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雲/原載《鳳凰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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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世界，多數國家都已經實現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實現民主化的國家也正在試圖從“後極權”的坑坑窪窪中走出。許多人可能會認為，當歷史翻過黑暗的一頁，過去那個血腥而愚昧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無憂了麼？
世界離獨裁有多遠？35歲的德國導演鄧尼斯•甘賽爾(Dennis Gansel)透過他傑出的電影《浪潮》(Die Welle)給出了一個驚人的答案——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
1. 納粹速成班
汽車搖搖擺擺，車外人來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輕鬆而熱烈的搖滾音樂中開場。這是一所普通的德國中學，主人公賴納•文格爾(Rainer Wenger)是該校一位老師。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歡的“無政府主義”課被另一老師搶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無迴旋餘地，文格爾只能硬著頭皮在接下來的“國家體制”主題活動周上主講他並不喜歡的“獨裁統治”。
故事就這樣圍繞著接下來的一周展開：
星期一。文格爾來到教室時，教室裏一片自由散漫的氣氛。顯然，文格爾並不適應這個課堂以及他將要講的課。“如果我是你們會去上無政府主義的課，而不是聽這倒楣的獨裁統治。”這是他的開場白。當他將“Autokratie”（獨裁統治）寫在黑板上時，學生們仍在看閒書、發短信，東倒西歪，以至於文格爾不得不停下來希望大家“給點反應”、“好歹這一周要打發過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經心地討論獨裁統治時，文格爾陷入了深思。顯然，他並不相信學生們所說的“納粹已經遠離我們了，我們德國人不必總帶著負罪感。”或“獨裁統治不可能發生在今天，因為沒有民眾基礎。”課間休息後，文格爾讓學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準備做一個試驗，讓學生們體會獨裁的魅力。文格爾說，獨裁的主要特徵就是“紀律性”。通過口頭投票，最後文格爾成為課堂上的“元首”。接下來他要糾正大家的坐姿，而且發言時必須站立，必須尊稱他“文格爾先生”，不服從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爾再次走進教室時正襟而坐的學生們向他齊呼“早安，文格爾先生”。 “紀律鑄造力量，團結鑄造力量。”這節課，文格爾要求大家站起來像軍人一樣踏步，“感覺所有人都融為一體，這就是集體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個目的是，一起將樓下的“無政府主義課”踩在腳下，“讓我們的敵人吃天花板上的灰”。顯然，通過這種集體行動，文格爾試圖給“獨裁班”的學生們一種優越感——“無論表現怎樣，我們這個班也比樓下的‘無政府主義班’要好”。接下來，文格爾與學生們一起討論是否需要穿著統一的服裝，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將一種廉價的白上衣與牛仔褲定為他們的“制服”。
星期三。課堂上，只有女生卡羅繼續穿著她的紅上衣，其他學生都如約穿上了白襯衫。制服使卡羅陷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屬於這個集體。上學路上，她的男友在說她“自私”，而現在文格爾幾乎無視她的存在，同學們也不和她討論，並視之為異類與不合作者。有人建議給班集體取個名字，最後“浪潮”從“恐怖小組”、“夢想家俱樂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脫穎而出，成功當選。紅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變革者”無人回應。這節課還定下了“浪潮”的標誌。當晚，“浪潮”成員開始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張貼他們的浪潮標誌。
星期四。在“浪潮”組織中獲得歸屬感的成員們的創造力也被激發出來。課上有人動議，既然每個團體都有自己的手勢，浪潮也應該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手勢。這是一個右手在胸前劃波浪的手勢。越來越多的學生加入“浪潮”，並以是否做這個手勢與他人劃分界線。甚至連卡羅年輕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進來，甘願為“浪潮”把門，凡不能做浪潮手勢的人，都不許進學校。卡羅越來越覺得情況不妙，她奉勸文格爾立即中止這個遊戲，因為他“已經控制不住局勢了”。
星期五。課程接近尾聲，文格爾希望大家將參與“浪潮”的體會寫下來。文格爾激進的教學方式同時受到來自校方與家庭的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情緒失控而掌摑女友卡羅的馬爾科後悔不已，乞求文格爾能中止這一切，並指責這所謂的“紀律性”不過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爾知道，一切該結束了。現在需要的只是一個如期漂亮的結尾。當晚，所有浪潮成員都收到文格爾發來的一條短信：事關“浪潮”的將來，週六12點務必在學校禮堂開會。
星期六。學校禮堂。文格爾讓學生關閉了禮堂。在選讀了幾篇學生們關於“浪潮”的體會後，文格爾發表了一番振奮人心的演講，並煽動學生們將其間提出異議的馬爾科揪上臺來。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聲中，馬爾科被爭先恐後的學生們舉到了臺上，以接受懲罰。事情本來到此為止，接下來文格爾要告訴大家的是，“我們現在做的就是法西斯當年做的”，並宣佈獨裁實驗結束，“浪潮”從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並沒有按著文格爾的意願發展下去。狂熱分子蒂姆拔出了從網上購得的手槍，乞求文格爾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絕不允許背叛，即使文格爾也不成。電影由此進入高潮，蒂姆槍殺了一位同學並在絕望中吞槍自盡，重重地倒了下去。
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說是一個“納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順理成章。
2. 蒂姆是一個隱喻
《浪潮》是根據美國加州帕洛阿爾托市克柏萊（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發生的真實歷史事件改編。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節歷史課上，一位學生向老師羅恩•鐘斯（Ron Jones）提了個問題，“為什麼德國人聲稱，對於屠殺猶太人不知情？為什麼無論農民、銀行雇員、教師還是醫生都聲稱，他們並不知道集中營裏發生的慘劇？”對此，鐘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後他決定，大膽地進行一項實驗。他要重建納粹德國，一個微型的納粹德國，就在他的教室裏。他想讓他的學生們親身體會法西斯主義，不僅體會其恐怖，也體會其魅力。而且，不出鐘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現的，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這一實驗中，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狂熱，而且告密成風。五天以後，當幾百名學生在禮堂裏伸出手臂向鐘斯致以崇高的“浪潮”問候禮時，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許正是裏芬斯塔爾在《意志的勝利》（1934）中記錄的德國人向希特勒歡呼的場面。不過一切還好，鐘斯最後控制了局勢，戛然而止——“我們差一點就成為了優秀的納粹。” 在最後的聚會上，鐘斯接下來給學生們播放了一部關於第三帝國的影片：帝國黨代會、集體、紀律、服從，以及這個集體的所作所為：恐怖、暴力、毒氣室。鐘斯看著一張張不知所措的臉。最初的那個問題得到了回答。
相較鐘斯的教學實驗來說，《浪潮》的結局顯然更富戲劇性，殘酷的陡轉讓你不得不認為導演甘賽爾從《死亡詩社》的結尾中獲得靈感。儘管這種劇烈的衝突招致一些批評。但在我看來，狂熱者蒂姆（Tim）的出場，恰恰是《浪潮》區別乃至超越鐘斯教學實驗之關鍵所在。我甚至認為，從影片所要達到的思想高度來說，《浪潮》的主人公與其說是文格爾，不如說是蒂姆。
蒂姆性格內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學校更是經常被人欺負，被人稱作“軟腳蝦”。也許是這個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圍能有幾個“兄弟”。為此，他經常給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並在後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討好說：“是送你們的，我們是兄弟。”然而，事實上，沒有人把他這個窩囊鬼當兄弟。
對於為什麼加入“浪潮”，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理由。顯然，對於蒂姆來說，“浪潮”更意味著一種夢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後來握在手裏的手槍一樣。文格爾的介入與“浪潮”的成立，顯然給一直處於“校園底層”的蒂姆的生活帶來轉機。而且，他竟是那樣全心全意，甘於冒險犯難。為了制服，他焚毀了家裏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確給蒂姆帶來一種神奇的力量感。當他被欺負時，他開始試著反抗，而與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員也走過來保護了他。因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覺自己不再是一條蟲，而是一條龍的一部分。在噴塗“浪潮”標記時，他不顧危險爬上市政府大樓。他不僅用假手槍嚇退了尋釁鬥毆者，甚至自告奮勇要為“元首”文格爾的保鏢，弄得文格爾莫明其妙。蒂姆誠心誠意地想維護“浪潮”的堅固，要光大它的榮耀。在他看來“浪潮”就是他夢想中的帝國，而文格爾先生就是能為他引領未來的領袖。
瞭解了蒂姆的這種近於迷狂的心理，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最後會拔槍。從中也不難發現，在類似“浪潮”的組織中，加入組織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互相綁架的過程。它提倡以組織的名義消滅異類，卻不允許成員主動退出，因為主動退出對於組織而言是一種不可控的行為。文格爾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當他像趙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應允，而不能主動退出。
伏爾泰說，“人人手持心中的聖旗，滿面紅光走向罪惡。”荷爾德林說，“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一個人信仰烏托邦並非惡，真正的惡是這種烏托邦被賦予魔力，從而具有進攻性。顯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個隱喻，被革命喚醒的怪獸，被科學家創造的弗蘭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獲得了“新生”，他的成長遠遠超出了文格爾所能控制的範圍。組織之我的成長，同時意味著個體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納粹速成班”不僅為觀眾展示了一個微縮的納粹德國，也清晰地呈現了這些學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與之同時進行的是個體被集體化如何被異化。
在第一節課上，當被問及“獨裁統治的基礎是什麼？”學生們回答包括意識形態、控制、監視、一位元元首等等。同樣，高失業率與社會不公、通貨膨脹、政治信用破產、民族主義等等，這一切都有利於獨裁的誕生。不過，這都是一些從書本上學來的知識，當這一切變成一種日常的和風細雨時，“浪潮”成員們似乎都失去了警覺，而是沉醉于他們的同志友愛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觀眾幾乎可以看到所有有關獨裁的典型元素：沒有原則的集體主義，泯滅個性、消除差異的制服，對異己的隔離與言論自由的取消，一個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類似黑話的手勢，煽動性的反政府演講，利他名義下的強迫，對未來利益的許諾，標榜團結的儀式，歸屬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僅是一個平等的集體，也是一個健康的集體，站起來回答問題首先是“為了促進血液迴圈”。星期六的會場上，當文格爾指責馬爾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時，旁邊一位女生稱馬爾科“已經被傳染了”。在他們看來，誰反對浪潮誰就是瘟疫。只有擁護“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為了維持這種健康，文格爾在演講中指責德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成為輸家，政治家根本是經濟的傀儡。“當我們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毀滅的時候，那些富人卻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間站，還想從高處來欣賞這一切。此時此地，我們要創造歷史。從現在開始，浪潮將席捲全國，誰阻止它，浪潮就將它吞噬。”也正是這個原因，覺醒者馬爾科被當作敵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關於為什麼加入並沉醉於“浪潮”，文格爾選讀了學生們的部分感想：“這幾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誰最漂亮，誰成績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讓我們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環境都不重要，我們都是一場運動的一分子，‘浪潮’讓我們的生活重新有了意義，給了我們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理想。”“從前我總是惹事生非，‘浪潮’讓我投身于一件有意義的事，這就足夠了。”“如果我們能夠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願為此重新做人。”
然而，這種平等，正如托克維爾在1848年的一篇演講中所提到的：“民主擴展個人自由的範圍，而社會主義卻對其加以限制。民主盡可能地賦予每一個人價值，而社會主義卻僅僅使每一個人成為一個工具、一個數字。民主和社會主義除了‘平等’一詞毫無共同之處。但請注意這個區別：民主在自由之中尋求平等，而社會主義則在約束和奴役之中尋求平等。”顯而易見，浪潮尋求平等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通向奴役之路的過程。
正如文格爾最後打開謎底時所說的：“你們還記得我曾經問過的問題嗎，獨裁統治是否會實現，而我們現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義。我們自以為高人一等，比別人優秀，我們將所有反對我們的人排隊在這個集體之外，我們傷害了他們，我們不知道還將會發生多麼嚴重的事情。”“浪潮”本是個中性詞，當它成為一種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惡。
4. 人性沒有終結
納粹黨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時，一個問題困擾著許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的服從了上級的命令呢？我們能稱呼他們為大屠殺的兇手嗎？”著名的極權主義研究專家阿倫特發現了一種基於日常服從的惡。也就是說，艾希曼之所以惡行累累，不是因為他本性惡，而在於他在一種惡的體制中“盡職”，而這種盡職的背後，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甚至還是一種美德。
為此，美國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過一個很著名的實驗：請一批實驗志願者在一群實驗組織者——心理學家們的監督下，考察一群被實驗物件的單詞記憶能力。每個實驗物件的身體被聯接到一根電擊棒上，電擊棒由志願者們操控，被實驗物件每次背錯一個單詞，志願者就要對他進行電擊一次，電壓強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達到300伏。實驗過程中，很多被實驗物件在高壓電流的刺激下，反復掙扎，發出慘叫，請求停止試驗，當時情形如同夢魘，按照一般人的邏輯，目睹被實驗物件的種種掙扎，很多志願者會一定會停止電擊，放棄實驗。然而事實是，所有志願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來，其餘全部完成了實驗，也就是說，對被實驗物件都實施了電擊，最高達到450伏。也就是權威在場時，人們會服從權威，即使作惡，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心理不安。
當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奪池、遍地開花時，弗蘭西斯•福山認為人類歷史“已經終結”。在福山看來，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誰也不能打保票說，人類可以坐享民主之成，從此一勞永逸，因為“人性沒有終結”，因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無論是獨裁，還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則，我們今天就不會屢屢讀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聞。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發生一起內衣丟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樁惡劣的校園暴力案件。10個女生圍住另一位不停毆打，有人向她頭上澆淋吃剩的速食麵湯，有人在她臉上用眉筆寫字。更為惡劣的是，甚至當著男生的面，這些人強迫這位女生脫下褲子暴露下身，並用手機拍下施暴與受辱的照片和視頻……
誰能想像，這些惡正是被視為善與美的象徵的女人幹的。我曾經說，沒有底線地合群，人類會走向瘋癲。每個人心目中都住著一個暴君，每個人都是獨裁的種子，也都有灌溉獨裁的潛力。只要條件成熟，這一切難免會與一種惡的集體主義裏應外合，長出獨裁的惡之花。
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讓我們回到1967年4月克柏萊中學的那場試驗。就在試驗結束之時，羅恩•鐘斯對他的學生說：“和德國人一樣，你們也很難承認，竟然做得如此過分，你們不會願意承認被人操縱，你們不會願意承認，參與了這場鬧劇。”
2009年5月5日 星期二
巴丹死亡行軍：日軍殘酷虐殺四萬美軍戰俘(列斯特·坦尼)
來源：網易歷史
巴丹死亡行軍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案。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這近8萬人被強行押解到100公里外戰俘營，一路無食無水，沿路又遭日寇刺死、槍殺，總共死了約4萬人。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本書為世界知識出版社授權網易歷史頻道發佈。
名詞解釋：
巴丹死亡行軍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案。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後，日本陸軍也開始進軍菲律賓，並與美國及菲律賓的聯合守軍交戰，其中位在菲律賓巴丹半島上的美菲守軍與日軍激戰達4個月，最後因缺乏支援與接濟，於1942年4月9日向日軍投降，而因此開始了“巴丹死亡行軍”。
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這78,000人成為日軍的戰俘後，遭日軍強索財物，並押解到62英哩（約100公里）外的戰俘營，路程以徒步行軍為主，但整個行軍過程除了初期給予少許的食物外(根據倖存者表示，僅給一次高爾夫球大小的米飯)，一路上不許戰俘再有任何飲食，凡是企圖找尋飲水與食物者，即被日軍以刺刀或開槍處決，同時也驅趕、阻止當地的菲律賓人給予戰俘食物與水，即便有若干僥倖者躲過日軍眼線而偷喝到幾口河水，也因河水已嚴重遭受污染(河中漂浮著屍體以及綠色泡沫、且氣溫達華氏100度)，最後引發嚴重的腹瀉、嘔吐而死。
如此，經過強行不吃不喝的趕路行軍，最後雖抵達目標營地，但沿路上因饑渴而死(最初即是因饑餓無濟才選擇投降)及遭日軍刺死、槍殺者達15,000人之多。
附帶一提的是，並非抵達戰俘營後就擺脫了死亡，由於日軍也在營地內虐待戰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勞務、刻意讓其挨餓等，如此在抵達營地的兩個月內又死去了約26,000人。
愛德華·金少將同日軍商討投降條件
英文版序言
列斯特·坦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這個聰明的芝加哥青年，敏感地意識到大戰即將來臨。為了兌現對美國的神聖的義務，他決定作為一名志願兵參戰，而不是等待徵調。因此他放棄了已經小有起色的事業，義無反顧地參加了伊利諾斯州的梅伍德地區的國民警衛隊，1940年10月，被分配到第192坦克營B連。他為這支部隊旋即走上戰場，而感到興奮。他準備在服役期滿後，進入大學讀書，或者繼續幹老本行。
美國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已經轉向戰爭軌道。1940年11月，坦尼的部隊被編入美國聯邦軍隊作戰序列，一年之後被運送到菲律賓。日軍在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之後。當時坦尼的部隊駐紮在克拉克空軍基地附近。次日早晨5:30分，坦尼在睡夢中被突然叫醒，“日本人轟炸了珍珠港，抬頭看，它們又來了。”克拉克機場遭受突襲，菲律賓美軍進入戰爭狀態。
坦尼所在的B連，參加了呂宋島西岸林加延灣戰鬥，阻擊日軍大部隊推進。這場規模不大的阻擊戰，是二戰美軍的首次坦克戰。他們堅守陣線，阻滯日軍向巴丹半島推進，奮戰到愛德華·P·金將軍下令向日軍投降的那一刻。坦尼被俘後，經歷了慘絕人寰的巴丹死亡行軍，輾轉於菲律賓的多個戰俘營，隨後又被送到日本大牟田煤礦做戰俘奴工。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殘酷監禁解除之後，只有八分之一的美軍戰俘活著回到故鄉。坦尼目睹了美國用原子彈轟炸長崎騰起的蘑菇雲，他很幸運，因為他所在的戰俘營離長崎只有30英里。原子彈救了坦尼的性命，正是原子彈對日本成的巨大打擊，讓他再被日軍折磨致死之前，獲得了自由。
我一直在想坦尼是怎樣挺過這個三年零八個月的。越戰時期，我曾經兩次前往越南北部作戰，很不幸地兩次被俘，九死一生的經歷，現在仍然縈繞在我心頭。不過我想我的經歷和坦尼在日軍戰俘營當中的經歷沒有可比性，因為他的自尊長久地遭受著無情的踐踏，而且消息閉塞的他也不知道苦難會在哪一刻終結。我希望本書的讀者能夠細細地品味，人性在逆境中的偉大。坦尼無疑是勇敢的，他誠實地記錄了苦難，沒有自欺欺人，也沒有故意誇張。他在煉獄中恪守著原則，在求生的同時貫穿著良知。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在生不如死的環境當中憑藉自己的膽略和智慧，艱難地掙扎求生。殺戮和虐待，讓他參透生死，從而豁達睿智。他敏銳地觀察，發掘那些可以信任的朋友，發現戰俘當中的左中右，認識到誰可以開玩笑，誰不能開玩笑。
列斯特和我都曾經被亞洲國家的軍隊俘虜過，我們都沒有獲得國際法規定的戰俘應該享有的待遇。令人憤慨的是，淪為北越戰俘的美國軍人，成為了美國政府與越共政權討價還價的籌碼，成為了宣傳工具。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美軍戰俘經過了長期的監禁才獲得了解放，很多戰俘長眠在異國他鄉。而喪心病狂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沒有投鼠忌器的打算，美國戰俘成為他們的消遣對象，可以隨時隨地毆打虐殺。日軍從不譴責，肆無忌憚地殺戮虛弱的或者倒地的美軍戰俘的行為，他們甚至讚揚這種暴行。狂躁兇殘的日本看守，讓戰俘營中殺機四伏，形形色色的殺戮行為層出不窮。
令人敬佩的是，坦尼在書中並沒有流露“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復仇情緒。他在書中多次展現了對加害者的同情。（他曾對我說過，他會將那些傷害、拷打他的日本看守的名字帶進墳墓。）不難想像，日軍的加害行為暴行帶給他永恆的傷害，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始終面對著戰俘營中的苦難。堅韌和豁達，讓他不以苦樂為意。日本兵折磨他的時候，他咬牙挺住，從未求饒。久而久之，他習慣了毆打，知道該怎樣應付狂暴的日本兵，——為了活命，他儘量在挨打的時候不倒下，儘量護住自己的要害。
坦尼活著走出了戰俘營，胳膊上留下了永遠的傷痕，經常要接受各種手術。當他回到芝加哥，作為生命支柱的妻子已經嫁作他人婦。意志堅強、奮鬥不止的坦尼還是走出了戰爭和感情的陰影，最終獲得博士，並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擔任金融學教授。退休後，他四處奔走，呼籲向日本財閥討回公道，成為了出色的社會活動家。
在閱讀這部書稿的時候，我經常和坦尼產生精神的共鳴，他關於戰俘營的描述，不止一次地將我的思緒拉回了北越戰俘營。坦尼說：“接近4年的戰俘生涯讓我的思想臻於成熟，讓我形成了今後50年一直奉行的處事哲學。” 我有同感。這是一部凝聚著血淚，彰顯著生命力量的佳作，希望讀者能從中獲得教益。
我很榮幸分享坦尼教授的傳奇經歷，並為之作序。
美國退役海軍中將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 詹姆斯·B·斯托克代爾
被日軍俘虜的巴丹地區盟軍士兵
巴丹死亡行軍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陣刺耳的槍聲驚醒。一隊日本兵扛著步槍，端著機關槍，闖入了我們的營地，他們兇神惡煞似地嚎叫著。
沒等我們反應過來，日本兵就撲了過來。禮貌的把兩個手指並在一起，送到嘴邊，作吸的姿勢，討要香煙；粗魯的舉起用作手杖的長竹竿，朝我們劈頭蓋臉地打來，亂翻我們的床鋪，搜查我們的身體，拿走他們想要的一切東西。這是一群野蠻的勝利者。
有一個日本兵，走到我面前，做出抽煙的姿勢。我明白他的意思，搖了搖頭，因為我沒有香煙。他笑了笑，立即掄起槍托照我臉上狠狠地砸下來。我的鼻子被打破了，顴骨部位也撕開一道口子，鮮血湧了出來。他得意地大笑，其他日本兵也哄堂大笑。他走到站在我右邊的戰友前面，做出同樣的手勢。右邊的兄弟有煙，給了他一根，他抬手把整包香煙都奪了過去。誰知他恩將仇報，領著其他的日本兵用竹竿和槍托狠揍我的同伴，把他打倒在地。這下子，他們才心滿意足地大笑著離去，嘲笑著被擊敗的、軟弱的美國人。
如果我們知道今後將受到怎樣的折磨，並且知道這種折磨將持續多長時間的話，我們一定會在巴丹半島死戰到底，戰至最後一個人，拉更多的敵人陪葬，而不願忍受三年半的摧殘、饑餓、虐打以及種種非人道的暴行。
日本人轉移俘虜的計畫，基於三個毫無根據的假設，這對於我們來說，太不幸了。第一，日本人認為巴丹半島只有2.5-3.5萬名戰鬥人員。具體的數目，我不知道，因為在投降前夕，有數十名士兵陣亡，還有大量官兵躲進叢林或者試圖前往克雷吉多島。拋開戰鬥人員不談，跑到巴丹半島尋求安全庇護的菲律賓平民就有2.5萬人。戰鬥人員數目更為龐大，大約有6.5萬名菲律賓官兵，2.8萬名菲律賓平民，還有 1.2萬名美國人，總數達到10.5萬，這大大超出日軍估計。
第二，日軍想當然地認為美菲聯軍官兵身體健康，能夠在沒有食物和飲水保障的情況下進行強行軍。事實恰恰相反，我們這些堅守巴丹的人，在過去的45天裏，每天攝入的熱量不足800卡路里。除了米飯之外，我們每天只有一調羹C口糧（野戰口糧，特製的袋裝肉食）。有時，我們不得不用蛇、猴子，甚至用鬣蜥加強營養。前線的所有官兵，一天只能吃兩頓。饑餓導致壞血病、糙皮病、腳氣病，瘧疾等傳染病也趁虛而入，讓我們原本孱弱的身體更加孱弱。此外，我們對於長途行軍毫無準備，我們沒有水也沒有食物。我們這些能走的人看起來像病人，躺在醫院裏的病人看起來像死人。
第三，日軍認為他們的撤退計畫完美無缺，所有的細節問題都考慮周全，他們知道該做什麼，怎樣做。日本部隊之間分歧很大，讓我們無所適從，——聽了甲隊士兵的命令，會被乙隊士兵認為違反他們的命令，我們會挨打；再度服從乙隊士兵的命令，甲隊士兵發現了，認為我們不服從，會開槍打我們。這樣的事情一再重演，正好給了他們“算賬”的機會，他們報復我們，並一再顯示日本民族的優越性。日本兵們毫不理會他們已經到了日本國外，他們認為所有的人都能聽懂日語。因此，當我們聽不懂他們的命令而反應遲鈍，或者領會錯誤的時候，他們就歇斯底里地大施淫威。
因此，當巴丹死亡行軍從馬里韋萊斯開始的時候，就與日本人的“完美計畫”背道而馳。到處都混亂不堪，小汽車、卡車、馬匹、野戰火炮充斥道路。日軍把他們所有的重裝備都運到了巴丹半島，想要一舉拿下克雷吉多要塞。顯然，讓敵方的大量俘虜滯留在己方陣地上，是不利於日軍贏得攻取菲律賓的完全勝利的，所以日軍需要在儘量短的時間內，把我們這些俘虜趕出戰場。不過日軍好像只有想法，卻沒有安排高級將領專門負責俘虜轉移事宜，巴丹半島仍然是個爛攤子。
經歷巴丹死亡行軍，活著到達奧唐奈集中營的戰俘人數，只有出發前的一半。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這些倖存者全都有病，少數的人只患有一種疾病，大多數人受到兩三種疾病的折磨。這些疾病包括：瘧疾、痢疾、營養不良、饑餓、脫水、肺炎、腳氣病、白喉。此外，絕大多數倖存者在行軍途中都受到了毒打，體力嚴重透支。投降之後，我們本來就心情沮喪，可是在行軍途中又受到了極大的心理傷害，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同伴被屠殺，卻無力阻止，時刻提心吊膽，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
克雷吉多要塞的守衛者們在戰鬥到最後一刻之前，一直吃得比較好。克雷吉多要塞是美菲聯軍的總司令部所在地，總軍需官在此負責戰區內的給養分配。從1941年12月份開始，截止1942年4月，向巴丹半島運送給養和裝備越來越困難；所以克雷吉多要塞一直糧彈充足。巴丹守軍一天只能吃14至17盎司食物的時候，克雷吉多守軍一天能吃到48至55盎司。克雷吉多工事堅固，很少有人受傷，所以他們的身體很健康。瘧疾只給克雷吉多守軍造成了小小的麻煩，卻擊倒了巴丹半島99%的守軍和平民，因為巴丹半島的叢林裏有著世界上傳染性最強的攜帶瘧疾病毒的蚊子。
事實證明，日軍遷移巴丹戰俘的計畫的所有假設都是錯誤的，不現實的，純粹是憑空想像的。在戰後軍事法庭的審判當中，這些假設被用作巴丹死亡行軍的暴行的旁證。很多駐菲日軍高級將領辯稱，他們根本不知道巴丹死亡行軍，因為他們當時並不關心俘虜的遷移計畫。他們異口同聲地聲稱：“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情，也不知道美國和菲律賓戰俘所受的待遇。”
我覺得日本人在菲律賓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打開巴丹半島的地圖，很容易發現日軍可以為他們省去很多麻煩。只要他們在皮拉爾-巴加克一線擺上少許兵力，我們就不得不在長官的帶領下投降。後來我們常說：“他們不打我們，我們就會在軍官的命令下，帶著槍支彈藥投降。”我們已經無路可逃，北面是敵人，其餘三面是海。只要日本人扼住北部防線，如果我們不想在外援斷絕的情況下餓死，就得投降。日本人完全可以抽出大批地面部隊提前兩個月南侵澳大利亞，攫取整個東南亞的領土。可是日本人一根筋，要麼是膽小，非得把駐菲美軍完全擊潰才敢進行下一步侵略行動。他們執著地執行全殲駐菲美軍的計畫，中途卻不得不面對8萬名放下武器、疾病纏身的軍事人員，以及2.5萬名平民。不把這批人移出巴丹半島，他們對克雷幾多要塞的總攻就會受到影響。
4月10日早晨，一隊日本兵把我們趕上大路。在這半英里的行程中，日本兵大聲呵斥著我們，為了讓我們走快點，用刺刀戳我們。上了大路，我們等了3個小時，日本人禁止我們講話，我們可以用任何姿勢休息，站著、坐著都可以。
突然，大路上塵土飛揚，遠處出現一大隊美國和菲律賓俘虜。他們雜亂無章地走著，經過我們的時候，日本兵命令我們加入他們的佇列，開始步行。我的巴丹死亡行軍的起點在167公里的界碑處，在馬里韋萊斯東面大約2英里處。馬里韋萊斯在巴丹半島的最南端，聚集了大量美菲聯軍戰俘，也是日軍登陸巴丹半島的主要地點。
我們忠實地執行了金將軍的命令，沒有留下任何交通工具用於轉移，我們摧毀了所有的坦克，我們並不指望開著坦克去戰俘營。出於一些不為人知的原因，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少之又少的美軍戰俘得以坐上汽車，到達我們的第一個集中營，奧唐奈集中營。而我們是走過去的。
行軍的路面有20英尺寬，路基是石塊，上面撒上碎石子，碎石子上面再撒上細沙。撒上沙子的目的是為了使路面能夠行駛小型汽車，水牛拉的大車，菲律賓人拉的大車有時也會出現在路面上。路面早已使用過度，我們的重型汽車在上面開過，甚至我們的坦克、半履帶車也從上面經過。整個路面已經千瘡百孔，大塊的礫石隨處可見，路基裸露，鋪滿了磕腳的細沙、碎石子。在這種路面上走一小段路都覺得痛苦，長時間、長距離行軍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們四人一排，十人一列開始行軍。還沒走出去一英里，隊伍已經鬆鬆垮垮，我們就像一群掉隊的士兵。開始還成隊形的四十人的方隊，散亂不堪，兄弟們往前挪動步子，有些兄弟的腿腳已經不太靈活，看起來像跛了一樣。我們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很多人感覺我們是去送死。就在此刻，我決定要制定活命的計畫。成為俘虜的前夜，我還堅信我能夠活著回家。為了活命，我得為自己設立一些可實現的目標，比如一定要堅持到下一個轉彎口，一定要走到前面出現的水牛那裏。我必須有夢想，夢想會讓我前行。
日軍闖進我們的宿舍將我們的個人物品劫掠一空的時候，趁日本兵不注意，我把她的小照，塞到了襪子裏面，藏在腳踝處。蘿拉是點燃我生命火花的火種，她給了我生存的激情。沒有夢想，就不會有夢想實現的那一天，我實現夢想的決心堅如磐石。我不會讓敵軍奪走我的夢想，我必須活著，活著見到蘿拉，讓夢想變為現實。
沒走多遠，我們就知道我們將受到怎樣的對待。日本人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嚇了我一跳。日本人把我們從宿營地趕到大路上的時候，我就知道“全副武裝”是一個錯誤，我們只應該攜帶一些必備的生活用品，比如說軍用水壺，不過有水壺也不一定能喝到水。帽子和頭巾是必不可少的，烈日當頭照，正午的地表氣溫極高，頭部沒有保護絕對受不了。我們還得忍受突然降臨的傾盆而下的陣雨，大風卷起沙塵，能見度極差。
剛走了一兩個小時，兄弟們就開始減輕負荷，把他們認為不需要的東西丟在路上。他們從軍用帆布背包裏翻出各種各樣的東西：牙膏、牙刷、剃須膏、剃鬚刀、毯子、小帳蓬。這些物件被隨地丟棄，散佈在行軍路線的最初幾英里的路段上。
日本兵用我們聽不懂的日語大聲呵斥我們，如果我們不能對他們的命令做出迅速反應，他們就從路邊撿起木棍抽打我們。他們想讓我們走快點，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小跑。對於我們來說，“快步走”和“小跑”沒有區別，它們在我們耳朵裏只是重複的辭彙。看守們似乎並不明白這一點，我覺得他們絕對不是日軍當中的聰明人。後來我才知道，這些傢伙所受教育程度極低，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們沒有正確執行他們的命令，是因為我們根本聽不懂他們的“鳥語”。
日本兵強迫我們這些虛弱的人一連走了四五個小時，不允許我們休息，動不動抽打我們。很多兄弟如果不停下來喘口氣的話，就站不住了；日本兵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允許我們停留。我們佇列裏的漢克絆了一跤，摔倒在路邊的灌木叢裏。一個日本兵立即跑過來，我們向倒下的好朋友大聲喊道：“趕快站起來！快點站起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日本兵高聲叫喊著，把刺刀紮進了漢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後，漢克掙扎著站起來，鮮血順著襯衫往下流，他蹣跚著加入了我們身後的行軍佇列。
漢克並沒有撐多久。晚上一個朋友告訴我，漢克因為流血過多，倒在地上，被一個日本兵開槍打死。我控制不住哭泣，夥伴們也控制不住。我們眼前浮現出一個從來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的優秀青年，他錯在倒在了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漢克的死，給我們一個血淋淋的教訓：想在行軍時休息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永遠休息”。如果要大小便的話，我們該如何保護自己？很快我們發覺，唯一的正確做法是拉在褲子裏，如果你想活命的話。
行軍的第二天，一輛日本卡車從我們身邊開過。卡車車廂裏坐著日本兵，他們手裏拿著長長的繩子，時不時地抽打戰俘。他們會抽打任何一個他們認為走得不快的戰俘。突然，有日本兵向一個走在佇列外面的戰俘扔出了套索，套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把他拖到在地。鋒利的石塊讓這個兄弟鮮血淋漓，遍體鱗傷，他的身體抽搐著、翻滾著，看起來像一塊新鮮的牛排。被拖出100多碼後，他終於掙脫了套索，用手和膝蓋支撐著流血的身體慢慢地站起來時，他大喊：“你們去死吧！有朝一日，我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你們，我會活著把尿撒在你們的墳墓上！”憤怒讓他獲得了新的力量，他站直了以嶄新的面貌加入了行軍佇列。
第二天我們在卡巴卡森停了下來，我看到一個日本兵打開飯盒吃米飯，他的菜是一個魚罐頭。他吃完的時候，罐頭底部還剩下兩調羹魚。他扭頭看到了我的眼睛，便把罐頭扔給了我。我直勾勾地盯著他，其實我不是盯他，我是盯著他手裏的罐頭。可憐巴巴的眼神讓他大發善心。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饑餓、疲憊、沮喪。我毫不猶豫地抓住了罐頭，從路邊撕下一塊樹皮當成調羹，享用了一勺“美餐”。我突然發現我的好朋友鮑勃·馬丁用同樣的眼神看著我手裏的罐頭，於是我把罐頭和“調羹”都給了他。這個時候，為我們持續了一輩子的真摯友誼奠基。
鮑勃是天生的樂天派，似乎沒有事情可以讓他煩惱，也許用“沒心沒肺”形容他最合適。他只有5 英尺7英寸高，但是他卻把自己當成一個大人物，仿佛沒有什麼事情能難倒他。他的臉上總是掛著微笑，傳達著溫暖和友好，他的棕色頭髮和綠色眼睛顯示了他樂觀的天性。不管戴軍帽還是便帽，鮑勃都喜歡把帽子倒扣在腦袋上，這幾乎成為了他的標誌。
此時，鮑勃仍然沒有失去樂觀的天性。在我們休息的時候，他儘量讓我們感覺好一點。這就是他的特別之處。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和整個戰俘生涯當中，鮑勃和我共同經歷了很多事情。我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鮑勃還活著，而且活得很好，我們仍然是親密無間的好朋友。
194坦克連有一位帥氣的中尉，他大約28歲，一頭金色捲髮，總是乾乾淨淨的。他塊頭很大，有6英尺高，我估計他在戰前的體重至少200磅，行軍剛開始的時候也有150磅。他看起來很強壯，卻走得很慢，因為他背著個大包。一開始的時候，他把大包夾在胳肢窩裏，後來又把它扛在肩上。在大包的重壓之下他步履維艱，沒有人知道包裏裝的是什麼，但是我覺得裏面一定有他值得用生命去捍衛的東西。
當我們的佇列超過中尉的時候，我悄悄地靠近他，我看到他的雙眼已經充血，目光呆滯，他似乎已經喪失意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問他要不要幫忙，他不回答。等我回頭再看到他的時候，他的步履已經踉蹌，身體也東倒西歪的。他已經控制不住自己的身體，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無法對他提供幫助，他很快就會被日本並殺死。沒有人敢為他停下來，大家都很清楚，停下來幫助他的代價。
隊伍繼續前行，他的背越來越彎，行走非常困難。我們勸他扔掉不必要的物件，他的包對他來說，會讓他吃不消的。他拒絕了，掙扎著向前挪動了幾百英尺，栽倒在地。日本兵看見我們的佇列停了下來，立刻跑到他面前。日本兵大叫了幾聲，毫不猶豫地刺進了他的胸膛。日本兵還在狂吠，他的意思再明顯不過：“站起來！站起來！”不過一切已經太晚了。刺刀終結了中尉的生命，有一個好男兒為國捐軀。我無助地想到， “這個時候上帝在哪里？”在目睹了一樁樁暴行之後，我越來越肯定這些事情也會發生在我身上。天哪！以後等待我的是怎樣一個噩夢啊！
隊伍又往前移動，幾分鐘之後，又發生了悲慘的一幕。後面傳來汽車馬達聲；日軍向克雷吉多方向輸送戰鬥人員。中尉的屍體橫臥在道路中間，日本卡車毫不猶豫地從中尉的屍體上碾過，日本的車隊經過之後，中尉的屍體已經被壓成肉餅。道路上殘留的鮮血和肉末，顯示這裏曾經有人倒下。
日本人用這種方式“為中尉完成了葬禮”。日本兵還是不是人？他們沒有絲毫的同情心，毫不顧忌人之所以為人的底線！他們把我們像動物一樣對待，毫無疑問他們根本不會給我們戰俘應有的待遇。
投降之前，我還在想被俘後的幾小時是最危險的，只要捱過了最初的幾個小時，下面就安全多了。但在目睹了接二連三的暴行之後，我意識到自己錯了。日本人苦戰之後，攻下巴丹，剛剛嘗到勝利的喜悅，勝利並沒有讓他們忘記戰鬥的痛苦，因此日本兵抓住機會就向我們復仇。他們當中也許有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好朋友，他們要向我們這些“劊子手討還血債”。押解我們的日本兵情緒高昂，而昔日的敵人就在他們的刺刀底下，伸手可及。他們的武士道精神極端膨脹，日本的這種古老的戰爭哲學認為，投降者是懦夫，一個軍人在面對投降時的第一反應應該是切腹自殺。
對日本的語言、習俗和軍事哲學的無知，讓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吃盡了苦頭。哪怕是我們隊伍當中有一兩個人能聽懂日語，我們也能避開許多暴行。不過我們發現很多日本兵會說一點英語，但是他們從來不敢在他們的同伴面前說，因為這種行為會被認為具有親美傾向，被指責同情美國人。
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日本兵最喜歡欺負看起來弱小的戰俘。後來在日本福岡的17號戰俘營，情況恰恰相反，日本看守和平民礦工似乎專門喜歡找大塊頭戰俘的麻煩，他們喜歡吹噓：“美國人高大而軟弱，日本人矮小而強壯。”說到底，日本人還是因為身材矮小而感到自卑。
日本兵不允許我們帶水行軍，長時間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難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嚨刺痛，胳膊和腿不聽使喚。我們的身體亟需補充水份，可是卻一滴水也得不到，精神和身體的痛苦溢於言表。到了第三天，饑餓和口渴讓我做起了白日夢。我仿佛看到了過去吃過和喝過的所有好東西：夾著乾酪和洋蔥的漢堡包、奶昔、啤酒、可樂，饞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乾枯。我在白日夢的驅動下，走了一段路，最後還是回到了現實當中，——我們饑渴難耐，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們的下一頓才能進嘴。我們被強迫往前走，把左腿邁到右腿前面，再把右腿邁到左腿前面，兩腿帶動著身子往前挪。
