商業秘密。我開始也不知道的。
比如海參魷魚，上級一斤發八斤 而我只能發4斤 人家的零售價比我成本都低 後來看報導才知道他們是用的雙氧水發的。
白條雞都是肉雞 60天出賣 是不是激素我不知道 我只是賣的 我也吃 總不如本地雞好吃
作者：我準備好了 回復日期：2007-6-12 9:28:04
現在買的西瓜，大家注意看看，如果瓜子是白的，而西瓜又紅又甜，那八成是催熟的。
作者：月光狐狸 回復日期：2007-6-12 9:47:14
我說一個專業點的吧!
我是做鋼鐵行業的,大部分軋鋼企業所軋的鋼材.包括:
螺紋鋼\工字鋼\角鋼\槽鋼此類建築用鋼材.
由於軋鋼企業買入原材料(鋼坯)是檢斤交貨的.而上述鋼種銷售給國內終端是檢尺交貨的.(上述鋼材的長\寬\厚都有國家標準)
因此,大部分軋鋼廠的客戶都要求上述鋼材的負公差(即比國家標準要薄)這樣一噸鋼可以多軋出很多型材.
作者：湯姆嗑螺螄 回復日期：2007-6-12 15:26:03
手術手套:國外垃圾走私進來(醫療垃圾),經過清洗,翻新.重新加滑石粉再搖勻,包成檢查手套和滅菌手套.打國內名廠 商標,或幾個有證卻不生產的鳥廠商標.根本不滅菌,環氧乙烷滅菌標籤隨手就搞的到,貼上就行,全國都有,包括很多三甲醫院,反正比關係,比回扣,又不比質 量.30x醫院,西部最大的醫院,全能進
處理的地方離著幾百米就聞到臭味,沒法靠近
作者：AKOEworld 回復日期：2007-6-12 19:17:47
我說那魚有點怪味，謝謝樓主，我說一個，醫院裏的一次性注射器，加藥（輸液）用的，基本都是一個上午用4--5個，這 還是保守的。反復推注，其髒無比，因為屬於公用藥，病人不過手，也注意不到。病人過手能看到的是肌肉注射的5cc以下的注射器和輸液皮條（比較便宜）。加 藥的注射器（10cc,20cc,50cc) 一般利潤很高，50多個病人用4--5個能節約多少利潤，你們自己算。
作者：愚人頌 回復日期：2007-6-12 21:10:29
我知道的： 品牌衣服的成本是2。5~3折（公司內部價，就是說有可能比這還低）
作者：阿凡踢 回復日期：2007-6-13 0:56:42
輪胎：49％的車禍原因是因為輪胎。
輪胎的價格同一型號和規格價差可以達到很大的幅度。
注意輪胎是否有油。
越好的輪胎油份越大，成本越高。但是刹車距離越短。越能保證安全性。
翻新的輪胎根本沒這種效果，但是價錢非常便宜。注意效果。
作者：激情背後 回復日期：2007-6-13 10:56:48
醫療器械200%-500%的利潤,外國的老式電子垃圾被拿到中國來當新產品使用,有些機器剛被醫院買進，就已經成為了報廢產品,國家的錢就這樣被踐踏!
作者：大肚佛爺 回復日期：2007-6-13 11:21:09
路邊的小販，炸油條的油都是2元一斤的地溝油。
做蛋糕用回收油,火鍋也是,食堂裏許多都在用.好油太貴了.
回收油就是地溝油.一斤便宜70%.
作者：夢回水聲滿城 回復日期：2007-6-13 11:25:30
炸油條 放洗衣粉 ， 這樣才蓬鬆 看起來比較到的大
作者：花開有間 回復日期：2007-6-13 13:21:01
先說食品
1 火鍋店的魚丸貢丸不要吃，為了成本，一般都是進的下三爛的貨。不會從超市進的。那些地下小廠為了增加Q性（彈脆感），都添加一種化學物質（不說，免的壞蛋學去），是食品添加根本就不允許的有毒性的。
2 黃鱔，為了快速育肥，是加雌性激素的。另外，為了降低成本，他們收購變質的死豬死狗啊什麼的，直接投到塘裏做飼料。
3 肉雞的是45天出籠，都是非正常條件生長的，很多一般養殖戶為了防止生病（那種條件下養的雞很容易生病），大量使用抗生素等。大廠的產品才可以信賴
5 豬，180天出欄（過去養兩年）。大量使用瘦肉精。那玩意對肝腎損害。
6 表面紅的發亮的肉腸，烤肉，都是用了胭脂紅，工業色素
7 蔬菜一定要水泡了再吃，有機磷（毒，殘留久）是全國都在用，上海北京都跑不了
8 散賣的熟肉最好不要買，過量用防腐劑山梨酸鉀算好的，有的用苯甲酸鈉（肉類不允許）
10 散裝鹹菜不用說了，農藥都有用的
11 鮮魚表面發綠的就不要買，洗乾淨了也能讓你中毒（不說為什麼，免的壞人學）
再說說化妝品
1 美容店，一般最好不進，用的東西我都怕
2 美白類，鉛鎘等重金屬，見效快，明顯，無良的傢伙多了
3 巴痕類的也一樣
4 去痘的，非法使用皮質激素類，見效快，但皮膚也被毀了（全身免疫系統都會受影響）
5 細嫩皮膚的，同上
6 染發的，為了增加吸附能力，使用致癌的化工材料
作者：入世打擊 回復日期：2007-6-13 13:54:25
據說粉條，粉絲裏面也加一些不好的東西。買的時候要慎重。儘量從老家帶吧。直接找做粉條的給說說自己吃的，別亂加東西。
食用油大家儘量買壓榨工藝製作的油。如花生油，菜油。比另外一種工藝的油（析出？）少加了一些化學的東東，如北京超市賣的豆油。兩種油都是符合國家標準的，只是壓榨的從工藝而言更好一些。
作者：hnczwxy 回復日期：2007-6-13 15:49:15
肉包子不要吃，都是賣不掉的豬雜碎包的。
作者：我準備好了 回復日期：2007-6-13 16:16:35
買散裝紫菜要用手摸一下，如果油油的，那就是打上了菜油了，很漂亮，吃起來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不知道，但這個東西在那個行業很普遍。
作者：傻得沒處說理 回復日期：2007-6-14 20:12:48
說點家電行業的，相比較，我們的家電行業還是很“人性化”的。
熱水器，扁筒和圓筒不同。
市面上的扁筒熱水器都是扯淡，你看正經大品牌哪里有什麼扁筒熱水器！扁筒熱水器一是容積不夠，二是保溫不行，另外做出扁筒就是為了吸引眼球，所以那東西的安全性也是很令人擔憂的。
某些小品牌為了銷量而亂承諾什麼超長保修，以及什麼新特的技術都是瞎扯，要看電視上的廣告，尤其是央視這樣的大電視臺的。畢竟大電視臺還是有點威信的。
作者：章之怡 回復日期：2007-6-15 12:50:48
我是電視臺的實習編審,我們有檔節目叫第一時間,誰給錢就去採訪誰,如果不給錢,你就是再有理,我們一般也不會報,除非是在社會上影響很大的事件.這是我們行業中誰都知道的事,採訪費遠高於工資的.
作者：y74430 回復日期：2007-6-15 14:57:09
我以前是賣樓的，開發商的劣質樓還可以得個白玉蘭獎（上海的那個獎），說是5cm的彩鋁窗其實只有3cm，說是1000元的防盜門，其實進來才200塊，門鎖開幾下就壞了，還讓買主自己掏錢換，特意留著好的房子，不賣，一天一個價格。
作者：老夫東方不拜 回復日期：2007-6-15 15:24:21
化裝品利潤驚人，成本幾元賣到幾十元，都是在炒概念，比如前幾年火的美白香皂，和一般香皂沒什麼不同。
千萬不要相信廣告，比如含有什麼天然物質活性成分的洗潔精洗衣粉肥皂等等，基本上沒有此物質存在。
我不相信國貨，因為外企還沒呆過。
在很多行業灰色收入比打在工資卡上的收入要高的多。
認識很多老總和銷售人員，基本對該社會持悲觀態度。
作者：我的嵐 回復日期：2007-6-15 22:34:46
交警隊，每人每季度都有罰款任務，罰滿的發獎金，罰不滿的扣工資。三個季度都罰不滿的解除聘用。我TMD就是掙錢工具。局長們今天又要去法國考察了。沒辦法，看見車子我就罰。
作者：三重吳孟達 回復日期：2007-6-15 22:54:29
你們在售樓部看的戶型圖裏的傢俱配套 很多傢俱尺寸都是我們隨意縮放一下的 因為本來面積不夠大 放不進去 所以在CAD裏按比例變小一點 就全部佈置好了
等你真正買了房子再按我們的佈置買傢俱時 保證你放不下
作者：無灰世界 回復日期：2007-6-15 23:04:49
你們在大商場買的幾百塊,上千的外國名牌皮鞋都是國內做的,都貼牌的,有的還是手工作坊做的.一百塊成本可以賣一千塊.
作者：美白狐 回復日期：2007-6-16 8:18:53
大棚裏種植的蔬菜農藥使用過量,青番茄上抹催紅素催熟...農戶種的這些菜自己從來不吃!
一句話:不要吃反季節的水果和蔬菜!冬天寧可吃蘿蔔,白菜,土豆!
作者：TianyaOL 回復日期：2007-6-16 12:10:26
網路遊戲行業
我們設計網路遊戲的時候，所有的想法就是圍繞著如何讓玩家盡可能多的掏錢；在遊戲中設置一個個的陷阱，很多東西剛開始顯得又是免費，又是好看，但是後面的高級功能一點點的增加收費費用，向溫水煮青蛙一樣，誘使你一點點掏錢來買
如果收入不夠，我們還會複製遊戲中的頂級裝備，以玩家的名義在各種地方出售。
現在所有的遊戲都是“免費”，但是運營網路遊戲為什麼利潤每年50%的向上翻，就是這個道理
作者：瘋過潯陽 回復日期：2007-6-16 20:42:13
有些醫院，包括一些公立醫院，大醫院。有些醫生不願再做斷肢再植與骨科手續，把病情說嚴重點，直接割了了事。因為做手術累、費神、而且確實有風險。一割了事多好，還有高可達萬元的假肢回扣。
作者：九鼎八簋 回復日期：2007-6-16 22:00:43
廣東火鍋店,貓肉丸當牛肉丸賣
作者：clocver 回復日期：2007-6-17 2:59:53
現在國內賣的液晶顯示器,玻璃表面那層偏光片,都是從韓國日本的次品廢品被調運到中國組裝生產LCD的
作者：龍怒涯 回復日期：2007-6-17 7:20:11
國內著名，唯一獲得雙標誌的豪吉雞精是用豬骨頭做的。
95%的國產節能家電都是他媽的自己吹出來的，包括我們從小就知道的海兒，黴的等。打死都不能相信，尤其是空調！空調能省電，自己好好想想吧。
99%的霜淇淋都是二等甚至過期、劣質奶粉做的！不管啥子牌子。
為了自己多活十年，儘量不要在任何飯店吃飯！我以前做過調味品的，要是沒條件自己做飯，我寧願整天在外面買農夫山泉喝。
生活在城市裏的朋友買蔬菜最好多買土豆，為啥？土豆是至今為止污染程度最小的。
作者：龍怒涯 回復日期：2007-6-17 07:22:44
市面一個省名牌馬桶，要是賣一千塊的話，成本差不多二百，以此類推。
作者：龍怒涯 回復日期：2007-6-17 7:20:11
要是沒條件自己做飯，我寧願整天在外面買農夫山泉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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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山泉是自來水過濾後,再罐裝的.
作者：along5298 回復日期：2007-6-17 10:38:03
市場上很便宜的紙杯不要買，都是再生紙加增白劑.
作者：weichunjin 回復日期：2007-6-17 12:34:56
幾乎所有外企產品，優先銷售歐美、日本。然後是東南亞等地。
最後把最次的產品在大陸銷售。
大家可以打聽一下，這是規律。
作者：短租009 回復日期：2007-6-17 14:08:56
我以前做過醫藥代表.抗生素給醫生的回扣已經達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也就是說一支藥一百,給開藥的大夫就是30到40
作者：藍牙齒 回復日期：2007-6-19 02:11:22
菜場和超市的無根豆芽，千萬別吃
還是原來有根的好！因為無根豆芽技術是中國人發明的。
這種無根豆芽菜在培育過程中放入一種叫做“除草劑”的物質催發豆芽菜，除草劑具有很強的毒性，不僅能抑制植物正常生長，促使植物發生畸形，只長莖，不長根和頭，而且還會破壞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等營養素。
作者：藍牙齒 回復日期：2007-6-19 2:18:52
瘦肉型豬，速生品種（湖北的農民叫長白條豬）
這種豬速生，出欄快，生肉很腥，很騷，沒有湖北小香豬好吃，（就是大家說的農家黑皮菜豬），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這種速生瘦肉豬，是添加生長激素（飼 料添加劑），和“瘦肉精”長成的！有的豬還要添加含“砷”的化學物質，這樣的豬因為慢性中毒，毛色光亮，肉色白漂。以上瘦肉精和砷化物，都會對人體產生慢 性傷害，長期食用這種豬肉，會出現肌肉麻木，無力等現象。
作者：船兒啟航 回復日期：2007-6-20 0:42:09
現在國內電視直銷的手機，比如金立、天瓏、商務通.....絕大多數出自于深圳黑手機工廠：
現在國內99%的手機廠商（包括黑手機）都沒有研發，全都買臺灣MTK平臺方案來組裝手機，作業系統都一樣，如windows換主題把介面改來改去，唯一的區別是外殼和螢幕的大小。
金立等這些持有手機生產牌照的公司，開始還自己用MTK平臺生產手機，但成本控制下不來，就直接向這些無牌照的黑手機廠訂貨，帖上自己的品牌。
這類手機都有個最大特徵：觸摸屏的下方有五六個觸摸功能快捷鍵（印上去的，關機也有）。
這類號稱“全能戰士”手機最大弊病：由於把系統改來改去，造成軟體極不穩定，經常死機；為了控制成本、精簡一切產品元器件，壽命大打折扣。
作者：風行無語 回復日期：2007-6-20 8:24:11
買家電時注意最好自己拿貨 不要讓賣場送 它們都是給你打包樣機送給你的~~~~~~~~~~~
作者：伊麓森 回復日期：2007-6-20 10:50:11
說本行的:註冊一家海外公司再投資國內....
