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isShaw給中國開解藥

今日拜讀了張老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文章，覺得文中不乏亮點之處。張老對自由市場作用的分析我很贊同，但對於中國問題的剖析我就不認同了。

張老認為，...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我們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張老反對以凱恩斯主義的名義過度干預市場，這非常正確。但張老肯定沒做過生意，把市場簡單的當作了生產。如果簡單的看鄧小平南巡後的發展，似乎生產獲得了動力就帶來了經濟的騰飛，如是推論今天也該如此，這個嘛，此一時彼一時也。過去生產滯後于需求，自然解放生產力很重要。君不見眼下“中國製造”全球人都在用，我們不僅有了足夠多的製造，而且山寨到牙齒，可見製造已經過剩到充分的壓榨了行業利潤。若繼續擴大產能，最終無非是陷入更嚴重的危機--成本上升需求下降兩頭壓縮。中國問題的細節之處，在於無法擴大自身的中產階級，社會正義的缺乏使得無論從價值觀還是法律保障等方面都不利於社會需求的主題中產階級的形成。我們前三十年的快速發展在於將西方人的需求嫁接過來，以取代自身中產階級的空缺，迫使近年來西方社會已發生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將大量的工廠轉移到中國，壓縮底層社會的空間，一方面通過金融創新促進底層社會剩餘勞動力向中產階級轉型，第三方面則通過抬高資產價格獲利來提供整體社會足夠的福利。

這原本是一條可以讓中國溫和轉型的路，但中國的管理者太輕率了，沒有意識到保持國際貿易平衡的重要性，過度的追求外匯盈餘。管理者做了些什麼？壓榨底層社會的權利，迫使勞動力價格不隨著社會總體財富的擴大而擴大，無視知識產權保護，使中國整體上缺乏對嫁接來的西方中產社會的需求，導致貿易盈餘不斷擴大甚至快速增長。結果導致西方不斷擴大的中產社會所提供的服務和產品不能有效的得到足夠的市場，於是唯有推高資產泡沫形成假繁榮的局面。最後泡沫破裂危機爆發，從西方嫁接而來的中產階級需求突然變成了真空，導致“中國製造”產能過剩。

這是剖析目前全球化失衡的根本。中國的危機很奇特，在國際貿易中我們聚集了大量的財富，這表現在巨額的外匯儲備上。危機不在於社會總財富的減少，而在於以目前機制建立的經濟體無法自我迴圈。對於我們而言，去年大量工廠的破產只是個前兆，真正的危機還在後頭。一是無力干涉中國內政的西方各國必然要在日後重組社會，重建西方的底層社會和實行更嚴格的貿易保護，結果會致使中國的大量底層勞動力缺乏工作崗位，從而造成社會動盪和治安混亂。二是中國的管理者正在使用手頭上的外匯儲備投向歐美期待快速挽回國際訂單，同時又在大量使用國內的財政盈餘和民眾儲備救市以渡過短期內的危局，由於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影響國際訂單長期朝著縮減的方向前進，而國內的腐敗和浪費必將使得投放下去的資金並不能在短期內補充財政收入。那麼未來很有可能在一個不確定的時間遇到現金流危局，管理者能應對的手段無非就是大量印刷鈔票，這就會打擊整個商業體系的信用和信心。一旦政治上經濟上都陷入困境，中國的管理者就會有破產風險。

所以，在我看來，危機的解決並不是沒有辦法，因為危機還沒有到最困難的時候，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一是要打擊貪腐，儘量壓縮貪腐佔用救市資金的問題；二是要儘量將項目批給民企來完成，避免浪費；三是要合理利用手頭上的外匯儲備，不要一口氣去買下美國國債，要留餘糧以應對變局；四是要從宣傳尊重知識產權的精神，從法制上堅決打擊侵權行為，並以此為籌碼迫使西方找不到足夠的藉口；五是繼續溫和擴大人民幣匯率，避免西方社會的貿易保護意識升溫，同時還能讓國內民眾對西方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擴大；六是在西方需求恢復後提高勞動力成本，因為原材料價格不會立即上漲、成品價格回落程度相對較低從而在需求逐步恢復過程中擴大了企業的利潤比例；七是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並引進西方的風投資金和管理經驗，以促進新一代中國人中產階級的成長；八是深化政治改革，讓社會價值觀回歸理性和正義，培養良好的法治精神，讓權力的概念變為服務，從而引導中國完成商業化道路。

--EurisShaw
2009-2-18于石龍

布希總統在泰國曼谷的講話

2008年8月7日


2008年8月7日,布希總統在泰國曼谷就美國與亞太國家和地區的關係發表講話，以下是講話的中譯文，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IIP)根據白宮公佈的講話稿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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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總統在泰國曼谷
白宮

新聞秘書辦公室

(發自韓國首爾)

即時發佈

2008年8月6日

布希總統在泰國曼谷的講話

2008年8月7日(星期四)

預定稿

我和蘿拉非常高興再次來到曼谷。我們感謝國王和王后陛下的盛情款待。

首先，我向我們在亞洲最長久的盟友──泰國人民──轉達美國最熱切的祝福。我們的友誼始於175年前的春天，當時的安德魯•傑克遜總統(Andrew Jackson)派出特使前往暹羅(Siam)。談判人員很快達成了一項和平與通商條約，條約文本的一面印有蓮花璽，另一面印有鷹星徽記。世世代代的親密友誼從此開始。有一次，泰國國王提出向美國贈送大象。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總統不得不婉言謝絕。