日本兵故意的。其實路邊並不是沒有水，巴丹半島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日本兵就是不讓我們喝。有些看守會讓少數的戰俘去喝水，卻不讓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覺自己的舌頭變厚了，因為身邊有日本的車隊經過，車隊揚起的灰塵被我吸進嘴裏，黏在舌頭上，我的喉嚨快要被這些沙塵烤幹了。有一次，我看到路邊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觀察了好半天，確定附近沒有日本兵的時候，我和戰友弗蘭克快速沖到井邊。我們你一口，我一口，敞開肚皮喝水。我們儘快喝足，並把水壺裝滿，準備路上喝。
幾分鐘之內，大約有10到15個戰俘聚到了井邊。這引起了一個日本兵的注意，他跑過來嘲笑我們。這時，前面的5個人喝到了水，第6個人剛準備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舉起刺刀，對著他的脖子就是一刀。這個兄弟立即雙膝跪地、呼吸急促、臉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沒有喝上就死了，鮮血染紅了自流井。他死不瞑目，因為他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就被屠殺了。
所有在井邊的戰俘，趕緊跑回佇列。我們都被嚇傻了。我的心像手提鑽鑽地時一樣，劇烈地跳動，我的眼睛睜得有平時兩倍大，我很無助，我又想到，“這個時候上帝在哪里？”淚水潸然而下，流到我的面頰上，多好的一個年輕人啊，就這樣送掉了性命，殺他的人好像做了一場遊戲。
兩小時後，我們經過了一個水牛洗澡的水塘，它離路面大約50英尺。水塘裏的水根本不能飲用，水面上泛著綠色的泡沫，兩頭水牛正呆在裏面躲避酷熱。兄弟們都快渴死了，只要能喝到水，他們管不了這麼多了。兄弟們不僅渴，而且深受瘧疾的折磨，很多人發著高燒。另外還有很多人痢疾很嚴重，他們認為誰能夠減輕他們的痛苦。有一個大膽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勢問他，能不能讓他喝一點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揮手同意。
得到允許後，好幾十個人瘋狂地沖到水塘邊，也不管水牛還在裏面洗澡。有些人撥開綠色的泡沫，把水潑到自己身上，並喝下這種寄生著多種病菌的水。有些人用手帕把手兜起來喝，他們覺得經過手帕過濾以後，水會安全一些。他們真笨！成群的蒼蠅在水面上盤旋，水裏殘渣氾濫，病菌是過濾不掉的！這不是人喝的水！
幾分鐘之後，一個日本軍官跑過來大喊大叫。沒有人聽得懂他說的話，他也沒有打任何手勢，但是大家還是知趣地趕緊返回了隊伍。不久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這個滿臉堆笑的軍官，在戰俘的佇列周邊轉來轉去，他隨即命令日本兵檢查我們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跡的人都拉出來。日本軍官命令這些粘上水跡的人，在路邊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們開槍。恐怖的大屠殺！他強迫我們站著觀看，我們不敢阻止，如果我們阻止的話，他會下令把我們也槍斃了。
連日來目睹的暴行，嚴重動搖了我生存的信念。我的戰俘權利呢？如果這些殘暴的巴丹征服者對我做同樣的事情，我該如何應對？這場該死的行軍好像總不到頭，我該怎樣活下去？
滿懷希望是挺過巴丹死亡行軍的戰俘的共性。希望讓我們在饑渴、疾病的折磨下，一步一步向前走，我們知道總會到達終點。謠言風傳開來，有人說我們將被送往日本戰俘營，等待交換戰俘，我們將在美軍的醫院裏得到很好的治療。有些人希望，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只是一場噩夢，我們很快能回家。這些想法過於樂觀，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到達一個有吃有喝的終點，那裏有房子給我們住，讓我們遠離毒辣的日頭和蚊蟲的叮咬，讓我們不必在暴風雨中體驗“泥石流”的滋味，——暴雨擊夾帶著我們身上沾染的沙塵順著身體往下流淌。
這個時候，唯一能鼓勵我前進的是，我在路上看到的香蕉園和芒果樹。我把它們當成目標，當作暫時的目的地。絕大多數時間，我們已經停止了思考，我們只是走路，垂頭喪氣地低頭走路。我對自己說，我們是真的失敗者，但是我必須前進。
很多人已經虛弱得或者病得挪不開步子。如果他們停下來，蹲在路邊排便，輕則受到毒打，重則被殺。幸好我們腹中空空如也，不必擔心腸蠕動過於激烈，因為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供排泄。得了重症痢疾的人最可憐，他們隨時可能排泄。
第四天，我幸運地碰到了兩個坦克部隊的老夥計，沃爾特·奇戈伊和鮑勃·布隆格。奇戈伊是典型的義大利南部人的後裔，他有6英尺高，一頭烏黑的捲髮，鬍子很濃，看起來總是需要好好刮一下。他英武帥氣，一張長臉，讓人覺得“挺壞”。他的深棕色眼睛有些摳，總好像沒有睡醒，眼珠子轉動靈活，一會兒左，一會兒右，讓人覺得他是個精明人。他說話口氣柔和，即使在生氣的時候也不大喊大叫。從投降那天起，他就將生死置之度外。
布隆格是典型的義大利北方人的後裔。他有一頭金髮，明亮的藍色眼睛，身體很結實，大嗓門大得像教堂裏的鐘，好幾裏外都能聽到。在聚會上，他是一個開心果，特別會講笑話，大家都很喜歡他，總有很多人聚在他周圍。他身高不到6英尺，但是像一頭強壯的大灰熊，胳膊粗壯，胸肌發達，力大無窮。奇戈伊和布隆格是B連的“寶貝”，在全營也是名聲顯赫，眾所周知他們是“肉團兄弟”。
我和他倆走在一起的時候，一個日本軍官騎馬從我身邊經過。他揮動著武士刀，好像隨時準備把俘虜的頭顱斬下。我正好走到了佇列的外面，他順手給了我一刀。刀鋒離我的頭部和頸部數英寸，我趕忙避開，刀尖還是將我的左肩劃開一道大口子。刀口很深，我大量失血，亟需縫合，我還得繼續行軍，如果我還想活命的話。
等那個日本軍官遠去之後，布隆格和奇戈伊從人群中給我找來了一個醫護兵。為了幫我縫合傷口，醫護兵把身上所有的線都用完了。在此之後的兩英里路，兩個好朋友一直扶著我走。他們不讓我掉隊，因為大家都知道，掉隊就別想活。
奇戈伊和布隆格救了我的命，我一直希望有機會報答他們。軍方的記錄顯示，他們在被俘期間先後罹難。布隆格因痢疾在1942年7月31日，死于甲萬那端戰俘營。奇戈伊因同樣的疾病，在1942年11月3日，死于臺灣的戰俘營。我回國後，見到他們的家人。他們的父母問起他們的兒子在軍隊裏表現怎麼樣，是怎麼死的。我很難回答。跟他們的父母的充滿感情的會面，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我永遠無法忘記。
我們每天像僵屍一樣進行長途跋涉。我們從早上6:30，走到晚上8點，有的時候甚至要到9 點。我們被命令一刻不停地行走，只有兩種情況可以獲得幾分鐘的休息：日本看守換班或者被日軍強迫我們觀看他們施暴。日本看守換班很勤，每隔三四英里他們就換班一次。看守總是新面孔，對我們來說不是什麼好事，我們不知道這幫剛還上來的傢伙脾性如何，他們想要我們做哪些事情，不想要我們做哪些事情，我們總是小心翼翼。這幫新換上來得傢伙總是想給他們的戰友，特別是他們的軍官留下“好印象”，總要抓住機會，懲罰戰俘。這幫傢伙養精蓄銳，體力充沛，因此走路要比我們快多了。因此我們害怕換班，換班之後就要加倍小心，千萬不能走到隊伍外面。
由於路況糟糕，身體疲乏，缺少食物和飲水，加上戰敗者的心態，我們每小時只能走1英里，最多 2英里。日本看守不斷地呵斥我們，抽打我們，我們慢得像蝸牛在路上爬。我在想，我們要到哪里？如果他們要我們死，把我們在路邊就地槍決和押送到一個地方處死，有什麼不同？如果他們告訴我們目的地在哪里，會讓我們感覺輕鬆一些。如果日本人告訴我們只要走完70英里，我們就可以到戰俘營，就可以休息了，或者為他們工作。這樣要比漫無目的地走著，好得多。
我們已經好幾天沒吃飯了，渴得快要失去意識。如果再不給我們水喝，我們很快就會脫水而死。就在這時，日本人告訴我們，他們計畫在我們到達巴朗牙城區之後讓我們吃飯，巴朗牙離我們被俘的地方大約35英里。在正常條件下，一直休息充分、訓練有素、給養充足的軍隊只要19小時就可走完這段距離。可是我們這些戰俘根本不具備行軍的條件，我們疲憊不堪，體力透支，需要長時間的休息，需要接受治療。火辣辣的太陽一直懸在我們的頭頂，似乎要榨幹我們剩餘的精力。
我們用了4天時間，總算進入了巴朗牙城區。菲律賓平民們站在道路的兩旁，扔給我們各種各樣的食物：米糕、還有動物油脂的甜蛋糕、小塊的炸雞、小段的甘蔗。甘蔗比其他食物要好，撕開表皮之後，咀嚼果肉，我們會獲得必要的水分和糖分，既解渴，又增加了營養。菲律賓平民雪中送炭，讓我們的士氣為之一振。
突然，槍聲響了，菲律賓平民們四散逃命，日本看守向他們射擊，不允許他們給我們吃的。兩個菲律賓平民跑進了田野，想鑽進一個下水管道。三個日本兵舉槍向他們瞄準，先後開火。這三個傢伙的槍法不是很好，他們開了好些槍，才把這兩個菲律賓男子打倒。見他們倒下來，這三個傢伙立即跑過去，呵斥他們，並瘋狂地踢他們，先是踢背部，後來踢頭部，隨後又向對他們倒臥的身體連開數槍。
日本兵命令我們停下來觀看，這一場景令我渾身發抖，我直想嘔吐，不過胃裏沒有東西，吐不出來。我眼睜睜地看著日本肆意的殺戮。我想儘快地把這些醜惡和兇殘的場景，從腦中抹去。我不知道我還要目睹多少次這樣的暴行。就在我準備閉上眼睛的時候，日本人又殺死了更多手無寸鐵的菲律賓老百姓。
在日軍的槍聲和呵斥聲中，菲律賓平民逃散無蹤。很多菲律賓戰俘趁亂跑出佇列，混入平民之中。他們的目標是藏入民間，換掉衣服，化裝成老百姓。剛好夜幕降臨，很多菲律賓戰俘如願以償。
我們繼續向市區中心走去。天色完全暗下來的時候，我們被趕進一間大倉庫。這間倉庫大約有75 英尺寬，160英尺長，原來是用來儲存玉米、大米和蔗糖以及其他農產品的。擠不進去的人，就睡在倉庫外面的開闊地上。我在倉庫的最裏面找了一個位置。當倉庫人滿為患的時候，日本看守又生生地把兩百名美國戰俘塞了進來。倉庫實在太擠，以致我們只能一個挨一個的平躺在地上。有人想小便，只能尿在身上，第二天太陽會把他的衣褲曬乾。如果誰想大便，就要跑到倉庫的角落裏解決。那天晚上，倉庫的地面上滿是痢疾患者的糞便，這讓很多人感染了這種致命的疾病。
屎尿散發的惡臭，垂死的人的叫喊聲，病入膏肓的人的抱怨聲、呻吟聲不絕於耳，簡直要讓我發瘋，我把衣角塞進耳朵，減輕了一些噪音。倉庫裏的空氣污濁不堪，痢疾患者的糞便，殘留在衣褲上的小便在倉庫裏發酵。這種令人窒息的混合惡臭，影響人的正常生理機能。日本兵忍受不了，把門鎖上出去了，在外面監視我們。
數小時後，我漸漸地適應了這種嘈雜的聲音和令人作嘔的臭味。我把自己的思緒從這場噩夢中轉移開，我又想到了蘿拉。她會意識到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嗎？獲悉了巴丹半島失守，全軍投降的消息之後，她會怎樣想？她會認為我是一個懦夫嗎？她仍然愛著我麼？她會像我思念她那樣思念我麼？我提出了一連串的疑問，幻想自己又和蘿拉呆在一起。這場噩夢什麼時候才到頭啊？午夜時分，我搖了搖頭，拋開紛繁的思緒，面對現實。
次日早晨，看守把倉庫門打開，我頭暈目眩地蹣跚著走出來。我像受驚的動物一般儘快地離開了這個彌漫著死亡氣息的黑暗之地。至少有25個人沒有活著走出倉庫，日本人命令戰俘把他們的屍體抬到倉庫後面的田地裏扔掉。我再度感到震驚。我所能做的，是為這些兄弟祈禱，我流著淚自言自語：“上帝啊！請您寬恕這些可憐的靈魂。”我不願意看到他們暴屍荒野，但是日本兵不同意我們把這些可憐的兄弟埋葬，他們在漆黑的夜裏悲慘地死去。
我們看到倉庫的院子裏面，搖晃著一隊看守。幾分鐘之後，我們被趕到院子裏。出乎我意料的是，院子中間放著3個廚房用的大桶，桶裏盛滿了米飯。沒有餐具的戰俘得到了一個直徑3英寸的飯團，有餐具的戰俘的得到了一大鏟子米飯，量應該比飯團要多一些。在倉庫外面的開闊地的頂頭，有一隊日本看守在供應熱茶。沒有水壺或杯子的戰俘可以借朋友的容器來獲得他的定量，這些液體對我們來說，太珍貴了。
在餓了四天之後，我們第一次獲得了食物，儘管食物的數量很小。日本看守提醒我們，我們是多麼的幸運，因為他們給我們供應了如此多的食物和茶水。我們剛領完自己的定量，日本人就把我們趕上離開巴朗牙的大路。日本看守不停地嘲笑我們，他們咧開嘴大笑，頻頻點頭，他們很滿足，因為從我們身上獲得了足夠的優越感。我們排好隊向北進發，行軍繼續，但是終點在哪，我們仍然不知道。
很多個夜晚，日本兵讓我們的隊伍停下來，命令我們露宿在堅硬、骯髒、冰冷的石頭路上，公路上丟滿了戰俘的個人物品。很多戰俘就地排便。在巴朗牙領教了倉庫之夜的痛苦，我寧願睡在外面。不過看守們似乎不想讓我們獲得片刻的安寧，他們時不時地在我的耳邊咆哮，甚至會踢我，用刺刀戳我。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睡在空氣流通的地方。
巴丹死亡行軍的前四天，我們不僅要忍受看守們的虐待，還得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持續的精神緊張，讓我心力交瘁。缺少食物和飲水加重了這種精神壓力。我有一種強烈的孤獨感，寂寞帶來的痛苦讓我夜不能寐。我記得十歲的時候，去參加夏令營。離家的第一個夜晚，我在哭泣中入睡，因為我感到孤單，我沒有在家的安全感。很多年過去了，我已長大，身處離家1萬英里的異國他鄉，兒時的孤獨感捲土重來。在巴丹死亡行軍漫長的路途上，持續的孤獨讓我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和蘿拉在一起的快樂的日子。四天宛如隔世，我不斷地對自己說：“這只是一個噩夢；不是真的。”當我情緒低落的時候，我就想像蘿拉在我的身邊安慰我，告訴我一切事情都會好起來的。我的家人也給我希望，我的戰友們彼此照顧，我所愛的人給我溫暖和我需要的理解。
一路上，謠言紛起，不過很好。這些謠言在我們嘴裏傳來傳去，給我們生的希望。要到巴朗牙的時候，有人說：“等我們到了，日本人就會用船把我們送到馬尼拉，與日本戰俘進行交換。我們很快就能回家了。”還有人說：“等我們到了下一個集鎮，日本人就會給我們吃的。”儘管事實往往於這些謠言相反，在巴丹死亡行軍的12天裏，我們還是願意生活在這些美好的謠言當中。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個巴丹死亡行軍當中最慘無人道的罪行，當然還有一些暴行也可與之相提並論。日本兵讓我們的佇列暫時停下，等待後面的隊伍趕上來。等後面的隊伍趕上我們的時候，日本人命令我們站起來繼續前進，就在這時一個瘧疾非常嚴重的兄弟，發著高燒，人都燒糊塗了，想站起來，但是站不起來。日本兵走到他身邊，用槍托砸他的頭，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來身邊的兩個戰俘，讓他們在路邊挖坑，他準備把這個生病的兄弟活埋。這兩個戰俘開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時候，日本兵命令他們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裏，把他活埋了。這兩個戰俘搖著頭，說他們不能那樣做。
日本兵沒有發出任何警告，舉槍就把兩個挖坑的戰俘當中的大塊頭打死了。他又從我們的佇列里拉出兩個戰俘，命令他們再挖一個坑，把大塊頭也埋了。日本兵在路邊劃了一個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個戰俘埋在那裏”。這兩個戰俘又挖了第二個坑，他們把生病的戰俘和死去的戰俘分別放在坑裏，然後往他們身上鏟土。生病的戰俘還沒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時候，他淒厲地叫喊著。
我們目睹了這場對手無寸鐵的無辜者的屠殺。我悄悄轉過頭去，用手捂住臉，避免讓日本兵看到我嘔吐。這樣的暴行讓我永生難忘，到現在仍然困擾著我。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我活著就是等著被屠殺嗎？今天輪不到我，那麼明天，後天，大後天呢？對於這樣的暴行，我還能忍受多久？”我的決心再次受到了挑戰。我偷偷地抹去淚水和嘔吐的汙物，正視路的前方，我在尋找下一個路標。我必須有一個目標；我必須向前走。
在正常的生活條件下，人們的行為方式只有兩種，要麼讓生活順應信仰，要麼改變信仰來適應生活。選擇了正確的行為方式，我們就能獲得滿足。不過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我發現如果我要活下去，我必須兩者兼顧。因此我不斷修改自己的信仰，以順應日本看守的命令，同時我又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堅持我的信仰。舉個例子，如果日本看守強迫我去活埋一個戰俘，我會很快地意識到，這與我的信仰不符，但為了活命我不得不照做。如果我堅持我的信仰，拒絕活埋依舊在呼吸的戰俘，那麼接下來可能就有更多的戰俘要來埋我了，如果還有人拒絕，就會有更多的戰俘被埋葬。在我調整信仰的時候，我對自己說，我要活下來以後幫助別人。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一個人不能及時地調整他的生活宗旨，很可能活不下去。
我很難理解日本士兵的行為。因為他們的紀律性很好，絕對服從上級軍官的指揮。我想這些軍官們肯定知道日本的軍事法規當中關於戰俘待遇的條文。1904年2月日本頒佈的第22條軍規的第1節第2條明確規定：“應該尊重戰俘，善待戰俘，不得以殘暴的非人道的方式對待戰俘。”侵佔菲律賓的日軍從任何角度來說，都沒有執行天皇親手頒佈的敕令。日本的翻譯在多個場合告誡我們：“你們比狗都低賤！我們想什麼時候喂你們，就什麼時候喂你們；我們讓你們休息，你們才可以休息；任何一個日本士兵覺得有必要教訓你的時候，都可以揍你。”
天皇頒佈的善待戰俘的軍規從來沒有執行過，在巴丹死亡行軍的時候沒有執行，在任何一個戰俘營裏也沒有執行，在任何一個工作隊裏也沒有執行。顯然，這只是一條停留在紙面上的規定——沒有必要認真對待——日本人制定這條規定，只是為了讓世界各國覺得日本軍隊是“人道的軍隊”。日本士兵的行為方式恰恰與這些冠冕堂皇的規定相反，他們更樂意看到戰俘被折磨，這讓他們覺得可以對我們為所欲為，滿足他們的民族優越感。
目擊了“處決式的葬禮”之後，我的求生意識更加強烈。目睹屠殺暴行時，我處於絕望的頂峰，可是我發現我可以克服這種絕望。我在想，如果日本兵逼迫我執行諸如此類的暴行，為了活下去，我該如何應對。
首先，我要意志堅強，做該做的事情。其次，我要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這樣我才能做日本人命令我去做的任何事情。第三，我要變得“機靈起來”，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比如說，什麼時候該走得快一點，什麼時候該成為另一隊的成員。我發誓今後走路要昂首挺胸。這個姿勢會讓我覺得精神一些，日本看守很少欺負看起來健康的戰俘以及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戰俘。
我們走了好些天，有的時候夜間也趕路。日本兵只給我們提供過兩次食物和水，每次都很少。從盧保出發的4到5英里的行軍極其殘酷。日本看守時不時地命令我們奔跑，他們的咆哮次數更多，聲音更大。幾分鐘之內，有不同的看守，毆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們。
在這個路段，我們被要求以平常兩倍的步速行軍，日本兵換班頻繁，我們經常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換班的看守。我們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隊日本兵，看守命令我們停下來。我們看到這隊日本兵的前面跪著一個美國戰俘，戰俘後面站著一個日本軍官。日本軍官從劍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揮來揮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領。他讓這個美國戰俘順著他揮刀的方向移動膝蓋。熱身練習做完之後，他把武士刀高高舉起，急速揮下，日本士兵高呼“萬歲”，我們只聽到一聲悶響，美國戰俘就身首異處了。這個軍官緊跟著把戰俘的軀幹踢到在地。這個軍官“乾淨俐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斬首技術”。所有的日本士兵都開心地笑著走了。當我看到他的刀鋒下落的時候，我的心都揪緊了，渾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禱。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頭竟然是日軍的娛樂方式。
從那天起，我少說也目睹了數百次斬首的場景；身首異處的恐怖瞬間永遠不能從我腦中抹去。每當那個時刻來臨，我都非常害怕，不過我下決心活下去。我必須活下來告訴全世界日軍對我們這些戰俘做過些什麼。
我們花了兩天多的時間到達奧蘭尼，這段行程大約有15英里。這兩天內，我們沒有得到一口飯一滴水。在這段路程當中我們目睹了更多暴行，這些暴行與剛開始的四天裏的大同小異。日本兵特別喜歡在菲律賓人面前虐待美軍戰俘，這樣能滿足他們的民族優越感。每次殺害或者折磨美軍戰俘的時候，他們都會把路過的菲律賓人攔下來，男人、女人、小孩無一例外，強迫他們站在路邊觀看。這些菲律賓人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些觸目驚心的場面，淚流滿面，默默地祈禱，我看到他們的嘴唇一動一動的。
我們穿過奧蘭尼城區的時候，一隊日本看守站在路邊，朝我們吼道：“哈依庫！哈依庫！” （快點！快點！）我們幾乎奔跑著經過了這隊看守。菲律賓平民站在離這隊看守很遠的路邊，扔飯團給我們。我們在奔跑中接到了，就迅速塞到嘴裏。如果飯團掉在地上，就糟蹋了。幸運的是，絕大多數人願意分享，所以大家多少都吃到一點。如果沒有好心的菲律賓平民冒著危險丟給我們食物，在路上餓死的戰俘會更多，因為他們的無私幫助，我們的士氣也提升了一些。不幸的是，一進戰俘營，這種有福同享的友誼就結束了。我們每天只能領到一點點米飯當早飯，晚上還能領到一丁點當晚飯，沒有菲律賓平民扔東西給我們，我們也不能在路邊剪刀食物。戰友之間的情意受到很大損害。我多次勸坦克部隊的同袍，把米飯吃下去，不要用米飯換香煙。有些戰俘強搶病人的食物，或者引誘他們換香煙，他們說，抽一根煙能讓病人感覺舒服一點。某些戰俘之間的關係變成“狗咬狗”的關係。
我們精疲力竭，站立不穩，被強迫以兩倍步速行軍，直到我們進入了2英里外的聖費爾南多城。接下來，去哪里？下一個死的，輪到誰？我們的身體還能忍受多久？
聖費爾南多是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路途當中經過的最大的城鎮，它非常繁華，受到的戰爭破壞很小。美菲聯軍向巴丹半島撤退的時候，沒在這裏做過多停留。日軍跟在我們屁股後面追，也是一經而過。它是班邦省的省會，有一些漂亮的大工廠。我注意到街面上有很多日本兵，他們全副武裝三五成群地到處閒逛，享受著“愜意”的時光。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火車站，讓我們休息。我們看到站內一列由老式車頭驅動的悶罐車。我們坐在鐵軌上等了一個小時，一輛破舊的悶罐車才哢哢地進站。我聽說，我們將被送到馬尼拉，與日本戰俘交換，我們很快就能回家。很快，謠言不攻自破。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這輛小小的悶罐車。車廂很小，放在平時可以裝進10頭牲口，或者25個到 30個人，在日本兵的驅趕下，此刻每節車廂裏塞進了80到100個人。我們只能輪流坐著，因為車廂裏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大家都坐下來，即使靠近車門的人把腿腳都伸到門外也不行。車廂中部實在太擁擠，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窒息了。靠近車門，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的人是幸運的。我們摩肩接踵地站了5個小時，到達卡帕斯。卡帕斯離我們的最終目的地奧唐奈集中營附近。
我是幸運的人之一。我靠門邊坐著，雙腿懸空。我享受著新鮮的空氣，和風撲面，不必擔心日本兵會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後背。不擔心，真是一種享受。不久，我就為自己的鬆懈嘗到了苦頭。一個日本看守從我身邊經過，他揮舞著一根用作手杖的長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來，沒打到腳，打在了膝蓋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來，——叫的什麼我記不清了，不過絕對不是恭維的話。他抓住車廂的門把，使勁地想把它關上，車門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極了。不過門最終還是沒有被關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關得上。幸虧我的大腿讓門開了一個口子，我們才能呼吸到一點新鮮空氣，當火車開動的時候，一股力量很大的風吹進我們的車廂。
火車緩緩地開動了，載著數千名生病的、垂死的戰俘。菲律賓人站在鐵軌旁邊，向車廂裏面扔用香蕉葉包著的飯團、用糖和其他調料做成的米糕、還有熟雞塊。當我看到他們給我們扔食物的時候，我就使勁把門拉開兩英尺，以便讓我們獲得更多的食物。這些好心的菲律賓人可能不知道，他們的慷慨行為救了我們很多戰俘的性命。沒有這些東西，很多戰俘將會餓死。他們給予我們的關心，幫助我們挺過了這段人生的黑暗歲月。
火車終於停了，但是日本兵不允許我們下車，我們又在車廂裏停留了10分鐘。沒有人講話；垂死的人的呻吟打破了車廂裏的安靜。就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們還是不知道接下來我們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會被秘密處決嗎？然後在沒有一個人看到的情況下，被日本人偷偷地埋到一個萬人坑裏？日本看守什麼也不說。我聽到車廂裏有人在輕聲的禱告。上帝啊！請給我們一次機會，不要在這個遙遠的國度，讓我們毫無蹤跡地像畜生一樣死去。
只有活著的人走下火車；我們得到指示，讓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車廂內。有些人能跳下火車，有些人只能挪到門邊，然後慢慢地滑下來。我慢慢地跳出車廂，剛想邁步走路，就倒在了鐵軌上。我覺得我的瘦腿不聽大腦指揮了。一個看守認為我站得不夠快，就用槍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頸部遭受重擊。他對我做了一個威脅性的動作，用刺刀向我刺來，我知道不躲開就死定了，趕緊爬起來走了。
我們又開始走了，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要走多遠。我們所有的人都覺得自己像是一頭牛，要被趕進屠宰場。當我離開悶罐車的時候，我感覺身體好像著了火。走了兩英里之後，我開始頭暈目眩，身體在佇列裏搖晃。沒過多久，我就體力耗盡，跪倒地上。好運又一次撞上了我。我醒來的時候，我發現正被奇戈伊和布隆格抬著走。他們抬著我，足足地走了1英里。之後，我的體力恢復了，可以自己走了。一個人在一生當中，在短短幾天內，被同樣的人救兩次，這樣的幾率能有多高？他們真是我的救星。
形容枯槁、衣衫襤褸的我們排成隊半死不活地走著。我們的身體太骯髒了，上面沾染了各種各樣的液體，全都沒刮臉。在這條狹窄的永無止境的公路上，我們看到一些美麗高大的、果實累累的芒果樹，還有許多鬱鬱蔥蔥的綠色植物。我們不時能在路邊看到美軍戰俘的屍體，他們躺在綠樹底下，血流滿地，鮮血已經變成深棕色。
《菲律賓的黎明》的作者神保信彥，是參與菲律賓戰役的一名日軍士兵。他在書中寫道，在巴丹守軍投降的當天，所有的日軍部隊都接到通知，將有至少7萬名俘虜落入日軍手中。
日軍高層在馬尼拉發佈了如下命令，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會發生那麼多的暴行：
和我軍在巴丹半島對抗的任何部隊，不管是否投降，都應該被徹底消滅，任何不能走到集中營的美軍戰俘，在行軍途中都必須在離高速公路兩百米以外的地方處死。
這個命令可能就是日軍士兵在行軍中可以任意殺死掉隊的美國人的正當理由。一旦本間雅晴接受了巴丹的投降，他唯一關心的不是我們的待遇而是所有在菲律賓的武裝力量的最終投降書，從而他可以指揮所有的力量和供給物資向克雷吉多島進攻。毫無疑問，我確信對我們投降的部隊實施殺戮是某個人預謀的，授權的，這個人有著很大權利，而且是日本軍隊在菲律賓有很高指揮權的人。
這個命令給予了日軍看守肆意屠殺掉隊的美國戰俘的權力，戰俘出於任何理由掉隊都要被處死。本間雅晴雖然接受了巴丹守軍的投降，但是唯一讓他感興趣的是獲得整個菲律賓美菲聯軍的投降書。他當時正在調兵遣將，調集所有的技術裝備，想一舉拿下克雷吉多要塞。毫無疑問，對巴丹投降部隊的屠殺是有預謀的，是侵菲日軍高層精心策劃的，是經過某些高級將領首肯的。
我在行軍的最後一天，差點丟掉性命。我的腳腫得有平時的兩倍大，這讓我在佇列中行走困難，很難跟上隊伍。後來我才發現，佇列當中的很多人都有這個毛病。
日本看守又把我們轉交給一隊經過充分休息的看守。這些傢伙上來就呵斥我們，推搡我們，用棍子敲打行走困難的人。他們專門欺負看起來虛弱的人。與我走在一起的一個兄弟，看到我浮腫的腳，建議我把靴子的兩邊劃破。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不僅照他說的做了，而且還把鞋帶鬆開了，這樣給腳更大的空間。在此之前，我虛弱得很，發著燒，筋疲力盡，我甚至覺得高燒會要了我的命。就在我的身體快要垮掉的時候，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堅持下去，不管日本人要我去哪里，我都得走過去。奇跡出現了，高燒退了！最後的8英里，我好像走了一輩子，我終於看到了典型的菲律賓棚屋的輪廓，還有那生銹的鐵絲網。我總算見到了這次強迫行軍的目的地。
巴丹死亡行軍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案。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這近8萬人被強行押解到100公里外戰俘營，一路無食無水，沿路又遭日寇刺死、槍殺，總共死了約4萬人。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本書為世界知識出版社授權網易歷史頻道發佈。
名詞解釋：
巴丹死亡行軍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案。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後，日本陸軍也開始進軍菲律賓，並與美國及菲律賓的聯合守軍交戰，其中位在菲律賓巴丹半島上的美菲守軍與日軍激戰達4個月，最後因缺乏支援與接濟，於1942年4月9日向日軍投降，而因此開始了“巴丹死亡行軍”。
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這78,000人成為日軍的戰俘後，遭日軍強索財物，並押解到62英哩（約100公里）外的戰俘營，路程以徒步行軍為主，但整個行軍過程除了初期給予少許的食物外(根據倖存者表示，僅給一次高爾夫球大小的米飯)，一路上不許戰俘再有任何飲食，凡是企圖找尋飲水與食物者，即被日軍以刺刀或開槍處決，同時也驅趕、阻止當地的菲律賓人給予戰俘食物與水，即便有若干僥倖者躲過日軍眼線而偷喝到幾口河水，也因河水已嚴重遭受污染(河中漂浮著屍體以及綠色泡沫、且氣溫達華氏100度)，最後引發嚴重的腹瀉、嘔吐而死。
如此，經過強行不吃不喝的趕路行軍，最後雖抵達目標營地，但沿路上因饑渴而死(最初即是因饑餓無濟才選擇投降)及遭日軍刺死、槍殺者達15,000人之多。
附帶一提的是，並非抵達戰俘營後就擺脫了死亡，由於日軍也在營地內虐待戰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勞務、刻意讓其挨餓等，如此在抵達營地的兩個月內又死去了約26,000人。
愛德華·金少將同日軍商討投降條件英文版序言
列斯特·坦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這個聰明的芝加哥青年，敏感地意識到大戰即將來臨。為了兌現對美國的神聖的義務，他決定作為一名志願兵參戰，而不是等待徵調。因此他放棄了已經小有起色的事業，義無反顧地參加了伊利諾斯州的梅伍德地區的國民警衛隊，1940年10月，被分配到第192坦克營B連。他為這支部隊旋即走上戰場，而感到興奮。他準備在服役期滿後，進入大學讀書，或者繼續幹老本行。
美國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已經轉向戰爭軌道。1940年11月，坦尼的部隊被編入美國聯邦軍隊作戰序列，一年之後被運送到菲律賓。日軍在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之後。當時坦尼的部隊駐紮在克拉克空軍基地附近。次日早晨5:30分，坦尼在睡夢中被突然叫醒，“日本人轟炸了珍珠港，抬頭看，它們又來了。”克拉克機場遭受突襲，菲律賓美軍進入戰爭狀態。
坦尼所在的B連，參加了呂宋島西岸林加延灣戰鬥，阻擊日軍大部隊推進。這場規模不大的阻擊戰，是二戰美軍的首次坦克戰。他們堅守陣線，阻滯日軍向巴丹半島推進，奮戰到愛德華·P·金將軍下令向日軍投降的那一刻。坦尼被俘後，經歷了慘絕人寰的巴丹死亡行軍，輾轉於菲律賓的多個戰俘營，隨後又被送到日本大牟田煤礦做戰俘奴工。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殘酷監禁解除之後，只有八分之一的美軍戰俘活著回到故鄉。坦尼目睹了美國用原子彈轟炸長崎騰起的蘑菇雲，他很幸運，因為他所在的戰俘營離長崎只有30英里。原子彈救了坦尼的性命，正是原子彈對日本成的巨大打擊，讓他再被日軍折磨致死之前，獲得了自由。
我一直在想坦尼是怎樣挺過這個三年零八個月的。越戰時期，我曾經兩次前往越南北部作戰，很不幸地兩次被俘，九死一生的經歷，現在仍然縈繞在我心頭。不過我想我的經歷和坦尼在日軍戰俘營當中的經歷沒有可比性，因為他的自尊長久地遭受著無情的踐踏，而且消息閉塞的他也不知道苦難會在哪一刻終結。我希望本書的讀者能夠細細地品味，人性在逆境中的偉大。坦尼無疑是勇敢的，他誠實地記錄了苦難，沒有自欺欺人，也沒有故意誇張。他在煉獄中恪守著原則，在求生的同時貫穿著良知。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在生不如死的環境當中憑藉自己的膽略和智慧，艱難地掙扎求生。殺戮和虐待，讓他參透生死，從而豁達睿智。他敏銳地觀察，發掘那些可以信任的朋友，發現戰俘當中的左中右，認識到誰可以開玩笑，誰不能開玩笑。
列斯特和我都曾經被亞洲國家的軍隊俘虜過，我們都沒有獲得國際法規定的戰俘應該享有的待遇。令人憤慨的是，淪為北越戰俘的美國軍人，成為了美國政府與越共政權討價還價的籌碼，成為了宣傳工具。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美軍戰俘經過了長期的監禁才獲得了解放，很多戰俘長眠在異國他鄉。而喪心病狂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沒有投鼠忌器的打算，美國戰俘成為他們的消遣對象，可以隨時隨地毆打虐殺。日軍從不譴責，肆無忌憚地殺戮虛弱的或者倒地的美軍戰俘的行為，他們甚至讚揚這種暴行。狂躁兇殘的日本看守，讓戰俘營中殺機四伏，形形色色的殺戮行為層出不窮。
令人敬佩的是，坦尼在書中並沒有流露“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復仇情緒。他在書中多次展現了對加害者的同情。（他曾對我說過，他會將那些傷害、拷打他的日本看守的名字帶進墳墓。）不難想像，日軍的加害行為暴行帶給他永恆的傷害，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始終面對著戰俘營中的苦難。堅韌和豁達，讓他不以苦樂為意。日本兵折磨他的時候，他咬牙挺住，從未求饒。久而久之，他習慣了毆打，知道該怎樣應付狂暴的日本兵，——為了活命，他儘量在挨打的時候不倒下，儘量護住自己的要害。
坦尼活著走出了戰俘營，胳膊上留下了永遠的傷痕，經常要接受各種手術。當他回到芝加哥，作為生命支柱的妻子已經嫁作他人婦。意志堅強、奮鬥不止的坦尼還是走出了戰爭和感情的陰影，最終獲得博士，並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擔任金融學教授。退休後，他四處奔走，呼籲向日本財閥討回公道，成為了出色的社會活動家。
在閱讀這部書稿的時候，我經常和坦尼產生精神的共鳴，他關於戰俘營的描述，不止一次地將我的思緒拉回了北越戰俘營。坦尼說：“接近4年的戰俘生涯讓我的思想臻於成熟，讓我形成了今後50年一直奉行的處事哲學。” 我有同感。這是一部凝聚著血淚，彰顯著生命力量的佳作，希望讀者能從中獲得教益。
我很榮幸分享坦尼教授的傳奇經歷，並為之作序。
美國退役海軍中將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 詹姆斯·B·斯托克代爾
被日軍俘虜的巴丹地區盟軍士兵
巴丹死亡行軍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陣刺耳的槍聲驚醒。一隊日本兵扛著步槍，端著機關槍，闖入了我們的營地，他們兇神惡煞似地嚎叫著。
沒等我們反應過來，日本兵就撲了過來。禮貌的把兩個手指並在一起，送到嘴邊，作吸的姿勢，討要香煙；粗魯的舉起用作手杖的長竹竿，朝我們劈頭蓋臉地打來，亂翻我們的床鋪，搜查我們的身體，拿走他們想要的一切東西。這是一群野蠻的勝利者。
有一個日本兵，走到我面前，做出抽煙的姿勢。我明白他的意思，搖了搖頭，因為我沒有香煙。他笑了笑，立即掄起槍托照我臉上狠狠地砸下來。我的鼻子被打破了，顴骨部位也撕開一道口子，鮮血湧了出來。他得意地大笑，其他日本兵也哄堂大笑。他走到站在我右邊的戰友前面，做出同樣的手勢。右邊的兄弟有煙，給了他一根，他抬手把整包香煙都奪了過去。誰知他恩將仇報，領著其他的日本兵用竹竿和槍托狠揍我的同伴，把他打倒在地。這下子，他們才心滿意足地大笑著離去，嘲笑著被擊敗的、軟弱的美國人。
如果我們知道今後將受到怎樣的折磨，並且知道這種折磨將持續多長時間的話，我們一定會在巴丹半島死戰到底，戰至最後一個人，拉更多的敵人陪葬，而不願忍受三年半的摧殘、饑餓、虐打以及種種非人道的暴行。
日本人轉移俘虜的計畫，基於三個毫無根據的假設，這對於我們來說，太不幸了。第一，日本人認為巴丹半島只有2.5-3.5萬名戰鬥人員。具體的數目，我不知道，因為在投降前夕，有數十名士兵陣亡，還有大量官兵躲進叢林或者試圖前往克雷吉多島。拋開戰鬥人員不談，跑到巴丹半島尋求安全庇護的菲律賓平民就有2.5萬人。戰鬥人員數目更為龐大，大約有6.5萬名菲律賓官兵，2.8萬名菲律賓平民，還有 1.2萬名美國人，總數達到10.5萬，這大大超出日軍估計。
第二，日軍想當然地認為美菲聯軍官兵身體健康，能夠在沒有食物和飲水保障的情況下進行強行軍。事實恰恰相反，我們這些堅守巴丹的人，在過去的45天裏，每天攝入的熱量不足800卡路里。除了米飯之外，我們每天只有一調羹C口糧（野戰口糧，特製的袋裝肉食）。有時，我們不得不用蛇、猴子，甚至用鬣蜥加強營養。前線的所有官兵，一天只能吃兩頓。饑餓導致壞血病、糙皮病、腳氣病，瘧疾等傳染病也趁虛而入，讓我們原本孱弱的身體更加孱弱。此外，我們對於長途行軍毫無準備，我們沒有水也沒有食物。我們這些能走的人看起來像病人，躺在醫院裏的病人看起來像死人。
第三，日軍認為他們的撤退計畫完美無缺，所有的細節問題都考慮周全，他們知道該做什麼，怎樣做。日本部隊之間分歧很大，讓我們無所適從，——聽了甲隊士兵的命令，會被乙隊士兵認為違反他們的命令，我們會挨打；再度服從乙隊士兵的命令，甲隊士兵發現了，認為我們不服從，會開槍打我們。這樣的事情一再重演，正好給了他們“算賬”的機會，他們報復我們，並一再顯示日本民族的優越性。日本兵們毫不理會他們已經到了日本國外，他們認為所有的人都能聽懂日語。因此，當我們聽不懂他們的命令而反應遲鈍，或者領會錯誤的時候，他們就歇斯底里地大施淫威。
因此，當巴丹死亡行軍從馬里韋萊斯開始的時候，就與日本人的“完美計畫”背道而馳。到處都混亂不堪，小汽車、卡車、馬匹、野戰火炮充斥道路。日軍把他們所有的重裝備都運到了巴丹半島，想要一舉拿下克雷吉多要塞。顯然，讓敵方的大量俘虜滯留在己方陣地上，是不利於日軍贏得攻取菲律賓的完全勝利的，所以日軍需要在儘量短的時間內，把我們這些俘虜趕出戰場。不過日軍好像只有想法，卻沒有安排高級將領專門負責俘虜轉移事宜，巴丹半島仍然是個爛攤子。
經歷巴丹死亡行軍，活著到達奧唐奈集中營的戰俘人數，只有出發前的一半。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這些倖存者全都有病，少數的人只患有一種疾病，大多數人受到兩三種疾病的折磨。這些疾病包括：瘧疾、痢疾、營養不良、饑餓、脫水、肺炎、腳氣病、白喉。此外，絕大多數倖存者在行軍途中都受到了毒打，體力嚴重透支。投降之後，我們本來就心情沮喪，可是在行軍途中又受到了極大的心理傷害，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同伴被屠殺，卻無力阻止，時刻提心吊膽，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
克雷吉多要塞的守衛者們在戰鬥到最後一刻之前，一直吃得比較好。克雷吉多要塞是美菲聯軍的總司令部所在地，總軍需官在此負責戰區內的給養分配。從1941年12月份開始，截止1942年4月，向巴丹半島運送給養和裝備越來越困難；所以克雷吉多要塞一直糧彈充足。巴丹守軍一天只能吃14至17盎司食物的時候，克雷吉多守軍一天能吃到48至55盎司。克雷吉多工事堅固，很少有人受傷，所以他們的身體很健康。瘧疾只給克雷吉多守軍造成了小小的麻煩，卻擊倒了巴丹半島99%的守軍和平民，因為巴丹半島的叢林裏有著世界上傳染性最強的攜帶瘧疾病毒的蚊子。
事實證明，日軍遷移巴丹戰俘的計畫的所有假設都是錯誤的，不現實的，純粹是憑空想像的。在戰後軍事法庭的審判當中，這些假設被用作巴丹死亡行軍的暴行的旁證。很多駐菲日軍高級將領辯稱，他們根本不知道巴丹死亡行軍，因為他們當時並不關心俘虜的遷移計畫。他們異口同聲地聲稱：“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情，也不知道美國和菲律賓戰俘所受的待遇。”
我覺得日本人在菲律賓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打開巴丹半島的地圖，很容易發現日軍可以為他們省去很多麻煩。只要他們在皮拉爾-巴加克一線擺上少許兵力，我們就不得不在長官的帶領下投降。後來我們常說：“他們不打我們，我們就會在軍官的命令下，帶著槍支彈藥投降。”我們已經無路可逃，北面是敵人，其餘三面是海。只要日本人扼住北部防線，如果我們不想在外援斷絕的情況下餓死，就得投降。日本人完全可以抽出大批地面部隊提前兩個月南侵澳大利亞，攫取整個東南亞的領土。可是日本人一根筋，要麼是膽小，非得把駐菲美軍完全擊潰才敢進行下一步侵略行動。他們執著地執行全殲駐菲美軍的計畫，中途卻不得不面對8萬名放下武器、疾病纏身的軍事人員，以及2.5萬名平民。不把這批人移出巴丹半島，他們對克雷幾多要塞的總攻就會受到影響。
4月10日早晨，一隊日本兵把我們趕上大路。在這半英里的行程中，日本兵大聲呵斥著我們，為了讓我們走快點，用刺刀戳我們。上了大路，我們等了3個小時，日本人禁止我們講話，我們可以用任何姿勢休息，站著、坐著都可以。
突然，大路上塵土飛揚，遠處出現一大隊美國和菲律賓俘虜。他們雜亂無章地走著，經過我們的時候，日本兵命令我們加入他們的佇列，開始步行。我的巴丹死亡行軍的起點在167公里的界碑處，在馬里韋萊斯東面大約2英里處。馬里韋萊斯在巴丹半島的最南端，聚集了大量美菲聯軍戰俘，也是日軍登陸巴丹半島的主要地點。
我們忠實地執行了金將軍的命令，沒有留下任何交通工具用於轉移，我們摧毀了所有的坦克，我們並不指望開著坦克去戰俘營。出於一些不為人知的原因，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少之又少的美軍戰俘得以坐上汽車，到達我們的第一個集中營，奧唐奈集中營。而我們是走過去的。
行軍的路面有20英尺寬，路基是石塊，上面撒上碎石子，碎石子上面再撒上細沙。撒上沙子的目的是為了使路面能夠行駛小型汽車，水牛拉的大車，菲律賓人拉的大車有時也會出現在路面上。路面早已使用過度，我們的重型汽車在上面開過，甚至我們的坦克、半履帶車也從上面經過。整個路面已經千瘡百孔，大塊的礫石隨處可見，路基裸露，鋪滿了磕腳的細沙、碎石子。在這種路面上走一小段路都覺得痛苦，長時間、長距離行軍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們四人一排，十人一列開始行軍。還沒走出去一英里，隊伍已經鬆鬆垮垮，我們就像一群掉隊的士兵。開始還成隊形的四十人的方隊，散亂不堪，兄弟們往前挪動步子，有些兄弟的腿腳已經不太靈活，看起來像跛了一樣。我們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很多人感覺我們是去送死。就在此刻，我決定要制定活命的計畫。成為俘虜的前夜，我還堅信我能夠活著回家。為了活命，我得為自己設立一些可實現的目標，比如一定要堅持到下一個轉彎口，一定要走到前面出現的水牛那裏。我必須有夢想，夢想會讓我前行。
日軍闖進我們的宿舍將我們的個人物品劫掠一空的時候，趁日本兵不注意，我把她的小照，塞到了襪子裏面，藏在腳踝處。蘿拉是點燃我生命火花的火種，她給了我生存的激情。沒有夢想，就不會有夢想實現的那一天，我實現夢想的決心堅如磐石。我不會讓敵軍奪走我的夢想，我必須活著，活著見到蘿拉，讓夢想變為現實。
沒走多遠，我們就知道我們將受到怎樣的對待。日本人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嚇了我一跳。日本人把我們從宿營地趕到大路上的時候，我就知道“全副武裝”是一個錯誤，我們只應該攜帶一些必備的生活用品，比如說軍用水壺，不過有水壺也不一定能喝到水。帽子和頭巾是必不可少的，烈日當頭照，正午的地表氣溫極高，頭部沒有保護絕對受不了。我們還得忍受突然降臨的傾盆而下的陣雨，大風卷起沙塵，能見度極差。