可以享受稅收,土地,社保...多項政策優惠...
還幫助當地官員完成了招商引資任務...
作者：focshock 回復日期：2007-6-20 12:35:55
你想辦個小公司，直接找街道的招商辦，註冊在他們街道，他們每年都有不限額的引資任務，會幫你跑政府部門，能省不少麻煩事，比工商局稅務局門口的二哥還方便。
如果是搞國內船舶運輸的，可以找找當地的海關或邊防，通常他們有查獲的走私油，可以省大筆的油錢。
你去國美永樂的超市買家電，可以和銷售員私下談由經銷商直接供貨，不通過超市。通常能多一點折扣。
作者：偏心的燒餅 回復日期：2007-6-20 18:23:37
偶同學親戚是防疫站的，告訴我們別吃那些內臟，特別是腰花，那東西不是超標幾倍十幾倍，而是上百倍，污染太嚴重了，，，，，
商場利潤最高，隨便什麼服裝品牌要進場就先得交百分之三十幾給商場，再加上它自己的成本，人工和費用，大家就知道一件衣服的真實價值是多少了
作者：渾身缺鐵 回復日期：2007-6-20 18:37:30
我也來個經驗：去加油站加油，相同的錢，油槍出油的流量越小，你得到的油越多！最好控制到像小便一樣流出！
作者：愛韓曉 回復日期：2007-6-21 11:23:44
大家吃的米線都加有礦泉水瓶或避孕套，以增加其韌性和柔度。
作者：廈門阿冰 回復日期：2007-6-22 0:35:24
互聯網行業：
1，伺服器租用費用雙線機房最貴， 電信其次，網通第三，鐵通第三。 主要城市的機房比其他縣市的機房貴3～5倍。
2，剛起步的新網站alexa排名大都是靠聯盟做起來，一個月燒個4萬元，在PV和排名就可以有很不錯的表現
3，alexa很好作弊， 8000元一個月可以到1000排名。要做到前100也不是難事，只是容易被封起來。- -b
4，百度廣告聯盟和GOOGLE ADSENSE 對於排名5000以後的國內網站來說基本上盈利不太可能。 因為稍微賺了點費用，就會被各種理由封了帳號。對於國外的網站則不會，難道國外的月亮比較圓？
作者：星梵 回復日期：2007-7-5 12:10:12
我家親戚是技術監督局的，做食品監管這塊的，所以很多食品我都是不碰的，出去千萬別吃那種紅紅的臘腸和熏肉，裏面加的東西是致癌的，比媒體報出來的什麼蘇丹紅之類的要厲害N倍了。
很多廠家都是有後臺的，出了叉子都有後臺頂著，打個電話，局裏就沒聲了。
前段時間上海好幾所幼稚園集體食物中毒，幾百個小孩子住醫院，媒體一點消息都沒有，都被後臺給封了
作者：s4048987 回復日期：2007-7-8 17:22:42
大家要是吃到特大，特肥美的生蠔，別高興的太早，全部是用壯陽藥喂出來的——不過，吃生蠔的本來目的就是為了壯陽，只不過間接的大量的食用壯陽藥會不會有致命的副作用呢？不得而知了
作者：牡丹餃子 回復日期：2007-7-9 15:19:49
我只說幾句，但是句局是實話，
銀行的壞賬率比你們能想像的最高點要高的多，你們怎麼也想不到的
石油行業，在哪里加油也不會加到真正的油號
房地產開發永遠用的是最差的材料
作者：右食指 回復日期：2007-6-24 22:48:29
營養快線，裏面都是98%水加2%所謂營養其實是色素和很多亂七八糟的東東，總之是沒白開水有營養的，特別是深圳產的
是不是越喝喉嚨越覺得幹?其實是加了增稠劑的.為了讓口感更象在喝奶.除了這個,還有許多乳製品都有.
作者：zionbin99 回復日期：2007-7-11 22:13:18
我是做安規 電磁輻射的,建議大家一條:
去買磁環吧,外面帶塑膠殼可以分開很方便夾線上上的那種,見家裏的帶電的線就扣一個,肯定能起到一點作用,降低一點電磁輻射(不要買TDK的,那是日貨).
因為我們生活在離不開電的世界裏,輻射隨處存在.雖然國家現在有強制電器通過 CCC 標誌,但是我敢擔保市場上60%的產品都不能通過,實驗室的測試工程師這麼給我說的"只要樣機能通過,外面隨便賣"
我在大型電器製造企業工作過,告訴大家,銷往歐洲的產品是最嚴格的,美國的都不一定,"美國人比較傻,只要看到證書了都以為沒問題了"聽了這句話我真的感到無地自容,人家美國人相信我們,我們卻在這裏弄虛作假.
以後大家買電器一定要看看這個電器後面通過的安規標誌,CE 以及TCO的含金量最高,因為TCO 要抽查產品,一台不合格要罰款1W歐元,而且TCO 要2000以上的標誌,因為2000以下的不包括電磁輻射這一項,希望大家注意.
作者：三重吳孟達 回復日期：2007-7-13 17:39:38
大家有沒有覺得有的店的東西很好吃，比如說火鍋，拉麵之類有湯的東西，不吃的時候居然會想，裏面是加了頭疼粉的，一小包幾毛錢吧。那個裏面有罌粟殼。
具體的說，是罌粟殼磨成粉做的，呈黑色 很小的很小的細粒，大概是50元一斤吧。一般的大城市的調味品市場都可以買的到，當然，不是誰都可以買的到，老闆也不是誰都賣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加鮮，味道很鮮很鮮，還有就是上隱，像毒品
一般的滷味店，牛肉麵，等等，味道特別鮮，有點上癮的，基本上都是放的
尤其是鹵菜店，建議不論什麼鹵菜，都不要吃，越有名越好吃的顏色越好看的的越不能吃，
呵呵，不能深說，以前做過一很有名很有名的連鎖的，全國的哦。
作者：kebuxiai 回復日期：2007-7-16 11:28:17
上面說的汽油標號的問題，我作為個不合格的業內人士，說明並解釋一下：一般情況下，從煉油廠出來的油品的標號是合格 的，但是由於我國的煉油技術的不先進性，造成油品的穩定性很差，一般情況下一天到兩天的存放時間裏面，汽油裏面的不穩定組分就開始發生氧化反應生成膠質和 瀝青質沉澱。
所以如果愛惜自己車的人最好能在要求的標號基礎上自動上升一個標號，這樣汽油裏面的添加劑能基本保證油品是符合你的愛車的汽油標準的，還有就是儘量到 加油流量大的加油站去加油，油的流通速度快，能儘量降低儲存時間，相對來說油品質量會好些，還有就是在家啊有過程中，如果汽油是無色透明的，那麼品質比較 好，如果已經開始變色了，那證明汽油的化學反應已經開始一段時間了。
作者：denny616 回復日期：2007-7-17 10:26:53
家電商場裏做活動的都是部件有問題的,出廠價很低,銷售管道占了80%的利潤,商場都40%,你說蘇寧這些怎麼賺錢
作者：shyfiend 回復日期：2007-7-18 11:46:30
現在城市裏面的樓房基本都是混凝土了，不要以為看起來外表很是光鮮，其實基本上都是豆腐渣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房建工程基本上都是一流建築公司和有關係的公司去投標中標，中標後基本上是包工包料再分包給二流的小公司或者私人老闆做，自己抽百分之多少點，剩餘的給分包隊伍，加上工期緊張，小公司和私人老闆為了完成進度和保證利潤，能偷工就偷工，能減料就減料，鋼筋能少用就少用，水泥能少用就少用
反正出了問題也是工程完工很久後的事情了，小公司和私人老闆早就拿錢走人了
不是有報導用竹子代替鋼筋的麼，其實這是很普遍的
還有用細鋼筋代替的，使用不合格鋼筋的
20世紀中國三種文武關係模式與國家現代性的成長（李月軍）
20世紀中國三種文武關係模式與國家現代性的成長
李月軍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比較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武夫亂華：北洋軍閥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
二、困境中的軍治：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
三、軍隊的角色回歸：共產黨“以黨領軍”與文官控制軍隊模式的重建
結論與反思
【注釋】
軍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象徵之一，也是國家面臨外部威脅時的主要護持者。軍隊的特殊性在於它是具有合法性的“暴力管理者”。它不僅擁有最具毀滅性的武器，而且層級分明、紀律嚴格、具有強大的團體凝聚力。軍隊在國防軍事安全以及政治社會變遷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其作用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與文官政府或政黨的關係，即文武關係[1]。辛亥革命後，中國傳統的文官控制軍隊的模式解體了，軍隊從此深深地捲入並影響著社會政治的變遷過程。20世紀初以來中國先後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文武關係模式，即北洋軍閥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國民黨時期的“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中共的“黨軍一體化”模式。事實上，在20世紀的中國，文武關係的變遷是影響國家轉型和現代性成長的重要變數[2]。本文試對這三種文武關係的特徵及其演變趨勢作初步分析。
一、武夫亂華：北洋軍閥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
清朝末期，隨著外國勢力的入侵，國家的總體性危機開始顯現，主要表現在政權、意識形態、主權這三方面。辛亥革命後清帝制崩潰，傳統的意識形態體系失去了合法性，國家的主權危機進一步惡化。在這種背景下，未能產生新的文官政治權威，革命党人以憲政為基本框架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方案流產了；與此同時，軍隊開始脫離文官政府的控制，各地省政權逐漸軍事化。袁世凱掌權後，採取了推進軍隊與員警現代化、統一全國稅收、加強對地方軍政的控制等措施，企圖強化對社會的監控，建立帝制國家，但歸於失敗。袁之死不僅意味著軍事強人獨裁努力的失敗，更意味著重建中央政權和整合社會政治勢力的企圖之失敗。在沒有文官有效控制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相繼為各實力派軍閥操控，各地利益上相互衝突的軍事勢力抬頭，它們把持了地方政權，實行軍事統制。於是，中央權威為地方各軍閥勢力分解，“多頭軍權政治”形成。其特徵包括以下幾點：
首先是文武關係倒置。在正常的政治體系中，軍隊的主要職能是防禦外敵入侵，維護國家安全，必要時鎮制國內反叛者，其所有權屬於國家，由代表國家公共權力的文官政府控制。由文官政府控制軍隊，是為了防止高度組織化紀律化、凝聚力極強、具有擴張本能的軍隊干涉國內政治系統的正常運作，危及國家社會的正常秩序[3]。而在北洋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中，軍隊首領或者直接成為執政者，或通過其控制的代理人掌握政治權力機關，文官則成為軍事利益集團的附庸、工具或擺設，不是文官政府控制軍隊，而是軍隊控制或代替文官執掌政權。
其次是軍隊的分裂性與封建性[4]。各軍閥劃地而治，將所佔領的地盤作為生存和向外擴張的基地。“軍閥除了使用現代兵器和技術之外，只是採用了西方‘軍、師、旅、團’的編制，軍閥團體的結合機制還是傳統的，過去人們一直稱之為‘封建軍閥’，在我們長期使用的‘封建’一詞的傳統意義上，的確不謬。[5]”
再次是軍隊的私有化。軍隊的內部忠誠指向軍閥首領，而不是指向國家或代表國家主權的文官政府。軍人集團各等級之間純粹是一種私利關係，私利成為維持軍隊裏層級忠誠（layered loyalty）[6]的首要方式。由於單靠私利維繫私人化軍隊，其穩固性相當脆弱，所以各軍閥首領還通過各種非制度化的途徑，如血緣關係、宗族關係、地緣關係、師生關係、政治聯姻等，構建個人親信集團，作為鞏固軍隊團結的核心，以維繫部屬對自己的忠誠，在所屬部隊與地盤內建立有限的政治權威。依靠這些手段建立的派系型軍官團可能有助於私人化軍隊的穩定，但缺乏職業軍官團的精神（如消除狹隘的地域意識，接受國家權威觀念，對國家的歸屬感、忠誠感、愛國心，職業榮譽感等）。
與軍閥的分裂性、封建性密切相聯的是其流寇性和寄生性。美國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M.奧爾森曾以中國20世紀20年代的軍閥混戰為例，考察了流寇（主要特徵是隨機掃蕩式的掠奪稅收和保護費）與坐寇（主要特徵是選擇一個權威有節制地定期收取穩定的稅收）間的聯繫與區別，認為那時國家政權的出現就象一個從非法流寇到合法坐寇的過程，但這個過程不是出自社會契約，而是出自無政府狀態下各軍閥的自利動機[7]。分裂而相互衝突的多個軍閥，特別是實力大的軍閥，雖然帶有一定的坐寇性（從地盤上說），但各軍閥的流寇性（從對社會資源的超強度提取[8]方面講）依然很明顯，失控而分裂的軍權、文武關係的倒置以及頻繁的戰爭，導致中央與和一些地方經常是“城頭變幻大王旗”。
在這種“多頭軍權政治”中，軍人集團（主要是軍官團）對國家轉型的影響比文官官僚更大，其性質與行為構成了影響國家現代性成長的決定因素。
首先，“多頭軍權政治”下軍隊的功能發生了異化，變成了軍閥首領達到個人政治目的──小則占地自保，大則覬覦中央政權──的私人工具。軍閥首領是一批不顧外患卻向利而趨的軍人，他們統率的軍隊往往“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在這樣的私人化軍隊裏，很難把建立在私利和私人人際關係網路基礎上的對軍閥首領個人的效忠轉化為對國家和中央政治權威的忠誠，認首領而不認國家成為軍隊阻礙、反噬國家現代性的最大原因。當時面臨總體性危機的中國急待建立現代國家主權，以爭取成為國際法主體並在國內建立最高政治權威，而“多頭軍權政治”的形成與建設現代國家的目標相去甚遠。
其次，在文武關係倒置的“多頭軍權政治”狀態下，各地軍閥劃地而治，把持轄區內的軍政財大權，截留稅收[9]，並將之大部份用於軍事目的，使中央財政的汲取能力低下[10]。中央政府（國家）財政汲取能力是國家能力的核心，中央財政汲取能力的降低使國家的外交、社會公共職能、動員、貫徹、革新等方面職能不能正常發揮，國家也沒有足夠的財力供養控制強大的武裝力量以強制地方服從中央。1919年，靠地方財政供養的軍隊有16個師、29個旅及其他一些武裝力量，但中央財政供養的僅有13個師和9個旅[11]，而後者實際上也是屬於操控中央政權的軍閥而不是中央文官政府。地方軍事割據與中央財政能力的下降互相影響，形成了惡性循環，缺乏統治能力的中央對各地方政府只能統而不治，因此北洋時期的中國與有邊陲而無邊界的典型封建傳統國家頗為類似。