促成我們結盟的自由和開放的價值觀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維繫著我們的聯盟。從朝鮮半島和越南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國軍隊一直與泰王國武裝力量(Royal Thai Armed Forces)並肩行動。我們兩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在貿易和投資浪潮的推動下迅猛發展。旅遊業欣欣向榮，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了這片美麗而古老的土地。美國目前的泰裔人口約為200,000萬人，他們以自己的實業、文化和信仰使我國更加多姿多采。

在我們兩國結盟的這個歷史性紀念日，美國將泰國視為這個地區的一個領袖以及美國在全世界的一個夥伴。我曾榮幸地將泰國指定為美國的主要非北約(non-NATO)盟國之一。我為泰國人民恢復民主制度向他們致敬，這證明瞭自由和法律主宰著這片"自由之土"。

在很多方面，泰國的歷程是整個地區的寫照。60年來，亞洲從一個深陷於貧困之中、在世界大戰的廢墟上重建家園的地區發展成一個繁榮昌盛、生機勃勃的地區。美國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通過保持維護穩定的軍事部署，我們幫助新生國家解除了對安全的憂慮。通過大力開展外交接觸，我們幫助曾經敵對的國家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通過向亞洲出口產品開放我國市場，我們促成了強大經濟體的形成。

美國為作出這些貢獻感到自豪。然而，這個地區成功發展的主要動力還是該地區的人民。從韓國到新加坡，許多國家推行了以自由企業、自由貿易和法治為基礎的經濟政策。其成效震驚了世界。去年，美國同太平洋彼岸的商品貿易額達到了一萬億美元。現在，跨太平洋貿易已超過跨大西洋貿易，使多個世紀以來的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

隨著經濟自由的普及，政治自由也大大擴展。在二戰結束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這個地區僅有的兩個民主國家。如今，大多數亞洲國家都尊重本國公民的意願。有人聲稱，"亞洲價值觀"與自由格格不入，但這個地區的人民通過完成上述轉變有力地駁斥了這種懷疑論調。自由社會在以佛教徒為主的泰國……以印度教徒為主的印度……以穆斯林為主的印尼……以神道教徒為主的日本以及以基督教徒為主的菲律賓逐步形成。隨著自由紮下根基，和平接踵而至。這個地區幾十年來沒有爆發過一場大規模戰爭。

有人稱這一轉變是"亞洲奇跡"。事實上，這不是什麼奇跡，而是普遍真理的佐證：對自由的熱愛超越文化和信仰。自由市場激發創新，開拓繁榮之路。對本國人民的天賦和創造性懷有信心是建設充滿生機和希望的社會最可靠的途徑。

我就任總統時所持的一個信念是，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我們的利益和理念都要求與亞洲進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有力的接觸。因此過去七年來，美國在該地區追求實現四個廣泛的目標：重振我們的聯盟……與跟我們的價值觀相同的國家建立新關係……把握繁榮和增長的新機會……以及應對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

建立有信心的、目標明確的同盟關係是促進亞洲和平與繁榮的最佳途徑。美國在亞洲與五個國家簽訂了同盟條約。我們認真對待每一項同盟關係，並為之提供有力的支援。我們與澳大利亞簽訂了一項深化防衛貿易合作的新條約。我們幫助菲律賓提高軍事能力。我們加強了泰國的安全計畫。在韓國，我們正在把部隊調出城市和城鎮，部署到戰略上更有效的位置，以此改善我們的軍力態勢。為加強與日本的密切盟國關係，我們推出新的導彈防禦計畫，通過改變我們的軍力態勢保持強有力的地位，維護了太平洋地區的和平。

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我們的盟國放心，在我們共同面臨的任何考驗中，美國將與它們站在一起。我還努力發展與我們盟國民選領導人的牢固的個人關係。這些友誼建立在坦誠、尊重和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之上。明年，當一位新人入主白宮時，美國與亞洲盟國的關係將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牢固。

隨著美國重振與條約盟國的關係，我們與亞洲其他自由國家也建立了更牢固的紐帶。與我們有著共同民主理念的國家應當是美國天然的合作夥伴。然而，在我就任總統時，我們與亞洲很多自由國家的關係陷於緊張局面。例如，美國極大地改善了我們與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的關係，包括達成有關民用核能的歷史性協議。

我們還扭轉了與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尼的關係。我們與印尼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進行了密切合作，幫助[他們]在幾十年軍事統治之後建立了生機勃勃的民主機制。我們與蒙古簽署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定，幫助促進民主發展。我們加強了與生機勃發的東盟國家的合作──該組織目前由偉大的泰國任主席國。我們與該地區的自由國家一起建立了新的亞太民主夥伴關係(Asia Pacific Democracy Partnership)──這是該地區以促進亞洲民主價值觀和民主機制為唯一目標的唯一組織。

總體而言，美國同時改善了我們與亞洲所有大國的關係。有關專家可能會因為歷史上這些國家間的緊張關係而認為不可能達到這種結果。但是某種原因使舊的模式不再適用：在市場一體化和共同面臨威脅的時代，自由在一個國家的擴大會惠及所有其他的自由國家。這一變化標誌著徹底告別過去的零和思維。而且，這一變化為未來提出一項明確的任務：即確保自由、繁榮和希望繼續在亞洲發揚光大與該地區每一個國家的利益息息相關。

