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雜誌 2009年第10期
章立凡
一個多月來，告密的話題從紙媒到網路持續發酵，令人想起2006年的奧斯卡獲獎電影《竊聽風暴》（又譯《他人的生活》）；這部電影選擇了1984年作為時代背景，又使人想到喬治.奧威爾的著名小說《1984》。
《1984》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溫斯頓的住所的每一層樓，都有一幅畫著很大臉龐的招貼畫凝視著。你不論走到哪里，畫面中的眼光總是跟著你。下面的文字說明是：“老大哥在看著你”。
無獨有偶，《竊聽風暴》畫面中1984年的東柏林，每一次開頭字幕出現的是“公開化無處不在”。這個“公開化”，意味著公民的隱私完全暴露在當局的視野 中。秘密員警監控著全東德的百姓，他們的任務就是窺探“他人的生活”中任何一個細節，收集情報並分化瓦解可疑的組織。
作為冷戰時 期情報戰的前沿陣地，東德在前蘇聯情報部門的幫助下，於1950年4月組建了秘密員警機構“斯塔西”（stasi），它是前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國中最強大和 最有效率的情報機構。這位“老大哥”“無處不在”，東德1600萬人中，有600萬人被其建立了秘密檔案，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據披露：“斯塔西”1959年大約有1.3萬人，1973年為5.3萬人，1989年達到了9.1萬人，東德每180人中就有一人從事情報工作。作為正式 編制的補充，還有10.9萬到20萬的簽約情報人員。當時蘇聯安全部門的工作人員為48萬人，與全國人口的比例為1：595；捷克情報部門人數為1.8萬 人，與全國人口的比例為1：867；羅馬尼亞為1：1553，波蘭為1：1574。
1989年“柏林牆”突然倒坍後，前東德國家 安全部部長埃裏希•米爾克指揮秘密員警們銷毀檔案。由於數量太多且沒有足夠的碎紙機，米爾克下令用手工撕毀。經晝夜奮戰，4500多萬張A4紙被撕成6億 多個碎片，裝在16350個袋子裏，準備運到一個採石場焚毀。這時，民眾沖入了“斯塔西”總部，大部分檔被保存下來。這批檔案如果橫排，可長達180公 裏。
1990年德國統一後，國會對處理這批檔案頗費躊躇。一些議員認為，檔案的內容太具爆炸性，建議燒毀；另一些人則出於社會安 全的考慮，主張封藏若干年或經處理後部分公開。在大量受害者的堅持和來自前東德的議員們推動下，國會終於通過法案，解密了這批秘密檔案，每個被迫害者都可 以去查閱自己的卷宗。
解密法案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衝擊波，受害者們發現：除了員警和官員外，告密者中還有好友、近鄰，甚至 最親近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每天都有歷史創疤在媒體上揭開，面對舊體制的黑暗與恐怖，人們先是震驚，然後陷入精神崩潰，大量家庭因之解體，還有人因 無法面對被自己出賣的親人而自殺，社會瀕於休克狀態。被揭露的專業或業餘線民遍佈各行各業，其中不少人曾是最受尊敬的東德人士，一些政治家、大學校長、主 教、作家、藝術家、體育明星、教師等，頃刻間名譽掃地，不得不退隱江湖，其中包括東德基督教民主黨領袖、第一位非共產黨總理麥西爾。
女議員維拉發現，案卷中一份報告詳盡描繪了自己私生活的細枝末節，線民就是與她生育了兩個孩子的丈夫，兩人因此離婚。人權活動家帕皮斯從檔案中得知，警方 有計劃地摧毀他的婚姻和家庭，鼓動他的兒子反對他，以教育機會和金錢利誘他的妻子離婚，甚至使用了“美男計”。秘密員警曾派女人去勾引主教艾格特，用匿名 信散佈他雞奸男童的謠言，還指使醫生假造病情，提供抑制精神的藥品以破壞其健康……
德意志民族以思維縝密和勤勉敬業著稱，“斯塔 西”繼承了這一傳統，將自己的工作徹底“科學化”。每個公民都可能成為假想的“敵對勢力”，私人空間被肆無忌憚地入侵，搜集到的所謂“情報”幾乎無所不 包：從男女間的調情話語，到每星期倒幾次垃圾、工具存放何處，買了何種口味的香腸等等；攝像機被安裝在公共廁所，逐日檢查其中的圖像。無所不用其極的監控 手段，文牘主義的無聊和弱智，透露出極權體制的極度不自信，完全陷入了病態的恐懼中。
自1991年以來的16年間，德國官員以 “智力拼圖”的方式，手工處理了350袋檔案碎片。按照這個速度，要幾個世紀才能處理完全部檔案。2007年，德國政府決定斥資630萬歐元，利用新開發 的軟體技術將這些碎片拼湊起來。軟體的設計者聲稱，如果進展順利，工作將在5至6年內完成。
在公民的人權得到切實保障之前， “1984”不會結束。一個集體共犯全民互害的體制，其創造者是人，執行者也是人。歷史深處的個人罪孽，不會因體制的消亡而免責；在歷史的審判面前，寬恕 當然是必要的；但靈魂的罪錯，要先有懺悔才談得上救贖。懼怕揭開歷史創疤，將責任推給體制，都是沒有擔當的懦夫。
2009年5月4日 風雨讀書樓
2009年5月12日 星期二
2009年5月5日 星期二
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關於《浪潮》(熊培雲)
熊培雲/原載《鳳凰週刊》
本文首發于思想國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
今日世界，多數國家都已經實現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實現民主化的國家也正在試圖從“後極權”的坑坑窪窪中走出。許多人可能會認為，當歷史翻過黑暗的一頁，過去那個血腥而愚昧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無憂了麼？
世界離獨裁有多遠？35歲的德國導演鄧尼斯•甘賽爾(Dennis Gansel)透過他傑出的電影《浪潮》(Die Welle)給出了一個驚人的答案——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
1. 納粹速成班
汽車搖搖擺擺，車外人來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輕鬆而熱烈的搖滾音樂中開場。這是一所普通的德國中學，主人公賴納•文格爾(Rainer Wenger)是該校一位老師。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歡的“無政府主義”課被另一老師搶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無迴旋餘地，文格爾只能硬著頭皮在接下來的“國家體制”主題活動周上主講他並不喜歡的“獨裁統治”。
故事就這樣圍繞著接下來的一周展開：
星期一。文格爾來到教室時，教室裏一片自由散漫的氣氛。顯然，文格爾並不適應這個課堂以及他將要講的課。“如果我是你們會去上無政府主義的課，而不是聽這倒楣的獨裁統治。”這是他的開場白。當他將“Autokratie”（獨裁統治）寫在黑板上時，學生們仍在看閒書、發短信，東倒西歪，以至於文格爾不得不停下來希望大家“給點反應”、“好歹這一周要打發過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經心地討論獨裁統治時，文格爾陷入了深思。顯然，他並不相信學生們所說的“納粹已經遠離我們了，我們德國人不必總帶著負罪感。”或“獨裁統治不可能發生在今天，因為沒有民眾基礎。”課間休息後，文格爾讓學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準備做一個試驗，讓學生們體會獨裁的魅力。文格爾說，獨裁的主要特徵就是“紀律性”。通過口頭投票，最後文格爾成為課堂上的“元首”。接下來他要糾正大家的坐姿，而且發言時必須站立，必須尊稱他“文格爾先生”，不服從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爾再次走進教室時正襟而坐的學生們向他齊呼“早安，文格爾先生”。 “紀律鑄造力量，團結鑄造力量。”這節課，文格爾要求大家站起來像軍人一樣踏步，“感覺所有人都融為一體，這就是集體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個目的是，一起將樓下的“無政府主義課”踩在腳下，“讓我們的敵人吃天花板上的灰”。顯然，通過這種集體行動，文格爾試圖給“獨裁班”的學生們一種優越感——“無論表現怎樣，我們這個班也比樓下的‘無政府主義班’要好”。接下來，文格爾與學生們一起討論是否需要穿著統一的服裝，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將一種廉價的白上衣與牛仔褲定為他們的“制服”。
星期三。課堂上，只有女生卡羅繼續穿著她的紅上衣，其他學生都如約穿上了白襯衫。制服使卡羅陷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屬於這個集體。上學路上，她的男友在說她“自私”，而現在文格爾幾乎無視她的存在，同學們也不和她討論，並視之為異類與不合作者。有人建議給班集體取個名字，最後“浪潮”從“恐怖小組”、“夢想家俱樂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脫穎而出，成功當選。紅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變革者”無人回應。這節課還定下了“浪潮”的標誌。當晚，“浪潮”成員開始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張貼他們的浪潮標誌。
星期四。在“浪潮”組織中獲得歸屬感的成員們的創造力也被激發出來。課上有人動議，既然每個團體都有自己的手勢，浪潮也應該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手勢。這是一個右手在胸前劃波浪的手勢。越來越多的學生加入“浪潮”，並以是否做這個手勢與他人劃分界線。甚至連卡羅年輕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進來，甘願為“浪潮”把門，凡不能做浪潮手勢的人，都不許進學校。卡羅越來越覺得情況不妙，她奉勸文格爾立即中止這個遊戲，因為他“已經控制不住局勢了”。
星期五。課程接近尾聲，文格爾希望大家將參與“浪潮”的體會寫下來。文格爾激進的教學方式同時受到來自校方與家庭的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情緒失控而掌摑女友卡羅的馬爾科後悔不已，乞求文格爾能中止這一切，並指責這所謂的“紀律性”不過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爾知道，一切該結束了。現在需要的只是一個如期漂亮的結尾。當晚，所有浪潮成員都收到文格爾發來的一條短信：事關“浪潮”的將來，週六12點務必在學校禮堂開會。
星期六。學校禮堂。文格爾讓學生關閉了禮堂。在選讀了幾篇學生們關於“浪潮”的體會後，文格爾發表了一番振奮人心的演講，並煽動學生們將其間提出異議的馬爾科揪上臺來。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聲中，馬爾科被爭先恐後的學生們舉到了臺上，以接受懲罰。事情本來到此為止，接下來文格爾要告訴大家的是，“我們現在做的就是法西斯當年做的”，並宣佈獨裁實驗結束，“浪潮”從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並沒有按著文格爾的意願發展下去。狂熱分子蒂姆拔出了從網上購得的手槍，乞求文格爾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絕不允許背叛，即使文格爾也不成。電影由此進入高潮，蒂姆槍殺了一位同學並在絕望中吞槍自盡，重重地倒了下去。
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說是一個“納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順理成章。
2. 蒂姆是一個隱喻
《浪潮》是根據美國加州帕洛阿爾托市克柏萊（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發生的真實歷史事件改編。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節歷史課上，一位學生向老師羅恩•鐘斯（Ron Jones）提了個問題，“為什麼德國人聲稱，對於屠殺猶太人不知情？為什麼無論農民、銀行雇員、教師還是醫生都聲稱，他們並不知道集中營裏發生的慘劇？”對此，鐘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後他決定，大膽地進行一項實驗。他要重建納粹德國，一個微型的納粹德國，就在他的教室裏。他想讓他的學生們親身體會法西斯主義，不僅體會其恐怖，也體會其魅力。而且，不出鐘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現的，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這一實驗中，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狂熱，而且告密成風。五天以後，當幾百名學生在禮堂裏伸出手臂向鐘斯致以崇高的“浪潮”問候禮時，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許正是裏芬斯塔爾在《意志的勝利》（1934）中記錄的德國人向希特勒歡呼的場面。不過一切還好，鐘斯最後控制了局勢，戛然而止——“我們差一點就成為了優秀的納粹。” 在最後的聚會上，鐘斯接下來給學生們播放了一部關於第三帝國的影片：帝國黨代會、集體、紀律、服從，以及這個集體的所作所為：恐怖、暴力、毒氣室。鐘斯看著一張張不知所措的臉。最初的那個問題得到了回答。
相較鐘斯的教學實驗來說，《浪潮》的結局顯然更富戲劇性，殘酷的陡轉讓你不得不認為導演甘賽爾從《死亡詩社》的結尾中獲得靈感。儘管這種劇烈的衝突招致一些批評。但在我看來，狂熱者蒂姆（Tim）的出場，恰恰是《浪潮》區別乃至超越鐘斯教學實驗之關鍵所在。我甚至認為，從影片所要達到的思想高度來說，《浪潮》的主人公與其說是文格爾，不如說是蒂姆。
蒂姆性格內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學校更是經常被人欺負，被人稱作“軟腳蝦”。也許是這個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圍能有幾個“兄弟”。為此，他經常給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並在後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討好說：“是送你們的，我們是兄弟。”然而，事實上，沒有人把他這個窩囊鬼當兄弟。
對於為什麼加入“浪潮”，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理由。顯然，對於蒂姆來說，“浪潮”更意味著一種夢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後來握在手裏的手槍一樣。文格爾的介入與“浪潮”的成立，顯然給一直處於“校園底層”的蒂姆的生活帶來轉機。而且，他竟是那樣全心全意，甘於冒險犯難。為了制服，他焚毀了家裏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確給蒂姆帶來一種神奇的力量感。當他被欺負時，他開始試著反抗，而與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員也走過來保護了他。因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覺自己不再是一條蟲，而是一條龍的一部分。在噴塗“浪潮”標記時，他不顧危險爬上市政府大樓。他不僅用假手槍嚇退了尋釁鬥毆者，甚至自告奮勇要為“元首”文格爾的保鏢，弄得文格爾莫明其妙。蒂姆誠心誠意地想維護“浪潮”的堅固，要光大它的榮耀。在他看來“浪潮”就是他夢想中的帝國，而文格爾先生就是能為他引領未來的領袖。
瞭解了蒂姆的這種近於迷狂的心理，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最後會拔槍。從中也不難發現，在類似“浪潮”的組織中，加入組織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互相綁架的過程。它提倡以組織的名義消滅異類，卻不允許成員主動退出，因為主動退出對於組織而言是一種不可控的行為。文格爾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當他像趙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應允，而不能主動退出。
伏爾泰說，“人人手持心中的聖旗，滿面紅光走向罪惡。”荷爾德林說，“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一個人信仰烏托邦並非惡，真正的惡是這種烏托邦被賦予魔力，從而具有進攻性。顯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個隱喻，被革命喚醒的怪獸，被科學家創造的弗蘭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獲得了“新生”，他的成長遠遠超出了文格爾所能控制的範圍。組織之我的成長，同時意味著個體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納粹速成班”不僅為觀眾展示了一個微縮的納粹德國，也清晰地呈現了這些學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與之同時進行的是個體被集體化如何被異化。
在第一節課上，當被問及“獨裁統治的基礎是什麼？”學生們回答包括意識形態、控制、監視、一位元元首等等。同樣，高失業率與社會不公、通貨膨脹、政治信用破產、民族主義等等，這一切都有利於獨裁的誕生。不過，這都是一些從書本上學來的知識，當這一切變成一種日常的和風細雨時，“浪潮”成員們似乎都失去了警覺，而是沉醉于他們的同志友愛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觀眾幾乎可以看到所有有關獨裁的典型元素：沒有原則的集體主義，泯滅個性、消除差異的制服，對異己的隔離與言論自由的取消，一個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類似黑話的手勢，煽動性的反政府演講，利他名義下的強迫，對未來利益的許諾，標榜團結的儀式，歸屬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僅是一個平等的集體，也是一個健康的集體，站起來回答問題首先是“為了促進血液迴圈”。星期六的會場上，當文格爾指責馬爾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時，旁邊一位女生稱馬爾科“已經被傳染了”。在他們看來，誰反對浪潮誰就是瘟疫。只有擁護“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為了維持這種健康，文格爾在演講中指責德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成為輸家，政治家根本是經濟的傀儡。“當我們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毀滅的時候，那些富人卻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間站，還想從高處來欣賞這一切。此時此地，我們要創造歷史。從現在開始，浪潮將席捲全國，誰阻止它，浪潮就將它吞噬。”也正是這個原因，覺醒者馬爾科被當作敵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關於為什麼加入並沉醉於“浪潮”，文格爾選讀了學生們的部分感想：“這幾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誰最漂亮，誰成績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讓我們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環境都不重要，我們都是一場運動的一分子，‘浪潮’讓我們的生活重新有了意義，給了我們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理想。”“從前我總是惹事生非，‘浪潮’讓我投身于一件有意義的事，這就足夠了。”“如果我們能夠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願為此重新做人。”
然而，這種平等，正如托克維爾在1848年的一篇演講中所提到的：“民主擴展個人自由的範圍，而社會主義卻對其加以限制。民主盡可能地賦予每一個人價值，而社會主義卻僅僅使每一個人成為一個工具、一個數字。民主和社會主義除了‘平等’一詞毫無共同之處。但請注意這個區別：民主在自由之中尋求平等，而社會主義則在約束和奴役之中尋求平等。”顯而易見，浪潮尋求平等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通向奴役之路的過程。
正如文格爾最後打開謎底時所說的：“你們還記得我曾經問過的問題嗎，獨裁統治是否會實現，而我們現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義。我們自以為高人一等，比別人優秀，我們將所有反對我們的人排隊在這個集體之外，我們傷害了他們，我們不知道還將會發生多麼嚴重的事情。”“浪潮”本是個中性詞，當它成為一種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惡。
4. 人性沒有終結
納粹黨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時，一個問題困擾著許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的服從了上級的命令呢？我們能稱呼他們為大屠殺的兇手嗎？”著名的極權主義研究專家阿倫特發現了一種基於日常服從的惡。也就是說，艾希曼之所以惡行累累，不是因為他本性惡，而在於他在一種惡的體制中“盡職”，而這種盡職的背後，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甚至還是一種美德。
為此，美國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過一個很著名的實驗：請一批實驗志願者在一群實驗組織者——心理學家們的監督下，考察一群被實驗物件的單詞記憶能力。每個實驗物件的身體被聯接到一根電擊棒上，電擊棒由志願者們操控，被實驗物件每次背錯一個單詞，志願者就要對他進行電擊一次，電壓強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達到300伏。實驗過程中，很多被實驗物件在高壓電流的刺激下，反復掙扎，發出慘叫，請求停止試驗，當時情形如同夢魘，按照一般人的邏輯，目睹被實驗物件的種種掙扎，很多志願者會一定會停止電擊，放棄實驗。然而事實是，所有志願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來，其餘全部完成了實驗，也就是說，對被實驗物件都實施了電擊，最高達到450伏。也就是權威在場時，人們會服從權威，即使作惡，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心理不安。
當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奪池、遍地開花時，弗蘭西斯•福山認為人類歷史“已經終結”。在福山看來，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誰也不能打保票說，人類可以坐享民主之成，從此一勞永逸，因為“人性沒有終結”，因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無論是獨裁，還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則，我們今天就不會屢屢讀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聞。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發生一起內衣丟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樁惡劣的校園暴力案件。10個女生圍住另一位不停毆打，有人向她頭上澆淋吃剩的速食麵湯，有人在她臉上用眉筆寫字。更為惡劣的是，甚至當著男生的面，這些人強迫這位女生脫下褲子暴露下身，並用手機拍下施暴與受辱的照片和視頻……
誰能想像，這些惡正是被視為善與美的象徵的女人幹的。我曾經說，沒有底線地合群，人類會走向瘋癲。每個人心目中都住著一個暴君，每個人都是獨裁的種子，也都有灌溉獨裁的潛力。只要條件成熟，這一切難免會與一種惡的集體主義裏應外合，長出獨裁的惡之花。
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讓我們回到1967年4月克柏萊中學的那場試驗。就在試驗結束之時，羅恩•鐘斯對他的學生說：“和德國人一樣，你們也很難承認，竟然做得如此過分，你們不會願意承認被人操縱，你們不會願意承認，參與了這場鬧劇。”
本文首發于思想國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
今日世界，多數國家都已經實現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實現民主化的國家也正在試圖從“後極權”的坑坑窪窪中走出。許多人可能會認為，當歷史翻過黑暗的一頁，過去那個血腥而愚昧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無憂了麼？
世界離獨裁有多遠？35歲的德國導演鄧尼斯•甘賽爾(Dennis Gansel)透過他傑出的電影《浪潮》(Die Welle)給出了一個驚人的答案——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
1. 納粹速成班
汽車搖搖擺擺，車外人來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輕鬆而熱烈的搖滾音樂中開場。這是一所普通的德國中學，主人公賴納•文格爾(Rainer Wenger)是該校一位老師。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歡的“無政府主義”課被另一老師搶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無迴旋餘地，文格爾只能硬著頭皮在接下來的“國家體制”主題活動周上主講他並不喜歡的“獨裁統治”。
故事就這樣圍繞著接下來的一周展開：
星期一。文格爾來到教室時，教室裏一片自由散漫的氣氛。顯然，文格爾並不適應這個課堂以及他將要講的課。“如果我是你們會去上無政府主義的課，而不是聽這倒楣的獨裁統治。”這是他的開場白。當他將“Autokratie”（獨裁統治）寫在黑板上時，學生們仍在看閒書、發短信，東倒西歪，以至於文格爾不得不停下來希望大家“給點反應”、“好歹這一周要打發過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經心地討論獨裁統治時，文格爾陷入了深思。顯然，他並不相信學生們所說的“納粹已經遠離我們了，我們德國人不必總帶著負罪感。”或“獨裁統治不可能發生在今天，因為沒有民眾基礎。”課間休息後，文格爾讓學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準備做一個試驗，讓學生們體會獨裁的魅力。文格爾說，獨裁的主要特徵就是“紀律性”。通過口頭投票，最後文格爾成為課堂上的“元首”。接下來他要糾正大家的坐姿，而且發言時必須站立，必須尊稱他“文格爾先生”，不服從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爾再次走進教室時正襟而坐的學生們向他齊呼“早安，文格爾先生”。 “紀律鑄造力量，團結鑄造力量。”這節課，文格爾要求大家站起來像軍人一樣踏步，“感覺所有人都融為一體，這就是集體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個目的是，一起將樓下的“無政府主義課”踩在腳下，“讓我們的敵人吃天花板上的灰”。顯然，通過這種集體行動，文格爾試圖給“獨裁班”的學生們一種優越感——“無論表現怎樣，我們這個班也比樓下的‘無政府主義班’要好”。接下來，文格爾與學生們一起討論是否需要穿著統一的服裝，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將一種廉價的白上衣與牛仔褲定為他們的“制服”。
星期三。課堂上，只有女生卡羅繼續穿著她的紅上衣，其他學生都如約穿上了白襯衫。制服使卡羅陷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屬於這個集體。上學路上，她的男友在說她“自私”，而現在文格爾幾乎無視她的存在，同學們也不和她討論，並視之為異類與不合作者。有人建議給班集體取個名字，最後“浪潮”從“恐怖小組”、“夢想家俱樂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脫穎而出，成功當選。紅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變革者”無人回應。這節課還定下了“浪潮”的標誌。當晚，“浪潮”成員開始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張貼他們的浪潮標誌。
星期四。在“浪潮”組織中獲得歸屬感的成員們的創造力也被激發出來。課上有人動議，既然每個團體都有自己的手勢，浪潮也應該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手勢。這是一個右手在胸前劃波浪的手勢。越來越多的學生加入“浪潮”，並以是否做這個手勢與他人劃分界線。甚至連卡羅年輕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進來，甘願為“浪潮”把門，凡不能做浪潮手勢的人，都不許進學校。卡羅越來越覺得情況不妙，她奉勸文格爾立即中止這個遊戲，因為他“已經控制不住局勢了”。
星期五。課程接近尾聲，文格爾希望大家將參與“浪潮”的體會寫下來。文格爾激進的教學方式同時受到來自校方與家庭的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情緒失控而掌摑女友卡羅的馬爾科後悔不已，乞求文格爾能中止這一切，並指責這所謂的“紀律性”不過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爾知道，一切該結束了。現在需要的只是一個如期漂亮的結尾。當晚，所有浪潮成員都收到文格爾發來的一條短信：事關“浪潮”的將來，週六12點務必在學校禮堂開會。
星期六。學校禮堂。文格爾讓學生關閉了禮堂。在選讀了幾篇學生們關於“浪潮”的體會後，文格爾發表了一番振奮人心的演講，並煽動學生們將其間提出異議的馬爾科揪上臺來。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聲中，馬爾科被爭先恐後的學生們舉到了臺上，以接受懲罰。事情本來到此為止，接下來文格爾要告訴大家的是，“我們現在做的就是法西斯當年做的”，並宣佈獨裁實驗結束，“浪潮”從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並沒有按著文格爾的意願發展下去。狂熱分子蒂姆拔出了從網上購得的手槍，乞求文格爾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絕不允許背叛，即使文格爾也不成。電影由此進入高潮，蒂姆槍殺了一位同學並在絕望中吞槍自盡，重重地倒了下去。
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說是一個“納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順理成章。
2. 蒂姆是一個隱喻
《浪潮》是根據美國加州帕洛阿爾托市克柏萊（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發生的真實歷史事件改編。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節歷史課上，一位學生向老師羅恩•鐘斯（Ron Jones）提了個問題，“為什麼德國人聲稱，對於屠殺猶太人不知情？為什麼無論農民、銀行雇員、教師還是醫生都聲稱，他們並不知道集中營裏發生的慘劇？”對此，鐘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後他決定，大膽地進行一項實驗。他要重建納粹德國，一個微型的納粹德國，就在他的教室裏。他想讓他的學生們親身體會法西斯主義，不僅體會其恐怖，也體會其魅力。而且，不出鐘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現的，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這一實驗中，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狂熱，而且告密成風。五天以後，當幾百名學生在禮堂裏伸出手臂向鐘斯致以崇高的“浪潮”問候禮時，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許正是裏芬斯塔爾在《意志的勝利》（1934）中記錄的德國人向希特勒歡呼的場面。不過一切還好，鐘斯最後控制了局勢，戛然而止——“我們差一點就成為了優秀的納粹。” 在最後的聚會上，鐘斯接下來給學生們播放了一部關於第三帝國的影片：帝國黨代會、集體、紀律、服從，以及這個集體的所作所為：恐怖、暴力、毒氣室。鐘斯看著一張張不知所措的臉。最初的那個問題得到了回答。
相較鐘斯的教學實驗來說，《浪潮》的結局顯然更富戲劇性，殘酷的陡轉讓你不得不認為導演甘賽爾從《死亡詩社》的結尾中獲得靈感。儘管這種劇烈的衝突招致一些批評。但在我看來，狂熱者蒂姆（Tim）的出場，恰恰是《浪潮》區別乃至超越鐘斯教學實驗之關鍵所在。我甚至認為，從影片所要達到的思想高度來說，《浪潮》的主人公與其說是文格爾，不如說是蒂姆。
蒂姆性格內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學校更是經常被人欺負，被人稱作“軟腳蝦”。也許是這個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圍能有幾個“兄弟”。為此，他經常給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並在後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討好說：“是送你們的，我們是兄弟。”然而，事實上，沒有人把他這個窩囊鬼當兄弟。
對於為什麼加入“浪潮”，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理由。顯然，對於蒂姆來說，“浪潮”更意味著一種夢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後來握在手裏的手槍一樣。文格爾的介入與“浪潮”的成立，顯然給一直處於“校園底層”的蒂姆的生活帶來轉機。而且，他竟是那樣全心全意，甘於冒險犯難。為了制服，他焚毀了家裏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確給蒂姆帶來一種神奇的力量感。當他被欺負時，他開始試著反抗，而與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員也走過來保護了他。因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覺自己不再是一條蟲，而是一條龍的一部分。在噴塗“浪潮”標記時，他不顧危險爬上市政府大樓。他不僅用假手槍嚇退了尋釁鬥毆者，甚至自告奮勇要為“元首”文格爾的保鏢，弄得文格爾莫明其妙。蒂姆誠心誠意地想維護“浪潮”的堅固，要光大它的榮耀。在他看來“浪潮”就是他夢想中的帝國，而文格爾先生就是能為他引領未來的領袖。
瞭解了蒂姆的這種近於迷狂的心理，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最後會拔槍。從中也不難發現，在類似“浪潮”的組織中，加入組織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互相綁架的過程。它提倡以組織的名義消滅異類，卻不允許成員主動退出，因為主動退出對於組織而言是一種不可控的行為。文格爾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當他像趙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應允，而不能主動退出。
伏爾泰說，“人人手持心中的聖旗，滿面紅光走向罪惡。”荷爾德林說，“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一個人信仰烏托邦並非惡，真正的惡是這種烏托邦被賦予魔力，從而具有進攻性。顯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個隱喻，被革命喚醒的怪獸，被科學家創造的弗蘭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獲得了“新生”，他的成長遠遠超出了文格爾所能控制的範圍。組織之我的成長，同時意味著個體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納粹速成班”不僅為觀眾展示了一個微縮的納粹德國，也清晰地呈現了這些學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與之同時進行的是個體被集體化如何被異化。
在第一節課上，當被問及“獨裁統治的基礎是什麼？”學生們回答包括意識形態、控制、監視、一位元元首等等。同樣，高失業率與社會不公、通貨膨脹、政治信用破產、民族主義等等，這一切都有利於獨裁的誕生。不過，這都是一些從書本上學來的知識，當這一切變成一種日常的和風細雨時，“浪潮”成員們似乎都失去了警覺，而是沉醉于他們的同志友愛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觀眾幾乎可以看到所有有關獨裁的典型元素：沒有原則的集體主義，泯滅個性、消除差異的制服，對異己的隔離與言論自由的取消，一個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類似黑話的手勢，煽動性的反政府演講，利他名義下的強迫，對未來利益的許諾，標榜團結的儀式，歸屬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僅是一個平等的集體，也是一個健康的集體，站起來回答問題首先是“為了促進血液迴圈”。星期六的會場上，當文格爾指責馬爾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時，旁邊一位女生稱馬爾科“已經被傳染了”。在他們看來，誰反對浪潮誰就是瘟疫。只有擁護“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為了維持這種健康，文格爾在演講中指責德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成為輸家，政治家根本是經濟的傀儡。“當我們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毀滅的時候，那些富人卻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間站，還想從高處來欣賞這一切。此時此地，我們要創造歷史。從現在開始，浪潮將席捲全國，誰阻止它，浪潮就將它吞噬。”也正是這個原因，覺醒者馬爾科被當作敵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關於為什麼加入並沉醉於“浪潮”，文格爾選讀了學生們的部分感想：“這幾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誰最漂亮，誰成績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讓我們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環境都不重要，我們都是一場運動的一分子，‘浪潮’讓我們的生活重新有了意義，給了我們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理想。”“從前我總是惹事生非，‘浪潮’讓我投身于一件有意義的事，這就足夠了。”“如果我們能夠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願為此重新做人。”
然而，這種平等，正如托克維爾在1848年的一篇演講中所提到的：“民主擴展個人自由的範圍，而社會主義卻對其加以限制。民主盡可能地賦予每一個人價值，而社會主義卻僅僅使每一個人成為一個工具、一個數字。民主和社會主義除了‘平等’一詞毫無共同之處。但請注意這個區別：民主在自由之中尋求平等，而社會主義則在約束和奴役之中尋求平等。”顯而易見，浪潮尋求平等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通向奴役之路的過程。
正如文格爾最後打開謎底時所說的：“你們還記得我曾經問過的問題嗎，獨裁統治是否會實現，而我們現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義。我們自以為高人一等，比別人優秀，我們將所有反對我們的人排隊在這個集體之外，我們傷害了他們，我們不知道還將會發生多麼嚴重的事情。”“浪潮”本是個中性詞，當它成為一種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惡。
4. 人性沒有終結
納粹黨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時，一個問題困擾著許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的服從了上級的命令呢？我們能稱呼他們為大屠殺的兇手嗎？”著名的極權主義研究專家阿倫特發現了一種基於日常服從的惡。也就是說，艾希曼之所以惡行累累，不是因為他本性惡，而在於他在一種惡的體制中“盡職”，而這種盡職的背後，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甚至還是一種美德。
為此，美國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過一個很著名的實驗：請一批實驗志願者在一群實驗組織者——心理學家們的監督下，考察一群被實驗物件的單詞記憶能力。每個實驗物件的身體被聯接到一根電擊棒上，電擊棒由志願者們操控，被實驗物件每次背錯一個單詞，志願者就要對他進行電擊一次，電壓強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達到300伏。實驗過程中，很多被實驗物件在高壓電流的刺激下，反復掙扎，發出慘叫，請求停止試驗，當時情形如同夢魘，按照一般人的邏輯，目睹被實驗物件的種種掙扎，很多志願者會一定會停止電擊，放棄實驗。然而事實是，所有志願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來，其餘全部完成了實驗，也就是說，對被實驗物件都實施了電擊，最高達到450伏。也就是權威在場時，人們會服從權威，即使作惡，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心理不安。
當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奪池、遍地開花時，弗蘭西斯•福山認為人類歷史“已經終結”。在福山看來，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誰也不能打保票說，人類可以坐享民主之成，從此一勞永逸，因為“人性沒有終結”，因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無論是獨裁，還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則，我們今天就不會屢屢讀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聞。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發生一起內衣丟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樁惡劣的校園暴力案件。10個女生圍住另一位不停毆打，有人向她頭上澆淋吃剩的速食麵湯，有人在她臉上用眉筆寫字。更為惡劣的是，甚至當著男生的面，這些人強迫這位女生脫下褲子暴露下身，並用手機拍下施暴與受辱的照片和視頻……
誰能想像，這些惡正是被視為善與美的象徵的女人幹的。我曾經說，沒有底線地合群，人類會走向瘋癲。每個人心目中都住著一個暴君，每個人都是獨裁的種子，也都有灌溉獨裁的潛力。只要條件成熟，這一切難免會與一種惡的集體主義裏應外合，長出獨裁的惡之花。
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讓我們回到1967年4月克柏萊中學的那場試驗。就在試驗結束之時，羅恩•鐘斯對他的學生說：“和德國人一樣，你們也很難承認，竟然做得如此過分，你們不會願意承認被人操縱，你們不會願意承認，參與了這場鬧劇。”
巴丹死亡行軍：日軍殘酷虐殺四萬美軍戰俘(列斯特·坦尼)
來源：網易歷史
巴丹死亡行軍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案。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這近8萬人被強行押解到100公里外戰俘營，一路無食無水，沿路又遭日寇刺死、槍殺，總共死了約4萬人。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本書為世界知識出版社授權網易歷史頻道發佈。
名詞解釋：
巴丹死亡行軍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案。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後，日本陸軍也開始進軍菲律賓，並與美國及菲律賓的聯合守軍交戰，其中位在菲律賓巴丹半島上的美菲守軍與日軍激戰達4個月，最後因缺乏支援與接濟，於1942年4月9日向日軍投降，而因此開始了“巴丹死亡行軍”。
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這78,000人成為日軍的戰俘後，遭日軍強索財物，並押解到62英哩（約100公里）外的戰俘營，路程以徒步行軍為主，但整個行軍過程除了初期給予少許的食物外(根據倖存者表示，僅給一次高爾夫球大小的米飯)，一路上不許戰俘再有任何飲食，凡是企圖找尋飲水與食物者，即被日軍以刺刀或開槍處決，同時也驅趕、阻止當地的菲律賓人給予戰俘食物與水，即便有若干僥倖者躲過日軍眼線而偷喝到幾口河水，也因河水已嚴重遭受污染(河中漂浮著屍體以及綠色泡沫、且氣溫達華氏100度)，最後引發嚴重的腹瀉、嘔吐而死。
如此，經過強行不吃不喝的趕路行軍，最後雖抵達目標營地，但沿路上因饑渴而死(最初即是因饑餓無濟才選擇投降)及遭日軍刺死、槍殺者達15,000人之多。
附帶一提的是，並非抵達戰俘營後就擺脫了死亡，由於日軍也在營地內虐待戰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勞務、刻意讓其挨餓等，如此在抵達營地的兩個月內又死去了約26,000人。
愛德華·金少將同日軍商討投降條件
英文版序言
列斯特·坦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這個聰明的芝加哥青年，敏感地意識到大戰即將來臨。為了兌現對美國的神聖的義務，他決定作為一名志願兵參戰，而不是等待徵調。因此他放棄了已經小有起色的事業，義無反顧地參加了伊利諾斯州的梅伍德地區的國民警衛隊，1940年10月，被分配到第192坦克營B連。他為這支部隊旋即走上戰場，而感到興奮。他準備在服役期滿後，進入大學讀書，或者繼續幹老本行。
美國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已經轉向戰爭軌道。1940年11月，坦尼的部隊被編入美國聯邦軍隊作戰序列，一年之後被運送到菲律賓。日軍在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之後。當時坦尼的部隊駐紮在克拉克空軍基地附近。次日早晨5:30分，坦尼在睡夢中被突然叫醒，“日本人轟炸了珍珠港，抬頭看，它們又來了。”克拉克機場遭受突襲，菲律賓美軍進入戰爭狀態。
坦尼所在的B連，參加了呂宋島西岸林加延灣戰鬥，阻擊日軍大部隊推進。這場規模不大的阻擊戰，是二戰美軍的首次坦克戰。他們堅守陣線，阻滯日軍向巴丹半島推進，奮戰到愛德華·P·金將軍下令向日軍投降的那一刻。坦尼被俘後，經歷了慘絕人寰的巴丹死亡行軍，輾轉於菲律賓的多個戰俘營，隨後又被送到日本大牟田煤礦做戰俘奴工。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殘酷監禁解除之後，只有八分之一的美軍戰俘活著回到故鄉。坦尼目睹了美國用原子彈轟炸長崎騰起的蘑菇雲，他很幸運，因為他所在的戰俘營離長崎只有30英里。原子彈救了坦尼的性命，正是原子彈對日本成的巨大打擊，讓他再被日軍折磨致死之前，獲得了自由。
我一直在想坦尼是怎樣挺過這個三年零八個月的。越戰時期，我曾經兩次前往越南北部作戰，很不幸地兩次被俘，九死一生的經歷，現在仍然縈繞在我心頭。不過我想我的經歷和坦尼在日軍戰俘營當中的經歷沒有可比性，因為他的自尊長久地遭受著無情的踐踏，而且消息閉塞的他也不知道苦難會在哪一刻終結。我希望本書的讀者能夠細細地品味，人性在逆境中的偉大。坦尼無疑是勇敢的，他誠實地記錄了苦難，沒有自欺欺人，也沒有故意誇張。他在煉獄中恪守著原則，在求生的同時貫穿著良知。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在生不如死的環境當中憑藉自己的膽略和智慧，艱難地掙扎求生。殺戮和虐待，讓他參透生死，從而豁達睿智。他敏銳地觀察，發掘那些可以信任的朋友，發現戰俘當中的左中右，認識到誰可以開玩笑，誰不能開玩笑。
列斯特和我都曾經被亞洲國家的軍隊俘虜過，我們都沒有獲得國際法規定的戰俘應該享有的待遇。令人憤慨的是，淪為北越戰俘的美國軍人，成為了美國政府與越共政權討價還價的籌碼，成為了宣傳工具。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美軍戰俘經過了長期的監禁才獲得了解放，很多戰俘長眠在異國他鄉。而喪心病狂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沒有投鼠忌器的打算，美國戰俘成為他們的消遣對象，可以隨時隨地毆打虐殺。日軍從不譴責，肆無忌憚地殺戮虛弱的或者倒地的美軍戰俘的行為，他們甚至讚揚這種暴行。狂躁兇殘的日本看守，讓戰俘營中殺機四伏，形形色色的殺戮行為層出不窮。
令人敬佩的是，坦尼在書中並沒有流露“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復仇情緒。他在書中多次展現了對加害者的同情。（他曾對我說過，他會將那些傷害、拷打他的日本看守的名字帶進墳墓。）不難想像，日軍的加害行為暴行帶給他永恆的傷害，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始終面對著戰俘營中的苦難。堅韌和豁達，讓他不以苦樂為意。日本兵折磨他的時候，他咬牙挺住，從未求饒。久而久之，他習慣了毆打，知道該怎樣應付狂暴的日本兵，——為了活命，他儘量在挨打的時候不倒下，儘量護住自己的要害。
坦尼活著走出了戰俘營，胳膊上留下了永遠的傷痕，經常要接受各種手術。當他回到芝加哥，作為生命支柱的妻子已經嫁作他人婦。意志堅強、奮鬥不止的坦尼還是走出了戰爭和感情的陰影，最終獲得博士，並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擔任金融學教授。退休後，他四處奔走，呼籲向日本財閥討回公道，成為了出色的社會活動家。
在閱讀這部書稿的時候，我經常和坦尼產生精神的共鳴，他關於戰俘營的描述，不止一次地將我的思緒拉回了北越戰俘營。坦尼說：“接近4年的戰俘生涯讓我的思想臻於成熟，讓我形成了今後50年一直奉行的處事哲學。” 我有同感。這是一部凝聚著血淚，彰顯著生命力量的佳作，希望讀者能從中獲得教益。
我很榮幸分享坦尼教授的傳奇經歷，並為之作序。
美國退役海軍中將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 詹姆斯·B·斯托克代爾
被日軍俘虜的巴丹地區盟軍士兵
巴丹死亡行軍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陣刺耳的槍聲驚醒。一隊日本兵扛著步槍，端著機關槍，闖入了我們的營地，他們兇神惡煞似地嚎叫著。
沒等我們反應過來，日本兵就撲了過來。禮貌的把兩個手指並在一起，送到嘴邊，作吸的姿勢，討要香煙；粗魯的舉起用作手杖的長竹竿，朝我們劈頭蓋臉地打來，亂翻我們的床鋪，搜查我們的身體，拿走他們想要的一切東西。這是一群野蠻的勝利者。
有一個日本兵，走到我面前，做出抽煙的姿勢。我明白他的意思，搖了搖頭，因為我沒有香煙。他笑了笑，立即掄起槍托照我臉上狠狠地砸下來。我的鼻子被打破了，顴骨部位也撕開一道口子，鮮血湧了出來。他得意地大笑，其他日本兵也哄堂大笑。他走到站在我右邊的戰友前面，做出同樣的手勢。右邊的兄弟有煙，給了他一根，他抬手把整包香煙都奪了過去。誰知他恩將仇報，領著其他的日本兵用竹竿和槍托狠揍我的同伴，把他打倒在地。這下子，他們才心滿意足地大笑著離去，嘲笑著被擊敗的、軟弱的美國人。
如果我們知道今後將受到怎樣的折磨，並且知道這種折磨將持續多長時間的話，我們一定會在巴丹半島死戰到底，戰至最後一個人，拉更多的敵人陪葬，而不願忍受三年半的摧殘、饑餓、虐打以及種種非人道的暴行。
日本人轉移俘虜的計畫，基於三個毫無根據的假設，這對於我們來說，太不幸了。第一，日本人認為巴丹半島只有2.5-3.5萬名戰鬥人員。具體的數目，我不知道，因為在投降前夕，有數十名士兵陣亡，還有大量官兵躲進叢林或者試圖前往克雷吉多島。拋開戰鬥人員不談，跑到巴丹半島尋求安全庇護的菲律賓平民就有2.5萬人。戰鬥人員數目更為龐大，大約有6.5萬名菲律賓官兵，2.8萬名菲律賓平民，還有 1.2萬名美國人，總數達到10.5萬，這大大超出日軍估計。
第二，日軍想當然地認為美菲聯軍官兵身體健康，能夠在沒有食物和飲水保障的情況下進行強行軍。事實恰恰相反，我們這些堅守巴丹的人，在過去的45天裏，每天攝入的熱量不足800卡路里。除了米飯之外，我們每天只有一調羹C口糧（野戰口糧，特製的袋裝肉食）。有時，我們不得不用蛇、猴子，甚至用鬣蜥加強營養。前線的所有官兵，一天只能吃兩頓。饑餓導致壞血病、糙皮病、腳氣病，瘧疾等傳染病也趁虛而入，讓我們原本孱弱的身體更加孱弱。此外，我們對於長途行軍毫無準備，我們沒有水也沒有食物。我們這些能走的人看起來像病人，躺在醫院裏的病人看起來像死人。
第三，日軍認為他們的撤退計畫完美無缺，所有的細節問題都考慮周全，他們知道該做什麼，怎樣做。日本部隊之間分歧很大，讓我們無所適從，——聽了甲隊士兵的命令，會被乙隊士兵認為違反他們的命令，我們會挨打；再度服從乙隊士兵的命令，甲隊士兵發現了，認為我們不服從，會開槍打我們。這樣的事情一再重演，正好給了他們“算賬”的機會，他們報復我們，並一再顯示日本民族的優越性。日本兵們毫不理會他們已經到了日本國外，他們認為所有的人都能聽懂日語。因此，當我們聽不懂他們的命令而反應遲鈍，或者領會錯誤的時候，他們就歇斯底里地大施淫威。