第三，軍閥之間戰爭不斷，軍費開支浩大，社會動盪，實業不振。從1911年到1928年，在中國有1,300多個敵對軍事集團發動了約140場戰爭[12]，全國大部份地區戰亂不斷，出現了“軍人普力奪社會”[13]的格局。在連綿不斷的戰爭中，各軍閥截留應上交中央的財政收入，同時任意增稅加捐，以供養、擴充私人軍隊；而中央政府則為軍閥所控制，中央財政的大部份也用於軍費開支。根據當時的統計資料，從1913年到1920年，政府實際支出和超支部份中軍費所占比例約為33.65%和13.8%[14]，1923年、1924年的軍費開支分別占當年財政總支出的64.0%和46.9%[15]。事實上當時的軍費開支比這裏列舉的比例還高，因為許多其他開支（如秘密向外國訂購軍火、收買其他軍閥部隊的特別支出等）均未計入。有人估計，中央政府的軍費支出要占總支出的70%，這還不包括地方雜牌軍隊和團練部隊的經費。相比之下，同期中央政府用於教育、農業商業、交通3方面的支出還不到總支出的0.8%。1927年中央政府財政在這方面的支出[16]僅夠維持政府中教育、農商、交通3部不被撤銷。中央如此，地方更是有過之無不及。從1912年到1930年，軍費開支平均占廣東省政府稅收收入的93%[17]。持續的戰爭，不斷擴充的軍隊，高額的軍費開支，造成對經濟和社會的嚴重破壞。
第四，掌握中央政權的軍官團，在操控文官執政的同時，既沒有足夠的財力、軍力翦滅地方軍閥，又不能為政權的合法性提供意識形態來源，解決意識形態真空和認同危機，這是當時中國不能及時從瓦解的帝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一個重要原因。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權的軍閥多是文盲或半文盲[18]，他們所知道的無非是如地緣觀念、宗族血緣意識和江湖義氣，附庸風雅的則至多瞭解一點儒學、佛教、道教、基督教、愛國主義等方面的皮毛。儘管這些觀念能維繫各自軍隊內部的穩定，但與統治中國2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傳統相比，軍閥們的這類混雜的意識形態缺乏足夠的凝聚力和穩固性。
第五，低下的政治制度化能力與政權內卷化[19]。“多頭軍權政治”中，軍官團奉武力為最高原則，武力的使用則以私人利益的需要為導向，因此國家建設所必需的穩定政治制度（如政黨制度）會成為他們運用武力的障礙。於是軍官團不是用武力廢除政治制度，就是利用憲政形式行專制之實。“多頭軍權政治”不能創立新制度以充分吸納社會各階層參與政治，不能實現從軍人干預政治到軍人參與政治的轉變[20]，就只能依靠舊的鄉紳政權[21]或新興商人團體來維持其政治合法性與財政收入。四川軍閥劉湘說過：“商人怕軍人，因為軍人有槍桿子。其實，軍人也怕商人，因為商人有洋錢。商人沒有槍桿的保護，便感到有生命危險，而軍人沒有洋錢，也就沒有飯吃，同樣有生命危險。所以，我希望槍桿子與洋錢合作，把市面搞好，彼此都有利。[22]”軍紳政權是分裂的多頭軍權的一種基本模式，它是在中央集權式封建國家權威破碎而現代性國家遠未建立之時形成的一種特殊的過渡性政權形式。它是對舊政治制度的利用、複製，而不是改造創新。亨廷頓認為，一個處於現代化過程中國家的軍政府，必須基本滿足農村大多數及有勢力分子的願望，若軍政權做不到這一點，而僅僅依靠營房和城市，就缺乏建立有效政治制度的社會基礎[23]。正如謝里登所言：“段祺瑞、吳佩孚及其它國家首腦曾多次建立起對全國大部份地區的實質性軍事控制，但這些成就基本上是軍事的，而從未發展到建立有效政治制度的水準，而與此相伴隨才能給政府權力提供一個真正革命的基礎層面。這些人也從未認真地打算動員人口中的重要成員以某種方式強化政府的政治制度。士兵是軍閥的唯一的選民。當國家政府機構只會用軍隊表明其權力時，這種權力也可能為更強大的軍隊所消除。軍閥們的弱點並不在於他們追求權力，而在於他們把權力構成看得過於狹隘，而不能促使其非軍事因素的發育成長。[24]”
第六，在軍閥的統治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受到損害。掌握中央政權的軍閥為了維持其正統地位，實現其“武力統一中國”的目的，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以部份主權（如關稅權等）為代擔保或抵押，獲取貸款。這一時期中國的主要稅收即關稅和鹽稅收入均被外國人所控制。地方軍閥為了自保也各自依附於某一帝國主義國家[25]。原本以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為主要職能的軍隊反而變成了外國勢力對中國“分而治之”的工具，作為現代國家主要特徵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嚴重受損。
二、困境中的軍治：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
北伐前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鑒於以往的教訓，並受蘇俄“黨軍”模式的影響，于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採取了強化党權、控制軍權等措施，試圖把革命軍轉化為“黨軍”。這一企圖經歷了短暫的輝煌遂告解體失敗。
國民黨執政後，鑒於新軍閥割據之危害，力圖建立党治，重建黨化軍隊，編遣全國軍隊，集軍權於中央，但因地方軍人的反抗和國民黨內部的分裂而失敗。在党權與軍權的較量中，後者取得了實際勝利，党權衰落，軍權獨大。正如胡漢民所言：“黨的分裂，是党權旁落的原因；党權旁落，卻又是軍權所以能篡竊党權的原因。[26]”
軍權戰勝党權以及地方新軍閥的形成，造成了國民黨執政時期文武關係的雙重性。其一，表面上是“党權高於一切”、“以黨治政”、“以黨治軍”，但在實際運作中卻是軍權大於並支配党權，党權依附於軍權。其二，軍事強人蔣介石握有國民黨組織、法統和中央政權，以其相對雄厚的軍事實力逐漸戰勝各種對手，取得了黨政軍的最高權威地位；但在各地軍事首領多佔據高位，控制政府人事，肆意干涉地方事務。如在省政府，“主政多屬軍人，尤多以意為法[27]”，而“各省高級行政人員均僅據軍事領袖電保，中央即照請任命[28]”。“各縣駐軍，往往欺淩縣長，縣長文官無力與抗[29]”，而駐軍所在，地方往往“橫被株取”，有些地方事務如“拒毒原為民政，而軍人資以炫功，禁賭責在地方，而軍人據為利藪[30]”。
這種軍權支配党權、政權，一體多元的文武關係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家建設與現代性成長產生了重大影響。
首先，軍權支配党權阻礙了憲政之實施。在孫中山及其追隨者胡漢民等看來，以黨代政是“訓政”的核心，而“訓政”是實現憲政、建設現代國家的必經階段。國民黨作為執政黨有著北洋軍閥政府所沒有的某些優勢，例如，國民黨可以用“三民主義”來支援其統治的合法性。但這是一種缺乏統合功能的弱意識形態，其控制力有限，一些地方軍事實力派（最典型的就是“桂系”）就用三民主義或“先生遺願”作旗號來抵制中央政令。作為弱勢執政黨的國民黨[31]，其意識形態、組織制度、動員體制、吸納更新機制均有一系列缺陷，不可能有效地深入分裂的軍隊派系，無法用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改造軍隊成員，達成民族國家之軍隊所需要的軍官團精神，因此也就不可能達到以黨控軍的目的。所以蔣介石掌權後採取了以“黨治”之名行“軍治”之實的統治策略。蔣領導下的國民黨主要不是靠意識形態維繫成員對組織的忠誠，而是更多地依靠幹部對領袖個人的忠誠，這種忠誠與維繫軍閥政治的私人關係同出一轍。在“以軍馭党”式文武關係中，軍權至上，軍隊以黨治為幌子，黨以軍隊為後盾；而現代國家的建設則面臨著党治與憲政、軍治與憲政之間的雙重緊張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難題。
其次，國民黨執政後捨棄了孫中山的“扶助農工”政策，失去了工人農民的支持，其政權的社會基礎很狹，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軍的實力就成了統治的主要支柱。可是這樣也就意味著中央政權的脆弱性，軍事一旦失敗，整個政權就可能隨之瓦解。正如美國學者易勞逸所說，抗日戰爭對蔣政權“所造成的最為直接和明顯的損害就是蔣軍隊的削弱。”對一個“以軍馭黨”，以軍黨治政，而且面臨國家內部軍事政治分裂割據的政府來說，這無疑是致命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軍隊在形式上保持了統一，中央政府掌握著相對來說最強大的中央軍，地方軍事實力派系對中央政權有一定程度上的認同，中央對地方軍隊有相當的調動權（特別是在抗戰階段），對外敵入侵也有一定的防禦能力（主要表現在對日本的侵略有相當的抵抗力），但多元地方軍事實力派依然存在，其軍閥特點（私有性、封建性和分裂性）未根本改變，地方軍隊對中央政府的忠誠與服從多是表面的。這樣，黨與軍隊特別是軍隊不同派系之間的摩擦，大大削弱了軍隊精英之間、軍隊與政治精英之間的信任和合作。蔣氏軍權政治的脆弱性因而更加突出。
第三，地方軍事實力派的存在及其對中央政權的限制甚至反抗，使中央對地方軍事實力派把持的地區和權力影響有限。蔣的中央政權雖有當時中國最富庶的江浙一帶為其提供經濟財政資源，各地方軍事實力派系無力取代它，但中央權威不斷受到地方軍事實力派、共產黨的挑戰。兩廣事件、西安事變、福建事變、共產黨革命的興起等，都可以看作是地方軍事實力派向中央發起的挑戰。在“一體多元”的軍權政治中，國民黨政權的存在系於各種勢力（地方軍事實力派、共產黨、日本入侵勢力）之間的一種均衡狀態。蔣氏對軍隊的領導有相對制度化的政黨和私人關係作為雙重保障，但並不存在真正能主宰一切的個人或組織，而蔣的政治軍事統治策略或說是統治技藝的成功之處恰恰在於維持了這樣的均衡狀態。儘管這是危險的，但也實屬無奈。地方軍事實力派系的爭鬥使中國在抵抗日本的侵略、謀求民族國家的獨立過程中付出了慘重代價。陳誠在1938年曾強調，有必要“稍除私利觀念，把曆有軍隊都變成真正的國家軍隊，徹底消除自存自保的錯誤想法”，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始終未能實現這個目標[32]。
第四，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雖然明顯高於北洋軍閥政府，但中央政府的能力受到多方限制，主要是把持地方政權的地方軍事實力派的限制，而中央對基層政權的控制也軟弱無力，北洋政府時期就出現的“政權內卷化”現象依然存在[33]。“中國是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之下，可是它從來沒有牢固地掌握過對全國領土、從口以及資源的控制。……即使在國民黨控制比較嚴密的地方，它也不能一手遮天。在政權的底層，地方鄉紳們把持著各個層面上的權力。正如歷史學家王玉川（音）所說，‘命令可以從中央下達到縣裏，可是如果沒有鄉紳的贊同，縣長執行不了命令。控制地方政治的是鄉紳而不是縣長。’他講的是內戰初期山東境內的情況，但完全能概括整個國民黨統治下的農村地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9年。[34]”國民黨政府曾試圖通過重建、改造准軍事化的保甲制度來控制地方基層政權，但收效有限。
第五，在“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的文武關係中，中央政府疲于應付反對派，但又不能翦滅共產黨、地方軍事實力派系或驅逐日本出中國，當然更無財力精力解決一系列社會發展與國家建設問題，以換取民眾的合法性支持。蔣為了培養軍隊對自己忠誠，為了應對日本的侵略，不得不極力提高國民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提取。這一努力不但受到國內挑戰勢力的約束，而且降低了國家的公共服務能力，加之連年的戰爭災難，中央政府權威的合法性與統治基礎被不斷消蝕。於是中央政權的合法性與國家能力陷入了相互削弱的困境。當時蔣介石對這一難題其實有所認識[35]。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曾宣佈，被日本佔領過的24個省將不徵收任何土地稅，其餘省份則於次年免交土地稅。1946年4月29日，國民黨政府公佈《土地法》，以實現“農地以歸農民自耕之原則，實符國父耕者有其田之主張”。從謀取政權合法性和國家建設的角度看，減稅政策似乎是明智的選擇，“因為它將有助於在即將到來的與共產黨人的鬥爭中贏得土地所有階級的支持。然而，在財政上．它被證明是一個災難性的失算。在對日戰爭結束後的這一年，田賦征實的徵收降到了上一年的一半左右。然而軍隊和政府的需求並沒有相應地降低，實際上倒隨著政權進入原來的日占區而增長。……結果，軍隊和各級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對地方資源的任意的和非法的強佔來滿足他們的糧食需要。這就激起了廣泛的不滿。因此，對光復地區的村民們來說．國民黨統治者光明的許諾很快暗淡下去。[36]”