貿易是推進自由、繁榮和希望最強大的動力之一。我上任之初，美國只與3個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其中沒有一個在亞洲。今天我們已經與澳大利亞、新加坡等14個國家簽署了這類協定。我們與韓國達成了一項大有希望的協定，我將要求美國國會予以批准。我們已開始與馬來西亞談判自由貿易協定，與越南談判一項雙邊投資協議。我們期待著恢復與泰國的貿易談判。我們支持亞太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的構想，這將有助於撤銷該整個地區的貿易壁壘。亞太國家如今有著比過去更活躍的貿易和投資關係。整個地區的工人、消費者和工商企業將獲得多年的長期收益。

令人遺憾的是，美國對本身經濟開放程度發出的信號有時會出現雜音。經濟孤立主義的聲音並不代表美國人民的利益。幾十年來，美國歷來堅持兩黨一致的承諾，要求維護靈活和開放的市場。這一點決不能改變。我呼籲整個地區的人民擯棄本國的保護主義。通過繼續開放投資和貿易，我們可攜手引領全世界促進增長，增加就業，擴大機會。

雖然我們已經取得所有這些成就，但我們各國仍面臨著挑戰，我們正共同努力迎接挑戰：

我們正共同抗擊恐怖威脅。通過與該地區的夥伴相互合作，我們已抓獲或擊斃全世界一些最危險的恐怖主義分子。我們還積極抗衡極端主義者的仇恨思想，要求人們接納更有希望的意識。我們堅決支持泰國、印尼及馬來西亞等民主體，這些國家正採取堅定立場抗擊極端主義，同時表明伊斯蘭與寬容可以共存。美國在亞洲的許多盟友還支持我們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的行動，那裏新獲得自由的人民擺脫了幾十年的白色恐怖，正迎接充滿希望的未來。能與如此眾多有勇氣的國家站在一起回應時代的呼喚，美國為此感到自豪。無論這項使命如何艱難，我們決不會妥協，直至贏得這場意識形態戰爭的勝利。

我們正共同抗擊北韓構成的威脅。確保平壤不以核武器威脅該地區，這對東北亞的所有國家均利害攸關。然而，在我剛就任時，還沒有方法使這些國家採取一致行動對付北韓。因此，美國與中國、韓國、日本及俄羅斯共同發起了六方會談。面對其所有鄰國的一致壓力，北韓已承諾廢除其核設施並放棄其核武器。近來，北韓政權已提交有關其核活動的報告。現在北韓政權必須承諾協助我們核實該報告，同時解決有關方面對其行為仍存在的關注，其中包括核擴散和鈾濃縮問題。其他五方將繼續保持一致，直到我們實現我們的最終目標：朝鮮半島不存在專制制度，也不存在核武器。美國將繼續堅持要求平壤政權結束其殘暴統治，尊重北韓人民的尊嚴和人權。

我們共同要求結束緬甸的獨裁統治。這項崇高的事業有許多忠誠的捍衛者，我正好是其中一員的家屬。今天，蘿拉將前往泰緬邊界，參觀一個重新安置居民的營地和一家醫療診所。美國重申，我們敦促緬甸軍人統治集團釋放昂山素季及其他所有的政治犯。我們將繼續努力，直到緬甸人民獲得他們應有的自由。

我們正在共同應對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繁榮面臨的其他嚴峻挑戰。本地區各國政府作出協調一致的努力應對禽流感等流行病。本地區各主要經濟體正在為達成一項全球氣候協議而努力，以加強能源安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不減緩經濟增長。本地區團結一致地應對自然災害，從2004年的海嘯到今年的強熱帶風暴。通過所有這些合作關係，我們加深了各國之間的信任和坦誠。我們要努力做到，無論未來面臨什麼挑戰，亞太地區的國家都會共同應對。

亞洲乃至全世界很多人都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未來的走向。自1975年我父親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期間我首次前往中國以來，這個國家一直令我驚奇。那時，中國正處於文化革命末期，到處都是貧困的景象，街道上擠滿了自行車，人們穿著幾乎一樣的服裝。當時難以想像30年後的北京竟一躍成為現代都市，高樓林立，汽車如潮，國際企業紛至遝來，奧運會即將在此舉辦。

多年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錯綜複雜。在我就任總統之時，我決心使美中關係建立在穩固、有規可循的基礎之上。我們在亞洲追求的四個目標──加強我們的同盟關係、建立新的民主夥伴關係、深化我們的經濟關係及合作應對共同的挑戰──為美國和我們的盟友滿懷信心地與中國接觸提供了新的平臺。要為本地區建立和平、成功的未來，中國與美國都必須積極參與，因此，美國在整個亞太地區的活動都必須目的明確、持之以恆。

中國與美國有著重要的共同經濟利益。中國進行自由市場改革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使中國人民受益，他們正在建立一個自信的中產階級，一個和平的未來對他們的切身利益關係重大。中國新的購買力也惠及世界，因為中國為全球的出口產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場。要使各方都能受益的關鍵在於，中國必須遵守國際經濟體系的規則。因此，美國積極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在該組織中我們能夠對我們所發現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提出爭議。我們對多哈回合的貿易談判未能取得進展感到失望，我們將繼續與中國和其他國家進行接觸，以促使談判取得成功。

我們還與中國建立了新的戰略經濟對話，討論確保兩國經濟都能取得長期增長和各方面共同繁榮的途徑，並討論諸如貨??匯率和知識產權等問題。通過戰略經濟對話和其他場合的討論，我們向中國表明，作為一個全球領先的經濟大國，中國必須承擔隨之而來的義務，在能源、環境和非洲發展等問題上採取負責的行動。