因此，當巴丹死亡行軍從馬里韋萊斯開始的時候，就與日本人的“完美計畫”背道而馳。到處都混亂不堪，小汽車、卡車、馬匹、野戰火炮充斥道路。日軍把他們所有的重裝備都運到了巴丹半島，想要一舉拿下克雷吉多要塞。顯然，讓敵方的大量俘虜滯留在己方陣地上，是不利於日軍贏得攻取菲律賓的完全勝利的，所以日軍需要在儘量短的時間內，把我們這些俘虜趕出戰場。不過日軍好像只有想法，卻沒有安排高級將領專門負責俘虜轉移事宜，巴丹半島仍然是個爛攤子。
經歷巴丹死亡行軍，活著到達奧唐奈集中營的戰俘人數，只有出發前的一半。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這些倖存者全都有病，少數的人只患有一種疾病，大多數人受到兩三種疾病的折磨。這些疾病包括：瘧疾、痢疾、營養不良、饑餓、脫水、肺炎、腳氣病、白喉。此外，絕大多數倖存者在行軍途中都受到了毒打，體力嚴重透支。投降之後，我們本來就心情沮喪，可是在行軍途中又受到了極大的心理傷害，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同伴被屠殺，卻無力阻止，時刻提心吊膽，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
克雷吉多要塞的守衛者們在戰鬥到最後一刻之前，一直吃得比較好。克雷吉多要塞是美菲聯軍的總司令部所在地，總軍需官在此負責戰區內的給養分配。從1941年12月份開始，截止1942年4月，向巴丹半島運送給養和裝備越來越困難；所以克雷吉多要塞一直糧彈充足。巴丹守軍一天只能吃14至17盎司食物的時候，克雷吉多守軍一天能吃到48至55盎司。克雷吉多工事堅固，很少有人受傷，所以他們的身體很健康。瘧疾只給克雷吉多守軍造成了小小的麻煩，卻擊倒了巴丹半島99%的守軍和平民，因為巴丹半島的叢林裏有著世界上傳染性最強的攜帶瘧疾病毒的蚊子。
事實證明，日軍遷移巴丹戰俘的計畫的所有假設都是錯誤的，不現實的，純粹是憑空想像的。在戰後軍事法庭的審判當中，這些假設被用作巴丹死亡行軍的暴行的旁證。很多駐菲日軍高級將領辯稱，他們根本不知道巴丹死亡行軍，因為他們當時並不關心俘虜的遷移計畫。他們異口同聲地聲稱：“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情，也不知道美國和菲律賓戰俘所受的待遇。”
我覺得日本人在菲律賓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打開巴丹半島的地圖，很容易發現日軍可以為他們省去很多麻煩。只要他們在皮拉爾-巴加克一線擺上少許兵力，我們就不得不在長官的帶領下投降。後來我們常說：“他們不打我們，我們就會在軍官的命令下，帶著槍支彈藥投降。”我們已經無路可逃，北面是敵人，其餘三面是海。只要日本人扼住北部防線，如果我們不想在外援斷絕的情況下餓死，就得投降。日本人完全可以抽出大批地面部隊提前兩個月南侵澳大利亞，攫取整個東南亞的領土。可是日本人一根筋，要麼是膽小，非得把駐菲美軍完全擊潰才敢進行下一步侵略行動。他們執著地執行全殲駐菲美軍的計畫，中途卻不得不面對8萬名放下武器、疾病纏身的軍事人員，以及2.5萬名平民。不把這批人移出巴丹半島，他們對克雷幾多要塞的總攻就會受到影響。
4月10日早晨，一隊日本兵把我們趕上大路。在這半英里的行程中，日本兵大聲呵斥著我們，為了讓我們走快點，用刺刀戳我們。上了大路，我們等了3個小時，日本人禁止我們講話，我們可以用任何姿勢休息，站著、坐著都可以。
突然，大路上塵土飛揚，遠處出現一大隊美國和菲律賓俘虜。他們雜亂無章地走著，經過我們的時候，日本兵命令我們加入他們的佇列，開始步行。我的巴丹死亡行軍的起點在167公里的界碑處，在馬里韋萊斯東面大約2英里處。馬里韋萊斯在巴丹半島的最南端，聚集了大量美菲聯軍戰俘，也是日軍登陸巴丹半島的主要地點。
我們忠實地執行了金將軍的命令，沒有留下任何交通工具用於轉移，我們摧毀了所有的坦克，我們並不指望開著坦克去戰俘營。出於一些不為人知的原因，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少之又少的美軍戰俘得以坐上汽車，到達我們的第一個集中營，奧唐奈集中營。而我們是走過去的。
行軍的路面有20英尺寬，路基是石塊，上面撒上碎石子，碎石子上面再撒上細沙。撒上沙子的目的是為了使路面能夠行駛小型汽車，水牛拉的大車，菲律賓人拉的大車有時也會出現在路面上。路面早已使用過度，我們的重型汽車在上面開過，甚至我們的坦克、半履帶車也從上面經過。整個路面已經千瘡百孔，大塊的礫石隨處可見，路基裸露，鋪滿了磕腳的細沙、碎石子。在這種路面上走一小段路都覺得痛苦，長時間、長距離行軍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們四人一排，十人一列開始行軍。還沒走出去一英里，隊伍已經鬆鬆垮垮，我們就像一群掉隊的士兵。開始還成隊形的四十人的方隊，散亂不堪，兄弟們往前挪動步子，有些兄弟的腿腳已經不太靈活，看起來像跛了一樣。我們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很多人感覺我們是去送死。就在此刻，我決定要制定活命的計畫。成為俘虜的前夜，我還堅信我能夠活著回家。為了活命，我得為自己設立一些可實現的目標，比如一定要堅持到下一個轉彎口，一定要走到前面出現的水牛那裏。我必須有夢想，夢想會讓我前行。
日軍闖進我們的宿舍將我們的個人物品劫掠一空的時候，趁日本兵不注意，我把她的小照，塞到了襪子裏面，藏在腳踝處。蘿拉是點燃我生命火花的火種，她給了我生存的激情。沒有夢想，就不會有夢想實現的那一天，我實現夢想的決心堅如磐石。我不會讓敵軍奪走我的夢想，我必須活著，活著見到蘿拉，讓夢想變為現實。
沒走多遠，我們就知道我們將受到怎樣的對待。日本人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嚇了我一跳。日本人把我們從宿營地趕到大路上的時候，我就知道“全副武裝”是一個錯誤，我們只應該攜帶一些必備的生活用品，比如說軍用水壺，不過有水壺也不一定能喝到水。帽子和頭巾是必不可少的，烈日當頭照，正午的地表氣溫極高，頭部沒有保護絕對受不了。我們還得忍受突然降臨的傾盆而下的陣雨，大風卷起沙塵，能見度極差。
剛走了一兩個小時，兄弟們就開始減輕負荷，把他們認為不需要的東西丟在路上。他們從軍用帆布背包裏翻出各種各樣的東西：牙膏、牙刷、剃須膏、剃鬚刀、毯子、小帳蓬。這些物件被隨地丟棄，散佈在行軍路線的最初幾英里的路段上。
日本兵用我們聽不懂的日語大聲呵斥我們，如果我們不能對他們的命令做出迅速反應，他們就從路邊撿起木棍抽打我們。他們想讓我們走快點，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小跑。對於我們來說，“快步走”和“小跑”沒有區別，它們在我們耳朵裏只是重複的辭彙。看守們似乎並不明白這一點，我覺得他們絕對不是日軍當中的聰明人。後來我才知道，這些傢伙所受教育程度極低，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們沒有正確執行他們的命令，是因為我們根本聽不懂他們的“鳥語”。
日本兵強迫我們這些虛弱的人一連走了四五個小時，不允許我們休息，動不動抽打我們。很多兄弟如果不停下來喘口氣的話，就站不住了；日本兵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允許我們停留。我們佇列裏的漢克絆了一跤，摔倒在路邊的灌木叢裏。一個日本兵立即跑過來，我們向倒下的好朋友大聲喊道：“趕快站起來！快點站起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日本兵高聲叫喊著，把刺刀紮進了漢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後，漢克掙扎著站起來，鮮血順著襯衫往下流，他蹣跚著加入了我們身後的行軍佇列。
漢克並沒有撐多久。晚上一個朋友告訴我，漢克因為流血過多，倒在地上，被一個日本兵開槍打死。我控制不住哭泣，夥伴們也控制不住。我們眼前浮現出一個從來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的優秀青年，他錯在倒在了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漢克的死，給我們一個血淋淋的教訓：想在行軍時休息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永遠休息”。如果要大小便的話，我們該如何保護自己？很快我們發覺，唯一的正確做法是拉在褲子裏，如果你想活命的話。
行軍的第二天，一輛日本卡車從我們身邊開過。卡車車廂裏坐著日本兵，他們手裏拿著長長的繩子，時不時地抽打戰俘。他們會抽打任何一個他們認為走得不快的戰俘。突然，有日本兵向一個走在佇列外面的戰俘扔出了套索，套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把他拖到在地。鋒利的石塊讓這個兄弟鮮血淋漓，遍體鱗傷，他的身體抽搐著、翻滾著，看起來像一塊新鮮的牛排。被拖出100多碼後，他終於掙脫了套索，用手和膝蓋支撐著流血的身體慢慢地站起來時，他大喊：“你們去死吧！有朝一日，我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你們，我會活著把尿撒在你們的墳墓上！”憤怒讓他獲得了新的力量，他站直了以嶄新的面貌加入了行軍佇列。
第二天我們在卡巴卡森停了下來，我看到一個日本兵打開飯盒吃米飯，他的菜是一個魚罐頭。他吃完的時候，罐頭底部還剩下兩調羹魚。他扭頭看到了我的眼睛，便把罐頭扔給了我。我直勾勾地盯著他，其實我不是盯他，我是盯著他手裏的罐頭。可憐巴巴的眼神讓他大發善心。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饑餓、疲憊、沮喪。我毫不猶豫地抓住了罐頭，從路邊撕下一塊樹皮當成調羹，享用了一勺“美餐”。我突然發現我的好朋友鮑勃·馬丁用同樣的眼神看著我手裏的罐頭，於是我把罐頭和“調羹”都給了他。這個時候，為我們持續了一輩子的真摯友誼奠基。
鮑勃是天生的樂天派，似乎沒有事情可以讓他煩惱，也許用“沒心沒肺”形容他最合適。他只有5 英尺7英寸高，但是他卻把自己當成一個大人物，仿佛沒有什麼事情能難倒他。他的臉上總是掛著微笑，傳達著溫暖和友好，他的棕色頭髮和綠色眼睛顯示了他樂觀的天性。不管戴軍帽還是便帽，鮑勃都喜歡把帽子倒扣在腦袋上，這幾乎成為了他的標誌。
此時，鮑勃仍然沒有失去樂觀的天性。在我們休息的時候，他儘量讓我們感覺好一點。這就是他的特別之處。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和整個戰俘生涯當中，鮑勃和我共同經歷了很多事情。我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鮑勃還活著，而且活得很好，我們仍然是親密無間的好朋友。
194坦克連有一位帥氣的中尉，他大約28歲，一頭金色捲髮，總是乾乾淨淨的。他塊頭很大，有6英尺高，我估計他在戰前的體重至少200磅，行軍剛開始的時候也有150磅。他看起來很強壯，卻走得很慢，因為他背著個大包。一開始的時候，他把大包夾在胳肢窩裏，後來又把它扛在肩上。在大包的重壓之下他步履維艱，沒有人知道包裏裝的是什麼，但是我覺得裏面一定有他值得用生命去捍衛的東西。
當我們的佇列超過中尉的時候，我悄悄地靠近他，我看到他的雙眼已經充血，目光呆滯，他似乎已經喪失意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問他要不要幫忙，他不回答。等我回頭再看到他的時候，他的步履已經踉蹌，身體也東倒西歪的。他已經控制不住自己的身體，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無法對他提供幫助，他很快就會被日本並殺死。沒有人敢為他停下來，大家都很清楚，停下來幫助他的代價。
隊伍繼續前行，他的背越來越彎，行走非常困難。我們勸他扔掉不必要的物件，他的包對他來說，會讓他吃不消的。他拒絕了，掙扎著向前挪動了幾百英尺，栽倒在地。日本兵看見我們的佇列停了下來，立刻跑到他面前。日本兵大叫了幾聲，毫不猶豫地刺進了他的胸膛。日本兵還在狂吠，他的意思再明顯不過：“站起來！站起來！”不過一切已經太晚了。刺刀終結了中尉的生命，有一個好男兒為國捐軀。我無助地想到， “這個時候上帝在哪里？”在目睹了一樁樁暴行之後，我越來越肯定這些事情也會發生在我身上。天哪！以後等待我的是怎樣一個噩夢啊！
隊伍又往前移動，幾分鐘之後，又發生了悲慘的一幕。後面傳來汽車馬達聲；日軍向克雷吉多方向輸送戰鬥人員。中尉的屍體橫臥在道路中間，日本卡車毫不猶豫地從中尉的屍體上碾過，日本的車隊經過之後，中尉的屍體已經被壓成肉餅。道路上殘留的鮮血和肉末，顯示這裏曾經有人倒下。
日本人用這種方式“為中尉完成了葬禮”。日本兵還是不是人？他們沒有絲毫的同情心，毫不顧忌人之所以為人的底線！他們把我們像動物一樣對待，毫無疑問他們根本不會給我們戰俘應有的待遇。
投降之前，我還在想被俘後的幾小時是最危險的，只要捱過了最初的幾個小時，下面就安全多了。但在目睹了接二連三的暴行之後，我意識到自己錯了。日本人苦戰之後，攻下巴丹，剛剛嘗到勝利的喜悅，勝利並沒有讓他們忘記戰鬥的痛苦，因此日本兵抓住機會就向我們復仇。他們當中也許有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好朋友，他們要向我們這些“劊子手討還血債”。押解我們的日本兵情緒高昂，而昔日的敵人就在他們的刺刀底下，伸手可及。他們的武士道精神極端膨脹，日本的這種古老的戰爭哲學認為，投降者是懦夫，一個軍人在面對投降時的第一反應應該是切腹自殺。
對日本的語言、習俗和軍事哲學的無知，讓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吃盡了苦頭。哪怕是我們隊伍當中有一兩個人能聽懂日語，我們也能避開許多暴行。不過我們發現很多日本兵會說一點英語，但是他們從來不敢在他們的同伴面前說，因為這種行為會被認為具有親美傾向，被指責同情美國人。
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日本兵最喜歡欺負看起來弱小的戰俘。後來在日本福岡的17號戰俘營，情況恰恰相反，日本看守和平民礦工似乎專門喜歡找大塊頭戰俘的麻煩，他們喜歡吹噓：“美國人高大而軟弱，日本人矮小而強壯。”說到底，日本人還是因為身材矮小而感到自卑。
日本兵不允許我們帶水行軍，長時間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難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嚨刺痛，胳膊和腿不聽使喚。我們的身體亟需補充水份，可是卻一滴水也得不到，精神和身體的痛苦溢於言表。到了第三天，饑餓和口渴讓我做起了白日夢。我仿佛看到了過去吃過和喝過的所有好東西：夾著乾酪和洋蔥的漢堡包、奶昔、啤酒、可樂，饞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乾枯。我在白日夢的驅動下，走了一段路，最後還是回到了現實當中，——我們饑渴難耐，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們的下一頓才能進嘴。我們被強迫往前走，把左腿邁到右腿前面，再把右腿邁到左腿前面，兩腿帶動著身子往前挪。
日本兵故意的。其實路邊並不是沒有水，巴丹半島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日本兵就是不讓我們喝。有些看守會讓少數的戰俘去喝水，卻不讓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覺自己的舌頭變厚了，因為身邊有日本的車隊經過，車隊揚起的灰塵被我吸進嘴裏，黏在舌頭上，我的喉嚨快要被這些沙塵烤幹了。有一次，我看到路邊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觀察了好半天，確定附近沒有日本兵的時候，我和戰友弗蘭克快速沖到井邊。我們你一口，我一口，敞開肚皮喝水。我們儘快喝足，並把水壺裝滿，準備路上喝。
幾分鐘之內，大約有10到15個戰俘聚到了井邊。這引起了一個日本兵的注意，他跑過來嘲笑我們。這時，前面的5個人喝到了水，第6個人剛準備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舉起刺刀，對著他的脖子就是一刀。這個兄弟立即雙膝跪地、呼吸急促、臉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沒有喝上就死了，鮮血染紅了自流井。他死不瞑目，因為他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就被屠殺了。
所有在井邊的戰俘，趕緊跑回佇列。我們都被嚇傻了。我的心像手提鑽鑽地時一樣，劇烈地跳動，我的眼睛睜得有平時兩倍大，我很無助，我又想到，“這個時候上帝在哪里？”淚水潸然而下，流到我的面頰上，多好的一個年輕人啊，就這樣送掉了性命，殺他的人好像做了一場遊戲。
兩小時後，我們經過了一個水牛洗澡的水塘，它離路面大約50英尺。水塘裏的水根本不能飲用，水面上泛著綠色的泡沫，兩頭水牛正呆在裏面躲避酷熱。兄弟們都快渴死了，只要能喝到水，他們管不了這麼多了。兄弟們不僅渴，而且深受瘧疾的折磨，很多人發著高燒。另外還有很多人痢疾很嚴重，他們認為誰能夠減輕他們的痛苦。有一個大膽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勢問他，能不能讓他喝一點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揮手同意。
得到允許後，好幾十個人瘋狂地沖到水塘邊，也不管水牛還在裏面洗澡。有些人撥開綠色的泡沫，把水潑到自己身上，並喝下這種寄生著多種病菌的水。有些人用手帕把手兜起來喝，他們覺得經過手帕過濾以後，水會安全一些。他們真笨！成群的蒼蠅在水面上盤旋，水裏殘渣氾濫，病菌是過濾不掉的！這不是人喝的水！
幾分鐘之後，一個日本軍官跑過來大喊大叫。沒有人聽得懂他說的話，他也沒有打任何手勢，但是大家還是知趣地趕緊返回了隊伍。不久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這個滿臉堆笑的軍官，在戰俘的佇列周邊轉來轉去，他隨即命令日本兵檢查我們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跡的人都拉出來。日本軍官命令這些粘上水跡的人，在路邊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們開槍。恐怖的大屠殺！他強迫我們站著觀看，我們不敢阻止，如果我們阻止的話，他會下令把我們也槍斃了。
連日來目睹的暴行，嚴重動搖了我生存的信念。我的戰俘權利呢？如果這些殘暴的巴丹征服者對我做同樣的事情，我該如何應對？這場該死的行軍好像總不到頭，我該怎樣活下去？
滿懷希望是挺過巴丹死亡行軍的戰俘的共性。希望讓我們在饑渴、疾病的折磨下，一步一步向前走，我們知道總會到達終點。謠言風傳開來，有人說我們將被送往日本戰俘營，等待交換戰俘，我們將在美軍的醫院裏得到很好的治療。有些人希望，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只是一場噩夢，我們很快能回家。這些想法過於樂觀，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到達一個有吃有喝的終點，那裏有房子給我們住，讓我們遠離毒辣的日頭和蚊蟲的叮咬，讓我們不必在暴風雨中體驗“泥石流”的滋味，——暴雨擊夾帶著我們身上沾染的沙塵順著身體往下流淌。
這個時候，唯一能鼓勵我前進的是，我在路上看到的香蕉園和芒果樹。我把它們當成目標，當作暫時的目的地。絕大多數時間，我們已經停止了思考，我們只是走路，垂頭喪氣地低頭走路。我對自己說，我們是真的失敗者，但是我必須前進。
很多人已經虛弱得或者病得挪不開步子。如果他們停下來，蹲在路邊排便，輕則受到毒打，重則被殺。幸好我們腹中空空如也，不必擔心腸蠕動過於激烈，因為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供排泄。得了重症痢疾的人最可憐，他們隨時可能排泄。
第四天，我幸運地碰到了兩個坦克部隊的老夥計，沃爾特·奇戈伊和鮑勃·布隆格。奇戈伊是典型的義大利南部人的後裔，他有6英尺高，一頭烏黑的捲髮，鬍子很濃，看起來總是需要好好刮一下。他英武帥氣，一張長臉，讓人覺得“挺壞”。他的深棕色眼睛有些摳，總好像沒有睡醒，眼珠子轉動靈活，一會兒左，一會兒右，讓人覺得他是個精明人。他說話口氣柔和，即使在生氣的時候也不大喊大叫。從投降那天起，他就將生死置之度外。
布隆格是典型的義大利北方人的後裔。他有一頭金髮，明亮的藍色眼睛，身體很結實，大嗓門大得像教堂裏的鐘，好幾裏外都能聽到。在聚會上，他是一個開心果，特別會講笑話，大家都很喜歡他，總有很多人聚在他周圍。他身高不到6英尺，但是像一頭強壯的大灰熊，胳膊粗壯，胸肌發達，力大無窮。奇戈伊和布隆格是B連的“寶貝”，在全營也是名聲顯赫，眾所周知他們是“肉團兄弟”。
我和他倆走在一起的時候，一個日本軍官騎馬從我身邊經過。他揮動著武士刀，好像隨時準備把俘虜的頭顱斬下。我正好走到了佇列的外面，他順手給了我一刀。刀鋒離我的頭部和頸部數英寸，我趕忙避開，刀尖還是將我的左肩劃開一道大口子。刀口很深，我大量失血，亟需縫合，我還得繼續行軍，如果我還想活命的話。
等那個日本軍官遠去之後，布隆格和奇戈伊從人群中給我找來了一個醫護兵。為了幫我縫合傷口，醫護兵把身上所有的線都用完了。在此之後的兩英里路，兩個好朋友一直扶著我走。他們不讓我掉隊，因為大家都知道，掉隊就別想活。
奇戈伊和布隆格救了我的命，我一直希望有機會報答他們。軍方的記錄顯示，他們在被俘期間先後罹難。布隆格因痢疾在1942年7月31日，死于甲萬那端戰俘營。奇戈伊因同樣的疾病，在1942年11月3日，死于臺灣的戰俘營。我回國後，見到他們的家人。他們的父母問起他們的兒子在軍隊裏表現怎麼樣，是怎麼死的。我很難回答。跟他們的父母的充滿感情的會面，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我永遠無法忘記。
我們每天像僵屍一樣進行長途跋涉。我們從早上6:30，走到晚上8點，有的時候甚至要到9 點。我們被命令一刻不停地行走，只有兩種情況可以獲得幾分鐘的休息：日本看守換班或者被日軍強迫我們觀看他們施暴。日本看守換班很勤，每隔三四英里他們就換班一次。看守總是新面孔，對我們來說不是什麼好事，我們不知道這幫剛還上來的傢伙脾性如何，他們想要我們做哪些事情，不想要我們做哪些事情，我們總是小心翼翼。這幫新換上來得傢伙總是想給他們的戰友，特別是他們的軍官留下“好印象”，總要抓住機會，懲罰戰俘。這幫傢伙養精蓄銳，體力充沛，因此走路要比我們快多了。因此我們害怕換班，換班之後就要加倍小心，千萬不能走到隊伍外面。
由於路況糟糕，身體疲乏，缺少食物和飲水，加上戰敗者的心態，我們每小時只能走1英里，最多 2英里。日本看守不斷地呵斥我們，抽打我們，我們慢得像蝸牛在路上爬。我在想，我們要到哪里？如果他們要我們死，把我們在路邊就地槍決和押送到一個地方處死，有什麼不同？如果他們告訴我們目的地在哪里，會讓我們感覺輕鬆一些。如果日本人告訴我們只要走完70英里，我們就可以到戰俘營，就可以休息了，或者為他們工作。這樣要比漫無目的地走著，好得多。
我們已經好幾天沒吃飯了，渴得快要失去意識。如果再不給我們水喝，我們很快就會脫水而死。就在這時，日本人告訴我們，他們計畫在我們到達巴朗牙城區之後讓我們吃飯，巴朗牙離我們被俘的地方大約35英里。在正常條件下，一直休息充分、訓練有素、給養充足的軍隊只要19小時就可走完這段距離。可是我們這些戰俘根本不具備行軍的條件，我們疲憊不堪，體力透支，需要長時間的休息，需要接受治療。火辣辣的太陽一直懸在我們的頭頂，似乎要榨幹我們剩餘的精力。
我們用了4天時間，總算進入了巴朗牙城區。菲律賓平民們站在道路的兩旁，扔給我們各種各樣的食物：米糕、還有動物油脂的甜蛋糕、小塊的炸雞、小段的甘蔗。甘蔗比其他食物要好，撕開表皮之後，咀嚼果肉，我們會獲得必要的水分和糖分，既解渴，又增加了營養。菲律賓平民雪中送炭，讓我們的士氣為之一振。
突然，槍聲響了，菲律賓平民們四散逃命，日本看守向他們射擊，不允許他們給我們吃的。兩個菲律賓平民跑進了田野，想鑽進一個下水管道。三個日本兵舉槍向他們瞄準，先後開火。這三個傢伙的槍法不是很好，他們開了好些槍，才把這兩個菲律賓男子打倒。見他們倒下來，這三個傢伙立即跑過去，呵斥他們，並瘋狂地踢他們，先是踢背部，後來踢頭部，隨後又向對他們倒臥的身體連開數槍。
日本兵命令我們停下來觀看，這一場景令我渾身發抖，我直想嘔吐，不過胃裏沒有東西，吐不出來。我眼睜睜地看著日本肆意的殺戮。我想儘快地把這些醜惡和兇殘的場景，從腦中抹去。我不知道我還要目睹多少次這樣的暴行。就在我準備閉上眼睛的時候，日本人又殺死了更多手無寸鐵的菲律賓老百姓。
在日軍的槍聲和呵斥聲中，菲律賓平民逃散無蹤。很多菲律賓戰俘趁亂跑出佇列，混入平民之中。他們的目標是藏入民間，換掉衣服，化裝成老百姓。剛好夜幕降臨，很多菲律賓戰俘如願以償。
我們繼續向市區中心走去。天色完全暗下來的時候，我們被趕進一間大倉庫。這間倉庫大約有75 英尺寬，160英尺長，原來是用來儲存玉米、大米和蔗糖以及其他農產品的。擠不進去的人，就睡在倉庫外面的開闊地上。我在倉庫的最裏面找了一個位置。當倉庫人滿為患的時候，日本看守又生生地把兩百名美國戰俘塞了進來。倉庫實在太擠，以致我們只能一個挨一個的平躺在地上。有人想小便，只能尿在身上，第二天太陽會把他的衣褲曬乾。如果誰想大便，就要跑到倉庫的角落裏解決。那天晚上，倉庫的地面上滿是痢疾患者的糞便，這讓很多人感染了這種致命的疾病。
屎尿散發的惡臭，垂死的人的叫喊聲，病入膏肓的人的抱怨聲、呻吟聲不絕於耳，簡直要讓我發瘋，我把衣角塞進耳朵，減輕了一些噪音。倉庫裏的空氣污濁不堪，痢疾患者的糞便，殘留在衣褲上的小便在倉庫裏發酵。這種令人窒息的混合惡臭，影響人的正常生理機能。日本兵忍受不了，把門鎖上出去了，在外面監視我們。
數小時後，我漸漸地適應了這種嘈雜的聲音和令人作嘔的臭味。我把自己的思緒從這場噩夢中轉移開，我又想到了蘿拉。她會意識到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嗎？獲悉了巴丹半島失守，全軍投降的消息之後，她會怎樣想？她會認為我是一個懦夫嗎？她仍然愛著我麼？她會像我思念她那樣思念我麼？我提出了一連串的疑問，幻想自己又和蘿拉呆在一起。這場噩夢什麼時候才到頭啊？午夜時分，我搖了搖頭，拋開紛繁的思緒，面對現實。
次日早晨，看守把倉庫門打開，我頭暈目眩地蹣跚著走出來。我像受驚的動物一般儘快地離開了這個彌漫著死亡氣息的黑暗之地。至少有25個人沒有活著走出倉庫，日本人命令戰俘把他們的屍體抬到倉庫後面的田地裏扔掉。我再度感到震驚。我所能做的，是為這些兄弟祈禱，我流著淚自言自語：“上帝啊！請您寬恕這些可憐的靈魂。”我不願意看到他們暴屍荒野，但是日本兵不同意我們把這些可憐的兄弟埋葬，他們在漆黑的夜裏悲慘地死去。
我們看到倉庫的院子裏面，搖晃著一隊看守。幾分鐘之後，我們被趕到院子裏。出乎我意料的是，院子中間放著3個廚房用的大桶，桶裏盛滿了米飯。沒有餐具的戰俘得到了一個直徑3英寸的飯團，有餐具的戰俘的得到了一大鏟子米飯，量應該比飯團要多一些。在倉庫外面的開闊地的頂頭，有一隊日本看守在供應熱茶。沒有水壺或杯子的戰俘可以借朋友的容器來獲得他的定量，這些液體對我們來說，太珍貴了。
在餓了四天之後，我們第一次獲得了食物，儘管食物的數量很小。日本看守提醒我們，我們是多麼的幸運，因為他們給我們供應了如此多的食物和茶水。我們剛領完自己的定量，日本人就把我們趕上離開巴朗牙的大路。日本看守不停地嘲笑我們，他們咧開嘴大笑，頻頻點頭，他們很滿足，因為從我們身上獲得了足夠的優越感。我們排好隊向北進發，行軍繼續，但是終點在哪，我們仍然不知道。
很多個夜晚，日本兵讓我們的隊伍停下來，命令我們露宿在堅硬、骯髒、冰冷的石頭路上，公路上丟滿了戰俘的個人物品。很多戰俘就地排便。在巴朗牙領教了倉庫之夜的痛苦，我寧願睡在外面。不過看守們似乎不想讓我們獲得片刻的安寧，他們時不時地在我的耳邊咆哮，甚至會踢我，用刺刀戳我。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睡在空氣流通的地方。
巴丹死亡行軍的前四天，我們不僅要忍受看守們的虐待，還得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持續的精神緊張，讓我心力交瘁。缺少食物和飲水加重了這種精神壓力。我有一種強烈的孤獨感，寂寞帶來的痛苦讓我夜不能寐。我記得十歲的時候，去參加夏令營。離家的第一個夜晚，我在哭泣中入睡，因為我感到孤單，我沒有在家的安全感。很多年過去了，我已長大，身處離家1萬英里的異國他鄉，兒時的孤獨感捲土重來。在巴丹死亡行軍漫長的路途上，持續的孤獨讓我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和蘿拉在一起的快樂的日子。四天宛如隔世，我不斷地對自己說：“這只是一個噩夢；不是真的。”當我情緒低落的時候，我就想像蘿拉在我的身邊安慰我，告訴我一切事情都會好起來的。我的家人也給我希望，我的戰友們彼此照顧，我所愛的人給我溫暖和我需要的理解。
一路上，謠言紛起，不過很好。這些謠言在我們嘴裏傳來傳去，給我們生的希望。要到巴朗牙的時候，有人說：“等我們到了，日本人就會用船把我們送到馬尼拉，與日本戰俘進行交換。我們很快就能回家了。”還有人說：“等我們到了下一個集鎮，日本人就會給我們吃的。”儘管事實往往於這些謠言相反，在巴丹死亡行軍的12天裏，我們還是願意生活在這些美好的謠言當中。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個巴丹死亡行軍當中最慘無人道的罪行，當然還有一些暴行也可與之相提並論。日本兵讓我們的佇列暫時停下，等待後面的隊伍趕上來。等後面的隊伍趕上我們的時候，日本人命令我們站起來繼續前進，就在這時一個瘧疾非常嚴重的兄弟，發著高燒，人都燒糊塗了，想站起來，但是站不起來。日本兵走到他身邊，用槍托砸他的頭，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來身邊的兩個戰俘，讓他們在路邊挖坑，他準備把這個生病的兄弟活埋。這兩個戰俘開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時候，日本兵命令他們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裏，把他活埋了。這兩個戰俘搖著頭，說他們不能那樣做。
日本兵沒有發出任何警告，舉槍就把兩個挖坑的戰俘當中的大塊頭打死了。他又從我們的佇列里拉出兩個戰俘，命令他們再挖一個坑，把大塊頭也埋了。日本兵在路邊劃了一個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個戰俘埋在那裏”。這兩個戰俘又挖了第二個坑，他們把生病的戰俘和死去的戰俘分別放在坑裏，然後往他們身上鏟土。生病的戰俘還沒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時候，他淒厲地叫喊著。
我們目睹了這場對手無寸鐵的無辜者的屠殺。我悄悄轉過頭去，用手捂住臉，避免讓日本兵看到我嘔吐。這樣的暴行讓我永生難忘，到現在仍然困擾著我。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我活著就是等著被屠殺嗎？今天輪不到我，那麼明天，後天，大後天呢？對於這樣的暴行，我還能忍受多久？”我的決心再次受到了挑戰。我偷偷地抹去淚水和嘔吐的汙物，正視路的前方，我在尋找下一個路標。我必須有一個目標；我必須向前走。
在正常的生活條件下，人們的行為方式只有兩種，要麼讓生活順應信仰，要麼改變信仰來適應生活。選擇了正確的行為方式，我們就能獲得滿足。不過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我發現如果我要活下去，我必須兩者兼顧。因此我不斷修改自己的信仰，以順應日本看守的命令，同時我又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堅持我的信仰。舉個例子，如果日本看守強迫我去活埋一個戰俘，我會很快地意識到，這與我的信仰不符，但為了活命我不得不照做。如果我堅持我的信仰，拒絕活埋依舊在呼吸的戰俘，那麼接下來可能就有更多的戰俘要來埋我了，如果還有人拒絕，就會有更多的戰俘被埋葬。在我調整信仰的時候，我對自己說，我要活下來以後幫助別人。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一個人不能及時地調整他的生活宗旨，很可能活不下去。
我很難理解日本士兵的行為。因為他們的紀律性很好，絕對服從上級軍官的指揮。我想這些軍官們肯定知道日本的軍事法規當中關於戰俘待遇的條文。1904年2月日本頒佈的第22條軍規的第1節第2條明確規定：“應該尊重戰俘，善待戰俘，不得以殘暴的非人道的方式對待戰俘。”侵佔菲律賓的日軍從任何角度來說，都沒有執行天皇親手頒佈的敕令。日本的翻譯在多個場合告誡我們：“你們比狗都低賤！我們想什麼時候喂你們，就什麼時候喂你們；我們讓你們休息，你們才可以休息；任何一個日本士兵覺得有必要教訓你的時候，都可以揍你。”
天皇頒佈的善待戰俘的軍規從來沒有執行過，在巴丹死亡行軍的時候沒有執行，在任何一個戰俘營裏也沒有執行，在任何一個工作隊裏也沒有執行。顯然，這只是一條停留在紙面上的規定——沒有必要認真對待——日本人制定這條規定，只是為了讓世界各國覺得日本軍隊是“人道的軍隊”。日本士兵的行為方式恰恰與這些冠冕堂皇的規定相反，他們更樂意看到戰俘被折磨，這讓他們覺得可以對我們為所欲為，滿足他們的民族優越感。
目擊了“處決式的葬禮”之後，我的求生意識更加強烈。目睹屠殺暴行時，我處於絕望的頂峰，可是我發現我可以克服這種絕望。我在想，如果日本兵逼迫我執行諸如此類的暴行，為了活下去，我該如何應對。
首先，我要意志堅強，做該做的事情。其次，我要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這樣我才能做日本人命令我去做的任何事情。第三，我要變得“機靈起來”，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比如說，什麼時候該走得快一點，什麼時候該成為另一隊的成員。我發誓今後走路要昂首挺胸。這個姿勢會讓我覺得精神一些，日本看守很少欺負看起來健康的戰俘以及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戰俘。
我們走了好些天，有的時候夜間也趕路。日本兵只給我們提供過兩次食物和水，每次都很少。從盧保出發的4到5英里的行軍極其殘酷。日本看守時不時地命令我們奔跑，他們的咆哮次數更多，聲音更大。幾分鐘之內，有不同的看守，毆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們。
在這個路段，我們被要求以平常兩倍的步速行軍，日本兵換班頻繁，我們經常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換班的看守。我們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隊日本兵，看守命令我們停下來。我們看到這隊日本兵的前面跪著一個美國戰俘，戰俘後面站著一個日本軍官。日本軍官從劍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揮來揮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領。他讓這個美國戰俘順著他揮刀的方向移動膝蓋。熱身練習做完之後，他把武士刀高高舉起，急速揮下，日本士兵高呼“萬歲”，我們只聽到一聲悶響，美國戰俘就身首異處了。這個軍官緊跟著把戰俘的軀幹踢到在地。這個軍官“乾淨俐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斬首技術”。所有的日本士兵都開心地笑著走了。當我看到他的刀鋒下落的時候，我的心都揪緊了，渾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禱。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頭竟然是日軍的娛樂方式。
從那天起，我少說也目睹了數百次斬首的場景；身首異處的恐怖瞬間永遠不能從我腦中抹去。每當那個時刻來臨，我都非常害怕，不過我下決心活下去。我必須活下來告訴全世界日軍對我們這些戰俘做過些什麼。
我們花了兩天多的時間到達奧蘭尼，這段行程大約有15英里。這兩天內，我們沒有得到一口飯一滴水。在這段路程當中我們目睹了更多暴行，這些暴行與剛開始的四天裏的大同小異。日本兵特別喜歡在菲律賓人面前虐待美軍戰俘，這樣能滿足他們的民族優越感。每次殺害或者折磨美軍戰俘的時候，他們都會把路過的菲律賓人攔下來，男人、女人、小孩無一例外，強迫他們站在路邊觀看。這些菲律賓人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些觸目驚心的場面，淚流滿面，默默地祈禱，我看到他們的嘴唇一動一動的。
我們穿過奧蘭尼城區的時候，一隊日本看守站在路邊，朝我們吼道：“哈依庫！哈依庫！” （快點！快點！）我們幾乎奔跑著經過了這隊看守。菲律賓平民站在離這隊看守很遠的路邊，扔飯團給我們。我們在奔跑中接到了，就迅速塞到嘴裏。如果飯團掉在地上，就糟蹋了。幸運的是，絕大多數人願意分享，所以大家多少都吃到一點。如果沒有好心的菲律賓平民冒著危險丟給我們食物，在路上餓死的戰俘會更多，因為他們的無私幫助，我們的士氣也提升了一些。不幸的是，一進戰俘營，這種有福同享的友誼就結束了。我們每天只能領到一點點米飯當早飯，晚上還能領到一丁點當晚飯，沒有菲律賓平民扔東西給我們，我們也不能在路邊剪刀食物。戰友之間的情意受到很大損害。我多次勸坦克部隊的同袍，把米飯吃下去，不要用米飯換香煙。有些戰俘強搶病人的食物，或者引誘他們換香煙，他們說，抽一根煙能讓病人感覺舒服一點。某些戰俘之間的關係變成“狗咬狗”的關係。
我們精疲力竭，站立不穩，被強迫以兩倍步速行軍，直到我們進入了2英里外的聖費爾南多城。接下來，去哪里？下一個死的，輪到誰？我們的身體還能忍受多久？
聖費爾南多是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路途當中經過的最大的城鎮，它非常繁華，受到的戰爭破壞很小。美菲聯軍向巴丹半島撤退的時候，沒在這裏做過多停留。日軍跟在我們屁股後面追，也是一經而過。它是班邦省的省會，有一些漂亮的大工廠。我注意到街面上有很多日本兵，他們全副武裝三五成群地到處閒逛，享受著“愜意”的時光。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火車站，讓我們休息。我們看到站內一列由老式車頭驅動的悶罐車。我們坐在鐵軌上等了一個小時，一輛破舊的悶罐車才哢哢地進站。我聽說，我們將被送到馬尼拉，與日本戰俘交換，我們很快就能回家。很快，謠言不攻自破。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這輛小小的悶罐車。車廂很小，放在平時可以裝進10頭牲口，或者25個到 30個人，在日本兵的驅趕下，此刻每節車廂裏塞進了80到100個人。我們只能輪流坐著，因為車廂裏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大家都坐下來，即使靠近車門的人把腿腳都伸到門外也不行。車廂中部實在太擁擠，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窒息了。靠近車門，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的人是幸運的。我們摩肩接踵地站了5個小時，到達卡帕斯。卡帕斯離我們的最終目的地奧唐奈集中營附近。
我是幸運的人之一。我靠門邊坐著，雙腿懸空。我享受著新鮮的空氣，和風撲面，不必擔心日本兵會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後背。不擔心，真是一種享受。不久，我就為自己的鬆懈嘗到了苦頭。一個日本看守從我身邊經過，他揮舞著一根用作手杖的長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來，沒打到腳，打在了膝蓋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來，——叫的什麼我記不清了，不過絕對不是恭維的話。他抓住車廂的門把，使勁地想把它關上，車門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極了。不過門最終還是沒有被關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關得上。幸虧我的大腿讓門開了一個口子，我們才能呼吸到一點新鮮空氣，當火車開動的時候，一股力量很大的風吹進我們的車廂。
火車緩緩地開動了，載著數千名生病的、垂死的戰俘。菲律賓人站在鐵軌旁邊，向車廂裏面扔用香蕉葉包著的飯團、用糖和其他調料做成的米糕、還有熟雞塊。當我看到他們給我們扔食物的時候，我就使勁把門拉開兩英尺，以便讓我們獲得更多的食物。這些好心的菲律賓人可能不知道，他們的慷慨行為救了我們很多戰俘的性命。沒有這些東西，很多戰俘將會餓死。他們給予我們的關心，幫助我們挺過了這段人生的黑暗歲月。
火車終於停了，但是日本兵不允許我們下車，我們又在車廂裏停留了10分鐘。沒有人講話；垂死的人的呻吟打破了車廂裏的安靜。就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們還是不知道接下來我們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會被秘密處決嗎？然後在沒有一個人看到的情況下，被日本人偷偷地埋到一個萬人坑裏？日本看守什麼也不說。我聽到車廂裏有人在輕聲的禱告。上帝啊！請給我們一次機會，不要在這個遙遠的國度，讓我們毫無蹤跡地像畜生一樣死去。
只有活著的人走下火車；我們得到指示，讓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車廂內。有些人能跳下火車，有些人只能挪到門邊，然後慢慢地滑下來。我慢慢地跳出車廂，剛想邁步走路，就倒在了鐵軌上。我覺得我的瘦腿不聽大腦指揮了。一個看守認為我站得不夠快，就用槍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頸部遭受重擊。他對我做了一個威脅性的動作，用刺刀向我刺來，我知道不躲開就死定了，趕緊爬起來走了。
我們又開始走了，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要走多遠。我們所有的人都覺得自己像是一頭牛，要被趕進屠宰場。當我離開悶罐車的時候，我感覺身體好像著了火。走了兩英里之後，我開始頭暈目眩，身體在佇列裏搖晃。沒過多久，我就體力耗盡，跪倒地上。好運又一次撞上了我。我醒來的時候，我發現正被奇戈伊和布隆格抬著走。他們抬著我，足足地走了1英里。之後，我的體力恢復了，可以自己走了。一個人在一生當中，在短短幾天內，被同樣的人救兩次，這樣的幾率能有多高？他們真是我的救星。
形容枯槁、衣衫襤褸的我們排成隊半死不活地走著。我們的身體太骯髒了，上面沾染了各種各樣的液體，全都沒刮臉。在這條狹窄的永無止境的公路上，我們看到一些美麗高大的、果實累累的芒果樹，還有許多鬱鬱蔥蔥的綠色植物。我們不時能在路邊看到美軍戰俘的屍體，他們躺在綠樹底下，血流滿地，鮮血已經變成深棕色。
《菲律賓的黎明》的作者神保信彥，是參與菲律賓戰役的一名日軍士兵。他在書中寫道，在巴丹守軍投降的當天，所有的日軍部隊都接到通知，將有至少7萬名俘虜落入日軍手中。
日軍高層在馬尼拉發佈了如下命令，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會發生那麼多的暴行：
和我軍在巴丹半島對抗的任何部隊，不管是否投降，都應該被徹底消滅，任何不能走到集中營的美軍戰俘，在行軍途中都必須在離高速公路兩百米以外的地方處死。
這個命令可能就是日軍士兵在行軍中可以任意殺死掉隊的美國人的正當理由。一旦本間雅晴接受了巴丹的投降，他唯一關心的不是我們的待遇而是所有在菲律賓的武裝力量的最終投降書，從而他可以指揮所有的力量和供給物資向克雷吉多島進攻。毫無疑問，我確信對我們投降的部隊實施殺戮是某個人預謀的，授權的，這個人有著很大權利，而且是日本軍隊在菲律賓有很高指揮權的人。
這個命令給予了日軍看守肆意屠殺掉隊的美國戰俘的權力，戰俘出於任何理由掉隊都要被處死。本間雅晴雖然接受了巴丹守軍的投降，但是唯一讓他感興趣的是獲得整個菲律賓美菲聯軍的投降書。他當時正在調兵遣將，調集所有的技術裝備，想一舉拿下克雷吉多要塞。毫無疑問，對巴丹投降部隊的屠殺是有預謀的，是侵菲日軍高層精心策劃的，是經過某些高級將領首肯的。
我在行軍的最後一天，差點丟掉性命。我的腳腫得有平時的兩倍大，這讓我在佇列中行走困難，很難跟上隊伍。後來我才發現，佇列當中的很多人都有這個毛病。
日本看守又把我們轉交給一隊經過充分休息的看守。這些傢伙上來就呵斥我們，推搡我們，用棍子敲打行走困難的人。他們專門欺負看起來虛弱的人。與我走在一起的一個兄弟，看到我浮腫的腳，建議我把靴子的兩邊劃破。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不僅照他說的做了，而且還把鞋帶鬆開了，這樣給腳更大的空間。在此之前，我虛弱得很，發著燒，筋疲力盡，我甚至覺得高燒會要了我的命。就在我的身體快要垮掉的時候，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堅持下去，不管日本人要我去哪里，我都得走過去。奇跡出現了，高燒退了！最後的8英里，我好像走了一輩子，我終於看到了典型的菲律賓棚屋的輪廓，還有那生銹的鐵絲網。我總算見到了這次強迫行軍的目的地。
巴丹死亡行軍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案。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這近8萬人被強行押解到100公里外戰俘營，一路無食無水，沿路又遭日寇刺死、槍殺，總共死了約4萬人。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本書為世界知識出版社授權網易歷史頻道發佈。
名詞解釋：
巴丹死亡行軍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案。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後，日本陸軍也開始進軍菲律賓，並與美國及菲律賓的聯合守軍交戰，其中位在菲律賓巴丹半島上的美菲守軍與日軍激戰達4個月，最後因缺乏支援與接濟，於1942年4月9日向日軍投降，而因此開始了“巴丹死亡行軍”。
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這78,000人成為日軍的戰俘後，遭日軍強索財物，並押解到62英哩（約100公里）外的戰俘營，路程以徒步行軍為主，但整個行軍過程除了初期給予少許的食物外(根據倖存者表示，僅給一次高爾夫球大小的米飯)，一路上不許戰俘再有任何飲食，凡是企圖找尋飲水與食物者，即被日軍以刺刀或開槍處決，同時也驅趕、阻止當地的菲律賓人給予戰俘食物與水，即便有若干僥倖者躲過日軍眼線而偷喝到幾口河水，也因河水已嚴重遭受污染(河中漂浮著屍體以及綠色泡沫、且氣溫達華氏100度)，最後引發嚴重的腹瀉、嘔吐而死。
如此，經過強行不吃不喝的趕路行軍，最後雖抵達目標營地，但沿路上因饑渴而死(最初即是因饑餓無濟才選擇投降)及遭日軍刺死、槍殺者達15,000人之多。
附帶一提的是，並非抵達戰俘營後就擺脫了死亡，由於日軍也在營地內虐待戰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勞務、刻意讓其挨餓等，如此在抵達營地的兩個月內又死去了約26,000人。
愛德華·金少將同日軍商討投降條件英文版序言
列斯特·坦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這個聰明的芝加哥青年，敏感地意識到大戰即將來臨。為了兌現對美國的神聖的義務，他決定作為一名志願兵參戰，而不是等待徵調。因此他放棄了已經小有起色的事業，義無反顧地參加了伊利諾斯州的梅伍德地區的國民警衛隊，1940年10月，被分配到第192坦克營B連。他為這支部隊旋即走上戰場，而感到興奮。他準備在服役期滿後，進入大學讀書，或者繼續幹老本行。
美國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已經轉向戰爭軌道。1940年11月，坦尼的部隊被編入美國聯邦軍隊作戰序列，一年之後被運送到菲律賓。日軍在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之後。當時坦尼的部隊駐紮在克拉克空軍基地附近。次日早晨5:30分，坦尼在睡夢中被突然叫醒，“日本人轟炸了珍珠港，抬頭看，它們又來了。”克拉克機場遭受突襲，菲律賓美軍進入戰爭狀態。
坦尼所在的B連，參加了呂宋島西岸林加延灣戰鬥，阻擊日軍大部隊推進。這場規模不大的阻擊戰，是二戰美軍的首次坦克戰。他們堅守陣線，阻滯日軍向巴丹半島推進，奮戰到愛德華·P·金將軍下令向日軍投降的那一刻。坦尼被俘後，經歷了慘絕人寰的巴丹死亡行軍，輾轉於菲律賓的多個戰俘營，隨後又被送到日本大牟田煤礦做戰俘奴工。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殘酷監禁解除之後，只有八分之一的美軍戰俘活著回到故鄉。坦尼目睹了美國用原子彈轟炸長崎騰起的蘑菇雲，他很幸運，因為他所在的戰俘營離長崎只有30英里。原子彈救了坦尼的性命，正是原子彈對日本成的巨大打擊，讓他再被日軍折磨致死之前，獲得了自由。
我一直在想坦尼是怎樣挺過這個三年零八個月的。越戰時期，我曾經兩次前往越南北部作戰，很不幸地兩次被俘，九死一生的經歷，現在仍然縈繞在我心頭。不過我想我的經歷和坦尼在日軍戰俘營當中的經歷沒有可比性，因為他的自尊長久地遭受著無情的踐踏，而且消息閉塞的他也不知道苦難會在哪一刻終結。我希望本書的讀者能夠細細地品味，人性在逆境中的偉大。坦尼無疑是勇敢的，他誠實地記錄了苦難，沒有自欺欺人，也沒有故意誇張。他在煉獄中恪守著原則，在求生的同時貫穿著良知。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在生不如死的環境當中憑藉自己的膽略和智慧，艱難地掙扎求生。殺戮和虐待，讓他參透生死，從而豁達睿智。他敏銳地觀察，發掘那些可以信任的朋友，發現戰俘當中的左中右，認識到誰可以開玩笑，誰不能開玩笑。
列斯特和我都曾經被亞洲國家的軍隊俘虜過，我們都沒有獲得國際法規定的戰俘應該享有的待遇。令人憤慨的是，淪為北越戰俘的美國軍人，成為了美國政府與越共政權討價還價的籌碼，成為了宣傳工具。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美軍戰俘經過了長期的監禁才獲得了解放，很多戰俘長眠在異國他鄉。而喪心病狂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沒有投鼠忌器的打算，美國戰俘成為他們的消遣對象，可以隨時隨地毆打虐殺。日軍從不譴責，肆無忌憚地殺戮虛弱的或者倒地的美軍戰俘的行為，他們甚至讚揚這種暴行。狂躁兇殘的日本看守，讓戰俘營中殺機四伏，形形色色的殺戮行為層出不窮。
令人敬佩的是，坦尼在書中並沒有流露“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復仇情緒。他在書中多次展現了對加害者的同情。（他曾對我說過，他會將那些傷害、拷打他的日本看守的名字帶進墳墓。）不難想像，日軍的加害行為暴行帶給他永恆的傷害，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始終面對著戰俘營中的苦難。堅韌和豁達，讓他不以苦樂為意。日本兵折磨他的時候，他咬牙挺住，從未求饒。久而久之，他習慣了毆打，知道該怎樣應付狂暴的日本兵，——為了活命，他儘量在挨打的時候不倒下，儘量護住自己的要害。
坦尼活著走出了戰俘營，胳膊上留下了永遠的傷痕，經常要接受各種手術。當他回到芝加哥，作為生命支柱的妻子已經嫁作他人婦。意志堅強、奮鬥不止的坦尼還是走出了戰爭和感情的陰影，最終獲得博士，並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擔任金融學教授。退休後，他四處奔走，呼籲向日本財閥討回公道，成為了出色的社會活動家。
在閱讀這部書稿的時候，我經常和坦尼產生精神的共鳴，他關於戰俘營的描述，不止一次地將我的思緒拉回了北越戰俘營。坦尼說：“接近4年的戰俘生涯讓我的思想臻於成熟，讓我形成了今後50年一直奉行的處事哲學。” 我有同感。這是一部凝聚著血淚，彰顯著生命力量的佳作，希望讀者能從中獲得教益。
我很榮幸分享坦尼教授的傳奇經歷，並為之作序。
美國退役海軍中將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 詹姆斯·B·斯托克代爾
被日軍俘虜的巴丹地區盟軍士兵
巴丹死亡行軍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陣刺耳的槍聲驚醒。一隊日本兵扛著步槍，端著機關槍，闖入了我們的營地，他們兇神惡煞似地嚎叫著。
沒等我們反應過來，日本兵就撲了過來。禮貌的把兩個手指並在一起，送到嘴邊，作吸的姿勢，討要香煙；粗魯的舉起用作手杖的長竹竿，朝我們劈頭蓋臉地打來，亂翻我們的床鋪，搜查我們的身體，拿走他們想要的一切東西。這是一群野蠻的勝利者。
有一個日本兵，走到我面前，做出抽煙的姿勢。我明白他的意思，搖了搖頭，因為我沒有香煙。他笑了笑，立即掄起槍托照我臉上狠狠地砸下來。我的鼻子被打破了，顴骨部位也撕開一道口子，鮮血湧了出來。他得意地大笑，其他日本兵也哄堂大笑。他走到站在我右邊的戰友前面，做出同樣的手勢。右邊的兄弟有煙，給了他一根，他抬手把整包香煙都奪了過去。誰知他恩將仇報，領著其他的日本兵用竹竿和槍托狠揍我的同伴，把他打倒在地。這下子，他們才心滿意足地大笑著離去，嘲笑著被擊敗的、軟弱的美國人。
如果我們知道今後將受到怎樣的折磨，並且知道這種折磨將持續多長時間的話，我們一定會在巴丹半島死戰到底，戰至最後一個人，拉更多的敵人陪葬，而不願忍受三年半的摧殘、饑餓、虐打以及種種非人道的暴行。
日本人轉移俘虜的計畫，基於三個毫無根據的假設，這對於我們來說，太不幸了。第一，日本人認為巴丹半島只有2.5-3.5萬名戰鬥人員。具體的數目，我不知道，因為在投降前夕，有數十名士兵陣亡，還有大量官兵躲進叢林或者試圖前往克雷吉多島。拋開戰鬥人員不談，跑到巴丹半島尋求安全庇護的菲律賓平民就有2.5萬人。戰鬥人員數目更為龐大，大約有6.5萬名菲律賓官兵，2.8萬名菲律賓平民，還有 1.2萬名美國人，總數達到10.5萬，這大大超出日軍估計。
第二，日軍想當然地認為美菲聯軍官兵身體健康，能夠在沒有食物和飲水保障的情況下進行強行軍。事實恰恰相反，我們這些堅守巴丹的人，在過去的45天裏，每天攝入的熱量不足800卡路里。除了米飯之外，我們每天只有一調羹C口糧（野戰口糧，特製的袋裝肉食）。有時，我們不得不用蛇、猴子，甚至用鬣蜥加強營養。前線的所有官兵，一天只能吃兩頓。饑餓導致壞血病、糙皮病、腳氣病，瘧疾等傳染病也趁虛而入，讓我們原本孱弱的身體更加孱弱。此外，我們對於長途行軍毫無準備，我們沒有水也沒有食物。我們這些能走的人看起來像病人，躺在醫院裏的病人看起來像死人。
第三，日軍認為他們的撤退計畫完美無缺，所有的細節問題都考慮周全，他們知道該做什麼，怎樣做。日本部隊之間分歧很大，讓我們無所適從，——聽了甲隊士兵的命令，會被乙隊士兵認為違反他們的命令，我們會挨打；再度服從乙隊士兵的命令，甲隊士兵發現了，認為我們不服從，會開槍打我們。這樣的事情一再重演，正好給了他們“算賬”的機會，他們報復我們，並一再顯示日本民族的優越性。日本兵們毫不理會他們已經到了日本國外，他們認為所有的人都能聽懂日語。因此，當我們聽不懂他們的命令而反應遲鈍，或者領會錯誤的時候，他們就歇斯底里地大施淫威。
因此，當巴丹死亡行軍從馬里韋萊斯開始的時候，就與日本人的“完美計畫”背道而馳。到處都混亂不堪，小汽車、卡車、馬匹、野戰火炮充斥道路。日軍把他們所有的重裝備都運到了巴丹半島，想要一舉拿下克雷吉多要塞。顯然，讓敵方的大量俘虜滯留在己方陣地上，是不利於日軍贏得攻取菲律賓的完全勝利的，所以日軍需要在儘量短的時間內，把我們這些俘虜趕出戰場。不過日軍好像只有想法，卻沒有安排高級將領專門負責俘虜轉移事宜，巴丹半島仍然是個爛攤子。
經歷巴丹死亡行軍，活著到達奧唐奈集中營的戰俘人數，只有出發前的一半。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這些倖存者全都有病，少數的人只患有一種疾病，大多數人受到兩三種疾病的折磨。這些疾病包括：瘧疾、痢疾、營養不良、饑餓、脫水、肺炎、腳氣病、白喉。此外，絕大多數倖存者在行軍途中都受到了毒打，體力嚴重透支。投降之後，我們本來就心情沮喪，可是在行軍途中又受到了極大的心理傷害，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同伴被屠殺，卻無力阻止，時刻提心吊膽，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
