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網4月28日報導
網上發帖反映河南焦作的有關問題，將同到信訪部門反映問題一樣，會受到焦作市政府部門的重視。近日，焦作市政府辦公室發佈了《關於網上社情民意收集處理工作的意見》，要求政府各有關部門規範並完善網上社情民意處理程式，實現網上投訴有結果、處理有時限、建言有回音，形成政府對網上社情民意反應敏捷、管道暢通、直接開放的回應機制；並且，政府會安排工作人員每天都上網看帖，收集網上的社情民意。
【政府下文】
重視網上民意收集、督辦和回饋
4月24日，焦作市政府辦公室下發了《關於網上社情民意收集處理工作的意見》，並於27日將該意見掛在了政府網站上。
意見稱，焦作市政府資訊化辦公室將安排專門人員，每天對市內外各級、各類互聯網上有關焦作的社情民意進行收集整理，“焦作市政府網站政府線上、市長信箱，焦作市山陽論壇，焦作市新聞網、廣電網論壇，天涯、網易、搜狐、新浪、中新、百度等市內外網站上有關焦作的社情民意和資訊”，是主要的收集對象。
意見規定，焦作市政府辦公室，主管網上社情民意收集處理工作；市政府資訊化辦公室，負責網上社情民意的收集整理；市監察、信訪部門及市政府辦公室秘書科，負責轉辦、督辦；各縣（市、區）政府、市直各單位根據工作職責負責具體承辦，並回饋處理結果。
在工作流程方面，也有嚴格的規定。在受理環節，政府網站建立民生板塊，拓寬社情民意受理範圍，有專人負責收集；有關的社情民意被收集後，焦作市政府資訊化辦公室根據內容分轉至各級各部門各單位處理。如果所反映的是涉及全市重大的、全局性的社情民意和中央、省駐焦單位的社情民意以及需跨部門辦理的社情民意，將以《網情摘要》形式轉市政府辦公室秘書科，呈市政府主要領導批示處理。在督辦、回饋方面，將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公開回復或個別回饋。
意見規定，對存在辦理回饋不認真不及時、推諉扯皮、敷衍塞責、避重就輕等問題，引起群眾不滿的縣（市、區）政府、市直部門與單位予以通報批評，情況嚴重的由相關部門進行責任追究。
【網友反應】
“高度重視帖子是件好事”
焦作市政府辦公室一名工作人員在接受採訪時說，意見的出臺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市民將其當成一種新型的反映問題的途徑，“最近的創衛和招考事件就是很明顯的例子，網路資訊問題處理不好，很容易出亂子”。
意見一下發，立即引起焦作眾多網友的關注。“政府高度重視網上的帖子，是件好事。”一位網友說，“如果網友反映的問題屬實，政府有關部門能及時注意到，並迅速處理，則可以很快地解決此事；如果沒得到及時處理甚至是不處理，在網上迅速傳播後就成了網路熱點，會嚴重影響城市形象或者相關部門的形象”，當然有些帖子反映的情況可能是虛假的，這時候更需要政府部門出面澄清，否則以訛傳訛，後果將更加嚴重。
新聞回顧:青年發帖舉報家鄉河南違法征地遭跨省追捕
2008年5月，河南靈寶市政府“租”用了大王鎮農地28平方公里，約3萬余農民將失去土地。上海青年王帥多次舉報無果後網上發帖，因言獲罪，被靈寶市網警跨省抓捕。
(本文來源：大河網 )
2009年4月28日 星期二
2009年3月26日 星期四
每個人都可能被關進瘋人院：女子被強送精神病院調查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
周華蕾
果實師傅
出家前的鄒宜均
中國精神病院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角色？在廣東女子鄒宜均事件中，當事人自稱因“家庭糾紛”被強行送了進去；因為官民矛盾，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在2008年同樣被精神病院“勉強收治”。盤整媒體公開報導，此類事件不下20起。
醫學界認為，精神病患者不能正確表達自己的意識，強制住院是保護他們的一種手段；法學界專家則認為，強制醫療剝奪了患者的人身自由，應該慎用。
當記者將目光投入到這個封閉並在某種程式上被妖魔化的機構時，又看到了它在當下社會關係中面臨的困境。一個資料表明，國內各種精神疾患的總患病率已由20世紀50年代的2.7‰上升到90年代的13.47‰。精神病人被認定的不規範，已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這裏有醫學的模糊，同樣也有法律的空白。希望有一天，中國精神病人的診斷、收治和監管，包括精神病院的管理和運行，能夠處於法律和醫學的雙重規範之下。
“越不承認有病，病得越嚴重”
2006年10月21日，這是鄒宜均“一條不歸路”的開始。這天，她和往常一樣，拿報紙、和保安打招呼後再離開大廈。她坐上二哥鄒建雄的車，一併去寶山墓園為過世一年的父親掃墓。她沒有料到，就在墓園門口，她被七八個男人推上了另一輛麵包車，他們給她銬上手銬，強行脫下她的褲子，把冰涼的針筒紮向她。哥哥沒有救她。
恥辱與癱軟無力間，她覺得自己被綁架了。她的眼睛被蒙上了細長的舊領帶。等她醒過來，身邊是好幾個穿白色衣服的人，女孩的頭上帶著護士帽，不少人走來走去，四周似乎沒有出路，要麼是一道保安看守的玻璃防盜門，要麼是一個大牌子：“護士站”。她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
兩年後。2009年3月2日上午9時，一起矛頭指向精神病醫院的官司在廣州白雲人民法院開庭。原告鄒宜均，她現在已經出家為尼，法號“果實”，她一身灰袈衣，面容清秀，只是剃去了一頭齊腰的長髮。被告是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中山埠湖醫院和鄒宜均的家人。在法庭上，鄒宜均表情平靜地陳述過往遭遇，像在說別人的故事：
她原本一家6口人，父母，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家境優裕。2005年父親患上肺癌後，一家人陷入了混亂。他們家是傳統的客家人，為給父親沖喜，匆匆給她介紹了物件並閃電結婚。但這段婚姻隨著一個月後父親的過世名存實亡。經過漫長的衝突和協議，她與前夫離婚，獲得30萬賠償。矛盾跟著爆發，按照鄒宜均的說法，母親是個重男輕女的封建家長，想強佔她的30萬。於是一家人合謀，要把她送進精神病院。
聽到風聲後，她與朋友兼律師黃雪濤簽署了授權協議書，要求其在意外情況下代理她採取必要行動。幾天後，她果然被家人送進了廣州白雲心理醫院，羈押5日後，她被轉移到中山埠湖醫院，禁錮了三個月。之後她回到家中，又受母親的軟禁。一個多月後，她逃出來投靠朋友，最後被家裏掃地出門，再也回不去了。
“血淚控訴”，這是一位在場者的印象。然而鄒家人早前的表述，卻截然相反。2007年10月，鄒宜均家人曾在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召開記者招待會，宣讀了長達8頁的公開信。信上說，鄒宜均因為父親過世和失敗婚姻的雙重打擊，曾有8次自殺行為，已經患上精神病，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她好。
而精神病醫院在收治鄒宜均的時候，采信了她家人的說法。廣州白雲心理醫院至今不相信金錢動機一說，“二三十萬在深圳算啥錢嘛！她家庭不錯，哥哥姐姐都是公務員，犯不著為這點錢把妹妹送進精神病醫院。”知情者表示，鄒家人送鄒宜均入精神病醫院另有隱情。鄒宜均2005年底皈依以後，開始熱心公益事業，她的母親發現女兒變了，她覺得女兒“老是跟壞人一起”，怕女兒“亂花錢”，她一度懷疑女兒中邪。
矛盾在日復一日的爭吵中爆發了。2006年10月，鄒宜均被送進精神病醫院強制治療，鄒的二哥和母親要求醫院隔絕她跟外界的聯繫。會診後，廣州白雲心理醫院收治了鄒宜均，它認為，“鄒宜均確實有精神病”。但鄒宜均的“非自願”，讓她的朋友和媒體迅速聚攏在她周圍。他們本能地懷疑醫院和鄒家人的動機，試圖“營救”鄒宜均出院。
“醫院起到保護患者的權利的職責，但一旦醫院放棄了這個職責，那就非常恐怖。”黃雪濤發現近年醫院收治衝突背景下“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例越來越多。她認為，精神病醫院是一個變相的“契約監獄”，“它只對出錢的送治人負責，收誰的錢，就對誰負責”。
“家庭糾紛跟我們沒有關係”
“按你們的邏輯，送進來一個就當精神病治，精神病醫院是個很好制裁人的地方，那是把我們當白癡了？”負責處理這起醫療官司的廣州白雲心理醫院的醫務處主任張延赤是東北人，連日來媒體的窮追猛打讓他很煩躁。“學精神醫科本來就夠倒楣了，在國外心理問題是排最先的，但在中國這個問題不受重視，普及率、知曉率本來就很差。如果精神病大家都能理解的話，也就不構成一門學科了。”
張延赤一再強調，精神疾病的教材有上千頁，“像失眠、神經衰弱、抑鬱、焦慮啊，都是精神疾病裏的”，“很多人看著沒病，但事實上已經構成診斷標準了，並不是滿街跑的，殺人放火的才是精神病”。
根據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多次會診的結果，鄒宜均患上的是“雙相情感障礙”。病歷上記錄著“交談過程中，病人語量較多，思維略顯奔逸，情緒不穩定易激動且表情高傲，與醫生交談時常有不屑一顧的表現，病人自我評價過高，病史中病人言行草率且有明顯的抑鬱病史，目前為無精神病性症狀的躁狂。”
翻開雙相情感障礙的病史，梵•高、海明威、費•雯麗、舒曼，都曾經被這樣的疾病糾纏，這個病，又稱躁鬱症，是一種兼有躁狂、輕躁狂和抑鬱發作的情感障礙。廣州白雲心理醫院行銷部經理鄒林峰說：“她控制不了她的情緒，亂說嘛。她把那些潛規則也拿出來說，昨天給誰送禮，今天走什麼關係，誰家沒點這事，家醜不可外揚嘛，但她都不會瞞的，跟‘文革’時候的揭發檢舉一樣。”
事實上，這種精神疾病在相當一部分人群中存在。根據中國衛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統計，中國有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的人口總數超過1億。而院方認為，鄒宜均最嚴重的問題是，沒有自知力。“越不承認有病，病得越嚴重。”在醫生眼裏，精神病人群是一個不可捉摸的群體。張延赤就曾被病人一頓暴打，也經歷過看似正常的病人把蚊帳剪下來，一根一根往窗簾杆上掛，企圖上吊。日積月累的“實戰”，讓他們習慣“防患於未然”的心態。
對鄒宜均這種可輕可重、反反復複的“疑似精神病人”，加之家庭提供她有自殺傾向的證據，院方通常建議，留院觀察。在中國精神醫學界，許多人對精神病人的住院權持保留的態度。他們認為，由於病情嚴重而完全喪失認識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可能行使住院權。這些精神病人拒絕住院，並不是出於理智。如果聽任精神病人拒絕住院，可能會使他們貽誤治療，病情加重。
“這只是為了更好地開展醫療服務，家庭糾紛跟我們沒有關係。”張延赤說。醫院認為這種基於家庭糾紛，將正常人送入精神病醫院問診的情況是“極小概率”事件。在張延赤二十多年的就醫生涯裏，僅發現過一例類似事件：一位湖南女孩被家人惡意送進醫院治療，但醫院當時就告訴女孩，她沒病。
這種排除“抓錯正常人”風險的手段，一是靠醫生的經驗，二是靠長期的觀察。但醫院堅持，反復為鄒宜均會診的結果，“她就是精神病”。與媒體和社會對鄒宜均的同情相反，醫院采信了鄒宜均的家人。“為了給小妹找個地方，哥哥來考察了兩三次，母親也哭得很厲害，說一定要救救我女兒。如果一個孩子不懂事，家裏管管還不行，為什麼沒完沒了地跟人家過不去？她把她一家人折磨得夠嗆。”張延赤說。
“刀槍不入”
入住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以後，鄒家人為鄒宜均化名“韓麗”，並聲明，“除鄒家人之外，任何人不得會見探視、聯繫鄒宜均”。他們對院方表示，這是希望女兒好好養病。鄒宜均被精神病院隔離起來。另一方面，一心認定自己被綁架的鄒宜均迅速用其他病人的手機，聯繫了她的律師黃雪濤。
黃雪濤帶著授權委託書，當天趕到醫院。“一直以為是她小題大做，都是一家人，不至於吧，萬萬沒想到成了真的。”但整整一夜，黃雪濤被醫院擋在門外，“醫生說，這裏的病人都是無行為能力人，我的法律委託書沒有效力。”
因為《民法通則》和有關司法解釋並沒有對精神病人的住院問題作出直接規定，許多專家認為，強制送人進精神病醫院的事情無法可依。曾參與過鄒宜均會診的廣東省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賈福軍便持這樣一種觀點，他表示，“我們只能盡可能做到合情合理”。
但黃雪濤覺得，精神病人實際上陷入了法律的盲區。“無行為能力，知道那是什麼嗎？你所有的意見都可以不被尊重，你所有的要求都可以認為不是真實意圖，你不懂得為自己好，你所有的意見可以被違背，因為你不懂得保護自己。你說什麼，我可以認為是不對的，因為我是你的監護人，我也是你的主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你好。”
黃雪濤是位敢闖的女律師，今年30多歲，她曾經探視過看守所、監獄，但她說自己那一刻心涼透了，她從來沒有那麼絕望地意識到，“在個人權利的保護方面，精神病人還不如一個監獄裏的犯人。監獄裏尊重個人信仰，包括飲食上的忌諱，可以去申訴，去投訴。但在精神病醫院，你是一個非常弱智的人，像嬰兒一樣，什麼都不懂。”
精神病醫院好像被一個大罩子罩起來，刀槍不入。這種感覺讓她恐懼，“前幾天還跟你有說有笑的人，突然之間就消失了，會不會真的癡呆了”。情急之下，黃雪濤把媒體當作救命稻草，主動向其爆料。事件引發相當的社會關注度。一時間，《今日說法》、《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南方週末》等媒體雲集廣州白雲心理醫院。
“我們不是想把她整成精神病，為了這幾千塊錢，犯得上嗎。我們反復會診，請主治醫生又請上級醫生，不是跟人家有私仇，只是想證明人家有沒有病。”張延赤表示。很快，2006年10月24日，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作出決定，建議鄒宜均家屬接其出院。張延赤說，這並不是醫院診治錯誤而理虧，而是律師的大吵大鬧和媒體的圍堵影響了醫院的秩序，“經過幾天治療，走的時候她（指鄒宜均）也平靜了許多”。
瘋人院日記
2006年10月26日午夜十二點，鄒宜均跟著家人出院了。但她並沒有回到家裏，而是被哄到了另一所衛生系統的精神病專科醫院，中山埠湖醫院。那些天裏，在外界看來，她已經人間蒸發了。黃雪濤到處上訪反映情況，廣州市公安局、永平街派出所、白雲區檢察院、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要麼因為沒有當事人簽名只得作罷，要麼石沉大海。
而一無所知的鄒宜均則繼續在精神病醫院過著格式化的生活。這裏的條件遠不如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因為入院病人逐年增加，原設計規模為320張病床的醫院，已經住滿760多名病號，醫院擁堵不堪。同樣的標準間，空間小，床很破舊，床墊也是發黑的，被子一股味道。護士們年紀很輕，大多健壯魁梧。
鄒宜均一向養尊處優，在這裏，她感覺“人跟動物沒什麼兩樣”，她覺得墮入了無盡的地獄。她在日記裏寫道：廁所就是沖涼房，滿地都是屎尿；沒有窗簾，女病人洗澡都被任意地公開觀看；女病人在寒冬臘月裏，洗完澡，無奈地光著身子集體在病房區內等待衣服，她們的吆喝聲持續著，但那不是因為羞恥，而是出於寒冷的本能。
免不了人來人往的嘈雜聲，最大的聲音來自重症病房裏那些穿粉紅色睡衣的女人，她們整天大呼小叫，這種聲音陪伴了鄒宜均92個日夜。難受的時候，她在病床上打坐，念“南無阿彌陀佛”。醫院來來往往的工作人員似乎對這些環境習以為常，他們沒有向鄒宜均解釋什麼。
鄒宜均變得很“聽話”。“在這種地方，越想辯解，就越無法辯解”，鄒宜均說。她一直記得黃雪濤對她說過，“醫生讓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承認你自己有病是你走出來的唯一途徑”。時有陌生人來看她，叮囑她“好好養病，重新做人”。
吞藥片、喝中藥都是在監視下進行，看守她的母親不停提醒她，不要和壞人來往，律師黃雪濤也在母親不歡迎的朋友之列。她和母親無話可說，整天都瞌睡。吃完飯，就想睡覺。到了後來，她才發現，她的嗜睡已經到了很可怕的程度了，因為藥物激素，她肥了一大圈。
很久以後，這段封閉的經歷總讓她聯繫起一部叫《浪潮》的電影。影片裏，一位德國的高中教師給一群學生做一個獨裁實驗，學生們組成一個紀律性的獨裁團體，他們穿統一的制服，做統一的手勢，他們尊崇紀律、排斥異己。獨裁實驗的最後，學生們都接近癲狂了。
出家
三個月的觀察期結束後，鄒宜均回到深圳萬德居的家，母親看守著她，不讓她和外人接近。一個月之後，不堪“軟禁”的她伺機逃了出去。長期被隔離在精神病醫院的結果，是她對家人的不信任。她離家後第一天，就寫了一份聲明，想要宣佈和家人脫離關係，她怕家人以“看病”的名義再把她“抓”回去。在深圳，她不敢一個人獨處，晚上睡不踏實，常作噩夢。
她說，她的苦惱如同一個腫瘤，從住進精神病的第一天起，在體內越長越大。她開始記錄自己在精神病醫院的每一天，儘管回憶讓她很痛苦，但“這是我的使命”。幾個月後，2007年底一個冬天的清晨六點多，十萬字的書稿《瘋人院的日記》竣工。她突然覺得解脫了。
不久後，鄒宜均便出家了。這個決定讓很多人惋惜，想不明白她為什麼年紀輕輕就看破紅塵。但她覺得自然而然，“出家是一個大福報的事情，是我的第二次生命”。現在，她住在北京六環外的一間小屋裏。在這裏她感到安全。她有時給居士講講佛法，有時在家讀佛經，好幾天不出門，有時全國飛來飛去參加法會。
她說，過去的事和物屬於已經死去的自己。唯一烙在身上的，是她對正常人在精神病醫院遭遇的關注。她希望撕掉精神病人的標籤，希望推動《精神衛生法》的出臺。因為全國還有許多“疑似精神病患者”，不依不饒地四處走訪要求平反，沉重地過活。他們是廣東的何錦榮，重慶的李健萍，江西的葉正生……
2009年3月，鄒宜均和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中山埠湖醫院以及自己的家人對簿公堂。她說，告他們，也是在度他們。有人支持她的執著，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一個精神病人。有人問她居心何在，到處宣傳，“遍地開花”。有人說她一定病得不輕，不然出家當尼姑幹嗎，還要把家人告上法庭？
她還是每天三衣一缽，在北京的地鐵、公交、茶館、佛堂裏穿行。有心人問起她的過往，她會一遍一遍認真細緻地講解，表情平和，語速很快。說到精神病醫院的日子，她看上去不為所動，但左手自覺不自覺地，開始撚動墨綠色的佛珠。
周華蕾
果實師傅
出家前的鄒宜均中國精神病院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角色？在廣東女子鄒宜均事件中，當事人自稱因“家庭糾紛”被強行送了進去；因為官民矛盾，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在2008年同樣被精神病院“勉強收治”。盤整媒體公開報導，此類事件不下20起。
醫學界認為，精神病患者不能正確表達自己的意識，強制住院是保護他們的一種手段；法學界專家則認為，強制醫療剝奪了患者的人身自由，應該慎用。
當記者將目光投入到這個封閉並在某種程式上被妖魔化的機構時，又看到了它在當下社會關係中面臨的困境。一個資料表明，國內各種精神疾患的總患病率已由20世紀50年代的2.7‰上升到90年代的13.47‰。精神病人被認定的不規範，已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這裏有醫學的模糊，同樣也有法律的空白。希望有一天，中國精神病人的診斷、收治和監管，包括精神病院的管理和運行，能夠處於法律和醫學的雙重規範之下。
“越不承認有病，病得越嚴重”
2006年10月21日，這是鄒宜均“一條不歸路”的開始。這天，她和往常一樣，拿報紙、和保安打招呼後再離開大廈。她坐上二哥鄒建雄的車，一併去寶山墓園為過世一年的父親掃墓。她沒有料到，就在墓園門口，她被七八個男人推上了另一輛麵包車，他們給她銬上手銬，強行脫下她的褲子，把冰涼的針筒紮向她。哥哥沒有救她。
恥辱與癱軟無力間，她覺得自己被綁架了。她的眼睛被蒙上了細長的舊領帶。等她醒過來，身邊是好幾個穿白色衣服的人，女孩的頭上帶著護士帽，不少人走來走去，四周似乎沒有出路，要麼是一道保安看守的玻璃防盜門，要麼是一個大牌子：“護士站”。她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
兩年後。2009年3月2日上午9時，一起矛頭指向精神病醫院的官司在廣州白雲人民法院開庭。原告鄒宜均，她現在已經出家為尼，法號“果實”，她一身灰袈衣，面容清秀，只是剃去了一頭齊腰的長髮。被告是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中山埠湖醫院和鄒宜均的家人。在法庭上，鄒宜均表情平靜地陳述過往遭遇，像在說別人的故事：
她原本一家6口人，父母，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家境優裕。2005年父親患上肺癌後，一家人陷入了混亂。他們家是傳統的客家人，為給父親沖喜，匆匆給她介紹了物件並閃電結婚。但這段婚姻隨著一個月後父親的過世名存實亡。經過漫長的衝突和協議，她與前夫離婚，獲得30萬賠償。矛盾跟著爆發，按照鄒宜均的說法，母親是個重男輕女的封建家長，想強佔她的30萬。於是一家人合謀，要把她送進精神病院。
聽到風聲後，她與朋友兼律師黃雪濤簽署了授權協議書，要求其在意外情況下代理她採取必要行動。幾天後，她果然被家人送進了廣州白雲心理醫院，羈押5日後，她被轉移到中山埠湖醫院，禁錮了三個月。之後她回到家中，又受母親的軟禁。一個多月後，她逃出來投靠朋友，最後被家裏掃地出門，再也回不去了。
“血淚控訴”，這是一位在場者的印象。然而鄒家人早前的表述，卻截然相反。2007年10月，鄒宜均家人曾在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召開記者招待會，宣讀了長達8頁的公開信。信上說，鄒宜均因為父親過世和失敗婚姻的雙重打擊，曾有8次自殺行為，已經患上精神病，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她好。
而精神病醫院在收治鄒宜均的時候，采信了她家人的說法。廣州白雲心理醫院至今不相信金錢動機一說，“二三十萬在深圳算啥錢嘛！她家庭不錯，哥哥姐姐都是公務員，犯不著為這點錢把妹妹送進精神病醫院。”知情者表示，鄒家人送鄒宜均入精神病醫院另有隱情。鄒宜均2005年底皈依以後，開始熱心公益事業，她的母親發現女兒變了，她覺得女兒“老是跟壞人一起”，怕女兒“亂花錢”，她一度懷疑女兒中邪。
矛盾在日復一日的爭吵中爆發了。2006年10月，鄒宜均被送進精神病醫院強制治療，鄒的二哥和母親要求醫院隔絕她跟外界的聯繫。會診後，廣州白雲心理醫院收治了鄒宜均，它認為，“鄒宜均確實有精神病”。但鄒宜均的“非自願”，讓她的朋友和媒體迅速聚攏在她周圍。他們本能地懷疑醫院和鄒家人的動機，試圖“營救”鄒宜均出院。
“醫院起到保護患者的權利的職責，但一旦醫院放棄了這個職責，那就非常恐怖。”黃雪濤發現近年醫院收治衝突背景下“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例越來越多。她認為，精神病醫院是一個變相的“契約監獄”，“它只對出錢的送治人負責，收誰的錢，就對誰負責”。
“家庭糾紛跟我們沒有關係”
“按你們的邏輯，送進來一個就當精神病治，精神病醫院是個很好制裁人的地方，那是把我們當白癡了？”負責處理這起醫療官司的廣州白雲心理醫院的醫務處主任張延赤是東北人，連日來媒體的窮追猛打讓他很煩躁。“學精神醫科本來就夠倒楣了，在國外心理問題是排最先的，但在中國這個問題不受重視，普及率、知曉率本來就很差。如果精神病大家都能理解的話，也就不構成一門學科了。”
張延赤一再強調，精神疾病的教材有上千頁，“像失眠、神經衰弱、抑鬱、焦慮啊，都是精神疾病裏的”，“很多人看著沒病，但事實上已經構成診斷標準了，並不是滿街跑的，殺人放火的才是精神病”。
根據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多次會診的結果，鄒宜均患上的是“雙相情感障礙”。病歷上記錄著“交談過程中，病人語量較多，思維略顯奔逸，情緒不穩定易激動且表情高傲，與醫生交談時常有不屑一顧的表現，病人自我評價過高，病史中病人言行草率且有明顯的抑鬱病史，目前為無精神病性症狀的躁狂。”
翻開雙相情感障礙的病史，梵•高、海明威、費•雯麗、舒曼，都曾經被這樣的疾病糾纏，這個病，又稱躁鬱症，是一種兼有躁狂、輕躁狂和抑鬱發作的情感障礙。廣州白雲心理醫院行銷部經理鄒林峰說：“她控制不了她的情緒，亂說嘛。她把那些潛規則也拿出來說，昨天給誰送禮，今天走什麼關係，誰家沒點這事，家醜不可外揚嘛，但她都不會瞞的，跟‘文革’時候的揭發檢舉一樣。”
事實上，這種精神疾病在相當一部分人群中存在。根據中國衛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統計，中國有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的人口總數超過1億。而院方認為，鄒宜均最嚴重的問題是，沒有自知力。“越不承認有病，病得越嚴重。”在醫生眼裏，精神病人群是一個不可捉摸的群體。張延赤就曾被病人一頓暴打，也經歷過看似正常的病人把蚊帳剪下來，一根一根往窗簾杆上掛，企圖上吊。日積月累的“實戰”，讓他們習慣“防患於未然”的心態。
對鄒宜均這種可輕可重、反反復複的“疑似精神病人”，加之家庭提供她有自殺傾向的證據，院方通常建議，留院觀察。在中國精神醫學界，許多人對精神病人的住院權持保留的態度。他們認為，由於病情嚴重而完全喪失認識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可能行使住院權。這些精神病人拒絕住院，並不是出於理智。如果聽任精神病人拒絕住院，可能會使他們貽誤治療，病情加重。
“這只是為了更好地開展醫療服務，家庭糾紛跟我們沒有關係。”張延赤說。醫院認為這種基於家庭糾紛，將正常人送入精神病醫院問診的情況是“極小概率”事件。在張延赤二十多年的就醫生涯裏，僅發現過一例類似事件：一位湖南女孩被家人惡意送進醫院治療，但醫院當時就告訴女孩，她沒病。
這種排除“抓錯正常人”風險的手段，一是靠醫生的經驗，二是靠長期的觀察。但醫院堅持，反復為鄒宜均會診的結果，“她就是精神病”。與媒體和社會對鄒宜均的同情相反，醫院采信了鄒宜均的家人。“為了給小妹找個地方，哥哥來考察了兩三次，母親也哭得很厲害，說一定要救救我女兒。如果一個孩子不懂事，家裏管管還不行，為什麼沒完沒了地跟人家過不去？她把她一家人折磨得夠嗆。”張延赤說。
“刀槍不入”
入住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以後，鄒家人為鄒宜均化名“韓麗”，並聲明，“除鄒家人之外，任何人不得會見探視、聯繫鄒宜均”。他們對院方表示，這是希望女兒好好養病。鄒宜均被精神病院隔離起來。另一方面，一心認定自己被綁架的鄒宜均迅速用其他病人的手機，聯繫了她的律師黃雪濤。
黃雪濤帶著授權委託書，當天趕到醫院。“一直以為是她小題大做，都是一家人，不至於吧，萬萬沒想到成了真的。”但整整一夜，黃雪濤被醫院擋在門外，“醫生說，這裏的病人都是無行為能力人，我的法律委託書沒有效力。”
因為《民法通則》和有關司法解釋並沒有對精神病人的住院問題作出直接規定，許多專家認為，強制送人進精神病醫院的事情無法可依。曾參與過鄒宜均會診的廣東省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賈福軍便持這樣一種觀點，他表示，“我們只能盡可能做到合情合理”。
但黃雪濤覺得，精神病人實際上陷入了法律的盲區。“無行為能力，知道那是什麼嗎？你所有的意見都可以不被尊重，你所有的要求都可以認為不是真實意圖，你不懂得為自己好，你所有的意見可以被違背，因為你不懂得保護自己。你說什麼，我可以認為是不對的，因為我是你的監護人，我也是你的主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你好。”
黃雪濤是位敢闖的女律師，今年30多歲，她曾經探視過看守所、監獄，但她說自己那一刻心涼透了，她從來沒有那麼絕望地意識到，“在個人權利的保護方面，精神病人還不如一個監獄裏的犯人。監獄裏尊重個人信仰，包括飲食上的忌諱，可以去申訴，去投訴。但在精神病醫院，你是一個非常弱智的人，像嬰兒一樣，什麼都不懂。”
精神病醫院好像被一個大罩子罩起來，刀槍不入。這種感覺讓她恐懼，“前幾天還跟你有說有笑的人，突然之間就消失了，會不會真的癡呆了”。情急之下，黃雪濤把媒體當作救命稻草，主動向其爆料。事件引發相當的社會關注度。一時間，《今日說法》、《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南方週末》等媒體雲集廣州白雲心理醫院。
“我們不是想把她整成精神病，為了這幾千塊錢，犯得上嗎。我們反復會診，請主治醫生又請上級醫生，不是跟人家有私仇，只是想證明人家有沒有病。”張延赤表示。很快，2006年10月24日，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作出決定，建議鄒宜均家屬接其出院。張延赤說，這並不是醫院診治錯誤而理虧，而是律師的大吵大鬧和媒體的圍堵影響了醫院的秩序，“經過幾天治療，走的時候她（指鄒宜均）也平靜了許多”。
瘋人院日記
2006年10月26日午夜十二點，鄒宜均跟著家人出院了。但她並沒有回到家裏，而是被哄到了另一所衛生系統的精神病專科醫院，中山埠湖醫院。那些天裏，在外界看來，她已經人間蒸發了。黃雪濤到處上訪反映情況，廣州市公安局、永平街派出所、白雲區檢察院、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要麼因為沒有當事人簽名只得作罷，要麼石沉大海。
而一無所知的鄒宜均則繼續在精神病醫院過著格式化的生活。這裏的條件遠不如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因為入院病人逐年增加，原設計規模為320張病床的醫院，已經住滿760多名病號，醫院擁堵不堪。同樣的標準間，空間小，床很破舊，床墊也是發黑的，被子一股味道。護士們年紀很輕，大多健壯魁梧。
鄒宜均一向養尊處優，在這裏，她感覺“人跟動物沒什麼兩樣”，她覺得墮入了無盡的地獄。她在日記裏寫道：廁所就是沖涼房，滿地都是屎尿；沒有窗簾，女病人洗澡都被任意地公開觀看；女病人在寒冬臘月裏，洗完澡，無奈地光著身子集體在病房區內等待衣服，她們的吆喝聲持續著，但那不是因為羞恥，而是出於寒冷的本能。
免不了人來人往的嘈雜聲，最大的聲音來自重症病房裏那些穿粉紅色睡衣的女人，她們整天大呼小叫，這種聲音陪伴了鄒宜均92個日夜。難受的時候，她在病床上打坐，念“南無阿彌陀佛”。醫院來來往往的工作人員似乎對這些環境習以為常，他們沒有向鄒宜均解釋什麼。
鄒宜均變得很“聽話”。“在這種地方，越想辯解，就越無法辯解”，鄒宜均說。她一直記得黃雪濤對她說過，“醫生讓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承認你自己有病是你走出來的唯一途徑”。時有陌生人來看她，叮囑她“好好養病，重新做人”。
吞藥片、喝中藥都是在監視下進行，看守她的母親不停提醒她，不要和壞人來往，律師黃雪濤也在母親不歡迎的朋友之列。她和母親無話可說，整天都瞌睡。吃完飯，就想睡覺。到了後來，她才發現，她的嗜睡已經到了很可怕的程度了，因為藥物激素，她肥了一大圈。
很久以後，這段封閉的經歷總讓她聯繫起一部叫《浪潮》的電影。影片裏，一位德國的高中教師給一群學生做一個獨裁實驗，學生們組成一個紀律性的獨裁團體，他們穿統一的制服，做統一的手勢，他們尊崇紀律、排斥異己。獨裁實驗的最後，學生們都接近癲狂了。
出家
三個月的觀察期結束後，鄒宜均回到深圳萬德居的家，母親看守著她，不讓她和外人接近。一個月之後，不堪“軟禁”的她伺機逃了出去。長期被隔離在精神病醫院的結果，是她對家人的不信任。她離家後第一天，就寫了一份聲明，想要宣佈和家人脫離關係，她怕家人以“看病”的名義再把她“抓”回去。在深圳，她不敢一個人獨處，晚上睡不踏實，常作噩夢。
她說，她的苦惱如同一個腫瘤，從住進精神病的第一天起，在體內越長越大。她開始記錄自己在精神病醫院的每一天，儘管回憶讓她很痛苦，但“這是我的使命”。幾個月後，2007年底一個冬天的清晨六點多，十萬字的書稿《瘋人院的日記》竣工。她突然覺得解脫了。
不久後，鄒宜均便出家了。這個決定讓很多人惋惜，想不明白她為什麼年紀輕輕就看破紅塵。但她覺得自然而然，“出家是一個大福報的事情，是我的第二次生命”。現在，她住在北京六環外的一間小屋裏。在這裏她感到安全。她有時給居士講講佛法，有時在家讀佛經，好幾天不出門，有時全國飛來飛去參加法會。
她說，過去的事和物屬於已經死去的自己。唯一烙在身上的，是她對正常人在精神病醫院遭遇的關注。她希望撕掉精神病人的標籤，希望推動《精神衛生法》的出臺。因為全國還有許多“疑似精神病患者”，不依不饒地四處走訪要求平反，沉重地過活。他們是廣東的何錦榮，重慶的李健萍，江西的葉正生……
2009年3月，鄒宜均和廣州白雲心理醫院、中山埠湖醫院以及自己的家人對簿公堂。她說，告他們，也是在度他們。有人支持她的執著，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一個精神病人。有人問她居心何在，到處宣傳，“遍地開花”。有人說她一定病得不輕，不然出家當尼姑幹嗎，還要把家人告上法庭？
她還是每天三衣一缽，在北京的地鐵、公交、茶館、佛堂裏穿行。有心人問起她的過往，她會一遍一遍認真細緻地講解，表情平和，語速很快。說到精神病醫院的日子，她看上去不為所動，但左手自覺不自覺地，開始撚動墨綠色的佛珠。
2009年2月25日 星期三
官僚制與中國改革（丁學良）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丁學良
2009-02-13
檢視過去的二三十年，你會發現對於中國重大的社會現象，中國國內的"左派"與自由派之間，可以說在一切問題上都針鋒相對。但有一點很奇怪，兩派在一個重大問題上，卻有頗一致的觀察和由此得出的結論。
在哪個問題上？在中國的官僚特權和腐敗這個問題上。二者基本上都認定，中國近來的二三十年，官僚特權和腐敗愈演愈烈。
這個一致可以從最近網上廣泛傳閱的兩份材料上看出來。一份是由一個宣稱成立於2008年12月26日，即毛生日的所謂"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發出的"告全國人民書"。海外媒體說，該宣言不僅在網上傳，還被印成傳單在上海（不要忘了上海是文革發源地）等城市裏散發；不知道這是事實還是他們在吹牛。從網上傳的掃描檔上能夠辨認出一些關鍵的字眼，看看那些措詞，如果把時間部分掩蓋起來，你會以為又回到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比如"對於這些腐敗的黨內官僚、資產階級，我們造反有理。" "對於他們剝奪了工人階級的基本勞動權力，成千上萬的工人下崗失業，我們造反有理。" "對於他們以權謀私、錢權交易、強拆民宅、逼良為娼、吃喝嫖賭、包養二奶、腐敗透頂，我們造反有理。"火藥味十足。
這個檔如果單從政治訴求上看——因為究竟有沒有成立"中國毛主義黨"我們搞不清楚——放下這個組織存在與否不談，就它所表達出來的憤怒聲討和造反情緒，在中國倒是經常能夠聽到的。這種情緒淤積了不是一兩年，該宣言生動體現了極左派對中國社會這二三十年的觀察和總結，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中國的官僚特權腐敗趨勢越來越嚴重。
我們再看看2008年年底以來，在網上傳得極廣的那份 《憲章》。這份憲政自由主義的宣言，也照樣有很多尖銳的對中國官僚特權腐敗的批判。
這兩個文件的政治立場和提出的解決方案非常不一樣，但對那一點的觀察是一致的。回顧一下，從去年春我在 FT 中文網開設專欄以來，讀者在本專欄留下了上千條評論。如果把它們按類別來分，最多的也是對於官僚特權腐敗的評論。所以，這種一致使得做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怎樣看待二三十年來中國社會——這個社會是廣義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財政——裏面的官僚體制。
古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
我們要站在一個較高的歷史立足點上才能看得明白。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國上比較政治學課的時候，洋人教授（其中包括剛去世的亨廷頓）給我們讀的經典文獻中有一句話，到現在為止在我的腦海中都難以磨滅。那個比較政治學的開場白有一句話："古希臘是民主制度的故鄉，古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 "官僚制度"用的是 Bureaucracy，海外很多學者把它譯成"科層制度"。我還是用人們熟悉的字眼官僚體系或制度。但是要強調，我這裏講的官僚制度並不完全是貶義的，而是一個中性的分析字眼。
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因為中國在全世界，對把官僚制從初始形態發展到現在這樣無比複雜的形態作出了最持續和最大的貢獻。撇開官僚制，就沒辦法講中國的政治經濟史。我們都知道，中國早在兩千年前就有科舉制的萌芽，然後代代發展。這個制度在十八世紀又通過東印度公司輸到歐洲，成為英國等國的現代文官制的參照源之一。
回顧歷史得到的基本結論是，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體系和社會管理制度的最核心傳統，就是官僚制。該官僚體制在二十世紀只有兩個簡短時間裏受到嚴重衝擊，而這兩個嚴重衝擊一方面衝破了平民百姓極端痛恨的官僚專制，但同時也帶來巨大的災難。所以這是個基本的悖論。你看看中國兩千多年來，特別是過去一百多年來政治和社會的變遷，有了官僚制，一方面才會有穩定，另一方面也才會有我們所看到的嚴重腐敗和特權。如果痛恨官僚腐敗和特權，要打碎它，又會有動亂。這是一個悲劇性的兩難局面。
二十世紀中國官僚制受到嚴重打擊的兩個簡短時候，一是世紀初的軍閥時代。軍閥制度是軍人當政，那時確實看不到在中國歷史上千百年裏文官輔佐著皇帝統治龐大社會、窒息民間活力的局面，但軍閥混戰也給中國帶來災難。
第二個時期就是文革。毛發動文革的動機非常複雜，但至少有一點是他對1949年後建立起來的官僚制度不滿，既有官僚體系經常不聽他話的原因，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一線領導的控制之下，使毛覺得大權旁落；但同時也有部分原因是毛對共產黨官僚體系弊病的批評。這些批評在當時頗得民心，這反映在前面提到的那個"告全國人民書"中的措詞包含的老百姓對官僚特權和腐敗的痛恨。如果沒有那些民怨，文革初期毛號召社會基層起來造當權派的反，是不可能得到那麼多人衷心擁護的。文革的動亂當然也是可怕的，所以我講是打爛還是不打爛官僚制在中國是悲劇性的兩難。
文革"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當權者1949年後首次受到全面劇烈的衝擊。三年大饑荒更不得民心，但由於幹部受害很小，所以對政局的影響不如文革。鄧小平作為書記處的總書記，也就是官僚體系的大主管，最懂得這個要害。所以毛去世鄧複出以後，他在組織上做的根本之事就是恢復被文革打得稀巴爛的官僚體制。這也是為什麼鄧能夠在毛之後迅速成為黨和政府實際的最高統治者的根本原因。他為文革中受到各種打擊的官僚們代言，使他們重新回到掌權崗位——沒有這個，鄧不可能把天下穩定下來。
官僚制度能否“創新”？
問題在於，當一步步恢復官僚體制的時候，最早遇到的老問題就是怎麼對待官僚的特權和腐敗？看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就是幹部特權。由於那個時候大家對於文革的過程記憶猶新，而那時又是中國在1949年後思想最活躍和開放的時代，人們當時提出的問題是：一方面我們不能再回到文革動亂的狀態，要搞現代化，那就需要穩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夠放任在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官僚特權和腐敗再回到我們的生活中來。所以那幾年在社會上和黨內，都有要削減官僚特權、反對腐敗的呼聲，鄧的多篇講話都是回應這個要求的。然而1989年以後，這個領域裏的真正制度創新被束之高閣，官僚特權和腐敗於是愈演愈烈。
以上的背景引導出幾個結論：第一，官僚制是中國政治最根本的傳統。第二，中國政治和社會管理的兩難就是，既不能不要官僚制，若不要它，社會管理就會大亂套。第三，但是，如果要官僚制又不對它的根本弊病進行有效制約的話，特權和腐敗就會日益加深，而它們的日益加深又是中國在過去幾百年裏促使民眾不滿、激化社會衝突、導致政治衰敗的首要原因。
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越來越把官僚體制延伸到我們這個社會的政治和行政、文化、教育、傳媒、科技、核心產業管理的一切方面。可以說，這二三十年是中國全面官僚化的黃金時代。到了目前這個時候，在全面官僚化的過程之中，一方面中國看起來越來越穩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權和腐敗越來越深化、精緻化和全面化。而它所造成的社會反彈，是中國社會裏越來越趨極端主義的反抗呼聲，它們使你想起文革。國內有些學者把它稱為中國社會的法西斯主義情緒化。這種可怕情緒是上下惡性互動的結果，暴政導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上面提及的那份“告全國人民書”，反映的就是這情緒。
有個細節我印象很深刻。去年12月中旬，我正在準備給學生的參考書，有一本是研究中國文革的權威 MacFarquhar的《毛澤東的最後一場革命》。我正拿著書走出辦公室時，來了一位資深訪客，他一直是在中國參與改革政策研究的，到香港來出席一個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國際會議。看到我手裏的書，他笑了笑說，很難講文革就是毛旗幟下的最後一場革命，現在又有很多人鼓吹用文革的方式來對付特權和腐敗。他親身體驗了從1976年到現在的整個中國的變遷，感覺是切身和敏銳的。近年來中國社會裏，確實看到很多人出於不同的動機和目的，以毛在文革期間對" 黨內資產階級"、對特權和腐敗的批評作為旗幟，來不僅是反思中國改革開放30年、而且是提倡激烈對抗性的政治行為。如何對付官僚特權與腐敗？
對我這樣的研究者來講，一方面對文革中的殘暴行為、文革對於中國社會帶來的破壞，永不能忘懷。但另一方面我也憂慮的看到，隨著改革過程中腐敗和特權越來越嚴重、官僚權力越來越不受制約、官商勾結得到的好處越來越多，文革式政治似乎又成了解決中國毛病的一劑猛藥——這種觀念和情緒在中國社會裏一天比一天強烈，你喜歡不喜歡都要正視。
我們再來看看比較政治學上的一些教訓，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二十世紀提供了至少四種可能的方法。
第一種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都試過，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試過，那就是軍人當政。特別像巴基斯坦、印尼、非洲、拉丁美洲，發生過多起由軍人、尤其是少壯派軍人的幹政，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敗無能，社會矛盾日益衝突，軍人以救國委員會的名義上臺。可是看看凡是軍人當政的國家，他們只不過是用槍桿子趕走了腐敗的文官集團，但並沒有用槍桿子來推動經濟長時期的發展。巴基斯坦知識份子在與我們開會時講，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敵人，但巴基斯坦大部分知識份子都羡慕印度，為什麼？印度沒有軍人當政，雖然也有腐敗，但至少印度的體制使得大部分時候政府還是在推動現代化。巴基斯坦大部分都是軍人專制，其後果，不過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廣泛腐敗變成軍人集團的封閉性腐敗，同時軍人又不懂搞好經濟。所以這種方式在極短的時間裏能趕走一個腐敗的文官體制，但不可能使國家社會經濟上長時間發展。
第二條路子是暴民政治。這個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這就是毛澤東的辦法。我不同意他的理論，但他確實在思考這些問題。直到文革初，毛才認為找到了一個辦法，來解決官僚體制特權腐敗的問題，所以他才把文革的辦法稱為比巴黎公社的意義還大。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約束的暴民運動，狂風驟雨般的衝垮腐敗特權的官僚體制。但是看看中國文革導致了什麼結果，官僚體制當然被打得雞零狗碎，但同時中國社會受到全面損傷，生命財產、教育文化受到的損傷不計其數。而且像這種暴民運動必須有個保障，得有一個最高集權的統治者，具有狂暴的號召力。否則暴民政治發動不起來，因為官僚體制可以隨時幹掉你。
第三種辦法是所謂的開明專制。中國觀摩最多的，是新加坡、香港，既沒有多黨公平競爭的普選制，同時腐敗受到嚴格控制。中國高層這些年來最想引進的就是這種體制，但是這種開明專制整體上對中國不適合，雖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參照。因為大環境不一樣，最大的區別就是規模，新加坡400多萬人，香港700萬人，等於中國一個中等城市，中國13億人口的社會怎麼可能像它們，在拒絕民眾參政和治理腐敗之間得到平衡呢？
第四種就是開放民眾參政、推進公平政治競爭，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尼。蘇哈托當政雖然推翻了腐敗的蘇加諾政權，也帶來一定的經濟發展，但以後蘇哈托集團及其家族勢力愈益腐敗，把印尼經濟搞垮了。印尼曾被認為在蘇哈托下臺後，最可能出現暴民政治和種族屠殺，因為全國幾千個島嶼、幾百個部落。但十多年來，民主化的方向明確，步子雖然搖搖晃晃，一步步走過來，對腐敗在高層的抑制效果很顯著。很基本的一點就是媒體開放，然後最高層讓法律系統獨立運轉。一個社會對付腐敗最重要的兩個工具，一是透明的媒體，二是司法獨立，如果這兩個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團的控制之下，他們永遠也不可能自砍手腳。印尼的進步很鼓勵人。
所以，把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和比較政治放在廣闊的背景上看，我們就可以把本篇話題聚到一個基本的思路上。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的官僚制恢復和發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社會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過程中，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大，受不到有效約束的官僚特權越來越促使腐敗的精緻化、深化和全面化。同時期裏，中國民間以及中國體制內的那些正義的、公正的反腐敗訴求，卻越來越被邊緣化，起不了制衡作用。於是可悲的，中國社會裏文革式政治的情緒重新抬頭，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上述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的四種方法，二十世紀的中國已經試過兩種半，即軍閥的、暴民的、半開明專制的，均無效，但又拒絕第四種。
2009-02-13
檢視過去的二三十年，你會發現對於中國重大的社會現象，中國國內的"左派"與自由派之間，可以說在一切問題上都針鋒相對。但有一點很奇怪，兩派在一個重大問題上，卻有頗一致的觀察和由此得出的結論。
在哪個問題上？在中國的官僚特權和腐敗這個問題上。二者基本上都認定，中國近來的二三十年，官僚特權和腐敗愈演愈烈。
這個一致可以從最近網上廣泛傳閱的兩份材料上看出來。一份是由一個宣稱成立於2008年12月26日，即毛生日的所謂"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發出的"告全國人民書"。海外媒體說，該宣言不僅在網上傳，還被印成傳單在上海（不要忘了上海是文革發源地）等城市裏散發；不知道這是事實還是他們在吹牛。從網上傳的掃描檔上能夠辨認出一些關鍵的字眼，看看那些措詞，如果把時間部分掩蓋起來，你會以為又回到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比如"對於這些腐敗的黨內官僚、資產階級，我們造反有理。" "對於他們剝奪了工人階級的基本勞動權力，成千上萬的工人下崗失業，我們造反有理。" "對於他們以權謀私、錢權交易、強拆民宅、逼良為娼、吃喝嫖賭、包養二奶、腐敗透頂，我們造反有理。"火藥味十足。