美中兩國還找到了其他重要的合作領域。我們在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問題上進行合作，中國在六方會談中發揮了及其重要的領導作用。美國還強調了維護台海和平的決心。在就任總統之初，我就明確表示，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做法將基於我國一貫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我們根據《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對臺灣民主的堅定承諾。我還闡明瞭我們的一條原則：任何一方都不應企圖單方面改變現狀。通過這種坦率的接觸和堅定的外交努力，一度使臺灣海峽動盪不安的緊張局面平靜下來。我們看到兩岸關係進入了穩定、和平的新時期。

我們在這些方面的建設性關係使美國處於一個更有利位置，可以真誠、坦率地處理其他問題。我已通過明確、坦率和一貫的方式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高度關注宗教自由和人權。我並多次會見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和宗教信徒。美國認為中國人民應該享有基本自由，這是全體人類的天賦權利。因此美國堅決反對中國拘留政治異議人士、人權宣導者和宗教活動家。我們為提倡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和勞工權利大聲疾呼，不是為了與中國領導人對抗，而是因為信任中國人民並給予中國人民更多的自由，是中國發揮充分潛力的唯一途徑。我們呼籲實現開放與正義，不是為了把我們的觀念強加於人，而是為了使中國人民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正如中國科學家許決英所說："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

最終，只有中國才能決定它將走什麼樣的道路。美國及其夥伴採取現實的態度，為各種可能性作好準備。我對中國的未來表示樂觀。在商品自由交易的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人最終會要求交流思想的自由，尤其是在不受限制的網際網路上自由交流思想。中國變革的到來將依據本國的情況，符合本國的歷史和傳統。但變革一定會到來。所有的人都將清楚地看到，那些熱切希望表達自己信念的人，那些虔誠敬拜自己信奉的神明的人，他們對中國的未來都不構成任何威脅。這些人將使中國在21世紀成為偉大的國家。

這是我在總統任期內對東亞的最後一次訪問。我堅信，東亞將繼續獲得更多的機會，取得更大的成就，發揮更大的影響。我有信心，因為我瞭解這個地區人民的創造性和進取精神。我有信心，因為自由和希望的力量促進了亞洲的變革，永遠不可能逆轉。我有信心，因為我知道美國與其亞洲朋友之間的紐帶牢不可破。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的軍隊進入泰國，泰國駐華盛頓大使接到向美國宣戰的指令。但他勇敢地拒絕宣戰。而美國也沒有視泰國為敵人，還幫助在美國的泰國人聯合起來，發起"自由泰國"(Seri Thai)運動。他們分佈在太平洋地區，滲透到敵人後方收集情報，加速了這片偉大國土的解放。

當時投身"自由泰國"運動的幾位成員今天仍然和我們在一起。美國人民永遠感激他們。這個地區所有的人可以相信美國的莊嚴承諾：過去，美國與亞洲的自由人民站在一起。今天，我們仍然與亞洲的自由人民站在一起。今後，我們還將永遠與亞洲的自由人民站在一起，共同走進光輝的未來。謝謝諸位。願上帝保佑大家。

(完)


以下是英文版原文：

THE PRESIDENT: Thank you. (Applause.) Sawatdee khrab. (Laughter and applause.) Thank you for the warm welcome. Laura and I are delighted to be back in Bangkok. Such a beautiful city, full of gracious and hospitable people. We appreciate the warm welcome extended by His Majesty the King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I realize I'm a few days ahead of time, but I do wish Her Majesty a happy birthday. Above all, I bring America's warmest wishes to our oldest allies in Asia -- the people of Thailand. Our friendship began 175 years ago this spring, when President Andrew Jackson dispatched an envoy to Siam. Negotiations soon concluded a treaty of peace and commerce, and sealed it, curiously enough, with a lotus flower on one side and an eagle and stars on the other. Generations of close friendship followed. At one point, the Thai King offered to send elephants to America. (Laughter.)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politely declined. (Laughter.) Yes, I was wondering whether or not we can kind of get the offer back on the table. (Laughter.) Although my ranch isn't big enough, probably, to hold the elephants. (Laughter.)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that gave birth to our alliance have sustained it through the centuries. American troops and Royal Thai Armed Forces have stood united from Korea and Vietnam to Afghanistan and Iraq. Our free market economies have surged forward on a rising tide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Tourism has boomed, as more people have discovered this beautiful and ancient land. And some 200,000 Thai Americans now enrich my nation with their enterprise, and their culture, and their faith.

On this historic anniversary of our alliance, America looks to Thailand as a leader in the region and a partner around the world. I was proud to designate Thailand a major non-NATO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 salute the Thai people on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 which has proved that liberty and law reign here in the "Land of the Free." In many ways, the story of Thailand is the story of this region. Over the past six decades, Asia has gone from an area mired in poverty and recovering from world war to a thriving and dynamic region. America has played a role in this transformation. By maintaining a stabilizing military presence, we helped to -- we helped free emerging nations to grow without concerns about their security. By pursuing strong diplomatic engagement, we helped once-hostile nations resolve their differences in peace. By opening our markets to Asian exports, we helped powerful economies to take shape.

I'm proud of these contributions. Yet the primary source of this region's success is the people. From South Korea to Singapore, nations pursued economic policies based upon free enterprise, free trade,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esults have astounded the world. Last year, trade in good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is side of the Pacific reached $1 trillion. And there's striking change from the pattern of centuries -- more trade now crosses the Pacific than the Atlantic.