克雷吉多要塞的守衛者們在戰鬥到最後一刻之前，一直吃得比較好。克雷吉多要塞是美菲聯軍的總司令部所在地，總軍需官在此負責戰區內的給養分配。從1941年12月份開始，截止1942年4月，向巴丹半島運送給養和裝備越來越困難；所以克雷吉多要塞一直糧彈充足。巴丹守軍一天只能吃14至17盎司食物的時候，克雷吉多守軍一天能吃到48至55盎司。克雷吉多工事堅固，很少有人受傷，所以他們的身體很健康。瘧疾只給克雷吉多守軍造成了小小的麻煩，卻擊倒了巴丹半島99%的守軍和平民，因為巴丹半島的叢林裏有著世界上傳染性最強的攜帶瘧疾病毒的蚊子。
事實證明，日軍遷移巴丹戰俘的計畫的所有假設都是錯誤的，不現實的，純粹是憑空想像的。在戰後軍事法庭的審判當中，這些假設被用作巴丹死亡行軍的暴行的旁證。很多駐菲日軍高級將領辯稱，他們根本不知道巴丹死亡行軍，因為他們當時並不關心俘虜的遷移計畫。他們異口同聲地聲稱：“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情，也不知道美國和菲律賓戰俘所受的待遇。”
我覺得日本人在菲律賓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打開巴丹半島的地圖，很容易發現日軍可以為他們省去很多麻煩。只要他們在皮拉爾-巴加克一線擺上少許兵力，我們就不得不在長官的帶領下投降。後來我們常說：“他們不打我們，我們就會在軍官的命令下，帶著槍支彈藥投降。”我們已經無路可逃，北面是敵人，其餘三面是海。只要日本人扼住北部防線，如果我們不想在外援斷絕的情況下餓死，就得投降。日本人完全可以抽出大批地面部隊提前兩個月南侵澳大利亞，攫取整個東南亞的領土。可是日本人一根筋，要麼是膽小，非得把駐菲美軍完全擊潰才敢進行下一步侵略行動。他們執著地執行全殲駐菲美軍的計畫，中途卻不得不面對8萬名放下武器、疾病纏身的軍事人員，以及2.5萬名平民。不把這批人移出巴丹半島，他們對克雷幾多要塞的總攻就會受到影響。
4月10日早晨，一隊日本兵把我們趕上大路。在這半英里的行程中，日本兵大聲呵斥著我們，為了讓我們走快點，用刺刀戳我們。上了大路，我們等了3個小時，日本人禁止我們講話，我們可以用任何姿勢休息，站著、坐著都可以。
突然，大路上塵土飛揚，遠處出現一大隊美國和菲律賓俘虜。他們雜亂無章地走著，經過我們的時候，日本兵命令我們加入他們的佇列，開始步行。我的巴丹死亡行軍的起點在167公里的界碑處，在馬里韋萊斯東面大約2英里處。馬里韋萊斯在巴丹半島的最南端，聚集了大量美菲聯軍戰俘，也是日軍登陸巴丹半島的主要地點。
我們忠實地執行了金將軍的命令，沒有留下任何交通工具用於轉移，我們摧毀了所有的坦克，我們並不指望開著坦克去戰俘營。出於一些不為人知的原因，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少之又少的美軍戰俘得以坐上汽車，到達我們的第一個集中營，奧唐奈集中營。而我們是走過去的。
行軍的路面有20英尺寬，路基是石塊，上面撒上碎石子，碎石子上面再撒上細沙。撒上沙子的目的是為了使路面能夠行駛小型汽車，水牛拉的大車，菲律賓人拉的大車有時也會出現在路面上。路面早已使用過度，我們的重型汽車在上面開過，甚至我們的坦克、半履帶車也從上面經過。整個路面已經千瘡百孔，大塊的礫石隨處可見，路基裸露，鋪滿了磕腳的細沙、碎石子。在這種路面上走一小段路都覺得痛苦，長時間、長距離行軍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們四人一排，十人一列開始行軍。還沒走出去一英里，隊伍已經鬆鬆垮垮，我們就像一群掉隊的士兵。開始還成隊形的四十人的方隊，散亂不堪，兄弟們往前挪動步子，有些兄弟的腿腳已經不太靈活，看起來像跛了一樣。我們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很多人感覺我們是去送死。就在此刻，我決定要制定活命的計畫。成為俘虜的前夜，我還堅信我能夠活著回家。為了活命，我得為自己設立一些可實現的目標，比如一定要堅持到下一個轉彎口，一定要走到前面出現的水牛那裏。我必須有夢想，夢想會讓我前行。
日軍闖進我們的宿舍將我們的個人物品劫掠一空的時候，趁日本兵不注意，我把她的小照，塞到了襪子裏面，藏在腳踝處。蘿拉是點燃我生命火花的火種，她給了我生存的激情。沒有夢想，就不會有夢想實現的那一天，我實現夢想的決心堅如磐石。我不會讓敵軍奪走我的夢想，我必須活著，活著見到蘿拉，讓夢想變為現實。
沒走多遠，我們就知道我們將受到怎樣的對待。日本人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嚇了我一跳。日本人把我們從宿營地趕到大路上的時候，我就知道“全副武裝”是一個錯誤，我們只應該攜帶一些必備的生活用品，比如說軍用水壺，不過有水壺也不一定能喝到水。帽子和頭巾是必不可少的，烈日當頭照，正午的地表氣溫極高，頭部沒有保護絕對受不了。我們還得忍受突然降臨的傾盆而下的陣雨，大風卷起沙塵，能見度極差。
剛走了一兩個小時，兄弟們就開始減輕負荷，把他們認為不需要的東西丟在路上。他們從軍用帆布背包裏翻出各種各樣的東西：牙膏、牙刷、剃須膏、剃鬚刀、毯子、小帳蓬。這些物件被隨地丟棄，散佈在行軍路線的最初幾英里的路段上。
日本兵用我們聽不懂的日語大聲呵斥我們，如果我們不能對他們的命令做出迅速反應，他們就從路邊撿起木棍抽打我們。他們想讓我們走快點，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小跑。對於我們來說，“快步走”和“小跑”沒有區別，它們在我們耳朵裏只是重複的辭彙。看守們似乎並不明白這一點，我覺得他們絕對不是日軍當中的聰明人。後來我才知道，這些傢伙所受教育程度極低，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們沒有正確執行他們的命令，是因為我們根本聽不懂他們的“鳥語”。
日本兵強迫我們這些虛弱的人一連走了四五個小時，不允許我們休息，動不動抽打我們。很多兄弟如果不停下來喘口氣的話，就站不住了；日本兵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允許我們停留。我們佇列裏的漢克絆了一跤，摔倒在路邊的灌木叢裏。一個日本兵立即跑過來，我們向倒下的好朋友大聲喊道：“趕快站起來！快點站起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日本兵高聲叫喊著，把刺刀紮進了漢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後，漢克掙扎著站起來，鮮血順著襯衫往下流，他蹣跚著加入了我們身後的行軍佇列。
漢克並沒有撐多久。晚上一個朋友告訴我，漢克因為流血過多，倒在地上，被一個日本兵開槍打死。我控制不住哭泣，夥伴們也控制不住。我們眼前浮現出一個從來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的優秀青年，他錯在倒在了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漢克的死，給我們一個血淋淋的教訓：想在行軍時休息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永遠休息”。如果要大小便的話，我們該如何保護自己？很快我們發覺，唯一的正確做法是拉在褲子裏，如果你想活命的話。
行軍的第二天，一輛日本卡車從我們身邊開過。卡車車廂裏坐著日本兵，他們手裏拿著長長的繩子，時不時地抽打戰俘。他們會抽打任何一個他們認為走得不快的戰俘。突然，有日本兵向一個走在佇列外面的戰俘扔出了套索，套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把他拖到在地。鋒利的石塊讓這個兄弟鮮血淋漓，遍體鱗傷，他的身體抽搐著、翻滾著，看起來像一塊新鮮的牛排。被拖出100多碼後，他終於掙脫了套索，用手和膝蓋支撐著流血的身體慢慢地站起來時，他大喊：“你們去死吧！有朝一日，我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你們，我會活著把尿撒在你們的墳墓上！”憤怒讓他獲得了新的力量，他站直了以嶄新的面貌加入了行軍佇列。
第二天我們在卡巴卡森停了下來，我看到一個日本兵打開飯盒吃米飯，他的菜是一個魚罐頭。他吃完的時候，罐頭底部還剩下兩調羹魚。他扭頭看到了我的眼睛，便把罐頭扔給了我。我直勾勾地盯著他，其實我不是盯他，我是盯著他手裏的罐頭。可憐巴巴的眼神讓他大發善心。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饑餓、疲憊、沮喪。我毫不猶豫地抓住了罐頭，從路邊撕下一塊樹皮當成調羹，享用了一勺“美餐”。我突然發現我的好朋友鮑勃·馬丁用同樣的眼神看著我手裏的罐頭，於是我把罐頭和“調羹”都給了他。這個時候，為我們持續了一輩子的真摯友誼奠基。
鮑勃是天生的樂天派，似乎沒有事情可以讓他煩惱，也許用“沒心沒肺”形容他最合適。他只有5 英尺7英寸高，但是他卻把自己當成一個大人物，仿佛沒有什麼事情能難倒他。他的臉上總是掛著微笑，傳達著溫暖和友好，他的棕色頭髮和綠色眼睛顯示了他樂觀的天性。不管戴軍帽還是便帽，鮑勃都喜歡把帽子倒扣在腦袋上，這幾乎成為了他的標誌。
此時，鮑勃仍然沒有失去樂觀的天性。在我們休息的時候，他儘量讓我們感覺好一點。這就是他的特別之處。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和整個戰俘生涯當中，鮑勃和我共同經歷了很多事情。我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鮑勃還活著，而且活得很好，我們仍然是親密無間的好朋友。
194坦克連有一位帥氣的中尉，他大約28歲，一頭金色捲髮，總是乾乾淨淨的。他塊頭很大，有6英尺高，我估計他在戰前的體重至少200磅，行軍剛開始的時候也有150磅。他看起來很強壯，卻走得很慢，因為他背著個大包。一開始的時候，他把大包夾在胳肢窩裏，後來又把它扛在肩上。在大包的重壓之下他步履維艱，沒有人知道包裏裝的是什麼，但是我覺得裏面一定有他值得用生命去捍衛的東西。
當我們的佇列超過中尉的時候，我悄悄地靠近他，我看到他的雙眼已經充血，目光呆滯，他似乎已經喪失意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問他要不要幫忙，他不回答。等我回頭再看到他的時候，他的步履已經踉蹌，身體也東倒西歪的。他已經控制不住自己的身體，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無法對他提供幫助，他很快就會被日本並殺死。沒有人敢為他停下來，大家都很清楚，停下來幫助他的代價。
隊伍繼續前行，他的背越來越彎，行走非常困難。我們勸他扔掉不必要的物件，他的包對他來說，會讓他吃不消的。他拒絕了，掙扎著向前挪動了幾百英尺，栽倒在地。日本兵看見我們的佇列停了下來，立刻跑到他面前。日本兵大叫了幾聲，毫不猶豫地刺進了他的胸膛。日本兵還在狂吠，他的意思再明顯不過：“站起來！站起來！”不過一切已經太晚了。刺刀終結了中尉的生命，有一個好男兒為國捐軀。我無助地想到， “這個時候上帝在哪里？”在目睹了一樁樁暴行之後，我越來越肯定這些事情也會發生在我身上。天哪！以後等待我的是怎樣一個噩夢啊！
隊伍又往前移動，幾分鐘之後，又發生了悲慘的一幕。後面傳來汽車馬達聲；日軍向克雷吉多方向輸送戰鬥人員。中尉的屍體橫臥在道路中間，日本卡車毫不猶豫地從中尉的屍體上碾過，日本的車隊經過之後，中尉的屍體已經被壓成肉餅。道路上殘留的鮮血和肉末，顯示這裏曾經有人倒下。
日本人用這種方式“為中尉完成了葬禮”。日本兵還是不是人？他們沒有絲毫的同情心，毫不顧忌人之所以為人的底線！他們把我們像動物一樣對待，毫無疑問他們根本不會給我們戰俘應有的待遇。
投降之前，我還在想被俘後的幾小時是最危險的，只要捱過了最初的幾個小時，下面就安全多了。但在目睹了接二連三的暴行之後，我意識到自己錯了。日本人苦戰之後，攻下巴丹，剛剛嘗到勝利的喜悅，勝利並沒有讓他們忘記戰鬥的痛苦，因此日本兵抓住機會就向我們復仇。他們當中也許有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好朋友，他們要向我們這些“劊子手討還血債”。押解我們的日本兵情緒高昂，而昔日的敵人就在他們的刺刀底下，伸手可及。他們的武士道精神極端膨脹，日本的這種古老的戰爭哲學認為，投降者是懦夫，一個軍人在面對投降時的第一反應應該是切腹自殺。
對日本的語言、習俗和軍事哲學的無知，讓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吃盡了苦頭。哪怕是我們隊伍當中有一兩個人能聽懂日語，我們也能避開許多暴行。不過我們發現很多日本兵會說一點英語，但是他們從來不敢在他們的同伴面前說，因為這種行為會被認為具有親美傾向，被指責同情美國人。
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日本兵最喜歡欺負看起來弱小的戰俘。後來在日本福岡的17號戰俘營，情況恰恰相反，日本看守和平民礦工似乎專門喜歡找大塊頭戰俘的麻煩，他們喜歡吹噓：“美國人高大而軟弱，日本人矮小而強壯。”說到底，日本人還是因為身材矮小而感到自卑。
日本兵不允許我們帶水行軍，長時間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難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嚨刺痛，胳膊和腿不聽使喚。我們的身體亟需補充水份，可是卻一滴水也得不到，精神和身體的痛苦溢於言表。到了第三天，饑餓和口渴讓我做起了白日夢。我仿佛看到了過去吃過和喝過的所有好東西：夾著乾酪和洋蔥的漢堡包、奶昔、啤酒、可樂，饞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乾枯。我在白日夢的驅動下，走了一段路，最後還是回到了現實當中，——我們饑渴難耐，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們的下一頓才能進嘴。我們被強迫往前走，把左腿邁到右腿前面，再把右腿邁到左腿前面，兩腿帶動著身子往前挪。
日本兵故意的。其實路邊並不是沒有水，巴丹半島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日本兵就是不讓我們喝。有些看守會讓少數的戰俘去喝水，卻不讓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覺自己的舌頭變厚了，因為身邊有日本的車隊經過，車隊揚起的灰塵被我吸進嘴裏，黏在舌頭上，我的喉嚨快要被這些沙塵烤幹了。有一次，我看到路邊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觀察了好半天，確定附近沒有日本兵的時候，我和戰友弗蘭克快速沖到井邊。我們你一口，我一口，敞開肚皮喝水。我們儘快喝足，並把水壺裝滿，準備路上喝。
幾分鐘之內，大約有10到15個戰俘聚到了井邊。這引起了一個日本兵的注意，他跑過來嘲笑我們。這時，前面的5個人喝到了水，第6個人剛準備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舉起刺刀，對著他的脖子就是一刀。這個兄弟立即雙膝跪地、呼吸急促、臉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沒有喝上就死了，鮮血染紅了自流井。他死不瞑目，因為他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就被屠殺了。
所有在井邊的戰俘，趕緊跑回佇列。我們都被嚇傻了。我的心像手提鑽鑽地時一樣，劇烈地跳動，我的眼睛睜得有平時兩倍大，我很無助，我又想到，“這個時候上帝在哪里？”淚水潸然而下，流到我的面頰上，多好的一個年輕人啊，就這樣送掉了性命，殺他的人好像做了一場遊戲。
兩小時後，我們經過了一個水牛洗澡的水塘，它離路面大約50英尺。水塘裏的水根本不能飲用，水面上泛著綠色的泡沫，兩頭水牛正呆在裏面躲避酷熱。兄弟們都快渴死了，只要能喝到水，他們管不了這麼多了。兄弟們不僅渴，而且深受瘧疾的折磨，很多人發著高燒。另外還有很多人痢疾很嚴重，他們認為誰能夠減輕他們的痛苦。有一個大膽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勢問他，能不能讓他喝一點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揮手同意。
得到允許後，好幾十個人瘋狂地沖到水塘邊，也不管水牛還在裏面洗澡。有些人撥開綠色的泡沫，把水潑到自己身上，並喝下這種寄生著多種病菌的水。有些人用手帕把手兜起來喝，他們覺得經過手帕過濾以後，水會安全一些。他們真笨！成群的蒼蠅在水面上盤旋，水裏殘渣氾濫，病菌是過濾不掉的！這不是人喝的水！
幾分鐘之後，一個日本軍官跑過來大喊大叫。沒有人聽得懂他說的話，他也沒有打任何手勢，但是大家還是知趣地趕緊返回了隊伍。不久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這個滿臉堆笑的軍官，在戰俘的佇列周邊轉來轉去，他隨即命令日本兵檢查我們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跡的人都拉出來。日本軍官命令這些粘上水跡的人，在路邊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們開槍。恐怖的大屠殺！他強迫我們站著觀看，我們不敢阻止，如果我們阻止的話，他會下令把我們也槍斃了。
連日來目睹的暴行，嚴重動搖了我生存的信念。我的戰俘權利呢？如果這些殘暴的巴丹征服者對我做同樣的事情，我該如何應對？這場該死的行軍好像總不到頭，我該怎樣活下去？
滿懷希望是挺過巴丹死亡行軍的戰俘的共性。希望讓我們在饑渴、疾病的折磨下，一步一步向前走，我們知道總會到達終點。謠言風傳開來，有人說我們將被送往日本戰俘營，等待交換戰俘，我們將在美軍的醫院裏得到很好的治療。有些人希望，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只是一場噩夢，我們很快能回家。這些想法過於樂觀，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到達一個有吃有喝的終點，那裏有房子給我們住，讓我們遠離毒辣的日頭和蚊蟲的叮咬，讓我們不必在暴風雨中體驗“泥石流”的滋味，——暴雨擊夾帶著我們身上沾染的沙塵順著身體往下流淌。
這個時候，唯一能鼓勵我前進的是，我在路上看到的香蕉園和芒果樹。我把它們當成目標，當作暫時的目的地。絕大多數時間，我們已經停止了思考，我們只是走路，垂頭喪氣地低頭走路。我對自己說，我們是真的失敗者，但是我必須前進。
很多人已經虛弱得或者病得挪不開步子。如果他們停下來，蹲在路邊排便，輕則受到毒打，重則被殺。幸好我們腹中空空如也，不必擔心腸蠕動過於激烈，因為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供排泄。得了重症痢疾的人最可憐，他們隨時可能排泄。
第四天，我幸運地碰到了兩個坦克部隊的老夥計，沃爾特·奇戈伊和鮑勃·布隆格。奇戈伊是典型的義大利南部人的後裔，他有6英尺高，一頭烏黑的捲髮，鬍子很濃，看起來總是需要好好刮一下。他英武帥氣，一張長臉，讓人覺得“挺壞”。他的深棕色眼睛有些摳，總好像沒有睡醒，眼珠子轉動靈活，一會兒左，一會兒右，讓人覺得他是個精明人。他說話口氣柔和，即使在生氣的時候也不大喊大叫。從投降那天起，他就將生死置之度外。
布隆格是典型的義大利北方人的後裔。他有一頭金髮，明亮的藍色眼睛，身體很結實，大嗓門大得像教堂裏的鐘，好幾裏外都能聽到。在聚會上，他是一個開心果，特別會講笑話，大家都很喜歡他，總有很多人聚在他周圍。他身高不到6英尺，但是像一頭強壯的大灰熊，胳膊粗壯，胸肌發達，力大無窮。奇戈伊和布隆格是B連的“寶貝”，在全營也是名聲顯赫，眾所周知他們是“肉團兄弟”。
我和他倆走在一起的時候，一個日本軍官騎馬從我身邊經過。他揮動著武士刀，好像隨時準備把俘虜的頭顱斬下。我正好走到了佇列的外面，他順手給了我一刀。刀鋒離我的頭部和頸部數英寸，我趕忙避開，刀尖還是將我的左肩劃開一道大口子。刀口很深，我大量失血，亟需縫合，我還得繼續行軍，如果我還想活命的話。
等那個日本軍官遠去之後，布隆格和奇戈伊從人群中給我找來了一個醫護兵。為了幫我縫合傷口，醫護兵把身上所有的線都用完了。在此之後的兩英里路，兩個好朋友一直扶著我走。他們不讓我掉隊，因為大家都知道，掉隊就別想活。
奇戈伊和布隆格救了我的命，我一直希望有機會報答他們。軍方的記錄顯示，他們在被俘期間先後罹難。布隆格因痢疾在1942年7月31日，死于甲萬那端戰俘營。奇戈伊因同樣的疾病，在1942年11月3日，死于臺灣的戰俘營。我回國後，見到他們的家人。他們的父母問起他們的兒子在軍隊裏表現怎麼樣，是怎麼死的。我很難回答。跟他們的父母的充滿感情的會面，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我永遠無法忘記。
我們每天像僵屍一樣進行長途跋涉。我們從早上6:30，走到晚上8點，有的時候甚至要到9 點。我們被命令一刻不停地行走，只有兩種情況可以獲得幾分鐘的休息：日本看守換班或者被日軍強迫我們觀看他們施暴。日本看守換班很勤，每隔三四英里他們就換班一次。看守總是新面孔，對我們來說不是什麼好事，我們不知道這幫剛還上來的傢伙脾性如何，他們想要我們做哪些事情，不想要我們做哪些事情，我們總是小心翼翼。這幫新換上來得傢伙總是想給他們的戰友，特別是他們的軍官留下“好印象”，總要抓住機會，懲罰戰俘。這幫傢伙養精蓄銳，體力充沛，因此走路要比我們快多了。因此我們害怕換班，換班之後就要加倍小心，千萬不能走到隊伍外面。
由於路況糟糕，身體疲乏，缺少食物和飲水，加上戰敗者的心態，我們每小時只能走1英里，最多 2英里。日本看守不斷地呵斥我們，抽打我們，我們慢得像蝸牛在路上爬。我在想，我們要到哪里？如果他們要我們死，把我們在路邊就地槍決和押送到一個地方處死，有什麼不同？如果他們告訴我們目的地在哪里，會讓我們感覺輕鬆一些。如果日本人告訴我們只要走完70英里，我們就可以到戰俘營，就可以休息了，或者為他們工作。這樣要比漫無目的地走著，好得多。
我們已經好幾天沒吃飯了，渴得快要失去意識。如果再不給我們水喝，我們很快就會脫水而死。就在這時，日本人告訴我們，他們計畫在我們到達巴朗牙城區之後讓我們吃飯，巴朗牙離我們被俘的地方大約35英里。在正常條件下，一直休息充分、訓練有素、給養充足的軍隊只要19小時就可走完這段距離。可是我們這些戰俘根本不具備行軍的條件，我們疲憊不堪，體力透支，需要長時間的休息，需要接受治療。火辣辣的太陽一直懸在我們的頭頂，似乎要榨幹我們剩餘的精力。
我們用了4天時間，總算進入了巴朗牙城區。菲律賓平民們站在道路的兩旁，扔給我們各種各樣的食物：米糕、還有動物油脂的甜蛋糕、小塊的炸雞、小段的甘蔗。甘蔗比其他食物要好，撕開表皮之後，咀嚼果肉，我們會獲得必要的水分和糖分，既解渴，又增加了營養。菲律賓平民雪中送炭，讓我們的士氣為之一振。
突然，槍聲響了，菲律賓平民們四散逃命，日本看守向他們射擊，不允許他們給我們吃的。兩個菲律賓平民跑進了田野，想鑽進一個下水管道。三個日本兵舉槍向他們瞄準，先後開火。這三個傢伙的槍法不是很好，他們開了好些槍，才把這兩個菲律賓男子打倒。見他們倒下來，這三個傢伙立即跑過去，呵斥他們，並瘋狂地踢他們，先是踢背部，後來踢頭部，隨後又向對他們倒臥的身體連開數槍。
日本兵命令我們停下來觀看，這一場景令我渾身發抖，我直想嘔吐，不過胃裏沒有東西，吐不出來。我眼睜睜地看著日本肆意的殺戮。我想儘快地把這些醜惡和兇殘的場景，從腦中抹去。我不知道我還要目睹多少次這樣的暴行。就在我準備閉上眼睛的時候，日本人又殺死了更多手無寸鐵的菲律賓老百姓。
在日軍的槍聲和呵斥聲中，菲律賓平民逃散無蹤。很多菲律賓戰俘趁亂跑出佇列，混入平民之中。他們的目標是藏入民間，換掉衣服，化裝成老百姓。剛好夜幕降臨，很多菲律賓戰俘如願以償。
我們繼續向市區中心走去。天色完全暗下來的時候，我們被趕進一間大倉庫。這間倉庫大約有75 英尺寬，160英尺長，原來是用來儲存玉米、大米和蔗糖以及其他農產品的。擠不進去的人，就睡在倉庫外面的開闊地上。我在倉庫的最裏面找了一個位置。當倉庫人滿為患的時候，日本看守又生生地把兩百名美國戰俘塞了進來。倉庫實在太擠，以致我們只能一個挨一個的平躺在地上。有人想小便，只能尿在身上，第二天太陽會把他的衣褲曬乾。如果誰想大便，就要跑到倉庫的角落裏解決。那天晚上，倉庫的地面上滿是痢疾患者的糞便，這讓很多人感染了這種致命的疾病。
屎尿散發的惡臭，垂死的人的叫喊聲，病入膏肓的人的抱怨聲、呻吟聲不絕於耳，簡直要讓我發瘋，我把衣角塞進耳朵，減輕了一些噪音。倉庫裏的空氣污濁不堪，痢疾患者的糞便，殘留在衣褲上的小便在倉庫裏發酵。這種令人窒息的混合惡臭，影響人的正常生理機能。日本兵忍受不了，把門鎖上出去了，在外面監視我們。
數小時後，我漸漸地適應了這種嘈雜的聲音和令人作嘔的臭味。我把自己的思緒從這場噩夢中轉移開，我又想到了蘿拉。她會意識到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嗎？獲悉了巴丹半島失守，全軍投降的消息之後，她會怎樣想？她會認為我是一個懦夫嗎？她仍然愛著我麼？她會像我思念她那樣思念我麼？我提出了一連串的疑問，幻想自己又和蘿拉呆在一起。這場噩夢什麼時候才到頭啊？午夜時分，我搖了搖頭，拋開紛繁的思緒，面對現實。
次日早晨，看守把倉庫門打開，我頭暈目眩地蹣跚著走出來。我像受驚的動物一般儘快地離開了這個彌漫著死亡氣息的黑暗之地。至少有25個人沒有活著走出倉庫，日本人命令戰俘把他們的屍體抬到倉庫後面的田地裏扔掉。我再度感到震驚。我所能做的，是為這些兄弟祈禱，我流著淚自言自語：“上帝啊！請您寬恕這些可憐的靈魂。”我不願意看到他們暴屍荒野，但是日本兵不同意我們把這些可憐的兄弟埋葬，他們在漆黑的夜裏悲慘地死去。
我們看到倉庫的院子裏面，搖晃著一隊看守。幾分鐘之後，我們被趕到院子裏。出乎我意料的是，院子中間放著3個廚房用的大桶，桶裏盛滿了米飯。沒有餐具的戰俘得到了一個直徑3英寸的飯團，有餐具的戰俘的得到了一大鏟子米飯，量應該比飯團要多一些。在倉庫外面的開闊地的頂頭，有一隊日本看守在供應熱茶。沒有水壺或杯子的戰俘可以借朋友的容器來獲得他的定量，這些液體對我們來說，太珍貴了。
在餓了四天之後，我們第一次獲得了食物，儘管食物的數量很小。日本看守提醒我們，我們是多麼的幸運，因為他們給我們供應了如此多的食物和茶水。我們剛領完自己的定量，日本人就把我們趕上離開巴朗牙的大路。日本看守不停地嘲笑我們，他們咧開嘴大笑，頻頻點頭，他們很滿足，因為從我們身上獲得了足夠的優越感。我們排好隊向北進發，行軍繼續，但是終點在哪，我們仍然不知道。
很多個夜晚，日本兵讓我們的隊伍停下來，命令我們露宿在堅硬、骯髒、冰冷的石頭路上，公路上丟滿了戰俘的個人物品。很多戰俘就地排便。在巴朗牙領教了倉庫之夜的痛苦，我寧願睡在外面。不過看守們似乎不想讓我們獲得片刻的安寧，他們時不時地在我的耳邊咆哮，甚至會踢我，用刺刀戳我。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睡在空氣流通的地方。
巴丹死亡行軍的前四天，我們不僅要忍受看守們的虐待，還得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持續的精神緊張，讓我心力交瘁。缺少食物和飲水加重了這種精神壓力。我有一種強烈的孤獨感，寂寞帶來的痛苦讓我夜不能寐。我記得十歲的時候，去參加夏令營。離家的第一個夜晚，我在哭泣中入睡，因為我感到孤單，我沒有在家的安全感。很多年過去了，我已長大，身處離家1萬英里的異國他鄉，兒時的孤獨感捲土重來。在巴丹死亡行軍漫長的路途上，持續的孤獨讓我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和蘿拉在一起的快樂的日子。四天宛如隔世，我不斷地對自己說：“這只是一個噩夢；不是真的。”當我情緒低落的時候，我就想像蘿拉在我的身邊安慰我，告訴我一切事情都會好起來的。我的家人也給我希望，我的戰友們彼此照顧，我所愛的人給我溫暖和我需要的理解。
一路上，謠言紛起，不過很好。這些謠言在我們嘴裏傳來傳去，給我們生的希望。要到巴朗牙的時候，有人說：“等我們到了，日本人就會用船把我們送到馬尼拉，與日本戰俘進行交換。我們很快就能回家了。”還有人說：“等我們到了下一個集鎮，日本人就會給我們吃的。”儘管事實往往於這些謠言相反，在巴丹死亡行軍的12天裏，我們還是願意生活在這些美好的謠言當中。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個巴丹死亡行軍當中最慘無人道的罪行，當然還有一些暴行也可與之相提並論。日本兵讓我們的佇列暫時停下，等待後面的隊伍趕上來。等後面的隊伍趕上我們的時候，日本人命令我們站起來繼續前進，就在這時一個瘧疾非常嚴重的兄弟，發著高燒，人都燒糊塗了，想站起來，但是站不起來。日本兵走到他身邊，用槍托砸他的頭，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來身邊的兩個戰俘，讓他們在路邊挖坑，他準備把這個生病的兄弟活埋。這兩個戰俘開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時候，日本兵命令他們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裏，把他活埋了。這兩個戰俘搖著頭，說他們不能那樣做。
日本兵沒有發出任何警告，舉槍就把兩個挖坑的戰俘當中的大塊頭打死了。他又從我們的佇列里拉出兩個戰俘，命令他們再挖一個坑，把大塊頭也埋了。日本兵在路邊劃了一個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個戰俘埋在那裏”。這兩個戰俘又挖了第二個坑，他們把生病的戰俘和死去的戰俘分別放在坑裏，然後往他們身上鏟土。生病的戰俘還沒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時候，他淒厲地叫喊著。
我們目睹了這場對手無寸鐵的無辜者的屠殺。我悄悄轉過頭去，用手捂住臉，避免讓日本兵看到我嘔吐。這樣的暴行讓我永生難忘，到現在仍然困擾著我。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我活著就是等著被屠殺嗎？今天輪不到我，那麼明天，後天，大後天呢？對於這樣的暴行，我還能忍受多久？”我的決心再次受到了挑戰。我偷偷地抹去淚水和嘔吐的汙物，正視路的前方，我在尋找下一個路標。我必須有一個目標；我必須向前走。
在正常的生活條件下，人們的行為方式只有兩種，要麼讓生活順應信仰，要麼改變信仰來適應生活。選擇了正確的行為方式，我們就能獲得滿足。不過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我發現如果我要活下去，我必須兩者兼顧。因此我不斷修改自己的信仰，以順應日本看守的命令，同時我又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堅持我的信仰。舉個例子，如果日本看守強迫我去活埋一個戰俘，我會很快地意識到，這與我的信仰不符，但為了活命我不得不照做。如果我堅持我的信仰，拒絕活埋依舊在呼吸的戰俘，那麼接下來可能就有更多的戰俘要來埋我了，如果還有人拒絕，就會有更多的戰俘被埋葬。在我調整信仰的時候，我對自己說，我要活下來以後幫助別人。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一個人不能及時地調整他的生活宗旨，很可能活不下去。
我很難理解日本士兵的行為。因為他們的紀律性很好，絕對服從上級軍官的指揮。我想這些軍官們肯定知道日本的軍事法規當中關於戰俘待遇的條文。1904年2月日本頒佈的第22條軍規的第1節第2條明確規定：“應該尊重戰俘，善待戰俘，不得以殘暴的非人道的方式對待戰俘。”侵佔菲律賓的日軍從任何角度來說，都沒有執行天皇親手頒佈的敕令。日本的翻譯在多個場合告誡我們：“你們比狗都低賤！我們想什麼時候喂你們，就什麼時候喂你們；我們讓你們休息，你們才可以休息；任何一個日本士兵覺得有必要教訓你的時候，都可以揍你。”
天皇頒佈的善待戰俘的軍規從來沒有執行過，在巴丹死亡行軍的時候沒有執行，在任何一個戰俘營裏也沒有執行，在任何一個工作隊裏也沒有執行。顯然，這只是一條停留在紙面上的規定——沒有必要認真對待——日本人制定這條規定，只是為了讓世界各國覺得日本軍隊是“人道的軍隊”。日本士兵的行為方式恰恰與這些冠冕堂皇的規定相反，他們更樂意看到戰俘被折磨，這讓他們覺得可以對我們為所欲為，滿足他們的民族優越感。
目擊了“處決式的葬禮”之後，我的求生意識更加強烈。目睹屠殺暴行時，我處於絕望的頂峰，可是我發現我可以克服這種絕望。我在想，如果日本兵逼迫我執行諸如此類的暴行，為了活下去，我該如何應對。
首先，我要意志堅強，做該做的事情。其次，我要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這樣我才能做日本人命令我去做的任何事情。第三，我要變得“機靈起來”，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比如說，什麼時候該走得快一點，什麼時候該成為另一隊的成員。我發誓今後走路要昂首挺胸。這個姿勢會讓我覺得精神一些，日本看守很少欺負看起來健康的戰俘以及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戰俘。
我們走了好些天，有的時候夜間也趕路。日本兵只給我們提供過兩次食物和水，每次都很少。從盧保出發的4到5英里的行軍極其殘酷。日本看守時不時地命令我們奔跑，他們的咆哮次數更多，聲音更大。幾分鐘之內，有不同的看守，毆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們。
在這個路段，我們被要求以平常兩倍的步速行軍，日本兵換班頻繁，我們經常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換班的看守。我們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隊日本兵，看守命令我們停下來。我們看到這隊日本兵的前面跪著一個美國戰俘，戰俘後面站著一個日本軍官。日本軍官從劍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揮來揮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領。他讓這個美國戰俘順著他揮刀的方向移動膝蓋。熱身練習做完之後，他把武士刀高高舉起，急速揮下，日本士兵高呼“萬歲”，我們只聽到一聲悶響，美國戰俘就身首異處了。這個軍官緊跟著把戰俘的軀幹踢到在地。這個軍官“乾淨俐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斬首技術”。所有的日本士兵都開心地笑著走了。當我看到他的刀鋒下落的時候，我的心都揪緊了，渾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禱。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頭竟然是日軍的娛樂方式。
從那天起，我少說也目睹了數百次斬首的場景；身首異處的恐怖瞬間永遠不能從我腦中抹去。每當那個時刻來臨，我都非常害怕，不過我下決心活下去。我必須活下來告訴全世界日軍對我們這些戰俘做過些什麼。
我們花了兩天多的時間到達奧蘭尼，這段行程大約有15英里。這兩天內，我們沒有得到一口飯一滴水。在這段路程當中我們目睹了更多暴行，這些暴行與剛開始的四天裏的大同小異。日本兵特別喜歡在菲律賓人面前虐待美軍戰俘，這樣能滿足他們的民族優越感。每次殺害或者折磨美軍戰俘的時候，他們都會把路過的菲律賓人攔下來，男人、女人、小孩無一例外，強迫他們站在路邊觀看。這些菲律賓人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些觸目驚心的場面，淚流滿面，默默地祈禱，我看到他們的嘴唇一動一動的。
我們穿過奧蘭尼城區的時候，一隊日本看守站在路邊，朝我們吼道：“哈依庫！哈依庫！” （快點！快點！）我們幾乎奔跑著經過了這隊看守。菲律賓平民站在離這隊看守很遠的路邊，扔飯團給我們。我們在奔跑中接到了，就迅速塞到嘴裏。如果飯團掉在地上，就糟蹋了。幸運的是，絕大多數人願意分享，所以大家多少都吃到一點。如果沒有好心的菲律賓平民冒著危險丟給我們食物，在路上餓死的戰俘會更多，因為他們的無私幫助，我們的士氣也提升了一些。不幸的是，一進戰俘營，這種有福同享的友誼就結束了。我們每天只能領到一點點米飯當早飯，晚上還能領到一丁點當晚飯，沒有菲律賓平民扔東西給我們，我們也不能在路邊剪刀食物。戰友之間的情意受到很大損害。我多次勸坦克部隊的同袍，把米飯吃下去，不要用米飯換香煙。有些戰俘強搶病人的食物，或者引誘他們換香煙，他們說，抽一根煙能讓病人感覺舒服一點。某些戰俘之間的關係變成“狗咬狗”的關係。
我們精疲力竭，站立不穩，被強迫以兩倍步速行軍，直到我們進入了2英里外的聖費爾南多城。接下來，去哪里？下一個死的，輪到誰？我們的身體還能忍受多久？
聖費爾南多是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路途當中經過的最大的城鎮，它非常繁華，受到的戰爭破壞很小。美菲聯軍向巴丹半島撤退的時候，沒在這裏做過多停留。日軍跟在我們屁股後面追，也是一經而過。它是班邦省的省會，有一些漂亮的大工廠。我注意到街面上有很多日本兵，他們全副武裝三五成群地到處閒逛，享受著“愜意”的時光。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火車站，讓我們休息。我們看到站內一列由老式車頭驅動的悶罐車。我們坐在鐵軌上等了一個小時，一輛破舊的悶罐車才哢哢地進站。我聽說，我們將被送到馬尼拉，與日本戰俘交換，我們很快就能回家。很快，謠言不攻自破。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這輛小小的悶罐車。車廂很小，放在平時可以裝進10頭牲口，或者25個到 30個人，在日本兵的驅趕下，此刻每節車廂裏塞進了80到100個人。我們只能輪流坐著，因為車廂裏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大家都坐下來，即使靠近車門的人把腿腳都伸到門外也不行。車廂中部實在太擁擠，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窒息了。靠近車門，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的人是幸運的。我們摩肩接踵地站了5個小時，到達卡帕斯。卡帕斯離我們的最終目的地奧唐奈集中營附近。
我是幸運的人之一。我靠門邊坐著，雙腿懸空。我享受著新鮮的空氣，和風撲面，不必擔心日本兵會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後背。不擔心，真是一種享受。不久，我就為自己的鬆懈嘗到了苦頭。一個日本看守從我身邊經過，他揮舞著一根用作手杖的長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來，沒打到腳，打在了膝蓋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來，——叫的什麼我記不清了，不過絕對不是恭維的話。他抓住車廂的門把，使勁地想把它關上，車門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極了。不過門最終還是沒有被關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關得上。幸虧我的大腿讓門開了一個口子，我們才能呼吸到一點新鮮空氣，當火車開動的時候，一股力量很大的風吹進我們的車廂。
火車緩緩地開動了，載著數千名生病的、垂死的戰俘。菲律賓人站在鐵軌旁邊，向車廂裏面扔用香蕉葉包著的飯團、用糖和其他調料做成的米糕、還有熟雞塊。當我看到他們給我們扔食物的時候，我就使勁把門拉開兩英尺，以便讓我們獲得更多的食物。這些好心的菲律賓人可能不知道，他們的慷慨行為救了我們很多戰俘的性命。沒有這些東西，很多戰俘將會餓死。他們給予我們的關心，幫助我們挺過了這段人生的黑暗歲月。
火車終於停了，但是日本兵不允許我們下車，我們又在車廂裏停留了10分鐘。沒有人講話；垂死的人的呻吟打破了車廂裏的安靜。就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們還是不知道接下來我們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會被秘密處決嗎？然後在沒有一個人看到的情況下，被日本人偷偷地埋到一個萬人坑裏？日本看守什麼也不說。我聽到車廂裏有人在輕聲的禱告。上帝啊！請給我們一次機會，不要在這個遙遠的國度，讓我們毫無蹤跡地像畜生一樣死去。
只有活著的人走下火車；我們得到指示，讓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車廂內。有些人能跳下火車，有些人只能挪到門邊，然後慢慢地滑下來。我慢慢地跳出車廂，剛想邁步走路，就倒在了鐵軌上。我覺得我的瘦腿不聽大腦指揮了。一個看守認為我站得不夠快，就用槍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頸部遭受重擊。他對我做了一個威脅性的動作，用刺刀向我刺來，我知道不躲開就死定了，趕緊爬起來走了。
我們又開始走了，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要走多遠。我們所有的人都覺得自己像是一頭牛，要被趕進屠宰場。當我離開悶罐車的時候，我感覺身體好像著了火。走了兩英里之後，我開始頭暈目眩，身體在佇列裏搖晃。沒過多久，我就體力耗盡，跪倒地上。好運又一次撞上了我。我醒來的時候，我發現正被奇戈伊和布隆格抬著走。他們抬著我，足足地走了1英里。之後，我的體力恢復了，可以自己走了。一個人在一生當中，在短短幾天內，被同樣的人救兩次，這樣的幾率能有多高？他們真是我的救星。
形容枯槁、衣衫襤褸的我們排成隊半死不活地走著。我們的身體太骯髒了，上面沾染了各種各樣的液體，全都沒刮臉。在這條狹窄的永無止境的公路上，我們看到一些美麗高大的、果實累累的芒果樹，還有許多鬱鬱蔥蔥的綠色植物。我們不時能在路邊看到美軍戰俘的屍體，他們躺在綠樹底下，血流滿地，鮮血已經變成深棕色。
《菲律賓的黎明》的作者神保信彥，是參與菲律賓戰役的一名日軍士兵。他在書中寫道，在巴丹守軍投降的當天，所有的日軍部隊都接到通知，將有至少7萬名俘虜落入日軍手中。
日軍高層在馬尼拉發佈了如下命令，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會發生那麼多的暴行：
和我軍在巴丹半島對抗的任何部隊，不管是否投降，都應該被徹底消滅，任何不能走到集中營的美軍戰俘，在行軍途中都必須在離高速公路兩百米以外的地方處死。
這個命令可能就是日軍士兵在行軍中可以任意殺死掉隊的美國人的正當理由。一旦本間雅晴接受了巴丹的投降，他唯一關心的不是我們的待遇而是所有在菲律賓的武裝力量的最終投降書，從而他可以指揮所有的力量和供給物資向克雷吉多島進攻。毫無疑問，我確信對我們投降的部隊實施殺戮是某個人預謀的，授權的，這個人有著很大權利，而且是日本軍隊在菲律賓有很高指揮權的人。
這個命令給予了日軍看守肆意屠殺掉隊的美國戰俘的權力，戰俘出於任何理由掉隊都要被處死。本間雅晴雖然接受了巴丹守軍的投降，但是唯一讓他感興趣的是獲得整個菲律賓美菲聯軍的投降書。他當時正在調兵遣將，調集所有的技術裝備，想一舉拿下克雷吉多要塞。毫無疑問，對巴丹投降部隊的屠殺是有預謀的，是侵菲日軍高層精心策劃的，是經過某些高級將領首肯的。
我在行軍的最後一天，差點丟掉性命。我的腳腫得有平時的兩倍大，這讓我在佇列中行走困難，很難跟上隊伍。後來我才發現，佇列當中的很多人都有這個毛病。
日本看守又把我們轉交給一隊經過充分休息的看守。這些傢伙上來就呵斥我們，推搡我們，用棍子敲打行走困難的人。他們專門欺負看起來虛弱的人。與我走在一起的一個兄弟，看到我浮腫的腳，建議我把靴子的兩邊劃破。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不僅照他說的做了，而且還把鞋帶鬆開了，這樣給腳更大的空間。在此之前，我虛弱得很，發著燒，筋疲力盡，我甚至覺得高燒會要了我的命。就在我的身體快要垮掉的時候，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堅持下去，不管日本人要我去哪里，我都得走過去。奇跡出現了，高燒退了！最後的8英里，我好像走了一輩子，我終於看到了典型的菲律賓棚屋的輪廓，還有那生銹的鐵絲網。我總算見到了這次強迫行軍的目的地。
2009年5月4日 星期一
中國是否應當調整對朝戰略？(邱震海)
鳳凰衛視評論員 邱震海
朝鮮近日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就譴責朝鮮發射火箭的主席聲明進行公開道歉，並首次表示可能進行第二次核子試驗。在這之前，4月14日，朝鮮外交部發表聲明宣佈，鑒於聯合國安理會之前發表了關於朝鮮發射火箭的主席聲明，朝鮮將永久性退出六方會談，並重啟已經關閉的核設施。
這是朝鮮迄今針對聯合國和六方會談採取的最為強硬的行動，意味著從2003年開始的朝核問題六方會談至少暫時停頓，也意味著朝核問題將進入一個更為艱難的階段。
更主要的是，無論是朝鮮最近的連串強硬舉動，還是其近十幾年來在核問題上展現的種種非理性舉動，使一直希望理解並真誠幫助朝鮮的中國，陷入了十分為難的境地和嚴重的戰略困境。
友誼無法掩蓋嚴重分歧
朝核問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始終步履維艱。其間，朝鮮與美國多次周旋，包括本世紀初美國和朝鮮關係的大幅緩和，以及美中和朝鮮三方會談和由此而擴展的六方會談，也包括朝鮮曾在2006年10月舉行的核子試驗。
毋庸諱言，在所有各方中，真正的主角只有兩個，即美國和朝鮮。從朝鮮來說，對美外交是其外交的重中之重；朝鮮若能實現與美關係正常化，那將不但可以擺脫多年來受西方世界封鎖的局面，一舉解決其與韓國和日本這兩個近在咫尺鄰國（敵國）的關係，而且也可擺脫冷戰結束後朝鮮在外交和國際援助上只依賴中國的局面，同時更可在取得較為寬鬆國際環境的情況下，以較為輕鬆的心情邁出對外開放的步伐。
因此，在多年的朝核問題中，與美國直接會談一直是朝鮮追尋的目標。
問題是：由於種種原因，其中也包括美國內部對朝鮮強硬勢力的影響，從朝鮮看來，美國始終對朝鮮充滿敵意，韓國李明博政府上任後與美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等種種舉動，更讓朝鮮感到這一點。因此，較長時間以來，朝鮮一直採取較為極端的外交步驟，不按常理出牌，令國際社會經常手足無措。
在這方面，即便是過去相當長時間一直盡力維護朝鮮利益的中國，也經常處於前後為難的尷尬境地，尤其是此次朝鮮宣佈永久性退出六方會談，令曾為六方會談殫精竭慮的中國異常為難。一方面，除了2006年10月朝鮮“悍然”（中國外交部語）舉行核子試驗後曾對朝鮮短期強硬之外，中國一直採取對朝鮮較為溫和的態度，尤其是當西方國家對朝鮮的壓力達到高峰之時。以此次聯合國主席聲明而言，正是由於中國和俄羅斯發揮了關鍵作用，才使得安理會最後沒有通過制裁朝鮮的決議，而僅發表了主席聲明。
當然，從朝鮮的立場來看，中國在朝核問題上過多站在美國一邊，六方會談與其說是為了朝鮮而開，還不如說是中國為了美國的利益而“逼迫”朝鮮參加這一會談。因此，長期以來，無論是圍繞著朝核問題還是其他眾多課題，中國和朝鮮之間的不和早已有目共睹，只不過雙方經常用五十多年前的“鮮血凝成的友誼”來遮掩其實已經嚴重變質的雙邊關係；尤其是今年乃兩國建交60周年，雙方高層宣佈今年為“中朝友好年”，但雙方在桌面下的分歧和衝突幾乎已難以為表面的繽紛所掩蓋。
朝鮮戰略屏障作用已虛化
雖然近年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已有所下降，但無庸諱言，在所有與朝鮮有密切關係的國家中，中國是唯一尚可對其產生一定影響力的國家，其中自然包括中國對朝鮮的大量能源、糧食和經濟援助。2003年上半年，鑒於朝鮮也是拒絕返回談判桌，中國以“技術故障”為由，暫時中斷了對朝鮮的三天原油供應，最後迫使朝鮮願意返回談判桌。
行文至此，又回到了多年來為許多人所討論的問題：中國力保朝鮮，對中國的國家利益究竟還有多少益處？中國是否到了適時調整對朝鮮戰略的時候了？要回答這兩個問題，首先應該對一個問題有足夠研判，即：朝鮮對中國的戰略作用到底體現在什麼地方？
朝鮮對中國的正面和負面作用，可以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層面得以觀察和分析。從短期而言，一個擁有核武器的朝鮮，顯然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要求朝鮮棄核並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是中國與美韓日俄等國共同的立場底線與合作基礎；從中期而言，在可預期的未來維持朝鮮政權的相對穩定，與其說是為了虛幻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或兩國“用鮮血凝成的友誼”，還不如說是更直接地為了中國東北部邊境的安全，因為一旦朝鮮政權崩潰，大量朝鮮難民進入中國，勢必給中國東北部的穩定構成極大挑戰。
值得探討的是：朝鮮從長期而言對中國的戰略作用究竟體現在哪里？有一個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朝鮮是中國抵擋美日韓的一個天然的戰略屏障。這一觀點看似有理，實則似是而非。這樣的眼光在冷戰時代尚有一定合理性，但在冷戰結束已20年的今天，尤其是隨著中國崛起，中國與美國和西方世界雖有激烈競爭和衝突，但更多卻是擁有合作關係，而且雙方均試圖以合作消弭潛在衝突。
在這種情況下，朝鮮對中國抵擋美日的戰略屏障作用已大大弱化、虛化乃至空洞化。與朝鮮對中國空洞的戰略屏障作用相比，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經常置中國於十分尷尬境地的朝鮮，給中國更多帶來的卻是實實在在的麻煩。從2003年開始，包括筆者在內的地區分析家們一直宣導中國應盡可能維護朝鮮政權，並盡力將其引導上現代文明之路。六年過去了，雖然善良的願望依在，但現實的經驗告訴人們，這將是一條非常困難的道路。
以集體安全機制共管朝鮮半島
當然，朝鮮對中國的另一個作用在於，若今天朝鮮政權一夜之間垮臺，那麼朝鮮半島必然在較短時間內走向統一；而以中國目前的實力而言，尚無法與美國在朝鮮半島一決高低。因此，一個在短期內走向統一的朝鮮半島，必然是由美國主導的朝鮮半島。這顯然也不符合中國的長期戰略利益。
以這樣的眼光來看，雖然人們尚無法回答“中國是否應該調整對朝鮮戰略”的問題，但經過上述梳理，人們應該可以看到朝鮮對中國的戰略作用並非原先想像的那麼深遠。因此，為了中國在中短期的國家利益，適度增加朝鮮施加壓力，包括採取必須和可能的經濟手段，應當成為中國外交一個值得思考的選項。
另外，在應對未來朝鮮半島走向統一的問題上，幾年前有韓國智庫人士曾提出，將六方會談擴展為東北亞集體安全機制，以保證各國共同管理朝鮮半島可能發生的劇變。雖然從中國的眼光看，這可能成為美國進駐東北亞的一個戰略契機，但從現實戰略的角度看，這卻也是保證一旦朝鮮半島發生劇變，中國依然能在其中保持足夠影響力的另一個重要契機。
朝鮮近日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就譴責朝鮮發射火箭的主席聲明進行公開道歉，並首次表示可能進行第二次核子試驗。在這之前，4月14日，朝鮮外交部發表聲明宣佈，鑒於聯合國安理會之前發表了關於朝鮮發射火箭的主席聲明，朝鮮將永久性退出六方會談，並重啟已經關閉的核設施。
這是朝鮮迄今針對聯合國和六方會談採取的最為強硬的行動，意味著從2003年開始的朝核問題六方會談至少暫時停頓，也意味著朝核問題將進入一個更為艱難的階段。
更主要的是，無論是朝鮮最近的連串強硬舉動，還是其近十幾年來在核問題上展現的種種非理性舉動，使一直希望理解並真誠幫助朝鮮的中國，陷入了十分為難的境地和嚴重的戰略困境。
友誼無法掩蓋嚴重分歧
朝核問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始終步履維艱。其間，朝鮮與美國多次周旋，包括本世紀初美國和朝鮮關係的大幅緩和，以及美中和朝鮮三方會談和由此而擴展的六方會談，也包括朝鮮曾在2006年10月舉行的核子試驗。
毋庸諱言，在所有各方中，真正的主角只有兩個，即美國和朝鮮。從朝鮮來說，對美外交是其外交的重中之重；朝鮮若能實現與美關係正常化，那將不但可以擺脫多年來受西方世界封鎖的局面，一舉解決其與韓國和日本這兩個近在咫尺鄰國（敵國）的關係，而且也可擺脫冷戰結束後朝鮮在外交和國際援助上只依賴中國的局面，同時更可在取得較為寬鬆國際環境的情況下，以較為輕鬆的心情邁出對外開放的步伐。
因此，在多年的朝核問題中，與美國直接會談一直是朝鮮追尋的目標。
問題是：由於種種原因，其中也包括美國內部對朝鮮強硬勢力的影響，從朝鮮看來，美國始終對朝鮮充滿敵意，韓國李明博政府上任後與美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等種種舉動，更讓朝鮮感到這一點。因此，較長時間以來，朝鮮一直採取較為極端的外交步驟，不按常理出牌，令國際社會經常手足無措。
在這方面，即便是過去相當長時間一直盡力維護朝鮮利益的中國，也經常處於前後為難的尷尬境地，尤其是此次朝鮮宣佈永久性退出六方會談，令曾為六方會談殫精竭慮的中國異常為難。一方面，除了2006年10月朝鮮“悍然”（中國外交部語）舉行核子試驗後曾對朝鮮短期強硬之外，中國一直採取對朝鮮較為溫和的態度，尤其是當西方國家對朝鮮的壓力達到高峰之時。以此次聯合國主席聲明而言，正是由於中國和俄羅斯發揮了關鍵作用，才使得安理會最後沒有通過制裁朝鮮的決議，而僅發表了主席聲明。
當然，從朝鮮的立場來看，中國在朝核問題上過多站在美國一邊，六方會談與其說是為了朝鮮而開，還不如說是中國為了美國的利益而“逼迫”朝鮮參加這一會談。因此，長期以來，無論是圍繞著朝核問題還是其他眾多課題，中國和朝鮮之間的不和早已有目共睹，只不過雙方經常用五十多年前的“鮮血凝成的友誼”來遮掩其實已經嚴重變質的雙邊關係；尤其是今年乃兩國建交60周年，雙方高層宣佈今年為“中朝友好年”，但雙方在桌面下的分歧和衝突幾乎已難以為表面的繽紛所掩蓋。
朝鮮戰略屏障作用已虛化
雖然近年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已有所下降，但無庸諱言，在所有與朝鮮有密切關係的國家中，中國是唯一尚可對其產生一定影響力的國家，其中自然包括中國對朝鮮的大量能源、糧食和經濟援助。2003年上半年，鑒於朝鮮也是拒絕返回談判桌，中國以“技術故障”為由，暫時中斷了對朝鮮的三天原油供應，最後迫使朝鮮願意返回談判桌。
行文至此，又回到了多年來為許多人所討論的問題：中國力保朝鮮，對中國的國家利益究竟還有多少益處？中國是否到了適時調整對朝鮮戰略的時候了？要回答這兩個問題，首先應該對一個問題有足夠研判，即：朝鮮對中國的戰略作用到底體現在什麼地方？
朝鮮對中國的正面和負面作用，可以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層面得以觀察和分析。從短期而言，一個擁有核武器的朝鮮，顯然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要求朝鮮棄核並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是中國與美韓日俄等國共同的立場底線與合作基礎；從中期而言，在可預期的未來維持朝鮮政權的相對穩定，與其說是為了虛幻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或兩國“用鮮血凝成的友誼”，還不如說是更直接地為了中國東北部邊境的安全，因為一旦朝鮮政權崩潰，大量朝鮮難民進入中國，勢必給中國東北部的穩定構成極大挑戰。
值得探討的是：朝鮮從長期而言對中國的戰略作用究竟體現在哪里？有一個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朝鮮是中國抵擋美日韓的一個天然的戰略屏障。這一觀點看似有理，實則似是而非。這樣的眼光在冷戰時代尚有一定合理性，但在冷戰結束已20年的今天，尤其是隨著中國崛起，中國與美國和西方世界雖有激烈競爭和衝突，但更多卻是擁有合作關係，而且雙方均試圖以合作消弭潛在衝突。
在這種情況下，朝鮮對中國抵擋美日的戰略屏障作用已大大弱化、虛化乃至空洞化。與朝鮮對中國空洞的戰略屏障作用相比，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經常置中國於十分尷尬境地的朝鮮，給中國更多帶來的卻是實實在在的麻煩。從2003年開始，包括筆者在內的地區分析家們一直宣導中國應盡可能維護朝鮮政權，並盡力將其引導上現代文明之路。六年過去了，雖然善良的願望依在，但現實的經驗告訴人們，這將是一條非常困難的道路。
以集體安全機制共管朝鮮半島
當然，朝鮮對中國的另一個作用在於，若今天朝鮮政權一夜之間垮臺，那麼朝鮮半島必然在較短時間內走向統一；而以中國目前的實力而言，尚無法與美國在朝鮮半島一決高低。因此，一個在短期內走向統一的朝鮮半島，必然是由美國主導的朝鮮半島。這顯然也不符合中國的長期戰略利益。
