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照顧：如果一個新人犯進監，幹警對號裏管理員說，這個小照顧一下，就意味著這人犯要走所有程式，過關，頂冰箱，看彩電。。。。
2) 過關：如果沒有幹警特別交代或恰好遇到自己熟悉人在號裏混得不錯，每個新人犯都要過的一道虐待程式，全號每人打3到10拳不等，起步是每人3拳，多少看號頭對你的印象，原號中人不打則要自己挨打，如果管理員對你第一印象不錯的話，可以讓你雙手撐強打，這樣可以緩衝拳頭的衝擊力，貼牆打由於沒有緩衝，內傷很重。
3)頂冰箱：頭頂一杯水，在規定的時間內不得灑出來，至少1小時。
4)看彩電：老式看守所是24小時號內有馬桶，新式則晚上才有，看彩電就是讓受虐新囚抱著滿桶糞的馬桶，在規定時間不得放手。
5)抱鐵窗：幹警對嫌犯的處罰，雙手被銬在鐵窗上。
6)屌板鴨：雙手用手銬屌起，雙腳離地，或僅腳尖著地，這一刑罰一個小時能讓任何硬漢投降。
7)關小號：這通常是所有嫌最怕的一種處罰，在小號裏，取消所有開單，手腳用鐵鏈銬著，鐵鏈不到1米，吃喝拉撒全在這不到一米的範圍內。
8)躲貓貓：虐待遊戲，各地大致一樣，規則有小的區別，但受虐物件都必須蒙上眼睛，具體有蒙上眼睛你憑經驗可以躲拳腳的，躲過多少拳腳算結束由管理員說了算，有猜拳腳的，猜出誰打的就算結束。
9)悶燒鍋：對特別抗打的，或有幹警照顧可不打又不足以平民憤的。在嫌犯睡著後或趁其不備時用被子捂住他的頭部，全號人上前拳打腳踢。
2009年2月25日 星期三
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柬埔寨大屠殺是一個瘋子在向全人類挑戰（王曉林）
王曉林
《炎黃春秋》2008年第4期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眾假期。這個全體國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國家節日，卻有著個駭人的名字：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 (大屠殺逾越日)。
實際上，這一天是1979年越南軍隊攻陷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日子。儘管歷史學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歷史觀來定義它--從“解放日”到“淪陷日”，但柬埔寨人固執地將其定義為“終結大屠殺”的日子。無論你把越南人稱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們(而不是別的什麼人)，將一場高棉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最無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殺戛然終止。倖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設立了這樣一個節日，用以紀念他們的功德，哀悼數以百萬計的被屠殺者以及展示這空前無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後人。
第一次大屠殺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結束在蘇聯的訪問即將前往北京。就在赴機場的途中被送行的蘇聯總理柯西金告知:“你的國民議會剛剛舉行了一次剝奪您的權力的表決。”這位長期沉溺於電影而疏于國事的國王被美國人暗中操控的朗諾－施裏瑪達政治集團廢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國政府最堅定的支持。如今45歲以上的人大概都還記得，當年正在“文革”的中國一片肅殺的螢屏和銀幕上，從此無時無刻不是這位優雅的親王和他美麗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幾個人知道，這時還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這個在後來的很多年都被我們一些人親切地稱作“波爾布特同志”的人，尚隱在流亡國王的陰影下，沉默而低調。他就是柬共總書記、“紅色高棉”領導人，當時還叫做“沙羅紹特”。
這是他第N次來北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這個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裏也決不會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將要帶給他的國家和人民的是什麼，無論是他的國王還是他的中國老師都未能預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國和南越軍隊大舉入侵柬埔寨，意在徹底消滅退入柬埔寨柬共佔領區與政府軍對抗的北越軍隊。其實美國人從1969年起就秘密實施了對這些地區的轟炸，一直持續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國會制止。其間數以萬計的柬埔寨平民喪生在B52魔影似的機翼下，還有更多的人民流離失所。3月的政變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強烈的仇恨，悲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並將他們稱作紅色高棉。其實絕大部分人民對於共產黨，對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一無所知，他們加入紅色高棉完全是為他們的國王而戰。急劇擴大的紅色高棉和北越結成軍事聯盟，迅速控制了大半個柬埔寨。
美國人在戰略和戰術上都犯下了無法逆轉的巨大錯誤，應了毛澤東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國從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諾逃往國外，17日紅色高棉攻陷金邊。從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經歷了5年殘酷戰爭的南亞小國柬埔寨已經是滿目瘡痍，氣息奄奄，誰料到這卻是她更加深重苦難的開始。
1975年4月17日，身著黑衣的紅色高棉部隊(俗稱烏衫兵)進入金邊。僅僅兩天之後金邊全城聽到了一個令人戰慄的聲音--“父親和母親們，我們不得不離開城市!美國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們馬上就要開始轟炸!”年輕兇悍的紅色高棉戰士手握來福槍，食指就扣在扳機上，繞著手無寸鐵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們連一點收拾行裝的時間都不給，喊聲未落就開始遍地搜尋不肯離去的人，稍有遲疑立即被當街處決，槍聲在每條街巷響起。數以百萬計的男女老幼慌不擇路地蜂湧而出，卻並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歸的親人便遭集體殺害。有的闔家不願離城而躲在房內競遭炮擊。正在搶救病人的醫生、護士只因延誤了撤離時間，也死於槍口之下。成千上萬的民居門窗大開，陽臺上還飄揚著剛剛晾曬的衣服。赤日炎炎，沒有食品和水，嬰兒被丟棄在道旁和稻田裏，許多人倒斃途中。一旦倒下，卡車就直接從他們身體上壓過去。屍體鋪滿了道路。數不清的骨頭、肉體、頭髮、下巴、耳朵被載重的卡車迅速壓平以清理道路。人們紛紛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證甚至手錶丟進水塘，因為這些東西隨時都能招來殺身之禍。擁有200萬人口的金邊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空城(摘自Mr.CHUM MEI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s of S21》，他是大疏散親歷者和圖士楞監獄7位倖存者之一，因可為監獄當局修理汽車引擎而免於一死)。同樣的場景也在馬德望、磅湛、貢布、柴楨、實居、菩薩、磅濤揚、茶膠、磅同、磅遜等其他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來的人們長途跋涉，投奔鄉下親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蕪人煙的深山密林裏安家落戶。由於缺乏起碼的工具，許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種的方式生存。口糧嚴重不足，醫藥奇缺，又有大批人死於霍亂、瘧疾和水土不服。
令許多活下來的人至今都不敢輕易回憶起的這次大遷徙以其毫無理性、野蠻和血腥聞名於世，他的導演者就是我們“親愛的波爾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號大哥”
這個本名沙羅紹特、1975年4月紅色高棉執政後才更名為波爾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於磅同省磅斯外縣波列斯布村一個擁有20公頃土地的富裕農民家庭，6歲起到金邊蓮花寺裏學習柬文，9歲出家當和尚，12歲還俗，直到15歲才進學校，先後就讀於磅湛和金邊的中學，1949年畢業於柬埔寨當時唯一的技術專科學校--金邊技術學校並以良好的成績獲得到法國留學的獎學金。在巴黎他就讀於沃日拉爾無線電學校並很快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與十幾位留法柬埔寨學生在1950年暑假組織了海外第一個“柬埔寨馬克思主義小組”，其中一些成為後來柬埔寨共產黨的骨幹。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勞動，參加修建札格拉布市的一條公路。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社會主義國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國立即加入了叢林抗法武裝鬥爭，是留學生回國參加實際鬥爭最早的一個。當年他第一次秘密潛入中國，在南方某地參加了軍政訓練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並沒有自己的組織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控制的“高棉解放運動”，他在1953年1月加入該組織。這是一個由越南人控制的組織，從政治、理論、戰略到物資、經費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縱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據日內瓦和平協定，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導致“高棉解放運動”失去領導人而幾乎解體，卻紿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運動獨立城長發展起來的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波爾布特語)。
1955年起柬埔寨人開始籌備成立自己的政黨。在此期間波爾布特又一次進入中國南部的遊擊戰訓練營地深造。
1957年党的章程和路線起草就緒，經過兩年時間的全黨討論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邊火車站附近正式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高棉勞動者党”。當時參加會議的有11個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當時全國約1000名正式黨員。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由三人組成，總書記杜薩木，農謝副書記，波爾布特是常委。1962年總書記杜薩木被政府軍殺害，波爾布特當選為總書記。1966年“高棉勞動者党”正式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人民稱之為“赤柬”即紅色高棉。1963年波爾布特的名字出現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緝名單上。1965年他從柬埔寨，穿過寮國(老撾)步行到達河內，以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個月的時間學習了有關党與國家建設的理論。胡志明三次會見他。但他和越南勞動党總書記黎筍的會談很不順利，就是在那時他才強烈感到越南不允許柬埔寨和寮國有獨立的主權地位。越南共產黨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就是所謂的“印支聯邦”。
1965年波爾布特置北越的阻攔而不顧再次到中國訪問並逗留到次年2月。這期間他會見了中共高層幾位人物但沒有見到毛澤東主席。中國當時的理論權威陳伯達等人給他講述了“中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共產國際”等理論。後來波爾布特又多次到中國與越南取回“革命真經”。尤其是1965年與康生的會見，對他產生了可怕的影響，那一套剷除內奸的“理論”令他極為欣賞。
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他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1974年的兩篇受他激賞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在中國，他見識了“大躍進”、“上山下鄉”，在朝鮮他見識了“千里馬運動”，深感茅塞頓開。1970年3月政變後西哈努克流亡中國，這位沙羅紹特同志就對中國總理周恩來說，“西哈努克已經被推翻了，我們現在宣佈接受他參加民族團結陣線”。這個據說小時候連殺雞都不忍看的佛國小僧侶就要走進歷史舞臺的聚光燈，變成“革命偉人”了。
不幸的是這個柬埔寨人並不滿足於做一位普通的“革命偉人”，他認為共產主義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都實行得不徹底，他要開創歷史的新紀錄，他要用自己的國家來做“徹底的共產主義”的試驗田。1975年的4月，這個瘋狂的政治動物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柬埔寨的“一號大哥” (《Brother Number One》David P chandler)。幾百萬城市人口盲目的、毫無準備的大遷徙就是他的第一個舉動，他迫不及待地要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哪怕是用同胞的血與白骨給他的“試驗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請聽他當政時的新政權的國歌：
紅色，紅色的血
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
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
這是革命的男女戰鬥員的血
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鬥要求而噴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幟下
血，決定了把我們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
這樣的字字滴血，句句見紅，與其叫做“歌”還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實波爾布特瘋狂的實踐並沒有相應的理論基礎，純粹的農民烏托邦意識加上從蘇、中、越、朝學來的各種大雜燴被他一股腦用在了這片可憐的“試驗田”上。
他要在經濟基礎和文明基礎都相當落後的柬埔寨實行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超級社會主義”。幾乎在一夜之間，這個“超級社會主義”就實現了：富人被消滅了，統統都是窮人；城市消滅了，人人都成了農民；曾經的“東方巴黎”--金邊，成了無人的“鬼城”；私人財產被付之一炬卻沒有什麼公有財產；貨幣被廢除了卻不建立供給制；寺廟被關閉，僧侶被強制還俗了，卻還未來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報紙、雜誌和學校一律關閉，卻沒有新的通訊管道誕生；對知識份子更是簡單到肉體消滅，連戴眼鏡都成了罪惡；家庭解體，男女勞動隊分開，吃大鍋飯，穿一樣的黑色革命服，帶一樣的紅格毛巾；婚姻由 “安卡(組織)”指定配對……
1975年6月--8月，在中國已經病重的周恩來在醫院三次會見波爾布特，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不能這樣做，共產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澤東卻盛讚“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從金邊撤出所有人口這樣的創舉，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鐘屋殺人場
和一切獨裁者一樣，出於對已經到手的政權的不自信甚至是對自己的不自信，波爾布特緊接著就要實踐他在中國“文革”時期學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在短短3年8個月執政期間波爾布特進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實踐了“七八個月就來一次”。紅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舊政權的官員和軍人遭到大規模屠殺外，商人、僧侶和知識份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對新社會有害”為由一律肉體消滅。隨後波爾布特又從黨內嗅到不詳的氣息，1976年他在黨的會議上憂心忡忡地指出“黨的軀體已經生病了”。話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經和他一起戰鬥的“兄弟們”，從巴黎的馬列小組同學到叢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層領導幾乎被處決殆盡，包括內政部長，經濟與財貿部長，農業部長，公共工程部長，情報部長，通訊、貿易、工業和橡膠種植業部長，國務委員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乃至柬共主要的兩位創始人、波爾布特的親密戰友符甯和胡榮在內，都沒有逃脫被從肉體上消滅的命運。軍隊方面，柬埔寨革命軍總參謀部人員，除總長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殺，即使宋成最終也難逃一劫，波爾布特終於在十幾年後的1997年以反叛罪將其全家11口成員全部殺光。
波爾布特為他的屠殺的冠名，每一位中國人民都耳熟能詳--“清理階級隊伍”。為了屠殺的便利．一座位于金邊市中心的高級中學--Tual Svay Prey被改建成監獄(圖士楞監獄)，又在距離這裏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殺戮中心，這就是臭名昭著於世的S21和鐘屋殺人場，所有曾經到訪過這兩處的旅遊者無不留下終生難忘的噩夢。
S21是全國最大的拘禁與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個年頭裏，超過2萬人在這裏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這裏，更多的人被送往鐘屋殺人場被有計劃地處決。紅色高棉變態地樂於展示其殘暴和野蠻，S21對每一位新進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們受刑的前後都要照相，絲毫不在意將來會成為罪證。
如今已經成為監獄博物館的S21，每一間囚室裏都貼滿了受難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歲的白髮老人，下至剛剛出生的嬰兒。這些人最後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處決了。1979年初越南軍隊佔領金邊時，S21中只有幾個囚犯還活著，他們都是依靠繪畫、機械修理或攝影技術得以活命。就在越南軍隊逼近城區的幾小時內還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們悲慘死狀的照片就掛在發現他們被肢解的房間，殘破的屍體就被埋在院子裏。S21的酷刑駭人聽聞，人們至今還能看到沾滿汙血的刑床，鏽跡斑駁的連環腳鐐，高聳的拷打架，浸泡頭顱的水缸……就連監獄的管理者以及獄卒也往往不能倖免，他們頻繁地被撤換並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軍隊兵臨城下，S2l被放棄的最後時刻，監獄長HOR處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鐘屋是個毫無懸念的“此處無人生還”的地方。囚犯們被塞進卡車，一路顛簸被送到這個絕命營。這裏沒有關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劊子手辦公室和DDT倉庫。人們首先聞到的是濃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聽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聾的歌聲。因為處決每天都在按計劃批量進行，年輕的劊子手為了節省子彈一般都是用棍棒將受難者打死或者用鋤頭直接鏟斷頭顱。受害者的血腥和慘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發出的噪音來掩蓋。有時押送來整車的女犯和兒童，劊子手們乾脆連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雙腿，活活摔死在大樹上，然後再姦污他們的母親。至今人們還能看見深深地鑲在樹幹上的小牙齒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襤褸破布。每一位獄卒都被要求執行處決，否則只能落得被處決的下場 (Mr. HIM HuY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s of S21》)。1980年，人們從這個原來美麗的龍眼種植園中挖出了8589具遺骸。1988年這裏建起了一座美麗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後面八千多個頭顱按照年齡、性別從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頂。鐘屋現已探清的129個集體葬坑至今還有43個尚未挖掘。吳哥、暹粒、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殺人場，只是沒有像圖士楞和鐘屋這樣建成博物館。