With the rise of economic freedom has come a dramatic expansion of political liberty. Think about this: After World War II,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were the region's only democracies. Today, the majority of Asian nations answer to their citizens. With this shift, the people of this region have defied the skeptics who claimed that "Asian values" were incompatible with liberty. Free societies emerged in largely Buddhist Thailand, largely Hindu India, largely Muslim Indonesia, largely Shinto Japan, and the largely Christian Philippines. As freedom has taken root, peace has followed. And the region has gone decades without a major war.

Some have called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Asian Miracle." In truth, it's no miracle at all. It's evidence of universal truths: The passion for liberty transcends culture and faith. Free markets unleash innovation and blaze the path to prosperity. Trusting in the natural talent and creativity of a nation's people is the surest way to build a vibrant and hopeful society.

When I became President, I brought a conviction that America is a Pacific nation -- and that our interests and ideals require stronger engagement in Asia than ever before. So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America has pursued four broad goals in the region: reinvigorate our alliances, forge new relationships with countries that share our values, seize new opportunities for prosperity and growth, and confront shared challenges together.

Confident and purposeful alliances are the best way to advanc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Asia. America has five treaty alliances in Asia. And we take them seriously, and we bolstered each one. We signed a new treaty with Australia that deepens our cooperation in defense trade. We helped the Philippines upgrade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We've strengthened security initiatives here in Thailand. We're improving our force posture in South Korea by working to move our troops out of cities and towns and into more strategically effective positions. We've reinforced our close alliance with Japan by launching new missile defense initiatives, and by transforming our troop posture in a way that preserves our strong position to maintain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 All these steps were designed to reassure our allies that America will stand firmly beside them in any test we face.

I've also worked to develop stro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our allies' elected leaders. Who could ever forget the trip to Elvis's place with Prime Minister Koizumi? (Laughter.) I certainly will never forget it. (Laughter.) I don't think a lot of people in Memphis, Tennessee will ever forget it either. These friendships are built on a foundation of honesty and respect and shared values. And when a new occupant moves into the White House next year, America's alliances in Asia will be the strongest they have ever been.

As America has revitalized our treaty alliances, we have forged deeper ties with other free nations in Asia. Countries that share our democratic ideals should be natural partn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Yet when I took office, our relations with many free nations in Asia were strained. For example, America has dramatically improved our ties with India --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 including historic agreement on civilian nuclear energy.

We've turned arou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onesia, which is home to more Muslims than any other nation on Earth. We've partnered closely with Indonesia's freely elected government to help develop the institutions of a vibrant democracy after decades of military rule. We signed a landmark agreement with Mongolia to help boost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e've enhanced cooperation with the thriving countries of ASEAN, which is now chaired by the great nation of Thailand. We've joined with free nations throughout the region to establish a new Asian Pacific Democracy Partnership -- the region's only organization whose sole focus is promoting democratic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in Asia.

Overall, America has improved our relationships with all of Asia's major powers at the same time. Experts would have said this was impossible because of historical tensions between these nations. But something has rendered the old patterns obsolete: In an era of integrated markets and common threats, the expansion of freedom in one nation benefits all other free nations. This change marks a sharp departure from the zero-sum mentality of the past. And this change provides a clear charge for the future: Every nation in this region has a stake in ensuring that Asia continues to grow in liberty and prosperity and hop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drivers of liberty and prosperity and hope is trade. When I took office, America had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force with only three countries, none of them in Asia. Today we have agreements in force with 14 countries, including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We've concluded a promising agreement with South Korea, which I am pushing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o pass. We've begun negotiat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Malaysia and 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with Vietnam. We look forward to resuming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Thailand. We've supported the vision of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which would bring down trade barriers across thi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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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三十年已經到來，08年將是中國輝煌或衰敗的起點

　　今天是08年的最後一天，我覺得感慨萬千。在今年到來之前，所有國人都在期待，可是當這一年到來，我們卻發現08年裏滿是傷心和痛苦。天災、地災、人災、樓災、股災，這一年都趕上了。美國次債危機的爆發看起來只是美國的財富在蒸發，實際上給中國構成的衝擊恐怕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僅從目前來看，美國的次債危機已經讓中國許多工廠停工、大規模的失業、出口大幅銳減，而這其實僅僅只是個開始。在未來的幾年中，可以預見的是，美國的衰退將迫使美國的國際霸權走向收縮，國際貿易的壁壘必然將要提高，原來WTO的眾多規則的執行將會更加嚴格（比如知識產權保護），許多條款很可能會被修訂得更加苛刻，收縮的美國還將是地緣政治出現更多的競爭，許多商業化轉型尚未完成的新型國家將會因為原材料價格驟降或者出口銳減而導致收入大幅下降，從而出現許多不穩定性，騷亂、衝突、局部戰爭、保守勢力復辟等將是未來幾年可能在包括東亞、東南亞、中亞、中東、東歐、南美等地域出現。可以說，我們沒能在這已經過去的三十年內完成政府結構和社會轉型，是這三十年的最大遺憾。接下來，賴以繁榮和發展的國際環境正在失去，我們賺到的只是美元計價的大量外匯儲備，這不是真正的國民財富和幸福，今年中國政府不得不對美國施以援手很明顯地體現了問題的根本。

　　08年即將過去。個人認為，未來的三十年中國將是危險（不僅僅是挑戰）和機遇並存的時代。可以說，08年是一個巨大的轉捩點，未來或是大的繁榮或是衰敗引發國內社會動盪，只是看中國政府怎麼做，畢竟目前中國的社會發展方向還主要是由政府來主導。