以這樣的眼光來看，雖然人們尚無法回答“中國是否應該調整對朝鮮戰略”的問題，但經過上述梳理，人們應該可以看到朝鮮對中國的戰略作用並非原先想像的那麼深遠。因此，為了中國在中短期的國家利益，適度增加朝鮮施加壓力，包括採取必須和可能的經濟手段，應當成為中國外交一個值得思考的選項。
另外，在應對未來朝鮮半島走向統一的問題上，幾年前有韓國智庫人士曾提出，將六方會談擴展為東北亞集體安全機制，以保證各國共同管理朝鮮半島可能發生的劇變。雖然從中國的眼光看，這可能成為美國進駐東北亞的一個戰略契機，但從現實戰略的角度看，這卻也是保證一旦朝鮮半島發生劇變，中國依然能在其中保持足夠影響力的另一個重要契機。
明朝倭亂：海禁逼出的華人叛亂(單之薔)
一個明朝海盜的心願（節選）
摘自《國家地理雜誌》09年第4期 文章作者：單之薔 圖片整理：2可器
……
我在網上看到一段關於倭寇的文字，寫的是倭寇的首領王直被殺時的情景，王直不是日本人，而是安徽歙縣人，這讓我很驚訝。倭寇的首領竟然不是日本人？我可是從小在教科書中讀著戚繼光抗倭的英雄事蹟長大的。一種強烈的願望讓我去瞭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找到一冊冊明史，看那些抗倭名將的傳略，不僅僅是戚繼光，還有朱紈、胡宗憲、俞大猷、曹邦憲、唐順之等等，我要在其中找這些抗倭名宦和名將打了哪些仗，殺了哪些倭寇；我又找到了當年的一些書，《倭變事略》、《籌海圖編》便是其中的兩本。
《籌海圖編》是明代江蘇昆山人鄭若曾所著，他曾被浙江巡撫平倭的總督胡宗憲招至幕下，親自參與了平倭的過程。他的書當屬記實，或者說具有權威性。在這本書中我看到了“擒獲王直”一章，“王直（有的稱汪直），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輿，以故人宗信之”……王直曾與朋友一起商量去海外經商謀生，原因是“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遙哉？”後來王直去廣東，造巨艦，運載著一些生絲和硝磺等，去日本、暹羅、西洋諸國，五六年的時間，王直就發了大財。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與李光頭、許棟等商人在寧波的雙嶼島與佛郎機（葡萄牙）、倭人（日本）開展貿易。《明史》中說他們“踞寧波之雙嶼島（今六橫島和佛渡島）為之主。”
（王直墓，日本人在其家鄉安徽歙縣所立）
當時的雙嶼島被中日歷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財富在這裏交換、中轉、集散，來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銀通過這裏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由這裏進入世界。這裏很像香港--一個世界自由貿易區。
1524—1547年，這個經濟特區、自由貿易港迅速發展起來，葡萄牙人在上面建立了教堂、醫院、市政廳等，島上居民多達數千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此外還有各國的商人。但明王朝實行海禁，禁止海上的自由貿易，朱元璋定的規矩是“片板不許入海”。雙嶼島，在朝廷的眼裏便是“倭寇”盤踞之地。不久，主管浙江、福建海防軍務的巡撫朱紈派大軍進攻雙嶼島，一番激戰，雙嶼島被蕩平。一本西方人寫的書說，此役光葡萄牙人就死了800多人。從此這個“16世紀的上海”又成為了兩個只有海浪拍打的默默無聞的小島。王直僥倖逃脫，遠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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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直墓前合影的安徽歙縣地方官與王氏後人）
後來他佔據了日本一個島嶼星布，名為“五島”的地區（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島，包括福江、久賀、奈留、若松和中通），自稱“徽王”，又招來徐海、陳東、葉明等人為他的部將，他的侄子和養子是他的心腹。他還吸納了幾個日本人為他的下屬，日本史料中稱他為“五峰船主”，周圍三十六島都歸附於他。
這時的王直還沒有想做強盜，他給中國官府捎信說：他願意率領自己的人馬幫助官府掃清海盜，條件就是開放海禁，允許貿易（這條件有點像西方列強要求五口通商），他願意做一個管理貿易的小官。（看到這裏，我就想，若是英法西葡等西方列國，此時肯定給王直加官進爵，封為當地長官，試想不費一兵一卒，就把疆域擴大到了日本列島。）但明王朝不這樣想，官府沒有答應王直開市貿易的條件，幫助肅清海盜可以，為此獎給王直100石大米。這獎勵對於富可敵國的王直來說，簡直就是諷刺。王直大忿，將這些大米全都扔進海裏。由此他對在明王朝的統治下能否作商人產生了懷疑。後來他不顧禁令，駕船在舟山群島附近的島嶼停泊做貿易，遭到明朝官軍的圍剿，王直靠發射火箭僥倖突圍。從此王直絕了走私經商的念頭，由此走上了劫掠財物、攻城殺人的強盜之路。早年王直在海上做生意，為防打劫，就雇用日本武士在船上充當保鏢。海上不比陸上，陸上有國家維護秩序，海上的安全全靠自己，因此武裝貿易是那時海洋貿易的通常做法。
王直的下屬中，有一些被雇用的日本浪人武士，但為數不多。王直比較狡猾，每次劫掠燒殺後，都讓部下留下是某島倭寇所為的痕跡或口信，即《籌海圖編》所說：“必詭雲某島寇所為也。”王直的狡猾，得一時之利，卻鑄下了千古駡名：倭寇。
（被砸毀的王直墓。2005年，聽說日本人為海盜立碑，兩位大學老師夜襲王直墓。此事成為當時一大事件。兩位砸墓者被視為反日民族主義的代表。但讓很多人意外的是，其中一位砸墓者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後來因為成立中國社會民主黨而身陷……）
但剿倭的名臣總督胡宗憲看出了王直的破綻，因為他看見倭寇進退縱橫皆按兵法，可知不是毛賊，又熟知沿海州縣的內情，倏忽而來、倏忽而去，可知其中必有內奸坐鎮指揮。他很快知道了倭寇的後臺指揮就是王直。
胡宗憲改變了以往剿殺的策略，誘王直來降。王直本來也不想反抗朝廷，他同意投降，但是有個條件：這個條件竟然還是解除海禁、開市通商。胡宗憲雖然沒有批准開市貿易的權力，但他還是答應了王直，謊稱同意開市貿易。為了這個條件，王直回來了，謁見胡宗憲的結果是被投進杭州的監獄。王直被殺那天，與兒子在刑場相擁而泣，拔下頭上束發的金簪給兒留念，長歎一聲：想不到竟死於此。然後引頸就戮。
他的養子王滶帶領下屬停留在舟山群島的一個小島岑港，聽到王直被殺，立刻肢解了官方的人質夏正。與前來圍剿的官軍展開激戰，大部分戰死。
不知大家注意沒注意王直的願望，一個對抗朝廷的海盜的願望。“解除海禁，開市貿易”，這就是王直的心願。中國幾千年來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人無數。但提出這樣的訴求卻是開天闢地第一次。陳勝、吳廣的“大楚興、陳勝王”；劉邦的“大丈夫當如此”；張角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宋江的“替天行道，”等等，都是大同小異的追求，本質都是一樣的。這樣的訴求實現的結果無非是王朝的更替，卻不會有新時代的到來。但是假如王直的訴求與番國“開市貿易”要是實現了呢？還會是王朝的更替嗎？簡直不敢想。那是不是中國提前500年就加入了“WTO”?
王直死後，倭寇不但未滅，反而變本加厲。可見走私、做海盜並不是王直一夥，當時中國東南沿海幾乎全線告急，從杭州灣到珠江口沒有一處不是戰火硝煙。
倭寇非倭，首領都是中國人
倭寇為患，從明初就開始了，直至萬曆年間才止，持續了200多年。其中最烈是在嘉靖年間。所謂“嘉靖倭患”，指的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等勾引日本倭寇，大舉入寇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的這件事。這場倭患一直持續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後達15年之久。
我想知道倭患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我開始對手中的書籍和資料中出現的倭寇人數進行統計，我發現無論是正史《明史》、《明實錄》，還是像《籌海圖編》、《倭變事略》這樣的野史，都把“倭”和“賊”這兩個概念不加區分。大的地方、籠統之處多用“倭”，比如“倭來犯”，但到具體之處，具體到人，都用“賊”。
各種書中所能找到的，被明王朝認定為倭寇首領的有名、有姓或者有稱呼者，大約20個。他們是：安徽的歙縣許棟、汪直、徐海；福建的李光頭，漳州沈南山，福清鄧文俊、林碧川，海澄嚴山老、許西池、洪迪珍、張維，詔安林國顯、吳平；廣東的蕭顯，饒平張璉、林鳳、許朝光，東莞何亞八，大埔蕭雪峰，潮安曾一本，澄海林道乾。他們和王直一樣都是中國人。
抗倭之戰，大大小小不下幾千仗，動輒殺賊成百上千，都是有首級為證的。據書中記載，總共被剿滅的倭寇或賊以及海戰中溺水而死者不下十幾萬人。但其實這裏面真正的倭寇並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這並不是今天才明瞭的事，早在倭患最盛時，許多人就指出這一點。如《籌海圖編》在“敘寇源”部分，即追蹤倭寇來源時說：“今之海寇，動輒數萬，皆托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之無賴，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有之，夫豈盡倭也。”史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載：“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學編》載：“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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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迎接為王直立碑的日本人）
……
經過了宋元兩個朝代，中國東南沿海已經經歷了方興未艾的海洋貿易時代，一個圍繞著中國渤海、黃海、東海和南中國海的商貿圈已經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遠洋航線也已經形成，中國人生產的絲綢、茶葉、瓷器等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商品。東南沿海的居民已經成了依靠海洋貿易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壓下，與番通商、貿易發財的衝動被壓抑了，那些迎風遠航的中國帆船不見了。但是貿易、賺錢、利潤一經發現，就無法阻擋，人們甘願鋌而走險。何況越是禁止，中國貨就越缺，價格就越高，走私的誘惑就越大。我看了一張當時行銷日本的貨品種類和收益的明細表單，一些商品的利潤高達10倍以上。
……
在明朝皇帝的頭腦中，中國還是在世界的中間，其餘國家無非是一些地處僻壤的番夷小國。直到萬曆年間，看到從澳門登陸的葡萄牙牧師利瑪竇帶來的中國不在中間的世界地圖，皇帝對世界才略知一二。對於通過海洋與這些番國貿易的意義，明朝的皇帝不可能知曉。
明朝與前面宋元兩朝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對農業的重視和對商業的排斥。……本來中國文明的主體就是一種重農抑商的農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許多重農抑商的名言，他經常用本末二字指稱農和商。他常說“一夫不耕，民有受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受寒者”這裏哪有商的位置。
……
明朝的統治者不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國海，就是像王直這樣的在家門口的貿易他們也必須徹底消滅而後快。
而中國東南沿海已經進入了世界商貿圈，既然這些人依靠海洋貿易為生，那麼海禁就等於不允許農民種地，不允許牧民放牧，等於剝奪了他們生存的基礎，他們只能鋌而走險，違法經營，武裝走私。武裝走私做不成，那只好上岸以劫掠燒殺為生。在《籌海圖編》中，我還看到這樣的記敍：倭寇對與海外通商的村鎮是不搶的。
於是中國沿海一帶商人轉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這一點。《虔台倭纂》載：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禁愈嚴而寇愈盛。
於是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海禁鬆弛或開放海禁，則倭患息，海禁嚴則倭患起。
明代嘉靖年間的這場倭患，實質是中國民間海商集團的武裝走私貿易與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一場持久的大規模的衝突。這期間固然有真的倭寇和流民盜賊參與，但性質並不因此改變。每當社會動亂之際，都是流民和社會遊蕩不軌之徒的狂歡節。
遺憾的是，這些武裝走私的海商竟然提不出自己的綱領和口號，他們還不如歷史上的張角、黃巢、宋江、方臘。他們甚至還樹不起一面旗幟，這也不能責怪這些海商，因為他們的訴求即使寫在旗幟上：開市通商，也不會像“替天行道”、“殺富濟貧”那樣一呼百應。因為他們僅僅代表了東南沿海新月地帶那一小部分人。
倭亂，規模之大不亞於任何一次農民起義，但是如此規模的動亂卻是無聲的，只能聽到官方的聲音，另一方是沉默的。幸虧王直披露了一下他們的心聲，否則他們將帶著一個“倭寇”惡名永沉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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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小學）
摘自《國家地理雜誌》09年第4期 文章作者：單之薔 圖片整理：2可器
……
我在網上看到一段關於倭寇的文字，寫的是倭寇的首領王直被殺時的情景，王直不是日本人，而是安徽歙縣人，這讓我很驚訝。倭寇的首領竟然不是日本人？我可是從小在教科書中讀著戚繼光抗倭的英雄事蹟長大的。一種強烈的願望讓我去瞭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找到一冊冊明史，看那些抗倭名將的傳略，不僅僅是戚繼光，還有朱紈、胡宗憲、俞大猷、曹邦憲、唐順之等等，我要在其中找這些抗倭名宦和名將打了哪些仗，殺了哪些倭寇；我又找到了當年的一些書，《倭變事略》、《籌海圖編》便是其中的兩本。
《籌海圖編》是明代江蘇昆山人鄭若曾所著，他曾被浙江巡撫平倭的總督胡宗憲招至幕下，親自參與了平倭的過程。他的書當屬記實，或者說具有權威性。在這本書中我看到了“擒獲王直”一章，“王直（有的稱汪直），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輿，以故人宗信之”……王直曾與朋友一起商量去海外經商謀生，原因是“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遙哉？”後來王直去廣東，造巨艦，運載著一些生絲和硝磺等，去日本、暹羅、西洋諸國，五六年的時間，王直就發了大財。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與李光頭、許棟等商人在寧波的雙嶼島與佛郎機（葡萄牙）、倭人（日本）開展貿易。《明史》中說他們“踞寧波之雙嶼島（今六橫島和佛渡島）為之主。”
（王直墓，日本人在其家鄉安徽歙縣所立）當時的雙嶼島被中日歷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財富在這裏交換、中轉、集散，來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銀通過這裏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由這裏進入世界。這裏很像香港--一個世界自由貿易區。
1524—1547年，這個經濟特區、自由貿易港迅速發展起來，葡萄牙人在上面建立了教堂、醫院、市政廳等，島上居民多達數千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此外還有各國的商人。但明王朝實行海禁，禁止海上的自由貿易，朱元璋定的規矩是“片板不許入海”。雙嶼島，在朝廷的眼裏便是“倭寇”盤踞之地。不久，主管浙江、福建海防軍務的巡撫朱紈派大軍進攻雙嶼島，一番激戰，雙嶼島被蕩平。一本西方人寫的書說，此役光葡萄牙人就死了800多人。從此這個“16世紀的上海”又成為了兩個只有海浪拍打的默默無聞的小島。王直僥倖逃脫，遠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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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直墓前合影的安徽歙縣地方官與王氏後人）後來他佔據了日本一個島嶼星布，名為“五島”的地區（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島，包括福江、久賀、奈留、若松和中通），自稱“徽王”，又招來徐海、陳東、葉明等人為他的部將，他的侄子和養子是他的心腹。他還吸納了幾個日本人為他的下屬，日本史料中稱他為“五峰船主”，周圍三十六島都歸附於他。
這時的王直還沒有想做強盜，他給中國官府捎信說：他願意率領自己的人馬幫助官府掃清海盜，條件就是開放海禁，允許貿易（這條件有點像西方列強要求五口通商），他願意做一個管理貿易的小官。（看到這裏，我就想，若是英法西葡等西方列國，此時肯定給王直加官進爵，封為當地長官，試想不費一兵一卒，就把疆域擴大到了日本列島。）但明王朝不這樣想，官府沒有答應王直開市貿易的條件，幫助肅清海盜可以，為此獎給王直100石大米。這獎勵對於富可敵國的王直來說，簡直就是諷刺。王直大忿，將這些大米全都扔進海裏。由此他對在明王朝的統治下能否作商人產生了懷疑。後來他不顧禁令，駕船在舟山群島附近的島嶼停泊做貿易，遭到明朝官軍的圍剿，王直靠發射火箭僥倖突圍。從此王直絕了走私經商的念頭，由此走上了劫掠財物、攻城殺人的強盜之路。早年王直在海上做生意，為防打劫，就雇用日本武士在船上充當保鏢。海上不比陸上，陸上有國家維護秩序，海上的安全全靠自己，因此武裝貿易是那時海洋貿易的通常做法。
王直的下屬中，有一些被雇用的日本浪人武士，但為數不多。王直比較狡猾，每次劫掠燒殺後，都讓部下留下是某島倭寇所為的痕跡或口信，即《籌海圖編》所說：“必詭雲某島寇所為也。”王直的狡猾，得一時之利，卻鑄下了千古駡名：倭寇。
（被砸毀的王直墓。2005年，聽說日本人為海盜立碑，兩位大學老師夜襲王直墓。此事成為當時一大事件。兩位砸墓者被視為反日民族主義的代表。但讓很多人意外的是，其中一位砸墓者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後來因為成立中國社會民主黨而身陷……）
但剿倭的名臣總督胡宗憲看出了王直的破綻，因為他看見倭寇進退縱橫皆按兵法，可知不是毛賊，又熟知沿海州縣的內情，倏忽而來、倏忽而去，可知其中必有內奸坐鎮指揮。他很快知道了倭寇的後臺指揮就是王直。胡宗憲改變了以往剿殺的策略，誘王直來降。王直本來也不想反抗朝廷，他同意投降，但是有個條件：這個條件竟然還是解除海禁、開市通商。胡宗憲雖然沒有批准開市貿易的權力，但他還是答應了王直，謊稱同意開市貿易。為了這個條件，王直回來了，謁見胡宗憲的結果是被投進杭州的監獄。王直被殺那天，與兒子在刑場相擁而泣，拔下頭上束發的金簪給兒留念，長歎一聲：想不到竟死於此。然後引頸就戮。
他的養子王滶帶領下屬停留在舟山群島的一個小島岑港，聽到王直被殺，立刻肢解了官方的人質夏正。與前來圍剿的官軍展開激戰，大部分戰死。
不知大家注意沒注意王直的願望，一個對抗朝廷的海盜的願望。“解除海禁，開市貿易”，這就是王直的心願。中國幾千年來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人無數。但提出這樣的訴求卻是開天闢地第一次。陳勝、吳廣的“大楚興、陳勝王”；劉邦的“大丈夫當如此”；張角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宋江的“替天行道，”等等，都是大同小異的追求，本質都是一樣的。這樣的訴求實現的結果無非是王朝的更替，卻不會有新時代的到來。但是假如王直的訴求與番國“開市貿易”要是實現了呢？還會是王朝的更替嗎？簡直不敢想。那是不是中國提前500年就加入了“WTO”?
王直死後，倭寇不但未滅，反而變本加厲。可見走私、做海盜並不是王直一夥，當時中國東南沿海幾乎全線告急，從杭州灣到珠江口沒有一處不是戰火硝煙。
倭寇非倭，首領都是中國人
倭寇為患，從明初就開始了，直至萬曆年間才止，持續了200多年。其中最烈是在嘉靖年間。所謂“嘉靖倭患”，指的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等勾引日本倭寇，大舉入寇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的這件事。這場倭患一直持續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後達15年之久。
我想知道倭患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我開始對手中的書籍和資料中出現的倭寇人數進行統計，我發現無論是正史《明史》、《明實錄》，還是像《籌海圖編》、《倭變事略》這樣的野史，都把“倭”和“賊”這兩個概念不加區分。大的地方、籠統之處多用“倭”，比如“倭來犯”，但到具體之處，具體到人，都用“賊”。
各種書中所能找到的，被明王朝認定為倭寇首領的有名、有姓或者有稱呼者，大約20個。他們是：安徽的歙縣許棟、汪直、徐海；福建的李光頭，漳州沈南山，福清鄧文俊、林碧川，海澄嚴山老、許西池、洪迪珍、張維，詔安林國顯、吳平；廣東的蕭顯，饒平張璉、林鳳、許朝光，東莞何亞八，大埔蕭雪峰，潮安曾一本，澄海林道乾。他們和王直一樣都是中國人。
抗倭之戰，大大小小不下幾千仗，動輒殺賊成百上千，都是有首級為證的。據書中記載，總共被剿滅的倭寇或賊以及海戰中溺水而死者不下十幾萬人。但其實這裏面真正的倭寇並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這並不是今天才明瞭的事，早在倭患最盛時，許多人就指出這一點。如《籌海圖編》在“敘寇源”部分，即追蹤倭寇來源時說：“今之海寇，動輒數萬，皆托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之無賴，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有之，夫豈盡倭也。”史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載：“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學編》載：“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小學生迎接為王直立碑的日本人）……
經過了宋元兩個朝代，中國東南沿海已經經歷了方興未艾的海洋貿易時代，一個圍繞著中國渤海、黃海、東海和南中國海的商貿圈已經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遠洋航線也已經形成，中國人生產的絲綢、茶葉、瓷器等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商品。東南沿海的居民已經成了依靠海洋貿易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壓下，與番通商、貿易發財的衝動被壓抑了，那些迎風遠航的中國帆船不見了。但是貿易、賺錢、利潤一經發現，就無法阻擋，人們甘願鋌而走險。何況越是禁止，中國貨就越缺，價格就越高，走私的誘惑就越大。我看了一張當時行銷日本的貨品種類和收益的明細表單，一些商品的利潤高達10倍以上。
……
在明朝皇帝的頭腦中，中國還是在世界的中間，其餘國家無非是一些地處僻壤的番夷小國。直到萬曆年間，看到從澳門登陸的葡萄牙牧師利瑪竇帶來的中國不在中間的世界地圖，皇帝對世界才略知一二。對於通過海洋與這些番國貿易的意義，明朝的皇帝不可能知曉。
明朝與前面宋元兩朝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對農業的重視和對商業的排斥。……本來中國文明的主體就是一種重農抑商的農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許多重農抑商的名言，他經常用本末二字指稱農和商。他常說“一夫不耕，民有受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受寒者”這裏哪有商的位置。
……
明朝的統治者不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國海，就是像王直這樣的在家門口的貿易他們也必須徹底消滅而後快。
而中國東南沿海已經進入了世界商貿圈，既然這些人依靠海洋貿易為生，那麼海禁就等於不允許農民種地，不允許牧民放牧，等於剝奪了他們生存的基礎，他們只能鋌而走險，違法經營，武裝走私。武裝走私做不成，那只好上岸以劫掠燒殺為生。在《籌海圖編》中，我還看到這樣的記敍：倭寇對與海外通商的村鎮是不搶的。
於是中國沿海一帶商人轉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這一點。《虔台倭纂》載：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禁愈嚴而寇愈盛。
於是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海禁鬆弛或開放海禁，則倭患息，海禁嚴則倭患起。
明代嘉靖年間的這場倭患，實質是中國民間海商集團的武裝走私貿易與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一場持久的大規模的衝突。這期間固然有真的倭寇和流民盜賊參與，但性質並不因此改變。每當社會動亂之際，都是流民和社會遊蕩不軌之徒的狂歡節。
遺憾的是，這些武裝走私的海商竟然提不出自己的綱領和口號，他們還不如歷史上的張角、黃巢、宋江、方臘。他們甚至還樹不起一面旗幟，這也不能責怪這些海商，因為他們的訴求即使寫在旗幟上：開市通商，也不會像“替天行道”、“殺富濟貧”那樣一呼百應。因為他們僅僅代表了東南沿海新月地帶那一小部分人。
倭亂，規模之大不亞於任何一次農民起義，但是如此規模的動亂卻是無聲的，只能聽到官方的聲音，另一方是沉默的。幸虧王直披露了一下他們的心聲，否則他們將帶著一個“倭寇”惡名永沉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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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3日 星期日
“五四”運動孿生子 自強和啟蒙(徐友漁)
徐友漁
“五四”運動以陳獨秀宣導的“德先生”、“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著稱，但它同時也是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意識覺醒和民族主義感情高漲的起點。北京大學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對政府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會條約上簽字，反對軍閥政府把山東權益出賣給日本的秘密條約。
啟蒙興於“五四”，衰於抗戰
其實，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不斷遭受列強的侵略和欺淩，不平等條約一個又一個強加於中國，為什麼民族主義遲至五四才興起？原因大致有這麼兩個方面：第一，民族主義是歐洲近代隨著民族國家建立而產生的社會思潮，中國歷來只有自以為世界唯一、自我中心的“天下”觀，民族主義是西風東漸後慢慢傳到中國來的；第二，滿清王朝的統治對於中國廣大人民而言是異族統治，利用民族主義抵禦外敵對於滿清統治者而言具有引火焚身的潛在危險，滿清統治者是利用嚴格尊奉儒家教義來取得統治的合法性，所以，鴉片戰爭之後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維護皇權和強調“華夷之別”，即專制主義加文化民族主義。
“五四”的民族主義與此剛好相反，用民主反對專制，用啟蒙和學習西方反對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五四”一代人認為，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是維護專制皇權的工具，而專制統治的壓迫導致民愚國弱，這使得中國無力抵禦外敵入侵。所以，在“五四”時期，愛國、反帝、民主、啟蒙這些價值是內在統一的。
“五四”之後，上述價值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保持了很長時間，當然，在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政黨政治中，民主和啟蒙的色調會消退一些，但不論是國共兩黨，不論在北伐期間還是在蘇維埃革命運動中，“愛國、反帝”等民族主義的訴求都是響亮的口號和必須搶佔的道德制高點。
抗日戰爭爆發後，民主和啟蒙的訴求被壓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義被張揚到極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專制的現實，這就是所謂的“救亡壓倒啟蒙”。對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停止了，因為害怕這種批判會削弱民族自信心；對不民主的、專制的體制的批判停止了，因為面對日寇的倡狂進攻，抗日政權的合法性不容動搖；對蔣介石的專斷壓制不是抗拒，而是忍讓，因為大家覺得為了避免亡國，中國不得不有一個鐵腕領袖。
在長期、艱苦的內部鬥爭中，中國的民族主義越來越由政黨主導，表現得像是政治鬥爭的工具，而沒有一般民族主義所表現出來的群眾性和自發性。各派都說自己愛國、對立面賣國，一派說對方的外國主子是英美，一派說對方的外國主子是蘇俄。
1949年之後，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處於“妾身未分明”的狀態。正面的，起領導作用的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面的，需要批判的意識形態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民族主義在現實生活的話語中隱匿了、消失了，只是偶爾出現在歷史教科書中，所歌頌的往往是民族英雄（比如岳飛、文天祥），而不是正面肯定民族主義。
要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
民族主義終於在上世紀90年代再浮現出來，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國內風波和蘇聯東歐巨變後，有人認識到並積極獻策：中國人的信仰出現了危機，局限於以前的教育、宣傳手段不足以應對新的形勢，轉型時期的中國需要借助於民族主義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強凝聚力與合法性。
在這種填補意識形態真空和大力批判“全盤西化”的情況下，上世紀90年代初期出現了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和“國學熱”的勢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用整整一版發表報導《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提出“國學的再次興起……將成為我國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礎”；兩天以後又在頭版登出《久違了，“國學”！》。《光明日報》、《文匯報》等也發表了類似的報導和文章。中央電視臺作了題為《北大‘國學熱’的啟示》的專題報導，由北大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攝製的電視片《中華文明之光》在海內外播放。
民族主義首先表現在思想文化方面，被人稱為“文化民族主義”，一些學者教授其的本主張是，西方文化已經走到了盡頭，未來將由東方文化、中國文化起主導作用，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季羨林老先生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他認為，每一種文明或文化都有一個誕生、成長、發展、衰落、消逝的過程，不可能一成不變，從全部人類歷史看，東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紀，西方文化將讓位於東方或中國文化。他論證說：“西方的哲學思維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從個別細節上窮極分析……中國的東方思維方式從整體著眼，從事物之間的聯繫著眼更符合辯證法的精神。就像中醫治病是全面考慮、多方照顧，一服中藥，藥分君臣，症治關鍵，醫頭痛從腳上下手，較西醫的頭痛治頭、腳痛治腳更符合辯證法。”在我看來，這種說法牽強附會、一廂情願，毫無說服力。
在民間，民族主義表現為強烈的排外情緒，有人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同於反西方，尤其是反美，並且把民族主義的鼓噪和商業化考慮密切結合起來。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是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該書的主題是：美國人不但邪惡，而且愚蠢。作者說：“我敢於下這樣的武論：大多數中國高中學生對美國歷史文化知識的瞭解比美國大學生還要多得多。同樣，其他領域中對美國的瞭解也可能優於美國青年…… 事實上，美國青年一代墮落的跡象，在吸毒、性愛和電子遊戲機背後，已經顯現出被人類文明拋棄的端倪。”此書的最大特點是不負責任，進行狂熱的煽動，比如作者放言臺灣問題，不滿意于現行方針“堅持和平解決……不承諾放棄武力”，而主張“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表現出來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粗鄙性和虛偽性。有的大學生上街遊行積極，往美國大使館扔石頭起勁，但同時考“託福”和GRE也積極，打破頭地拼命要辦簽證去美國。一個北京大學的女生，洋洋自得于當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該校時她起身提自以為刁難的問題，企圖使美國總統難堪，但過了幾年之後，她又洋洋自得嫁給了美國人，漂洋過海去了美國定居，生的小孩當然是美國國籍。
有學者認為，對民族主義情緒應警惕，因為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起的作用是負面多於正面，有一篇題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誤區》的文章在總結歸納近現代的歷史事實之後說，民族主義的負面效應表現在，第一，在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推動力和為國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時，往往又拒斥、壓抑自由主義；第二，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的同時，又和排外主義相聯繫；第三，它常常導致認同對象的錯置：它用文化主義代替政治原則，使保衛國家落腳于保衛傳統文化。
還有人分析民族主義思潮在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深層次原因，認為隨著更深地進入國際社會，西方國家已經從遙遠的模仿物件變成現實的競爭者，利益衝突頻繁發生；與此同時，由屈辱的歷史和長期貧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復蘇。在題為《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文章中，作者認為，當今世界一些最旗幟鮮明堅持民族主義的國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現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國家，有的甚至也就是當今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因此，中國應自覺地選擇世界主流文明，自覺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尋他路。
在當代，民族主義的表現和傳播與現代通信手段的聯繫非常密切。在2003年，主要由於中日關係中的問題，出現了一輪民族主義浪潮，由於有關言論基本上都是發佈在互聯網上，所以國內和海外發明了一個新詞：“網路民族主義”。在2008年，因為奧運火炬在法國傳遞受到干擾和衝擊而在國內爆發了一場抵制“家樂福”的運動，網路和手機在傳遞資訊、召集人群等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近年來，一小批學院派知識份子開始提倡一種“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特徵是把愛國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並且以憲政民主為前提。這是一種剛露頭的呼聲，但也是更健全、更有希望的主張，它把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和科學、民主、理性、啟蒙的訴求結合在一起，它和“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五四”運動以陳獨秀宣導的“德先生”、“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著稱，但它同時也是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意識覺醒和民族主義感情高漲的起點。北京大學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對政府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會條約上簽字，反對軍閥政府把山東權益出賣給日本的秘密條約。
啟蒙興於“五四”，衰於抗戰
其實，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不斷遭受列強的侵略和欺淩，不平等條約一個又一個強加於中國，為什麼民族主義遲至五四才興起？原因大致有這麼兩個方面：第一，民族主義是歐洲近代隨著民族國家建立而產生的社會思潮，中國歷來只有自以為世界唯一、自我中心的“天下”觀，民族主義是西風東漸後慢慢傳到中國來的；第二，滿清王朝的統治對於中國廣大人民而言是異族統治，利用民族主義抵禦外敵對於滿清統治者而言具有引火焚身的潛在危險，滿清統治者是利用嚴格尊奉儒家教義來取得統治的合法性，所以，鴉片戰爭之後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維護皇權和強調“華夷之別”，即專制主義加文化民族主義。
“五四”的民族主義與此剛好相反，用民主反對專制，用啟蒙和學習西方反對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五四”一代人認為，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是維護專制皇權的工具，而專制統治的壓迫導致民愚國弱，這使得中國無力抵禦外敵入侵。所以，在“五四”時期，愛國、反帝、民主、啟蒙這些價值是內在統一的。
“五四”之後，上述價值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保持了很長時間，當然，在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政黨政治中，民主和啟蒙的色調會消退一些，但不論是國共兩黨，不論在北伐期間還是在蘇維埃革命運動中，“愛國、反帝”等民族主義的訴求都是響亮的口號和必須搶佔的道德制高點。
抗日戰爭爆發後，民主和啟蒙的訴求被壓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義被張揚到極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專制的現實，這就是所謂的“救亡壓倒啟蒙”。對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停止了，因為害怕這種批判會削弱民族自信心；對不民主的、專制的體制的批判停止了，因為面對日寇的倡狂進攻，抗日政權的合法性不容動搖；對蔣介石的專斷壓制不是抗拒，而是忍讓，因為大家覺得為了避免亡國，中國不得不有一個鐵腕領袖。
在長期、艱苦的內部鬥爭中，中國的民族主義越來越由政黨主導，表現得像是政治鬥爭的工具，而沒有一般民族主義所表現出來的群眾性和自發性。各派都說自己愛國、對立面賣國，一派說對方的外國主子是英美，一派說對方的外國主子是蘇俄。
1949年之後，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處於“妾身未分明”的狀態。正面的，起領導作用的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面的，需要批判的意識形態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民族主義在現實生活的話語中隱匿了、消失了，只是偶爾出現在歷史教科書中，所歌頌的往往是民族英雄（比如岳飛、文天祥），而不是正面肯定民族主義。
要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
民族主義終於在上世紀90年代再浮現出來，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國內風波和蘇聯東歐巨變後，有人認識到並積極獻策：中國人的信仰出現了危機，局限於以前的教育、宣傳手段不足以應對新的形勢，轉型時期的中國需要借助於民族主義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強凝聚力與合法性。
在這種填補意識形態真空和大力批判“全盤西化”的情況下，上世紀90年代初期出現了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和“國學熱”的勢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用整整一版發表報導《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提出“國學的再次興起……將成為我國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礎”；兩天以後又在頭版登出《久違了，“國學”！》。《光明日報》、《文匯報》等也發表了類似的報導和文章。中央電視臺作了題為《北大‘國學熱’的啟示》的專題報導，由北大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攝製的電視片《中華文明之光》在海內外播放。
民族主義首先表現在思想文化方面，被人稱為“文化民族主義”，一些學者教授其的本主張是，西方文化已經走到了盡頭，未來將由東方文化、中國文化起主導作用，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季羨林老先生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他認為，每一種文明或文化都有一個誕生、成長、發展、衰落、消逝的過程，不可能一成不變，從全部人類歷史看，東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紀，西方文化將讓位於東方或中國文化。他論證說：“西方的哲學思維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從個別細節上窮極分析……中國的東方思維方式從整體著眼，從事物之間的聯繫著眼更符合辯證法的精神。就像中醫治病是全面考慮、多方照顧，一服中藥，藥分君臣，症治關鍵，醫頭痛從腳上下手，較西醫的頭痛治頭、腳痛治腳更符合辯證法。”在我看來，這種說法牽強附會、一廂情願，毫無說服力。
在民間，民族主義表現為強烈的排外情緒，有人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同於反西方，尤其是反美，並且把民族主義的鼓噪和商業化考慮密切結合起來。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是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該書的主題是：美國人不但邪惡，而且愚蠢。作者說：“我敢於下這樣的武論：大多數中國高中學生對美國歷史文化知識的瞭解比美國大學生還要多得多。同樣，其他領域中對美國的瞭解也可能優於美國青年…… 事實上，美國青年一代墮落的跡象，在吸毒、性愛和電子遊戲機背後，已經顯現出被人類文明拋棄的端倪。”此書的最大特點是不負責任，進行狂熱的煽動，比如作者放言臺灣問題，不滿意于現行方針“堅持和平解決……不承諾放棄武力”，而主張“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表現出來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粗鄙性和虛偽性。有的大學生上街遊行積極，往美國大使館扔石頭起勁，但同時考“託福”和GRE也積極，打破頭地拼命要辦簽證去美國。一個北京大學的女生，洋洋自得于當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該校時她起身提自以為刁難的問題，企圖使美國總統難堪，但過了幾年之後，她又洋洋自得嫁給了美國人，漂洋過海去了美國定居，生的小孩當然是美國國籍。
有學者認為，對民族主義情緒應警惕，因為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起的作用是負面多於正面，有一篇題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誤區》的文章在總結歸納近現代的歷史事實之後說，民族主義的負面效應表現在，第一，在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推動力和為國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時，往往又拒斥、壓抑自由主義；第二，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的同時，又和排外主義相聯繫；第三，它常常導致認同對象的錯置：它用文化主義代替政治原則，使保衛國家落腳于保衛傳統文化。
還有人分析民族主義思潮在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深層次原因，認為隨著更深地進入國際社會，西方國家已經從遙遠的模仿物件變成現實的競爭者，利益衝突頻繁發生；與此同時，由屈辱的歷史和長期貧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復蘇。在題為《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文章中，作者認為，當今世界一些最旗幟鮮明堅持民族主義的國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現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國家，有的甚至也就是當今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因此，中國應自覺地選擇世界主流文明，自覺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尋他路。
在當代，民族主義的表現和傳播與現代通信手段的聯繫非常密切。在2003年，主要由於中日關係中的問題，出現了一輪民族主義浪潮，由於有關言論基本上都是發佈在互聯網上，所以國內和海外發明了一個新詞：“網路民族主義”。在2008年，因為奧運火炬在法國傳遞受到干擾和衝擊而在國內爆發了一場抵制“家樂福”的運動，網路和手機在傳遞資訊、召集人群等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近年來，一小批學院派知識份子開始提倡一種“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特徵是把愛國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並且以憲政民主為前提。這是一種剛露頭的呼聲，但也是更健全、更有希望的主張，它把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和科學、民主、理性、啟蒙的訴求結合在一起，它和“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2009年5月2日 星期六
十萬佳麗下嶺南百萬嫖客上東莞(轉)
我倚著陽臺，我的對面，是一家酒店和一家歌舞廳。不遠處，著名的喜來登大酒店高聳入雲，大廈頂端的光柱，象一把劃破黑夜的利劍，在蒼茫的夜空中旋轉。腳下的停車場，擠滿了粵S牌照的豐田本田、海馬現代、以及賓士寶馬。這是地處廣東省東莞市厚街鎮，康樂廣場附近商業區的中心地帶，往東20米，是康樂廣場前的新華潤萬家超市，往南60米，是鼎鼎有名的老華潤。與老華潤僅一路之隔的，是正在大興土木的65層的一座摩天大樓——厚街鎮未來的五星級大酒店厚街大酒店，而喜來登酒店與他們，僅僅隔著一條不足20米寬的莞太大道。
厚街嘉華大酒店
東莞地處珠三角之黃金走廊，在中國歷史上，只出過一個明朝山海關大都督袁崇煥，以及在虎門燒鴉片煙的兩廣總督林則徐，算是默默無聞的一座無名小城。然而，改革開放之後，這座連接廣州和深圳的無名海濱城市，像發酵的麵包一樣，迅速的膨脹起來。
當年很多東莞本地人，隨便做點小生意，哪怕只是在街邊搗鼓一隻煤氣灶賣賣炒米粉，如今也可以人模狗樣地開著賓士寶馬到處耀武揚威。很多遊手好閒的本地青年，一天到晚只是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混日子，這沒辦法，他們有花不完的人民幣，以及根本就從未擁有的人生觀和道德觀。他們的父母有工廠，有店鋪，雖然勞工荒讓很多工廠的經營日益艱難。但他們還可以坐在家裏收房租，即使沒有房租，也可以從村委會領取不菲的分紅。總而言之，這輩子，他們是衣食無憂，吃穿不愁的。
東莞桑拿小姐
全國沒有哪座城市，其繁榮娼盛的程度，能和東莞相提並論，即使是廣州和深圳也只能對東莞甘拜下風。早些年，內地有人因公去深圳去差，在賓館裏被妓女電話騷擾一下，都會覺得無限的激動，回去後大肆宣傳無限光榮。而現在，深圳關外，很多髮廊的小姐只收一百塊的服務費，在龍華，站街的小姐，其行情甚至跌到30元一次的地步。與鄰近的東莞依然堅挺無比的色情娛樂業相比，深圳早已是日落西山了。深圳人的說法是，週末我們去東莞玩玩；而浸淫聲色的香港人就更不用說了，連開著貨櫃車的香港麻辣佬，也垂涎於東莞十萬佳麗的天香國色。某年某月，香港某政府委員，在北京開完會議，返回香港之時，仍不忘記去東莞尋花問柳，結果該委員十分的倒楣，在東莞大朗鎮嫖妓被當地警方給抓了起來，名噪一時，成為了東莞百萬嫖客中人人景仰的風雲人物。
東莞現有人口一千萬左右，其人口密度，令內地所有的城市望塵而莫及。這裏，也是臺灣和香港商人的僑居之地。據說，全世界1/10的衣服和鞋子，全世界1/5的電腦，全球1/3的玩具，都來自東莞這間世界工廠，更誇張一點的說法是，東莞塞車，全球缺貨。如今的東莞，就象一個入行不久風韻猶存的妓女一樣，敞開懷抱張開大腿以其獨特的風姿和嫵媚，吸引著天下嫖客。外國人，臺灣人，香港人，加上因為改革開放而暴發的本地人，造就了這座城市無以倫比的消費能力和弛名中外的色情文化。
東莞光五星級酒店就有16家，三星級酒店200多家，加上其他商務型的酒店，共2000多家，這組數字，令內地的所有大中城市都無法望其項背。正因如此，來東莞淘金的全國佳麗，才會絡繹不絕浩浩蕩蕩如過江之鯽。各式各樣的酒店，沐足中心更是雨後春筍一般的搶著開張。這座城市的色情娛樂業的發達程度，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重現了“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的盛世景象，重金嫖娼的風氣在事隔一千多年之後，再度捲土重來。
如今，不少臺灣和香港商人，都把大陸當成了他們的第二故鄉。因為，大陸不光有賺不完的鈔票，大陸還有享受不盡的國色天香，在東莞，他們可以一邊摟著來自中原的姑娘或是兩湖的辣妹子，一邊喝著臺灣的波霸珍珠奶茶，嚼著產自阿里山的新鮮檳榔。然後把被檳榔汁染成烏黑的血盆大口，啃著中原姑娘或兩湖妹子的挺拔雙峰。兩岸的政治氣氛向來劍拔弩張，兩岸的交流卻依舊如火如荼，當然，交流並不限於經濟和文化上，兩岸的人民在肉體上的不斷交流可能更有助一國兩岸的和平統一與繁榮娼盛。
一家喧鬧之聲震耳欲聾的歌舞廳裏，突然竄出十幾條大漢。切，又是打架鬥毆，這已經是一個星期內的三次打鬥事件了。歌舞廳裏，消費不低，一般工薪族是不會光顧的。去那裏的，都是些尋求刺激的，一顆搖頭丸，加上勁爆的音樂，可以嗨四五個小時。因而，在這樣的場所，也就難免少不了暴力事件的發生，某某人在台下喝酒，他的馬子在臺上搖頭，被人摸了或抱了，幾分鐘後，立刻出現桌椅橫飛，酒瓶四濺的場面。一陣警鈴過後，歌廳的內保們，連在宿舍內睡覺的保安，也跳起來，操起棍棒沖了出來，不由分說，幾十人圍著鬧事者一通亂打，直打得對方滿地找牙，並賠償了損失的物品，才放他們走。
這是發生在東莞經濟重鎮厚街某條繁華商業街道的尋常一幕。之所以說是“尋常”，是因為諸如此類的事件，是經常發生的，如同家常便飯，絲毫不足為奇。一年前，在虎門一家超市門口，一夥保安手持鐵棒痛打鬧事者的情景歷歷在目。在東莞有條不成文的規則，但凡能私下解決的事情，決不驚動員警。因為，即使驚動了員警，也未必能解決。而很多大型的商場，酒店等娛樂場所的老闆，大多是當地有頭有臉有權有勢的人物，他們手下眷養了大批保安，有的酒店卡拉OK等娛樂場所，還有內保和外保，一但情形不對，保安們二話不說，一湧而上，拳腳如飛，棍棒如雨，一般情況下，都能控制住局面。
當然，也有例外的。某大哥去一家酒店的豪華包廂裏過生日，期間，朋友也帶來了朋友，結果互不相識的“朋友”們酒後失態，幹了起來，把大理石台和大螢幕背投都給砸了。幾十名保安隨後趕來，但無濟於事，原因很簡單，大哥是酒店的常客，出手闊綽一擲千金，連給服務員的小費也沒有低於一百塊的，這樣的客人，豈能一打了之，那不是斷自已的財路嗎？這夥人在酒店的門外拉拉扯扯，鬧了很久，後來公安加治安來了七十餘人，警車停了六七輛，不明所以的人，還以為是追捕什麼江洋大盜呢!