華僑的命運
在波爾布特大屠殺的年代中，柬埔寨的華僑和越僑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難。在柬的大約2萬名越南僑民幾乎被斬盡殺絕，這是1978年越南大舉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華人在1975年紅色高棉上臺之初大約有60萬，而在1979年暴政結束時只剩下了30萬。
朗諾政變之初，中國大使館曾通知華僑幹部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係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一千多僑幹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區”，加入柬人民抗美鬥爭。
實際上柬共並不歡迎這些華僑幹部，因此北京方面決定並宣佈，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方，“中共已經把你們全交給我們了!”而紅色高棉掌握政權後立即開始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
貢布、波蘿勉、柴楨、磅湛等省還發生過逮捕從城市來的華人或生長在農村的僑胞及華僑教師的“紅色恐怖”，許多人被處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發生過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從前線回來的紅色高棉戰士開進桔井市中心，把輕重機槍擺在街上，對準華人的住宅，限令全市華人立即到農村種田，並拘捕了罪名是煽動華人回國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盡酷刑後被處決。
1975年4 月金邊大疏散的200多萬人中有大約40萬華僑，那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向祖國的大使館求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柬埔寨問題專家愛德華茲說，波爾布特夢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農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華人在種族和意識上都不符合這一模式而成了整肅的物件。到了1976年，柬共內的華僑幹部被屠殺殆盡。
而在當時，我們中國人又看到了些什麼呢？我們看到和藹可親的波爾布特同志時而在大寨參觀，和郭鳳蓮女士親切交談，時而在下榻的賓館庭院裏和工人們一起弄花剪草，時而被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層人士親切接見，一派鶯歌燕舞。如果你沒有去過柬埔寨，沒有去看過S21和鐘屋，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和你同一個年代，在離你並不太遠的地方曾經發生過那麼可怕的事情。
1978年耶誕節，越南10萬“志願軍”大舉進攻柬埔寨。民心喪盡的紅色高棉政權在兩周內即告崩潰，波爾布特倉惶逃入邊境叢林。1979年1月7日金邊淪陷。越南人到處所見不是奮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興高采烈、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柬埔寨百姓。無論如何是這支軍隊終結了無明的屠殺，驅散了死亡的恐懼。
在越軍入侵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國大使館在大使孫剛的帶領下居然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並在雨中睡覺。後來在森林裏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象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47天，七個人差點餓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揚子晚報》)。
1979年2月，中越戰爭爆發。
結束語
在波爾布特執政的短短3年8個月時間裏柬埔寨人口驟減了三分之一(《國際統計年鑒》1995年版），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紅色高棉在奪取政權之後迅速達到完全喪失理性的顛峰。
在速度上，它超過史達林的肅反；
在廣泛性上超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在殘暴和野蠻的程度上超過希特勒納粹；
在毀國毀民的程度上超過非洲的盧旺達；
在死亡人數和國民人口相對值上它創造了世界紀錄。
人類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戰爭而沒有不得已的大屠殺，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殺也超出了人類正常思維的底線，其性質使所有史學家至今難下定義。就連英文辭彙Genocide(有計劃的滅種和屠殺)也不準確，因為它既不是種族間的，也不是地域間的，既不是利益間的，也不是宗教間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識形態間的。因為除了波爾布特臨終前的譫妄--“我沒有屠殺，我只是在戰鬥”，至今也沒有什麼理論或者著作來說明或解釋它。
人們只能說這是一個瘋子在向全人類挑戰，向人性的底線挑戰。這是一場向著毀滅人類也毀滅自己的黑暗高歌猛進的種族自殺。這樣反人類、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類似癌細胞一樣的政治產物居然出現在離我們並不遙遠，甚至可以說非常接近的20世紀70年代，這令所有研究人類野蠻行為、人類大屠殺事件和柬埔寨問題的專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炎黃春秋》2008年第4期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眾假期。這個全體國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國家節日，卻有著個駭人的名字：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 (大屠殺逾越日)。
實際上，這一天是1979年越南軍隊攻陷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日子。儘管歷史學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歷史觀來定義它--從“解放日”到“淪陷日”，但柬埔寨人固執地將其定義為“終結大屠殺”的日子。無論你把越南人稱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們(而不是別的什麼人)，將一場高棉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最無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殺戛然終止。倖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設立了這樣一個節日，用以紀念他們的功德，哀悼數以百萬計的被屠殺者以及展示這空前無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後人。
第一次大屠殺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結束在蘇聯的訪問即將前往北京。就在赴機場的途中被送行的蘇聯總理柯西金告知:“你的國民議會剛剛舉行了一次剝奪您的權力的表決。”這位長期沉溺於電影而疏于國事的國王被美國人暗中操控的朗諾－施裏瑪達政治集團廢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國政府最堅定的支持。如今45歲以上的人大概都還記得，當年正在“文革”的中國一片肅殺的螢屏和銀幕上，從此無時無刻不是這位優雅的親王和他美麗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幾個人知道，這時還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這個在後來的很多年都被我們一些人親切地稱作“波爾布特同志”的人，尚隱在流亡國王的陰影下，沉默而低調。他就是柬共總書記、“紅色高棉”領導人，當時還叫做“沙羅紹特”。
這是他第N次來北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這個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裏也決不會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將要帶給他的國家和人民的是什麼，無論是他的國王還是他的中國老師都未能預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國和南越軍隊大舉入侵柬埔寨，意在徹底消滅退入柬埔寨柬共佔領區與政府軍對抗的北越軍隊。其實美國人從1969年起就秘密實施了對這些地區的轟炸，一直持續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國會制止。其間數以萬計的柬埔寨平民喪生在B52魔影似的機翼下，還有更多的人民流離失所。3月的政變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強烈的仇恨，悲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並將他們稱作紅色高棉。其實絕大部分人民對於共產黨，對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一無所知，他們加入紅色高棉完全是為他們的國王而戰。急劇擴大的紅色高棉和北越結成軍事聯盟，迅速控制了大半個柬埔寨。
美國人在戰略和戰術上都犯下了無法逆轉的巨大錯誤，應了毛澤東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國從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諾逃往國外，17日紅色高棉攻陷金邊。從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經歷了5年殘酷戰爭的南亞小國柬埔寨已經是滿目瘡痍，氣息奄奄，誰料到這卻是她更加深重苦難的開始。
1975年4月17日，身著黑衣的紅色高棉部隊(俗稱烏衫兵)進入金邊。僅僅兩天之後金邊全城聽到了一個令人戰慄的聲音--“父親和母親們，我們不得不離開城市!美國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們馬上就要開始轟炸!”年輕兇悍的紅色高棉戰士手握來福槍，食指就扣在扳機上，繞著手無寸鐵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們連一點收拾行裝的時間都不給，喊聲未落就開始遍地搜尋不肯離去的人，稍有遲疑立即被當街處決，槍聲在每條街巷響起。數以百萬計的男女老幼慌不擇路地蜂湧而出，卻並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歸的親人便遭集體殺害。有的闔家不願離城而躲在房內競遭炮擊。正在搶救病人的醫生、護士只因延誤了撤離時間，也死於槍口之下。成千上萬的民居門窗大開，陽臺上還飄揚著剛剛晾曬的衣服。赤日炎炎，沒有食品和水，嬰兒被丟棄在道旁和稻田裏，許多人倒斃途中。一旦倒下，卡車就直接從他們身體上壓過去。屍體鋪滿了道路。數不清的骨頭、肉體、頭髮、下巴、耳朵被載重的卡車迅速壓平以清理道路。人們紛紛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證甚至手錶丟進水塘，因為這些東西隨時都能招來殺身之禍。擁有200萬人口的金邊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空城(摘自Mr.CHUM MEI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s of S21》，他是大疏散親歷者和圖士楞監獄7位倖存者之一，因可為監獄當局修理汽車引擎而免於一死)。同樣的場景也在馬德望、磅湛、貢布、柴楨、實居、菩薩、磅濤揚、茶膠、磅同、磅遜等其他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來的人們長途跋涉，投奔鄉下親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蕪人煙的深山密林裏安家落戶。由於缺乏起碼的工具，許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種的方式生存。口糧嚴重不足，醫藥奇缺，又有大批人死於霍亂、瘧疾和水土不服。
令許多活下來的人至今都不敢輕易回憶起的這次大遷徙以其毫無理性、野蠻和血腥聞名於世，他的導演者就是我們“親愛的波爾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號大哥”
這個本名沙羅紹特、1975年4月紅色高棉執政後才更名為波爾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於磅同省磅斯外縣波列斯布村一個擁有20公頃土地的富裕農民家庭，6歲起到金邊蓮花寺裏學習柬文，9歲出家當和尚，12歲還俗，直到15歲才進學校，先後就讀於磅湛和金邊的中學，1949年畢業於柬埔寨當時唯一的技術專科學校--金邊技術學校並以良好的成績獲得到法國留學的獎學金。在巴黎他就讀於沃日拉爾無線電學校並很快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與十幾位留法柬埔寨學生在1950年暑假組織了海外第一個“柬埔寨馬克思主義小組”，其中一些成為後來柬埔寨共產黨的骨幹。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勞動，參加修建札格拉布市的一條公路。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社會主義國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國立即加入了叢林抗法武裝鬥爭，是留學生回國參加實際鬥爭最早的一個。當年他第一次秘密潛入中國，在南方某地參加了軍政訓練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並沒有自己的組織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控制的“高棉解放運動”，他在1953年1月加入該組織。這是一個由越南人控制的組織，從政治、理論、戰略到物資、經費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縱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據日內瓦和平協定，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導致“高棉解放運動”失去領導人而幾乎解體，卻紿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運動獨立城長發展起來的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波爾布特語)。
1955年起柬埔寨人開始籌備成立自己的政黨。在此期間波爾布特又一次進入中國南部的遊擊戰訓練營地深造。
1957年党的章程和路線起草就緒，經過兩年時間的全黨討論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邊火車站附近正式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高棉勞動者党”。當時參加會議的有11個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當時全國約1000名正式黨員。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由三人組成，總書記杜薩木，農謝副書記，波爾布特是常委。1962年總書記杜薩木被政府軍殺害，波爾布特當選為總書記。1966年“高棉勞動者党”正式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人民稱之為“赤柬”即紅色高棉。1963年波爾布特的名字出現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緝名單上。1965年他從柬埔寨，穿過寮國(老撾)步行到達河內，以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個月的時間學習了有關党與國家建設的理論。胡志明三次會見他。但他和越南勞動党總書記黎筍的會談很不順利，就是在那時他才強烈感到越南不允許柬埔寨和寮國有獨立的主權地位。越南共產黨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就是所謂的“印支聯邦”。
1965年波爾布特置北越的阻攔而不顧再次到中國訪問並逗留到次年2月。這期間他會見了中共高層幾位人物但沒有見到毛澤東主席。中國當時的理論權威陳伯達等人給他講述了“中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共產國際”等理論。後來波爾布特又多次到中國與越南取回“革命真經”。尤其是1965年與康生的會見，對他產生了可怕的影響，那一套剷除內奸的“理論”令他極為欣賞。
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他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1974年的兩篇受他激賞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在中國，他見識了“大躍進”、“上山下鄉”，在朝鮮他見識了“千里馬運動”，深感茅塞頓開。1970年3月政變後西哈努克流亡中國，這位沙羅紹特同志就對中國總理周恩來說，“西哈努克已經被推翻了，我們現在宣佈接受他參加民族團結陣線”。這個據說小時候連殺雞都不忍看的佛國小僧侶就要走進歷史舞臺的聚光燈，變成“革命偉人”了。
不幸的是這個柬埔寨人並不滿足於做一位普通的“革命偉人”，他認為共產主義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都實行得不徹底，他要開創歷史的新紀錄，他要用自己的國家來做“徹底的共產主義”的試驗田。1975年的4月，這個瘋狂的政治動物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柬埔寨的“一號大哥” (《Brother Number One》David P chandler)。幾百萬城市人口盲目的、毫無準備的大遷徙就是他的第一個舉動，他迫不及待地要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哪怕是用同胞的血與白骨給他的“試驗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請聽他當政時的新政權的國歌：
紅色，紅色的血
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
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
這是革命的男女戰鬥員的血
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鬥要求而噴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幟下
血，決定了把我們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
這樣的字字滴血，句句見紅，與其叫做“歌”還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實波爾布特瘋狂的實踐並沒有相應的理論基礎，純粹的農民烏托邦意識加上從蘇、中、越、朝學來的各種大雜燴被他一股腦用在了這片可憐的“試驗田”上。
他要在經濟基礎和文明基礎都相當落後的柬埔寨實行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超級社會主義”。幾乎在一夜之間，這個“超級社會主義”就實現了：富人被消滅了，統統都是窮人；城市消滅了，人人都成了農民；曾經的“東方巴黎”--金邊，成了無人的“鬼城”；私人財產被付之一炬卻沒有什麼公有財產；貨幣被廢除了卻不建立供給制；寺廟被關閉，僧侶被強制還俗了，卻還未來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報紙、雜誌和學校一律關閉，卻沒有新的通訊管道誕生；對知識份子更是簡單到肉體消滅，連戴眼鏡都成了罪惡；家庭解體，男女勞動隊分開，吃大鍋飯，穿一樣的黑色革命服，帶一樣的紅格毛巾；婚姻由 “安卡(組織)”指定配對……
1975年6月--8月，在中國已經病重的周恩來在醫院三次會見波爾布特，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不能這樣做，共產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澤東卻盛讚“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從金邊撤出所有人口這樣的創舉，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鐘屋殺人場