剛走了一兩個小時，兄弟們就開始減輕負荷，把他們認為不需要的東西丟在路上。他們從軍用帆布背包裏翻出各種各樣的東西：牙膏、牙刷、剃須膏、剃鬚刀、毯子、小帳蓬。這些物件被隨地丟棄，散佈在行軍路線的最初幾英里的路段上。
日本兵用我們聽不懂的日語大聲呵斥我們，如果我們不能對他們的命令做出迅速反應，他們就從路邊撿起木棍抽打我們。他們想讓我們走快點，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小跑。對於我們來說，“快步走”和“小跑”沒有區別，它們在我們耳朵裏只是重複的辭彙。看守們似乎並不明白這一點，我覺得他們絕對不是日軍當中的聰明人。後來我才知道，這些傢伙所受教育程度極低，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們沒有正確執行他們的命令，是因為我們根本聽不懂他們的“鳥語”。
日本兵強迫我們這些虛弱的人一連走了四五個小時，不允許我們休息，動不動抽打我們。很多兄弟如果不停下來喘口氣的話，就站不住了；日本兵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允許我們停留。我們佇列裏的漢克絆了一跤，摔倒在路邊的灌木叢裏。一個日本兵立即跑過來，我們向倒下的好朋友大聲喊道：“趕快站起來！快點站起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日本兵高聲叫喊著，把刺刀紮進了漢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後，漢克掙扎著站起來，鮮血順著襯衫往下流，他蹣跚著加入了我們身後的行軍佇列。
漢克並沒有撐多久。晚上一個朋友告訴我，漢克因為流血過多，倒在地上，被一個日本兵開槍打死。我控制不住哭泣，夥伴們也控制不住。我們眼前浮現出一個從來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的優秀青年，他錯在倒在了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漢克的死，給我們一個血淋淋的教訓：想在行軍時休息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永遠休息”。如果要大小便的話，我們該如何保護自己？很快我們發覺，唯一的正確做法是拉在褲子裏，如果你想活命的話。
行軍的第二天，一輛日本卡車從我們身邊開過。卡車車廂裏坐著日本兵，他們手裏拿著長長的繩子，時不時地抽打戰俘。他們會抽打任何一個他們認為走得不快的戰俘。突然，有日本兵向一個走在佇列外面的戰俘扔出了套索，套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把他拖到在地。鋒利的石塊讓這個兄弟鮮血淋漓，遍體鱗傷，他的身體抽搐著、翻滾著，看起來像一塊新鮮的牛排。被拖出100多碼後，他終於掙脫了套索，用手和膝蓋支撐著流血的身體慢慢地站起來時，他大喊：“你們去死吧！有朝一日，我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你們，我會活著把尿撒在你們的墳墓上！”憤怒讓他獲得了新的力量，他站直了以嶄新的面貌加入了行軍佇列。
第二天我們在卡巴卡森停了下來，我看到一個日本兵打開飯盒吃米飯，他的菜是一個魚罐頭。他吃完的時候，罐頭底部還剩下兩調羹魚。他扭頭看到了我的眼睛，便把罐頭扔給了我。我直勾勾地盯著他，其實我不是盯他，我是盯著他手裏的罐頭。可憐巴巴的眼神讓他大發善心。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饑餓、疲憊、沮喪。我毫不猶豫地抓住了罐頭，從路邊撕下一塊樹皮當成調羹，享用了一勺“美餐”。我突然發現我的好朋友鮑勃·馬丁用同樣的眼神看著我手裏的罐頭，於是我把罐頭和“調羹”都給了他。這個時候，為我們持續了一輩子的真摯友誼奠基。
鮑勃是天生的樂天派，似乎沒有事情可以讓他煩惱，也許用“沒心沒肺”形容他最合適。他只有5 英尺7英寸高，但是他卻把自己當成一個大人物，仿佛沒有什麼事情能難倒他。他的臉上總是掛著微笑，傳達著溫暖和友好，他的棕色頭髮和綠色眼睛顯示了他樂觀的天性。不管戴軍帽還是便帽，鮑勃都喜歡把帽子倒扣在腦袋上，這幾乎成為了他的標誌。
此時，鮑勃仍然沒有失去樂觀的天性。在我們休息的時候，他儘量讓我們感覺好一點。這就是他的特別之處。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和整個戰俘生涯當中，鮑勃和我共同經歷了很多事情。我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鮑勃還活著，而且活得很好，我們仍然是親密無間的好朋友。
194坦克連有一位帥氣的中尉，他大約28歲，一頭金色捲髮，總是乾乾淨淨的。他塊頭很大，有6英尺高，我估計他在戰前的體重至少200磅，行軍剛開始的時候也有150磅。他看起來很強壯，卻走得很慢，因為他背著個大包。一開始的時候，他把大包夾在胳肢窩裏，後來又把它扛在肩上。在大包的重壓之下他步履維艱，沒有人知道包裏裝的是什麼，但是我覺得裏面一定有他值得用生命去捍衛的東西。
當我們的佇列超過中尉的時候，我悄悄地靠近他，我看到他的雙眼已經充血，目光呆滯，他似乎已經喪失意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問他要不要幫忙，他不回答。等我回頭再看到他的時候，他的步履已經踉蹌，身體也東倒西歪的。他已經控制不住自己的身體，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無法對他提供幫助，他很快就會被日本並殺死。沒有人敢為他停下來，大家都很清楚，停下來幫助他的代價。
隊伍繼續前行，他的背越來越彎，行走非常困難。我們勸他扔掉不必要的物件，他的包對他來說，會讓他吃不消的。他拒絕了，掙扎著向前挪動了幾百英尺，栽倒在地。日本兵看見我們的佇列停了下來，立刻跑到他面前。日本兵大叫了幾聲，毫不猶豫地刺進了他的胸膛。日本兵還在狂吠，他的意思再明顯不過：“站起來！站起來！”不過一切已經太晚了。刺刀終結了中尉的生命，有一個好男兒為國捐軀。我無助地想到， “這個時候上帝在哪里？”在目睹了一樁樁暴行之後，我越來越肯定這些事情也會發生在我身上。天哪！以後等待我的是怎樣一個噩夢啊！
隊伍又往前移動，幾分鐘之後，又發生了悲慘的一幕。後面傳來汽車馬達聲；日軍向克雷吉多方向輸送戰鬥人員。中尉的屍體橫臥在道路中間，日本卡車毫不猶豫地從中尉的屍體上碾過，日本的車隊經過之後，中尉的屍體已經被壓成肉餅。道路上殘留的鮮血和肉末，顯示這裏曾經有人倒下。
日本人用這種方式“為中尉完成了葬禮”。日本兵還是不是人？他們沒有絲毫的同情心，毫不顧忌人之所以為人的底線！他們把我們像動物一樣對待，毫無疑問他們根本不會給我們戰俘應有的待遇。
投降之前，我還在想被俘後的幾小時是最危險的，只要捱過了最初的幾個小時，下面就安全多了。但在目睹了接二連三的暴行之後，我意識到自己錯了。日本人苦戰之後，攻下巴丹，剛剛嘗到勝利的喜悅，勝利並沒有讓他們忘記戰鬥的痛苦，因此日本兵抓住機會就向我們復仇。他們當中也許有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好朋友，他們要向我們這些“劊子手討還血債”。押解我們的日本兵情緒高昂，而昔日的敵人就在他們的刺刀底下，伸手可及。他們的武士道精神極端膨脹，日本的這種古老的戰爭哲學認為，投降者是懦夫，一個軍人在面對投降時的第一反應應該是切腹自殺。
對日本的語言、習俗和軍事哲學的無知，讓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吃盡了苦頭。哪怕是我們隊伍當中有一兩個人能聽懂日語，我們也能避開許多暴行。不過我們發現很多日本兵會說一點英語，但是他們從來不敢在他們的同伴面前說，因為這種行為會被認為具有親美傾向，被指責同情美國人。
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日本兵最喜歡欺負看起來弱小的戰俘。後來在日本福岡的17號戰俘營，情況恰恰相反，日本看守和平民礦工似乎專門喜歡找大塊頭戰俘的麻煩，他們喜歡吹噓：“美國人高大而軟弱，日本人矮小而強壯。”說到底，日本人還是因為身材矮小而感到自卑。
日本兵不允許我們帶水行軍，長時間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難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嚨刺痛，胳膊和腿不聽使喚。我們的身體亟需補充水份，可是卻一滴水也得不到，精神和身體的痛苦溢於言表。到了第三天，饑餓和口渴讓我做起了白日夢。我仿佛看到了過去吃過和喝過的所有好東西：夾著乾酪和洋蔥的漢堡包、奶昔、啤酒、可樂，饞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乾枯。我在白日夢的驅動下，走了一段路，最後還是回到了現實當中，——我們饑渴難耐，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們的下一頓才能進嘴。我們被強迫往前走，把左腿邁到右腿前面，再把右腿邁到左腿前面，兩腿帶動著身子往前挪。
日本兵故意的。其實路邊並不是沒有水，巴丹半島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日本兵就是不讓我們喝。有些看守會讓少數的戰俘去喝水，卻不讓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覺自己的舌頭變厚了，因為身邊有日本的車隊經過，車隊揚起的灰塵被我吸進嘴裏，黏在舌頭上，我的喉嚨快要被這些沙塵烤幹了。有一次，我看到路邊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觀察了好半天，確定附近沒有日本兵的時候，我和戰友弗蘭克快速沖到井邊。我們你一口，我一口，敞開肚皮喝水。我們儘快喝足，並把水壺裝滿，準備路上喝。
幾分鐘之內，大約有10到15個戰俘聚到了井邊。這引起了一個日本兵的注意，他跑過來嘲笑我們。這時，前面的5個人喝到了水，第6個人剛準備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舉起刺刀，對著他的脖子就是一刀。這個兄弟立即雙膝跪地、呼吸急促、臉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沒有喝上就死了，鮮血染紅了自流井。他死不瞑目，因為他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就被屠殺了。
所有在井邊的戰俘，趕緊跑回佇列。我們都被嚇傻了。我的心像手提鑽鑽地時一樣，劇烈地跳動，我的眼睛睜得有平時兩倍大，我很無助，我又想到，“這個時候上帝在哪里？”淚水潸然而下，流到我的面頰上，多好的一個年輕人啊，就這樣送掉了性命，殺他的人好像做了一場遊戲。
兩小時後，我們經過了一個水牛洗澡的水塘，它離路面大約50英尺。水塘裏的水根本不能飲用，水面上泛著綠色的泡沫，兩頭水牛正呆在裏面躲避酷熱。兄弟們都快渴死了，只要能喝到水，他們管不了這麼多了。兄弟們不僅渴，而且深受瘧疾的折磨，很多人發著高燒。另外還有很多人痢疾很嚴重，他們認為誰能夠減輕他們的痛苦。有一個大膽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勢問他，能不能讓他喝一點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揮手同意。
得到允許後，好幾十個人瘋狂地沖到水塘邊，也不管水牛還在裏面洗澡。有些人撥開綠色的泡沫，把水潑到自己身上，並喝下這種寄生著多種病菌的水。有些人用手帕把手兜起來喝，他們覺得經過手帕過濾以後，水會安全一些。他們真笨！成群的蒼蠅在水面上盤旋，水裏殘渣氾濫，病菌是過濾不掉的！這不是人喝的水！
幾分鐘之後，一個日本軍官跑過來大喊大叫。沒有人聽得懂他說的話，他也沒有打任何手勢，但是大家還是知趣地趕緊返回了隊伍。不久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這個滿臉堆笑的軍官，在戰俘的佇列周邊轉來轉去，他隨即命令日本兵檢查我們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跡的人都拉出來。日本軍官命令這些粘上水跡的人，在路邊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們開槍。恐怖的大屠殺！他強迫我們站著觀看，我們不敢阻止，如果我們阻止的話，他會下令把我們也槍斃了。
連日來目睹的暴行，嚴重動搖了我生存的信念。我的戰俘權利呢？如果這些殘暴的巴丹征服者對我做同樣的事情，我該如何應對？這場該死的行軍好像總不到頭，我該怎樣活下去？
滿懷希望是挺過巴丹死亡行軍的戰俘的共性。希望讓我們在饑渴、疾病的折磨下，一步一步向前走，我們知道總會到達終點。謠言風傳開來，有人說我們將被送往日本戰俘營，等待交換戰俘，我們將在美軍的醫院裏得到很好的治療。有些人希望，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只是一場噩夢，我們很快能回家。這些想法過於樂觀，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到達一個有吃有喝的終點，那裏有房子給我們住，讓我們遠離毒辣的日頭和蚊蟲的叮咬，讓我們不必在暴風雨中體驗“泥石流”的滋味，——暴雨擊夾帶著我們身上沾染的沙塵順著身體往下流淌。
這個時候，唯一能鼓勵我前進的是，我在路上看到的香蕉園和芒果樹。我把它們當成目標，當作暫時的目的地。絕大多數時間，我們已經停止了思考，我們只是走路，垂頭喪氣地低頭走路。我對自己說，我們是真的失敗者，但是我必須前進。
很多人已經虛弱得或者病得挪不開步子。如果他們停下來，蹲在路邊排便，輕則受到毒打，重則被殺。幸好我們腹中空空如也，不必擔心腸蠕動過於激烈，因為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供排泄。得了重症痢疾的人最可憐，他們隨時可能排泄。
第四天，我幸運地碰到了兩個坦克部隊的老夥計，沃爾特·奇戈伊和鮑勃·布隆格。奇戈伊是典型的義大利南部人的後裔，他有6英尺高，一頭烏黑的捲髮，鬍子很濃，看起來總是需要好好刮一下。他英武帥氣，一張長臉，讓人覺得“挺壞”。他的深棕色眼睛有些摳，總好像沒有睡醒，眼珠子轉動靈活，一會兒左，一會兒右，讓人覺得他是個精明人。他說話口氣柔和，即使在生氣的時候也不大喊大叫。從投降那天起，他就將生死置之度外。
布隆格是典型的義大利北方人的後裔。他有一頭金髮，明亮的藍色眼睛，身體很結實，大嗓門大得像教堂裏的鐘，好幾裏外都能聽到。在聚會上，他是一個開心果，特別會講笑話，大家都很喜歡他，總有很多人聚在他周圍。他身高不到6英尺，但是像一頭強壯的大灰熊，胳膊粗壯，胸肌發達，力大無窮。奇戈伊和布隆格是B連的“寶貝”，在全營也是名聲顯赫，眾所周知他們是“肉團兄弟”。
我和他倆走在一起的時候，一個日本軍官騎馬從我身邊經過。他揮動著武士刀，好像隨時準備把俘虜的頭顱斬下。我正好走到了佇列的外面，他順手給了我一刀。刀鋒離我的頭部和頸部數英寸，我趕忙避開，刀尖還是將我的左肩劃開一道大口子。刀口很深，我大量失血，亟需縫合，我還得繼續行軍，如果我還想活命的話。
等那個日本軍官遠去之後，布隆格和奇戈伊從人群中給我找來了一個醫護兵。為了幫我縫合傷口，醫護兵把身上所有的線都用完了。在此之後的兩英里路，兩個好朋友一直扶著我走。他們不讓我掉隊，因為大家都知道，掉隊就別想活。
奇戈伊和布隆格救了我的命，我一直希望有機會報答他們。軍方的記錄顯示，他們在被俘期間先後罹難。布隆格因痢疾在1942年7月31日，死于甲萬那端戰俘營。奇戈伊因同樣的疾病，在1942年11月3日，死于臺灣的戰俘營。我回國後，見到他們的家人。他們的父母問起他們的兒子在軍隊裏表現怎麼樣，是怎麼死的。我很難回答。跟他們的父母的充滿感情的會面，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我永遠無法忘記。
我們每天像僵屍一樣進行長途跋涉。我們從早上6:30，走到晚上8點，有的時候甚至要到9 點。我們被命令一刻不停地行走，只有兩種情況可以獲得幾分鐘的休息：日本看守換班或者被日軍強迫我們觀看他們施暴。日本看守換班很勤，每隔三四英里他們就換班一次。看守總是新面孔，對我們來說不是什麼好事，我們不知道這幫剛還上來的傢伙脾性如何，他們想要我們做哪些事情，不想要我們做哪些事情，我們總是小心翼翼。這幫新換上來得傢伙總是想給他們的戰友，特別是他們的軍官留下“好印象”，總要抓住機會，懲罰戰俘。這幫傢伙養精蓄銳，體力充沛，因此走路要比我們快多了。因此我們害怕換班，換班之後就要加倍小心，千萬不能走到隊伍外面。
由於路況糟糕，身體疲乏，缺少食物和飲水，加上戰敗者的心態，我們每小時只能走1英里，最多 2英里。日本看守不斷地呵斥我們，抽打我們，我們慢得像蝸牛在路上爬。我在想，我們要到哪里？如果他們要我們死，把我們在路邊就地槍決和押送到一個地方處死，有什麼不同？如果他們告訴我們目的地在哪里，會讓我們感覺輕鬆一些。如果日本人告訴我們只要走完70英里，我們就可以到戰俘營，就可以休息了，或者為他們工作。這樣要比漫無目的地走著，好得多。
我們已經好幾天沒吃飯了，渴得快要失去意識。如果再不給我們水喝，我們很快就會脫水而死。就在這時，日本人告訴我們，他們計畫在我們到達巴朗牙城區之後讓我們吃飯，巴朗牙離我們被俘的地方大約35英里。在正常條件下，一直休息充分、訓練有素、給養充足的軍隊只要19小時就可走完這段距離。可是我們這些戰俘根本不具備行軍的條件，我們疲憊不堪，體力透支，需要長時間的休息，需要接受治療。火辣辣的太陽一直懸在我們的頭頂，似乎要榨幹我們剩餘的精力。
我們用了4天時間，總算進入了巴朗牙城區。菲律賓平民們站在道路的兩旁，扔給我們各種各樣的食物：米糕、還有動物油脂的甜蛋糕、小塊的炸雞、小段的甘蔗。甘蔗比其他食物要好，撕開表皮之後，咀嚼果肉，我們會獲得必要的水分和糖分，既解渴，又增加了營養。菲律賓平民雪中送炭，讓我們的士氣為之一振。
突然，槍聲響了，菲律賓平民們四散逃命，日本看守向他們射擊，不允許他們給我們吃的。兩個菲律賓平民跑進了田野，想鑽進一個下水管道。三個日本兵舉槍向他們瞄準，先後開火。這三個傢伙的槍法不是很好，他們開了好些槍，才把這兩個菲律賓男子打倒。見他們倒下來，這三個傢伙立即跑過去，呵斥他們，並瘋狂地踢他們，先是踢背部，後來踢頭部，隨後又向對他們倒臥的身體連開數槍。
日本兵命令我們停下來觀看，這一場景令我渾身發抖，我直想嘔吐，不過胃裏沒有東西，吐不出來。我眼睜睜地看著日本肆意的殺戮。我想儘快地把這些醜惡和兇殘的場景，從腦中抹去。我不知道我還要目睹多少次這樣的暴行。就在我準備閉上眼睛的時候，日本人又殺死了更多手無寸鐵的菲律賓老百姓。
在日軍的槍聲和呵斥聲中，菲律賓平民逃散無蹤。很多菲律賓戰俘趁亂跑出佇列，混入平民之中。他們的目標是藏入民間，換掉衣服，化裝成老百姓。剛好夜幕降臨，很多菲律賓戰俘如願以償。
我們繼續向市區中心走去。天色完全暗下來的時候，我們被趕進一間大倉庫。這間倉庫大約有75 英尺寬，160英尺長，原來是用來儲存玉米、大米和蔗糖以及其他農產品的。擠不進去的人，就睡在倉庫外面的開闊地上。我在倉庫的最裏面找了一個位置。當倉庫人滿為患的時候，日本看守又生生地把兩百名美國戰俘塞了進來。倉庫實在太擠，以致我們只能一個挨一個的平躺在地上。有人想小便，只能尿在身上，第二天太陽會把他的衣褲曬乾。如果誰想大便，就要跑到倉庫的角落裏解決。那天晚上，倉庫的地面上滿是痢疾患者的糞便，這讓很多人感染了這種致命的疾病。
屎尿散發的惡臭，垂死的人的叫喊聲，病入膏肓的人的抱怨聲、呻吟聲不絕於耳，簡直要讓我發瘋，我把衣角塞進耳朵，減輕了一些噪音。倉庫裏的空氣污濁不堪，痢疾患者的糞便，殘留在衣褲上的小便在倉庫裏發酵。這種令人窒息的混合惡臭，影響人的正常生理機能。日本兵忍受不了，把門鎖上出去了，在外面監視我們。
數小時後，我漸漸地適應了這種嘈雜的聲音和令人作嘔的臭味。我把自己的思緒從這場噩夢中轉移開，我又想到了蘿拉。她會意識到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嗎？獲悉了巴丹半島失守，全軍投降的消息之後，她會怎樣想？她會認為我是一個懦夫嗎？她仍然愛著我麼？她會像我思念她那樣思念我麼？我提出了一連串的疑問，幻想自己又和蘿拉呆在一起。這場噩夢什麼時候才到頭啊？午夜時分，我搖了搖頭，拋開紛繁的思緒，面對現實。
次日早晨，看守把倉庫門打開，我頭暈目眩地蹣跚著走出來。我像受驚的動物一般儘快地離開了這個彌漫著死亡氣息的黑暗之地。至少有25個人沒有活著走出倉庫，日本人命令戰俘把他們的屍體抬到倉庫後面的田地裏扔掉。我再度感到震驚。我所能做的，是為這些兄弟祈禱，我流著淚自言自語：“上帝啊！請您寬恕這些可憐的靈魂。”我不願意看到他們暴屍荒野，但是日本兵不同意我們把這些可憐的兄弟埋葬，他們在漆黑的夜裏悲慘地死去。
我們看到倉庫的院子裏面，搖晃著一隊看守。幾分鐘之後，我們被趕到院子裏。出乎我意料的是，院子中間放著3個廚房用的大桶，桶裏盛滿了米飯。沒有餐具的戰俘得到了一個直徑3英寸的飯團，有餐具的戰俘的得到了一大鏟子米飯，量應該比飯團要多一些。在倉庫外面的開闊地的頂頭，有一隊日本看守在供應熱茶。沒有水壺或杯子的戰俘可以借朋友的容器來獲得他的定量，這些液體對我們來說，太珍貴了。
在餓了四天之後，我們第一次獲得了食物，儘管食物的數量很小。日本看守提醒我們，我們是多麼的幸運，因為他們給我們供應了如此多的食物和茶水。我們剛領完自己的定量，日本人就把我們趕上離開巴朗牙的大路。日本看守不停地嘲笑我們，他們咧開嘴大笑，頻頻點頭，他們很滿足，因為從我們身上獲得了足夠的優越感。我們排好隊向北進發，行軍繼續，但是終點在哪，我們仍然不知道。
很多個夜晚，日本兵讓我們的隊伍停下來，命令我們露宿在堅硬、骯髒、冰冷的石頭路上，公路上丟滿了戰俘的個人物品。很多戰俘就地排便。在巴朗牙領教了倉庫之夜的痛苦，我寧願睡在外面。不過看守們似乎不想讓我們獲得片刻的安寧，他們時不時地在我的耳邊咆哮，甚至會踢我，用刺刀戳我。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睡在空氣流通的地方。
巴丹死亡行軍的前四天，我們不僅要忍受看守們的虐待，還得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持續的精神緊張，讓我心力交瘁。缺少食物和飲水加重了這種精神壓力。我有一種強烈的孤獨感，寂寞帶來的痛苦讓我夜不能寐。我記得十歲的時候，去參加夏令營。離家的第一個夜晚，我在哭泣中入睡，因為我感到孤單，我沒有在家的安全感。很多年過去了，我已長大，身處離家1萬英里的異國他鄉，兒時的孤獨感捲土重來。在巴丹死亡行軍漫長的路途上，持續的孤獨讓我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和蘿拉在一起的快樂的日子。四天宛如隔世，我不斷地對自己說：“這只是一個噩夢；不是真的。”當我情緒低落的時候，我就想像蘿拉在我的身邊安慰我，告訴我一切事情都會好起來的。我的家人也給我希望，我的戰友們彼此照顧，我所愛的人給我溫暖和我需要的理解。
一路上，謠言紛起，不過很好。這些謠言在我們嘴裏傳來傳去，給我們生的希望。要到巴朗牙的時候，有人說：“等我們到了，日本人就會用船把我們送到馬尼拉，與日本戰俘進行交換。我們很快就能回家了。”還有人說：“等我們到了下一個集鎮，日本人就會給我們吃的。”儘管事實往往於這些謠言相反，在巴丹死亡行軍的12天裏，我們還是願意生活在這些美好的謠言當中。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個巴丹死亡行軍當中最慘無人道的罪行，當然還有一些暴行也可與之相提並論。日本兵讓我們的佇列暫時停下，等待後面的隊伍趕上來。等後面的隊伍趕上我們的時候，日本人命令我們站起來繼續前進，就在這時一個瘧疾非常嚴重的兄弟，發著高燒，人都燒糊塗了，想站起來，但是站不起來。日本兵走到他身邊，用槍托砸他的頭，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來身邊的兩個戰俘，讓他們在路邊挖坑，他準備把這個生病的兄弟活埋。這兩個戰俘開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時候，日本兵命令他們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裏，把他活埋了。這兩個戰俘搖著頭，說他們不能那樣做。
日本兵沒有發出任何警告，舉槍就把兩個挖坑的戰俘當中的大塊頭打死了。他又從我們的佇列里拉出兩個戰俘，命令他們再挖一個坑，把大塊頭也埋了。日本兵在路邊劃了一個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個戰俘埋在那裏”。這兩個戰俘又挖了第二個坑，他們把生病的戰俘和死去的戰俘分別放在坑裏，然後往他們身上鏟土。生病的戰俘還沒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時候，他淒厲地叫喊著。
我們目睹了這場對手無寸鐵的無辜者的屠殺。我悄悄轉過頭去，用手捂住臉，避免讓日本兵看到我嘔吐。這樣的暴行讓我永生難忘，到現在仍然困擾著我。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我活著就是等著被屠殺嗎？今天輪不到我，那麼明天，後天，大後天呢？對於這樣的暴行，我還能忍受多久？”我的決心再次受到了挑戰。我偷偷地抹去淚水和嘔吐的汙物，正視路的前方，我在尋找下一個路標。我必須有一個目標；我必須向前走。
在正常的生活條件下，人們的行為方式只有兩種，要麼讓生活順應信仰，要麼改變信仰來適應生活。選擇了正確的行為方式，我們就能獲得滿足。不過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我發現如果我要活下去，我必須兩者兼顧。因此我不斷修改自己的信仰，以順應日本看守的命令，同時我又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堅持我的信仰。舉個例子，如果日本看守強迫我去活埋一個戰俘，我會很快地意識到，這與我的信仰不符，但為了活命我不得不照做。如果我堅持我的信仰，拒絕活埋依舊在呼吸的戰俘，那麼接下來可能就有更多的戰俘要來埋我了，如果還有人拒絕，就會有更多的戰俘被埋葬。在我調整信仰的時候，我對自己說，我要活下來以後幫助別人。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一個人不能及時地調整他的生活宗旨，很可能活不下去。
我很難理解日本士兵的行為。因為他們的紀律性很好，絕對服從上級軍官的指揮。我想這些軍官們肯定知道日本的軍事法規當中關於戰俘待遇的條文。1904年2月日本頒佈的第22條軍規的第1節第2條明確規定：“應該尊重戰俘，善待戰俘，不得以殘暴的非人道的方式對待戰俘。”侵佔菲律賓的日軍從任何角度來說，都沒有執行天皇親手頒佈的敕令。日本的翻譯在多個場合告誡我們：“你們比狗都低賤！我們想什麼時候喂你們，就什麼時候喂你們；我們讓你們休息，你們才可以休息；任何一個日本士兵覺得有必要教訓你的時候，都可以揍你。”
天皇頒佈的善待戰俘的軍規從來沒有執行過，在巴丹死亡行軍的時候沒有執行，在任何一個戰俘營裏也沒有執行，在任何一個工作隊裏也沒有執行。顯然，這只是一條停留在紙面上的規定——沒有必要認真對待——日本人制定這條規定，只是為了讓世界各國覺得日本軍隊是“人道的軍隊”。日本士兵的行為方式恰恰與這些冠冕堂皇的規定相反，他們更樂意看到戰俘被折磨，這讓他們覺得可以對我們為所欲為，滿足他們的民族優越感。
目擊了“處決式的葬禮”之後，我的求生意識更加強烈。目睹屠殺暴行時，我處於絕望的頂峰，可是我發現我可以克服這種絕望。我在想，如果日本兵逼迫我執行諸如此類的暴行，為了活下去，我該如何應對。
首先，我要意志堅強，做該做的事情。其次，我要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這樣我才能做日本人命令我去做的任何事情。第三，我要變得“機靈起來”，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比如說，什麼時候該走得快一點，什麼時候該成為另一隊的成員。我發誓今後走路要昂首挺胸。這個姿勢會讓我覺得精神一些，日本看守很少欺負看起來健康的戰俘以及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戰俘。
我們走了好些天，有的時候夜間也趕路。日本兵只給我們提供過兩次食物和水，每次都很少。從盧保出發的4到5英里的行軍極其殘酷。日本看守時不時地命令我們奔跑，他們的咆哮次數更多，聲音更大。幾分鐘之內，有不同的看守，毆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們。
在這個路段，我們被要求以平常兩倍的步速行軍，日本兵換班頻繁，我們經常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換班的看守。我們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隊日本兵，看守命令我們停下來。我們看到這隊日本兵的前面跪著一個美國戰俘，戰俘後面站著一個日本軍官。日本軍官從劍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揮來揮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領。他讓這個美國戰俘順著他揮刀的方向移動膝蓋。熱身練習做完之後，他把武士刀高高舉起，急速揮下，日本士兵高呼“萬歲”，我們只聽到一聲悶響，美國戰俘就身首異處了。這個軍官緊跟著把戰俘的軀幹踢到在地。這個軍官“乾淨俐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斬首技術”。所有的日本士兵都開心地笑著走了。當我看到他的刀鋒下落的時候，我的心都揪緊了，渾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禱。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頭竟然是日軍的娛樂方式。
從那天起，我少說也目睹了數百次斬首的場景；身首異處的恐怖瞬間永遠不能從我腦中抹去。每當那個時刻來臨，我都非常害怕，不過我下決心活下去。我必須活下來告訴全世界日軍對我們這些戰俘做過些什麼。
我們花了兩天多的時間到達奧蘭尼，這段行程大約有15英里。這兩天內，我們沒有得到一口飯一滴水。在這段路程當中我們目睹了更多暴行，這些暴行與剛開始的四天裏的大同小異。日本兵特別喜歡在菲律賓人面前虐待美軍戰俘，這樣能滿足他們的民族優越感。每次殺害或者折磨美軍戰俘的時候，他們都會把路過的菲律賓人攔下來，男人、女人、小孩無一例外，強迫他們站在路邊觀看。這些菲律賓人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些觸目驚心的場面，淚流滿面，默默地祈禱，我看到他們的嘴唇一動一動的。
我們穿過奧蘭尼城區的時候，一隊日本看守站在路邊，朝我們吼道：“哈依庫！哈依庫！” （快點！快點！）我們幾乎奔跑著經過了這隊看守。菲律賓平民站在離這隊看守很遠的路邊，扔飯團給我們。我們在奔跑中接到了，就迅速塞到嘴裏。如果飯團掉在地上，就糟蹋了。幸運的是，絕大多數人願意分享，所以大家多少都吃到一點。如果沒有好心的菲律賓平民冒著危險丟給我們食物，在路上餓死的戰俘會更多，因為他們的無私幫助，我們的士氣也提升了一些。不幸的是，一進戰俘營，這種有福同享的友誼就結束了。我們每天只能領到一點點米飯當早飯，晚上還能領到一丁點當晚飯，沒有菲律賓平民扔東西給我們，我們也不能在路邊剪刀食物。戰友之間的情意受到很大損害。我多次勸坦克部隊的同袍，把米飯吃下去，不要用米飯換香煙。有些戰俘強搶病人的食物，或者引誘他們換香煙，他們說，抽一根煙能讓病人感覺舒服一點。某些戰俘之間的關係變成“狗咬狗”的關係。
我們精疲力竭，站立不穩，被強迫以兩倍步速行軍，直到我們進入了2英里外的聖費爾南多城。接下來，去哪里？下一個死的，輪到誰？我們的身體還能忍受多久？
聖費爾南多是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路途當中經過的最大的城鎮，它非常繁華，受到的戰爭破壞很小。美菲聯軍向巴丹半島撤退的時候，沒在這裏做過多停留。日軍跟在我們屁股後面追，也是一經而過。它是班邦省的省會，有一些漂亮的大工廠。我注意到街面上有很多日本兵，他們全副武裝三五成群地到處閒逛，享受著“愜意”的時光。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火車站，讓我們休息。我們看到站內一列由老式車頭驅動的悶罐車。我們坐在鐵軌上等了一個小時，一輛破舊的悶罐車才哢哢地進站。我聽說，我們將被送到馬尼拉，與日本戰俘交換，我們很快就能回家。很快，謠言不攻自破。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這輛小小的悶罐車。車廂很小，放在平時可以裝進10頭牲口，或者25個到 30個人，在日本兵的驅趕下，此刻每節車廂裏塞進了80到100個人。我們只能輪流坐著，因為車廂裏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大家都坐下來，即使靠近車門的人把腿腳都伸到門外也不行。車廂中部實在太擁擠，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窒息了。靠近車門，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的人是幸運的。我們摩肩接踵地站了5個小時，到達卡帕斯。卡帕斯離我們的最終目的地奧唐奈集中營附近。
我是幸運的人之一。我靠門邊坐著，雙腿懸空。我享受著新鮮的空氣，和風撲面，不必擔心日本兵會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後背。不擔心，真是一種享受。不久，我就為自己的鬆懈嘗到了苦頭。一個日本看守從我身邊經過，他揮舞著一根用作手杖的長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來，沒打到腳，打在了膝蓋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來，——叫的什麼我記不清了，不過絕對不是恭維的話。他抓住車廂的門把，使勁地想把它關上，車門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極了。不過門最終還是沒有被關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關得上。幸虧我的大腿讓門開了一個口子，我們才能呼吸到一點新鮮空氣，當火車開動的時候，一股力量很大的風吹進我們的車廂。
火車緩緩地開動了，載著數千名生病的、垂死的戰俘。菲律賓人站在鐵軌旁邊，向車廂裏面扔用香蕉葉包著的飯團、用糖和其他調料做成的米糕、還有熟雞塊。當我看到他們給我們扔食物的時候，我就使勁把門拉開兩英尺，以便讓我們獲得更多的食物。這些好心的菲律賓人可能不知道，他們的慷慨行為救了我們很多戰俘的性命。沒有這些東西，很多戰俘將會餓死。他們給予我們的關心，幫助我們挺過了這段人生的黑暗歲月。
火車終於停了，但是日本兵不允許我們下車，我們又在車廂裏停留了10分鐘。沒有人講話；垂死的人的呻吟打破了車廂裏的安靜。就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們還是不知道接下來我們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會被秘密處決嗎？然後在沒有一個人看到的情況下，被日本人偷偷地埋到一個萬人坑裏？日本看守什麼也不說。我聽到車廂裏有人在輕聲的禱告。上帝啊！請給我們一次機會，不要在這個遙遠的國度，讓我們毫無蹤跡地像畜生一樣死去。
只有活著的人走下火車；我們得到指示，讓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車廂內。有些人能跳下火車，有些人只能挪到門邊，然後慢慢地滑下來。我慢慢地跳出車廂，剛想邁步走路，就倒在了鐵軌上。我覺得我的瘦腿不聽大腦指揮了。一個看守認為我站得不夠快，就用槍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頸部遭受重擊。他對我做了一個威脅性的動作，用刺刀向我刺來，我知道不躲開就死定了，趕緊爬起來走了。
我們又開始走了，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要走多遠。我們所有的人都覺得自己像是一頭牛，要被趕進屠宰場。當我離開悶罐車的時候，我感覺身體好像著了火。走了兩英里之後，我開始頭暈目眩，身體在佇列裏搖晃。沒過多久，我就體力耗盡，跪倒地上。好運又一次撞上了我。我醒來的時候，我發現正被奇戈伊和布隆格抬著走。他們抬著我，足足地走了1英里。之後，我的體力恢復了，可以自己走了。一個人在一生當中，在短短幾天內，被同樣的人救兩次，這樣的幾率能有多高？他們真是我的救星。
形容枯槁、衣衫襤褸的我們排成隊半死不活地走著。我們的身體太骯髒了，上面沾染了各種各樣的液體，全都沒刮臉。在這條狹窄的永無止境的公路上，我們看到一些美麗高大的、果實累累的芒果樹，還有許多鬱鬱蔥蔥的綠色植物。我們不時能在路邊看到美軍戰俘的屍體，他們躺在綠樹底下，血流滿地，鮮血已經變成深棕色。
《菲律賓的黎明》的作者神保信彥，是參與菲律賓戰役的一名日軍士兵。他在書中寫道，在巴丹守軍投降的當天，所有的日軍部隊都接到通知，將有至少7萬名俘虜落入日軍手中。
日軍高層在馬尼拉發佈了如下命令，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會發生那麼多的暴行：
和我軍在巴丹半島對抗的任何部隊，不管是否投降，都應該被徹底消滅，任何不能走到集中營的美軍戰俘，在行軍途中都必須在離高速公路兩百米以外的地方處死。
這個命令可能就是日軍士兵在行軍中可以任意殺死掉隊的美國人的正當理由。一旦本間雅晴接受了巴丹的投降，他唯一關心的不是我們的待遇而是所有在菲律賓的武裝力量的最終投降書，從而他可以指揮所有的力量和供給物資向克雷吉多島進攻。毫無疑問，我確信對我們投降的部隊實施殺戮是某個人預謀的，授權的，這個人有著很大權利，而且是日本軍隊在菲律賓有很高指揮權的人。
這個命令給予了日軍看守肆意屠殺掉隊的美國戰俘的權力，戰俘出於任何理由掉隊都要被處死。本間雅晴雖然接受了巴丹守軍的投降，但是唯一讓他感興趣的是獲得整個菲律賓美菲聯軍的投降書。他當時正在調兵遣將，調集所有的技術裝備，想一舉拿下克雷吉多要塞。毫無疑問，對巴丹投降部隊的屠殺是有預謀的，是侵菲日軍高層精心策劃的，是經過某些高級將領首肯的。
我在行軍的最後一天，差點丟掉性命。我的腳腫得有平時的兩倍大，這讓我在佇列中行走困難，很難跟上隊伍。後來我才發現，佇列當中的很多人都有這個毛病。
日本看守又把我們轉交給一隊經過充分休息的看守。這些傢伙上來就呵斥我們，推搡我們，用棍子敲打行走困難的人。他們專門欺負看起來虛弱的人。與我走在一起的一個兄弟，看到我浮腫的腳，建議我把靴子的兩邊劃破。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不僅照他說的做了，而且還把鞋帶鬆開了，這樣給腳更大的空間。在此之前，我虛弱得很，發著燒，筋疲力盡，我甚至覺得高燒會要了我的命。就在我的身體快要垮掉的時候，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堅持下去，不管日本人要我去哪里，我都得走過去。奇跡出現了，高燒退了！最後的8英里，我好像走了一輩子，我終於看到了典型的菲律賓棚屋的輪廓，還有那生銹的鐵絲網。我總算見到了這次強迫行軍的目的地。
2009年5月4日 星期一
明朝倭亂：海禁逼出的華人叛亂(單之薔)
一個明朝海盜的心願（節選）
摘自《國家地理雜誌》09年第4期 文章作者：單之薔 圖片整理：2可器
……
我在網上看到一段關於倭寇的文字，寫的是倭寇的首領王直被殺時的情景，王直不是日本人，而是安徽歙縣人，這讓我很驚訝。倭寇的首領竟然不是日本人？我可是從小在教科書中讀著戚繼光抗倭的英雄事蹟長大的。一種強烈的願望讓我去瞭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找到一冊冊明史，看那些抗倭名將的傳略，不僅僅是戚繼光，還有朱紈、胡宗憲、俞大猷、曹邦憲、唐順之等等，我要在其中找這些抗倭名宦和名將打了哪些仗，殺了哪些倭寇；我又找到了當年的一些書，《倭變事略》、《籌海圖編》便是其中的兩本。
《籌海圖編》是明代江蘇昆山人鄭若曾所著，他曾被浙江巡撫平倭的總督胡宗憲招至幕下，親自參與了平倭的過程。他的書當屬記實，或者說具有權威性。在這本書中我看到了“擒獲王直”一章，“王直（有的稱汪直），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輿，以故人宗信之”……王直曾與朋友一起商量去海外經商謀生，原因是“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遙哉？”後來王直去廣東，造巨艦，運載著一些生絲和硝磺等，去日本、暹羅、西洋諸國，五六年的時間，王直就發了大財。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與李光頭、許棟等商人在寧波的雙嶼島與佛郎機（葡萄牙）、倭人（日本）開展貿易。《明史》中說他們“踞寧波之雙嶼島（今六橫島和佛渡島）為之主。”
（王直墓，日本人在其家鄉安徽歙縣所立）
當時的雙嶼島被中日歷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財富在這裏交換、中轉、集散，來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銀通過這裏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由這裏進入世界。這裏很像香港--一個世界自由貿易區。
1524—1547年，這個經濟特區、自由貿易港迅速發展起來，葡萄牙人在上面建立了教堂、醫院、市政廳等，島上居民多達數千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此外還有各國的商人。但明王朝實行海禁，禁止海上的自由貿易，朱元璋定的規矩是“片板不許入海”。雙嶼島，在朝廷的眼裏便是“倭寇”盤踞之地。不久，主管浙江、福建海防軍務的巡撫朱紈派大軍進攻雙嶼島，一番激戰，雙嶼島被蕩平。一本西方人寫的書說，此役光葡萄牙人就死了800多人。從此這個“16世紀的上海”又成為了兩個只有海浪拍打的默默無聞的小島。王直僥倖逃脫，遠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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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直墓前合影的安徽歙縣地方官與王氏後人）
後來他佔據了日本一個島嶼星布，名為“五島”的地區（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島，包括福江、久賀、奈留、若松和中通），自稱“徽王”，又招來徐海、陳東、葉明等人為他的部將，他的侄子和養子是他的心腹。他還吸納了幾個日本人為他的下屬，日本史料中稱他為“五峰船主”，周圍三十六島都歸附於他。
這時的王直還沒有想做強盜，他給中國官府捎信說：他願意率領自己的人馬幫助官府掃清海盜，條件就是開放海禁，允許貿易（這條件有點像西方列強要求五口通商），他願意做一個管理貿易的小官。（看到這裏，我就想，若是英法西葡等西方列國，此時肯定給王直加官進爵，封為當地長官，試想不費一兵一卒，就把疆域擴大到了日本列島。）但明王朝不這樣想，官府沒有答應王直開市貿易的條件，幫助肅清海盜可以，為此獎給王直100石大米。這獎勵對於富可敵國的王直來說，簡直就是諷刺。王直大忿，將這些大米全都扔進海裏。由此他對在明王朝的統治下能否作商人產生了懷疑。後來他不顧禁令，駕船在舟山群島附近的島嶼停泊做貿易，遭到明朝官軍的圍剿，王直靠發射火箭僥倖突圍。從此王直絕了走私經商的念頭，由此走上了劫掠財物、攻城殺人的強盜之路。早年王直在海上做生意，為防打劫，就雇用日本武士在船上充當保鏢。海上不比陸上，陸上有國家維護秩序，海上的安全全靠自己，因此武裝貿易是那時海洋貿易的通常做法。
王直的下屬中，有一些被雇用的日本浪人武士，但為數不多。王直比較狡猾，每次劫掠燒殺後，都讓部下留下是某島倭寇所為的痕跡或口信，即《籌海圖編》所說：“必詭雲某島寇所為也。”王直的狡猾，得一時之利，卻鑄下了千古駡名：倭寇。
（被砸毀的王直墓。2005年，聽說日本人為海盜立碑，兩位大學老師夜襲王直墓。此事成為當時一大事件。兩位砸墓者被視為反日民族主義的代表。但讓很多人意外的是，其中一位砸墓者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後來因為成立中國社會民主黨而身陷……）
但剿倭的名臣總督胡宗憲看出了王直的破綻，因為他看見倭寇進退縱橫皆按兵法，可知不是毛賊，又熟知沿海州縣的內情，倏忽而來、倏忽而去，可知其中必有內奸坐鎮指揮。他很快知道了倭寇的後臺指揮就是王直。
胡宗憲改變了以往剿殺的策略，誘王直來降。王直本來也不想反抗朝廷，他同意投降，但是有個條件：這個條件竟然還是解除海禁、開市通商。胡宗憲雖然沒有批准開市貿易的權力，但他還是答應了王直，謊稱同意開市貿易。為了這個條件，王直回來了，謁見胡宗憲的結果是被投進杭州的監獄。王直被殺那天，與兒子在刑場相擁而泣，拔下頭上束發的金簪給兒留念，長歎一聲：想不到竟死於此。然後引頸就戮。
他的養子王滶帶領下屬停留在舟山群島的一個小島岑港，聽到王直被殺，立刻肢解了官方的人質夏正。與前來圍剿的官軍展開激戰，大部分戰死。
不知大家注意沒注意王直的願望，一個對抗朝廷的海盜的願望。“解除海禁，開市貿易”，這就是王直的心願。中國幾千年來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人無數。但提出這樣的訴求卻是開天闢地第一次。陳勝、吳廣的“大楚興、陳勝王”；劉邦的“大丈夫當如此”；張角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宋江的“替天行道，”等等，都是大同小異的追求，本質都是一樣的。這樣的訴求實現的結果無非是王朝的更替，卻不會有新時代的到來。但是假如王直的訴求與番國“開市貿易”要是實現了呢？還會是王朝的更替嗎？簡直不敢想。那是不是中國提前500年就加入了“WTO”?