在厚街，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員警的巡邏車在大街上緩慢移動。但這沒用，小偷大盜照樣橫行於市，犯罪活動依舊尉然成風。如果說，酒店業的發達是這座城市一大特徵，那麼，治安的混亂，法制的迷失，同樣是這座城市的一大特徵。很多人因為偷搶拐騙失手而被抓進派出所裏，當然，很快就會出來，只要你有足夠多的Money。本地人認為，治安不好是外地人鬧的，但同時也清楚，沒有這些外地人，自已的工廠只能停工，自已的店鋪和房子沒辦法租出去。和諧，在這裏這只是政治家的口頭禪以及報紙上的常用語而已，當然，如果真要說和諧是存在的，那麼，員警與搶劫犯之間，嫖客與小姐之間，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也確實存在著某種和諧。太平這個東西，能粉飾還是應該粉飾一下的。
以厚街一鎮之狀，可以窺廣東一省之狀，以廣東一省之狀，可以窺中國一國之狀。但願這個國家能夠將太平盛世繼續粉飾下去，並永遠的繁榮娼盛下去。
東莞這樣一座城市，轄下30多個鎮，幾乎每個鎮都有為數不少的色情行業的從業人員，最南端的厚街虎門，最為猖獗，厚街鎮和長安鎮，人口號稱60萬之眾。人多是因為廠多，廠多就意味著錢多，金錢，從來都是滋生色情行業的溫床。
活躍城鎮中心地帶的色情從業人員，素質很高，主要服務高端人群，本來，廣東的本地人和鄰近的香港客，國語水準實在不堪入耳，但隨著性工作者們的言傳身教，他們的普通話水準直線上升，而流竄在廣東的遍地台商，有了各省佳麗常伴左右，更是享盡了人間的豔福，樂不思台了。這對打擊臺灣獨立，促進民族統一，起到了非常積極而且關鍵的作用。可以這麼說，色情行業不光帶動了經濟的發展，甚至對祖國統一民族富強的偉大事業，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至少城鎮邊緣地帶的各大工業區裏，則是人口密集地區，成千上萬的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壯年男子們，餐風露宿，背井離鄉，那們除了要忍受遠離故土的愁悶，還要忍受失業，失所，失戀，失志等人生境遇所帶來的苦悶和孤寂，甚至還有衣冠楚楚的員警們對他們隨時而來的剝削和壓迫。長期被離別鄉愁，倉皇失業，流離失所等痛苦擠壓的他們，如果沒有種子般播灑在各大小工業區髮廊裏面那些桔黃色曖昧燈光下女人們廉價的身體的安撫和慰藉，我很難想像他們不會一個個變得象曠野上饑餓的狼群一樣，焦躁不安地廝磨著自已的獠牙。
廣東本地很多人之所以不需要工作，除了少數人是靠開工廠開店鋪做生意賺錢之外，相當一部分本地人是靠需求量龐大的房屋出租業維持生計並發家致富的。眾所周知，小姐是房屋出租行業的生力軍。在東莞厚街，很多農民房動不動就是建成七八層高，電梯上下，閉路監控，24小時保安把門，出租屋裝修豪華得如同公寓。除了那些在酒店上班的小姐是主要消費者，另外，包二奶的港臺客也是本地人日進鬥金的有力源泉。
全國酒店，東莞最多，東莞酒店，厚街最多。東莞佳麗甲天下，厚街佳麗冠嶺南。每天淩晨2點過後，各夜市，網吧生意如火如荼，吃宵夜的，上網的，絕大多數都是下班的小姐們。勤勞的的士司機們載著雲雨歸來的小姐們往來如飛，巨獸一般矗立的高大建築裏面，多少動人的呻吟之聲激蕩在這深沉的夜色中。
厚街嘉華大酒店東莞地處珠三角之黃金走廊，在中國歷史上，只出過一個明朝山海關大都督袁崇煥，以及在虎門燒鴉片煙的兩廣總督林則徐，算是默默無聞的一座無名小城。然而，改革開放之後，這座連接廣州和深圳的無名海濱城市，像發酵的麵包一樣，迅速的膨脹起來。
當年很多東莞本地人，隨便做點小生意，哪怕只是在街邊搗鼓一隻煤氣灶賣賣炒米粉，如今也可以人模狗樣地開著賓士寶馬到處耀武揚威。很多遊手好閒的本地青年，一天到晚只是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混日子，這沒辦法，他們有花不完的人民幣，以及根本就從未擁有的人生觀和道德觀。他們的父母有工廠，有店鋪，雖然勞工荒讓很多工廠的經營日益艱難。但他們還可以坐在家裏收房租，即使沒有房租，也可以從村委會領取不菲的分紅。總而言之，這輩子，他們是衣食無憂，吃穿不愁的。
東莞桑拿小姐
全國沒有哪座城市，其繁榮娼盛的程度，能和東莞相提並論，即使是廣州和深圳也只能對東莞甘拜下風。早些年，內地有人因公去深圳去差，在賓館裏被妓女電話騷擾一下，都會覺得無限的激動，回去後大肆宣傳無限光榮。而現在，深圳關外，很多髮廊的小姐只收一百塊的服務費，在龍華，站街的小姐，其行情甚至跌到30元一次的地步。與鄰近的東莞依然堅挺無比的色情娛樂業相比，深圳早已是日落西山了。深圳人的說法是，週末我們去東莞玩玩；而浸淫聲色的香港人就更不用說了，連開著貨櫃車的香港麻辣佬，也垂涎於東莞十萬佳麗的天香國色。某年某月，香港某政府委員，在北京開完會議，返回香港之時，仍不忘記去東莞尋花問柳，結果該委員十分的倒楣，在東莞大朗鎮嫖妓被當地警方給抓了起來，名噪一時，成為了東莞百萬嫖客中人人景仰的風雲人物。
東莞現有人口一千萬左右，其人口密度，令內地所有的城市望塵而莫及。這裏，也是臺灣和香港商人的僑居之地。據說，全世界1/10的衣服和鞋子，全世界1/5的電腦，全球1/3的玩具，都來自東莞這間世界工廠，更誇張一點的說法是，東莞塞車，全球缺貨。如今的東莞，就象一個入行不久風韻猶存的妓女一樣，敞開懷抱張開大腿以其獨特的風姿和嫵媚，吸引著天下嫖客。外國人，臺灣人，香港人，加上因為改革開放而暴發的本地人，造就了這座城市無以倫比的消費能力和弛名中外的色情文化。東莞光五星級酒店就有16家，三星級酒店200多家，加上其他商務型的酒店，共2000多家，這組數字，令內地的所有大中城市都無法望其項背。正因如此，來東莞淘金的全國佳麗，才會絡繹不絕浩浩蕩蕩如過江之鯽。各式各樣的酒店，沐足中心更是雨後春筍一般的搶著開張。這座城市的色情娛樂業的發達程度，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重現了“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的盛世景象，重金嫖娼的風氣在事隔一千多年之後，再度捲土重來。
如今，不少臺灣和香港商人，都把大陸當成了他們的第二故鄉。因為，大陸不光有賺不完的鈔票，大陸還有享受不盡的國色天香，在東莞，他們可以一邊摟著來自中原的姑娘或是兩湖的辣妹子，一邊喝著臺灣的波霸珍珠奶茶，嚼著產自阿里山的新鮮檳榔。然後把被檳榔汁染成烏黑的血盆大口，啃著中原姑娘或兩湖妹子的挺拔雙峰。兩岸的政治氣氛向來劍拔弩張，兩岸的交流卻依舊如火如荼，當然，交流並不限於經濟和文化上，兩岸的人民在肉體上的不斷交流可能更有助一國兩岸的和平統一與繁榮娼盛。
一家喧鬧之聲震耳欲聾的歌舞廳裏，突然竄出十幾條大漢。切，又是打架鬥毆，這已經是一個星期內的三次打鬥事件了。歌舞廳裏，消費不低，一般工薪族是不會光顧的。去那裏的，都是些尋求刺激的，一顆搖頭丸，加上勁爆的音樂，可以嗨四五個小時。因而，在這樣的場所，也就難免少不了暴力事件的發生，某某人在台下喝酒，他的馬子在臺上搖頭，被人摸了或抱了，幾分鐘後，立刻出現桌椅橫飛，酒瓶四濺的場面。一陣警鈴過後，歌廳的內保們，連在宿舍內睡覺的保安，也跳起來，操起棍棒沖了出來，不由分說，幾十人圍著鬧事者一通亂打，直打得對方滿地找牙，並賠償了損失的物品，才放他們走。
這是發生在東莞經濟重鎮厚街某條繁華商業街道的尋常一幕。之所以說是“尋常”，是因為諸如此類的事件，是經常發生的，如同家常便飯，絲毫不足為奇。一年前，在虎門一家超市門口，一夥保安手持鐵棒痛打鬧事者的情景歷歷在目。在東莞有條不成文的規則，但凡能私下解決的事情，決不驚動員警。因為，即使驚動了員警，也未必能解決。而很多大型的商場，酒店等娛樂場所的老闆，大多是當地有頭有臉有權有勢的人物，他們手下眷養了大批保安，有的酒店卡拉OK等娛樂場所，還有內保和外保，一但情形不對，保安們二話不說，一湧而上，拳腳如飛，棍棒如雨，一般情況下，都能控制住局面。
當然，也有例外的。某大哥去一家酒店的豪華包廂裏過生日，期間，朋友也帶來了朋友，結果互不相識的“朋友”們酒後失態，幹了起來，把大理石台和大螢幕背投都給砸了。幾十名保安隨後趕來，但無濟於事，原因很簡單，大哥是酒店的常客，出手闊綽一擲千金，連給服務員的小費也沒有低於一百塊的，這樣的客人，豈能一打了之，那不是斷自已的財路嗎？這夥人在酒店的門外拉拉扯扯，鬧了很久，後來公安加治安來了七十餘人，警車停了六七輛，不明所以的人，還以為是追捕什麼江洋大盜呢!
在厚街，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員警的巡邏車在大街上緩慢移動。但這沒用，小偷大盜照樣橫行於市，犯罪活動依舊尉然成風。如果說，酒店業的發達是這座城市一大特徵，那麼，治安的混亂，法制的迷失，同樣是這座城市的一大特徵。很多人因為偷搶拐騙失手而被抓進派出所裏，當然，很快就會出來，只要你有足夠多的Money。本地人認為，治安不好是外地人鬧的，但同時也清楚，沒有這些外地人，自已的工廠只能停工，自已的店鋪和房子沒辦法租出去。和諧，在這裏這只是政治家的口頭禪以及報紙上的常用語而已，當然，如果真要說和諧是存在的，那麼，員警與搶劫犯之間，嫖客與小姐之間，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也確實存在著某種和諧。太平這個東西，能粉飾還是應該粉飾一下的。
以厚街一鎮之狀，可以窺廣東一省之狀，以廣東一省之狀，可以窺中國一國之狀。但願這個國家能夠將太平盛世繼續粉飾下去，並永遠的繁榮娼盛下去。
東莞這樣一座城市，轄下30多個鎮，幾乎每個鎮都有為數不少的色情行業的從業人員，最南端的厚街虎門，最為猖獗，厚街鎮和長安鎮，人口號稱60萬之眾。人多是因為廠多，廠多就意味著錢多，金錢，從來都是滋生色情行業的溫床。
活躍城鎮中心地帶的色情從業人員，素質很高，主要服務高端人群，本來，廣東的本地人和鄰近的香港客，國語水準實在不堪入耳，但隨著性工作者們的言傳身教，他們的普通話水準直線上升，而流竄在廣東的遍地台商，有了各省佳麗常伴左右，更是享盡了人間的豔福，樂不思台了。這對打擊臺灣獨立，促進民族統一，起到了非常積極而且關鍵的作用。可以這麼說，色情行業不光帶動了經濟的發展，甚至對祖國統一民族富強的偉大事業，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至少城鎮邊緣地帶的各大工業區裏，則是人口密集地區，成千上萬的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壯年男子們，餐風露宿，背井離鄉，那們除了要忍受遠離故土的愁悶，還要忍受失業，失所，失戀，失志等人生境遇所帶來的苦悶和孤寂，甚至還有衣冠楚楚的員警們對他們隨時而來的剝削和壓迫。長期被離別鄉愁，倉皇失業，流離失所等痛苦擠壓的他們，如果沒有種子般播灑在各大小工業區髮廊裏面那些桔黃色曖昧燈光下女人們廉價的身體的安撫和慰藉，我很難想像他們不會一個個變得象曠野上饑餓的狼群一樣，焦躁不安地廝磨著自已的獠牙。
廣東本地很多人之所以不需要工作，除了少數人是靠開工廠開店鋪做生意賺錢之外，相當一部分本地人是靠需求量龐大的房屋出租業維持生計並發家致富的。眾所周知，小姐是房屋出租行業的生力軍。在東莞厚街，很多農民房動不動就是建成七八層高，電梯上下，閉路監控，24小時保安把門，出租屋裝修豪華得如同公寓。除了那些在酒店上班的小姐是主要消費者，另外，包二奶的港臺客也是本地人日進鬥金的有力源泉。
全國酒店，東莞最多，東莞酒店，厚街最多。東莞佳麗甲天下，厚街佳麗冠嶺南。每天淩晨2點過後，各夜市，網吧生意如火如荼，吃宵夜的，上網的，絕大多數都是下班的小姐們。勤勞的的士司機們載著雲雨歸來的小姐們往來如飛，巨獸一般矗立的高大建築裏面，多少動人的呻吟之聲激蕩在這深沉的夜色中。
2009年4月28日 星期二
河南焦作政府部門專人上網看帖回帖
大河網4月28日報導
網上發帖反映河南焦作的有關問題，將同到信訪部門反映問題一樣，會受到焦作市政府部門的重視。近日，焦作市政府辦公室發佈了《關於網上社情民意收集處理工作的意見》，要求政府各有關部門規範並完善網上社情民意處理程式，實現網上投訴有結果、處理有時限、建言有回音，形成政府對網上社情民意反應敏捷、管道暢通、直接開放的回應機制；並且，政府會安排工作人員每天都上網看帖，收集網上的社情民意。
【政府下文】
重視網上民意收集、督辦和回饋
4月24日，焦作市政府辦公室下發了《關於網上社情民意收集處理工作的意見》，並於27日將該意見掛在了政府網站上。
意見稱，焦作市政府資訊化辦公室將安排專門人員，每天對市內外各級、各類互聯網上有關焦作的社情民意進行收集整理，“焦作市政府網站政府線上、市長信箱，焦作市山陽論壇，焦作市新聞網、廣電網論壇，天涯、網易、搜狐、新浪、中新、百度等市內外網站上有關焦作的社情民意和資訊”，是主要的收集對象。
意見規定，焦作市政府辦公室，主管網上社情民意收集處理工作；市政府資訊化辦公室，負責網上社情民意的收集整理；市監察、信訪部門及市政府辦公室秘書科，負責轉辦、督辦；各縣（市、區）政府、市直各單位根據工作職責負責具體承辦，並回饋處理結果。
在工作流程方面，也有嚴格的規定。在受理環節，政府網站建立民生板塊，拓寬社情民意受理範圍，有專人負責收集；有關的社情民意被收集後，焦作市政府資訊化辦公室根據內容分轉至各級各部門各單位處理。如果所反映的是涉及全市重大的、全局性的社情民意和中央、省駐焦單位的社情民意以及需跨部門辦理的社情民意，將以《網情摘要》形式轉市政府辦公室秘書科，呈市政府主要領導批示處理。在督辦、回饋方面，將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公開回復或個別回饋。
意見規定，對存在辦理回饋不認真不及時、推諉扯皮、敷衍塞責、避重就輕等問題，引起群眾不滿的縣（市、區）政府、市直部門與單位予以通報批評，情況嚴重的由相關部門進行責任追究。
【網友反應】
“高度重視帖子是件好事”
焦作市政府辦公室一名工作人員在接受採訪時說，意見的出臺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市民將其當成一種新型的反映問題的途徑，“最近的創衛和招考事件就是很明顯的例子，網路資訊問題處理不好，很容易出亂子”。
意見一下發，立即引起焦作眾多網友的關注。“政府高度重視網上的帖子，是件好事。”一位網友說，“如果網友反映的問題屬實，政府有關部門能及時注意到，並迅速處理，則可以很快地解決此事；如果沒得到及時處理甚至是不處理，在網上迅速傳播後就成了網路熱點，會嚴重影響城市形象或者相關部門的形象”，當然有些帖子反映的情況可能是虛假的，這時候更需要政府部門出面澄清，否則以訛傳訛，後果將更加嚴重。
新聞回顧:青年發帖舉報家鄉河南違法征地遭跨省追捕
2008年5月，河南靈寶市政府“租”用了大王鎮農地28平方公里，約3萬余農民將失去土地。上海青年王帥多次舉報無果後網上發帖，因言獲罪，被靈寶市網警跨省抓捕。
(本文來源：大河網 )
網上發帖反映河南焦作的有關問題，將同到信訪部門反映問題一樣，會受到焦作市政府部門的重視。近日，焦作市政府辦公室發佈了《關於網上社情民意收集處理工作的意見》，要求政府各有關部門規範並完善網上社情民意處理程式，實現網上投訴有結果、處理有時限、建言有回音，形成政府對網上社情民意反應敏捷、管道暢通、直接開放的回應機制；並且，政府會安排工作人員每天都上網看帖，收集網上的社情民意。
【政府下文】
重視網上民意收集、督辦和回饋
4月24日，焦作市政府辦公室下發了《關於網上社情民意收集處理工作的意見》，並於27日將該意見掛在了政府網站上。
意見稱，焦作市政府資訊化辦公室將安排專門人員，每天對市內外各級、各類互聯網上有關焦作的社情民意進行收集整理，“焦作市政府網站政府線上、市長信箱，焦作市山陽論壇，焦作市新聞網、廣電網論壇，天涯、網易、搜狐、新浪、中新、百度等市內外網站上有關焦作的社情民意和資訊”，是主要的收集對象。
意見規定，焦作市政府辦公室，主管網上社情民意收集處理工作；市政府資訊化辦公室，負責網上社情民意的收集整理；市監察、信訪部門及市政府辦公室秘書科，負責轉辦、督辦；各縣（市、區）政府、市直各單位根據工作職責負責具體承辦，並回饋處理結果。
在工作流程方面，也有嚴格的規定。在受理環節，政府網站建立民生板塊，拓寬社情民意受理範圍，有專人負責收集；有關的社情民意被收集後，焦作市政府資訊化辦公室根據內容分轉至各級各部門各單位處理。如果所反映的是涉及全市重大的、全局性的社情民意和中央、省駐焦單位的社情民意以及需跨部門辦理的社情民意，將以《網情摘要》形式轉市政府辦公室秘書科，呈市政府主要領導批示處理。在督辦、回饋方面，將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公開回復或個別回饋。
意見規定，對存在辦理回饋不認真不及時、推諉扯皮、敷衍塞責、避重就輕等問題，引起群眾不滿的縣（市、區）政府、市直部門與單位予以通報批評，情況嚴重的由相關部門進行責任追究。
【網友反應】
“高度重視帖子是件好事”
焦作市政府辦公室一名工作人員在接受採訪時說，意見的出臺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市民將其當成一種新型的反映問題的途徑，“最近的創衛和招考事件就是很明顯的例子，網路資訊問題處理不好，很容易出亂子”。
意見一下發，立即引起焦作眾多網友的關注。“政府高度重視網上的帖子，是件好事。”一位網友說，“如果網友反映的問題屬實，政府有關部門能及時注意到，並迅速處理，則可以很快地解決此事；如果沒得到及時處理甚至是不處理，在網上迅速傳播後就成了網路熱點，會嚴重影響城市形象或者相關部門的形象”，當然有些帖子反映的情況可能是虛假的，這時候更需要政府部門出面澄清，否則以訛傳訛，後果將更加嚴重。
新聞回顧:青年發帖舉報家鄉河南違法征地遭跨省追捕
2008年5月，河南靈寶市政府“租”用了大王鎮農地28平方公里，約3萬余農民將失去土地。上海青年王帥多次舉報無果後網上發帖，因言獲罪，被靈寶市網警跨省抓捕。
(本文來源：大河網 )
2009年4月15日 星期三
《鄭和下西洋》：歌頌暴君是對文明犯罪（梁發芾）
梁發芾
昨天，因為看到《鄭和下西洋》電視劇歌頌明成祖朱棣，忍不住寫了一篇博客。當然，那部電視劇很長，我也沒有看到其他部分，其餘的無法多說。但是，朱棣之惡，罄竹難書，如果今天一味歌頌這樣的所謂明君，簡直是對人類良心的犯罪。所以，有必要披露一些歷史記載中朱棣的惡行。這裏只說說他登基的時候，殘酷誅殺建文帝遺臣的事，而這不過是他一生殘酷野蠻的治理方式的一個側面而已。
朱棣從北京起兵，跨過長江，直搗首都南京，推翻了侄兒朱允炆的皇位。正如當時朱棣所說，這是人家朱家的事，別人是用不著操心的。對於老百姓來說，誰當皇帝，老百姓還不是一樣當奴隸受奴役。可是話說回來，即使當奴隸，老百姓也希望當一個太平的奴隸而不是亂世的奴隸。朱棣作為臣子，圖謀篡逆，發動戰爭，給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災難。從這點說，這種奪位戰爭不是自家私事，是關乎天下蒼生能否安然當奴隸的大事，老百姓並不歡迎這樣的篡位帶來的離亂和痛苦。
朱棣登基之時，對於建文舊臣進行了瘋狂的殘殺，這一點讓人很難理解，一個經過兩千年文明的古老國度，在歷史上還不是如此兇殘的種族，怎麼到了朱棣時期，獸性化到這種程度呢？
朱棣首先殺死的是方孝孺，株連十族，殺死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873人,其他被株連治罪的不計其數。但他的殺戮，決不僅僅是拒絕起草即位詔書的方孝孺。對於其他所有不願意低頭稱臣的舊臣，幾乎全部採取滅族的辦法，要麼淩遲處死，要麼下油鍋，要麼活剝皮。
兵部尚書鐵鉉，被抓到朱棣面前的時候，這個人固執地不肯面對朱棣，而是背對著他，表示他自己並不臣服。朱棣大怒，就先割掉鐵鉉的耳朵和鼻子。鐵鉉仍然拒絕回頭正眼相看。朱棣讓人把鐵鉉的肉割下來，烤熟了，塞到鐵鉉的嘴裏，讓他吃自己的肉，還問肉是不是很香，鐵鉉說，忠臣孝子的肉有什麼不香。接著就一寸寸地割他的肉，一直到死。朱棣讓架起大鍋，燒開滾油，把鐵鉉的屍骨扔進油鍋裏。屍骨很快就化成了煤炭。朱棣要讓幾乎燒成灰的鐵鉉的屍體正對著自己，就拿鐵棒倒騰，硬是把屍骨反過來，面朝皇帝，讓屍骨正面參拜了皇帝，但是，連屍骨都不肯對著皇帝。朱棣大怒，讓內侍用十餘條鐵棍夾著鐵鉉的屍骨朝向北面的皇帝寶座，朱棣得意地說，這下你總算正面朝拜我了。沒有想到，一言未了，油鍋中滾油四濺，燙傷了內侍的手，內侍們扔下屍骨，結果屍骨仍然面朝下俯伏在油鍋中。鐵鉉的兩個兒子後來都被殺掉，他的兩個女兒被發往教坊司，就是國家妓院當妓女。
作僉都禦史景清，本來偽裝一心歸順，取得朱棣信任，官襲原職。但他懷中藏著短劍，準備刺殺朱棣。行刺行動暴露後，朱棣讓人挖出他的牙齒，活剝了皮，在皮子裏面裝了草，把還沒有死的景清捆綁押解到長安門，一寸寸地割肉淩遲。歷史記載說，有一次朱棣出行，車駕經過長安門的時候，捆綁著景清裝滿草的人皮的繩索忽然斷了，景清的皮囊好像要向前襲擊車駕。朱棣大怒，就讓燒毀了皮囊。有天晚上朱棣做夢夢見景清追殺他，醒來後他說，景清做了鬼還要害我。於是把景清的整個宗族全部清洗殺戮。整個鄉里都被列入黑名單，輾轉抓捕，互相株連。這種無限擴大的做法，在當時叫做“瓜蔓抄”。
右副都禦史練子寧，被綁縛抓來的時候，說話也不客氣，朱棣就讓割了他的舌頭。朱棣說，我是要效法周公輔成王的故事。練子寧從嘴力抓出舌頭上的血，在地上寫到：“成王安在”，朱棣大怒，命令一寸寸淩遲處死。他的宗族被株連而死的有151人，而被株連抄家流放的也有數百人。
朱棣讓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被拒後，朱棣又把大理寺少卿胡閏召來。胡閏披麻戴孝（給建文皇帝戴孝）來了，朱棣讓被孝服換下來，胡閏說，死就死了，孝服不能換。朱棣以滅族相威脅，胡閏也不屈服。結果朱棣讓人敲掉胡閏的牙齒，勒死了他，然後剝皮實草，把屍體懸掛在武功坊。他的一個兒子被處死，另一個6歲的被流放雲南。他家族被株連達217人。他的女兒郡奴當時才4歲，她的母親被執行死刑的時候，4歲的孩子從她媽媽的懷抱裏掉下來，一個當兵的人就把這個可憐的小姑娘送到一個功臣家，讓他家灶上的奴婢收養她。這孩子漸漸長大，一旦頭髮長出數寸，就自己減掉，天天用塵灰把臉塗抹得非常髒。二十多年中，這家人也從來沒有把這個女孩子當人養活。在這樣屈辱的非人生活中過到五十多歲後悲慘地死去。
……
朱棣的殘暴行為，就是清朝寫歷史的人，也是給予強烈譴責的。固然，朱棣大開殺戒，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建文舊臣堅決拒絕合作，而且斥駡不絕，激怒了朱棣。可是會說回來，朱棣如果稍稍採取安撫爭取的工作，也不至於激化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建文舊臣堅決求死，那麼，按照法令，該如何處置如何處置，就是歷史上作為殘暴代名詞的秦始皇，其法律也只有滅三族的刑罰而沒有滅九族的，滅十族甚至整個鄉里鄰居全部被株連，實行瓜蔓抄，這種做法歷史上聞所未聞。那種下油鍋，活剝皮，割舌割耳割鼻，拔牙，淩遲，種種殘酷做法，根本不見於任何法律規定。有人為朱棣辯護說，政治鬥爭就是這樣殘酷無情。可是，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勝利者，有必要用這種恐怖政策對待已經成為階下囚的政治對手嗎？這種殘酷的報復體現的除了他的反人類的本性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中國歷史上一向被認為是文明國家，統治中國的儒家思想一直以仁愛，愛人為宗旨，對於朱元璋、朱棣父子如此反人類的行為，我是一直無法理解。很多人可能並不知道的是，在中國歷史上基本上銷聲匿跡近兩千年的活人殉葬制度，也是在朱元璋手中復活，朱棣也同樣繼承了這樣慘無人道的做法。朱元璋，朱棣以及他們的後世子孫，甚至連藩王們，也在死去的時候要強迫他們的後妃自殺殉葬。這事直到明朝的大概是中期後才被廢除，好像在藩王中甚至還沒有完全廢除。中國的歷史在朱明時期怎麼走向如此野蠻，實在不可思議。而今天以主旋律的名義拍攝的歷史電視劇，對於這樣的野蠻皇帝，這樣的野蠻治理，居然充斥著麻木不仁的頌聲，更是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在今天，給古代這種專制魔王唱讚歌，到底出於什麼動機，出於什麼利益或價值觀的考量？
昨天，因為看到《鄭和下西洋》電視劇歌頌明成祖朱棣，忍不住寫了一篇博客。當然，那部電視劇很長，我也沒有看到其他部分，其餘的無法多說。但是，朱棣之惡，罄竹難書，如果今天一味歌頌這樣的所謂明君，簡直是對人類良心的犯罪。所以，有必要披露一些歷史記載中朱棣的惡行。這裏只說說他登基的時候，殘酷誅殺建文帝遺臣的事，而這不過是他一生殘酷野蠻的治理方式的一個側面而已。
朱棣從北京起兵，跨過長江，直搗首都南京，推翻了侄兒朱允炆的皇位。正如當時朱棣所說，這是人家朱家的事，別人是用不著操心的。對於老百姓來說，誰當皇帝，老百姓還不是一樣當奴隸受奴役。可是話說回來，即使當奴隸，老百姓也希望當一個太平的奴隸而不是亂世的奴隸。朱棣作為臣子，圖謀篡逆，發動戰爭，給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災難。從這點說，這種奪位戰爭不是自家私事，是關乎天下蒼生能否安然當奴隸的大事，老百姓並不歡迎這樣的篡位帶來的離亂和痛苦。
朱棣登基之時，對於建文舊臣進行了瘋狂的殘殺，這一點讓人很難理解，一個經過兩千年文明的古老國度，在歷史上還不是如此兇殘的種族，怎麼到了朱棣時期，獸性化到這種程度呢？
朱棣首先殺死的是方孝孺，株連十族，殺死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873人,其他被株連治罪的不計其數。但他的殺戮，決不僅僅是拒絕起草即位詔書的方孝孺。對於其他所有不願意低頭稱臣的舊臣，幾乎全部採取滅族的辦法，要麼淩遲處死，要麼下油鍋，要麼活剝皮。
兵部尚書鐵鉉，被抓到朱棣面前的時候，這個人固執地不肯面對朱棣，而是背對著他，表示他自己並不臣服。朱棣大怒，就先割掉鐵鉉的耳朵和鼻子。鐵鉉仍然拒絕回頭正眼相看。朱棣讓人把鐵鉉的肉割下來，烤熟了，塞到鐵鉉的嘴裏，讓他吃自己的肉，還問肉是不是很香，鐵鉉說，忠臣孝子的肉有什麼不香。接著就一寸寸地割他的肉，一直到死。朱棣讓架起大鍋，燒開滾油，把鐵鉉的屍骨扔進油鍋裏。屍骨很快就化成了煤炭。朱棣要讓幾乎燒成灰的鐵鉉的屍體正對著自己，就拿鐵棒倒騰，硬是把屍骨反過來，面朝皇帝，讓屍骨正面參拜了皇帝，但是，連屍骨都不肯對著皇帝。朱棣大怒，讓內侍用十餘條鐵棍夾著鐵鉉的屍骨朝向北面的皇帝寶座，朱棣得意地說，這下你總算正面朝拜我了。沒有想到，一言未了，油鍋中滾油四濺，燙傷了內侍的手，內侍們扔下屍骨，結果屍骨仍然面朝下俯伏在油鍋中。鐵鉉的兩個兒子後來都被殺掉，他的兩個女兒被發往教坊司，就是國家妓院當妓女。
作僉都禦史景清，本來偽裝一心歸順，取得朱棣信任，官襲原職。但他懷中藏著短劍，準備刺殺朱棣。行刺行動暴露後，朱棣讓人挖出他的牙齒，活剝了皮，在皮子裏面裝了草，把還沒有死的景清捆綁押解到長安門，一寸寸地割肉淩遲。歷史記載說，有一次朱棣出行，車駕經過長安門的時候，捆綁著景清裝滿草的人皮的繩索忽然斷了，景清的皮囊好像要向前襲擊車駕。朱棣大怒，就讓燒毀了皮囊。有天晚上朱棣做夢夢見景清追殺他，醒來後他說，景清做了鬼還要害我。於是把景清的整個宗族全部清洗殺戮。整個鄉里都被列入黑名單，輾轉抓捕，互相株連。這種無限擴大的做法，在當時叫做“瓜蔓抄”。
右副都禦史練子寧，被綁縛抓來的時候，說話也不客氣，朱棣就讓割了他的舌頭。朱棣說，我是要效法周公輔成王的故事。練子寧從嘴力抓出舌頭上的血，在地上寫到：“成王安在”，朱棣大怒，命令一寸寸淩遲處死。他的宗族被株連而死的有151人，而被株連抄家流放的也有數百人。
朱棣讓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被拒後，朱棣又把大理寺少卿胡閏召來。胡閏披麻戴孝（給建文皇帝戴孝）來了，朱棣讓被孝服換下來，胡閏說，死就死了，孝服不能換。朱棣以滅族相威脅，胡閏也不屈服。結果朱棣讓人敲掉胡閏的牙齒，勒死了他，然後剝皮實草，把屍體懸掛在武功坊。他的一個兒子被處死，另一個6歲的被流放雲南。他家族被株連達217人。他的女兒郡奴當時才4歲，她的母親被執行死刑的時候，4歲的孩子從她媽媽的懷抱裏掉下來，一個當兵的人就把這個可憐的小姑娘送到一個功臣家，讓他家灶上的奴婢收養她。這孩子漸漸長大，一旦頭髮長出數寸，就自己減掉，天天用塵灰把臉塗抹得非常髒。二十多年中，這家人也從來沒有把這個女孩子當人養活。在這樣屈辱的非人生活中過到五十多歲後悲慘地死去。
……
朱棣的殘暴行為，就是清朝寫歷史的人，也是給予強烈譴責的。固然，朱棣大開殺戒，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建文舊臣堅決拒絕合作，而且斥駡不絕，激怒了朱棣。可是會說回來，朱棣如果稍稍採取安撫爭取的工作，也不至於激化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建文舊臣堅決求死，那麼，按照法令，該如何處置如何處置，就是歷史上作為殘暴代名詞的秦始皇，其法律也只有滅三族的刑罰而沒有滅九族的，滅十族甚至整個鄉里鄰居全部被株連，實行瓜蔓抄，這種做法歷史上聞所未聞。那種下油鍋，活剝皮，割舌割耳割鼻，拔牙，淩遲，種種殘酷做法，根本不見於任何法律規定。有人為朱棣辯護說，政治鬥爭就是這樣殘酷無情。可是，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勝利者，有必要用這種恐怖政策對待已經成為階下囚的政治對手嗎？這種殘酷的報復體現的除了他的反人類的本性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中國歷史上一向被認為是文明國家，統治中國的儒家思想一直以仁愛，愛人為宗旨，對於朱元璋、朱棣父子如此反人類的行為，我是一直無法理解。很多人可能並不知道的是，在中國歷史上基本上銷聲匿跡近兩千年的活人殉葬制度，也是在朱元璋手中復活，朱棣也同樣繼承了這樣慘無人道的做法。朱元璋，朱棣以及他們的後世子孫，甚至連藩王們，也在死去的時候要強迫他們的後妃自殺殉葬。這事直到明朝的大概是中期後才被廢除，好像在藩王中甚至還沒有完全廢除。中國的歷史在朱明時期怎麼走向如此野蠻，實在不可思議。而今天以主旋律的名義拍攝的歷史電視劇，對於這樣的野蠻皇帝，這樣的野蠻治理，居然充斥著麻木不仁的頌聲，更是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在今天，給古代這種專制魔王唱讚歌，到底出於什麼動機，出於什麼利益或價值觀的考量？
2009年4月2日 星期四
中國收入不平等有多嚴重？（王志浩）
王志浩
中國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地方之一嗎？有時候真有點這種感覺。上海的街頭，似乎一夜之間冒出很多外鄉的少年，在紅綠燈的間隙，穿梭在擁擠的車流中，向寶馬、奧迪兜售小商品。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似乎就以城市的橋洞為家。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國家的首都，這是司空見慣的景象。而在上海，這種情況在過去是非常少見的。但是，他們的存在仍然令人記起，還有8,000萬中國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之下。在當前經濟低迷的景況下，可想而知，他們的生計將更加艱難。
一種普遍接受的觀點認為，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為代價的，尤其是城鄉之間的收入不平等。根據官方資料，中國基尼係數（用於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分析指標）從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中國學者認為，實際基尼係數可能還要高過這個數字，接近拉美國家的收入差距水準（拉美國際基尼係數一般為0.6-0.7）。胡溫政府在執政之初，就將城鄉收入差距視為中國最大的問題之一， 並一直致力於通過刺激農村地區的內需來扭轉這種失衡局面。
但是，也有學者對這種觀點提出異議。我們將介紹關於中國收入不平等的爭論。
沒有“過去的好日子”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是收入平等的時代，真是這樣嗎？在那個時代，農村家庭通過參加集體化農業勞動，根據對集體的貢獻大小（工分）分配得到相應收益。公社醫院和赤腳醫生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保障，實行義務教育。這樣，在同一個村子內部，農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於中國南北氣候土地差異很大，耕種高品質土地的農戶的收成就會好於土地貧瘠的農民，所以不同村之間收入差距較大。有人估算，某些村的農業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當時的資料不足以估算基尼係數，但明顯體現了收入的不平等）。
在毛的時代，大多數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從單位領取工資和勞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醫療教育等待遇。城市就業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很低。不過在上世紀50年代，由於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農村地區缺乏工業，全國大部分農副糧食市場被關閉，意味著農村人口整體上比城市人口更為貧窮。據湯瑪斯•羅斯基估算，這一時期城鄉收入之比已高達5或6倍。
所以，改革開放前中國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會主義天堂的神話或許可以被打破。當時不僅經濟基礎薄弱，百姓生活貧困，而且也有收入差距。
1980年代以後的變化
中國社會在1980年代以後發生了深刻變化。市場經濟的實行意味著，資本、技能、一個好的創意、或者有能力獲得某個執照，都可以迅速地增加個人收入。沒有這些條件的人日子不太好過，特別是國企打破鐵飯碗，取消福利分房、社會保障和其他補助之後。在准市場經濟中崛起的國有企業的職工收入得以增長，未能適應新形勢的國企職工的工資降低，其他福利消失。因此，城市內部收入不平等隨著整體收入增長而被拉大。從圖1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趨勢。圖中資料來源於多倫多大學經濟學教授Dwayne Benjamin與其合著者的估算（參見‘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與 Loren Brandt, John Giles，Wang Sangui合著，2005年7月），他們的研究顯示，1987-2001年期間，中國城鎮平均收入以約6%的速度穩步增長，同時基尼係數也由0.22上升到0.34。
在農村地區，土地承包到戶之後，勤勞的、擅長務農並獲得了肥沃土地的農民有機會創造更多收入。鄉鎮企業家和奔赴城市尋找機會的農民兄弟也得以改善經濟狀況。這種情況自然導致了收入差距拉大。但同時，農民工和糧食市場的發展意味著，土地的品質如何，對於決定農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這也就意味著不同農村地區間的收入不平等在下降。90年代初期農產品價格上漲使所有農民受益（同樣90年代末，糧食價格下降也傷害了所有農民的利益）。
世界銀行的學者Martin Ravallion和陳少華的研究發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農村人口比例從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參見 ‘China’s (uneven) progr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1), 2004)。但在這之後，減貧方面的進展陷於停頓。農村地區整體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長之後，保持平緩態勢（見圖2）。1987年16%的農村家庭收入不足農村平均收入的一半。1995年，這一比例降至7%。但90年代後半段開始又出現了反復，2001年家庭收入不足平均收入一半的農村家庭所占比例又上升到11%（見圖4）。黃亞聲指出，90年代農村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加深。農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開始超過了城市內部的收入不平等，改革開放以後，農民收入的增幅非常有限。根據Benjamin 等人的資料，1987年農村地區基尼係數（衡量不同農村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異）為0.32 ，到2001上升到0.37。
城鄉之間收入不平等有什麼變化？圖3顯示了中國總人口的收入不平等狀況。1987年到2001年，整體基尼係數由0.37上升到0.44。但是，這些數字還存在著一些問題。
爭議較大的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收入指標中應包括哪些內容──僅包括工資性收入，還是也包括所享受的社保福利？是否需要考慮生活成本的不同？城鎮地區生活成本高，無疑會侵蝕一部分城鎮職工的收入。另一個問題是資料本身。由於資料敏感性等原因，國家統計局並不公佈所有採集到的家庭收入資料。而且，即便是發佈出來的資料，收入水準高的人可能傾向於低報收入，以免惹來稅務官的注意，低收入家庭也有可能低報收入，以免失去低收入補貼。
另一個問題是，近些年，隨著城市擴張，大量的“農村”地區劃歸入城市或城鎮。在這一進程中，距離城鎮較近的農民（他們相對富裕）被“農轉非”為城鎮人口。由於農村人口樣本中較富裕的群體轉出，農村地區平均收入下降，城鄉收入比因而上升，表現為城鄉收入差距拉大。Benjamin與其合著者將城鄉家庭分類保持不變，重新估算了城鄉收入比，結果發現，1987-2001年以後， 城鄉收入差距並沒有增加很多。
當今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在城鄉之間，而在城市和鄉村內部
Benjamin 與其合著者指出，當今中國最大的收入不平等出現在城市人口之間和農村人口之間，而不是城鄉之間。一方面，部分沿海農村與內陸農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蘇等沿海地區的農民非常富裕，農業經營繁榮（至少在80年代），農民家庭通過較早進城務工積累了一定資金。中西部地區的農民的情況要差很多，部分地區非常貧窮。
第二類不平等的程度要高一些，即城市內部的收入不平等。在上文提及的各種市場力量作用下，居住在同一條街道的家庭，收入差距可能非常大。根據Benjamin對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資料的分析，現階段，城鎮地區工資性收入占平均收入的68%，占收入差距的72%，我們將具體情況繪製在圖5 中。換句話說，工資決定著你是貧窮還是富裕──而工資又更多地取決於你所受的教育水準、社會關係網路、機會等因素。農村地區也體現出了同樣的趨勢。工資性收入占農村平均收入的42%，占農村收入差距的44%。另一方面，來自農業勞動的收入占農村平均收入的21%，但僅占收入差距的6%。也就是說在農村地區，農民家庭是否有經營性收入，對其家庭收入水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經營項收入占農村平均收入的21%, 占農村地區收入差距的29%（見圖6）。
收入不平等的衡量還存在其他難題。在談論收入差距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和意義之前，我們先來看西澳大學的Terry Sicular做出的發現（參見‘How large is China’s urban-rural gap?’, Terry Sicular, Yue Ximing, Bjorn Gustafsson, Li Shi，2007），他們指出官方收入差距統計還存在以下問題：
1. 官方收入統計沒有包括城鎮家庭獲得的住房補貼，或居住自有住房的家庭的房租價值。這一項應該是包括的，因為農村地區很少有類似補貼。加上住房類補貼的話，城鎮居民的富裕程度很可能高出他們的現金收入所揭示的。
2. 只有城鎮居民能夠享受的公共服務和養老金也應納入到城市居民收入統計口徑中，加入這一點的話，也能夠體現城鎮家庭收入高於實際。不過隨著農村地區公共服務的推廣和改進，這種狀況將會發生改變。
3. 現有口徑沒有考慮生活成本的差異，這一點也應該有所體現。月入4000元在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都可稱得上是高收入，但在任何一個大城市，這樣的收入水準生活壓力還是比較大的。某研究發現，城市物價水準較農村高出35-40%（但對這一說法有爭議）
4. 農民工被排除在家庭收入調查官方樣本之外，這意味著城鎮家庭收入有所誇大，農村家庭收入存在低估。Sicular等人指出，國家統計局城鎮收入調查的樣本設計包含城鎮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務工人員，但在實際資料獲取中，可能忽略了建築工地或服務行業的外來務工者，後者可能也從未做城鎮暫住人口登記。某調研顯示，當今中國的城市人口中，13-20%為農民工，而他們的平均收入水準比城鎮職工平均收入水準低60%（但比農村居民高出40%）。統計資料中忽略農民工意味著估算出的城鎮家庭平均工資可能高於實際。同時，農調隊在進行農村家庭收入調查時，可能再次將不在家的農民工排除在外，並且，農民工家庭可能不會如實報告全部匯回收入。綜合下來，農村家庭收入統計可能低報了農村家庭收入水準。
Sicular 教授和他的同事對以上問題中的三項進行了調整（由於缺乏相關資料，未能對城市公共服務和養老金進行調整）。通過分析調整後的資料，他們發現城鄉收入差距沒有官方資料揭示的那麼大（他們的結果顯示在表1中）。他們發現，1995-2002年期間，城鄉收入之比穩定在2.24-2.27倍之間，而不是像官方資料所體現的超過3倍。他們還發現，2002年，在全部收入差距中，城鄉差距僅占到25%，與Benjamin等人的結論基本一致。但貧富差距仍較大幅度地高出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準，後者在1.3-1.8之間，但也表明，至少貧富差距沒有繼續惡化。
（作者王志浩博士(Stephen Green)是渣打銀行中國區研究主管。本文所述僅代表他個人觀點。渣打銀行保留該報告版權。）
中國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地方之一嗎？有時候真有點這種感覺。上海的街頭，似乎一夜之間冒出很多外鄉的少年，在紅綠燈的間隙，穿梭在擁擠的車流中，向寶馬、奧迪兜售小商品。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似乎就以城市的橋洞為家。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國家的首都，這是司空見慣的景象。而在上海，這種情況在過去是非常少見的。但是，他們的存在仍然令人記起，還有8,000萬中國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之下。在當前經濟低迷的景況下，可想而知，他們的生計將更加艱難。
一種普遍接受的觀點認為，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為代價的，尤其是城鄉之間的收入不平等。根據官方資料，中國基尼係數（用於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分析指標）從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中國學者認為，實際基尼係數可能還要高過這個數字，接近拉美國家的收入差距水準（拉美國際基尼係數一般為0.6-0.7）。胡溫政府在執政之初，就將城鄉收入差距視為中國最大的問題之一， 並一直致力於通過刺激農村地區的內需來扭轉這種失衡局面。
但是，也有學者對這種觀點提出異議。我們將介紹關於中國收入不平等的爭論。
沒有“過去的好日子”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是收入平等的時代，真是這樣嗎？在那個時代，農村家庭通過參加集體化農業勞動，根據對集體的貢獻大小（工分）分配得到相應收益。公社醫院和赤腳醫生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保障，實行義務教育。這樣，在同一個村子內部，農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於中國南北氣候土地差異很大，耕種高品質土地的農戶的收成就會好於土地貧瘠的農民，所以不同村之間收入差距較大。有人估算，某些村的農業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當時的資料不足以估算基尼係數，但明顯體現了收入的不平等）。
在毛的時代，大多數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從單位領取工資和勞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醫療教育等待遇。城市就業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很低。不過在上世紀50年代，由於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農村地區缺乏工業，全國大部分農副糧食市場被關閉，意味著農村人口整體上比城市人口更為貧窮。據湯瑪斯•羅斯基估算，這一時期城鄉收入之比已高達5或6倍。
所以，改革開放前中國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會主義天堂的神話或許可以被打破。當時不僅經濟基礎薄弱，百姓生活貧困，而且也有收入差距。
1980年代以後的變化
中國社會在1980年代以後發生了深刻變化。市場經濟的實行意味著，資本、技能、一個好的創意、或者有能力獲得某個執照，都可以迅速地增加個人收入。沒有這些條件的人日子不太好過，特別是國企打破鐵飯碗，取消福利分房、社會保障和其他補助之後。在准市場經濟中崛起的國有企業的職工收入得以增長，未能適應新形勢的國企職工的工資降低，其他福利消失。因此，城市內部收入不平等隨著整體收入增長而被拉大。從圖1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趨勢。圖中資料來源於多倫多大學經濟學教授Dwayne Benjamin與其合著者的估算（參見‘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與 Loren Brandt, John Giles，Wang Sangui合著，2005年7月），他們的研究顯示，1987-2001年期間，中國城鎮平均收入以約6%的速度穩步增長，同時基尼係數也由0.22上升到0.34。
在農村地區，土地承包到戶之後，勤勞的、擅長務農並獲得了肥沃土地的農民有機會創造更多收入。鄉鎮企業家和奔赴城市尋找機會的農民兄弟也得以改善經濟狀況。這種情況自然導致了收入差距拉大。但同時，農民工和糧食市場的發展意味著，土地的品質如何，對於決定農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這也就意味著不同農村地區間的收入不平等在下降。90年代初期農產品價格上漲使所有農民受益（同樣90年代末，糧食價格下降也傷害了所有農民的利益）。世界銀行的學者Martin Ravallion和陳少華的研究發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農村人口比例從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參見 ‘China’s (uneven) progr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1), 2004)。但在這之後，減貧方面的進展陷於停頓。農村地區整體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長之後，保持平緩態勢（見圖2）。1987年16%的農村家庭收入不足農村平均收入的一半。1995年，這一比例降至7%。但90年代後半段開始又出現了反復，2001年家庭收入不足平均收入一半的農村家庭所占比例又上升到11%（見圖4）。黃亞聲指出，90年代農村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加深。農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開始超過了城市內部的收入不平等，改革開放以後，農民收入的增幅非常有限。根據Benjamin 等人的資料，1987年農村地區基尼係數（衡量不同農村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異）為0.32 ，到2001上升到0.37。
城鄉之間收入不平等有什麼變化？圖3顯示了中國總人口的收入不平等狀況。1987年到2001年，整體基尼係數由0.37上升到0.44。但是，這些數字還存在著一些問題。
爭議較大的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收入指標中應包括哪些內容──僅包括工資性收入，還是也包括所享受的社保福利？是否需要考慮生活成本的不同？城鎮地區生活成本高，無疑會侵蝕一部分城鎮職工的收入。另一個問題是資料本身。由於資料敏感性等原因，國家統計局並不公佈所有採集到的家庭收入資料。而且，即便是發佈出來的資料，收入水準高的人可能傾向於低報收入，以免惹來稅務官的注意，低收入家庭也有可能低報收入，以免失去低收入補貼。
另一個問題是，近些年，隨著城市擴張，大量的“農村”地區劃歸入城市或城鎮。在這一進程中，距離城鎮較近的農民（他們相對富裕）被“農轉非”為城鎮人口。由於農村人口樣本中較富裕的群體轉出，農村地區平均收入下降，城鄉收入比因而上升，表現為城鄉收入差距拉大。Benjamin與其合著者將城鄉家庭分類保持不變，重新估算了城鄉收入比，結果發現，1987-2001年以後， 城鄉收入差距並沒有增加很多。當今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在城鄉之間，而在城市和鄉村內部
Benjamin 與其合著者指出，當今中國最大的收入不平等出現在城市人口之間和農村人口之間，而不是城鄉之間。一方面，部分沿海農村與內陸農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蘇等沿海地區的農民非常富裕，農業經營繁榮（至少在80年代），農民家庭通過較早進城務工積累了一定資金。中西部地區的農民的情況要差很多，部分地區非常貧窮。
第二類不平等的程度要高一些，即城市內部的收入不平等。在上文提及的各種市場力量作用下，居住在同一條街道的家庭，收入差距可能非常大。根據Benjamin對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資料的分析，現階段，城鎮地區工資性收入占平均收入的68%，占收入差距的72%，我們將具體情況繪製在圖5 中。換句話說，工資決定著你是貧窮還是富裕──而工資又更多地取決於你所受的教育水準、社會關係網路、機會等因素。農村地區也體現出了同樣的趨勢。工資性收入占農村平均收入的42%，占農村收入差距的44%。另一方面，來自農業勞動的收入占農村平均收入的21%，但僅占收入差距的6%。也就是說在農村地區，農民家庭是否有經營性收入，對其家庭收入水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經營項收入占農村平均收入的21%, 占農村地區收入差距的29%（見圖6）。
收入不平等的衡量還存在其他難題。在談論收入差距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和意義之前，我們先來看西澳大學的Terry Sicular做出的發現（參見‘How large is China’s urban-rural gap?’, Terry Sicular, Yue Ximing, Bjorn Gustafsson, Li Shi，2007），他們指出官方收入差距統計還存在以下問題：1. 官方收入統計沒有包括城鎮家庭獲得的住房補貼，或居住自有住房的家庭的房租價值。這一項應該是包括的，因為農村地區很少有類似補貼。加上住房類補貼的話，城鎮居民的富裕程度很可能高出他們的現金收入所揭示的。
2. 只有城鎮居民能夠享受的公共服務和養老金也應納入到城市居民收入統計口徑中，加入這一點的話，也能夠體現城鎮家庭收入高於實際。不過隨著農村地區公共服務的推廣和改進，這種狀況將會發生改變。
3. 現有口徑沒有考慮生活成本的差異，這一點也應該有所體現。月入4000元在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都可稱得上是高收入，但在任何一個大城市，這樣的收入水準生活壓力還是比較大的。某研究發現，城市物價水準較農村高出35-40%（但對這一說法有爭議）
4. 農民工被排除在家庭收入調查官方樣本之外，這意味著城鎮家庭收入有所誇大，農村家庭收入存在低估。Sicular等人指出，國家統計局城鎮收入調查的樣本設計包含城鎮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務工人員，但在實際資料獲取中，可能忽略了建築工地或服務行業的外來務工者，後者可能也從未做城鎮暫住人口登記。某調研顯示，當今中國的城市人口中，13-20%為農民工，而他們的平均收入水準比城鎮職工平均收入水準低60%（但比農村居民高出40%）。統計資料中忽略農民工意味著估算出的城鎮家庭平均工資可能高於實際。同時，農調隊在進行農村家庭收入調查時，可能再次將不在家的農民工排除在外，並且，農民工家庭可能不會如實報告全部匯回收入。綜合下來，農村家庭收入統計可能低報了農村家庭收入水準。
Sicular 教授和他的同事對以上問題中的三項進行了調整（由於缺乏相關資料，未能對城市公共服務和養老金進行調整）。通過分析調整後的資料，他們發現城鄉收入差距沒有官方資料揭示的那麼大（他們的結果顯示在表1中）。他們發現，1995-2002年期間，城鄉收入之比穩定在2.24-2.27倍之間，而不是像官方資料所體現的超過3倍。他們還發現，2002年，在全部收入差距中，城鄉差距僅占到25%，與Benjamin等人的結論基本一致。但貧富差距仍較大幅度地高出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準，後者在1.3-1.8之間，但也表明，至少貧富差距沒有繼續惡化。（作者王志浩博士(Stephen Green)是渣打銀行中國區研究主管。本文所述僅代表他個人觀點。渣打銀行保留該報告版權。）
2009年4月1日 星期三
中越戰爭30周年祭（華明）
華明
中方軍隊七九年三月攻下老山界瞬間，此刻旗手實際上已中彈犧牲。
今年二月十七日是中越戰爭三十周年紀念日。三十年前，中國軍隊以“自衛反擊”為名大舉入侵“唇齒相依、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並以“愛國”口號激勵戰士衝鋒陷陣，戰鬥之慘烈不堪回首。現如今當局卻諱莫如深，保持沉默，著實令國民疑惑，近一個月的戰爭死傷數萬，烈士英靈今安在？抛灑熱血的土地今何在？如何能夠遺忘？！
對越“三光政策”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淩晨六時，越戰老兵王志軍在《一九七九對越戰爭親歷記》一書中寫道：“大炮終於響了。地動山搖，一瞬間隆隆的炮聲震醒了南疆的大地。半邊天都紅了。不，應該說天的兩邊都紅了。”在數百里的戰線上，中國二十五萬大軍從廣西和雲南邊境全線向越南進攻！所謂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了。
王志軍所在的163師陣亡者大部份都埋在這個烈士陵園裏。
隨後，官方沒有具體通報這場牽動億萬人心的戰役情況。人們無從知曉，這些中華男兒如何一個個剃了光頭照了相，給親人留下遺言，在軍旗下宣誓，喝了首長敬的壯行酒，然後無限留戀地回望祖國家鄉，心裏喊著“再見吧媽媽”，便頂著越軍炮火，踏上佈滿地雷、竹尖陷阱和異族仇恨的征程。
直到戰後才逐漸披露出，中越戰爭的慘烈程度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罕見。中國軍隊自侵入越南後就陷入“人民戰爭”，因此把越南人都當士兵，格殺勿論，甚至見人就殺。特別在撤退時，“採取三光政策，沿途焚燒村莊，寸草不留，並在軍隊通過的主要路段押送越南百姓為先導開路，這才大大降低我軍的傷亡率。”
據一些老兵講：“當初實施三光還是明文下達的命令。回國的時候連路上的電線杆都沒給越南人留下，統統從中部炸倒。越方公佈的損失可能還是自己縮小的，據我所知連越南的電池廠，火柴廠的設備咱都拆回來了。”
對內“士兵當炮灰”
人們更沒想到，出征前中華男兒們竟為自己準備好了墳墓。王志軍寫道，“二月十號，我們營接到命令，部隊到隘口卡防附近一個山坡上挖掘六百口墓穴，建立臨時烈士陵園。這是讓我們這些才剛剛十八、二十歲的士兵去替自己準備墓穴。”“大家都在準備遺書，和我們一起挖掘的許多戰友永遠睡在這裏。”
西方媒體當時廣泛議論，中共使用人肉“排雷手”，《人民日報》八四年發表的昆明軍區作家彭荊風的通訊《猛士守南疆》才第一次承認。“我們的工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在雷場滾出一條前進通道來。”“在這次反擊戰中隨處可見。”西方媒體還猜測這是長官命令，他們不知道中共是如何煽動士兵自我犧牲的。
中國採取的“人海戰術”使軍隊付出巨大代價，平均每日傷亡近一千將士。據昆明軍區後勤部編寫的《對越自衛反擊作戰工作總結》說，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六日，參戰的解放軍、支前民兵共犧牲六千九百五十四人，傷一萬四千八百多人；越南方面稱中國傷六萬餘人，還有兩萬被擊斃。
此外，中國軍隊作戰裝備不足，連鋼盔都無法做到人手一頂。軍工生產品質低劣，手榴彈扔過去不爆炸，衝鋒槍開兩下就卡殼，甚至炮彈在炮膛裏爆炸。據悉，自傷者就將近陣亡人數的十分之一。“一等功臣”徐良說：“戰地醫院裏都是傷兵，缺胳膊少腿、雙目失明的多了。傍晚出來曬太陽，拐杖扔了一地。”
中共高層顯然很清楚如何取勝。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訪美，告訴美國總統卡特說要出手教訓越南。卡特提醒他美國在越南的教訓，鄧小平自信地回答：“那要看是哪家的軍隊。”美國人當然不會想到，中共領導們會把普通士兵當炮灰。這種“不把士兵當人”的軍隊跟現在持自殺炸彈、傷人傷己的恐怖集團何其相似。
中越戰爭時中國軍隊戰俘照片，一個連隊整體投降。
兩國人民心中的永遠創傷
這場血腥戰爭震碎的是老百姓的心，給中越兩國人民帶來巨大心靈創傷。越南《人民報》七九年五月十七日報導，中國軍隊途經的的市鄉100％被毀滅；中小學校被摧毀81％、幼稚園100％；近二十萬學生失去學習場所；被破壞的醫院和衛生站近100％。越南人稱，這是他們感情上最受傷害的一場戰爭。