這個檔如果單從政治訴求上看——因為究竟有沒有成立"中國毛主義黨"我們搞不清楚——放下這個組織存在與否不談，就它所表達出來的憤怒聲討和造反情緒，在中國倒是經常能夠聽到的。這種情緒淤積了不是一兩年，該宣言生動體現了極左派對中國社會這二三十年的觀察和總結，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中國的官僚特權腐敗趨勢越來越嚴重。
我們再看看2008年年底以來，在網上傳得極廣的那份 《憲章》。這份憲政自由主義的宣言，也照樣有很多尖銳的對中國官僚特權腐敗的批判。
這兩個文件的政治立場和提出的解決方案非常不一樣，但對那一點的觀察是一致的。回顧一下，從去年春我在 FT 中文網開設專欄以來，讀者在本專欄留下了上千條評論。如果把它們按類別來分，最多的也是對於官僚特權腐敗的評論。所以，這種一致使得做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怎樣看待二三十年來中國社會——這個社會是廣義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財政——裏面的官僚體制。
古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
我們要站在一個較高的歷史立足點上才能看得明白。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國上比較政治學課的時候，洋人教授（其中包括剛去世的亨廷頓）給我們讀的經典文獻中有一句話，到現在為止在我的腦海中都難以磨滅。那個比較政治學的開場白有一句話："古希臘是民主制度的故鄉，古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 "官僚制度"用的是 Bureaucracy，海外很多學者把它譯成"科層制度"。我還是用人們熟悉的字眼官僚體系或制度。但是要強調，我這裏講的官僚制度並不完全是貶義的，而是一個中性的分析字眼。
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因為中國在全世界，對把官僚制從初始形態發展到現在這樣無比複雜的形態作出了最持續和最大的貢獻。撇開官僚制，就沒辦法講中國的政治經濟史。我們都知道，中國早在兩千年前就有科舉制的萌芽，然後代代發展。這個制度在十八世紀又通過東印度公司輸到歐洲，成為英國等國的現代文官制的參照源之一。
回顧歷史得到的基本結論是，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體系和社會管理制度的最核心傳統，就是官僚制。該官僚體制在二十世紀只有兩個簡短時間裏受到嚴重衝擊，而這兩個嚴重衝擊一方面衝破了平民百姓極端痛恨的官僚專制，但同時也帶來巨大的災難。所以這是個基本的悖論。你看看中國兩千多年來，特別是過去一百多年來政治和社會的變遷，有了官僚制，一方面才會有穩定，另一方面也才會有我們所看到的嚴重腐敗和特權。如果痛恨官僚腐敗和特權，要打碎它，又會有動亂。這是一個悲劇性的兩難局面。
二十世紀中國官僚制受到嚴重打擊的兩個簡短時候，一是世紀初的軍閥時代。軍閥制度是軍人當政，那時確實看不到在中國歷史上千百年裏文官輔佐著皇帝統治龐大社會、窒息民間活力的局面，但軍閥混戰也給中國帶來災難。
第二個時期就是文革。毛發動文革的動機非常複雜，但至少有一點是他對1949年後建立起來的官僚制度不滿，既有官僚體系經常不聽他話的原因，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一線領導的控制之下，使毛覺得大權旁落；但同時也有部分原因是毛對共產黨官僚體系弊病的批評。這些批評在當時頗得民心，這反映在前面提到的那個"告全國人民書"中的措詞包含的老百姓對官僚特權和腐敗的痛恨。如果沒有那些民怨，文革初期毛號召社會基層起來造當權派的反，是不可能得到那麼多人衷心擁護的。文革的動亂當然也是可怕的，所以我講是打爛還是不打爛官僚制在中國是悲劇性的兩難。
文革"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當權者1949年後首次受到全面劇烈的衝擊。三年大饑荒更不得民心，但由於幹部受害很小，所以對政局的影響不如文革。鄧小平作為書記處的總書記，也就是官僚體系的大主管，最懂得這個要害。所以毛去世鄧複出以後，他在組織上做的根本之事就是恢復被文革打得稀巴爛的官僚體制。這也是為什麼鄧能夠在毛之後迅速成為黨和政府實際的最高統治者的根本原因。他為文革中受到各種打擊的官僚們代言，使他們重新回到掌權崗位——沒有這個，鄧不可能把天下穩定下來。
官僚制度能否“創新”？
問題在於，當一步步恢復官僚體制的時候，最早遇到的老問題就是怎麼對待官僚的特權和腐敗？看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就是幹部特權。由於那個時候大家對於文革的過程記憶猶新，而那時又是中國在1949年後思想最活躍和開放的時代，人們當時提出的問題是：一方面我們不能再回到文革動亂的狀態，要搞現代化，那就需要穩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夠放任在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官僚特權和腐敗再回到我們的生活中來。所以那幾年在社會上和黨內，都有要削減官僚特權、反對腐敗的呼聲，鄧的多篇講話都是回應這個要求的。然而1989年以後，這個領域裏的真正制度創新被束之高閣，官僚特權和腐敗於是愈演愈烈。
以上的背景引導出幾個結論：第一，官僚制是中國政治最根本的傳統。第二，中國政治和社會管理的兩難就是，既不能不要官僚制，若不要它，社會管理就會大亂套。第三，但是，如果要官僚制又不對它的根本弊病進行有效制約的話，特權和腐敗就會日益加深，而它們的日益加深又是中國在過去幾百年裏促使民眾不滿、激化社會衝突、導致政治衰敗的首要原因。
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越來越把官僚體制延伸到我們這個社會的政治和行政、文化、教育、傳媒、科技、核心產業管理的一切方面。可以說，這二三十年是中國全面官僚化的黃金時代。到了目前這個時候，在全面官僚化的過程之中，一方面中國看起來越來越穩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權和腐敗越來越深化、精緻化和全面化。而它所造成的社會反彈，是中國社會裏越來越趨極端主義的反抗呼聲，它們使你想起文革。國內有些學者把它稱為中國社會的法西斯主義情緒化。這種可怕情緒是上下惡性互動的結果，暴政導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上面提及的那份“告全國人民書”，反映的就是這情緒。
有個細節我印象很深刻。去年12月中旬，我正在準備給學生的參考書，有一本是研究中國文革的權威 MacFarquhar的《毛澤東的最後一場革命》。我正拿著書走出辦公室時，來了一位資深訪客，他一直是在中國參與改革政策研究的，到香港來出席一個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國際會議。看到我手裏的書，他笑了笑說，很難講文革就是毛旗幟下的最後一場革命，現在又有很多人鼓吹用文革的方式來對付特權和腐敗。他親身體驗了從1976年到現在的整個中國的變遷，感覺是切身和敏銳的。近年來中國社會裏，確實看到很多人出於不同的動機和目的，以毛在文革期間對" 黨內資產階級"、對特權和腐敗的批評作為旗幟，來不僅是反思中國改革開放30年、而且是提倡激烈對抗性的政治行為。如何對付官僚特權與腐敗？
對我這樣的研究者來講，一方面對文革中的殘暴行為、文革對於中國社會帶來的破壞，永不能忘懷。但另一方面我也憂慮的看到，隨著改革過程中腐敗和特權越來越嚴重、官僚權力越來越不受制約、官商勾結得到的好處越來越多，文革式政治似乎又成了解決中國毛病的一劑猛藥——這種觀念和情緒在中國社會裏一天比一天強烈，你喜歡不喜歡都要正視。
我們再來看看比較政治學上的一些教訓，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二十世紀提供了至少四種可能的方法。
第一種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都試過，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試過，那就是軍人當政。特別像巴基斯坦、印尼、非洲、拉丁美洲，發生過多起由軍人、尤其是少壯派軍人的幹政，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敗無能，社會矛盾日益衝突，軍人以救國委員會的名義上臺。可是看看凡是軍人當政的國家，他們只不過是用槍桿子趕走了腐敗的文官集團，但並沒有用槍桿子來推動經濟長時期的發展。巴基斯坦知識份子在與我們開會時講，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敵人，但巴基斯坦大部分知識份子都羡慕印度，為什麼？印度沒有軍人當政，雖然也有腐敗，但至少印度的體制使得大部分時候政府還是在推動現代化。巴基斯坦大部分都是軍人專制，其後果，不過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廣泛腐敗變成軍人集團的封閉性腐敗，同時軍人又不懂搞好經濟。所以這種方式在極短的時間裏能趕走一個腐敗的文官體制，但不可能使國家社會經濟上長時間發展。
第二條路子是暴民政治。這個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這就是毛澤東的辦法。我不同意他的理論，但他確實在思考這些問題。直到文革初，毛才認為找到了一個辦法，來解決官僚體制特權腐敗的問題，所以他才把文革的辦法稱為比巴黎公社的意義還大。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約束的暴民運動，狂風驟雨般的衝垮腐敗特權的官僚體制。但是看看中國文革導致了什麼結果，官僚體制當然被打得雞零狗碎，但同時中國社會受到全面損傷，生命財產、教育文化受到的損傷不計其數。而且像這種暴民運動必須有個保障，得有一個最高集權的統治者，具有狂暴的號召力。否則暴民政治發動不起來，因為官僚體制可以隨時幹掉你。
第三種辦法是所謂的開明專制。中國觀摩最多的，是新加坡、香港，既沒有多黨公平競爭的普選制，同時腐敗受到嚴格控制。中國高層這些年來最想引進的就是這種體制，但是這種開明專制整體上對中國不適合，雖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參照。因為大環境不一樣，最大的區別就是規模，新加坡400多萬人，香港700萬人，等於中國一個中等城市，中國13億人口的社會怎麼可能像它們，在拒絕民眾參政和治理腐敗之間得到平衡呢？
第四種就是開放民眾參政、推進公平政治競爭，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尼。蘇哈托當政雖然推翻了腐敗的蘇加諾政權，也帶來一定的經濟發展，但以後蘇哈托集團及其家族勢力愈益腐敗，把印尼經濟搞垮了。印尼曾被認為在蘇哈托下臺後，最可能出現暴民政治和種族屠殺，因為全國幾千個島嶼、幾百個部落。但十多年來，民主化的方向明確，步子雖然搖搖晃晃，一步步走過來，對腐敗在高層的抑制效果很顯著。很基本的一點就是媒體開放，然後最高層讓法律系統獨立運轉。一個社會對付腐敗最重要的兩個工具，一是透明的媒體，二是司法獨立，如果這兩個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團的控制之下，他們永遠也不可能自砍手腳。印尼的進步很鼓勵人。
所以，把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和比較政治放在廣闊的背景上看，我們就可以把本篇話題聚到一個基本的思路上。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的官僚制恢復和發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社會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過程中，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大，受不到有效約束的官僚特權越來越促使腐敗的精緻化、深化和全面化。同時期裏，中國民間以及中國體制內的那些正義的、公正的反腐敗訴求，卻越來越被邊緣化，起不了制衡作用。於是可悲的，中國社會裏文革式政治的情緒重新抬頭，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上述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的四種方法，二十世紀的中國已經試過兩種半，即軍閥的、暴民的、半開明專制的，均無效，但又拒絕第四種。
2009年2月22日 星期日
走進會計司胡同的那個小院兒（周立）
小洣粥：
1987年之前，父親偶爾去一下耀邦叔叔家，但始終沒讓我們去過，早些年叔叔住富強胡同6號；
1987年開始，隨父親去胡家，但很有限；
1989年之後，耀邦叔叔走了，從那時起，父母親幾乎年年去叔叔家，我曾陪同他們到會計司的25號送過挽聯：魂牽夢繞，只有人民；在天在地，真正英雄。
……就這樣長達十餘年，直到父親、母親先後住進醫院為止。
而這之後，我自已，則年年去，甚至一年好幾次，……。
2009年的新春之際，再一次踏進了會計司胡同。
今年已是88歲高齡的李昭媽媽，走起路來依舊是腳步輕輕。
看見我們姊妹帶去的一個已經綻放著不少豔紅豔紅梅花的盆景，老人甚為高興：“紅梅花喲”。我說，“就是想圖個過節喜慶，讓您高興。”
我對李昭媽媽說，以前跟父親來您這兒無數次，但從未聽老爺子講過，他與耀邦叔叔和您怎麼會那麼熟悉的事兒。一直到父親2001年去世之後，組織上給我們看了父親在五十年代初，自已填寫的一份履歷表，那上面清楚地寫著，當年李昭媽媽曾是父親的黨小組長，是父親在延安時期的證明人之一。李媽媽聽完我的話之後，不加思索地糾正我說：“那不是在紅大，是在黨校。”
當李昭媽媽的小兒媳小平拿出由李恒簽了名的那本送給我的《思念依然無盡》時，我接過來，幾乎不敢翻看，我害怕自已會淚流滿面，我知道。
會計司胡同一點都不森嚴。2007年之前，幾米之外的斜對門就是居委會大媽們的聚居地〈辦公室〉，進進出出熱鬧非凡，25號的隔壁清一色是些普通老北京市民的住家……。而今年之所以有變化，只是因為新貴們重圈了這些民房的風水寶地，它們與中南海真正只有一牆之隔。
當年胡老爺子在世時，對門衛有明確要求：凡來此反映情況遞交各種信件的，一律不得拒絕。
不僅必須收下，還會親自批閱。所以在位短短幾年，共批閱僅普通民眾來信2000多封，而且可以說，基本上都是老百姓從這個門裏自已個人送進來的。那幾年裏，全國共平反了各種冤假錯案300多萬件。這當中不僅有失散流落他鄉的老紅軍，西路軍的王泉媛等，還有彭黃集團，61個集團，潘漢年那批白區工作者，馮白駒那批地方革命領導人，還有老科學家、老藝術家、老知識份子象孫敬修，以及全國幾千萬上山下鄉知青的工齡問題，抗日戰爭中那些為國捐驅的國民黨將士的烈士身份……多得數不過來。
為什麼要從“平反”這事兒入手呢？！叔叔是動了一番腦子的。
可以說，當年的平反冤假錯案，實際上就是在衝破毛澤東的政治組織路線；而反對兩個“凡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則是在衝破毛澤東的理論思想路線。在舉步為艱障礙重重的情況下，耀邦叔叔獨自頂著來自左和右兩個方面的巨大壓力，在中央高層首次提出並親手抓了“真理標準的討論”，狠狠地批判了“兩個凡是”，為徹底修正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充分的輿論準備工作，而大量的平反工作，則使党心、民心重新團結起來。心結打開，心情舒暢，可以使大家的眼界和思路大開。
假如當時能夠按照叔叔的這個思路，放開手腳讓政治體制改革與發展經濟一起走，反腐敗反官倒包括首先拿康華公司真開刀等等，歷史或許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遺憾的是……。
中國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在我們的傳統中缺乏一種進取求變的品格，這正是我們的政治困境之所在。而堅持走老路，通常不會有求變的領袖產生，既使有點苗頭，也會落得象叔叔那樣的下場。最終的結果，就是在舊問題中一再迴圈下去，日漸衰落，直至徹底垮臺。
在這死水潭中，可以說，耀邦叔叔就象古代的共工一樣，用自已的頭顱硬是把天撞開了一個大洞，拼了一回老命，為我們開了一個極其珍貴的先例。
現在唯一可以告慰叔叔的是，自從30年前的“真理標準討論”開始，大黑箱的面貌已經有所改變，全黨全國那種封閉的格局已被“討論”撕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普通民眾逐漸習慣把“實事求是”當成評論是非的第一標準，這個口子真的是被越扯越大了。
湖南藉作家龍應台說過：
政客關心個人權力，嘩眾取寵；……
政治家關心國家整體前途，有拒絕媚俗的勇氣。……
事實證明，耀邦叔叔就是一個這樣乾淨而純粹的人。
比如，志願軍戰俘問題。
那些當年千辛萬苦從聯合國軍俘虜營“勝利”回歸的志願軍軍人們，從回到祖國的那一刻起，伴隨他們全體人員的是：無一例外地被開除黨籍、團籍、軍籍，全部被遣返回老家，以致於他們最後幾乎是全體斷子絕孫，終生未能取妻生子，在背負著“曾被俘虜過”的精神枷鎖中過了一輩子，其中很多人甚至沒能活到50歲，更沒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要知道被俘時他們都是些20多歲的年青人，……。直到八十年代初，是耀邦叔叔第一個認真關注了這些三十多年來無人問津的無比淒苦的志願軍軍人，叔叔明白他們個個都是忠於國家的英勇之士。
類似的“被俘”問題的冤案還有許多，這種“歷史遺留”，可管也可不管的事他都管了，在開創了一個實事求是的雖然短暫的新時期的同時，他實踐了自已的諾言：“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又比如，西藏問題。
在擔任總書記的八十年代中期，叔叔做了大量而細緻的溝通工作，瞭解到並理解了達賴喇嘛的願望，即：西藏的軍事、外交和行政權交由中央，文化、宗教與經濟方面實行民族自治，從而使拖了二十多年懸而未決問題的解決終於有了突破的可能，然而，……。叔叔為此還被大左們潑了一身的髒水。轉瞬又是三十年過去了，國際形勢已今非昔比，眼睜睜地看著美、英、德、法、加、意以及波、捷等東歐多國把達賴喇嘛奉為上賓，咱們卻還是一味堅持僵化的大一統思維，既沒有遠見、又太缺乏自信，以致於最後乾脆利索地把自已逼進了死胡同，進也不行退又沒路。不得不說一下的是，眼下這次臺灣問題的鬆動，說明中央有人接受了西藏問題的教訓。
說到西藏問題，我認為，“文明的傳播具有自覺性，就象西方並沒有人強迫我們學習英語，我們不照樣跟母語似的在學習嗎？為什麼？還不是想學習人家的先進嘛。洋人沒有讓我們學習先進的工業，我們為什麼要拼命地追趕呢？還不是擔心被淘汰出局”。
記得改革初期，那時西方人看中國人，就跟現在我們看藏人一模一樣，什麼落後、愚昧一樣都不少。可洋人既沒派大軍入侵，也沒干預我們的政體，……有目共睹。
那麼，為什麼我們自已就不能寬容藏人的自治呢？！不就是個自治嘛。
再說了，假如北京的中餐館全都變成洋快歺，你會覺得很不舒服；假如中國人只准講英語，不准用漢語，恐怕連我都會造反。可以說，西藏問題與之完全一樣。我很贊成餘以為的觀點，既然討厭洋人改變我們，那麼我們強行改變藏人也不可取。有很多外國人說中國人隨地吐痰太髒不文明太落後，但人家不能強迫中國人改變，只能用交流教育等互為尊重的辦法。既使你比我們先進，也不能強迫比自已落後的作什麼改變。
眾所周知，中國人比誰都敏感愛跳腳，星巴克在故宮開了個小鋪，讓有些中國人一說就跟八國聯軍二次入侵了一樣。可你把拉薩變成了漢人聚集區，人家不舒服你就動武。這是多麼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邏緝。
現在回過頭去看，耀邦叔叔當年去做這樣複雜又極易惹火燒身的事，是完全置個人政治生命於不顧了，除了遠見，也不愧是具有髙度治國智慧的政治家，相信有朝一日，歷史將為叔叔徹底平反。
再比如，外交問題。
八十年代中，叔叔去歐洲訪問，曾對在那裏的使館和新華社的工作人員說：要化敵為友。別小看這話，近30年來整個世界大格局都正是在向這個方向轉彎和靠近著。
中國曾經走過相當曲折的對外路線：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整個國際社會冷戰正酣，因而彼此激烈對抗，兵戎相見，中國不光與美帝，還與蘇修、與印度、與越南……都比試過，稱四面楚歌也不為過。凡此種種，是那個時代的主流，那時的我們只懂得槍炮就是發言權的叢林法則；
從八十年代起，開始學習並逐漸適應對話與談判的方式，因為這已是當今國際間外交的大方向，講究不光要憑實力，更講究如何和平共處、求同存異。
儘管中國外交的思路在這陣痛中幾經掙扎與沉浮，眼下卻不得不承認，與最發達的國家建立互利關係肯定是一種歷史的趨勢。看看德國、日本，二戰期間都曾是美國的死敵，但戰後僅僅幾十年功夫，在美國的戰略計畫中，他們已然成功轉型。現在的日本與美國之間有牢不可破的安保條約，而德國更是美國在歐洲最鐵的哥們之一。這就叫化敵為友，國際政治的最高境界。
有位當年聆聽過這個講話的當事人曾非常感慨地對我說：耀邦高瞻遠囑啊。
古人雲：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老祖宗懂這理兒，叔叔三十年前對此也是有所預見和展望的，果然不出所料，當今世界已進入更高層次的“互利雙贏”階段，中國的外交已經被WTO以及各種制約逼得不得不乖乖地回到了談判桌前。
可是要知道，叔叔當時講這話有被扣上“賣國賊”的大風險，完全可能被人置於死地，他心裏門兒清，但他還是講了。
叔叔就是這樣一個人，永遠與官迷、平庸之輩格格不入。
始終保持著一種對事業而非對個人的忠誠與熱情，整個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幾人？！
這是叔叔下臺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手中的權力用在了這裏：
1987年的元旦，公安部門抓了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當晚學生又冒大雪再次進入天安門廣場要求放人，在耀邦叔叔的直接指示下，公安部門迅速釋放被捕學生，把遊行的學生也用卡車送回學校，事態得以和平結束。這次學運避免了流血，就是由於胡耀邦採取的最後措施。
1987年1月2號，叔叔遞交了“辭職信”。
……
……
可以說，身先士卒是叔叔的作風，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是叔叔的特點，獨立思考是叔叔一貫堅持的。
叔叔在位期間，沒做過一件處心積慮地利用手中重權、國家錢財而為自已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事情，就連一本小冊子都沒有，更不用說什麼閱兵、授銜、出專著、新東方紅、接受國外記者採訪出傳記……，但是，老百姓還是長久地記住了這個在位時間最短總書記的名字—胡耀邦。
經得起寂寞，經得起誹謗，經得起歲月，……，
一個曾經為整個國家平反了300多萬件冤假錯案的總書記，
一個為挽救共產黨威信而鞠躬盡粹肝腦塗地的人，
一個凡事從不考慮個人得失極其坦蕩無私的人，最終卻背著一個巨大的冤字而離去，這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哀，也值得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深思，叔叔給我們留下的是一本永遠值得翻閱的好書。
這樣的總書記只有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事後證明，那種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倒真是穩住了一個政黨的所有利益和權力，但是卻使整個國家變得動盪和怨聲載道，也就短短十幾年的功夫，烏秧烏秧的貪官集團和腐敗的大網迅速膨脹，已經變得是無孔不入無處不在了，國不泰民更不安，而我們的國際名聲剛剛開始有點令人刮目，隨即又變得越來越壞。
讓我們看看現實中這冰山的一角，你會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會程僅有二天的亞歐會議，其中外國領導人招待費每人20萬，特警5000名，特別津貼2000元/人，……總共開支1億4000萬。可想奧運、國慶、閱兵、兩會、世博會……了。
上海市每年上交中組部的黨費為7340萬，而被上海各級黨組織挪用當作社交開支的達每年4億2000萬。黨費就這樣被花了個痛快。
據司法部的統計，民告官案件每月平均3萬件，而官方敗訴僅為7％-12％。
2003-2008.6月間，在職廳以上領導幹部有52570人離婚再婚。
在職官員整容成風，僅廣州軍區總院整容科，已有2000名幹部登記，男性比例相當大。
還遠不止如此，……
凡此種種，在中國歷朝歷代中，估計可以稱冠。這樣下去，究竟可以維持多久？
現在絕大多數老百姓對貪污腐敗深惡痛絕，對具體的人和事都有批判和懲治的要求，但是，對腐敗產生的根源卻沒有任何的警惕，這就有點象梁山好漢“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一樣，這種思想和社會狀態也說明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長治久安的第一前提是：有個好制度。有了好制度，出現問題會以最小的代價來解決問題。
而沒有一個好制度，
既便有清官在臺上也呆不住；
既便有一批一批腐敗分子被披露，但會有更多的腐敗分子不斷產生、日益強大；
既便有了公佈官員財產制度、民間舉報制度、媒體輿論監督制度、有了中紀委……，但形同虛設，屁用沒有，腐敗分子一如繼往，就象蝗蟲，會漫山遍野，直到把國家、老百姓吃光喝光！
七十年代的臺灣與我們在政治制度上很相似，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他們比我們進步快，已經走在我們前面了。
有一種奇談怪論說，發達國家就是“害怕中國強大”。我認為，強大，並不是使人家害怕你的原因。人家怕的是一個流氓國家，日益強大之後，對誰可能都是一種威脅，自然就會聯合起來。再說了，你日益強大，卻從不招貓鬥狗的，人家怕你幹嘛。總宣傳別人害怕你強大，本身說明有病，需要老百姓相信這種屁話的背後有政治需求。
一句話，好人越強大，越沒人害怕你。除非你是個人見人討厭的流氓。這是個1+1的道理。
至於中國外交部的那些發言人，他們首先要補好歷史和實事求是這兩門課，才有公信力可言。
我始終堅信，會有那麼一天，大陸的中國人有勇氣有能力正視自已的歷史，建立一個足以供世人引以為鑒的政治鬥爭歷史的博物館，來警示後代。那將會比奧斯維辛更發人深省，因為記錄的是中國人自已“折磨”中國人的歷史，而且是空前的殘酷。
比如，1959-1961年間，近4000萬人非正常死亡，對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可以說，我們的“人禍”是二十世紀最大的人道災難。
其中，安徽的曾希聖是“鐵杆”“親信”，當年全省死了633萬人；而人口、地域相似的江西死亡是18萬，兩省的差別在於：一個堅持“專制型領導權”，而江西的楊尚奎、邵式平、方志純等人不僅建立了一個“合作型的領導權”，還及時瞭解底層實情，進行了救災。
時至今日，有些人還在口口聲聲什麼“大救星”，過去是因為不明真相，現在仍然在迷信的，或是愚味或是既得利益分子。這就是“博物館”必須儘早建設的最根本原因所在。歷史課從來就有鏡子的功能。
一晃耀邦叔叔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年了。如今，那間會客廳裏的沙發，仍然是二、三十年前的那套卡其斜文布面的。我是年年都要給這間屋子拍上幾張照片，這麼多年來，屋內陳設幾乎沒有變化，但是，室內常年鮮花燦爛，一派生機，宛如永遠的春天，那朵朵、束束、盆盆怒放著的花兒，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仍在懷念叔叔的人們獻上的，這些人裏既有相識的，也有從未謀過總書記面的。就在這間幾十個平方的客廳裏，耀邦叔叔會見了很多的外賓。
……往事真的如煙。好在無論有人怎樣修飾歷史，歷史終將由人民評說。
我想，中國老百姓尊敬和懷念胡耀邦，絕不是因為他曾經擔任過總書記，而是因為他當年所做的許多事情，事實已經證明這大大小小的事兒，都足以成為今天構建官方宣導的和諧社會的教課書。
就在今天，我想告訴叔叔，自已，巳經從一個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某一個好人或者某個青天大老爺身上的那個糊塗圈裏走出來了。正是因為經歷了那段日子，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一個人再好，也無力回天，必須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好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整個社會的健康和良性發展。
就在耀邦叔叔被逼下臺的那段日子裏，針對中顧委裏貫徹“統一思想”文件的學習，父親曾不止一次地在會議上發言說：
“党的總書記在一次生活會上就被免了，現在已經不是文化大革命了，……”；
“薄一波就是個中顧委常委，怎麼可以代表中央並宣佈總書記的下臺呢？……”；
“這些都太不正常了，不符合我們黨的原則”。
儘管後來父親為這些坦誠之言付出了代價，但是直到臨去世之前的2000年年底，父親仍然在為87年下臺的耀邦叔叔鳴不平，仍然在堅持說：至今我不知道89年趙紫陽究竟犯了什麼錯？！
在這裏，我想對耀邦叔叔、對肖克伯伯、對父親說：
你們是旗幟，
你們更是榜樣，
留給我們最大的財富，就是那顆追求真理的心。
遠未實現的理想仍在召喚，
我們已經上路急行軍，面對政治雪山與草地，義無反顧。
精衛，敢於填海，我們，同樣有一顆赤子之心。
2009.2.20於北京
附重要說明：
所謂“生活會”就是對胡耀邦的批鬥會。
1987年1月4號，老鄧約了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和彭真來到鄧家，決定讓胡下臺。然而，此時作為由全體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總書記不僅沒有到，甚至連知都不知道。會上鄧指定趙、薄、楊、萬里、胡啟立為“五人領導小組”，負責召開生活會，解決胡耀邦問題。
1月15號，“生活會”事先由薄一波、楊尚昆佈置了一些人，如鄧力群、胡喬木、姚依林、餘秋裏、王鶴壽等等，將由他們在會上作批鬥發言。其中與會者，凡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都是被要求做好了發言準備的，而政治局委員如習仲勳事先則一無所知，只是通知他來開會而已，不知道開什麼會。
餘秋裏開的頭炮，足足半個多小時，然後是鄧力群、姚依林……。
(發言中的大棍子、大帽子，以及薄牽頭拼湊的《十大罪狀》，五個《補充材料》，還有全黨全軍全國的質疑之聲，待日後再論。總之，醜惡至極的絕不是耀邦叔叔。)
王鶴壽有特殊使命，負責會後到胡家“摸態度”。
早在延安時期，胡耀邦、陶鑄和王鶴壽三人是有名的“桃園三結義”，足見關係之好。會後，王立刻來到胡家，果然不負“使命”。在後來的會議上，王鶴壽把耀邦會後對他講的知心話，一點不漏地統統端了出來，為此立下汗馬之功。
1月16號，“生活會”第二天，鄧小平說：“今天的會，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會議就是通過《公報》(所謂公報即宣佈會議一致通過胡“辭職”，當晚中央電視臺向全國公告)，其他事都不談。到會的顧問委員可以舉手”。
這話的意思很明確，也就是說，“生活會”的批鬥已經結束，政治局無須討論，你們這些委員只須舉手即可。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生活會”批鬥胡耀邦的薄一波，當時既不是政治局委員，連中央委員都不是。而且距離耀邦叔叔為薄本人背了幾十年的“61個叛徒集團”的徹底平反，不過才剛過去5年的時間。
當然了，很快賞賜就下來了，薄姓高官就一路飆升到死為止，甚至確保了不止一代。
如此看來，要黨章黨綱幹嗎？直接宣佈多好，開會、討論、表決、公報，整個一脫褲子放屁！！
1987年之前，父親偶爾去一下耀邦叔叔家，但始終沒讓我們去過，早些年叔叔住富強胡同6號；
1987年開始，隨父親去胡家，但很有限；
1989年之後，耀邦叔叔走了，從那時起，父母親幾乎年年去叔叔家，我曾陪同他們到會計司的25號送過挽聯：魂牽夢繞，只有人民；在天在地，真正英雄。
……就這樣長達十餘年，直到父親、母親先後住進醫院為止。
而這之後，我自已，則年年去，甚至一年好幾次，……。
2009年的新春之際，再一次踏進了會計司胡同。今年已是88歲高齡的李昭媽媽，走起路來依舊是腳步輕輕。
看見我們姊妹帶去的一個已經綻放著不少豔紅豔紅梅花的盆景，老人甚為高興：“紅梅花喲”。我說，“就是想圖個過節喜慶，讓您高興。”
我對李昭媽媽說，以前跟父親來您這兒無數次，但從未聽老爺子講過，他與耀邦叔叔和您怎麼會那麼熟悉的事兒。一直到父親2001年去世之後，組織上給我們看了父親在五十年代初，自已填寫的一份履歷表，那上面清楚地寫著，當年李昭媽媽曾是父親的黨小組長，是父親在延安時期的證明人之一。李媽媽聽完我的話之後，不加思索地糾正我說：“那不是在紅大，是在黨校。”
當李昭媽媽的小兒媳小平拿出由李恒簽了名的那本送給我的《思念依然無盡》時，我接過來，幾乎不敢翻看，我害怕自已會淚流滿面，我知道。
會計司胡同一點都不森嚴。2007年之前，幾米之外的斜對門就是居委會大媽們的聚居地〈辦公室〉，進進出出熱鬧非凡，25號的隔壁清一色是些普通老北京市民的住家……。而今年之所以有變化，只是因為新貴們重圈了這些民房的風水寶地，它們與中南海真正只有一牆之隔。
當年胡老爺子在世時，對門衛有明確要求：凡來此反映情況遞交各種信件的，一律不得拒絕。
不僅必須收下，還會親自批閱。所以在位短短幾年，共批閱僅普通民眾來信2000多封，而且可以說，基本上都是老百姓從這個門裏自已個人送進來的。那幾年裏，全國共平反了各種冤假錯案300多萬件。這當中不僅有失散流落他鄉的老紅軍，西路軍的王泉媛等，還有彭黃集團，61個集團，潘漢年那批白區工作者，馮白駒那批地方革命領導人，還有老科學家、老藝術家、老知識份子象孫敬修，以及全國幾千萬上山下鄉知青的工齡問題，抗日戰爭中那些為國捐驅的國民黨將士的烈士身份……多得數不過來。
為什麼要從“平反”這事兒入手呢？！叔叔是動了一番腦子的。
可以說，當年的平反冤假錯案，實際上就是在衝破毛澤東的政治組織路線；而反對兩個“凡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則是在衝破毛澤東的理論思想路線。在舉步為艱障礙重重的情況下，耀邦叔叔獨自頂著來自左和右兩個方面的巨大壓力，在中央高層首次提出並親手抓了“真理標準的討論”，狠狠地批判了“兩個凡是”，為徹底修正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充分的輿論準備工作，而大量的平反工作，則使党心、民心重新團結起來。心結打開，心情舒暢，可以使大家的眼界和思路大開。
假如當時能夠按照叔叔的這個思路，放開手腳讓政治體制改革與發展經濟一起走，反腐敗反官倒包括首先拿康華公司真開刀等等，歷史或許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遺憾的是……。
中國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在我們的傳統中缺乏一種進取求變的品格，這正是我們的政治困境之所在。而堅持走老路，通常不會有求變的領袖產生，既使有點苗頭，也會落得象叔叔那樣的下場。最終的結果，就是在舊問題中一再迴圈下去，日漸衰落，直至徹底垮臺。
在這死水潭中，可以說，耀邦叔叔就象古代的共工一樣，用自已的頭顱硬是把天撞開了一個大洞，拼了一回老命，為我們開了一個極其珍貴的先例。
現在唯一可以告慰叔叔的是，自從30年前的“真理標準討論”開始，大黑箱的面貌已經有所改變，全黨全國那種封閉的格局已被“討論”撕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普通民眾逐漸習慣把“實事求是”當成評論是非的第一標準，這個口子真的是被越扯越大了。
湖南藉作家龍應台說過：
政客關心個人權力，嘩眾取寵；……
政治家關心國家整體前途，有拒絕媚俗的勇氣。……
事實證明，耀邦叔叔就是一個這樣乾淨而純粹的人。
比如，志願軍戰俘問題。
那些當年千辛萬苦從聯合國軍俘虜營“勝利”回歸的志願軍軍人們，從回到祖國的那一刻起，伴隨他們全體人員的是：無一例外地被開除黨籍、團籍、軍籍，全部被遣返回老家，以致於他們最後幾乎是全體斷子絕孫，終生未能取妻生子，在背負著“曾被俘虜過”的精神枷鎖中過了一輩子，其中很多人甚至沒能活到50歲，更沒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要知道被俘時他們都是些20多歲的年青人，……。直到八十年代初，是耀邦叔叔第一個認真關注了這些三十多年來無人問津的無比淒苦的志願軍軍人，叔叔明白他們個個都是忠於國家的英勇之士。
類似的“被俘”問題的冤案還有許多，這種“歷史遺留”，可管也可不管的事他都管了，在開創了一個實事求是的雖然短暫的新時期的同時，他實踐了自已的諾言：“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又比如，西藏問題。
在擔任總書記的八十年代中期，叔叔做了大量而細緻的溝通工作，瞭解到並理解了達賴喇嘛的願望，即：西藏的軍事、外交和行政權交由中央，文化、宗教與經濟方面實行民族自治，從而使拖了二十多年懸而未決問題的解決終於有了突破的可能，然而，……。叔叔為此還被大左們潑了一身的髒水。轉瞬又是三十年過去了，國際形勢已今非昔比，眼睜睜地看著美、英、德、法、加、意以及波、捷等東歐多國把達賴喇嘛奉為上賓，咱們卻還是一味堅持僵化的大一統思維，既沒有遠見、又太缺乏自信，以致於最後乾脆利索地把自已逼進了死胡同，進也不行退又沒路。不得不說一下的是，眼下這次臺灣問題的鬆動，說明中央有人接受了西藏問題的教訓。
說到西藏問題，我認為，“文明的傳播具有自覺性，就象西方並沒有人強迫我們學習英語，我們不照樣跟母語似的在學習嗎？為什麼？還不是想學習人家的先進嘛。洋人沒有讓我們學習先進的工業，我們為什麼要拼命地追趕呢？還不是擔心被淘汰出局”。
記得改革初期，那時西方人看中國人，就跟現在我們看藏人一模一樣，什麼落後、愚昧一樣都不少。可洋人既沒派大軍入侵，也沒干預我們的政體，……有目共睹。
那麼，為什麼我們自已就不能寬容藏人的自治呢？！不就是個自治嘛。
再說了，假如北京的中餐館全都變成洋快歺，你會覺得很不舒服；假如中國人只准講英語，不准用漢語，恐怕連我都會造反。可以說，西藏問題與之完全一樣。我很贊成餘以為的觀點，既然討厭洋人改變我們，那麼我們強行改變藏人也不可取。有很多外國人說中國人隨地吐痰太髒不文明太落後，但人家不能強迫中國人改變，只能用交流教育等互為尊重的辦法。既使你比我們先進，也不能強迫比自已落後的作什麼改變。
眾所周知，中國人比誰都敏感愛跳腳，星巴克在故宮開了個小鋪，讓有些中國人一說就跟八國聯軍二次入侵了一樣。可你把拉薩變成了漢人聚集區，人家不舒服你就動武。這是多麼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邏緝。
現在回過頭去看，耀邦叔叔當年去做這樣複雜又極易惹火燒身的事，是完全置個人政治生命於不顧了，除了遠見，也不愧是具有髙度治國智慧的政治家，相信有朝一日，歷史將為叔叔徹底平反。
再比如，外交問題。
八十年代中，叔叔去歐洲訪問，曾對在那裏的使館和新華社的工作人員說：要化敵為友。別小看這話，近30年來整個世界大格局都正是在向這個方向轉彎和靠近著。
中國曾經走過相當曲折的對外路線：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整個國際社會冷戰正酣，因而彼此激烈對抗，兵戎相見，中國不光與美帝，還與蘇修、與印度、與越南……都比試過，稱四面楚歌也不為過。凡此種種，是那個時代的主流，那時的我們只懂得槍炮就是發言權的叢林法則；
從八十年代起，開始學習並逐漸適應對話與談判的方式，因為這已是當今國際間外交的大方向，講究不光要憑實力，更講究如何和平共處、求同存異。
儘管中國外交的思路在這陣痛中幾經掙扎與沉浮，眼下卻不得不承認，與最發達的國家建立互利關係肯定是一種歷史的趨勢。看看德國、日本，二戰期間都曾是美國的死敵，但戰後僅僅幾十年功夫，在美國的戰略計畫中，他們已然成功轉型。現在的日本與美國之間有牢不可破的安保條約，而德國更是美國在歐洲最鐵的哥們之一。這就叫化敵為友，國際政治的最高境界。
有位當年聆聽過這個講話的當事人曾非常感慨地對我說：耀邦高瞻遠囑啊。
古人雲：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老祖宗懂這理兒，叔叔三十年前對此也是有所預見和展望的，果然不出所料，當今世界已進入更高層次的“互利雙贏”階段，中國的外交已經被WTO以及各種制約逼得不得不乖乖地回到了談判桌前。
可是要知道，叔叔當時講這話有被扣上“賣國賊”的大風險，完全可能被人置於死地，他心裏門兒清，但他還是講了。
叔叔就是這樣一個人，永遠與官迷、平庸之輩格格不入。
始終保持著一種對事業而非對個人的忠誠與熱情，整個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幾人？！
這是叔叔下臺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手中的權力用在了這裏：
1987年的元旦，公安部門抓了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當晚學生又冒大雪再次進入天安門廣場要求放人，在耀邦叔叔的直接指示下，公安部門迅速釋放被捕學生，把遊行的學生也用卡車送回學校，事態得以和平結束。這次學運避免了流血，就是由於胡耀邦採取的最後措施。
1987年1月2號，叔叔遞交了“辭職信”。
……
……
可以說，身先士卒是叔叔的作風，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是叔叔的特點，獨立思考是叔叔一貫堅持的。
叔叔在位期間，沒做過一件處心積慮地利用手中重權、國家錢財而為自已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事情，就連一本小冊子都沒有，更不用說什麼閱兵、授銜、出專著、新東方紅、接受國外記者採訪出傳記……，但是，老百姓還是長久地記住了這個在位時間最短總書記的名字—胡耀邦。
經得起寂寞，經得起誹謗，經得起歲月，……，
一個曾經為整個國家平反了300多萬件冤假錯案的總書記，
一個為挽救共產黨威信而鞠躬盡粹肝腦塗地的人，
一個凡事從不考慮個人得失極其坦蕩無私的人，最終卻背著一個巨大的冤字而離去，這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哀，也值得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深思，叔叔給我們留下的是一本永遠值得翻閱的好書。
這樣的總書記只有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事後證明，那種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倒真是穩住了一個政黨的所有利益和權力，但是卻使整個國家變得動盪和怨聲載道，也就短短十幾年的功夫，烏秧烏秧的貪官集團和腐敗的大網迅速膨脹，已經變得是無孔不入無處不在了，國不泰民更不安，而我們的國際名聲剛剛開始有點令人刮目，隨即又變得越來越壞。
讓我們看看現實中這冰山的一角，你會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會程僅有二天的亞歐會議，其中外國領導人招待費每人20萬，特警5000名，特別津貼2000元/人，……總共開支1億4000萬。可想奧運、國慶、閱兵、兩會、世博會……了。
上海市每年上交中組部的黨費為7340萬，而被上海各級黨組織挪用當作社交開支的達每年4億2000萬。黨費就這樣被花了個痛快。
據司法部的統計，民告官案件每月平均3萬件，而官方敗訴僅為7％-12％。
2003-2008.6月間，在職廳以上領導幹部有52570人離婚再婚。
在職官員整容成風，僅廣州軍區總院整容科，已有2000名幹部登記，男性比例相當大。
還遠不止如此，……
凡此種種，在中國歷朝歷代中，估計可以稱冠。這樣下去，究竟可以維持多久？
現在絕大多數老百姓對貪污腐敗深惡痛絕，對具體的人和事都有批判和懲治的要求，但是，對腐敗產生的根源卻沒有任何的警惕，這就有點象梁山好漢“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一樣，這種思想和社會狀態也說明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長治久安的第一前提是：有個好制度。有了好制度，出現問題會以最小的代價來解決問題。
而沒有一個好制度，
既便有清官在臺上也呆不住；
既便有一批一批腐敗分子被披露，但會有更多的腐敗分子不斷產生、日益強大；
既便有了公佈官員財產制度、民間舉報制度、媒體輿論監督制度、有了中紀委……，但形同虛設，屁用沒有，腐敗分子一如繼往，就象蝗蟲，會漫山遍野，直到把國家、老百姓吃光喝光！
七十年代的臺灣與我們在政治制度上很相似，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他們比我們進步快，已經走在我們前面了。
有一種奇談怪論說，發達國家就是“害怕中國強大”。我認為，強大，並不是使人家害怕你的原因。人家怕的是一個流氓國家，日益強大之後，對誰可能都是一種威脅，自然就會聯合起來。再說了，你日益強大，卻從不招貓鬥狗的，人家怕你幹嘛。總宣傳別人害怕你強大，本身說明有病，需要老百姓相信這種屁話的背後有政治需求。
一句話，好人越強大，越沒人害怕你。除非你是個人見人討厭的流氓。這是個1+1的道理。
至於中國外交部的那些發言人，他們首先要補好歷史和實事求是這兩門課，才有公信力可言。
我始終堅信，會有那麼一天，大陸的中國人有勇氣有能力正視自已的歷史，建立一個足以供世人引以為鑒的政治鬥爭歷史的博物館，來警示後代。那將會比奧斯維辛更發人深省，因為記錄的是中國人自已“折磨”中國人的歷史，而且是空前的殘酷。
比如，1959-1961年間，近4000萬人非正常死亡，對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可以說，我們的“人禍”是二十世紀最大的人道災難。
其中，安徽的曾希聖是“鐵杆”“親信”，當年全省死了633萬人；而人口、地域相似的江西死亡是18萬，兩省的差別在於：一個堅持“專制型領導權”，而江西的楊尚奎、邵式平、方志純等人不僅建立了一個“合作型的領導權”，還及時瞭解底層實情，進行了救災。
時至今日，有些人還在口口聲聲什麼“大救星”，過去是因為不明真相，現在仍然在迷信的，或是愚味或是既得利益分子。這就是“博物館”必須儘早建設的最根本原因所在。歷史課從來就有鏡子的功能。
一晃耀邦叔叔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年了。如今，那間會客廳裏的沙發，仍然是二、三十年前的那套卡其斜文布面的。我是年年都要給這間屋子拍上幾張照片，這麼多年來，屋內陳設幾乎沒有變化，但是，室內常年鮮花燦爛，一派生機，宛如永遠的春天，那朵朵、束束、盆盆怒放著的花兒，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仍在懷念叔叔的人們獻上的，這些人裏既有相識的，也有從未謀過總書記面的。就在這間幾十個平方的客廳裏，耀邦叔叔會見了很多的外賓。
……往事真的如煙。好在無論有人怎樣修飾歷史，歷史終將由人民評說。
我想，中國老百姓尊敬和懷念胡耀邦，絕不是因為他曾經擔任過總書記，而是因為他當年所做的許多事情，事實已經證明這大大小小的事兒，都足以成為今天構建官方宣導的和諧社會的教課書。
就在今天，我想告訴叔叔，自已，巳經從一個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某一個好人或者某個青天大老爺身上的那個糊塗圈裏走出來了。正是因為經歷了那段日子，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一個人再好，也無力回天，必須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好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整個社會的健康和良性發展。
就在耀邦叔叔被逼下臺的那段日子裏，針對中顧委裏貫徹“統一思想”文件的學習，父親曾不止一次地在會議上發言說：
“党的總書記在一次生活會上就被免了，現在已經不是文化大革命了，……”；