第六，在“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中，由於軍權獨大、黨的組織動員能力低下、缺乏對地方基層政權的有效控制，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就試圖通過政治社會的軍事化[37]達到控制社會的目的。蔣介石在北伐後提出過一項解決中國問題的總體辦法，即軍隊要黨化，而党、行政機關、社會、以至全民都要軍隊化[38]。這一方針在1937年以後國民黨統治的10餘年中更加強化[39]，包括在基層推行半軍事化的保甲制度以及1934年發起的“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從表面上看其核心是恢復舊道德，實則體現了蔣介石在改造社會和建設國家方面的設計，他認為它能為醫治中國的病疾提供基本良方，這一運動具有強烈的軍事化價值指向和色彩[40]。此外，蔣介石還企圖用軍事化管理的三青團來代替國民黨，最後歸於失敗。當時一些地方軍事實力派（如桂系將領）也熱衷於軍事化社會[41]。蔣推行政治社會軍事化的企圖反映了當時國家建設的困境。“1927－l937年期間，國民黨它對軍事權力效力的長期迷戀則分散了國民黨領袖們的精力，使他們不再認真考慮如何在思想和組織上發展策略，去進行革命鬥爭，擊敗對手。……直到1939-1940年，蔣介石及國民黨的其他領袖依然認為，沒有必要動員群眾。他們認為戰爭能被嚴格的軍事手段所解決，他們這種軍事力量第一位的信念反過來又影響了他們竭盡全力占實施全國民眾總動員的努力。[42]”1935年9月，在峨嵋軍官訓練團的一次集會上蔣介石就民族和總動員問題作了一次重要講話：“總動員最根本的重要前提，就是‘組織’。……所謂組織的意義，就是加強統制。……我們講‘統制’，就是要使全國軍事化……現在我們就是要求全國男女老少，都能按照軍人的精神組織起來．可以如同軍隊一樣的迅速！有了如此最嚴密、最強大、最健全的組織，便可算是軍事化了！便可做到‘全國總動員’了！[43]”隨著政治的軍事化，黨也變得高度僵化，國家建設目標和革命被狹窄地定義為消滅國內外政治─軍事反對者，這就是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其綱領的特點。這些特點造成了黨政結構和運作上的嚴重缺陷[44]。
“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的文武關係使本來就孱弱的國民黨在中央和地方都受到軍權的抑制，蔣介石不得不以軍隊作為政權的支柱。軍治政權雖然對國家現代性的成長起了一些作用，但無力從根本上應對國家面臨的總體性危機，最後被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推翻了。而共產黨之所以能最終取得政權，實得力于它建立的“以黨領軍”的文武關係。
三、軍隊的角色回歸：共產黨“以黨領軍”與文官控制軍隊模式的重建
鑒於軍閥作亂的教訓，又以蘇俄“以黨建軍”的經驗為範本，中國共產黨在暴力革命過程中建立起了“以黨控軍”的文武關係模式。它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的以文制武模式的恢復與重建，但更具特殊之處。其主要特點是軍隊高度黨化，受党的文官支配，自下而上地接受上一級党的領導並對之負責，最高軍事領導和指揮權集中于共產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通常由若干主要軍事領導人和黨內文官組成，但作為最高領導者和決策者的軍委主席通常由黨內最高文官領導──總書記擔任[45]，從制度上體現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共產在各級軍隊組織中建立了黨的組織機構，委任與各級軍事指揮官有同等許可權的政治軍官，與軍事指揮員分工負責、相互制約，實現對軍隊的全面控制。同時，共產黨還向軍隊灌輸黨的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這種文武模式使中國20世紀前半期斷裂多年而又存在極大張力的文武衝突最終獲得了解決，也成為應對國家面臨的總體性危機的一個戰略性選擇。“以黨領軍”的文武關係對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以及國家建設的實施產生了巨大影響。
1．軍隊角色的回歸與政治穩定
“以黨領軍”模式通過黨的組織、意識形態和動員方法，實現了對軍隊從初建、組織建制、人員流動、地域化調動等方面的控制，從而削除了以往的集團化軍隊所具有的排他性和自保性，形成了統一的武裝力量。這種文武關係使軍隊由附屬於個人或派系轉向服從組織機構嚴密、具有統一意識形態、紀律嚴格的政黨，產生了一個恒久性忠誠物件和組織控制核心。
在戰爭年代，軍隊是共產黨最有力的工具，在“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思想指導下，從基層的土地改革與戰爭動員，到上層的決策，無不有軍人的身影。“以黨領軍”的文武關係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蔣介石去臺灣後曾有如下檢討：國共內戰，紅軍取勝主要歸功於政工制度，由於中共在各級軍隊設置黨代表、政委與政工人員，其威信更在部隊指揮官之上，負起貫徹命令的責任，是軍隊的靈魂所在，確在軍隊中起了領導作用[46]。不過，在共產黨內也確實對一些軍隊將領“將自己所指揮的野戰兵團或軍區機關部隊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的危險傾向[47]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
共產黨執掌政權後，各大區的軍事領導人都掌握所在區的黨政軍最高領導權。這些軍事領導人過去在這一地區指揮過作戰，其所轄部隊也往往長期駐防該地，但這種政治地理空間上的軍隊分佈並未形成割據局勢。其主要原因是：在黨軍模式和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中，黨代表國家控制著幾乎所有的社會政治資源，軍隊精英掌握的社會政治資源有限，缺乏維持其地位的獨立社會基礎，形成了對黨和國家系統的天生依賴。隨著黨政合一的體制的形成，軍隊對党的忠誠在一定程度上置換為對民族國家的忠誠。共產黨對軍隊繼續實行意識形態輸入和組織控制，使軍隊的骨幹具有軍官團精神，完成了從幹政到參政的角色轉變，成為革命的職業化軍隊，同時也具備了正常政治體系中軍隊的基本特徵。據統計，從1949年到1965年，中央委員和政治局中的解放軍代表所占的比例相當高，在30%到40%之間[48]。就保持社會與政治穩定而言，與國民黨或軍閥時期的文武關係相對比，共產黨“以黨領軍”的模式顯示出巨大的優勢。
從共產黨與軍隊的關係變遷史來看，總體上始終是“以黨控軍”（即“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現實中看，党與軍隊有時合而為一，在有的歷史時段又出現兩者關係的倒置，不過這都不會改變黨軍關係的實質。在革命戰爭時期，軍隊的黨化和黨的軍隊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過程[49]，二者高度粘合在一起，相互依存，並不是簡單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那時在中共控制的地區出現了軍隊主導政治的體制。毛澤東說：“我們的原則是党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党。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裏出一切東西。[50]”由於“以黨領軍”模式已經歷了長期的實踐，形成了較完善的制度化路徑依賴，所以即使由軍隊成員來主導政治，也不會動搖黨軍模式的穩固性，更不可能導致軍事割據。在中共的歷史上，“作為黨內政治的干預和參與者，軍隊的幹政並沒有違背領政治導人的意志，而是被領導人帶入政治的[51]”。例如，“文革”中的軍隊幹政就是黨的政治行動的延伸，即使在黨政機構癱瘓的情況下，軍隊進入政治的日常運作並未產生任何軍事政變的危險[52]。
當然，黨政軍合一的模式中仍然有衝突，有時會涉及到軍事領導人，這些衝突並非意識形態或組織原則之爭，而是夾雜著權力紛爭的具體意見之爭。建國初不久就發生過基於地域和軍事因素坐大的“高崗事件”。1959年身為軍隊工作負責人和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對毛澤東的社會發展戰略與國家建設方針提出了批評，彭的軍事領導者角色似乎放大了毛對他的不信任，結果毛澤東將彭等人定為“資產階級軍事反革命集團”。這一具有黨政軍角色內部衝突色彩的事件對此後近20年的國家建設方向產生了關鍵性影響。“文革”前夕毛澤東與汪東興談話時也說過：“我們軍隊裏也不那麼純，軍隊裏也有派嘛！軍隊裏有要鬧事的，歷史上也經常有鬧事的。不知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我信。我們軍隊幾十年經常有人鬧亂子。[53]”不過，在“以黨領軍”的制度框架和毛澤東巨大的個人權威的影響下，共產黨對軍隊的控制從未失靈過。“1974年1月，周總理宣佈中國11大軍區司令員中的8位進行對調。儘管表面上他們都沒有被降職，但這一行動有意識地顯示文官控制著國家政權。這樣許多司令員便離開了他們工作了20多年並建立了關係網的地區。[54]”
另外，在特殊情況下，黨軍關係還可能出現與法理上“以黨領軍”相違的情況。如鄧和江、江和胡權力的交接時期，這可能是出於黨政體制穩定和執政意志連續性的保證，但也顯露了“以黨領軍”模式中非制度化因素對制度化的悖反。
若把“以軍馭黨”和“以黨領軍”模式加以比較就不難看出：前者的體系中軍權獨大，軍隊成為政府的重要支柱，而政治體系的穩定性卻很脆弱；相反，在後者的體系中，由於共產黨具有組織、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優勢，不需要經常把軍隊作為謀取合法性的第一手段。
2．党軍模式與建國模式的變遷
在“以黨領軍”模式中，高級幹部在黨政軍的位置上可以平行流動，許多老一代的黨政負責人都出身于軍人。這種黨政軍合一的體制在中共“九大”前後達到高峰。“九屆一中全會”產生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12名是現役軍人，如果算上列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在軍內外均有職務的2人，軍人佔據了政治局三分之二的席位[55]。一些不擔任軍事職務的領導人也有過軍事活動經歷。“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高層領導都沒有象如今的中國領導人那麼多的軍事──更確切地說是戰爭經歷。這一代國家領導人幾乎都曾任紅軍的高級軍事指揮員或有戰爭經歷的政治委員。[56]”
黨內文官精英的潛在軍事經驗與戰爭思維不僅成為戰時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而且對國家建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陳思和認為，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第二階段是由抗戰為起點，而以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成熟標誌的戰時文化，這一時期的文化規範，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57]”這種戰時文化心理影響了共產黨執政後建設國家追求社會發展的道路，革命的一代習慣於用革命的手段（如戰時動員模式、動員技術）從事國家建設。因此，建國後採用戰時動員模式開展了一浪高過一浪的社會政治運動，企圖實現軍事化共產主義式的社會理想。可以說，共產黨建國後30年間的中國基本上是一個党的文官精英用戰爭經驗和軍事化思維創造出來的動員型國家。
由於黨政軍合一模式、戰時政治文化（及其導致的對國際冷戰局勢嚴重性的過度估計[58]）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中國採取了“軍營經濟”發展模式。“軍營經濟”也可說是一種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或“備戰經濟”，指一個國家為追求生存和安全，政府按照備戰狀態，用“軍營式”的行政指令來調配整個國家的國力資源，優先發展戰爭最需要的軍工產業，軍工產業處於整個社會的核心部位。它用戰爭威脅產生緊迫感和動力，以生存安全為準則，不計成本和收益地運作，盡可能地攝取一切剩餘積累投入軍工產業的生產之中[59]。通過“軍營經濟”模式，中國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提升了國家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但這是以低效率、大量浪費自然和社會資源為代價的。
對國家現代性影響更為直接的是，以“軍營經濟”為核心構建起來的社會把“軍營式”的組織方式自上而下推至基層。企業只能作為這一機器的零件存在而依附於這一機器的核心部位即政府。個人則作為備戰時期的兵員存在，片面強調其組織性、紀律性和戰鬥性，出現了人身依附型軍營式管理的“保甲法”，在城市中個人依附於單位，在農村個人則依附於人民公社。這種典型的軍營式指令經濟統制剝奪了個人的權利，把個人變成了這一機器上的零件，政府對其強調服從和統一。這顯然不是建設現代民族國家所需要的。
黨軍模式及黨政軍一體化政治體制還強化了共產黨的反智意識，對知識份子特別是人文知識份子推行了強制性改造，這對中國國家現代性的成長造成了消極影響。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主要依靠各種掌握現代人文、自然科學技術的知識份子階層，而黨軍模式裏長期從事軍事革命鬥爭的共產黨領導人把知識份子劃入“資產階級”，長期歧視和不信任他們。除了極個別直接參與尖端軍工建設的科技人才得到尊重外，大批優秀的人文、自然科學人才在“反右”、“文革”中遭到迫害。這種尊重軍工專家而排斥其他知識份子的做法，反映出80年代以前中國的決策層在國家管理中沒有擺脫軍事現代化可以“單騎突進”的舊觀念。顯然，這種觀念與黨軍模式的文武關係是密切相關的。
戰時政治文化與黨軍模式的動員技術在國家建設的最初階段發揮了一些作用，但國家的長期建設需要的主要是理性而不是革命熱情，動員型治國模式最終暴露出它的局限。“文革”後中國逐漸進入了後全能主義政治國家的時代，雖然威權主義國家的特徵仍然存在，但現代國家的一些要素也在慢慢成長。共產黨意識到，要實現自身的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軍隊的道德範本作用已大大降低，因為軍隊的革命化道德模式與市場化社會價值觀存在著衝突。