和一切獨裁者一樣，出於對已經到手的政權的不自信甚至是對自己的不自信，波爾布特緊接著就要實踐他在中國“文革”時期學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在短短3年8個月執政期間波爾布特進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實踐了“七八個月就來一次”。紅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舊政權的官員和軍人遭到大規模屠殺外，商人、僧侶和知識份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對新社會有害”為由一律肉體消滅。隨後波爾布特又從黨內嗅到不詳的氣息，1976年他在黨的會議上憂心忡忡地指出“黨的軀體已經生病了”。話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經和他一起戰鬥的“兄弟們”，從巴黎的馬列小組同學到叢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層領導幾乎被處決殆盡，包括內政部長，經濟與財貿部長，農業部長，公共工程部長，情報部長，通訊、貿易、工業和橡膠種植業部長，國務委員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乃至柬共主要的兩位創始人、波爾布特的親密戰友符甯和胡榮在內，都沒有逃脫被從肉體上消滅的命運。軍隊方面，柬埔寨革命軍總參謀部人員，除總長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殺，即使宋成最終也難逃一劫，波爾布特終於在十幾年後的1997年以反叛罪將其全家11口成員全部殺光。
波爾布特為他的屠殺的冠名，每一位中國人民都耳熟能詳--“清理階級隊伍”。為了屠殺的便利．一座位于金邊市中心的高級中學--Tual Svay Prey被改建成監獄(圖士楞監獄)，又在距離這裏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殺戮中心，這就是臭名昭著於世的S21和鐘屋殺人場，所有曾經到訪過這兩處的旅遊者無不留下終生難忘的噩夢。
S21是全國最大的拘禁與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個年頭裏，超過2萬人在這裏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這裏，更多的人被送往鐘屋殺人場被有計劃地處決。紅色高棉變態地樂於展示其殘暴和野蠻，S21對每一位新進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們受刑的前後都要照相，絲毫不在意將來會成為罪證。
如今已經成為監獄博物館的S21，每一間囚室裏都貼滿了受難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歲的白髮老人，下至剛剛出生的嬰兒。這些人最後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處決了。1979年初越南軍隊佔領金邊時，S21中只有幾個囚犯還活著，他們都是依靠繪畫、機械修理或攝影技術得以活命。就在越南軍隊逼近城區的幾小時內還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們悲慘死狀的照片就掛在發現他們被肢解的房間，殘破的屍體就被埋在院子裏。S21的酷刑駭人聽聞，人們至今還能看到沾滿汙血的刑床，鏽跡斑駁的連環腳鐐，高聳的拷打架，浸泡頭顱的水缸……就連監獄的管理者以及獄卒也往往不能倖免，他們頻繁地被撤換並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軍隊兵臨城下，S2l被放棄的最後時刻，監獄長HOR處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鐘屋是個毫無懸念的“此處無人生還”的地方。囚犯們被塞進卡車，一路顛簸被送到這個絕命營。這裏沒有關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劊子手辦公室和DDT倉庫。人們首先聞到的是濃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聽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聾的歌聲。因為處決每天都在按計劃批量進行，年輕的劊子手為了節省子彈一般都是用棍棒將受難者打死或者用鋤頭直接鏟斷頭顱。受害者的血腥和慘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發出的噪音來掩蓋。有時押送來整車的女犯和兒童，劊子手們乾脆連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雙腿，活活摔死在大樹上，然後再姦污他們的母親。至今人們還能看見深深地鑲在樹幹上的小牙齒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襤褸破布。每一位獄卒都被要求執行處決，否則只能落得被處決的下場 (Mr. HIM HuY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s of S21》)。1980年，人們從這個原來美麗的龍眼種植園中挖出了8589具遺骸。1988年這裏建起了一座美麗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後面八千多個頭顱按照年齡、性別從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頂。鐘屋現已探清的129個集體葬坑至今還有43個尚未挖掘。吳哥、暹粒、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殺人場，只是沒有像圖士楞和鐘屋這樣建成博物館。
華僑的命運
在波爾布特大屠殺的年代中，柬埔寨的華僑和越僑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難。在柬的大約2萬名越南僑民幾乎被斬盡殺絕，這是1978年越南大舉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華人在1975年紅色高棉上臺之初大約有60萬，而在1979年暴政結束時只剩下了30萬。
朗諾政變之初，中國大使館曾通知華僑幹部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係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一千多僑幹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區”，加入柬人民抗美鬥爭。
實際上柬共並不歡迎這些華僑幹部，因此北京方面決定並宣佈，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方，“中共已經把你們全交給我們了!”而紅色高棉掌握政權後立即開始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
貢布、波蘿勉、柴楨、磅湛等省還發生過逮捕從城市來的華人或生長在農村的僑胞及華僑教師的“紅色恐怖”，許多人被處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發生過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從前線回來的紅色高棉戰士開進桔井市中心，把輕重機槍擺在街上，對準華人的住宅，限令全市華人立即到農村種田，並拘捕了罪名是煽動華人回國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盡酷刑後被處決。
1975年4 月金邊大疏散的200多萬人中有大約40萬華僑，那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向祖國的大使館求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柬埔寨問題專家愛德華茲說，波爾布特夢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農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華人在種族和意識上都不符合這一模式而成了整肅的物件。到了1976年，柬共內的華僑幹部被屠殺殆盡。
而在當時，我們中國人又看到了些什麼呢？我們看到和藹可親的波爾布特同志時而在大寨參觀，和郭鳳蓮女士親切交談，時而在下榻的賓館庭院裏和工人們一起弄花剪草，時而被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層人士親切接見，一派鶯歌燕舞。如果你沒有去過柬埔寨，沒有去看過S21和鐘屋，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和你同一個年代，在離你並不太遠的地方曾經發生過那麼可怕的事情。
1978年耶誕節，越南10萬“志願軍”大舉進攻柬埔寨。民心喪盡的紅色高棉政權在兩周內即告崩潰，波爾布特倉惶逃入邊境叢林。1979年1月7日金邊淪陷。越南人到處所見不是奮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興高采烈、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柬埔寨百姓。無論如何是這支軍隊終結了無明的屠殺，驅散了死亡的恐懼。
在越軍入侵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國大使館在大使孫剛的帶領下居然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並在雨中睡覺。後來在森林裏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象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47天，七個人差點餓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揚子晚報》)。
1979年2月，中越戰爭爆發。
結束語
在波爾布特執政的短短3年8個月時間裏柬埔寨人口驟減了三分之一(《國際統計年鑒》1995年版），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紅色高棉在奪取政權之後迅速達到完全喪失理性的顛峰。
在速度上，它超過史達林的肅反；
在廣泛性上超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在殘暴和野蠻的程度上超過希特勒納粹；
在毀國毀民的程度上超過非洲的盧旺達；
在死亡人數和國民人口相對值上它創造了世界紀錄。
人類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戰爭而沒有不得已的大屠殺，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殺也超出了人類正常思維的底線，其性質使所有史學家至今難下定義。就連英文辭彙Genocide(有計劃的滅種和屠殺)也不準確，因為它既不是種族間的，也不是地域間的，既不是利益間的，也不是宗教間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識形態間的。因為除了波爾布特臨終前的譫妄--“我沒有屠殺，我只是在戰鬥”，至今也沒有什麼理論或者著作來說明或解釋它。
人們只能說這是一個瘋子在向全人類挑戰，向人性的底線挑戰。這是一場向著毀滅人類也毀滅自己的黑暗高歌猛進的種族自殺。這樣反人類、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類似癌細胞一樣的政治產物居然出現在離我們並不遙遠，甚至可以說非常接近的20世紀70年代，這令所有研究人類野蠻行為、人類大屠殺事件和柬埔寨問題的專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官僚制與中國改革（丁學良）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丁學良
2009-02-13
檢視過去的二三十年，你會發現對於中國重大的社會現象，中國國內的"左派"與自由派之間，可以說在一切問題上都針鋒相對。但有一點很奇怪，兩派在一個重大問題上，卻有頗一致的觀察和由此得出的結論。
在哪個問題上？在中國的官僚特權和腐敗這個問題上。二者基本上都認定，中國近來的二三十年，官僚特權和腐敗愈演愈烈。
這個一致可以從最近網上廣泛傳閱的兩份材料上看出來。一份是由一個宣稱成立於2008年12月26日，即毛生日的所謂"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發出的"告全國人民書"。海外媒體說，該宣言不僅在網上傳，還被印成傳單在上海（不要忘了上海是文革發源地）等城市裏散發；不知道這是事實還是他們在吹牛。從網上傳的掃描檔上能夠辨認出一些關鍵的字眼，看看那些措詞，如果把時間部分掩蓋起來，你會以為又回到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比如"對於這些腐敗的黨內官僚、資產階級，我們造反有理。" "對於他們剝奪了工人階級的基本勞動權力，成千上萬的工人下崗失業，我們造反有理。" "對於他們以權謀私、錢權交易、強拆民宅、逼良為娼、吃喝嫖賭、包養二奶、腐敗透頂，我們造反有理。"火藥味十足。
這個檔如果單從政治訴求上看——因為究竟有沒有成立"中國毛主義黨"我們搞不清楚——放下這個組織存在與否不談，就它所表達出來的憤怒聲討和造反情緒，在中國倒是經常能夠聽到的。這種情緒淤積了不是一兩年，該宣言生動體現了極左派對中國社會這二三十年的觀察和總結，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中國的官僚特權腐敗趨勢越來越嚴重。
我們再看看2008年年底以來，在網上傳得極廣的那份 《憲章》。這份憲政自由主義的宣言，也照樣有很多尖銳的對中國官僚特權腐敗的批判。
這兩個文件的政治立場和提出的解決方案非常不一樣，但對那一點的觀察是一致的。回顧一下，從去年春我在 FT 中文網開設專欄以來，讀者在本專欄留下了上千條評論。如果把它們按類別來分，最多的也是對於官僚特權腐敗的評論。所以，這種一致使得做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怎樣看待二三十年來中國社會——這個社會是廣義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財政——裏面的官僚體制。
古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
我們要站在一個較高的歷史立足點上才能看得明白。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國上比較政治學課的時候，洋人教授（其中包括剛去世的亨廷頓）給我們讀的經典文獻中有一句話，到現在為止在我的腦海中都難以磨滅。那個比較政治學的開場白有一句話："古希臘是民主制度的故鄉，古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 "官僚制度"用的是 Bureaucracy，海外很多學者把它譯成"科層制度"。我還是用人們熟悉的字眼官僚體系或制度。但是要強調，我這裏講的官僚制度並不完全是貶義的，而是一個中性的分析字眼。
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因為中國在全世界，對把官僚制從初始形態發展到現在這樣無比複雜的形態作出了最持續和最大的貢獻。撇開官僚制，就沒辦法講中國的政治經濟史。我們都知道，中國早在兩千年前就有科舉制的萌芽，然後代代發展。這個制度在十八世紀又通過東印度公司輸到歐洲，成為英國等國的現代文官制的參照源之一。
回顧歷史得到的基本結論是，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體系和社會管理制度的最核心傳統，就是官僚制。該官僚體制在二十世紀只有兩個簡短時間裏受到嚴重衝擊，而這兩個嚴重衝擊一方面衝破了平民百姓極端痛恨的官僚專制，但同時也帶來巨大的災難。所以這是個基本的悖論。你看看中國兩千多年來，特別是過去一百多年來政治和社會的變遷，有了官僚制，一方面才會有穩定，另一方面也才會有我們所看到的嚴重腐敗和特權。如果痛恨官僚腐敗和特權，要打碎它，又會有動亂。這是一個悲劇性的兩難局面。
二十世紀中國官僚制受到嚴重打擊的兩個簡短時候，一是世紀初的軍閥時代。軍閥制度是軍人當政，那時確實看不到在中國歷史上千百年裏文官輔佐著皇帝統治龐大社會、窒息民間活力的局面，但軍閥混戰也給中國帶來災難。
第二個時期就是文革。毛發動文革的動機非常複雜，但至少有一點是他對1949年後建立起來的官僚制度不滿，既有官僚體系經常不聽他話的原因，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一線領導的控制之下，使毛覺得大權旁落；但同時也有部分原因是毛對共產黨官僚體系弊病的批評。這些批評在當時頗得民心，這反映在前面提到的那個"告全國人民書"中的措詞包含的老百姓對官僚特權和腐敗的痛恨。如果沒有那些民怨，文革初期毛號召社會基層起來造當權派的反，是不可能得到那麼多人衷心擁護的。文革的動亂當然也是可怕的，所以我講是打爛還是不打爛官僚制在中國是悲劇性的兩難。
文革"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當權者1949年後首次受到全面劇烈的衝擊。三年大饑荒更不得民心，但由於幹部受害很小，所以對政局的影響不如文革。鄧小平作為書記處的總書記，也就是官僚體系的大主管，最懂得這個要害。所以毛去世鄧複出以後，他在組織上做的根本之事就是恢復被文革打得稀巴爛的官僚體制。這也是為什麼鄧能夠在毛之後迅速成為黨和政府實際的最高統治者的根本原因。他為文革中受到各種打擊的官僚們代言，使他們重新回到掌權崗位——沒有這個，鄧不可能把天下穩定下來。
官僚制度能否“創新”？
問題在於，當一步步恢復官僚體制的時候，最早遇到的老問題就是怎麼對待官僚的特權和腐敗？看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就是幹部特權。由於那個時候大家對於文革的過程記憶猶新，而那時又是中國在1949年後思想最活躍和開放的時代，人們當時提出的問題是：一方面我們不能再回到文革動亂的狀態，要搞現代化，那就需要穩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夠放任在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官僚特權和腐敗再回到我們的生活中來。所以那幾年在社會上和黨內，都有要削減官僚特權、反對腐敗的呼聲，鄧的多篇講話都是回應這個要求的。然而1989年以後，這個領域裏的真正制度創新被束之高閣，官僚特權和腐敗於是愈演愈烈。
以上的背景引導出幾個結論：第一，官僚制是中國政治最根本的傳統。第二，中國政治和社會管理的兩難就是，既不能不要官僚制，若不要它，社會管理就會大亂套。第三，但是，如果要官僚制又不對它的根本弊病進行有效制約的話，特權和腐敗就會日益加深，而它們的日益加深又是中國在過去幾百年裏促使民眾不滿、激化社會衝突、導致政治衰敗的首要原因。
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越來越把官僚體制延伸到我們這個社會的政治和行政、文化、教育、傳媒、科技、核心產業管理的一切方面。可以說，這二三十年是中國全面官僚化的黃金時代。到了目前這個時候，在全面官僚化的過程之中，一方面中國看起來越來越穩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權和腐敗越來越深化、精緻化和全面化。而它所造成的社會反彈，是中國社會裏越來越趨極端主義的反抗呼聲，它們使你想起文革。國內有些學者把它稱為中國社會的法西斯主義情緒化。這種可怕情緒是上下惡性互動的結果，暴政導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上面提及的那份“告全國人民書”，反映的就是這情緒。
有個細節我印象很深刻。去年12月中旬，我正在準備給學生的參考書，有一本是研究中國文革的權威 MacFarquhar的《毛澤東的最後一場革命》。我正拿著書走出辦公室時，來了一位資深訪客，他一直是在中國參與改革政策研究的，到香港來出席一個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國際會議。看到我手裏的書，他笑了笑說，很難講文革就是毛旗幟下的最後一場革命，現在又有很多人鼓吹用文革的方式來對付特權和腐敗。他親身體驗了從1976年到現在的整個中國的變遷，感覺是切身和敏銳的。近年來中國社會裏，確實看到很多人出於不同的動機和目的，以毛在文革期間對" 黨內資產階級"、對特權和腐敗的批評作為旗幟，來不僅是反思中國改革開放30年、而且是提倡激烈對抗性的政治行為。如何對付官僚特權與腐敗？
對我這樣的研究者來講，一方面對文革中的殘暴行為、文革對於中國社會帶來的破壞，永不能忘懷。但另一方面我也憂慮的看到，隨著改革過程中腐敗和特權越來越嚴重、官僚權力越來越不受制約、官商勾結得到的好處越來越多，文革式政治似乎又成了解決中國毛病的一劑猛藥——這種觀念和情緒在中國社會裏一天比一天強烈，你喜歡不喜歡都要正視。
我們再來看看比較政治學上的一些教訓，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二十世紀提供了至少四種可能的方法。
第一種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都試過，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試過，那就是軍人當政。特別像巴基斯坦、印尼、非洲、拉丁美洲，發生過多起由軍人、尤其是少壯派軍人的幹政，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敗無能，社會矛盾日益衝突，軍人以救國委員會的名義上臺。可是看看凡是軍人當政的國家，他們只不過是用槍桿子趕走了腐敗的文官集團，但並沒有用槍桿子來推動經濟長時期的發展。巴基斯坦知識份子在與我們開會時講，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敵人，但巴基斯坦大部分知識份子都羡慕印度，為什麼？印度沒有軍人當政，雖然也有腐敗，但至少印度的體制使得大部分時候政府還是在推動現代化。巴基斯坦大部分都是軍人專制，其後果，不過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廣泛腐敗變成軍人集團的封閉性腐敗，同時軍人又不懂搞好經濟。所以這種方式在極短的時間裏能趕走一個腐敗的文官體制，但不可能使國家社會經濟上長時間發展。
第二條路子是暴民政治。這個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這就是毛澤東的辦法。我不同意他的理論，但他確實在思考這些問題。直到文革初，毛才認為找到了一個辦法，來解決官僚體制特權腐敗的問題，所以他才把文革的辦法稱為比巴黎公社的意義還大。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約束的暴民運動，狂風驟雨般的衝垮腐敗特權的官僚體制。但是看看中國文革導致了什麼結果，官僚體制當然被打得雞零狗碎，但同時中國社會受到全面損傷，生命財產、教育文化受到的損傷不計其數。而且像這種暴民運動必須有個保障，得有一個最高集權的統治者，具有狂暴的號召力。否則暴民政治發動不起來，因為官僚體制可以隨時幹掉你。