“薄一波就是個中顧委常委，怎麼可以代表中央並宣佈總書記的下臺呢？……”；
“這些都太不正常了，不符合我們黨的原則”。
儘管後來父親為這些坦誠之言付出了代價，但是直到臨去世之前的2000年年底，父親仍然在為87年下臺的耀邦叔叔鳴不平，仍然在堅持說：至今我不知道89年趙紫陽究竟犯了什麼錯？！
在這裏，我想對耀邦叔叔、對肖克伯伯、對父親說：
你們是旗幟，
你們更是榜樣，
留給我們最大的財富，就是那顆追求真理的心。
遠未實現的理想仍在召喚，
我們已經上路急行軍，面對政治雪山與草地，義無反顧。
精衛，敢於填海，我們，同樣有一顆赤子之心。
2009.2.20於北京
附重要說明：
所謂“生活會”就是對胡耀邦的批鬥會。
1987年1月4號，老鄧約了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和彭真來到鄧家，決定讓胡下臺。然而，此時作為由全體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總書記不僅沒有到，甚至連知都不知道。會上鄧指定趙、薄、楊、萬里、胡啟立為“五人領導小組”，負責召開生活會，解決胡耀邦問題。
1月15號，“生活會”事先由薄一波、楊尚昆佈置了一些人，如鄧力群、胡喬木、姚依林、餘秋裏、王鶴壽等等，將由他們在會上作批鬥發言。其中與會者，凡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都是被要求做好了發言準備的，而政治局委員如習仲勳事先則一無所知，只是通知他來開會而已，不知道開什麼會。
餘秋裏開的頭炮，足足半個多小時，然後是鄧力群、姚依林……。
(發言中的大棍子、大帽子，以及薄牽頭拼湊的《十大罪狀》，五個《補充材料》，還有全黨全軍全國的質疑之聲，待日後再論。總之，醜惡至極的絕不是耀邦叔叔。)
王鶴壽有特殊使命，負責會後到胡家“摸態度”。
早在延安時期，胡耀邦、陶鑄和王鶴壽三人是有名的“桃園三結義”，足見關係之好。會後，王立刻來到胡家，果然不負“使命”。在後來的會議上，王鶴壽把耀邦會後對他講的知心話，一點不漏地統統端了出來，為此立下汗馬之功。
1月16號，“生活會”第二天，鄧小平說：“今天的會，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會議就是通過《公報》(所謂公報即宣佈會議一致通過胡“辭職”，當晚中央電視臺向全國公告)，其他事都不談。到會的顧問委員可以舉手”。
這話的意思很明確，也就是說，“生活會”的批鬥已經結束，政治局無須討論，你們這些委員只須舉手即可。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生活會”批鬥胡耀邦的薄一波，當時既不是政治局委員，連中央委員都不是。而且距離耀邦叔叔為薄本人背了幾十年的“61個叛徒集團”的徹底平反，不過才剛過去5年的時間。
當然了，很快賞賜就下來了，薄姓高官就一路飆升到死為止，甚至確保了不止一代。
如此看來，要黨章黨綱幹嗎？直接宣佈多好，開會、討論、表決、公報，整個一脫褲子放屁！！
2009年1月9日 星期五
如何實現不折騰（郭老學徒）
——2009年寄語
郭老學徒
一、現在提出不折騰是對的，因為：
1、中國經不起折騰。
2、中國正處於折騰的臨界區。
二、關鍵是如何實現不折騰。
折不折騰取決於當政者，不取決於老百姓。
中國的老百姓最不願折騰，最不敢折騰，也最不會折騰。一旦折騰起來了，受苦受罪的是大眾。
三、有3種類型的折騰：
1、捲入戰爭。
2、民族分裂。
3、社會動盪。
四、如何避免捲入戰爭的折騰？
1、不做為哥們兩肋插刀不惜一戰的蠢事。中國人的每一滴血都是高貴的，每一個中國士兵的生命都是寶貴的。不再為金氏朝鮮流血，也不再交紅色高棉那樣的惡魔哥們。
2、臺灣的局勢正向著理性的方向發展，如果再大氣一些，再現實一些，再靈活一些，可能會更加樂觀。
“State”的意思是州，也是國家。中華聯邦下面有兩個“State”（州或者國家）挺好。美國不是有50個“State”嗎，德國不是有16個“State”嗎，前蘇聯不也是有16個加盟共和國嗎。其實，周朝的領土也是包括秦國楚國齊國的。當把國家的定義與“State”對接時，就會發現與臺灣統一的路程不是很遙遠。把臺灣稱作“State”（國家）沒有什麼不好。都認同一個大中華就行。參加世界衛生組織與參加奧運會不是一回事嗎？為了兩岸人民共同的福祉和尊嚴，大氣最好，現實最好，靈活最好。
3、走繼續開放與和平發展的道路不能懷著孤憤和仇外的情緒，更不能以敵意看待世界，要讓國民真正地瞭解真正的世界。主控輿論不能導向這樣的認識：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軸心時時刻刻都在準備侵略和扼殺中國，八國聯軍就在身邊。這是不真實的，也是極其有害的。
4、狂熱的民族主義歷來是戰爭的溫床，刻意培植民族主義的做法是危險的。當民族主義高漲的時候，政府容易被不理智的情緒所裹挾，影響了處理複雜國際事務所需要的堅定、理智和妥協精神。不要把敢於“說不”看作是英雄行為，建設性才是優雅的強大和自信。
五、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的折騰？
民族分裂的折騰是絕不容輕視的，應當像捧著最昂貴的古瓶一樣小心翼翼地制定和落實民族政策。
1、必須把真正贏得少數民族的民心做為民族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做為不可動搖不可替代的基本原則。
2、沒有自治就不會有真正持久的統一。自治不是說在嘴上寫在憲法裏掛在牌子上的，必須有程式來保障。必須真正實現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的願望。
3、沒有尊重就沒有多民族的和睦相處。尊重不是講套話，而是對文化、宗教、習俗和意願的尊重，是每一項權利都得到了真正的保障。
4、沒有表達的自由就不會有穩定的秩序。必須放開言論控制，讓少數民族的人民自由地說話，難聽的話有助於社會進步與和諧，再難聽的話也比爆炸的動靜好聽，好聽一萬倍。
5、文成公主遠勝過武警戰士。
六、如何避免社會動盪的折騰？
社會動盪有3種類型：
1、清除異己發動的社會動盪
2、理想主義推動的社會動盪
3、民眾絕望引發的社會動盪
七、幾十年來，中國人民深受清除異己發動的社會動盪之苦。
1、五十年代的反右鬥爭是清除知識界異己的由執政者主動引發的社會動盪，55萬人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隨之而來的是整個社會沒有人再敢說真話，連糧食畝產到了十幾萬斤的彌天大謊也沒有人去戳破，結果是慘絕人寰的大災難降臨。
2、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清除黨內異己的由最高領袖親自發動的社會動盪，各級領導人絕大多數被打成走資派，直接戕害了幾千萬人，上億人受牽連，社會陷入了史無前例的動亂與災難之中。
3、八十年代的動盪是由於順應民意的改革力量被打入冷宮而引發的。其後果使得後來的改革走了瘸腿的路，在經濟改革的同時沒有伴隨政治改革，致使改革的收益被權貴攫取，造成了如今社會不公危機四伏的局面。
4、在一個多元化的現代社會裏不准異己存在和發聲是根本無法做到的，借助於權力實質上是暴力來清除異己必然會引發社會動盪，對社會造成傷害，把人民拖入災難。一個健康的穩定的和諧的社會必須是也只能是存異的社會，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是幻想，強而為之，必然是災難的結局。
5、只有真正地實行民主政治，才能避免清除異己的動盪。
八、理想主義也會造成社會動盪。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至高無上的領袖懷有偉大的理想，想幾年十幾年趕超英美，想快速跑進共產主義，不顧實際條件和人民的意願，強行推動，結果是餓死幾千萬人的慘敗和慘劇。
羅素曾經指出，理想主義與專制主義結合必然產生災難。希特勒、墨索里尼、史達林無一不是理想主義者，他們都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漢朝初年出現盛世，不是由於皇帝的英明偉大，而是因為他們無所作為。後來漢武帝有所作為了，結果國庫折騰虧空，人口折騰少了一半。王莽和隋煬帝也都是理想主義者，都想大幹一場萬世揚名，但結果把天下和命都折騰丟了。
執政者為了功業為了政績而強迫人民去實現自己設立的目標是一種為禍不淺的折騰。執掌權力的人最可怕的就是自以為比人民高明，要教育人民領導人民去實現他制定的目標。鄧小平的偉大不在於他告訴了人民怎樣做，而在於他允許人民“摸著石頭過河”。只有自由，才會釋放社會的能量，才會導向理性的成功。
公共權力的本質是服務於人民而不是領導人民，權力執掌者是僕人而不是老爺，這是各級“領導”幹部所必須確立的認識，如此才能避免為了政績而不惜違背民眾意願損害民眾利益的亂折騰。
只有有效地約束權力，才能避免理想主義推動的社會動盪所產生的折騰。
九、民眾絕望掀起的社會動盪是最危險的折騰。
而現在社會正處於這樣一個最危險的折騰的臨界區。
民眾出現的絕望情緒有3種。對生存絕望，對公平絕望，對正義絕望。
1、對生存絕望
經濟危機會導致失業人口和貧困人口的增加，這些人面臨生存的壓力，會產生絕望的情緒。
醫療保障的缺失和昂貴的醫療費使得許多病患人員的財產被醫院折騰一空，一個小病也要幾千元錢，不是什麼大病也要幾萬元錢，窮人有了病很快就會陷入絕望的境地。
社會保障的缺失特別是失業和治病的壓力使得本來就不富裕的老百姓更不敢消費，由此內需無法提高，這是經濟危機的最主要的根源，如此惡行迴圈，將導致絕望的情緒進一步蔓延。
全面的可靠的社會保障的核心是錢，中國納稅人已經交了極高的稅負了，必須把這些錢花在人民身上，而不是用於不斷膨脹的權力與環權力機構的不斷膨脹的消費和消耗上，為此，必須實行民主政治，還權於民，公開詳細的政府預算，讓人民和人民選出的代表審核錢用在哪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錢用於公共財政，才能建立起最起碼的生存保障，制止生存絕望的蔓延。
2、對公平絕望
沒有約束的強大的權力是產生社會不公的根本原因。
當前嚴重的兩級分化現象並不是市場經濟的錯，而是權力的問題。掌握權力依靠權力接近權力和利用權力是獲利的最主要的管道。離權力近的人生活得好，而遠離權力的人就會被邊緣化，利益就會被侵害。無論做什麼，圍著權力轉是最奏效的。
民眾特別是權益受到損害的民眾對不公平強烈不滿。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和上訪事件，還有罷運的罷教的，大都是對社會不公的控訴與抗爭。這些人的生存狀態並沒有到了失業貧困人員那樣過不下去的程度，他們採取自我折騰的手段也絕不是不明真相或者受不法分子的挑唆，他們就是要爭取公平。如果打壓他們，必然把他們推上絕望之路。現在有一條規定，違規上訪兩次就可以勞動教養。勞動教養制度本身是違憲的，對受到了冤屈（或自以為冤屈）的人不是解決他們的問題，安撫他們，卻以不經過審判和辯護程式就抓起來的方式對待，他本人、他的親屬和朋友，知道詳情的人都會成為對公平絕望的人。
事實上，對公平的絕望已經非常普遍非常嚴重了，許多人不再相信社會存在公平，打官司要打關係，要拼行賄，商業競爭也是拼關係，拼行賄。沒有關係和經濟實力的人只能絕望。
對社會公平的絕望會使人們對社會的崩潰懷著渴盼的心理。這是折騰的一個動力源。上海襲警案後許多人同情用暴力討說法的人，就是這種絕望的一種表達。
只有削弱、分解、制約、監督權力才能真正地實現社會公平，才能給人民以希望。
3、對正義絕望
專制是萬惡之源。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氾濫，官員的腐敗必然會催生社會的腐爛，進而邪惡氾濫。
在權力不受約束又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腐敗是沒有辦法抑制的，只會越來越肆無忌憚。由此人們會產生對社會正義的絕望。
而官控輿論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進行圍剿，更使這種絕望加劇。因為人們看不到走出邪路的信號，看到的是滑向絕境的固執。
對正義絕望就會使得社會的建設性力量受到壓抑，而破壞性力量得到加強和聚合，就會使得社會的轉型減少了軟著陸的機會，增大了硬著陸甚至是崩潰的危險。
回避或拖延政治改革是不實際的僥倖心理，是對折騰的極不負責任的放任。
十、如何實現不折騰，執掌權力的人最該做到的其實就是兩條。
1、不說假話。
2、說話算話。
把憲法的一些條款真正地落實了，把十七大關於民主和保障人民權利的承諾真正落實了，中國就會減少和避免折騰，就會前進一大步。
憲法這樣規定：“尊重和保障人權”。
憲法這樣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十七大報告這樣說：“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管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只有開明政治才能減少折騰，只有民主政治才能走向和諧。控制言論和鎮壓異己是無法維持穩定的。
開明，允許了軟折騰，避免了硬折騰；
鎮壓，壓住了小折騰，誘發了大折騰。
但願中國不折騰！在2009年，大家共同努力，推動民主建設和社會進步。
郭老學徒
一、現在提出不折騰是對的，因為：
1、中國經不起折騰。
2、中國正處於折騰的臨界區。
二、關鍵是如何實現不折騰。
折不折騰取決於當政者，不取決於老百姓。
中國的老百姓最不願折騰，最不敢折騰，也最不會折騰。一旦折騰起來了，受苦受罪的是大眾。
三、有3種類型的折騰：
1、捲入戰爭。
2、民族分裂。
3、社會動盪。
四、如何避免捲入戰爭的折騰？
1、不做為哥們兩肋插刀不惜一戰的蠢事。中國人的每一滴血都是高貴的，每一個中國士兵的生命都是寶貴的。不再為金氏朝鮮流血，也不再交紅色高棉那樣的惡魔哥們。
2、臺灣的局勢正向著理性的方向發展，如果再大氣一些，再現實一些，再靈活一些，可能會更加樂觀。
“State”的意思是州，也是國家。中華聯邦下面有兩個“State”（州或者國家）挺好。美國不是有50個“State”嗎，德國不是有16個“State”嗎，前蘇聯不也是有16個加盟共和國嗎。其實，周朝的領土也是包括秦國楚國齊國的。當把國家的定義與“State”對接時，就會發現與臺灣統一的路程不是很遙遠。把臺灣稱作“State”（國家）沒有什麼不好。都認同一個大中華就行。參加世界衛生組織與參加奧運會不是一回事嗎？為了兩岸人民共同的福祉和尊嚴，大氣最好，現實最好，靈活最好。
3、走繼續開放與和平發展的道路不能懷著孤憤和仇外的情緒，更不能以敵意看待世界，要讓國民真正地瞭解真正的世界。主控輿論不能導向這樣的認識：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軸心時時刻刻都在準備侵略和扼殺中國，八國聯軍就在身邊。這是不真實的，也是極其有害的。
4、狂熱的民族主義歷來是戰爭的溫床，刻意培植民族主義的做法是危險的。當民族主義高漲的時候，政府容易被不理智的情緒所裹挾，影響了處理複雜國際事務所需要的堅定、理智和妥協精神。不要把敢於“說不”看作是英雄行為，建設性才是優雅的強大和自信。
五、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的折騰？
民族分裂的折騰是絕不容輕視的，應當像捧著最昂貴的古瓶一樣小心翼翼地制定和落實民族政策。
1、必須把真正贏得少數民族的民心做為民族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做為不可動搖不可替代的基本原則。
2、沒有自治就不會有真正持久的統一。自治不是說在嘴上寫在憲法裏掛在牌子上的，必須有程式來保障。必須真正實現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的願望。
3、沒有尊重就沒有多民族的和睦相處。尊重不是講套話，而是對文化、宗教、習俗和意願的尊重，是每一項權利都得到了真正的保障。
4、沒有表達的自由就不會有穩定的秩序。必須放開言論控制，讓少數民族的人民自由地說話，難聽的話有助於社會進步與和諧，再難聽的話也比爆炸的動靜好聽，好聽一萬倍。
5、文成公主遠勝過武警戰士。
六、如何避免社會動盪的折騰？
社會動盪有3種類型：
1、清除異己發動的社會動盪
2、理想主義推動的社會動盪
3、民眾絕望引發的社會動盪
七、幾十年來，中國人民深受清除異己發動的社會動盪之苦。
1、五十年代的反右鬥爭是清除知識界異己的由執政者主動引發的社會動盪，55萬人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隨之而來的是整個社會沒有人再敢說真話，連糧食畝產到了十幾萬斤的彌天大謊也沒有人去戳破，結果是慘絕人寰的大災難降臨。
2、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清除黨內異己的由最高領袖親自發動的社會動盪，各級領導人絕大多數被打成走資派，直接戕害了幾千萬人，上億人受牽連，社會陷入了史無前例的動亂與災難之中。
3、八十年代的動盪是由於順應民意的改革力量被打入冷宮而引發的。其後果使得後來的改革走了瘸腿的路，在經濟改革的同時沒有伴隨政治改革，致使改革的收益被權貴攫取，造成了如今社會不公危機四伏的局面。
4、在一個多元化的現代社會裏不准異己存在和發聲是根本無法做到的，借助於權力實質上是暴力來清除異己必然會引發社會動盪，對社會造成傷害，把人民拖入災難。一個健康的穩定的和諧的社會必須是也只能是存異的社會，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是幻想，強而為之，必然是災難的結局。
5、只有真正地實行民主政治，才能避免清除異己的動盪。
八、理想主義也會造成社會動盪。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至高無上的領袖懷有偉大的理想，想幾年十幾年趕超英美，想快速跑進共產主義，不顧實際條件和人民的意願，強行推動，結果是餓死幾千萬人的慘敗和慘劇。
羅素曾經指出，理想主義與專制主義結合必然產生災難。希特勒、墨索里尼、史達林無一不是理想主義者，他們都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漢朝初年出現盛世，不是由於皇帝的英明偉大，而是因為他們無所作為。後來漢武帝有所作為了，結果國庫折騰虧空，人口折騰少了一半。王莽和隋煬帝也都是理想主義者，都想大幹一場萬世揚名，但結果把天下和命都折騰丟了。
執政者為了功業為了政績而強迫人民去實現自己設立的目標是一種為禍不淺的折騰。執掌權力的人最可怕的就是自以為比人民高明，要教育人民領導人民去實現他制定的目標。鄧小平的偉大不在於他告訴了人民怎樣做，而在於他允許人民“摸著石頭過河”。只有自由，才會釋放社會的能量，才會導向理性的成功。
公共權力的本質是服務於人民而不是領導人民，權力執掌者是僕人而不是老爺，這是各級“領導”幹部所必須確立的認識，如此才能避免為了政績而不惜違背民眾意願損害民眾利益的亂折騰。
只有有效地約束權力，才能避免理想主義推動的社會動盪所產生的折騰。
九、民眾絕望掀起的社會動盪是最危險的折騰。
而現在社會正處於這樣一個最危險的折騰的臨界區。
民眾出現的絕望情緒有3種。對生存絕望，對公平絕望，對正義絕望。
1、對生存絕望
經濟危機會導致失業人口和貧困人口的增加，這些人面臨生存的壓力，會產生絕望的情緒。
醫療保障的缺失和昂貴的醫療費使得許多病患人員的財產被醫院折騰一空，一個小病也要幾千元錢，不是什麼大病也要幾萬元錢，窮人有了病很快就會陷入絕望的境地。
社會保障的缺失特別是失業和治病的壓力使得本來就不富裕的老百姓更不敢消費，由此內需無法提高，這是經濟危機的最主要的根源，如此惡行迴圈，將導致絕望的情緒進一步蔓延。
全面的可靠的社會保障的核心是錢，中國納稅人已經交了極高的稅負了，必須把這些錢花在人民身上，而不是用於不斷膨脹的權力與環權力機構的不斷膨脹的消費和消耗上，為此，必須實行民主政治，還權於民，公開詳細的政府預算，讓人民和人民選出的代表審核錢用在哪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錢用於公共財政，才能建立起最起碼的生存保障，制止生存絕望的蔓延。
2、對公平絕望
沒有約束的強大的權力是產生社會不公的根本原因。
當前嚴重的兩級分化現象並不是市場經濟的錯，而是權力的問題。掌握權力依靠權力接近權力和利用權力是獲利的最主要的管道。離權力近的人生活得好，而遠離權力的人就會被邊緣化，利益就會被侵害。無論做什麼，圍著權力轉是最奏效的。
民眾特別是權益受到損害的民眾對不公平強烈不滿。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和上訪事件，還有罷運的罷教的，大都是對社會不公的控訴與抗爭。這些人的生存狀態並沒有到了失業貧困人員那樣過不下去的程度，他們採取自我折騰的手段也絕不是不明真相或者受不法分子的挑唆，他們就是要爭取公平。如果打壓他們，必然把他們推上絕望之路。現在有一條規定，違規上訪兩次就可以勞動教養。勞動教養制度本身是違憲的，對受到了冤屈（或自以為冤屈）的人不是解決他們的問題，安撫他們，卻以不經過審判和辯護程式就抓起來的方式對待，他本人、他的親屬和朋友，知道詳情的人都會成為對公平絕望的人。
事實上，對公平的絕望已經非常普遍非常嚴重了，許多人不再相信社會存在公平，打官司要打關係，要拼行賄，商業競爭也是拼關係，拼行賄。沒有關係和經濟實力的人只能絕望。
對社會公平的絕望會使人們對社會的崩潰懷著渴盼的心理。這是折騰的一個動力源。上海襲警案後許多人同情用暴力討說法的人，就是這種絕望的一種表達。
只有削弱、分解、制約、監督權力才能真正地實現社會公平，才能給人民以希望。
3、對正義絕望
專制是萬惡之源。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氾濫，官員的腐敗必然會催生社會的腐爛，進而邪惡氾濫。
在權力不受約束又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腐敗是沒有辦法抑制的，只會越來越肆無忌憚。由此人們會產生對社會正義的絕望。
而官控輿論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進行圍剿，更使這種絕望加劇。因為人們看不到走出邪路的信號，看到的是滑向絕境的固執。
對正義絕望就會使得社會的建設性力量受到壓抑，而破壞性力量得到加強和聚合，就會使得社會的轉型減少了軟著陸的機會，增大了硬著陸甚至是崩潰的危險。
回避或拖延政治改革是不實際的僥倖心理，是對折騰的極不負責任的放任。
十、如何實現不折騰，執掌權力的人最該做到的其實就是兩條。
1、不說假話。
2、說話算話。
把憲法的一些條款真正地落實了，把十七大關於民主和保障人民權利的承諾真正落實了，中國就會減少和避免折騰，就會前進一大步。
憲法這樣規定：“尊重和保障人權”。
憲法這樣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十七大報告這樣說：“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管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只有開明政治才能減少折騰，只有民主政治才能走向和諧。控制言論和鎮壓異己是無法維持穩定的。
開明，允許了軟折騰，避免了硬折騰；
鎮壓，壓住了小折騰，誘發了大折騰。
但願中國不折騰！在2009年，大家共同努力，推動民主建設和社會進步。
2008年十二句最耐人尋味的話
第一句：中國！！老百姓不缺錢！
背景：這是CCTV一個欄目中，芮城剛和幾位專家談內需時，專家冒出的一句話！
第二句：春運鐵路一票難求在於票價太低。
背景：這是全國人大代表、北京鐵路局常務副局長羅金保的話。
第三句：中國不存在“上學難、上學貴”問題。
背景：這是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長陳曉光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就教育不公平、上學難上學貴以及如何使老百姓滿意時所發表的見解和看法。
第四句：電信行業不存在壟斷。
背景：這是全國政協委員、國資委副主任王瑞祥的觀點，“對於所謂壟斷要科學界定，比如電信行業，固話業務、移動業務都有競爭，怎麼能算壟斷企業呢？當然不是。”
第五句：手機通話費不是高收費。
背景：這是資訊產業部電信研究院副院長曹淑敏女士的觀點。理由是“漫遊費已經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了。
第六句：187蚊你都覺得貴啊？
背景：這是1月14日晚廣東新聞頻道《今日關注》欄目主持人鄭達的感受，他在聽取了報導中對一位元欲購站票，卻為187元的票價過高而猶豫不決，最後別無他選之下買下車票的、有十年時間沒回老家的重慶籍外來工的採訪後，說：“哇，大佬，187蚊你都覺得貴啊？你成十年沒返過屋企喔，坐飛機都抵曬啦......”（粵語原話，大概意思是：你不會覺得187元的價錢也高吧？你有十年時間沒回家了，即使坐飛機也不算貴啦！）話語間帶著一種難以解讀的“職業笑容”。
第七句：父母可學外國人在12-15歲孩子書包裏放安全套。
背景：這是廣州市計生局官員段建華的倡議。
第八句：所謂看病難看病貴，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難是中國，看病最不貴是中國。
背景：這是政協委員、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曾其毅的所謂“直言”。
第九句：你們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
背景：這是大師級人物余秋雨對在地震中遭遇喪子之痛的家長們說的話，他希望家長們別再追究一些人的責任，而應該為了顧全大局繼續關起門來悲痛，打開門時穩重。
第十句：做鬼也幸福。
背景：這是山東省作協副主席王兆山在汶川地震後以一名地震遇難者的口吻寫就的句子。
第十一句：可以考慮讓市民每個月買20塊錢的生態基金。
背景：此言出自中科院院士蔣有緒之口。他認為，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應該為節能減排付出代價。
第十二句：你們是個屁。
背景：深圳海事局50來歲的黨組書記（正局級）林嘉祥在一家酒樓用餐時，借著向一名11歲女生問路之機，將其強行拖進洗手間內WX。當女孩父母回頭找該男子講理時，男子竟叫囂“我是交通部派來的，級別和你們市長一樣高，敢跟我鬥，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此後，網友評論，認為這是2千年來中國最真實的一句大實話。
背景：這是CCTV一個欄目中，芮城剛和幾位專家談內需時，專家冒出的一句話！
第二句：春運鐵路一票難求在於票價太低。
背景：這是全國人大代表、北京鐵路局常務副局長羅金保的話。
第三句：中國不存在“上學難、上學貴”問題。
背景：這是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長陳曉光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就教育不公平、上學難上學貴以及如何使老百姓滿意時所發表的見解和看法。
第四句：電信行業不存在壟斷。
背景：這是全國政協委員、國資委副主任王瑞祥的觀點，“對於所謂壟斷要科學界定，比如電信行業，固話業務、移動業務都有競爭，怎麼能算壟斷企業呢？當然不是。”
第五句：手機通話費不是高收費。
背景：這是資訊產業部電信研究院副院長曹淑敏女士的觀點。理由是“漫遊費已經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了。
第六句：187蚊你都覺得貴啊？
背景：這是1月14日晚廣東新聞頻道《今日關注》欄目主持人鄭達的感受，他在聽取了報導中對一位元欲購站票，卻為187元的票價過高而猶豫不決，最後別無他選之下買下車票的、有十年時間沒回老家的重慶籍外來工的採訪後，說：“哇，大佬，187蚊你都覺得貴啊？你成十年沒返過屋企喔，坐飛機都抵曬啦......”（粵語原話，大概意思是：你不會覺得187元的價錢也高吧？你有十年時間沒回家了，即使坐飛機也不算貴啦！）話語間帶著一種難以解讀的“職業笑容”。
第七句：父母可學外國人在12-15歲孩子書包裏放安全套。
背景：這是廣州市計生局官員段建華的倡議。
第八句：所謂看病難看病貴，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難是中國，看病最不貴是中國。
背景：這是政協委員、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曾其毅的所謂“直言”。
第九句：你們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
背景：這是大師級人物余秋雨對在地震中遭遇喪子之痛的家長們說的話，他希望家長們別再追究一些人的責任，而應該為了顧全大局繼續關起門來悲痛，打開門時穩重。
第十句：做鬼也幸福。
背景：這是山東省作協副主席王兆山在汶川地震後以一名地震遇難者的口吻寫就的句子。
第十一句：可以考慮讓市民每個月買20塊錢的生態基金。
背景：此言出自中科院院士蔣有緒之口。他認為，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應該為節能減排付出代價。
第十二句：你們是個屁。
背景：深圳海事局50來歲的黨組書記（正局級）林嘉祥在一家酒樓用餐時，借著向一名11歲女生問路之機，將其強行拖進洗手間內WX。當女孩父母回頭找該男子講理時，男子竟叫囂“我是交通部派來的，級別和你們市長一樣高，敢跟我鬥，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此後，網友評論，認為這是2千年來中國最真實的一句大實話。
2008年12月31日 星期三
新的三十年已經到來，08年將是中國輝煌或衰敗的起點
今天是08年的最後一天，我覺得感慨萬千。在今年到來之前，所有國人都在期待，可是當這一年到來，我們卻發現08年裏滿是傷心和痛苦。天災、地災、人災、樓災、股災，這一年都趕上了。美國次債危機的爆發看起來只是美國的財富在蒸發，實際上給中國構成的衝擊恐怕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僅從目前來看，美國的次債危機已經讓中國許多工廠停工、大規模的失業、出口大幅銳減，而這其實僅僅只是個開始。在未來的幾年中，可以預見的是，美國的衰退將迫使美國的國際霸權走向收縮，國際貿易的壁壘必然將要提高，原來WTO的眾多規則的執行將會更加嚴格（比如知識產權保護），許多條款很可能會被修訂得更加苛刻，收縮的美國還將是地緣政治出現更多的競爭，許多商業化轉型尚未完成的新型國家將會因為原材料價格驟降或者出口銳減而導致收入大幅下降，從而出現許多不穩定性，騷亂、衝突、局部戰爭、保守勢力復辟等將是未來幾年可能在包括東亞、東南亞、中亞、中東、東歐、南美等地域出現。可以說，我們沒能在這已經過去的三十年內完成政府結構和社會轉型，是這三十年的最大遺憾。接下來，賴以繁榮和發展的國際環境正在失去，我們賺到的只是美元計價的大量外匯儲備，這不是真正的國民財富和幸福，今年中國政府不得不對美國施以援手很明顯地體現了問題的根本。
08年即將過去。個人認為，未來的三十年中國將是危險（不僅僅是挑戰）和機遇並存的時代。可以說，08年是一個巨大的轉捩點，未來或是大的繁榮或是衰敗引發國內社會動盪，只是看中國政府怎麼做，畢竟目前中國的社會發展方向還主要是由政府來主導。
自1840年以來，中國步履蹣跚的從一個農業國走向了工業化，但商業化還剛剛開始。晚清和民國的商業化之發生在局部地區，由於缺乏政府的監管和自律性組織的約束，當時的商業化的受益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商業化必將給傳統的小自耕農社會構成衝擊，農民的利益受損但缺乏轉型的管道，這造成了革命不可避免的發生。但這三十年來的轉變是不同的，這得感謝美國主導下的國際貿易和歐洲列強時期的殖民掠奪的差異，所以農民工大量出現，他們通過外貿的大幅增加和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獲得了人生轉型的機會。但是，除了開放以外，這三十年的很多決策是錯誤的，雖然高層太缺乏危機意識。社會內部的不平等現象、權錢交易、對商業自律組織的限制、政府機構對商業行為的監管失職、對弱勢群體缺乏關懷、對腐敗缺乏控制、對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和社會模型缺乏深入的研究、...，這些使我們未能利用好這三十年的絕佳機會。
這場金融危機改變了這一切，中國模式將不得不進行深入的改革。當我們今天發現自己在裸泳的時候，卻突然意識到連手頭上巨大的外匯儲備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然而，三十年的歷程使得商業化已經深入普通中國人的生活，來城市發展過的農民和他們的子女必將不願再回頭過小自耕農的生活，而從三十年的開放中獲得自由和利益的城市精英更是不願回到過去的歲月，眼下的國際環境也不可能再造就一個像毛一樣的有足夠威信的強權人物來迫使我們回到過去。這意味著，若政府不抓緊在民眾還未產生足夠反叛意識的時候進行改革的話，未來民眾將會迫使政府轉變。
我覺得，未來的三十年，將是中國由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社會轉型為民間主導的商業化社會的三十年，眼下政治改革已刻不容緩。
08年即將過去。個人認為，未來的三十年中國將是危險（不僅僅是挑戰）和機遇並存的時代。可以說，08年是一個巨大的轉捩點，未來或是大的繁榮或是衰敗引發國內社會動盪，只是看中國政府怎麼做，畢竟目前中國的社會發展方向還主要是由政府來主導。
自1840年以來，中國步履蹣跚的從一個農業國走向了工業化，但商業化還剛剛開始。晚清和民國的商業化之發生在局部地區，由於缺乏政府的監管和自律性組織的約束，當時的商業化的受益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商業化必將給傳統的小自耕農社會構成衝擊，農民的利益受損但缺乏轉型的管道，這造成了革命不可避免的發生。但這三十年來的轉變是不同的，這得感謝美國主導下的國際貿易和歐洲列強時期的殖民掠奪的差異，所以農民工大量出現，他們通過外貿的大幅增加和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獲得了人生轉型的機會。但是，除了開放以外，這三十年的很多決策是錯誤的，雖然高層太缺乏危機意識。社會內部的不平等現象、權錢交易、對商業自律組織的限制、政府機構對商業行為的監管失職、對弱勢群體缺乏關懷、對腐敗缺乏控制、對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和社會模型缺乏深入的研究、...，這些使我們未能利用好這三十年的絕佳機會。
這場金融危機改變了這一切，中國模式將不得不進行深入的改革。當我們今天發現自己在裸泳的時候，卻突然意識到連手頭上巨大的外匯儲備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然而，三十年的歷程使得商業化已經深入普通中國人的生活，來城市發展過的農民和他們的子女必將不願再回頭過小自耕農的生活，而從三十年的開放中獲得自由和利益的城市精英更是不願回到過去的歲月，眼下的國際環境也不可能再造就一個像毛一樣的有足夠威信的強權人物來迫使我們回到過去。這意味著，若政府不抓緊在民眾還未產生足夠反叛意識的時候進行改革的話，未來民眾將會迫使政府轉變。
我覺得，未來的三十年，將是中國由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社會轉型為民間主導的商業化社會的三十年，眼下政治改革已刻不容緩。
2008年11月3日 星期一
五兄弟不滿警方反應遲鈍 萬里追蹤抓住兇手
转载自网址：http://news.163.com/08/1104/08/4PT27C8800011229.html
核心提示：2007年8月8日，貴州水城縣陡箐鄉男子代天雲被人殺害。他五個同父異母的兄弟發誓要抓到兇手。因不滿警方反應遲鈍，五兄弟決定親自追查兇手。一年多裏，他們去過河南、四川、廣西、雲南等地，一輛摩托車開了一萬多公里，終將殺人嫌犯抓獲。
萬里追凶的五兄弟
齊魯晚報11月4日報導 不滿警方反應遲鈍，五個已過不惑之年的男人跪在母親面前哭著發誓，一定要抓到兇手，為弟弟報仇。一年多的時間裏，他們去過河南、四川、廣西、雲南等地，一輛摩托車愣是開了一萬多公里，終將殺人嫌犯抓獲。
2007年8月8日，陸鳳仁在貴州水城縣陡箐鄉陡箐村吊水岩殺死了該鄉石頭寨村人代天雲;2008年9月24日，他在廣西柳州的一個磚廠被擒獲。
陸鳳仁說，自己有兩個“沒想到”：行兇被發現後，他原以為會有很多警車停在家門口，沒想到是代天雲的幾個哥哥和鄰居氣勢洶洶地拎著殺豬刀守在門口;在柳州落網後，陸還以為是刑警來了，沒想到又是被這幾兄弟抓住的。
同父異母的六兄弟
10月22日，代家老三代成富坐在老五代成軍的摩托車修理廠裏，從一個塑膠袋中摸索出一張五寸彩色照片。照片上，兄弟六人站成一排，前面坐著他們的母親，一位今年73歲的老人。
“他大哥(代成學)已經60歲了，六弟代天雲活著的話，才31歲。”10月24日，代成軍的媳婦坐在自家沙發上，掰著手指頭算著，“他們兄弟姐妹有10個人，因為是三個媽生的，所以年齡差很多。”
由於年齡差距大，幾個哥哥對弟弟代天雲疼愛有加。也因此，幾個哥哥相繼扔下農活，或外出打工，或在別村開起了廠子，留下代天雲照顧年邁的母親。為養家糊口，代天雲除了種地，偶爾也開開摩的，在山里拉個活掙點兒錢。
陌生乘客突起殺心
2007年8月8日下午4點左右，代天雲出門跑摩的。拉活至火車站附近時，陸鳳仁招手攔下了他的車，一屁股跨在後座上……
陸鳳仁是附近董地鄉穆家寨人，曾因搶劫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出獄後，陸鳳仁決定重新做人，但卻數次碰壁。
8月8日一早，陸鳳仁和母親發生了口角，於是出了家門，在火車站附近買了瓶酒，一口氣喝了下去。
陸鳳仁在後座上坐穩後，讓代天雲送他回家，給15元錢。老實巴交的代天雲發動摩托車，踏上了他再熟悉不過的山路。
行至陡箐村吊水岩時，陸鳳仁要求停車，說頭很疼，要下來休息一分鐘。代天雲剛把車停穩，一把殺豬刀插進了他的腰部。
代天雲下意識地用手抓住刀鋒，和陸鳳仁扭打著，一起跌進一個足有兩層樓高的深溝裏。 “我那時候其實有些清醒了，就讓代天雲動手打我。”陸鳳仁說。不過，清醒了的陸鳳仁自己並沒有停下手來，因為他“突然摸到了代天雲的手機和兜裏的錢”。
5點左右，陡箐村村支書等人趕到現場時，代天雲已然身亡。
案子隨即轉給了派出所和刑警隊。
母親膝下立誓擒凶
2007年8月9日上午10點半，代成軍接到母親打來的電話，說老六徹夜未歸。代成軍立馬意識到，可能出事了。
兄弟幾個分頭去尋人，沒幾分鐘，就聽說吊水岩有人被殺。趕到現場時發現，死者正是代天雲。警方剛做完屍檢，發現除右肋外，代的脖子、後腦勺等處也被砍了數刀。
讓兄弟幾個感到憤慨的是，警方在前一天晚上9點就接到了報案，卻在次日上午9點多才到達現場。對此，水城縣公安局刑警大隊隊長田儒華對記者稱，刑警剛接到報案的當晚就去了現場，但他們真正展開調查卻是在次日。
更讓家屬們難以接受的是，警方沒有經過家屬同意就進行了屍檢。“我們連全屍都沒見到。”代成富的情緒仍然很激動，“而且，老六的身份證就帶在身上，警方為什麼不通知我們?”
老來喪子讓年邁的母親悲痛欲絕，一連幾天不吃不喝。五個已過不惑之年的男人跪在母親面前哭著發誓，一定要抓到兇手。
幾經努力鎖定嫌犯
2007年8月16日，水城縣公安局刑警大隊下發了協查通報。
兄弟幾個分發協查通報的同時，到附近修車點挨家挨戶打聽。8月18日，代成軍在穆家寨附近發現一條熟悉的車轍，拐到陸家門口就不見了。
代成軍立馬意識到，兇手很可能在陸家。代成軍對弟弟的摩托車再熟悉不過了。因為車子是他親手修的，後輪胎就是他送的。
2007年8月19日，代成軍等人果然在陸家院子裏發現了代天雲的摩托車。於是，他們一邊派人盯著，一邊打電話找警方。
三個小時後，警方趕來了，但人已經跑了。
在陸家，警方和五兄弟發現，陸的枕頭底下藏著一把殺豬刀，刀上的血跡隱約可見;掛在牆上的衣服同樣有斑斑血跡。之後，他們搜出了螺絲刀、內胎等贓物以及陸鳳仁的照片。遺憾的是，所有照片上，陸鳳仁都戴著墨鏡。
“我們也想等警方去查，可是兩三個月了，他們都拿不出兇手不戴墨鏡的照片。所以我們決定自己去找兇手。”代成富說。
一年追了萬餘公里
五兄弟一合計，認為陸鳳仁只有小學二年級學歷，又沒有身份證，肯定進不了大廠子。於是，目標鎖定在小磚廠、小沙石廠等地。
風餐露宿伴隨了代家兄弟一年多的時間。這期間，代成富去過河南、四川、廣西、雲南等地;代成軍則開著摩托車走遍了貴州省的各個角落。代成軍的摩托愣是開了一萬多公里。
今年9月17日，一個朋友打電話給代成富，說陸鳳仁在廣西柳州的一個磚廠裏打工。
當時正在貴州打工的代成富立刻騎摩托車趕往柳州。代成富謊稱要找活幹，混進了磚廠。
當時，陸鳳仁戴著鴨舌帽、墨鏡，正蹲在地上發愣。一個40來歲、身高1米6左右的小個男人走向他。
“在這兒幹活要證件嗎?”小個男人居然是貴州口音。
“不要，但掙錢很少，一個月只有六七百。”因為是老鄉，寡言的陸鳳仁和他多說了半句話。
“這錢太少，我不幹了。”小個男人說完轉身離去。
此時的陸鳳仁並未意識到自己一年多的逃亡生涯即將結束。
激動不已的代成富火速趕回貴州，帶上代成軍、一個侄兒和兩個朋友，開了輛麵包車，9月23日淩晨從老家出發，直奔柳州。
24日淩晨兩點，代成富一行五人把車停在離磚廠100多米的地方。此時的陸鳳仁正在熟睡。
破門聲讓陸鳳仁從睡夢中驀然驚醒，他一骨碌爬起來，還沒來得及睜開眼睛，一道強光刺了過來。緊接著，一個聲音問他叫什麼、有沒有身份證。“沒有，我叫小鳳。”陸如實招來。另一個人則拿過一張陸鳳仁本人的照片，厲聲問，“你看這是誰?” “我是貴州的，我在貴州搶過車、殺過人。”陸當場承認。
“我一直以為是警方抓的我，走到半路，才知道是他們幾兄弟。”陸鳳仁語氣平靜下來，言辭中帶著些許敬佩。
警方：這種行為是違法的
水城縣公安局刑警大隊隊長田儒華給出的解釋是，追捕犯罪嫌疑人是警方的事，老百姓可以做的是提供線索，協助警方。他說：“他們在柳州發現線索之後，根本就沒和我們說，也沒找當地警方，幾個人一去就直接把人帶回來了。他們手足情深，萬一路上把嫌疑人殺了，或是出點兒什麼事，我們怎麼交代?這種行為本身就是違法的。抓捕一般有三種情況：一是我們親自去抓;二是由當地警方去抓;三是如果在路上剛好遇到了，這個法律上有規定，要扭送到當地公安部門。可他們這種做法算什麼?”
“水城治安不好管，兇殺案件平均每年發生20起左右。”水城縣公安局政治處負責人張勤利向記者介紹說，這是一個擁有33個鄉鎮，77萬人口的大縣。“全是山路，從一個寨子到另一個寨子得花三四個小時。我們人手少、工資低，大家積極性可能也不是那麼高。”但張勤利說，當地兇殺案件的破獲率能達到90%。
(本文來源：大眾網-齊魯晚報)
核心提示：2007年8月8日，貴州水城縣陡箐鄉男子代天雲被人殺害。他五個同父異母的兄弟發誓要抓到兇手。因不滿警方反應遲鈍，五兄弟決定親自追查兇手。一年多裏，他們去過河南、四川、廣西、雲南等地，一輛摩托車開了一萬多公里，終將殺人嫌犯抓獲。
萬里追凶的五兄弟齊魯晚報11月4日報導 不滿警方反應遲鈍，五個已過不惑之年的男人跪在母親面前哭著發誓，一定要抓到兇手，為弟弟報仇。一年多的時間裏，他們去過河南、四川、廣西、雲南等地，一輛摩托車愣是開了一萬多公里，終將殺人嫌犯抓獲。
2007年8月8日，陸鳳仁在貴州水城縣陡箐鄉陡箐村吊水岩殺死了該鄉石頭寨村人代天雲;2008年9月24日，他在廣西柳州的一個磚廠被擒獲。
陸鳳仁說，自己有兩個“沒想到”：行兇被發現後，他原以為會有很多警車停在家門口，沒想到是代天雲的幾個哥哥和鄰居氣勢洶洶地拎著殺豬刀守在門口;在柳州落網後，陸還以為是刑警來了，沒想到又是被這幾兄弟抓住的。
同父異母的六兄弟
10月22日，代家老三代成富坐在老五代成軍的摩托車修理廠裏，從一個塑膠袋中摸索出一張五寸彩色照片。照片上，兄弟六人站成一排，前面坐著他們的母親，一位今年73歲的老人。
“他大哥(代成學)已經60歲了，六弟代天雲活著的話，才31歲。”10月24日，代成軍的媳婦坐在自家沙發上，掰著手指頭算著，“他們兄弟姐妹有10個人，因為是三個媽生的，所以年齡差很多。”
由於年齡差距大，幾個哥哥對弟弟代天雲疼愛有加。也因此，幾個哥哥相繼扔下農活，或外出打工，或在別村開起了廠子，留下代天雲照顧年邁的母親。為養家糊口，代天雲除了種地，偶爾也開開摩的，在山里拉個活掙點兒錢。
陌生乘客突起殺心
2007年8月8日下午4點左右，代天雲出門跑摩的。拉活至火車站附近時，陸鳳仁招手攔下了他的車，一屁股跨在後座上……
陸鳳仁是附近董地鄉穆家寨人，曾因搶劫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出獄後，陸鳳仁決定重新做人，但卻數次碰壁。
8月8日一早，陸鳳仁和母親發生了口角，於是出了家門，在火車站附近買了瓶酒，一口氣喝了下去。
陸鳳仁在後座上坐穩後，讓代天雲送他回家，給15元錢。老實巴交的代天雲發動摩托車，踏上了他再熟悉不過的山路。
行至陡箐村吊水岩時，陸鳳仁要求停車，說頭很疼，要下來休息一分鐘。代天雲剛把車停穩，一把殺豬刀插進了他的腰部。
代天雲下意識地用手抓住刀鋒，和陸鳳仁扭打著，一起跌進一個足有兩層樓高的深溝裏。 “我那時候其實有些清醒了，就讓代天雲動手打我。”陸鳳仁說。不過，清醒了的陸鳳仁自己並沒有停下手來，因為他“突然摸到了代天雲的手機和兜裏的錢”。
5點左右，陡箐村村支書等人趕到現場時，代天雲已然身亡。
案子隨即轉給了派出所和刑警隊。
母親膝下立誓擒凶
2007年8月9日上午10點半，代成軍接到母親打來的電話，說老六徹夜未歸。代成軍立馬意識到，可能出事了。
兄弟幾個分頭去尋人，沒幾分鐘，就聽說吊水岩有人被殺。趕到現場時發現，死者正是代天雲。警方剛做完屍檢，發現除右肋外，代的脖子、後腦勺等處也被砍了數刀。
讓兄弟幾個感到憤慨的是，警方在前一天晚上9點就接到了報案，卻在次日上午9點多才到達現場。對此，水城縣公安局刑警大隊隊長田儒華對記者稱，刑警剛接到報案的當晚就去了現場，但他們真正展開調查卻是在次日。
更讓家屬們難以接受的是，警方沒有經過家屬同意就進行了屍檢。“我們連全屍都沒見到。”代成富的情緒仍然很激動，“而且，老六的身份證就帶在身上，警方為什麼不通知我們?”
老來喪子讓年邁的母親悲痛欲絕，一連幾天不吃不喝。五個已過不惑之年的男人跪在母親面前哭著發誓，一定要抓到兇手。
幾經努力鎖定嫌犯
2007年8月16日，水城縣公安局刑警大隊下發了協查通報。
兄弟幾個分發協查通報的同時，到附近修車點挨家挨戶打聽。8月18日，代成軍在穆家寨附近發現一條熟悉的車轍，拐到陸家門口就不見了。
代成軍立馬意識到，兇手很可能在陸家。代成軍對弟弟的摩托車再熟悉不過了。因為車子是他親手修的，後輪胎就是他送的。
2007年8月19日，代成軍等人果然在陸家院子裏發現了代天雲的摩托車。於是，他們一邊派人盯著，一邊打電話找警方。
三個小時後，警方趕來了，但人已經跑了。
在陸家，警方和五兄弟發現，陸的枕頭底下藏著一把殺豬刀，刀上的血跡隱約可見;掛在牆上的衣服同樣有斑斑血跡。之後，他們搜出了螺絲刀、內胎等贓物以及陸鳳仁的照片。遺憾的是，所有照片上，陸鳳仁都戴著墨鏡。
“我們也想等警方去查，可是兩三個月了，他們都拿不出兇手不戴墨鏡的照片。所以我們決定自己去找兇手。”代成富說。
一年追了萬餘公里
五兄弟一合計，認為陸鳳仁只有小學二年級學歷，又沒有身份證，肯定進不了大廠子。於是，目標鎖定在小磚廠、小沙石廠等地。
風餐露宿伴隨了代家兄弟一年多的時間。這期間，代成富去過河南、四川、廣西、雲南等地;代成軍則開著摩托車走遍了貴州省的各個角落。代成軍的摩托愣是開了一萬多公里。
今年9月17日，一個朋友打電話給代成富，說陸鳳仁在廣西柳州的一個磚廠裏打工。
當時正在貴州打工的代成富立刻騎摩托車趕往柳州。代成富謊稱要找活幹，混進了磚廠。
當時，陸鳳仁戴著鴨舌帽、墨鏡，正蹲在地上發愣。一個40來歲、身高1米6左右的小個男人走向他。
“在這兒幹活要證件嗎?”小個男人居然是貴州口音。
“不要，但掙錢很少，一個月只有六七百。”因為是老鄉，寡言的陸鳳仁和他多說了半句話。
“這錢太少，我不幹了。”小個男人說完轉身離去。
此時的陸鳳仁並未意識到自己一年多的逃亡生涯即將結束。
激動不已的代成富火速趕回貴州，帶上代成軍、一個侄兒和兩個朋友，開了輛麵包車，9月23日淩晨從老家出發，直奔柳州。
24日淩晨兩點，代成富一行五人把車停在離磚廠100多米的地方。此時的陸鳳仁正在熟睡。
破門聲讓陸鳳仁從睡夢中驀然驚醒，他一骨碌爬起來，還沒來得及睜開眼睛，一道強光刺了過來。緊接著，一個聲音問他叫什麼、有沒有身份證。“沒有，我叫小鳳。”陸如實招來。另一個人則拿過一張陸鳳仁本人的照片，厲聲問，“你看這是誰?” “我是貴州的，我在貴州搶過車、殺過人。”陸當場承認。
“我一直以為是警方抓的我，走到半路，才知道是他們幾兄弟。”陸鳳仁語氣平靜下來，言辭中帶著些許敬佩。
警方：這種行為是違法的
水城縣公安局刑警大隊隊長田儒華給出的解釋是，追捕犯罪嫌疑人是警方的事，老百姓可以做的是提供線索，協助警方。他說：“他們在柳州發現線索之後，根本就沒和我們說，也沒找當地警方，幾個人一去就直接把人帶回來了。他們手足情深，萬一路上把嫌疑人殺了，或是出點兒什麼事，我們怎麼交代?這種行為本身就是違法的。抓捕一般有三種情況：一是我們親自去抓;二是由當地警方去抓;三是如果在路上剛好遇到了，這個法律上有規定，要扭送到當地公安部門。可他們這種做法算什麼?”