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所進行的幹部制度改革，在共和國歷史上掀起了一場廣泛而意義深遠的政治精英的大轉換。這場大轉換對文武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儘管作為文武關係的核心特徵的“以黨領軍”並未改變，但從廣義的文武關係來看，世紀交接前後，具有革命背景或軍人經歷的一代基本上退出了黨務及文官系統，接替他們的是革命背景淡化和沒有軍事經歷的新型技術官僚。共產黨及其文官系統與軍事系統實現了第一次代際經驗上的分離。同時，共產黨對文武內部關係作了調整[60]，軍隊的非軍事職能大大減少，並就此加以制度化。伴隨著共產黨及其文官官僚的技術化，軍隊也基本上退出了非軍事領域，恢復作為國家潛在政治力量的角色，專注於自身的革命化、職業化和現代化建設。
3．黨軍模式與社會軍事化
在革命時期，因戰爭環境所致，革命根據地的社會具有軍事化色彩。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形成了完備的軍事化社會，有學者稱之為“兵法社會”[61]。類似現象在其他後髮型民族國家中也曾出現過：“軍隊的社會政治訓練被當作促進國家一體化的手段。軍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起著國家一體化的作用。武裝力量是國家的象徵，軍隊的日常生活要求士兵們突破他們的家鄉觀念，即使不能接受也要默認國家的權威和意識形態。武裝力量也能起到‘國家學校’的作用，從根本上改變整個人民的觀念。[62]”中國的黨軍模式把軍隊的這種整合功效發揮到了極致。
建國後，戰爭思維模式放大了共產黨對國內階級鬥爭和國際冷戰局勢嚴重程度的認知，構建軍事化社會成為共產黨應對國內外危機的重要手段。共產黨通過不斷開展“學習解放軍”運動、媒體宣傳、社會資源的分配[63]等各種途徑推行軍事化，使社會從組織建制、文化意識等層面染上了濃烈的軍事色彩。軍隊成為社會組織、社會行為與流行文化的參照和樣板，城市中的企事業單位[64]也依照軍隊建制設立了政治部門，並有大量軍隊幹部和複轉軍人進入[65]。特別是大量複轉軍人進入司法行政系統工作，對中國的法治進程產生了複雜的影響[66]。農村的人民公社按照軍事化模式組織建立後，也企圖用軍隊的管理模式和“大兵團作戰”的仿軍事行為組織農業生產。結果，軍人成了社會主義的標準“公民”，成了被嚮往的職業；軍人的道德形像成了社會價值觀的指向，軍隊則成為整個社會的“大學校”和道德大熔爐；隨著寓兵於民和大辦民兵師的號召，中國成了“全民皆兵”的國家（nation-in-arms），當時流行全國的一句口號就是“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67]。共產黨還運用戰爭動員方式從事社會動員，開展各種社會運動，並讓軍隊參與其中。例如，毛澤東說過，“四清”運動“這一仗是全國性的革命運動，要象解放戰爭時打仗來打[68]”；軍隊也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軍隊一動起來，還可以抽出一些幹部幫助地方，向工廠、農村作宣講工作。這樣又可使軍工聯合起來，人民瞭解和擁護軍隊，軍隊瞭解和幫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69]。“文革”更是一個軍事化社會運動的典型，不但其動員技術策略、運動方式和思路具有濃重的軍事色彩[70]，而且讓軍隊在不同層面直接介入了這場政治運動。
在黨政軍一體化政治體制中，軍隊扮演了黨和國家改造進而控制社會（個人和群體）的角色，黨用工具化的軍隊造就了工具化的社會。通過使社會軍事化，軍隊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集團的組織建制、政治文化滲透到全社會。從20世紀長時間段內中國面臨的總體性危機這一歷史場景中理智地考察黨軍模式推動的社會軍事化，不難看出它的雙歧性：
一方面，黨軍模式可以被看作是應對20世紀以來正常文武關係斷裂和緊張的方式，與之相聯繫的軍事化社會則是解決總體性危機的一個戰略性選擇。社會的軍事化為國家建設和社會整合提供了公認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規範，對分裂半世紀之久的中國來說，這具有歷史性意義。軍隊這個集體對國家一體化和社會整合的影響，來自軍隊本身是國家的象徵這一事實。軍隊是國家機器的一部份，軍隊、國旗和國歌則是國家獨立和主權的象徵。在軍事化社會中，軍隊參加了許多重大的社會生產活動，對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也為政治體系提供了合法性。通過強制性灌輸，作為黨的意識形態延伸的軍隊文化，經過社會化後為大眾認同，從而彌合了上層人物與民眾之間的鴻溝，建立了一種使權威關係合法化的政治文化。在組織建制上，社會基本組織的軍事化把普通國民與國家權力聯繫在一起，使國民對國家制度產生了一致認同感和效忠感。黨軍模式所推動的社會軍事化還削除了由於文化差異和地區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帶來的離心傾向。
另一方面，從國家轉型角度看，社會軍事化又妨礙了國家現代性的成長。由於党國在軍事化社會中通過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對社會施行全面控制，達成了全能主義政治[71]。社會完全被國家與政治權力所控制與吞噬，幾乎喪失了自治能力。而被國家權力編織進各種准軍事化組織的個人，則完全成為被動員的對象，連遷徙流動的自由尚且不保，何談組織相對獨立的自治團體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國家通過對個人進行准軍事化的組織制度控制與意識形態塑造，以及對團體的嚴格控制，把個人壓縮進了既定的制度路徑之中，成為國家卵翼下的求庇者。既然作為社會自治基本條件的主體已不存在，自治的社會便不可能存在。軍事化所造就的等級嚴格的社會之政治文化是“子民──臣民”型政治文化。建設現代國家所必需的憲政文化、法治精神、自由獨立的人格等，根本不可能從軍事化社會中生產出來[72]。
“文革”結束後，隨著社會的去軍事化和市場化進程，軍隊和軍事因素從非軍事社會領域中退出，軍隊終於回歸軍營，中國逐漸開始了建設現代國家的實質性進程。
結論與反思
在中央集權式王朝解體後，中國面臨著三重危機，既政治權威、意識形態和民族──國家主權三個層面的危機。這也是近代中國要完成國家轉型所面臨的必須解決的三個宏觀層面的重大問題。
在“多頭軍權政治”中，職業化、組織性很強的軍人集團是唯一的有組織的社會集團，但它只具有現代職業化軍隊之外形，而無現代職業軍人之精神。其私有化、封建性、流寇性使它既不能重建新的合法性政治權威，又缺乏政治制度化的能力，亦無系統化意識形態，更無外拒列強之可能，所以國家面臨的三重危機仍然得不到解決。而文武關係的倒置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政治權力的私有化，與之相應的是政治權力公共性的急劇縮減。利益衝突的軍人集團分別在中央和地方執政，對社會資源的提取遠遠超出了社會的正常供給。他們截留了中央政府的大部份稅收，用於軍隊開支，而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則無力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對社會的服務能力大大降低，於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制度化、物質方面和意識信仰方面的聯繫紐帶斷裂，造成了整體性無序社會與軟弱的國家（代表公共權力的中央政府）雙重性資源枯竭與無能。
“多頭軍權政治”從一定程度上向封建型（封疆建制）傳統國家回歸，但又與封建型傳統國家中等級君主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不同，更類似于封建型傳統國家向中央集權式傳統國家轉變時的一種形式，只不過在歷史時序上表現出一種逆向性，也就是說它是產生在中央集權式傳統國家解體後，而不是封建型傳統國家解體後。這種歷史逆向性回歸成了國家現代性成長的障礙，它所處的世界歷史背景使民國初年“多頭軍權統治”下的中國在國家形態上表現出複雜性、過渡性、複合性。
國民黨政府時期，軍事強人蔣介石在困境中以孱弱的國民黨及三民主義為法統，以相對強大的軍隊為根基，建立起了形式上的絕對主義國家政權。但面對地方實力派別、日本入侵、共產黨革命興起等多方壓力，中央政權難以實現實質上的國家統一。中央軍和地方軍隊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私人軍隊性質，政權的內卷化、封建軍權擴張、資產階級分權化要求孱弱等依然存在，國民黨又存在多方面的致命弱點。民族、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威三個層面的危機仍然未根本解決，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的基本條件也沒有形成。民族認同、信仰認同和政治權威認同都無所皈依。國家依然具有分裂性、過渡性、複合性特徵。
直到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手段，動員了傳統資源（主體是傳統社會中的農民，而不是與現代民族國家相聯繫的市民階級），建立起了全能主義政治國家後，這些認同危機才得以暫時解決。在文武關係的轉型中，作為分權訴求者和承擔者的市民社會為集權者消滅，具有現代意義的法律機構被工具化。這種全能主義政治國家建立起來的法律規範以國家為本位，把社會與個人視為被動依附者。它直接界定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制裁制度，讓個人處於單純服從國家權力的社會政治經濟關係之中，而社會與個人的權利則被抑制到最小狀態。20世紀的最後20年中，中國開始了從絕對主義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有人稱那時以來的中國政權是一種新權威主義（威權主義）。至於新威權主義是不是國家轉型的有效途徑，能不能實現國家的轉型，肯定和否定的回答都是一種推測或預言。
【注釋】
[1] 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含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廣義上是指所有軍人與非軍人之間的關係，屬於軍事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狹義上指軍隊(主要是軍官階層)與文官政府之間的關係，“意味著武裝力量與合法建立的國家公共權威機構之間所存在的主從關係或上下級關係”，這自然屬於政治學研究領域。參見[英]大衛•米勒、韋農•波格丹諾編《布菜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22頁。本文主要在狹義上使用這一概念，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廣義的文武關係。
[2] 從政治學的角度講，國家的現代性大體可以說是現代民族國家所具有的基本特徵：國家主權的確立和領土邊界明確化；行政權力集中與對社會監控能力的擴大；對合法性使用暴力和稅收的壟斷；在現代國家中，暴力的使用在謀求政治體系的合法性過程中從顯性走向隱性，代之以准軍事化暴力機器──員警、監獄；國家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與稅收的權力，目的不在於為國家機構自身或國家機構的成員謀求福利，而在於為一國的人民提供“公共產品”，這種公共產品至少包括對內提供服務與秩序，對外提供安全保障兩方面；官僚制度的形成與完善，以及暴力管理組織─軍隊─聽命于文官控制；現代國家和現代市民社會的適度分離，公民權利的不斷得到法律保障；現代民族國家是法治國家。詳見李強的“後全能體制下現代國家的構建”，載《戰略與管理》（北京）2001年第6期。
[3] 儘管在傳統國家存在著合法使用暴力的多層次性，但在正常的政治體系中，作為有組織的軍隊，仍然主要接受文官的控制和領導。
[4] 對“封建性”一詞有兩種解釋。一是原始意義上“封疆建制”，如西歐中世紀（從9世紀到大約15世紀）以封地采邑的形式佔有全部土地及由此而建立的領主與封臣的關係，指在這種社會關係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體系，它以佃農的效忠、服兵役以及沒收財產為特徵。與此相近的是中國夏商周時期實行的“分封制”（等級君主制），中國的這種封建制度早在紀元前3世紀就已經廢除，土地私有制隨即奠定（參見韋伯的《世界經濟通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版，第81-82頁）；二是現在一般意義上所指的秦至清代的中央集權制，它與“封疆建制”意義上的“封建”有重要差別（主要是權力集中于中央君主，並不存在封疆建制式的等級君主），但又有某些相似性（如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有限，不能深達每一個細胞；合法性使用暴力的多層次性等），基於這種原因，本文把兩種意義上的國家分別區分為典型封建傳統國家與中央集權式傳統國家。此處從原初意義上使用“封建”一詞。
[5] 張鳴，“花樣年華──1920年代軍閥尋求維繫合法性資源的努力”，《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6] 關於層級忠誠的分析參見Diana Lary的{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94-213)。
[7] Mancur Olson,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p.6－10.