王直死後，倭寇不但未滅，反而變本加厲。可見走私、做海盜並不是王直一夥，當時中國東南沿海幾乎全線告急，從杭州灣到珠江口沒有一處不是戰火硝煙。
倭寇非倭，首領都是中國人
倭寇為患，從明初就開始了，直至萬曆年間才止，持續了200多年。其中最烈是在嘉靖年間。所謂“嘉靖倭患”，指的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等勾引日本倭寇，大舉入寇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的這件事。這場倭患一直持續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後達15年之久。
我想知道倭患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我開始對手中的書籍和資料中出現的倭寇人數進行統計，我發現無論是正史《明史》、《明實錄》，還是像《籌海圖編》、《倭變事略》這樣的野史，都把“倭”和“賊”這兩個概念不加區分。大的地方、籠統之處多用“倭”，比如“倭來犯”，但到具體之處，具體到人，都用“賊”。
各種書中所能找到的，被明王朝認定為倭寇首領的有名、有姓或者有稱呼者，大約20個。他們是：安徽的歙縣許棟、汪直、徐海；福建的李光頭，漳州沈南山，福清鄧文俊、林碧川，海澄嚴山老、許西池、洪迪珍、張維，詔安林國顯、吳平；廣東的蕭顯，饒平張璉、林鳳、許朝光，東莞何亞八，大埔蕭雪峰，潮安曾一本，澄海林道乾。他們和王直一樣都是中國人。
抗倭之戰，大大小小不下幾千仗，動輒殺賊成百上千，都是有首級為證的。據書中記載，總共被剿滅的倭寇或賊以及海戰中溺水而死者不下十幾萬人。但其實這裏面真正的倭寇並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這並不是今天才明瞭的事，早在倭患最盛時，許多人就指出這一點。如《籌海圖編》在“敘寇源”部分，即追蹤倭寇來源時說：“今之海寇，動輒數萬，皆托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之無賴，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有之，夫豈盡倭也。”史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載：“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學編》載：“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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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迎接為王直立碑的日本人）
……
經過了宋元兩個朝代，中國東南沿海已經經歷了方興未艾的海洋貿易時代，一個圍繞著中國渤海、黃海、東海和南中國海的商貿圈已經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遠洋航線也已經形成，中國人生產的絲綢、茶葉、瓷器等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商品。東南沿海的居民已經成了依靠海洋貿易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壓下，與番通商、貿易發財的衝動被壓抑了，那些迎風遠航的中國帆船不見了。但是貿易、賺錢、利潤一經發現，就無法阻擋，人們甘願鋌而走險。何況越是禁止，中國貨就越缺，價格就越高，走私的誘惑就越大。我看了一張當時行銷日本的貨品種類和收益的明細表單，一些商品的利潤高達10倍以上。
……
在明朝皇帝的頭腦中，中國還是在世界的中間，其餘國家無非是一些地處僻壤的番夷小國。直到萬曆年間，看到從澳門登陸的葡萄牙牧師利瑪竇帶來的中國不在中間的世界地圖，皇帝對世界才略知一二。對於通過海洋與這些番國貿易的意義，明朝的皇帝不可能知曉。
明朝與前面宋元兩朝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對農業的重視和對商業的排斥。……本來中國文明的主體就是一種重農抑商的農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許多重農抑商的名言，他經常用本末二字指稱農和商。他常說“一夫不耕，民有受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受寒者”這裏哪有商的位置。
……
明朝的統治者不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國海，就是像王直這樣的在家門口的貿易他們也必須徹底消滅而後快。
而中國東南沿海已經進入了世界商貿圈，既然這些人依靠海洋貿易為生，那麼海禁就等於不允許農民種地，不允許牧民放牧，等於剝奪了他們生存的基礎，他們只能鋌而走險，違法經營，武裝走私。武裝走私做不成，那只好上岸以劫掠燒殺為生。在《籌海圖編》中，我還看到這樣的記敍：倭寇對與海外通商的村鎮是不搶的。
於是中國沿海一帶商人轉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這一點。《虔台倭纂》載：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禁愈嚴而寇愈盛。
於是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海禁鬆弛或開放海禁，則倭患息，海禁嚴則倭患起。
明代嘉靖年間的這場倭患，實質是中國民間海商集團的武裝走私貿易與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一場持久的大規模的衝突。這期間固然有真的倭寇和流民盜賊參與，但性質並不因此改變。每當社會動亂之際，都是流民和社會遊蕩不軌之徒的狂歡節。
遺憾的是，這些武裝走私的海商竟然提不出自己的綱領和口號，他們還不如歷史上的張角、黃巢、宋江、方臘。他們甚至還樹不起一面旗幟，這也不能責怪這些海商，因為他們的訴求即使寫在旗幟上：開市通商，也不會像“替天行道”、“殺富濟貧”那樣一呼百應。因為他們僅僅代表了東南沿海新月地帶那一小部分人。
倭亂，規模之大不亞於任何一次農民起義，但是如此規模的動亂卻是無聲的，只能聽到官方的聲音，另一方是沉默的。幸虧王直披露了一下他們的心聲，否則他們將帶著一個“倭寇”惡名永沉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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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國家地理雜誌》09年第4期 文章作者：單之薔 圖片整理：2可器
……
我在網上看到一段關於倭寇的文字，寫的是倭寇的首領王直被殺時的情景，王直不是日本人，而是安徽歙縣人，這讓我很驚訝。倭寇的首領竟然不是日本人？我可是從小在教科書中讀著戚繼光抗倭的英雄事蹟長大的。一種強烈的願望讓我去瞭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找到一冊冊明史，看那些抗倭名將的傳略，不僅僅是戚繼光，還有朱紈、胡宗憲、俞大猷、曹邦憲、唐順之等等，我要在其中找這些抗倭名宦和名將打了哪些仗，殺了哪些倭寇；我又找到了當年的一些書，《倭變事略》、《籌海圖編》便是其中的兩本。
《籌海圖編》是明代江蘇昆山人鄭若曾所著，他曾被浙江巡撫平倭的總督胡宗憲招至幕下，親自參與了平倭的過程。他的書當屬記實，或者說具有權威性。在這本書中我看到了“擒獲王直”一章，“王直（有的稱汪直），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輿，以故人宗信之”……王直曾與朋友一起商量去海外經商謀生，原因是“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遙哉？”後來王直去廣東，造巨艦，運載著一些生絲和硝磺等，去日本、暹羅、西洋諸國，五六年的時間，王直就發了大財。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與李光頭、許棟等商人在寧波的雙嶼島與佛郎機（葡萄牙）、倭人（日本）開展貿易。《明史》中說他們“踞寧波之雙嶼島（今六橫島和佛渡島）為之主。”
（王直墓，日本人在其家鄉安徽歙縣所立）當時的雙嶼島被中日歷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財富在這裏交換、中轉、集散，來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銀通過這裏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由這裏進入世界。這裏很像香港--一個世界自由貿易區。
1524—1547年，這個經濟特區、自由貿易港迅速發展起來，葡萄牙人在上面建立了教堂、醫院、市政廳等，島上居民多達數千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此外還有各國的商人。但明王朝實行海禁，禁止海上的自由貿易，朱元璋定的規矩是“片板不許入海”。雙嶼島，在朝廷的眼裏便是“倭寇”盤踞之地。不久，主管浙江、福建海防軍務的巡撫朱紈派大軍進攻雙嶼島，一番激戰，雙嶼島被蕩平。一本西方人寫的書說，此役光葡萄牙人就死了800多人。從此這個“16世紀的上海”又成為了兩個只有海浪拍打的默默無聞的小島。王直僥倖逃脫，遠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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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直墓前合影的安徽歙縣地方官與王氏後人）後來他佔據了日本一個島嶼星布，名為“五島”的地區（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島，包括福江、久賀、奈留、若松和中通），自稱“徽王”，又招來徐海、陳東、葉明等人為他的部將，他的侄子和養子是他的心腹。他還吸納了幾個日本人為他的下屬，日本史料中稱他為“五峰船主”，周圍三十六島都歸附於他。
這時的王直還沒有想做強盜，他給中國官府捎信說：他願意率領自己的人馬幫助官府掃清海盜，條件就是開放海禁，允許貿易（這條件有點像西方列強要求五口通商），他願意做一個管理貿易的小官。（看到這裏，我就想，若是英法西葡等西方列國，此時肯定給王直加官進爵，封為當地長官，試想不費一兵一卒，就把疆域擴大到了日本列島。）但明王朝不這樣想，官府沒有答應王直開市貿易的條件，幫助肅清海盜可以，為此獎給王直100石大米。這獎勵對於富可敵國的王直來說，簡直就是諷刺。王直大忿，將這些大米全都扔進海裏。由此他對在明王朝的統治下能否作商人產生了懷疑。後來他不顧禁令，駕船在舟山群島附近的島嶼停泊做貿易，遭到明朝官軍的圍剿，王直靠發射火箭僥倖突圍。從此王直絕了走私經商的念頭，由此走上了劫掠財物、攻城殺人的強盜之路。早年王直在海上做生意，為防打劫，就雇用日本武士在船上充當保鏢。海上不比陸上，陸上有國家維護秩序，海上的安全全靠自己，因此武裝貿易是那時海洋貿易的通常做法。
王直的下屬中，有一些被雇用的日本浪人武士，但為數不多。王直比較狡猾，每次劫掠燒殺後，都讓部下留下是某島倭寇所為的痕跡或口信，即《籌海圖編》所說：“必詭雲某島寇所為也。”王直的狡猾，得一時之利，卻鑄下了千古駡名：倭寇。
（被砸毀的王直墓。2005年，聽說日本人為海盜立碑，兩位大學老師夜襲王直墓。此事成為當時一大事件。兩位砸墓者被視為反日民族主義的代表。但讓很多人意外的是，其中一位砸墓者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後來因為成立中國社會民主黨而身陷……）
但剿倭的名臣總督胡宗憲看出了王直的破綻，因為他看見倭寇進退縱橫皆按兵法，可知不是毛賊，又熟知沿海州縣的內情，倏忽而來、倏忽而去，可知其中必有內奸坐鎮指揮。他很快知道了倭寇的後臺指揮就是王直。胡宗憲改變了以往剿殺的策略，誘王直來降。王直本來也不想反抗朝廷，他同意投降，但是有個條件：這個條件竟然還是解除海禁、開市通商。胡宗憲雖然沒有批准開市貿易的權力，但他還是答應了王直，謊稱同意開市貿易。為了這個條件，王直回來了，謁見胡宗憲的結果是被投進杭州的監獄。王直被殺那天，與兒子在刑場相擁而泣，拔下頭上束發的金簪給兒留念，長歎一聲：想不到竟死於此。然後引頸就戮。
他的養子王滶帶領下屬停留在舟山群島的一個小島岑港，聽到王直被殺，立刻肢解了官方的人質夏正。與前來圍剿的官軍展開激戰，大部分戰死。
不知大家注意沒注意王直的願望，一個對抗朝廷的海盜的願望。“解除海禁，開市貿易”，這就是王直的心願。中國幾千年來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人無數。但提出這樣的訴求卻是開天闢地第一次。陳勝、吳廣的“大楚興、陳勝王”；劉邦的“大丈夫當如此”；張角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宋江的“替天行道，”等等，都是大同小異的追求，本質都是一樣的。這樣的訴求實現的結果無非是王朝的更替，卻不會有新時代的到來。但是假如王直的訴求與番國“開市貿易”要是實現了呢？還會是王朝的更替嗎？簡直不敢想。那是不是中國提前500年就加入了“WTO”?
王直死後，倭寇不但未滅，反而變本加厲。可見走私、做海盜並不是王直一夥，當時中國東南沿海幾乎全線告急，從杭州灣到珠江口沒有一處不是戰火硝煙。
倭寇非倭，首領都是中國人
倭寇為患，從明初就開始了，直至萬曆年間才止，持續了200多年。其中最烈是在嘉靖年間。所謂“嘉靖倭患”，指的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等勾引日本倭寇，大舉入寇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的這件事。這場倭患一直持續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後達15年之久。
我想知道倭患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我開始對手中的書籍和資料中出現的倭寇人數進行統計，我發現無論是正史《明史》、《明實錄》，還是像《籌海圖編》、《倭變事略》這樣的野史，都把“倭”和“賊”這兩個概念不加區分。大的地方、籠統之處多用“倭”，比如“倭來犯”，但到具體之處，具體到人，都用“賊”。
各種書中所能找到的，被明王朝認定為倭寇首領的有名、有姓或者有稱呼者，大約20個。他們是：安徽的歙縣許棟、汪直、徐海；福建的李光頭，漳州沈南山，福清鄧文俊、林碧川，海澄嚴山老、許西池、洪迪珍、張維，詔安林國顯、吳平；廣東的蕭顯，饒平張璉、林鳳、許朝光，東莞何亞八，大埔蕭雪峰，潮安曾一本，澄海林道乾。他們和王直一樣都是中國人。
抗倭之戰，大大小小不下幾千仗，動輒殺賊成百上千，都是有首級為證的。據書中記載，總共被剿滅的倭寇或賊以及海戰中溺水而死者不下十幾萬人。但其實這裏面真正的倭寇並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這並不是今天才明瞭的事，早在倭患最盛時，許多人就指出這一點。如《籌海圖編》在“敘寇源”部分，即追蹤倭寇來源時說：“今之海寇，動輒數萬，皆托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之無賴，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有之，夫豈盡倭也。”史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載：“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學編》載：“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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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迎接為王直立碑的日本人）……
經過了宋元兩個朝代，中國東南沿海已經經歷了方興未艾的海洋貿易時代，一個圍繞著中國渤海、黃海、東海和南中國海的商貿圈已經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遠洋航線也已經形成，中國人生產的絲綢、茶葉、瓷器等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商品。東南沿海的居民已經成了依靠海洋貿易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壓下，與番通商、貿易發財的衝動被壓抑了，那些迎風遠航的中國帆船不見了。但是貿易、賺錢、利潤一經發現，就無法阻擋，人們甘願鋌而走險。何況越是禁止，中國貨就越缺，價格就越高，走私的誘惑就越大。我看了一張當時行銷日本的貨品種類和收益的明細表單，一些商品的利潤高達10倍以上。
……
在明朝皇帝的頭腦中，中國還是在世界的中間，其餘國家無非是一些地處僻壤的番夷小國。直到萬曆年間，看到從澳門登陸的葡萄牙牧師利瑪竇帶來的中國不在中間的世界地圖，皇帝對世界才略知一二。對於通過海洋與這些番國貿易的意義，明朝的皇帝不可能知曉。
明朝與前面宋元兩朝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對農業的重視和對商業的排斥。……本來中國文明的主體就是一種重農抑商的農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許多重農抑商的名言，他經常用本末二字指稱農和商。他常說“一夫不耕，民有受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受寒者”這裏哪有商的位置。
……
明朝的統治者不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國海，就是像王直這樣的在家門口的貿易他們也必須徹底消滅而後快。
而中國東南沿海已經進入了世界商貿圈，既然這些人依靠海洋貿易為生，那麼海禁就等於不允許農民種地，不允許牧民放牧，等於剝奪了他們生存的基礎，他們只能鋌而走險，違法經營，武裝走私。武裝走私做不成，那只好上岸以劫掠燒殺為生。在《籌海圖編》中，我還看到這樣的記敍：倭寇對與海外通商的村鎮是不搶的。
於是中國沿海一帶商人轉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這一點。《虔台倭纂》載：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禁愈嚴而寇愈盛。
於是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海禁鬆弛或開放海禁，則倭患息，海禁嚴則倭患起。
明代嘉靖年間的這場倭患，實質是中國民間海商集團的武裝走私貿易與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一場持久的大規模的衝突。這期間固然有真的倭寇和流民盜賊參與，但性質並不因此改變。每當社會動亂之際，都是流民和社會遊蕩不軌之徒的狂歡節。
遺憾的是，這些武裝走私的海商竟然提不出自己的綱領和口號，他們還不如歷史上的張角、黃巢、宋江、方臘。他們甚至還樹不起一面旗幟，這也不能責怪這些海商，因為他們的訴求即使寫在旗幟上：開市通商，也不會像“替天行道”、“殺富濟貧”那樣一呼百應。因為他們僅僅代表了東南沿海新月地帶那一小部分人。
倭亂，規模之大不亞於任何一次農民起義，但是如此規模的動亂卻是無聲的，只能聽到官方的聲音，另一方是沉默的。幸虧王直披露了一下他們的心聲，否則他們將帶著一個“倭寇”惡名永沉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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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小學）
2009年5月3日 星期日
“五四”運動孿生子 自強和啟蒙(徐友漁)
徐友漁
“五四”運動以陳獨秀宣導的“德先生”、“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著稱，但它同時也是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意識覺醒和民族主義感情高漲的起點。北京大學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對政府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會條約上簽字，反對軍閥政府把山東權益出賣給日本的秘密條約。
啟蒙興於“五四”，衰於抗戰
其實，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不斷遭受列強的侵略和欺淩，不平等條約一個又一個強加於中國，為什麼民族主義遲至五四才興起？原因大致有這麼兩個方面：第一，民族主義是歐洲近代隨著民族國家建立而產生的社會思潮，中國歷來只有自以為世界唯一、自我中心的“天下”觀，民族主義是西風東漸後慢慢傳到中國來的；第二，滿清王朝的統治對於中國廣大人民而言是異族統治，利用民族主義抵禦外敵對於滿清統治者而言具有引火焚身的潛在危險，滿清統治者是利用嚴格尊奉儒家教義來取得統治的合法性，所以，鴉片戰爭之後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維護皇權和強調“華夷之別”，即專制主義加文化民族主義。
“五四”的民族主義與此剛好相反，用民主反對專制，用啟蒙和學習西方反對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五四”一代人認為，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是維護專制皇權的工具，而專制統治的壓迫導致民愚國弱，這使得中國無力抵禦外敵入侵。所以，在“五四”時期，愛國、反帝、民主、啟蒙這些價值是內在統一的。
“五四”之後，上述價值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保持了很長時間，當然，在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政黨政治中，民主和啟蒙的色調會消退一些，但不論是國共兩黨，不論在北伐期間還是在蘇維埃革命運動中，“愛國、反帝”等民族主義的訴求都是響亮的口號和必須搶佔的道德制高點。
抗日戰爭爆發後，民主和啟蒙的訴求被壓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義被張揚到極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專制的現實，這就是所謂的“救亡壓倒啟蒙”。對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停止了，因為害怕這種批判會削弱民族自信心；對不民主的、專制的體制的批判停止了，因為面對日寇的倡狂進攻，抗日政權的合法性不容動搖；對蔣介石的專斷壓制不是抗拒，而是忍讓，因為大家覺得為了避免亡國，中國不得不有一個鐵腕領袖。
在長期、艱苦的內部鬥爭中，中國的民族主義越來越由政黨主導，表現得像是政治鬥爭的工具，而沒有一般民族主義所表現出來的群眾性和自發性。各派都說自己愛國、對立面賣國，一派說對方的外國主子是英美，一派說對方的外國主子是蘇俄。
1949年之後，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處於“妾身未分明”的狀態。正面的，起領導作用的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面的，需要批判的意識形態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民族主義在現實生活的話語中隱匿了、消失了，只是偶爾出現在歷史教科書中，所歌頌的往往是民族英雄（比如岳飛、文天祥），而不是正面肯定民族主義。
要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
民族主義終於在上世紀90年代再浮現出來，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國內風波和蘇聯東歐巨變後，有人認識到並積極獻策：中國人的信仰出現了危機，局限於以前的教育、宣傳手段不足以應對新的形勢，轉型時期的中國需要借助於民族主義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強凝聚力與合法性。
在這種填補意識形態真空和大力批判“全盤西化”的情況下，上世紀90年代初期出現了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和“國學熱”的勢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用整整一版發表報導《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提出“國學的再次興起……將成為我國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礎”；兩天以後又在頭版登出《久違了，“國學”！》。《光明日報》、《文匯報》等也發表了類似的報導和文章。中央電視臺作了題為《北大‘國學熱’的啟示》的專題報導，由北大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攝製的電視片《中華文明之光》在海內外播放。
民族主義首先表現在思想文化方面，被人稱為“文化民族主義”，一些學者教授其的本主張是，西方文化已經走到了盡頭，未來將由東方文化、中國文化起主導作用，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季羨林老先生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他認為，每一種文明或文化都有一個誕生、成長、發展、衰落、消逝的過程，不可能一成不變，從全部人類歷史看，東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紀，西方文化將讓位於東方或中國文化。他論證說：“西方的哲學思維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從個別細節上窮極分析……中國的東方思維方式從整體著眼，從事物之間的聯繫著眼更符合辯證法的精神。就像中醫治病是全面考慮、多方照顧，一服中藥，藥分君臣，症治關鍵，醫頭痛從腳上下手，較西醫的頭痛治頭、腳痛治腳更符合辯證法。”在我看來，這種說法牽強附會、一廂情願，毫無說服力。
在民間，民族主義表現為強烈的排外情緒，有人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同於反西方，尤其是反美，並且把民族主義的鼓噪和商業化考慮密切結合起來。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是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該書的主題是：美國人不但邪惡，而且愚蠢。作者說：“我敢於下這樣的武論：大多數中國高中學生對美國歷史文化知識的瞭解比美國大學生還要多得多。同樣，其他領域中對美國的瞭解也可能優於美國青年…… 事實上，美國青年一代墮落的跡象，在吸毒、性愛和電子遊戲機背後，已經顯現出被人類文明拋棄的端倪。”此書的最大特點是不負責任，進行狂熱的煽動，比如作者放言臺灣問題，不滿意于現行方針“堅持和平解決……不承諾放棄武力”，而主張“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表現出來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粗鄙性和虛偽性。有的大學生上街遊行積極，往美國大使館扔石頭起勁，但同時考“託福”和GRE也積極，打破頭地拼命要辦簽證去美國。一個北京大學的女生，洋洋自得于當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該校時她起身提自以為刁難的問題，企圖使美國總統難堪，但過了幾年之後，她又洋洋自得嫁給了美國人，漂洋過海去了美國定居，生的小孩當然是美國國籍。
有學者認為，對民族主義情緒應警惕，因為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起的作用是負面多於正面，有一篇題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誤區》的文章在總結歸納近現代的歷史事實之後說，民族主義的負面效應表現在，第一，在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推動力和為國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時，往往又拒斥、壓抑自由主義；第二，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的同時，又和排外主義相聯繫；第三，它常常導致認同對象的錯置：它用文化主義代替政治原則，使保衛國家落腳于保衛傳統文化。
還有人分析民族主義思潮在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深層次原因，認為隨著更深地進入國際社會，西方國家已經從遙遠的模仿物件變成現實的競爭者，利益衝突頻繁發生；與此同時，由屈辱的歷史和長期貧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復蘇。在題為《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文章中，作者認為，當今世界一些最旗幟鮮明堅持民族主義的國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現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國家，有的甚至也就是當今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因此，中國應自覺地選擇世界主流文明，自覺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尋他路。
在當代，民族主義的表現和傳播與現代通信手段的聯繫非常密切。在2003年，主要由於中日關係中的問題，出現了一輪民族主義浪潮，由於有關言論基本上都是發佈在互聯網上，所以國內和海外發明了一個新詞：“網路民族主義”。在2008年，因為奧運火炬在法國傳遞受到干擾和衝擊而在國內爆發了一場抵制“家樂福”的運動，網路和手機在傳遞資訊、召集人群等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近年來，一小批學院派知識份子開始提倡一種“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特徵是把愛國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並且以憲政民主為前提。這是一種剛露頭的呼聲，但也是更健全、更有希望的主張，它把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和科學、民主、理性、啟蒙的訴求結合在一起，它和“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五四”運動以陳獨秀宣導的“德先生”、“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著稱，但它同時也是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意識覺醒和民族主義感情高漲的起點。北京大學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對政府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會條約上簽字，反對軍閥政府把山東權益出賣給日本的秘密條約。
啟蒙興於“五四”，衰於抗戰
其實，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不斷遭受列強的侵略和欺淩，不平等條約一個又一個強加於中國，為什麼民族主義遲至五四才興起？原因大致有這麼兩個方面：第一，民族主義是歐洲近代隨著民族國家建立而產生的社會思潮，中國歷來只有自以為世界唯一、自我中心的“天下”觀，民族主義是西風東漸後慢慢傳到中國來的；第二，滿清王朝的統治對於中國廣大人民而言是異族統治，利用民族主義抵禦外敵對於滿清統治者而言具有引火焚身的潛在危險，滿清統治者是利用嚴格尊奉儒家教義來取得統治的合法性，所以，鴉片戰爭之後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維護皇權和強調“華夷之別”，即專制主義加文化民族主義。
“五四”的民族主義與此剛好相反，用民主反對專制，用啟蒙和學習西方反對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五四”一代人認為，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是維護專制皇權的工具，而專制統治的壓迫導致民愚國弱，這使得中國無力抵禦外敵入侵。所以，在“五四”時期，愛國、反帝、民主、啟蒙這些價值是內在統一的。
“五四”之後，上述價值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保持了很長時間，當然，在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政黨政治中，民主和啟蒙的色調會消退一些，但不論是國共兩黨，不論在北伐期間還是在蘇維埃革命運動中，“愛國、反帝”等民族主義的訴求都是響亮的口號和必須搶佔的道德制高點。
抗日戰爭爆發後，民主和啟蒙的訴求被壓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義被張揚到極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專制的現實，這就是所謂的“救亡壓倒啟蒙”。對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停止了，因為害怕這種批判會削弱民族自信心；對不民主的、專制的體制的批判停止了，因為面對日寇的倡狂進攻，抗日政權的合法性不容動搖；對蔣介石的專斷壓制不是抗拒，而是忍讓，因為大家覺得為了避免亡國，中國不得不有一個鐵腕領袖。
在長期、艱苦的內部鬥爭中，中國的民族主義越來越由政黨主導，表現得像是政治鬥爭的工具，而沒有一般民族主義所表現出來的群眾性和自發性。各派都說自己愛國、對立面賣國，一派說對方的外國主子是英美，一派說對方的外國主子是蘇俄。
1949年之後，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處於“妾身未分明”的狀態。正面的，起領導作用的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面的，需要批判的意識形態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民族主義在現實生活的話語中隱匿了、消失了，只是偶爾出現在歷史教科書中，所歌頌的往往是民族英雄（比如岳飛、文天祥），而不是正面肯定民族主義。
要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
民族主義終於在上世紀90年代再浮現出來，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國內風波和蘇聯東歐巨變後，有人認識到並積極獻策：中國人的信仰出現了危機，局限於以前的教育、宣傳手段不足以應對新的形勢，轉型時期的中國需要借助於民族主義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強凝聚力與合法性。
在這種填補意識形態真空和大力批判“全盤西化”的情況下，上世紀90年代初期出現了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和“國學熱”的勢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用整整一版發表報導《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提出“國學的再次興起……將成為我國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礎”；兩天以後又在頭版登出《久違了，“國學”！》。《光明日報》、《文匯報》等也發表了類似的報導和文章。中央電視臺作了題為《北大‘國學熱’的啟示》的專題報導，由北大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攝製的電視片《中華文明之光》在海內外播放。
民族主義首先表現在思想文化方面，被人稱為“文化民族主義”，一些學者教授其的本主張是，西方文化已經走到了盡頭，未來將由東方文化、中國文化起主導作用，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季羨林老先生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他認為，每一種文明或文化都有一個誕生、成長、發展、衰落、消逝的過程，不可能一成不變，從全部人類歷史看，東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紀，西方文化將讓位於東方或中國文化。他論證說：“西方的哲學思維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從個別細節上窮極分析……中國的東方思維方式從整體著眼，從事物之間的聯繫著眼更符合辯證法的精神。就像中醫治病是全面考慮、多方照顧，一服中藥，藥分君臣，症治關鍵，醫頭痛從腳上下手，較西醫的頭痛治頭、腳痛治腳更符合辯證法。”在我看來，這種說法牽強附會、一廂情願，毫無說服力。
在民間，民族主義表現為強烈的排外情緒，有人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同於反西方，尤其是反美，並且把民族主義的鼓噪和商業化考慮密切結合起來。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是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該書的主題是：美國人不但邪惡，而且愚蠢。作者說：“我敢於下這樣的武論：大多數中國高中學生對美國歷史文化知識的瞭解比美國大學生還要多得多。同樣，其他領域中對美國的瞭解也可能優於美國青年…… 事實上，美國青年一代墮落的跡象，在吸毒、性愛和電子遊戲機背後，已經顯現出被人類文明拋棄的端倪。”此書的最大特點是不負責任，進行狂熱的煽動，比如作者放言臺灣問題，不滿意于現行方針“堅持和平解決……不承諾放棄武力”，而主張“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表現出來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粗鄙性和虛偽性。有的大學生上街遊行積極，往美國大使館扔石頭起勁，但同時考“託福”和GRE也積極，打破頭地拼命要辦簽證去美國。一個北京大學的女生，洋洋自得于當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該校時她起身提自以為刁難的問題，企圖使美國總統難堪，但過了幾年之後，她又洋洋自得嫁給了美國人，漂洋過海去了美國定居，生的小孩當然是美國國籍。
有學者認為，對民族主義情緒應警惕，因為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起的作用是負面多於正面，有一篇題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誤區》的文章在總結歸納近現代的歷史事實之後說，民族主義的負面效應表現在，第一，在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推動力和為國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時，往往又拒斥、壓抑自由主義；第二，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的同時，又和排外主義相聯繫；第三，它常常導致認同對象的錯置：它用文化主義代替政治原則，使保衛國家落腳于保衛傳統文化。
還有人分析民族主義思潮在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深層次原因，認為隨著更深地進入國際社會，西方國家已經從遙遠的模仿物件變成現實的競爭者，利益衝突頻繁發生；與此同時，由屈辱的歷史和長期貧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復蘇。在題為《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文章中，作者認為，當今世界一些最旗幟鮮明堅持民族主義的國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現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國家，有的甚至也就是當今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因此，中國應自覺地選擇世界主流文明，自覺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尋他路。
在當代，民族主義的表現和傳播與現代通信手段的聯繫非常密切。在2003年，主要由於中日關係中的問題，出現了一輪民族主義浪潮，由於有關言論基本上都是發佈在互聯網上，所以國內和海外發明了一個新詞：“網路民族主義”。在2008年，因為奧運火炬在法國傳遞受到干擾和衝擊而在國內爆發了一場抵制“家樂福”的運動，網路和手機在傳遞資訊、召集人群等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近年來，一小批學院派知識份子開始提倡一種“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特徵是把愛國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並且以憲政民主為前提。這是一種剛露頭的呼聲，但也是更健全、更有希望的主張，它把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和科學、民主、理性、啟蒙的訴求結合在一起，它和“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2009年4月1日 星期三
中越戰爭30周年祭（華明）
華明
中方軍隊七九年三月攻下老山界瞬間，此刻旗手實際上已中彈犧牲。
今年二月十七日是中越戰爭三十周年紀念日。三十年前，中國軍隊以“自衛反擊”為名大舉入侵“唇齒相依、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並以“愛國”口號激勵戰士衝鋒陷陣，戰鬥之慘烈不堪回首。現如今當局卻諱莫如深，保持沉默，著實令國民疑惑，近一個月的戰爭死傷數萬，烈士英靈今安在？抛灑熱血的土地今何在？如何能夠遺忘？！
對越“三光政策”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淩晨六時，越戰老兵王志軍在《一九七九對越戰爭親歷記》一書中寫道：“大炮終於響了。地動山搖，一瞬間隆隆的炮聲震醒了南疆的大地。半邊天都紅了。不，應該說天的兩邊都紅了。”在數百里的戰線上，中國二十五萬大軍從廣西和雲南邊境全線向越南進攻！所謂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了。
王志軍所在的163師陣亡者大部份都埋在這個烈士陵園裏。
隨後，官方沒有具體通報這場牽動億萬人心的戰役情況。人們無從知曉，這些中華男兒如何一個個剃了光頭照了相，給親人留下遺言，在軍旗下宣誓，喝了首長敬的壯行酒，然後無限留戀地回望祖國家鄉，心裏喊著“再見吧媽媽”，便頂著越軍炮火，踏上佈滿地雷、竹尖陷阱和異族仇恨的征程。
直到戰後才逐漸披露出，中越戰爭的慘烈程度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罕見。中國軍隊自侵入越南後就陷入“人民戰爭”，因此把越南人都當士兵，格殺勿論，甚至見人就殺。特別在撤退時，“採取三光政策，沿途焚燒村莊，寸草不留，並在軍隊通過的主要路段押送越南百姓為先導開路，這才大大降低我軍的傷亡率。”
據一些老兵講：“當初實施三光還是明文下達的命令。回國的時候連路上的電線杆都沒給越南人留下，統統從中部炸倒。越方公佈的損失可能還是自己縮小的，據我所知連越南的電池廠，火柴廠的設備咱都拆回來了。”
對內“士兵當炮灰”
人們更沒想到，出征前中華男兒們竟為自己準備好了墳墓。王志軍寫道，“二月十號，我們營接到命令，部隊到隘口卡防附近一個山坡上挖掘六百口墓穴，建立臨時烈士陵園。這是讓我們這些才剛剛十八、二十歲的士兵去替自己準備墓穴。”“大家都在準備遺書，和我們一起挖掘的許多戰友永遠睡在這裏。”
西方媒體當時廣泛議論，中共使用人肉“排雷手”，《人民日報》八四年發表的昆明軍區作家彭荊風的通訊《猛士守南疆》才第一次承認。“我們的工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在雷場滾出一條前進通道來。”“在這次反擊戰中隨處可見。”西方媒體還猜測這是長官命令，他們不知道中共是如何煽動士兵自我犧牲的。
中國採取的“人海戰術”使軍隊付出巨大代價，平均每日傷亡近一千將士。據昆明軍區後勤部編寫的《對越自衛反擊作戰工作總結》說，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六日，參戰的解放軍、支前民兵共犧牲六千九百五十四人，傷一萬四千八百多人；越南方面稱中國傷六萬餘人，還有兩萬被擊斃。
此外，中國軍隊作戰裝備不足，連鋼盔都無法做到人手一頂。軍工生產品質低劣，手榴彈扔過去不爆炸，衝鋒槍開兩下就卡殼，甚至炮彈在炮膛裏爆炸。據悉，自傷者就將近陣亡人數的十分之一。“一等功臣”徐良說：“戰地醫院裏都是傷兵，缺胳膊少腿、雙目失明的多了。傍晚出來曬太陽，拐杖扔了一地。”
中共高層顯然很清楚如何取勝。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訪美，告訴美國總統卡特說要出手教訓越南。卡特提醒他美國在越南的教訓，鄧小平自信地回答：“那要看是哪家的軍隊。”美國人當然不會想到，中共領導們會把普通士兵當炮灰。這種“不把士兵當人”的軍隊跟現在持自殺炸彈、傷人傷己的恐怖集團何其相似。
中越戰爭時中國軍隊戰俘照片，一個連隊整體投降。
兩國人民心中的永遠創傷
這場血腥戰爭震碎的是老百姓的心，給中越兩國人民帶來巨大心靈創傷。越南《人民報》七九年五月十七日報導，中國軍隊途經的的市鄉100％被毀滅；中小學校被摧毀81％、幼稚園100％；近二十萬學生失去學習場所；被破壞的醫院和衛生站近100％。越南人稱，這是他們感情上最受傷害的一場戰爭。
越南戰後不斷宣傳中國軍人“燒殺搶掠”，號召越南人世世代代永不忘記，直到今天，在越南胡志明市的戰爭博物館，《聯合早報》記者詢問一名年輕的導遊：“越南如果有另一場戰爭，會與誰打？”
這名導遊很快回答說：“中國！”越南已故總理武文傑於一九九一年中越恢復雙邊關係時稱，中共“永遠是一個陷阱”。
而在中國方面，尤其是戰爭的參加者和傷亡者的親屬，提起越南仍然情緒激動。據《聯合早報》報導，河南信陽市的王先生一連用幾個負面辭彙表達對越南的不屑。王先生的哥哥在那場戰爭中陣亡，雖然受到官方褒揚，但至今忘不了那場悲慟，他稱越南“忘恩負義”。
法卡山位於廣西中越邊界線上，山名的意思是“天殺雷劈之山”。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八十年代初到法卡山視察，親筆寫下“英雄山法卡山”。
烈士之魂今安在？
中國七九年的侵越戰爭還引發持續十年的老山、法卡山邊境戰爭，犧牲多少中華好兒男。邊境線中方一側，至少有十四個縣市建有專門的烈士陵園。
由西向東，依次是雲南的金平、蒙自、屏邊、麻栗坡等，廣西的那坡、靖西、憑祥等。建設最早也最著名的麻栗坡烈士陵園，鄧小平親自題詞。
時至今日，中越邊境上最大最重要的關防、陳毅親筆題書的“友誼關”城樓上，儘管附近山上還埋著地雷，邊關牆壁還留著彈孔，但展覽的全是友誼與和平，沒有一個字說到曾發生在這裏牽動著全球的那場戰爭。友誼關內那座埋葬戰死者的萬人山，已被推土機推平，成了開發區了。
王志軍稱，最憤慨的是卡風隧道山上的烈士陵園在中越政府重新友好後，憑祥到同登的鐵路重開，有關當局為照顧雙方面子，竟把烈士陵園遷走。
而曾讓中國士兵浴血奮戰的老山和法卡山的歸屬，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任憑老百姓猜謎。新華網二月二十三日報導，中越陸地邊界勘界立碑工作結束，邊界全長一千三百多公里。中國一側為雲南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越南一側為高平、諒山、奠邊、萊州、老街、河江和廣寧省。該報導通篇未提兩山歸屬問題。
網上盛傳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江澤民批准的《中越陸地邊界條約》，‘法卡山已全部劃歸越南’，為法卡山獻身的烈士遺骨永留異國他鄉”刺痛了中國人民的心，在網上掀起捍然大波。《越南新聞報》零五年也證實了此說法。最近有網友稱，“法卡山的一、二、三（包括主峰）號高地為我方控制，法卡山朝南延伸的四、五號陣地歸還越南。”究竟如何，政府始終未給人民一個明確交代。
兒子墓前，老父親禁不住老淚縱橫，為兒子燒了很多紙錢。
民間祭奠難圓老兵歎待遇不公
遙想當年，《十五的月亮》、《再見吧，媽媽》、《血染的風采》和《高山下的花環》等歌曲影視在大陸家喻戶曉風靡一時，八七年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上，坐在輪椅上的對越戰爭“一等功臣”徐良深情高歌，一夜之間，這首《血染的風采》紅遍大江南北。
可是，當年的英雄今在何方？似乎已從官方媒體中“蒸發”。徐良二十年後自嘲當年“像個小丑”，“如果有年輕人問我的腿怎麼啦？一般都回答是車禍撞的。”他說：“我現在每月三千多元工資，包括腿錢。參軍二十多年，住房公積金累積下來也只有八萬多，在北京挖個洞都不夠！”徐良還想把小兒子移民到加拿大。
許多參戰退伍老兵下崗失業，每人每月六十元生活費，溫飽難求！養老、醫療、失業等各項保險金無人繳納。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戰死在老山前線的趙占英母親，靠當地民政部門每月給的二十八元生活，一貧如洗。父親在當年就傷心離開人世，居住在雲南嵩明縣的趙母因沒有路費，二十年後才得以前往麻粟坡給兒子掃墓。
二等功臣、年僅二十四歲的羅明葬于紅河州金平縣烈士陵園。家住臨翔區忙畔鄉的羅父現年七十六歲，羅母七十八歲，二十九年來一直想到死去的二兒子墓前看上一眼，卻因經濟原因未能成行。在一些好心人的幫助下，老父親籌集了路費，赴一千多公里之外的金平縣，圓多年的夙願。
不僅如此，官方還刻意抹去人們對那場殊死大戰的記憶，甚至阻擾民間的紀念活動。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二月十七日，一些退伍老兵自發舉行紀念活動，悼念中越戰爭中犧牲的戰友，重溫軍旅情誼。
可是，原定集會地點的山東煙臺市工人文化宮廣場上員警列隊，還有數百名公安、便衣、政府及居委會的人員在廣場四周堵截勸返參與者，紀念活動被迫流產。
當年浴血奮戰為哪般？
多年來，人們一直在問，當年浴血奮戰為哪般？從以下這張中越戰爭前後大事一覽表中也許可以看出，中共發動這場戰爭的原委。
中國空軍中將劉亞洲曾說：這場戰爭打給兩人看，一個是中國，一個是美國。當時鄧小平想在黨內樹立絕對權威，最快樹立權威的辦法就是打仗。此仗一打，美國科技、軍援和資金等源源不斷湧到中國。中美之間的蜜月長達十年之久，直到八九年六月四日。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朱鋒教授稱，中越開戰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圍魏救趙”，希望對越南的打擊能緩解越南對已被迫轉入遊擊戰的柬共的行動。可柬共（紅色高棉）又是如何為柬埔寨人民所不齒？
就看看一月七日，越軍解放金邊的這一天，已成為柬埔寨全體國民的正式假日：大屠殺逾越日，就可知中共扮演的什麼角色。
這場戰爭，中共以傷亡數萬中華兒女，約十萬鄰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為代價，討好昔日的敵人美國、教訓昔日兄弟越南、幫助大屠殺人民的紅色高棉政權、解昔日盟友蘇聯的腹背夾擊之圍、解中共十年文革浩劫的信任危機……。
有分析家稱，怎麼看，這都是中共為化解政權危機而禍國殃民的一場戰爭，又一次中華國殤。
中越戰爭前後大事一覽表
時 間 事 件
1969年3月——中蘇爆發珍寶島戰爭，之後蘇聯在中國北疆屯兵百萬。
1971年4月——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之後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直到89年。
1975年3月——美國撤出越南，北越攻克西貢統一越南。越南靠向蘇聯，驅趕華僑。
1978年12月——越軍入侵柬埔寨，1月7日攻克金邊，推翻中共支持的紅色高棉。
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訪問美國。
1979年2月17日——中國對越南發起總攻，受到國際譴責，特別東歐一片聲討聲。
1979年3月4日——越南戰略要地諒山陷落。越主力從柬調回。蘇增兵中蘇邊界。
1979年3月5日——越南宣佈全國總動員令。中國宣佈已達目的，開始自越撤軍。
1979年3月16日——中國軍隊宣佈全部撤完。