越南戰後不斷宣傳中國軍人“燒殺搶掠”，號召越南人世世代代永不忘記，直到今天，在越南胡志明市的戰爭博物館，《聯合早報》記者詢問一名年輕的導遊：“越南如果有另一場戰爭，會與誰打？”
這名導遊很快回答說：“中國！”越南已故總理武文傑於一九九一年中越恢復雙邊關係時稱，中共“永遠是一個陷阱”。
而在中國方面，尤其是戰爭的參加者和傷亡者的親屬，提起越南仍然情緒激動。據《聯合早報》報導，河南信陽市的王先生一連用幾個負面辭彙表達對越南的不屑。王先生的哥哥在那場戰爭中陣亡，雖然受到官方褒揚，但至今忘不了那場悲慟，他稱越南“忘恩負義”。
法卡山位於廣西中越邊界線上，山名的意思是“天殺雷劈之山”。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八十年代初到法卡山視察，親筆寫下“英雄山法卡山”。
烈士之魂今安在？
中國七九年的侵越戰爭還引發持續十年的老山、法卡山邊境戰爭，犧牲多少中華好兒男。邊境線中方一側，至少有十四個縣市建有專門的烈士陵園。
由西向東，依次是雲南的金平、蒙自、屏邊、麻栗坡等，廣西的那坡、靖西、憑祥等。建設最早也最著名的麻栗坡烈士陵園，鄧小平親自題詞。
時至今日，中越邊境上最大最重要的關防、陳毅親筆題書的“友誼關”城樓上，儘管附近山上還埋著地雷，邊關牆壁還留著彈孔，但展覽的全是友誼與和平，沒有一個字說到曾發生在這裏牽動著全球的那場戰爭。友誼關內那座埋葬戰死者的萬人山，已被推土機推平，成了開發區了。
王志軍稱，最憤慨的是卡風隧道山上的烈士陵園在中越政府重新友好後，憑祥到同登的鐵路重開，有關當局為照顧雙方面子，竟把烈士陵園遷走。
而曾讓中國士兵浴血奮戰的老山和法卡山的歸屬，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任憑老百姓猜謎。新華網二月二十三日報導，中越陸地邊界勘界立碑工作結束，邊界全長一千三百多公里。中國一側為雲南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越南一側為高平、諒山、奠邊、萊州、老街、河江和廣寧省。該報導通篇未提兩山歸屬問題。
網上盛傳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江澤民批准的《中越陸地邊界條約》，‘法卡山已全部劃歸越南’，為法卡山獻身的烈士遺骨永留異國他鄉”刺痛了中國人民的心，在網上掀起捍然大波。《越南新聞報》零五年也證實了此說法。最近有網友稱，“法卡山的一、二、三（包括主峰）號高地為我方控制，法卡山朝南延伸的四、五號陣地歸還越南。”究竟如何，政府始終未給人民一個明確交代。
兒子墓前，老父親禁不住老淚縱橫，為兒子燒了很多紙錢。
民間祭奠難圓老兵歎待遇不公
遙想當年，《十五的月亮》、《再見吧，媽媽》、《血染的風采》和《高山下的花環》等歌曲影視在大陸家喻戶曉風靡一時，八七年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上，坐在輪椅上的對越戰爭“一等功臣”徐良深情高歌，一夜之間，這首《血染的風采》紅遍大江南北。
可是，當年的英雄今在何方？似乎已從官方媒體中“蒸發”。徐良二十年後自嘲當年“像個小丑”，“如果有年輕人問我的腿怎麼啦？一般都回答是車禍撞的。”他說：“我現在每月三千多元工資，包括腿錢。參軍二十多年，住房公積金累積下來也只有八萬多，在北京挖個洞都不夠！”徐良還想把小兒子移民到加拿大。
許多參戰退伍老兵下崗失業，每人每月六十元生活費，溫飽難求！養老、醫療、失業等各項保險金無人繳納。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戰死在老山前線的趙占英母親，靠當地民政部門每月給的二十八元生活，一貧如洗。父親在當年就傷心離開人世，居住在雲南嵩明縣的趙母因沒有路費，二十年後才得以前往麻粟坡給兒子掃墓。
二等功臣、年僅二十四歲的羅明葬于紅河州金平縣烈士陵園。家住臨翔區忙畔鄉的羅父現年七十六歲，羅母七十八歲，二十九年來一直想到死去的二兒子墓前看上一眼，卻因經濟原因未能成行。在一些好心人的幫助下，老父親籌集了路費，赴一千多公里之外的金平縣，圓多年的夙願。
不僅如此，官方還刻意抹去人們對那場殊死大戰的記憶，甚至阻擾民間的紀念活動。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二月十七日，一些退伍老兵自發舉行紀念活動，悼念中越戰爭中犧牲的戰友，重溫軍旅情誼。
可是，原定集會地點的山東煙臺市工人文化宮廣場上員警列隊，還有數百名公安、便衣、政府及居委會的人員在廣場四周堵截勸返參與者，紀念活動被迫流產。
當年浴血奮戰為哪般？
多年來，人們一直在問，當年浴血奮戰為哪般？從以下這張中越戰爭前後大事一覽表中也許可以看出，中共發動這場戰爭的原委。
中國空軍中將劉亞洲曾說：這場戰爭打給兩人看，一個是中國，一個是美國。當時鄧小平想在黨內樹立絕對權威，最快樹立權威的辦法就是打仗。此仗一打，美國科技、軍援和資金等源源不斷湧到中國。中美之間的蜜月長達十年之久，直到八九年六月四日。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朱鋒教授稱，中越開戰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圍魏救趙”，希望對越南的打擊能緩解越南對已被迫轉入遊擊戰的柬共的行動。可柬共（紅色高棉）又是如何為柬埔寨人民所不齒？
就看看一月七日，越軍解放金邊的這一天，已成為柬埔寨全體國民的正式假日：大屠殺逾越日，就可知中共扮演的什麼角色。
這場戰爭，中共以傷亡數萬中華兒女，約十萬鄰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為代價，討好昔日的敵人美國、教訓昔日兄弟越南、幫助大屠殺人民的紅色高棉政權、解昔日盟友蘇聯的腹背夾擊之圍、解中共十年文革浩劫的信任危機……。
有分析家稱，怎麼看，這都是中共為化解政權危機而禍國殃民的一場戰爭，又一次中華國殤。
中越戰爭前後大事一覽表
時 間 事 件
1969年3月——中蘇爆發珍寶島戰爭，之後蘇聯在中國北疆屯兵百萬。
1971年4月——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之後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直到89年。
1975年3月——美國撤出越南，北越攻克西貢統一越南。越南靠向蘇聯，驅趕華僑。
1978年12月——越軍入侵柬埔寨，1月7日攻克金邊，推翻中共支持的紅色高棉。
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訪問美國。
1979年2月17日——中國對越南發起總攻，受到國際譴責，特別東歐一片聲討聲。
1979年3月4日——越南戰略要地諒山陷落。越主力從柬調回。蘇增兵中蘇邊界。
1979年3月5日——越南宣佈全國總動員令。中國宣佈已達目的，開始自越撤軍。
1979年3月16日——中國軍隊宣佈全部撤完。
1980年——鄧小平成功取得中共黨、政、軍一切權力，華國鋒被趕下臺。
1979～90年——老山，法卡山邊界戰役，中國將越南當練兵場，各軍區輪流來作戰。
1991年——蘇聯解體，中越關係開始正常化。
1999年——中越簽署邊界條約。
中方軍隊七九年三月攻下老山界瞬間，此刻旗手實際上已中彈犧牲。今年二月十七日是中越戰爭三十周年紀念日。三十年前，中國軍隊以“自衛反擊”為名大舉入侵“唇齒相依、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並以“愛國”口號激勵戰士衝鋒陷陣，戰鬥之慘烈不堪回首。現如今當局卻諱莫如深，保持沉默，著實令國民疑惑，近一個月的戰爭死傷數萬，烈士英靈今安在？抛灑熱血的土地今何在？如何能夠遺忘？！
對越“三光政策”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淩晨六時，越戰老兵王志軍在《一九七九對越戰爭親歷記》一書中寫道：“大炮終於響了。地動山搖，一瞬間隆隆的炮聲震醒了南疆的大地。半邊天都紅了。不，應該說天的兩邊都紅了。”在數百里的戰線上，中國二十五萬大軍從廣西和雲南邊境全線向越南進攻！所謂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了。
王志軍所在的163師陣亡者大部份都埋在這個烈士陵園裏。隨後，官方沒有具體通報這場牽動億萬人心的戰役情況。人們無從知曉，這些中華男兒如何一個個剃了光頭照了相，給親人留下遺言，在軍旗下宣誓，喝了首長敬的壯行酒，然後無限留戀地回望祖國家鄉，心裏喊著“再見吧媽媽”，便頂著越軍炮火，踏上佈滿地雷、竹尖陷阱和異族仇恨的征程。
直到戰後才逐漸披露出，中越戰爭的慘烈程度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罕見。中國軍隊自侵入越南後就陷入“人民戰爭”，因此把越南人都當士兵，格殺勿論，甚至見人就殺。特別在撤退時，“採取三光政策，沿途焚燒村莊，寸草不留，並在軍隊通過的主要路段押送越南百姓為先導開路，這才大大降低我軍的傷亡率。”
據一些老兵講：“當初實施三光還是明文下達的命令。回國的時候連路上的電線杆都沒給越南人留下，統統從中部炸倒。越方公佈的損失可能還是自己縮小的，據我所知連越南的電池廠，火柴廠的設備咱都拆回來了。”
對內“士兵當炮灰”
人們更沒想到，出征前中華男兒們竟為自己準備好了墳墓。王志軍寫道，“二月十號，我們營接到命令，部隊到隘口卡防附近一個山坡上挖掘六百口墓穴，建立臨時烈士陵園。這是讓我們這些才剛剛十八、二十歲的士兵去替自己準備墓穴。”“大家都在準備遺書，和我們一起挖掘的許多戰友永遠睡在這裏。”
西方媒體當時廣泛議論，中共使用人肉“排雷手”，《人民日報》八四年發表的昆明軍區作家彭荊風的通訊《猛士守南疆》才第一次承認。“我們的工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在雷場滾出一條前進通道來。”“在這次反擊戰中隨處可見。”西方媒體還猜測這是長官命令，他們不知道中共是如何煽動士兵自我犧牲的。
中國採取的“人海戰術”使軍隊付出巨大代價，平均每日傷亡近一千將士。據昆明軍區後勤部編寫的《對越自衛反擊作戰工作總結》說，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六日，參戰的解放軍、支前民兵共犧牲六千九百五十四人，傷一萬四千八百多人；越南方面稱中國傷六萬餘人，還有兩萬被擊斃。
此外，中國軍隊作戰裝備不足，連鋼盔都無法做到人手一頂。軍工生產品質低劣，手榴彈扔過去不爆炸，衝鋒槍開兩下就卡殼，甚至炮彈在炮膛裏爆炸。據悉，自傷者就將近陣亡人數的十分之一。“一等功臣”徐良說：“戰地醫院裏都是傷兵，缺胳膊少腿、雙目失明的多了。傍晚出來曬太陽，拐杖扔了一地。”
中共高層顯然很清楚如何取勝。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訪美，告訴美國總統卡特說要出手教訓越南。卡特提醒他美國在越南的教訓，鄧小平自信地回答：“那要看是哪家的軍隊。”美國人當然不會想到，中共領導們會把普通士兵當炮灰。這種“不把士兵當人”的軍隊跟現在持自殺炸彈、傷人傷己的恐怖集團何其相似。
中越戰爭時中國軍隊戰俘照片，一個連隊整體投降。兩國人民心中的永遠創傷
這場血腥戰爭震碎的是老百姓的心，給中越兩國人民帶來巨大心靈創傷。越南《人民報》七九年五月十七日報導，中國軍隊途經的的市鄉100％被毀滅；中小學校被摧毀81％、幼稚園100％；近二十萬學生失去學習場所；被破壞的醫院和衛生站近100％。越南人稱，這是他們感情上最受傷害的一場戰爭。
越南戰後不斷宣傳中國軍人“燒殺搶掠”，號召越南人世世代代永不忘記，直到今天，在越南胡志明市的戰爭博物館，《聯合早報》記者詢問一名年輕的導遊：“越南如果有另一場戰爭，會與誰打？”
這名導遊很快回答說：“中國！”越南已故總理武文傑於一九九一年中越恢復雙邊關係時稱，中共“永遠是一個陷阱”。
而在中國方面，尤其是戰爭的參加者和傷亡者的親屬，提起越南仍然情緒激動。據《聯合早報》報導，河南信陽市的王先生一連用幾個負面辭彙表達對越南的不屑。王先生的哥哥在那場戰爭中陣亡，雖然受到官方褒揚，但至今忘不了那場悲慟，他稱越南“忘恩負義”。
法卡山位於廣西中越邊界線上，山名的意思是“天殺雷劈之山”。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八十年代初到法卡山視察，親筆寫下“英雄山法卡山”。烈士之魂今安在？
中國七九年的侵越戰爭還引發持續十年的老山、法卡山邊境戰爭，犧牲多少中華好兒男。邊境線中方一側，至少有十四個縣市建有專門的烈士陵園。
由西向東，依次是雲南的金平、蒙自、屏邊、麻栗坡等，廣西的那坡、靖西、憑祥等。建設最早也最著名的麻栗坡烈士陵園，鄧小平親自題詞。
時至今日，中越邊境上最大最重要的關防、陳毅親筆題書的“友誼關”城樓上，儘管附近山上還埋著地雷，邊關牆壁還留著彈孔，但展覽的全是友誼與和平，沒有一個字說到曾發生在這裏牽動著全球的那場戰爭。友誼關內那座埋葬戰死者的萬人山，已被推土機推平，成了開發區了。
王志軍稱，最憤慨的是卡風隧道山上的烈士陵園在中越政府重新友好後，憑祥到同登的鐵路重開，有關當局為照顧雙方面子，竟把烈士陵園遷走。
而曾讓中國士兵浴血奮戰的老山和法卡山的歸屬，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任憑老百姓猜謎。新華網二月二十三日報導，中越陸地邊界勘界立碑工作結束，邊界全長一千三百多公里。中國一側為雲南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越南一側為高平、諒山、奠邊、萊州、老街、河江和廣寧省。該報導通篇未提兩山歸屬問題。
網上盛傳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江澤民批准的《中越陸地邊界條約》，‘法卡山已全部劃歸越南’，為法卡山獻身的烈士遺骨永留異國他鄉”刺痛了中國人民的心，在網上掀起捍然大波。《越南新聞報》零五年也證實了此說法。最近有網友稱，“法卡山的一、二、三（包括主峰）號高地為我方控制，法卡山朝南延伸的四、五號陣地歸還越南。”究竟如何，政府始終未給人民一個明確交代。
兒子墓前，老父親禁不住老淚縱橫，為兒子燒了很多紙錢。民間祭奠難圓老兵歎待遇不公
遙想當年，《十五的月亮》、《再見吧，媽媽》、《血染的風采》和《高山下的花環》等歌曲影視在大陸家喻戶曉風靡一時，八七年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上，坐在輪椅上的對越戰爭“一等功臣”徐良深情高歌，一夜之間，這首《血染的風采》紅遍大江南北。
可是，當年的英雄今在何方？似乎已從官方媒體中“蒸發”。徐良二十年後自嘲當年“像個小丑”，“如果有年輕人問我的腿怎麼啦？一般都回答是車禍撞的。”他說：“我現在每月三千多元工資，包括腿錢。參軍二十多年，住房公積金累積下來也只有八萬多，在北京挖個洞都不夠！”徐良還想把小兒子移民到加拿大。
許多參戰退伍老兵下崗失業，每人每月六十元生活費，溫飽難求！養老、醫療、失業等各項保險金無人繳納。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戰死在老山前線的趙占英母親，靠當地民政部門每月給的二十八元生活，一貧如洗。父親在當年就傷心離開人世，居住在雲南嵩明縣的趙母因沒有路費，二十年後才得以前往麻粟坡給兒子掃墓。
二等功臣、年僅二十四歲的羅明葬于紅河州金平縣烈士陵園。家住臨翔區忙畔鄉的羅父現年七十六歲，羅母七十八歲，二十九年來一直想到死去的二兒子墓前看上一眼，卻因經濟原因未能成行。在一些好心人的幫助下，老父親籌集了路費，赴一千多公里之外的金平縣，圓多年的夙願。
不僅如此，官方還刻意抹去人們對那場殊死大戰的記憶，甚至阻擾民間的紀念活動。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二月十七日，一些退伍老兵自發舉行紀念活動，悼念中越戰爭中犧牲的戰友，重溫軍旅情誼。
可是，原定集會地點的山東煙臺市工人文化宮廣場上員警列隊，還有數百名公安、便衣、政府及居委會的人員在廣場四周堵截勸返參與者，紀念活動被迫流產。
當年浴血奮戰為哪般？
多年來，人們一直在問，當年浴血奮戰為哪般？從以下這張中越戰爭前後大事一覽表中也許可以看出，中共發動這場戰爭的原委。
中國空軍中將劉亞洲曾說：這場戰爭打給兩人看，一個是中國，一個是美國。當時鄧小平想在黨內樹立絕對權威，最快樹立權威的辦法就是打仗。此仗一打，美國科技、軍援和資金等源源不斷湧到中國。中美之間的蜜月長達十年之久，直到八九年六月四日。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朱鋒教授稱，中越開戰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圍魏救趙”，希望對越南的打擊能緩解越南對已被迫轉入遊擊戰的柬共的行動。可柬共（紅色高棉）又是如何為柬埔寨人民所不齒？
就看看一月七日，越軍解放金邊的這一天，已成為柬埔寨全體國民的正式假日：大屠殺逾越日，就可知中共扮演的什麼角色。
這場戰爭，中共以傷亡數萬中華兒女，約十萬鄰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為代價，討好昔日的敵人美國、教訓昔日兄弟越南、幫助大屠殺人民的紅色高棉政權、解昔日盟友蘇聯的腹背夾擊之圍、解中共十年文革浩劫的信任危機……。
有分析家稱，怎麼看，這都是中共為化解政權危機而禍國殃民的一場戰爭，又一次中華國殤。
中越戰爭前後大事一覽表
時 間 事 件
1969年3月——中蘇爆發珍寶島戰爭，之後蘇聯在中國北疆屯兵百萬。
1971年4月——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之後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直到89年。
1975年3月——美國撤出越南，北越攻克西貢統一越南。越南靠向蘇聯，驅趕華僑。
1978年12月——越軍入侵柬埔寨，1月7日攻克金邊，推翻中共支持的紅色高棉。
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訪問美國。
1979年2月17日——中國對越南發起總攻，受到國際譴責，特別東歐一片聲討聲。
1979年3月4日——越南戰略要地諒山陷落。越主力從柬調回。蘇增兵中蘇邊界。
1979年3月5日——越南宣佈全國總動員令。中國宣佈已達目的，開始自越撤軍。
1979年3月16日——中國軍隊宣佈全部撤完。
1980年——鄧小平成功取得中共黨、政、軍一切權力，華國鋒被趕下臺。
1979～90年——老山，法卡山邊界戰役，中國將越南當練兵場，各軍區輪流來作戰。
1991年——蘇聯解體，中越關係開始正常化。
1999年——中越簽署邊界條約。
2009年3月26日 星期四
每個人都可能被關進瘋人院：女子被強送精神病院調查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
周華蕾
果實師傅
出家前的鄒宜均
中國精神病院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角色？在廣東女子鄒宜均事件中，當事人自稱因“家庭糾紛”被強行送了進去；因為官民矛盾，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在2008年同樣被精神病院“勉強收治”。盤整媒體公開報導，此類事件不下20起。
醫學界認為，精神病患者不能正確表達自己的意識，強制住院是保護他們的一種手段；法學界專家則認為，強制醫療剝奪了患者的人身自由，應該慎用。
當記者將目光投入到這個封閉並在某種程式上被妖魔化的機構時，又看到了它在當下社會關係中面臨的困境。一個資料表明，國內各種精神疾患的總患病率已由20世紀50年代的2.7‰上升到90年代的13.47‰。精神病人被認定的不規範，已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這裏有醫學的模糊，同樣也有法律的空白。希望有一天，中國精神病人的診斷、收治和監管，包括精神病院的管理和運行，能夠處於法律和醫學的雙重規範之下。
“越不承認有病，病得越嚴重”
2006年10月21日，這是鄒宜均“一條不歸路”的開始。這天，她和往常一樣，拿報紙、和保安打招呼後再離開大廈。她坐上二哥鄒建雄的車，一併去寶山墓園為過世一年的父親掃墓。她沒有料到，就在墓園門口，她被七八個男人推上了另一輛麵包車，他們給她銬上手銬，強行脫下她的褲子，把冰涼的針筒紮向她。哥哥沒有救她。
恥辱與癱軟無力間，她覺得自己被綁架了。她的眼睛被蒙上了細長的舊領帶。等她醒過來，身邊是好幾個穿白色衣服的人，女孩的頭上帶著護士帽，不少人走來走去，四周似乎沒有出路，要麼是一道保安看守的玻璃防盜門，要麼是一個大牌子：“護士站”。她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
兩年後。2009年3月2日上午9時，一起矛頭指向精神病醫院的官司在廣州白雲人民法院開庭。原告鄒宜均，她現在已經出家為尼，法號“果實”，她一身灰袈衣，面容清秀，只是剃去了一頭齊腰的長髮。被告是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中山埠湖醫院和鄒宜均的家人。在法庭上，鄒宜均表情平靜地陳述過往遭遇，像在說別人的故事：
她原本一家6口人，父母，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家境優裕。2005年父親患上肺癌後，一家人陷入了混亂。他們家是傳統的客家人，為給父親沖喜，匆匆給她介紹了物件並閃電結婚。但這段婚姻隨著一個月後父親的過世名存實亡。經過漫長的衝突和協議，她與前夫離婚，獲得30萬賠償。矛盾跟著爆發，按照鄒宜均的說法，母親是個重男輕女的封建家長，想強佔她的30萬。於是一家人合謀，要把她送進精神病院。
聽到風聲後，她與朋友兼律師黃雪濤簽署了授權協議書，要求其在意外情況下代理她採取必要行動。幾天後，她果然被家人送進了廣州白雲心理醫院，羈押5日後，她被轉移到中山埠湖醫院，禁錮了三個月。之後她回到家中，又受母親的軟禁。一個多月後，她逃出來投靠朋友，最後被家裏掃地出門，再也回不去了。
“血淚控訴”，這是一位在場者的印象。然而鄒家人早前的表述，卻截然相反。2007年10月，鄒宜均家人曾在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召開記者招待會，宣讀了長達8頁的公開信。信上說，鄒宜均因為父親過世和失敗婚姻的雙重打擊，曾有8次自殺行為，已經患上精神病，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她好。
而精神病醫院在收治鄒宜均的時候，采信了她家人的說法。廣州白雲心理醫院至今不相信金錢動機一說，“二三十萬在深圳算啥錢嘛！她家庭不錯，哥哥姐姐都是公務員，犯不著為這點錢把妹妹送進精神病醫院。”知情者表示，鄒家人送鄒宜均入精神病醫院另有隱情。鄒宜均2005年底皈依以後，開始熱心公益事業，她的母親發現女兒變了，她覺得女兒“老是跟壞人一起”，怕女兒“亂花錢”，她一度懷疑女兒中邪。
矛盾在日復一日的爭吵中爆發了。2006年10月，鄒宜均被送進精神病醫院強制治療，鄒的二哥和母親要求醫院隔絕她跟外界的聯繫。會診後，廣州白雲心理醫院收治了鄒宜均，它認為，“鄒宜均確實有精神病”。但鄒宜均的“非自願”，讓她的朋友和媒體迅速聚攏在她周圍。他們本能地懷疑醫院和鄒家人的動機，試圖“營救”鄒宜均出院。
“醫院起到保護患者的權利的職責，但一旦醫院放棄了這個職責，那就非常恐怖。”黃雪濤發現近年醫院收治衝突背景下“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例越來越多。她認為，精神病醫院是一個變相的“契約監獄”，“它只對出錢的送治人負責，收誰的錢，就對誰負責”。
“家庭糾紛跟我們沒有關係”
“按你們的邏輯，送進來一個就當精神病治，精神病醫院是個很好制裁人的地方，那是把我們當白癡了？”負責處理這起醫療官司的廣州白雲心理醫院的醫務處主任張延赤是東北人，連日來媒體的窮追猛打讓他很煩躁。“學精神醫科本來就夠倒楣了，在國外心理問題是排最先的，但在中國這個問題不受重視，普及率、知曉率本來就很差。如果精神病大家都能理解的話，也就不構成一門學科了。”
張延赤一再強調，精神疾病的教材有上千頁，“像失眠、神經衰弱、抑鬱、焦慮啊，都是精神疾病裏的”，“很多人看著沒病，但事實上已經構成診斷標準了，並不是滿街跑的，殺人放火的才是精神病”。
根據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多次會診的結果，鄒宜均患上的是“雙相情感障礙”。病歷上記錄著“交談過程中，病人語量較多，思維略顯奔逸，情緒不穩定易激動且表情高傲，與醫生交談時常有不屑一顧的表現，病人自我評價過高，病史中病人言行草率且有明顯的抑鬱病史，目前為無精神病性症狀的躁狂。”
翻開雙相情感障礙的病史，梵•高、海明威、費•雯麗、舒曼，都曾經被這樣的疾病糾纏，這個病，又稱躁鬱症，是一種兼有躁狂、輕躁狂和抑鬱發作的情感障礙。廣州白雲心理醫院行銷部經理鄒林峰說：“她控制不了她的情緒，亂說嘛。她把那些潛規則也拿出來說，昨天給誰送禮，今天走什麼關係，誰家沒點這事，家醜不可外揚嘛，但她都不會瞞的，跟‘文革’時候的揭發檢舉一樣。”
事實上，這種精神疾病在相當一部分人群中存在。根據中國衛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統計，中國有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的人口總數超過1億。而院方認為，鄒宜均最嚴重的問題是，沒有自知力。“越不承認有病，病得越嚴重。”在醫生眼裏，精神病人群是一個不可捉摸的群體。張延赤就曾被病人一頓暴打，也經歷過看似正常的病人把蚊帳剪下來，一根一根往窗簾杆上掛，企圖上吊。日積月累的“實戰”，讓他們習慣“防患於未然”的心態。
對鄒宜均這種可輕可重、反反復複的“疑似精神病人”，加之家庭提供她有自殺傾向的證據，院方通常建議，留院觀察。在中國精神醫學界，許多人對精神病人的住院權持保留的態度。他們認為，由於病情嚴重而完全喪失認識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可能行使住院權。這些精神病人拒絕住院，並不是出於理智。如果聽任精神病人拒絕住院，可能會使他們貽誤治療，病情加重。
“這只是為了更好地開展醫療服務，家庭糾紛跟我們沒有關係。”張延赤說。醫院認為這種基於家庭糾紛，將正常人送入精神病醫院問診的情況是“極小概率”事件。在張延赤二十多年的就醫生涯裏，僅發現過一例類似事件：一位湖南女孩被家人惡意送進醫院治療，但醫院當時就告訴女孩，她沒病。
這種排除“抓錯正常人”風險的手段，一是靠醫生的經驗，二是靠長期的觀察。但醫院堅持，反復為鄒宜均會診的結果，“她就是精神病”。與媒體和社會對鄒宜均的同情相反，醫院采信了鄒宜均的家人。“為了給小妹找個地方，哥哥來考察了兩三次，母親也哭得很厲害，說一定要救救我女兒。如果一個孩子不懂事，家裏管管還不行，為什麼沒完沒了地跟人家過不去？她把她一家人折磨得夠嗆。”張延赤說。
“刀槍不入”
入住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以後，鄒家人為鄒宜均化名“韓麗”，並聲明，“除鄒家人之外，任何人不得會見探視、聯繫鄒宜均”。他們對院方表示，這是希望女兒好好養病。鄒宜均被精神病院隔離起來。另一方面，一心認定自己被綁架的鄒宜均迅速用其他病人的手機，聯繫了她的律師黃雪濤。
黃雪濤帶著授權委託書，當天趕到醫院。“一直以為是她小題大做，都是一家人，不至於吧，萬萬沒想到成了真的。”但整整一夜，黃雪濤被醫院擋在門外，“醫生說，這裏的病人都是無行為能力人，我的法律委託書沒有效力。”
因為《民法通則》和有關司法解釋並沒有對精神病人的住院問題作出直接規定，許多專家認為，強制送人進精神病醫院的事情無法可依。曾參與過鄒宜均會診的廣東省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賈福軍便持這樣一種觀點，他表示，“我們只能盡可能做到合情合理”。
但黃雪濤覺得，精神病人實際上陷入了法律的盲區。“無行為能力，知道那是什麼嗎？你所有的意見都可以不被尊重，你所有的要求都可以認為不是真實意圖，你不懂得為自己好，你所有的意見可以被違背，因為你不懂得保護自己。你說什麼，我可以認為是不對的，因為我是你的監護人，我也是你的主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你好。”
黃雪濤是位敢闖的女律師，今年30多歲，她曾經探視過看守所、監獄，但她說自己那一刻心涼透了，她從來沒有那麼絕望地意識到，“在個人權利的保護方面，精神病人還不如一個監獄裏的犯人。監獄裏尊重個人信仰，包括飲食上的忌諱，可以去申訴，去投訴。但在精神病醫院，你是一個非常弱智的人，像嬰兒一樣，什麼都不懂。”
精神病醫院好像被一個大罩子罩起來，刀槍不入。這種感覺讓她恐懼，“前幾天還跟你有說有笑的人，突然之間就消失了，會不會真的癡呆了”。情急之下，黃雪濤把媒體當作救命稻草，主動向其爆料。事件引發相當的社會關注度。一時間，《今日說法》、《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南方週末》等媒體雲集廣州白雲心理醫院。
“我們不是想把她整成精神病，為了這幾千塊錢，犯得上嗎。我們反復會診，請主治醫生又請上級醫生，不是跟人家有私仇，只是想證明人家有沒有病。”張延赤表示。很快，2006年10月24日，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作出決定，建議鄒宜均家屬接其出院。張延赤說，這並不是醫院診治錯誤而理虧，而是律師的大吵大鬧和媒體的圍堵影響了醫院的秩序，“經過幾天治療，走的時候她（指鄒宜均）也平靜了許多”。
瘋人院日記
2006年10月26日午夜十二點，鄒宜均跟著家人出院了。但她並沒有回到家裏，而是被哄到了另一所衛生系統的精神病專科醫院，中山埠湖醫院。那些天裏，在外界看來，她已經人間蒸發了。黃雪濤到處上訪反映情況，廣州市公安局、永平街派出所、白雲區檢察院、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要麼因為沒有當事人簽名只得作罷，要麼石沉大海。
而一無所知的鄒宜均則繼續在精神病醫院過著格式化的生活。這裏的條件遠不如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因為入院病人逐年增加，原設計規模為320張病床的醫院，已經住滿760多名病號，醫院擁堵不堪。同樣的標準間，空間小，床很破舊，床墊也是發黑的，被子一股味道。護士們年紀很輕，大多健壯魁梧。
鄒宜均一向養尊處優，在這裏，她感覺“人跟動物沒什麼兩樣”，她覺得墮入了無盡的地獄。她在日記裏寫道：廁所就是沖涼房，滿地都是屎尿；沒有窗簾，女病人洗澡都被任意地公開觀看；女病人在寒冬臘月裏，洗完澡，無奈地光著身子集體在病房區內等待衣服，她們的吆喝聲持續著，但那不是因為羞恥，而是出於寒冷的本能。
免不了人來人往的嘈雜聲，最大的聲音來自重症病房裏那些穿粉紅色睡衣的女人，她們整天大呼小叫，這種聲音陪伴了鄒宜均92個日夜。難受的時候，她在病床上打坐，念“南無阿彌陀佛”。醫院來來往往的工作人員似乎對這些環境習以為常，他們沒有向鄒宜均解釋什麼。
鄒宜均變得很“聽話”。“在這種地方，越想辯解，就越無法辯解”，鄒宜均說。她一直記得黃雪濤對她說過，“醫生讓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承認你自己有病是你走出來的唯一途徑”。時有陌生人來看她，叮囑她“好好養病，重新做人”。
吞藥片、喝中藥都是在監視下進行，看守她的母親不停提醒她，不要和壞人來往，律師黃雪濤也在母親不歡迎的朋友之列。她和母親無話可說，整天都瞌睡。吃完飯，就想睡覺。到了後來，她才發現，她的嗜睡已經到了很可怕的程度了，因為藥物激素，她肥了一大圈。
很久以後，這段封閉的經歷總讓她聯繫起一部叫《浪潮》的電影。影片裏，一位德國的高中教師給一群學生做一個獨裁實驗，學生們組成一個紀律性的獨裁團體，他們穿統一的制服，做統一的手勢，他們尊崇紀律、排斥異己。獨裁實驗的最後，學生們都接近癲狂了。
出家
三個月的觀察期結束後，鄒宜均回到深圳萬德居的家，母親看守著她，不讓她和外人接近。一個月之後，不堪“軟禁”的她伺機逃了出去。長期被隔離在精神病醫院的結果，是她對家人的不信任。她離家後第一天，就寫了一份聲明，想要宣佈和家人脫離關係，她怕家人以“看病”的名義再把她“抓”回去。在深圳，她不敢一個人獨處，晚上睡不踏實，常作噩夢。
她說，她的苦惱如同一個腫瘤，從住進精神病的第一天起，在體內越長越大。她開始記錄自己在精神病醫院的每一天，儘管回憶讓她很痛苦，但“這是我的使命”。幾個月後，2007年底一個冬天的清晨六點多，十萬字的書稿《瘋人院的日記》竣工。她突然覺得解脫了。
不久後，鄒宜均便出家了。這個決定讓很多人惋惜，想不明白她為什麼年紀輕輕就看破紅塵。但她覺得自然而然，“出家是一個大福報的事情，是我的第二次生命”。現在，她住在北京六環外的一間小屋裏。在這裏她感到安全。她有時給居士講講佛法，有時在家讀佛經，好幾天不出門，有時全國飛來飛去參加法會。
她說，過去的事和物屬於已經死去的自己。唯一烙在身上的，是她對正常人在精神病醫院遭遇的關注。她希望撕掉精神病人的標籤，希望推動《精神衛生法》的出臺。因為全國還有許多“疑似精神病患者”，不依不饒地四處走訪要求平反，沉重地過活。他們是廣東的何錦榮，重慶的李健萍，江西的葉正生……
2009年3月，鄒宜均和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中山埠湖醫院以及自己的家人對簿公堂。她說，告他們，也是在度他們。有人支持她的執著，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一個精神病人。有人問她居心何在，到處宣傳，“遍地開花”。有人說她一定病得不輕，不然出家當尼姑幹嗎，還要把家人告上法庭？
她還是每天三衣一缽，在北京的地鐵、公交、茶館、佛堂裏穿行。有心人問起她的過往，她會一遍一遍認真細緻地講解，表情平和，語速很快。說到精神病醫院的日子，她看上去不為所動，但左手自覺不自覺地，開始撚動墨綠色的佛珠。
周華蕾
果實師傅
出家前的鄒宜均中國精神病院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角色？在廣東女子鄒宜均事件中，當事人自稱因“家庭糾紛”被強行送了進去；因為官民矛盾，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在2008年同樣被精神病院“勉強收治”。盤整媒體公開報導，此類事件不下20起。
醫學界認為，精神病患者不能正確表達自己的意識，強制住院是保護他們的一種手段；法學界專家則認為，強制醫療剝奪了患者的人身自由，應該慎用。
當記者將目光投入到這個封閉並在某種程式上被妖魔化的機構時，又看到了它在當下社會關係中面臨的困境。一個資料表明，國內各種精神疾患的總患病率已由20世紀50年代的2.7‰上升到90年代的13.47‰。精神病人被認定的不規範，已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這裏有醫學的模糊，同樣也有法律的空白。希望有一天，中國精神病人的診斷、收治和監管，包括精神病院的管理和運行，能夠處於法律和醫學的雙重規範之下。
“越不承認有病，病得越嚴重”
2006年10月21日，這是鄒宜均“一條不歸路”的開始。這天，她和往常一樣，拿報紙、和保安打招呼後再離開大廈。她坐上二哥鄒建雄的車，一併去寶山墓園為過世一年的父親掃墓。她沒有料到，就在墓園門口，她被七八個男人推上了另一輛麵包車，他們給她銬上手銬，強行脫下她的褲子，把冰涼的針筒紮向她。哥哥沒有救她。
恥辱與癱軟無力間，她覺得自己被綁架了。她的眼睛被蒙上了細長的舊領帶。等她醒過來，身邊是好幾個穿白色衣服的人，女孩的頭上帶著護士帽，不少人走來走去，四周似乎沒有出路，要麼是一道保安看守的玻璃防盜門，要麼是一個大牌子：“護士站”。她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
兩年後。2009年3月2日上午9時，一起矛頭指向精神病醫院的官司在廣州白雲人民法院開庭。原告鄒宜均，她現在已經出家為尼，法號“果實”，她一身灰袈衣，面容清秀，只是剃去了一頭齊腰的長髮。被告是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中山埠湖醫院和鄒宜均的家人。在法庭上，鄒宜均表情平靜地陳述過往遭遇，像在說別人的故事：
她原本一家6口人，父母，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家境優裕。2005年父親患上肺癌後，一家人陷入了混亂。他們家是傳統的客家人，為給父親沖喜，匆匆給她介紹了物件並閃電結婚。但這段婚姻隨著一個月後父親的過世名存實亡。經過漫長的衝突和協議，她與前夫離婚，獲得30萬賠償。矛盾跟著爆發，按照鄒宜均的說法，母親是個重男輕女的封建家長，想強佔她的30萬。於是一家人合謀，要把她送進精神病院。
聽到風聲後，她與朋友兼律師黃雪濤簽署了授權協議書，要求其在意外情況下代理她採取必要行動。幾天後，她果然被家人送進了廣州白雲心理醫院，羈押5日後，她被轉移到中山埠湖醫院，禁錮了三個月。之後她回到家中，又受母親的軟禁。一個多月後，她逃出來投靠朋友，最後被家裏掃地出門，再也回不去了。
“血淚控訴”，這是一位在場者的印象。然而鄒家人早前的表述，卻截然相反。2007年10月，鄒宜均家人曾在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召開記者招待會，宣讀了長達8頁的公開信。信上說，鄒宜均因為父親過世和失敗婚姻的雙重打擊，曾有8次自殺行為，已經患上精神病，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她好。
而精神病醫院在收治鄒宜均的時候，采信了她家人的說法。廣州白雲心理醫院至今不相信金錢動機一說，“二三十萬在深圳算啥錢嘛！她家庭不錯，哥哥姐姐都是公務員，犯不著為這點錢把妹妹送進精神病醫院。”知情者表示，鄒家人送鄒宜均入精神病醫院另有隱情。鄒宜均2005年底皈依以後，開始熱心公益事業，她的母親發現女兒變了，她覺得女兒“老是跟壞人一起”，怕女兒“亂花錢”，她一度懷疑女兒中邪。
矛盾在日復一日的爭吵中爆發了。2006年10月，鄒宜均被送進精神病醫院強制治療，鄒的二哥和母親要求醫院隔絕她跟外界的聯繫。會診後，廣州白雲心理醫院收治了鄒宜均，它認為，“鄒宜均確實有精神病”。但鄒宜均的“非自願”，讓她的朋友和媒體迅速聚攏在她周圍。他們本能地懷疑醫院和鄒家人的動機，試圖“營救”鄒宜均出院。
“醫院起到保護患者的權利的職責，但一旦醫院放棄了這個職責，那就非常恐怖。”黃雪濤發現近年醫院收治衝突背景下“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例越來越多。她認為，精神病醫院是一個變相的“契約監獄”，“它只對出錢的送治人負責，收誰的錢，就對誰負責”。
“家庭糾紛跟我們沒有關係”
“按你們的邏輯，送進來一個就當精神病治，精神病醫院是個很好制裁人的地方，那是把我們當白癡了？”負責處理這起醫療官司的廣州白雲心理醫院的醫務處主任張延赤是東北人，連日來媒體的窮追猛打讓他很煩躁。“學精神醫科本來就夠倒楣了，在國外心理問題是排最先的，但在中國這個問題不受重視，普及率、知曉率本來就很差。如果精神病大家都能理解的話，也就不構成一門學科了。”
張延赤一再強調，精神疾病的教材有上千頁，“像失眠、神經衰弱、抑鬱、焦慮啊，都是精神疾病裏的”，“很多人看著沒病，但事實上已經構成診斷標準了，並不是滿街跑的，殺人放火的才是精神病”。
根據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多次會診的結果，鄒宜均患上的是“雙相情感障礙”。病歷上記錄著“交談過程中，病人語量較多，思維略顯奔逸，情緒不穩定易激動且表情高傲，與醫生交談時常有不屑一顧的表現，病人自我評價過高，病史中病人言行草率且有明顯的抑鬱病史，目前為無精神病性症狀的躁狂。”
翻開雙相情感障礙的病史，梵•高、海明威、費•雯麗、舒曼，都曾經被這樣的疾病糾纏，這個病，又稱躁鬱症，是一種兼有躁狂、輕躁狂和抑鬱發作的情感障礙。廣州白雲心理醫院行銷部經理鄒林峰說：“她控制不了她的情緒，亂說嘛。她把那些潛規則也拿出來說，昨天給誰送禮，今天走什麼關係，誰家沒點這事，家醜不可外揚嘛，但她都不會瞞的，跟‘文革’時候的揭發檢舉一樣。”
事實上，這種精神疾病在相當一部分人群中存在。根據中國衛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統計，中國有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的人口總數超過1億。而院方認為，鄒宜均最嚴重的問題是，沒有自知力。“越不承認有病，病得越嚴重。”在醫生眼裏，精神病人群是一個不可捉摸的群體。張延赤就曾被病人一頓暴打，也經歷過看似正常的病人把蚊帳剪下來，一根一根往窗簾杆上掛，企圖上吊。日積月累的“實戰”，讓他們習慣“防患於未然”的心態。
對鄒宜均這種可輕可重、反反復複的“疑似精神病人”，加之家庭提供她有自殺傾向的證據，院方通常建議，留院觀察。在中國精神醫學界，許多人對精神病人的住院權持保留的態度。他們認為，由於病情嚴重而完全喪失認識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可能行使住院權。這些精神病人拒絕住院，並不是出於理智。如果聽任精神病人拒絕住院，可能會使他們貽誤治療，病情加重。
“這只是為了更好地開展醫療服務，家庭糾紛跟我們沒有關係。”張延赤說。醫院認為這種基於家庭糾紛，將正常人送入精神病醫院問診的情況是“極小概率”事件。在張延赤二十多年的就醫生涯裏，僅發現過一例類似事件：一位湖南女孩被家人惡意送進醫院治療，但醫院當時就告訴女孩，她沒病。
這種排除“抓錯正常人”風險的手段，一是靠醫生的經驗，二是靠長期的觀察。但醫院堅持，反復為鄒宜均會診的結果，“她就是精神病”。與媒體和社會對鄒宜均的同情相反，醫院采信了鄒宜均的家人。“為了給小妹找個地方，哥哥來考察了兩三次，母親也哭得很厲害，說一定要救救我女兒。如果一個孩子不懂事，家裏管管還不行，為什麼沒完沒了地跟人家過不去？她把她一家人折磨得夠嗆。”張延赤說。
“刀槍不入”
入住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以後，鄒家人為鄒宜均化名“韓麗”，並聲明，“除鄒家人之外，任何人不得會見探視、聯繫鄒宜均”。他們對院方表示，這是希望女兒好好養病。鄒宜均被精神病院隔離起來。另一方面，一心認定自己被綁架的鄒宜均迅速用其他病人的手機，聯繫了她的律師黃雪濤。
黃雪濤帶著授權委託書，當天趕到醫院。“一直以為是她小題大做，都是一家人，不至於吧，萬萬沒想到成了真的。”但整整一夜，黃雪濤被醫院擋在門外，“醫生說，這裏的病人都是無行為能力人，我的法律委託書沒有效力。”
因為《民法通則》和有關司法解釋並沒有對精神病人的住院問題作出直接規定，許多專家認為，強制送人進精神病醫院的事情無法可依。曾參與過鄒宜均會診的廣東省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賈福軍便持這樣一種觀點，他表示，“我們只能盡可能做到合情合理”。
但黃雪濤覺得，精神病人實際上陷入了法律的盲區。“無行為能力，知道那是什麼嗎？你所有的意見都可以不被尊重，你所有的要求都可以認為不是真實意圖，你不懂得為自己好，你所有的意見可以被違背，因為你不懂得保護自己。你說什麼，我可以認為是不對的，因為我是你的監護人，我也是你的主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你好。”
黃雪濤是位敢闖的女律師，今年30多歲，她曾經探視過看守所、監獄，但她說自己那一刻心涼透了，她從來沒有那麼絕望地意識到，“在個人權利的保護方面，精神病人還不如一個監獄裏的犯人。監獄裏尊重個人信仰，包括飲食上的忌諱，可以去申訴，去投訴。但在精神病醫院，你是一個非常弱智的人，像嬰兒一樣，什麼都不懂。”
精神病醫院好像被一個大罩子罩起來，刀槍不入。這種感覺讓她恐懼，“前幾天還跟你有說有笑的人，突然之間就消失了，會不會真的癡呆了”。情急之下，黃雪濤把媒體當作救命稻草，主動向其爆料。事件引發相當的社會關注度。一時間，《今日說法》、《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南方週末》等媒體雲集廣州白雲心理醫院。
“我們不是想把她整成精神病，為了這幾千塊錢，犯得上嗎。我們反復會診，請主治醫生又請上級醫生，不是跟人家有私仇，只是想證明人家有沒有病。”張延赤表示。很快，2006年10月24日，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作出決定，建議鄒宜均家屬接其出院。張延赤說，這並不是醫院診治錯誤而理虧，而是律師的大吵大鬧和媒體的圍堵影響了醫院的秩序，“經過幾天治療，走的時候她（指鄒宜均）也平靜了許多”。
瘋人院日記
2006年10月26日午夜十二點，鄒宜均跟著家人出院了。但她並沒有回到家裏，而是被哄到了另一所衛生系統的精神病專科醫院，中山埠湖醫院。那些天裏，在外界看來，她已經人間蒸發了。黃雪濤到處上訪反映情況，廣州市公安局、永平街派出所、白雲區檢察院、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要麼因為沒有當事人簽名只得作罷，要麼石沉大海。
而一無所知的鄒宜均則繼續在精神病醫院過著格式化的生活。這裏的條件遠不如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因為入院病人逐年增加，原設計規模為320張病床的醫院，已經住滿760多名病號，醫院擁堵不堪。同樣的標準間，空間小，床很破舊，床墊也是發黑的，被子一股味道。護士們年紀很輕，大多健壯魁梧。
鄒宜均一向養尊處優，在這裏，她感覺“人跟動物沒什麼兩樣”，她覺得墮入了無盡的地獄。她在日記裏寫道：廁所就是沖涼房，滿地都是屎尿；沒有窗簾，女病人洗澡都被任意地公開觀看；女病人在寒冬臘月裏，洗完澡，無奈地光著身子集體在病房區內等待衣服，她們的吆喝聲持續著，但那不是因為羞恥，而是出於寒冷的本能。
免不了人來人往的嘈雜聲，最大的聲音來自重症病房裏那些穿粉紅色睡衣的女人，她們整天大呼小叫，這種聲音陪伴了鄒宜均92個日夜。難受的時候，她在病床上打坐，念“南無阿彌陀佛”。醫院來來往往的工作人員似乎對這些環境習以為常，他們沒有向鄒宜均解釋什麼。
鄒宜均變得很“聽話”。“在這種地方，越想辯解，就越無法辯解”，鄒宜均說。她一直記得黃雪濤對她說過，“醫生讓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承認你自己有病是你走出來的唯一途徑”。時有陌生人來看她，叮囑她“好好養病，重新做人”。
吞藥片、喝中藥都是在監視下進行，看守她的母親不停提醒她，不要和壞人來往，律師黃雪濤也在母親不歡迎的朋友之列。她和母親無話可說，整天都瞌睡。吃完飯，就想睡覺。到了後來，她才發現，她的嗜睡已經到了很可怕的程度了，因為藥物激素，她肥了一大圈。
很久以後，這段封閉的經歷總讓她聯繫起一部叫《浪潮》的電影。影片裏，一位德國的高中教師給一群學生做一個獨裁實驗，學生們組成一個紀律性的獨裁團體，他們穿統一的制服，做統一的手勢，他們尊崇紀律、排斥異己。獨裁實驗的最後，學生們都接近癲狂了。
出家
三個月的觀察期結束後，鄒宜均回到深圳萬德居的家，母親看守著她，不讓她和外人接近。一個月之後，不堪“軟禁”的她伺機逃了出去。長期被隔離在精神病醫院的結果，是她對家人的不信任。她離家後第一天，就寫了一份聲明，想要宣佈和家人脫離關係，她怕家人以“看病”的名義再把她“抓”回去。在深圳，她不敢一個人獨處，晚上睡不踏實，常作噩夢。
她說，她的苦惱如同一個腫瘤，從住進精神病的第一天起，在體內越長越大。她開始記錄自己在精神病醫院的每一天，儘管回憶讓她很痛苦，但“這是我的使命”。幾個月後，2007年底一個冬天的清晨六點多，十萬字的書稿《瘋人院的日記》竣工。她突然覺得解脫了。
不久後，鄒宜均便出家了。這個決定讓很多人惋惜，想不明白她為什麼年紀輕輕就看破紅塵。但她覺得自然而然，“出家是一個大福報的事情，是我的第二次生命”。現在，她住在北京六環外的一間小屋裏。在這裏她感到安全。她有時給居士講講佛法，有時在家讀佛經，好幾天不出門，有時全國飛來飛去參加法會。
她說，過去的事和物屬於已經死去的自己。唯一烙在身上的，是她對正常人在精神病醫院遭遇的關注。她希望撕掉精神病人的標籤，希望推動《精神衛生法》的出臺。因為全國還有許多“疑似精神病患者”，不依不饒地四處走訪要求平反，沉重地過活。他們是廣東的何錦榮，重慶的李健萍，江西的葉正生……
2009年3月，鄒宜均和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中山埠湖醫院以及自己的家人對簿公堂。她說，告他們，也是在度他們。有人支持她的執著，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一個精神病人。有人問她居心何在，到處宣傳，“遍地開花”。有人說她一定病得不輕，不然出家當尼姑幹嗎，還要把家人告上法庭？
她還是每天三衣一缽，在北京的地鐵、公交、茶館、佛堂裏穿行。有心人問起她的過往，她會一遍一遍認真細緻地講解，表情平和，語速很快。說到精神病醫院的日子，她看上去不為所動，但左手自覺不自覺地，開始撚動墨綠色的佛珠。
2009年2月25日 星期三
中國監獄行話名詞解釋
1)小照顧：如果一個新人犯進監，幹警對號裏管理員說，這個小照顧一下，就意味著這人犯要走所有程式，過關，頂冰箱，看彩電。。。。
2) 過關：如果沒有幹警特別交代或恰好遇到自己熟悉人在號裏混得不錯，每個新人犯都要過的一道虐待程式，全號每人打3到10拳不等，起步是每人3拳，多少看號頭對你的印象，原號中人不打則要自己挨打，如果管理員對你第一印象不錯的話，可以讓你雙手撐強打，這樣可以緩衝拳頭的衝擊力，貼牆打由於沒有緩衝，內傷很重。
3)頂冰箱：頭頂一杯水，在規定的時間內不得灑出來，至少1小時。
4)看彩電：老式看守所是24小時號內有馬桶，新式則晚上才有，看彩電就是讓受虐新囚抱著滿桶糞的馬桶，在規定時間不得放手。
5)抱鐵窗：幹警對嫌犯的處罰，雙手被銬在鐵窗上。
6)屌板鴨：雙手用手銬屌起，雙腳離地，或僅腳尖著地，這一刑罰一個小時能讓任何硬漢投降。
7)關小號：這通常是所有嫌最怕的一種處罰，在小號裏，取消所有開單，手腳用鐵鏈銬著，鐵鏈不到1米，吃喝拉撒全在這不到一米的範圍內。
8)躲貓貓：虐待遊戲，各地大致一樣，規則有小的區別，但受虐物件都必須蒙上眼睛，具體有蒙上眼睛你憑經驗可以躲拳腳的，躲過多少拳腳算結束由管理員說了算，有猜拳腳的，猜出誰打的就算結束。
9)悶燒鍋：對特別抗打的，或有幹警照顧可不打又不足以平民憤的。在嫌犯睡著後或趁其不備時用被子捂住他的頭部，全號人上前拳打腳踢。
2) 過關：如果沒有幹警特別交代或恰好遇到自己熟悉人在號裏混得不錯，每個新人犯都要過的一道虐待程式，全號每人打3到10拳不等，起步是每人3拳，多少看號頭對你的印象，原號中人不打則要自己挨打，如果管理員對你第一印象不錯的話，可以讓你雙手撐強打，這樣可以緩衝拳頭的衝擊力，貼牆打由於沒有緩衝，內傷很重。
3)頂冰箱：頭頂一杯水，在規定的時間內不得灑出來，至少1小時。
4)看彩電：老式看守所是24小時號內有馬桶，新式則晚上才有，看彩電就是讓受虐新囚抱著滿桶糞的馬桶，在規定時間不得放手。
5)抱鐵窗：幹警對嫌犯的處罰，雙手被銬在鐵窗上。
6)屌板鴨：雙手用手銬屌起，雙腳離地，或僅腳尖著地，這一刑罰一個小時能讓任何硬漢投降。
7)關小號：這通常是所有嫌最怕的一種處罰，在小號裏，取消所有開單，手腳用鐵鏈銬著，鐵鏈不到1米，吃喝拉撒全在這不到一米的範圍內。
8)躲貓貓：虐待遊戲，各地大致一樣，規則有小的區別，但受虐物件都必須蒙上眼睛，具體有蒙上眼睛你憑經驗可以躲拳腳的，躲過多少拳腳算結束由管理員說了算，有猜拳腳的，猜出誰打的就算結束。
9)悶燒鍋：對特別抗打的，或有幹警照顧可不打又不足以平民憤的。在嫌犯睡著後或趁其不備時用被子捂住他的頭部，全號人上前拳打腳踢。
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柬埔寨大屠殺是一個瘋子在向全人類挑戰（王曉林）
王曉林
《炎黃春秋》2008年第4期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眾假期。這個全體國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國家節日，卻有著個駭人的名字：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 (大屠殺逾越日)。
實際上，這一天是1979年越南軍隊攻陷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日子。儘管歷史學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歷史觀來定義它--從“解放日”到“淪陷日”，但柬埔寨人固執地將其定義為“終結大屠殺”的日子。無論你把越南人稱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們(而不是別的什麼人)，將一場高棉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最無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殺戛然終止。倖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設立了這樣一個節日，用以紀念他們的功德，哀悼數以百萬計的被屠殺者以及展示這空前無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後人。
第一次大屠殺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結束在蘇聯的訪問即將前往北京。就在赴機場的途中被送行的蘇聯總理柯西金告知:“你的國民議會剛剛舉行了一次剝奪您的權力的表決。”這位長期沉溺於電影而疏于國事的國王被美國人暗中操控的朗諾－施裏瑪達政治集團廢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國政府最堅定的支持。如今45歲以上的人大概都還記得，當年正在“文革”的中國一片肅殺的螢屏和銀幕上，從此無時無刻不是這位優雅的親王和他美麗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幾個人知道，這時還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這個在後來的很多年都被我們一些人親切地稱作“波爾布特同志”的人，尚隱在流亡國王的陰影下，沉默而低調。他就是柬共總書記、“紅色高棉”領導人，當時還叫做“沙羅紹特”。
這是他第N次來北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這個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裏也決不會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將要帶給他的國家和人民的是什麼，無論是他的國王還是他的中國老師都未能預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國和南越軍隊大舉入侵柬埔寨，意在徹底消滅退入柬埔寨柬共佔領區與政府軍對抗的北越軍隊。其實美國人從1969年起就秘密實施了對這些地區的轟炸，一直持續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國會制止。其間數以萬計的柬埔寨平民喪生在B52魔影似的機翼下，還有更多的人民流離失所。3月的政變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強烈的仇恨，悲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並將他們稱作紅色高棉。其實絕大部分人民對於共產黨，對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一無所知，他們加入紅色高棉完全是為他們的國王而戰。急劇擴大的紅色高棉和北越結成軍事聯盟，迅速控制了大半個柬埔寨。
美國人在戰略和戰術上都犯下了無法逆轉的巨大錯誤，應了毛澤東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國從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諾逃往國外，17日紅色高棉攻陷金邊。從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經歷了5年殘酷戰爭的南亞小國柬埔寨已經是滿目瘡痍，氣息奄奄，誰料到這卻是她更加深重苦難的開始。
1975年4月17日，身著黑衣的紅色高棉部隊(俗稱烏衫兵)進入金邊。僅僅兩天之後金邊全城聽到了一個令人戰慄的聲音--“父親和母親們，我們不得不離開城市!美國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們馬上就要開始轟炸!”年輕兇悍的紅色高棉戰士手握來福槍，食指就扣在扳機上，繞著手無寸鐵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們連一點收拾行裝的時間都不給，喊聲未落就開始遍地搜尋不肯離去的人，稍有遲疑立即被當街處決，槍聲在每條街巷響起。數以百萬計的男女老幼慌不擇路地蜂湧而出，卻並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歸的親人便遭集體殺害。有的闔家不願離城而躲在房內競遭炮擊。正在搶救病人的醫生、護士只因延誤了撤離時間，也死於槍口之下。成千上萬的民居門窗大開，陽臺上還飄揚著剛剛晾曬的衣服。赤日炎炎，沒有食品和水，嬰兒被丟棄在道旁和稻田裏，許多人倒斃途中。一旦倒下，卡車就直接從他們身體上壓過去。屍體鋪滿了道路。數不清的骨頭、肉體、頭髮、下巴、耳朵被載重的卡車迅速壓平以清理道路。人們紛紛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證甚至手錶丟進水塘，因為這些東西隨時都能招來殺身之禍。擁有200萬人口的金邊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空城(摘自Mr.CHUM MEI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s of S21》，他是大疏散親歷者和圖士楞監獄7位倖存者之一，因可為監獄當局修理汽車引擎而免於一死)。同樣的場景也在馬德望、磅湛、貢布、柴楨、實居、菩薩、磅濤揚、茶膠、磅同、磅遜等其他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來的人們長途跋涉，投奔鄉下親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蕪人煙的深山密林裏安家落戶。由於缺乏起碼的工具，許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種的方式生存。口糧嚴重不足，醫藥奇缺，又有大批人死於霍亂、瘧疾和水土不服。
令許多活下來的人至今都不敢輕易回憶起的這次大遷徙以其毫無理性、野蠻和血腥聞名於世，他的導演者就是我們“親愛的波爾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號大哥”