　　自1840年以來，中國步履蹣跚的從一個農業國走向了工業化，但商業化還剛剛開始。晚清和民國的商業化之發生在局部地區，由於缺乏政府的監管和自律性組織的約束，當時的商業化的受益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商業化必將給傳統的小自耕農社會構成衝擊，農民的利益受損但缺乏轉型的管道，這造成了革命不可避免的發生。但這三十年來的轉變是不同的，這得感謝美國主導下的國際貿易和歐洲列強時期的殖民掠奪的差異，所以農民工大量出現，他們通過外貿的大幅增加和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獲得了人生轉型的機會。但是，除了開放以外，這三十年的很多決策是錯誤的，雖然高層太缺乏危機意識。社會內部的不平等現象、權錢交易、對商業自律組織的限制、政府機構對商業行為的監管失職、對弱勢群體缺乏關懷、對腐敗缺乏控制、對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和社會模型缺乏深入的研究、...，這些使我們未能利用好這三十年的絕佳機會。

　　這場金融危機改變了這一切，中國模式將不得不進行深入的改革。當我們今天發現自己在裸泳的時候，卻突然意識到連手頭上巨大的外匯儲備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然而，三十年的歷程使得商業化已經深入普通中國人的生活，來城市發展過的農民和他們的子女必將不願再回頭過小自耕農的生活，而從三十年的開放中獲得自由和利益的城市精英更是不願回到過去的歲月，眼下的國際環境也不可能再造就一個像毛一樣的有足夠威信的強權人物來迫使我們回到過去。這意味著，若政府不抓緊在民眾還未產生足夠反叛意識的時候進行改革的話，未來民眾將會迫使政府轉變。

　　我覺得，未來的三十年，將是中國由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社會轉型為民間主導的商業化社會的三十年，眼下政治改革已刻不容緩。

美聯儲救助貝爾斯登與全球自由資本主義之死

Vincent Reinhart：越俎代庖的美聯儲


聯邦儲備委員會(Fed)前任貨幣政策主管週一在華盛頓的一個論壇上表示，Fed援救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的行動將來會被視為幾十年中最嚴重的政策失誤。

去年秋天從Fed退休、現為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學者的文森特·萊因哈特(Vincent Reinhart)說，Fed的這一舉措堪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大通脹”。美國企業研究院是傾向於保守的華盛頓智囊團。

萊因哈特是在美國企業研究院週一的一個小組討論中說出上面那番話的，這是Fed在貝爾斯登事件中的舉措遭到的最為刺耳的批評之一。今年3月，Fed先是為貝爾斯登提供貸款作為臨時融資，後又為貝爾斯登的資產提供了290億美元的擔保，以便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 & Co.)順利收購這家投資銀行。

萊因哈特說，這一救援行動令Fed永遠失去了充當誠信中間人的可能性。

萊因哈特說，如果Fed試圖重演其在1998年組織金融界債權人解救對沖基金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行動，“在場諸位都會問一個合理的問題：你能為解決問題貢獻多大的力量？”

萊因哈特說，如果為避免許多其他投行產生連鎖反應而只能選擇Fed這一種方案的話，那Fed的舉措或許可以算是合理。但他質疑是否也存在其他“中間”選擇，比如對摩根大通強硬一些；尋找另外的收購者；有選擇地剝離貝爾斯登投資組合中的某些資產；或是加快實施Fed新提出的以其投資組合中的美國國債暫時交換貝爾斯登流動性不足的資產。

萊因哈特說，上述措施都是可能的選擇，但卻沒有實行。

Fed 主席貝南克(Ben Bernanke)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行長蒂莫西·蓋斯勒(Timothy Geithner)堅定地表示，他們3月中旬的舉措是防止貝爾斯登破產的唯一辦法，他們認為，貝爾斯登一旦破產將引發金融系統更大範圍的混亂和破壞。他們認為貝爾斯登的股東承受了高昂的代價，從而降低了其他公司效仿這一先例的風險。

另外一些討論會成員為Fed進行了辯護。美國企業研究院的另一名學者、對沖基金Caxton Associates的負責人約翰·馬金(John Makin)表示，重創貝爾斯登股東，同時保護與貝爾斯登有交易及借貸關係的其他方的舉措是合理的。

馬金說：“投行內的交易對手差不多相當於商業銀行的存款人。如果Fed坐視不理，貝爾斯登很可能破產，而一大批其他的投資銀行也可能破產。”


Former Fed official criticizes Bear Stearns rescue
-Vincent Reinhart calls the move the 'worst policy decision in a generation.'

Vincent Reinhart, a former top Federal Reserve aide, said Monday that the central bank's rescue of Bear Stearns Cos. was the "worst policy decision in a generation."

Fed officials invoked emergency powers last month to loan $13 billion to Bear Stearns after the fifth-largest U.S. securities firm said it was considering filing for bankruptcy.

"The panicked decision jumped over other possibilities" and may prove as damaging as Fed policy errors that caused the "great contraction" of the 1930s and the "great inflation" of the 1970s, said Reinhart, who was a senior policy advisor to former Fed Chairman Alan Greenspan and the current chairman, Ben S. Bernanke.

The Fed's Board of Governors invoked an emergency rule March 14 to loan the money to Bear Stearns after the firm informed New York Fed officials that it would have to file for bankruptcy. Two days later, the Fed agreed to finance $30 billion of illiquid Bear assets to secure its takeover by JPMorgan Chase & Co.