第三種辦法是所謂的開明專制。中國觀摩最多的，是新加坡、香港，既沒有多黨公平競爭的普選制，同時腐敗受到嚴格控制。中國高層這些年來最想引進的就是這種體制，但是這種開明專制整體上對中國不適合，雖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參照。因為大環境不一樣，最大的區別就是規模，新加坡400多萬人，香港700萬人，等於中國一個中等城市，中國13億人口的社會怎麼可能像它們，在拒絕民眾參政和治理腐敗之間得到平衡呢？
第四種就是開放民眾參政、推進公平政治競爭，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尼。蘇哈托當政雖然推翻了腐敗的蘇加諾政權，也帶來一定的經濟發展，但以後蘇哈托集團及其家族勢力愈益腐敗，把印尼經濟搞垮了。印尼曾被認為在蘇哈托下臺後，最可能出現暴民政治和種族屠殺，因為全國幾千個島嶼、幾百個部落。但十多年來，民主化的方向明確，步子雖然搖搖晃晃，一步步走過來，對腐敗在高層的抑制效果很顯著。很基本的一點就是媒體開放，然後最高層讓法律系統獨立運轉。一個社會對付腐敗最重要的兩個工具，一是透明的媒體，二是司法獨立，如果這兩個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團的控制之下，他們永遠也不可能自砍手腳。印尼的進步很鼓勵人。
所以，把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和比較政治放在廣闊的背景上看，我們就可以把本篇話題聚到一個基本的思路上。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的官僚制恢復和發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社會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過程中，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大，受不到有效約束的官僚特權越來越促使腐敗的精緻化、深化和全面化。同時期裏，中國民間以及中國體制內的那些正義的、公正的反腐敗訴求，卻越來越被邊緣化，起不了制衡作用。於是可悲的，中國社會裏文革式政治的情緒重新抬頭，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上述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的四種方法，二十世紀的中國已經試過兩種半，即軍閥的、暴民的、半開明專制的，均無效，但又拒絕第四種。
2009-02-13
檢視過去的二三十年，你會發現對於中國重大的社會現象，中國國內的"左派"與自由派之間，可以說在一切問題上都針鋒相對。但有一點很奇怪，兩派在一個重大問題上，卻有頗一致的觀察和由此得出的結論。
在哪個問題上？在中國的官僚特權和腐敗這個問題上。二者基本上都認定，中國近來的二三十年，官僚特權和腐敗愈演愈烈。
這個一致可以從最近網上廣泛傳閱的兩份材料上看出來。一份是由一個宣稱成立於2008年12月26日，即毛生日的所謂"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發出的"告全國人民書"。海外媒體說，該宣言不僅在網上傳，還被印成傳單在上海（不要忘了上海是文革發源地）等城市裏散發；不知道這是事實還是他們在吹牛。從網上傳的掃描檔上能夠辨認出一些關鍵的字眼，看看那些措詞，如果把時間部分掩蓋起來，你會以為又回到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比如"對於這些腐敗的黨內官僚、資產階級，我們造反有理。" "對於他們剝奪了工人階級的基本勞動權力，成千上萬的工人下崗失業，我們造反有理。" "對於他們以權謀私、錢權交易、強拆民宅、逼良為娼、吃喝嫖賭、包養二奶、腐敗透頂，我們造反有理。"火藥味十足。
這個檔如果單從政治訴求上看——因為究竟有沒有成立"中國毛主義黨"我們搞不清楚——放下這個組織存在與否不談，就它所表達出來的憤怒聲討和造反情緒，在中國倒是經常能夠聽到的。這種情緒淤積了不是一兩年，該宣言生動體現了極左派對中國社會這二三十年的觀察和總結，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中國的官僚特權腐敗趨勢越來越嚴重。
我們再看看2008年年底以來，在網上傳得極廣的那份 《憲章》。這份憲政自由主義的宣言，也照樣有很多尖銳的對中國官僚特權腐敗的批判。
這兩個文件的政治立場和提出的解決方案非常不一樣，但對那一點的觀察是一致的。回顧一下，從去年春我在 FT 中文網開設專欄以來，讀者在本專欄留下了上千條評論。如果把它們按類別來分，最多的也是對於官僚特權腐敗的評論。所以，這種一致使得做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怎樣看待二三十年來中國社會——這個社會是廣義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財政——裏面的官僚體制。
古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
我們要站在一個較高的歷史立足點上才能看得明白。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國上比較政治學課的時候，洋人教授（其中包括剛去世的亨廷頓）給我們讀的經典文獻中有一句話，到現在為止在我的腦海中都難以磨滅。那個比較政治學的開場白有一句話："古希臘是民主制度的故鄉，古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 "官僚制度"用的是 Bureaucracy，海外很多學者把它譯成"科層制度"。我還是用人們熟悉的字眼官僚體系或制度。但是要強調，我這裏講的官僚制度並不完全是貶義的，而是一個中性的分析字眼。
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因為中國在全世界，對把官僚制從初始形態發展到現在這樣無比複雜的形態作出了最持續和最大的貢獻。撇開官僚制，就沒辦法講中國的政治經濟史。我們都知道，中國早在兩千年前就有科舉制的萌芽，然後代代發展。這個制度在十八世紀又通過東印度公司輸到歐洲，成為英國等國的現代文官制的參照源之一。
回顧歷史得到的基本結論是，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體系和社會管理制度的最核心傳統，就是官僚制。該官僚體制在二十世紀只有兩個簡短時間裏受到嚴重衝擊，而這兩個嚴重衝擊一方面衝破了平民百姓極端痛恨的官僚專制，但同時也帶來巨大的災難。所以這是個基本的悖論。你看看中國兩千多年來，特別是過去一百多年來政治和社會的變遷，有了官僚制，一方面才會有穩定，另一方面也才會有我們所看到的嚴重腐敗和特權。如果痛恨官僚腐敗和特權，要打碎它，又會有動亂。這是一個悲劇性的兩難局面。
二十世紀中國官僚制受到嚴重打擊的兩個簡短時候，一是世紀初的軍閥時代。軍閥制度是軍人當政，那時確實看不到在中國歷史上千百年裏文官輔佐著皇帝統治龐大社會、窒息民間活力的局面，但軍閥混戰也給中國帶來災難。
第二個時期就是文革。毛發動文革的動機非常複雜，但至少有一點是他對1949年後建立起來的官僚制度不滿，既有官僚體系經常不聽他話的原因，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一線領導的控制之下，使毛覺得大權旁落；但同時也有部分原因是毛對共產黨官僚體系弊病的批評。這些批評在當時頗得民心，這反映在前面提到的那個"告全國人民書"中的措詞包含的老百姓對官僚特權和腐敗的痛恨。如果沒有那些民怨，文革初期毛號召社會基層起來造當權派的反，是不可能得到那麼多人衷心擁護的。文革的動亂當然也是可怕的，所以我講是打爛還是不打爛官僚制在中國是悲劇性的兩難。
文革"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當權者1949年後首次受到全面劇烈的衝擊。三年大饑荒更不得民心，但由於幹部受害很小，所以對政局的影響不如文革。鄧小平作為書記處的總書記，也就是官僚體系的大主管，最懂得這個要害。所以毛去世鄧複出以後，他在組織上做的根本之事就是恢復被文革打得稀巴爛的官僚體制。這也是為什麼鄧能夠在毛之後迅速成為黨和政府實際的最高統治者的根本原因。他為文革中受到各種打擊的官僚們代言，使他們重新回到掌權崗位——沒有這個，鄧不可能把天下穩定下來。
官僚制度能否“創新”？
問題在於，當一步步恢復官僚體制的時候，最早遇到的老問題就是怎麼對待官僚的特權和腐敗？看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就是幹部特權。由於那個時候大家對於文革的過程記憶猶新，而那時又是中國在1949年後思想最活躍和開放的時代，人們當時提出的問題是：一方面我們不能再回到文革動亂的狀態，要搞現代化，那就需要穩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夠放任在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官僚特權和腐敗再回到我們的生活中來。所以那幾年在社會上和黨內，都有要削減官僚特權、反對腐敗的呼聲，鄧的多篇講話都是回應這個要求的。然而1989年以後，這個領域裏的真正制度創新被束之高閣，官僚特權和腐敗於是愈演愈烈。
以上的背景引導出幾個結論：第一，官僚制是中國政治最根本的傳統。第二，中國政治和社會管理的兩難就是，既不能不要官僚制，若不要它，社會管理就會大亂套。第三，但是，如果要官僚制又不對它的根本弊病進行有效制約的話，特權和腐敗就會日益加深，而它們的日益加深又是中國在過去幾百年裏促使民眾不滿、激化社會衝突、導致政治衰敗的首要原因。
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越來越把官僚體制延伸到我們這個社會的政治和行政、文化、教育、傳媒、科技、核心產業管理的一切方面。可以說，這二三十年是中國全面官僚化的黃金時代。到了目前這個時候，在全面官僚化的過程之中，一方面中國看起來越來越穩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權和腐敗越來越深化、精緻化和全面化。而它所造成的社會反彈，是中國社會裏越來越趨極端主義的反抗呼聲，它們使你想起文革。國內有些學者把它稱為中國社會的法西斯主義情緒化。這種可怕情緒是上下惡性互動的結果，暴政導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上面提及的那份“告全國人民書”，反映的就是這情緒。
有個細節我印象很深刻。去年12月中旬，我正在準備給學生的參考書，有一本是研究中國文革的權威 MacFarquhar的《毛澤東的最後一場革命》。我正拿著書走出辦公室時，來了一位資深訪客，他一直是在中國參與改革政策研究的，到香港來出席一個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國際會議。看到我手裏的書，他笑了笑說，很難講文革就是毛旗幟下的最後一場革命，現在又有很多人鼓吹用文革的方式來對付特權和腐敗。他親身體驗了從1976年到現在的整個中國的變遷，感覺是切身和敏銳的。近年來中國社會裏，確實看到很多人出於不同的動機和目的，以毛在文革期間對" 黨內資產階級"、對特權和腐敗的批評作為旗幟，來不僅是反思中國改革開放30年、而且是提倡激烈對抗性的政治行為。如何對付官僚特權與腐敗？
對我這樣的研究者來講，一方面對文革中的殘暴行為、文革對於中國社會帶來的破壞，永不能忘懷。但另一方面我也憂慮的看到，隨著改革過程中腐敗和特權越來越嚴重、官僚權力越來越不受制約、官商勾結得到的好處越來越多，文革式政治似乎又成了解決中國毛病的一劑猛藥——這種觀念和情緒在中國社會裏一天比一天強烈，你喜歡不喜歡都要正視。
我們再來看看比較政治學上的一些教訓，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二十世紀提供了至少四種可能的方法。
第一種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都試過，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試過，那就是軍人當政。特別像巴基斯坦、印尼、非洲、拉丁美洲，發生過多起由軍人、尤其是少壯派軍人的幹政，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敗無能，社會矛盾日益衝突，軍人以救國委員會的名義上臺。可是看看凡是軍人當政的國家，他們只不過是用槍桿子趕走了腐敗的文官集團，但並沒有用槍桿子來推動經濟長時期的發展。巴基斯坦知識份子在與我們開會時講，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敵人，但巴基斯坦大部分知識份子都羡慕印度，為什麼？印度沒有軍人當政，雖然也有腐敗，但至少印度的體制使得大部分時候政府還是在推動現代化。巴基斯坦大部分都是軍人專制，其後果，不過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廣泛腐敗變成軍人集團的封閉性腐敗，同時軍人又不懂搞好經濟。所以這種方式在極短的時間裏能趕走一個腐敗的文官體制，但不可能使國家社會經濟上長時間發展。
第二條路子是暴民政治。這個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這就是毛澤東的辦法。我不同意他的理論，但他確實在思考這些問題。直到文革初，毛才認為找到了一個辦法，來解決官僚體制特權腐敗的問題，所以他才把文革的辦法稱為比巴黎公社的意義還大。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約束的暴民運動，狂風驟雨般的衝垮腐敗特權的官僚體制。但是看看中國文革導致了什麼結果，官僚體制當然被打得雞零狗碎，但同時中國社會受到全面損傷，生命財產、教育文化受到的損傷不計其數。而且像這種暴民運動必須有個保障，得有一個最高集權的統治者，具有狂暴的號召力。否則暴民政治發動不起來，因為官僚體制可以隨時幹掉你。
第三種辦法是所謂的開明專制。中國觀摩最多的，是新加坡、香港，既沒有多黨公平競爭的普選制，同時腐敗受到嚴格控制。中國高層這些年來最想引進的就是這種體制，但是這種開明專制整體上對中國不適合，雖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參照。因為大環境不一樣，最大的區別就是規模，新加坡400多萬人，香港700萬人，等於中國一個中等城市，中國13億人口的社會怎麼可能像它們，在拒絕民眾參政和治理腐敗之間得到平衡呢？
第四種就是開放民眾參政、推進公平政治競爭，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尼。蘇哈托當政雖然推翻了腐敗的蘇加諾政權，也帶來一定的經濟發展，但以後蘇哈托集團及其家族勢力愈益腐敗，把印尼經濟搞垮了。印尼曾被認為在蘇哈托下臺後，最可能出現暴民政治和種族屠殺，因為全國幾千個島嶼、幾百個部落。但十多年來，民主化的方向明確，步子雖然搖搖晃晃，一步步走過來，對腐敗在高層的抑制效果很顯著。很基本的一點就是媒體開放，然後最高層讓法律系統獨立運轉。一個社會對付腐敗最重要的兩個工具，一是透明的媒體，二是司法獨立，如果這兩個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團的控制之下，他們永遠也不可能自砍手腳。印尼的進步很鼓勵人。
所以，把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和比較政治放在廣闊的背景上看，我們就可以把本篇話題聚到一個基本的思路上。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的官僚制恢復和發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社會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過程中，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大，受不到有效約束的官僚特權越來越促使腐敗的精緻化、深化和全面化。同時期裏，中國民間以及中國體制內的那些正義的、公正的反腐敗訴求，卻越來越被邊緣化，起不了制衡作用。於是可悲的，中國社會裏文革式政治的情緒重新抬頭，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上述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的四種方法，二十世紀的中國已經試過兩種半，即軍閥的、暴民的、半開明專制的，均無效，但又拒絕第四種。
軍工絕密863計畫與間諜案（周文思）
863計畫針對美國等西方國家
一九八六年三月，中共確定了一個快速發展科技技術的863計畫，這個計畫的主要目標是：“積極宣導國際高技術研究與發展的交流和合作。計畫施行政府主導，堅持‘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方針，選擇了生物技術、航太技術、資訊技術、雷射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七個高技術領域作為我國高技術研究發展的重點（一九九六年增加了海洋技術領域）”。自一九八三年開始到目前，中共總投資已經超過七千億美元，其中應用於軍事方面的科技技術超過百分之八十三。
一九九三年，美國情報部門經過調查，竟然發現中共的863計畫是針對美國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共軍事情報系統直接參與該計畫的指導安排甚至資金的發放，中共情報部門利用此計畫毫無顧忌地對美國進行經濟間諜活動。於是，美國安全部門數次上報美國政府及國會，強烈要求美國國會專門制定相關法律。一九九六年，美國國會通過“經濟間諜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二○○○年，美國司法部在加州聖荷西檢察官辦公室成立第一個電腦駭客及智慧財產權小組（CHIP），專門執行此法。目前在全美各地，已有二十五個類似小組。
二○○○年，美國司法部在加州聖荷西檢察官辦公室成立的這個機構不足一個月，FBI就接到了一封電子信函，這個匿名的電子信函揭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間諜的黑幕。美籍華人工程師葉飛及持有美國綠卡的中國籍公民鐘明就列入了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監視。
“經濟間諜法”第一起定罪個案
葉飛一九六七年出生於中國，居住在三藩市附近的Cupertino市。鐘明一九六六年出生於中國，居住在三藩市附近的美國矽穀San Jose市。這兩人曾就職於美國數家著名的電子公司，諸如Transmeta公司（全美達公司）、Sun Microsystems公司、NEC Electronics公司（日電公司）、Trident Microsystems公司（三叉戟公司）。而他們從事的也是非常高端的高科技技術，特別是微處理晶片額設計及製造。
二○○○年，葉飛與鐘明經過了中共政府的審核，以向中共提供最新高科技嵌入式微處理晶片設計及產品為承諾，獲得了中共政府的官方投資三百六十萬美元。兩人隨即分別在美國和中國杭州市成立了商業公司，美國公司名稱為：Supervision, Inc. ；在中國的公司名稱為：杭州中天微處理器公司。上述兩人在完成公司註冊之後，馬上就向中國相關單位提交了更多的資金申請，並與杭州市政府及某些具有中共軍方色彩的研究機構達成了相關的協定：有了這些中國機構申請資金，然後由葉飛及鐘明向中國官方提供技術及分享其商業利益，而其在中國註冊的公司也明確規定中國杭州市政府為其重要股東。
二○○一年，在三藩市國際機場，葉飛與鐘明兩人在離開美國前往中國之際，美國FBI探員逮捕了他們，同時在他們的隨身攜帶的行李中發現了大量被偷的微處理器資料及數千頁的敏感的晶片設計資料。同時也搜查出很多他們與中共政府相互聯繫及中共政府支付資金的證據。
很快，二人被以包括串謀、經濟間諜、持有偷竊商業機密、私運偷竊機密出國等十項罪名起訴。最初，二人並不認罪，美國FBI最後提供了一個重要資料，這就是在葉飛與鐘明共同使用的另一台電腦系統中隱藏的他們從美國公司私自下載的軟體代碼等重要資料。同時FBI也向法庭提供了該二人與中共反覆討價還價的檔記錄。而在該記錄中，中共檔表明，中共非常重視他們提供的技術，中共政府認為“這些技術對發展我國積體電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提高軍事應用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同時，中共政府下發檔要求中國各級政府：“每一個政府部門都要嚴格執行中央安排，各級政府要積極配合，並提供大力支持”。
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二人最終承認偷竊Sun Microsystems, Inc. 及Transmeta. Corporation，並有意圖利中國。這是自一九九六年美國實施“經濟間諜法”第一起定罪的個案。特別的是，葉飛與鐘明認罪消息傳出的當日，同樣由聖荷西檢方承辦，華人工程師孟曉東再遭到起訴。
中國海外間諜的主要資助者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國加州聖荷西聯邦法院判處涉嫌竊取商業機密的兩名華裔工程師入獄一年。而當事人也向法庭提出了赦免申請，理由是，他們在被捕後已經與美國情報機構合作，檢舉並配合美國警方破獲了另一個中國間諜案，而且當事人已經在該案件中作為美國檢方證人出現。由於此狀況發生，當事人一旦被遣返回中國，必將受到中共的嚴厲懲罰。
面對中國經濟間諜案件的不斷發生，美國政府極為震驚。在目前美國政府破獲的中國經濟間諜案件中已經有十多起被曝光，而這些案件中大約有百分之八十與中國863計畫有關，或當事人曾獲得中共863計畫的資金資助和支援。面對這樣的問題，這就不得不讓美國安全機構對中國863計畫進行關注。而中國863計畫成為中國海外間諜的行動的主要資助者，也讓西方國家對中國從事的廣泛的間諜活動感到震驚。
二○○○年成立的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在最近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重要報告，這個報告嚴重警告美國政府：“中國正日益擴大專門針對美國政府及美國企業的間諜活動，中國正在加強從美國電腦網路中獲取情報的力度。中國在積極獲得網路戰爭能力，以爭取在同美國衝突中取得優勢。”同時，該報告稱：“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國正在從美國政府資料庫中得到外交和軍事秘密，以及從美國公司裏面得到有價值的商業情報。北京擴大太空專案能力正在使美國越來越容易受到攻擊。”
毫無疑問，中共政府對西方情報是非常貪婪的，根據美國情報調查證實，中共最近高速發展並提升的太空技術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竊取美國高科技技術，而這些被竊取的技術大部分是中共以863計畫實施的。依照目前美國破獲的中國間諜案看，中國863計畫已經成為中共利用華人科學家進行間諜活動的主要支持者和資金來源，而863計畫中的軍方代表──中國國防科工委已經成為其重要的幕後操作者。
來源：爭鳴雜誌