1980年——鄧小平成功取得中共黨、政、軍一切權力，華國鋒被趕下臺。
1979～90年——老山，法卡山邊界戰役，中國將越南當練兵場，各軍區輪流來作戰。
1991年——蘇聯解體，中越關係開始正常化。
1999年——中越簽署邊界條約。
中方軍隊七九年三月攻下老山界瞬間，此刻旗手實際上已中彈犧牲。今年二月十七日是中越戰爭三十周年紀念日。三十年前，中國軍隊以“自衛反擊”為名大舉入侵“唇齒相依、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並以“愛國”口號激勵戰士衝鋒陷陣，戰鬥之慘烈不堪回首。現如今當局卻諱莫如深，保持沉默，著實令國民疑惑，近一個月的戰爭死傷數萬，烈士英靈今安在？抛灑熱血的土地今何在？如何能夠遺忘？！
對越“三光政策”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淩晨六時，越戰老兵王志軍在《一九七九對越戰爭親歷記》一書中寫道：“大炮終於響了。地動山搖，一瞬間隆隆的炮聲震醒了南疆的大地。半邊天都紅了。不，應該說天的兩邊都紅了。”在數百里的戰線上，中國二十五萬大軍從廣西和雲南邊境全線向越南進攻！所謂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了。
王志軍所在的163師陣亡者大部份都埋在這個烈士陵園裏。隨後，官方沒有具體通報這場牽動億萬人心的戰役情況。人們無從知曉，這些中華男兒如何一個個剃了光頭照了相，給親人留下遺言，在軍旗下宣誓，喝了首長敬的壯行酒，然後無限留戀地回望祖國家鄉，心裏喊著“再見吧媽媽”，便頂著越軍炮火，踏上佈滿地雷、竹尖陷阱和異族仇恨的征程。
直到戰後才逐漸披露出，中越戰爭的慘烈程度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罕見。中國軍隊自侵入越南後就陷入“人民戰爭”，因此把越南人都當士兵，格殺勿論，甚至見人就殺。特別在撤退時，“採取三光政策，沿途焚燒村莊，寸草不留，並在軍隊通過的主要路段押送越南百姓為先導開路，這才大大降低我軍的傷亡率。”
據一些老兵講：“當初實施三光還是明文下達的命令。回國的時候連路上的電線杆都沒給越南人留下，統統從中部炸倒。越方公佈的損失可能還是自己縮小的，據我所知連越南的電池廠，火柴廠的設備咱都拆回來了。”
對內“士兵當炮灰”
人們更沒想到，出征前中華男兒們竟為自己準備好了墳墓。王志軍寫道，“二月十號，我們營接到命令，部隊到隘口卡防附近一個山坡上挖掘六百口墓穴，建立臨時烈士陵園。這是讓我們這些才剛剛十八、二十歲的士兵去替自己準備墓穴。”“大家都在準備遺書，和我們一起挖掘的許多戰友永遠睡在這裏。”
西方媒體當時廣泛議論，中共使用人肉“排雷手”，《人民日報》八四年發表的昆明軍區作家彭荊風的通訊《猛士守南疆》才第一次承認。“我們的工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在雷場滾出一條前進通道來。”“在這次反擊戰中隨處可見。”西方媒體還猜測這是長官命令，他們不知道中共是如何煽動士兵自我犧牲的。
中國採取的“人海戰術”使軍隊付出巨大代價，平均每日傷亡近一千將士。據昆明軍區後勤部編寫的《對越自衛反擊作戰工作總結》說，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六日，參戰的解放軍、支前民兵共犧牲六千九百五十四人，傷一萬四千八百多人；越南方面稱中國傷六萬餘人，還有兩萬被擊斃。
此外，中國軍隊作戰裝備不足，連鋼盔都無法做到人手一頂。軍工生產品質低劣，手榴彈扔過去不爆炸，衝鋒槍開兩下就卡殼，甚至炮彈在炮膛裏爆炸。據悉，自傷者就將近陣亡人數的十分之一。“一等功臣”徐良說：“戰地醫院裏都是傷兵，缺胳膊少腿、雙目失明的多了。傍晚出來曬太陽，拐杖扔了一地。”
中共高層顯然很清楚如何取勝。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訪美，告訴美國總統卡特說要出手教訓越南。卡特提醒他美國在越南的教訓，鄧小平自信地回答：“那要看是哪家的軍隊。”美國人當然不會想到，中共領導們會把普通士兵當炮灰。這種“不把士兵當人”的軍隊跟現在持自殺炸彈、傷人傷己的恐怖集團何其相似。
中越戰爭時中國軍隊戰俘照片，一個連隊整體投降。兩國人民心中的永遠創傷
這場血腥戰爭震碎的是老百姓的心，給中越兩國人民帶來巨大心靈創傷。越南《人民報》七九年五月十七日報導，中國軍隊途經的的市鄉100％被毀滅；中小學校被摧毀81％、幼稚園100％；近二十萬學生失去學習場所；被破壞的醫院和衛生站近100％。越南人稱，這是他們感情上最受傷害的一場戰爭。
越南戰後不斷宣傳中國軍人“燒殺搶掠”，號召越南人世世代代永不忘記，直到今天，在越南胡志明市的戰爭博物館，《聯合早報》記者詢問一名年輕的導遊：“越南如果有另一場戰爭，會與誰打？”
這名導遊很快回答說：“中國！”越南已故總理武文傑於一九九一年中越恢復雙邊關係時稱，中共“永遠是一個陷阱”。
而在中國方面，尤其是戰爭的參加者和傷亡者的親屬，提起越南仍然情緒激動。據《聯合早報》報導，河南信陽市的王先生一連用幾個負面辭彙表達對越南的不屑。王先生的哥哥在那場戰爭中陣亡，雖然受到官方褒揚，但至今忘不了那場悲慟，他稱越南“忘恩負義”。
法卡山位於廣西中越邊界線上，山名的意思是“天殺雷劈之山”。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八十年代初到法卡山視察，親筆寫下“英雄山法卡山”。烈士之魂今安在？
中國七九年的侵越戰爭還引發持續十年的老山、法卡山邊境戰爭，犧牲多少中華好兒男。邊境線中方一側，至少有十四個縣市建有專門的烈士陵園。
由西向東，依次是雲南的金平、蒙自、屏邊、麻栗坡等，廣西的那坡、靖西、憑祥等。建設最早也最著名的麻栗坡烈士陵園，鄧小平親自題詞。
時至今日，中越邊境上最大最重要的關防、陳毅親筆題書的“友誼關”城樓上，儘管附近山上還埋著地雷，邊關牆壁還留著彈孔，但展覽的全是友誼與和平，沒有一個字說到曾發生在這裏牽動著全球的那場戰爭。友誼關內那座埋葬戰死者的萬人山，已被推土機推平，成了開發區了。
王志軍稱，最憤慨的是卡風隧道山上的烈士陵園在中越政府重新友好後，憑祥到同登的鐵路重開，有關當局為照顧雙方面子，竟把烈士陵園遷走。
而曾讓中國士兵浴血奮戰的老山和法卡山的歸屬，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任憑老百姓猜謎。新華網二月二十三日報導，中越陸地邊界勘界立碑工作結束，邊界全長一千三百多公里。中國一側為雲南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越南一側為高平、諒山、奠邊、萊州、老街、河江和廣寧省。該報導通篇未提兩山歸屬問題。
網上盛傳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江澤民批准的《中越陸地邊界條約》，‘法卡山已全部劃歸越南’，為法卡山獻身的烈士遺骨永留異國他鄉”刺痛了中國人民的心，在網上掀起捍然大波。《越南新聞報》零五年也證實了此說法。最近有網友稱，“法卡山的一、二、三（包括主峰）號高地為我方控制，法卡山朝南延伸的四、五號陣地歸還越南。”究竟如何，政府始終未給人民一個明確交代。
兒子墓前，老父親禁不住老淚縱橫，為兒子燒了很多紙錢。民間祭奠難圓老兵歎待遇不公
遙想當年，《十五的月亮》、《再見吧，媽媽》、《血染的風采》和《高山下的花環》等歌曲影視在大陸家喻戶曉風靡一時，八七年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上，坐在輪椅上的對越戰爭“一等功臣”徐良深情高歌，一夜之間，這首《血染的風采》紅遍大江南北。
可是，當年的英雄今在何方？似乎已從官方媒體中“蒸發”。徐良二十年後自嘲當年“像個小丑”，“如果有年輕人問我的腿怎麼啦？一般都回答是車禍撞的。”他說：“我現在每月三千多元工資，包括腿錢。參軍二十多年，住房公積金累積下來也只有八萬多，在北京挖個洞都不夠！”徐良還想把小兒子移民到加拿大。
許多參戰退伍老兵下崗失業，每人每月六十元生活費，溫飽難求！養老、醫療、失業等各項保險金無人繳納。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戰死在老山前線的趙占英母親，靠當地民政部門每月給的二十八元生活，一貧如洗。父親在當年就傷心離開人世，居住在雲南嵩明縣的趙母因沒有路費，二十年後才得以前往麻粟坡給兒子掃墓。
二等功臣、年僅二十四歲的羅明葬于紅河州金平縣烈士陵園。家住臨翔區忙畔鄉的羅父現年七十六歲，羅母七十八歲，二十九年來一直想到死去的二兒子墓前看上一眼，卻因經濟原因未能成行。在一些好心人的幫助下，老父親籌集了路費，赴一千多公里之外的金平縣，圓多年的夙願。
不僅如此，官方還刻意抹去人們對那場殊死大戰的記憶，甚至阻擾民間的紀念活動。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二月十七日，一些退伍老兵自發舉行紀念活動，悼念中越戰爭中犧牲的戰友，重溫軍旅情誼。
可是，原定集會地點的山東煙臺市工人文化宮廣場上員警列隊，還有數百名公安、便衣、政府及居委會的人員在廣場四周堵截勸返參與者，紀念活動被迫流產。
當年浴血奮戰為哪般？
多年來，人們一直在問，當年浴血奮戰為哪般？從以下這張中越戰爭前後大事一覽表中也許可以看出，中共發動這場戰爭的原委。
中國空軍中將劉亞洲曾說：這場戰爭打給兩人看，一個是中國，一個是美國。當時鄧小平想在黨內樹立絕對權威，最快樹立權威的辦法就是打仗。此仗一打，美國科技、軍援和資金等源源不斷湧到中國。中美之間的蜜月長達十年之久，直到八九年六月四日。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朱鋒教授稱，中越開戰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圍魏救趙”，希望對越南的打擊能緩解越南對已被迫轉入遊擊戰的柬共的行動。可柬共（紅色高棉）又是如何為柬埔寨人民所不齒？
就看看一月七日，越軍解放金邊的這一天，已成為柬埔寨全體國民的正式假日：大屠殺逾越日，就可知中共扮演的什麼角色。
這場戰爭，中共以傷亡數萬中華兒女，約十萬鄰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為代價，討好昔日的敵人美國、教訓昔日兄弟越南、幫助大屠殺人民的紅色高棉政權、解昔日盟友蘇聯的腹背夾擊之圍、解中共十年文革浩劫的信任危機……。
有分析家稱，怎麼看，這都是中共為化解政權危機而禍國殃民的一場戰爭，又一次中華國殤。
中越戰爭前後大事一覽表
時 間 事 件
1969年3月——中蘇爆發珍寶島戰爭，之後蘇聯在中國北疆屯兵百萬。
1971年4月——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之後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直到89年。
1975年3月——美國撤出越南，北越攻克西貢統一越南。越南靠向蘇聯，驅趕華僑。
1978年12月——越軍入侵柬埔寨，1月7日攻克金邊，推翻中共支持的紅色高棉。
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訪問美國。
1979年2月17日——中國對越南發起總攻，受到國際譴責，特別東歐一片聲討聲。
1979年3月4日——越南戰略要地諒山陷落。越主力從柬調回。蘇增兵中蘇邊界。
1979年3月5日——越南宣佈全國總動員令。中國宣佈已達目的，開始自越撤軍。
1979年3月16日——中國軍隊宣佈全部撤完。
1980年——鄧小平成功取得中共黨、政、軍一切權力，華國鋒被趕下臺。
1979～90年——老山，法卡山邊界戰役，中國將越南當練兵場，各軍區輪流來作戰。
1991年——蘇聯解體，中越關係開始正常化。
1999年——中越簽署邊界條約。
2009年2月25日 星期三
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柬埔寨大屠殺是一個瘋子在向全人類挑戰（王曉林）
王曉林
《炎黃春秋》2008年第4期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眾假期。這個全體國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國家節日，卻有著個駭人的名字：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 (大屠殺逾越日)。
實際上，這一天是1979年越南軍隊攻陷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日子。儘管歷史學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歷史觀來定義它--從“解放日”到“淪陷日”，但柬埔寨人固執地將其定義為“終結大屠殺”的日子。無論你把越南人稱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們(而不是別的什麼人)，將一場高棉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最無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殺戛然終止。倖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設立了這樣一個節日，用以紀念他們的功德，哀悼數以百萬計的被屠殺者以及展示這空前無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後人。
第一次大屠殺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結束在蘇聯的訪問即將前往北京。就在赴機場的途中被送行的蘇聯總理柯西金告知:“你的國民議會剛剛舉行了一次剝奪您的權力的表決。”這位長期沉溺於電影而疏于國事的國王被美國人暗中操控的朗諾－施裏瑪達政治集團廢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國政府最堅定的支持。如今45歲以上的人大概都還記得，當年正在“文革”的中國一片肅殺的螢屏和銀幕上，從此無時無刻不是這位優雅的親王和他美麗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幾個人知道，這時還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這個在後來的很多年都被我們一些人親切地稱作“波爾布特同志”的人，尚隱在流亡國王的陰影下，沉默而低調。他就是柬共總書記、“紅色高棉”領導人，當時還叫做“沙羅紹特”。
這是他第N次來北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這個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裏也決不會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將要帶給他的國家和人民的是什麼，無論是他的國王還是他的中國老師都未能預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國和南越軍隊大舉入侵柬埔寨，意在徹底消滅退入柬埔寨柬共佔領區與政府軍對抗的北越軍隊。其實美國人從1969年起就秘密實施了對這些地區的轟炸，一直持續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國會制止。其間數以萬計的柬埔寨平民喪生在B52魔影似的機翼下，還有更多的人民流離失所。3月的政變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強烈的仇恨，悲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並將他們稱作紅色高棉。其實絕大部分人民對於共產黨，對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一無所知，他們加入紅色高棉完全是為他們的國王而戰。急劇擴大的紅色高棉和北越結成軍事聯盟，迅速控制了大半個柬埔寨。
美國人在戰略和戰術上都犯下了無法逆轉的巨大錯誤，應了毛澤東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國從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諾逃往國外，17日紅色高棉攻陷金邊。從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經歷了5年殘酷戰爭的南亞小國柬埔寨已經是滿目瘡痍，氣息奄奄，誰料到這卻是她更加深重苦難的開始。
1975年4月17日，身著黑衣的紅色高棉部隊(俗稱烏衫兵)進入金邊。僅僅兩天之後金邊全城聽到了一個令人戰慄的聲音--“父親和母親們，我們不得不離開城市!美國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們馬上就要開始轟炸!”年輕兇悍的紅色高棉戰士手握來福槍，食指就扣在扳機上，繞著手無寸鐵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們連一點收拾行裝的時間都不給，喊聲未落就開始遍地搜尋不肯離去的人，稍有遲疑立即被當街處決，槍聲在每條街巷響起。數以百萬計的男女老幼慌不擇路地蜂湧而出，卻並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歸的親人便遭集體殺害。有的闔家不願離城而躲在房內競遭炮擊。正在搶救病人的醫生、護士只因延誤了撤離時間，也死於槍口之下。成千上萬的民居門窗大開，陽臺上還飄揚著剛剛晾曬的衣服。赤日炎炎，沒有食品和水，嬰兒被丟棄在道旁和稻田裏，許多人倒斃途中。一旦倒下，卡車就直接從他們身體上壓過去。屍體鋪滿了道路。數不清的骨頭、肉體、頭髮、下巴、耳朵被載重的卡車迅速壓平以清理道路。人們紛紛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證甚至手錶丟進水塘，因為這些東西隨時都能招來殺身之禍。擁有200萬人口的金邊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空城(摘自Mr.CHUM MEI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s of S21》，他是大疏散親歷者和圖士楞監獄7位倖存者之一，因可為監獄當局修理汽車引擎而免於一死)。同樣的場景也在馬德望、磅湛、貢布、柴楨、實居、菩薩、磅濤揚、茶膠、磅同、磅遜等其他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來的人們長途跋涉，投奔鄉下親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蕪人煙的深山密林裏安家落戶。由於缺乏起碼的工具，許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種的方式生存。口糧嚴重不足，醫藥奇缺，又有大批人死於霍亂、瘧疾和水土不服。
令許多活下來的人至今都不敢輕易回憶起的這次大遷徙以其毫無理性、野蠻和血腥聞名於世，他的導演者就是我們“親愛的波爾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號大哥”
這個本名沙羅紹特、1975年4月紅色高棉執政後才更名為波爾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於磅同省磅斯外縣波列斯布村一個擁有20公頃土地的富裕農民家庭，6歲起到金邊蓮花寺裏學習柬文，9歲出家當和尚，12歲還俗，直到15歲才進學校，先後就讀於磅湛和金邊的中學，1949年畢業於柬埔寨當時唯一的技術專科學校--金邊技術學校並以良好的成績獲得到法國留學的獎學金。在巴黎他就讀於沃日拉爾無線電學校並很快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與十幾位留法柬埔寨學生在1950年暑假組織了海外第一個“柬埔寨馬克思主義小組”，其中一些成為後來柬埔寨共產黨的骨幹。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勞動，參加修建札格拉布市的一條公路。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社會主義國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國立即加入了叢林抗法武裝鬥爭，是留學生回國參加實際鬥爭最早的一個。當年他第一次秘密潛入中國，在南方某地參加了軍政訓練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並沒有自己的組織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控制的“高棉解放運動”，他在1953年1月加入該組織。這是一個由越南人控制的組織，從政治、理論、戰略到物資、經費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縱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據日內瓦和平協定，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導致“高棉解放運動”失去領導人而幾乎解體，卻紿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運動獨立城長發展起來的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波爾布特語)。
1955年起柬埔寨人開始籌備成立自己的政黨。在此期間波爾布特又一次進入中國南部的遊擊戰訓練營地深造。
1957年党的章程和路線起草就緒，經過兩年時間的全黨討論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邊火車站附近正式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高棉勞動者党”。當時參加會議的有11個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當時全國約1000名正式黨員。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由三人組成，總書記杜薩木，農謝副書記，波爾布特是常委。1962年總書記杜薩木被政府軍殺害，波爾布特當選為總書記。1966年“高棉勞動者党”正式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人民稱之為“赤柬”即紅色高棉。1963年波爾布特的名字出現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緝名單上。1965年他從柬埔寨，穿過寮國(老撾)步行到達河內，以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個月的時間學習了有關党與國家建設的理論。胡志明三次會見他。但他和越南勞動党總書記黎筍的會談很不順利，就是在那時他才強烈感到越南不允許柬埔寨和寮國有獨立的主權地位。越南共產黨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就是所謂的“印支聯邦”。
1965年波爾布特置北越的阻攔而不顧再次到中國訪問並逗留到次年2月。這期間他會見了中共高層幾位人物但沒有見到毛澤東主席。中國當時的理論權威陳伯達等人給他講述了“中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共產國際”等理論。後來波爾布特又多次到中國與越南取回“革命真經”。尤其是1965年與康生的會見，對他產生了可怕的影響，那一套剷除內奸的“理論”令他極為欣賞。
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他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1974年的兩篇受他激賞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在中國，他見識了“大躍進”、“上山下鄉”，在朝鮮他見識了“千里馬運動”，深感茅塞頓開。1970年3月政變後西哈努克流亡中國，這位沙羅紹特同志就對中國總理周恩來說，“西哈努克已經被推翻了，我們現在宣佈接受他參加民族團結陣線”。這個據說小時候連殺雞都不忍看的佛國小僧侶就要走進歷史舞臺的聚光燈，變成“革命偉人”了。
不幸的是這個柬埔寨人並不滿足於做一位普通的“革命偉人”，他認為共產主義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都實行得不徹底，他要開創歷史的新紀錄，他要用自己的國家來做“徹底的共產主義”的試驗田。1975年的4月，這個瘋狂的政治動物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柬埔寨的“一號大哥” (《Brother Number One》David P chandler)。幾百萬城市人口盲目的、毫無準備的大遷徙就是他的第一個舉動，他迫不及待地要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哪怕是用同胞的血與白骨給他的“試驗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請聽他當政時的新政權的國歌：
紅色，紅色的血
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
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
這是革命的男女戰鬥員的血
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鬥要求而噴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幟下
血，決定了把我們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
這樣的字字滴血，句句見紅，與其叫做“歌”還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實波爾布特瘋狂的實踐並沒有相應的理論基礎，純粹的農民烏托邦意識加上從蘇、中、越、朝學來的各種大雜燴被他一股腦用在了這片可憐的“試驗田”上。
他要在經濟基礎和文明基礎都相當落後的柬埔寨實行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超級社會主義”。幾乎在一夜之間，這個“超級社會主義”就實現了：富人被消滅了，統統都是窮人；城市消滅了，人人都成了農民；曾經的“東方巴黎”--金邊，成了無人的“鬼城”；私人財產被付之一炬卻沒有什麼公有財產；貨幣被廢除了卻不建立供給制；寺廟被關閉，僧侶被強制還俗了，卻還未來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報紙、雜誌和學校一律關閉，卻沒有新的通訊管道誕生；對知識份子更是簡單到肉體消滅，連戴眼鏡都成了罪惡；家庭解體，男女勞動隊分開，吃大鍋飯，穿一樣的黑色革命服，帶一樣的紅格毛巾；婚姻由 “安卡(組織)”指定配對……
1975年6月--8月，在中國已經病重的周恩來在醫院三次會見波爾布特，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不能這樣做，共產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澤東卻盛讚“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從金邊撤出所有人口這樣的創舉，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鐘屋殺人場
和一切獨裁者一樣，出於對已經到手的政權的不自信甚至是對自己的不自信，波爾布特緊接著就要實踐他在中國“文革”時期學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在短短3年8個月執政期間波爾布特進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實踐了“七八個月就來一次”。紅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舊政權的官員和軍人遭到大規模屠殺外，商人、僧侶和知識份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對新社會有害”為由一律肉體消滅。隨後波爾布特又從黨內嗅到不詳的氣息，1976年他在黨的會議上憂心忡忡地指出“黨的軀體已經生病了”。話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經和他一起戰鬥的“兄弟們”，從巴黎的馬列小組同學到叢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層領導幾乎被處決殆盡，包括內政部長，經濟與財貿部長，農業部長，公共工程部長，情報部長，通訊、貿易、工業和橡膠種植業部長，國務委員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乃至柬共主要的兩位創始人、波爾布特的親密戰友符甯和胡榮在內，都沒有逃脫被從肉體上消滅的命運。軍隊方面，柬埔寨革命軍總參謀部人員，除總長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殺，即使宋成最終也難逃一劫，波爾布特終於在十幾年後的1997年以反叛罪將其全家11口成員全部殺光。
波爾布特為他的屠殺的冠名，每一位中國人民都耳熟能詳--“清理階級隊伍”。為了屠殺的便利．一座位于金邊市中心的高級中學--Tual Svay Prey被改建成監獄(圖士楞監獄)，又在距離這裏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殺戮中心，這就是臭名昭著於世的S21和鐘屋殺人場，所有曾經到訪過這兩處的旅遊者無不留下終生難忘的噩夢。
S21是全國最大的拘禁與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個年頭裏，超過2萬人在這裏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這裏，更多的人被送往鐘屋殺人場被有計劃地處決。紅色高棉變態地樂於展示其殘暴和野蠻，S21對每一位新進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們受刑的前後都要照相，絲毫不在意將來會成為罪證。
如今已經成為監獄博物館的S21，每一間囚室裏都貼滿了受難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歲的白髮老人，下至剛剛出生的嬰兒。這些人最後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處決了。1979年初越南軍隊佔領金邊時，S21中只有幾個囚犯還活著，他們都是依靠繪畫、機械修理或攝影技術得以活命。就在越南軍隊逼近城區的幾小時內還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們悲慘死狀的照片就掛在發現他們被肢解的房間，殘破的屍體就被埋在院子裏。S21的酷刑駭人聽聞，人們至今還能看到沾滿汙血的刑床，鏽跡斑駁的連環腳鐐，高聳的拷打架，浸泡頭顱的水缸……就連監獄的管理者以及獄卒也往往不能倖免，他們頻繁地被撤換並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軍隊兵臨城下，S2l被放棄的最後時刻，監獄長HOR處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鐘屋是個毫無懸念的“此處無人生還”的地方。囚犯們被塞進卡車，一路顛簸被送到這個絕命營。這裏沒有關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劊子手辦公室和DDT倉庫。人們首先聞到的是濃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聽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聾的歌聲。因為處決每天都在按計劃批量進行，年輕的劊子手為了節省子彈一般都是用棍棒將受難者打死或者用鋤頭直接鏟斷頭顱。受害者的血腥和慘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發出的噪音來掩蓋。有時押送來整車的女犯和兒童，劊子手們乾脆連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雙腿，活活摔死在大樹上，然後再姦污他們的母親。至今人們還能看見深深地鑲在樹幹上的小牙齒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襤褸破布。每一位獄卒都被要求執行處決，否則只能落得被處決的下場 (Mr. HIM HuY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s of S21》)。1980年，人們從這個原來美麗的龍眼種植園中挖出了8589具遺骸。1988年這裏建起了一座美麗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後面八千多個頭顱按照年齡、性別從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頂。鐘屋現已探清的129個集體葬坑至今還有43個尚未挖掘。吳哥、暹粒、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殺人場，只是沒有像圖士楞和鐘屋這樣建成博物館。
華僑的命運
在波爾布特大屠殺的年代中，柬埔寨的華僑和越僑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難。在柬的大約2萬名越南僑民幾乎被斬盡殺絕，這是1978年越南大舉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華人在1975年紅色高棉上臺之初大約有60萬，而在1979年暴政結束時只剩下了30萬。
朗諾政變之初，中國大使館曾通知華僑幹部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係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一千多僑幹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區”，加入柬人民抗美鬥爭。
實際上柬共並不歡迎這些華僑幹部，因此北京方面決定並宣佈，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方，“中共已經把你們全交給我們了!”而紅色高棉掌握政權後立即開始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
貢布、波蘿勉、柴楨、磅湛等省還發生過逮捕從城市來的華人或生長在農村的僑胞及華僑教師的“紅色恐怖”，許多人被處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發生過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從前線回來的紅色高棉戰士開進桔井市中心，把輕重機槍擺在街上，對準華人的住宅，限令全市華人立即到農村種田，並拘捕了罪名是煽動華人回國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盡酷刑後被處決。
1975年4 月金邊大疏散的200多萬人中有大約40萬華僑，那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向祖國的大使館求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柬埔寨問題專家愛德華茲說，波爾布特夢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農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華人在種族和意識上都不符合這一模式而成了整肅的物件。到了1976年，柬共內的華僑幹部被屠殺殆盡。
而在當時，我們中國人又看到了些什麼呢？我們看到和藹可親的波爾布特同志時而在大寨參觀，和郭鳳蓮女士親切交談，時而在下榻的賓館庭院裏和工人們一起弄花剪草，時而被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層人士親切接見，一派鶯歌燕舞。如果你沒有去過柬埔寨，沒有去看過S21和鐘屋，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和你同一個年代，在離你並不太遠的地方曾經發生過那麼可怕的事情。
1978年耶誕節，越南10萬“志願軍”大舉進攻柬埔寨。民心喪盡的紅色高棉政權在兩周內即告崩潰，波爾布特倉惶逃入邊境叢林。1979年1月7日金邊淪陷。越南人到處所見不是奮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興高采烈、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柬埔寨百姓。無論如何是這支軍隊終結了無明的屠殺，驅散了死亡的恐懼。
在越軍入侵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國大使館在大使孫剛的帶領下居然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並在雨中睡覺。後來在森林裏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象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47天，七個人差點餓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揚子晚報》)。
1979年2月，中越戰爭爆發。
結束語
在波爾布特執政的短短3年8個月時間裏柬埔寨人口驟減了三分之一(《國際統計年鑒》1995年版），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紅色高棉在奪取政權之後迅速達到完全喪失理性的顛峰。
在速度上，它超過史達林的肅反；
在廣泛性上超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在殘暴和野蠻的程度上超過希特勒納粹；
在毀國毀民的程度上超過非洲的盧旺達；
在死亡人數和國民人口相對值上它創造了世界紀錄。
人類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戰爭而沒有不得已的大屠殺，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殺也超出了人類正常思維的底線，其性質使所有史學家至今難下定義。就連英文辭彙Genocide(有計劃的滅種和屠殺)也不準確，因為它既不是種族間的，也不是地域間的，既不是利益間的，也不是宗教間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識形態間的。因為除了波爾布特臨終前的譫妄--“我沒有屠殺，我只是在戰鬥”，至今也沒有什麼理論或者著作來說明或解釋它。
人們只能說這是一個瘋子在向全人類挑戰，向人性的底線挑戰。這是一場向著毀滅人類也毀滅自己的黑暗高歌猛進的種族自殺。這樣反人類、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類似癌細胞一樣的政治產物居然出現在離我們並不遙遠，甚至可以說非常接近的20世紀70年代，這令所有研究人類野蠻行為、人類大屠殺事件和柬埔寨問題的專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炎黃春秋》2008年第4期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眾假期。這個全體國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國家節日，卻有著個駭人的名字：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 (大屠殺逾越日)。
實際上，這一天是1979年越南軍隊攻陷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日子。儘管歷史學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歷史觀來定義它--從“解放日”到“淪陷日”，但柬埔寨人固執地將其定義為“終結大屠殺”的日子。無論你把越南人稱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們(而不是別的什麼人)，將一場高棉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最無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殺戛然終止。倖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設立了這樣一個節日，用以紀念他們的功德，哀悼數以百萬計的被屠殺者以及展示這空前無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後人。
第一次大屠殺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結束在蘇聯的訪問即將前往北京。就在赴機場的途中被送行的蘇聯總理柯西金告知:“你的國民議會剛剛舉行了一次剝奪您的權力的表決。”這位長期沉溺於電影而疏于國事的國王被美國人暗中操控的朗諾－施裏瑪達政治集團廢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國政府最堅定的支持。如今45歲以上的人大概都還記得，當年正在“文革”的中國一片肅殺的螢屏和銀幕上，從此無時無刻不是這位優雅的親王和他美麗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幾個人知道，這時還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這個在後來的很多年都被我們一些人親切地稱作“波爾布特同志”的人，尚隱在流亡國王的陰影下，沉默而低調。他就是柬共總書記、“紅色高棉”領導人，當時還叫做“沙羅紹特”。
這是他第N次來北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這個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裏也決不會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將要帶給他的國家和人民的是什麼，無論是他的國王還是他的中國老師都未能預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國和南越軍隊大舉入侵柬埔寨，意在徹底消滅退入柬埔寨柬共佔領區與政府軍對抗的北越軍隊。其實美國人從1969年起就秘密實施了對這些地區的轟炸，一直持續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國會制止。其間數以萬計的柬埔寨平民喪生在B52魔影似的機翼下，還有更多的人民流離失所。3月的政變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強烈的仇恨，悲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並將他們稱作紅色高棉。其實絕大部分人民對於共產黨，對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一無所知，他們加入紅色高棉完全是為他們的國王而戰。急劇擴大的紅色高棉和北越結成軍事聯盟，迅速控制了大半個柬埔寨。
美國人在戰略和戰術上都犯下了無法逆轉的巨大錯誤，應了毛澤東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國從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諾逃往國外，17日紅色高棉攻陷金邊。從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經歷了5年殘酷戰爭的南亞小國柬埔寨已經是滿目瘡痍，氣息奄奄，誰料到這卻是她更加深重苦難的開始。
1975年4月17日，身著黑衣的紅色高棉部隊(俗稱烏衫兵)進入金邊。僅僅兩天之後金邊全城聽到了一個令人戰慄的聲音--“父親和母親們，我們不得不離開城市!美國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們馬上就要開始轟炸!”年輕兇悍的紅色高棉戰士手握來福槍，食指就扣在扳機上，繞著手無寸鐵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們連一點收拾行裝的時間都不給，喊聲未落就開始遍地搜尋不肯離去的人，稍有遲疑立即被當街處決，槍聲在每條街巷響起。數以百萬計的男女老幼慌不擇路地蜂湧而出，卻並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歸的親人便遭集體殺害。有的闔家不願離城而躲在房內競遭炮擊。正在搶救病人的醫生、護士只因延誤了撤離時間，也死於槍口之下。成千上萬的民居門窗大開，陽臺上還飄揚著剛剛晾曬的衣服。赤日炎炎，沒有食品和水，嬰兒被丟棄在道旁和稻田裏，許多人倒斃途中。一旦倒下，卡車就直接從他們身體上壓過去。屍體鋪滿了道路。數不清的骨頭、肉體、頭髮、下巴、耳朵被載重的卡車迅速壓平以清理道路。人們紛紛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證甚至手錶丟進水塘，因為這些東西隨時都能招來殺身之禍。擁有200萬人口的金邊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空城(摘自Mr.CHUM MEI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s of S21》，他是大疏散親歷者和圖士楞監獄7位倖存者之一，因可為監獄當局修理汽車引擎而免於一死)。同樣的場景也在馬德望、磅湛、貢布、柴楨、實居、菩薩、磅濤揚、茶膠、磅同、磅遜等其他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來的人們長途跋涉，投奔鄉下親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蕪人煙的深山密林裏安家落戶。由於缺乏起碼的工具，許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種的方式生存。口糧嚴重不足，醫藥奇缺，又有大批人死於霍亂、瘧疾和水土不服。
令許多活下來的人至今都不敢輕易回憶起的這次大遷徙以其毫無理性、野蠻和血腥聞名於世，他的導演者就是我們“親愛的波爾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號大哥”
這個本名沙羅紹特、1975年4月紅色高棉執政後才更名為波爾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於磅同省磅斯外縣波列斯布村一個擁有20公頃土地的富裕農民家庭，6歲起到金邊蓮花寺裏學習柬文，9歲出家當和尚，12歲還俗，直到15歲才進學校，先後就讀於磅湛和金邊的中學，1949年畢業於柬埔寨當時唯一的技術專科學校--金邊技術學校並以良好的成績獲得到法國留學的獎學金。在巴黎他就讀於沃日拉爾無線電學校並很快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與十幾位留法柬埔寨學生在1950年暑假組織了海外第一個“柬埔寨馬克思主義小組”，其中一些成為後來柬埔寨共產黨的骨幹。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勞動，參加修建札格拉布市的一條公路。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社會主義國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國立即加入了叢林抗法武裝鬥爭，是留學生回國參加實際鬥爭最早的一個。當年他第一次秘密潛入中國，在南方某地參加了軍政訓練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並沒有自己的組織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控制的“高棉解放運動”，他在1953年1月加入該組織。這是一個由越南人控制的組織，從政治、理論、戰略到物資、經費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縱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據日內瓦和平協定，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導致“高棉解放運動”失去領導人而幾乎解體，卻紿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運動獨立城長發展起來的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波爾布特語)。
1955年起柬埔寨人開始籌備成立自己的政黨。在此期間波爾布特又一次進入中國南部的遊擊戰訓練營地深造。
1957年党的章程和路線起草就緒，經過兩年時間的全黨討論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邊火車站附近正式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高棉勞動者党”。當時參加會議的有11個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當時全國約1000名正式黨員。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由三人組成，總書記杜薩木，農謝副書記，波爾布特是常委。1962年總書記杜薩木被政府軍殺害，波爾布特當選為總書記。1966年“高棉勞動者党”正式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人民稱之為“赤柬”即紅色高棉。1963年波爾布特的名字出現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緝名單上。1965年他從柬埔寨，穿過寮國(老撾)步行到達河內，以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個月的時間學習了有關党與國家建設的理論。胡志明三次會見他。但他和越南勞動党總書記黎筍的會談很不順利，就是在那時他才強烈感到越南不允許柬埔寨和寮國有獨立的主權地位。越南共產黨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就是所謂的“印支聯邦”。
1965年波爾布特置北越的阻攔而不顧再次到中國訪問並逗留到次年2月。這期間他會見了中共高層幾位人物但沒有見到毛澤東主席。中國當時的理論權威陳伯達等人給他講述了“中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共產國際”等理論。後來波爾布特又多次到中國與越南取回“革命真經”。尤其是1965年與康生的會見，對他產生了可怕的影響，那一套剷除內奸的“理論”令他極為欣賞。
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他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1974年的兩篇受他激賞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在中國，他見識了“大躍進”、“上山下鄉”，在朝鮮他見識了“千里馬運動”，深感茅塞頓開。1970年3月政變後西哈努克流亡中國，這位沙羅紹特同志就對中國總理周恩來說，“西哈努克已經被推翻了，我們現在宣佈接受他參加民族團結陣線”。這個據說小時候連殺雞都不忍看的佛國小僧侶就要走進歷史舞臺的聚光燈，變成“革命偉人”了。
不幸的是這個柬埔寨人並不滿足於做一位普通的“革命偉人”，他認為共產主義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都實行得不徹底，他要開創歷史的新紀錄，他要用自己的國家來做“徹底的共產主義”的試驗田。1975年的4月，這個瘋狂的政治動物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柬埔寨的“一號大哥” (《Brother Number One》David P chandler)。幾百萬城市人口盲目的、毫無準備的大遷徙就是他的第一個舉動，他迫不及待地要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哪怕是用同胞的血與白骨給他的“試驗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請聽他當政時的新政權的國歌：
紅色，紅色的血
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
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
這是革命的男女戰鬥員的血
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鬥要求而噴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幟下
血，決定了把我們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