“水城治安不好管，兇殺案件平均每年發生20起左右。”水城縣公安局政治處負責人張勤利向記者介紹說，這是一個擁有33個鄉鎮，77萬人口的大縣。“全是山路，從一個寨子到另一個寨子得花三四個小時。我們人手少、工資低，大家積極性可能也不是那麼高。”但張勤利說，當地兇殺案件的破獲率能達到90%。
(本文來源：大眾網-齊魯晚報)
深圳海事副局長涉嫌猥褻女童
摘自网址：http://news.163.com/08/1104/04/4PSLLM4G00011229.html
核心提示：昨天，深圳警方表示林嘉祥案目前仍按照治安案件處理，林嘉祥並沒有被刑拘。另據深圳海事局有關人士透露，當晚和林嘉祥一起吃飯的白衣女子其實是大連海事大學的一名老師。
林嘉祥叫囂：“我就是幹了！”
林嘉祥 資料圖片
受害人家長(左)接受記者採訪
廣州日報11月4日報導 昨日，涉事的深圳海事局官員開始為自己的行為“埋單”，交通運輸部黨組決定，免去林嘉祥黨內外職務。同時，記者昨日採訪受害小女孩小陳的母親謝女士瞭解到，目前小陳仍處於驚嚇的狀態，未擺脫事件對其心理造成的陰影。此外，深圳警方表示因沒有事發時酒店廁所門口錄影，案件目前仍按治安案件處理。
警方稱案件仍按治安案件處理
據受害小女孩的父母介紹，事發後就再也沒有見過林嘉祥。據深圳警方稱，事發後，林曾配合警方做了相關調查筆錄，但10月30日便被一名深圳本地人擔保走了，並於當天趕去上海開會。
深圳警方透露，目前林嘉祥並沒有被刑拘，這是因為沒有事發時酒店廁所門口的錄影，並且現場目擊者對警方所陳述的也只是涉事雙方吵架的情景，所以未有證據證明林嘉祥有過猥褻行為。目前案件仍按照治安案件處理，警方還在進一步搜集證據中，爭取在近日向社會公佈相關情況。
廁所外有攝像頭但資料或缺失
記者昨日再次來到新梅園酒店看到，在事發的廁所門旁邊有一個監控錄影頭，此錄影頭可以360度旋轉，按常理，觀測並錄製到男女廁所門前發生的事情應該沒有問題。
然而，據受害女孩的家屬稱，他們於事發後前往酒店調取廁所門口所發生事情的錄影時，這段時間的錄影卻無故失蹤。“為什麼事發前後的錄影都正常，只有這段錄影缺失呢？”受害女孩母親謝女士疑惑地問。
該攝像頭是在事發時就出現問題，或是錄影資料被人做過手腳，目前還不得而知，而酒店方面也拒絕就此事做出任何回答。
酒樓電話被打爆生意幾乎癱瘓
自“猥褻門”事件在各大媒體曝光後，引起了社會各界極大的關注度。記者昨日在各大論壇上看到，事件“元兇”林嘉祥的車牌號以及手機號等資訊也驚人地被“爆出”，有網友甚至親自跑到事發地的酒店，對整個事件進行“還原現場”。而當深圳海事局的工作人員表示，林嘉祥平常非常和藹可親，只是脾氣稍微急躁時，大家都覺得“不太可能”。
而酒樓的一位女負責人則苦惱地表示，事情剛發生時，酒樓的生意幾乎癱瘓，全部電話也都被打爆，電話所問的卻都是女孩被猥褻一事。而從前日開始，酒店的生意好不容易又恢復正常。
家長說受害女孩常在夢中哭醒
陳先生表示這幾天來，小陳的情況一直都沒有好轉。昨晚，她又接受了公安心理諮詢師的心理輔導。為了避免事件對女孩造成更壞的影響，謝女士夫婦前日將女兒送到了深圳的親戚家中，現在家人每天通過帶她進行戶外活動、講故事的方式來消除事件對她的影響。
母親謝女士告訴記者，這件事情發生後，自己女兒的情緒一直都很激動，而且不准任何人在她面前再提到此事，常在夢中哭醒。以前善良溫順的她，現在暴躁了許多。
記者從小陳的父母那瞭解到，小陳在學校裏面擔任班長、大隊委職務，還彈得一手好鋼琴，並且能歌善舞。但自從女兒從酒樓回到家後，一刻也不願意離開自己，還不時地說“媽媽，我很害怕！”
海事局稱白衣女子是大學老師
深圳海事局有關人士向記者透露，當晚和林嘉祥一起吃飯的白衣女子其實是大連海事大學的一名老師，局裏的人都不認識。昨日記者獲悉，林嘉祥妻子曾向媒體透露，1984年~1998年11月，林嘉祥在交通部煙臺打撈局上班期間，曾考進大連海事大學深造兩年半。這也符合林嘉祥事發時所說：“她是我的老師。”
(本文來源：廣州日報 作者：阮曉光、龍錕)
核心提示：昨天，深圳警方表示林嘉祥案目前仍按照治安案件處理，林嘉祥並沒有被刑拘。另據深圳海事局有關人士透露，當晚和林嘉祥一起吃飯的白衣女子其實是大連海事大學的一名老師。
林嘉祥叫囂：“我就是幹了！”
林嘉祥 資料圖片
受害人家長(左)接受記者採訪廣州日報11月4日報導 昨日，涉事的深圳海事局官員開始為自己的行為“埋單”，交通運輸部黨組決定，免去林嘉祥黨內外職務。同時，記者昨日採訪受害小女孩小陳的母親謝女士瞭解到，目前小陳仍處於驚嚇的狀態，未擺脫事件對其心理造成的陰影。此外，深圳警方表示因沒有事發時酒店廁所門口錄影，案件目前仍按治安案件處理。
警方稱案件仍按治安案件處理
據受害小女孩的父母介紹，事發後就再也沒有見過林嘉祥。據深圳警方稱，事發後，林曾配合警方做了相關調查筆錄，但10月30日便被一名深圳本地人擔保走了，並於當天趕去上海開會。
深圳警方透露，目前林嘉祥並沒有被刑拘，這是因為沒有事發時酒店廁所門口的錄影，並且現場目擊者對警方所陳述的也只是涉事雙方吵架的情景，所以未有證據證明林嘉祥有過猥褻行為。目前案件仍按照治安案件處理，警方還在進一步搜集證據中，爭取在近日向社會公佈相關情況。
廁所外有攝像頭但資料或缺失
記者昨日再次來到新梅園酒店看到，在事發的廁所門旁邊有一個監控錄影頭，此錄影頭可以360度旋轉，按常理，觀測並錄製到男女廁所門前發生的事情應該沒有問題。
然而，據受害女孩的家屬稱，他們於事發後前往酒店調取廁所門口所發生事情的錄影時，這段時間的錄影卻無故失蹤。“為什麼事發前後的錄影都正常，只有這段錄影缺失呢？”受害女孩母親謝女士疑惑地問。
該攝像頭是在事發時就出現問題，或是錄影資料被人做過手腳，目前還不得而知，而酒店方面也拒絕就此事做出任何回答。
酒樓電話被打爆生意幾乎癱瘓
自“猥褻門”事件在各大媒體曝光後，引起了社會各界極大的關注度。記者昨日在各大論壇上看到，事件“元兇”林嘉祥的車牌號以及手機號等資訊也驚人地被“爆出”，有網友甚至親自跑到事發地的酒店，對整個事件進行“還原現場”。而當深圳海事局的工作人員表示，林嘉祥平常非常和藹可親，只是脾氣稍微急躁時，大家都覺得“不太可能”。
而酒樓的一位女負責人則苦惱地表示，事情剛發生時，酒樓的生意幾乎癱瘓，全部電話也都被打爆，電話所問的卻都是女孩被猥褻一事。而從前日開始，酒店的生意好不容易又恢復正常。
家長說受害女孩常在夢中哭醒
陳先生表示這幾天來，小陳的情況一直都沒有好轉。昨晚，她又接受了公安心理諮詢師的心理輔導。為了避免事件對女孩造成更壞的影響，謝女士夫婦前日將女兒送到了深圳的親戚家中，現在家人每天通過帶她進行戶外活動、講故事的方式來消除事件對她的影響。
母親謝女士告訴記者，這件事情發生後，自己女兒的情緒一直都很激動，而且不准任何人在她面前再提到此事，常在夢中哭醒。以前善良溫順的她，現在暴躁了許多。
記者從小陳的父母那瞭解到，小陳在學校裏面擔任班長、大隊委職務，還彈得一手好鋼琴，並且能歌善舞。但自從女兒從酒樓回到家後，一刻也不願意離開自己，還不時地說“媽媽，我很害怕！”
海事局稱白衣女子是大學老師
深圳海事局有關人士向記者透露，當晚和林嘉祥一起吃飯的白衣女子其實是大連海事大學的一名老師，局裏的人都不認識。昨日記者獲悉，林嘉祥妻子曾向媒體透露，1984年~1998年11月，林嘉祥在交通部煙臺打撈局上班期間，曾考進大連海事大學深造兩年半。這也符合林嘉祥事發時所說：“她是我的老師。”
(本文來源：廣州日報 作者：阮曉光、龍錕)
吉首火車站被憤怒的當地群眾擁堵，湖南湘西113名官員涉嫌非法集資遭調查
來源: 廣州日報(廣州)
轉載自網址：http://news.163.com/08/1104/05/4PSN3CJ90001124J.html
核心提示：截至目前，因涉嫌“湘西非法集資事件”而遭調查的黨政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幹部已達113名。因擔心本金難收回，9月3日至4日，萬餘集資者兩度聚集，圍堵湘西州政府和火車站，後經動用警力方才平息。此後，集資戶又兩次圍堵湘西州政府。
廣州日報11月4日報導 據《財經》報導，因牽涉非法集資等嚴重違紀問題，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州委常委、統戰部長滕萬翠於10月24日被湖南省紀委“雙規”。截至目前，因涉嫌“湘西非法集資事件”而遭調查的黨政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幹部已達113名。
官員提前支取致集資鏈斷裂
記者獲悉，滕萬翠於10多天前已被湖南省紀委帶至長沙接受調查，其任職於湘西州農行的丈夫劉某也遭到調查。據知情人士透露，滕萬翠的主要問題是參與非法集資並提前支取本息，且集資數額巨大。此外，滕萬翠還涉嫌受賄和參與礦山經營等。
近年來，湘西州多家企業長期以承諾高息回報為誘餌吸納民間資金，涉及集資戶數萬戶，吸收資金100餘億元，大量政府官員參與集資。2008年年中，部分參與集資的政府官員獲知資訊，提前支取本息，引發集資鏈斷裂。
此後，不到半個月內，湘西州府所在地——吉首市一些融資企業被取走資金至少達10億元，大多融資企業資金鏈斷裂。因擔心本金難收回，9月3日至4日，萬餘集資者兩度聚集，圍堵湘西州政府和火車站，後經動用警力方才平息。此後，集資戶又兩次圍堵湘西州政府。
接受調查時瞞報謊報
記者獲悉，在接受湖南省紀委、省監察廳專案組調查期間，滕萬翠在說明本人、配偶、子女參與湘西州非法集資情況時，存在嚴重故意瞞報、謊報行為。
據記者瞭解，滕萬翠主要涉嫌參與湘西榮昌集團和吉首光彩房地產開發公司非法集資，並與此兩家企業關係密切，而滕萬翠曾對光彩房地產公司關注有加。
滕萬翠生於1959年12月22日，湖南省湘西州鳳凰縣人，是一名土生土長的土家族女幹部，案發前在湘西州委常委中排名第四。
據湘西州政府有關人士介紹，滕萬翠生性膽大，善於接近領導。滕本人早年曾被招工進入鳳凰縣糧食局糧站，後轉為幹部。此後，滕以其少數民族女幹部的身份，被送至中南民族學院學習，後任鳳凰縣委黨校黨委委員、辦公室主任兼理論教員，自此走上仕途。2002年12月起，升任湘西州委常委、統戰部長。
接近專案組的人員向記者透露，滕萬翠還涉嫌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參股礦山開採、旅遊專案開發，從中獲取非法利益等。
事實上，滕萬翠只是諸多涉嫌非法集資的黨政官員中職位較高的一個。10月中旬，湖南省政府公佈的初步調查結果顯示，湘西地區已有113名黨政機關及企事業單位的幹部參與集資，其中縣處級以上的黨政官員相當多。
吉首過半家庭參與 許多居民賣房集資
湘西民間集資已有時日，但大規模的集資始於2002年。至2008年，非法集資達到白熱化，月利息普遍在8%以上，有的企業甚至高達10%至12%。
據中國人民銀行湘西自治州支行2008年7月份公佈的分析報告，到2008年6月末，自治州民間借貸規模近70億元，占該地區金融機構同期貸款總額的一半以上。
目前，湘西州政府已經派駐工作組，對非法融資較大的12家企業實行清盤摸底。一位元參與非法集資調查的警方人士告訴記者，保守估計，非法集資總金額可能超過100億元。
9月4日，吉首市政府發出了對集資情況進行登記的通告，並在市區設立了28個集資登記點，摸查集資情況。吉首市市區人口不足20萬，過半的家庭參與了非法集資;而在湘西州所轄的龍山、鳳凰、古丈、花垣等八個縣，非法集資也相當嚴重。
除了上述重點清查的融資企業，目前當地公安機關還在調查更多小型融資企業。據警方人士透露，“這些受到調查的融資企業，融資額多在兩三億元左右，其中已經發現有詐騙嫌疑。”
非法集資對湘西各方面影響甚巨。記者在吉首市乾州新區瞭解到，非法集資額最高的漩潭社區，集資總額超過1億元，許多居民甚至賣房集資、貸款集資，因本息無歸，目前生活陷入困頓。
轉載自網址：http://news.163.com/08/1104/05/4PSN3CJ90001124J.html
核心提示：截至目前，因涉嫌“湘西非法集資事件”而遭調查的黨政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幹部已達113名。因擔心本金難收回，9月3日至4日，萬餘集資者兩度聚集，圍堵湘西州政府和火車站，後經動用警力方才平息。此後，集資戶又兩次圍堵湘西州政府。
廣州日報11月4日報導 據《財經》報導，因牽涉非法集資等嚴重違紀問題，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州委常委、統戰部長滕萬翠於10月24日被湖南省紀委“雙規”。截至目前，因涉嫌“湘西非法集資事件”而遭調查的黨政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幹部已達113名。
官員提前支取致集資鏈斷裂
記者獲悉，滕萬翠於10多天前已被湖南省紀委帶至長沙接受調查，其任職於湘西州農行的丈夫劉某也遭到調查。據知情人士透露，滕萬翠的主要問題是參與非法集資並提前支取本息，且集資數額巨大。此外，滕萬翠還涉嫌受賄和參與礦山經營等。
近年來，湘西州多家企業長期以承諾高息回報為誘餌吸納民間資金，涉及集資戶數萬戶，吸收資金100餘億元，大量政府官員參與集資。2008年年中，部分參與集資的政府官員獲知資訊，提前支取本息，引發集資鏈斷裂。
此後，不到半個月內，湘西州府所在地——吉首市一些融資企業被取走資金至少達10億元，大多融資企業資金鏈斷裂。因擔心本金難收回，9月3日至4日，萬餘集資者兩度聚集，圍堵湘西州政府和火車站，後經動用警力方才平息。此後，集資戶又兩次圍堵湘西州政府。
接受調查時瞞報謊報
記者獲悉，在接受湖南省紀委、省監察廳專案組調查期間，滕萬翠在說明本人、配偶、子女參與湘西州非法集資情況時，存在嚴重故意瞞報、謊報行為。
據記者瞭解，滕萬翠主要涉嫌參與湘西榮昌集團和吉首光彩房地產開發公司非法集資，並與此兩家企業關係密切，而滕萬翠曾對光彩房地產公司關注有加。
滕萬翠生於1959年12月22日，湖南省湘西州鳳凰縣人，是一名土生土長的土家族女幹部，案發前在湘西州委常委中排名第四。
據湘西州政府有關人士介紹，滕萬翠生性膽大，善於接近領導。滕本人早年曾被招工進入鳳凰縣糧食局糧站，後轉為幹部。此後，滕以其少數民族女幹部的身份，被送至中南民族學院學習，後任鳳凰縣委黨校黨委委員、辦公室主任兼理論教員，自此走上仕途。2002年12月起，升任湘西州委常委、統戰部長。
接近專案組的人員向記者透露，滕萬翠還涉嫌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參股礦山開採、旅遊專案開發，從中獲取非法利益等。
事實上，滕萬翠只是諸多涉嫌非法集資的黨政官員中職位較高的一個。10月中旬，湖南省政府公佈的初步調查結果顯示，湘西地區已有113名黨政機關及企事業單位的幹部參與集資，其中縣處級以上的黨政官員相當多。
吉首過半家庭參與 許多居民賣房集資
湘西民間集資已有時日，但大規模的集資始於2002年。至2008年，非法集資達到白熱化，月利息普遍在8%以上，有的企業甚至高達10%至12%。
據中國人民銀行湘西自治州支行2008年7月份公佈的分析報告，到2008年6月末，自治州民間借貸規模近70億元，占該地區金融機構同期貸款總額的一半以上。
目前，湘西州政府已經派駐工作組，對非法融資較大的12家企業實行清盤摸底。一位元參與非法集資調查的警方人士告訴記者，保守估計，非法集資總金額可能超過100億元。
9月4日，吉首市政府發出了對集資情況進行登記的通告，並在市區設立了28個集資登記點，摸查集資情況。吉首市市區人口不足20萬，過半的家庭參與了非法集資;而在湘西州所轄的龍山、鳳凰、古丈、花垣等八個縣，非法集資也相當嚴重。
除了上述重點清查的融資企業，目前當地公安機關還在調查更多小型融資企業。據警方人士透露，“這些受到調查的融資企業，融資額多在兩三億元左右，其中已經發現有詐騙嫌疑。”
非法集資對湘西各方面影響甚巨。記者在吉首市乾州新區瞭解到，非法集資額最高的漩潭社區，集資總額超過1億元，許多居民甚至賣房集資、貸款集資，因本息無歸，目前生活陷入困頓。
2008年10月29日 星期三
從高中政治教材編寫看“黨化教育”（張博樹）
從高中政治教材編寫看“黨化教育”
張博樹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一、“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前後兩個文本之比較分析
二、從教材編寫過程看知識份子的心態
高中“政治教育”歷來是中共黨化教育的重鎮。2004年3月2日教育部頒佈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實驗）”。根據這個標準，從2004年秋季起新 設計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將與高中其他學科在部份省（市、區）進行實驗。高中其他15門學科的課程標準已於2003年由教育部頒發，政治課的課程標準是頒 布最晚的一個。
出於偶然，筆者于2004年2至5月受邀參與了由一家教育出版社組織的高中政治課新教材的編寫工作，從中瞭解到高中政治課“課程標準”修訂的情形。據我所 知，這個“課程標準”從起草到最後定稿，前後共有13稿之多；先前的“徵求意見稿”呈現出開放的姿態並體現在若干課程的設計中，但最後的定稿與“徵求意見 稿”相比，黨化教育的成份大大增加了。比較這些不同文本，將有助於瞭解威權主義條件下中共黨化教育面臨的困境和實施過程的某些新特點。此外，參與教材編寫 使我有幸結識了一批同行，並在第一現場觀察他們（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種種心態。如實記錄這種心態，從威權主義知識社會學的材料積累和學科建構角度看，也 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一、“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前後兩個文本之比較分析
筆者比較的“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以下簡稱“課標”）先後兩個不同文本，一個是2003年12月的“徵求意見稿”，據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的一位官員證 實，這是第八或第九稿，另一個是2004年3月正式公佈的定稿。這兩個文本都有“前言”、“課程目標”、“內容標準”和“實施建議”4部份。“前言”說明 “課程性質”、“課程的基本理念”和“課程設計思路”。
關於“課程性質”，“徵求意見稿”說：“本課程是一門對普通高中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課程。思想政治課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常識為主要內容；引導學生在課堂學習和社會實踐的過程中，領悟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 法，提高參與現代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弘揚民族精神，擴展國際視野，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 觀；為他們的終身發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質的基礎。”而“定稿”說：“高中思想政治課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 基本觀點教育，以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常識為基本內容,引導學生緊密結合與自己息息相關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經歷探究學習和社會 實踐的過程，領悟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切實提高參與現代社會生活的能力，逐步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確 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為終身發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質基礎。”從後者的黨化教育的老套子中可以發現，前者中“擴展國際視野”一語在“定稿”時被刪除了， 刪除這句話的意義將在下文討論。
關於“課程的基本理念”，“徵求意見稿”的表述如下：“1、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教育與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相統一；2、注重思想政治方向教育與鼓勵學生自 主成長相結合；3、構建以生活為基礎、以學科知識為支撐的課程模組；4、強調課程實施的實踐性和開放性。”“定稿”的文字如下：“1、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 觀點教育與把握時代特徵相統一；2、加強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導與注重學生成長的特點相結合；3、構建以生活為基礎、以學科知識為支撐的課程模組；4、強調課 程實施的實踐性和開放性；5、建立促進發展的課程評價機制。”這裏值得關注的是，“徵求意見稿”中第一點“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教育與適應時代發展要求 相統一”在“定稿”中變成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教育與把握時代特徵相統一”；而第二點“注重思想政治方向教育與鼓勵學生自主成長相結合”，在“定 稿”中變成了“加強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導與注重學生成長的特點相結合”。在中國的威權主義條件下，語言運用（特別是正式檔中的語言運用）早已成了一門“藝 術”。“徵求意見稿”中第一點把“堅持”與“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相提並論，這裏的“適應”可以被解讀為對“堅持”的靜悄悄的修正；而“定稿”的提法把“堅 持”和“把握時代特徵”“相統一}”，“把握”往往就變成了對“堅持”的變相辯護。“定稿”對第二點修改的要害則是刪去了“鼓勵學生自主成長”這個令人振 奮的提法，代之以一個老掉牙的陳舊命題。
下面著重討論一下“課程設計思路”，這個部份在“徵求意見稿”中本來蘊含了極有價值的改革空間，卻被定稿“槍斃”了其中的最輝煌者。
與以往高中政治課的安排不同的是，新推出的“課程設計”採取模組建構，全部課程分為4個必修模組、6個選修模組，學科範圍明顯擴大（原來的高中政治課只有 必修課，沒有選修課）；模組內容相對獨立，模組之間不存在前後承接的邏輯順序（據教育部基教司的有關官員介紹，這種模組安排意味著新教材強調學生的生活邏 輯，而不再強調學科體系和學科的知識邏輯，以與大學教育相區別）；教學課時也比過去有所壓縮，每個模組36學時，2學分，這樣必修課的總學時減至144， 低於舊的高中“課標”政治課的156總學時。
在“徵求意見稿”中，必修課各科的名稱是，“思想政治1（經濟生活）”、“思想政治2（政治生活）”、“思想政治3（文化生活）”、“思想政治4（生活與 哲學）”；選修課各科的名稱是，“走近經濟學”、“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思維與創新”、“生活與法”、“現代社會與倫理”、“從《共產黨宣 言》到‘三個代表’”。其中必修課的4個模組可以不必探究，因為不管如何強調“生活邏輯”，這些課程裏一黨專制的主旋律是含糊不得的。令人感興趣的是6個 選修模組的設計。這6門課中，除了最後一門代表了典型的党文化外（據說這門課是為中學生裏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們設計的），其餘5門課為真正的知識傳授 和人文教養的培養提供了寶貴的空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走近經濟學”和“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兩門課。“徵求意見稿”中“走近經濟學”的教學內容設計如下：
“1. 第一次科技革命時期的經濟學（簡述斯密的生平及學術經歷，闡釋他提出“看不見的手”和“國家守夜人”作用的思想；瞭解李嘉圖成長為經濟學家的經歷，概述其 有關國際貿易中的比較成本理論；簡述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主要過程，認識其闡明“剩餘價值”理論的意義；講述恩格斯與馬克思的革命生涯和友誼，理解《資 本論》的問世是他們共同心血的結晶）。2. 第二次科技革命時期的經濟學（簡述馬歇爾的經濟學說標誌著傳統經濟學的終結；列舉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過渡的史料，印證列寧關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經 濟思想；講述“羅斯福新政”在經濟活動方面的成功事例；解釋“凱恩斯革命”的涵義，知道凱恩斯經濟學說標誌著現代經濟學的開始）。3. 第三次科技革命興起（分析西方經濟學家為什麼提出“馬克思的降世”，揭示他們重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的原因；評議弗裏德曼與凱恩斯經濟學的交鋒，說明他的學 術觀點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解釋加爾佈雷斯為什麼享有“暢銷書作者”的聲譽；概述阿明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的理論觀點，瞭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發 展中國家的應用與發展）。4. 風行於當今時代的經濟學（評述薩繆爾遜的《經濟學》風靡世界半個世紀之久的原因；結合諾思的學術經歷，概述他研究的兩個“基本經濟學原理”；評析盧卡斯對 經濟學的看法；瞭解斯蒂格裏茨的學術和實踐經歷，概述他的主要觀點在經濟學原理上的革命意義）。”
“徵求意見稿”中“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的教學內容設計如下：
“1. 形式迥異的國家和日益增多的國際組織（比較民主共和制、君主專制和君主立憲制的區別，說明政體與國體是形式與內容的關係，明確政體是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 比較單一制與聯邦制的區別，理解國家形式既包括政權組織形式，又包括國家結構形式；列舉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組織迅猛發展的資料，歸納國際組織的不同 類型，說明國際組織在國際社會中日益重要的作用）。2 英國：“君主立憲制”與“議會之母”（簡述英國議會被稱為“議會之母”的緣由，描繪英王在國家生活中的表現，明確英國是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描述英國區域政 權的組織狀況，說明英國是特殊的單一制國家；分析英國政黨競選的實例，歸納英國內閣的構成及主要職權，說明英國責任內閣的作用；3. 美國：“聯邦制”與“三權分立”；簡述美國總統的職權，解釋美國被認為“開創了總統制先河”的緣由；解析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關係，歸納美國聯邦制的特 點；簡述美國國會的構成和職權，解析美國政府、議會、法院三者之間的關係，明確美國是實行“三權分立”的典型國家；講述“驢象之爭”的典故，結合實例，概 括美國兩黨制的特點和問題）。4. 法國：獨特的“半總統制”（解析法國總統的職權及其與內閣的關係，比較法國總統制與美國總統制的異同；簡述法國議會的構成、職權，說明其與英國議會的區 別，探討法國議會的作用；瞭解法國黨派的現狀，分析法國多黨制的作用與問題）。5. 聯合國與世界貿易組織：最具普遍性的國際組織（歸納聯合國會員國的資料，評述聯合國主要機構的職權和作用，表明聯合國是當前最具普遍性的國際組織；引述聯 合國憲章對聯合國宗旨和原則的規定，列舉聯合國的活動資料，說明聯合國在世界多極化趨勢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解析世界貿易組織被稱為“經濟聯合國”的緣 由，說明世貿組織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角色和作用）。6. 歐洲聯盟：顯現世界多極化趨勢的重要角色（歸納文化、歷史和地域等因素，理解歐盟形成和發展的條件；概述歐元、歐洲議會的誕生，以及歐洲聯盟有關機構的設 置，解析歐洲聯盟的性質，探討其在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凡瞭解高中階段中共黨化教育以往歷史和教學內容的人，看了這兩個新課程的設計都會有為之一振的感覺。1949年以來，在中國大陸，不要說中學生，就是大學 生也被長期剝奪了正面、系統瞭解西方政治制度和經濟主張的機會，社會處於極度封閉的狀態。事實上，這種封閉和資訊、知識封鎖，正是毛澤東與農業烏托邦幻想 相結合的極權主義政治得以肆虐一時的重要條件。改革開放後，人們有了各種資訊管道瞭解外面的世界，但在正式的學校教育中，國際社會的主流文明及其建構原則 卻一直未能納入中國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公共教育部份（在中國，這個部份被稱之為“政治課”，其實，它的更準確的名稱應該是“公民教育課”）的教學視 野，這顯然是威權主義意識形態控制的結果之一。
可以說，把“走近經濟學”和“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納入高中“政治課”教學系列是一個重大突破，儘管它們仍然是“選修課”，在課程的具體設計和教 學內容安排上仍存有某些明顯的意識形態痕跡（如“走近經濟學”中關於列寧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思想”、關於“馬克思的降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發 展中國家的應用與發展”等內容），但新“課標”所要傳達的意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要使中國基礎教育中的公共“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具有開放的國際視 野，讓千百萬中學生系統地瞭解國際社會主流文明的建構原則。從啟蒙角度看，這是中國實現民主化和制度現代化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其他幾門課的“課標”也程 度不同地體現了同樣精神。
然而，後來公佈的“定稿”對這兩門課的設計卻發生了重大變化。“走近經濟學”中關於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介紹，除保留凱恩斯部份外，被全部刪除，卻用大量篇 幅增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的內容，課程名稱亦被改為並不貼切的“經濟學常識”；而“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也壓縮了原“徵求意見 稿”的課程內容，加上了“民主集中制：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和活動原則”一章，課程名稱則被改為“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為何如此修改呢？教育部基 教司的一位官員曾這樣解釋：部分專家認為“走近經濟學”的內容太多，學生沒有時間學，與大學有關教學亦有重複之處，現在的講法容易形成“夾生飯”。其實， 這個說法亦是亦否。作為選修課，學生和教師本來就有選擇的自由，“多”與“少”並非沒有取捨的空間；只要合理確定知識介紹的層次遞進關係和方法原則，“夾 生飯”問題完全可以避免。經濟學模組作如是改變，顯然還有未能明說的原因。至於變“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為“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內容上也作出 重大調整的緣由，教育部的官員說的很直白、很乾脆：“西方國家形式”刪掉一部份，就是怕學生西方的東西學多了，會認為中國的制度不好；原來的“徵求意見 稿”體現國家意志不明確，經過部長辦公會討論，認為必須體現、加強教育的意識形態功能，所以有了現在的更改。如此就不難理解何以在“定稿”的政治課“課程 性質”中要刪掉“擴展國際視野”一語了！
“定稿”的“經濟學常識”與“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兩門課不但在內容編排上，而且在敍述語言上，都有很微妙的變化。為了方便讀者比較，也把“定稿”的這兩個部份附列於下。“定稿”中“經濟學常識”的教學內容安排是：
“1．古典經濟學巨匠的理論遺產（簡述斯密所處時代市場經濟發展的特點，闡釋 “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簡述李嘉圖有關國際貿易中“比較成本”的理論觀點）。2．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立（簡述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主要過程，瞭解馬克 思創立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貢獻；理解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理論的重大意義）。3．走進現代市場經濟（運用“羅斯福新政”在經濟活動方面的重要 實例，解釋“凱恩斯革命”的涵義；瞭解西方國家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模式）。4．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初期探討（瞭解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闡釋列 寧對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有關論述；聯繫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實踐，理解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主要觀點）。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闡釋 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創新及其意義；瞭解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歷程；理解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意義）。”
“定稿”關於“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課程教學內容的安排是：
“1．各具特點的國家形式和國際組織（比較專制政體與民主政體的區別，說明政體與國體是形式與內容的關係，理解國家管理形式的多樣性；比較單一制與 聯邦制的區別，理解國家形式既包括政權組織形式，又包括國家結構形式；引述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組織迅猛發展的資料，說明國際組織在國際社會中扮演著 日益重要的角色）。2. “君主立憲制”和“民主共和制”──以英國和法國為例（簡述英國議會被稱為“議會之母”的緣由，瞭解英王在國家生活中的角色，明確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性 質；簡述法國總統、內閣、議會的產生及其職權，比較法國民主共和制與英國君主立憲制的異同）。3. “兩黨制”“聯邦制”“三權分立”──以美國為例（評述“驢象之爭”的典故，結合實例，揭示美國兩黨制的實質；瞭解美國聯邦制的特點；簡述美國是實行“三 權分立”的典型國家，分析“三權分立”制的實質）。4. “民主集中制”：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和活動原則（歸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職權，理解我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分析我國國家權 力機關和人民的關係、國家權力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闡述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活動原則；比較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 特點，說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好制度）。5．日益重要的國際組織──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和歐洲聯盟為例（列舉聯合國的主要機構及其活 動，闡釋聯合國憲章所宣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評析聯合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闡述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和作用；解析世界貿易組織被稱為“經濟聯 合國”的緣由，舉例說明世界貿易組織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角色和作用；概述歐洲聯盟的誕生和發展，解析歐洲聯盟在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在“定稿”中，西方政治制度和國家組織的“性質”、“實質”一類又成了高中課堂上必須向學生灌輸的東西，同時要讓學生相信“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好制度”，以體現中共一黨專制的“國家意志”。
現在再來看“課標”的兩個文本對政治課“課程目標”的不同界定，這裏明顯體現了專制意識形態力量對改革意向的否定。“徵求意見稿”對“課程目標”中的“總 目標”的定義是：“本課程以加強高中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為主要任務。幫助學生學習相關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經歷實踐探索的過程，提高參與現代社會生活的能 力；使學生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初步形成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而 “定稿” 的定義是：“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最新成果；瞭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常識；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方法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 決問題；具備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應有的自主、自立、自強的能力和態度；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情感；初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 觀。”顯然，在“定稿”中把党文化作為“總目標”的根本，與“徵求意見稿”中淡化這類意識形態訴求形成明顯反差。
“課標”把政治課的“分類目標”區分為“知識”、“能力”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3個部份。在“分類目標”的“知識”部份，“徵求意見稿”的內容是： “瞭解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常識；瞭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常識；瞭解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常識；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現 代社會的公民道德和民主生活的基本要求和規範；把握現代社會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徵。”而“定稿”的內容是：“知道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 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理解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 意義；瞭解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當代中國的公民道德建設和法制建設的基本要求；獲得正確選擇人生發展道路的相關知識。”兩個 文本比較的結果同樣是突出了党文化，對“徵求意見稿“中後兩條的修改，尤其是刪掉“現代社會”這個詞特別顯得意味深長。
在“分類目標”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部份，“徵求意見稿”與“定稿”的內容反差比較明顯。“徵求意見稿”的內容是：“理解生命的內在價值，懂得生命的 寶貴，珍惜生命和個人榮譽，維護人格尊嚴；熱愛生活，親近知識，親近他人，親近自然，培養高尚、豐富的生活情趣；對一切未知世界具有好奇心，尊重科學，培 養科學態度和創新精神；在勤奮學習、認真做事中磨礪意志，調控情緒，增強自我接納水準，形成正確的自我認同；始終憧憬未來，對個人發展抱有信心，對未來職 業選擇抱有恰當心態；關注現代社會的變化，自覺遵循和維護社會秩序，積極思考、主動表達，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培養健全的公民意識；對祖國和人類社會進步抱 有樂觀態度，在尊重和理解各民族文化價值的同時，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尊感。”而“定稿”的內容是：“熱愛中國共產黨，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 熱愛祖國，熱愛人民，關心祖國命運，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樹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志向；關注社會發展，積極參 加社會實踐，誠實守信，增強社會責任感和民主法制觀念，培養公民意識；熱愛集體，奉獻社會，關心他人，樂於助人，宣導團結友善的精神；樂於學習，尊重科 學，追求真理，具有科學態度和創新精神；熱愛生活，積極參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動，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標；熱愛和平，尊重世界各 民族的優秀文化，關注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培養世界眼光。”“徵求意見稿”的描述是現代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精神的體現，是“課標”文本中最為閃光的部份之 一；而“定稿”則大多是了無新意的意識形態詞句，筆者並不是說其中的內容都不對，而是說在專制主義語境中這些表述有其特定的意識形態涵義。“定稿”對“征 求意見稿”內容的顛覆說明了一個極其可怕的現實，那就是專制主義力量仍然在阻止新的、符合現代社會發展和民主時代要求的人格精神的構建。
二、從教材編寫過程看知識份子的心態
筆者近年來一直在從事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研究，所以把這次參與“政治課”新教材的編寫看作是一次現場觀察威權主義條件下中國教育領域的眾生相、體驗有良知 的中國知識份子如何與中共黨化教育的傳統勢力博弈的好機會。就個人而言，生平第一次參加高中“政治課”教材的編寫，還有兩個重要動機，一是希望為中學生作 點什麼（我承接的是“走近經濟學”部份內容的編撰），再一個就是用編撰收入來支持自己的學術研究。我所接觸到的編寫隊伍同仁、出版社負責人和編輯的一個共 同心態就是，“如何在既定約束條件下，盡可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既定約束條件”是我們出版編寫群體公開使用的語句，大家對其所指都心照不宣。同仁們很 清楚地意識到，“約束最強的課程，也是貫徹公民教育理念最困難的課程”，這裏當然首先指必修課中的“政治生活”和選修課中的“從《共產黨宣言》到‘三個代 表’”（後者在“定稿”中被更名為“科學社會主義常識”，且被調整為選修課的第一模組），這類課程向來是黨化教育最集中的體現者。其他課程也程度不同地存 在同一問題，沒有哪一門課可以完全擺脫官方教條和意識形態的約束。在這個意義上，目前的教材改編工作顯然具有過渡性，不可能徹底；但我們希望盡可能做得好 一些，讓這套教材有更多的東西保存下去，經得住歷史的檢驗。這是大部份同仁具有的共識。
在中國，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使用教材的“審定權”，一向由官方壟斷。教育部有一個“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專司各類中小學教材的審定。教材的組織編 寫和出版則長期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一家壟斷。這次新“課標”的推出伴隨著一個重要的“改革”，就是允許有條件、有財力的出版社參與新教材的編寫，最 終由教育部審定的教材也不再局限於一套。雖然這些教材依據的是同一個“課標”，但在教材的呈現形式上卻會有很大的不同，這就為教材的編寫者和出版者提供了 一個參與競爭、大顯身手的機會。就“政治課”教材的編寫而言，這次有全國10餘家出版社參與。然而，據知情人告知，最後的結果是，2004年夏教育部審定 高中政治課教材時只通過了一家出版社的送審稿，包括我所參與的那家出版社在內的其餘10多家出版社全部名落孫山，經濟上賠了本；更為離奇的是，被通過的只 是必修課的4門教材，6門選修課教材的審定不知什麼原因被擱置。新教材將於2004年9月起在4個省進行實驗，2007年全部推開。
我參加的教材編寫由外地一家出版社組織，編寫組成員由北京和外地兩部分人組成，大多是高等院校的教師，僅我一人來自科研機構，年齡最大的55歲，最小的約 30歲，年輕人基本上都有博士學位，中年以上大多有教授、副教授職稱。出版社表示，之所以請大學教師來編寫中學教材，是希望該教材能推陳出新，自成一體， 不再照搬過去教材的思路。出版社特別強調，新教材要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尤其是社會探究能力的培養，形式不必統一，以為學生創造主動的學習空間為標準。在 教材的呈現形式上，出版社和編寫組成員也動了不少腦筋，比如，採用主、副文搭配結構，主文要“科學、嚴謹”，副文要“生動、活潑”，課後練習的設計要有深 度空間，案例要注意經典性和貼切性，等等。
但整個編寫工作遇到了諸多障礙。首先，有些屬於“約束底線”的東西是無法突破的。比如，各門課（尤其是必修課）中都有一些體現“三個代表”之類党的意識形 態的必須講授的東西，或是有形無形中受其約束的東西。無論你想怎麼淡化它，這種意識形態暴力事實上仍然存在。它對教材編寫的約束是無處不在的，無論是教材 正文的闡釋，還是課後練習的設計，都是如此。
比如，在“走近經濟學”第3課我曾經設計了這樣一個課後練習：“中央電視臺2004年初報導：截止到2003年底，全國各用工單位累計拖欠民工工資 1,000億（全國民工約9,400萬）。溫家寶總理甚至親自出面為民工討要工錢。組織一次社會調查（比如，到學校附近的建築工地，瞭解民工的勞動和收入 情況），看看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對我們理解現實生活有什麼幫助。”這個練習的本意是提倡學生把課堂學到的知識和現實生活結合起來，學會用批判的眼光觀察 周圍的社會。但是，用剩餘價值理論直接比照“社會主義”中國的現實，不僅無此先例，而且肯定無法通過審查。因為這道習題包含著一個潛臺詞：馬克思的剩餘價 值理論指出，19世紀的西方資本家至少要付給工人相當於勞動力價值的工資，但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卻有數以千萬計的勞工拿不到他們辛辛苦苦掙來的血汗錢！這 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我引證的材料出處也有足夠的權威性，但這個課後練習幾乎沒有希望通過第一道“關卡”──這套教材自己的編輯班子的審查。果然，初稿 “送審”後，一位受託參與審稿的中學政治課教師就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此類練習內容“與國家意志相悖”。顯然，人們很清楚，在號稱以馬克思主義立党、立國的 國度，是不允許把馬克思主義的槍口對準自己的！
寫作者、審查者、出版者自己充當自己作品的“檢察官”，這是中共自建立一黨專制的極權主義政權來中國文人的常態。威權主義並沒有改變這個現實，只是使它變 得更為精巧。在這些場合，我們不但可以領略到仍然實實在在存在且發揮作用的專制主義的制度性鉗制力量，而且可以體驗到由於這種強制所產生的心靈奴役。事實 上，正是這兩個方面構成了“約束底線”的客觀和主觀基礎。
編寫工作遇到的第二個障礙是教材審查體制的官本位特徵往往強化了其意識形態功能，並使教材改革的努力付之東流。據知情人講，“六四”後每次高校公共政治課 內容的重大修改都要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討論、批准。這次高中政治課新“課標”的“定稿”取代本來蘊含著極大改革空間的“徵求意見稿”，是教育部部 長辦公會的決定。據教育部基教司的有關官員講（這位官員應我們這套書的主編之邀向編寫組成員介紹課標更動情況，其言基本屬實）：部長辦公會強調，高中政治 課絕不是一門單純的知識課，而是承擔著明確的意識形態教育功能，對學生進行社會主義基本教育，政治方向、政治立場不能與中央精神出現任何不一致的地方，這 也是“課標”最終稿有較大改動的理由；原來的“課標”體現黨的意識形態要求比較隱晦，出發點是想緩和學生的逆反情緒，部長辦公會討論時認為，這種作法有些 “猶抱琵琶半遮面”，於是“定稿”在意識形態表述上更加鮮明，用表態的方式說明課程的性質；學術中無定論的、或與中央精神相違背的，肯定不能進教材；教材 審查的3條標準（是否“超綱”“漏綱”、是否適合於教學、知識點佈局是否合理），首重第一條；部裏特別強調，政治課對一些基本的政治觀點就是要灌輸，這是 “政治模組”各門課程的重要特點。有人問：“課標起草專家組是否換了人，由另外一組專家重新起草的政治課課標？”回答是：“並沒有換人，還是原來那批專家 寫的，他們必須按照部裏的意見進行修改。”
在一黨專制的運作體制中，有一個很奇特、又似乎很正常的現象，那就是執行者往往既是專制旨意的消極服從者，又是使專制旨意得以貫徹的積極使動者。“消極服 從”意味著執行者內心對其執行使命的不完全認同；“積極使動”則是就其效果而言，不管“課標”起草組的專家們是否情願，“定稿”畢竟是他們修改出來的。其 實教育部的官員也同樣如是。給我們“傳達”教育部“精神”的那位官員一方面大談“課標”修改的必要，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加上的東西不得不進去”，似乎頗有 些無可奈何，他甚至談到“作教材，怎麼不讓人家抓住辮子，是個技巧”，其內心所指，也已經十分清楚了。
這種在權力面前雙重心理、雙重人格的存在是當今中國威權主義社會的一個典型現象。在毛澤東的極權主義時代，專制主義與烏托邦的聯姻使大多數人對“革命理 想”的認同比較真誠；未來的、真正的民主社會也不會有這種現象，因為人們已沒有必要屈從強權的壓力。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消極服從”可以發展為一種反 抗的藝術，“積極使動”也可能墮落為專制體制的自覺幫兇，這就看每個人的“道行”了。
“定稿”出臺後，我們這個編寫班子成員的反應“非常強烈”，大部份北京同仁都認為這件事情再做下去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大家曾認真討論了“何去何從”，但 最後的意見仍歸結為繼續與出版社合作，把這套書編完。畢竟，中途“撂挑子”意味著違背與出版社的合約，不但會傷害與出版社建立的良好的信任關係，也會給所 有人帶來經濟上的損失。“經濟”和“收入”問題是教材編撰工作的第三個障礙，在當今威權主義條件下從事此類教材的編寫勢必使編寫者經歷利益驅動和學術良知 之間的內在緊張。
中國有數以千萬計的中學生，一旦某家出版社的教材樣稿被教育部看中、批准，將意味著出版社會財源滾滾。因此各“競標”出版社都使出渾身解數聘請有名望、高 水準的主編，組織高水準的教材編寫隊伍，最主要的當然是付給高報酬。以我們編寫組為例，各課程模組的分主編只要拿出合格的樣稿就可獲得數萬元報酬；若樣稿 通過了教育部的審定被定為正式教材，報酬還要翻幾翻。大概編寫外語或數理化之類教材的老師們不會有什麼額外的精神壓力，唯獨“政治課”教材不同，在一黨專 制的威權主義社會條件下，“政治課”的許多內容並非科學，而是當權者的意識形態，是為論證當權者的權力合法性服務的。參與此類教材編寫的人心裏都很清楚。 然而，既想掙錢，又想堅持學術的純潔和公正，堅持對得起自己的社會良心，在編寫“政治課”教材的實踐中是很難協調一致的。遇到兩者發生衝突、或有可能發生 衝突時，往往是後者要讓位於前者。威權主義借助金錢的力量使知識界就範，早已是普遍現象。在大學、科研機構裏，只要承擔了“主旋律”的“課題”，就有大筆 經費，不少知識份子的墮落由此起步。不管是政治課教材編寫中出現的利益與良知的衝突，還是權力利用利益誘餌對知識界的圍獵，都說明了同一個道理，那就是金 錢在當今的威權主義社會裏發揮著重要的、既通過經濟領域本身又逾出純經濟領域以外的政治功能。
中共党化教育的解構與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將是一個互動的、互為條件的過程。“解構”的真正前提是中共黨化教育“底線”的突破，而 這又有賴於民主化實質意義上的進展。當然，中國民主化事業的推進必須建立在最廣大的中國公民素質提高的基礎上，而這只有通過教育才能達到。在這個艱難而曲 折的行進過程中，知識份子將會有所作為，他們的靈魂也將不斷受到滌蕩而漸次昇華。
張博樹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一、“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前後兩個文本之比較分析
二、從教材編寫過程看知識份子的心態
高中“政治教育”歷來是中共黨化教育的重鎮。2004年3月2日教育部頒佈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實驗）”。根據這個標準，從2004年秋季起新 設計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將與高中其他學科在部份省（市、區）進行實驗。高中其他15門學科的課程標準已於2003年由教育部頒發，政治課的課程標準是頒 布最晚的一個。
出於偶然，筆者于2004年2至5月受邀參與了由一家教育出版社組織的高中政治課新教材的編寫工作，從中瞭解到高中政治課“課程標準”修訂的情形。據我所 知，這個“課程標準”從起草到最後定稿，前後共有13稿之多；先前的“徵求意見稿”呈現出開放的姿態並體現在若干課程的設計中，但最後的定稿與“徵求意見 稿”相比，黨化教育的成份大大增加了。比較這些不同文本，將有助於瞭解威權主義條件下中共黨化教育面臨的困境和實施過程的某些新特點。此外，參與教材編寫 使我有幸結識了一批同行，並在第一現場觀察他們（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種種心態。如實記錄這種心態，從威權主義知識社會學的材料積累和學科建構角度看，也 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一、“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前後兩個文本之比較分析
筆者比較的“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以下簡稱“課標”）先後兩個不同文本，一個是2003年12月的“徵求意見稿”，據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的一位官員證 實，這是第八或第九稿，另一個是2004年3月正式公佈的定稿。這兩個文本都有“前言”、“課程目標”、“內容標準”和“實施建議”4部份。“前言”說明 “課程性質”、“課程的基本理念”和“課程設計思路”。
關於“課程性質”，“徵求意見稿”說：“本課程是一門對普通高中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課程。思想政治課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常識為主要內容；引導學生在課堂學習和社會實踐的過程中，領悟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 法，提高參與現代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弘揚民族精神，擴展國際視野，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 觀；為他們的終身發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質的基礎。”而“定稿”說：“高中思想政治課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 基本觀點教育，以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常識為基本內容,引導學生緊密結合與自己息息相關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經歷探究學習和社會 實踐的過程，領悟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切實提高參與現代社會生活的能力，逐步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確 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為終身發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質基礎。”從後者的黨化教育的老套子中可以發現，前者中“擴展國際視野”一語在“定稿”時被刪除了， 刪除這句話的意義將在下文討論。
關於“課程的基本理念”，“徵求意見稿”的表述如下：“1、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教育與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相統一；2、注重思想政治方向教育與鼓勵學生自 主成長相結合；3、構建以生活為基礎、以學科知識為支撐的課程模組；4、強調課程實施的實踐性和開放性。”“定稿”的文字如下：“1、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 觀點教育與把握時代特徵相統一；2、加強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導與注重學生成長的特點相結合；3、構建以生活為基礎、以學科知識為支撐的課程模組；4、強調課 程實施的實踐性和開放性；5、建立促進發展的課程評價機制。”這裏值得關注的是，“徵求意見稿”中第一點“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教育與適應時代發展要求 相統一”在“定稿”中變成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教育與把握時代特徵相統一”；而第二點“注重思想政治方向教育與鼓勵學生自主成長相結合”，在“定 稿”中變成了“加強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導與注重學生成長的特點相結合”。在中國的威權主義條件下，語言運用（特別是正式檔中的語言運用）早已成了一門“藝 術”。“徵求意見稿”中第一點把“堅持”與“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相提並論，這裏的“適應”可以被解讀為對“堅持”的靜悄悄的修正；而“定稿”的提法把“堅 持”和“把握時代特徵”“相統一}”，“把握”往往就變成了對“堅持”的變相辯護。“定稿”對第二點修改的要害則是刪去了“鼓勵學生自主成長”這個令人振 奮的提法，代之以一個老掉牙的陳舊命題。
下面著重討論一下“課程設計思路”，這個部份在“徵求意見稿”中本來蘊含了極有價值的改革空間，卻被定稿“槍斃”了其中的最輝煌者。
與以往高中政治課的安排不同的是，新推出的“課程設計”採取模組建構，全部課程分為4個必修模組、6個選修模組，學科範圍明顯擴大（原來的高中政治課只有 必修課，沒有選修課）；模組內容相對獨立，模組之間不存在前後承接的邏輯順序（據教育部基教司的有關官員介紹，這種模組安排意味著新教材強調學生的生活邏 輯，而不再強調學科體系和學科的知識邏輯，以與大學教育相區別）；教學課時也比過去有所壓縮，每個模組36學時，2學分，這樣必修課的總學時減至144， 低於舊的高中“課標”政治課的156總學時。
在“徵求意見稿”中，必修課各科的名稱是，“思想政治1（經濟生活）”、“思想政治2（政治生活）”、“思想政治3（文化生活）”、“思想政治4（生活與 哲學）”；選修課各科的名稱是，“走近經濟學”、“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思維與創新”、“生活與法”、“現代社會與倫理”、“從《共產黨宣 言》到‘三個代表’”。其中必修課的4個模組可以不必探究，因為不管如何強調“生活邏輯”，這些課程裏一黨專制的主旋律是含糊不得的。令人感興趣的是6個 選修模組的設計。這6門課中，除了最後一門代表了典型的党文化外（據說這門課是為中學生裏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們設計的），其餘5門課為真正的知識傳授 和人文教養的培養提供了寶貴的空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走近經濟學”和“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兩門課。“徵求意見稿”中“走近經濟學”的教學內容設計如下：
“1. 第一次科技革命時期的經濟學（簡述斯密的生平及學術經歷，闡釋他提出“看不見的手”和“國家守夜人”作用的思想；瞭解李嘉圖成長為經濟學家的經歷，概述其 有關國際貿易中的比較成本理論；簡述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主要過程，認識其闡明“剩餘價值”理論的意義；講述恩格斯與馬克思的革命生涯和友誼，理解《資 本論》的問世是他們共同心血的結晶）。2. 第二次科技革命時期的經濟學（簡述馬歇爾的經濟學說標誌著傳統經濟學的終結；列舉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過渡的史料，印證列寧關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經 濟思想；講述“羅斯福新政”在經濟活動方面的成功事例；解釋“凱恩斯革命”的涵義，知道凱恩斯經濟學說標誌著現代經濟學的開始）。3. 第三次科技革命興起（分析西方經濟學家為什麼提出“馬克思的降世”，揭示他們重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的原因；評議弗裏德曼與凱恩斯經濟學的交鋒，說明他的學 術觀點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解釋加爾佈雷斯為什麼享有“暢銷書作者”的聲譽；概述阿明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的理論觀點，瞭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發 展中國家的應用與發展）。4. 風行於當今時代的經濟學（評述薩繆爾遜的《經濟學》風靡世界半個世紀之久的原因；結合諾思的學術經歷，概述他研究的兩個“基本經濟學原理”；評析盧卡斯對 經濟學的看法；瞭解斯蒂格裏茨的學術和實踐經歷，概述他的主要觀點在經濟學原理上的革命意義）。”
“徵求意見稿”中“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的教學內容設計如下：
“1. 形式迥異的國家和日益增多的國際組織（比較民主共和制、君主專制和君主立憲制的區別，說明政體與國體是形式與內容的關係，明確政體是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 比較單一制與聯邦制的區別，理解國家形式既包括政權組織形式，又包括國家結構形式；列舉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組織迅猛發展的資料，歸納國際組織的不同 類型，說明國際組織在國際社會中日益重要的作用）。2 英國：“君主立憲制”與“議會之母”（簡述英國議會被稱為“議會之母”的緣由，描繪英王在國家生活中的表現，明確英國是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描述英國區域政 權的組織狀況，說明英國是特殊的單一制國家；分析英國政黨競選的實例，歸納英國內閣的構成及主要職權，說明英國責任內閣的作用；3. 美國：“聯邦制”與“三權分立”；簡述美國總統的職權，解釋美國被認為“開創了總統制先河”的緣由；解析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關係，歸納美國聯邦制的特 點；簡述美國國會的構成和職權，解析美國政府、議會、法院三者之間的關係，明確美國是實行“三權分立”的典型國家；講述“驢象之爭”的典故，結合實例，概 括美國兩黨制的特點和問題）。4. 法國：獨特的“半總統制”（解析法國總統的職權及其與內閣的關係，比較法國總統制與美國總統制的異同；簡述法國議會的構成、職權，說明其與英國議會的區 別，探討法國議會的作用；瞭解法國黨派的現狀，分析法國多黨制的作用與問題）。5. 聯合國與世界貿易組織：最具普遍性的國際組織（歸納聯合國會員國的資料，評述聯合國主要機構的職權和作用，表明聯合國是當前最具普遍性的國際組織；引述聯 合國憲章對聯合國宗旨和原則的規定，列舉聯合國的活動資料，說明聯合國在世界多極化趨勢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解析世界貿易組織被稱為“經濟聯合國”的緣 由，說明世貿組織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角色和作用）。6. 歐洲聯盟：顯現世界多極化趨勢的重要角色（歸納文化、歷史和地域等因素，理解歐盟形成和發展的條件；概述歐元、歐洲議會的誕生，以及歐洲聯盟有關機構的設 置，解析歐洲聯盟的性質，探討其在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凡瞭解高中階段中共黨化教育以往歷史和教學內容的人，看了這兩個新課程的設計都會有為之一振的感覺。1949年以來，在中國大陸，不要說中學生，就是大學 生也被長期剝奪了正面、系統瞭解西方政治制度和經濟主張的機會，社會處於極度封閉的狀態。事實上，這種封閉和資訊、知識封鎖，正是毛澤東與農業烏托邦幻想 相結合的極權主義政治得以肆虐一時的重要條件。改革開放後，人們有了各種資訊管道瞭解外面的世界，但在正式的學校教育中，國際社會的主流文明及其建構原則 卻一直未能納入中國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公共教育部份（在中國，這個部份被稱之為“政治課”，其實，它的更準確的名稱應該是“公民教育課”）的教學視 野，這顯然是威權主義意識形態控制的結果之一。
可以說，把“走近經濟學”和“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納入高中“政治課”教學系列是一個重大突破，儘管它們仍然是“選修課”，在課程的具體設計和教 學內容安排上仍存有某些明顯的意識形態痕跡（如“走近經濟學”中關於列寧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思想”、關於“馬克思的降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發 展中國家的應用與發展”等內容），但新“課標”所要傳達的意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要使中國基礎教育中的公共“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具有開放的國際視 野，讓千百萬中學生系統地瞭解國際社會主流文明的建構原則。從啟蒙角度看，這是中國實現民主化和制度現代化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其他幾門課的“課標”也程 度不同地體現了同樣精神。
然而，後來公佈的“定稿”對這兩門課的設計卻發生了重大變化。“走近經濟學”中關於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介紹，除保留凱恩斯部份外，被全部刪除，卻用大量篇 幅增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的內容，課程名稱亦被改為並不貼切的“經濟學常識”；而“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也壓縮了原“徵求意見 稿”的課程內容，加上了“民主集中制：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和活動原則”一章，課程名稱則被改為“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為何如此修改呢？教育部基 教司的一位官員曾這樣解釋：部分專家認為“走近經濟學”的內容太多，學生沒有時間學，與大學有關教學亦有重複之處，現在的講法容易形成“夾生飯”。其實， 這個說法亦是亦否。作為選修課，學生和教師本來就有選擇的自由，“多”與“少”並非沒有取捨的空間；只要合理確定知識介紹的層次遞進關係和方法原則，“夾 生飯”問題完全可以避免。經濟學模組作如是改變，顯然還有未能明說的原因。至於變“西方國家形式與國際組織專題”為“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內容上也作出 重大調整的緣由，教育部的官員說的很直白、很乾脆：“西方國家形式”刪掉一部份，就是怕學生西方的東西學多了，會認為中國的制度不好；原來的“徵求意見 稿”體現國家意志不明確，經過部長辦公會討論，認為必須體現、加強教育的意識形態功能，所以有了現在的更改。如此就不難理解何以在“定稿”的政治課“課程 性質”中要刪掉“擴展國際視野”一語了！
“定稿”的“經濟學常識”與“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兩門課不但在內容編排上，而且在敍述語言上，都有很微妙的變化。為了方便讀者比較，也把“定稿”的這兩個部份附列於下。“定稿”中“經濟學常識”的教學內容安排是：
“1．古典經濟學巨匠的理論遺產（簡述斯密所處時代市場經濟發展的特點，闡釋 “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簡述李嘉圖有關國際貿易中“比較成本”的理論觀點）。2．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立（簡述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主要過程，瞭解馬克 思創立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貢獻；理解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理論的重大意義）。3．走進現代市場經濟（運用“羅斯福新政”在經濟活動方面的重要 實例，解釋“凱恩斯革命”的涵義；瞭解西方國家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模式）。4．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初期探討（瞭解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闡釋列 寧對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有關論述；聯繫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實踐，理解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主要觀點）。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闡釋 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創新及其意義；瞭解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歷程；理解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意義）。”
“定稿”關於“國家和國際組織常識”課程教學內容的安排是：