這個本名沙羅紹特、1975年4月紅色高棉執政後才更名為波爾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於磅同省磅斯外縣波列斯布村一個擁有20公頃土地的富裕農民家庭，6歲起到金邊蓮花寺裏學習柬文，9歲出家當和尚，12歲還俗，直到15歲才進學校，先後就讀於磅湛和金邊的中學，1949年畢業於柬埔寨當時唯一的技術專科學校--金邊技術學校並以良好的成績獲得到法國留學的獎學金。在巴黎他就讀於沃日拉爾無線電學校並很快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與十幾位留法柬埔寨學生在1950年暑假組織了海外第一個“柬埔寨馬克思主義小組”，其中一些成為後來柬埔寨共產黨的骨幹。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勞動，參加修建札格拉布市的一條公路。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社會主義國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國立即加入了叢林抗法武裝鬥爭，是留學生回國參加實際鬥爭最早的一個。當年他第一次秘密潛入中國，在南方某地參加了軍政訓練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並沒有自己的組織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控制的“高棉解放運動”，他在1953年1月加入該組織。這是一個由越南人控制的組織，從政治、理論、戰略到物資、經費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縱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據日內瓦和平協定，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導致“高棉解放運動”失去領導人而幾乎解體，卻紿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運動獨立城長發展起來的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波爾布特語)。
1955年起柬埔寨人開始籌備成立自己的政黨。在此期間波爾布特又一次進入中國南部的遊擊戰訓練營地深造。
1957年党的章程和路線起草就緒，經過兩年時間的全黨討論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邊火車站附近正式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高棉勞動者党”。當時參加會議的有11個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當時全國約1000名正式黨員。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由三人組成，總書記杜薩木，農謝副書記，波爾布特是常委。1962年總書記杜薩木被政府軍殺害，波爾布特當選為總書記。1966年“高棉勞動者党”正式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人民稱之為“赤柬”即紅色高棉。1963年波爾布特的名字出現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緝名單上。1965年他從柬埔寨，穿過寮國(老撾)步行到達河內，以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個月的時間學習了有關党與國家建設的理論。胡志明三次會見他。但他和越南勞動党總書記黎筍的會談很不順利，就是在那時他才強烈感到越南不允許柬埔寨和寮國有獨立的主權地位。越南共產黨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就是所謂的“印支聯邦”。
1965年波爾布特置北越的阻攔而不顧再次到中國訪問並逗留到次年2月。這期間他會見了中共高層幾位人物但沒有見到毛澤東主席。中國當時的理論權威陳伯達等人給他講述了“中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共產國際”等理論。後來波爾布特又多次到中國與越南取回“革命真經”。尤其是1965年與康生的會見，對他產生了可怕的影響，那一套剷除內奸的“理論”令他極為欣賞。
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他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1974年的兩篇受他激賞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在中國，他見識了“大躍進”、“上山下鄉”，在朝鮮他見識了“千里馬運動”，深感茅塞頓開。1970年3月政變後西哈努克流亡中國，這位沙羅紹特同志就對中國總理周恩來說，“西哈努克已經被推翻了，我們現在宣佈接受他參加民族團結陣線”。這個據說小時候連殺雞都不忍看的佛國小僧侶就要走進歷史舞臺的聚光燈，變成“革命偉人”了。
不幸的是這個柬埔寨人並不滿足於做一位普通的“革命偉人”，他認為共產主義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都實行得不徹底，他要開創歷史的新紀錄，他要用自己的國家來做“徹底的共產主義”的試驗田。1975年的4月，這個瘋狂的政治動物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柬埔寨的“一號大哥” (《Brother Number One》David P chandler)。幾百萬城市人口盲目的、毫無準備的大遷徙就是他的第一個舉動，他迫不及待地要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哪怕是用同胞的血與白骨給他的“試驗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請聽他當政時的新政權的國歌：
紅色，紅色的血
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
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
這是革命的男女戰鬥員的血
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鬥要求而噴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幟下
血，決定了把我們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
這樣的字字滴血，句句見紅，與其叫做“歌”還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實波爾布特瘋狂的實踐並沒有相應的理論基礎，純粹的農民烏托邦意識加上從蘇、中、越、朝學來的各種大雜燴被他一股腦用在了這片可憐的“試驗田”上。
他要在經濟基礎和文明基礎都相當落後的柬埔寨實行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超級社會主義”。幾乎在一夜之間，這個“超級社會主義”就實現了：富人被消滅了，統統都是窮人；城市消滅了，人人都成了農民；曾經的“東方巴黎”--金邊，成了無人的“鬼城”；私人財產被付之一炬卻沒有什麼公有財產；貨幣被廢除了卻不建立供給制；寺廟被關閉，僧侶被強制還俗了，卻還未來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報紙、雜誌和學校一律關閉，卻沒有新的通訊管道誕生；對知識份子更是簡單到肉體消滅，連戴眼鏡都成了罪惡；家庭解體，男女勞動隊分開，吃大鍋飯，穿一樣的黑色革命服，帶一樣的紅格毛巾；婚姻由 “安卡(組織)”指定配對……
1975年6月--8月，在中國已經病重的周恩來在醫院三次會見波爾布特，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不能這樣做，共產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澤東卻盛讚“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從金邊撤出所有人口這樣的創舉，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鐘屋殺人場
和一切獨裁者一樣，出於對已經到手的政權的不自信甚至是對自己的不自信，波爾布特緊接著就要實踐他在中國“文革”時期學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在短短3年8個月執政期間波爾布特進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實踐了“七八個月就來一次”。紅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舊政權的官員和軍人遭到大規模屠殺外，商人、僧侶和知識份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對新社會有害”為由一律肉體消滅。隨後波爾布特又從黨內嗅到不詳的氣息，1976年他在黨的會議上憂心忡忡地指出“黨的軀體已經生病了”。話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經和他一起戰鬥的“兄弟們”，從巴黎的馬列小組同學到叢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層領導幾乎被處決殆盡，包括內政部長，經濟與財貿部長，農業部長，公共工程部長，情報部長，通訊、貿易、工業和橡膠種植業部長，國務委員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乃至柬共主要的兩位創始人、波爾布特的親密戰友符甯和胡榮在內，都沒有逃脫被從肉體上消滅的命運。軍隊方面，柬埔寨革命軍總參謀部人員，除總長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殺，即使宋成最終也難逃一劫，波爾布特終於在十幾年後的1997年以反叛罪將其全家11口成員全部殺光。
波爾布特為他的屠殺的冠名，每一位中國人民都耳熟能詳--“清理階級隊伍”。為了屠殺的便利．一座位于金邊市中心的高級中學--Tual Svay Prey被改建成監獄(圖士楞監獄)，又在距離這裏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殺戮中心，這就是臭名昭著於世的S21和鐘屋殺人場，所有曾經到訪過這兩處的旅遊者無不留下終生難忘的噩夢。
S21是全國最大的拘禁與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個年頭裏，超過2萬人在這裏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這裏，更多的人被送往鐘屋殺人場被有計劃地處決。紅色高棉變態地樂於展示其殘暴和野蠻，S21對每一位新進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們受刑的前後都要照相，絲毫不在意將來會成為罪證。
如今已經成為監獄博物館的S21，每一間囚室裏都貼滿了受難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歲的白髮老人，下至剛剛出生的嬰兒。這些人最後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處決了。1979年初越南軍隊佔領金邊時，S21中只有幾個囚犯還活著，他們都是依靠繪畫、機械修理或攝影技術得以活命。就在越南軍隊逼近城區的幾小時內還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們悲慘死狀的照片就掛在發現他們被肢解的房間，殘破的屍體就被埋在院子裏。S21的酷刑駭人聽聞，人們至今還能看到沾滿汙血的刑床，鏽跡斑駁的連環腳鐐，高聳的拷打架，浸泡頭顱的水缸……就連監獄的管理者以及獄卒也往往不能倖免，他們頻繁地被撤換並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軍隊兵臨城下，S2l被放棄的最後時刻，監獄長HOR處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鐘屋是個毫無懸念的“此處無人生還”的地方。囚犯們被塞進卡車，一路顛簸被送到這個絕命營。這裏沒有關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劊子手辦公室和DDT倉庫。人們首先聞到的是濃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聽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聾的歌聲。因為處決每天都在按計劃批量進行，年輕的劊子手為了節省子彈一般都是用棍棒將受難者打死或者用鋤頭直接鏟斷頭顱。受害者的血腥和慘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發出的噪音來掩蓋。有時押送來整車的女犯和兒童，劊子手們乾脆連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雙腿，活活摔死在大樹上，然後再姦污他們的母親。至今人們還能看見深深地鑲在樹幹上的小牙齒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襤褸破布。每一位獄卒都被要求執行處決，否則只能落得被處決的下場 (Mr. HIM HuY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s of S21》)。1980年，人們從這個原來美麗的龍眼種植園中挖出了8589具遺骸。1988年這裏建起了一座美麗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後面八千多個頭顱按照年齡、性別從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頂。鐘屋現已探清的129個集體葬坑至今還有43個尚未挖掘。吳哥、暹粒、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殺人場，只是沒有像圖士楞和鐘屋這樣建成博物館。
華僑的命運
在波爾布特大屠殺的年代中，柬埔寨的華僑和越僑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難。在柬的大約2萬名越南僑民幾乎被斬盡殺絕，這是1978年越南大舉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華人在1975年紅色高棉上臺之初大約有60萬，而在1979年暴政結束時只剩下了30萬。
朗諾政變之初，中國大使館曾通知華僑幹部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係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一千多僑幹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區”，加入柬人民抗美鬥爭。
實際上柬共並不歡迎這些華僑幹部，因此北京方面決定並宣佈，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方，“中共已經把你們全交給我們了!”而紅色高棉掌握政權後立即開始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
貢布、波蘿勉、柴楨、磅湛等省還發生過逮捕從城市來的華人或生長在農村的僑胞及華僑教師的“紅色恐怖”，許多人被處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發生過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從前線回來的紅色高棉戰士開進桔井市中心，把輕重機槍擺在街上，對準華人的住宅，限令全市華人立即到農村種田，並拘捕了罪名是煽動華人回國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盡酷刑後被處決。
1975年4 月金邊大疏散的200多萬人中有大約40萬華僑，那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向祖國的大使館求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柬埔寨問題專家愛德華茲說，波爾布特夢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農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華人在種族和意識上都不符合這一模式而成了整肅的物件。到了1976年，柬共內的華僑幹部被屠殺殆盡。
而在當時，我們中國人又看到了些什麼呢？我們看到和藹可親的波爾布特同志時而在大寨參觀，和郭鳳蓮女士親切交談，時而在下榻的賓館庭院裏和工人們一起弄花剪草，時而被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層人士親切接見，一派鶯歌燕舞。如果你沒有去過柬埔寨，沒有去看過S21和鐘屋，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和你同一個年代，在離你並不太遠的地方曾經發生過那麼可怕的事情。
1978年耶誕節，越南10萬“志願軍”大舉進攻柬埔寨。民心喪盡的紅色高棉政權在兩周內即告崩潰，波爾布特倉惶逃入邊境叢林。1979年1月7日金邊淪陷。越南人到處所見不是奮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興高采烈、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柬埔寨百姓。無論如何是這支軍隊終結了無明的屠殺，驅散了死亡的恐懼。
在越軍入侵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國大使館在大使孫剛的帶領下居然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並在雨中睡覺。後來在森林裏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象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47天，七個人差點餓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揚子晚報》)。
1979年2月，中越戰爭爆發。
結束語
在波爾布特執政的短短3年8個月時間裏柬埔寨人口驟減了三分之一(《國際統計年鑒》1995年版），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紅色高棉在奪取政權之後迅速達到完全喪失理性的顛峰。
在速度上，它超過史達林的肅反；
在廣泛性上超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在殘暴和野蠻的程度上超過希特勒納粹；
在毀國毀民的程度上超過非洲的盧旺達；
在死亡人數和國民人口相對值上它創造了世界紀錄。
人類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戰爭而沒有不得已的大屠殺，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殺也超出了人類正常思維的底線，其性質使所有史學家至今難下定義。就連英文辭彙Genocide(有計劃的滅種和屠殺)也不準確，因為它既不是種族間的，也不是地域間的，既不是利益間的，也不是宗教間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識形態間的。因為除了波爾布特臨終前的譫妄--“我沒有屠殺，我只是在戰鬥”，至今也沒有什麼理論或者著作來說明或解釋它。
人們只能說這是一個瘋子在向全人類挑戰，向人性的底線挑戰。這是一場向著毀滅人類也毀滅自己的黑暗高歌猛進的種族自殺。這樣反人類、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類似癌細胞一樣的政治產物居然出現在離我們並不遙遠，甚至可以說非常接近的20世紀70年代，這令所有研究人類野蠻行為、人類大屠殺事件和柬埔寨問題的專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炎黃春秋》2008年第4期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眾假期。這個全體國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國家節日，卻有著個駭人的名字：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 (大屠殺逾越日)。
實際上，這一天是1979年越南軍隊攻陷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日子。儘管歷史學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歷史觀來定義它--從“解放日”到“淪陷日”，但柬埔寨人固執地將其定義為“終結大屠殺”的日子。無論你把越南人稱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們(而不是別的什麼人)，將一場高棉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最無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殺戛然終止。倖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設立了這樣一個節日，用以紀念他們的功德，哀悼數以百萬計的被屠殺者以及展示這空前無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後人。
第一次大屠殺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結束在蘇聯的訪問即將前往北京。就在赴機場的途中被送行的蘇聯總理柯西金告知:“你的國民議會剛剛舉行了一次剝奪您的權力的表決。”這位長期沉溺於電影而疏于國事的國王被美國人暗中操控的朗諾－施裏瑪達政治集團廢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國政府最堅定的支持。如今45歲以上的人大概都還記得，當年正在“文革”的中國一片肅殺的螢屏和銀幕上，從此無時無刻不是這位優雅的親王和他美麗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幾個人知道，這時還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這個在後來的很多年都被我們一些人親切地稱作“波爾布特同志”的人，尚隱在流亡國王的陰影下，沉默而低調。他就是柬共總書記、“紅色高棉”領導人，當時還叫做“沙羅紹特”。
這是他第N次來北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這個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裏也決不會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將要帶給他的國家和人民的是什麼，無論是他的國王還是他的中國老師都未能預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國和南越軍隊大舉入侵柬埔寨，意在徹底消滅退入柬埔寨柬共佔領區與政府軍對抗的北越軍隊。其實美國人從1969年起就秘密實施了對這些地區的轟炸，一直持續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國會制止。其間數以萬計的柬埔寨平民喪生在B52魔影似的機翼下，還有更多的人民流離失所。3月的政變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強烈的仇恨，悲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並將他們稱作紅色高棉。其實絕大部分人民對於共產黨，對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一無所知，他們加入紅色高棉完全是為他們的國王而戰。急劇擴大的紅色高棉和北越結成軍事聯盟，迅速控制了大半個柬埔寨。
美國人在戰略和戰術上都犯下了無法逆轉的巨大錯誤，應了毛澤東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國從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諾逃往國外，17日紅色高棉攻陷金邊。從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經歷了5年殘酷戰爭的南亞小國柬埔寨已經是滿目瘡痍，氣息奄奄，誰料到這卻是她更加深重苦難的開始。
1975年4月17日，身著黑衣的紅色高棉部隊(俗稱烏衫兵)進入金邊。僅僅兩天之後金邊全城聽到了一個令人戰慄的聲音--“父親和母親們，我們不得不離開城市!美國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們馬上就要開始轟炸!”年輕兇悍的紅色高棉戰士手握來福槍，食指就扣在扳機上，繞著手無寸鐵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們連一點收拾行裝的時間都不給，喊聲未落就開始遍地搜尋不肯離去的人，稍有遲疑立即被當街處決，槍聲在每條街巷響起。數以百萬計的男女老幼慌不擇路地蜂湧而出，卻並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歸的親人便遭集體殺害。有的闔家不願離城而躲在房內競遭炮擊。正在搶救病人的醫生、護士只因延誤了撤離時間，也死於槍口之下。成千上萬的民居門窗大開，陽臺上還飄揚著剛剛晾曬的衣服。赤日炎炎，沒有食品和水，嬰兒被丟棄在道旁和稻田裏，許多人倒斃途中。一旦倒下，卡車就直接從他們身體上壓過去。屍體鋪滿了道路。數不清的骨頭、肉體、頭髮、下巴、耳朵被載重的卡車迅速壓平以清理道路。人們紛紛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證甚至手錶丟進水塘，因為這些東西隨時都能招來殺身之禍。擁有200萬人口的金邊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空城(摘自Mr.CHUM MEI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s of S21》，他是大疏散親歷者和圖士楞監獄7位倖存者之一，因可為監獄當局修理汽車引擎而免於一死)。同樣的場景也在馬德望、磅湛、貢布、柴楨、實居、菩薩、磅濤揚、茶膠、磅同、磅遜等其他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來的人們長途跋涉，投奔鄉下親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蕪人煙的深山密林裏安家落戶。由於缺乏起碼的工具，許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種的方式生存。口糧嚴重不足，醫藥奇缺，又有大批人死於霍亂、瘧疾和水土不服。
令許多活下來的人至今都不敢輕易回憶起的這次大遷徙以其毫無理性、野蠻和血腥聞名於世，他的導演者就是我們“親愛的波爾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號大哥”
這個本名沙羅紹特、1975年4月紅色高棉執政後才更名為波爾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於磅同省磅斯外縣波列斯布村一個擁有20公頃土地的富裕農民家庭，6歲起到金邊蓮花寺裏學習柬文，9歲出家當和尚，12歲還俗，直到15歲才進學校，先後就讀於磅湛和金邊的中學，1949年畢業於柬埔寨當時唯一的技術專科學校--金邊技術學校並以良好的成績獲得到法國留學的獎學金。在巴黎他就讀於沃日拉爾無線電學校並很快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與十幾位留法柬埔寨學生在1950年暑假組織了海外第一個“柬埔寨馬克思主義小組”，其中一些成為後來柬埔寨共產黨的骨幹。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勞動，參加修建札格拉布市的一條公路。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社會主義國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國立即加入了叢林抗法武裝鬥爭，是留學生回國參加實際鬥爭最早的一個。當年他第一次秘密潛入中國，在南方某地參加了軍政訓練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並沒有自己的組織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控制的“高棉解放運動”，他在1953年1月加入該組織。這是一個由越南人控制的組織，從政治、理論、戰略到物資、經費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縱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據日內瓦和平協定，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導致“高棉解放運動”失去領導人而幾乎解體，卻紿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運動獨立城長發展起來的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波爾布特語)。
1955年起柬埔寨人開始籌備成立自己的政黨。在此期間波爾布特又一次進入中國南部的遊擊戰訓練營地深造。
1957年党的章程和路線起草就緒，經過兩年時間的全黨討論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邊火車站附近正式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高棉勞動者党”。當時參加會議的有11個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當時全國約1000名正式黨員。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由三人組成，總書記杜薩木，農謝副書記，波爾布特是常委。1962年總書記杜薩木被政府軍殺害，波爾布特當選為總書記。1966年“高棉勞動者党”正式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人民稱之為“赤柬”即紅色高棉。1963年波爾布特的名字出現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緝名單上。1965年他從柬埔寨，穿過寮國(老撾)步行到達河內，以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個月的時間學習了有關党與國家建設的理論。胡志明三次會見他。但他和越南勞動党總書記黎筍的會談很不順利，就是在那時他才強烈感到越南不允許柬埔寨和寮國有獨立的主權地位。越南共產黨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就是所謂的“印支聯邦”。
1965年波爾布特置北越的阻攔而不顧再次到中國訪問並逗留到次年2月。這期間他會見了中共高層幾位人物但沒有見到毛澤東主席。中國當時的理論權威陳伯達等人給他講述了“中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共產國際”等理論。後來波爾布特又多次到中國與越南取回“革命真經”。尤其是1965年與康生的會見，對他產生了可怕的影響，那一套剷除內奸的“理論”令他極為欣賞。
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他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1974年的兩篇受他激賞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在中國，他見識了“大躍進”、“上山下鄉”，在朝鮮他見識了“千里馬運動”，深感茅塞頓開。1970年3月政變後西哈努克流亡中國，這位沙羅紹特同志就對中國總理周恩來說，“西哈努克已經被推翻了，我們現在宣佈接受他參加民族團結陣線”。這個據說小時候連殺雞都不忍看的佛國小僧侶就要走進歷史舞臺的聚光燈，變成“革命偉人”了。
不幸的是這個柬埔寨人並不滿足於做一位普通的“革命偉人”，他認為共產主義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都實行得不徹底，他要開創歷史的新紀錄，他要用自己的國家來做“徹底的共產主義”的試驗田。1975年的4月，這個瘋狂的政治動物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柬埔寨的“一號大哥” (《Brother Number One》David P chandler)。幾百萬城市人口盲目的、毫無準備的大遷徙就是他的第一個舉動，他迫不及待地要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哪怕是用同胞的血與白骨給他的“試驗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請聽他當政時的新政權的國歌：
紅色，紅色的血
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
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
這是革命的男女戰鬥員的血
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鬥要求而噴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幟下
血，決定了把我們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
這樣的字字滴血，句句見紅，與其叫做“歌”還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實波爾布特瘋狂的實踐並沒有相應的理論基礎，純粹的農民烏托邦意識加上從蘇、中、越、朝學來的各種大雜燴被他一股腦用在了這片可憐的“試驗田”上。
他要在經濟基礎和文明基礎都相當落後的柬埔寨實行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超級社會主義”。幾乎在一夜之間，這個“超級社會主義”就實現了：富人被消滅了，統統都是窮人；城市消滅了，人人都成了農民；曾經的“東方巴黎”--金邊，成了無人的“鬼城”；私人財產被付之一炬卻沒有什麼公有財產；貨幣被廢除了卻不建立供給制；寺廟被關閉，僧侶被強制還俗了，卻還未來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報紙、雜誌和學校一律關閉，卻沒有新的通訊管道誕生；對知識份子更是簡單到肉體消滅，連戴眼鏡都成了罪惡；家庭解體，男女勞動隊分開，吃大鍋飯，穿一樣的黑色革命服，帶一樣的紅格毛巾；婚姻由 “安卡(組織)”指定配對……
1975年6月--8月，在中國已經病重的周恩來在醫院三次會見波爾布特，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不能這樣做，共產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澤東卻盛讚“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從金邊撤出所有人口這樣的創舉，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鐘屋殺人場
和一切獨裁者一樣，出於對已經到手的政權的不自信甚至是對自己的不自信，波爾布特緊接著就要實踐他在中國“文革”時期學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在短短3年8個月執政期間波爾布特進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實踐了“七八個月就來一次”。紅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舊政權的官員和軍人遭到大規模屠殺外，商人、僧侶和知識份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對新社會有害”為由一律肉體消滅。隨後波爾布特又從黨內嗅到不詳的氣息，1976年他在黨的會議上憂心忡忡地指出“黨的軀體已經生病了”。話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經和他一起戰鬥的“兄弟們”，從巴黎的馬列小組同學到叢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層領導幾乎被處決殆盡，包括內政部長，經濟與財貿部長，農業部長，公共工程部長，情報部長，通訊、貿易、工業和橡膠種植業部長，國務委員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乃至柬共主要的兩位創始人、波爾布特的親密戰友符甯和胡榮在內，都沒有逃脫被從肉體上消滅的命運。軍隊方面，柬埔寨革命軍總參謀部人員，除總長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殺，即使宋成最終也難逃一劫，波爾布特終於在十幾年後的1997年以反叛罪將其全家11口成員全部殺光。
波爾布特為他的屠殺的冠名，每一位中國人民都耳熟能詳--“清理階級隊伍”。為了屠殺的便利．一座位于金邊市中心的高級中學--Tual Svay Prey被改建成監獄(圖士楞監獄)，又在距離這裏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殺戮中心，這就是臭名昭著於世的S21和鐘屋殺人場，所有曾經到訪過這兩處的旅遊者無不留下終生難忘的噩夢。
S21是全國最大的拘禁與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個年頭裏，超過2萬人在這裏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這裏，更多的人被送往鐘屋殺人場被有計劃地處決。紅色高棉變態地樂於展示其殘暴和野蠻，S21對每一位新進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們受刑的前後都要照相，絲毫不在意將來會成為罪證。
如今已經成為監獄博物館的S21，每一間囚室裏都貼滿了受難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歲的白髮老人，下至剛剛出生的嬰兒。這些人最後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處決了。1979年初越南軍隊佔領金邊時，S21中只有幾個囚犯還活著，他們都是依靠繪畫、機械修理或攝影技術得以活命。就在越南軍隊逼近城區的幾小時內還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們悲慘死狀的照片就掛在發現他們被肢解的房間，殘破的屍體就被埋在院子裏。S21的酷刑駭人聽聞，人們至今還能看到沾滿汙血的刑床，鏽跡斑駁的連環腳鐐，高聳的拷打架，浸泡頭顱的水缸……就連監獄的管理者以及獄卒也往往不能倖免，他們頻繁地被撤換並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軍隊兵臨城下，S2l被放棄的最後時刻，監獄長HOR處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鐘屋是個毫無懸念的“此處無人生還”的地方。囚犯們被塞進卡車，一路顛簸被送到這個絕命營。這裏沒有關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劊子手辦公室和DDT倉庫。人們首先聞到的是濃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聽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聾的歌聲。因為處決每天都在按計劃批量進行，年輕的劊子手為了節省子彈一般都是用棍棒將受難者打死或者用鋤頭直接鏟斷頭顱。受害者的血腥和慘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發出的噪音來掩蓋。有時押送來整車的女犯和兒童，劊子手們乾脆連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雙腿，活活摔死在大樹上，然後再姦污他們的母親。至今人們還能看見深深地鑲在樹幹上的小牙齒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襤褸破布。每一位獄卒都被要求執行處決，否則只能落得被處決的下場 (Mr. HIM HuY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s of S21》)。1980年，人們從這個原來美麗的龍眼種植園中挖出了8589具遺骸。1988年這裏建起了一座美麗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後面八千多個頭顱按照年齡、性別從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頂。鐘屋現已探清的129個集體葬坑至今還有43個尚未挖掘。吳哥、暹粒、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殺人場，只是沒有像圖士楞和鐘屋這樣建成博物館。
華僑的命運
在波爾布特大屠殺的年代中，柬埔寨的華僑和越僑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難。在柬的大約2萬名越南僑民幾乎被斬盡殺絕，這是1978年越南大舉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華人在1975年紅色高棉上臺之初大約有60萬，而在1979年暴政結束時只剩下了30萬。
朗諾政變之初，中國大使館曾通知華僑幹部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係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一千多僑幹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區”，加入柬人民抗美鬥爭。
實際上柬共並不歡迎這些華僑幹部，因此北京方面決定並宣佈，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方，“中共已經把你們全交給我們了!”而紅色高棉掌握政權後立即開始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
貢布、波蘿勉、柴楨、磅湛等省還發生過逮捕從城市來的華人或生長在農村的僑胞及華僑教師的“紅色恐怖”，許多人被處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發生過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從前線回來的紅色高棉戰士開進桔井市中心，把輕重機槍擺在街上，對準華人的住宅，限令全市華人立即到農村種田，並拘捕了罪名是煽動華人回國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盡酷刑後被處決。
1975年4 月金邊大疏散的200多萬人中有大約40萬華僑，那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向祖國的大使館求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柬埔寨問題專家愛德華茲說，波爾布特夢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農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華人在種族和意識上都不符合這一模式而成了整肅的物件。到了1976年，柬共內的華僑幹部被屠殺殆盡。
而在當時，我們中國人又看到了些什麼呢？我們看到和藹可親的波爾布特同志時而在大寨參觀，和郭鳳蓮女士親切交談，時而在下榻的賓館庭院裏和工人們一起弄花剪草，時而被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層人士親切接見，一派鶯歌燕舞。如果你沒有去過柬埔寨，沒有去看過S21和鐘屋，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和你同一個年代，在離你並不太遠的地方曾經發生過那麼可怕的事情。
1978年耶誕節，越南10萬“志願軍”大舉進攻柬埔寨。民心喪盡的紅色高棉政權在兩周內即告崩潰，波爾布特倉惶逃入邊境叢林。1979年1月7日金邊淪陷。越南人到處所見不是奮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興高采烈、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柬埔寨百姓。無論如何是這支軍隊終結了無明的屠殺，驅散了死亡的恐懼。
在越軍入侵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國大使館在大使孫剛的帶領下居然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並在雨中睡覺。後來在森林裏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象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47天，七個人差點餓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揚子晚報》)。
1979年2月，中越戰爭爆發。
結束語
在波爾布特執政的短短3年8個月時間裏柬埔寨人口驟減了三分之一(《國際統計年鑒》1995年版），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紅色高棉在奪取政權之後迅速達到完全喪失理性的顛峰。
在速度上，它超過史達林的肅反；
在廣泛性上超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在殘暴和野蠻的程度上超過希特勒納粹；
在毀國毀民的程度上超過非洲的盧旺達；
在死亡人數和國民人口相對值上它創造了世界紀錄。
人類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戰爭而沒有不得已的大屠殺，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殺也超出了人類正常思維的底線，其性質使所有史學家至今難下定義。就連英文辭彙Genocide(有計劃的滅種和屠殺)也不準確，因為它既不是種族間的，也不是地域間的，既不是利益間的，也不是宗教間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識形態間的。因為除了波爾布特臨終前的譫妄--“我沒有屠殺，我只是在戰鬥”，至今也沒有什麼理論或者著作來說明或解釋它。
人們只能說這是一個瘋子在向全人類挑戰，向人性的底線挑戰。這是一場向著毀滅人類也毀滅自己的黑暗高歌猛進的種族自殺。這樣反人類、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類似癌細胞一樣的政治產物居然出現在離我們並不遙遠，甚至可以說非常接近的20世紀70年代，這令所有研究人類野蠻行為、人類大屠殺事件和柬埔寨問題的專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官僚制與中國改革（丁學良）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丁學良
2009-02-13
檢視過去的二三十年，你會發現對於中國重大的社會現象，中國國內的"左派"與自由派之間，可以說在一切問題上都針鋒相對。但有一點很奇怪，兩派在一個重大問題上，卻有頗一致的觀察和由此得出的結論。
在哪個問題上？在中國的官僚特權和腐敗這個問題上。二者基本上都認定，中國近來的二三十年，官僚特權和腐敗愈演愈烈。
這個一致可以從最近網上廣泛傳閱的兩份材料上看出來。一份是由一個宣稱成立於2008年12月26日，即毛生日的所謂"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發出的"告全國人民書"。海外媒體說，該宣言不僅在網上傳，還被印成傳單在上海（不要忘了上海是文革發源地）等城市裏散發；不知道這是事實還是他們在吹牛。從網上傳的掃描檔上能夠辨認出一些關鍵的字眼，看看那些措詞，如果把時間部分掩蓋起來，你會以為又回到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比如"對於這些腐敗的黨內官僚、資產階級，我們造反有理。" "對於他們剝奪了工人階級的基本勞動權力，成千上萬的工人下崗失業，我們造反有理。" "對於他們以權謀私、錢權交易、強拆民宅、逼良為娼、吃喝嫖賭、包養二奶、腐敗透頂，我們造反有理。"火藥味十足。
這個檔如果單從政治訴求上看——因為究竟有沒有成立"中國毛主義黨"我們搞不清楚——放下這個組織存在與否不談，就它所表達出來的憤怒聲討和造反情緒，在中國倒是經常能夠聽到的。這種情緒淤積了不是一兩年，該宣言生動體現了極左派對中國社會這二三十年的觀察和總結，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中國的官僚特權腐敗趨勢越來越嚴重。
我們再看看2008年年底以來，在網上傳得極廣的那份 《憲章》。這份憲政自由主義的宣言，也照樣有很多尖銳的對中國官僚特權腐敗的批判。
這兩個文件的政治立場和提出的解決方案非常不一樣，但對那一點的觀察是一致的。回顧一下，從去年春我在 FT 中文網開設專欄以來，讀者在本專欄留下了上千條評論。如果把它們按類別來分，最多的也是對於官僚特權腐敗的評論。所以，這種一致使得做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怎樣看待二三十年來中國社會——這個社會是廣義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財政——裏面的官僚體制。
古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
我們要站在一個較高的歷史立足點上才能看得明白。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國上比較政治學課的時候，洋人教授（其中包括剛去世的亨廷頓）給我們讀的經典文獻中有一句話，到現在為止在我的腦海中都難以磨滅。那個比較政治學的開場白有一句話："古希臘是民主制度的故鄉，古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 "官僚制度"用的是 Bureaucracy，海外很多學者把它譯成"科層制度"。我還是用人們熟悉的字眼官僚體系或制度。但是要強調，我這裏講的官僚制度並不完全是貶義的，而是一個中性的分析字眼。
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因為中國在全世界，對把官僚制從初始形態發展到現在這樣無比複雜的形態作出了最持續和最大的貢獻。撇開官僚制，就沒辦法講中國的政治經濟史。我們都知道，中國早在兩千年前就有科舉制的萌芽，然後代代發展。這個制度在十八世紀又通過東印度公司輸到歐洲，成為英國等國的現代文官制的參照源之一。
回顧歷史得到的基本結論是，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體系和社會管理制度的最核心傳統，就是官僚制。該官僚體制在二十世紀只有兩個簡短時間裏受到嚴重衝擊，而這兩個嚴重衝擊一方面衝破了平民百姓極端痛恨的官僚專制，但同時也帶來巨大的災難。所以這是個基本的悖論。你看看中國兩千多年來，特別是過去一百多年來政治和社會的變遷，有了官僚制，一方面才會有穩定，另一方面也才會有我們所看到的嚴重腐敗和特權。如果痛恨官僚腐敗和特權，要打碎它，又會有動亂。這是一個悲劇性的兩難局面。
二十世紀中國官僚制受到嚴重打擊的兩個簡短時候，一是世紀初的軍閥時代。軍閥制度是軍人當政，那時確實看不到在中國歷史上千百年裏文官輔佐著皇帝統治龐大社會、窒息民間活力的局面，但軍閥混戰也給中國帶來災難。
第二個時期就是文革。毛發動文革的動機非常複雜，但至少有一點是他對1949年後建立起來的官僚制度不滿，既有官僚體系經常不聽他話的原因，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一線領導的控制之下，使毛覺得大權旁落；但同時也有部分原因是毛對共產黨官僚體系弊病的批評。這些批評在當時頗得民心，這反映在前面提到的那個"告全國人民書"中的措詞包含的老百姓對官僚特權和腐敗的痛恨。如果沒有那些民怨，文革初期毛號召社會基層起來造當權派的反，是不可能得到那麼多人衷心擁護的。文革的動亂當然也是可怕的，所以我講是打爛還是不打爛官僚制在中國是悲劇性的兩難。
文革"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當權者1949年後首次受到全面劇烈的衝擊。三年大饑荒更不得民心，但由於幹部受害很小，所以對政局的影響不如文革。鄧小平作為書記處的總書記，也就是官僚體系的大主管，最懂得這個要害。所以毛去世鄧複出以後，他在組織上做的根本之事就是恢復被文革打得稀巴爛的官僚體制。這也是為什麼鄧能夠在毛之後迅速成為黨和政府實際的最高統治者的根本原因。他為文革中受到各種打擊的官僚們代言，使他們重新回到掌權崗位——沒有這個，鄧不可能把天下穩定下來。
官僚制度能否“創新”？
問題在於，當一步步恢復官僚體制的時候，最早遇到的老問題就是怎麼對待官僚的特權和腐敗？看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就是幹部特權。由於那個時候大家對於文革的過程記憶猶新，而那時又是中國在1949年後思想最活躍和開放的時代，人們當時提出的問題是：一方面我們不能再回到文革動亂的狀態，要搞現代化，那就需要穩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夠放任在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官僚特權和腐敗再回到我們的生活中來。所以那幾年在社會上和黨內，都有要削減官僚特權、反對腐敗的呼聲，鄧的多篇講話都是回應這個要求的。然而1989年以後，這個領域裏的真正制度創新被束之高閣，官僚特權和腐敗於是愈演愈烈。
以上的背景引導出幾個結論：第一，官僚制是中國政治最根本的傳統。第二，中國政治和社會管理的兩難就是，既不能不要官僚制，若不要它，社會管理就會大亂套。第三，但是，如果要官僚制又不對它的根本弊病進行有效制約的話，特權和腐敗就會日益加深，而它們的日益加深又是中國在過去幾百年裏促使民眾不滿、激化社會衝突、導致政治衰敗的首要原因。
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越來越把官僚體制延伸到我們這個社會的政治和行政、文化、教育、傳媒、科技、核心產業管理的一切方面。可以說，這二三十年是中國全面官僚化的黃金時代。到了目前這個時候，在全面官僚化的過程之中，一方面中國看起來越來越穩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權和腐敗越來越深化、精緻化和全面化。而它所造成的社會反彈，是中國社會裏越來越趨極端主義的反抗呼聲，它們使你想起文革。國內有些學者把它稱為中國社會的法西斯主義情緒化。這種可怕情緒是上下惡性互動的結果，暴政導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上面提及的那份“告全國人民書”，反映的就是這情緒。
有個細節我印象很深刻。去年12月中旬，我正在準備給學生的參考書，有一本是研究中國文革的權威 MacFarquhar的《毛澤東的最後一場革命》。我正拿著書走出辦公室時，來了一位資深訪客，他一直是在中國參與改革政策研究的，到香港來出席一個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國際會議。看到我手裏的書，他笑了笑說，很難講文革就是毛旗幟下的最後一場革命，現在又有很多人鼓吹用文革的方式來對付特權和腐敗。他親身體驗了從1976年到現在的整個中國的變遷，感覺是切身和敏銳的。近年來中國社會裏，確實看到很多人出於不同的動機和目的，以毛在文革期間對" 黨內資產階級"、對特權和腐敗的批評作為旗幟，來不僅是反思中國改革開放30年、而且是提倡激烈對抗性的政治行為。如何對付官僚特權與腐敗？
對我這樣的研究者來講，一方面對文革中的殘暴行為、文革對於中國社會帶來的破壞，永不能忘懷。但另一方面我也憂慮的看到，隨著改革過程中腐敗和特權越來越嚴重、官僚權力越來越不受制約、官商勾結得到的好處越來越多，文革式政治似乎又成了解決中國毛病的一劑猛藥——這種觀念和情緒在中國社會裏一天比一天強烈，你喜歡不喜歡都要正視。