這樣的字字滴血，句句見紅，與其叫做“歌”還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實波爾布特瘋狂的實踐並沒有相應的理論基礎，純粹的農民烏托邦意識加上從蘇、中、越、朝學來的各種大雜燴被他一股腦用在了這片可憐的“試驗田”上。
他要在經濟基礎和文明基礎都相當落後的柬埔寨實行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超級社會主義”。幾乎在一夜之間，這個“超級社會主義”就實現了：富人被消滅了，統統都是窮人；城市消滅了，人人都成了農民；曾經的“東方巴黎”--金邊，成了無人的“鬼城”；私人財產被付之一炬卻沒有什麼公有財產；貨幣被廢除了卻不建立供給制；寺廟被關閉，僧侶被強制還俗了，卻還未來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報紙、雜誌和學校一律關閉，卻沒有新的通訊管道誕生；對知識份子更是簡單到肉體消滅，連戴眼鏡都成了罪惡；家庭解體，男女勞動隊分開，吃大鍋飯，穿一樣的黑色革命服，帶一樣的紅格毛巾；婚姻由 “安卡(組織)”指定配對……
1975年6月--8月，在中國已經病重的周恩來在醫院三次會見波爾布特，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不能這樣做，共產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澤東卻盛讚“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從金邊撤出所有人口這樣的創舉，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鐘屋殺人場
和一切獨裁者一樣，出於對已經到手的政權的不自信甚至是對自己的不自信，波爾布特緊接著就要實踐他在中國“文革”時期學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在短短3年8個月執政期間波爾布特進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實踐了“七八個月就來一次”。紅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舊政權的官員和軍人遭到大規模屠殺外，商人、僧侶和知識份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對新社會有害”為由一律肉體消滅。隨後波爾布特又從黨內嗅到不詳的氣息，1976年他在黨的會議上憂心忡忡地指出“黨的軀體已經生病了”。話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經和他一起戰鬥的“兄弟們”，從巴黎的馬列小組同學到叢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層領導幾乎被處決殆盡，包括內政部長，經濟與財貿部長，農業部長，公共工程部長，情報部長，通訊、貿易、工業和橡膠種植業部長，國務委員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乃至柬共主要的兩位創始人、波爾布特的親密戰友符甯和胡榮在內，都沒有逃脫被從肉體上消滅的命運。軍隊方面，柬埔寨革命軍總參謀部人員，除總長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殺，即使宋成最終也難逃一劫，波爾布特終於在十幾年後的1997年以反叛罪將其全家11口成員全部殺光。
波爾布特為他的屠殺的冠名，每一位中國人民都耳熟能詳--“清理階級隊伍”。為了屠殺的便利．一座位于金邊市中心的高級中學--Tual Svay Prey被改建成監獄(圖士楞監獄)，又在距離這裏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殺戮中心，這就是臭名昭著於世的S21和鐘屋殺人場，所有曾經到訪過這兩處的旅遊者無不留下終生難忘的噩夢。
S21是全國最大的拘禁與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個年頭裏，超過2萬人在這裏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這裏，更多的人被送往鐘屋殺人場被有計劃地處決。紅色高棉變態地樂於展示其殘暴和野蠻，S21對每一位新進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們受刑的前後都要照相，絲毫不在意將來會成為罪證。
如今已經成為監獄博物館的S21，每一間囚室裏都貼滿了受難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歲的白髮老人，下至剛剛出生的嬰兒。這些人最後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處決了。1979年初越南軍隊佔領金邊時，S21中只有幾個囚犯還活著，他們都是依靠繪畫、機械修理或攝影技術得以活命。就在越南軍隊逼近城區的幾小時內還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們悲慘死狀的照片就掛在發現他們被肢解的房間，殘破的屍體就被埋在院子裏。S21的酷刑駭人聽聞，人們至今還能看到沾滿汙血的刑床，鏽跡斑駁的連環腳鐐，高聳的拷打架，浸泡頭顱的水缸……就連監獄的管理者以及獄卒也往往不能倖免，他們頻繁地被撤換並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軍隊兵臨城下，S2l被放棄的最後時刻，監獄長HOR處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鐘屋是個毫無懸念的“此處無人生還”的地方。囚犯們被塞進卡車，一路顛簸被送到這個絕命營。這裏沒有關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劊子手辦公室和DDT倉庫。人們首先聞到的是濃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聽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聾的歌聲。因為處決每天都在按計劃批量進行，年輕的劊子手為了節省子彈一般都是用棍棒將受難者打死或者用鋤頭直接鏟斷頭顱。受害者的血腥和慘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發出的噪音來掩蓋。有時押送來整車的女犯和兒童，劊子手們乾脆連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雙腿，活活摔死在大樹上，然後再姦污他們的母親。至今人們還能看見深深地鑲在樹幹上的小牙齒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襤褸破布。每一位獄卒都被要求執行處決，否則只能落得被處決的下場 (Mr. HIM HuY口述，見影片《Behind the Walls of S21》)。1980年，人們從這個原來美麗的龍眼種植園中挖出了8589具遺骸。1988年這裏建起了一座美麗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後面八千多個頭顱按照年齡、性別從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頂。鐘屋現已探清的129個集體葬坑至今還有43個尚未挖掘。吳哥、暹粒、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殺人場，只是沒有像圖士楞和鐘屋這樣建成博物館。
華僑的命運
在波爾布特大屠殺的年代中，柬埔寨的華僑和越僑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難。在柬的大約2萬名越南僑民幾乎被斬盡殺絕，這是1978年越南大舉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華人在1975年紅色高棉上臺之初大約有60萬，而在1979年暴政結束時只剩下了30萬。
朗諾政變之初，中國大使館曾通知華僑幹部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係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一千多僑幹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區”，加入柬人民抗美鬥爭。
實際上柬共並不歡迎這些華僑幹部，因此北京方面決定並宣佈，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方，“中共已經把你們全交給我們了!”而紅色高棉掌握政權後立即開始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
貢布、波蘿勉、柴楨、磅湛等省還發生過逮捕從城市來的華人或生長在農村的僑胞及華僑教師的“紅色恐怖”，許多人被處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發生過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從前線回來的紅色高棉戰士開進桔井市中心，把輕重機槍擺在街上，對準華人的住宅，限令全市華人立即到農村種田，並拘捕了罪名是煽動華人回國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盡酷刑後被處決。
1975年4 月金邊大疏散的200多萬人中有大約40萬華僑，那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向祖國的大使館求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柬埔寨問題專家愛德華茲說，波爾布特夢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農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華人在種族和意識上都不符合這一模式而成了整肅的物件。到了1976年，柬共內的華僑幹部被屠殺殆盡。
而在當時，我們中國人又看到了些什麼呢？我們看到和藹可親的波爾布特同志時而在大寨參觀，和郭鳳蓮女士親切交談，時而在下榻的賓館庭院裏和工人們一起弄花剪草，時而被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層人士親切接見，一派鶯歌燕舞。如果你沒有去過柬埔寨，沒有去看過S21和鐘屋，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和你同一個年代，在離你並不太遠的地方曾經發生過那麼可怕的事情。
1978年耶誕節，越南10萬“志願軍”大舉進攻柬埔寨。民心喪盡的紅色高棉政權在兩周內即告崩潰，波爾布特倉惶逃入邊境叢林。1979年1月7日金邊淪陷。越南人到處所見不是奮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興高采烈、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柬埔寨百姓。無論如何是這支軍隊終結了無明的屠殺，驅散了死亡的恐懼。
在越軍入侵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國大使館在大使孫剛的帶領下居然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並在雨中睡覺。後來在森林裏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象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47天，七個人差點餓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揚子晚報》)。
1979年2月，中越戰爭爆發。
結束語
在波爾布特執政的短短3年8個月時間裏柬埔寨人口驟減了三分之一(《國際統計年鑒》1995年版），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紅色高棉在奪取政權之後迅速達到完全喪失理性的顛峰。
在速度上，它超過史達林的肅反；
在廣泛性上超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在殘暴和野蠻的程度上超過希特勒納粹；
在毀國毀民的程度上超過非洲的盧旺達；
在死亡人數和國民人口相對值上它創造了世界紀錄。
人類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戰爭而沒有不得已的大屠殺，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殺也超出了人類正常思維的底線，其性質使所有史學家至今難下定義。就連英文辭彙Genocide(有計劃的滅種和屠殺)也不準確，因為它既不是種族間的，也不是地域間的，既不是利益間的，也不是宗教間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識形態間的。因為除了波爾布特臨終前的譫妄--“我沒有屠殺，我只是在戰鬥”，至今也沒有什麼理論或者著作來說明或解釋它。
人們只能說這是一個瘋子在向全人類挑戰，向人性的底線挑戰。這是一場向著毀滅人類也毀滅自己的黑暗高歌猛進的種族自殺。這樣反人類、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類似癌細胞一樣的政治產物居然出現在離我們並不遙遠，甚至可以說非常接近的20世紀70年代，這令所有研究人類野蠻行為、人類大屠殺事件和柬埔寨問題的專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軍工絕密863計畫與間諜案（周文思）
863計畫針對美國等西方國家
一九八六年三月，中共確定了一個快速發展科技技術的863計畫，這個計畫的主要目標是：“積極宣導國際高技術研究與發展的交流和合作。計畫施行政府主導，堅持‘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方針，選擇了生物技術、航太技術、資訊技術、雷射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七個高技術領域作為我國高技術研究發展的重點（一九九六年增加了海洋技術領域）”。自一九八三年開始到目前，中共總投資已經超過七千億美元，其中應用於軍事方面的科技技術超過百分之八十三。
一九九三年，美國情報部門經過調查，竟然發現中共的863計畫是針對美國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共軍事情報系統直接參與該計畫的指導安排甚至資金的發放，中共情報部門利用此計畫毫無顧忌地對美國進行經濟間諜活動。於是，美國安全部門數次上報美國政府及國會，強烈要求美國國會專門制定相關法律。一九九六年，美國國會通過“經濟間諜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二○○○年，美國司法部在加州聖荷西檢察官辦公室成立第一個電腦駭客及智慧財產權小組（CHIP），專門執行此法。目前在全美各地，已有二十五個類似小組。
二○○○年，美國司法部在加州聖荷西檢察官辦公室成立的這個機構不足一個月，FBI就接到了一封電子信函，這個匿名的電子信函揭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間諜的黑幕。美籍華人工程師葉飛及持有美國綠卡的中國籍公民鐘明就列入了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監視。
“經濟間諜法”第一起定罪個案
葉飛一九六七年出生於中國，居住在三藩市附近的Cupertino市。鐘明一九六六年出生於中國，居住在三藩市附近的美國矽穀San Jose市。這兩人曾就職於美國數家著名的電子公司，諸如Transmeta公司（全美達公司）、Sun Microsystems公司、NEC Electronics公司（日電公司）、Trident Microsystems公司（三叉戟公司）。而他們從事的也是非常高端的高科技技術，特別是微處理晶片額設計及製造。
二○○○年，葉飛與鐘明經過了中共政府的審核，以向中共提供最新高科技嵌入式微處理晶片設計及產品為承諾，獲得了中共政府的官方投資三百六十萬美元。兩人隨即分別在美國和中國杭州市成立了商業公司，美國公司名稱為：Supervision, Inc. ；在中國的公司名稱為：杭州中天微處理器公司。上述兩人在完成公司註冊之後，馬上就向中國相關單位提交了更多的資金申請，並與杭州市政府及某些具有中共軍方色彩的研究機構達成了相關的協定：有了這些中國機構申請資金，然後由葉飛及鐘明向中國官方提供技術及分享其商業利益，而其在中國註冊的公司也明確規定中國杭州市政府為其重要股東。
二○○一年，在三藩市國際機場，葉飛與鐘明兩人在離開美國前往中國之際，美國FBI探員逮捕了他們，同時在他們的隨身攜帶的行李中發現了大量被偷的微處理器資料及數千頁的敏感的晶片設計資料。同時也搜查出很多他們與中共政府相互聯繫及中共政府支付資金的證據。
很快，二人被以包括串謀、經濟間諜、持有偷竊商業機密、私運偷竊機密出國等十項罪名起訴。最初，二人並不認罪，美國FBI最後提供了一個重要資料，這就是在葉飛與鐘明共同使用的另一台電腦系統中隱藏的他們從美國公司私自下載的軟體代碼等重要資料。同時FBI也向法庭提供了該二人與中共反覆討價還價的檔記錄。而在該記錄中，中共檔表明，中共非常重視他們提供的技術，中共政府認為“這些技術對發展我國積體電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提高軍事應用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同時，中共政府下發檔要求中國各級政府：“每一個政府部門都要嚴格執行中央安排，各級政府要積極配合，並提供大力支持”。
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二人最終承認偷竊Sun Microsystems, Inc. 及Transmeta. Corporation，並有意圖利中國。這是自一九九六年美國實施“經濟間諜法”第一起定罪的個案。特別的是，葉飛與鐘明認罪消息傳出的當日，同樣由聖荷西檢方承辦，華人工程師孟曉東再遭到起訴。
中國海外間諜的主要資助者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國加州聖荷西聯邦法院判處涉嫌竊取商業機密的兩名華裔工程師入獄一年。而當事人也向法庭提出了赦免申請，理由是，他們在被捕後已經與美國情報機構合作，檢舉並配合美國警方破獲了另一個中國間諜案，而且當事人已經在該案件中作為美國檢方證人出現。由於此狀況發生，當事人一旦被遣返回中國，必將受到中共的嚴厲懲罰。
面對中國經濟間諜案件的不斷發生，美國政府極為震驚。在目前美國政府破獲的中國經濟間諜案件中已經有十多起被曝光，而這些案件中大約有百分之八十與中國863計畫有關，或當事人曾獲得中共863計畫的資金資助和支援。面對這樣的問題，這就不得不讓美國安全機構對中國863計畫進行關注。而中國863計畫成為中國海外間諜的行動的主要資助者，也讓西方國家對中國從事的廣泛的間諜活動感到震驚。
二○○○年成立的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在最近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重要報告，這個報告嚴重警告美國政府：“中國正日益擴大專門針對美國政府及美國企業的間諜活動，中國正在加強從美國電腦網路中獲取情報的力度。中國在積極獲得網路戰爭能力，以爭取在同美國衝突中取得優勢。”同時，該報告稱：“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國正在從美國政府資料庫中得到外交和軍事秘密，以及從美國公司裏面得到有價值的商業情報。北京擴大太空專案能力正在使美國越來越容易受到攻擊。”
毫無疑問，中共政府對西方情報是非常貪婪的，根據美國情報調查證實，中共最近高速發展並提升的太空技術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竊取美國高科技技術，而這些被竊取的技術大部分是中共以863計畫實施的。依照目前美國破獲的中國間諜案看，中國863計畫已經成為中共利用華人科學家進行間諜活動的主要支持者和資金來源，而863計畫中的軍方代表──中國國防科工委已經成為其重要的幕後操作者。
來源：爭鳴雜誌
一九八六年三月，中共確定了一個快速發展科技技術的863計畫，這個計畫的主要目標是：“積極宣導國際高技術研究與發展的交流和合作。計畫施行政府主導，堅持‘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方針，選擇了生物技術、航太技術、資訊技術、雷射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七個高技術領域作為我國高技術研究發展的重點（一九九六年增加了海洋技術領域）”。自一九八三年開始到目前，中共總投資已經超過七千億美元，其中應用於軍事方面的科技技術超過百分之八十三。
一九九三年，美國情報部門經過調查，竟然發現中共的863計畫是針對美國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共軍事情報系統直接參與該計畫的指導安排甚至資金的發放，中共情報部門利用此計畫毫無顧忌地對美國進行經濟間諜活動。於是，美國安全部門數次上報美國政府及國會，強烈要求美國國會專門制定相關法律。一九九六年，美國國會通過“經濟間諜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二○○○年，美國司法部在加州聖荷西檢察官辦公室成立第一個電腦駭客及智慧財產權小組（CHIP），專門執行此法。目前在全美各地，已有二十五個類似小組。
二○○○年，美國司法部在加州聖荷西檢察官辦公室成立的這個機構不足一個月，FBI就接到了一封電子信函，這個匿名的電子信函揭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間諜的黑幕。美籍華人工程師葉飛及持有美國綠卡的中國籍公民鐘明就列入了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監視。
“經濟間諜法”第一起定罪個案
葉飛一九六七年出生於中國，居住在三藩市附近的Cupertino市。鐘明一九六六年出生於中國，居住在三藩市附近的美國矽穀San Jose市。這兩人曾就職於美國數家著名的電子公司，諸如Transmeta公司（全美達公司）、Sun Microsystems公司、NEC Electronics公司（日電公司）、Trident Microsystems公司（三叉戟公司）。而他們從事的也是非常高端的高科技技術，特別是微處理晶片額設計及製造。
二○○○年，葉飛與鐘明經過了中共政府的審核，以向中共提供最新高科技嵌入式微處理晶片設計及產品為承諾，獲得了中共政府的官方投資三百六十萬美元。兩人隨即分別在美國和中國杭州市成立了商業公司，美國公司名稱為：Supervision, Inc. ；在中國的公司名稱為：杭州中天微處理器公司。上述兩人在完成公司註冊之後，馬上就向中國相關單位提交了更多的資金申請，並與杭州市政府及某些具有中共軍方色彩的研究機構達成了相關的協定：有了這些中國機構申請資金，然後由葉飛及鐘明向中國官方提供技術及分享其商業利益，而其在中國註冊的公司也明確規定中國杭州市政府為其重要股東。
二○○一年，在三藩市國際機場，葉飛與鐘明兩人在離開美國前往中國之際，美國FBI探員逮捕了他們，同時在他們的隨身攜帶的行李中發現了大量被偷的微處理器資料及數千頁的敏感的晶片設計資料。同時也搜查出很多他們與中共政府相互聯繫及中共政府支付資金的證據。
很快，二人被以包括串謀、經濟間諜、持有偷竊商業機密、私運偷竊機密出國等十項罪名起訴。最初，二人並不認罪，美國FBI最後提供了一個重要資料，這就是在葉飛與鐘明共同使用的另一台電腦系統中隱藏的他們從美國公司私自下載的軟體代碼等重要資料。同時FBI也向法庭提供了該二人與中共反覆討價還價的檔記錄。而在該記錄中，中共檔表明，中共非常重視他們提供的技術，中共政府認為“這些技術對發展我國積體電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提高軍事應用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同時，中共政府下發檔要求中國各級政府：“每一個政府部門都要嚴格執行中央安排，各級政府要積極配合，並提供大力支持”。
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二人最終承認偷竊Sun Microsystems, Inc. 及Transmeta. Corporation，並有意圖利中國。這是自一九九六年美國實施“經濟間諜法”第一起定罪的個案。特別的是，葉飛與鐘明認罪消息傳出的當日，同樣由聖荷西檢方承辦，華人工程師孟曉東再遭到起訴。
中國海外間諜的主要資助者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國加州聖荷西聯邦法院判處涉嫌竊取商業機密的兩名華裔工程師入獄一年。而當事人也向法庭提出了赦免申請，理由是，他們在被捕後已經與美國情報機構合作，檢舉並配合美國警方破獲了另一個中國間諜案，而且當事人已經在該案件中作為美國檢方證人出現。由於此狀況發生，當事人一旦被遣返回中國，必將受到中共的嚴厲懲罰。
面對中國經濟間諜案件的不斷發生，美國政府極為震驚。在目前美國政府破獲的中國經濟間諜案件中已經有十多起被曝光，而這些案件中大約有百分之八十與中國863計畫有關，或當事人曾獲得中共863計畫的資金資助和支援。面對這樣的問題，這就不得不讓美國安全機構對中國863計畫進行關注。而中國863計畫成為中國海外間諜的行動的主要資助者，也讓西方國家對中國從事的廣泛的間諜活動感到震驚。
二○○○年成立的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在最近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重要報告，這個報告嚴重警告美國政府：“中國正日益擴大專門針對美國政府及美國企業的間諜活動，中國正在加強從美國電腦網路中獲取情報的力度。中國在積極獲得網路戰爭能力，以爭取在同美國衝突中取得優勢。”同時，該報告稱：“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國正在從美國政府資料庫中得到外交和軍事秘密，以及從美國公司裏面得到有價值的商業情報。北京擴大太空專案能力正在使美國越來越容易受到攻擊。”
毫無疑問，中共政府對西方情報是非常貪婪的，根據美國情報調查證實，中共最近高速發展並提升的太空技術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竊取美國高科技技術，而這些被竊取的技術大部分是中共以863計畫實施的。依照目前美國破獲的中國間諜案看，中國863計畫已經成為中共利用華人科學家進行間諜活動的主要支持者和資金來源，而863計畫中的軍方代表──中國國防科工委已經成為其重要的幕後操作者。
來源：爭鳴雜誌
2009年2月22日 星期日
走進會計司胡同的那個小院兒（周立）
小洣粥：
1987年之前，父親偶爾去一下耀邦叔叔家，但始終沒讓我們去過，早些年叔叔住富強胡同6號；
1987年開始，隨父親去胡家，但很有限；
1989年之後，耀邦叔叔走了，從那時起，父母親幾乎年年去叔叔家，我曾陪同他們到會計司的25號送過挽聯：魂牽夢繞，只有人民；在天在地，真正英雄。
……就這樣長達十餘年，直到父親、母親先後住進醫院為止。
而這之後，我自已，則年年去，甚至一年好幾次，……。
2009年的新春之際，再一次踏進了會計司胡同。
今年已是88歲高齡的李昭媽媽，走起路來依舊是腳步輕輕。
看見我們姊妹帶去的一個已經綻放著不少豔紅豔紅梅花的盆景，老人甚為高興：“紅梅花喲”。我說，“就是想圖個過節喜慶，讓您高興。”
我對李昭媽媽說，以前跟父親來您這兒無數次，但從未聽老爺子講過，他與耀邦叔叔和您怎麼會那麼熟悉的事兒。一直到父親2001年去世之後，組織上給我們看了父親在五十年代初，自已填寫的一份履歷表，那上面清楚地寫著，當年李昭媽媽曾是父親的黨小組長，是父親在延安時期的證明人之一。李媽媽聽完我的話之後，不加思索地糾正我說：“那不是在紅大，是在黨校。”
當李昭媽媽的小兒媳小平拿出由李恒簽了名的那本送給我的《思念依然無盡》時，我接過來，幾乎不敢翻看，我害怕自已會淚流滿面，我知道。
會計司胡同一點都不森嚴。2007年之前，幾米之外的斜對門就是居委會大媽們的聚居地〈辦公室〉，進進出出熱鬧非凡，25號的隔壁清一色是些普通老北京市民的住家……。而今年之所以有變化，只是因為新貴們重圈了這些民房的風水寶地，它們與中南海真正只有一牆之隔。
當年胡老爺子在世時，對門衛有明確要求：凡來此反映情況遞交各種信件的，一律不得拒絕。
不僅必須收下，還會親自批閱。所以在位短短幾年，共批閱僅普通民眾來信2000多封，而且可以說，基本上都是老百姓從這個門裏自已個人送進來的。那幾年裏，全國共平反了各種冤假錯案300多萬件。這當中不僅有失散流落他鄉的老紅軍，西路軍的王泉媛等，還有彭黃集團，61個集團，潘漢年那批白區工作者，馮白駒那批地方革命領導人，還有老科學家、老藝術家、老知識份子象孫敬修，以及全國幾千萬上山下鄉知青的工齡問題，抗日戰爭中那些為國捐驅的國民黨將士的烈士身份……多得數不過來。
為什麼要從“平反”這事兒入手呢？！叔叔是動了一番腦子的。
可以說，當年的平反冤假錯案，實際上就是在衝破毛澤東的政治組織路線；而反對兩個“凡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則是在衝破毛澤東的理論思想路線。在舉步為艱障礙重重的情況下，耀邦叔叔獨自頂著來自左和右兩個方面的巨大壓力，在中央高層首次提出並親手抓了“真理標準的討論”，狠狠地批判了“兩個凡是”，為徹底修正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充分的輿論準備工作，而大量的平反工作，則使党心、民心重新團結起來。心結打開，心情舒暢，可以使大家的眼界和思路大開。
假如當時能夠按照叔叔的這個思路，放開手腳讓政治體制改革與發展經濟一起走，反腐敗反官倒包括首先拿康華公司真開刀等等，歷史或許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遺憾的是……。
中國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在我們的傳統中缺乏一種進取求變的品格，這正是我們的政治困境之所在。而堅持走老路，通常不會有求變的領袖產生，既使有點苗頭，也會落得象叔叔那樣的下場。最終的結果，就是在舊問題中一再迴圈下去，日漸衰落，直至徹底垮臺。
在這死水潭中，可以說，耀邦叔叔就象古代的共工一樣，用自已的頭顱硬是把天撞開了一個大洞，拼了一回老命，為我們開了一個極其珍貴的先例。
現在唯一可以告慰叔叔的是，自從30年前的“真理標準討論”開始，大黑箱的面貌已經有所改變，全黨全國那種封閉的格局已被“討論”撕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普通民眾逐漸習慣把“實事求是”當成評論是非的第一標準，這個口子真的是被越扯越大了。
湖南藉作家龍應台說過：
政客關心個人權力，嘩眾取寵；……
政治家關心國家整體前途，有拒絕媚俗的勇氣。……
事實證明，耀邦叔叔就是一個這樣乾淨而純粹的人。
比如，志願軍戰俘問題。
那些當年千辛萬苦從聯合國軍俘虜營“勝利”回歸的志願軍軍人們，從回到祖國的那一刻起，伴隨他們全體人員的是：無一例外地被開除黨籍、團籍、軍籍，全部被遣返回老家，以致於他們最後幾乎是全體斷子絕孫，終生未能取妻生子，在背負著“曾被俘虜過”的精神枷鎖中過了一輩子，其中很多人甚至沒能活到50歲，更沒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要知道被俘時他們都是些20多歲的年青人，……。直到八十年代初，是耀邦叔叔第一個認真關注了這些三十多年來無人問津的無比淒苦的志願軍軍人，叔叔明白他們個個都是忠於國家的英勇之士。
類似的“被俘”問題的冤案還有許多，這種“歷史遺留”，可管也可不管的事他都管了，在開創了一個實事求是的雖然短暫的新時期的同時，他實踐了自已的諾言：“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又比如，西藏問題。
在擔任總書記的八十年代中期，叔叔做了大量而細緻的溝通工作，瞭解到並理解了達賴喇嘛的願望，即：西藏的軍事、外交和行政權交由中央，文化、宗教與經濟方面實行民族自治，從而使拖了二十多年懸而未決問題的解決終於有了突破的可能，然而，……。叔叔為此還被大左們潑了一身的髒水。轉瞬又是三十年過去了，國際形勢已今非昔比，眼睜睜地看著美、英、德、法、加、意以及波、捷等東歐多國把達賴喇嘛奉為上賓，咱們卻還是一味堅持僵化的大一統思維，既沒有遠見、又太缺乏自信，以致於最後乾脆利索地把自已逼進了死胡同，進也不行退又沒路。不得不說一下的是，眼下這次臺灣問題的鬆動，說明中央有人接受了西藏問題的教訓。
說到西藏問題，我認為，“文明的傳播具有自覺性，就象西方並沒有人強迫我們學習英語，我們不照樣跟母語似的在學習嗎？為什麼？還不是想學習人家的先進嘛。洋人沒有讓我們學習先進的工業，我們為什麼要拼命地追趕呢？還不是擔心被淘汰出局”。
記得改革初期，那時西方人看中國人，就跟現在我們看藏人一模一樣，什麼落後、愚昧一樣都不少。可洋人既沒派大軍入侵，也沒干預我們的政體，……有目共睹。
那麼，為什麼我們自已就不能寬容藏人的自治呢？！不就是個自治嘛。
再說了，假如北京的中餐館全都變成洋快歺，你會覺得很不舒服；假如中國人只准講英語，不准用漢語，恐怕連我都會造反。可以說，西藏問題與之完全一樣。我很贊成餘以為的觀點，既然討厭洋人改變我們，那麼我們強行改變藏人也不可取。有很多外國人說中國人隨地吐痰太髒不文明太落後，但人家不能強迫中國人改變，只能用交流教育等互為尊重的辦法。既使你比我們先進，也不能強迫比自已落後的作什麼改變。
眾所周知，中國人比誰都敏感愛跳腳，星巴克在故宮開了個小鋪，讓有些中國人一說就跟八國聯軍二次入侵了一樣。可你把拉薩變成了漢人聚集區，人家不舒服你就動武。這是多麼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邏緝。
現在回過頭去看，耀邦叔叔當年去做這樣複雜又極易惹火燒身的事，是完全置個人政治生命於不顧了，除了遠見，也不愧是具有髙度治國智慧的政治家，相信有朝一日，歷史將為叔叔徹底平反。
再比如，外交問題。
八十年代中，叔叔去歐洲訪問，曾對在那裏的使館和新華社的工作人員說：要化敵為友。別小看這話，近30年來整個世界大格局都正是在向這個方向轉彎和靠近著。
中國曾經走過相當曲折的對外路線：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整個國際社會冷戰正酣，因而彼此激烈對抗，兵戎相見，中國不光與美帝，還與蘇修、與印度、與越南……都比試過，稱四面楚歌也不為過。凡此種種，是那個時代的主流，那時的我們只懂得槍炮就是發言權的叢林法則；
從八十年代起，開始學習並逐漸適應對話與談判的方式，因為這已是當今國際間外交的大方向，講究不光要憑實力，更講究如何和平共處、求同存異。
儘管中國外交的思路在這陣痛中幾經掙扎與沉浮，眼下卻不得不承認，與最發達的國家建立互利關係肯定是一種歷史的趨勢。看看德國、日本，二戰期間都曾是美國的死敵，但戰後僅僅幾十年功夫，在美國的戰略計畫中，他們已然成功轉型。現在的日本與美國之間有牢不可破的安保條約，而德國更是美國在歐洲最鐵的哥們之一。這就叫化敵為友，國際政治的最高境界。
有位當年聆聽過這個講話的當事人曾非常感慨地對我說：耀邦高瞻遠囑啊。
古人雲：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老祖宗懂這理兒，叔叔三十年前對此也是有所預見和展望的，果然不出所料，當今世界已進入更高層次的“互利雙贏”階段，中國的外交已經被WTO以及各種制約逼得不得不乖乖地回到了談判桌前。
可是要知道，叔叔當時講這話有被扣上“賣國賊”的大風險，完全可能被人置於死地，他心裏門兒清，但他還是講了。
叔叔就是這樣一個人，永遠與官迷、平庸之輩格格不入。
始終保持著一種對事業而非對個人的忠誠與熱情，整個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幾人？！
這是叔叔下臺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手中的權力用在了這裏：
1987年的元旦，公安部門抓了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當晚學生又冒大雪再次進入天安門廣場要求放人，在耀邦叔叔的直接指示下，公安部門迅速釋放被捕學生，把遊行的學生也用卡車送回學校，事態得以和平結束。這次學運避免了流血，就是由於胡耀邦採取的最後措施。
1987年1月2號，叔叔遞交了“辭職信”。
……
……
可以說，身先士卒是叔叔的作風，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是叔叔的特點，獨立思考是叔叔一貫堅持的。
叔叔在位期間，沒做過一件處心積慮地利用手中重權、國家錢財而為自已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事情，就連一本小冊子都沒有，更不用說什麼閱兵、授銜、出專著、新東方紅、接受國外記者採訪出傳記……，但是，老百姓還是長久地記住了這個在位時間最短總書記的名字—胡耀邦。
經得起寂寞，經得起誹謗，經得起歲月，……，
一個曾經為整個國家平反了300多萬件冤假錯案的總書記，
一個為挽救共產黨威信而鞠躬盡粹肝腦塗地的人，
一個凡事從不考慮個人得失極其坦蕩無私的人，最終卻背著一個巨大的冤字而離去，這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哀，也值得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深思，叔叔給我們留下的是一本永遠值得翻閱的好書。
這樣的總書記只有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事後證明，那種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倒真是穩住了一個政黨的所有利益和權力，但是卻使整個國家變得動盪和怨聲載道，也就短短十幾年的功夫，烏秧烏秧的貪官集團和腐敗的大網迅速膨脹，已經變得是無孔不入無處不在了，國不泰民更不安，而我們的國際名聲剛剛開始有點令人刮目，隨即又變得越來越壞。
讓我們看看現實中這冰山的一角，你會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會程僅有二天的亞歐會議，其中外國領導人招待費每人20萬，特警5000名，特別津貼2000元/人，……總共開支1億4000萬。可想奧運、國慶、閱兵、兩會、世博會……了。
上海市每年上交中組部的黨費為7340萬，而被上海各級黨組織挪用當作社交開支的達每年4億2000萬。黨費就這樣被花了個痛快。
據司法部的統計，民告官案件每月平均3萬件，而官方敗訴僅為7％-12％。
2003-2008.6月間，在職廳以上領導幹部有52570人離婚再婚。
在職官員整容成風，僅廣州軍區總院整容科，已有2000名幹部登記，男性比例相當大。
還遠不止如此，……
凡此種種，在中國歷朝歷代中，估計可以稱冠。這樣下去，究竟可以維持多久？
現在絕大多數老百姓對貪污腐敗深惡痛絕，對具體的人和事都有批判和懲治的要求，但是，對腐敗產生的根源卻沒有任何的警惕，這就有點象梁山好漢“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一樣，這種思想和社會狀態也說明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長治久安的第一前提是：有個好制度。有了好制度，出現問題會以最小的代價來解決問題。
而沒有一個好制度，
既便有清官在臺上也呆不住；
既便有一批一批腐敗分子被披露，但會有更多的腐敗分子不斷產生、日益強大；
既便有了公佈官員財產制度、民間舉報制度、媒體輿論監督制度、有了中紀委……，但形同虛設，屁用沒有，腐敗分子一如繼往，就象蝗蟲，會漫山遍野，直到把國家、老百姓吃光喝光！
七十年代的臺灣與我們在政治制度上很相似，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他們比我們進步快，已經走在我們前面了。
有一種奇談怪論說，發達國家就是“害怕中國強大”。我認為，強大，並不是使人家害怕你的原因。人家怕的是一個流氓國家，日益強大之後，對誰可能都是一種威脅，自然就會聯合起來。再說了，你日益強大，卻從不招貓鬥狗的，人家怕你幹嘛。總宣傳別人害怕你強大，本身說明有病，需要老百姓相信這種屁話的背後有政治需求。
一句話，好人越強大，越沒人害怕你。除非你是個人見人討厭的流氓。這是個1+1的道理。
至於中國外交部的那些發言人，他們首先要補好歷史和實事求是這兩門課，才有公信力可言。
我始終堅信，會有那麼一天，大陸的中國人有勇氣有能力正視自已的歷史，建立一個足以供世人引以為鑒的政治鬥爭歷史的博物館，來警示後代。那將會比奧斯維辛更發人深省，因為記錄的是中國人自已“折磨”中國人的歷史，而且是空前的殘酷。
比如，1959-1961年間，近4000萬人非正常死亡，對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可以說，我們的“人禍”是二十世紀最大的人道災難。
其中，安徽的曾希聖是“鐵杆”“親信”，當年全省死了633萬人；而人口、地域相似的江西死亡是18萬，兩省的差別在於：一個堅持“專制型領導權”，而江西的楊尚奎、邵式平、方志純等人不僅建立了一個“合作型的領導權”，還及時瞭解底層實情，進行了救災。
時至今日，有些人還在口口聲聲什麼“大救星”，過去是因為不明真相，現在仍然在迷信的，或是愚味或是既得利益分子。這就是“博物館”必須儘早建設的最根本原因所在。歷史課從來就有鏡子的功能。
一晃耀邦叔叔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年了。如今，那間會客廳裏的沙發，仍然是二、三十年前的那套卡其斜文布面的。我是年年都要給這間屋子拍上幾張照片，這麼多年來，屋內陳設幾乎沒有變化，但是，室內常年鮮花燦爛，一派生機，宛如永遠的春天，那朵朵、束束、盆盆怒放著的花兒，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仍在懷念叔叔的人們獻上的，這些人裏既有相識的，也有從未謀過總書記面的。就在這間幾十個平方的客廳裏，耀邦叔叔會見了很多的外賓。
……往事真的如煙。好在無論有人怎樣修飾歷史，歷史終將由人民評說。
我想，中國老百姓尊敬和懷念胡耀邦，絕不是因為他曾經擔任過總書記，而是因為他當年所做的許多事情，事實已經證明這大大小小的事兒，都足以成為今天構建官方宣導的和諧社會的教課書。
就在今天，我想告訴叔叔，自已，巳經從一個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某一個好人或者某個青天大老爺身上的那個糊塗圈裏走出來了。正是因為經歷了那段日子，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一個人再好，也無力回天，必須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好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整個社會的健康和良性發展。
就在耀邦叔叔被逼下臺的那段日子裏，針對中顧委裏貫徹“統一思想”文件的學習，父親曾不止一次地在會議上發言說：
“党的總書記在一次生活會上就被免了，現在已經不是文化大革命了，……”；
“薄一波就是個中顧委常委，怎麼可以代表中央並宣佈總書記的下臺呢？……”；
“這些都太不正常了，不符合我們黨的原則”。
儘管後來父親為這些坦誠之言付出了代價，但是直到臨去世之前的2000年年底，父親仍然在為87年下臺的耀邦叔叔鳴不平，仍然在堅持說：至今我不知道89年趙紫陽究竟犯了什麼錯？！
在這裏，我想對耀邦叔叔、對肖克伯伯、對父親說：
你們是旗幟，
你們更是榜樣，
留給我們最大的財富，就是那顆追求真理的心。
遠未實現的理想仍在召喚，
我們已經上路急行軍，面對政治雪山與草地，義無反顧。
精衛，敢於填海，我們，同樣有一顆赤子之心。
2009.2.20於北京
附重要說明：
所謂“生活會”就是對胡耀邦的批鬥會。
1987年1月4號，老鄧約了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和彭真來到鄧家，決定讓胡下臺。然而，此時作為由全體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總書記不僅沒有到，甚至連知都不知道。會上鄧指定趙、薄、楊、萬里、胡啟立為“五人領導小組”，負責召開生活會，解決胡耀邦問題。
1月15號，“生活會”事先由薄一波、楊尚昆佈置了一些人，如鄧力群、胡喬木、姚依林、餘秋裏、王鶴壽等等，將由他們在會上作批鬥發言。其中與會者，凡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都是被要求做好了發言準備的，而政治局委員如習仲勳事先則一無所知，只是通知他來開會而已，不知道開什麼會。
餘秋裏開的頭炮，足足半個多小時，然後是鄧力群、姚依林……。
(發言中的大棍子、大帽子，以及薄牽頭拼湊的《十大罪狀》，五個《補充材料》，還有全黨全軍全國的質疑之聲，待日後再論。總之，醜惡至極的絕不是耀邦叔叔。)
王鶴壽有特殊使命，負責會後到胡家“摸態度”。
早在延安時期，胡耀邦、陶鑄和王鶴壽三人是有名的“桃園三結義”，足見關係之好。會後，王立刻來到胡家，果然不負“使命”。在後來的會議上，王鶴壽把耀邦會後對他講的知心話，一點不漏地統統端了出來，為此立下汗馬之功。
1月16號，“生活會”第二天，鄧小平說：“今天的會，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會議就是通過《公報》(所謂公報即宣佈會議一致通過胡“辭職”，當晚中央電視臺向全國公告)，其他事都不談。到會的顧問委員可以舉手”。
這話的意思很明確，也就是說，“生活會”的批鬥已經結束，政治局無須討論，你們這些委員只須舉手即可。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生活會”批鬥胡耀邦的薄一波，當時既不是政治局委員，連中央委員都不是。而且距離耀邦叔叔為薄本人背了幾十年的“61個叛徒集團”的徹底平反，不過才剛過去5年的時間。
當然了，很快賞賜就下來了，薄姓高官就一路飆升到死為止，甚至確保了不止一代。
如此看來，要黨章黨綱幹嗎？直接宣佈多好，開會、討論、表決、公報，整個一脫褲子放屁！！
1987年之前，父親偶爾去一下耀邦叔叔家，但始終沒讓我們去過，早些年叔叔住富強胡同6號；
1987年開始，隨父親去胡家，但很有限；
1989年之後，耀邦叔叔走了，從那時起，父母親幾乎年年去叔叔家，我曾陪同他們到會計司的25號送過挽聯：魂牽夢繞，只有人民；在天在地，真正英雄。
……就這樣長達十餘年，直到父親、母親先後住進醫院為止。
而這之後，我自已，則年年去，甚至一年好幾次，……。
2009年的新春之際，再一次踏進了會計司胡同。今年已是88歲高齡的李昭媽媽，走起路來依舊是腳步輕輕。
看見我們姊妹帶去的一個已經綻放著不少豔紅豔紅梅花的盆景，老人甚為高興：“紅梅花喲”。我說，“就是想圖個過節喜慶，讓您高興。”
我對李昭媽媽說，以前跟父親來您這兒無數次，但從未聽老爺子講過，他與耀邦叔叔和您怎麼會那麼熟悉的事兒。一直到父親2001年去世之後，組織上給我們看了父親在五十年代初，自已填寫的一份履歷表，那上面清楚地寫著，當年李昭媽媽曾是父親的黨小組長，是父親在延安時期的證明人之一。李媽媽聽完我的話之後，不加思索地糾正我說：“那不是在紅大，是在黨校。”
當李昭媽媽的小兒媳小平拿出由李恒簽了名的那本送給我的《思念依然無盡》時，我接過來，幾乎不敢翻看，我害怕自已會淚流滿面，我知道。
會計司胡同一點都不森嚴。2007年之前，幾米之外的斜對門就是居委會大媽們的聚居地〈辦公室〉，進進出出熱鬧非凡，25號的隔壁清一色是些普通老北京市民的住家……。而今年之所以有變化，只是因為新貴們重圈了這些民房的風水寶地，它們與中南海真正只有一牆之隔。
當年胡老爺子在世時，對門衛有明確要求：凡來此反映情況遞交各種信件的，一律不得拒絕。
不僅必須收下，還會親自批閱。所以在位短短幾年，共批閱僅普通民眾來信2000多封，而且可以說，基本上都是老百姓從這個門裏自已個人送進來的。那幾年裏，全國共平反了各種冤假錯案300多萬件。這當中不僅有失散流落他鄉的老紅軍，西路軍的王泉媛等，還有彭黃集團，61個集團，潘漢年那批白區工作者，馮白駒那批地方革命領導人，還有老科學家、老藝術家、老知識份子象孫敬修，以及全國幾千萬上山下鄉知青的工齡問題，抗日戰爭中那些為國捐驅的國民黨將士的烈士身份……多得數不過來。
為什麼要從“平反”這事兒入手呢？！叔叔是動了一番腦子的。
可以說，當年的平反冤假錯案，實際上就是在衝破毛澤東的政治組織路線；而反對兩個“凡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則是在衝破毛澤東的理論思想路線。在舉步為艱障礙重重的情況下，耀邦叔叔獨自頂著來自左和右兩個方面的巨大壓力，在中央高層首次提出並親手抓了“真理標準的討論”，狠狠地批判了“兩個凡是”，為徹底修正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充分的輿論準備工作，而大量的平反工作，則使党心、民心重新團結起來。心結打開，心情舒暢，可以使大家的眼界和思路大開。
假如當時能夠按照叔叔的這個思路，放開手腳讓政治體制改革與發展經濟一起走，反腐敗反官倒包括首先拿康華公司真開刀等等，歷史或許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遺憾的是……。
中國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在我們的傳統中缺乏一種進取求變的品格，這正是我們的政治困境之所在。而堅持走老路，通常不會有求變的領袖產生，既使有點苗頭，也會落得象叔叔那樣的下場。最終的結果，就是在舊問題中一再迴圈下去，日漸衰落，直至徹底垮臺。
在這死水潭中，可以說，耀邦叔叔就象古代的共工一樣，用自已的頭顱硬是把天撞開了一個大洞，拼了一回老命，為我們開了一個極其珍貴的先例。
現在唯一可以告慰叔叔的是，自從30年前的“真理標準討論”開始，大黑箱的面貌已經有所改變，全黨全國那種封閉的格局已被“討論”撕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普通民眾逐漸習慣把“實事求是”當成評論是非的第一標準，這個口子真的是被越扯越大了。
湖南藉作家龍應台說過：
政客關心個人權力，嘩眾取寵；……
政治家關心國家整體前途，有拒絕媚俗的勇氣。……
事實證明，耀邦叔叔就是一個這樣乾淨而純粹的人。
比如，志願軍戰俘問題。
那些當年千辛萬苦從聯合國軍俘虜營“勝利”回歸的志願軍軍人們，從回到祖國的那一刻起，伴隨他們全體人員的是：無一例外地被開除黨籍、團籍、軍籍，全部被遣返回老家，以致於他們最後幾乎是全體斷子絕孫，終生未能取妻生子，在背負著“曾被俘虜過”的精神枷鎖中過了一輩子，其中很多人甚至沒能活到50歲，更沒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要知道被俘時他們都是些20多歲的年青人，……。直到八十年代初，是耀邦叔叔第一個認真關注了這些三十多年來無人問津的無比淒苦的志願軍軍人，叔叔明白他們個個都是忠於國家的英勇之士。
類似的“被俘”問題的冤案還有許多，這種“歷史遺留”，可管也可不管的事他都管了，在開創了一個實事求是的雖然短暫的新時期的同時，他實踐了自已的諾言：“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又比如，西藏問題。
在擔任總書記的八十年代中期，叔叔做了大量而細緻的溝通工作，瞭解到並理解了達賴喇嘛的願望，即：西藏的軍事、外交和行政權交由中央，文化、宗教與經濟方面實行民族自治，從而使拖了二十多年懸而未決問題的解決終於有了突破的可能，然而，……。叔叔為此還被大左們潑了一身的髒水。轉瞬又是三十年過去了，國際形勢已今非昔比，眼睜睜地看著美、英、德、法、加、意以及波、捷等東歐多國把達賴喇嘛奉為上賓，咱們卻還是一味堅持僵化的大一統思維，既沒有遠見、又太缺乏自信，以致於最後乾脆利索地把自已逼進了死胡同，進也不行退又沒路。不得不說一下的是，眼下這次臺灣問題的鬆動，說明中央有人接受了西藏問題的教訓。
說到西藏問題，我認為，“文明的傳播具有自覺性，就象西方並沒有人強迫我們學習英語，我們不照樣跟母語似的在學習嗎？為什麼？還不是想學習人家的先進嘛。洋人沒有讓我們學習先進的工業，我們為什麼要拼命地追趕呢？還不是擔心被淘汰出局”。
記得改革初期，那時西方人看中國人，就跟現在我們看藏人一模一樣，什麼落後、愚昧一樣都不少。可洋人既沒派大軍入侵，也沒干預我們的政體，……有目共睹。
那麼，為什麼我們自已就不能寬容藏人的自治呢？！不就是個自治嘛。
再說了，假如北京的中餐館全都變成洋快歺，你會覺得很不舒服；假如中國人只准講英語，不准用漢語，恐怕連我都會造反。可以說，西藏問題與之完全一樣。我很贊成餘以為的觀點，既然討厭洋人改變我們，那麼我們強行改變藏人也不可取。有很多外國人說中國人隨地吐痰太髒不文明太落後，但人家不能強迫中國人改變，只能用交流教育等互為尊重的辦法。既使你比我們先進，也不能強迫比自已落後的作什麼改變。
眾所周知，中國人比誰都敏感愛跳腳，星巴克在故宮開了個小鋪，讓有些中國人一說就跟八國聯軍二次入侵了一樣。可你把拉薩變成了漢人聚集區，人家不舒服你就動武。這是多麼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邏緝。
現在回過頭去看，耀邦叔叔當年去做這樣複雜又極易惹火燒身的事，是完全置個人政治生命於不顧了，除了遠見，也不愧是具有髙度治國智慧的政治家，相信有朝一日，歷史將為叔叔徹底平反。
再比如，外交問題。
八十年代中，叔叔去歐洲訪問，曾對在那裏的使館和新華社的工作人員說：要化敵為友。別小看這話，近30年來整個世界大格局都正是在向這個方向轉彎和靠近著。
中國曾經走過相當曲折的對外路線：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整個國際社會冷戰正酣，因而彼此激烈對抗，兵戎相見，中國不光與美帝，還與蘇修、與印度、與越南……都比試過，稱四面楚歌也不為過。凡此種種，是那個時代的主流，那時的我們只懂得槍炮就是發言權的叢林法則；
從八十年代起，開始學習並逐漸適應對話與談判的方式，因為這已是當今國際間外交的大方向，講究不光要憑實力，更講究如何和平共處、求同存異。