一九八六年三月，中共確定了一個快速發展科技技術的863計畫，這個計畫的主要目標是：“積極宣導國際高技術研究與發展的交流和合作。計畫施行政府主導，堅持‘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方針，選擇了生物技術、航太技術、資訊技術、雷射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七個高技術領域作為我國高技術研究發展的重點（一九九六年增加了海洋技術領域）”。自一九八三年開始到目前，中共總投資已經超過七千億美元，其中應用於軍事方面的科技技術超過百分之八十三。
一九九三年，美國情報部門經過調查，竟然發現中共的863計畫是針對美國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共軍事情報系統直接參與該計畫的指導安排甚至資金的發放，中共情報部門利用此計畫毫無顧忌地對美國進行經濟間諜活動。於是，美國安全部門數次上報美國政府及國會，強烈要求美國國會專門制定相關法律。一九九六年，美國國會通過“經濟間諜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二○○○年，美國司法部在加州聖荷西檢察官辦公室成立第一個電腦駭客及智慧財產權小組（CHIP），專門執行此法。目前在全美各地，已有二十五個類似小組。
二○○○年，美國司法部在加州聖荷西檢察官辦公室成立的這個機構不足一個月，FBI就接到了一封電子信函，這個匿名的電子信函揭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間諜的黑幕。美籍華人工程師葉飛及持有美國綠卡的中國籍公民鐘明就列入了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監視。
“經濟間諜法”第一起定罪個案
葉飛一九六七年出生於中國，居住在三藩市附近的Cupertino市。鐘明一九六六年出生於中國，居住在三藩市附近的美國矽穀San Jose市。這兩人曾就職於美國數家著名的電子公司，諸如Transmeta公司（全美達公司）、Sun Microsystems公司、NEC Electronics公司（日電公司）、Trident Microsystems公司（三叉戟公司）。而他們從事的也是非常高端的高科技技術，特別是微處理晶片額設計及製造。
二○○○年，葉飛與鐘明經過了中共政府的審核，以向中共提供最新高科技嵌入式微處理晶片設計及產品為承諾，獲得了中共政府的官方投資三百六十萬美元。兩人隨即分別在美國和中國杭州市成立了商業公司，美國公司名稱為：Supervision, Inc. ；在中國的公司名稱為：杭州中天微處理器公司。上述兩人在完成公司註冊之後，馬上就向中國相關單位提交了更多的資金申請，並與杭州市政府及某些具有中共軍方色彩的研究機構達成了相關的協定：有了這些中國機構申請資金，然後由葉飛及鐘明向中國官方提供技術及分享其商業利益，而其在中國註冊的公司也明確規定中國杭州市政府為其重要股東。
二○○一年，在三藩市國際機場，葉飛與鐘明兩人在離開美國前往中國之際，美國FBI探員逮捕了他們，同時在他們的隨身攜帶的行李中發現了大量被偷的微處理器資料及數千頁的敏感的晶片設計資料。同時也搜查出很多他們與中共政府相互聯繫及中共政府支付資金的證據。
很快，二人被以包括串謀、經濟間諜、持有偷竊商業機密、私運偷竊機密出國等十項罪名起訴。最初，二人並不認罪，美國FBI最後提供了一個重要資料，這就是在葉飛與鐘明共同使用的另一台電腦系統中隱藏的他們從美國公司私自下載的軟體代碼等重要資料。同時FBI也向法庭提供了該二人與中共反覆討價還價的檔記錄。而在該記錄中，中共檔表明，中共非常重視他們提供的技術，中共政府認為“這些技術對發展我國積體電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提高軍事應用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同時，中共政府下發檔要求中國各級政府：“每一個政府部門都要嚴格執行中央安排，各級政府要積極配合，並提供大力支持”。
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二人最終承認偷竊Sun Microsystems, Inc. 及Transmeta. Corporation，並有意圖利中國。這是自一九九六年美國實施“經濟間諜法”第一起定罪的個案。特別的是，葉飛與鐘明認罪消息傳出的當日，同樣由聖荷西檢方承辦，華人工程師孟曉東再遭到起訴。
中國海外間諜的主要資助者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國加州聖荷西聯邦法院判處涉嫌竊取商業機密的兩名華裔工程師入獄一年。而當事人也向法庭提出了赦免申請，理由是，他們在被捕後已經與美國情報機構合作，檢舉並配合美國警方破獲了另一個中國間諜案，而且當事人已經在該案件中作為美國檢方證人出現。由於此狀況發生，當事人一旦被遣返回中國，必將受到中共的嚴厲懲罰。
面對中國經濟間諜案件的不斷發生，美國政府極為震驚。在目前美國政府破獲的中國經濟間諜案件中已經有十多起被曝光，而這些案件中大約有百分之八十與中國863計畫有關，或當事人曾獲得中共863計畫的資金資助和支援。面對這樣的問題，這就不得不讓美國安全機構對中國863計畫進行關注。而中國863計畫成為中國海外間諜的行動的主要資助者，也讓西方國家對中國從事的廣泛的間諜活動感到震驚。
二○○○年成立的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在最近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重要報告，這個報告嚴重警告美國政府：“中國正日益擴大專門針對美國政府及美國企業的間諜活動，中國正在加強從美國電腦網路中獲取情報的力度。中國在積極獲得網路戰爭能力，以爭取在同美國衝突中取得優勢。”同時，該報告稱：“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國正在從美國政府資料庫中得到外交和軍事秘密，以及從美國公司裏面得到有價值的商業情報。北京擴大太空專案能力正在使美國越來越容易受到攻擊。”
毫無疑問，中共政府對西方情報是非常貪婪的，根據美國情報調查證實，中共最近高速發展並提升的太空技術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竊取美國高科技技術，而這些被竊取的技術大部分是中共以863計畫實施的。依照目前美國破獲的中國間諜案看，中國863計畫已經成為中共利用華人科學家進行間諜活動的主要支持者和資金來源，而863計畫中的軍方代表──中國國防科工委已經成為其重要的幕後操作者。
來源：爭鳴雜誌
大眾資本主義：中國的出路（丁學良）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丁學良
2008-12-19
如前文所述，中國過去20年的發展主流，是國家資本主義及伴生的特權資本主義，其他形態的本土經濟活動都是在它們的夾縫中討飯吃。在說明這樣的發展模式必須轉型時，我得先列舉幾個他人常年研究的發現。
清華大學研究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組發現，中國的社會流動在近20年來，發生了顯著變化。他們關注的主要是，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什麼樣的人能夠有更多機會達到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上升，什麼樣的人缺乏這些機會？
據他們的經驗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間，中國很多社會基層家庭的子女，能夠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階層的機會，遠高於1990年代初之後。因為在這之前，中國的教育機會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資源，在社會裏分佈的較廣泛，家庭所承擔的教育支出較少，主要由國家買單。這樣，很多貧寒子弟可以通過高等教育，在社會裏獲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們的研究發現，1990年代初之後，中國的社會流動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紀初，就更難發現大面積的、來自中國社會底層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機會——那些既無權也無錢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們翻身的機會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等人做的。他們研究的是中國金融體系和各級政府對非國有的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在財政金融上的支援。他們的研究也發現了一個過去30年中重要的變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國的金融系統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對非國有、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相當大。然而，這種趨勢從1990年代初以後急劇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國中央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越來越大量照顧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的壟斷性國有企業。
他們強烈建議，反思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不能把30年當作一個整體。因為其間有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種研究是耶魯大學商學院教授陳志武等作的，他們分析中國每年GDP的增長，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結果發現，這塊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塊，第一是最大的一塊，被政府拿走了，即財政稅收；第二塊較小的，被城鎮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塊，則是被農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國的財政稅收相當於當年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後來的十多年裏，即從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發展，特別是非國有經濟增長迅速，使得中國政府從全部財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對處於下降趨勢——儘管總量在上升。這說明當時的中國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轉變。到了1994-1995 年，中國政府的財稅規模相對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財稅體制改革後，發生了巨變。到了2007年，中國政府的財稅已經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 年前增加了四千萬人口的規模。這個數字還不顯眼，更顯眼的，則是全國資產性的財富總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間。特別是，從1995年稅收政策改變，到2007年的12年間，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5.7倍之多。而同時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農民的人均收入只長了1.2 倍——差別實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個例子，儘管研究領域不同，但相互印證並大致吻合。
所以，中國的國富民窮，是從1990年代初開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則是中國過去的GDP增長，主要是兩個輪子拉動——政府投資和出口占了大頭，國內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來的話題。過去30年裏，中國早期推動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在鄧小平式的資本主義——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鼓勵之下，一些無權勢的人開始發財。但1990年後，先富起來的人越來越屬於權力階層及其親友。以權力來交換市場機會、以特權獲取財富等等——特權資本主義的趨勢越來越突出。
正如我說明的，特權資本主義是官僚資本主義的退化形式，國家資本主義則是它的高級形式。過去20年裏，中國的特權資本主義趨勢增強，與國家資本主義趨勢增強，是同一過程的兩面。這種發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國經濟的兩個前輪——政府支出和出口——越來越大，而居民消費的後輪越來越小。
在我看來，"內需不足"是個模糊說法，常被中國官員拿來誤導公眾。今天中國應該強調的，不應該是一般性的"拉動內需"，必須從更深層次去解構這個神話。準確地說，中國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結構調整的關鍵。
每次談到刺激經濟的時候，很多中國官員總是說，好，我們加大內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內需"的細節，絕大多數是政府投資，拉動的還是“官需”，而非 “民需”。所以，海內外眾多分析家反復說一個基本道理：在全球經濟體中，GDP中居民消費所占的比例，中國是最低的，只有35-37%，並且持續下滑。即使如印度這樣比中國還窮的國家，居民消費所占比例也達到60%左右，更不用提發達國家了。所以，中國的內需不足，嚴格地說是“民需”不足。
本次經濟危機衝擊之下，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一大車輪——出口，越來越弱化。根據FT上中國國家發改委官員的文章，北京的40000億投入中，真正加強社會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億，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億的農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這一次中國的大規模刺激方案，依舊是拉動“官需”。難怪網上有笑話說，40000億又是拿來建“萬里長城”和“阿房宮”。
中國要真正從這次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從帶有慢性病症狀的增長模式走出來，就必須讓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重大轉型，從"少數人先富起來"，轉向大眾資本主義——讓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有發財的機會、從而有遞增的民間消費能力，這才是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最重要的輪子。
走向大眾資本主義，我們應該回顧中國改革初期，在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時，在萬里、習仲勳等人的協助下，那時首要的考慮，是廣大民眾脫貧進而致富的政策。當時那麼做雖然受條件的制約，但基本目標是明確的。可是從1990年後，中國的"民富"目標越來越邊緣化。目前的衝擊，只不過是把中國1990年以後三點一面的"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的模式，即國家資本主義及其伴生的特權資本主義的風險，暴露出來。
中國走向大眾資本主義，必須增加資源和機會的公平分佈，包括創業的、職場裏升遷的、在全國各地流動和發財的等等。在各行各業裏創業和發展的資源及條件，應該大量開放給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壟斷在政府手裏、然後大量暗中輸送到權勢者親友的手裏。
中國要轉向大眾資本主義，就得在金融體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變，不能將普通民眾存在國有壟斷銀行裏的錢，沒完沒了的注入大型國有壟斷企業，而對私營企業又壓又打。現在已有讓中國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應儘早讓它們完全合法化，與國有銀行平等競爭。此外，中國還必須在反壟斷上多做實事，不能讓壟斷性的國有企業從民間吸血太多。
同時，中國政府應在人力資本方面扶持弱勢群體。很多國家在作經濟調整時，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從夕陽產業轉向朝陽產業的人，進行財政稅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職業（再）訓練和正規教育的個人成本。
中國的服務業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問題。中國服務業中，民間經營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館、洗腳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級服務行業的部分，政府控制太嚴。這一塊不放開，中國就很難出現大量高附加值的、創新的、提供高學歷者就業機會的新型第三產業。中國應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藝術、傳媒、衛生等行業的私營企業准入門檻。
只有通過綜合性的對內開放，中國才能轉變到大眾資本主義，讓更多中國的普通公民，無論是來自鄉村還是城市的，獲得更多的創業機會，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資本的機會，推出更多新型企業的機會。這對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下的中國，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如果把拉動內需仍然集中在拉動官需，中國的增長模式將難以持續。要實現從拉動官需向拉動民需的轉變，就必須讓中國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創業、發財、控制財富的機會，從"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的不平衡走出來，邁向"民富國強"的公平的可持續發展。
2008-12-19
如前文所述，中國過去20年的發展主流，是國家資本主義及伴生的特權資本主義，其他形態的本土經濟活動都是在它們的夾縫中討飯吃。在說明這樣的發展模式必須轉型時，我得先列舉幾個他人常年研究的發現。
清華大學研究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組發現，中國的社會流動在近20年來，發生了顯著變化。他們關注的主要是，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什麼樣的人能夠有更多機會達到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上升，什麼樣的人缺乏這些機會？
據他們的經驗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間，中國很多社會基層家庭的子女，能夠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階層的機會，遠高於1990年代初之後。因為在這之前，中國的教育機會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資源，在社會裏分佈的較廣泛，家庭所承擔的教育支出較少，主要由國家買單。這樣，很多貧寒子弟可以通過高等教育，在社會裏獲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們的研究發現，1990年代初之後，中國的社會流動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紀初，就更難發現大面積的、來自中國社會底層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機會——那些既無權也無錢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們翻身的機會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等人做的。他們研究的是中國金融體系和各級政府對非國有的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在財政金融上的支援。他們的研究也發現了一個過去30年中重要的變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國的金融系統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對非國有、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相當大。然而，這種趨勢從1990年代初以後急劇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國中央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越來越大量照顧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的壟斷性國有企業。