The Fed on March 16 also opened up lending to investment banks, another unusual extension of credit by the Fed to non-bank corporations.

The Fed's actions "eliminated forever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could serve as an 'honest broker,' " Reinhart said in a slide presentation. The central bank also "tilted the political playing field toward direct mortgage relief."

Reinhart spoke at a seminar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where he is a resident scholar.



全球自由資本主義之死


記住這個日子：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這是全球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夢想破滅的一天。30年來，我們一直在努力締造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美聯儲 (Fed)——美國貨幣政策負責機構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首席宣導者——決定拯救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宣告了這一時代的終結。它用行動表明，自己贊同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首席執行官約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的說法：“我不再相信市場的自我修復能力”；政府解除管制已達極限。

我不是要評判美聯儲拯救貝爾斯登脫離破產境地是否正確。美聯儲不僅決定成為一家投資銀行的最後貸款人，還讓自身的賬目承擔了信用風險，我不知道市場風險是否決定了它只能這麼做。但相關官員都是嚴肅的人。他們做出決定必定是有理由的。他們肯定可以提到當前的風險——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稱之為“自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以及貝爾斯登在這些脆弱的市場中扮演的角色。

美聯儲作為“最後貸款人”

我主要是想評判一下美聯儲決定的意義。簡言之，人們認為貝爾斯登極具系統重要性，因此不能倒閉。沒錯，這一觀點是在危機時刻倉促形成的。但危機時刻正是新職能出現的時候，特別是19世紀央行作為“最後貸款人”的職能。

美聯儲決定的意義顯而易見：這些金融機構將不得不面臨力度大得多的監管。美聯儲為投行提供了一種寶貴的保險形式。實際上，從展開拯救以來股市的表現看，這點已經十分明顯：其他大型投行的股價取得了可觀漲幅（參見圖表）。這是可見的道德風險。美聯儲認定，貨幣市場對投行 “罷工”，相當於商業銀行的存款擠兌。它的結論是：由於這個原因，它必須打開有利於這類金融機構的貨幣“龍頭”。更大力度的監管勢在必行。

誠然，在這場危機結束後，華爾街的遊說者將反對資本金要求或流動性方面的繁重監管。他們或許會成功。但從理性上說，他們的立場如今站不住腳。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必須為它們得到的政府保護付出代價。它們享受“上行風險”帶來的好處，而將“下行風險”轉嫁給整個社會，這種能力必須受到限制。這不僅是一個公平問題（儘管它也是），還是一個效率問題。一個不受監管卻接受補貼的賭場不會很好地配置資源。更有甚者，這種補貼目前不僅適用于股東，而且適用于所有債權人。其結果是導致資金成本低廉到不合理的程度。這些非常離譜的激勵措施必須得到解決。
美聯儲認為有必要採取這一措施，對此我深感遺憾。曾幾何時，我曾希望證券化可以將大部分風險負擔轉移到受監管的銀行體系之外，政府不再需要進行干預。事實證明，這是一種妄想。由同樣危險的融資促成的大量風險（就算不是赤裸裸的欺詐）貸款，已使證券化市場變得風險很高，給在這些市場上進行密集操作的金融機構（特別是貝爾斯登）造成了損害。

危機過後 強化監管

不過，這場危機肯定標誌著對金融自由化態度的轉捩點，而美聯儲將安全網延伸至投行並不是唯一原因。美國（或許其他幾個發達國家很快也會出現）住宅市場的混亂也是一樣。以低調著稱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一次內容令人毛骨悚然的講話中表示，近年發放的大多數次級抵押貸款“既不負責任，也不謹慎”。*這是美聯儲對“犯罪和瘋狂”的表述。同樣，這種情況也不能再發生了，特別是考慮到此類放貸行為對金融體系造成的損失可能非常巨大。住宅價格崩盤，違約率不斷上升，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情況日益增多，將影響到成百上千萬的選民。政客不會無視他們的困境，即便結果是為這種輕率行為提供代價高昂的紓困。但後果肯定是較目前力度大得多的監管。

如果美國本身已越過了解除金融監管的“高水位”，這將產生廣泛的全球影響。直到不久以前，西方還可能告訴中國人、印度人或那些過去20年遭受過嚴重金融危機的人，世界上存在一個既自由又強勁的金融體系。形勢已不復從前。事實上，我們將很難說服這些國家相信，美國及其它高收入國家暴露的市場問題不是一次可怕的警告。他們會問，如果擁有豐富經驗和資源的美國都不能避開這些陷阱，那麼為什麼要期待我們做得更好？

對解除金融市場監管態度的長遠影響，遠非當前動盪意義如此重大的唯一原因。我們仍然不得不度過眼下的危機。金融利潤大幅下降（在美國經濟中非常明顯），住宅價格崩盤，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這種組合可能引發一場漫長的深度經濟衰退。為了應對這種風險，美聯儲已將短期利率大幅調降至2.25%。與此同時，美聯儲顯然還面臨全球投資者逃離美元計價債務和通脹重新抬頭的風險。除了投資者希望持有美元計價證券最安全發行人——美國財政部的負債以外，很難找到長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如此之低的原因。

“有人說世界將終結於熊熊烈焰，有人則說世界將終結於凜凜寒冰，”哈佛大學(Harvard)的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最近引用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的話來描述我們面臨的金融毀滅（熊熊烈焰）和通脹（凜凜寒冰）風險。**這是危險的時代，也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時代。美國正展現出解除監管的極限。在不拋棄過去30年成果的情況下管理這種不可避免的轉變，是一項艱巨的挑戰。順利完成未來的解除杠杆頭寸也是如此。但我們必須從正確的地方開始，認識到即便是最近的過去也是一個陌生的國度。