“1．各具特點的國家形式和國際組織（比較專制政體與民主政體的區別，說明政體與國體是形式與內容的關係，理解國家管理形式的多樣性；比較單一制與 聯邦制的區別，理解國家形式既包括政權組織形式，又包括國家結構形式；引述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組織迅猛發展的資料，說明國際組織在國際社會中扮演著 日益重要的角色）。2. “君主立憲制”和“民主共和制”──以英國和法國為例（簡述英國議會被稱為“議會之母”的緣由，瞭解英王在國家生活中的角色，明確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性 質；簡述法國總統、內閣、議會的產生及其職權，比較法國民主共和制與英國君主立憲制的異同）。3. “兩黨制”“聯邦制”“三權分立”──以美國為例（評述“驢象之爭”的典故，結合實例，揭示美國兩黨制的實質；瞭解美國聯邦制的特點；簡述美國是實行“三 權分立”的典型國家，分析“三權分立”制的實質）。4. “民主集中制”：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和活動原則（歸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職權，理解我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分析我國國家權 力機關和人民的關係、國家權力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闡述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活動原則；比較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 特點，說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好制度）。5．日益重要的國際組織──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和歐洲聯盟為例（列舉聯合國的主要機構及其活 動，闡釋聯合國憲章所宣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評析聯合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闡述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和作用；解析世界貿易組織被稱為“經濟聯 合國”的緣由，舉例說明世界貿易組織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角色和作用；概述歐洲聯盟的誕生和發展，解析歐洲聯盟在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在“定稿”中，西方政治制度和國家組織的“性質”、“實質”一類又成了高中課堂上必須向學生灌輸的東西，同時要讓學生相信“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好制度”，以體現中共一黨專制的“國家意志”。
現在再來看“課標”的兩個文本對政治課“課程目標”的不同界定，這裏明顯體現了專制意識形態力量對改革意向的否定。“徵求意見稿”對“課程目標”中的“總 目標”的定義是：“本課程以加強高中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為主要任務。幫助學生學習相關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經歷實踐探索的過程，提高參與現代社會生活的能 力；使學生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初步形成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而 “定稿” 的定義是：“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最新成果；瞭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常識；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方法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 決問題；具備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應有的自主、自立、自強的能力和態度；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情感；初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 觀。”顯然，在“定稿”中把党文化作為“總目標”的根本，與“徵求意見稿”中淡化這類意識形態訴求形成明顯反差。
“課標”把政治課的“分類目標”區分為“知識”、“能力”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3個部份。在“分類目標”的“知識”部份，“徵求意見稿”的內容是： “瞭解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常識；瞭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常識；瞭解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常識；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現 代社會的公民道德和民主生活的基本要求和規範；把握現代社會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徵。”而“定稿”的內容是：“知道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 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理解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 意義；瞭解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當代中國的公民道德建設和法制建設的基本要求；獲得正確選擇人生發展道路的相關知識。”兩個 文本比較的結果同樣是突出了党文化，對“徵求意見稿“中後兩條的修改，尤其是刪掉“現代社會”這個詞特別顯得意味深長。
在“分類目標”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部份，“徵求意見稿”與“定稿”的內容反差比較明顯。“徵求意見稿”的內容是：“理解生命的內在價值，懂得生命的 寶貴，珍惜生命和個人榮譽，維護人格尊嚴；熱愛生活，親近知識，親近他人，親近自然，培養高尚、豐富的生活情趣；對一切未知世界具有好奇心，尊重科學，培 養科學態度和創新精神；在勤奮學習、認真做事中磨礪意志，調控情緒，增強自我接納水準，形成正確的自我認同；始終憧憬未來，對個人發展抱有信心，對未來職 業選擇抱有恰當心態；關注現代社會的變化，自覺遵循和維護社會秩序，積極思考、主動表達，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培養健全的公民意識；對祖國和人類社會進步抱 有樂觀態度，在尊重和理解各民族文化價值的同時，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尊感。”而“定稿”的內容是：“熱愛中國共產黨，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 熱愛祖國，熱愛人民，關心祖國命運，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樹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志向；關注社會發展，積極參 加社會實踐，誠實守信，增強社會責任感和民主法制觀念，培養公民意識；熱愛集體，奉獻社會，關心他人，樂於助人，宣導團結友善的精神；樂於學習，尊重科 學，追求真理，具有科學態度和創新精神；熱愛生活，積極參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動，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標；熱愛和平，尊重世界各 民族的優秀文化，關注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培養世界眼光。”“徵求意見稿”的描述是現代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精神的體現，是“課標”文本中最為閃光的部份之 一；而“定稿”則大多是了無新意的意識形態詞句，筆者並不是說其中的內容都不對，而是說在專制主義語境中這些表述有其特定的意識形態涵義。“定稿”對“征 求意見稿”內容的顛覆說明了一個極其可怕的現實，那就是專制主義力量仍然在阻止新的、符合現代社會發展和民主時代要求的人格精神的構建。
二、從教材編寫過程看知識份子的心態
筆者近年來一直在從事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研究，所以把這次參與“政治課”新教材的編寫看作是一次現場觀察威權主義條件下中國教育領域的眾生相、體驗有良知 的中國知識份子如何與中共黨化教育的傳統勢力博弈的好機會。就個人而言，生平第一次參加高中“政治課”教材的編寫，還有兩個重要動機，一是希望為中學生作 點什麼（我承接的是“走近經濟學”部份內容的編撰），再一個就是用編撰收入來支持自己的學術研究。我所接觸到的編寫隊伍同仁、出版社負責人和編輯的一個共 同心態就是，“如何在既定約束條件下，盡可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既定約束條件”是我們出版編寫群體公開使用的語句，大家對其所指都心照不宣。同仁們很 清楚地意識到，“約束最強的課程，也是貫徹公民教育理念最困難的課程”，這裏當然首先指必修課中的“政治生活”和選修課中的“從《共產黨宣言》到‘三個代 表’”（後者在“定稿”中被更名為“科學社會主義常識”，且被調整為選修課的第一模組），這類課程向來是黨化教育最集中的體現者。其他課程也程度不同地存 在同一問題，沒有哪一門課可以完全擺脫官方教條和意識形態的約束。在這個意義上，目前的教材改編工作顯然具有過渡性，不可能徹底；但我們希望盡可能做得好 一些，讓這套教材有更多的東西保存下去，經得住歷史的檢驗。這是大部份同仁具有的共識。
在中國，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使用教材的“審定權”，一向由官方壟斷。教育部有一個“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專司各類中小學教材的審定。教材的組織編 寫和出版則長期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一家壟斷。這次新“課標”的推出伴隨著一個重要的“改革”，就是允許有條件、有財力的出版社參與新教材的編寫，最 終由教育部審定的教材也不再局限於一套。雖然這些教材依據的是同一個“課標”，但在教材的呈現形式上卻會有很大的不同，這就為教材的編寫者和出版者提供了 一個參與競爭、大顯身手的機會。就“政治課”教材的編寫而言，這次有全國10餘家出版社參與。然而，據知情人告知，最後的結果是，2004年夏教育部審定 高中政治課教材時只通過了一家出版社的送審稿，包括我所參與的那家出版社在內的其餘10多家出版社全部名落孫山，經濟上賠了本；更為離奇的是，被通過的只 是必修課的4門教材，6門選修課教材的審定不知什麼原因被擱置。新教材將於2004年9月起在4個省進行實驗，2007年全部推開。
我參加的教材編寫由外地一家出版社組織，編寫組成員由北京和外地兩部分人組成，大多是高等院校的教師，僅我一人來自科研機構，年齡最大的55歲，最小的約 30歲，年輕人基本上都有博士學位，中年以上大多有教授、副教授職稱。出版社表示，之所以請大學教師來編寫中學教材，是希望該教材能推陳出新，自成一體， 不再照搬過去教材的思路。出版社特別強調，新教材要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尤其是社會探究能力的培養，形式不必統一，以為學生創造主動的學習空間為標準。在 教材的呈現形式上，出版社和編寫組成員也動了不少腦筋，比如，採用主、副文搭配結構，主文要“科學、嚴謹”，副文要“生動、活潑”，課後練習的設計要有深 度空間，案例要注意經典性和貼切性，等等。
但整個編寫工作遇到了諸多障礙。首先，有些屬於“約束底線”的東西是無法突破的。比如，各門課（尤其是必修課）中都有一些體現“三個代表”之類党的意識形 態的必須講授的東西，或是有形無形中受其約束的東西。無論你想怎麼淡化它，這種意識形態暴力事實上仍然存在。它對教材編寫的約束是無處不在的，無論是教材 正文的闡釋，還是課後練習的設計，都是如此。
比如，在“走近經濟學”第3課我曾經設計了這樣一個課後練習：“中央電視臺2004年初報導：截止到2003年底，全國各用工單位累計拖欠民工工資 1,000億（全國民工約9,400萬）。溫家寶總理甚至親自出面為民工討要工錢。組織一次社會調查（比如，到學校附近的建築工地，瞭解民工的勞動和收入 情況），看看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對我們理解現實生活有什麼幫助。”這個練習的本意是提倡學生把課堂學到的知識和現實生活結合起來，學會用批判的眼光觀察 周圍的社會。但是，用剩餘價值理論直接比照“社會主義”中國的現實，不僅無此先例，而且肯定無法通過審查。因為這道習題包含著一個潛臺詞：馬克思的剩餘價 值理論指出，19世紀的西方資本家至少要付給工人相當於勞動力價值的工資，但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卻有數以千萬計的勞工拿不到他們辛辛苦苦掙來的血汗錢！這 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我引證的材料出處也有足夠的權威性，但這個課後練習幾乎沒有希望通過第一道“關卡”──這套教材自己的編輯班子的審查。果然，初稿 “送審”後，一位受託參與審稿的中學政治課教師就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此類練習內容“與國家意志相悖”。顯然，人們很清楚，在號稱以馬克思主義立党、立國的 國度，是不允許把馬克思主義的槍口對準自己的！
寫作者、審查者、出版者自己充當自己作品的“檢察官”，這是中共自建立一黨專制的極權主義政權來中國文人的常態。威權主義並沒有改變這個現實，只是使它變 得更為精巧。在這些場合，我們不但可以領略到仍然實實在在存在且發揮作用的專制主義的制度性鉗制力量，而且可以體驗到由於這種強制所產生的心靈奴役。事實 上，正是這兩個方面構成了“約束底線”的客觀和主觀基礎。
編寫工作遇到的第二個障礙是教材審查體制的官本位特徵往往強化了其意識形態功能，並使教材改革的努力付之東流。據知情人講，“六四”後每次高校公共政治課 內容的重大修改都要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討論、批准。這次高中政治課新“課標”的“定稿”取代本來蘊含著極大改革空間的“徵求意見稿”，是教育部部 長辦公會的決定。據教育部基教司的有關官員講（這位官員應我們這套書的主編之邀向編寫組成員介紹課標更動情況，其言基本屬實）：部長辦公會強調，高中政治 課絕不是一門單純的知識課，而是承擔著明確的意識形態教育功能，對學生進行社會主義基本教育，政治方向、政治立場不能與中央精神出現任何不一致的地方，這 也是“課標”最終稿有較大改動的理由；原來的“課標”體現黨的意識形態要求比較隱晦，出發點是想緩和學生的逆反情緒，部長辦公會討論時認為，這種作法有些 “猶抱琵琶半遮面”，於是“定稿”在意識形態表述上更加鮮明，用表態的方式說明課程的性質；學術中無定論的、或與中央精神相違背的，肯定不能進教材；教材 審查的3條標準（是否“超綱”“漏綱”、是否適合於教學、知識點佈局是否合理），首重第一條；部裏特別強調，政治課對一些基本的政治觀點就是要灌輸，這是 “政治模組”各門課程的重要特點。有人問：“課標起草專家組是否換了人，由另外一組專家重新起草的政治課課標？”回答是：“並沒有換人，還是原來那批專家 寫的，他們必須按照部裏的意見進行修改。”
在一黨專制的運作體制中，有一個很奇特、又似乎很正常的現象，那就是執行者往往既是專制旨意的消極服從者，又是使專制旨意得以貫徹的積極使動者。“消極服 從”意味著執行者內心對其執行使命的不完全認同；“積極使動”則是就其效果而言，不管“課標”起草組的專家們是否情願，“定稿”畢竟是他們修改出來的。其 實教育部的官員也同樣如是。給我們“傳達”教育部“精神”的那位官員一方面大談“課標”修改的必要，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加上的東西不得不進去”，似乎頗有 些無可奈何，他甚至談到“作教材，怎麼不讓人家抓住辮子，是個技巧”，其內心所指，也已經十分清楚了。
這種在權力面前雙重心理、雙重人格的存在是當今中國威權主義社會的一個典型現象。在毛澤東的極權主義時代，專制主義與烏托邦的聯姻使大多數人對“革命理 想”的認同比較真誠；未來的、真正的民主社會也不會有這種現象，因為人們已沒有必要屈從強權的壓力。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消極服從”可以發展為一種反 抗的藝術，“積極使動”也可能墮落為專制體制的自覺幫兇，這就看每個人的“道行”了。
“定稿”出臺後，我們這個編寫班子成員的反應“非常強烈”，大部份北京同仁都認為這件事情再做下去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大家曾認真討論了“何去何從”，但 最後的意見仍歸結為繼續與出版社合作，把這套書編完。畢竟，中途“撂挑子”意味著違背與出版社的合約，不但會傷害與出版社建立的良好的信任關係，也會給所 有人帶來經濟上的損失。“經濟”和“收入”問題是教材編撰工作的第三個障礙，在當今威權主義條件下從事此類教材的編寫勢必使編寫者經歷利益驅動和學術良知 之間的內在緊張。
中國有數以千萬計的中學生，一旦某家出版社的教材樣稿被教育部看中、批准，將意味著出版社會財源滾滾。因此各“競標”出版社都使出渾身解數聘請有名望、高 水準的主編，組織高水準的教材編寫隊伍，最主要的當然是付給高報酬。以我們編寫組為例，各課程模組的分主編只要拿出合格的樣稿就可獲得數萬元報酬；若樣稿 通過了教育部的審定被定為正式教材，報酬還要翻幾翻。大概編寫外語或數理化之類教材的老師們不會有什麼額外的精神壓力，唯獨“政治課”教材不同，在一黨專 制的威權主義社會條件下，“政治課”的許多內容並非科學，而是當權者的意識形態，是為論證當權者的權力合法性服務的。參與此類教材編寫的人心裏都很清楚。 然而，既想掙錢，又想堅持學術的純潔和公正，堅持對得起自己的社會良心，在編寫“政治課”教材的實踐中是很難協調一致的。遇到兩者發生衝突、或有可能發生 衝突時，往往是後者要讓位於前者。威權主義借助金錢的力量使知識界就範，早已是普遍現象。在大學、科研機構裏，只要承擔了“主旋律”的“課題”，就有大筆 經費，不少知識份子的墮落由此起步。不管是政治課教材編寫中出現的利益與良知的衝突，還是權力利用利益誘餌對知識界的圍獵，都說明了同一個道理，那就是金 錢在當今的威權主義社會裏發揮著重要的、既通過經濟領域本身又逾出純經濟領域以外的政治功能。
中共党化教育的解構與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將是一個互動的、互為條件的過程。“解構”的真正前提是中共黨化教育“底線”的突破，而 這又有賴於民主化實質意義上的進展。當然，中國民主化事業的推進必須建立在最廣大的中國公民素質提高的基礎上，而這只有通過教育才能達到。在這個艱難而曲 折的行進過程中，知識份子將會有所作為，他們的靈魂也將不斷受到滌蕩而漸次昇華。
《新華日報》："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考察新聞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慶。但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制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佈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此外，尚另有內政部公佈的兩種。除明令公佈的種種法規外，還有各種臨時指示電文。......三十三年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編者注)，國民黨政府公佈的《戰時出版品書刊審查辦法》，內容無所不包，例如其中規定的禁載標準十二條中第一項："違背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者，"就籠統抽象，可以任意解釋；而照現行情況，所謂"立國的最高原則"，就是黨治。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下面我們收集了一些在各種困難下的中國輿論界對於新聞自由的痛切呼籲，和對民主主義政策和殷切嚮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參考。
時令摘要：言論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所以我們的認識是......要想在戰後不愧為四強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須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國日報》)。
"言論自由是人類一致要求的權利，......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上看，言論自由是人類社會進步必具的條件。新聞記者，和其他人類一樣，要求他們必有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他的任務和職責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因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論人之所當論。""通常說新聞記者是站在時代的前面，報紙是指導社會的，這不是對於記者的恭維，而是加重了記者的責任。......新聞記者要執行他的任務，便需要充分的言論自由"(同報，九月一日)。
"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僅在平時需要言論自由，在戰時更需要言論自由。羅斯福總統把它列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爾首相也把它定為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因為他們能這樣地重視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實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現在連打勝仗，並且要在將來建立和平。這一切擺在眼前的事實，正清楚地指出了我們今天應有的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雲南日報》)。
言論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無知
"十數年來，因為檢查制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而在反映民意這一點，遺憾尤多，近年以來，......言論出版的限制加強，結果出版界的雕零，實為多年所未見；而報紙之所提供於國人的，幾於全國一致、千篇一律!""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是應該加以改良的，......一個國家社會的進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業興盛。我們對於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過事'謹慎'，勢將使出版事業趨於萎縮，而人民的精神食糧也感缺乏；終極的結果，使演成人民的無識和不知。以無識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戰，更不足以談建國"(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義報》)。
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
"通訊與言論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沒有這種自由，則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必同時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喪失，那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所以爭取言論和通訊的自由正就是爭取民主的先著"。"人類的命運支配于少數獨裁者之手，則必產生暴力專制、武力侵犯、殘酷戰爭，結果是象這次世界大戰那樣使人類與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戰，唯一要緊的把世界的支配權放在人類絕大多數的手中，因此必須使人類絕大多數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數支配多數，少數專制、多數失其自由的現象，應該不再存於今後的世界。""全世界全人類既須悉數進入民主的範圍以內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權，那麼，取徑於通訊與言論自由使人人能夠說真話，能夠得真消息，能夠隨時得知世界的真象，絕對必要。所以任何束縛此種自由、不許以真相公告人類世界的現象。都須在取締之列，乃是自然的結論"(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華西日報》)。
作惡扣壓新聞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國際間，因為戰爭關係，新聞自由曾受相當的限制，因而引起新聞界的反對，致產生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一月四日美助理國務卿麥克利希在聯合國情報委員會的聚會上發表演說，主張全世界新聞自由流通，俾有助於維持未來世界之和平。法駐美大使龐納謂：'法報除軍事理由外，並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國《紐約時報》社論說：'一個國家的公民，有權知道一切新聞報導。一個國家裏面，若不許人民有知道的權利，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自由；如作惡扣壓新聞，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論作者美聯社社長肯特古柏斯主張'全球新聞自由、交通自由，新聞記者行動不受干涉。'由此可見新聞自由，關係于政治之民主與世界之和平，至為重大，歐洲朝野無不一致主張絕對尊重、不容侵犯。""在本來享有頗大的自由之歐美新聞界，且在大聲疾呼，爭取新聞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國新聞界所有的情況而論，不知對此應當作何努力才對。因為中國的新聞界所有的自由實在太稀微，太沒有保障。......新聞記者以報導忠實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記事立言，即本諸天良、發于忠誠；若觸犯個人私利，往往引起報館生存與人身自由的危害。新聞自由與新聞記者的人身自由，同樣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爭取新聞自由，在中國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月二日同報)。載)
要以堅毅精神爭取實現民主政治
"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中國新聞界不能以空洞擁護和附和歐洲新聞自由運動為滿足，為了忠實於自己的天職，必須對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種種束縛，取得真實的自由。因此必須以堅毅的精神，努力實現新聞自由的政治前提，給新聞自由奠定鞏固的基礎"(三十四年二月二日《華西日報》)。
"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後，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一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個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就報紙而論，國內外消息由一個機構發出，凡是對某一方面感覺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遠不會讓人民知道。......於是所有的報紙圖書雜誌，儘管種類不同、名目不同、地點不同，內容都舉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計劃的桎梏，這國度內的人民將會重返自然，成為木石，成為猿鹿，為葛天氏之民、為無懷氏之民，為羲皇上人!"(吳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論壇》)。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
"目前的事實，是報紙和輿論分了家，輿論被埋沒在每一個人民的胸坎中，報紙雜誌離開了現實，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掛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的點綴品罷了。""與世無爭，與人無爭，是懦夫的行為；受辱不爭，受害不爭，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徑；我們是懦夫、還是奴才?我們在這樣一個時代，被侵略被壓迫的時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國家，應該先以剷除這不爭的惡性開始。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盡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報紙與輿論的合一，應該是當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吳晗，昆明《自由論壇》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
考察新聞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慶。但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制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佈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此外，尚另有內政部公佈的兩種。除明令公佈的種種法規外，還有各種臨時指示電文。......三十三年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編者注)，國民黨政府公佈的《戰時出版品書刊審查辦法》，內容無所不包，例如其中規定的禁載標準十二條中第一項："違背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者，"就籠統抽象，可以任意解釋；而照現行情況，所謂"立國的最高原則"，就是黨治。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下面我們收集了一些在各種困難下的中國輿論界對於新聞自由的痛切呼籲，和對民主主義政策和殷切嚮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參考。
時令摘要：言論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所以我們的認識是......要想在戰後不愧為四強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須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國日報》)。
"言論自由是人類一致要求的權利，......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上看，言論自由是人類社會進步必具的條件。新聞記者，和其他人類一樣，要求他們必有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他的任務和職責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因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論人之所當論。""通常說新聞記者是站在時代的前面，報紙是指導社會的，這不是對於記者的恭維，而是加重了記者的責任。......新聞記者要執行他的任務，便需要充分的言論自由"(同報，九月一日)。
"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僅在平時需要言論自由，在戰時更需要言論自由。羅斯福總統把它列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爾首相也把它定為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因為他們能這樣地重視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實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現在連打勝仗，並且要在將來建立和平。這一切擺在眼前的事實，正清楚地指出了我們今天應有的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雲南日報》)。
言論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無知
"十數年來，因為檢查制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而在反映民意這一點，遺憾尤多，近年以來，......言論出版的限制加強，結果出版界的雕零，實為多年所未見；而報紙之所提供於國人的，幾於全國一致、千篇一律!""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是應該加以改良的，......一個國家社會的進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業興盛。我們對於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過事'謹慎'，勢將使出版事業趨於萎縮，而人民的精神食糧也感缺乏；終極的結果，使演成人民的無識和不知。以無識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戰，更不足以談建國"(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義報》)。
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
"通訊與言論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沒有這種自由，則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必同時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喪失，那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所以爭取言論和通訊的自由正就是爭取民主的先著"。"人類的命運支配于少數獨裁者之手，則必產生暴力專制、武力侵犯、殘酷戰爭，結果是象這次世界大戰那樣使人類與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戰，唯一要緊的把世界的支配權放在人類絕大多數的手中，因此必須使人類絕大多數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數支配多數，少數專制、多數失其自由的現象，應該不再存於今後的世界。""全世界全人類既須悉數進入民主的範圍以內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權，那麼，取徑於通訊與言論自由使人人能夠說真話，能夠得真消息，能夠隨時得知世界的真象，絕對必要。所以任何束縛此種自由、不許以真相公告人類世界的現象。都須在取締之列，乃是自然的結論"(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華西日報》)。
作惡扣壓新聞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國際間，因為戰爭關係，新聞自由曾受相當的限制，因而引起新聞界的反對，致產生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一月四日美助理國務卿麥克利希在聯合國情報委員會的聚會上發表演說，主張全世界新聞自由流通，俾有助於維持未來世界之和平。法駐美大使龐納謂：'法報除軍事理由外，並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國《紐約時報》社論說：'一個國家的公民，有權知道一切新聞報導。一個國家裏面，若不許人民有知道的權利，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自由；如作惡扣壓新聞，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論作者美聯社社長肯特古柏斯主張'全球新聞自由、交通自由，新聞記者行動不受干涉。'由此可見新聞自由，關係于政治之民主與世界之和平，至為重大，歐洲朝野無不一致主張絕對尊重、不容侵犯。""在本來享有頗大的自由之歐美新聞界，且在大聲疾呼，爭取新聞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國新聞界所有的情況而論，不知對此應當作何努力才對。因為中國的新聞界所有的自由實在太稀微，太沒有保障。......新聞記者以報導忠實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記事立言，即本諸天良、發于忠誠；若觸犯個人私利，往往引起報館生存與人身自由的危害。新聞自由與新聞記者的人身自由，同樣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爭取新聞自由，在中國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月二日同報)。載)
要以堅毅精神爭取實現民主政治
"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中國新聞界不能以空洞擁護和附和歐洲新聞自由運動為滿足，為了忠實於自己的天職，必須對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種種束縛，取得真實的自由。因此必須以堅毅的精神，努力實現新聞自由的政治前提，給新聞自由奠定鞏固的基礎"(三十四年二月二日《華西日報》)。
"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後，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一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個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就報紙而論，國內外消息由一個機構發出，凡是對某一方面感覺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遠不會讓人民知道。......於是所有的報紙圖書雜誌，儘管種類不同、名目不同、地點不同，內容都舉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計劃的桎梏，這國度內的人民將會重返自然，成為木石，成為猿鹿，為葛天氏之民、為無懷氏之民，為羲皇上人!"(吳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論壇》)。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
"目前的事實，是報紙和輿論分了家，輿論被埋沒在每一個人民的胸坎中，報紙雜誌離開了現實，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掛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的點綴品罷了。""與世無爭，與人無爭，是懦夫的行為；受辱不爭，受害不爭，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徑；我們是懦夫、還是奴才?我們在這樣一個時代，被侵略被壓迫的時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國家，應該先以剷除這不爭的惡性開始。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盡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報紙與輿論的合一，應該是當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吳晗，昆明《自由論壇》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
劉少奇：一黨專政反民主，共產黨絕不搞一黨專政
一黨專政反民主，共產黨絕不搞一黨專政
劉少奇
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抗日民主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它只有在平等原則上，採用完全的民主制度，才能組織成功。這也是領導中國抗戰與革命到最後勝利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形式。沒有這種政權的建立，沒有抗日統一戰線的大大鞏固和擴大，不實行民主政治，抗日戰爭是不能勝利的。
抗戰三年了，本來早就應該在全國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以領導抗戰，那樣，抗戰決不只獲得如今天這樣的結果和成績，可能獲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勝利與成績，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戰中的這許多困難與人民的痛苦。然而，沒有這樣做，這是由於大資產階級只顧其"一黨專政"的私利，不顧國家民族危亡造成的。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
我們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對於以上這一點瞭解得很清楚。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革命的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我們不會不盡忠於自己的職責。因此，凡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區域，只有可能的話，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不能不實行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階級的統一戰線政權。如果不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也就不能長期堅持敵後抗戰，最有力地打擊敵人，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
這個政權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權利，如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居住、營業、思想的自由。任何人只要沒有勾結敵寇和漢奸的行為，沒有破壞與反對抗日軍隊的行動，沒有違犯政府法令的行為，不論他是屬於何党何派，屬於哪一階級、階層，政府一律保護。一切黨派只要抗日、不反對民主，一律有合法的地位。
這種政權，今天還只在部分的敵後地區建立。在全國，由於國民黨不願意結束"一黨專政"，不願意"還政於民"，這種政權仍然還是不能建立，仍然還只是宣傳的口號。因此，這種部分地區的抗日民主政權，只是地方政府。它應該屬於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領導，並依照敵後情形執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同時它也可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則下，頒佈該地區的單行法令。
敵後的抗日民主政府還沒有為中央政府正式承認，因此有人說：這種政府是不合法的。很明白，這說法是不對的。
我們問：什麼叫合法和不合法?，
在目前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利益高於一切，抗日利益高於一切，這就是全國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則。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都應該是為著保護民族的利益，保障抗日的勝利。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就是目前法律的基礎。那末，在敵後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實行民主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實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這就是最合法的。而不實行的，是不合法的。違背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及抗日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的，是違法的。大多數人民承認的，選舉的，就是合法的。相反，大多數人民不承認的，反對的，自己把持霸佔的就是非法的。抗日民主政權由人民選舉，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就是非法的。如果中央政府實行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就應該承認敵後抗日民主政府，並以它作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予承認，只能證明中央政府人員的違法，違反了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這個法律基礎。中央政府不"還政於民"，不改組為抗日民主政府，也是不合法的。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上，中央政府違法的事情是很多的。在各國的最高法院中，就有審判這類案件的，在中國還沒有過這種審判。但這不是中國就沒有這種事情，是有許多這種事情，只是沒有人敢於過問罷了。所以，在敵後建立的這種抗日民主政府，在實質上是最合法的。由於國民黨中一部分人不願意實行民主，所以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暫時恐還難於實現。但是，在中國一部分地區，則已實行民主化。這種民主化的地區，應該是新的民主共和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地方基礎。在中國，民主共和國的具體的建設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國，可能要經過長期的奮鬥過程。因此，在敵後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有著推動全國民主化的重大的模範作用，它實行的結果之好或壞，將給全國以好的或壞的重大的影響。這種政權，今天雖還只在敵後一部分地區建立，但它有著全國的普遍意義。這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作為民主的勢力，願意為大多數人民、為老百姓服務，為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而奮鬥。這種政權，不是一黨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處，如果能夠建立政權的話，就要建立統一戰線的革命各階級聯合的政權。即或因為人民的組織程度不夠，而不得不委任臨時的地方政府人員的話，那末，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這也是包辦不了的。所以共產黨很願意一切抗日的黨派、團體和公正的人士來參加抗日民主政權，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數的人民都積極起來參政，積極擔負政府的工作，並積極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時候，抗日民主政權才能鞏固與發展，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才能推翻，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實現。這是共產黨的目的，也是全國極大多數人民共同的目的。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
劉少奇
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抗日民主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它只有在平等原則上，採用完全的民主制度，才能組織成功。這也是領導中國抗戰與革命到最後勝利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形式。沒有這種政權的建立，沒有抗日統一戰線的大大鞏固和擴大，不實行民主政治，抗日戰爭是不能勝利的。
抗戰三年了，本來早就應該在全國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以領導抗戰，那樣，抗戰決不只獲得如今天這樣的結果和成績，可能獲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勝利與成績，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戰中的這許多困難與人民的痛苦。然而，沒有這樣做，這是由於大資產階級只顧其"一黨專政"的私利，不顧國家民族危亡造成的。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
我們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對於以上這一點瞭解得很清楚。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革命的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我們不會不盡忠於自己的職責。因此，凡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區域，只有可能的話，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不能不實行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階級的統一戰線政權。如果不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也就不能長期堅持敵後抗戰，最有力地打擊敵人，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
這個政權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權利，如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居住、營業、思想的自由。任何人只要沒有勾結敵寇和漢奸的行為，沒有破壞與反對抗日軍隊的行動，沒有違犯政府法令的行為，不論他是屬於何党何派，屬於哪一階級、階層，政府一律保護。一切黨派只要抗日、不反對民主，一律有合法的地位。
這種政權，今天還只在部分的敵後地區建立。在全國，由於國民黨不願意結束"一黨專政"，不願意"還政於民"，這種政權仍然還是不能建立，仍然還只是宣傳的口號。因此，這種部分地區的抗日民主政權，只是地方政府。它應該屬於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領導，並依照敵後情形執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同時它也可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則下，頒佈該地區的單行法令。
敵後的抗日民主政府還沒有為中央政府正式承認，因此有人說：這種政府是不合法的。很明白，這說法是不對的。
我們問：什麼叫合法和不合法?，
在目前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利益高於一切，抗日利益高於一切，這就是全國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則。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都應該是為著保護民族的利益，保障抗日的勝利。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就是目前法律的基礎。那末，在敵後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實行民主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實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這就是最合法的。而不實行的，是不合法的。違背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及抗日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的，是違法的。大多數人民承認的，選舉的，就是合法的。相反，大多數人民不承認的，反對的，自己把持霸佔的就是非法的。抗日民主政權由人民選舉，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就是非法的。如果中央政府實行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就應該承認敵後抗日民主政府，並以它作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予承認，只能證明中央政府人員的違法，違反了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這個法律基礎。中央政府不"還政於民"，不改組為抗日民主政府，也是不合法的。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上，中央政府違法的事情是很多的。在各國的最高法院中，就有審判這類案件的，在中國還沒有過這種審判。但這不是中國就沒有這種事情，是有許多這種事情，只是沒有人敢於過問罷了。所以，在敵後建立的這種抗日民主政府，在實質上是最合法的。由於國民黨中一部分人不願意實行民主，所以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暫時恐還難於實現。但是，在中國一部分地區，則已實行民主化。這種民主化的地區，應該是新的民主共和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地方基礎。在中國，民主共和國的具體的建設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國，可能要經過長期的奮鬥過程。因此，在敵後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有著推動全國民主化的重大的模範作用，它實行的結果之好或壞，將給全國以好的或壞的重大的影響。這種政權，今天雖還只在敵後一部分地區建立，但它有著全國的普遍意義。這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作為民主的勢力，願意為大多數人民、為老百姓服務，為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而奮鬥。這種政權，不是一黨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處，如果能夠建立政權的話，就要建立統一戰線的革命各階級聯合的政權。即或因為人民的組織程度不夠，而不得不委任臨時的地方政府人員的話，那末，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這也是包辦不了的。所以共產黨很願意一切抗日的黨派、團體和公正的人士來參加抗日民主政權，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數的人民都積極起來參政，積極擔負政府的工作，並積極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時候，抗日民主政權才能鞏固與發展，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才能推翻，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實現。這是共產黨的目的，也是全國極大多數人民共同的目的。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
人民文化水準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人民文化水準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藉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並從而誣蔑解放區的民主選舉。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報》社論就可作為代表，那社論裏面說："......共產黨拿'普選'和'不記名投票'來欺騙人民。誰不知道，中國人民有百分之八十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他們既不能記自己的名，更不會記共產黨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這種政府只能叫做'魔術'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產黨人卻掩耳盜鈴，硬說'魔術'就是'民主'，簡直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這種說法，不僅是誣衊解放區的人民，而且推論下去就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民還無法運用民主選舉，還應當由他們繼續"訓政"下去。居心何在，不問可知。
假若將來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的。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解放區實行民主選舉的經驗便是明證。我們略舉幾個例子，看看解放區是怎樣選舉的吧：
首先要說明，候選人決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鄉選中每一個選民都可以單獨提出一個候選人。在縣選中每十個選民可以連合提出一個候選人。選舉的方法是分成兩種：一種是識字的人，寫選票；一種是不識字的人，則以投豆子代替寫選票。這是很久以來就採用了的方法，在實踐過程中又曾有過不斷的改進和新的創造。過去的辦法是由候選人坐在曬場上，每人背後擺一個罐或碗，因事不能到會的候選人仍然給他們空出位子，位子後擺上碗，每只碗上都貼著候選人的名字，選民每人按應選出的人數發豆子數粒，於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選的那個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監選人向大家說明每一隻碗所代表的候選人，一般說起來，不識字的老百姓總是特別留意於記憶的，在這件他們看來很鄭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於弄錯。這種方法還有缺點，那就是當每個選民投豆子時，到會的人都可以看得見，實際上成了記名投票。後來就改變方法，把碗統統放到另外一個房子裏，除監選人在選民萬一記不清楚時從旁幫助說明外，其餘的一概不准在場。但這種方法仍有缺點，因為碗是仰著放的，那個碗裏已有的豆子多，那個碗裏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這樣就可能使後來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響，因而不自覺的失去了自主性。補救這個缺點的方法，就是用紙把每一個碗都蓋起來，而讓投票者從碗邊上把豆子投進去。最近陝甘寧邊區的選舉中又創造了一種新的方法，在候選人數不多(鄉的選舉中候選人一般是不會太多的)的時候，依候選人的多少，發給選民幾顆，顏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顆代表張××；黃豆一顆，代表李××；玉米一顆，代表趙××等，另外每個選民再發給小紙一張，如果想選誰，就把代表誰的豆子用紙包上，放在碗裏，同時包幾顆者作廢。這種方法非常適合農村文盲的無記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實行結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舉幾種方法作為例證而已，此外也還有其他的方法。這些方法的創造證明了只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準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那些信口誣衊解放區選舉，並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施行的謊言，完全沒有事實根據。才真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哩。
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藉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並從而誣蔑解放區的民主選舉。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報》社論就可作為代表，那社論裏面說："......共產黨拿'普選'和'不記名投票'來欺騙人民。誰不知道，中國人民有百分之八十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他們既不能記自己的名，更不會記共產黨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這種政府只能叫做'魔術'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產黨人卻掩耳盜鈴，硬說'魔術'就是'民主'，簡直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這種說法，不僅是誣衊解放區的人民，而且推論下去就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民還無法運用民主選舉，還應當由他們繼續"訓政"下去。居心何在，不問可知。
假若將來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的。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解放區實行民主選舉的經驗便是明證。我們略舉幾個例子，看看解放區是怎樣選舉的吧：
首先要說明，候選人決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鄉選中每一個選民都可以單獨提出一個候選人。在縣選中每十個選民可以連合提出一個候選人。選舉的方法是分成兩種：一種是識字的人，寫選票；一種是不識字的人，則以投豆子代替寫選票。這是很久以來就採用了的方法，在實踐過程中又曾有過不斷的改進和新的創造。過去的辦法是由候選人坐在曬場上，每人背後擺一個罐或碗，因事不能到會的候選人仍然給他們空出位子，位子後擺上碗，每只碗上都貼著候選人的名字，選民每人按應選出的人數發豆子數粒，於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選的那個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監選人向大家說明每一隻碗所代表的候選人，一般說起來，不識字的老百姓總是特別留意於記憶的，在這件他們看來很鄭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於弄錯。這種方法還有缺點，那就是當每個選民投豆子時，到會的人都可以看得見，實際上成了記名投票。後來就改變方法，把碗統統放到另外一個房子裏，除監選人在選民萬一記不清楚時從旁幫助說明外，其餘的一概不准在場。但這種方法仍有缺點，因為碗是仰著放的，那個碗裏已有的豆子多，那個碗裏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這樣就可能使後來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響，因而不自覺的失去了自主性。補救這個缺點的方法，就是用紙把每一個碗都蓋起來，而讓投票者從碗邊上把豆子投進去。最近陝甘寧邊區的選舉中又創造了一種新的方法，在候選人數不多(鄉的選舉中候選人一般是不會太多的)的時候，依候選人的多少，發給選民幾顆，顏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顆代表張××；黃豆一顆，代表李××；玉米一顆，代表趙××等，另外每個選民再發給小紙一張，如果想選誰，就把代表誰的豆子用紙包上，放在碗裏，同時包幾顆者作廢。這種方法非常適合農村文盲的無記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實行結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舉幾種方法作為例證而已，此外也還有其他的方法。這些方法的創造證明了只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準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那些信口誣衊解放區選舉，並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施行的謊言，完全沒有事實根據。才真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哩。
《新華日報》：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了，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那麼我們要-問：如何才能實現?
曾經有一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與。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一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一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還有一種看法，是把一國的民主可以由國際條件來決定。固然民主潮流普遍於全世界，而一個民主的中國將不僅對中國有好處，也對世界有好處。這種國際形勢是有 利於民-主在中國的實現。但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是由於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中的人民衛護自己的權利、並抗擊逆流而爭取來的。中國人民假如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專一 依靠國際條件來-促成中國的民主，這也正和依賴外援來獲取抗戰勝利同樣是不可靠的。
此外也有一種看法，是把中國的民主問題當做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之間的問題。固然國共兩黨間的關係是目前國內政治生活中主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問題。但是 實現民-主是全國人民所共同要求的事，在國共兩黨以外還有許多黨派和無黨無派的個人，還有更廣大的人民，他們都反對專制，都要求民主。實現民主是有關廣大 人民的事，也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的力量。人民一定要積極起來，主動地參與國內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反對實現民主的一切障礙，中國才能真正走向民主之路。
由於無數次的實際經驗和教訓，中國人民已經漸漸擺脫了這種種不正確的看法。他們由等待而失望的經驗，使他們懂得了要民主就得用自己積極努力來對中國並對世 界負責-，這樣才能在有利的國際條件下實現中國的民主；他們不再袖手旁觀站在國共兩黨之外，他們知道在民主團結問題上，他們並不是旁觀的第三者，而是應該 發揮主人翁的決-定作用的。
人民要發揮這種主人翁的作用，就一定要堅決地依據民主原則，在有關全體人民利益的國事的一切具體問題上，有所判斷、有所主張，然後為了自己的所信而行動。載)
在參加民主鬥爭的人民中，包含著各個不同的階層，有最廣大的工人和農人，也有小資產者、自由資產者、開明紳士及其它愛國分子。在某些個別的問題上，他們相 互間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在有關整個國事的問題上，他們的主張和行動是可以而且應該一致的，只要他們都能堅決地執行民主的原則。這種一致性不是這一部分人 服從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家共同服從民主的原則；服從民主的共同原則也不是犧牲個別的利益，因為民主的原則也就是整個國家民族所渴求的原則。
人民大眾要用民主原則來團結自己，來反對民主的阻礙。沒有任何名義可以改變或歪曲人民大眾的民主原則。法統主義麼?人民大眾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法統 是否還-應存在。權威主義麼?人民大眾也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權威是否值得尊重。只有民主原則能夠決定人民大眾要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要做什麼、要不 做什麼，也只有-民主原則才能解決問題、轉變時局。
中國人民已經看出了自己的力量，看清了國際潮流，並且懂得了如何發揮自己的力量；於是他們就要以主動積極的態度，以明確和堅決的精神，根據民主原則來參與國事，-來掌握中國的命運；這樣一個民主的新中國就一定要實現。
--《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
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了，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那麼我們要-問：如何才能實現?