儘管中國外交的思路在這陣痛中幾經掙扎與沉浮，眼下卻不得不承認，與最發達的國家建立互利關係肯定是一種歷史的趨勢。看看德國、日本，二戰期間都曾是美國的死敵，但戰後僅僅幾十年功夫，在美國的戰略計畫中，他們已然成功轉型。現在的日本與美國之間有牢不可破的安保條約，而德國更是美國在歐洲最鐵的哥們之一。這就叫化敵為友，國際政治的最高境界。
有位當年聆聽過這個講話的當事人曾非常感慨地對我說：耀邦高瞻遠囑啊。
古人雲：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老祖宗懂這理兒，叔叔三十年前對此也是有所預見和展望的，果然不出所料，當今世界已進入更高層次的“互利雙贏”階段，中國的外交已經被WTO以及各種制約逼得不得不乖乖地回到了談判桌前。
可是要知道，叔叔當時講這話有被扣上“賣國賊”的大風險，完全可能被人置於死地，他心裏門兒清，但他還是講了。
叔叔就是這樣一個人，永遠與官迷、平庸之輩格格不入。
始終保持著一種對事業而非對個人的忠誠與熱情，整個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幾人？！
這是叔叔下臺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手中的權力用在了這裏：
1987年的元旦，公安部門抓了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當晚學生又冒大雪再次進入天安門廣場要求放人，在耀邦叔叔的直接指示下，公安部門迅速釋放被捕學生，把遊行的學生也用卡車送回學校，事態得以和平結束。這次學運避免了流血，就是由於胡耀邦採取的最後措施。
1987年1月2號，叔叔遞交了“辭職信”。
……
……
可以說，身先士卒是叔叔的作風，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是叔叔的特點，獨立思考是叔叔一貫堅持的。
叔叔在位期間，沒做過一件處心積慮地利用手中重權、國家錢財而為自已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事情，就連一本小冊子都沒有，更不用說什麼閱兵、授銜、出專著、新東方紅、接受國外記者採訪出傳記……，但是，老百姓還是長久地記住了這個在位時間最短總書記的名字—胡耀邦。
經得起寂寞，經得起誹謗，經得起歲月，……，
一個曾經為整個國家平反了300多萬件冤假錯案的總書記，
一個為挽救共產黨威信而鞠躬盡粹肝腦塗地的人，
一個凡事從不考慮個人得失極其坦蕩無私的人，最終卻背著一個巨大的冤字而離去，這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哀，也值得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深思，叔叔給我們留下的是一本永遠值得翻閱的好書。
這樣的總書記只有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事後證明，那種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倒真是穩住了一個政黨的所有利益和權力，但是卻使整個國家變得動盪和怨聲載道，也就短短十幾年的功夫，烏秧烏秧的貪官集團和腐敗的大網迅速膨脹，已經變得是無孔不入無處不在了，國不泰民更不安，而我們的國際名聲剛剛開始有點令人刮目，隨即又變得越來越壞。
讓我們看看現實中這冰山的一角，你會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會程僅有二天的亞歐會議，其中外國領導人招待費每人20萬，特警5000名，特別津貼2000元/人，……總共開支1億4000萬。可想奧運、國慶、閱兵、兩會、世博會……了。
上海市每年上交中組部的黨費為7340萬，而被上海各級黨組織挪用當作社交開支的達每年4億2000萬。黨費就這樣被花了個痛快。
據司法部的統計，民告官案件每月平均3萬件，而官方敗訴僅為7％-12％。
2003-2008.6月間，在職廳以上領導幹部有52570人離婚再婚。
在職官員整容成風，僅廣州軍區總院整容科，已有2000名幹部登記，男性比例相當大。
還遠不止如此，……
凡此種種，在中國歷朝歷代中，估計可以稱冠。這樣下去，究竟可以維持多久？
現在絕大多數老百姓對貪污腐敗深惡痛絕，對具體的人和事都有批判和懲治的要求，但是，對腐敗產生的根源卻沒有任何的警惕，這就有點象梁山好漢“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一樣，這種思想和社會狀態也說明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長治久安的第一前提是：有個好制度。有了好制度，出現問題會以最小的代價來解決問題。
而沒有一個好制度，
既便有清官在臺上也呆不住；
既便有一批一批腐敗分子被披露，但會有更多的腐敗分子不斷產生、日益強大；
既便有了公佈官員財產制度、民間舉報制度、媒體輿論監督制度、有了中紀委……，但形同虛設，屁用沒有，腐敗分子一如繼往，就象蝗蟲，會漫山遍野，直到把國家、老百姓吃光喝光！
七十年代的臺灣與我們在政治制度上很相似，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他們比我們進步快，已經走在我們前面了。
有一種奇談怪論說，發達國家就是“害怕中國強大”。我認為，強大，並不是使人家害怕你的原因。人家怕的是一個流氓國家，日益強大之後，對誰可能都是一種威脅，自然就會聯合起來。再說了，你日益強大，卻從不招貓鬥狗的，人家怕你幹嘛。總宣傳別人害怕你強大，本身說明有病，需要老百姓相信這種屁話的背後有政治需求。
一句話，好人越強大，越沒人害怕你。除非你是個人見人討厭的流氓。這是個1+1的道理。
至於中國外交部的那些發言人，他們首先要補好歷史和實事求是這兩門課，才有公信力可言。
我始終堅信，會有那麼一天，大陸的中國人有勇氣有能力正視自已的歷史，建立一個足以供世人引以為鑒的政治鬥爭歷史的博物館，來警示後代。那將會比奧斯維辛更發人深省，因為記錄的是中國人自已“折磨”中國人的歷史，而且是空前的殘酷。
比如，1959-1961年間，近4000萬人非正常死亡，對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可以說，我們的“人禍”是二十世紀最大的人道災難。
其中，安徽的曾希聖是“鐵杆”“親信”，當年全省死了633萬人；而人口、地域相似的江西死亡是18萬，兩省的差別在於：一個堅持“專制型領導權”，而江西的楊尚奎、邵式平、方志純等人不僅建立了一個“合作型的領導權”，還及時瞭解底層實情，進行了救災。
時至今日，有些人還在口口聲聲什麼“大救星”，過去是因為不明真相，現在仍然在迷信的，或是愚味或是既得利益分子。這就是“博物館”必須儘早建設的最根本原因所在。歷史課從來就有鏡子的功能。
一晃耀邦叔叔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年了。如今，那間會客廳裏的沙發，仍然是二、三十年前的那套卡其斜文布面的。我是年年都要給這間屋子拍上幾張照片，這麼多年來，屋內陳設幾乎沒有變化，但是，室內常年鮮花燦爛，一派生機，宛如永遠的春天，那朵朵、束束、盆盆怒放著的花兒，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仍在懷念叔叔的人們獻上的，這些人裏既有相識的，也有從未謀過總書記面的。就在這間幾十個平方的客廳裏，耀邦叔叔會見了很多的外賓。
……往事真的如煙。好在無論有人怎樣修飾歷史，歷史終將由人民評說。
我想，中國老百姓尊敬和懷念胡耀邦，絕不是因為他曾經擔任過總書記，而是因為他當年所做的許多事情，事實已經證明這大大小小的事兒，都足以成為今天構建官方宣導的和諧社會的教課書。
就在今天，我想告訴叔叔，自已，巳經從一個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某一個好人或者某個青天大老爺身上的那個糊塗圈裏走出來了。正是因為經歷了那段日子，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一個人再好，也無力回天，必須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好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整個社會的健康和良性發展。
就在耀邦叔叔被逼下臺的那段日子裏，針對中顧委裏貫徹“統一思想”文件的學習，父親曾不止一次地在會議上發言說：
“党的總書記在一次生活會上就被免了，現在已經不是文化大革命了，……”；
“薄一波就是個中顧委常委，怎麼可以代表中央並宣佈總書記的下臺呢？……”；
“這些都太不正常了，不符合我們黨的原則”。
儘管後來父親為這些坦誠之言付出了代價，但是直到臨去世之前的2000年年底，父親仍然在為87年下臺的耀邦叔叔鳴不平，仍然在堅持說：至今我不知道89年趙紫陽究竟犯了什麼錯？！
在這裏，我想對耀邦叔叔、對肖克伯伯、對父親說：
你們是旗幟，
你們更是榜樣，
留給我們最大的財富，就是那顆追求真理的心。
遠未實現的理想仍在召喚，
我們已經上路急行軍，面對政治雪山與草地，義無反顧。
精衛，敢於填海，我們，同樣有一顆赤子之心。
2009.2.20於北京
附重要說明：
所謂“生活會”就是對胡耀邦的批鬥會。
1987年1月4號，老鄧約了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和彭真來到鄧家，決定讓胡下臺。然而，此時作為由全體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總書記不僅沒有到，甚至連知都不知道。會上鄧指定趙、薄、楊、萬里、胡啟立為“五人領導小組”，負責召開生活會，解決胡耀邦問題。
1月15號，“生活會”事先由薄一波、楊尚昆佈置了一些人，如鄧力群、胡喬木、姚依林、餘秋裏、王鶴壽等等，將由他們在會上作批鬥發言。其中與會者，凡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都是被要求做好了發言準備的，而政治局委員如習仲勳事先則一無所知，只是通知他來開會而已，不知道開什麼會。
餘秋裏開的頭炮，足足半個多小時，然後是鄧力群、姚依林……。
(發言中的大棍子、大帽子，以及薄牽頭拼湊的《十大罪狀》，五個《補充材料》，還有全黨全軍全國的質疑之聲，待日後再論。總之，醜惡至極的絕不是耀邦叔叔。)
王鶴壽有特殊使命，負責會後到胡家“摸態度”。
早在延安時期，胡耀邦、陶鑄和王鶴壽三人是有名的“桃園三結義”，足見關係之好。會後，王立刻來到胡家，果然不負“使命”。在後來的會議上，王鶴壽把耀邦會後對他講的知心話，一點不漏地統統端了出來，為此立下汗馬之功。
1月16號，“生活會”第二天，鄧小平說：“今天的會，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會議就是通過《公報》(所謂公報即宣佈會議一致通過胡“辭職”，當晚中央電視臺向全國公告)，其他事都不談。到會的顧問委員可以舉手”。
這話的意思很明確，也就是說，“生活會”的批鬥已經結束，政治局無須討論，你們這些委員只須舉手即可。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生活會”批鬥胡耀邦的薄一波，當時既不是政治局委員，連中央委員都不是。而且距離耀邦叔叔為薄本人背了幾十年的“61個叛徒集團”的徹底平反，不過才剛過去5年的時間。
當然了，很快賞賜就下來了，薄姓高官就一路飆升到死為止，甚至確保了不止一代。
如此看來，要黨章黨綱幹嗎？直接宣佈多好，開會、討論、表決、公報，整個一脫褲子放屁！！
2009年2月17日 星期二
EurisShaw給中國開解藥
今日拜讀了張老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文章，覺得文中不乏亮點之處。張老對自由市場作用的分析我很贊同，但對於中國問題的剖析我就不認同了。
張老認為，...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我們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張老反對以凱恩斯主義的名義過度干預市場，這非常正確。但張老肯定沒做過生意，把市場簡單的當作了生產。如果簡單的看鄧小平南巡後的發展，似乎生產獲得了動力就帶來了經濟的騰飛，如是推論今天也該如此，這個嘛，此一時彼一時也。過去生產滯後于需求，自然解放生產力很重要。君不見眼下“中國製造”全球人都在用，我們不僅有了足夠多的製造，而且山寨到牙齒，可見製造已經過剩到充分的壓榨了行業利潤。若繼續擴大產能，最終無非是陷入更嚴重的危機--成本上升需求下降兩頭壓縮。中國問題的細節之處，在於無法擴大自身的中產階級，社會正義的缺乏使得無論從價值觀還是法律保障等方面都不利於社會需求的主題中產階級的形成。我們前三十年的快速發展在於將西方人的需求嫁接過來，以取代自身中產階級的空缺，迫使近年來西方社會已發生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將大量的工廠轉移到中國，壓縮底層社會的空間，一方面通過金融創新促進底層社會剩餘勞動力向中產階級轉型，第三方面則通過抬高資產價格獲利來提供整體社會足夠的福利。
這原本是一條可以讓中國溫和轉型的路，但中國的管理者太輕率了，沒有意識到保持國際貿易平衡的重要性，過度的追求外匯盈餘。管理者做了些什麼？壓榨底層社會的權利，迫使勞動力價格不隨著社會總體財富的擴大而擴大，無視知識產權保護，使中國整體上缺乏對嫁接來的西方中產社會的需求，導致貿易盈餘不斷擴大甚至快速增長。結果導致西方不斷擴大的中產社會所提供的服務和產品不能有效的得到足夠的市場，於是唯有推高資產泡沫形成假繁榮的局面。最後泡沫破裂危機爆發，從西方嫁接而來的中產階級需求突然變成了真空，導致“中國製造”產能過剩。
這是剖析目前全球化失衡的根本。中國的危機很奇特，在國際貿易中我們聚集了大量的財富，這表現在巨額的外匯儲備上。危機不在於社會總財富的減少，而在於以目前機制建立的經濟體無法自我迴圈。對於我們而言，去年大量工廠的破產只是個前兆，真正的危機還在後頭。一是無力干涉中國內政的西方各國必然要在日後重組社會，重建西方的底層社會和實行更嚴格的貿易保護，結果會致使中國的大量底層勞動力缺乏工作崗位，從而造成社會動盪和治安混亂。二是中國的管理者正在使用手頭上的外匯儲備投向歐美期待快速挽回國際訂單，同時又在大量使用國內的財政盈餘和民眾儲備救市以渡過短期內的危局，由於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影響國際訂單長期朝著縮減的方向前進，而國內的腐敗和浪費必將使得投放下去的資金並不能在短期內補充財政收入。那麼未來很有可能在一個不確定的時間遇到現金流危局，管理者能應對的手段無非就是大量印刷鈔票，這就會打擊整個商業體系的信用和信心。一旦政治上經濟上都陷入困境，中國的管理者就會有破產風險。
所以，在我看來，危機的解決並不是沒有辦法，因為危機還沒有到最困難的時候，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一是要打擊貪腐，儘量壓縮貪腐佔用救市資金的問題；二是要儘量將項目批給民企來完成，避免浪費；三是要合理利用手頭上的外匯儲備，不要一口氣去買下美國國債，要留餘糧以應對變局；四是要從宣傳尊重知識產權的精神，從法制上堅決打擊侵權行為，並以此為籌碼迫使西方找不到足夠的藉口；五是繼續溫和擴大人民幣匯率，避免西方社會的貿易保護意識升溫，同時還能讓國內民眾對西方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擴大；六是在西方需求恢復後提高勞動力成本，因為原材料價格不會立即上漲、成品價格回落程度相對較低從而在需求逐步恢復過程中擴大了企業的利潤比例；七是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並引進西方的風投資金和管理經驗，以促進新一代中國人中產階級的成長；八是深化政治改革，讓社會價值觀回歸理性和正義，培養良好的法治精神，讓權力的概念變為服務，從而引導中國完成商業化道路。
--EurisShaw
2009-2-18于石龍
張老認為，...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我們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張老反對以凱恩斯主義的名義過度干預市場，這非常正確。但張老肯定沒做過生意，把市場簡單的當作了生產。如果簡單的看鄧小平南巡後的發展，似乎生產獲得了動力就帶來了經濟的騰飛，如是推論今天也該如此，這個嘛，此一時彼一時也。過去生產滯後于需求，自然解放生產力很重要。君不見眼下“中國製造”全球人都在用，我們不僅有了足夠多的製造，而且山寨到牙齒，可見製造已經過剩到充分的壓榨了行業利潤。若繼續擴大產能，最終無非是陷入更嚴重的危機--成本上升需求下降兩頭壓縮。中國問題的細節之處，在於無法擴大自身的中產階級，社會正義的缺乏使得無論從價值觀還是法律保障等方面都不利於社會需求的主題中產階級的形成。我們前三十年的快速發展在於將西方人的需求嫁接過來，以取代自身中產階級的空缺，迫使近年來西方社會已發生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將大量的工廠轉移到中國，壓縮底層社會的空間，一方面通過金融創新促進底層社會剩餘勞動力向中產階級轉型，第三方面則通過抬高資產價格獲利來提供整體社會足夠的福利。
這原本是一條可以讓中國溫和轉型的路，但中國的管理者太輕率了，沒有意識到保持國際貿易平衡的重要性，過度的追求外匯盈餘。管理者做了些什麼？壓榨底層社會的權利，迫使勞動力價格不隨著社會總體財富的擴大而擴大，無視知識產權保護，使中國整體上缺乏對嫁接來的西方中產社會的需求，導致貿易盈餘不斷擴大甚至快速增長。結果導致西方不斷擴大的中產社會所提供的服務和產品不能有效的得到足夠的市場，於是唯有推高資產泡沫形成假繁榮的局面。最後泡沫破裂危機爆發，從西方嫁接而來的中產階級需求突然變成了真空，導致“中國製造”產能過剩。
這是剖析目前全球化失衡的根本。中國的危機很奇特，在國際貿易中我們聚集了大量的財富，這表現在巨額的外匯儲備上。危機不在於社會總財富的減少，而在於以目前機制建立的經濟體無法自我迴圈。對於我們而言，去年大量工廠的破產只是個前兆，真正的危機還在後頭。一是無力干涉中國內政的西方各國必然要在日後重組社會，重建西方的底層社會和實行更嚴格的貿易保護，結果會致使中國的大量底層勞動力缺乏工作崗位，從而造成社會動盪和治安混亂。二是中國的管理者正在使用手頭上的外匯儲備投向歐美期待快速挽回國際訂單，同時又在大量使用國內的財政盈餘和民眾儲備救市以渡過短期內的危局，由於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影響國際訂單長期朝著縮減的方向前進，而國內的腐敗和浪費必將使得投放下去的資金並不能在短期內補充財政收入。那麼未來很有可能在一個不確定的時間遇到現金流危局，管理者能應對的手段無非就是大量印刷鈔票，這就會打擊整個商業體系的信用和信心。一旦政治上經濟上都陷入困境，中國的管理者就會有破產風險。
所以，在我看來，危機的解決並不是沒有辦法，因為危機還沒有到最困難的時候，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一是要打擊貪腐，儘量壓縮貪腐佔用救市資金的問題；二是要儘量將項目批給民企來完成，避免浪費；三是要合理利用手頭上的外匯儲備，不要一口氣去買下美國國債，要留餘糧以應對變局；四是要從宣傳尊重知識產權的精神，從法制上堅決打擊侵權行為，並以此為籌碼迫使西方找不到足夠的藉口；五是繼續溫和擴大人民幣匯率，避免西方社會的貿易保護意識升溫，同時還能讓國內民眾對西方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擴大；六是在西方需求恢復後提高勞動力成本，因為原材料價格不會立即上漲、成品價格回落程度相對較低從而在需求逐步恢復過程中擴大了企業的利潤比例；七是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並引進西方的風投資金和管理經驗，以促進新一代中國人中產階級的成長；八是深化政治改革，讓社會價值觀回歸理性和正義，培養良好的法治精神，讓權力的概念變為服務，從而引導中國完成商業化道路。
--EurisShaw
2009-2-18于石龍
2009年2月16日 星期一
伊拉克真相和啟示（林達）
林達
在巴格達專訪薩德•伊斯康得
薩德·伊斯康得（Saad Eskander）博士，庫爾德族，出生巴格達，1999年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國際歷史"博士，遂任倫敦"伊拉克文化論壇"研究員，直至2003年薩達姆政權被推翻，薩德博士回到伊拉克任國家圖書暨檔案館館長，直到今天。
2006年11月10日開始，薩德博士不斷以日記形式記錄發生在巴格達他和同事們身邊的事情，並把日記放上大英圖書館網站，日記廣為流傳，成為這一時期巴格達最真實珍貴的民間記錄。它刊發在當下，遠比任何新聞報導更具現場感和說服力，作者非記者，而是正在上演的現實悲劇的劇中人。
2008年下半年我準備去伊拉克採訪，在大英圖書館網站讀這份日記。臨行前的閱讀令我深感震驚。我的伊拉克印象基本來自新聞報導，所瞭解的"戰事"是不斷發生的自殺炸彈。我相信自己不會運氣好到就遇上一顆。讀薩德日記才知道，巴格達比新聞報導中的更糟百倍，最危險的不是自殺炸彈，而是恐怖組織、宗教幫派組織和犯罪組織在每個街區對平民的綁架、謀殺甚至濫射。我讀過幾本記者的書，唯有這本日記讓我感受迫在眉睫的危險和恐懼。
覺得寫這些日記，像在利用發生在我員工身上的悲劇及犧牲，尤其是那些喪失生命的，讓我扛著沉重的道德重負，仿佛我在勒索讀者，我真的認為我無權如此。"日記隨後被翻譯成各國文字出版。中文版名為《烽火守書人》在臺灣出版，赴伊前我在再三精簡的行裝中塞進一本，並且把薩德博士列為我的採訪對象之一。
日記的紙媒出版都慢了一拍，大致在薩德日記停寫一年之後，臺灣版是08年7月開始發行。讀者必定和我一樣，讀書那一刻會以為巴格達正深陷恐怖中。進入伊拉克，我發現對薩德博士的採訪絕非可有可無，這將是描述巴格達轉變、理解這場戰爭的關鍵一環。事實是，恰在薩德日記停寫後，巴格達越過關鍵轉捩點。宗教幫派組織省悟，實行停火、聯合，協助美軍圍剿伊拉克人民的真正敵人，巴格達突然"安靜"下來。這個狀況已經維持了一年多，治安在大幅改善中，解釋這一轉折又對理解伊拉克戰爭至關重要。離開巴格達的前一天，在伊拉克記者朋友的幫助下，我終於在伊拉克國家圖書暨檔案館採訪了薩德·伊斯康得博士。下面是採訪摘錄：
問：這是您的中文版日記，千里迢迢找到您，就是因為這本書。
薩德：啊，就是這本書。他們把樣書寄給了我在倫敦的兄弟。（取出另一本書）這是德文版的。中文版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問：書在臺灣出版，可能很快會有中國大陸版。臨出發讀您的日記把我嚇壞了。進入伊拉克我發現有很大改變，您能對中國讀者談談嗎？
薩德：很幸運，恰在這本日記結束後，安全有了戲劇性轉變。巴格達和其他省份暴力都急劇下降，這裏原來是伊拉克最危險的區域，每天有爆炸、襲擊、很多人被迫擊炮火箭炮彈片擊中。現在和寫日記的那段時間無法相比，現狀是好的。可是，現在的巴格達仍有零星爆炸發生。但這已經不是街區內戰了。在我們附近是兩個典型街區，一個遜尼派，一個什葉派。書裏介紹了這兩個街區的內戰，現在他們和平相處，再也沒有謀殺和濫殺。徹底改變了。
問：改變的原因是什麼？是政治領袖達成協定還是民眾覺醒？
薩德：民眾覺醒。改變是來自人民而不是政治家。民眾終於認識到，不論遜尼派什葉派，內戰兩敗俱傷。他們走到一起，民眾直接對話。人民喚醒了政治家。改變推動開來，是普通民眾而不是政治家在推進。例如這兩個社區，領導人商談後，他們自己解決了問題。現在很好，因為民眾自己要求改變。
問：我在庫爾德不同地區作過採訪。2003年後的庫爾德看起來一切正常，實際上在1991年設立禁飛區之後，庫爾德兩黨也發生內戰，後來伊拉克其他地區發生的一切，是不是情況相似，只是晚了一個週期？
薩德：完全一樣。當專制政權掌控政治經濟一切領域，垮臺就會形成真空，一時填補不上。我們還不會管理自己，所以當時在庫爾德斯坦兩黨爆發內戰，現在他們有了聯合政府。巴格達是一樣的，政權垮臺出現治安、政治真空。政治領袖還不懂妥協。你是對的，這和庫爾德斯坦發生過的情況是一樣的。任何專制政權垮臺，都可能出現一段混亂。靜下來，理智和邏輯就會回來。
問：可在前一段混亂中，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離去，這對伊拉克是否形成傷害？
薩德：是的，中產階級離去也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形成一個真空。這也會導致暴力，因為中間階層是一個平衡。所以，伊拉克安全問題不是單純的，許多問題相互關聯。現在去敘利亞、約旦的人，回來的還不多，他們還在觀望。但他們會回來，因為伊拉克是一個富裕國家。我們長期來只有獨裁者，不關心人民。現在有希望政治改善，伊拉克將會是最富國之一。
問：我讀到一些評論認為，現在有了新伊拉克，卻沒有了伊拉克人，因為北方庫爾德斯坦、南方的什葉派地區，可能都在想獨立，並不認同伊拉克。您怎麼看今日伊拉克的身份認同？
薩德：身份認同問題在伊拉克誕生之日就有。問題在於伊拉克建國就引進了阿拉伯主義，掌控政權。我們國家有不同的民族、宗教，我們的認同應該落到伊拉克的國家認同，而長期以來伊拉克文化、教育系統都是大阿拉伯主義，在這樣政權下，如庫爾德人就不會認同伊拉克，這是導致薩達姆政權垮臺的原因，2003年不是美國人打垮了這個政權，這個政權自己就是要垮了，因為它不提供國家認同。兩伊戰爭伊拉克並非以伊拉克名義出戰，而是以某阿拉伯宗派的名義出戰，這使得伊拉克的國家認同變得很弱。在薩達姆政權下，庫爾德人不是同胞、兄弟，埃及的阿拉伯人才是兄弟。是薩達姆專制政府減弱了伊拉克認同。現在的伊拉克強調的是伊拉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人民之間是很容易相處融合的。
問：伊拉克人怎樣看待美國撤軍問題？目前狀況美軍的職責是否在維和？
薩德：是的。我認為美國至少三年內不應撤軍。首先，社區各派首領相互還不信任，美軍扮演了維和角色。其次，安全問題沒有完全解決，還有未被媒體報導的謀殺。另外我們還有伊朗、敘利亞等外患。假如沒有美軍，他們可能入侵。這是我們的利益所在，這是現實。對美國來說，他們打進來之後，當然不願意看到新的伊拉克失敗，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形象，也因為感到歉疚，他們當然願意幫助和看到新伊拉克成功。
問：是這樣嗎？
薩德：石油價格是市場決定，不是美國人決定的。再者，美國人在伊拉克重建投入了成兆成兆的美元，這幾年重建我們並不在花我們自己的錢。二戰之後，德國日本的重建，都從美國得到好處。現在是美國在花錢維護伊拉克安全，我們自己政府的錢反倒存在銀行裏。在經濟上，是我們從美國那裏得到許多好處。可是我們的政府必須改變政策，開始把自己的錢投入經濟建設，因為現在有不少人失業。伊拉克一旦安全改善，在三五年內就會急速發展，生活會巨變。現在已經在改變。我們的官員在薩達姆政權下，每月工資3美元，現在是250至300美元。
薩德：是的。國家雖然有危機，我們不離開，我們會創造和改變它。
在巴格達專訪薩德•伊斯康得
薩德·伊斯康得（Saad Eskander）博士，庫爾德族，出生巴格達，1999年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國際歷史"博士，遂任倫敦"伊拉克文化論壇"研究員，直至2003年薩達姆政權被推翻，薩德博士回到伊拉克任國家圖書暨檔案館館長，直到今天。
2006年11月10日開始，薩德博士不斷以日記形式記錄發生在巴格達他和同事們身邊的事情，並把日記放上大英圖書館網站，日記廣為流傳，成為這一時期巴格達最真實珍貴的民間記錄。它刊發在當下，遠比任何新聞報導更具現場感和說服力，作者非記者，而是正在上演的現實悲劇的劇中人。
2008年下半年我準備去伊拉克採訪，在大英圖書館網站讀這份日記。臨行前的閱讀令我深感震驚。我的伊拉克印象基本來自新聞報導，所瞭解的"戰事"是不斷發生的自殺炸彈。我相信自己不會運氣好到就遇上一顆。讀薩德日記才知道，巴格達比新聞報導中的更糟百倍，最危險的不是自殺炸彈，而是恐怖組織、宗教幫派組織和犯罪組織在每個街區對平民的綁架、謀殺甚至濫射。我讀過幾本記者的書，唯有這本日記讓我感受迫在眉睫的危險和恐懼。
覺得寫這些日記，像在利用發生在我員工身上的悲劇及犧牲，尤其是那些喪失生命的，讓我扛著沉重的道德重負，仿佛我在勒索讀者，我真的認為我無權如此。"日記隨後被翻譯成各國文字出版。中文版名為《烽火守書人》在臺灣出版，赴伊前我在再三精簡的行裝中塞進一本，並且把薩德博士列為我的採訪對象之一。
日記的紙媒出版都慢了一拍，大致在薩德日記停寫一年之後，臺灣版是08年7月開始發行。讀者必定和我一樣，讀書那一刻會以為巴格達正深陷恐怖中。進入伊拉克，我發現對薩德博士的採訪絕非可有可無，這將是描述巴格達轉變、理解這場戰爭的關鍵一環。事實是，恰在薩德日記停寫後，巴格達越過關鍵轉捩點。宗教幫派組織省悟，實行停火、聯合，協助美軍圍剿伊拉克人民的真正敵人，巴格達突然"安靜"下來。這個狀況已經維持了一年多，治安在大幅改善中，解釋這一轉折又對理解伊拉克戰爭至關重要。離開巴格達的前一天，在伊拉克記者朋友的幫助下，我終於在伊拉克國家圖書暨檔案館採訪了薩德·伊斯康得博士。下面是採訪摘錄：
問：這是您的中文版日記，千里迢迢找到您，就是因為這本書。
薩德：啊，就是這本書。他們把樣書寄給了我在倫敦的兄弟。（取出另一本書）這是德文版的。中文版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問：書在臺灣出版，可能很快會有中國大陸版。臨出發讀您的日記把我嚇壞了。進入伊拉克我發現有很大改變，您能對中國讀者談談嗎？
薩德：很幸運，恰在這本日記結束後，安全有了戲劇性轉變。巴格達和其他省份暴力都急劇下降，這裏原來是伊拉克最危險的區域，每天有爆炸、襲擊、很多人被迫擊炮火箭炮彈片擊中。現在和寫日記的那段時間無法相比，現狀是好的。可是，現在的巴格達仍有零星爆炸發生。但這已經不是街區內戰了。在我們附近是兩個典型街區，一個遜尼派，一個什葉派。書裏介紹了這兩個街區的內戰，現在他們和平相處，再也沒有謀殺和濫殺。徹底改變了。
問：改變的原因是什麼？是政治領袖達成協定還是民眾覺醒？
薩德：民眾覺醒。改變是來自人民而不是政治家。民眾終於認識到，不論遜尼派什葉派，內戰兩敗俱傷。他們走到一起，民眾直接對話。人民喚醒了政治家。改變推動開來，是普通民眾而不是政治家在推進。例如這兩個社區，領導人商談後，他們自己解決了問題。現在很好，因為民眾自己要求改變。
問：我在庫爾德不同地區作過採訪。2003年後的庫爾德看起來一切正常，實際上在1991年設立禁飛區之後，庫爾德兩黨也發生內戰，後來伊拉克其他地區發生的一切，是不是情況相似，只是晚了一個週期？
薩德：完全一樣。當專制政權掌控政治經濟一切領域，垮臺就會形成真空，一時填補不上。我們還不會管理自己，所以當時在庫爾德斯坦兩黨爆發內戰，現在他們有了聯合政府。巴格達是一樣的，政權垮臺出現治安、政治真空。政治領袖還不懂妥協。你是對的，這和庫爾德斯坦發生過的情況是一樣的。任何專制政權垮臺，都可能出現一段混亂。靜下來，理智和邏輯就會回來。
問：可在前一段混亂中，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離去，這對伊拉克是否形成傷害？
薩德：是的，中產階級離去也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形成一個真空。這也會導致暴力，因為中間階層是一個平衡。所以，伊拉克安全問題不是單純的，許多問題相互關聯。現在去敘利亞、約旦的人，回來的還不多，他們還在觀望。但他們會回來，因為伊拉克是一個富裕國家。我們長期來只有獨裁者，不關心人民。現在有希望政治改善，伊拉克將會是最富國之一。
問：我讀到一些評論認為，現在有了新伊拉克，卻沒有了伊拉克人，因為北方庫爾德斯坦、南方的什葉派地區，可能都在想獨立，並不認同伊拉克。您怎麼看今日伊拉克的身份認同？
薩德：身份認同問題在伊拉克誕生之日就有。問題在於伊拉克建國就引進了阿拉伯主義，掌控政權。我們國家有不同的民族、宗教，我們的認同應該落到伊拉克的國家認同，而長期以來伊拉克文化、教育系統都是大阿拉伯主義，在這樣政權下，如庫爾德人就不會認同伊拉克，這是導致薩達姆政權垮臺的原因，2003年不是美國人打垮了這個政權，這個政權自己就是要垮了，因為它不提供國家認同。兩伊戰爭伊拉克並非以伊拉克名義出戰，而是以某阿拉伯宗派的名義出戰，這使得伊拉克的國家認同變得很弱。在薩達姆政權下，庫爾德人不是同胞、兄弟，埃及的阿拉伯人才是兄弟。是薩達姆專制政府減弱了伊拉克認同。現在的伊拉克強調的是伊拉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人民之間是很容易相處融合的。
問：伊拉克人怎樣看待美國撤軍問題？目前狀況美軍的職責是否在維和？
薩德：是的。我認為美國至少三年內不應撤軍。首先，社區各派首領相互還不信任，美軍扮演了維和角色。其次，安全問題沒有完全解決，還有未被媒體報導的謀殺。另外我們還有伊朗、敘利亞等外患。假如沒有美軍，他們可能入侵。這是我們的利益所在，這是現實。對美國來說，他們打進來之後，當然不願意看到新的伊拉克失敗，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形象，也因為感到歉疚，他們當然願意幫助和看到新伊拉克成功。
問：是這樣嗎？
薩德：石油價格是市場決定，不是美國人決定的。再者，美國人在伊拉克重建投入了成兆成兆的美元，這幾年重建我們並不在花我們自己的錢。二戰之後，德國日本的重建，都從美國得到好處。現在是美國在花錢維護伊拉克安全，我們自己政府的錢反倒存在銀行裏。在經濟上，是我們從美國那裏得到許多好處。可是我們的政府必須改變政策，開始把自己的錢投入經濟建設，因為現在有不少人失業。伊拉克一旦安全改善，在三五年內就會急速發展，生活會巨變。現在已經在改變。我們的官員在薩達姆政權下，每月工資3美元，現在是250至300美元。
薩德：是的。國家雖然有危機，我們不離開，我們會創造和改變它。
2009年1月12日 星期一
布希總統在泰國曼谷的講話
2008年8月7日
2008年8月7日,布希總統在泰國曼谷就美國與亞太國家和地區的關係發表講話，以下是講話的中譯文，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IIP)根據白宮公佈的講話稿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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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總統在泰國曼谷
白宮
新聞秘書辦公室
(發自韓國首爾)
即時發佈
2008年8月6日
布希總統在泰國曼谷的講話
2008年8月7日(星期四)
預定稿
我和蘿拉非常高興再次來到曼谷。我們感謝國王和王后陛下的盛情款待。
首先，我向我們在亞洲最長久的盟友──泰國人民──轉達美國最熱切的祝福。我們的友誼始於175年前的春天，當時的安德魯•傑克遜總統(Andrew Jackson)派出特使前往暹羅(Siam)。談判人員很快達成了一項和平與通商條約，條約文本的一面印有蓮花璽，另一面印有鷹星徽記。世世代代的親密友誼從此開始。有一次，泰國國王提出向美國贈送大象。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總統不得不婉言謝絕。
促成我們結盟的自由和開放的價值觀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維繫著我們的聯盟。從朝鮮半島和越南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國軍隊一直與泰王國武裝力量(Royal Thai Armed Forces)並肩行動。我們兩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在貿易和投資浪潮的推動下迅猛發展。旅遊業欣欣向榮，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了這片美麗而古老的土地。美國目前的泰裔人口約為200,000萬人，他們以自己的實業、文化和信仰使我國更加多姿多采。
在我們兩國結盟的這個歷史性紀念日，美國將泰國視為這個地區的一個領袖以及美國在全世界的一個夥伴。我曾榮幸地將泰國指定為美國的主要非北約(non-NATO)盟國之一。我為泰國人民恢復民主制度向他們致敬，這證明瞭自由和法律主宰著這片"自由之土"。
在很多方面，泰國的歷程是整個地區的寫照。60年來，亞洲從一個深陷於貧困之中、在世界大戰的廢墟上重建家園的地區發展成一個繁榮昌盛、生機勃勃的地區。美國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通過保持維護穩定的軍事部署，我們幫助新生國家解除了對安全的憂慮。通過大力開展外交接觸，我們幫助曾經敵對的國家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通過向亞洲出口產品開放我國市場，我們促成了強大經濟體的形成。
美國為作出這些貢獻感到自豪。然而，這個地區成功發展的主要動力還是該地區的人民。從韓國到新加坡，許多國家推行了以自由企業、自由貿易和法治為基礎的經濟政策。其成效震驚了世界。去年，美國同太平洋彼岸的商品貿易額達到了一萬億美元。現在，跨太平洋貿易已超過跨大西洋貿易，使多個世紀以來的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
隨著經濟自由的普及，政治自由也大大擴展。在二戰結束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這個地區僅有的兩個民主國家。如今，大多數亞洲國家都尊重本國公民的意願。有人聲稱，"亞洲價值觀"與自由格格不入，但這個地區的人民通過完成上述轉變有力地駁斥了這種懷疑論調。自由社會在以佛教徒為主的泰國……以印度教徒為主的印度……以穆斯林為主的印尼……以神道教徒為主的日本以及以基督教徒為主的菲律賓逐步形成。隨著自由紮下根基，和平接踵而至。這個地區幾十年來沒有爆發過一場大規模戰爭。
有人稱這一轉變是"亞洲奇跡"。事實上，這不是什麼奇跡，而是普遍真理的佐證：對自由的熱愛超越文化和信仰。自由市場激發創新，開拓繁榮之路。對本國人民的天賦和創造性懷有信心是建設充滿生機和希望的社會最可靠的途徑。
我就任總統時所持的一個信念是，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我們的利益和理念都要求與亞洲進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有力的接觸。因此過去七年來，美國在該地區追求實現四個廣泛的目標：重振我們的聯盟……與跟我們的價值觀相同的國家建立新關係……把握繁榮和增長的新機會……以及應對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
建立有信心的、目標明確的同盟關係是促進亞洲和平與繁榮的最佳途徑。美國在亞洲與五個國家簽訂了同盟條約。我們認真對待每一項同盟關係，並為之提供有力的支援。我們與澳大利亞簽訂了一項深化防衛貿易合作的新條約。我們幫助菲律賓提高軍事能力。我們加強了泰國的安全計畫。在韓國，我們正在把部隊調出城市和城鎮，部署到戰略上更有效的位置，以此改善我們的軍力態勢。為加強與日本的密切盟國關係，我們推出新的導彈防禦計畫，通過改變我們的軍力態勢保持強有力的地位，維護了太平洋地區的和平。
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我們的盟國放心，在我們共同面臨的任何考驗中，美國將與它們站在一起。我還努力發展與我們盟國民選領導人的牢固的個人關係。這些友誼建立在坦誠、尊重和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之上。明年，當一位新人入主白宮時，美國與亞洲盟國的關係將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牢固。
隨著美國重振與條約盟國的關係，我們與亞洲其他自由國家也建立了更牢固的紐帶。與我們有著共同民主理念的國家應當是美國天然的合作夥伴。然而，在我就任總統時，我們與亞洲很多自由國家的關係陷於緊張局面。例如，美國極大地改善了我們與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的關係，包括達成有關民用核能的歷史性協議。
我們還扭轉了與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尼的關係。我們與印尼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進行了密切合作，幫助[他們]在幾十年軍事統治之後建立了生機勃勃的民主機制。我們與蒙古簽署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定，幫助促進民主發展。我們加強了與生機勃發的東盟國家的合作──該組織目前由偉大的泰國任主席國。我們與該地區的自由國家一起建立了新的亞太民主夥伴關係(Asia Pacific Democracy Partnership)──這是該地區以促進亞洲民主價值觀和民主機制為唯一目標的唯一組織。
總體而言，美國同時改善了我們與亞洲所有大國的關係。有關專家可能會因為歷史上這些國家間的緊張關係而認為不可能達到這種結果。但是某種原因使舊的模式不再適用：在市場一體化和共同面臨威脅的時代，自由在一個國家的擴大會惠及所有其他的自由國家。這一變化標誌著徹底告別過去的零和思維。而且，這一變化為未來提出一項明確的任務：即確保自由、繁榮和希望繼續在亞洲發揚光大與該地區每一個國家的利益息息相關。
貿易是推進自由、繁榮和希望最強大的動力之一。我上任之初，美國只與3個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其中沒有一個在亞洲。今天我們已經與澳大利亞、新加坡等14個國家簽署了這類協定。我們與韓國達成了一項大有希望的協定，我將要求美國國會予以批准。我們已開始與馬來西亞談判自由貿易協定，與越南談判一項雙邊投資協議。我們期待著恢復與泰國的貿易談判。我們支持亞太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的構想，這將有助於撤銷該整個地區的貿易壁壘。亞太國家如今有著比過去更活躍的貿易和投資關係。整個地區的工人、消費者和工商企業將獲得多年的長期收益。
令人遺憾的是，美國對本身經濟開放程度發出的信號有時會出現雜音。經濟孤立主義的聲音並不代表美國人民的利益。幾十年來，美國歷來堅持兩黨一致的承諾，要求維護靈活和開放的市場。這一點決不能改變。我呼籲整個地區的人民擯棄本國的保護主義。通過繼續開放投資和貿易，我們可攜手引領全世界促進增長，增加就業，擴大機會。
雖然我們已經取得所有這些成就，但我們各國仍面臨著挑戰，我們正共同努力迎接挑戰：
我們正共同抗擊恐怖威脅。通過與該地區的夥伴相互合作，我們已抓獲或擊斃全世界一些最危險的恐怖主義分子。我們還積極抗衡極端主義者的仇恨思想，要求人們接納更有希望的意識。我們堅決支持泰國、印尼及馬來西亞等民主體，這些國家正採取堅定立場抗擊極端主義，同時表明伊斯蘭與寬容可以共存。美國在亞洲的許多盟友還支持我們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的行動，那裏新獲得自由的人民擺脫了幾十年的白色恐怖，正迎接充滿希望的未來。能與如此眾多有勇氣的國家站在一起回應時代的呼喚，美國為此感到自豪。無論這項使命如何艱難，我們決不會妥協，直至贏得這場意識形態戰爭的勝利。
我們正共同抗擊北韓構成的威脅。確保平壤不以核武器威脅該地區，這對東北亞的所有國家均利害攸關。然而，在我剛就任時，還沒有方法使這些國家採取一致行動對付北韓。因此，美國與中國、韓國、日本及俄羅斯共同發起了六方會談。面對其所有鄰國的一致壓力，北韓已承諾廢除其核設施並放棄其核武器。近來，北韓政權已提交有關其核活動的報告。現在北韓政權必須承諾協助我們核實該報告，同時解決有關方面對其行為仍存在的關注，其中包括核擴散和鈾濃縮問題。其他五方將繼續保持一致，直到我們實現我們的最終目標：朝鮮半島不存在專制制度，也不存在核武器。美國將繼續堅持要求平壤政權結束其殘暴統治，尊重北韓人民的尊嚴和人權。
我們共同要求結束緬甸的獨裁統治。這項崇高的事業有許多忠誠的捍衛者，我正好是其中一員的家屬。今天，蘿拉將前往泰緬邊界，參觀一個重新安置居民的營地和一家醫療診所。美國重申，我們敦促緬甸軍人統治集團釋放昂山素季及其他所有的政治犯。我們將繼續努力，直到緬甸人民獲得他們應有的自由。
我們正在共同應對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繁榮面臨的其他嚴峻挑戰。本地區各國政府作出協調一致的努力應對禽流感等流行病。本地區各主要經濟體正在為達成一項全球氣候協議而努力，以加強能源安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不減緩經濟增長。本地區團結一致地應對自然災害，從2004年的海嘯到今年的強熱帶風暴。通過所有這些合作關係，我們加深了各國之間的信任和坦誠。我們要努力做到，無論未來面臨什麼挑戰，亞太地區的國家都會共同應對。
亞洲乃至全世界很多人都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未來的走向。自1975年我父親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期間我首次前往中國以來，這個國家一直令我驚奇。那時，中國正處於文化革命末期，到處都是貧困的景象，街道上擠滿了自行車，人們穿著幾乎一樣的服裝。當時難以想像30年後的北京竟一躍成為現代都市，高樓林立，汽車如潮，國際企業紛至遝來，奧運會即將在此舉辦。
多年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錯綜複雜。在我就任總統之時，我決心使美中關係建立在穩固、有規可循的基礎之上。我們在亞洲追求的四個目標──加強我們的同盟關係、建立新的民主夥伴關係、深化我們的經濟關係及合作應對共同的挑戰──為美國和我們的盟友滿懷信心地與中國接觸提供了新的平臺。要為本地區建立和平、成功的未來，中國與美國都必須積極參與，因此，美國在整個亞太地區的活動都必須目的明確、持之以恆。
中國與美國有著重要的共同經濟利益。中國進行自由市場改革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使中國人民受益，他們正在建立一個自信的中產階級，一個和平的未來對他們的切身利益關係重大。中國新的購買力也惠及世界，因為中國為全球的出口產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場。要使各方都能受益的關鍵在於，中國必須遵守國際經濟體系的規則。因此，美國積極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在該組織中我們能夠對我們所發現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提出爭議。我們對多哈回合的貿易談判未能取得進展感到失望，我們將繼續與中國和其他國家進行接觸，以促使談判取得成功。
我們還與中國建立了新的戰略經濟對話，討論確保兩國經濟都能取得長期增長和各方面共同繁榮的途徑，並討論諸如貨??匯率和知識產權等問題。通過戰略經濟對話和其他場合的討論，我們向中國表明，作為一個全球領先的經濟大國，中國必須承擔隨之而來的義務，在能源、環境和非洲發展等問題上採取負責的行動。
美中兩國還找到了其他重要的合作領域。我們在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問題上進行合作，中國在六方會談中發揮了及其重要的領導作用。美國還強調了維護台海和平的決心。在就任總統之初，我就明確表示，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做法將基於我國一貫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我們根據《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對臺灣民主的堅定承諾。我還闡明瞭我們的一條原則：任何一方都不應企圖單方面改變現狀。通過這種坦率的接觸和堅定的外交努力，一度使臺灣海峽動盪不安的緊張局面平靜下來。我們看到兩岸關係進入了穩定、和平的新時期。
我們在這些方面的建設性關係使美國處於一個更有利位置，可以真誠、坦率地處理其他問題。我已通過明確、坦率和一貫的方式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高度關注宗教自由和人權。我並多次會見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和宗教信徒。美國認為中國人民應該享有基本自由，這是全體人類的天賦權利。因此美國堅決反對中國拘留政治異議人士、人權宣導者和宗教活動家。我們為提倡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和勞工權利大聲疾呼，不是為了與中國領導人對抗，而是因為信任中國人民並給予中國人民更多的自由，是中國發揮充分潛力的唯一途徑。我們呼籲實現開放與正義，不是為了把我們的觀念強加於人，而是為了使中國人民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正如中國科學家許決英所說："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
最終，只有中國才能決定它將走什麼樣的道路。美國及其夥伴採取現實的態度，為各種可能性作好準備。我對中國的未來表示樂觀。在商品自由交易的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人最終會要求交流思想的自由，尤其是在不受限制的網際網路上自由交流思想。中國變革的到來將依據本國的情況，符合本國的歷史和傳統。但變革一定會到來。所有的人都將清楚地看到，那些熱切希望表達自己信念的人，那些虔誠敬拜自己信奉的神明的人，他們對中國的未來都不構成任何威脅。這些人將使中國在21世紀成為偉大的國家。
這是我在總統任期內對東亞的最後一次訪問。我堅信，東亞將繼續獲得更多的機會，取得更大的成就，發揮更大的影響。我有信心，因為我瞭解這個地區人民的創造性和進取精神。我有信心，因為自由和希望的力量促進了亞洲的變革，永遠不可能逆轉。我有信心，因為我知道美國與其亞洲朋友之間的紐帶牢不可破。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的軍隊進入泰國，泰國駐華盛頓大使接到向美國宣戰的指令。但他勇敢地拒絕宣戰。而美國也沒有視泰國為敵人，還幫助在美國的泰國人聯合起來，發起"自由泰國"(Seri Thai)運動。他們分佈在太平洋地區，滲透到敵人後方收集情報，加速了這片偉大國土的解放。
當時投身"自由泰國"運動的幾位成員今天仍然和我們在一起。美國人民永遠感激他們。這個地區所有的人可以相信美國的莊嚴承諾：過去，美國與亞洲的自由人民站在一起。今天，我們仍然與亞洲的自由人民站在一起。今後，我們還將永遠與亞洲的自由人民站在一起，共同走進光輝的未來。謝謝諸位。願上帝保佑大家。
(完)
以下是英文版原文：
THE PRESIDENT: Thank you. (Applause.) Sawatdee khrab. (Laughter and applause.) Thank you for the warm welcome. Laura and I are delighted to be back in Bangkok. Such a beautiful city, full of gracious and hospitable people. We appreciate the warm welcome extended by His Majesty the King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I realize I'm a few days ahead of time, but I do wish Her Majesty a happy birthday. Above all, I bring America's warmest wishes to our oldest allies in Asia -- the people of Thailand. Our friendship began 175 years ago this spring, when President Andrew Jackson dispatched an envoy to Siam. Negotiations soon concluded a treaty of peace and commerce, and sealed it, curiously enough, with a lotus flower on one side and an eagle and stars on the other. Generations of close friendship followed. At one point, the Thai King offered to send elephants to America. (Laughter.)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politely declined. (Laughter.) Yes, I was wondering whether or not we can kind of get the offer back on the table. (Laughter.) Although my ranch isn't big enough, probably, to hold the elephants. (Laughter.)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that gave birth to our alliance have sustained it through the centuries. American troops and Royal Thai Armed Forces have stood united from Korea and Vietnam to Afghanistan and Iraq. Our free market economies have surged forward on a rising tide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Tourism has boomed, as more people have discovered this beautiful and ancient land. And some 200,000 Thai Americans now enrich my nation with their enterprise, and their culture, and their faith.