我們再來看看比較政治學上的一些教訓，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二十世紀提供了至少四種可能的方法。
第一種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都試過，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試過，那就是軍人當政。特別像巴基斯坦、印尼、非洲、拉丁美洲，發生過多起由軍人、尤其是少壯派軍人的幹政，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敗無能，社會矛盾日益衝突，軍人以救國委員會的名義上臺。可是看看凡是軍人當政的國家，他們只不過是用槍桿子趕走了腐敗的文官集團，但並沒有用槍桿子來推動經濟長時期的發展。巴基斯坦知識份子在與我們開會時講，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敵人，但巴基斯坦大部分知識份子都羡慕印度，為什麼？印度沒有軍人當政，雖然也有腐敗，但至少印度的體制使得大部分時候政府還是在推動現代化。巴基斯坦大部分都是軍人專制，其後果，不過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廣泛腐敗變成軍人集團的封閉性腐敗，同時軍人又不懂搞好經濟。所以這種方式在極短的時間裏能趕走一個腐敗的文官體制，但不可能使國家社會經濟上長時間發展。
第二條路子是暴民政治。這個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這就是毛澤東的辦法。我不同意他的理論，但他確實在思考這些問題。直到文革初，毛才認為找到了一個辦法，來解決官僚體制特權腐敗的問題，所以他才把文革的辦法稱為比巴黎公社的意義還大。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約束的暴民運動，狂風驟雨般的衝垮腐敗特權的官僚體制。但是看看中國文革導致了什麼結果，官僚體制當然被打得雞零狗碎，但同時中國社會受到全面損傷，生命財產、教育文化受到的損傷不計其數。而且像這種暴民運動必須有個保障，得有一個最高集權的統治者，具有狂暴的號召力。否則暴民政治發動不起來，因為官僚體制可以隨時幹掉你。
第三種辦法是所謂的開明專制。中國觀摩最多的，是新加坡、香港，既沒有多黨公平競爭的普選制，同時腐敗受到嚴格控制。中國高層這些年來最想引進的就是這種體制，但是這種開明專制整體上對中國不適合，雖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參照。因為大環境不一樣，最大的區別就是規模，新加坡400多萬人，香港700萬人，等於中國一個中等城市，中國13億人口的社會怎麼可能像它們，在拒絕民眾參政和治理腐敗之間得到平衡呢？
第四種就是開放民眾參政、推進公平政治競爭，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尼。蘇哈托當政雖然推翻了腐敗的蘇加諾政權，也帶來一定的經濟發展，但以後蘇哈托集團及其家族勢力愈益腐敗，把印尼經濟搞垮了。印尼曾被認為在蘇哈托下臺後，最可能出現暴民政治和種族屠殺，因為全國幾千個島嶼、幾百個部落。但十多年來，民主化的方向明確，步子雖然搖搖晃晃，一步步走過來，對腐敗在高層的抑制效果很顯著。很基本的一點就是媒體開放，然後最高層讓法律系統獨立運轉。一個社會對付腐敗最重要的兩個工具，一是透明的媒體，二是司法獨立，如果這兩個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團的控制之下，他們永遠也不可能自砍手腳。印尼的進步很鼓勵人。
所以，把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和比較政治放在廣闊的背景上看，我們就可以把本篇話題聚到一個基本的思路上。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的官僚制恢復和發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社會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過程中，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大，受不到有效約束的官僚特權越來越促使腐敗的精緻化、深化和全面化。同時期裏，中國民間以及中國體制內的那些正義的、公正的反腐敗訴求，卻越來越被邊緣化，起不了制衡作用。於是可悲的，中國社會裏文革式政治的情緒重新抬頭，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上述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的四種方法，二十世紀的中國已經試過兩種半，即軍閥的、暴民的、半開明專制的，均無效，但又拒絕第四種。
2009-02-13
檢視過去的二三十年，你會發現對於中國重大的社會現象，中國國內的"左派"與自由派之間，可以說在一切問題上都針鋒相對。但有一點很奇怪，兩派在一個重大問題上，卻有頗一致的觀察和由此得出的結論。
在哪個問題上？在中國的官僚特權和腐敗這個問題上。二者基本上都認定，中國近來的二三十年，官僚特權和腐敗愈演愈烈。
這個一致可以從最近網上廣泛傳閱的兩份材料上看出來。一份是由一個宣稱成立於2008年12月26日，即毛生日的所謂"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發出的"告全國人民書"。海外媒體說，該宣言不僅在網上傳，還被印成傳單在上海（不要忘了上海是文革發源地）等城市裏散發；不知道這是事實還是他們在吹牛。從網上傳的掃描檔上能夠辨認出一些關鍵的字眼，看看那些措詞，如果把時間部分掩蓋起來，你會以為又回到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比如"對於這些腐敗的黨內官僚、資產階級，我們造反有理。" "對於他們剝奪了工人階級的基本勞動權力，成千上萬的工人下崗失業，我們造反有理。" "對於他們以權謀私、錢權交易、強拆民宅、逼良為娼、吃喝嫖賭、包養二奶、腐敗透頂，我們造反有理。"火藥味十足。
這個檔如果單從政治訴求上看——因為究竟有沒有成立"中國毛主義黨"我們搞不清楚——放下這個組織存在與否不談，就它所表達出來的憤怒聲討和造反情緒，在中國倒是經常能夠聽到的。這種情緒淤積了不是一兩年，該宣言生動體現了極左派對中國社會這二三十年的觀察和總結，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中國的官僚特權腐敗趨勢越來越嚴重。
我們再看看2008年年底以來，在網上傳得極廣的那份 《憲章》。這份憲政自由主義的宣言，也照樣有很多尖銳的對中國官僚特權腐敗的批判。
這兩個文件的政治立場和提出的解決方案非常不一樣，但對那一點的觀察是一致的。回顧一下，從去年春我在 FT 中文網開設專欄以來，讀者在本專欄留下了上千條評論。如果把它們按類別來分，最多的也是對於官僚特權腐敗的評論。所以，這種一致使得做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怎樣看待二三十年來中國社會——這個社會是廣義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財政——裏面的官僚體制。
古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
我們要站在一個較高的歷史立足點上才能看得明白。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國上比較政治學課的時候，洋人教授（其中包括剛去世的亨廷頓）給我們讀的經典文獻中有一句話，到現在為止在我的腦海中都難以磨滅。那個比較政治學的開場白有一句話："古希臘是民主制度的故鄉，古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 "官僚制度"用的是 Bureaucracy，海外很多學者把它譯成"科層制度"。我還是用人們熟悉的字眼官僚體系或制度。但是要強調，我這裏講的官僚制度並不完全是貶義的，而是一個中性的分析字眼。
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因為中國在全世界，對把官僚制從初始形態發展到現在這樣無比複雜的形態作出了最持續和最大的貢獻。撇開官僚制，就沒辦法講中國的政治經濟史。我們都知道，中國早在兩千年前就有科舉制的萌芽，然後代代發展。這個制度在十八世紀又通過東印度公司輸到歐洲，成為英國等國的現代文官制的參照源之一。
回顧歷史得到的基本結論是，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體系和社會管理制度的最核心傳統，就是官僚制。該官僚體制在二十世紀只有兩個簡短時間裏受到嚴重衝擊，而這兩個嚴重衝擊一方面衝破了平民百姓極端痛恨的官僚專制，但同時也帶來巨大的災難。所以這是個基本的悖論。你看看中國兩千多年來，特別是過去一百多年來政治和社會的變遷，有了官僚制，一方面才會有穩定，另一方面也才會有我們所看到的嚴重腐敗和特權。如果痛恨官僚腐敗和特權，要打碎它，又會有動亂。這是一個悲劇性的兩難局面。
二十世紀中國官僚制受到嚴重打擊的兩個簡短時候，一是世紀初的軍閥時代。軍閥制度是軍人當政，那時確實看不到在中國歷史上千百年裏文官輔佐著皇帝統治龐大社會、窒息民間活力的局面，但軍閥混戰也給中國帶來災難。
第二個時期就是文革。毛發動文革的動機非常複雜，但至少有一點是他對1949年後建立起來的官僚制度不滿，既有官僚體系經常不聽他話的原因，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一線領導的控制之下，使毛覺得大權旁落；但同時也有部分原因是毛對共產黨官僚體系弊病的批評。這些批評在當時頗得民心，這反映在前面提到的那個"告全國人民書"中的措詞包含的老百姓對官僚特權和腐敗的痛恨。如果沒有那些民怨，文革初期毛號召社會基層起來造當權派的反，是不可能得到那麼多人衷心擁護的。文革的動亂當然也是可怕的，所以我講是打爛還是不打爛官僚制在中國是悲劇性的兩難。
文革"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當權者1949年後首次受到全面劇烈的衝擊。三年大饑荒更不得民心，但由於幹部受害很小，所以對政局的影響不如文革。鄧小平作為書記處的總書記，也就是官僚體系的大主管，最懂得這個要害。所以毛去世鄧複出以後，他在組織上做的根本之事就是恢復被文革打得稀巴爛的官僚體制。這也是為什麼鄧能夠在毛之後迅速成為黨和政府實際的最高統治者的根本原因。他為文革中受到各種打擊的官僚們代言，使他們重新回到掌權崗位——沒有這個，鄧不可能把天下穩定下來。
官僚制度能否“創新”？
問題在於，當一步步恢復官僚體制的時候，最早遇到的老問題就是怎麼對待官僚的特權和腐敗？看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就是幹部特權。由於那個時候大家對於文革的過程記憶猶新，而那時又是中國在1949年後思想最活躍和開放的時代，人們當時提出的問題是：一方面我們不能再回到文革動亂的狀態，要搞現代化，那就需要穩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夠放任在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官僚特權和腐敗再回到我們的生活中來。所以那幾年在社會上和黨內，都有要削減官僚特權、反對腐敗的呼聲，鄧的多篇講話都是回應這個要求的。然而1989年以後，這個領域裏的真正制度創新被束之高閣，官僚特權和腐敗於是愈演愈烈。
以上的背景引導出幾個結論：第一，官僚制是中國政治最根本的傳統。第二，中國政治和社會管理的兩難就是，既不能不要官僚制，若不要它，社會管理就會大亂套。第三，但是，如果要官僚制又不對它的根本弊病進行有效制約的話，特權和腐敗就會日益加深，而它們的日益加深又是中國在過去幾百年裏促使民眾不滿、激化社會衝突、導致政治衰敗的首要原因。
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越來越把官僚體制延伸到我們這個社會的政治和行政、文化、教育、傳媒、科技、核心產業管理的一切方面。可以說，這二三十年是中國全面官僚化的黃金時代。到了目前這個時候，在全面官僚化的過程之中，一方面中國看起來越來越穩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權和腐敗越來越深化、精緻化和全面化。而它所造成的社會反彈，是中國社會裏越來越趨極端主義的反抗呼聲，它們使你想起文革。國內有些學者把它稱為中國社會的法西斯主義情緒化。這種可怕情緒是上下惡性互動的結果，暴政導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上面提及的那份“告全國人民書”，反映的就是這情緒。
有個細節我印象很深刻。去年12月中旬，我正在準備給學生的參考書，有一本是研究中國文革的權威 MacFarquhar的《毛澤東的最後一場革命》。我正拿著書走出辦公室時，來了一位資深訪客，他一直是在中國參與改革政策研究的，到香港來出席一個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國際會議。看到我手裏的書，他笑了笑說，很難講文革就是毛旗幟下的最後一場革命，現在又有很多人鼓吹用文革的方式來對付特權和腐敗。他親身體驗了從1976年到現在的整個中國的變遷，感覺是切身和敏銳的。近年來中國社會裏，確實看到很多人出於不同的動機和目的，以毛在文革期間對" 黨內資產階級"、對特權和腐敗的批評作為旗幟，來不僅是反思中國改革開放30年、而且是提倡激烈對抗性的政治行為。如何對付官僚特權與腐敗？
對我這樣的研究者來講，一方面對文革中的殘暴行為、文革對於中國社會帶來的破壞，永不能忘懷。但另一方面我也憂慮的看到，隨著改革過程中腐敗和特權越來越嚴重、官僚權力越來越不受制約、官商勾結得到的好處越來越多，文革式政治似乎又成了解決中國毛病的一劑猛藥——這種觀念和情緒在中國社會裏一天比一天強烈，你喜歡不喜歡都要正視。
我們再來看看比較政治學上的一些教訓，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二十世紀提供了至少四種可能的方法。
第一種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都試過，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試過，那就是軍人當政。特別像巴基斯坦、印尼、非洲、拉丁美洲，發生過多起由軍人、尤其是少壯派軍人的幹政，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敗無能，社會矛盾日益衝突，軍人以救國委員會的名義上臺。可是看看凡是軍人當政的國家，他們只不過是用槍桿子趕走了腐敗的文官集團，但並沒有用槍桿子來推動經濟長時期的發展。巴基斯坦知識份子在與我們開會時講，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敵人，但巴基斯坦大部分知識份子都羡慕印度，為什麼？印度沒有軍人當政，雖然也有腐敗，但至少印度的體制使得大部分時候政府還是在推動現代化。巴基斯坦大部分都是軍人專制，其後果，不過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廣泛腐敗變成軍人集團的封閉性腐敗，同時軍人又不懂搞好經濟。所以這種方式在極短的時間裏能趕走一個腐敗的文官體制，但不可能使國家社會經濟上長時間發展。
第二條路子是暴民政治。這個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這就是毛澤東的辦法。我不同意他的理論，但他確實在思考這些問題。直到文革初，毛才認為找到了一個辦法，來解決官僚體制特權腐敗的問題，所以他才把文革的辦法稱為比巴黎公社的意義還大。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約束的暴民運動，狂風驟雨般的衝垮腐敗特權的官僚體制。但是看看中國文革導致了什麼結果，官僚體制當然被打得雞零狗碎，但同時中國社會受到全面損傷，生命財產、教育文化受到的損傷不計其數。而且像這種暴民運動必須有個保障，得有一個最高集權的統治者，具有狂暴的號召力。否則暴民政治發動不起來，因為官僚體制可以隨時幹掉你。
第三種辦法是所謂的開明專制。中國觀摩最多的，是新加坡、香港，既沒有多黨公平競爭的普選制，同時腐敗受到嚴格控制。中國高層這些年來最想引進的就是這種體制，但是這種開明專制整體上對中國不適合，雖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參照。因為大環境不一樣，最大的區別就是規模，新加坡400多萬人，香港700萬人，等於中國一個中等城市，中國13億人口的社會怎麼可能像它們，在拒絕民眾參政和治理腐敗之間得到平衡呢？
第四種就是開放民眾參政、推進公平政治競爭，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尼。蘇哈托當政雖然推翻了腐敗的蘇加諾政權，也帶來一定的經濟發展，但以後蘇哈托集團及其家族勢力愈益腐敗，把印尼經濟搞垮了。印尼曾被認為在蘇哈托下臺後，最可能出現暴民政治和種族屠殺，因為全國幾千個島嶼、幾百個部落。但十多年來，民主化的方向明確，步子雖然搖搖晃晃，一步步走過來，對腐敗在高層的抑制效果很顯著。很基本的一點就是媒體開放，然後最高層讓法律系統獨立運轉。一個社會對付腐敗最重要的兩個工具，一是透明的媒體，二是司法獨立，如果這兩個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團的控制之下，他們永遠也不可能自砍手腳。印尼的進步很鼓勵人。
所以，把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和比較政治放在廣闊的背景上看，我們就可以把本篇話題聚到一個基本的思路上。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的官僚制恢復和發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社會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過程中，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大，受不到有效約束的官僚特權越來越促使腐敗的精緻化、深化和全面化。同時期裏，中國民間以及中國體制內的那些正義的、公正的反腐敗訴求，卻越來越被邊緣化，起不了制衡作用。於是可悲的，中國社會裏文革式政治的情緒重新抬頭，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上述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的四種方法，二十世紀的中國已經試過兩種半，即軍閥的、暴民的、半開明專制的，均無效，但又拒絕第四種。
軍工絕密863計畫與間諜案（周文思）
863計畫針對美國等西方國家
一九八六年三月，中共確定了一個快速發展科技技術的863計畫，這個計畫的主要目標是：“積極宣導國際高技術研究與發展的交流和合作。計畫施行政府主導，堅持‘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方針，選擇了生物技術、航太技術、資訊技術、雷射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七個高技術領域作為我國高技術研究發展的重點（一九九六年增加了海洋技術領域）”。自一九八三年開始到目前，中共總投資已經超過七千億美元，其中應用於軍事方面的科技技術超過百分之八十三。
一九九三年，美國情報部門經過調查，竟然發現中共的863計畫是針對美國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共軍事情報系統直接參與該計畫的指導安排甚至資金的發放，中共情報部門利用此計畫毫無顧忌地對美國進行經濟間諜活動。於是，美國安全部門數次上報美國政府及國會，強烈要求美國國會專門制定相關法律。一九九六年，美國國會通過“經濟間諜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二○○○年，美國司法部在加州聖荷西檢察官辦公室成立第一個電腦駭客及智慧財產權小組（CHIP），專門執行此法。目前在全美各地，已有二十五個類似小組。
二○○○年，美國司法部在加州聖荷西檢察官辦公室成立的這個機構不足一個月，FBI就接到了一封電子信函，這個匿名的電子信函揭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間諜的黑幕。美籍華人工程師葉飛及持有美國綠卡的中國籍公民鐘明就列入了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監視。
“經濟間諜法”第一起定罪個案
葉飛一九六七年出生於中國，居住在三藩市附近的Cupertino市。鐘明一九六六年出生於中國，居住在三藩市附近的美國矽穀San Jose市。這兩人曾就職於美國數家著名的電子公司，諸如Transmeta公司（全美達公司）、Sun Microsystems公司、NEC Electronics公司（日電公司）、Trident Microsystems公司（三叉戟公司）。而他們從事的也是非常高端的高科技技術，特別是微處理晶片額設計及製造。
二○○○年，葉飛與鐘明經過了中共政府的審核，以向中共提供最新高科技嵌入式微處理晶片設計及產品為承諾，獲得了中共政府的官方投資三百六十萬美元。兩人隨即分別在美國和中國杭州市成立了商業公司，美國公司名稱為：Supervision, Inc. ；在中國的公司名稱為：杭州中天微處理器公司。上述兩人在完成公司註冊之後，馬上就向中國相關單位提交了更多的資金申請，並與杭州市政府及某些具有中共軍方色彩的研究機構達成了相關的協定：有了這些中國機構申請資金，然後由葉飛及鐘明向中國官方提供技術及分享其商業利益，而其在中國註冊的公司也明確規定中國杭州市政府為其重要股東。
二○○一年，在三藩市國際機場，葉飛與鐘明兩人在離開美國前往中國之際，美國FBI探員逮捕了他們，同時在他們的隨身攜帶的行李中發現了大量被偷的微處理器資料及數千頁的敏感的晶片設計資料。同時也搜查出很多他們與中共政府相互聯繫及中共政府支付資金的證據。
很快，二人被以包括串謀、經濟間諜、持有偷竊商業機密、私運偷竊機密出國等十項罪名起訴。最初，二人並不認罪，美國FBI最後提供了一個重要資料，這就是在葉飛與鐘明共同使用的另一台電腦系統中隱藏的他們從美國公司私自下載的軟體代碼等重要資料。同時FBI也向法庭提供了該二人與中共反覆討價還價的檔記錄。而在該記錄中，中共檔表明，中共非常重視他們提供的技術，中共政府認為“這些技術對發展我國積體電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提高軍事應用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同時，中共政府下發檔要求中國各級政府：“每一個政府部門都要嚴格執行中央安排，各級政府要積極配合，並提供大力支持”。
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二人最終承認偷竊Sun Microsystems, Inc. 及Transmeta. Corporation，並有意圖利中國。這是自一九九六年美國實施“經濟間諜法”第一起定罪的個案。特別的是，葉飛與鐘明認罪消息傳出的當日，同樣由聖荷西檢方承辦，華人工程師孟曉東再遭到起訴。
中國海外間諜的主要資助者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國加州聖荷西聯邦法院判處涉嫌竊取商業機密的兩名華裔工程師入獄一年。而當事人也向法庭提出了赦免申請，理由是，他們在被捕後已經與美國情報機構合作，檢舉並配合美國警方破獲了另一個中國間諜案，而且當事人已經在該案件中作為美國檢方證人出現。由於此狀況發生，當事人一旦被遣返回中國，必將受到中共的嚴厲懲罰。
面對中國經濟間諜案件的不斷發生，美國政府極為震驚。在目前美國政府破獲的中國經濟間諜案件中已經有十多起被曝光，而這些案件中大約有百分之八十與中國863計畫有關，或當事人曾獲得中共863計畫的資金資助和支援。面對這樣的問題，這就不得不讓美國安全機構對中國863計畫進行關注。而中國863計畫成為中國海外間諜的行動的主要資助者，也讓西方國家對中國從事的廣泛的間諜活動感到震驚。
二○○○年成立的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在最近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重要報告，這個報告嚴重警告美國政府：“中國正日益擴大專門針對美國政府及美國企業的間諜活動，中國正在加強從美國電腦網路中獲取情報的力度。中國在積極獲得網路戰爭能力，以爭取在同美國衝突中取得優勢。”同時，該報告稱：“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國正在從美國政府資料庫中得到外交和軍事秘密，以及從美國公司裏面得到有價值的商業情報。北京擴大太空專案能力正在使美國越來越容易受到攻擊。”
毫無疑問，中共政府對西方情報是非常貪婪的，根據美國情報調查證實，中共最近高速發展並提升的太空技術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竊取美國高科技技術，而這些被竊取的技術大部分是中共以863計畫實施的。依照目前美國破獲的中國間諜案看，中國863計畫已經成為中共利用華人科學家進行間諜活動的主要支持者和資金來源，而863計畫中的軍方代表──中國國防科工委已經成為其重要的幕後操作者。
來源：爭鳴雜誌
一九八六年三月，中共確定了一個快速發展科技技術的863計畫，這個計畫的主要目標是：“積極宣導國際高技術研究與發展的交流和合作。計畫施行政府主導，堅持‘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方針，選擇了生物技術、航太技術、資訊技術、雷射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七個高技術領域作為我國高技術研究發展的重點（一九九六年增加了海洋技術領域）”。自一九八三年開始到目前，中共總投資已經超過七千億美元，其中應用於軍事方面的科技技術超過百分之八十三。
一九九三年，美國情報部門經過調查，竟然發現中共的863計畫是針對美國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共軍事情報系統直接參與該計畫的指導安排甚至資金的發放，中共情報部門利用此計畫毫無顧忌地對美國進行經濟間諜活動。於是，美國安全部門數次上報美國政府及國會，強烈要求美國國會專門制定相關法律。一九九六年，美國國會通過“經濟間諜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二○○○年，美國司法部在加州聖荷西檢察官辦公室成立第一個電腦駭客及智慧財產權小組（CHIP），專門執行此法。目前在全美各地，已有二十五個類似小組。
二○○○年，美國司法部在加州聖荷西檢察官辦公室成立的這個機構不足一個月，FBI就接到了一封電子信函，這個匿名的電子信函揭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間諜的黑幕。美籍華人工程師葉飛及持有美國綠卡的中國籍公民鐘明就列入了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監視。
“經濟間諜法”第一起定罪個案
葉飛一九六七年出生於中國，居住在三藩市附近的Cupertino市。鐘明一九六六年出生於中國，居住在三藩市附近的美國矽穀San Jose市。這兩人曾就職於美國數家著名的電子公司，諸如Transmeta公司（全美達公司）、Sun Microsystems公司、NEC Electronics公司（日電公司）、Trident Microsystems公司（三叉戟公司）。而他們從事的也是非常高端的高科技技術，特別是微處理晶片額設計及製造。
二○○○年，葉飛與鐘明經過了中共政府的審核，以向中共提供最新高科技嵌入式微處理晶片設計及產品為承諾，獲得了中共政府的官方投資三百六十萬美元。兩人隨即分別在美國和中國杭州市成立了商業公司，美國公司名稱為：Supervision, Inc. ；在中國的公司名稱為：杭州中天微處理器公司。上述兩人在完成公司註冊之後，馬上就向中國相關單位提交了更多的資金申請，並與杭州市政府及某些具有中共軍方色彩的研究機構達成了相關的協定：有了這些中國機構申請資金，然後由葉飛及鐘明向中國官方提供技術及分享其商業利益，而其在中國註冊的公司也明確規定中國杭州市政府為其重要股東。
二○○一年，在三藩市國際機場，葉飛與鐘明兩人在離開美國前往中國之際，美國FBI探員逮捕了他們，同時在他們的隨身攜帶的行李中發現了大量被偷的微處理器資料及數千頁的敏感的晶片設計資料。同時也搜查出很多他們與中共政府相互聯繫及中共政府支付資金的證據。
很快，二人被以包括串謀、經濟間諜、持有偷竊商業機密、私運偷竊機密出國等十項罪名起訴。最初，二人並不認罪，美國FBI最後提供了一個重要資料，這就是在葉飛與鐘明共同使用的另一台電腦系統中隱藏的他們從美國公司私自下載的軟體代碼等重要資料。同時FBI也向法庭提供了該二人與中共反覆討價還價的檔記錄。而在該記錄中，中共檔表明，中共非常重視他們提供的技術，中共政府認為“這些技術對發展我國積體電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提高軍事應用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同時，中共政府下發檔要求中國各級政府：“每一個政府部門都要嚴格執行中央安排，各級政府要積極配合，並提供大力支持”。
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二人最終承認偷竊Sun Microsystems, Inc. 及Transmeta. Corporation，並有意圖利中國。這是自一九九六年美國實施“經濟間諜法”第一起定罪的個案。特別的是，葉飛與鐘明認罪消息傳出的當日，同樣由聖荷西檢方承辦，華人工程師孟曉東再遭到起訴。
中國海外間諜的主要資助者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國加州聖荷西聯邦法院判處涉嫌竊取商業機密的兩名華裔工程師入獄一年。而當事人也向法庭提出了赦免申請，理由是，他們在被捕後已經與美國情報機構合作，檢舉並配合美國警方破獲了另一個中國間諜案，而且當事人已經在該案件中作為美國檢方證人出現。由於此狀況發生，當事人一旦被遣返回中國，必將受到中共的嚴厲懲罰。
面對中國經濟間諜案件的不斷發生，美國政府極為震驚。在目前美國政府破獲的中國經濟間諜案件中已經有十多起被曝光，而這些案件中大約有百分之八十與中國863計畫有關，或當事人曾獲得中共863計畫的資金資助和支援。面對這樣的問題，這就不得不讓美國安全機構對中國863計畫進行關注。而中國863計畫成為中國海外間諜的行動的主要資助者，也讓西方國家對中國從事的廣泛的間諜活動感到震驚。
二○○○年成立的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在最近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重要報告，這個報告嚴重警告美國政府：“中國正日益擴大專門針對美國政府及美國企業的間諜活動，中國正在加強從美國電腦網路中獲取情報的力度。中國在積極獲得網路戰爭能力，以爭取在同美國衝突中取得優勢。”同時，該報告稱：“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國正在從美國政府資料庫中得到外交和軍事秘密，以及從美國公司裏面得到有價值的商業情報。北京擴大太空專案能力正在使美國越來越容易受到攻擊。”
毫無疑問，中共政府對西方情報是非常貪婪的，根據美國情報調查證實，中共最近高速發展並提升的太空技術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竊取美國高科技技術，而這些被竊取的技術大部分是中共以863計畫實施的。依照目前美國破獲的中國間諜案看，中國863計畫已經成為中共利用華人科學家進行間諜活動的主要支持者和資金來源，而863計畫中的軍方代表──中國國防科工委已經成為其重要的幕後操作者。
來源：爭鳴雜誌
大眾資本主義：中國的出路（丁學良）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丁學良
2008-12-19
如前文所述，中國過去20年的發展主流，是國家資本主義及伴生的特權資本主義，其他形態的本土經濟活動都是在它們的夾縫中討飯吃。在說明這樣的發展模式必須轉型時，我得先列舉幾個他人常年研究的發現。
清華大學研究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組發現，中國的社會流動在近20年來，發生了顯著變化。他們關注的主要是，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什麼樣的人能夠有更多機會達到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上升，什麼樣的人缺乏這些機會？
據他們的經驗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間，中國很多社會基層家庭的子女，能夠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階層的機會，遠高於1990年代初之後。因為在這之前，中國的教育機會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資源，在社會裏分佈的較廣泛，家庭所承擔的教育支出較少，主要由國家買單。這樣，很多貧寒子弟可以通過高等教育，在社會裏獲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們的研究發現，1990年代初之後，中國的社會流動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紀初，就更難發現大面積的、來自中國社會底層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機會——那些既無權也無錢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們翻身的機會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等人做的。他們研究的是中國金融體系和各級政府對非國有的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在財政金融上的支援。他們的研究也發現了一個過去30年中重要的變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國的金融系統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對非國有、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相當大。然而，這種趨勢從1990年代初以後急劇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國中央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越來越大量照顧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的壟斷性國有企業。
他們強烈建議，反思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不能把30年當作一個整體。因為其間有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種研究是耶魯大學商學院教授陳志武等作的，他們分析中國每年GDP的增長，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結果發現，這塊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塊，第一是最大的一塊，被政府拿走了，即財政稅收；第二塊較小的，被城鎮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塊，則是被農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國的財政稅收相當於當年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後來的十多年裏，即從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發展，特別是非國有經濟增長迅速，使得中國政府從全部財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對處於下降趨勢——儘管總量在上升。這說明當時的中國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轉變。到了1994-1995 年，中國政府的財稅規模相對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財稅體制改革後，發生了巨變。到了2007年，中國政府的財稅已經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 年前增加了四千萬人口的規模。這個數字還不顯眼，更顯眼的，則是全國資產性的財富總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間。特別是，從1995年稅收政策改變，到2007年的12年間，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5.7倍之多。而同時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農民的人均收入只長了1.2 倍——差別實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個例子，儘管研究領域不同，但相互印證並大致吻合。
所以，中國的國富民窮，是從1990年代初開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則是中國過去的GDP增長，主要是兩個輪子拉動——政府投資和出口占了大頭，國內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來的話題。過去30年裏，中國早期推動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在鄧小平式的資本主義——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鼓勵之下，一些無權勢的人開始發財。但1990年後，先富起來的人越來越屬於權力階層及其親友。以權力來交換市場機會、以特權獲取財富等等——特權資本主義的趨勢越來越突出。
正如我說明的，特權資本主義是官僚資本主義的退化形式，國家資本主義則是它的高級形式。過去20年裏，中國的特權資本主義趨勢增強，與國家資本主義趨勢增強，是同一過程的兩面。這種發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國經濟的兩個前輪——政府支出和出口——越來越大，而居民消費的後輪越來越小。
在我看來，"內需不足"是個模糊說法，常被中國官員拿來誤導公眾。今天中國應該強調的，不應該是一般性的"拉動內需"，必須從更深層次去解構這個神話。準確地說，中國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結構調整的關鍵。
每次談到刺激經濟的時候，很多中國官員總是說，好，我們加大內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內需"的細節，絕大多數是政府投資，拉動的還是“官需”，而非 “民需”。所以，海內外眾多分析家反復說一個基本道理：在全球經濟體中，GDP中居民消費所占的比例，中國是最低的，只有35-37%，並且持續下滑。即使如印度這樣比中國還窮的國家，居民消費所占比例也達到60%左右，更不用提發達國家了。所以，中國的內需不足，嚴格地說是“民需”不足。
本次經濟危機衝擊之下，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一大車輪——出口，越來越弱化。根據FT上中國國家發改委官員的文章，北京的40000億投入中，真正加強社會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億，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億的農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這一次中國的大規模刺激方案，依舊是拉動“官需”。難怪網上有笑話說，40000億又是拿來建“萬里長城”和“阿房宮”。
中國要真正從這次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從帶有慢性病症狀的增長模式走出來，就必須讓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重大轉型，從"少數人先富起來"，轉向大眾資本主義——讓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有發財的機會、從而有遞增的民間消費能力，這才是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最重要的輪子。
走向大眾資本主義，我們應該回顧中國改革初期，在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時，在萬里、習仲勳等人的協助下，那時首要的考慮，是廣大民眾脫貧進而致富的政策。當時那麼做雖然受條件的制約，但基本目標是明確的。可是從1990年後，中國的"民富"目標越來越邊緣化。目前的衝擊，只不過是把中國1990年以後三點一面的"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的模式，即國家資本主義及其伴生的特權資本主義的風險，暴露出來。
中國走向大眾資本主義，必須增加資源和機會的公平分佈，包括創業的、職場裏升遷的、在全國各地流動和發財的等等。在各行各業裏創業和發展的資源及條件，應該大量開放給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壟斷在政府手裏、然後大量暗中輸送到權勢者親友的手裏。
中國要轉向大眾資本主義，就得在金融體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變，不能將普通民眾存在國有壟斷銀行裏的錢，沒完沒了的注入大型國有壟斷企業，而對私營企業又壓又打。現在已有讓中國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應儘早讓它們完全合法化，與國有銀行平等競爭。此外，中國還必須在反壟斷上多做實事，不能讓壟斷性的國有企業從民間吸血太多。
同時，中國政府應在人力資本方面扶持弱勢群體。很多國家在作經濟調整時，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從夕陽產業轉向朝陽產業的人，進行財政稅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職業（再）訓練和正規教育的個人成本。
中國的服務業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問題。中國服務業中，民間經營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館、洗腳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級服務行業的部分，政府控制太嚴。這一塊不放開，中國就很難出現大量高附加值的、創新的、提供高學歷者就業機會的新型第三產業。中國應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藝術、傳媒、衛生等行業的私營企業准入門檻。
只有通過綜合性的對內開放，中國才能轉變到大眾資本主義，讓更多中國的普通公民，無論是來自鄉村還是城市的，獲得更多的創業機會，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資本的機會，推出更多新型企業的機會。這對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下的中國，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如果把拉動內需仍然集中在拉動官需，中國的增長模式將難以持續。要實現從拉動官需向拉動民需的轉變，就必須讓中國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創業、發財、控制財富的機會，從"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的不平衡走出來，邁向"民富國強"的公平的可持續發展。
2008-12-19
如前文所述，中國過去20年的發展主流，是國家資本主義及伴生的特權資本主義，其他形態的本土經濟活動都是在它們的夾縫中討飯吃。在說明這樣的發展模式必須轉型時，我得先列舉幾個他人常年研究的發現。
清華大學研究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組發現，中國的社會流動在近20年來，發生了顯著變化。他們關注的主要是，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什麼樣的人能夠有更多機會達到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上升，什麼樣的人缺乏這些機會？
據他們的經驗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間，中國很多社會基層家庭的子女，能夠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階層的機會，遠高於1990年代初之後。因為在這之前，中國的教育機會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資源，在社會裏分佈的較廣泛，家庭所承擔的教育支出較少，主要由國家買單。這樣，很多貧寒子弟可以通過高等教育，在社會裏獲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們的研究發現，1990年代初之後，中國的社會流動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紀初，就更難發現大面積的、來自中國社會底層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機會——那些既無權也無錢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們翻身的機會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等人做的。他們研究的是中國金融體系和各級政府對非國有的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在財政金融上的支援。他們的研究也發現了一個過去30年中重要的變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國的金融系統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對非國有、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相當大。然而，這種趨勢從1990年代初以後急劇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國中央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越來越大量照顧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的壟斷性國有企業。
他們強烈建議，反思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不能把30年當作一個整體。因為其間有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種研究是耶魯大學商學院教授陳志武等作的，他們分析中國每年GDP的增長，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結果發現，這塊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塊，第一是最大的一塊，被政府拿走了，即財政稅收；第二塊較小的，被城鎮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塊，則是被農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國的財政稅收相當於當年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後來的十多年裏，即從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發展，特別是非國有經濟增長迅速，使得中國政府從全部財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對處於下降趨勢——儘管總量在上升。這說明當時的中國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轉變。到了1994-1995 年，中國政府的財稅規模相對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財稅體制改革後，發生了巨變。到了2007年，中國政府的財稅已經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 年前增加了四千萬人口的規模。這個數字還不顯眼，更顯眼的，則是全國資產性的財富總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間。特別是，從1995年稅收政策改變，到2007年的12年間，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5.7倍之多。而同時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農民的人均收入只長了1.2 倍——差別實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個例子，儘管研究領域不同，但相互印證並大致吻合。
所以，中國的國富民窮，是從1990年代初開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則是中國過去的GDP增長，主要是兩個輪子拉動——政府投資和出口占了大頭，國內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來的話題。過去30年裏，中國早期推動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在鄧小平式的資本主義——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鼓勵之下，一些無權勢的人開始發財。但1990年後，先富起來的人越來越屬於權力階層及其親友。以權力來交換市場機會、以特權獲取財富等等——特權資本主義的趨勢越來越突出。
正如我說明的，特權資本主義是官僚資本主義的退化形式，國家資本主義則是它的高級形式。過去20年裏，中國的特權資本主義趨勢增強，與國家資本主義趨勢增強，是同一過程的兩面。這種發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國經濟的兩個前輪——政府支出和出口——越來越大，而居民消費的後輪越來越小。
在我看來，"內需不足"是個模糊說法，常被中國官員拿來誤導公眾。今天中國應該強調的，不應該是一般性的"拉動內需"，必須從更深層次去解構這個神話。準確地說，中國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結構調整的關鍵。
每次談到刺激經濟的時候，很多中國官員總是說，好，我們加大內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內需"的細節，絕大多數是政府投資，拉動的還是“官需”，而非 “民需”。所以，海內外眾多分析家反復說一個基本道理：在全球經濟體中，GDP中居民消費所占的比例，中國是最低的，只有35-37%，並且持續下滑。即使如印度這樣比中國還窮的國家，居民消費所占比例也達到60%左右，更不用提發達國家了。所以，中國的內需不足，嚴格地說是“民需”不足。
本次經濟危機衝擊之下，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一大車輪——出口，越來越弱化。根據FT上中國國家發改委官員的文章，北京的40000億投入中，真正加強社會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億，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億的農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這一次中國的大規模刺激方案，依舊是拉動“官需”。難怪網上有笑話說，40000億又是拿來建“萬里長城”和“阿房宮”。
中國要真正從這次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從帶有慢性病症狀的增長模式走出來，就必須讓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重大轉型，從"少數人先富起來"，轉向大眾資本主義——讓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有發財的機會、從而有遞增的民間消費能力，這才是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最重要的輪子。
走向大眾資本主義，我們應該回顧中國改革初期，在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時，在萬里、習仲勳等人的協助下，那時首要的考慮，是廣大民眾脫貧進而致富的政策。當時那麼做雖然受條件的制約，但基本目標是明確的。可是從1990年後，中國的"民富"目標越來越邊緣化。目前的衝擊，只不過是把中國1990年以後三點一面的"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的模式，即國家資本主義及其伴生的特權資本主義的風險，暴露出來。
中國走向大眾資本主義，必須增加資源和機會的公平分佈，包括創業的、職場裏升遷的、在全國各地流動和發財的等等。在各行各業裏創業和發展的資源及條件，應該大量開放給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壟斷在政府手裏、然後大量暗中輸送到權勢者親友的手裏。
中國要轉向大眾資本主義，就得在金融體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變，不能將普通民眾存在國有壟斷銀行裏的錢，沒完沒了的注入大型國有壟斷企業，而對私營企業又壓又打。現在已有讓中國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應儘早讓它們完全合法化，與國有銀行平等競爭。此外，中國還必須在反壟斷上多做實事，不能讓壟斷性的國有企業從民間吸血太多。
同時，中國政府應在人力資本方面扶持弱勢群體。很多國家在作經濟調整時，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從夕陽產業轉向朝陽產業的人，進行財政稅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職業（再）訓練和正規教育的個人成本。
中國的服務業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問題。中國服務業中，民間經營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館、洗腳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級服務行業的部分，政府控制太嚴。這一塊不放開，中國就很難出現大量高附加值的、創新的、提供高學歷者就業機會的新型第三產業。中國應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藝術、傳媒、衛生等行業的私營企業准入門檻。
只有通過綜合性的對內開放，中國才能轉變到大眾資本主義，讓更多中國的普通公民，無論是來自鄉村還是城市的，獲得更多的創業機會，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資本的機會，推出更多新型企業的機會。這對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下的中國，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如果把拉動內需仍然集中在拉動官需，中國的增長模式將難以持續。要實現從拉動官需向拉動民需的轉變，就必須讓中國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創業、發財、控制財富的機會，從"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的不平衡走出來，邁向"民富國強"的公平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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