*《造就可持續的住宅所有制》(Fostering Sustainable Homeownership)，2008年3月14日
** 《全球化與貨幣政策》(Globaliz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2008年3月7日，“全球化、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會議”(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infl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THE RESCUE OF BEAR STEARNS MARKS LIBERALISATION'S LIMIT

Remember Friday March 14 2008: it was the day the dream of global free- market capitalism died. For three decades we have moved towards market-driven financial systems. By its decision to rescue Bear Stearns,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institution responsible for monetary policy in the US, chief protagonist of free-market capitalism, declared this era over. It showed in deeds its agreement with the remark by Josef Ackermann, chief executive of Deutsche Bank, that “I no longer believe in the market's self-healing power”. Deregulation has reached its limits.

Mine is not a judgment on whether the Fed was right to rescue Bear Stearns from bankruptcy. I do not know whether the risks justified the decisions not only to act as lender of last resort to an investment bank but to take credit risk on the Fed's books. But the officials involved are serious people. They must have had reasons for their decisions. They can surely point to the dangers of the times – a crisis that Alan Greenspan, former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calls “the most wrenching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and the role of Bear Stearns in these fragile markets.

Mine is more a judgment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ed's decision. Put simply, Bear Stearns was deemed too systemically important to fail. This view was, it is true, reached in haste, at a time of crisis. But times of crisis are when new functions emerge, notably the practices associated with the lender-of-last-resort function of central bank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decision are evident: there will have to be far greater regulation of such institutions. The Fed has provided a valuable form of insurance to the investment banks. Indeed, that is already evident from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stock market since the rescue: the other big investment banks have enjoyed sizeable jumps in their share prices (see chart below). This is moral hazard made visible. The Fed decided that a money market “strike” against investment banks is the equivalent of a run on deposits in a commercial bank. It concluded that it must, for this reason, open the monetary spigots in favour of such institutions. Greater regulation must be on the way.

The lobbies of Wall Street will, it is true, resist onerous regulation of capital requirements or liquidity, after this crisis is over. They may succeed. But, intellectually, their position is now untenable.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titutions must pay for any official protection they receive. Their ability to enjoy the upside on the risks they run, while shifting parts of the downside on to society at large, must be restricted. This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simple justice (although it is that, too). It is also a matter of efficiency. An unregulated, but subsidised, casino will not allocate resources well. Moreover, that subsidisation does not now apply only to shareholders, but to all creditors. Its effect is to make the costs of funds unreasonably cheap. These grossly misaligned incentives must be tackled.

I greatly regret the fact that the Fed thought it necessary to take this step. Once upon a time, I had hoped that securitisation would shift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risk-bearing outside the regulated banking system, where governments would no longer need to intervene. That has proved a delusion. A vast amount of risky, if not downright fraudulent, lending, promoted by equally risky finance, has made securitised markets highly risky. This has damaged institutions, notably Bear Stearns, that operated intensively in these markets.

Yet the extension of the Fed's safety net to investment banks is not the only reason this crisis must mark a turning-point in attitudes to financial liberalisation. So, too, is the mess in the US (and perhaps quite soon several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housing markets. Ben Bernanke, Fed chairman, famously understated, described much of the subprime mortgage lending of recent years as “neither responsible nor prudent” in a speech whose details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 This is Fed-speak for “criminal and crazy”. Again, this must not happen again, particularly since the losses imposed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by such lending could yet prove enormous. The collapse in house prices, rising defaults and foreclosures will affect millions of voters. Politicians will not ignore their plight, even if the result is a costly bail-out of the imprudent. But the aftermath will surely be much more regulation than today's.

If the US itself has passed the high water mark of financial deregulation, this will have wide global implications. Until recently, it was possible to tell the Chinese, the Indians or those who suffered significant financial cris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there existed a financial system both free and robust. That is the case no longer. It will be hard, indeed, to persuade such countries that the market failures revealed in the US and other high-income countries are not a dire warning. If the US, with its vast experience and resources, was unable to avoid these traps, why, they will ask, should we expect to do better?

These longer-term implications for attitudes to deregulated financial markets are far from the only reason the present turmoil is so significant. We still have to get through the immediate crisis. A collapse in financial profits (so significant in the US economy), a house-price crash and a big rise in commodity prices are a combination likely to generate a long and deep recession. To tackle this danger the Fed has already slashed short-term rates to 2.25 per cent. Meanwhile, the Fed also clearly risks a global flight from dollar- denominated liabilities and a resurgence in inflation. It is hard to see a reason for yields on long-term Treasuries being so low, other than a desire to hold the liabilities of the US Treasury, safest issuer of dollar- denominated securities.

“Some say the world will end in fire, Some say in ice.” Harvard's Kenneth Rogoff recently quoted Robert Frost's words in describing the dangers of financial ruin (fire) and inflation (ice) confronting us.** These are perilous times. They are also historic times. The US is showing the limits of deregulation. Managing this unavoidable shift, without throwing away what has been gained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s a huge challenge. So is getting through the deleveraging ahead in anything like one piece. But we must start in the right place, by recognising that even the recent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Fostering Sustainable Homeownership, March 14 2008, www.federalreserve.gov;
**Globaliz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March 7 2008,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infl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