[8] 軍閥對社會資源的超強度掠奪式提取除用於軍費開支外還中飽私囊。北洋軍閥中71位要人的私人財產總值高達6.31億元。
李月軍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比較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武夫亂華：北洋軍閥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
二、困境中的軍治：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
三、軍隊的角色回歸：共產黨“以黨領軍”與文官控制軍隊模式的重建
結論與反思
【注釋】
軍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象徵之一，也是國家面臨外部威脅時的主要護持者。軍隊的特殊性在於它是具有合法性的“暴力管理者”。它不僅擁有最具毀滅性的武器，而且層級分明、紀律嚴格、具有強大的團體凝聚力。軍隊在國防軍事安全以及政治社會變遷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其作用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與文官政府或政黨的關係，即文武關係[1]。辛亥革命後，中國傳統的文官控制軍隊的模式解體了，軍隊從此深深地捲入並影響著社會政治的變遷過程。20世紀初以來中國先後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文武關係模式，即北洋軍閥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國民黨時期的“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中共的“黨軍一體化”模式。事實上，在20世紀的中國，文武關係的變遷是影響國家轉型和現代性成長的重要變數[2]。本文試對這三種文武關係的特徵及其演變趨勢作初步分析。
一、武夫亂華：北洋軍閥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
清朝末期，隨著外國勢力的入侵，國家的總體性危機開始顯現，主要表現在政權、意識形態、主權這三方面。辛亥革命後清帝制崩潰，傳統的意識形態體系失去了合法性，國家的主權危機進一步惡化。在這種背景下，未能產生新的文官政治權威，革命党人以憲政為基本框架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方案流產了；與此同時，軍隊開始脫離文官政府的控制，各地省政權逐漸軍事化。袁世凱掌權後，採取了推進軍隊與員警現代化、統一全國稅收、加強對地方軍政的控制等措施，企圖強化對社會的監控，建立帝制國家，但歸於失敗。袁之死不僅意味著軍事強人獨裁努力的失敗，更意味著重建中央政權和整合社會政治勢力的企圖之失敗。在沒有文官有效控制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相繼為各實力派軍閥操控，各地利益上相互衝突的軍事勢力抬頭，它們把持了地方政權，實行軍事統制。於是，中央權威為地方各軍閥勢力分解，“多頭軍權政治”形成。其特徵包括以下幾點：
首先是文武關係倒置。在正常的政治體系中，軍隊的主要職能是防禦外敵入侵，維護國家安全，必要時鎮制國內反叛者，其所有權屬於國家，由代表國家公共權力的文官政府控制。由文官政府控制軍隊，是為了防止高度組織化紀律化、凝聚力極強、具有擴張本能的軍隊干涉國內政治系統的正常運作，危及國家社會的正常秩序[3]。而在北洋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中，軍隊首領或者直接成為執政者，或通過其控制的代理人掌握政治權力機關，文官則成為軍事利益集團的附庸、工具或擺設，不是文官政府控制軍隊，而是軍隊控制或代替文官執掌政權。
其次是軍隊的分裂性與封建性[4]。各軍閥劃地而治，將所佔領的地盤作為生存和向外擴張的基地。“軍閥除了使用現代兵器和技術之外，只是採用了西方‘軍、師、旅、團’的編制，軍閥團體的結合機制還是傳統的，過去人們一直稱之為‘封建軍閥’，在我們長期使用的‘封建’一詞的傳統意義上，的確不謬。[5]”
再次是軍隊的私有化。軍隊的內部忠誠指向軍閥首領，而不是指向國家或代表國家主權的文官政府。軍人集團各等級之間純粹是一種私利關係，私利成為維持軍隊裏層級忠誠（layered loyalty）[6]的首要方式。由於單靠私利維繫私人化軍隊，其穩固性相當脆弱，所以各軍閥首領還通過各種非制度化的途徑，如血緣關係、宗族關係、地緣關係、師生關係、政治聯姻等，構建個人親信集團，作為鞏固軍隊團結的核心，以維繫部屬對自己的忠誠，在所屬部隊與地盤內建立有限的政治權威。依靠這些手段建立的派系型軍官團可能有助於私人化軍隊的穩定，但缺乏職業軍官團的精神（如消除狹隘的地域意識，接受國家權威觀念，對國家的歸屬感、忠誠感、愛國心，職業榮譽感等）。
與軍閥的分裂性、封建性密切相聯的是其流寇性和寄生性。美國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M.奧爾森曾以中國20世紀20年代的軍閥混戰為例，考察了流寇（主要特徵是隨機掃蕩式的掠奪稅收和保護費）與坐寇（主要特徵是選擇一個權威有節制地定期收取穩定的稅收）間的聯繫與區別，認為那時國家政權的出現就象一個從非法流寇到合法坐寇的過程，但這個過程不是出自社會契約，而是出自無政府狀態下各軍閥的自利動機[7]。分裂而相互衝突的多個軍閥，特別是實力大的軍閥，雖然帶有一定的坐寇性（從地盤上說），但各軍閥的流寇性（從對社會資源的超強度提取[8]方面講）依然很明顯，失控而分裂的軍權、文武關係的倒置以及頻繁的戰爭，導致中央與和一些地方經常是“城頭變幻大王旗”。
在這種“多頭軍權政治”中，軍人集團（主要是軍官團）對國家轉型的影響比文官官僚更大，其性質與行為構成了影響國家現代性成長的決定因素。
首先，“多頭軍權政治”下軍隊的功能發生了異化，變成了軍閥首領達到個人政治目的──小則占地自保，大則覬覦中央政權──的私人工具。軍閥首領是一批不顧外患卻向利而趨的軍人，他們統率的軍隊往往“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在這樣的私人化軍隊裏，很難把建立在私利和私人人際關係網路基礎上的對軍閥首領個人的效忠轉化為對國家和中央政治權威的忠誠，認首領而不認國家成為軍隊阻礙、反噬國家現代性的最大原因。當時面臨總體性危機的中國急待建立現代國家主權，以爭取成為國際法主體並在國內建立最高政治權威，而“多頭軍權政治”的形成與建設現代國家的目標相去甚遠。
其次，在文武關係倒置的“多頭軍權政治”狀態下，各地軍閥劃地而治，把持轄區內的軍政財大權，截留稅收[9]，並將之大部份用於軍事目的，使中央財政的汲取能力低下[10]。中央政府（國家）財政汲取能力是國家能力的核心，中央財政汲取能力的降低使國家的外交、社會公共職能、動員、貫徹、革新等方面職能不能正常發揮，國家也沒有足夠的財力供養控制強大的武裝力量以強制地方服從中央。1919年，靠地方財政供養的軍隊有16個師、29個旅及其他一些武裝力量，但中央財政供養的僅有13個師和9個旅[11]，而後者實際上也是屬於操控中央政權的軍閥而不是中央文官政府。地方軍事割據與中央財政能力的下降互相影響，形成了惡性循環，缺乏統治能力的中央對各地方政府只能統而不治，因此北洋時期的中國與有邊陲而無邊界的典型封建傳統國家頗為類似。
第三，軍閥之間戰爭不斷，軍費開支浩大，社會動盪，實業不振。從1911年到1928年，在中國有1,300多個敵對軍事集團發動了約140場戰爭[12]，全國大部份地區戰亂不斷，出現了“軍人普力奪社會”[13]的格局。在連綿不斷的戰爭中，各軍閥截留應上交中央的財政收入，同時任意增稅加捐，以供養、擴充私人軍隊；而中央政府則為軍閥所控制，中央財政的大部份也用於軍費開支。根據當時的統計資料，從1913年到1920年，政府實際支出和超支部份中軍費所占比例約為33.65%和13.8%[14]，1923年、1924年的軍費開支分別占當年財政總支出的64.0%和46.9%[15]。事實上當時的軍費開支比這裏列舉的比例還高，因為許多其他開支（如秘密向外國訂購軍火、收買其他軍閥部隊的特別支出等）均未計入。有人估計，中央政府的軍費支出要占總支出的70%，這還不包括地方雜牌軍隊和團練部隊的經費。相比之下，同期中央政府用於教育、農業商業、交通3方面的支出還不到總支出的0.8%。1927年中央政府財政在這方面的支出[16]僅夠維持政府中教育、農商、交通3部不被撤銷。中央如此，地方更是有過之無不及。從1912年到1930年，軍費開支平均占廣東省政府稅收收入的93%[17]。持續的戰爭，不斷擴充的軍隊，高額的軍費開支，造成對經濟和社會的嚴重破壞。
第四，掌握中央政權的軍官團，在操控文官執政的同時，既沒有足夠的財力、軍力翦滅地方軍閥，又不能為政權的合法性提供意識形態來源，解決意識形態真空和認同危機，這是當時中國不能及時從瓦解的帝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一個重要原因。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權的軍閥多是文盲或半文盲[18]，他們所知道的無非是如地緣觀念、宗族血緣意識和江湖義氣，附庸風雅的則至多瞭解一點儒學、佛教、道教、基督教、愛國主義等方面的皮毛。儘管這些觀念能維繫各自軍隊內部的穩定，但與統治中國2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傳統相比，軍閥們的這類混雜的意識形態缺乏足夠的凝聚力和穩固性。
第五，低下的政治制度化能力與政權內卷化[19]。“多頭軍權政治”中，軍官團奉武力為最高原則，武力的使用則以私人利益的需要為導向，因此國家建設所必需的穩定政治制度（如政黨制度）會成為他們運用武力的障礙。於是軍官團不是用武力廢除政治制度，就是利用憲政形式行專制之實。“多頭軍權政治”不能創立新制度以充分吸納社會各階層參與政治，不能實現從軍人干預政治到軍人參與政治的轉變[20]，就只能依靠舊的鄉紳政權[21]或新興商人團體來維持其政治合法性與財政收入。四川軍閥劉湘說過：“商人怕軍人，因為軍人有槍桿子。其實，軍人也怕商人，因為商人有洋錢。商人沒有槍桿的保護，便感到有生命危險，而軍人沒有洋錢，也就沒有飯吃，同樣有生命危險。所以，我希望槍桿子與洋錢合作，把市面搞好，彼此都有利。[22]”軍紳政權是分裂的多頭軍權的一種基本模式，它是在中央集權式封建國家權威破碎而現代性國家遠未建立之時形成的一種特殊的過渡性政權形式。它是對舊政治制度的利用、複製，而不是改造創新。亨廷頓認為，一個處於現代化過程中國家的軍政府，必須基本滿足農村大多數及有勢力分子的願望，若軍政權做不到這一點，而僅僅依靠營房和城市，就缺乏建立有效政治制度的社會基礎[23]。正如謝里登所言：“段祺瑞、吳佩孚及其它國家首腦曾多次建立起對全國大部份地區的實質性軍事控制，但這些成就基本上是軍事的，而從未發展到建立有效政治制度的水準，而與此相伴隨才能給政府權力提供一個真正革命的基礎層面。這些人也從未認真地打算動員人口中的重要成員以某種方式強化政府的政治制度。士兵是軍閥的唯一的選民。當國家政府機構只會用軍隊表明其權力時，這種權力也可能為更強大的軍隊所消除。軍閥們的弱點並不在於他們追求權力，而在於他們把權力構成看得過於狹隘，而不能促使其非軍事因素的發育成長。[24]”
第六，在軍閥的統治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受到損害。掌握中央政權的軍閥為了維持其正統地位，實現其“武力統一中國”的目的，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以部份主權（如關稅權等）為代擔保或抵押，獲取貸款。這一時期中國的主要稅收即關稅和鹽稅收入均被外國人所控制。地方軍閥為了自保也各自依附於某一帝國主義國家[25]。原本以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為主要職能的軍隊反而變成了外國勢力對中國“分而治之”的工具，作為現代國家主要特徵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嚴重受損。
二、困境中的軍治：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
北伐前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鑒於以往的教訓，並受蘇俄“黨軍”模式的影響，于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採取了強化党權、控制軍權等措施，試圖把革命軍轉化為“黨軍”。這一企圖經歷了短暫的輝煌遂告解體失敗。
國民黨執政後，鑒於新軍閥割據之危害，力圖建立党治，重建黨化軍隊，編遣全國軍隊，集軍權於中央，但因地方軍人的反抗和國民黨內部的分裂而失敗。在党權與軍權的較量中，後者取得了實際勝利，党權衰落，軍權獨大。正如胡漢民所言：“黨的分裂，是党權旁落的原因；党權旁落，卻又是軍權所以能篡竊党權的原因。[26]”
軍權戰勝党權以及地方新軍閥的形成，造成了國民黨執政時期文武關係的雙重性。其一，表面上是“党權高於一切”、“以黨治政”、“以黨治軍”，但在實際運作中卻是軍權大於並支配党權，党權依附於軍權。其二，軍事強人蔣介石握有國民黨組織、法統和中央政權，以其相對雄厚的軍事實力逐漸戰勝各種對手，取得了黨政軍的最高權威地位；但在各地軍事首領多佔據高位，控制政府人事，肆意干涉地方事務。如在省政府，“主政多屬軍人，尤多以意為法[27]”，而“各省高級行政人員均僅據軍事領袖電保，中央即照請任命[28]”。“各縣駐軍，往往欺淩縣長，縣長文官無力與抗[29]”，而駐軍所在，地方往往“橫被株取”，有些地方事務如“拒毒原為民政，而軍人資以炫功，禁賭責在地方，而軍人據為利藪[30]”。
這種軍權支配党權、政權，一體多元的文武關係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家建設與現代性成長產生了重大影響。
首先，軍權支配党權阻礙了憲政之實施。在孫中山及其追隨者胡漢民等看來，以黨代政是“訓政”的核心，而“訓政”是實現憲政、建設現代國家的必經階段。國民黨作為執政黨有著北洋軍閥政府所沒有的某些優勢，例如，國民黨可以用“三民主義”來支援其統治的合法性。但這是一種缺乏統合功能的弱意識形態，其控制力有限，一些地方軍事實力派（最典型的就是“桂系”）就用三民主義或“先生遺願”作旗號來抵制中央政令。作為弱勢執政黨的國民黨[31]，其意識形態、組織制度、動員體制、吸納更新機制均有一系列缺陷，不可能有效地深入分裂的軍隊派系，無法用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改造軍隊成員，達成民族國家之軍隊所需要的軍官團精神，因此也就不可能達到以黨控軍的目的。所以蔣介石掌權後採取了以“黨治”之名行“軍治”之實的統治策略。蔣領導下的國民黨主要不是靠意識形態維繫成員對組織的忠誠，而是更多地依靠幹部對領袖個人的忠誠，這種忠誠與維繫軍閥政治的私人關係同出一轍。在“以軍馭党”式文武關係中，軍權至上，軍隊以黨治為幌子，黨以軍隊為後盾；而現代國家的建設則面臨著党治與憲政、軍治與憲政之間的雙重緊張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難題。
其次，國民黨執政後捨棄了孫中山的“扶助農工”政策，失去了工人農民的支持，其政權的社會基礎很狹，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軍的實力就成了統治的主要支柱。可是這樣也就意味著中央政權的脆弱性，軍事一旦失敗，整個政權就可能隨之瓦解。正如美國學者易勞逸所說，抗日戰爭對蔣政權“所造成的最為直接和明顯的損害就是蔣軍隊的削弱。”對一個“以軍馭黨”，以軍黨治政，而且面臨國家內部軍事政治分裂割據的政府來說，這無疑是致命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軍隊在形式上保持了統一，中央政府掌握著相對來說最強大的中央軍，地方軍事實力派系對中央政權有一定程度上的認同，中央對地方軍隊有相當的調動權（特別是在抗戰階段），對外敵入侵也有一定的防禦能力（主要表現在對日本的侵略有相當的抵抗力），但多元地方軍事實力派依然存在，其軍閥特點（私有性、封建性和分裂性）未根本改變，地方軍隊對中央政府的忠誠與服從多是表面的。這樣，黨與軍隊特別是軍隊不同派系之間的摩擦，大大削弱了軍隊精英之間、軍隊與政治精英之間的信任和合作。蔣氏軍權政治的脆弱性因而更加突出。