曾經有一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與。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一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一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還有一種看法，是把一國的民主可以由國際條件來決定。固然民主潮流普遍於全世界，而一個民主的中國將不僅對中國有好處，也對世界有好處。這種國際形勢是有 利於民-主在中國的實現。但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是由於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中的人民衛護自己的權利、並抗擊逆流而爭取來的。中國人民假如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專一 依靠國際條件來-促成中國的民主，這也正和依賴外援來獲取抗戰勝利同樣是不可靠的。
此外也有一種看法，是把中國的民主問題當做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之間的問題。固然國共兩黨間的關係是目前國內政治生活中主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問題。但是 實現民-主是全國人民所共同要求的事，在國共兩黨以外還有許多黨派和無黨無派的個人，還有更廣大的人民，他們都反對專制，都要求民主。實現民主是有關廣大 人民的事，也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的力量。人民一定要積極起來，主動地參與國內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反對實現民主的一切障礙，中國才能真正走向民主之路。
由於無數次的實際經驗和教訓，中國人民已經漸漸擺脫了這種種不正確的看法。他們由等待而失望的經驗，使他們懂得了要民主就得用自己積極努力來對中國並對世 界負責-，這樣才能在有利的國際條件下實現中國的民主；他們不再袖手旁觀站在國共兩黨之外，他們知道在民主團結問題上，他們並不是旁觀的第三者，而是應該 發揮主人翁的決-定作用的。
人民要發揮這種主人翁的作用，就一定要堅決地依據民主原則，在有關全體人民利益的國事的一切具體問題上，有所判斷、有所主張，然後為了自己的所信而行動。載)
在參加民主鬥爭的人民中，包含著各個不同的階層，有最廣大的工人和農人，也有小資產者、自由資產者、開明紳士及其它愛國分子。在某些個別的問題上，他們相 互間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在有關整個國事的問題上，他們的主張和行動是可以而且應該一致的，只要他們都能堅決地執行民主的原則。這種一致性不是這一部分人 服從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家共同服從民主的原則；服從民主的共同原則也不是犧牲個別的利益，因為民主的原則也就是整個國家民族所渴求的原則。
人民大眾要用民主原則來團結自己，來反對民主的阻礙。沒有任何名義可以改變或歪曲人民大眾的民主原則。法統主義麼?人民大眾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法統 是否還-應存在。權威主義麼?人民大眾也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權威是否值得尊重。只有民主原則能夠決定人民大眾要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要做什麼、要不 做什麼，也只有-民主原則才能解決問題、轉變時局。
中國人民已經看出了自己的力量，看清了國際潮流，並且懂得了如何發揮自己的力量；於是他們就要以主動積極的態度，以明確和堅決的精神，根據民主原則來參與國事，-來掌握中國的命運；這樣一個民主的新中國就一定要實現。
--《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
20世紀中國三種文武關係模式與國家現代性的成長（李月軍）
20世紀中國三種文武關係模式與國家現代性的成長
李月軍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比較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武夫亂華：北洋軍閥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
二、困境中的軍治：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
三、軍隊的角色回歸：共產黨“以黨領軍”與文官控制軍隊模式的重建
結論與反思
【注釋】
軍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象徵之一，也是國家面臨外部威脅時的主要護持者。軍隊的特殊性在於它是具有合法性的“暴力管理者”。它不僅擁有最具毀滅性的武器，而且層級分明、紀律嚴格、具有強大的團體凝聚力。軍隊在國防軍事安全以及政治社會變遷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其作用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與文官政府或政黨的關係，即文武關係[1]。辛亥革命後，中國傳統的文官控制軍隊的模式解體了，軍隊從此深深地捲入並影響著社會政治的變遷過程。20世紀初以來中國先後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文武關係模式，即北洋軍閥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國民黨時期的“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中共的“黨軍一體化”模式。事實上，在20世紀的中國，文武關係的變遷是影響國家轉型和現代性成長的重要變數[2]。本文試對這三種文武關係的特徵及其演變趨勢作初步分析。
一、武夫亂華：北洋軍閥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
清朝末期，隨著外國勢力的入侵，國家的總體性危機開始顯現，主要表現在政權、意識形態、主權這三方面。辛亥革命後清帝制崩潰，傳統的意識形態體系失去了合法性，國家的主權危機進一步惡化。在這種背景下，未能產生新的文官政治權威，革命党人以憲政為基本框架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方案流產了；與此同時，軍隊開始脫離文官政府的控制，各地省政權逐漸軍事化。袁世凱掌權後，採取了推進軍隊與員警現代化、統一全國稅收、加強對地方軍政的控制等措施，企圖強化對社會的監控，建立帝制國家，但歸於失敗。袁之死不僅意味著軍事強人獨裁努力的失敗，更意味著重建中央政權和整合社會政治勢力的企圖之失敗。在沒有文官有效控制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相繼為各實力派軍閥操控，各地利益上相互衝突的軍事勢力抬頭，它們把持了地方政權，實行軍事統制。於是，中央權威為地方各軍閥勢力分解，“多頭軍權政治”形成。其特徵包括以下幾點：
首先是文武關係倒置。在正常的政治體系中，軍隊的主要職能是防禦外敵入侵，維護國家安全，必要時鎮制國內反叛者，其所有權屬於國家，由代表國家公共權力的文官政府控制。由文官政府控制軍隊，是為了防止高度組織化紀律化、凝聚力極強、具有擴張本能的軍隊干涉國內政治系統的正常運作，危及國家社會的正常秩序[3]。而在北洋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中，軍隊首領或者直接成為執政者，或通過其控制的代理人掌握政治權力機關，文官則成為軍事利益集團的附庸、工具或擺設，不是文官政府控制軍隊，而是軍隊控制或代替文官執掌政權。
其次是軍隊的分裂性與封建性[4]。各軍閥劃地而治，將所佔領的地盤作為生存和向外擴張的基地。“軍閥除了使用現代兵器和技術之外，只是採用了西方‘軍、師、旅、團’的編制，軍閥團體的結合機制還是傳統的，過去人們一直稱之為‘封建軍閥’，在我們長期使用的‘封建’一詞的傳統意義上，的確不謬。[5]”
再次是軍隊的私有化。軍隊的內部忠誠指向軍閥首領，而不是指向國家或代表國家主權的文官政府。軍人集團各等級之間純粹是一種私利關係，私利成為維持軍隊裏層級忠誠（layered loyalty）[6]的首要方式。由於單靠私利維繫私人化軍隊，其穩固性相當脆弱，所以各軍閥首領還通過各種非制度化的途徑，如血緣關係、宗族關係、地緣關係、師生關係、政治聯姻等，構建個人親信集團，作為鞏固軍隊團結的核心，以維繫部屬對自己的忠誠，在所屬部隊與地盤內建立有限的政治權威。依靠這些手段建立的派系型軍官團可能有助於私人化軍隊的穩定，但缺乏職業軍官團的精神（如消除狹隘的地域意識，接受國家權威觀念，對國家的歸屬感、忠誠感、愛國心，職業榮譽感等）。
與軍閥的分裂性、封建性密切相聯的是其流寇性和寄生性。美國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M.奧爾森曾以中國20世紀20年代的軍閥混戰為例，考察了流寇（主要特徵是隨機掃蕩式的掠奪稅收和保護費）與坐寇（主要特徵是選擇一個權威有節制地定期收取穩定的稅收）間的聯繫與區別，認為那時國家政權的出現就象一個從非法流寇到合法坐寇的過程，但這個過程不是出自社會契約，而是出自無政府狀態下各軍閥的自利動機[7]。分裂而相互衝突的多個軍閥，特別是實力大的軍閥，雖然帶有一定的坐寇性（從地盤上說），但各軍閥的流寇性（從對社會資源的超強度提取[8]方面講）依然很明顯，失控而分裂的軍權、文武關係的倒置以及頻繁的戰爭，導致中央與和一些地方經常是“城頭變幻大王旗”。
在這種“多頭軍權政治”中，軍人集團（主要是軍官團）對國家轉型的影響比文官官僚更大，其性質與行為構成了影響國家現代性成長的決定因素。
首先，“多頭軍權政治”下軍隊的功能發生了異化，變成了軍閥首領達到個人政治目的──小則占地自保，大則覬覦中央政權──的私人工具。軍閥首領是一批不顧外患卻向利而趨的軍人，他們統率的軍隊往往“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在這樣的私人化軍隊裏，很難把建立在私利和私人人際關係網路基礎上的對軍閥首領個人的效忠轉化為對國家和中央政治權威的忠誠，認首領而不認國家成為軍隊阻礙、反噬國家現代性的最大原因。當時面臨總體性危機的中國急待建立現代國家主權，以爭取成為國際法主體並在國內建立最高政治權威，而“多頭軍權政治”的形成與建設現代國家的目標相去甚遠。
其次，在文武關係倒置的“多頭軍權政治”狀態下，各地軍閥劃地而治，把持轄區內的軍政財大權，截留稅收[9]，並將之大部份用於軍事目的，使中央財政的汲取能力低下[10]。中央政府（國家）財政汲取能力是國家能力的核心，中央財政汲取能力的降低使國家的外交、社會公共職能、動員、貫徹、革新等方面職能不能正常發揮，國家也沒有足夠的財力供養控制強大的武裝力量以強制地方服從中央。1919年，靠地方財政供養的軍隊有16個師、29個旅及其他一些武裝力量，但中央財政供養的僅有13個師和9個旅[11]，而後者實際上也是屬於操控中央政權的軍閥而不是中央文官政府。地方軍事割據與中央財政能力的下降互相影響，形成了惡性循環，缺乏統治能力的中央對各地方政府只能統而不治，因此北洋時期的中國與有邊陲而無邊界的典型封建傳統國家頗為類似。
第三，軍閥之間戰爭不斷，軍費開支浩大，社會動盪，實業不振。從1911年到1928年，在中國有1,300多個敵對軍事集團發動了約140場戰爭[12]，全國大部份地區戰亂不斷，出現了“軍人普力奪社會”[13]的格局。在連綿不斷的戰爭中，各軍閥截留應上交中央的財政收入，同時任意增稅加捐，以供養、擴充私人軍隊；而中央政府則為軍閥所控制，中央財政的大部份也用於軍費開支。根據當時的統計資料，從1913年到1920年，政府實際支出和超支部份中軍費所占比例約為33.65%和13.8%[14]，1923年、1924年的軍費開支分別占當年財政總支出的64.0%和46.9%[15]。事實上當時的軍費開支比這裏列舉的比例還高，因為許多其他開支（如秘密向外國訂購軍火、收買其他軍閥部隊的特別支出等）均未計入。有人估計，中央政府的軍費支出要占總支出的70%，這還不包括地方雜牌軍隊和團練部隊的經費。相比之下，同期中央政府用於教育、農業商業、交通3方面的支出還不到總支出的0.8%。1927年中央政府財政在這方面的支出[16]僅夠維持政府中教育、農商、交通3部不被撤銷。中央如此，地方更是有過之無不及。從1912年到1930年，軍費開支平均占廣東省政府稅收收入的93%[17]。持續的戰爭，不斷擴充的軍隊，高額的軍費開支，造成對經濟和社會的嚴重破壞。
第四，掌握中央政權的軍官團，在操控文官執政的同時，既沒有足夠的財力、軍力翦滅地方軍閥，又不能為政權的合法性提供意識形態來源，解決意識形態真空和認同危機，這是當時中國不能及時從瓦解的帝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一個重要原因。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權的軍閥多是文盲或半文盲[18]，他們所知道的無非是如地緣觀念、宗族血緣意識和江湖義氣，附庸風雅的則至多瞭解一點儒學、佛教、道教、基督教、愛國主義等方面的皮毛。儘管這些觀念能維繫各自軍隊內部的穩定，但與統治中國2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傳統相比，軍閥們的這類混雜的意識形態缺乏足夠的凝聚力和穩固性。
第五，低下的政治制度化能力與政權內卷化[19]。“多頭軍權政治”中，軍官團奉武力為最高原則，武力的使用則以私人利益的需要為導向，因此國家建設所必需的穩定政治制度（如政黨制度）會成為他們運用武力的障礙。於是軍官團不是用武力廢除政治制度，就是利用憲政形式行專制之實。“多頭軍權政治”不能創立新制度以充分吸納社會各階層參與政治，不能實現從軍人干預政治到軍人參與政治的轉變[20]，就只能依靠舊的鄉紳政權[21]或新興商人團體來維持其政治合法性與財政收入。四川軍閥劉湘說過：“商人怕軍人，因為軍人有槍桿子。其實，軍人也怕商人，因為商人有洋錢。商人沒有槍桿的保護，便感到有生命危險，而軍人沒有洋錢，也就沒有飯吃，同樣有生命危險。所以，我希望槍桿子與洋錢合作，把市面搞好，彼此都有利。[22]”軍紳政權是分裂的多頭軍權的一種基本模式，它是在中央集權式封建國家權威破碎而現代性國家遠未建立之時形成的一種特殊的過渡性政權形式。它是對舊政治制度的利用、複製，而不是改造創新。亨廷頓認為，一個處於現代化過程中國家的軍政府，必須基本滿足農村大多數及有勢力分子的願望，若軍政權做不到這一點，而僅僅依靠營房和城市，就缺乏建立有效政治制度的社會基礎[23]。正如謝里登所言：“段祺瑞、吳佩孚及其它國家首腦曾多次建立起對全國大部份地區的實質性軍事控制，但這些成就基本上是軍事的，而從未發展到建立有效政治制度的水準，而與此相伴隨才能給政府權力提供一個真正革命的基礎層面。這些人也從未認真地打算動員人口中的重要成員以某種方式強化政府的政治制度。士兵是軍閥的唯一的選民。當國家政府機構只會用軍隊表明其權力時，這種權力也可能為更強大的軍隊所消除。軍閥們的弱點並不在於他們追求權力，而在於他們把權力構成看得過於狹隘，而不能促使其非軍事因素的發育成長。[24]”
第六，在軍閥的統治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受到損害。掌握中央政權的軍閥為了維持其正統地位，實現其“武力統一中國”的目的，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以部份主權（如關稅權等）為代擔保或抵押，獲取貸款。這一時期中國的主要稅收即關稅和鹽稅收入均被外國人所控制。地方軍閥為了自保也各自依附於某一帝國主義國家[25]。原本以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為主要職能的軍隊反而變成了外國勢力對中國“分而治之”的工具，作為現代國家主要特徵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嚴重受損。
二、困境中的軍治：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
北伐前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鑒於以往的教訓，並受蘇俄“黨軍”模式的影響，于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採取了強化党權、控制軍權等措施，試圖把革命軍轉化為“黨軍”。這一企圖經歷了短暫的輝煌遂告解體失敗。
國民黨執政後，鑒於新軍閥割據之危害，力圖建立党治，重建黨化軍隊，編遣全國軍隊，集軍權於中央，但因地方軍人的反抗和國民黨內部的分裂而失敗。在党權與軍權的較量中，後者取得了實際勝利，党權衰落，軍權獨大。正如胡漢民所言：“黨的分裂，是党權旁落的原因；党權旁落，卻又是軍權所以能篡竊党權的原因。[26]”
軍權戰勝党權以及地方新軍閥的形成，造成了國民黨執政時期文武關係的雙重性。其一，表面上是“党權高於一切”、“以黨治政”、“以黨治軍”，但在實際運作中卻是軍權大於並支配党權，党權依附於軍權。其二，軍事強人蔣介石握有國民黨組織、法統和中央政權，以其相對雄厚的軍事實力逐漸戰勝各種對手，取得了黨政軍的最高權威地位；但在各地軍事首領多佔據高位，控制政府人事，肆意干涉地方事務。如在省政府，“主政多屬軍人，尤多以意為法[27]”，而“各省高級行政人員均僅據軍事領袖電保，中央即照請任命[28]”。“各縣駐軍，往往欺淩縣長，縣長文官無力與抗[29]”，而駐軍所在，地方往往“橫被株取”，有些地方事務如“拒毒原為民政，而軍人資以炫功，禁賭責在地方，而軍人據為利藪[30]”。
這種軍權支配党權、政權，一體多元的文武關係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家建設與現代性成長產生了重大影響。
首先，軍權支配党權阻礙了憲政之實施。在孫中山及其追隨者胡漢民等看來，以黨代政是“訓政”的核心，而“訓政”是實現憲政、建設現代國家的必經階段。國民黨作為執政黨有著北洋軍閥政府所沒有的某些優勢，例如，國民黨可以用“三民主義”來支援其統治的合法性。但這是一種缺乏統合功能的弱意識形態，其控制力有限，一些地方軍事實力派（最典型的就是“桂系”）就用三民主義或“先生遺願”作旗號來抵制中央政令。作為弱勢執政黨的國民黨[31]，其意識形態、組織制度、動員體制、吸納更新機制均有一系列缺陷，不可能有效地深入分裂的軍隊派系，無法用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改造軍隊成員，達成民族國家之軍隊所需要的軍官團精神，因此也就不可能達到以黨控軍的目的。所以蔣介石掌權後採取了以“黨治”之名行“軍治”之實的統治策略。蔣領導下的國民黨主要不是靠意識形態維繫成員對組織的忠誠，而是更多地依靠幹部對領袖個人的忠誠，這種忠誠與維繫軍閥政治的私人關係同出一轍。在“以軍馭党”式文武關係中，軍權至上，軍隊以黨治為幌子，黨以軍隊為後盾；而現代國家的建設則面臨著党治與憲政、軍治與憲政之間的雙重緊張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難題。
其次，國民黨執政後捨棄了孫中山的“扶助農工”政策，失去了工人農民的支持，其政權的社會基礎很狹，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軍的實力就成了統治的主要支柱。可是這樣也就意味著中央政權的脆弱性，軍事一旦失敗，整個政權就可能隨之瓦解。正如美國學者易勞逸所說，抗日戰爭對蔣政權“所造成的最為直接和明顯的損害就是蔣軍隊的削弱。”對一個“以軍馭黨”，以軍黨治政，而且面臨國家內部軍事政治分裂割據的政府來說，這無疑是致命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軍隊在形式上保持了統一，中央政府掌握著相對來說最強大的中央軍，地方軍事實力派系對中央政權有一定程度上的認同，中央對地方軍隊有相當的調動權（特別是在抗戰階段），對外敵入侵也有一定的防禦能力（主要表現在對日本的侵略有相當的抵抗力），但多元地方軍事實力派依然存在，其軍閥特點（私有性、封建性和分裂性）未根本改變，地方軍隊對中央政府的忠誠與服從多是表面的。這樣，黨與軍隊特別是軍隊不同派系之間的摩擦，大大削弱了軍隊精英之間、軍隊與政治精英之間的信任和合作。蔣氏軍權政治的脆弱性因而更加突出。
第三，地方軍事實力派的存在及其對中央政權的限制甚至反抗，使中央對地方軍事實力派把持的地區和權力影響有限。蔣的中央政權雖有當時中國最富庶的江浙一帶為其提供經濟財政資源，各地方軍事實力派系無力取代它，但中央權威不斷受到地方軍事實力派、共產黨的挑戰。兩廣事件、西安事變、福建事變、共產黨革命的興起等，都可以看作是地方軍事實力派向中央發起的挑戰。在“一體多元”的軍權政治中，國民黨政權的存在系於各種勢力（地方軍事實力派、共產黨、日本入侵勢力）之間的一種均衡狀態。蔣氏對軍隊的領導有相對制度化的政黨和私人關係作為雙重保障，但並不存在真正能主宰一切的個人或組織，而蔣的政治軍事統治策略或說是統治技藝的成功之處恰恰在於維持了這樣的均衡狀態。儘管這是危險的，但也實屬無奈。地方軍事實力派系的爭鬥使中國在抵抗日本的侵略、謀求民族國家的獨立過程中付出了慘重代價。陳誠在1938年曾強調，有必要“稍除私利觀念，把曆有軍隊都變成真正的國家軍隊，徹底消除自存自保的錯誤想法”，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始終未能實現這個目標[32]。
第四，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雖然明顯高於北洋軍閥政府，但中央政府的能力受到多方限制，主要是把持地方政權的地方軍事實力派的限制，而中央對基層政權的控制也軟弱無力，北洋政府時期就出現的“政權內卷化”現象依然存在[33]。“中國是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之下，可是它從來沒有牢固地掌握過對全國領土、從口以及資源的控制。……即使在國民黨控制比較嚴密的地方，它也不能一手遮天。在政權的底層，地方鄉紳們把持著各個層面上的權力。正如歷史學家王玉川（音）所說，‘命令可以從中央下達到縣裏，可是如果沒有鄉紳的贊同，縣長執行不了命令。控制地方政治的是鄉紳而不是縣長。’他講的是內戰初期山東境內的情況，但完全能概括整個國民黨統治下的農村地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9年。[34]”國民黨政府曾試圖通過重建、改造准軍事化的保甲制度來控制地方基層政權，但收效有限。
第五，在“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的文武關係中，中央政府疲于應付反對派，但又不能翦滅共產黨、地方軍事實力派系或驅逐日本出中國，當然更無財力精力解決一系列社會發展與國家建設問題，以換取民眾的合法性支持。蔣為了培養軍隊對自己忠誠，為了應對日本的侵略，不得不極力提高國民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提取。這一努力不但受到國內挑戰勢力的約束，而且降低了國家的公共服務能力，加之連年的戰爭災難，中央政府權威的合法性與統治基礎被不斷消蝕。於是中央政權的合法性與國家能力陷入了相互削弱的困境。當時蔣介石對這一難題其實有所認識[35]。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曾宣佈，被日本佔領過的24個省將不徵收任何土地稅，其餘省份則於次年免交土地稅。1946年4月29日，國民黨政府公佈《土地法》，以實現“農地以歸農民自耕之原則，實符國父耕者有其田之主張”。從謀取政權合法性和國家建設的角度看，減稅政策似乎是明智的選擇，“因為它將有助於在即將到來的與共產黨人的鬥爭中贏得土地所有階級的支持。然而，在財政上．它被證明是一個災難性的失算。在對日戰爭結束後的這一年，田賦征實的徵收降到了上一年的一半左右。然而軍隊和政府的需求並沒有相應地降低，實際上倒隨著政權進入原來的日占區而增長。……結果，軍隊和各級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對地方資源的任意的和非法的強佔來滿足他們的糧食需要。這就激起了廣泛的不滿。因此，對光復地區的村民們來說．國民黨統治者光明的許諾很快暗淡下去。[36]”
第六，在“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中，由於軍權獨大、黨的組織動員能力低下、缺乏對地方基層政權的有效控制，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就試圖通過政治社會的軍事化[37]達到控制社會的目的。蔣介石在北伐後提出過一項解決中國問題的總體辦法，即軍隊要黨化，而党、行政機關、社會、以至全民都要軍隊化[38]。這一方針在1937年以後國民黨統治的10餘年中更加強化[39]，包括在基層推行半軍事化的保甲制度以及1934年發起的“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從表面上看其核心是恢復舊道德，實則體現了蔣介石在改造社會和建設國家方面的設計，他認為它能為醫治中國的病疾提供基本良方，這一運動具有強烈的軍事化價值指向和色彩[40]。此外，蔣介石還企圖用軍事化管理的三青團來代替國民黨，最後歸於失敗。當時一些地方軍事實力派（如桂系將領）也熱衷於軍事化社會[41]。蔣推行政治社會軍事化的企圖反映了當時國家建設的困境。“1927－l937年期間，國民黨它對軍事權力效力的長期迷戀則分散了國民黨領袖們的精力，使他們不再認真考慮如何在思想和組織上發展策略，去進行革命鬥爭，擊敗對手。……直到1939-1940年，蔣介石及國民黨的其他領袖依然認為，沒有必要動員群眾。他們認為戰爭能被嚴格的軍事手段所解決，他們這種軍事力量第一位的信念反過來又影響了他們竭盡全力占實施全國民眾總動員的努力。[42]”1935年9月，在峨嵋軍官訓練團的一次集會上蔣介石就民族和總動員問題作了一次重要講話：“總動員最根本的重要前提，就是‘組織’。……所謂組織的意義，就是加強統制。……我們講‘統制’，就是要使全國軍事化……現在我們就是要求全國男女老少，都能按照軍人的精神組織起來．可以如同軍隊一樣的迅速！有了如此最嚴密、最強大、最健全的組織，便可算是軍事化了！便可做到‘全國總動員’了！[43]”隨著政治的軍事化，黨也變得高度僵化，國家建設目標和革命被狹窄地定義為消滅國內外政治─軍事反對者，這就是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其綱領的特點。這些特點造成了黨政結構和運作上的嚴重缺陷[44]。
“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的文武關係使本來就孱弱的國民黨在中央和地方都受到軍權的抑制，蔣介石不得不以軍隊作為政權的支柱。軍治政權雖然對國家現代性的成長起了一些作用，但無力從根本上應對國家面臨的總體性危機，最後被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推翻了。而共產黨之所以能最終取得政權，實得力于它建立的“以黨領軍”的文武關係。
三、軍隊的角色回歸：共產黨“以黨領軍”與文官控制軍隊模式的重建
鑒於軍閥作亂的教訓，又以蘇俄“以黨建軍”的經驗為範本，中國共產黨在暴力革命過程中建立起了“以黨控軍”的文武關係模式。它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的以文制武模式的恢復與重建，但更具特殊之處。其主要特點是軍隊高度黨化，受党的文官支配，自下而上地接受上一級党的領導並對之負責，最高軍事領導和指揮權集中于共產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通常由若干主要軍事領導人和黨內文官組成，但作為最高領導者和決策者的軍委主席通常由黨內最高文官領導──總書記擔任[45]，從制度上體現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共產在各級軍隊組織中建立了黨的組織機構，委任與各級軍事指揮官有同等許可權的政治軍官，與軍事指揮員分工負責、相互制約，實現對軍隊的全面控制。同時，共產黨還向軍隊灌輸黨的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這種文武模式使中國20世紀前半期斷裂多年而又存在極大張力的文武衝突最終獲得了解決，也成為應對國家面臨的總體性危機的一個戰略性選擇。“以黨領軍”的文武關係對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以及國家建設的實施產生了巨大影響。
1．軍隊角色的回歸與政治穩定
“以黨領軍”模式通過黨的組織、意識形態和動員方法，實現了對軍隊從初建、組織建制、人員流動、地域化調動等方面的控制，從而削除了以往的集團化軍隊所具有的排他性和自保性，形成了統一的武裝力量。這種文武關係使軍隊由附屬於個人或派系轉向服從組織機構嚴密、具有統一意識形態、紀律嚴格的政黨，產生了一個恒久性忠誠物件和組織控制核心。
在戰爭年代，軍隊是共產黨最有力的工具，在“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思想指導下，從基層的土地改革與戰爭動員，到上層的決策，無不有軍人的身影。“以黨領軍”的文武關係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蔣介石去臺灣後曾有如下檢討：國共內戰，紅軍取勝主要歸功於政工制度，由於中共在各級軍隊設置黨代表、政委與政工人員，其威信更在部隊指揮官之上，負起貫徹命令的責任，是軍隊的靈魂所在，確在軍隊中起了領導作用[46]。不過，在共產黨內也確實對一些軍隊將領“將自己所指揮的野戰兵團或軍區機關部隊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的危險傾向[47]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
共產黨執掌政權後，各大區的軍事領導人都掌握所在區的黨政軍最高領導權。這些軍事領導人過去在這一地區指揮過作戰，其所轄部隊也往往長期駐防該地，但這種政治地理空間上的軍隊分佈並未形成割據局勢。其主要原因是：在黨軍模式和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中，黨代表國家控制著幾乎所有的社會政治資源，軍隊精英掌握的社會政治資源有限，缺乏維持其地位的獨立社會基礎，形成了對黨和國家系統的天生依賴。隨著黨政合一的體制的形成，軍隊對党的忠誠在一定程度上置換為對民族國家的忠誠。共產黨對軍隊繼續實行意識形態輸入和組織控制，使軍隊的骨幹具有軍官團精神，完成了從幹政到參政的角色轉變，成為革命的職業化軍隊，同時也具備了正常政治體系中軍隊的基本特徵。據統計，從1949年到1965年，中央委員和政治局中的解放軍代表所占的比例相當高，在30%到40%之間[48]。就保持社會與政治穩定而言，與國民黨或軍閥時期的文武關係相對比，共產黨“以黨領軍”的模式顯示出巨大的優勢。
從共產黨與軍隊的關係變遷史來看，總體上始終是“以黨控軍”（即“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現實中看，党與軍隊有時合而為一，在有的歷史時段又出現兩者關係的倒置，不過這都不會改變黨軍關係的實質。在革命戰爭時期，軍隊的黨化和黨的軍隊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過程[49]，二者高度粘合在一起，相互依存，並不是簡單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那時在中共控制的地區出現了軍隊主導政治的體制。毛澤東說：“我們的原則是党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党。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裏出一切東西。[50]”由於“以黨領軍”模式已經歷了長期的實踐，形成了較完善的制度化路徑依賴，所以即使由軍隊成員來主導政治，也不會動搖黨軍模式的穩固性，更不可能導致軍事割據。在中共的歷史上，“作為黨內政治的干預和參與者，軍隊的幹政並沒有違背領政治導人的意志，而是被領導人帶入政治的[51]”。例如，“文革”中的軍隊幹政就是黨的政治行動的延伸，即使在黨政機構癱瘓的情況下，軍隊進入政治的日常運作並未產生任何軍事政變的危險[52]。
當然，黨政軍合一的模式中仍然有衝突，有時會涉及到軍事領導人，這些衝突並非意識形態或組織原則之爭，而是夾雜著權力紛爭的具體意見之爭。建國初不久就發生過基於地域和軍事因素坐大的“高崗事件”。1959年身為軍隊工作負責人和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對毛澤東的社會發展戰略與國家建設方針提出了批評，彭的軍事領導者角色似乎放大了毛對他的不信任，結果毛澤東將彭等人定為“資產階級軍事反革命集團”。這一具有黨政軍角色內部衝突色彩的事件對此後近20年的國家建設方向產生了關鍵性影響。“文革”前夕毛澤東與汪東興談話時也說過：“我們軍隊裏也不那麼純，軍隊裏也有派嘛！軍隊裏有要鬧事的，歷史上也經常有鬧事的。不知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我信。我們軍隊幾十年經常有人鬧亂子。[53]”不過，在“以黨領軍”的制度框架和毛澤東巨大的個人權威的影響下，共產黨對軍隊的控制從未失靈過。“1974年1月，周總理宣佈中國11大軍區司令員中的8位進行對調。儘管表面上他們都沒有被降職，但這一行動有意識地顯示文官控制著國家政權。這樣許多司令員便離開了他們工作了20多年並建立了關係網的地區。[54]”
另外，在特殊情況下，黨軍關係還可能出現與法理上“以黨領軍”相違的情況。如鄧和江、江和胡權力的交接時期，這可能是出於黨政體制穩定和執政意志連續性的保證，但也顯露了“以黨領軍”模式中非制度化因素對制度化的悖反。
若把“以軍馭黨”和“以黨領軍”模式加以比較就不難看出：前者的體系中軍權獨大，軍隊成為政府的重要支柱，而政治體系的穩定性卻很脆弱；相反，在後者的體系中，由於共產黨具有組織、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優勢，不需要經常把軍隊作為謀取合法性的第一手段。
2．党軍模式與建國模式的變遷
在“以黨領軍”模式中，高級幹部在黨政軍的位置上可以平行流動，許多老一代的黨政負責人都出身于軍人。這種黨政軍合一的體制在中共“九大”前後達到高峰。“九屆一中全會”產生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12名是現役軍人，如果算上列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在軍內外均有職務的2人，軍人佔據了政治局三分之二的席位[55]。一些不擔任軍事職務的領導人也有過軍事活動經歷。“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高層領導都沒有象如今的中國領導人那麼多的軍事──更確切地說是戰爭經歷。這一代國家領導人幾乎都曾任紅軍的高級軍事指揮員或有戰爭經歷的政治委員。[56]”
黨內文官精英的潛在軍事經驗與戰爭思維不僅成為戰時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而且對國家建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陳思和認為，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第二階段是由抗戰為起點，而以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成熟標誌的戰時文化，這一時期的文化規範，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57]”這種戰時文化心理影響了共產黨執政後建設國家追求社會發展的道路，革命的一代習慣於用革命的手段（如戰時動員模式、動員技術）從事國家建設。因此，建國後採用戰時動員模式開展了一浪高過一浪的社會政治運動，企圖實現軍事化共產主義式的社會理想。可以說，共產黨建國後30年間的中國基本上是一個党的文官精英用戰爭經驗和軍事化思維創造出來的動員型國家。
由於黨政軍合一模式、戰時政治文化（及其導致的對國際冷戰局勢嚴重性的過度估計[58]）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中國採取了“軍營經濟”發展模式。“軍營經濟”也可說是一種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或“備戰經濟”，指一個國家為追求生存和安全，政府按照備戰狀態，用“軍營式”的行政指令來調配整個國家的國力資源，優先發展戰爭最需要的軍工產業，軍工產業處於整個社會的核心部位。它用戰爭威脅產生緊迫感和動力，以生存安全為準則，不計成本和收益地運作，盡可能地攝取一切剩餘積累投入軍工產業的生產之中[59]。通過“軍營經濟”模式，中國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提升了國家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但這是以低效率、大量浪費自然和社會資源為代價的。
對國家現代性影響更為直接的是，以“軍營經濟”為核心構建起來的社會把“軍營式”的組織方式自上而下推至基層。企業只能作為這一機器的零件存在而依附於這一機器的核心部位即政府。個人則作為備戰時期的兵員存在，片面強調其組織性、紀律性和戰鬥性，出現了人身依附型軍營式管理的“保甲法”，在城市中個人依附於單位，在農村個人則依附於人民公社。這種典型的軍營式指令經濟統制剝奪了個人的權利，把個人變成了這一機器上的零件，政府對其強調服從和統一。這顯然不是建設現代民族國家所需要的。
黨軍模式及黨政軍一體化政治體制還強化了共產黨的反智意識，對知識份子特別是人文知識份子推行了強制性改造，這對中國國家現代性的成長造成了消極影響。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主要依靠各種掌握現代人文、自然科學技術的知識份子階層，而黨軍模式裏長期從事軍事革命鬥爭的共產黨領導人把知識份子劃入“資產階級”，長期歧視和不信任他們。除了極個別直接參與尖端軍工建設的科技人才得到尊重外，大批優秀的人文、自然科學人才在“反右”、“文革”中遭到迫害。這種尊重軍工專家而排斥其他知識份子的做法，反映出80年代以前中國的決策層在國家管理中沒有擺脫軍事現代化可以“單騎突進”的舊觀念。顯然，這種觀念與黨軍模式的文武關係是密切相關的。
戰時政治文化與黨軍模式的動員技術在國家建設的最初階段發揮了一些作用，但國家的長期建設需要的主要是理性而不是革命熱情，動員型治國模式最終暴露出它的局限。“文革”後中國逐漸進入了後全能主義政治國家的時代，雖然威權主義國家的特徵仍然存在，但現代國家的一些要素也在慢慢成長。共產黨意識到，要實現自身的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軍隊的道德範本作用已大大降低，因為軍隊的革命化道德模式與市場化社會價值觀存在著衝突。
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所進行的幹部制度改革，在共和國歷史上掀起了一場廣泛而意義深遠的政治精英的大轉換。這場大轉換對文武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儘管作為文武關係的核心特徵的“以黨領軍”並未改變，但從廣義的文武關係來看，世紀交接前後，具有革命背景或軍人經歷的一代基本上退出了黨務及文官系統，接替他們的是革命背景淡化和沒有軍事經歷的新型技術官僚。共產黨及其文官系統與軍事系統實現了第一次代際經驗上的分離。同時，共產黨對文武內部關係作了調整[60]，軍隊的非軍事職能大大減少，並就此加以制度化。伴隨著共產黨及其文官官僚的技術化，軍隊也基本上退出了非軍事領域，恢復作為國家潛在政治力量的角色，專注於自身的革命化、職業化和現代化建設。
3．黨軍模式與社會軍事化
在革命時期，因戰爭環境所致，革命根據地的社會具有軍事化色彩。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形成了完備的軍事化社會，有學者稱之為“兵法社會”[61]。類似現象在其他後髮型民族國家中也曾出現過：“軍隊的社會政治訓練被當作促進國家一體化的手段。軍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起著國家一體化的作用。武裝力量是國家的象徵，軍隊的日常生活要求士兵們突破他們的家鄉觀念，即使不能接受也要默認國家的權威和意識形態。武裝力量也能起到‘國家學校’的作用，從根本上改變整個人民的觀念。[62]”中國的黨軍模式把軍隊的這種整合功效發揮到了極致。
建國後，戰爭思維模式放大了共產黨對國內階級鬥爭和國際冷戰局勢嚴重程度的認知，構建軍事化社會成為共產黨應對國內外危機的重要手段。共產黨通過不斷開展“學習解放軍”運動、媒體宣傳、社會資源的分配[63]等各種途徑推行軍事化，使社會從組織建制、文化意識等層面染上了濃烈的軍事色彩。軍隊成為社會組織、社會行為與流行文化的參照和樣板，城市中的企事業單位[64]也依照軍隊建制設立了政治部門，並有大量軍隊幹部和複轉軍人進入[65]。特別是大量複轉軍人進入司法行政系統工作，對中國的法治進程產生了複雜的影響[66]。農村的人民公社按照軍事化模式組織建立後，也企圖用軍隊的管理模式和“大兵團作戰”的仿軍事行為組織農業生產。結果，軍人成了社會主義的標準“公民”，成了被嚮往的職業；軍人的道德形像成了社會價值觀的指向，軍隊則成為整個社會的“大學校”和道德大熔爐；隨著寓兵於民和大辦民兵師的號召，中國成了“全民皆兵”的國家（nation-in-arms），當時流行全國的一句口號就是“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67]。共產黨還運用戰爭動員方式從事社會動員，開展各種社會運動，並讓軍隊參與其中。例如，毛澤東說過，“四清”運動“這一仗是全國性的革命運動，要象解放戰爭時打仗來打[68]”；軍隊也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軍隊一動起來，還可以抽出一些幹部幫助地方，向工廠、農村作宣講工作。這樣又可使軍工聯合起來，人民瞭解和擁護軍隊，軍隊瞭解和幫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69]。“文革”更是一個軍事化社會運動的典型，不但其動員技術策略、運動方式和思路具有濃重的軍事色彩[70]，而且讓軍隊在不同層面直接介入了這場政治運動。
在黨政軍一體化政治體制中，軍隊扮演了黨和國家改造進而控制社會（個人和群體）的角色，黨用工具化的軍隊造就了工具化的社會。通過使社會軍事化，軍隊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集團的組織建制、政治文化滲透到全社會。從20世紀長時間段內中國面臨的總體性危機這一歷史場景中理智地考察黨軍模式推動的社會軍事化，不難看出它的雙歧性：
一方面，黨軍模式可以被看作是應對20世紀以來正常文武關係斷裂和緊張的方式，與之相聯繫的軍事化社會則是解決總體性危機的一個戰略性選擇。社會的軍事化為國家建設和社會整合提供了公認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規範，對分裂半世紀之久的中國來說，這具有歷史性意義。軍隊這個集體對國家一體化和社會整合的影響，來自軍隊本身是國家的象徵這一事實。軍隊是國家機器的一部份，軍隊、國旗和國歌則是國家獨立和主權的象徵。在軍事化社會中，軍隊參加了許多重大的社會生產活動，對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也為政治體系提供了合法性。通過強制性灌輸，作為黨的意識形態延伸的軍隊文化，經過社會化後為大眾認同，從而彌合了上層人物與民眾之間的鴻溝，建立了一種使權威關係合法化的政治文化。在組織建制上，社會基本組織的軍事化把普通國民與國家權力聯繫在一起，使國民對國家制度產生了一致認同感和效忠感。黨軍模式所推動的社會軍事化還削除了由於文化差異和地區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帶來的離心傾向。
另一方面，從國家轉型角度看，社會軍事化又妨礙了國家現代性的成長。由於党國在軍事化社會中通過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對社會施行全面控制，達成了全能主義政治[71]。社會完全被國家與政治權力所控制與吞噬，幾乎喪失了自治能力。而被國家權力編織進各種准軍事化組織的個人，則完全成為被動員的對象，連遷徙流動的自由尚且不保，何談組織相對獨立的自治團體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國家通過對個人進行准軍事化的組織制度控制與意識形態塑造，以及對團體的嚴格控制，把個人壓縮進了既定的制度路徑之中，成為國家卵翼下的求庇者。既然作為社會自治基本條件的主體已不存在，自治的社會便不可能存在。軍事化所造就的等級嚴格的社會之政治文化是“子民──臣民”型政治文化。建設現代國家所必需的憲政文化、法治精神、自由獨立的人格等，根本不可能從軍事化社會中生產出來[72]。
“文革”結束後，隨著社會的去軍事化和市場化進程，軍隊和軍事因素從非軍事社會領域中退出，軍隊終於回歸軍營，中國逐漸開始了建設現代國家的實質性進程。
結論與反思
在中央集權式王朝解體後，中國面臨著三重危機，既政治權威、意識形態和民族──國家主權三個層面的危機。這也是近代中國要完成國家轉型所面臨的必須解決的三個宏觀層面的重大問題。
在“多頭軍權政治”中，職業化、組織性很強的軍人集團是唯一的有組織的社會集團，但它只具有現代職業化軍隊之外形，而無現代職業軍人之精神。其私有化、封建性、流寇性使它既不能重建新的合法性政治權威，又缺乏政治制度化的能力，亦無系統化意識形態，更無外拒列強之可能，所以國家面臨的三重危機仍然得不到解決。而文武關係的倒置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政治權力的私有化，與之相應的是政治權力公共性的急劇縮減。利益衝突的軍人集團分別在中央和地方執政，對社會資源的提取遠遠超出了社會的正常供給。他們截留了中央政府的大部份稅收，用於軍隊開支，而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則無力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對社會的服務能力大大降低，於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制度化、物質方面和意識信仰方面的聯繫紐帶斷裂，造成了整體性無序社會與軟弱的國家（代表公共權力的中央政府）雙重性資源枯竭與無能。
“多頭軍權政治”從一定程度上向封建型（封疆建制）傳統國家回歸，但又與封建型傳統國家中等級君主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不同，更類似于封建型傳統國家向中央集權式傳統國家轉變時的一種形式，只不過在歷史時序上表現出一種逆向性，也就是說它是產生在中央集權式傳統國家解體後，而不是封建型傳統國家解體後。這種歷史逆向性回歸成了國家現代性成長的障礙，它所處的世界歷史背景使民國初年“多頭軍權統治”下的中國在國家形態上表現出複雜性、過渡性、複合性。
國民黨政府時期，軍事強人蔣介石在困境中以孱弱的國民黨及三民主義為法統，以相對強大的軍隊為根基，建立起了形式上的絕對主義國家政權。但面對地方實力派別、日本入侵、共產黨革命興起等多方壓力，中央政權難以實現實質上的國家統一。中央軍和地方軍隊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私人軍隊性質，政權的內卷化、封建軍權擴張、資產階級分權化要求孱弱等依然存在，國民黨又存在多方面的致命弱點。民族、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威三個層面的危機仍然未根本解決，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的基本條件也沒有形成。民族認同、信仰認同和政治權威認同都無所皈依。國家依然具有分裂性、過渡性、複合性特徵。
直到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手段，動員了傳統資源（主體是傳統社會中的農民，而不是與現代民族國家相聯繫的市民階級），建立起了全能主義政治國家後，這些認同危機才得以暫時解決。在文武關係的轉型中，作為分權訴求者和承擔者的市民社會為集權者消滅，具有現代意義的法律機構被工具化。這種全能主義政治國家建立起來的法律規範以國家為本位，把社會與個人視為被動依附者。它直接界定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制裁制度，讓個人處於單純服從國家權力的社會政治經濟關係之中，而社會與個人的權利則被抑制到最小狀態。20世紀的最後20年中，中國開始了從絕對主義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有人稱那時以來的中國政權是一種新權威主義（威權主義）。至於新威權主義是不是國家轉型的有效途徑，能不能實現國家的轉型，肯定和否定的回答都是一種推測或預言。
【注釋】
[1] 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含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廣義上是指所有軍人與非軍人之間的關係，屬於軍事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狹義上指軍隊(主要是軍官階層)與文官政府之間的關係，“意味著武裝力量與合法建立的國家公共權威機構之間所存在的主從關係或上下級關係”，這自然屬於政治學研究領域。參見[英]大衛•米勒、韋農•波格丹諾編《布菜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22頁。本文主要在狹義上使用這一概念，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廣義的文武關係。
[2] 從政治學的角度講，國家的現代性大體可以說是現代民族國家所具有的基本特徵：國家主權的確立和領土邊界明確化；行政權力集中與對社會監控能力的擴大；對合法性使用暴力和稅收的壟斷；在現代國家中，暴力的使用在謀求政治體系的合法性過程中從顯性走向隱性，代之以准軍事化暴力機器──員警、監獄；國家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與稅收的權力，目的不在於為國家機構自身或國家機構的成員謀求福利，而在於為一國的人民提供“公共產品”，這種公共產品至少包括對內提供服務與秩序，對外提供安全保障兩方面；官僚制度的形成與完善，以及暴力管理組織─軍隊─聽命于文官控制；現代國家和現代市民社會的適度分離，公民權利的不斷得到法律保障；現代民族國家是法治國家。詳見李強的“後全能體制下現代國家的構建”，載《戰略與管理》（北京）2001年第6期。
[3] 儘管在傳統國家存在著合法使用暴力的多層次性，但在正常的政治體系中，作為有組織的軍隊，仍然主要接受文官的控制和領導。
[4] 對“封建性”一詞有兩種解釋。一是原始意義上“封疆建制”，如西歐中世紀（從9世紀到大約15世紀）以封地采邑的形式佔有全部土地及由此而建立的領主與封臣的關係，指在這種社會關係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體系，它以佃農的效忠、服兵役以及沒收財產為特徵。與此相近的是中國夏商周時期實行的“分封制”（等級君主制），中國的這種封建制度早在紀元前3世紀就已經廢除，土地私有制隨即奠定（參見韋伯的《世界經濟通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版，第81-82頁）；二是現在一般意義上所指的秦至清代的中央集權制，它與“封疆建制”意義上的“封建”有重要差別（主要是權力集中于中央君主，並不存在封疆建制式的等級君主），但又有某些相似性（如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有限，不能深達每一個細胞；合法性使用暴力的多層次性等），基於這種原因，本文把兩種意義上的國家分別區分為典型封建傳統國家與中央集權式傳統國家。此處從原初意義上使用“封建”一詞。
[5] 張鳴，“花樣年華──1920年代軍閥尋求維繫合法性資源的努力”，《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6] 關於層級忠誠的分析參見Diana Lary的{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94-213)。
[7] Mancur Olson,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p.6－10.
[8] 軍閥對社會資源的超強度掠奪式提取除用於軍費開支外還中飽私囊。北洋軍閥中71位要人的私人財產總值高達6.31億元。
李月軍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比較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武夫亂華：北洋軍閥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
二、困境中的軍治：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
三、軍隊的角色回歸：共產黨“以黨領軍”與文官控制軍隊模式的重建
結論與反思
【注釋】
軍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象徵之一，也是國家面臨外部威脅時的主要護持者。軍隊的特殊性在於它是具有合法性的“暴力管理者”。它不僅擁有最具毀滅性的武器，而且層級分明、紀律嚴格、具有強大的團體凝聚力。軍隊在國防軍事安全以及政治社會變遷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其作用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與文官政府或政黨的關係，即文武關係[1]。辛亥革命後，中國傳統的文官控制軍隊的模式解體了，軍隊從此深深地捲入並影響著社會政治的變遷過程。20世紀初以來中國先後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文武關係模式，即北洋軍閥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國民黨時期的“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中共的“黨軍一體化”模式。事實上，在20世紀的中國，文武關係的變遷是影響國家轉型和現代性成長的重要變數[2]。本文試對這三種文武關係的特徵及其演變趨勢作初步分析。
一、武夫亂華：北洋軍閥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
清朝末期，隨著外國勢力的入侵，國家的總體性危機開始顯現，主要表現在政權、意識形態、主權這三方面。辛亥革命後清帝制崩潰，傳統的意識形態體系失去了合法性，國家的主權危機進一步惡化。在這種背景下，未能產生新的文官政治權威，革命党人以憲政為基本框架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方案流產了；與此同時，軍隊開始脫離文官政府的控制，各地省政權逐漸軍事化。袁世凱掌權後，採取了推進軍隊與員警現代化、統一全國稅收、加強對地方軍政的控制等措施，企圖強化對社會的監控，建立帝制國家，但歸於失敗。袁之死不僅意味著軍事強人獨裁努力的失敗，更意味著重建中央政權和整合社會政治勢力的企圖之失敗。在沒有文官有效控制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相繼為各實力派軍閥操控，各地利益上相互衝突的軍事勢力抬頭，它們把持了地方政權，實行軍事統制。於是，中央權威為地方各軍閥勢力分解，“多頭軍權政治”形成。其特徵包括以下幾點：
首先是文武關係倒置。在正常的政治體系中，軍隊的主要職能是防禦外敵入侵，維護國家安全，必要時鎮制國內反叛者，其所有權屬於國家，由代表國家公共權力的文官政府控制。由文官政府控制軍隊，是為了防止高度組織化紀律化、凝聚力極強、具有擴張本能的軍隊干涉國內政治系統的正常運作，危及國家社會的正常秩序[3]。而在北洋時期的“多頭軍權政治”中，軍隊首領或者直接成為執政者，或通過其控制的代理人掌握政治權力機關，文官則成為軍事利益集團的附庸、工具或擺設，不是文官政府控制軍隊，而是軍隊控制或代替文官執掌政權。
其次是軍隊的分裂性與封建性[4]。各軍閥劃地而治，將所佔領的地盤作為生存和向外擴張的基地。“軍閥除了使用現代兵器和技術之外，只是採用了西方‘軍、師、旅、團’的編制，軍閥團體的結合機制還是傳統的，過去人們一直稱之為‘封建軍閥’，在我們長期使用的‘封建’一詞的傳統意義上，的確不謬。[5]”
再次是軍隊的私有化。軍隊的內部忠誠指向軍閥首領，而不是指向國家或代表國家主權的文官政府。軍人集團各等級之間純粹是一種私利關係，私利成為維持軍隊裏層級忠誠（layered loyalty）[6]的首要方式。由於單靠私利維繫私人化軍隊，其穩固性相當脆弱，所以各軍閥首領還通過各種非制度化的途徑，如血緣關係、宗族關係、地緣關係、師生關係、政治聯姻等，構建個人親信集團，作為鞏固軍隊團結的核心，以維繫部屬對自己的忠誠，在所屬部隊與地盤內建立有限的政治權威。依靠這些手段建立的派系型軍官團可能有助於私人化軍隊的穩定，但缺乏職業軍官團的精神（如消除狹隘的地域意識，接受國家權威觀念，對國家的歸屬感、忠誠感、愛國心，職業榮譽感等）。
與軍閥的分裂性、封建性密切相聯的是其流寇性和寄生性。美國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M.奧爾森曾以中國20世紀20年代的軍閥混戰為例，考察了流寇（主要特徵是隨機掃蕩式的掠奪稅收和保護費）與坐寇（主要特徵是選擇一個權威有節制地定期收取穩定的稅收）間的聯繫與區別，認為那時國家政權的出現就象一個從非法流寇到合法坐寇的過程，但這個過程不是出自社會契約，而是出自無政府狀態下各軍閥的自利動機[7]。分裂而相互衝突的多個軍閥，特別是實力大的軍閥，雖然帶有一定的坐寇性（從地盤上說），但各軍閥的流寇性（從對社會資源的超強度提取[8]方面講）依然很明顯，失控而分裂的軍權、文武關係的倒置以及頻繁的戰爭，導致中央與和一些地方經常是“城頭變幻大王旗”。
在這種“多頭軍權政治”中，軍人集團（主要是軍官團）對國家轉型的影響比文官官僚更大，其性質與行為構成了影響國家現代性成長的決定因素。
首先，“多頭軍權政治”下軍隊的功能發生了異化，變成了軍閥首領達到個人政治目的──小則占地自保，大則覬覦中央政權──的私人工具。軍閥首領是一批不顧外患卻向利而趨的軍人，他們統率的軍隊往往“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在這樣的私人化軍隊裏，很難把建立在私利和私人人際關係網路基礎上的對軍閥首領個人的效忠轉化為對國家和中央政治權威的忠誠，認首領而不認國家成為軍隊阻礙、反噬國家現代性的最大原因。當時面臨總體性危機的中國急待建立現代國家主權，以爭取成為國際法主體並在國內建立最高政治權威，而“多頭軍權政治”的形成與建設現代國家的目標相去甚遠。