On this historic anniversary of our alliance, America looks to Thailand as a leader in the region and a partner around the world. I was proud to designate Thailand a major non-NATO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 salute the Thai people on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 which has proved that liberty and law reign here in the "Land of the Free." In many ways, the story of Thailand is the story of this region. Over the past six decades, Asia has gone from an area mired in poverty and recovering from world war to a thriving and dynamic region. America has played a role in this transformation. By maintaining a stabilizing military presence, we helped to -- we helped free emerging nations to grow without concerns about their security. By pursuing strong diplomatic engagement, we helped once-hostile nations resolve their differences in peace. By opening our markets to Asian exports, we helped powerful economies to take shape.
I'm proud of these contributions. Yet the primary source of this region's success is the people. From South Korea to Singapore, nations pursued economic policies based upon free enterprise, free trade,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esults have astounded the world. Last year, trade in good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is side of the Pacific reached $1 trillion. And there's striking change from the pattern of centuries -- more trade now crosses the Pacific than the Atlantic.
With the rise of economic freedom has come a dramatic expansion of political liberty. Think about this: After World War II,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were the region's only democracies. Today, the majority of Asian nations answer to their citizens. With this shift, the people of this region have defied the skeptics who claimed that "Asian values" were incompatible with liberty. Free societies emerged in largely Buddhist Thailand, largely Hindu India, largely Muslim Indonesia, largely Shinto Japan, and the largely Christian Philippines. As freedom has taken root, peace has followed. And the region has gone decades without a major war.
Some have called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Asian Miracle." In truth, it's no miracle at all. It's evidence of universal truths: The passion for liberty transcends culture and faith. Free markets unleash innovation and blaze the path to prosperity. Trusting in the natural talent and creativity of a nation's people is the surest way to build a vibrant and hopeful society.
When I became President, I brought a conviction that America is a Pacific nation -- and that our interests and ideals require stronger engagement in Asia than ever before. So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America has pursued four broad goals in the region: reinvigorate our alliances, forge new relationships with countries that share our values, seize new opportunities for prosperity and growth, and confront shared challenges together.
Confident and purposeful alliances are the best way to advanc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Asia. America has five treaty alliances in Asia. And we take them seriously, and we bolstered each one. We signed a new treaty with Australia that deepens our cooperation in defense trade. We helped the Philippines upgrade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We've strengthened security initiatives here in Thailand. We're improving our force posture in South Korea by working to move our troops out of cities and towns and into more strategically effective positions. We've reinforced our close alliance with Japan by launching new missile defense initiatives, and by transforming our troop posture in a way that preserves our strong position to maintain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 All these steps were designed to reassure our allies that America will stand firmly beside them in any test we face.
I've also worked to develop stro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our allies' elected leaders. Who could ever forget the trip to Elvis's place with Prime Minister Koizumi? (Laughter.) I certainly will never forget it. (Laughter.) I don't think a lot of people in Memphis, Tennessee will ever forget it either. These friendships are built on a foundation of honesty and respect and shared values. And when a new occupant moves into the White House next year, America's alliances in Asia will be the strongest they have ever been.
As America has revitalized our treaty alliances, we have forged deeper ties with other free nations in Asia. Countries that share our democratic ideals should be natural partn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Yet when I took office, our relations with many free nations in Asia were strained. For example, America has dramatically improved our ties with India --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 including historic agreement on civilian nuclear energy.
We've turned arou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onesia, which is home to more Muslims than any other nation on Earth. We've partnered closely with Indonesia's freely elected government to help develop the institutions of a vibrant democracy after decades of military rule. We signed a landmark agreement with Mongolia to help boost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e've enhanced cooperation with the thriving countries of ASEAN, which is now chaired by the great nation of Thailand. We've joined with free nations throughout the region to establish a new Asian Pacific Democracy Partnership -- the region's only organization whose sole focus is promoting democratic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in Asia.
Overall, America has improved our relationships with all of Asia's major powers at the same time. Experts would have said this was impossible because of historical tensions between these nations. But something has rendered the old patterns obsolete: In an era of integrated markets and common threats, the expansion of freedom in one nation benefits all other free nations. This change marks a sharp departure from the zero-sum mentality of the past. And this change provides a clear charge for the future: Every nation in this region has a stake in ensuring that Asia continues to grow in liberty and prosperity and hop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drivers of liberty and prosperity and hope is trade. When I took office, America had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force with only three countries, none of them in Asia. Today we have agreements in force with 14 countries, including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We've concluded a promising agreement with South Korea, which I am pushing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o pass. We've begun negotiat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Malaysia and 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with Vietnam. We look forward to resuming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Thailand. We've supported the vision of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which would bring down trade barriers across thi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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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7日,布希總統在泰國曼谷就美國與亞太國家和地區的關係發表講話，以下是講話的中譯文，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IIP)根據白宮公佈的講話稿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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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總統在泰國曼谷
白宮
新聞秘書辦公室
(發自韓國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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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6日
布希總統在泰國曼谷的講話
2008年8月7日(星期四)
預定稿
我和蘿拉非常高興再次來到曼谷。我們感謝國王和王后陛下的盛情款待。
首先，我向我們在亞洲最長久的盟友──泰國人民──轉達美國最熱切的祝福。我們的友誼始於175年前的春天，當時的安德魯•傑克遜總統(Andrew Jackson)派出特使前往暹羅(Siam)。談判人員很快達成了一項和平與通商條約，條約文本的一面印有蓮花璽，另一面印有鷹星徽記。世世代代的親密友誼從此開始。有一次，泰國國王提出向美國贈送大象。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總統不得不婉言謝絕。
促成我們結盟的自由和開放的價值觀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維繫著我們的聯盟。從朝鮮半島和越南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國軍隊一直與泰王國武裝力量(Royal Thai Armed Forces)並肩行動。我們兩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在貿易和投資浪潮的推動下迅猛發展。旅遊業欣欣向榮，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了這片美麗而古老的土地。美國目前的泰裔人口約為200,000萬人，他們以自己的實業、文化和信仰使我國更加多姿多采。
在我們兩國結盟的這個歷史性紀念日，美國將泰國視為這個地區的一個領袖以及美國在全世界的一個夥伴。我曾榮幸地將泰國指定為美國的主要非北約(non-NATO)盟國之一。我為泰國人民恢復民主制度向他們致敬，這證明瞭自由和法律主宰著這片"自由之土"。
在很多方面，泰國的歷程是整個地區的寫照。60年來，亞洲從一個深陷於貧困之中、在世界大戰的廢墟上重建家園的地區發展成一個繁榮昌盛、生機勃勃的地區。美國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通過保持維護穩定的軍事部署，我們幫助新生國家解除了對安全的憂慮。通過大力開展外交接觸，我們幫助曾經敵對的國家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通過向亞洲出口產品開放我國市場，我們促成了強大經濟體的形成。
美國為作出這些貢獻感到自豪。然而，這個地區成功發展的主要動力還是該地區的人民。從韓國到新加坡，許多國家推行了以自由企業、自由貿易和法治為基礎的經濟政策。其成效震驚了世界。去年，美國同太平洋彼岸的商品貿易額達到了一萬億美元。現在，跨太平洋貿易已超過跨大西洋貿易，使多個世紀以來的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
隨著經濟自由的普及，政治自由也大大擴展。在二戰結束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這個地區僅有的兩個民主國家。如今，大多數亞洲國家都尊重本國公民的意願。有人聲稱，"亞洲價值觀"與自由格格不入，但這個地區的人民通過完成上述轉變有力地駁斥了這種懷疑論調。自由社會在以佛教徒為主的泰國……以印度教徒為主的印度……以穆斯林為主的印尼……以神道教徒為主的日本以及以基督教徒為主的菲律賓逐步形成。隨著自由紮下根基，和平接踵而至。這個地區幾十年來沒有爆發過一場大規模戰爭。
有人稱這一轉變是"亞洲奇跡"。事實上，這不是什麼奇跡，而是普遍真理的佐證：對自由的熱愛超越文化和信仰。自由市場激發創新，開拓繁榮之路。對本國人民的天賦和創造性懷有信心是建設充滿生機和希望的社會最可靠的途徑。
我就任總統時所持的一個信念是，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我們的利益和理念都要求與亞洲進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有力的接觸。因此過去七年來，美國在該地區追求實現四個廣泛的目標：重振我們的聯盟……與跟我們的價值觀相同的國家建立新關係……把握繁榮和增長的新機會……以及應對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
建立有信心的、目標明確的同盟關係是促進亞洲和平與繁榮的最佳途徑。美國在亞洲與五個國家簽訂了同盟條約。我們認真對待每一項同盟關係，並為之提供有力的支援。我們與澳大利亞簽訂了一項深化防衛貿易合作的新條約。我們幫助菲律賓提高軍事能力。我們加強了泰國的安全計畫。在韓國，我們正在把部隊調出城市和城鎮，部署到戰略上更有效的位置，以此改善我們的軍力態勢。為加強與日本的密切盟國關係，我們推出新的導彈防禦計畫，通過改變我們的軍力態勢保持強有力的地位，維護了太平洋地區的和平。
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我們的盟國放心，在我們共同面臨的任何考驗中，美國將與它們站在一起。我還努力發展與我們盟國民選領導人的牢固的個人關係。這些友誼建立在坦誠、尊重和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之上。明年，當一位新人入主白宮時，美國與亞洲盟國的關係將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牢固。
隨著美國重振與條約盟國的關係，我們與亞洲其他自由國家也建立了更牢固的紐帶。與我們有著共同民主理念的國家應當是美國天然的合作夥伴。然而，在我就任總統時，我們與亞洲很多自由國家的關係陷於緊張局面。例如，美國極大地改善了我們與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的關係，包括達成有關民用核能的歷史性協議。
我們還扭轉了與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尼的關係。我們與印尼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進行了密切合作，幫助[他們]在幾十年軍事統治之後建立了生機勃勃的民主機制。我們與蒙古簽署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定，幫助促進民主發展。我們加強了與生機勃發的東盟國家的合作──該組織目前由偉大的泰國任主席國。我們與該地區的自由國家一起建立了新的亞太民主夥伴關係(Asia Pacific Democracy Partnership)──這是該地區以促進亞洲民主價值觀和民主機制為唯一目標的唯一組織。
總體而言，美國同時改善了我們與亞洲所有大國的關係。有關專家可能會因為歷史上這些國家間的緊張關係而認為不可能達到這種結果。但是某種原因使舊的模式不再適用：在市場一體化和共同面臨威脅的時代，自由在一個國家的擴大會惠及所有其他的自由國家。這一變化標誌著徹底告別過去的零和思維。而且，這一變化為未來提出一項明確的任務：即確保自由、繁榮和希望繼續在亞洲發揚光大與該地區每一個國家的利益息息相關。
貿易是推進自由、繁榮和希望最強大的動力之一。我上任之初，美國只與3個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其中沒有一個在亞洲。今天我們已經與澳大利亞、新加坡等14個國家簽署了這類協定。我們與韓國達成了一項大有希望的協定，我將要求美國國會予以批准。我們已開始與馬來西亞談判自由貿易協定，與越南談判一項雙邊投資協議。我們期待著恢復與泰國的貿易談判。我們支持亞太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的構想，這將有助於撤銷該整個地區的貿易壁壘。亞太國家如今有著比過去更活躍的貿易和投資關係。整個地區的工人、消費者和工商企業將獲得多年的長期收益。
令人遺憾的是，美國對本身經濟開放程度發出的信號有時會出現雜音。經濟孤立主義的聲音並不代表美國人民的利益。幾十年來，美國歷來堅持兩黨一致的承諾，要求維護靈活和開放的市場。這一點決不能改變。我呼籲整個地區的人民擯棄本國的保護主義。通過繼續開放投資和貿易，我們可攜手引領全世界促進增長，增加就業，擴大機會。
雖然我們已經取得所有這些成就，但我們各國仍面臨著挑戰，我們正共同努力迎接挑戰：
我們正共同抗擊恐怖威脅。通過與該地區的夥伴相互合作，我們已抓獲或擊斃全世界一些最危險的恐怖主義分子。我們還積極抗衡極端主義者的仇恨思想，要求人們接納更有希望的意識。我們堅決支持泰國、印尼及馬來西亞等民主體，這些國家正採取堅定立場抗擊極端主義，同時表明伊斯蘭與寬容可以共存。美國在亞洲的許多盟友還支持我們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的行動，那裏新獲得自由的人民擺脫了幾十年的白色恐怖，正迎接充滿希望的未來。能與如此眾多有勇氣的國家站在一起回應時代的呼喚，美國為此感到自豪。無論這項使命如何艱難，我們決不會妥協，直至贏得這場意識形態戰爭的勝利。
我們正共同抗擊北韓構成的威脅。確保平壤不以核武器威脅該地區，這對東北亞的所有國家均利害攸關。然而，在我剛就任時，還沒有方法使這些國家採取一致行動對付北韓。因此，美國與中國、韓國、日本及俄羅斯共同發起了六方會談。面對其所有鄰國的一致壓力，北韓已承諾廢除其核設施並放棄其核武器。近來，北韓政權已提交有關其核活動的報告。現在北韓政權必須承諾協助我們核實該報告，同時解決有關方面對其行為仍存在的關注，其中包括核擴散和鈾濃縮問題。其他五方將繼續保持一致，直到我們實現我們的最終目標：朝鮮半島不存在專制制度，也不存在核武器。美國將繼續堅持要求平壤政權結束其殘暴統治，尊重北韓人民的尊嚴和人權。
我們共同要求結束緬甸的獨裁統治。這項崇高的事業有許多忠誠的捍衛者，我正好是其中一員的家屬。今天，蘿拉將前往泰緬邊界，參觀一個重新安置居民的營地和一家醫療診所。美國重申，我們敦促緬甸軍人統治集團釋放昂山素季及其他所有的政治犯。我們將繼續努力，直到緬甸人民獲得他們應有的自由。
我們正在共同應對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繁榮面臨的其他嚴峻挑戰。本地區各國政府作出協調一致的努力應對禽流感等流行病。本地區各主要經濟體正在為達成一項全球氣候協議而努力，以加強能源安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不減緩經濟增長。本地區團結一致地應對自然災害，從2004年的海嘯到今年的強熱帶風暴。通過所有這些合作關係，我們加深了各國之間的信任和坦誠。我們要努力做到，無論未來面臨什麼挑戰，亞太地區的國家都會共同應對。
亞洲乃至全世界很多人都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未來的走向。自1975年我父親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期間我首次前往中國以來，這個國家一直令我驚奇。那時，中國正處於文化革命末期，到處都是貧困的景象，街道上擠滿了自行車，人們穿著幾乎一樣的服裝。當時難以想像30年後的北京竟一躍成為現代都市，高樓林立，汽車如潮，國際企業紛至遝來，奧運會即將在此舉辦。
多年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錯綜複雜。在我就任總統之時，我決心使美中關係建立在穩固、有規可循的基礎之上。我們在亞洲追求的四個目標──加強我們的同盟關係、建立新的民主夥伴關係、深化我們的經濟關係及合作應對共同的挑戰──為美國和我們的盟友滿懷信心地與中國接觸提供了新的平臺。要為本地區建立和平、成功的未來，中國與美國都必須積極參與，因此，美國在整個亞太地區的活動都必須目的明確、持之以恆。
中國與美國有著重要的共同經濟利益。中國進行自由市場改革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使中國人民受益，他們正在建立一個自信的中產階級，一個和平的未來對他們的切身利益關係重大。中國新的購買力也惠及世界，因為中國為全球的出口產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場。要使各方都能受益的關鍵在於，中國必須遵守國際經濟體系的規則。因此，美國積極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在該組織中我們能夠對我們所發現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提出爭議。我們對多哈回合的貿易談判未能取得進展感到失望，我們將繼續與中國和其他國家進行接觸，以促使談判取得成功。
我們還與中國建立了新的戰略經濟對話，討論確保兩國經濟都能取得長期增長和各方面共同繁榮的途徑，並討論諸如貨??匯率和知識產權等問題。通過戰略經濟對話和其他場合的討論，我們向中國表明，作為一個全球領先的經濟大國，中國必須承擔隨之而來的義務，在能源、環境和非洲發展等問題上採取負責的行動。
美中兩國還找到了其他重要的合作領域。我們在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問題上進行合作，中國在六方會談中發揮了及其重要的領導作用。美國還強調了維護台海和平的決心。在就任總統之初，我就明確表示，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做法將基於我國一貫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我們根據《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對臺灣民主的堅定承諾。我還闡明瞭我們的一條原則：任何一方都不應企圖單方面改變現狀。通過這種坦率的接觸和堅定的外交努力，一度使臺灣海峽動盪不安的緊張局面平靜下來。我們看到兩岸關係進入了穩定、和平的新時期。
我們在這些方面的建設性關係使美國處於一個更有利位置，可以真誠、坦率地處理其他問題。我已通過明確、坦率和一貫的方式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高度關注宗教自由和人權。我並多次會見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和宗教信徒。美國認為中國人民應該享有基本自由，這是全體人類的天賦權利。因此美國堅決反對中國拘留政治異議人士、人權宣導者和宗教活動家。我們為提倡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和勞工權利大聲疾呼，不是為了與中國領導人對抗，而是因為信任中國人民並給予中國人民更多的自由，是中國發揮充分潛力的唯一途徑。我們呼籲實現開放與正義，不是為了把我們的觀念強加於人，而是為了使中國人民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正如中國科學家許決英所說："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
最終，只有中國才能決定它將走什麼樣的道路。美國及其夥伴採取現實的態度，為各種可能性作好準備。我對中國的未來表示樂觀。在商品自由交易的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人最終會要求交流思想的自由，尤其是在不受限制的網際網路上自由交流思想。中國變革的到來將依據本國的情況，符合本國的歷史和傳統。但變革一定會到來。所有的人都將清楚地看到，那些熱切希望表達自己信念的人，那些虔誠敬拜自己信奉的神明的人，他們對中國的未來都不構成任何威脅。這些人將使中國在21世紀成為偉大的國家。
這是我在總統任期內對東亞的最後一次訪問。我堅信，東亞將繼續獲得更多的機會，取得更大的成就，發揮更大的影響。我有信心，因為我瞭解這個地區人民的創造性和進取精神。我有信心，因為自由和希望的力量促進了亞洲的變革，永遠不可能逆轉。我有信心，因為我知道美國與其亞洲朋友之間的紐帶牢不可破。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的軍隊進入泰國，泰國駐華盛頓大使接到向美國宣戰的指令。但他勇敢地拒絕宣戰。而美國也沒有視泰國為敵人，還幫助在美國的泰國人聯合起來，發起"自由泰國"(Seri Thai)運動。他們分佈在太平洋地區，滲透到敵人後方收集情報，加速了這片偉大國土的解放。
當時投身"自由泰國"運動的幾位成員今天仍然和我們在一起。美國人民永遠感激他們。這個地區所有的人可以相信美國的莊嚴承諾：過去，美國與亞洲的自由人民站在一起。今天，我們仍然與亞洲的自由人民站在一起。今後，我們還將永遠與亞洲的自由人民站在一起，共同走進光輝的未來。謝謝諸位。願上帝保佑大家。
(完)
以下是英文版原文：
THE PRESIDENT: Thank you. (Applause.) Sawatdee khrab. (Laughter and applause.) Thank you for the warm welcome. Laura and I are delighted to be back in Bangkok. Such a beautiful city, full of gracious and hospitable people. We appreciate the warm welcome extended by His Majesty the King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I realize I'm a few days ahead of time, but I do wish Her Majesty a happy birthday. Above all, I bring America's warmest wishes to our oldest allies in Asia -- the people of Thailand. Our friendship began 175 years ago this spring, when President Andrew Jackson dispatched an envoy to Siam. Negotiations soon concluded a treaty of peace and commerce, and sealed it, curiously enough, with a lotus flower on one side and an eagle and stars on the other. Generations of close friendship followed. At one point, the Thai King offered to send elephants to America. (Laughter.)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politely declined. (Laughter.) Yes, I was wondering whether or not we can kind of get the offer back on the table. (Laughter.) Although my ranch isn't big enough, probably, to hold the elephants. (Laughter.)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that gave birth to our alliance have sustained it through the centuries. American troops and Royal Thai Armed Forces have stood united from Korea and Vietnam to Afghanistan and Iraq. Our free market economies have surged forward on a rising tide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Tourism has boomed, as more people have discovered this beautiful and ancient land. And some 200,000 Thai Americans now enrich my nation with their enterprise, and their culture, and their faith.
On this historic anniversary of our alliance, America looks to Thailand as a leader in the region and a partner around the world. I was proud to designate Thailand a major non-NATO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 salute the Thai people on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 which has proved that liberty and law reign here in the "Land of the Free." In many ways, the story of Thailand is the story of this region. Over the past six decades, Asia has gone from an area mired in poverty and recovering from world war to a thriving and dynamic region. America has played a role in this transformation. By maintaining a stabilizing military presence, we helped to -- we helped free emerging nations to grow without concerns about their security. By pursuing strong diplomatic engagement, we helped once-hostile nations resolve their differences in peace. By opening our markets to Asian exports, we helped powerful economies to take shape.
I'm proud of these contributions. Yet the primary source of this region's success is the people. From South Korea to Singapore, nations pursued economic policies based upon free enterprise, free trade,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esults have astounded the world. Last year, trade in good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is side of the Pacific reached $1 trillion. And there's striking change from the pattern of centuries -- more trade now crosses the Pacific than the Atlantic.
With the rise of economic freedom has come a dramatic expansion of political liberty. Think about this: After World War II,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were the region's only democracies. Today, the majority of Asian nations answer to their citizens. With this shift, the people of this region have defied the skeptics who claimed that "Asian values" were incompatible with liberty. Free societies emerged in largely Buddhist Thailand, largely Hindu India, largely Muslim Indonesia, largely Shinto Japan, and the largely Christian Philippines. As freedom has taken root, peace has followed. And the region has gone decades without a major war.
Some have called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Asian Miracle." In truth, it's no miracle at all. It's evidence of universal truths: The passion for liberty transcends culture and faith. Free markets unleash innovation and blaze the path to prosperity. Trusting in the natural talent and creativity of a nation's people is the surest way to build a vibrant and hopeful society.
When I became President, I brought a conviction that America is a Pacific nation -- and that our interests and ideals require stronger engagement in Asia than ever before. So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America has pursued four broad goals in the region: reinvigorate our alliances, forge new relationships with countries that share our values, seize new opportunities for prosperity and growth, and confront shared challenges together.
Confident and purposeful alliances are the best way to advanc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Asia. America has five treaty alliances in Asia. And we take them seriously, and we bolstered each one. We signed a new treaty with Australia that deepens our cooperation in defense trade. We helped the Philippines upgrade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We've strengthened security initiatives here in Thailand. We're improving our force posture in South Korea by working to move our troops out of cities and towns and into more strategically effective positions. We've reinforced our close alliance with Japan by launching new missile defense initiatives, and by transforming our troop posture in a way that preserves our strong position to maintain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 All these steps were designed to reassure our allies that America will stand firmly beside them in any test we face.
I've also worked to develop stro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our allies' elected leaders. Who could ever forget the trip to Elvis's place with Prime Minister Koizumi? (Laughter.) I certainly will never forget it. (Laughter.) I don't think a lot of people in Memphis, Tennessee will ever forget it either. These friendships are built on a foundation of honesty and respect and shared values. And when a new occupant moves into the White House next year, America's alliances in Asia will be the strongest they have ever been.
As America has revitalized our treaty alliances, we have forged deeper ties with other free nations in Asia. Countries that share our democratic ideals should be natural partn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Yet when I took office, our relations with many free nations in Asia were strained. For example, America has dramatically improved our ties with India --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 including historic agreement on civilian nuclear energy.
We've turned arou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onesia, which is home to more Muslims than any other nation on Earth. We've partnered closely with Indonesia's freely elected government to help develop the institutions of a vibrant democracy after decades of military rule. We signed a landmark agreement with Mongolia to help boost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e've enhanced cooperation with the thriving countries of ASEAN, which is now chaired by the great nation of Thailand. We've joined with free nations throughout the region to establish a new Asian Pacific Democracy Partnership -- the region's only organization whose sole focus is promoting democratic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in Asia.
Overall, America has improved our relationships with all of Asia's major powers at the same time. Experts would have said this was impossible because of historical tensions between these nations. But something has rendered the old patterns obsolete: In an era of integrated markets and common threats, the expansion of freedom in one nation benefits all other free nations. This change marks a sharp departure from the zero-sum mentality of the past. And this change provides a clear charge for the future: Every nation in this region has a stake in ensuring that Asia continues to grow in liberty and prosperity and hop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drivers of liberty and prosperity and hope is trade. When I took office, America had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force with only three countries, none of them in Asia. Today we have agreements in force with 14 countries, including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We've concluded a promising agreement with South Korea, which I am pushing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o pass. We've begun negotiat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Malaysia and 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with Vietnam. We look forward to resuming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Thailand. We've supported the vision of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which would bring down trade barriers across thi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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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日 星期二
格魯吉亞：西方的戰略失誤(Kishore Mahbubani)
格魯吉亞：西方的戰略失誤
作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08-25
有時，小事件能預示著大變革。格魯吉亞的慘敗也許便是這樣一個小事件。它預示著後冷戰時代的結束，但並不標誌任何新冷戰的回歸。它標誌著更大的回歸：歷史的回歸。
後冷戰時代的序幕是由西方勝利拉開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最早提出了這一理論。其書名相當大膽，但抓住了西方的時代精神。歷史以西方文明的勝利進行了終結。世界其他地區毫無選擇，只能屈從於西方世界的前進步伐。
在格魯吉亞，俄羅斯高聲宣佈，將不再屈從於西方。蒙羞20年後，俄羅斯已決定突然重返這裏。不久以後，其他勢力將同樣這樣做。由於其壓倒性的勢力，西方已侵入其他蟄伏國家的地緣政治空間。這些國家將不再蟄伏，尤其是亞洲國家。
實際上，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為西方在格魯吉亞問題上的說教感到困惑。美國不會容忍俄羅斯侵入其在拉美的地緣政治空間。因此，拉美國家清楚地看到了美國的雙重標準。所有提及美國非法入侵伊拉克的穆斯林評論也一樣。印度與中國都沒有向俄羅斯提出抗議。這表明，西方世界在格魯吉亞問題上的觀點是何等孤立：它們認為，全世界都應該支持受迫害的格魯吉亞反對俄羅斯。事實上，大多數國家都支持俄羅斯，反對恃強欺弱的西方。西方世界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隔閡已擴大至極致。
因此，西方世界從格魯吉亞事件中汲取正確的教訓非常重要。它需要從戰略上考慮其有限的選擇。自蘇聯解體後，西方思想家想當然地認為，西方再也不需要進行地緣政治妥協了。它可以開列條件。但現在必須承認現實。北美、歐盟和澳大拉西亞等西方人口總和為7億，占全世界人口的10%左右。其餘90%正從世界歷史的被動者轉變成主動者。2008年8月18日英國《金融時報》上的大字標題“西方在格魯吉亞問題上形成統一戰線”(West in united front over Georgia)應該寫成：“世界其他地區在格魯吉亞對西方挑錯”。原因為何？是因為西方缺乏戰略思維。
縱然有缺點，毛澤東仍為一位偉大的戰略思想家。他曾說過，中國永遠要解決主要矛盾，協調次要矛盾。當蘇聯成為主要矛盾時，毛澤東與美國和解，即使這意味著要蒙受恥辱——與一個當時承認蔣介石為合法統治者的大國打交道。西方必須效仿毛澤東的實用主義，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
俄羅斯遠不是西方面臨的主要矛盾。真正戰略上的選擇在於其主要挑戰是來自伊斯蘭世界還有中國。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西方表現得好像伊斯蘭世界是其主要挑戰。然而，西方毫無策略地跳入伊斯蘭世界，而不是制定一個長期戰略來贏取12億穆斯林。因此，在阿富汗與伊朗，失敗已隱隱顯現，而整個伊斯蘭世界形成了一個更為敵視的環境。
很多歐洲思想家敏銳地意識到許多美國政策的愚蠢。但他們不願面對把安全保障工作外包給美國武裝力量的危險。在安全方面，地理要高於文化。由於地理原因，歐洲不得不擔心伊斯蘭的憤怒。而由於橫隔大西洋，美國這樣做的動機不大。
在美國，新保守派的領軍人物視中國為他們的主要矛盾。然而，他們也熱心於支持以色列，卻沒有意識到，這一立場對中國是一份地緣政治上的禮物。它保證了美國要面對整個敵對的伊斯蘭世界，使其注意力從中國身上轉離。毫無疑問，中國是9/11事件的更大贏家。當美國注意力被轉移時，中國已穩定了周邊地區。
西方面臨的最大悖論是：現在終於有可能創建一個更安全的世界秩序。想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s)的國家數量之多前所未有。包括中印在內的多數國家都想與美國和西方合作。但建立一個穩定的世界秩序的最大障礙在於，西方缺乏對整個世界的長期連貫的戰略，並未能作出地緣政治讓步。西方國家領導人稱，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危險，但很少有人承認，這是由於他們的思維方式有問題。格魯吉亞事件揭示了缺乏戰略性思維的後果。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新著《亞半球大國崛起──亞洲強權再起的衝擊與挑戰》(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譯者/陳雲飛
The west is strategically wrong on Georgia
By Kishore Mahbubani
2008-08-25
Sometimes small events can portend great changes. The Georgian fiasco may be one such event. It heralds the end of the post cold-war era. But it does not mark the return of any new cold war. It marks an even bigger return: the return of history.
The post-cold-war era began on a note of western triumphalism, symbolised by Francis Fukuyama's book The End of History. The title was audacious but it captured the western zeitgeist. History had ended with the triumph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d no choice but to capitulate to the advance of the west.
In Georgia, Russia has loudly declared that it will no longer capitulate to the west. After two decades of humiliation Russia has decided to snap back. Before long, other forces will do the same. As a result of its overwhelming power, the west has intruded into the geopolitical spaces of other dormant countries. They are no longer dormant, especially in Asia.
Indeed, most of the world is bemused by western moralising on Georgia. America would not tolerate Russia intruding into its geopolitical sphere in Latin America. Hence Latin Americans see American double standards clearly. So do all the Muslim commentaries that note that the US invaded Iraq illegally, too. Neither India nor China is moved to protest against Russia. It shows how isolated is the western view on Georgia: that the world should support the underdog, Georgia, against Russia. In reality, most support Russia against the bullying west. The gap between the western narrative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uld not be greater.
It is therefore critical for the west to learn the right lessons from Georgia. It needs to think strategically about the limited options it ha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western thinkers assumed the west would never need to make geopolitical compromises. It could dictate terms. Now it must recognise reality. The combined western population in North Americ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ustralasia is 700m, about 10 per 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The remaining 90 per cent have gone from being objects of world history to subjects. The Financial Times headline of August 18 2008 proclaimed: “West in united front over Georgia”. It should have read: “Rest of the world faults west on Georgia”. Why? A lack of strategic thinking.
Mao Zedong, for all his flaws, was a great strategic thinker. He said China always had to deal with its primary contradiction and compromise with its secondary contradicti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became the primary contradiction, Mao settled with the US, even though it involved the humiliation of dealing with a power that then recognised Chiang Kai-shek as the legitimate ruler. The west must emulate Mao's pragmatism and focus on its primary contradiction.
Russia is not even close to becoming the primary contradiction the west faces. The real strategic choice is whether its primary challenge comes from the Islamic world or China. Since September 11 2001, the west has acted as though the Islamic world is the primary challenge. Yet rather than devise a long-term strategy to win over 1.2bn Muslims, the west has jumped into the Islamic world with no strategy. Hence there are looming failure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and an even more hostile environment in the Islamic world.
Many European thinkers are acutely aware of the folly of many US policies. But they are reluctant to confront the dangers of outsourcing their security to US power. In security, geography trumps culture. Because of geography, Europe has to worry about Islamic anger. Because of the Atlantic Ocean, the US has less reason to do so.
In the US, leading neo-conservative thinkers see China as their primary contradiction. Yet they also support Israel with a passion, without realising this stance is a geopolitical gift to China. It guarantees the US faces a hostile Islamic universe, distracting it from focusing on China. There is no doubt China was the bigger winner of 9/11. It has stabilised its neighbourhood, while the US has been distracted.
The biggest paradox facing the west is that it is at last possible to create a safer world order.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wanting to become “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has never been higher. Most, including China and India, want to work with the US and the west. But the absence of a long-term coherent western strategy towards the world and the inability to make geopolitical compromises are the biggest obstacles to a stable world order. Western leaders say the world is becoming a more dangerous place, yet few admit that their flawed thinking is bringing this about. Georgia illustrates the results of a lack of strategic thinking.
The writer, dean of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as just published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作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08-25
有時，小事件能預示著大變革。格魯吉亞的慘敗也許便是這樣一個小事件。它預示著後冷戰時代的結束，但並不標誌任何新冷戰的回歸。它標誌著更大的回歸：歷史的回歸。
後冷戰時代的序幕是由西方勝利拉開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最早提出了這一理論。其書名相當大膽，但抓住了西方的時代精神。歷史以西方文明的勝利進行了終結。世界其他地區毫無選擇，只能屈從於西方世界的前進步伐。
在格魯吉亞，俄羅斯高聲宣佈，將不再屈從於西方。蒙羞20年後，俄羅斯已決定突然重返這裏。不久以後，其他勢力將同樣這樣做。由於其壓倒性的勢力，西方已侵入其他蟄伏國家的地緣政治空間。這些國家將不再蟄伏，尤其是亞洲國家。
實際上，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為西方在格魯吉亞問題上的說教感到困惑。美國不會容忍俄羅斯侵入其在拉美的地緣政治空間。因此，拉美國家清楚地看到了美國的雙重標準。所有提及美國非法入侵伊拉克的穆斯林評論也一樣。印度與中國都沒有向俄羅斯提出抗議。這表明，西方世界在格魯吉亞問題上的觀點是何等孤立：它們認為，全世界都應該支持受迫害的格魯吉亞反對俄羅斯。事實上，大多數國家都支持俄羅斯，反對恃強欺弱的西方。西方世界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隔閡已擴大至極致。
因此，西方世界從格魯吉亞事件中汲取正確的教訓非常重要。它需要從戰略上考慮其有限的選擇。自蘇聯解體後，西方思想家想當然地認為，西方再也不需要進行地緣政治妥協了。它可以開列條件。但現在必須承認現實。北美、歐盟和澳大拉西亞等西方人口總和為7億，占全世界人口的10%左右。其餘90%正從世界歷史的被動者轉變成主動者。2008年8月18日英國《金融時報》上的大字標題“西方在格魯吉亞問題上形成統一戰線”(West in united front over Georgia)應該寫成：“世界其他地區在格魯吉亞對西方挑錯”。原因為何？是因為西方缺乏戰略思維。
縱然有缺點，毛澤東仍為一位偉大的戰略思想家。他曾說過，中國永遠要解決主要矛盾，協調次要矛盾。當蘇聯成為主要矛盾時，毛澤東與美國和解，即使這意味著要蒙受恥辱——與一個當時承認蔣介石為合法統治者的大國打交道。西方必須效仿毛澤東的實用主義，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
俄羅斯遠不是西方面臨的主要矛盾。真正戰略上的選擇在於其主要挑戰是來自伊斯蘭世界還有中國。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西方表現得好像伊斯蘭世界是其主要挑戰。然而，西方毫無策略地跳入伊斯蘭世界，而不是制定一個長期戰略來贏取12億穆斯林。因此，在阿富汗與伊朗，失敗已隱隱顯現，而整個伊斯蘭世界形成了一個更為敵視的環境。
很多歐洲思想家敏銳地意識到許多美國政策的愚蠢。但他們不願面對把安全保障工作外包給美國武裝力量的危險。在安全方面，地理要高於文化。由於地理原因，歐洲不得不擔心伊斯蘭的憤怒。而由於橫隔大西洋，美國這樣做的動機不大。
在美國，新保守派的領軍人物視中國為他們的主要矛盾。然而，他們也熱心於支持以色列，卻沒有意識到，這一立場對中國是一份地緣政治上的禮物。它保證了美國要面對整個敵對的伊斯蘭世界，使其注意力從中國身上轉離。毫無疑問，中國是9/11事件的更大贏家。當美國注意力被轉移時，中國已穩定了周邊地區。
西方面臨的最大悖論是：現在終於有可能創建一個更安全的世界秩序。想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s)的國家數量之多前所未有。包括中印在內的多數國家都想與美國和西方合作。但建立一個穩定的世界秩序的最大障礙在於，西方缺乏對整個世界的長期連貫的戰略，並未能作出地緣政治讓步。西方國家領導人稱，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危險，但很少有人承認，這是由於他們的思維方式有問題。格魯吉亞事件揭示了缺乏戰略性思維的後果。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新著《亞半球大國崛起──亞洲強權再起的衝擊與挑戰》(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譯者/陳雲飛
The west is strategically wrong on Georgia
By Kishore Mahbubani
2008-08-25
Sometimes small events can portend great changes. The Georgian fiasco may be one such event. It heralds the end of the post cold-war era. But it does not mark the return of any new cold war. It marks an even bigger return: the return of history.
The post-cold-war era began on a note of western triumphalism, symbolised by Francis Fukuyama's book The End of History. The title was audacious but it captured the western zeitgeist. History had ended with the triumph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d no choice but to capitulate to the advance of the west.
In Georgia, Russia has loudly declared that it will no longer capitulate to the west. After two decades of humiliation Russia has decided to snap back. Before long, other forces will do the same. As a result of its overwhelming power, the west has intruded into the geopolitical spaces of other dormant countries. They are no longer dormant, especially in Asia.
Indeed, most of the world is bemused by western moralising on Georgia. America would not tolerate Russia intruding into its geopolitical sphere in Latin America. Hence Latin Americans see American double standards clearly. So do all the Muslim commentaries that note that the US invaded Iraq illegally, too. Neither India nor China is moved to protest against Russia. It shows how isolated is the western view on Georgia: that the world should support the underdog, Georgia, against Russia. In reality, most support Russia against the bullying west. The gap between the western narrative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uld not be greater.
It is therefore critical for the west to learn the right lessons from Georgia. It needs to think strategically about the limited options it ha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western thinkers assumed the west would never need to make geopolitical compromises. It could dictate terms. Now it must recognise reality. The combined western population in North Americ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ustralasia is 700m, about 10 per 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The remaining 90 per cent have gone from being objects of world history to subjects. The Financial Times headline of August 18 2008 proclaimed: “West in united front over Georgia”. It should have read: “Rest of the world faults west on Georgia”. Why? A lack of strategic thinking.
Mao Zedong, for all his flaws, was a great strategic thinker. He said China always had to deal with its primary contradiction and compromise with its secondary contradicti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became the primary contradiction, Mao settled with the US, even though it involved the humiliation of dealing with a power that then recognised Chiang Kai-shek as the legitimate ruler. The west must emulate Mao's pragmatism and focus on its primary contradiction.
Russia is not even close to becoming the primary contradiction the west faces. The real strategic choice is whether its primary challenge comes from the Islamic world or China. Since September 11 2001, the west has acted as though the Islamic world is the primary challenge. Yet rather than devise a long-term strategy to win over 1.2bn Muslims, the west has jumped into the Islamic world with no strategy. Hence there are looming failure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and an even more hostile environment in the Islamic world.
Many European thinkers are acutely aware of the folly of many US policies. But they are reluctant to confront the dangers of outsourcing their security to US power. In security, geography trumps culture. Because of geography, Europe has to worry about Islamic anger. Because of the Atlantic Ocean, the US has less reason to do so.
In the US, leading neo-conservative thinkers see China as their primary contradiction. Yet they also support Israel with a passion, without realising this stance is a geopolitical gift to China. It guarantees the US faces a hostile Islamic universe, distracting it from focusing on China. There is no doubt China was the bigger winner of 9/11. It has stabilised its neighbourhood, while the US has been distracted.
The biggest paradox facing the west is that it is at last possible to create a safer world order.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wanting to become “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has never been higher. Most, including China and India, want to work with the US and the west. But the absence of a long-term coherent western strategy towards the world and the inability to make geopolitical compromises are the biggest obstacles to a stable world order. Western leaders say the world is becoming a more dangerous place, yet few admit that their flawed thinking is bringing this about. Georgia illustrates the results of a lack of strategic thinking.
The writer, dean of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as just published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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