第三，地方軍事實力派的存在及其對中央政權的限制甚至反抗，使中央對地方軍事實力派把持的地區和權力影響有限。蔣的中央政權雖有當時中國最富庶的江浙一帶為其提供經濟財政資源，各地方軍事實力派系無力取代它，但中央權威不斷受到地方軍事實力派、共產黨的挑戰。兩廣事件、西安事變、福建事變、共產黨革命的興起等，都可以看作是地方軍事實力派向中央發起的挑戰。在“一體多元”的軍權政治中，國民黨政權的存在系於各種勢力（地方軍事實力派、共產黨、日本入侵勢力）之間的一種均衡狀態。蔣氏對軍隊的領導有相對制度化的政黨和私人關係作為雙重保障，但並不存在真正能主宰一切的個人或組織，而蔣的政治軍事統治策略或說是統治技藝的成功之處恰恰在於維持了這樣的均衡狀態。儘管這是危險的，但也實屬無奈。地方軍事實力派系的爭鬥使中國在抵抗日本的侵略、謀求民族國家的獨立過程中付出了慘重代價。陳誠在1938年曾強調，有必要“稍除私利觀念，把曆有軍隊都變成真正的國家軍隊，徹底消除自存自保的錯誤想法”，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始終未能實現這個目標[32]。
第四，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雖然明顯高於北洋軍閥政府，但中央政府的能力受到多方限制，主要是把持地方政權的地方軍事實力派的限制，而中央對基層政權的控制也軟弱無力，北洋政府時期就出現的“政權內卷化”現象依然存在[33]。“中國是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之下，可是它從來沒有牢固地掌握過對全國領土、從口以及資源的控制。……即使在國民黨控制比較嚴密的地方，它也不能一手遮天。在政權的底層，地方鄉紳們把持著各個層面上的權力。正如歷史學家王玉川（音）所說，‘命令可以從中央下達到縣裏，可是如果沒有鄉紳的贊同，縣長執行不了命令。控制地方政治的是鄉紳而不是縣長。’他講的是內戰初期山東境內的情況，但完全能概括整個國民黨統治下的農村地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9年。[34]”國民黨政府曾試圖通過重建、改造准軍事化的保甲制度來控制地方基層政權，但收效有限。
第五，在“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的文武關係中，中央政府疲于應付反對派，但又不能翦滅共產黨、地方軍事實力派系或驅逐日本出中國，當然更無財力精力解決一系列社會發展與國家建設問題，以換取民眾的合法性支持。蔣為了培養軍隊對自己忠誠，為了應對日本的侵略，不得不極力提高國民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提取。這一努力不但受到國內挑戰勢力的約束，而且降低了國家的公共服務能力，加之連年的戰爭災難，中央政府權威的合法性與統治基礎被不斷消蝕。於是中央政權的合法性與國家能力陷入了相互削弱的困境。當時蔣介石對這一難題其實有所認識[35]。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曾宣佈，被日本佔領過的24個省將不徵收任何土地稅，其餘省份則於次年免交土地稅。1946年4月29日，國民黨政府公佈《土地法》，以實現“農地以歸農民自耕之原則，實符國父耕者有其田之主張”。從謀取政權合法性和國家建設的角度看，減稅政策似乎是明智的選擇，“因為它將有助於在即將到來的與共產黨人的鬥爭中贏得土地所有階級的支持。然而，在財政上．它被證明是一個災難性的失算。在對日戰爭結束後的這一年，田賦征實的徵收降到了上一年的一半左右。然而軍隊和政府的需求並沒有相應地降低，實際上倒隨著政權進入原來的日占區而增長。……結果，軍隊和各級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對地方資源的任意的和非法的強佔來滿足他們的糧食需要。這就激起了廣泛的不滿。因此，對光復地區的村民們來說．國民黨統治者光明的許諾很快暗淡下去。[36]”
第六，在“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中，由於軍權獨大、黨的組織動員能力低下、缺乏對地方基層政權的有效控制，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就試圖通過政治社會的軍事化[37]達到控制社會的目的。蔣介石在北伐後提出過一項解決中國問題的總體辦法，即軍隊要黨化，而党、行政機關、社會、以至全民都要軍隊化[38]。這一方針在1937年以後國民黨統治的10餘年中更加強化[39]，包括在基層推行半軍事化的保甲制度以及1934年發起的“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從表面上看其核心是恢復舊道德，實則體現了蔣介石在改造社會和建設國家方面的設計，他認為它能為醫治中國的病疾提供基本良方，這一運動具有強烈的軍事化價值指向和色彩[40]。此外，蔣介石還企圖用軍事化管理的三青團來代替國民黨，最後歸於失敗。當時一些地方軍事實力派（如桂系將領）也熱衷於軍事化社會[41]。蔣推行政治社會軍事化的企圖反映了當時國家建設的困境。“1927－l937年期間，國民黨它對軍事權力效力的長期迷戀則分散了國民黨領袖們的精力，使他們不再認真考慮如何在思想和組織上發展策略，去進行革命鬥爭，擊敗對手。……直到1939-1940年，蔣介石及國民黨的其他領袖依然認為，沒有必要動員群眾。他們認為戰爭能被嚴格的軍事手段所解決，他們這種軍事力量第一位的信念反過來又影響了他們竭盡全力占實施全國民眾總動員的努力。[42]”1935年9月，在峨嵋軍官訓練團的一次集會上蔣介石就民族和總動員問題作了一次重要講話：“總動員最根本的重要前提，就是‘組織’。……所謂組織的意義，就是加強統制。……我們講‘統制’，就是要使全國軍事化……現在我們就是要求全國男女老少，都能按照軍人的精神組織起來．可以如同軍隊一樣的迅速！有了如此最嚴密、最強大、最健全的組織，便可算是軍事化了！便可做到‘全國總動員’了！[43]”隨著政治的軍事化，黨也變得高度僵化，國家建設目標和革命被狹窄地定義為消滅國內外政治─軍事反對者，這就是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其綱領的特點。這些特點造成了黨政結構和運作上的嚴重缺陷[44]。
“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的文武關係使本來就孱弱的國民黨在中央和地方都受到軍權的抑制，蔣介石不得不以軍隊作為政權的支柱。軍治政權雖然對國家現代性的成長起了一些作用，但無力從根本上應對國家面臨的總體性危機，最後被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推翻了。而共產黨之所以能最終取得政權，實得力于它建立的“以黨領軍”的文武關係。
三、軍隊的角色回歸：共產黨“以黨領軍”與文官控制軍隊模式的重建
鑒於軍閥作亂的教訓，又以蘇俄“以黨建軍”的經驗為範本，中國共產黨在暴力革命過程中建立起了“以黨控軍”的文武關係模式。它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的以文制武模式的恢復與重建，但更具特殊之處。其主要特點是軍隊高度黨化，受党的文官支配，自下而上地接受上一級党的領導並對之負責，最高軍事領導和指揮權集中于共產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通常由若干主要軍事領導人和黨內文官組成，但作為最高領導者和決策者的軍委主席通常由黨內最高文官領導──總書記擔任[45]，從制度上體現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共產在各級軍隊組織中建立了黨的組織機構，委任與各級軍事指揮官有同等許可權的政治軍官，與軍事指揮員分工負責、相互制約，實現對軍隊的全面控制。同時，共產黨還向軍隊灌輸黨的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這種文武模式使中國20世紀前半期斷裂多年而又存在極大張力的文武衝突最終獲得了解決，也成為應對國家面臨的總體性危機的一個戰略性選擇。“以黨領軍”的文武關係對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以及國家建設的實施產生了巨大影響。
1．軍隊角色的回歸與政治穩定
“以黨領軍”模式通過黨的組織、意識形態和動員方法，實現了對軍隊從初建、組織建制、人員流動、地域化調動等方面的控制，從而削除了以往的集團化軍隊所具有的排他性和自保性，形成了統一的武裝力量。這種文武關係使軍隊由附屬於個人或派系轉向服從組織機構嚴密、具有統一意識形態、紀律嚴格的政黨，產生了一個恒久性忠誠物件和組織控制核心。
在戰爭年代，軍隊是共產黨最有力的工具，在“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思想指導下，從基層的土地改革與戰爭動員，到上層的決策，無不有軍人的身影。“以黨領軍”的文武關係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蔣介石去臺灣後曾有如下檢討：國共內戰，紅軍取勝主要歸功於政工制度，由於中共在各級軍隊設置黨代表、政委與政工人員，其威信更在部隊指揮官之上，負起貫徹命令的責任，是軍隊的靈魂所在，確在軍隊中起了領導作用[46]。不過，在共產黨內也確實對一些軍隊將領“將自己所指揮的野戰兵團或軍區機關部隊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的危險傾向[47]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
共產黨執掌政權後，各大區的軍事領導人都掌握所在區的黨政軍最高領導權。這些軍事領導人過去在這一地區指揮過作戰，其所轄部隊也往往長期駐防該地，但這種政治地理空間上的軍隊分佈並未形成割據局勢。其主要原因是：在黨軍模式和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中，黨代表國家控制著幾乎所有的社會政治資源，軍隊精英掌握的社會政治資源有限，缺乏維持其地位的獨立社會基礎，形成了對黨和國家系統的天生依賴。隨著黨政合一的體制的形成，軍隊對党的忠誠在一定程度上置換為對民族國家的忠誠。共產黨對軍隊繼續實行意識形態輸入和組織控制，使軍隊的骨幹具有軍官團精神，完成了從幹政到參政的角色轉變，成為革命的職業化軍隊，同時也具備了正常政治體系中軍隊的基本特徵。據統計，從1949年到1965年，中央委員和政治局中的解放軍代表所占的比例相當高，在30%到40%之間[48]。就保持社會與政治穩定而言，與國民黨或軍閥時期的文武關係相對比，共產黨“以黨領軍”的模式顯示出巨大的優勢。
從共產黨與軍隊的關係變遷史來看，總體上始終是“以黨控軍”（即“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現實中看，党與軍隊有時合而為一，在有的歷史時段又出現兩者關係的倒置，不過這都不會改變黨軍關係的實質。在革命戰爭時期，軍隊的黨化和黨的軍隊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過程[49]，二者高度粘合在一起，相互依存，並不是簡單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那時在中共控制的地區出現了軍隊主導政治的體制。毛澤東說：“我們的原則是党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党。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裏出一切東西。[50]”由於“以黨領軍”模式已經歷了長期的實踐，形成了較完善的制度化路徑依賴，所以即使由軍隊成員來主導政治，也不會動搖黨軍模式的穩固性，更不可能導致軍事割據。在中共的歷史上，“作為黨內政治的干預和參與者，軍隊的幹政並沒有違背領政治導人的意志，而是被領導人帶入政治的[51]”。例如，“文革”中的軍隊幹政就是黨的政治行動的延伸，即使在黨政機構癱瘓的情況下，軍隊進入政治的日常運作並未產生任何軍事政變的危險[52]。
當然，黨政軍合一的模式中仍然有衝突，有時會涉及到軍事領導人，這些衝突並非意識形態或組織原則之爭，而是夾雜著權力紛爭的具體意見之爭。建國初不久就發生過基於地域和軍事因素坐大的“高崗事件”。1959年身為軍隊工作負責人和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對毛澤東的社會發展戰略與國家建設方針提出了批評，彭的軍事領導者角色似乎放大了毛對他的不信任，結果毛澤東將彭等人定為“資產階級軍事反革命集團”。這一具有黨政軍角色內部衝突色彩的事件對此後近20年的國家建設方向產生了關鍵性影響。“文革”前夕毛澤東與汪東興談話時也說過：“我們軍隊裏也不那麼純，軍隊裏也有派嘛！軍隊裏有要鬧事的，歷史上也經常有鬧事的。不知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我信。我們軍隊幾十年經常有人鬧亂子。[53]”不過，在“以黨領軍”的制度框架和毛澤東巨大的個人權威的影響下，共產黨對軍隊的控制從未失靈過。“1974年1月，周總理宣佈中國11大軍區司令員中的8位進行對調。儘管表面上他們都沒有被降職，但這一行動有意識地顯示文官控制著國家政權。這樣許多司令員便離開了他們工作了20多年並建立了關係網的地區。[54]”
另外，在特殊情況下，黨軍關係還可能出現與法理上“以黨領軍”相違的情況。如鄧和江、江和胡權力的交接時期，這可能是出於黨政體制穩定和執政意志連續性的保證，但也顯露了“以黨領軍”模式中非制度化因素對制度化的悖反。
若把“以軍馭黨”和“以黨領軍”模式加以比較就不難看出：前者的體系中軍權獨大，軍隊成為政府的重要支柱，而政治體系的穩定性卻很脆弱；相反，在後者的體系中，由於共產黨具有組織、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優勢，不需要經常把軍隊作為謀取合法性的第一手段。
2．党軍模式與建國模式的變遷
在“以黨領軍”模式中，高級幹部在黨政軍的位置上可以平行流動，許多老一代的黨政負責人都出身于軍人。這種黨政軍合一的體制在中共“九大”前後達到高峰。“九屆一中全會”產生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12名是現役軍人，如果算上列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在軍內外均有職務的2人，軍人佔據了政治局三分之二的席位[55]。一些不擔任軍事職務的領導人也有過軍事活動經歷。“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高層領導都沒有象如今的中國領導人那麼多的軍事──更確切地說是戰爭經歷。這一代國家領導人幾乎都曾任紅軍的高級軍事指揮員或有戰爭經歷的政治委員。[56]”
黨內文官精英的潛在軍事經驗與戰爭思維不僅成為戰時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而且對國家建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陳思和認為，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第二階段是由抗戰為起點，而以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成熟標誌的戰時文化，這一時期的文化規範，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57]”這種戰時文化心理影響了共產黨執政後建設國家追求社會發展的道路，革命的一代習慣於用革命的手段（如戰時動員模式、動員技術）從事國家建設。因此，建國後採用戰時動員模式開展了一浪高過一浪的社會政治運動，企圖實現軍事化共產主義式的社會理想。可以說，共產黨建國後30年間的中國基本上是一個党的文官精英用戰爭經驗和軍事化思維創造出來的動員型國家。
由於黨政軍合一模式、戰時政治文化（及其導致的對國際冷戰局勢嚴重性的過度估計[58]）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中國採取了“軍營經濟”發展模式。“軍營經濟”也可說是一種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或“備戰經濟”，指一個國家為追求生存和安全，政府按照備戰狀態，用“軍營式”的行政指令來調配整個國家的國力資源，優先發展戰爭最需要的軍工產業，軍工產業處於整個社會的核心部位。它用戰爭威脅產生緊迫感和動力，以生存安全為準則，不計成本和收益地運作，盡可能地攝取一切剩餘積累投入軍工產業的生產之中[59]。通過“軍營經濟”模式，中國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提升了國家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但這是以低效率、大量浪費自然和社會資源為代價的。