其次，在文武關係倒置的“多頭軍權政治”狀態下，各地軍閥劃地而治，把持轄區內的軍政財大權，截留稅收[9]，並將之大部份用於軍事目的，使中央財政的汲取能力低下[10]。中央政府（國家）財政汲取能力是國家能力的核心，中央財政汲取能力的降低使國家的外交、社會公共職能、動員、貫徹、革新等方面職能不能正常發揮，國家也沒有足夠的財力供養控制強大的武裝力量以強制地方服從中央。1919年，靠地方財政供養的軍隊有16個師、29個旅及其他一些武裝力量，但中央財政供養的僅有13個師和9個旅[11]，而後者實際上也是屬於操控中央政權的軍閥而不是中央文官政府。地方軍事割據與中央財政能力的下降互相影響，形成了惡性循環，缺乏統治能力的中央對各地方政府只能統而不治，因此北洋時期的中國與有邊陲而無邊界的典型封建傳統國家頗為類似。
第三，軍閥之間戰爭不斷，軍費開支浩大，社會動盪，實業不振。從1911年到1928年，在中國有1,300多個敵對軍事集團發動了約140場戰爭[12]，全國大部份地區戰亂不斷，出現了“軍人普力奪社會”[13]的格局。在連綿不斷的戰爭中，各軍閥截留應上交中央的財政收入，同時任意增稅加捐，以供養、擴充私人軍隊；而中央政府則為軍閥所控制，中央財政的大部份也用於軍費開支。根據當時的統計資料，從1913年到1920年，政府實際支出和超支部份中軍費所占比例約為33.65%和13.8%[14]，1923年、1924年的軍費開支分別占當年財政總支出的64.0%和46.9%[15]。事實上當時的軍費開支比這裏列舉的比例還高，因為許多其他開支（如秘密向外國訂購軍火、收買其他軍閥部隊的特別支出等）均未計入。有人估計，中央政府的軍費支出要占總支出的70%，這還不包括地方雜牌軍隊和團練部隊的經費。相比之下，同期中央政府用於教育、農業商業、交通3方面的支出還不到總支出的0.8%。1927年中央政府財政在這方面的支出[16]僅夠維持政府中教育、農商、交通3部不被撤銷。中央如此，地方更是有過之無不及。從1912年到1930年，軍費開支平均占廣東省政府稅收收入的93%[17]。持續的戰爭，不斷擴充的軍隊，高額的軍費開支，造成對經濟和社會的嚴重破壞。
第四，掌握中央政權的軍官團，在操控文官執政的同時，既沒有足夠的財力、軍力翦滅地方軍閥，又不能為政權的合法性提供意識形態來源，解決意識形態真空和認同危機，這是當時中國不能及時從瓦解的帝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一個重要原因。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權的軍閥多是文盲或半文盲[18]，他們所知道的無非是如地緣觀念、宗族血緣意識和江湖義氣，附庸風雅的則至多瞭解一點儒學、佛教、道教、基督教、愛國主義等方面的皮毛。儘管這些觀念能維繫各自軍隊內部的穩定，但與統治中國2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傳統相比，軍閥們的這類混雜的意識形態缺乏足夠的凝聚力和穩固性。
第五，低下的政治制度化能力與政權內卷化[19]。“多頭軍權政治”中，軍官團奉武力為最高原則，武力的使用則以私人利益的需要為導向，因此國家建設所必需的穩定政治制度（如政黨制度）會成為他們運用武力的障礙。於是軍官團不是用武力廢除政治制度，就是利用憲政形式行專制之實。“多頭軍權政治”不能創立新制度以充分吸納社會各階層參與政治，不能實現從軍人干預政治到軍人參與政治的轉變[20]，就只能依靠舊的鄉紳政權[21]或新興商人團體來維持其政治合法性與財政收入。四川軍閥劉湘說過：“商人怕軍人，因為軍人有槍桿子。其實，軍人也怕商人，因為商人有洋錢。商人沒有槍桿的保護，便感到有生命危險，而軍人沒有洋錢，也就沒有飯吃，同樣有生命危險。所以，我希望槍桿子與洋錢合作，把市面搞好，彼此都有利。[22]”軍紳政權是分裂的多頭軍權的一種基本模式，它是在中央集權式封建國家權威破碎而現代性國家遠未建立之時形成的一種特殊的過渡性政權形式。它是對舊政治制度的利用、複製，而不是改造創新。亨廷頓認為，一個處於現代化過程中國家的軍政府，必須基本滿足農村大多數及有勢力分子的願望，若軍政權做不到這一點，而僅僅依靠營房和城市，就缺乏建立有效政治制度的社會基礎[23]。正如謝里登所言：“段祺瑞、吳佩孚及其它國家首腦曾多次建立起對全國大部份地區的實質性軍事控制，但這些成就基本上是軍事的，而從未發展到建立有效政治制度的水準，而與此相伴隨才能給政府權力提供一個真正革命的基礎層面。這些人也從未認真地打算動員人口中的重要成員以某種方式強化政府的政治制度。士兵是軍閥的唯一的選民。當國家政府機構只會用軍隊表明其權力時，這種權力也可能為更強大的軍隊所消除。軍閥們的弱點並不在於他們追求權力，而在於他們把權力構成看得過於狹隘，而不能促使其非軍事因素的發育成長。[24]”
第六，在軍閥的統治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受到損害。掌握中央政權的軍閥為了維持其正統地位，實現其“武力統一中國”的目的，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以部份主權（如關稅權等）為代擔保或抵押，獲取貸款。這一時期中國的主要稅收即關稅和鹽稅收入均被外國人所控制。地方軍閥為了自保也各自依附於某一帝國主義國家[25]。原本以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為主要職能的軍隊反而變成了外國勢力對中國“分而治之”的工具，作為現代國家主要特徵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嚴重受損。
二、困境中的軍治：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
北伐前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鑒於以往的教訓，並受蘇俄“黨軍”模式的影響，于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採取了強化党權、控制軍權等措施，試圖把革命軍轉化為“黨軍”。這一企圖經歷了短暫的輝煌遂告解體失敗。
國民黨執政後，鑒於新軍閥割據之危害，力圖建立党治，重建黨化軍隊，編遣全國軍隊，集軍權於中央，但因地方軍人的反抗和國民黨內部的分裂而失敗。在党權與軍權的較量中，後者取得了實際勝利，党權衰落，軍權獨大。正如胡漢民所言：“黨的分裂，是党權旁落的原因；党權旁落，卻又是軍權所以能篡竊党權的原因。[26]”
軍權戰勝党權以及地方新軍閥的形成，造成了國民黨執政時期文武關係的雙重性。其一，表面上是“党權高於一切”、“以黨治政”、“以黨治軍”，但在實際運作中卻是軍權大於並支配党權，党權依附於軍權。其二，軍事強人蔣介石握有國民黨組織、法統和中央政權，以其相對雄厚的軍事實力逐漸戰勝各種對手，取得了黨政軍的最高權威地位；但在各地軍事首領多佔據高位，控制政府人事，肆意干涉地方事務。如在省政府，“主政多屬軍人，尤多以意為法[27]”，而“各省高級行政人員均僅據軍事領袖電保，中央即照請任命[28]”。“各縣駐軍，往往欺淩縣長，縣長文官無力與抗[29]”，而駐軍所在，地方往往“橫被株取”，有些地方事務如“拒毒原為民政，而軍人資以炫功，禁賭責在地方，而軍人據為利藪[30]”。
這種軍權支配党權、政權，一體多元的文武關係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家建設與現代性成長產生了重大影響。
首先，軍權支配党權阻礙了憲政之實施。在孫中山及其追隨者胡漢民等看來，以黨代政是“訓政”的核心，而“訓政”是實現憲政、建設現代國家的必經階段。國民黨作為執政黨有著北洋軍閥政府所沒有的某些優勢，例如，國民黨可以用“三民主義”來支援其統治的合法性。但這是一種缺乏統合功能的弱意識形態，其控制力有限，一些地方軍事實力派（最典型的就是“桂系”）就用三民主義或“先生遺願”作旗號來抵制中央政令。作為弱勢執政黨的國民黨[31]，其意識形態、組織制度、動員體制、吸納更新機制均有一系列缺陷，不可能有效地深入分裂的軍隊派系，無法用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改造軍隊成員，達成民族國家之軍隊所需要的軍官團精神，因此也就不可能達到以黨控軍的目的。所以蔣介石掌權後採取了以“黨治”之名行“軍治”之實的統治策略。蔣領導下的國民黨主要不是靠意識形態維繫成員對組織的忠誠，而是更多地依靠幹部對領袖個人的忠誠，這種忠誠與維繫軍閥政治的私人關係同出一轍。在“以軍馭党”式文武關係中，軍權至上，軍隊以黨治為幌子，黨以軍隊為後盾；而現代國家的建設則面臨著党治與憲政、軍治與憲政之間的雙重緊張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難題。
其次，國民黨執政後捨棄了孫中山的“扶助農工”政策，失去了工人農民的支持，其政權的社會基礎很狹，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軍的實力就成了統治的主要支柱。可是這樣也就意味著中央政權的脆弱性，軍事一旦失敗，整個政權就可能隨之瓦解。正如美國學者易勞逸所說，抗日戰爭對蔣政權“所造成的最為直接和明顯的損害就是蔣軍隊的削弱。”對一個“以軍馭黨”，以軍黨治政，而且面臨國家內部軍事政治分裂割據的政府來說，這無疑是致命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軍隊在形式上保持了統一，中央政府掌握著相對來說最強大的中央軍，地方軍事實力派系對中央政權有一定程度上的認同，中央對地方軍隊有相當的調動權（特別是在抗戰階段），對外敵入侵也有一定的防禦能力（主要表現在對日本的侵略有相當的抵抗力），但多元地方軍事實力派依然存在，其軍閥特點（私有性、封建性和分裂性）未根本改變，地方軍隊對中央政府的忠誠與服從多是表面的。這樣，黨與軍隊特別是軍隊不同派系之間的摩擦，大大削弱了軍隊精英之間、軍隊與政治精英之間的信任和合作。蔣氏軍權政治的脆弱性因而更加突出。
第三，地方軍事實力派的存在及其對中央政權的限制甚至反抗，使中央對地方軍事實力派把持的地區和權力影響有限。蔣的中央政權雖有當時中國最富庶的江浙一帶為其提供經濟財政資源，各地方軍事實力派系無力取代它，但中央權威不斷受到地方軍事實力派、共產黨的挑戰。兩廣事件、西安事變、福建事變、共產黨革命的興起等，都可以看作是地方軍事實力派向中央發起的挑戰。在“一體多元”的軍權政治中，國民黨政權的存在系於各種勢力（地方軍事實力派、共產黨、日本入侵勢力）之間的一種均衡狀態。蔣氏對軍隊的領導有相對制度化的政黨和私人關係作為雙重保障，但並不存在真正能主宰一切的個人或組織，而蔣的政治軍事統治策略或說是統治技藝的成功之處恰恰在於維持了這樣的均衡狀態。儘管這是危險的，但也實屬無奈。地方軍事實力派系的爭鬥使中國在抵抗日本的侵略、謀求民族國家的獨立過程中付出了慘重代價。陳誠在1938年曾強調，有必要“稍除私利觀念，把曆有軍隊都變成真正的國家軍隊，徹底消除自存自保的錯誤想法”，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始終未能實現這個目標[32]。
第四，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雖然明顯高於北洋軍閥政府，但中央政府的能力受到多方限制，主要是把持地方政權的地方軍事實力派的限制，而中央對基層政權的控制也軟弱無力，北洋政府時期就出現的“政權內卷化”現象依然存在[33]。“中國是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之下，可是它從來沒有牢固地掌握過對全國領土、從口以及資源的控制。……即使在國民黨控制比較嚴密的地方，它也不能一手遮天。在政權的底層，地方鄉紳們把持著各個層面上的權力。正如歷史學家王玉川（音）所說，‘命令可以從中央下達到縣裏，可是如果沒有鄉紳的贊同，縣長執行不了命令。控制地方政治的是鄉紳而不是縣長。’他講的是內戰初期山東境內的情況，但完全能概括整個國民黨統治下的農村地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9年。[34]”國民黨政府曾試圖通過重建、改造准軍事化的保甲制度來控制地方基層政權，但收效有限。
第五，在“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的文武關係中，中央政府疲于應付反對派，但又不能翦滅共產黨、地方軍事實力派系或驅逐日本出中國，當然更無財力精力解決一系列社會發展與國家建設問題，以換取民眾的合法性支持。蔣為了培養軍隊對自己忠誠，為了應對日本的侵略，不得不極力提高國民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提取。這一努力不但受到國內挑戰勢力的約束，而且降低了國家的公共服務能力，加之連年的戰爭災難，中央政府權威的合法性與統治基礎被不斷消蝕。於是中央政權的合法性與國家能力陷入了相互削弱的困境。當時蔣介石對這一難題其實有所認識[35]。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曾宣佈，被日本佔領過的24個省將不徵收任何土地稅，其餘省份則於次年免交土地稅。1946年4月29日，國民黨政府公佈《土地法》，以實現“農地以歸農民自耕之原則，實符國父耕者有其田之主張”。從謀取政權合法性和國家建設的角度看，減稅政策似乎是明智的選擇，“因為它將有助於在即將到來的與共產黨人的鬥爭中贏得土地所有階級的支持。然而，在財政上．它被證明是一個災難性的失算。在對日戰爭結束後的這一年，田賦征實的徵收降到了上一年的一半左右。然而軍隊和政府的需求並沒有相應地降低，實際上倒隨著政權進入原來的日占區而增長。……結果，軍隊和各級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對地方資源的任意的和非法的強佔來滿足他們的糧食需要。這就激起了廣泛的不滿。因此，對光復地區的村民們來說．國民黨統治者光明的許諾很快暗淡下去。[36]”
第六，在“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文武關係中，由於軍權獨大、黨的組織動員能力低下、缺乏對地方基層政權的有效控制，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就試圖通過政治社會的軍事化[37]達到控制社會的目的。蔣介石在北伐後提出過一項解決中國問題的總體辦法，即軍隊要黨化，而党、行政機關、社會、以至全民都要軍隊化[38]。這一方針在1937年以後國民黨統治的10餘年中更加強化[39]，包括在基層推行半軍事化的保甲制度以及1934年發起的“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從表面上看其核心是恢復舊道德，實則體現了蔣介石在改造社會和建設國家方面的設計，他認為它能為醫治中國的病疾提供基本良方，這一運動具有強烈的軍事化價值指向和色彩[40]。此外，蔣介石還企圖用軍事化管理的三青團來代替國民黨，最後歸於失敗。當時一些地方軍事實力派（如桂系將領）也熱衷於軍事化社會[41]。蔣推行政治社會軍事化的企圖反映了當時國家建設的困境。“1927－l937年期間，國民黨它對軍事權力效力的長期迷戀則分散了國民黨領袖們的精力，使他們不再認真考慮如何在思想和組織上發展策略，去進行革命鬥爭，擊敗對手。……直到1939-1940年，蔣介石及國民黨的其他領袖依然認為，沒有必要動員群眾。他們認為戰爭能被嚴格的軍事手段所解決，他們這種軍事力量第一位的信念反過來又影響了他們竭盡全力占實施全國民眾總動員的努力。[42]”1935年9月，在峨嵋軍官訓練團的一次集會上蔣介石就民族和總動員問題作了一次重要講話：“總動員最根本的重要前提，就是‘組織’。……所謂組織的意義，就是加強統制。……我們講‘統制’，就是要使全國軍事化……現在我們就是要求全國男女老少，都能按照軍人的精神組織起來．可以如同軍隊一樣的迅速！有了如此最嚴密、最強大、最健全的組織，便可算是軍事化了！便可做到‘全國總動員’了！[43]”隨著政治的軍事化，黨也變得高度僵化，國家建設目標和革命被狹窄地定義為消滅國內外政治─軍事反對者，這就是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其綱領的特點。這些特點造成了黨政結構和運作上的嚴重缺陷[44]。
“以軍馭黨”和“一體多元”的文武關係使本來就孱弱的國民黨在中央和地方都受到軍權的抑制，蔣介石不得不以軍隊作為政權的支柱。軍治政權雖然對國家現代性的成長起了一些作用，但無力從根本上應對國家面臨的總體性危機，最後被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推翻了。而共產黨之所以能最終取得政權，實得力于它建立的“以黨領軍”的文武關係。
三、軍隊的角色回歸：共產黨“以黨領軍”與文官控制軍隊模式的重建
鑒於軍閥作亂的教訓，又以蘇俄“以黨建軍”的經驗為範本，中國共產黨在暴力革命過程中建立起了“以黨控軍”的文武關係模式。它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的以文制武模式的恢復與重建，但更具特殊之處。其主要特點是軍隊高度黨化，受党的文官支配，自下而上地接受上一級党的領導並對之負責，最高軍事領導和指揮權集中于共產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通常由若干主要軍事領導人和黨內文官組成，但作為最高領導者和決策者的軍委主席通常由黨內最高文官領導──總書記擔任[45]，從制度上體現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共產在各級軍隊組織中建立了黨的組織機構，委任與各級軍事指揮官有同等許可權的政治軍官，與軍事指揮員分工負責、相互制約，實現對軍隊的全面控制。同時，共產黨還向軍隊灌輸黨的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這種文武模式使中國20世紀前半期斷裂多年而又存在極大張力的文武衝突最終獲得了解決，也成為應對國家面臨的總體性危機的一個戰略性選擇。“以黨領軍”的文武關係對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以及國家建設的實施產生了巨大影響。
1．軍隊角色的回歸與政治穩定
“以黨領軍”模式通過黨的組織、意識形態和動員方法，實現了對軍隊從初建、組織建制、人員流動、地域化調動等方面的控制，從而削除了以往的集團化軍隊所具有的排他性和自保性，形成了統一的武裝力量。這種文武關係使軍隊由附屬於個人或派系轉向服從組織機構嚴密、具有統一意識形態、紀律嚴格的政黨，產生了一個恒久性忠誠物件和組織控制核心。
在戰爭年代，軍隊是共產黨最有力的工具，在“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思想指導下，從基層的土地改革與戰爭動員，到上層的決策，無不有軍人的身影。“以黨領軍”的文武關係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蔣介石去臺灣後曾有如下檢討：國共內戰，紅軍取勝主要歸功於政工制度，由於中共在各級軍隊設置黨代表、政委與政工人員，其威信更在部隊指揮官之上，負起貫徹命令的責任，是軍隊的靈魂所在，確在軍隊中起了領導作用[46]。不過，在共產黨內也確實對一些軍隊將領“將自己所指揮的野戰兵團或軍區機關部隊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的危險傾向[47]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
共產黨執掌政權後，各大區的軍事領導人都掌握所在區的黨政軍最高領導權。這些軍事領導人過去在這一地區指揮過作戰，其所轄部隊也往往長期駐防該地，但這種政治地理空間上的軍隊分佈並未形成割據局勢。其主要原因是：在黨軍模式和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中，黨代表國家控制著幾乎所有的社會政治資源，軍隊精英掌握的社會政治資源有限，缺乏維持其地位的獨立社會基礎，形成了對黨和國家系統的天生依賴。隨著黨政合一的體制的形成，軍隊對党的忠誠在一定程度上置換為對民族國家的忠誠。共產黨對軍隊繼續實行意識形態輸入和組織控制，使軍隊的骨幹具有軍官團精神，完成了從幹政到參政的角色轉變，成為革命的職業化軍隊，同時也具備了正常政治體系中軍隊的基本特徵。據統計，從1949年到1965年，中央委員和政治局中的解放軍代表所占的比例相當高，在30%到40%之間[48]。就保持社會與政治穩定而言，與國民黨或軍閥時期的文武關係相對比，共產黨“以黨領軍”的模式顯示出巨大的優勢。
從共產黨與軍隊的關係變遷史來看，總體上始終是“以黨控軍”（即“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現實中看，党與軍隊有時合而為一，在有的歷史時段又出現兩者關係的倒置，不過這都不會改變黨軍關係的實質。在革命戰爭時期，軍隊的黨化和黨的軍隊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過程[49]，二者高度粘合在一起，相互依存，並不是簡單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那時在中共控制的地區出現了軍隊主導政治的體制。毛澤東說：“我們的原則是党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党。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裏出一切東西。[50]”由於“以黨領軍”模式已經歷了長期的實踐，形成了較完善的制度化路徑依賴，所以即使由軍隊成員來主導政治，也不會動搖黨軍模式的穩固性，更不可能導致軍事割據。在中共的歷史上，“作為黨內政治的干預和參與者，軍隊的幹政並沒有違背領政治導人的意志，而是被領導人帶入政治的[51]”。例如，“文革”中的軍隊幹政就是黨的政治行動的延伸，即使在黨政機構癱瘓的情況下，軍隊進入政治的日常運作並未產生任何軍事政變的危險[52]。
當然，黨政軍合一的模式中仍然有衝突，有時會涉及到軍事領導人，這些衝突並非意識形態或組織原則之爭，而是夾雜著權力紛爭的具體意見之爭。建國初不久就發生過基於地域和軍事因素坐大的“高崗事件”。1959年身為軍隊工作負責人和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對毛澤東的社會發展戰略與國家建設方針提出了批評，彭的軍事領導者角色似乎放大了毛對他的不信任，結果毛澤東將彭等人定為“資產階級軍事反革命集團”。這一具有黨政軍角色內部衝突色彩的事件對此後近20年的國家建設方向產生了關鍵性影響。“文革”前夕毛澤東與汪東興談話時也說過：“我們軍隊裏也不那麼純，軍隊裏也有派嘛！軍隊裏有要鬧事的，歷史上也經常有鬧事的。不知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我信。我們軍隊幾十年經常有人鬧亂子。[53]”不過，在“以黨領軍”的制度框架和毛澤東巨大的個人權威的影響下，共產黨對軍隊的控制從未失靈過。“1974年1月，周總理宣佈中國11大軍區司令員中的8位進行對調。儘管表面上他們都沒有被降職，但這一行動有意識地顯示文官控制著國家政權。這樣許多司令員便離開了他們工作了20多年並建立了關係網的地區。[54]”
另外，在特殊情況下，黨軍關係還可能出現與法理上“以黨領軍”相違的情況。如鄧和江、江和胡權力的交接時期，這可能是出於黨政體制穩定和執政意志連續性的保證，但也顯露了“以黨領軍”模式中非制度化因素對制度化的悖反。
若把“以軍馭黨”和“以黨領軍”模式加以比較就不難看出：前者的體系中軍權獨大，軍隊成為政府的重要支柱，而政治體系的穩定性卻很脆弱；相反，在後者的體系中，由於共產黨具有組織、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優勢，不需要經常把軍隊作為謀取合法性的第一手段。
2．党軍模式與建國模式的變遷
在“以黨領軍”模式中，高級幹部在黨政軍的位置上可以平行流動，許多老一代的黨政負責人都出身于軍人。這種黨政軍合一的體制在中共“九大”前後達到高峰。“九屆一中全會”產生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12名是現役軍人，如果算上列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在軍內外均有職務的2人，軍人佔據了政治局三分之二的席位[55]。一些不擔任軍事職務的領導人也有過軍事活動經歷。“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高層領導都沒有象如今的中國領導人那麼多的軍事──更確切地說是戰爭經歷。這一代國家領導人幾乎都曾任紅軍的高級軍事指揮員或有戰爭經歷的政治委員。[56]”
黨內文官精英的潛在軍事經驗與戰爭思維不僅成為戰時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而且對國家建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陳思和認為，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第二階段是由抗戰為起點，而以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成熟標誌的戰時文化，這一時期的文化規範，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57]”這種戰時文化心理影響了共產黨執政後建設國家追求社會發展的道路，革命的一代習慣於用革命的手段（如戰時動員模式、動員技術）從事國家建設。因此，建國後採用戰時動員模式開展了一浪高過一浪的社會政治運動，企圖實現軍事化共產主義式的社會理想。可以說，共產黨建國後30年間的中國基本上是一個党的文官精英用戰爭經驗和軍事化思維創造出來的動員型國家。
由於黨政軍合一模式、戰時政治文化（及其導致的對國際冷戰局勢嚴重性的過度估計[58]）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中國採取了“軍營經濟”發展模式。“軍營經濟”也可說是一種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或“備戰經濟”，指一個國家為追求生存和安全，政府按照備戰狀態，用“軍營式”的行政指令來調配整個國家的國力資源，優先發展戰爭最需要的軍工產業，軍工產業處於整個社會的核心部位。它用戰爭威脅產生緊迫感和動力，以生存安全為準則，不計成本和收益地運作，盡可能地攝取一切剩餘積累投入軍工產業的生產之中[59]。通過“軍營經濟”模式，中國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提升了國家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但這是以低效率、大量浪費自然和社會資源為代價的。
對國家現代性影響更為直接的是，以“軍營經濟”為核心構建起來的社會把“軍營式”的組織方式自上而下推至基層。企業只能作為這一機器的零件存在而依附於這一機器的核心部位即政府。個人則作為備戰時期的兵員存在，片面強調其組織性、紀律性和戰鬥性，出現了人身依附型軍營式管理的“保甲法”，在城市中個人依附於單位，在農村個人則依附於人民公社。這種典型的軍營式指令經濟統制剝奪了個人的權利，把個人變成了這一機器上的零件，政府對其強調服從和統一。這顯然不是建設現代民族國家所需要的。
黨軍模式及黨政軍一體化政治體制還強化了共產黨的反智意識，對知識份子特別是人文知識份子推行了強制性改造，這對中國國家現代性的成長造成了消極影響。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主要依靠各種掌握現代人文、自然科學技術的知識份子階層，而黨軍模式裏長期從事軍事革命鬥爭的共產黨領導人把知識份子劃入“資產階級”，長期歧視和不信任他們。除了極個別直接參與尖端軍工建設的科技人才得到尊重外，大批優秀的人文、自然科學人才在“反右”、“文革”中遭到迫害。這種尊重軍工專家而排斥其他知識份子的做法，反映出80年代以前中國的決策層在國家管理中沒有擺脫軍事現代化可以“單騎突進”的舊觀念。顯然，這種觀念與黨軍模式的文武關係是密切相關的。
戰時政治文化與黨軍模式的動員技術在國家建設的最初階段發揮了一些作用，但國家的長期建設需要的主要是理性而不是革命熱情，動員型治國模式最終暴露出它的局限。“文革”後中國逐漸進入了後全能主義政治國家的時代，雖然威權主義國家的特徵仍然存在，但現代國家的一些要素也在慢慢成長。共產黨意識到，要實現自身的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軍隊的道德範本作用已大大降低，因為軍隊的革命化道德模式與市場化社會價值觀存在著衝突。
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所進行的幹部制度改革，在共和國歷史上掀起了一場廣泛而意義深遠的政治精英的大轉換。這場大轉換對文武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儘管作為文武關係的核心特徵的“以黨領軍”並未改變，但從廣義的文武關係來看，世紀交接前後，具有革命背景或軍人經歷的一代基本上退出了黨務及文官系統，接替他們的是革命背景淡化和沒有軍事經歷的新型技術官僚。共產黨及其文官系統與軍事系統實現了第一次代際經驗上的分離。同時，共產黨對文武內部關係作了調整[60]，軍隊的非軍事職能大大減少，並就此加以制度化。伴隨著共產黨及其文官官僚的技術化，軍隊也基本上退出了非軍事領域，恢復作為國家潛在政治力量的角色，專注於自身的革命化、職業化和現代化建設。
3．黨軍模式與社會軍事化
在革命時期，因戰爭環境所致，革命根據地的社會具有軍事化色彩。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形成了完備的軍事化社會，有學者稱之為“兵法社會”[61]。類似現象在其他後髮型民族國家中也曾出現過：“軍隊的社會政治訓練被當作促進國家一體化的手段。軍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起著國家一體化的作用。武裝力量是國家的象徵，軍隊的日常生活要求士兵們突破他們的家鄉觀念，即使不能接受也要默認國家的權威和意識形態。武裝力量也能起到‘國家學校’的作用，從根本上改變整個人民的觀念。[62]”中國的黨軍模式把軍隊的這種整合功效發揮到了極致。
建國後，戰爭思維模式放大了共產黨對國內階級鬥爭和國際冷戰局勢嚴重程度的認知，構建軍事化社會成為共產黨應對國內外危機的重要手段。共產黨通過不斷開展“學習解放軍”運動、媒體宣傳、社會資源的分配[63]等各種途徑推行軍事化，使社會從組織建制、文化意識等層面染上了濃烈的軍事色彩。軍隊成為社會組織、社會行為與流行文化的參照和樣板，城市中的企事業單位[64]也依照軍隊建制設立了政治部門，並有大量軍隊幹部和複轉軍人進入[65]。特別是大量複轉軍人進入司法行政系統工作，對中國的法治進程產生了複雜的影響[66]。農村的人民公社按照軍事化模式組織建立後，也企圖用軍隊的管理模式和“大兵團作戰”的仿軍事行為組織農業生產。結果，軍人成了社會主義的標準“公民”，成了被嚮往的職業；軍人的道德形像成了社會價值觀的指向，軍隊則成為整個社會的“大學校”和道德大熔爐；隨著寓兵於民和大辦民兵師的號召，中國成了“全民皆兵”的國家（nation-in-arms），當時流行全國的一句口號就是“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67]。共產黨還運用戰爭動員方式從事社會動員，開展各種社會運動，並讓軍隊參與其中。例如，毛澤東說過，“四清”運動“這一仗是全國性的革命運動，要象解放戰爭時打仗來打[68]”；軍隊也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軍隊一動起來，還可以抽出一些幹部幫助地方，向工廠、農村作宣講工作。這樣又可使軍工聯合起來，人民瞭解和擁護軍隊，軍隊瞭解和幫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69]。“文革”更是一個軍事化社會運動的典型，不但其動員技術策略、運動方式和思路具有濃重的軍事色彩[70]，而且讓軍隊在不同層面直接介入了這場政治運動。
在黨政軍一體化政治體制中，軍隊扮演了黨和國家改造進而控制社會（個人和群體）的角色，黨用工具化的軍隊造就了工具化的社會。通過使社會軍事化，軍隊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集團的組織建制、政治文化滲透到全社會。從20世紀長時間段內中國面臨的總體性危機這一歷史場景中理智地考察黨軍模式推動的社會軍事化，不難看出它的雙歧性：
一方面，黨軍模式可以被看作是應對20世紀以來正常文武關係斷裂和緊張的方式，與之相聯繫的軍事化社會則是解決總體性危機的一個戰略性選擇。社會的軍事化為國家建設和社會整合提供了公認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規範，對分裂半世紀之久的中國來說，這具有歷史性意義。軍隊這個集體對國家一體化和社會整合的影響，來自軍隊本身是國家的象徵這一事實。軍隊是國家機器的一部份，軍隊、國旗和國歌則是國家獨立和主權的象徵。在軍事化社會中，軍隊參加了許多重大的社會生產活動，對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也為政治體系提供了合法性。通過強制性灌輸，作為黨的意識形態延伸的軍隊文化，經過社會化後為大眾認同，從而彌合了上層人物與民眾之間的鴻溝，建立了一種使權威關係合法化的政治文化。在組織建制上，社會基本組織的軍事化把普通國民與國家權力聯繫在一起，使國民對國家制度產生了一致認同感和效忠感。黨軍模式所推動的社會軍事化還削除了由於文化差異和地區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帶來的離心傾向。
另一方面，從國家轉型角度看，社會軍事化又妨礙了國家現代性的成長。由於党國在軍事化社會中通過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對社會施行全面控制，達成了全能主義政治[71]。社會完全被國家與政治權力所控制與吞噬，幾乎喪失了自治能力。而被國家權力編織進各種准軍事化組織的個人，則完全成為被動員的對象，連遷徙流動的自由尚且不保，何談組織相對獨立的自治團體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國家通過對個人進行准軍事化的組織制度控制與意識形態塑造，以及對團體的嚴格控制，把個人壓縮進了既定的制度路徑之中，成為國家卵翼下的求庇者。既然作為社會自治基本條件的主體已不存在，自治的社會便不可能存在。軍事化所造就的等級嚴格的社會之政治文化是“子民──臣民”型政治文化。建設現代國家所必需的憲政文化、法治精神、自由獨立的人格等，根本不可能從軍事化社會中生產出來[72]。
“文革”結束後，隨著社會的去軍事化和市場化進程，軍隊和軍事因素從非軍事社會領域中退出，軍隊終於回歸軍營，中國逐漸開始了建設現代國家的實質性進程。
結論與反思
在中央集權式王朝解體後，中國面臨著三重危機，既政治權威、意識形態和民族──國家主權三個層面的危機。這也是近代中國要完成國家轉型所面臨的必須解決的三個宏觀層面的重大問題。
在“多頭軍權政治”中，職業化、組織性很強的軍人集團是唯一的有組織的社會集團，但它只具有現代職業化軍隊之外形，而無現代職業軍人之精神。其私有化、封建性、流寇性使它既不能重建新的合法性政治權威，又缺乏政治制度化的能力，亦無系統化意識形態，更無外拒列強之可能，所以國家面臨的三重危機仍然得不到解決。而文武關係的倒置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政治權力的私有化，與之相應的是政治權力公共性的急劇縮減。利益衝突的軍人集團分別在中央和地方執政，對社會資源的提取遠遠超出了社會的正常供給。他們截留了中央政府的大部份稅收，用於軍隊開支，而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則無力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對社會的服務能力大大降低，於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制度化、物質方面和意識信仰方面的聯繫紐帶斷裂，造成了整體性無序社會與軟弱的國家（代表公共權力的中央政府）雙重性資源枯竭與無能。
“多頭軍權政治”從一定程度上向封建型（封疆建制）傳統國家回歸，但又與封建型傳統國家中等級君主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不同，更類似于封建型傳統國家向中央集權式傳統國家轉變時的一種形式，只不過在歷史時序上表現出一種逆向性，也就是說它是產生在中央集權式傳統國家解體後，而不是封建型傳統國家解體後。這種歷史逆向性回歸成了國家現代性成長的障礙，它所處的世界歷史背景使民國初年“多頭軍權統治”下的中國在國家形態上表現出複雜性、過渡性、複合性。
國民黨政府時期，軍事強人蔣介石在困境中以孱弱的國民黨及三民主義為法統，以相對強大的軍隊為根基，建立起了形式上的絕對主義國家政權。但面對地方實力派別、日本入侵、共產黨革命興起等多方壓力，中央政權難以實現實質上的國家統一。中央軍和地方軍隊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私人軍隊性質，政權的內卷化、封建軍權擴張、資產階級分權化要求孱弱等依然存在，國民黨又存在多方面的致命弱點。民族、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威三個層面的危機仍然未根本解決，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的基本條件也沒有形成。民族認同、信仰認同和政治權威認同都無所皈依。國家依然具有分裂性、過渡性、複合性特徵。
直到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手段，動員了傳統資源（主體是傳統社會中的農民，而不是與現代民族國家相聯繫的市民階級），建立起了全能主義政治國家後，這些認同危機才得以暫時解決。在文武關係的轉型中，作為分權訴求者和承擔者的市民社會為集權者消滅，具有現代意義的法律機構被工具化。這種全能主義政治國家建立起來的法律規範以國家為本位，把社會與個人視為被動依附者。它直接界定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制裁制度，讓個人處於單純服從國家權力的社會政治經濟關係之中，而社會與個人的權利則被抑制到最小狀態。20世紀的最後20年中，中國開始了從絕對主義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有人稱那時以來的中國政權是一種新權威主義（威權主義）。至於新威權主義是不是國家轉型的有效途徑，能不能實現國家的轉型，肯定和否定的回答都是一種推測或預言。
【注釋】
[1] 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含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廣義上是指所有軍人與非軍人之間的關係，屬於軍事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狹義上指軍隊(主要是軍官階層)與文官政府之間的關係，“意味著武裝力量與合法建立的國家公共權威機構之間所存在的主從關係或上下級關係”，這自然屬於政治學研究領域。參見[英]大衛•米勒、韋農•波格丹諾編《布菜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22頁。本文主要在狹義上使用這一概念，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廣義的文武關係。
[2] 從政治學的角度講，國家的現代性大體可以說是現代民族國家所具有的基本特徵：國家主權的確立和領土邊界明確化；行政權力集中與對社會監控能力的擴大；對合法性使用暴力和稅收的壟斷；在現代國家中，暴力的使用在謀求政治體系的合法性過程中從顯性走向隱性，代之以准軍事化暴力機器──員警、監獄；國家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與稅收的權力，目的不在於為國家機構自身或國家機構的成員謀求福利，而在於為一國的人民提供“公共產品”，這種公共產品至少包括對內提供服務與秩序，對外提供安全保障兩方面；官僚制度的形成與完善，以及暴力管理組織─軍隊─聽命于文官控制；現代國家和現代市民社會的適度分離，公民權利的不斷得到法律保障；現代民族國家是法治國家。詳見李強的“後全能體制下現代國家的構建”，載《戰略與管理》（北京）2001年第6期。
[3] 儘管在傳統國家存在著合法使用暴力的多層次性，但在正常的政治體系中，作為有組織的軍隊，仍然主要接受文官的控制和領導。
[4] 對“封建性”一詞有兩種解釋。一是原始意義上“封疆建制”，如西歐中世紀（從9世紀到大約15世紀）以封地采邑的形式佔有全部土地及由此而建立的領主與封臣的關係，指在這種社會關係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體系，它以佃農的效忠、服兵役以及沒收財產為特徵。與此相近的是中國夏商周時期實行的“分封制”（等級君主制），中國的這種封建制度早在紀元前3世紀就已經廢除，土地私有制隨即奠定（參見韋伯的《世界經濟通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版，第81-82頁）；二是現在一般意義上所指的秦至清代的中央集權制，它與“封疆建制”意義上的“封建”有重要差別（主要是權力集中于中央君主，並不存在封疆建制式的等級君主），但又有某些相似性（如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有限，不能深達每一個細胞；合法性使用暴力的多層次性等），基於這種原因，本文把兩種意義上的國家分別區分為典型封建傳統國家與中央集權式傳統國家。此處從原初意義上使用“封建”一詞。
[5] 張鳴，“花樣年華──1920年代軍閥尋求維繫合法性資源的努力”，《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6] 關於層級忠誠的分析參見Diana Lary的{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94-213)。
[7] Mancur Olson,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p.6－10.
[8] 軍閥對社會資源的超強度掠奪式提取除用於軍費開支外還中飽私囊。北洋軍閥中71位要人的私人財產總值高達6.31億元。
2008年7月6日 星期日
“文革”真跡：“紅色武裝割據”戰（下）
上海“六·二九”武鬥事件
這是1967年6月29日，由上海“聯司”派與“工總司”派在上海柴油機廠和市青年宮進行武鬥發生的流血事件。
1967年2月5日，張春橋、姚文元策劃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並於2月24日更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姚文元為“第一副主任”。以王洪文為司令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在上海工人中勢力最大，也因最先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實力最大，王洪文也因此與徐景賢同為“副主任”。
但因對一派把握大權和權力分配不均的不滿，上海的造反組織分裂為兩大派。在“奪權”的過程中，先有“赤衛隊”與“工總司”抗爭，接著又有“二兵團”扯起反叛的旗幟。終於形成“紅革會”和“二兵團”聯合起來，結成同盟，多次發動起炮打張春橋，抗衡“工總司”的鬥爭。上柴機廠的“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簡稱“聯司”），逐漸成為該派的工人主力軍。
上海柴油機廠是一個具有幾十年歷史的全國一流的現代化大工廠，廠內分成“東方紅”（“工總司上柴東方紅總部”）和“聯司”兩大派。
1966年9月15日，以侯彩琴、尹長根、王家成、刑子華等為首，宣告成立“紅色革命指揮部”。不久，該“指揮部”改名為“東方紅革命造反總部”，簡稱“東方紅”。
1966年11月22日，“東方紅”加入了“工總司”，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上柴東方紅總部”。在“一月奪權風暴”中緊跟“王司令”，成為王洪文器重的的一支勁旅。
1966年9月22日，以楊仲池為首，宣告成立“串連站”。1967年初，“串連站”和廠裏另外兩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聯合總司令部”，簡稱“聯司”。此後，“聯司”也加入了“工總司”楊浦區聯絡站。
雖說“東方紅”和“聯司”同屬“工總司”，但因爭奪對該廠的領導權，而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東方紅”緊跟王洪文，“聯司”便漸漸與“紅革會”、“二兵團”接近，漸漸轉變為“工總司”的對立面，成為“紅革會”的支持者。
1967年2月，反張、姚和“工總司”的主要造反組織“紅革會”、“二兵團”、“一兵團”、“三兵團”、“工三司”、“炮司”等先後被上海市革委打壓而告分崩離析。而“聯司”卻“堅持鬥爭”，與上海交通大學“全向東”聯合，成為挑戰張、姚和“工總司”的主要力量。
“全向東”把全市支持“聯司”的勢力聯合起來，組成了一個個“支聯站”（即“支”持“聯”司站）。這些“支聯站”又形成了統一的指揮部“支聯總站”，其頭頭以“全向東”之名，實為交大一四0教研室的助教湯福坤，又名湯東生。
“支聯總站”變成了新冒出來的全市性的組織，與“工總司”唱起了對臺戲。“全向東”猛烈地抨擊王洪文，稱“工總司”為“王家鋪子”，是“群雄突起、山頭繁多、新式的行會”，成為“新型的工作組’和新型的反動路線的執行者”；並向張、姚及其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發起了長期而尖銳的理論攻擊，和不惜“文攻武衛”的派性鬥爭。
1967年3月23日，經張、姚策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派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滬三軍支左辦公室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上柴機廠。
4月24日，軍宣隊發表“公告”，宣佈“工總司上柴東方紅總部是堅定的革命左派組織，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我們要堅決站在‘東方紅’一邊，支援他們的一切革命行動。”“‘聯司’的大方向是錯誤的。我們希望‘聯司’廣大革命群眾儘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
由此，“聯司”一面衝擊軍宣隊“支左辦公室”，並迅即組成“赴京控告團”，於4月24日赴北京告狀。隨即，軍宣隊逮捕了“聯司”中沖砸“支左辦公室”的柏某和盧某，關押于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
5月20日，“聯司”組織了二十多輛大卡車，滿載上柴廠的“聯司”人員，駛向地處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大樓，舉行靜坐示威，強烈要求釋放柏某和盧某。
靜坐示威者高呼“‘聯司’必勝！‘東方紅’必敗”的口號，靜坐持續了一天又一天，“聯司”派天天在人民廣場等地連續舉行“誓師大會”、“支聯大會”、“聲援大會”，廣場上演講、聚會、呼口號，福州路和人民廣場，夜夜有成千上萬的圍觀者。
“全向東”天天活躍在福州路和人民廣場。他用富有煽動性的語言，向王洪文進攻：“上柴‘聯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動，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開火！”“上海的權，不在無產階級手裏！”“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
是為震動全上海的“福州路事件”。
根據張春橋從北京的來電指示，王洪文著手制訂秘密行動計畫，以俟時機成熟，對“聯司”來個“一鍋端”。他還設立了一個秘密據點，專門收集“聯司”、“支聯總站”的情報，弄清全市各“支聯站”的組織情況，擬出黑名單。
“聯司”根據得到的情報，於6月23日，大量印發了題為《警惕！！！一個血洗上柴廠的反革命陰謀計畫！》的傳單。
傳單中揭露：“現在還隱藏在專政機構中的一小撮壞人……他們正在醞釀一個更大規模的鎮壓‘聯司’、‘血洗上柴廠’的反革命計畫，可能今後半月之內出現血洗上柴。”
6月26日，“聯司”又印發了傳單《大規模洗劫上柴廠的計畫在行動》和《血洗上柴廠前奏》，更加詳細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陰謀。傳單中具體指出：“市革命委員會政法指揮部在上海青年宮開過秘密會議，決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聯司’”。
為此，“聯司”決定進行先發制人的反擊。6月28日，“聯司”在上海柴油機廠集合部眾，楊仲池當眾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聯司’”的計畫，大聲疾呼：“我們要殺出去，殺向政法指揮部，殺向公安局，殺向社會！”
6月29日，“聯司”在上海柴油機廠和市青年宮，對“工總司”發起進攻。上午10點左右，按預定方案，“支聯站”的武鬥人員在上柴廠“聯司”的接應下，進入該廠。中午12點後，手持武鬥工具的“聯司”派，對該廠的“工總司”派開始攻擊，以清除該廠的“工總司”派。
據“工總司”主辦的《工人造反報》對“六·二九”事件的描述：“十時左右，‘支聯站’的人陸續調入廠裏，在‘聯司’成員陪同下察看了有關地形；十時半光景，‘聯司’成員集結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隊，在中央大道喊著口令作戰前操練；十一時許，在‘聯司’頭頭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楊梅到武裝部、武裝民兵宿舍樓下叫賣，施展‘調虎離山’計，把一部分武裝民兵誘出宿舍。同時，‘聯司’成員吳信昌，奉命突然闖入電話總機房，借‘修理’為名，控制了電話總機……中午十二時之後……在一聲聲刺耳的哨子聲中，一批批‘聯司’和‘支聯站’的成員，在指定的地點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條編制的安全帽，手執鐵棍、木棒、彈弓，或者肩扛大鐵錘、粗鋼釺、水龍帶，或者抬著長竹梯，打著紅旗反紅旗，別有用心地唱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標……”
這場武鬥，雙方受傷人員達二百多人，傷勢較重的有五十多人。上柴廠“工總司”派受到重創。
當天深夜12時半，“聯司”和“支聯站”又出動數十輛卡車，滿載武鬥人員，襲擊了位於市中心的青年宮，與佔據青年宮的“工總司”發生武鬥。他們原想從那裏查抄王洪文踏平“聯司”的計畫，結果查到近百張尚未貼出的攻擊“聯司”的大字報，便在青年宮門口放火燒毀。青年宮的廣播台高喊“要文鬥，不要武鬥”，一直到清晨五時半，才結束了這樁“青年宮”事件。
“六·二九”事件為王洪文指揮“工總司”鎮壓“聯司”和“支聯站”提供了藉口。
當天，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發佈《通告》，要“制止上柴廠武鬥”。次日，《文匯報》、《解放日報》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六·二九通告》。
繼之，“工總司”發表題為《堅決擁護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六·二九’通告》的文章，稱：“我們警告上柴‘聯司’一小撮頭頭：你們必須懸崖勒馬，不要一誤再誤了，否則是絕路一條。”“本部所屬各基層組織，一定要站穩立場，不要偏聽偏信，一定要堅決貫徹執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六·二九’通告……”
《工人造反報》所發表的社論《誰在為上柴“聯司”的行動喝采叫好？》，提出：“上柴‘聯司’一小撮頭頭和幕後策劃者的一系列行動，蒙蔽了廣大的革命群眾，受到了社會上地富反壞右的支持，更嚴重的是，他們的行動在國際上受到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喝采叫好。……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上柴‘聯司’的一小撮頭頭和幕後策劃者已經滑到哪里去了。”
7月1日，王洪文和徐景賢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在人民廣場舉行數十萬人的大會，“憤怒聲討‘聯司’和‘支聯站’”。
一場針對“聯司”和“支聯站”的大鎮壓已箭在弦上，勢在必發。
（資料來源：上海市“處遺”材料；揭批“四人幫”材料；《血洗“聯司”》）
上海柴油機廠“七·一八”武鬥
這是1967年7月18日，上海“聯司”派與“工總司”派在上海柴油機廠進行武鬥發生的事件。因武鬥中造成“工總司”派解福喜死亡，故又稱解福喜事件。
1967年7月18日，上海柴油機廠的“聯司”派人員在廠裏刷了一條大標語。標語是7月13日上午8時刷的，注明“保留五天”。
7月18日上午8時零2分，“東方紅”覆蓋了“聯司”的大標語，寫上一條針對“聯和”的大標語。雙方就“保留五天”如何計算，開始進行“大辯論”。
“東方紅”派認為，從7月13日上午8時18日上午8時，整整5天。因此，他們在18日上午8時零2分開始覆蓋，符合“保留五天”。“聯司”派則認為，“五天”指13日上午18日，保留期應當是到18日夜12時為止。因此，“東方紅”在上午8時零2分覆蓋，違反了“保留五天”的聲明。
雙方為此辯論不休。繼之，雙方人員由辯論發展為武鬥。兩派人員聞聲趕來支援。武鬥迅速升級，規模不斷擴大，雙方開始使用磚頭、石頭和棍棒，參戰者一千多人。結果造成雙方受傷人員達三百多人。
混戰中，工具車間工段黨支部書記、“東方紅”成員解福喜受了重傷，不久死去。
王洪文正巴不得鬧出個大亂子，好收拾“聯司”。事件發生後，正好為V鎮壓“聯司”找到了藉口。
7月22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法指揮部”發出通令，說：“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柴油機廠‘聯司’總部，有人私設公堂，嚴刑拷打上柴‘東方紅’戰士解福喜，以致慘死，手段十分殘酷。我們對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對家屬致以深切的慰問。根據中央‘六·六’通令，我們政法指揮部特令以楊仲池為首的上柴‘聯司’負責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過程，交出殺人兇犯名單，聽候審訊……”
當晚，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廣場主持召開大會。通知說是傳達中央重要文件，幾十萬人前來開會。會議即將開始時，主席臺上的橫幅換成了“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解福喜同志追悼大會”。於是，大會變成了幾十萬人參加的追悼大會。
王洪文在大會上講話，借解福喜之死擴大事態，煽起人們對於“聯司”的深仇大恨，為踏平“聯司”作輿論動員：“解福喜是被‘聯司’一小撮暴徒私設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開肉綻，體無完膚，屍身遍體鱗傷，慘不忍睹。”“解福喜在舊社會受盡了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解放後，是毛主席、共產黨替他帶來了幸福。解福喜對階級敵人懷著刻骨的階級仇恨，對党、對毛主席有著無比深情的熱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與革命群眾一道，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派’以及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展開了堅決的鬥爭。因此，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一切階級敵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釘，肉中刺。“解福喜為保衛革命路線，保衛我們上海無產階級新生政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獻出了生命。解福喜不會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誓以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7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召開幾十萬人參加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保衛中央文革大會”，王洪文主持大會。
大會憤怒聲討了武漢“七·二0”事件，發出《給謝富治、王力同志的慰問電》，及《給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的聲援信》。《聲援信》，罵的是“百萬雄師”，字字句句卻針對著“聯司”和“支聯總站”：“龜蛇兩山在震盪，萬里長江在咆哮，武漢三鎮在沸騰！無產階級革命派難道能容忍階級敵人和它們的爪牙如此橫行不法嗎？不！不能！一千個不能！一萬個不能！！萬萬個不能！！！千百萬人發出了同一個憤怒的吼聲：打倒陳再道，砸爛‘百萬雄師’！堅決鎮壓反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與此同時，“聯司”面臨危境，依然在反抗。
7月21日，“聯司”發出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備忘錄》，對解福喜之死表達自己的觀點。聲稱：“上柴廠群眾之間的對立、鬥爭和武鬥現象不斷發生，是上柴黑黨委內一小撮走資派和背後支持他們的人一手策劃和由上柴‘東方紅’挑起的，是有計劃、在步驟的對‘聯司’的政治迫害，我“聯司”戰士五月份以來，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慘案中嚴重流血，這筆帳我們一定要算的，我們堅決要求懲辦打人兇手，揪出其幕後策劃者。”解福喜死於急病或中暑。“我們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組成調查團，就這事進行調查，並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對解的屍體進行解剖分析，在此之前屍體不得毀證滅跡，否則，那就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陰謀。”“由某些人組織的江灣體育館會議、“七·二一”人民廣場會議是挑動群眾鬥群眾，陷害“聯司”，擴大事態的極不光彩的活動。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由會議策劃者負完全責任。”“近日《解放日報》散發了大量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傳單，我們保留在必要時對‘傳單’炮製者及其幕後策劃者採取必要革命行動的權利！”