他們強烈建議，反思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不能把30年當作一個整體。因為其間有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種研究是耶魯大學商學院教授陳志武等作的，他們分析中國每年GDP的增長，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結果發現，這塊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塊，第一是最大的一塊，被政府拿走了，即財政稅收；第二塊較小的，被城鎮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塊，則是被農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國的財政稅收相當於當年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後來的十多年裏，即從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發展，特別是非國有經濟增長迅速，使得中國政府從全部財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對處於下降趨勢——儘管總量在上升。這說明當時的中國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轉變。到了1994-1995 年，中國政府的財稅規模相對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財稅體制改革後，發生了巨變。到了2007年，中國政府的財稅已經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 年前增加了四千萬人口的規模。這個數字還不顯眼，更顯眼的，則是全國資產性的財富總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間。特別是，從1995年稅收政策改變，到2007年的12年間，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5.7倍之多。而同時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農民的人均收入只長了1.2 倍——差別實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個例子，儘管研究領域不同，但相互印證並大致吻合。
所以，中國的國富民窮，是從1990年代初開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則是中國過去的GDP增長，主要是兩個輪子拉動——政府投資和出口占了大頭，國內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來的話題。過去30年裏，中國早期推動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在鄧小平式的資本主義——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鼓勵之下，一些無權勢的人開始發財。但1990年後，先富起來的人越來越屬於權力階層及其親友。以權力來交換市場機會、以特權獲取財富等等——特權資本主義的趨勢越來越突出。
正如我說明的，特權資本主義是官僚資本主義的退化形式，國家資本主義則是它的高級形式。過去20年裏，中國的特權資本主義趨勢增強，與國家資本主義趨勢增強，是同一過程的兩面。這種發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國經濟的兩個前輪——政府支出和出口——越來越大，而居民消費的後輪越來越小。
在我看來，"內需不足"是個模糊說法，常被中國官員拿來誤導公眾。今天中國應該強調的，不應該是一般性的"拉動內需"，必須從更深層次去解構這個神話。準確地說，中國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結構調整的關鍵。
每次談到刺激經濟的時候，很多中國官員總是說，好，我們加大內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內需"的細節，絕大多數是政府投資，拉動的還是“官需”，而非 “民需”。所以，海內外眾多分析家反復說一個基本道理：在全球經濟體中，GDP中居民消費所占的比例，中國是最低的，只有35-37%，並且持續下滑。即使如印度這樣比中國還窮的國家，居民消費所占比例也達到60%左右，更不用提發達國家了。所以，中國的內需不足，嚴格地說是“民需”不足。
本次經濟危機衝擊之下，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一大車輪——出口，越來越弱化。根據FT上中國國家發改委官員的文章，北京的40000億投入中，真正加強社會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億，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億的農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這一次中國的大規模刺激方案，依舊是拉動“官需”。難怪網上有笑話說，40000億又是拿來建“萬里長城”和“阿房宮”。
中國要真正從這次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從帶有慢性病症狀的增長模式走出來，就必須讓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重大轉型，從"少數人先富起來"，轉向大眾資本主義——讓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有發財的機會、從而有遞增的民間消費能力，這才是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最重要的輪子。
走向大眾資本主義，我們應該回顧中國改革初期，在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時，在萬里、習仲勳等人的協助下，那時首要的考慮，是廣大民眾脫貧進而致富的政策。當時那麼做雖然受條件的制約，但基本目標是明確的。可是從1990年後，中國的"民富"目標越來越邊緣化。目前的衝擊，只不過是把中國1990年以後三點一面的"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的模式，即國家資本主義及其伴生的特權資本主義的風險，暴露出來。
中國走向大眾資本主義，必須增加資源和機會的公平分佈，包括創業的、職場裏升遷的、在全國各地流動和發財的等等。在各行各業裏創業和發展的資源及條件，應該大量開放給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壟斷在政府手裏、然後大量暗中輸送到權勢者親友的手裏。
中國要轉向大眾資本主義，就得在金融體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變，不能將普通民眾存在國有壟斷銀行裏的錢，沒完沒了的注入大型國有壟斷企業，而對私營企業又壓又打。現在已有讓中國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應儘早讓它們完全合法化，與國有銀行平等競爭。此外，中國還必須在反壟斷上多做實事，不能讓壟斷性的國有企業從民間吸血太多。
同時，中國政府應在人力資本方面扶持弱勢群體。很多國家在作經濟調整時，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從夕陽產業轉向朝陽產業的人，進行財政稅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職業（再）訓練和正規教育的個人成本。
中國的服務業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問題。中國服務業中，民間經營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館、洗腳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級服務行業的部分，政府控制太嚴。這一塊不放開，中國就很難出現大量高附加值的、創新的、提供高學歷者就業機會的新型第三產業。中國應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藝術、傳媒、衛生等行業的私營企業准入門檻。
只有通過綜合性的對內開放，中國才能轉變到大眾資本主義，讓更多中國的普通公民，無論是來自鄉村還是城市的，獲得更多的創業機會，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資本的機會，推出更多新型企業的機會。這對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下的中國，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如果把拉動內需仍然集中在拉動官需，中國的增長模式將難以持續。要實現從拉動官需向拉動民需的轉變，就必須讓中國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創業、發財、控制財富的機會，從"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的不平衡走出來，邁向"民富國強"的公平的可持續發展。
2009年2月22日 星期日
走進會計司胡同的那個小院兒（周立）
小洣粥：
1987年之前，父親偶爾去一下耀邦叔叔家，但始終沒讓我們去過，早些年叔叔住富強胡同6號；
1987年開始，隨父親去胡家，但很有限；
1989年之後，耀邦叔叔走了，從那時起，父母親幾乎年年去叔叔家，我曾陪同他們到會計司的25號送過挽聯：魂牽夢繞，只有人民；在天在地，真正英雄。
……就這樣長達十餘年，直到父親、母親先後住進醫院為止。
而這之後，我自已，則年年去，甚至一年好幾次，……。
2009年的新春之際，再一次踏進了會計司胡同。
今年已是88歲高齡的李昭媽媽，走起路來依舊是腳步輕輕。
看見我們姊妹帶去的一個已經綻放著不少豔紅豔紅梅花的盆景，老人甚為高興：“紅梅花喲”。我說，“就是想圖個過節喜慶，讓您高興。”
我對李昭媽媽說，以前跟父親來您這兒無數次，但從未聽老爺子講過，他與耀邦叔叔和您怎麼會那麼熟悉的事兒。一直到父親2001年去世之後，組織上給我們看了父親在五十年代初，自已填寫的一份履歷表，那上面清楚地寫著，當年李昭媽媽曾是父親的黨小組長，是父親在延安時期的證明人之一。李媽媽聽完我的話之後，不加思索地糾正我說：“那不是在紅大，是在黨校。”
當李昭媽媽的小兒媳小平拿出由李恒簽了名的那本送給我的《思念依然無盡》時，我接過來，幾乎不敢翻看，我害怕自已會淚流滿面，我知道。
會計司胡同一點都不森嚴。2007年之前，幾米之外的斜對門就是居委會大媽們的聚居地〈辦公室〉，進進出出熱鬧非凡，25號的隔壁清一色是些普通老北京市民的住家……。而今年之所以有變化，只是因為新貴們重圈了這些民房的風水寶地，它們與中南海真正只有一牆之隔。
當年胡老爺子在世時，對門衛有明確要求：凡來此反映情況遞交各種信件的，一律不得拒絕。
不僅必須收下，還會親自批閱。所以在位短短幾年，共批閱僅普通民眾來信2000多封，而且可以說，基本上都是老百姓從這個門裏自已個人送進來的。那幾年裏，全國共平反了各種冤假錯案300多萬件。這當中不僅有失散流落他鄉的老紅軍，西路軍的王泉媛等，還有彭黃集團，61個集團，潘漢年那批白區工作者，馮白駒那批地方革命領導人，還有老科學家、老藝術家、老知識份子象孫敬修，以及全國幾千萬上山下鄉知青的工齡問題，抗日戰爭中那些為國捐驅的國民黨將士的烈士身份……多得數不過來。
為什麼要從“平反”這事兒入手呢？！叔叔是動了一番腦子的。
可以說，當年的平反冤假錯案，實際上就是在衝破毛澤東的政治組織路線；而反對兩個“凡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則是在衝破毛澤東的理論思想路線。在舉步為艱障礙重重的情況下，耀邦叔叔獨自頂著來自左和右兩個方面的巨大壓力，在中央高層首次提出並親手抓了“真理標準的討論”，狠狠地批判了“兩個凡是”，為徹底修正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充分的輿論準備工作，而大量的平反工作，則使党心、民心重新團結起來。心結打開，心情舒暢，可以使大家的眼界和思路大開。
假如當時能夠按照叔叔的這個思路，放開手腳讓政治體制改革與發展經濟一起走，反腐敗反官倒包括首先拿康華公司真開刀等等，歷史或許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遺憾的是……。
中國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在我們的傳統中缺乏一種進取求變的品格，這正是我們的政治困境之所在。而堅持走老路，通常不會有求變的領袖產生，既使有點苗頭，也會落得象叔叔那樣的下場。最終的結果，就是在舊問題中一再迴圈下去，日漸衰落，直至徹底垮臺。
在這死水潭中，可以說，耀邦叔叔就象古代的共工一樣，用自已的頭顱硬是把天撞開了一個大洞，拼了一回老命，為我們開了一個極其珍貴的先例。
現在唯一可以告慰叔叔的是，自從30年前的“真理標準討論”開始，大黑箱的面貌已經有所改變，全黨全國那種封閉的格局已被“討論”撕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普通民眾逐漸習慣把“實事求是”當成評論是非的第一標準，這個口子真的是被越扯越大了。
湖南藉作家龍應台說過：
政客關心個人權力，嘩眾取寵；……
政治家關心國家整體前途，有拒絕媚俗的勇氣。……
事實證明，耀邦叔叔就是一個這樣乾淨而純粹的人。
比如，志願軍戰俘問題。
那些當年千辛萬苦從聯合國軍俘虜營“勝利”回歸的志願軍軍人們，從回到祖國的那一刻起，伴隨他們全體人員的是：無一例外地被開除黨籍、團籍、軍籍，全部被遣返回老家，以致於他們最後幾乎是全體斷子絕孫，終生未能取妻生子，在背負著“曾被俘虜過”的精神枷鎖中過了一輩子，其中很多人甚至沒能活到50歲，更沒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要知道被俘時他們都是些20多歲的年青人，……。直到八十年代初，是耀邦叔叔第一個認真關注了這些三十多年來無人問津的無比淒苦的志願軍軍人，叔叔明白他們個個都是忠於國家的英勇之士。
類似的“被俘”問題的冤案還有許多，這種“歷史遺留”，可管也可不管的事他都管了，在開創了一個實事求是的雖然短暫的新時期的同時，他實踐了自已的諾言：“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又比如，西藏問題。
在擔任總書記的八十年代中期，叔叔做了大量而細緻的溝通工作，瞭解到並理解了達賴喇嘛的願望，即：西藏的軍事、外交和行政權交由中央，文化、宗教與經濟方面實行民族自治，從而使拖了二十多年懸而未決問題的解決終於有了突破的可能，然而，……。叔叔為此還被大左們潑了一身的髒水。轉瞬又是三十年過去了，國際形勢已今非昔比，眼睜睜地看著美、英、德、法、加、意以及波、捷等東歐多國把達賴喇嘛奉為上賓，咱們卻還是一味堅持僵化的大一統思維，既沒有遠見、又太缺乏自信，以致於最後乾脆利索地把自已逼進了死胡同，進也不行退又沒路。不得不說一下的是，眼下這次臺灣問題的鬆動，說明中央有人接受了西藏問題的教訓。
說到西藏問題，我認為，“文明的傳播具有自覺性，就象西方並沒有人強迫我們學習英語，我們不照樣跟母語似的在學習嗎？為什麼？還不是想學習人家的先進嘛。洋人沒有讓我們學習先進的工業，我們為什麼要拼命地追趕呢？還不是擔心被淘汰出局”。
記得改革初期，那時西方人看中國人，就跟現在我們看藏人一模一樣，什麼落後、愚昧一樣都不少。可洋人既沒派大軍入侵，也沒干預我們的政體，……有目共睹。
那麼，為什麼我們自已就不能寬容藏人的自治呢？！不就是個自治嘛。
再說了，假如北京的中餐館全都變成洋快歺，你會覺得很不舒服；假如中國人只准講英語，不准用漢語，恐怕連我都會造反。可以說，西藏問題與之完全一樣。我很贊成餘以為的觀點，既然討厭洋人改變我們，那麼我們強行改變藏人也不可取。有很多外國人說中國人隨地吐痰太髒不文明太落後，但人家不能強迫中國人改變，只能用交流教育等互為尊重的辦法。既使你比我們先進，也不能強迫比自已落後的作什麼改變。
眾所周知，中國人比誰都敏感愛跳腳，星巴克在故宮開了個小鋪，讓有些中國人一說就跟八國聯軍二次入侵了一樣。可你把拉薩變成了漢人聚集區，人家不舒服你就動武。這是多麼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邏緝。
現在回過頭去看，耀邦叔叔當年去做這樣複雜又極易惹火燒身的事，是完全置個人政治生命於不顧了，除了遠見，也不愧是具有髙度治國智慧的政治家，相信有朝一日，歷史將為叔叔徹底平反。
再比如，外交問題。
八十年代中，叔叔去歐洲訪問，曾對在那裏的使館和新華社的工作人員說：要化敵為友。別小看這話，近30年來整個世界大格局都正是在向這個方向轉彎和靠近著。
中國曾經走過相當曲折的對外路線：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整個國際社會冷戰正酣，因而彼此激烈對抗，兵戎相見，中國不光與美帝，還與蘇修、與印度、與越南……都比試過，稱四面楚歌也不為過。凡此種種，是那個時代的主流，那時的我們只懂得槍炮就是發言權的叢林法則；
從八十年代起，開始學習並逐漸適應對話與談判的方式，因為這已是當今國際間外交的大方向，講究不光要憑實力，更講究如何和平共處、求同存異。
儘管中國外交的思路在這陣痛中幾經掙扎與沉浮，眼下卻不得不承認，與最發達的國家建立互利關係肯定是一種歷史的趨勢。看看德國、日本，二戰期間都曾是美國的死敵，但戰後僅僅幾十年功夫，在美國的戰略計畫中，他們已然成功轉型。現在的日本與美國之間有牢不可破的安保條約，而德國更是美國在歐洲最鐵的哥們之一。這就叫化敵為友，國際政治的最高境界。
有位當年聆聽過這個講話的當事人曾非常感慨地對我說：耀邦高瞻遠囑啊。
古人雲：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老祖宗懂這理兒，叔叔三十年前對此也是有所預見和展望的，果然不出所料，當今世界已進入更高層次的“互利雙贏”階段，中國的外交已經被WTO以及各種制約逼得不得不乖乖地回到了談判桌前。
可是要知道，叔叔當時講這話有被扣上“賣國賊”的大風險，完全可能被人置於死地，他心裏門兒清，但他還是講了。
叔叔就是這樣一個人，永遠與官迷、平庸之輩格格不入。
始終保持著一種對事業而非對個人的忠誠與熱情，整個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幾人？！
這是叔叔下臺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手中的權力用在了這裏：
1987年的元旦，公安部門抓了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當晚學生又冒大雪再次進入天安門廣場要求放人，在耀邦叔叔的直接指示下，公安部門迅速釋放被捕學生，把遊行的學生也用卡車送回學校，事態得以和平結束。這次學運避免了流血，就是由於胡耀邦採取的最後措施。
1987年1月2號，叔叔遞交了“辭職信”。
……
……
可以說，身先士卒是叔叔的作風，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是叔叔的特點，獨立思考是叔叔一貫堅持的。
叔叔在位期間，沒做過一件處心積慮地利用手中重權、國家錢財而為自已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事情，就連一本小冊子都沒有，更不用說什麼閱兵、授銜、出專著、新東方紅、接受國外記者採訪出傳記……，但是，老百姓還是長久地記住了這個在位時間最短總書記的名字—胡耀邦。
經得起寂寞，經得起誹謗，經得起歲月，……，
一個曾經為整個國家平反了300多萬件冤假錯案的總書記，
一個為挽救共產黨威信而鞠躬盡粹肝腦塗地的人，
一個凡事從不考慮個人得失極其坦蕩無私的人，最終卻背著一個巨大的冤字而離去，這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哀，也值得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深思，叔叔給我們留下的是一本永遠值得翻閱的好書。
這樣的總書記只有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事後證明，那種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倒真是穩住了一個政黨的所有利益和權力，但是卻使整個國家變得動盪和怨聲載道，也就短短十幾年的功夫，烏秧烏秧的貪官集團和腐敗的大網迅速膨脹，已經變得是無孔不入無處不在了，國不泰民更不安，而我們的國際名聲剛剛開始有點令人刮目，隨即又變得越來越壞。
讓我們看看現實中這冰山的一角，你會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會程僅有二天的亞歐會議，其中外國領導人招待費每人20萬，特警5000名，特別津貼2000元/人，……總共開支1億4000萬。可想奧運、國慶、閱兵、兩會、世博會……了。
上海市每年上交中組部的黨費為7340萬，而被上海各級黨組織挪用當作社交開支的達每年4億2000萬。黨費就這樣被花了個痛快。
據司法部的統計，民告官案件每月平均3萬件，而官方敗訴僅為7％-12％。
2003-2008.6月間，在職廳以上領導幹部有52570人離婚再婚。
在職官員整容成風，僅廣州軍區總院整容科，已有2000名幹部登記，男性比例相當大。
還遠不止如此，……
凡此種種，在中國歷朝歷代中，估計可以稱冠。這樣下去，究竟可以維持多久？
現在絕大多數老百姓對貪污腐敗深惡痛絕，對具體的人和事都有批判和懲治的要求，但是，對腐敗產生的根源卻沒有任何的警惕，這就有點象梁山好漢“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一樣，這種思想和社會狀態也說明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長治久安的第一前提是：有個好制度。有了好制度，出現問題會以最小的代價來解決問題。
而沒有一個好制度，
既便有清官在臺上也呆不住；
既便有一批一批腐敗分子被披露，但會有更多的腐敗分子不斷產生、日益強大；
既便有了公佈官員財產制度、民間舉報制度、媒體輿論監督制度、有了中紀委……，但形同虛設，屁用沒有，腐敗分子一如繼往，就象蝗蟲，會漫山遍野，直到把國家、老百姓吃光喝光！
七十年代的臺灣與我們在政治制度上很相似，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他們比我們進步快，已經走在我們前面了。
有一種奇談怪論說，發達國家就是“害怕中國強大”。我認為，強大，並不是使人家害怕你的原因。人家怕的是一個流氓國家，日益強大之後，對誰可能都是一種威脅，自然就會聯合起來。再說了，你日益強大，卻從不招貓鬥狗的，人家怕你幹嘛。總宣傳別人害怕你強大，本身說明有病，需要老百姓相信這種屁話的背後有政治需求。
一句話，好人越強大，越沒人害怕你。除非你是個人見人討厭的流氓。這是個1+1的道理。
至於中國外交部的那些發言人，他們首先要補好歷史和實事求是這兩門課，才有公信力可言。
我始終堅信，會有那麼一天，大陸的中國人有勇氣有能力正視自已的歷史，建立一個足以供世人引以為鑒的政治鬥爭歷史的博物館，來警示後代。那將會比奧斯維辛更發人深省，因為記錄的是中國人自已“折磨”中國人的歷史，而且是空前的殘酷。
比如，1959-1961年間，近4000萬人非正常死亡，對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可以說，我們的“人禍”是二十世紀最大的人道災難。