對國家現代性影響更為直接的是，以“軍營經濟”為核心構建起來的社會把“軍營式”的組織方式自上而下推至基層。企業只能作為這一機器的零件存在而依附於這一機器的核心部位即政府。個人則作為備戰時期的兵員存在，片面強調其組織性、紀律性和戰鬥性，出現了人身依附型軍營式管理的“保甲法”，在城市中個人依附於單位，在農村個人則依附於人民公社。這種典型的軍營式指令經濟統制剝奪了個人的權利，把個人變成了這一機器上的零件，政府對其強調服從和統一。這顯然不是建設現代民族國家所需要的。
黨軍模式及黨政軍一體化政治體制還強化了共產黨的反智意識，對知識份子特別是人文知識份子推行了強制性改造，這對中國國家現代性的成長造成了消極影響。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主要依靠各種掌握現代人文、自然科學技術的知識份子階層，而黨軍模式裏長期從事軍事革命鬥爭的共產黨領導人把知識份子劃入“資產階級”，長期歧視和不信任他們。除了極個別直接參與尖端軍工建設的科技人才得到尊重外，大批優秀的人文、自然科學人才在“反右”、“文革”中遭到迫害。這種尊重軍工專家而排斥其他知識份子的做法，反映出80年代以前中國的決策層在國家管理中沒有擺脫軍事現代化可以“單騎突進”的舊觀念。顯然，這種觀念與黨軍模式的文武關係是密切相關的。
戰時政治文化與黨軍模式的動員技術在國家建設的最初階段發揮了一些作用，但國家的長期建設需要的主要是理性而不是革命熱情，動員型治國模式最終暴露出它的局限。“文革”後中國逐漸進入了後全能主義政治國家的時代，雖然威權主義國家的特徵仍然存在，但現代國家的一些要素也在慢慢成長。共產黨意識到，要實現自身的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軍隊的道德範本作用已大大降低，因為軍隊的革命化道德模式與市場化社會價值觀存在著衝突。
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所進行的幹部制度改革，在共和國歷史上掀起了一場廣泛而意義深遠的政治精英的大轉換。這場大轉換對文武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儘管作為文武關係的核心特徵的“以黨領軍”並未改變，但從廣義的文武關係來看，世紀交接前後，具有革命背景或軍人經歷的一代基本上退出了黨務及文官系統，接替他們的是革命背景淡化和沒有軍事經歷的新型技術官僚。共產黨及其文官系統與軍事系統實現了第一次代際經驗上的分離。同時，共產黨對文武內部關係作了調整[60]，軍隊的非軍事職能大大減少，並就此加以制度化。伴隨著共產黨及其文官官僚的技術化，軍隊也基本上退出了非軍事領域，恢復作為國家潛在政治力量的角色，專注於自身的革命化、職業化和現代化建設。
3．黨軍模式與社會軍事化
在革命時期，因戰爭環境所致，革命根據地的社會具有軍事化色彩。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形成了完備的軍事化社會，有學者稱之為“兵法社會”[61]。類似現象在其他後髮型民族國家中也曾出現過：“軍隊的社會政治訓練被當作促進國家一體化的手段。軍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起著國家一體化的作用。武裝力量是國家的象徵，軍隊的日常生活要求士兵們突破他們的家鄉觀念，即使不能接受也要默認國家的權威和意識形態。武裝力量也能起到‘國家學校’的作用，從根本上改變整個人民的觀念。[62]”中國的黨軍模式把軍隊的這種整合功效發揮到了極致。
建國後，戰爭思維模式放大了共產黨對國內階級鬥爭和國際冷戰局勢嚴重程度的認知，構建軍事化社會成為共產黨應對國內外危機的重要手段。共產黨通過不斷開展“學習解放軍”運動、媒體宣傳、社會資源的分配[63]等各種途徑推行軍事化，使社會從組織建制、文化意識等層面染上了濃烈的軍事色彩。軍隊成為社會組織、社會行為與流行文化的參照和樣板，城市中的企事業單位[64]也依照軍隊建制設立了政治部門，並有大量軍隊幹部和複轉軍人進入[65]。特別是大量複轉軍人進入司法行政系統工作，對中國的法治進程產生了複雜的影響[66]。農村的人民公社按照軍事化模式組織建立後，也企圖用軍隊的管理模式和“大兵團作戰”的仿軍事行為組織農業生產。結果，軍人成了社會主義的標準“公民”，成了被嚮往的職業；軍人的道德形像成了社會價值觀的指向，軍隊則成為整個社會的“大學校”和道德大熔爐；隨著寓兵於民和大辦民兵師的號召，中國成了“全民皆兵”的國家（nation-in-arms），當時流行全國的一句口號就是“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67]。共產黨還運用戰爭動員方式從事社會動員，開展各種社會運動，並讓軍隊參與其中。例如，毛澤東說過，“四清”運動“這一仗是全國性的革命運動，要象解放戰爭時打仗來打[68]”；軍隊也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軍隊一動起來，還可以抽出一些幹部幫助地方，向工廠、農村作宣講工作。這樣又可使軍工聯合起來，人民瞭解和擁護軍隊，軍隊瞭解和幫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69]。“文革”更是一個軍事化社會運動的典型，不但其動員技術策略、運動方式和思路具有濃重的軍事色彩[70]，而且讓軍隊在不同層面直接介入了這場政治運動。
在黨政軍一體化政治體制中，軍隊扮演了黨和國家改造進而控制社會（個人和群體）的角色，黨用工具化的軍隊造就了工具化的社會。通過使社會軍事化，軍隊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集團的組織建制、政治文化滲透到全社會。從20世紀長時間段內中國面臨的總體性危機這一歷史場景中理智地考察黨軍模式推動的社會軍事化，不難看出它的雙歧性：
一方面，黨軍模式可以被看作是應對20世紀以來正常文武關係斷裂和緊張的方式，與之相聯繫的軍事化社會則是解決總體性危機的一個戰略性選擇。社會的軍事化為國家建設和社會整合提供了公認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規範，對分裂半世紀之久的中國來說，這具有歷史性意義。軍隊這個集體對國家一體化和社會整合的影響，來自軍隊本身是國家的象徵這一事實。軍隊是國家機器的一部份，軍隊、國旗和國歌則是國家獨立和主權的象徵。在軍事化社會中，軍隊參加了許多重大的社會生產活動，對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也為政治體系提供了合法性。通過強制性灌輸，作為黨的意識形態延伸的軍隊文化，經過社會化後為大眾認同，從而彌合了上層人物與民眾之間的鴻溝，建立了一種使權威關係合法化的政治文化。在組織建制上，社會基本組織的軍事化把普通國民與國家權力聯繫在一起，使國民對國家制度產生了一致認同感和效忠感。黨軍模式所推動的社會軍事化還削除了由於文化差異和地區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帶來的離心傾向。
另一方面，從國家轉型角度看，社會軍事化又妨礙了國家現代性的成長。由於党國在軍事化社會中通過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對社會施行全面控制，達成了全能主義政治[71]。社會完全被國家與政治權力所控制與吞噬，幾乎喪失了自治能力。而被國家權力編織進各種准軍事化組織的個人，則完全成為被動員的對象，連遷徙流動的自由尚且不保，何談組織相對獨立的自治團體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國家通過對個人進行准軍事化的組織制度控制與意識形態塑造，以及對團體的嚴格控制，把個人壓縮進了既定的制度路徑之中，成為國家卵翼下的求庇者。既然作為社會自治基本條件的主體已不存在，自治的社會便不可能存在。軍事化所造就的等級嚴格的社會之政治文化是“子民──臣民”型政治文化。建設現代國家所必需的憲政文化、法治精神、自由獨立的人格等，根本不可能從軍事化社會中生產出來[72]。
“文革”結束後，隨著社會的去軍事化和市場化進程，軍隊和軍事因素從非軍事社會領域中退出，軍隊終於回歸軍營，中國逐漸開始了建設現代國家的實質性進程。
結論與反思
在中央集權式王朝解體後，中國面臨著三重危機，既政治權威、意識形態和民族──國家主權三個層面的危機。這也是近代中國要完成國家轉型所面臨的必須解決的三個宏觀層面的重大問題。
在“多頭軍權政治”中，職業化、組織性很強的軍人集團是唯一的有組織的社會集團，但它只具有現代職業化軍隊之外形，而無現代職業軍人之精神。其私有化、封建性、流寇性使它既不能重建新的合法性政治權威，又缺乏政治制度化的能力，亦無系統化意識形態，更無外拒列強之可能，所以國家面臨的三重危機仍然得不到解決。而文武關係的倒置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政治權力的私有化，與之相應的是政治權力公共性的急劇縮減。利益衝突的軍人集團分別在中央和地方執政，對社會資源的提取遠遠超出了社會的正常供給。他們截留了中央政府的大部份稅收，用於軍隊開支，而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則無力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對社會的服務能力大大降低，於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制度化、物質方面和意識信仰方面的聯繫紐帶斷裂，造成了整體性無序社會與軟弱的國家（代表公共權力的中央政府）雙重性資源枯竭與無能。
“多頭軍權政治”從一定程度上向封建型（封疆建制）傳統國家回歸，但又與封建型傳統國家中等級君主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不同，更類似于封建型傳統國家向中央集權式傳統國家轉變時的一種形式，只不過在歷史時序上表現出一種逆向性，也就是說它是產生在中央集權式傳統國家解體後，而不是封建型傳統國家解體後。這種歷史逆向性回歸成了國家現代性成長的障礙，它所處的世界歷史背景使民國初年“多頭軍權統治”下的中國在國家形態上表現出複雜性、過渡性、複合性。
國民黨政府時期，軍事強人蔣介石在困境中以孱弱的國民黨及三民主義為法統，以相對強大的軍隊為根基，建立起了形式上的絕對主義國家政權。但面對地方實力派別、日本入侵、共產黨革命興起等多方壓力，中央政權難以實現實質上的國家統一。中央軍和地方軍隊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私人軍隊性質，政權的內卷化、封建軍權擴張、資產階級分權化要求孱弱等依然存在，國民黨又存在多方面的致命弱點。民族、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威三個層面的危機仍然未根本解決，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的基本條件也沒有形成。民族認同、信仰認同和政治權威認同都無所皈依。國家依然具有分裂性、過渡性、複合性特徵。
直到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手段，動員了傳統資源（主體是傳統社會中的農民，而不是與現代民族國家相聯繫的市民階級），建立起了全能主義政治國家後，這些認同危機才得以暫時解決。在文武關係的轉型中，作為分權訴求者和承擔者的市民社會為集權者消滅，具有現代意義的法律機構被工具化。這種全能主義政治國家建立起來的法律規範以國家為本位，把社會與個人視為被動依附者。它直接界定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制裁制度，讓個人處於單純服從國家權力的社會政治經濟關係之中，而社會與個人的權利則被抑制到最小狀態。20世紀的最後20年中，中國開始了從絕對主義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有人稱那時以來的中國政權是一種新權威主義（威權主義）。至於新威權主義是不是國家轉型的有效途徑，能不能實現國家的轉型，肯定和否定的回答都是一種推測或預言。
【注釋】
[1] 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含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廣義上是指所有軍人與非軍人之間的關係，屬於軍事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狹義上指軍隊(主要是軍官階層)與文官政府之間的關係，“意味著武裝力量與合法建立的國家公共權威機構之間所存在的主從關係或上下級關係”，這自然屬於政治學研究領域。參見[英]大衛•米勒、韋農•波格丹諾編《布菜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22頁。本文主要在狹義上使用這一概念，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廣義的文武關係。
[2] 從政治學的角度講，國家的現代性大體可以說是現代民族國家所具有的基本特徵：國家主權的確立和領土邊界明確化；行政權力集中與對社會監控能力的擴大；對合法性使用暴力和稅收的壟斷；在現代國家中，暴力的使用在謀求政治體系的合法性過程中從顯性走向隱性，代之以准軍事化暴力機器──員警、監獄；國家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與稅收的權力，目的不在於為國家機構自身或國家機構的成員謀求福利，而在於為一國的人民提供“公共產品”，這種公共產品至少包括對內提供服務與秩序，對外提供安全保障兩方面；官僚制度的形成與完善，以及暴力管理組織─軍隊─聽命于文官控制；現代國家和現代市民社會的適度分離，公民權利的不斷得到法律保障；現代民族國家是法治國家。詳見李強的“後全能體制下現代國家的構建”，載《戰略與管理》（北京）2001年第6期。
[3] 儘管在傳統國家存在著合法使用暴力的多層次性，但在正常的政治體系中，作為有組織的軍隊，仍然主要接受文官的控制和領導。
[4] 對“封建性”一詞有兩種解釋。一是原始意義上“封疆建制”，如西歐中世紀（從9世紀到大約15世紀）以封地采邑的形式佔有全部土地及由此而建立的領主與封臣的關係，指在這種社會關係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體系，它以佃農的效忠、服兵役以及沒收財產為特徵。與此相近的是中國夏商周時期實行的“分封制”（等級君主制），中國的這種封建制度早在紀元前3世紀就已經廢除，土地私有制隨即奠定（參見韋伯的《世界經濟通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版，第81-82頁）；二是現在一般意義上所指的秦至清代的中央集權制，它與“封疆建制”意義上的“封建”有重要差別（主要是權力集中于中央君主，並不存在封疆建制式的等級君主），但又有某些相似性（如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有限，不能深達每一個細胞；合法性使用暴力的多層次性等），基於這種原因，本文把兩種意義上的國家分別區分為典型封建傳統國家與中央集權式傳統國家。此處從原初意義上使用“封建”一詞。
[5] 張鳴，“花樣年華──1920年代軍閥尋求維繫合法性資源的努力”，《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6] 關於層級忠誠的分析參見Diana Lary的{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94-213)。
[7] Mancur Olson,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p.6－10.
[8] 軍閥對社會資源的超強度掠奪式提取除用於軍費開支外還中飽私囊。北洋軍閥中71位要人的私人財產總值高達6.3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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