其中，安徽的曾希聖是“鐵杆”“親信”，當年全省死了633萬人；而人口、地域相似的江西死亡是18萬，兩省的差別在於：一個堅持“專制型領導權”，而江西的楊尚奎、邵式平、方志純等人不僅建立了一個“合作型的領導權”，還及時瞭解底層實情，進行了救災。
時至今日，有些人還在口口聲聲什麼“大救星”，過去是因為不明真相，現在仍然在迷信的，或是愚味或是既得利益分子。這就是“博物館”必須儘早建設的最根本原因所在。歷史課從來就有鏡子的功能。
一晃耀邦叔叔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年了。如今，那間會客廳裏的沙發，仍然是二、三十年前的那套卡其斜文布面的。我是年年都要給這間屋子拍上幾張照片，這麼多年來，屋內陳設幾乎沒有變化，但是，室內常年鮮花燦爛，一派生機，宛如永遠的春天，那朵朵、束束、盆盆怒放著的花兒，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仍在懷念叔叔的人們獻上的，這些人裏既有相識的，也有從未謀過總書記面的。就在這間幾十個平方的客廳裏，耀邦叔叔會見了很多的外賓。
……往事真的如煙。好在無論有人怎樣修飾歷史，歷史終將由人民評說。
我想，中國老百姓尊敬和懷念胡耀邦，絕不是因為他曾經擔任過總書記，而是因為他當年所做的許多事情，事實已經證明這大大小小的事兒，都足以成為今天構建官方宣導的和諧社會的教課書。
就在今天，我想告訴叔叔，自已，巳經從一個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某一個好人或者某個青天大老爺身上的那個糊塗圈裏走出來了。正是因為經歷了那段日子，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一個人再好，也無力回天，必須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好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整個社會的健康和良性發展。
就在耀邦叔叔被逼下臺的那段日子裏，針對中顧委裏貫徹“統一思想”文件的學習，父親曾不止一次地在會議上發言說：
“党的總書記在一次生活會上就被免了，現在已經不是文化大革命了，……”；
“薄一波就是個中顧委常委，怎麼可以代表中央並宣佈總書記的下臺呢？……”；
“這些都太不正常了，不符合我們黨的原則”。
儘管後來父親為這些坦誠之言付出了代價，但是直到臨去世之前的2000年年底，父親仍然在為87年下臺的耀邦叔叔鳴不平，仍然在堅持說：至今我不知道89年趙紫陽究竟犯了什麼錯？！
在這裏，我想對耀邦叔叔、對肖克伯伯、對父親說：
你們是旗幟，
你們更是榜樣，
留給我們最大的財富，就是那顆追求真理的心。
遠未實現的理想仍在召喚，
我們已經上路急行軍，面對政治雪山與草地，義無反顧。
精衛，敢於填海，我們，同樣有一顆赤子之心。
2009.2.20於北京
附重要說明：
所謂“生活會”就是對胡耀邦的批鬥會。
1987年1月4號，老鄧約了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和彭真來到鄧家，決定讓胡下臺。然而，此時作為由全體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總書記不僅沒有到，甚至連知都不知道。會上鄧指定趙、薄、楊、萬里、胡啟立為“五人領導小組”，負責召開生活會，解決胡耀邦問題。
1月15號，“生活會”事先由薄一波、楊尚昆佈置了一些人，如鄧力群、胡喬木、姚依林、餘秋裏、王鶴壽等等，將由他們在會上作批鬥發言。其中與會者，凡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都是被要求做好了發言準備的，而政治局委員如習仲勳事先則一無所知，只是通知他來開會而已，不知道開什麼會。
餘秋裏開的頭炮，足足半個多小時，然後是鄧力群、姚依林……。
(發言中的大棍子、大帽子，以及薄牽頭拼湊的《十大罪狀》，五個《補充材料》，還有全黨全軍全國的質疑之聲，待日後再論。總之，醜惡至極的絕不是耀邦叔叔。)
王鶴壽有特殊使命，負責會後到胡家“摸態度”。
早在延安時期，胡耀邦、陶鑄和王鶴壽三人是有名的“桃園三結義”，足見關係之好。會後，王立刻來到胡家，果然不負“使命”。在後來的會議上，王鶴壽把耀邦會後對他講的知心話，一點不漏地統統端了出來，為此立下汗馬之功。
1月16號，“生活會”第二天，鄧小平說：“今天的會，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會議就是通過《公報》(所謂公報即宣佈會議一致通過胡“辭職”，當晚中央電視臺向全國公告)，其他事都不談。到會的顧問委員可以舉手”。
這話的意思很明確，也就是說，“生活會”的批鬥已經結束，政治局無須討論，你們這些委員只須舉手即可。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生活會”批鬥胡耀邦的薄一波，當時既不是政治局委員，連中央委員都不是。而且距離耀邦叔叔為薄本人背了幾十年的“61個叛徒集團”的徹底平反，不過才剛過去5年的時間。
當然了，很快賞賜就下來了，薄姓高官就一路飆升到死為止，甚至確保了不止一代。
如此看來，要黨章黨綱幹嗎？直接宣佈多好，開會、討論、表決、公報，整個一脫褲子放屁！！
1987年之前，父親偶爾去一下耀邦叔叔家，但始終沒讓我們去過，早些年叔叔住富強胡同6號；
1987年開始，隨父親去胡家，但很有限；
1989年之後，耀邦叔叔走了，從那時起，父母親幾乎年年去叔叔家，我曾陪同他們到會計司的25號送過挽聯：魂牽夢繞，只有人民；在天在地，真正英雄。
……就這樣長達十餘年，直到父親、母親先後住進醫院為止。
而這之後，我自已，則年年去，甚至一年好幾次，……。
2009年的新春之際，再一次踏進了會計司胡同。今年已是88歲高齡的李昭媽媽，走起路來依舊是腳步輕輕。
看見我們姊妹帶去的一個已經綻放著不少豔紅豔紅梅花的盆景，老人甚為高興：“紅梅花喲”。我說，“就是想圖個過節喜慶，讓您高興。”
我對李昭媽媽說，以前跟父親來您這兒無數次，但從未聽老爺子講過，他與耀邦叔叔和您怎麼會那麼熟悉的事兒。一直到父親2001年去世之後，組織上給我們看了父親在五十年代初，自已填寫的一份履歷表，那上面清楚地寫著，當年李昭媽媽曾是父親的黨小組長，是父親在延安時期的證明人之一。李媽媽聽完我的話之後，不加思索地糾正我說：“那不是在紅大，是在黨校。”
當李昭媽媽的小兒媳小平拿出由李恒簽了名的那本送給我的《思念依然無盡》時，我接過來，幾乎不敢翻看，我害怕自已會淚流滿面，我知道。
會計司胡同一點都不森嚴。2007年之前，幾米之外的斜對門就是居委會大媽們的聚居地〈辦公室〉，進進出出熱鬧非凡，25號的隔壁清一色是些普通老北京市民的住家……。而今年之所以有變化，只是因為新貴們重圈了這些民房的風水寶地，它們與中南海真正只有一牆之隔。
當年胡老爺子在世時，對門衛有明確要求：凡來此反映情況遞交各種信件的，一律不得拒絕。
不僅必須收下，還會親自批閱。所以在位短短幾年，共批閱僅普通民眾來信2000多封，而且可以說，基本上都是老百姓從這個門裏自已個人送進來的。那幾年裏，全國共平反了各種冤假錯案300多萬件。這當中不僅有失散流落他鄉的老紅軍，西路軍的王泉媛等，還有彭黃集團，61個集團，潘漢年那批白區工作者，馮白駒那批地方革命領導人，還有老科學家、老藝術家、老知識份子象孫敬修，以及全國幾千萬上山下鄉知青的工齡問題，抗日戰爭中那些為國捐驅的國民黨將士的烈士身份……多得數不過來。
為什麼要從“平反”這事兒入手呢？！叔叔是動了一番腦子的。
可以說，當年的平反冤假錯案，實際上就是在衝破毛澤東的政治組織路線；而反對兩個“凡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則是在衝破毛澤東的理論思想路線。在舉步為艱障礙重重的情況下，耀邦叔叔獨自頂著來自左和右兩個方面的巨大壓力，在中央高層首次提出並親手抓了“真理標準的討論”，狠狠地批判了“兩個凡是”，為徹底修正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充分的輿論準備工作，而大量的平反工作，則使党心、民心重新團結起來。心結打開，心情舒暢，可以使大家的眼界和思路大開。
假如當時能夠按照叔叔的這個思路，放開手腳讓政治體制改革與發展經濟一起走，反腐敗反官倒包括首先拿康華公司真開刀等等，歷史或許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遺憾的是……。
中國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在我們的傳統中缺乏一種進取求變的品格，這正是我們的政治困境之所在。而堅持走老路，通常不會有求變的領袖產生，既使有點苗頭，也會落得象叔叔那樣的下場。最終的結果，就是在舊問題中一再迴圈下去，日漸衰落，直至徹底垮臺。
在這死水潭中，可以說，耀邦叔叔就象古代的共工一樣，用自已的頭顱硬是把天撞開了一個大洞，拼了一回老命，為我們開了一個極其珍貴的先例。
現在唯一可以告慰叔叔的是，自從30年前的“真理標準討論”開始，大黑箱的面貌已經有所改變，全黨全國那種封閉的格局已被“討論”撕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普通民眾逐漸習慣把“實事求是”當成評論是非的第一標準，這個口子真的是被越扯越大了。
湖南藉作家龍應台說過：
政客關心個人權力，嘩眾取寵；……
政治家關心國家整體前途，有拒絕媚俗的勇氣。……
事實證明，耀邦叔叔就是一個這樣乾淨而純粹的人。
比如，志願軍戰俘問題。
那些當年千辛萬苦從聯合國軍俘虜營“勝利”回歸的志願軍軍人們，從回到祖國的那一刻起，伴隨他們全體人員的是：無一例外地被開除黨籍、團籍、軍籍，全部被遣返回老家，以致於他們最後幾乎是全體斷子絕孫，終生未能取妻生子，在背負著“曾被俘虜過”的精神枷鎖中過了一輩子，其中很多人甚至沒能活到50歲，更沒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要知道被俘時他們都是些20多歲的年青人，……。直到八十年代初，是耀邦叔叔第一個認真關注了這些三十多年來無人問津的無比淒苦的志願軍軍人，叔叔明白他們個個都是忠於國家的英勇之士。
類似的“被俘”問題的冤案還有許多，這種“歷史遺留”，可管也可不管的事他都管了，在開創了一個實事求是的雖然短暫的新時期的同時，他實踐了自已的諾言：“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又比如，西藏問題。
在擔任總書記的八十年代中期，叔叔做了大量而細緻的溝通工作，瞭解到並理解了達賴喇嘛的願望，即：西藏的軍事、外交和行政權交由中央，文化、宗教與經濟方面實行民族自治，從而使拖了二十多年懸而未決問題的解決終於有了突破的可能，然而，……。叔叔為此還被大左們潑了一身的髒水。轉瞬又是三十年過去了，國際形勢已今非昔比，眼睜睜地看著美、英、德、法、加、意以及波、捷等東歐多國把達賴喇嘛奉為上賓，咱們卻還是一味堅持僵化的大一統思維，既沒有遠見、又太缺乏自信，以致於最後乾脆利索地把自已逼進了死胡同，進也不行退又沒路。不得不說一下的是，眼下這次臺灣問題的鬆動，說明中央有人接受了西藏問題的教訓。
說到西藏問題，我認為，“文明的傳播具有自覺性，就象西方並沒有人強迫我們學習英語，我們不照樣跟母語似的在學習嗎？為什麼？還不是想學習人家的先進嘛。洋人沒有讓我們學習先進的工業，我們為什麼要拼命地追趕呢？還不是擔心被淘汰出局”。
記得改革初期，那時西方人看中國人，就跟現在我們看藏人一模一樣，什麼落後、愚昧一樣都不少。可洋人既沒派大軍入侵，也沒干預我們的政體，……有目共睹。
那麼，為什麼我們自已就不能寬容藏人的自治呢？！不就是個自治嘛。
再說了，假如北京的中餐館全都變成洋快歺，你會覺得很不舒服；假如中國人只准講英語，不准用漢語，恐怕連我都會造反。可以說，西藏問題與之完全一樣。我很贊成餘以為的觀點，既然討厭洋人改變我們，那麼我們強行改變藏人也不可取。有很多外國人說中國人隨地吐痰太髒不文明太落後，但人家不能強迫中國人改變，只能用交流教育等互為尊重的辦法。既使你比我們先進，也不能強迫比自已落後的作什麼改變。
眾所周知，中國人比誰都敏感愛跳腳，星巴克在故宮開了個小鋪，讓有些中國人一說就跟八國聯軍二次入侵了一樣。可你把拉薩變成了漢人聚集區，人家不舒服你就動武。這是多麼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邏緝。
現在回過頭去看，耀邦叔叔當年去做這樣複雜又極易惹火燒身的事，是完全置個人政治生命於不顧了，除了遠見，也不愧是具有髙度治國智慧的政治家，相信有朝一日，歷史將為叔叔徹底平反。
再比如，外交問題。
八十年代中，叔叔去歐洲訪問，曾對在那裏的使館和新華社的工作人員說：要化敵為友。別小看這話，近30年來整個世界大格局都正是在向這個方向轉彎和靠近著。
中國曾經走過相當曲折的對外路線：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整個國際社會冷戰正酣，因而彼此激烈對抗，兵戎相見，中國不光與美帝，還與蘇修、與印度、與越南……都比試過，稱四面楚歌也不為過。凡此種種，是那個時代的主流，那時的我們只懂得槍炮就是發言權的叢林法則；
從八十年代起，開始學習並逐漸適應對話與談判的方式，因為這已是當今國際間外交的大方向，講究不光要憑實力，更講究如何和平共處、求同存異。
儘管中國外交的思路在這陣痛中幾經掙扎與沉浮，眼下卻不得不承認，與最發達的國家建立互利關係肯定是一種歷史的趨勢。看看德國、日本，二戰期間都曾是美國的死敵，但戰後僅僅幾十年功夫，在美國的戰略計畫中，他們已然成功轉型。現在的日本與美國之間有牢不可破的安保條約，而德國更是美國在歐洲最鐵的哥們之一。這就叫化敵為友，國際政治的最高境界。
有位當年聆聽過這個講話的當事人曾非常感慨地對我說：耀邦高瞻遠囑啊。
古人雲：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老祖宗懂這理兒，叔叔三十年前對此也是有所預見和展望的，果然不出所料，當今世界已進入更高層次的“互利雙贏”階段，中國的外交已經被WTO以及各種制約逼得不得不乖乖地回到了談判桌前。
可是要知道，叔叔當時講這話有被扣上“賣國賊”的大風險，完全可能被人置於死地，他心裏門兒清，但他還是講了。
叔叔就是這樣一個人，永遠與官迷、平庸之輩格格不入。
始終保持著一種對事業而非對個人的忠誠與熱情，整個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幾人？！
這是叔叔下臺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手中的權力用在了這裏：
1987年的元旦，公安部門抓了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當晚學生又冒大雪再次進入天安門廣場要求放人，在耀邦叔叔的直接指示下，公安部門迅速釋放被捕學生，把遊行的學生也用卡車送回學校，事態得以和平結束。這次學運避免了流血，就是由於胡耀邦採取的最後措施。
1987年1月2號，叔叔遞交了“辭職信”。
……
……
可以說，身先士卒是叔叔的作風，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是叔叔的特點，獨立思考是叔叔一貫堅持的。
叔叔在位期間，沒做過一件處心積慮地利用手中重權、國家錢財而為自已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事情，就連一本小冊子都沒有，更不用說什麼閱兵、授銜、出專著、新東方紅、接受國外記者採訪出傳記……，但是，老百姓還是長久地記住了這個在位時間最短總書記的名字—胡耀邦。
經得起寂寞，經得起誹謗，經得起歲月，……，
一個曾經為整個國家平反了300多萬件冤假錯案的總書記，
一個為挽救共產黨威信而鞠躬盡粹肝腦塗地的人，
一個凡事從不考慮個人得失極其坦蕩無私的人，最終卻背著一個巨大的冤字而離去，這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哀，也值得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深思，叔叔給我們留下的是一本永遠值得翻閱的好書。
這樣的總書記只有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事後證明，那種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倒真是穩住了一個政黨的所有利益和權力，但是卻使整個國家變得動盪和怨聲載道，也就短短十幾年的功夫，烏秧烏秧的貪官集團和腐敗的大網迅速膨脹，已經變得是無孔不入無處不在了，國不泰民更不安，而我們的國際名聲剛剛開始有點令人刮目，隨即又變得越來越壞。
讓我們看看現實中這冰山的一角，你會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會程僅有二天的亞歐會議，其中外國領導人招待費每人20萬，特警5000名，特別津貼2000元/人，……總共開支1億4000萬。可想奧運、國慶、閱兵、兩會、世博會……了。
上海市每年上交中組部的黨費為7340萬，而被上海各級黨組織挪用當作社交開支的達每年4億2000萬。黨費就這樣被花了個痛快。
據司法部的統計，民告官案件每月平均3萬件，而官方敗訴僅為7％-12％。
2003-2008.6月間，在職廳以上領導幹部有52570人離婚再婚。
在職官員整容成風，僅廣州軍區總院整容科，已有2000名幹部登記，男性比例相當大。
還遠不止如此，……
凡此種種，在中國歷朝歷代中，估計可以稱冠。這樣下去，究竟可以維持多久？
現在絕大多數老百姓對貪污腐敗深惡痛絕，對具體的人和事都有批判和懲治的要求，但是，對腐敗產生的根源卻沒有任何的警惕，這就有點象梁山好漢“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一樣，這種思想和社會狀態也說明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長治久安的第一前提是：有個好制度。有了好制度，出現問題會以最小的代價來解決問題。
而沒有一個好制度，
既便有清官在臺上也呆不住；
既便有一批一批腐敗分子被披露，但會有更多的腐敗分子不斷產生、日益強大；
既便有了公佈官員財產制度、民間舉報制度、媒體輿論監督制度、有了中紀委……，但形同虛設，屁用沒有，腐敗分子一如繼往，就象蝗蟲，會漫山遍野，直到把國家、老百姓吃光喝光！
七十年代的臺灣與我們在政治制度上很相似，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他們比我們進步快，已經走在我們前面了。
有一種奇談怪論說，發達國家就是“害怕中國強大”。我認為，強大，並不是使人家害怕你的原因。人家怕的是一個流氓國家，日益強大之後，對誰可能都是一種威脅，自然就會聯合起來。再說了，你日益強大，卻從不招貓鬥狗的，人家怕你幹嘛。總宣傳別人害怕你強大，本身說明有病，需要老百姓相信這種屁話的背後有政治需求。
一句話，好人越強大，越沒人害怕你。除非你是個人見人討厭的流氓。這是個1+1的道理。
至於中國外交部的那些發言人，他們首先要補好歷史和實事求是這兩門課，才有公信力可言。
我始終堅信，會有那麼一天，大陸的中國人有勇氣有能力正視自已的歷史，建立一個足以供世人引以為鑒的政治鬥爭歷史的博物館，來警示後代。那將會比奧斯維辛更發人深省，因為記錄的是中國人自已“折磨”中國人的歷史，而且是空前的殘酷。
比如，1959-1961年間，近4000萬人非正常死亡，對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可以說，我們的“人禍”是二十世紀最大的人道災難。
其中，安徽的曾希聖是“鐵杆”“親信”，當年全省死了633萬人；而人口、地域相似的江西死亡是18萬，兩省的差別在於：一個堅持“專制型領導權”，而江西的楊尚奎、邵式平、方志純等人不僅建立了一個“合作型的領導權”，還及時瞭解底層實情，進行了救災。
時至今日，有些人還在口口聲聲什麼“大救星”，過去是因為不明真相，現在仍然在迷信的，或是愚味或是既得利益分子。這就是“博物館”必須儘早建設的最根本原因所在。歷史課從來就有鏡子的功能。
一晃耀邦叔叔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年了。如今，那間會客廳裏的沙發，仍然是二、三十年前的那套卡其斜文布面的。我是年年都要給這間屋子拍上幾張照片，這麼多年來，屋內陳設幾乎沒有變化，但是，室內常年鮮花燦爛，一派生機，宛如永遠的春天，那朵朵、束束、盆盆怒放著的花兒，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仍在懷念叔叔的人們獻上的，這些人裏既有相識的，也有從未謀過總書記面的。就在這間幾十個平方的客廳裏，耀邦叔叔會見了很多的外賓。
……往事真的如煙。好在無論有人怎樣修飾歷史，歷史終將由人民評說。
我想，中國老百姓尊敬和懷念胡耀邦，絕不是因為他曾經擔任過總書記，而是因為他當年所做的許多事情，事實已經證明這大大小小的事兒，都足以成為今天構建官方宣導的和諧社會的教課書。
就在今天，我想告訴叔叔，自已，巳經從一個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某一個好人或者某個青天大老爺身上的那個糊塗圈裏走出來了。正是因為經歷了那段日子，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一個人再好，也無力回天，必須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好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整個社會的健康和良性發展。
就在耀邦叔叔被逼下臺的那段日子裏，針對中顧委裏貫徹“統一思想”文件的學習，父親曾不止一次地在會議上發言說：
“党的總書記在一次生活會上就被免了，現在已經不是文化大革命了，……”；
“薄一波就是個中顧委常委，怎麼可以代表中央並宣佈總書記的下臺呢？……”；
“這些都太不正常了，不符合我們黨的原則”。
儘管後來父親為這些坦誠之言付出了代價，但是直到臨去世之前的2000年年底，父親仍然在為87年下臺的耀邦叔叔鳴不平，仍然在堅持說：至今我不知道89年趙紫陽究竟犯了什麼錯？！
在這裏，我想對耀邦叔叔、對肖克伯伯、對父親說：
你們是旗幟，
你們更是榜樣，
留給我們最大的財富，就是那顆追求真理的心。
遠未實現的理想仍在召喚，
我們已經上路急行軍，面對政治雪山與草地，義無反顧。
精衛，敢於填海，我們，同樣有一顆赤子之心。
2009.2.20於北京
附重要說明：
所謂“生活會”就是對胡耀邦的批鬥會。
1987年1月4號，老鄧約了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和彭真來到鄧家，決定讓胡下臺。然而，此時作為由全體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總書記不僅沒有到，甚至連知都不知道。會上鄧指定趙、薄、楊、萬里、胡啟立為“五人領導小組”，負責召開生活會，解決胡耀邦問題。
1月15號，“生活會”事先由薄一波、楊尚昆佈置了一些人，如鄧力群、胡喬木、姚依林、餘秋裏、王鶴壽等等，將由他們在會上作批鬥發言。其中與會者，凡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都是被要求做好了發言準備的，而政治局委員如習仲勳事先則一無所知，只是通知他來開會而已，不知道開什麼會。
餘秋裏開的頭炮，足足半個多小時，然後是鄧力群、姚依林……。
(發言中的大棍子、大帽子，以及薄牽頭拼湊的《十大罪狀》，五個《補充材料》，還有全黨全軍全國的質疑之聲，待日後再論。總之，醜惡至極的絕不是耀邦叔叔。)
王鶴壽有特殊使命，負責會後到胡家“摸態度”。
早在延安時期，胡耀邦、陶鑄和王鶴壽三人是有名的“桃園三結義”，足見關係之好。會後，王立刻來到胡家，果然不負“使命”。在後來的會議上，王鶴壽把耀邦會後對他講的知心話，一點不漏地統統端了出來，為此立下汗馬之功。
1月16號，“生活會”第二天，鄧小平說：“今天的會，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會議就是通過《公報》(所謂公報即宣佈會議一致通過胡“辭職”，當晚中央電視臺向全國公告)，其他事都不談。到會的顧問委員可以舉手”。
這話的意思很明確，也就是說，“生活會”的批鬥已經結束，政治局無須討論，你們這些委員只須舉手即可。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生活會”批鬥胡耀邦的薄一波，當時既不是政治局委員，連中央委員都不是。而且距離耀邦叔叔為薄本人背了幾十年的“61個叛徒集團”的徹底平反，不過才剛過去5年的時間。
當然了，很快賞賜就下來了，薄姓高官就一路飆升到死為止，甚至確保了不止一代。
如此看來，要黨章黨綱幹嗎？直接宣佈多好，開會、討論、表決、公報，整個一脫褲子放屁！！
2009年2月17日 星期二
EurisShaw給中國開解藥
今日拜讀了張老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文章，覺得文中不乏亮點之處。張老對自由市場作用的分析我很贊同，但對於中國問題的剖析我就不認同了。
張老認為，...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我們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張老反對以凱恩斯主義的名義過度干預市場，這非常正確。但張老肯定沒做過生意，把市場簡單的當作了生產。如果簡單的看鄧小平南巡後的發展，似乎生產獲得了動力就帶來了經濟的騰飛，如是推論今天也該如此，這個嘛，此一時彼一時也。過去生產滯後于需求，自然解放生產力很重要。君不見眼下“中國製造”全球人都在用，我們不僅有了足夠多的製造，而且山寨到牙齒，可見製造已經過剩到充分的壓榨了行業利潤。若繼續擴大產能，最終無非是陷入更嚴重的危機--成本上升需求下降兩頭壓縮。中國問題的細節之處，在於無法擴大自身的中產階級，社會正義的缺乏使得無論從價值觀還是法律保障等方面都不利於社會需求的主題中產階級的形成。我們前三十年的快速發展在於將西方人的需求嫁接過來，以取代自身中產階級的空缺，迫使近年來西方社會已發生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將大量的工廠轉移到中國，壓縮底層社會的空間，一方面通過金融創新促進底層社會剩餘勞動力向中產階級轉型，第三方面則通過抬高資產價格獲利來提供整體社會足夠的福利。
這原本是一條可以讓中國溫和轉型的路，但中國的管理者太輕率了，沒有意識到保持國際貿易平衡的重要性，過度的追求外匯盈餘。管理者做了些什麼？壓榨底層社會的權利，迫使勞動力價格不隨著社會總體財富的擴大而擴大，無視知識產權保護，使中國整體上缺乏對嫁接來的西方中產社會的需求，導致貿易盈餘不斷擴大甚至快速增長。結果導致西方不斷擴大的中產社會所提供的服務和產品不能有效的得到足夠的市場，於是唯有推高資產泡沫形成假繁榮的局面。最後泡沫破裂危機爆發，從西方嫁接而來的中產階級需求突然變成了真空，導致“中國製造”產能過剩。
這是剖析目前全球化失衡的根本。中國的危機很奇特，在國際貿易中我們聚集了大量的財富，這表現在巨額的外匯儲備上。危機不在於社會總財富的減少，而在於以目前機制建立的經濟體無法自我迴圈。對於我們而言，去年大量工廠的破產只是個前兆，真正的危機還在後頭。一是無力干涉中國內政的西方各國必然要在日後重組社會，重建西方的底層社會和實行更嚴格的貿易保護，結果會致使中國的大量底層勞動力缺乏工作崗位，從而造成社會動盪和治安混亂。二是中國的管理者正在使用手頭上的外匯儲備投向歐美期待快速挽回國際訂單，同時又在大量使用國內的財政盈餘和民眾儲備救市以渡過短期內的危局，由於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影響國際訂單長期朝著縮減的方向前進，而國內的腐敗和浪費必將使得投放下去的資金並不能在短期內補充財政收入。那麼未來很有可能在一個不確定的時間遇到現金流危局，管理者能應對的手段無非就是大量印刷鈔票，這就會打擊整個商業體系的信用和信心。一旦政治上經濟上都陷入困境，中國的管理者就會有破產風險。
所以，在我看來，危機的解決並不是沒有辦法，因為危機還沒有到最困難的時候，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一是要打擊貪腐，儘量壓縮貪腐佔用救市資金的問題；二是要儘量將項目批給民企來完成，避免浪費；三是要合理利用手頭上的外匯儲備，不要一口氣去買下美國國債，要留餘糧以應對變局；四是要從宣傳尊重知識產權的精神，從法制上堅決打擊侵權行為，並以此為籌碼迫使西方找不到足夠的藉口；五是繼續溫和擴大人民幣匯率，避免西方社會的貿易保護意識升溫，同時還能讓國內民眾對西方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擴大；六是在西方需求恢復後提高勞動力成本，因為原材料價格不會立即上漲、成品價格回落程度相對較低從而在需求逐步恢復過程中擴大了企業的利潤比例；七是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並引進西方的風投資金和管理經驗，以促進新一代中國人中產階級的成長；八是深化政治改革，讓社會價值觀回歸理性和正義，培養良好的法治精神，讓權力的概念變為服務，從而引導中國完成商業化道路。
--EurisShaw
2009-2-18于石龍
張老認為，...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我們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張老反對以凱恩斯主義的名義過度干預市場，這非常正確。但張老肯定沒做過生意，把市場簡單的當作了生產。如果簡單的看鄧小平南巡後的發展，似乎生產獲得了動力就帶來了經濟的騰飛，如是推論今天也該如此，這個嘛，此一時彼一時也。過去生產滯後于需求，自然解放生產力很重要。君不見眼下“中國製造”全球人都在用，我們不僅有了足夠多的製造，而且山寨到牙齒，可見製造已經過剩到充分的壓榨了行業利潤。若繼續擴大產能，最終無非是陷入更嚴重的危機--成本上升需求下降兩頭壓縮。中國問題的細節之處，在於無法擴大自身的中產階級，社會正義的缺乏使得無論從價值觀還是法律保障等方面都不利於社會需求的主題中產階級的形成。我們前三十年的快速發展在於將西方人的需求嫁接過來，以取代自身中產階級的空缺，迫使近年來西方社會已發生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將大量的工廠轉移到中國，壓縮底層社會的空間，一方面通過金融創新促進底層社會剩餘勞動力向中產階級轉型，第三方面則通過抬高資產價格獲利來提供整體社會足夠的福利。
這原本是一條可以讓中國溫和轉型的路，但中國的管理者太輕率了，沒有意識到保持國際貿易平衡的重要性，過度的追求外匯盈餘。管理者做了些什麼？壓榨底層社會的權利，迫使勞動力價格不隨著社會總體財富的擴大而擴大，無視知識產權保護，使中國整體上缺乏對嫁接來的西方中產社會的需求，導致貿易盈餘不斷擴大甚至快速增長。結果導致西方不斷擴大的中產社會所提供的服務和產品不能有效的得到足夠的市場，於是唯有推高資產泡沫形成假繁榮的局面。最後泡沫破裂危機爆發，從西方嫁接而來的中產階級需求突然變成了真空，導致“中國製造”產能過剩。
這是剖析目前全球化失衡的根本。中國的危機很奇特，在國際貿易中我們聚集了大量的財富，這表現在巨額的外匯儲備上。危機不在於社會總財富的減少，而在於以目前機制建立的經濟體無法自我迴圈。對於我們而言，去年大量工廠的破產只是個前兆，真正的危機還在後頭。一是無力干涉中國內政的西方各國必然要在日後重組社會，重建西方的底層社會和實行更嚴格的貿易保護，結果會致使中國的大量底層勞動力缺乏工作崗位，從而造成社會動盪和治安混亂。二是中國的管理者正在使用手頭上的外匯儲備投向歐美期待快速挽回國際訂單，同時又在大量使用國內的財政盈餘和民眾儲備救市以渡過短期內的危局，由於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影響國際訂單長期朝著縮減的方向前進，而國內的腐敗和浪費必將使得投放下去的資金並不能在短期內補充財政收入。那麼未來很有可能在一個不確定的時間遇到現金流危局，管理者能應對的手段無非就是大量印刷鈔票，這就會打擊整個商業體系的信用和信心。一旦政治上經濟上都陷入困境，中國的管理者就會有破產風險。
所以，在我看來，危機的解決並不是沒有辦法，因為危機還沒有到最困難的時候，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一是要打擊貪腐，儘量壓縮貪腐佔用救市資金的問題；二是要儘量將項目批給民企來完成，避免浪費；三是要合理利用手頭上的外匯儲備，不要一口氣去買下美國國債，要留餘糧以應對變局；四是要從宣傳尊重知識產權的精神，從法制上堅決打擊侵權行為，並以此為籌碼迫使西方找不到足夠的藉口；五是繼續溫和擴大人民幣匯率，避免西方社會的貿易保護意識升溫，同時還能讓國內民眾對西方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擴大；六是在西方需求恢復後提高勞動力成本，因為原材料價格不會立即上漲、成品價格回落程度相對較低從而在需求逐步恢復過程中擴大了企業的利潤比例；七是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並引進西方的風投資金和管理經驗，以促進新一代中國人中產階級的成長；八是深化政治改革，讓社會價值觀回歸理性和正義，培養良好的法治精神，讓權力的概念變為服務，從而引導中國完成商業化道路。
--EurisShaw
2009-2-18于石龍
2009年2月16日 星期一
伊拉克真相和啟示（林達）
林達
在巴格達專訪薩德•伊斯康得
薩德·伊斯康得（Saad Eskander）博士，庫爾德族，出生巴格達，1999年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國際歷史"博士，遂任倫敦"伊拉克文化論壇"研究員，直至2003年薩達姆政權被推翻，薩德博士回到伊拉克任國家圖書暨檔案館館長，直到今天。
2006年11月10日開始，薩德博士不斷以日記形式記錄發生在巴格達他和同事們身邊的事情，並把日記放上大英圖書館網站，日記廣為流傳，成為這一時期巴格達最真實珍貴的民間記錄。它刊發在當下，遠比任何新聞報導更具現場感和說服力，作者非記者，而是正在上演的現實悲劇的劇中人。
2008年下半年我準備去伊拉克採訪，在大英圖書館網站讀這份日記。臨行前的閱讀令我深感震驚。我的伊拉克印象基本來自新聞報導，所瞭解的"戰事"是不斷發生的自殺炸彈。我相信自己不會運氣好到就遇上一顆。讀薩德日記才知道，巴格達比新聞報導中的更糟百倍，最危險的不是自殺炸彈，而是恐怖組織、宗教幫派組織和犯罪組織在每個街區對平民的綁架、謀殺甚至濫射。我讀過幾本記者的書，唯有這本日記讓我感受迫在眉睫的危險和恐懼。
覺得寫這些日記，像在利用發生在我員工身上的悲劇及犧牲，尤其是那些喪失生命的，讓我扛著沉重的道德重負，仿佛我在勒索讀者，我真的認為我無權如此。"日記隨後被翻譯成各國文字出版。中文版名為《烽火守書人》在臺灣出版，赴伊前我在再三精簡的行裝中塞進一本，並且把薩德博士列為我的採訪對象之一。
日記的紙媒出版都慢了一拍，大致在薩德日記停寫一年之後，臺灣版是08年7月開始發行。讀者必定和我一樣，讀書那一刻會以為巴格達正深陷恐怖中。進入伊拉克，我發現對薩德博士的採訪絕非可有可無，這將是描述巴格達轉變、理解這場戰爭的關鍵一環。事實是，恰在薩德日記停寫後，巴格達越過關鍵轉捩點。宗教幫派組織省悟，實行停火、聯合，協助美軍圍剿伊拉克人民的真正敵人，巴格達突然"安靜"下來。這個狀況已經維持了一年多，治安在大幅改善中，解釋這一轉折又對理解伊拉克戰爭至關重要。離開巴格達的前一天，在伊拉克記者朋友的幫助下，我終於在伊拉克國家圖書暨檔案館採訪了薩德·伊斯康得博士。下面是採訪摘錄：
問：這是您的中文版日記，千里迢迢找到您，就是因為這本書。
薩德：啊，就是這本書。他們把樣書寄給了我在倫敦的兄弟。（取出另一本書）這是德文版的。中文版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問：書在臺灣出版，可能很快會有中國大陸版。臨出發讀您的日記把我嚇壞了。進入伊拉克我發現有很大改變，您能對中國讀者談談嗎？
薩德：很幸運，恰在這本日記結束後，安全有了戲劇性轉變。巴格達和其他省份暴力都急劇下降，這裏原來是伊拉克最危險的區域，每天有爆炸、襲擊、很多人被迫擊炮火箭炮彈片擊中。現在和寫日記的那段時間無法相比，現狀是好的。可是，現在的巴格達仍有零星爆炸發生。但這已經不是街區內戰了。在我們附近是兩個典型街區，一個遜尼派，一個什葉派。書裏介紹了這兩個街區的內戰，現在他們和平相處，再也沒有謀殺和濫殺。徹底改變了。
問：改變的原因是什麼？是政治領袖達成協定還是民眾覺醒？
薩德：民眾覺醒。改變是來自人民而不是政治家。民眾終於認識到，不論遜尼派什葉派，內戰兩敗俱傷。他們走到一起，民眾直接對話。人民喚醒了政治家。改變推動開來，是普通民眾而不是政治家在推進。例如這兩個社區，領導人商談後，他們自己解決了問題。現在很好，因為民眾自己要求改變。
問：我在庫爾德不同地區作過採訪。2003年後的庫爾德看起來一切正常，實際上在1991年設立禁飛區之後，庫爾德兩黨也發生內戰，後來伊拉克其他地區發生的一切，是不是情況相似，只是晚了一個週期？
薩德：完全一樣。當專制政權掌控政治經濟一切領域，垮臺就會形成真空，一時填補不上。我們還不會管理自己，所以當時在庫爾德斯坦兩黨爆發內戰，現在他們有了聯合政府。巴格達是一樣的，政權垮臺出現治安、政治真空。政治領袖還不懂妥協。你是對的，這和庫爾德斯坦發生過的情況是一樣的。任何專制政權垮臺，都可能出現一段混亂。靜下來，理智和邏輯就會回來。
問：可在前一段混亂中，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離去，這對伊拉克是否形成傷害？
薩德：是的，中產階級離去也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形成一個真空。這也會導致暴力，因為中間階層是一個平衡。所以，伊拉克安全問題不是單純的，許多問題相互關聯。現在去敘利亞、約旦的人，回來的還不多，他們還在觀望。但他們會回來，因為伊拉克是一個富裕國家。我們長期來只有獨裁者，不關心人民。現在有希望政治改善，伊拉克將會是最富國之一。
問：我讀到一些評論認為，現在有了新伊拉克，卻沒有了伊拉克人，因為北方庫爾德斯坦、南方的什葉派地區，可能都在想獨立，並不認同伊拉克。您怎麼看今日伊拉克的身份認同？
薩德：身份認同問題在伊拉克誕生之日就有。問題在於伊拉克建國就引進了阿拉伯主義，掌控政權。我們國家有不同的民族、宗教，我們的認同應該落到伊拉克的國家認同，而長期以來伊拉克文化、教育系統都是大阿拉伯主義，在這樣政權下，如庫爾德人就不會認同伊拉克，這是導致薩達姆政權垮臺的原因，2003年不是美國人打垮了這個政權，這個政權自己就是要垮了，因為它不提供國家認同。兩伊戰爭伊拉克並非以伊拉克名義出戰，而是以某阿拉伯宗派的名義出戰，這使得伊拉克的國家認同變得很弱。在薩達姆政權下，庫爾德人不是同胞、兄弟，埃及的阿拉伯人才是兄弟。是薩達姆專制政府減弱了伊拉克認同。現在的伊拉克強調的是伊拉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人民之間是很容易相處融合的。
問：伊拉克人怎樣看待美國撤軍問題？目前狀況美軍的職責是否在維和？
薩德：是的。我認為美國至少三年內不應撤軍。首先，社區各派首領相互還不信任，美軍扮演了維和角色。其次，安全問題沒有完全解決，還有未被媒體報導的謀殺。另外我們還有伊朗、敘利亞等外患。假如沒有美軍，他們可能入侵。這是我們的利益所在，這是現實。對美國來說，他們打進來之後，當然不願意看到新的伊拉克失敗，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形象，也因為感到歉疚，他們當然願意幫助和看到新伊拉克成功。
問：是這樣嗎？
薩德：石油價格是市場決定，不是美國人決定的。再者，美國人在伊拉克重建投入了成兆成兆的美元，這幾年重建我們並不在花我們自己的錢。二戰之後，德國日本的重建，都從美國得到好處。現在是美國在花錢維護伊拉克安全，我們自己政府的錢反倒存在銀行裏。在經濟上，是我們從美國那裏得到許多好處。可是我們的政府必須改變政策，開始把自己的錢投入經濟建設，因為現在有不少人失業。伊拉克一旦安全改善，在三五年內就會急速發展，生活會巨變。現在已經在改變。我們的官員在薩達姆政權下，每月工資3美元，現在是250至300美元。
薩德：是的。國家雖然有危機，我們不離開，我們會創造和改變它。
在巴格達專訪薩德•伊斯康得
薩德·伊斯康得（Saad Eskander）博士，庫爾德族，出生巴格達，1999年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國際歷史"博士，遂任倫敦"伊拉克文化論壇"研究員，直至2003年薩達姆政權被推翻，薩德博士回到伊拉克任國家圖書暨檔案館館長，直到今天。
2006年11月10日開始，薩德博士不斷以日記形式記錄發生在巴格達他和同事們身邊的事情，並把日記放上大英圖書館網站，日記廣為流傳，成為這一時期巴格達最真實珍貴的民間記錄。它刊發在當下，遠比任何新聞報導更具現場感和說服力，作者非記者，而是正在上演的現實悲劇的劇中人。
2008年下半年我準備去伊拉克採訪，在大英圖書館網站讀這份日記。臨行前的閱讀令我深感震驚。我的伊拉克印象基本來自新聞報導，所瞭解的"戰事"是不斷發生的自殺炸彈。我相信自己不會運氣好到就遇上一顆。讀薩德日記才知道，巴格達比新聞報導中的更糟百倍，最危險的不是自殺炸彈，而是恐怖組織、宗教幫派組織和犯罪組織在每個街區對平民的綁架、謀殺甚至濫射。我讀過幾本記者的書，唯有這本日記讓我感受迫在眉睫的危險和恐懼。
覺得寫這些日記，像在利用發生在我員工身上的悲劇及犧牲，尤其是那些喪失生命的，讓我扛著沉重的道德重負，仿佛我在勒索讀者，我真的認為我無權如此。"日記隨後被翻譯成各國文字出版。中文版名為《烽火守書人》在臺灣出版，赴伊前我在再三精簡的行裝中塞進一本，並且把薩德博士列為我的採訪對象之一。
日記的紙媒出版都慢了一拍，大致在薩德日記停寫一年之後，臺灣版是08年7月開始發行。讀者必定和我一樣，讀書那一刻會以為巴格達正深陷恐怖中。進入伊拉克，我發現對薩德博士的採訪絕非可有可無，這將是描述巴格達轉變、理解這場戰爭的關鍵一環。事實是，恰在薩德日記停寫後，巴格達越過關鍵轉捩點。宗教幫派組織省悟，實行停火、聯合，協助美軍圍剿伊拉克人民的真正敵人，巴格達突然"安靜"下來。這個狀況已經維持了一年多，治安在大幅改善中，解釋這一轉折又對理解伊拉克戰爭至關重要。離開巴格達的前一天，在伊拉克記者朋友的幫助下，我終於在伊拉克國家圖書暨檔案館採訪了薩德·伊斯康得博士。下面是採訪摘錄：
問：這是您的中文版日記，千里迢迢找到您，就是因為這本書。
薩德：啊，就是這本書。他們把樣書寄給了我在倫敦的兄弟。（取出另一本書）這是德文版的。中文版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問：書在臺灣出版，可能很快會有中國大陸版。臨出發讀您的日記把我嚇壞了。進入伊拉克我發現有很大改變，您能對中國讀者談談嗎？
薩德：很幸運，恰在這本日記結束後，安全有了戲劇性轉變。巴格達和其他省份暴力都急劇下降，這裏原來是伊拉克最危險的區域，每天有爆炸、襲擊、很多人被迫擊炮火箭炮彈片擊中。現在和寫日記的那段時間無法相比，現狀是好的。可是，現在的巴格達仍有零星爆炸發生。但這已經不是街區內戰了。在我們附近是兩個典型街區，一個遜尼派，一個什葉派。書裏介紹了這兩個街區的內戰，現在他們和平相處，再也沒有謀殺和濫殺。徹底改變了。
問：改變的原因是什麼？是政治領袖達成協定還是民眾覺醒？
薩德：民眾覺醒。改變是來自人民而不是政治家。民眾終於認識到，不論遜尼派什葉派，內戰兩敗俱傷。他們走到一起，民眾直接對話。人民喚醒了政治家。改變推動開來，是普通民眾而不是政治家在推進。例如這兩個社區，領導人商談後，他們自己解決了問題。現在很好，因為民眾自己要求改變。
問：我在庫爾德不同地區作過採訪。2003年後的庫爾德看起來一切正常，實際上在1991年設立禁飛區之後，庫爾德兩黨也發生內戰，後來伊拉克其他地區發生的一切，是不是情況相似，只是晚了一個週期？
薩德：完全一樣。當專制政權掌控政治經濟一切領域，垮臺就會形成真空，一時填補不上。我們還不會管理自己，所以當時在庫爾德斯坦兩黨爆發內戰，現在他們有了聯合政府。巴格達是一樣的，政權垮臺出現治安、政治真空。政治領袖還不懂妥協。你是對的，這和庫爾德斯坦發生過的情況是一樣的。任何專制政權垮臺，都可能出現一段混亂。靜下來，理智和邏輯就會回來。
問：可在前一段混亂中，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離去，這對伊拉克是否形成傷害？
薩德：是的，中產階級離去也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形成一個真空。這也會導致暴力，因為中間階層是一個平衡。所以，伊拉克安全問題不是單純的，許多問題相互關聯。現在去敘利亞、約旦的人，回來的還不多，他們還在觀望。但他們會回來，因為伊拉克是一個富裕國家。我們長期來只有獨裁者，不關心人民。現在有希望政治改善，伊拉克將會是最富國之一。
問：我讀到一些評論認為，現在有了新伊拉克，卻沒有了伊拉克人，因為北方庫爾德斯坦、南方的什葉派地區，可能都在想獨立，並不認同伊拉克。您怎麼看今日伊拉克的身份認同？
薩德：身份認同問題在伊拉克誕生之日就有。問題在於伊拉克建國就引進了阿拉伯主義，掌控政權。我們國家有不同的民族、宗教，我們的認同應該落到伊拉克的國家認同，而長期以來伊拉克文化、教育系統都是大阿拉伯主義，在這樣政權下，如庫爾德人就不會認同伊拉克，這是導致薩達姆政權垮臺的原因，2003年不是美國人打垮了這個政權，這個政權自己就是要垮了，因為它不提供國家認同。兩伊戰爭伊拉克並非以伊拉克名義出戰，而是以某阿拉伯宗派的名義出戰，這使得伊拉克的國家認同變得很弱。在薩達姆政權下，庫爾德人不是同胞、兄弟，埃及的阿拉伯人才是兄弟。是薩達姆專制政府減弱了伊拉克認同。現在的伊拉克強調的是伊拉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人民之間是很容易相處融合的。
問：伊拉克人怎樣看待美國撤軍問題？目前狀況美軍的職責是否在維和？
薩德：是的。我認為美國至少三年內不應撤軍。首先，社區各派首領相互還不信任，美軍扮演了維和角色。其次，安全問題沒有完全解決，還有未被媒體報導的謀殺。另外我們還有伊朗、敘利亞等外患。假如沒有美軍，他們可能入侵。這是我們的利益所在，這是現實。對美國來說，他們打進來之後，當然不願意看到新的伊拉克失敗，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形象，也因為感到歉疚，他們當然願意幫助和看到新伊拉克成功。
問：是這樣嗎？
薩德：石油價格是市場決定，不是美國人決定的。再者，美國人在伊拉克重建投入了成兆成兆的美元，這幾年重建我們並不在花我們自己的錢。二戰之後，德國日本的重建，都從美國得到好處。現在是美國在花錢維護伊拉克安全，我們自己政府的錢反倒存在銀行裏。在經濟上，是我們從美國那裏得到許多好處。可是我們的政府必須改變政策，開始把自己的錢投入經濟建設，因為現在有不少人失業。伊拉克一旦安全改善，在三五年內就會急速發展，生活會巨變。現在已經在改變。我們的官員在薩達姆政權下，每月工資3美元，現在是250至300美元。
薩德：是的。國家雖然有危機，我們不離開，我們會創造和改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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