隨即，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王洪文開始對鎮壓“聯司”和“支聯站”作具體部署。
1967年8月4日，王洪文親自指揮“工總司”24萬人參戰，對上柴廠的“聯司”發起進攻，製造了上海“八·四”大武鬥。同時對“支聯站”也採取了大規模的鎮壓行動。
（資料來源：上海揭批“四人幫”材料；葉永烈:《血洗“聯司”》）
上海“八·四”大武鬥
這是1967年8月4日，由上海“工總司”圍攻在上柴廠的對立派“聯司”進行的上海地區最大規模的武鬥事件。武鬥由王洪文任總指揮，指揮“工總司”24萬人參戰。又稱上海“八·四”事件，或稱武裝打上柴事件。剛剛在武漢“七二0”事件後撤到上海的毛澤東，當天觀看了電視實況轉播。
上海柴油機廠位於黃浦江畔，與王洪文造反起家的上海國棉十七廠南北相對，是一個具有幾十年歷史的全國一流的現代化的萬人大廠.廠內分成“工總司上柴東方紅總部”（簡稱“東方紅”）和“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簡稱“聯司”）兩大派。
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後，“聯司”歷經與“工總司”長達半年多的鬥爭，終於成為上海反“工總司”最強大的力量，在上柴廠兩派鬥爭中佔據了上風。
上海“六·二九”武鬥和上柴廠“七·一八”武鬥事件後，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王洪文開始對鎮壓“聯司”和“支聯站”作具體部署。
1967年7月29日，在上海警備區支左辦公室（代號“八八八”），王洪文主持召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總部的秘密會議。王洪文傳達了張春橋的電話指示，制定了“八八八”行動計畫，決定針對“聯司”和“支聯站”，成立武鬥臨時指揮部，按“工總司”的各組分口，調動武鬥隊伍，在8月5日前，採取大規模的攻擊行動。
臨時指揮部的現場指揮為王洪文、戴立清、張寶林、王勝利等人；指揮部又具體分為三線：第一線設在華東物資局“工總司”聯絡站，由戴立清負責；第二線設在“八八八”，由王秀珍、陳阿大、葉昌明等負責；第三線設在上海警備區，由金祖敏等負責。王洪文為總指揮。會議確定了先打“支聯站”，後打“聯司”的方案。
會後，王洪文安排“上海體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上體司”）的頭頭，號稱“胡司令”的胡永年，率領上海赫赫有名的武鬥王牌隊伍，“上體司”的“搏鬥兵團”，首先對“支聯站”的頭頭採取行動。
7月31日晚，“胡司令”親率“上體司”的“搏鬥兵團”和“工總司”的一百多造反隊員，對正在泰安路120弄31號採取突然襲擊，一舉擒獲正在開會的“支聯站”的三十多個頭頭，並將其送往楊浦區公安分局關押。
隨即，在“八八八”，王洪文主持召開會議，確定了消滅“聯司”作戰方案，決定由武鬥王牌、“上體司”的“搏鬥兵團”打頭陣，上海市公安局的“公革會”、消防局的“消革會”，在這次武鬥中也要起骨幹作用。為師出有名，會議決定，要逼得“聯司”先開第一槍。
8月3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出動三輛掛著高音喇叭的宣傳車，車裏坐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代表、駐滬三軍代表和新聞記者、攝影記者，駛進上海柴油機廠。車上的高音喇叭反復播送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給上海柴油機廠‘聯司’革命群眾的一封公開信》。
上柴廠的“聯司”頭頭派人團團圍住了三輛宣傳車，砸掉了車上的高音喇叭，奪走了記者們手中的電影攝影機，扣壓了其中的一些代表。上海市革委會和王洪文找到了全面鎮壓“聯司”的口實。
1967年8月4日清晨，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調動了號稱24萬大軍（實際為10萬餘人），出動了一千多輛卡車和公共汽車，以及巡邏艇、打撈船，從水陸兩路將上柴廠團團包圍。兩架直升飛機在上海柴油機廠上空盤旋。攝影師們用電影膠片紀錄了這場武鬥。
而當時上柴廠廠區內的“聯司”人員，僅有一千多人。
5時多，三十多名解放軍戰士到達廠門口，手持“紅寶書”，封鎖了大門。隨即，在“工總司”大旗引導下，滿載冶金系統鋼鐵工人組成的“敢死隊”的大卡車不斷開到該廠門區，從車上跳下的“敢死隊員”個個手持長矛，頭戴鋼盔，身穿帆布工作服，殺氣騰騰。
火線指揮部設在上柴廠南面五六百米遠的一棟房內，由王洪文任總指揮，“市革委”負責人及駐滬三軍代表坐鎮指揮。
8時許，王洪文一聲令下，進攻開始了。“聯司”在鋼鐵大門後堆放了無數亂石、鐵板等障礙物。“敢死隊員”剛沖向大門，即遭到防守廠內的“聯司”人員用由鋼條和強力橡筋製成的大威力彈弓、石頭、磚塊的迎擊。
同時，已經感到大勢已去的“聯司”,派人在總部大樓的高音喇叭中高喊：“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
王洪文指揮“敢死隊員”先砸喇叭，幾百人先後幾次衝擊大門，均因大門後堆放了大量鋼板、亂石，“聯司”防守人員的石頭、磚塊和彈弓射出的螺帽火力太猛，而告失利。
很快，火線指揮部調來一輛大吊車，將大鐵門撞倒。頓時，冶金、電力、港務局、紡織、化工、交通運輸等系統的工人和各大中學校的紅衛兵，潮水般湧進工廠，喊殺聲驚天動地。“工總司”隊伍沖進廠區後，首先佔領了食堂，斷絕了“聯司”的水源、糧源，並切斷了電話線和電源。隨即包圍了一號樓和二號樓的鍛造和氣煆兩個車間。
“聯司”人員用彈弓、螺帽、石頭、磚塊、長矛、鐵棍和自製的汽油燃燒瓶奮力抵抗，幾十個人步步退守到氣煆車間房頂上。在鑄工車間屋頂上，“聯司”的武鬥人員從高空拋下磚塊，進攻者幾經攻擊失效。
於是，“工總司”調來“消革會”的17輛消防車，用高壓水炮射擊，消防隊員順水管爬上屋頂，後面大批人群緊緊跟上。幾十個“聯司”人員被迫投降。
在“聯司”的奮力抵抗下，“工總司”開展了一個車間一個車間、一個屋頂一個屋頂的爭奪戰。鍛造和氣煆兩個車間被攻佔後，工具車間、大馬力車間、油泵車間也依次被拿下。隨即，進攻隊伍以主力攻擊“聯司”總部大樓和動力車間。這是“聯司”的最後陣地，進攻者遭到頑強抵抗，雙方陷入白刃戰。
據“工總司”《工人造反報》所載的《八月四日上柴戰地目擊記》報導：一號、二號、三號三幢大樓被造反派戰士佔領後，“聯司”壞蛋都退居到四號樓、五號樓固守。四號樓是“聯司”總部，由“聯司”的所謂“敢死隊”直屬兵團據守，組織了密集的“火力網”，磚頭、石頭、石灰、鐵器……象冰雹一樣從高空拋下，還用皮彈弓射下螺絲帽，甚至扔下硝鏹水、黃磷、燃燒瓶、汽油……很多革命造反派戰士受了重傷，周圍的房屋、電線也燒起來了，上柴廠戰地一片煙霧騰騰。“消革會”、“義革會”（“義革會”指“義務消防隊革命造反委員會”——引者注）的負責人，眼看“聯司”瘋狂地垂死掙扎，眼看階級兄弟倒在血泊中，激起了強烈的階級仇恨，屢次請戰，要求出動消防車，擔負主攻任務，迅速殲滅“聯司”老巢。指揮員觀察了現場作戰情況，為了力爭在白天摧毀“聯司”老巢，減少傷亡，減少工廠損失，根據“消革會”、“義革會”（“義務消防隊革命造反委員會”）的請戰，決定“消革命”、“義革會”出動主攻，用雲梯搭橋，用水槍滅火和制止投擲燃燒瓶、黃磷、硝鏹水和石塊等兇器、掩護進攻。三時許，“消革會”、“義革會”第二批戰士在“消革會”常委詹XX帶領下乘車到達上柴戰地，指揮員下令投入戰鬥，進攻四號樓。這是關鍵的一戰。
這時，火線指揮部獲悉：天黑後，青浦、嘉定等地農民武鬥軍將援助“聯司”，包圍“工總司”。王洪文下令：天黑前無論如何要攻下來。
進攻者攻上“聯司”總部大樓的木模車間的屋頂，遭到燃燒彈迎擊，頓時火光沖天，屋頂塌陷，幾十名進攻者摔下地面。
在高壓水炮射擊下，消防隊的架高空雲梯車升了上去，以高空優勢壓制住“聯司”的抵抗，進攻者終於沖上“聯司”總部大樓屋頂。雙方展開浴血奮戰幾個小時，“工總司”佔領了總部大樓，動力車間也很快被攻佔。進攻的人群浩浩蕩蕩沖進各處，見人就打，見物就砸，“聯司”被俘者幾乎個個被打，人人受傷。
下午六時，“工總司”佔領了整個上柴廠，“聯司”一千多人全部被俘，其頭頭楊仲池也在地下室被俘獲。被俘者雙手高舉投降，嘴裏要反復念叨：“我有罪，罪該萬死！”
一名年輕的“聯司”隊員表示決不投降，當場被亂棍打倒在地，很快死去。“工總司”命令男俘上衣脫光，女俘上衣撕破，被押上停在廠門外排成長龍的公共汽車，押往各的公安分局及上體司、青年宮、體育學院的俘虜營監禁。被打傷的“聯司”隊員，被橫七豎八地扔上卡車或救護車，送往醫院。軍工路上，車流滾滾，塵土飛揚。
沿路擠滿了看熱鬧的市民，一時萬眾空巷。
接著又在廠裏私設公堂刑房50多處，刑具幾十種，搞補打運動：凡8月4日未進廠的“聯司”人員，都要遭受刑訊毒打，不少幹部工人被活活打死逼死。使工廠蒙受損失數十萬元。
對整個武鬥過程，火線指揮部組織了龐大的攝像隊伍現場錄影，並出動了兩架直升飛機，由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現場拍攝全部實景。
當天，上海電視臺奉命對該武鬥進行節目公開播放。剛剛在武漢“七二0”事件後撤到上海，驚魂未定的毛澤東，在上海西郊的秘密住所觀看了實況直播。有人說，他看了非常難過，叫人關了電視機，沉默半晌，說了一句：看來，文化大革命該結束了！而粉碎“四人幫”後，“四人幫”在上海的一個餘黨交待，8月4日，張春橋對各機關工作人員得意地說：毛主席看了電視直播，表揚了這一行動。
9月24日，新華社發出電訊：《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其中傳達了最新最高指示：“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上海時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上海“八·四”大武鬥，死18人，傷983人，致殘121人，被拘押者663人。
在“八·四”大武鬥這場腥風血雨之中，“聯司”和“支聯站”終於被踏平。楊仲池、“全向東”都被投入獄中。
（資料來源：上海揭批“四人幫”有關資料；陳先法：《上海文革“八·四”事件》；葉永烈:《血洗“聯司”》）
上海青浦縣1967年大規模武鬥
這是1967年2月～1968年1月，由上海市青浦縣的造反派與“保皇派”、以及群眾造反組織兩大派組織之間，在青浦縣進行的上大規模系列武鬥事件。
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風暴”以後，上海市青浦縣的造反組織逐漸形成了以“上海工作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青浦聯絡站”（簡稱“工青聯”）為代表的少數派，以及由原縣委支持的“保皇派”組織演繹而來的“青浦縣農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農革司”）為代表的多數派。
2月17日，在“二月鎮範”的大勢中，得到青浦縣人民武裝部的支援，“農革司”聯合了53個造反組織，沖砸、壓垮了“工青聯”等少數派組織，並於3月19日組成了一派組織參加的“青浦縣革命委員會籌備處”。
“工青聯”的頭頭和骨幹大部被逮捕入獄，其辦法頭頭和大批成員跑到上海避難，並向上海“工總司”求援。
3月下旬，在反“二月逆流”的大潮中，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司令的身份，派“工總司”頭頭、王洪文小兄弟黃金海，帶領“工總司”的14人，組成的“工總司趙青調查組”到青浦，支持“工青聯”的“革命鬥爭”，直接插手青浦縣的兩派紛爭。
4月1日，王洪文、戴立清等“工總司”負責人會見在上海市區避難的“工青聯”派的負責人，明確表示支持“工青聯”派，並鼓動他們回去發動群眾。
4月中旬，“工青聯”等恢復組織，並開始活動。兩派鬥爭加劇。
5月14日，王洪文召集“工總司”常委會議，決定以“工總司”名義發表《就表浦目前形勢發表嚴正聲明》，公開支持“工青聯”一派，並稱“青浦縣內出現了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
5月16日，“工青聯”一派8個組織聯合成立“上海市青浦縣無產階給革命派反復辟火線指揮部”（簡稱“火線”），隨後多次開會，策劃在青浦縣實行“反奪權”，衝擊“農革司”一派掌握的“青浦縣革命委員會籌備處”。
“農革司”派頭頭感到了“工青聯”派“反復辟火線指揮部”的來頭和得到“工總司”支持背景後的勢頭不大好惹，但決不甘心就此服輸。經過雙方多次較量和武鬥衝突，“農革司”派頭頭為擺脫“保皇派”組織的形象，顯示出比“工青聯”派更正統的“革命造反派的形象”，和大權在握的地位，同時向“工青聯”派示威，遂決定以“青浦縣革命委員會籌備處”的名義，於7月19日，召開批鬥中共上海市委領導幹部的萬人大會。
7月18日，“火線指揮部”開會決定，要對“籌備處”採取“革命行動”，對“青浦縣革命委員會籌備處”進行“接管”，以阻止翌日“籌備處”召開批鬥中共上海市委領導幹部的萬人大會。“接管”方案上報到上海“工總司”，希望得到支持。但王洪文沒有批准這次行動。火線指揮部”決定單獨行動，實現奪權。
7月18日深夜，“火線”派出動大批人馬，經過一場武鬥，衝擊並強行佔領了“縣革委籌備處”駐地，宣佈“一切權力歸‘火線’”。
7月21日淩晨，“農革司”調動大批農民進城，形成對“火線”的包圍，雙方發生衝突。武鬥從7月21日淩晨，一直打到22日晚。
武鬥中雙方使用了石頭、枕頭、棍棒、刀具、梭標等“冷兵器”和土炸彈、自製燃燒瓶，造成大批人員傷亡。
這場歷時3天的武鬥中，雙方死亡3人，傷殘400多人，大片房屋成為廢墟。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作組和解放軍支左人員對武鬥雙方進行勸說工作，22日晚，雙方達成撤離武鬥現場的協定。“農革司”派顯示了農民武鬥大軍的“強大戰鬥力”，“火線指揮部”派經過此戰，失利失勢。
7月下旬，王洪文等“工總司”負責人多次表示支持“火線”派，要他們“回去搞‘文攻武衛’”、“堅守青浦城，保衛新上海”。
8月下旬，王洪文等策劃對青浦縣“農革司”派採取又一次“八·四行動”，即調動大軍，實行圍攻在上柴廠的對立派“聯司”式的大規模武鬥。由於上海警備衛部隊的阻攔才來實現。
9日，王洪文對青浦兩派組織作“表態”講話，稱“火線”派組織是“革命組織”，稱其他組織是“赤衛隊變種”、“保皇組織”、“大方向完全錯了”。
在此氣氛下，“火線”派多次策劃搞掉“農革司”派組織。
10月17日下午，“工青聯”頭頭出動大批武鬥人員，要將“打垮農革司”的計畫付諸實施。“武鬥隊”對“農革司”派的兩個據點進行攻擊，引起青浦縣“十·一七武鬥事件”。
“農革司”再次調動大批武鬥農民進城參戰，雙方衝突急劇上升。造成1人死亡、2人嚴重致殘的惡果。但在得到“工總司”的“火線”派的武力打擊下，“農革司”派在縣城逐漸失利。
10月21日，“農革司”派被迫轉移農村，“堅持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道路”。
“十·一七武鬥”事件後，王洪文、徐景賢等到醫院慰問“火線”派負傷人員。王洪文並寫信給“火線”，表示“最堅決的支持”。
1968年1月26日，青浦兩派群眾組織達成“大聯合協定”，並於1月28日組成“青浦縣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但由於派性未泯，武鬥的戰火仍然延綿不絕。
（資料來源：上海市“揭批查”材料；上海市有關檔案及核查材料；《上海市志》；《青浦縣誌》）
四川重慶“一〇·二七”血案
這是1967年10月27日，重慶軍地兩方的“八·一五”派與“反到底”派在總參通信兵學院進行武鬥時，該校駐軍向衝擊營地的“八·一五”派開槍造成的流血事件。因該軍校的對外番號是四二一，故又稱“四二一”血案。
“四二一”血案是在重慶兩派進行談判，開始交槍停戰中發生的派性衝突造成的嚴重流血事件。
1967年8月下旬，鑒於重慶和四川嚴重的武鬥局面，中央召集重慶、成都兩派代表和四川省革籌集軍方負責人到北京開會並派出中央調查組進駐重慶，四川省革籌、重慶市革籌也分別組成調查組和制止武鬥小組，協助中央調查組，解決重慶兩派武鬥問題，“促進革命的大聯合”。
重慶和四川的兩派開始進行交槍停戰的艱難談判。
9月1日，兩派達成立即停止武鬥的初步協定，商定於2日18時起無條件全面停火，4日前封存武器。
9月8日至9日，重慶兩派在警備區談判停止武鬥、收繳武器，達成協議。
9月9日，重慶警備區發佈關於停止武鬥、收繳武器辦法。同日，重慶反到底派發表《緊急告全國人民書》，表示“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公開認錯……未經中央允許動用了國防企業的武器、彈藥是不對的”，保證“立即集中上交用於自衛的一切武器、彈藥”，並搶先作出姿態，將一批武器、彈藥送往重慶警備區司令部上繳，中央調查組組長陳斌、四川省革籌調查組組長張西挺接見了上繳武器、彈藥的代表。
9月16日上午9時，重慶兩大派負責人在市革籌和警備區司令部主持下，簽訂了《重慶兩派關於外出人員返回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的協定》，雙方商定：離開生產、工作崗位的人員，務必于9月25日前返回原單位；各群眾組織已抓的人於9月16日14時前送到警備區司令部；各群眾組織修築的工事、埋設的地雷、各種障礙物等於9月22日前拆除；全市水陸交通運輸於9月20日前恢復正常，群眾組織和個人搶劫的車船，於9月20日前上交警備區司令部和歸還原單位，全市銀行、郵電、醫院、商店、糧店及其它行業立即恢復正常業務；進城參加武鬥的農民和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立即返回農村。
9月17日，中央調查組、省革籌調查組及市革籌制止武鬥小組一同到潘家坪武鬥現場驗屍，運回26具武鬥中的死難者屍體，尚有6具待處理。
經過各方的努力，9月以後，重慶市區的武鬥事件劇減。但是，兩派仍然劍拔弩張，局勢仍是極為嚴峻。其間，各種衝突仍在時常發生。
就在9月1日的兩派談判前，“反到底”派“工總司”負責人鄧長春率一批談判代表，乘車下黃山過江進城，在長江邊被控制車渡的“八·一五”派武鬥人員抓到水泥廠，遭到毆打。經中央調查組和駐軍嚴令放人，獲釋，而鄧長春因傷未能參加兩派談判。“反到底”派極欲為鄧“報仇雪恨”，為中央調查組和駐軍反復做工作，才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
在交槍停戰談判的同時，“八·一五”頭頭一面進行談判，一面“保存實力”。9月5日，重大“八·一五”專業武鬥生力軍“三○一野戰隊”，按總團頭頭的決定，上華鎣山建立“根據地”，並以私設電臺與學校總團勾通聯絡。
直到9月29日，在兩派基本實現停戰、中央調查組和四川省革籌調查組一再要求下，重大“八·一五”“三○一野戰隊”從華鎣山區撤回，在北碚向駐軍上繳武器。
儘管雙方的談判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兩派組織還在，“人還在，心不死”，兩派仍然處於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狀態。“八·一五”派自恃有省革籌和軍方領導人的支持，不斷主動挑起事端，製造武鬥。
尤其在那些“八·一五佔據優勢、曾將之作為武鬥據點的單位，奉命返回的“反到底”派群眾屢屢遭到“八·一五”派人員的壓迫和攻擊。而“反到底”派群情激奮，“自衛反擊”的呼聲不斷。停戰面臨危機，武鬥大有戰火再起之勢。
9月29日，剛返回單位不久的845廠“反到底”派“八·二八”遭到“八·一五”派的攻擊，雙方發生武鬥，“八·二八”人員再次被趕出廠。
同日，剛返校不久的西農“八·二六”遭到“八·一五”派的挑釁，雙方發生衝突，隨即，兩派人員大打出手，“八·二六”派數十人被打傷，負責人李玉麟、陳德學等人被“八·一五”派抓走，以私刑逼供炮製出“反戈聲明”、“交待”。
9月30日，一度撤離的解放軍302部隊“紅總”、424部隊“紅聯”等反到底派組織乘車返回北碚區原單位，遭到“八·一五”派圍攻，發生武鬥，多人受傷。
10月2日，兩派在武鬥。剛返校不久的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遭到“八·一五”派攻擊，雙方發生武鬥。由於西師是“八·一五”派長期經營的武鬥據點，“八·三一”慘敗，大批人員受傷被俘，再次被趕出學校。其頭頭羊衍海、李盛龍等被“八·一五”派“春雷兵團”抓走後，以私刑逼供，炮製出《羊衍海反戈聲明》及錄音，廣為傳播。
就在這極為微妙的形勢下，10月27日，通信兵學院發生了“四二一”血案。
10月27日，總參在渝的通信兵學院“聯合造反總團”，為向該院的對立面的“八·一五”派顯示力量，邀請“反到底”派總部及其下屬的六大司令部負責人黃廉、李木森、鄧長春、段炳森、胡兵、汪友根、朱正坤、王以時等到校，為該院“反到底”派“紅旗造反團”舉辦的中層幹部學習班作“形勢報告”。“反到底”派頭頭攜該派“財貿井岡山”宣傳隊作擁軍慰問演出。報告會後，“財貿井岡山”宣傳隊開始演出。
該院“八·一五”派得知黃廉及其手下六大司令部負責人來到該院，於是組織該院“八·一五”派“紅色造反團”及附近中學“八·一五”派學生，在節目演出中衝擊會場，並向臺上扔石頭和小凳，雙方開始在禮堂進行武鬥。武鬥中，雙方大批人員挨打受傷。
在“反到底”派“戰士”和駐該學院勤務連（警衛連）戰士的掩護下，黃廉等人即退出會場，轉移到該院警衛連連部。隨即，“八·一五”派為了“活捉到四二一挑起武鬥的反到底的頭頭，為我受傷流血的革命戰友報仇”，抓獲已被警衛連接到駐地保護起來的“反到底”派負責人，於是聚眾衝擊警衛連駐地，並在與崗哨哨兵衝突中，搶奪其槍支。
勤務連以執行“九五命令”為名，鳴槍警告。無效後，即以密集的火力向人群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打傷數十人。“八·一五”派學員也開槍還擊，造成一些警衛軍人傷亡。
據黃廉回憶說：當警衛連派人護送他撤出現場時，“黃大德護送我從後面下山，走出指導員的辦公室，經過一個壩子，我看到一片人倒在血泊裏，有的人手上還拿著武器，男女都有，全部都是穿軍裝的，起碼有三十個人，走樓上幾個戰士把著衝鋒槍靠在欄杆內側，倒在地上還有人喊口號要與‘麻聯總血戰到底’……我們從營地8點多下山……下山之後經過一片農田，就到了重慶大學的後門，此時就聽見八·一五的廣播在叫：反到底的頭頭到412挑起武鬥，現在打死我解放軍和革命群眾50餘人；反軍決無好下場。這個時候已經夜深了，八·一五的廣播都全部開了，都是同一腔調。我們走到小龍坎的時候，學校首長派了一輛中吉普趕上來送我們，上車的時候，我就看到五十四軍全副武裝往林園這邊開，我們的車子就一路上給他們讓路，我數了是九輛卡車，他們數了說是十二輛，總有兩三個連荷槍實彈的兵力過去了。”
在“四·二一”慘案中，有32名通信兵學院的造反派成員及附近群眾被打死，53人受傷。
當時傳言，死者中有葉劍英的孫女兒，“反到底”派頭頭們嚇壞了，黃廉等人以向中央彙報事件真相為名，跑到外地避禍。
事後，梁興初按中央軍委指示，提出車輛方案，勤務連連長、指導員被拘留審查，排級幹部被隔離審查，全連被解除武裝，集中整頓。
（資料來源：揭批“四人幫”在重慶的幫派人物資料；紅衛兵小報；老田：《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修訂版）》；何蜀：《重慶文革武鬥大事記》）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血案
這是1967年1月26日，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部隊對所屬的造反派組織“石造聯總”群眾在石河子地區發生的開槍殺人事件，和此後新疆自治區、新疆軍區和生產建設兵團負責人製造的大冤案。該殺人事件由兩大流血事件組成：毛紡廠血案；八師“反奪權”血案。
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全國第一次發生的軍事部隊參與武鬥、大規模開槍殺人製造的流血事件。被稱為軍隊打響的“文革第一槍”。事血案發生後，圍繞該事件的責任問題，又發生了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新疆自治區“文革”形勢影響深遠的系列冤案。
新疆是以少數民族為主的邊疆地區，文化大革命形勢錯綜複雜，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強烈：“階級鬥爭為綱”製造的各種社會矛盾；民族矛盾；軍區與生產建設兵團的矛盾；“一月奪權”、“二月鎮反”、“三支兩軍”中軍隊的傾向性及往往直接插手地方兩派鬥爭引起的軍民矛盾；奪權引發的群眾與原黨政領導矛盾及權利分配中引發的造反組織之間的矛盾等等，造成新疆的“文革”局面及各種事件的背景和影響，遠較內地為複雜多端。不瞭解當時情況者，容易迷離於其撲朔紛紜的表像。
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內“階級鬥爭為綱”造成的積怨已久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特定歷史條件下，在“一月奪權”風暴奪權與反奪權鬥爭和衝突中的集中爆發。
石河子原為一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莊，經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幾十萬軍墾戰士的開墾，到“文革”前夕，已成為擁有30萬人、城鄉結合的城市。
石河子又是當時“反修前哨”的戰略要塞。兵團司令部設在烏魯木齊，而重要機關卻大多在兵團。這裏有兵團農八師、工二師、工一師（工四團）、兵團公交部所屬汽車二團、八一糖廠、八一毛紡廠、兵團獨立團、兵團農學院、兵團醫院、兵團政幹校、兵團設計院、石河子管理處等17個單位。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隸屬于新疆軍區的一支准軍事部隊，主要由新疆和平解放時原國民黨起義部隊改編而來，輔之以支邊人員。主要幹部則由五十年代初入疆的解放軍幹部組成。六0年代初，新疆成為“反修前哨”，中央軍委陸續抽調一批較大改變，轉業到兵團各師任職。1965年後，又派丁盛任兵團副司令，裴周玉任兵團副政委，李荊山任兵團政治部主任。
“文革”前夕，兵團內部自上而下矛盾重重。既有因轉業幹部歧視、壓制、打擊“九·二五”起義人員和支邊人員，而與後兩者的矛盾，以及複轉軍人、支邊人員與壓在最底層的起義人員和自流人員的矛盾，又有兵團領導人之間解放軍系統與起義幹部的衝突，還有奉命改造兵團的丁盛系的新幹部與老幹部的矛盾。
丁盛上任前，中央領導人給他交了底：要狠抓兵團的階級鬥爭。因此，丁盛一上任，就批評原兵團領導人方向上犯了原則性錯誤。他在大會上宣佈：“兵團對國民黨起義部隊，只團結不教育，只使用不改造，致使其中的不少人員，特別是一些起義機關沒有得到真正的改造，至今仍然堅持反動立場。”丁盛等人執行的階級路線和歧視政策，即傷了起義人員的心，也觸犯了兵團老領導和老幹部，引起了兵團原領導人張仲翰和陳實等及許多師團幹部的不滿。
1966年7月，兵團在八樓召開學習毛主席“五·七指示”座談會。此時正致全國大批“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張仲翰大講貫徹毛主席“屯墾戍邊”的偉大意義，強調兵團如何符合“五·七指示”取得的巨大成績，便一口咬定丁盛是羅瑞卿安插在新疆的“羅瑞卿分子”。參加座談會的獨立團團長許光途，因亂上計畫外專案。受到張仲翰等批評，於是以獨立團黨委名義，寫信給自治區黨委和新疆軍區黨委，揭發八樓會議情況。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接到信勃然大怒。8月底做出決定：張仲翰“離職養病”，丁盛、裴周玉主持工作。
隨即，丁盛憑藉他們掌控的復員轉業軍人為主的兵團值班部隊武裝力量，開始在兵團全面奪權，自上而下改組各級領導班子。這比上海“一月奪權”要早了近半年。8月，武裝部門接管政法部門的治安警衛；8月，接管看守所和看守警衛；11月，接管政法部門的武器和自衛武器。張仲翰、陶晉初、陳實、劉一村、王慎等被打成“張仲翰反黨集團”。他們提出口號：“複轉軍人掌大權，九、六、八靠邊站，自流人員滾他媽的蛋！”九，即“九·二五”起義人員；六，即五六年支邊人員；八，即五八年支邊人員。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文化大革命，複轉軍人支援丁盛、裴玉周，成為“保皇派”；而支邊人員、起義人員和自流人員，成了“立場堅定的革命造反派”。
1967年1月1日，石河子地區成立了“八一野戰軍總部”(簡稱“八野”)，下設12個方面軍，兩個獨立師，兩個獨立團。後擴展到20個方面軍。成立之初，即有兩萬多人，主要成員為兵團複轉軍人。總部負責人稱“勤務員”，有潘蘇靈、郭雄、邵定遠等人。其後臺為獨立團團長許光途、農八師主管武裝的副師長龔建楚等人。並得到兵團和軍區主要領導人支援。
“八野”的對立面為1967年1月23日成立的“石河子革命造反聯絡總部（簡稱“石造聯總”），兵團農學院的紅衛兵組織“革命造反團”（簡稱“兵農造”）為其核心組織。主要頭頭為彭正雲。主要成員為受壓制的支邊人員、起義人員和自流人員，以及造反的學生紅衛兵。其口號為：“打倒丁盛、裴周玉！”該派得到兵團原老領導的支援。
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刮到兵團，兩派都在風風火火地籌畫奪權。
1月17日，農八師武裝處副處長張俊義、副科長王世昌，操縱“八野一方面軍”，接管農八師政法科，奪走公章，宣佈奪權，並于次日接管農八師總機，控制通訊權。
1月22日，八一糖廠“造反團”宣佈奪權，但公章卻讓糖廠領導人給了“八野”的“紅色造反司令部”。而且造反團”奪權，兵團公交部不予承認，糖廠“造反團”幾百人宣佈絕食鬥爭。形勢頓時緊張起來。
1月24日晚，彭正雲召集“石造聯總”總部和農八師分站負責人會議，分析石河子地區形勢和兩派力量對比，研究奪農八師的權。因“八野”手持武器的值班部隊衝擊石河子總場“造反團”會場，會議中斷，彭正雲明令孫不怕、寇萬福立即率兩卡車紅衛兵，趕到總場支援。
1月25日，八一糖廠“造反團”召開慶祝絕食鬥爭勝利大會，為“八野”的武裝戰士沖散。
1月25日下午2點，彭正雲再次召集“石造聯總”總部和農八師分站負責人會議，決定當晚六點半對農八師實行奪權。奪權以八師機關“造反團”為主，離農八師師部近的單位組織全部人馬去支援奪權，離汽二團“八野”總部近的單位，組織人馬去二團，牽制“八野”總。
與此同時，“八野”總部頭頭正在策劃實行“赤色恐怖”。1月23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又稱“紅五條”。
《決定》規定：廢除以前關於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積極支持左派的奪權鬥爭；堅決鎮壓反對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和組織，等等。
當日，許光途看到“紅五條”後說：“這下可好了，我們可以參加文化大革命了，若造反派再胡來，我就打他個王八蛋！”當日，潘蘇靈找到許光途說：“我們要在石河子搞一個赤色恐怖。”馬上得到許光途的同意。
1月24日，農八師參謀邱吉榮對“八野”總部頭頭說：“左派、右派，我們心中有底。我們認為左派就支援，認為右派就鎮壓。造反團都是右派。”又說：“我們堅決支持支左五條，堅決鎮壓反對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組織。”“你們什麼時候需要武裝部隊，我們就支援，要多少，有多少！”
1月24日，獨立團單位召開會議，決定“支左”奪權。當晚，邱吉榮在農八師電影隊樓上，召開石河子各單位“八野”頭頭開會，表示支持“八野”奪權，要堅決鎮壓反革命組織。
1月25日，獨立團打電話向兵團武裝部請示，得到同意，調集8個武裝值班連隊集結待命。
同日，邱吉榮等去兵團請示，得到兵團副參謀長的答復：“文化大革命是群眾運動，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你們就幹。”
當晚，邱吉榮等調來23團武裝值班連隊1連和4鏈、總場3連、師警衛連、基建處9連，共382名武裝人員，到武器庫和看守所集結待命。宣佈：“必要時可以抓人，可以開槍。”並提出“四開槍”原則：“問三聲不答應就開槍，叫站住不站住就開槍，搗亂會場開槍，有奪槍者就開槍！”
許光途向“八野四方面軍”軍長李松林說：“我們根據中央指示，接受八一野戰軍的要求。經兵團黨委批准，支持八一野戰軍的奪權鬥爭！”許光途公開聲稱：“我要以鮮血染紅石河子，不惜用生命保衛丁、裴、利，要幹，幹到底！”
1月25日下午6點鐘，按“石造聯總”總部安排，毛紡廠、石河子中學、經管處、汽二團的造反派約兩千多人，以營救1月24日被汽二團“八野”從工四團抓去的“石造聯總”戰友為名，團團包圍了汽二團團部和“八野”總部，並同前來救援的“八野二方面軍”和“八野四方面軍”近千人展開大辮論。“八野”頭頭趕緊打電話給獨立團，要求派兵救援。獨立團派出三營營長李樹春，率92名荷槍實彈的軍人，乘3輛卡車趕到汽二團。全副武裝的軍人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衝鋒槍沖進辯論的人群，“石造聯總”派的汽二團“工人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頭頭張振奇下令，先將獨立團戰士圍住，再繳他們的槍。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奪槍混戰，“石造聯總”奪得步槍19支，衝鋒槍7支，手榴彈64枚，子彈1307發。並將這些武器，連同扣押的三營營長李樹春和兩名戰士，用車押往烏魯木齊，送交巡警進取，作為“獨立團鎮壓革命群眾的罪證”。其中有3支被卸了槍栓的步槍，被毛紡廠工人帶回廠裏，藏進羊毛倉庫。
至25日晚10點，“石造聯總”另一路人馬成功奪了農八師的權。幾千人將師部機關大樓團團圍住，逼農八師副政委晉懷中、李光、副師長龔建部、政治部主任楊廷柱4人簽字，交出農八師黨政財文大權。並強行接管了總機房。
獨立團將汽二團搶槍事件上報兵團。當晚11點，兵團機要局長王寶銓跑到武裝部作戰室，命令值班參謀張振東：“你趕快把坦克團準備好，石河子發生暴亂了，搶了值班部隊的槍。”
新疆軍區將情況報告中央，說石河子地區發生了暴亂，搶了值班部隊的槍。現準備出動部隊。由於中央制止，坦克團未出動。
當晚，農八師主管軍權的負責人在武器庫，展開武裝處參謀和農八師“八野”頭頭聯席會議，研究向“石造聯總”的“反奪權”。會議做出“四項決定”：1、支持“八野”“反奪權”；2、次日拂曉值班部隊開進師部大院個，佔領機關；3、部隊進駐前，先由“八野”發出支援奪權的請求，後由武裝處發表“支左奪權”聲明；4、按擬定的名單，抓捕政法科“石造聯總”人員。會議研究了兵力部署、指揮位置、人員分工和車輛準備。會後，給值班部隊增發了彈藥。
1月26日淩晨1點。幾十輛卡車開進毛紡廠，幾千名軍人和“八野”武鬥人員包圍了工人住宅區，封鎖道路，切斷電話線。獨立團戰士闖進工人住宅，強行搜查25日晚獨立團丟失的槍支。搜查了3個多小時，一無所獲。4點，獨立團準備撤兵，但為“造反團”人員團團圍住，非要辯論出個水落石出不可。
“八野”見勢不妙，立即組織隊伍，向包圍獨立團戰士的“造反團”發起衝擊。幾千密密麻麻擠成一團，互相推搡。一個矮個子的戰士被人推搡，火氣沖天，端起槍來，朝天就是一槍。槍聲一響，全場霎時靜了片刻。緊接著槍聲大作，戰士和軍官手中的槍，有的朝天打，有的朝人群中開火。“造反團”嚇得屁滾尿流，哭爹喊娘的慘叫聲中，紛紛跑回家，趕緊關門。在事後的審查中，帶兵的三營副營長韓玉泉供認：“四時許，部隊被群眾擠散，部隊就打槍，開始向天開槍，群眾要奪槍，不斷開始向群眾射擊。當時我也挨了槍，是七連打的，約三五分鐘，一邊打一邊退。”
毛紡廠住宅區血案中，當場打死4人，傷7人，送醫院後又死1人。
1月26日晨7點，“八野”和獨立團再次將毛紡廠住宅區包圍，抓走“造反團”一些骨幹。
中午12點，獨立團撤兵，正好在木工廠附近大路上，與“石造聯總”前去聲援毛紡廠的大隊人馬相遇，被“石造聯總”人員手拉手攔住去路。這時一個戰士用刺刀刺傷了“石造聯總”的鄭小風，“石造聯總”人員立即上去奪槍。工四團的子弟衛中夥同五六個工人奪了一支槍，他拿起槍就跑，被戰士開槍打死。
而按武器庫會議精神，“八野”在農八師的“反奪權鬥爭”，釀成了更大的血案。
1月26日晨，農八師機關“八野第一方面軍工農兵兵團”反復廣播《緊急呼籲》，緊急呼籲解放軍根據中央支左五條，支援我們奪回黨政財文大權，粉碎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暗暗送權的罪惡陰謀，使無產階級的權力，掌握在真正的革命派手中。得到求援，武裝部隊派出軍隊，支持“八野”反奪權。
5點40分，“八野”大批人員沖進農八師師部，接管總機。6點，武裝處調動4個連，對師部大樓實行武裝佔領，“石造聯總”人員被趕出去。戰士在大院佈滿崗哨，屋頂和陽臺上，架起13挺輕機槍，3門六0炮。隨即宣佈由副師長龔建章、蕭鳳瑞等5人主持八師工作，有倒向“石造聯總”之嫌的師政委劉丙正等領導停職檢查。
8點左右，“石造聯總”總部調來幾千人，後增至上萬人員，將軍人武裝佔據的各樓和總機房包圍，要部隊和“八野”交出權力，撤出農八師。
武裝處趕緊又調動基建處9連趕來增援，又被人群圍住辯論。9連指導員高砥平命令戰士上刺刀，子彈上膛。他端著手槍喝令群眾讓開。兵團子女一校13歲的王萬東高呼：“要文鬥，不要武鬥！”被高砥平一槍打死。部隊頓時朝人群開槍，當場打死3人，傷6人。
霎時，憤怒的人群向防守部隊沖了過去，前面的人開始奪槍。有的十幾人圍住一個戰士，苦口婆心地宣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勸他們放下武器，站到革命造反派一邊來。“造反團”頭頭又組織人群繼續包圍和喊話要值班部隊繳槍投降。值班部隊全部退守於師部大院幾座大樓內，架槍架炮固守，並回答：不交槍，弄火了再打！
10點，新疆軍區參謀長何家產打來電話，命令雙方脫離接觸，問題由雙方代表協商解決。
而“造反團”要部隊交槍，懲辦兇手，否則決不撤退。人群手挽手，高呼口號，一浪接一浪，繼續向住上樓房的部隊發起衝擊。步槍、衝鋒槍、機槍和樓頂的炮口殺氣騰騰地對準人群。
11點半，新疆軍區派出副司令徐國賢、副參謀長馬森等趕到現場。但他們明顯一邊倒，又根本不到現場同群眾接觸，失望的人群加緊了衝擊，不讓部隊往外撤。形勢很緊張。
下午2點40分，帶兵守衛辦公樓的武裝處副科長王世昌打電話給坐鎮武器庫的副處長張俊義，請示辦法，張指示部隊突圍。10分鐘後，奉徐國賢副司令命令，23團副團長高慶森打電話給武裝處：值班部隊立即撤出師部大院。王世昌電話通知總機房和東西樓部隊，15點15分從北門強行突圍，如遇包圍，可鳴槍警告，驅散群眾。
15點13分，守東西樓的部隊撤出，。一出樓，看到那麼多人堵住去路，23團副營長李可志朝天就是一槍。頓時，部隊指揮員全部開火，有的沖天打，有的朝人群射擊。守衛北門的部隊立即成戰鬥隊形散開，臥倒後用步槍、機槍、衝鋒槍朝密集的人群開火。大批部隊朝北門、東便門和翻過土牆，朝八師武器庫撤退。
密集的人群，在密集的槍聲中，像打飛的鴨子，跑的、跳的、滾的、爬的、哭的、喊的，四散逃去。直到17點，部隊撤完。
白雪皚皚，紅血片片。八師大院內和北門外躺下了十幾具屍體，有的中了十幾槍。受槍傷的二十多人，被送往醫院搶救。
撤至八師武器庫的部隊，經過短暫休整和訓話，並分兩路，撤出石河子。一路乘車向老沙灣撤去，一路步行經總場向23團撤退。
乘車撤退的部隊殺紅了眼。當路經石河子汽車站時，正好一輛客車進站，車站門口人很多。部隊以為遇上了造反派，3輛卡車車頂的機槍和戰士手中的衝鋒槍一起開會，當場打傷9人，卡車疾馳而去。
3輛滿載戰士的卡車駛上烏伊公路，剛一轉彎，迎面碰上高舉紅旗，手捧毛主席像的塔城地區托裏縣反修中學哈薩克紅衛兵長征隊，他們路經石河子，早晨剛去總場為職工進行“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演出”歸來。車上有人大喊：“什麼人？”手舉紅旗的帕利莎答：“紅衛兵！”
“打死你們！”第一輛車上的機槍立即開火，當場打死1人，重傷3人。據紅衛兵小報稱：死傷者都是十六七歲非常漂亮的哈薩克姑娘。帕利莎面部中彈，倒在雪地上，手中還握著那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長征隊”的紅旗。
16點，工程連乘車撤退到石總場汽車連附近，停在路旁，由三分場二連的“八野”武鬥人員在公路上擔任解決。這時，四分場九連的汽車也向這邊開來，一見公路上堵了大批人馬，指揮員下令：“準備戰鬥！”舉手就是一槍。頓時，步槍、機槍、衝鋒槍一齊掃射，當場打死二連機務排長和炊事員。雙方開始混戰。待發現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時，已打死3人，多人受傷。
至此，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才算告終。值班部隊共打死26人，打傷74人，其中包括誤傷“自己人”20人。
新疆軍區急電中央軍委，說是石河子地區發生暴亂，一派搶解放軍槍支，導致死傷，云云。
“一·二六”血案震驚朝野。周恩來下令，曾下令解散“八一野戰軍”。並指示嚴禁開槍，不准出動坦克，停止衝突，聽候查處。
次日，根據中央指示，新疆軍區派出7971、8010、8011部隊進駐石河子市。駐軍代表召集“八野”和“石造聯總”代表協商，達成《四項條件》：一切組織所存武器彈藥一律上交軍隊保管，如有違背，以現行反革命論處；確有證據的殺人、打人兇手，交解放軍看管，一般群眾立即釋放；立即停止互相抓人、打人、抄家等做法；宣傳以上三條。
由於中央要穩定軍隊，尤其新疆地處“反修前哨”，更不能亂。對於“一·二六”血案，新疆軍區和兵團電告中央，是造反組織向兵團部隊奪權搶槍，引起雙方武裝衝突。於是，中央將其定性為“雙方武裝衝突”。
1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電告下降；1、立即勸阻人民內部的一切武裝衝突。武裝部隊絕對不准開槍。如有群眾奪取部隊武器，首先勸阻，不聽，應向天放槍警告對武裝反革命分子和過境竄入的武裝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敵人首先開槍時，才能自衛還擊。2、新疆軍區和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武裝值班部隊，擔負著保衛祖國邊疆和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務。新疆軍區領導機關及兵團的武裝、機要部門和武裝部隊，任何人、任何組織不准衝擊奪權。3、石河子地區的武裝衝突問題，待中央派人調查處理。目前在武裝衝突、烏魯木齊等地發生的亂抓人、打人的行為，應立即停止，已抓的群眾，必須立即釋放。
“一·二六”血案對新疆的“文革”局勢，影響深遠。血案發生後，新疆自上而下都在利用死難者的鮮血大做文章。
“一·二六”血案後，“石造聯總”要為“死難烈士”報仇，“八野”聲稱“石造聯總”製造了“*****”。兩派當即互相抓人、打人、抄家，鬧得天昏地暗。
1月29日，“石造聯總”發佈《第一號通令》，聲稱要逮捕“八野”頭頭、殺人兇手等十種罪犯。
1月29日，“石造聯總”在石河子管理處廣場舉行“一·二六”血案控訴大會，萬眾激憤。一些的“八野”頭頭和骨幹被揪上臺來，罰跪、揪頭髮、搞“噴氣式”、戴高帽、掛黑牌等，會後遊街示眾。
“石造聯總”在石河子地區搞了幾天“紅色恐怖”，掀起了抓、抄、搜捕兇手高潮，不少單位私設公堂，刑訊逼供。
“一·二六”血案，不僅給支持“石造聯總”的新疆少數派組織以造反奪權的最好口實，也給全國造反派提供了“向走資派進行的這場奪權，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的有力證據。1月28日，“保武（武光）反王（恩茂）”的“新疆自治區革命奪權總指揮部”率18個群眾組織發出《聯合緊急通令》，指責《四項條件》“出賣原則，抹煞敵我矛盾，助長敵人氣焰”。並在烏魯木齊組織大規模示威遊行，王恩茂、丁盛被當作“八野”的後臺，和“一·二六”血案的黑後臺，受到猛烈攻擊。新疆地區的奪權鬥爭進入新階段。
而新疆軍區領導人和丁盛，則要利用“一·二六”血案大做文章，既要整倒造反派，又要打擊異己，製造冤案，藉以鞏固自身權力，進而一統新疆的大權。
於是，新疆自治區、新疆軍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負責人，對石河子慘案作了如下定論：
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是武光、張仲翰等人勾結社會上的牛鬼蛇神，製造的一次有計劃、有組織、預謀已久的反革命事件，是他們妄圖在新疆實行篡黨、篡軍、篡政，復辟資本主義的一個嚴重步驟。是“九·二五”起義人員要搞兵變。於是，他們開始了一場自上而下的大清洗。
武光因是自治區黨委書記兼人大常委副主席、新疆軍區第一副政委，與王恩茂、丁盛等素有不諧，“文革”中最先出來“亮相”，表態支持造反派奪權。1月24日至25日，因處理八一糖廠工人絕食問題，去過石河子。因此，自治區、軍區和兵團派出的聯合調查組，硬要兵團醫專學生張秋英承認，武光在會上向他授意：“奪權要有幾支槍。”始終為張拒絕。但仍以次為證據，將武光打成“現行反革命”、“大叛徒”，幾度關押。
1966年12月9日，烏魯木齊發生絕食事件，張仲翰被中央招致北京。1967年1月16日，又被揪出批鬥，失去人身自由。1月22日，“八野”派的兵團機關“聯總”把張仲翰從北京揪回新疆。1月29日，在烏魯木齊人民廣場召開批鬥仲翰大會，會後即軍區部隊押管。30日即被當作“一·二六”血案的“幕後黑手”，押往北京問罪。
兵團參謀長陳實是丁盛急於打倒的對立面。“一·二六”血案發生時，陳實為躲避兩派批鬥，正藏到他弟弟陳殿信家。軍代表調查組按上司授意，硬把“策劃者”的屎盆子往他頭上扣。刑訊逼供，要陳殿信改口，結果逼死陳實兩位親人。
1967年2月～5月，新疆先後大刮起“二月鎮反”、三月軍隊“支左”和軍管風，新疆的造反派遭到殘酷鎮壓。自治區、新疆軍區、和兵團領導人大力支持新疆的“八野”、“聯總”、“工農革委會”和“紅促會”等多數派組織，大規模抓人、打人、捕人，實行高壓恐怖。那些在“一·二六”血案中受傷活著的受難者、當天的參與者及家屬，有的被批鬥，有的被關押，有的扣發工資。
石河子總場為“八野”召開聲勢浩大的萬眾平反大會，會場周圍架設輕重機槍和六0炮，31個“造反團”頭頭和骨幹被批鬥。會後，遊街示眾，開除公職，認罪檢查。
根據軍代表調查組的調查材料，新疆軍區以“一·二六”“肇事者和兇手”的罪名，逮捕了46名“罪犯”，長期關押6年多。蒙冤受屈，遭受嚴刑拷打，百般淩辱。而真正的兇手長期逍遙法外。
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大事記》載：事後，逮捕審訊49人，逼供致死6人，1000餘人受株連。3月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將在北京的張仲瀚留京監護，隔離審查。不久改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進行監護審查。
3月28日兵團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裴周玉任主任，丁盛任第二主任，李荊山、王振東（兵團司令部副參謀長）任副主任，楊貫之（兵團司令部副參謀長）等9人為常委。隨即佈置在兵團進行全面奪權。3月30日至5月8日，兵團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先後作出錯誤的決定，呈報新疆軍區，將兵團副司令員陶晉初、參謀長陳實、副參謀長曾繼富、幹部部副部長楊兆元、計財部部長毛乃舜、供銷部代部長陳明池、石管處副政委汪培模、農一師師長林海清、工二師師長傅志華、農六師政委趙予征等10人停職反省。
6月，中共中央決定：任命裴周玉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二政委、黨委第二書記；丁盛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司令員，黨委第三書記。丁盛、裴周玉一派成為血案後的大贏家。
直至林彪事件後，丁盛一度失勢，46名“案犯”才獲得釋放。丁盛後因追隨“四人幫”而倒臺，此案重新裁定。但一切罪名，皆由丁盛個人頂缸。
1978年12月20日，新疆自治區黨委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對該案重新定性，認為：“這一事件是丁盛、裴玉周及其幫派一手策劃的的武裝鎮壓革命群眾事件，死傷百人全是他們蒙蔽指揮值班部隊開槍打的。這件事與張仲翰、劉丙正等同志和武光都沒有關係，應予平反昭雪。”
1979年1月12日，中共中央複電，同意該處理意見。
1979年1月19日，新疆自治區黨委做出《關於處理新疆文化大革命中和歷史上遺留的一些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按上述精神，為受害者平反。
《新疆日報社》“五·八”武鬥
這是1967年5月8日，新疆兩大派組織“三新”派和“三促”派為爭奪《新疆日報》社進行的大型武鬥流血事件。又稱“五·八”事件。
1967年5月8日，由“炮轟軍字型大小新疆日報聯絡站”田永龍等人發起，聯合烏魯木齊市“三新”派組織，查封並佔據了當時已被軍管的《新疆日報》社。
多數派群眾組織“三促”派反對查封報社，發起反擊，出動大批本派群眾，與“三新”派進行“革命大辯論”。口頭爭辯無效，“三促”派頭頭王子玉等人研究決定，要強行奪回報社。
當日，“三促”派出動近兩千多人，衝擊佔據《新疆日報》社的“三促”派。於是雙方發生武鬥。
此次武鬥,雙方參戰人員使用了石頭、瓦片、棍棒等武鬥工具，大打出手，“戰況”一度極其險惡，最終造成多人受傷。
5月8日，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全軍文革小組辦公室給新疆軍區和兩派群眾組織來電，要求“參加戰鬥的雙方，安全即停止戰鬥”，武鬥隨告結束。
這次武鬥，是烏魯木齊地區發生的第一次規模在千人以上的武鬥事件，開創了烏魯木齊地區大型武鬥之惡劣先例。
（資料來源：新疆自治區處遺材料；新疆自治區“揭、批、查”材料；紅衛兵小報）
新疆醫學院“七·二六”武鬥
這是1967年7月26日～27日，新疆烏魯木齊市“三促”派和“三新”派在新疆醫學院進行的大規模武鬥事件。
1967年5月以後，新疆醫學院的群眾組織形成為勢不兩立的兩派。隨後，雙方衝突和武鬥不斷。
7月以後，烏魯木齊市兩派組織開始建立武鬥據點，實行派性武裝割據。當時，少數派組織“三新”派佔據了該校，並在該校設立了武鬥據點。
新疆醫學院地處烏魯木齊市三角地，是“三新”派佔領的重要據點。“三新”派武鬥人員在校門區和附近街道設卡，檢查過往人員、車輛，攔截“三促”派的人員、車輛，因此經常發生截車、抓人、打人事件。成為“三促”派的心病。
7月24日，“三促”派頭頭胡良才、戴甲弟、欒景靈、王子玉、王自強等人，在烏魯木齊市人民飯店二樓召開會議，討論攻打新疆醫學院的問題，但未定攻打方案。
7月25日，由韓風和召集“工農革委會新市區聯防指揮部”何鏞、羅九海、李起等人，研究確定攻打新疆醫學院的問題。會議確定攻打方案：由韓風和、朱佐興等人任武鬥指揮，指揮部設在供電公司二樓。
7月26日，“三促”派調動數千人的武鬥大軍，對新疆醫學院的“三新”派武鬥據點發動攻擊，遭到“三新”派的猛烈抵抗。於是“三促”派又不斷增兵，實行“攻點打援”，攔阻“三新”派的三路援兵，繼續進攻新疆醫學院。
在新疆醫學院武鬥進行時，周恩來從中央文革駐疆人員和新疆造反派組織處，得到關於武鬥報告，以急電對新疆軍區負責人作出明確指示：“新醫等四大院校不能打，誰打，誰犯錯誤。”
軍區領導人聞訊有些著急，於是召見“三促”派頭頭胡良才，催促他前去制止武鬥，不要繼續攻打。
而胡良才雖然去聽取了傳達的周恩來指示精神，但在徵求軍區領導人意見時，得到的是極其曖昧地回復。他心領神會，回到“三促”派武鬥指揮部後，立即召開會議，對“三促”派頭頭們傳達周恩來指示和新疆軍區負責人意見時，斷章取義，有明顯的偏岐。新疆軍區負責人也不到場，以消除其曲解，或表態要採取嚴厲措施制止事態進一步惡化，對貫徹周恩來指示精神，表現出明顯的消極態度。這就進一步導致了武鬥事態的不斷擴大
“三促”派頭頭們經過討論，認為“革命的勝利果實唾手可得”，不如先打下新疆醫學院再說。
“三促”派為快速打下新疆醫學院，急速調動各路大軍趕赴武鬥現場，最終近萬人參加了武鬥。進攻的“三促”派武鬥大軍，遭到據守大樓的“三新”派武鬥人員以石頭、磚頭、石灰、棍棒、鋼釺等冷兵器的頑強抵抗，受傷者急劇增加。
久攻不下，“三促”派頭頭心急如焚，恐怕事態持續發展，為中央和軍區制止，遂下令：對於新疆醫學院內堅守大樓，據不投降的“三新”派各武鬥據點，先以廣播進行“最後通牒”，然後使用炸藥炸、澆汽油放火燒等手段，將兩座樓房炸毀，最終攻佔了“三新”派抵抗最猛烈的兩座大樓。
這場武鬥，燒毀和炸壞了兩座樓房，死5人，傷數十人，有400多個“三新”派武鬥人員及群眾被抓，遭到毒打和關押，有的在其後的關押中被打死，有的被打成殘廢。
新疆烏魯木齊第一師範武鬥事件
這是1967年10月14日～15日，新疆烏魯木齊市“三促”派和“三新”派在烏魯木齊市第一師範學校發生的武鬥事件。
1967年5月以後，烏魯木齊市第一師範學校的群眾組織形成為勢不兩立的兩派。隨後，雙方衝突和武鬥不斷。
7月以後，烏魯木齊市兩派組織開始建立武鬥據點，實行派性武裝割據，雙方人員及其家屬因害怕遭到對立派的打擊和鎮壓，於是紛紛逃離本單位，跑到本派的“根據地”、武鬥據點或投親靠友避難。
當時，少數派組織“三新”派在該校的下屬組織“四九四”在第一師範佔據優勢，該組織佔領了學校的教學樓和西樓，多數派“三促”派在該校的下屬組織“紅革聯”的學生被強行趕出學校。
10月14日，多數派學生回校，要進樓取東西，被“四九四”武鬥人員阻止，雙方發生武鬥。武鬥中，“四九四”炸傷“紅革聯”的學生2人。
於是，“紅革聯”頭頭便向烏魯木齊市“工促會”求援。“工促會”勤務組的頭頭起初不願意介入學生間的衝突，“紅革聯”頭頭又找到第一師範學校所在的新市區“工促會”，向他們請求支援，並通過新市區“工促會”頭頭向市“工促會”勤務組敦促，要求對第一師範“紅革聯”進行支援。
10月13日，市“工促會”頭頭胡良才主持召開了勤務組會議，決定設立武鬥指揮部，由戴甲弟、王子玉負責，指揮攻打第一師範“四九四”。會議敲定了對第一師範“四九四”據點的武鬥方案：由鐵路局的“工促會”派出武鬥隊掩護，用炸藥包把第一師範“四九四”武鬥人員據守的大樓房一端炸開，然後大隊人馬沖上去，把“四九四”的武鬥人員抓下來。戴甲弟提出：“既然決定打，那麼所有頭頭都要參加，免得事後出了事叫我一個人負責。”
10月15日早上，“工促會”頭頭胡良才、錢西夫、韋德昌、劉炎等人都到了指揮部，指揮部設在北門醫院二樓。“工促會”調動了上千人，對“四九四”武鬥人員據守的教學樓和西樓發起進攻。遭到“四九四”武鬥人員的抗擊.
當鐵路局“工促會”的武鬥人員在機槍掩護下，用炸藥包炸開教學樓和西樓後，“四九四”的武鬥人員用火力封鎖了各層樓道入口。一時間，攻守雙方打得十分激烈。
武鬥期間，新疆軍區副司令幸元林派人把胡良才、戴甲弟、王子玉叫到軍人俱樂部，對他們說：“不能打，你們在軍區門口這樣搞怎麼行？趕快撤下來！”戴甲弟、王子玉一聽扭頭就走，胡良才留下來應付幸元林。武鬥繼續進行，並最終攻佔了這兩座大樓。“四九四”的武鬥人員成為戰俘，被抓獲後，男女學生均遭到毒打，女學生遭到淩辱。
這次武鬥，雙方死亡5人，傷24人。兩幢大樓各被炸開一個洞，教學儀器被毀。
新疆烏魯木齊第一中學武鬥事件
這是1968年1月9日，新疆烏魯木齊市“三促”派和“三新”派在烏魯木齊市一中發生的武鬥事件。
1967年5月以後，烏魯木齊市一中的群眾組織形成為勢不兩立的兩派。隨後，雙方衝突和武鬥不斷。7月以後，烏魯木齊市兩派組織開始建立武鬥據點，實行派性武裝割據。
當時，少數派組織“三新”派佔據了該校，烏魯木齊市一中成為“三新”派的武鬥據點。
1月8日，市一中少數派“三新”派的學生頭頭李錦祥等攔截“三促”派的汽車，並打傷車上人員，兩派學生由此發生衝突。
市六中多數派“三促”派的武鬥學生前去攻打一中的“三新”派。在攻打一中平房時，市六中“三促”派的李慶祥，被“三新”派武鬥人員開槍打死，使事態激化。“
隨後，“三促”派“紅促會”的頭頭馬法實、吳占奎去找烏魯木齊市“工促會”頭頭戴甲弟，要求“工促會”出兵，支援“紅促會”攻打一中的“三新”派。戴甲弟主持召開了有錢西夫、韋德昌、王玉林、陳仁照、劉合子等“工促會”頭頭參加的總部負責人會議。會議決定，由“紅促會”的學生打第一陣，“工促會”負責週邊。設立指揮部，吳占奎、馬德富為前線總指揮，劉合子、徐東煥為週邊指揮，一中高中和在校學生擔任主攻，六中、實驗中學負責救護，自治區黨委“聯修部”、八農“紅色軍團”協助。
1月9日下午，指揮部調動了一中、六中、實驗中學的武鬥學生，以及自治區黨委“聯修部”、八農“紅色軍團”近千人的武鬥大軍，對市一中“三新”派的武鬥據點發起進攻，至晚8時，一中被佔領而告終。
此次武鬥，雙方參戰人員有一千多人，使用的武器有步槍、衝鋒槍、機槍、手榴彈等，真槍實彈，雙方死亡10人，傷數十人，國家財產損失達7萬餘元。
新疆和田皮夾縣幸福公社藏桂武鬥
這是1967年12月19日～23日，新疆和田地區皮山縣幸福公社藏桂管理區兩派組織“革命造反軍”和多數派在藏桂管理區進行的長達5天的武鬥和報復性殺人事件。
1967年12月，和田地區皮山縣幸福公社藏桂管理區的兩派組織，分別控制了發生了該管理區的不同大隊，實行武裝割據。當時該管理區少數派群眾組織“革命造反軍”受到壓迫，聚集在第五大隊。而多數派則控制了第一、二、三、四大隊。
12月19日，“革命造反軍”的頭頭任壽星、肉孜巴海特外拉、阿不卻拉庫爾班等人，為了要用電形機放映機宣傳本派的傳單，便出動人馬，把公社的放映機和發電機搶到五大隊。
第一、二、四大隊的多數派對此不滿，便上街貼大字板。四大隊的多數派頭頭組織群眾結隊到五大隊索要放映機，兩派發生武鬥，四大隊的多數派被打傷14人，但也打傷“革命造反軍”數人，抓走兩人。兩派嚴重對立，兩派頭頭都在策劃新的武鬥。
12月19日，肉孜巴海特外拉以營救被四大隊抓打的本派兩名人員為由，率領本派幾百人去攻打四大隊。在四、五大隊交界處，打死四大隊副隊長沙的克等3人。當四大隊多數派的群眾聞訊趕到現場時，肉孜巴海特外拉已率眾返回。
當晚，多數派召開會議，經討論決定，對五大隊的“革命造反軍”進行進攻，並提出“血債要用血來還”。
12月20日，四大隊武鬥總指揮托手提巴海土地帶領預先串連好的第一、二、三、四大隊近千名武鬥者，攻打五大隊。五大隊的群眾經過短暫抵抗，失利後即四處逃跑。攻打者砸了五大隊的辦公室，放火燒毀了五大隊的一些民房，並打死6人。多數派決定要“徹底殲滅造匪”，於是對“革命造反軍”展開大規模的搜捕行動。
12月21日，四大隊群眾在搜捕五大隊外逃人員時，抓獲了“革命造反軍”的幾名外逃人員，又當場打死3人。一大隊的多數派抓住了肉孜巴海特外拉父子等6人，經縣、社領導和支左部隊趕來做工作，把被抓的人秘密保護起來。
12月22日，托手提巴海土地得悉這一情況後，立即帶領近千名本派群眾趕到一大隊要人。在得知提肉孜巴海特外拉父子等人的藏身之地後，又將該處團團圍住，並翹開房門。肉孜巴海特外拉父子等6人舉手走出求饒。除1人因失足掉進地窯得以倖免外，其餘5人全部被阿不都巴海白克牙、艾買提巴海安江等人打死。
12月23日，托手提巴海土地又帶人到五大隊，搜捕“革命造反軍”的“殘渣餘孽”，大隊長買買土地卡瓦等2人被打死。
至此，在此次長達5天的武鬥和報復性殺人事件中，雙方共死19人。其中有副大隊長3人，小隊長1人；打傷162人，其中重傷60餘人，有的被打成了終生殘廢；共抄了87戶社員的家，燒毀部分民房。
“文革”結束後，新疆和全國許多地方一樣，對“文革”武鬥的責任人，掌權者重在處理對立面。這次武鬥的主要責任者受到處理。其中，因肉孜巴海特外拉、阿不卻拉庫爾班、任壽星3人已死，免予處罰；托手提巴海土地、阿不卻巴海白克牙判刑10年，奴爾土未爾判刑8年，買買提巴海安江判刑6年。
（資料來源：新疆和田地區處遺材料；新疆和田地區揭批“四人幫”材料）
廣西柳州來賓“九六血案”
這是1967年9月6日，廣西柳州市“四·二二”派的學生組織“柳江風雷”的一群中學生去來賓縣人武部搶槍，遭到縣人武部軍人伏擊造成的流血慘案。
1967年8月以後，柳州市兩派在武鬥中掀起搶槍高潮。9月5日，廣西柳州市“四·二二”派的學生組織“柳江風雷”18名初中生，聽說柳州市“造反大軍”從來賓縣人武部搶走大批武器彈藥，於是也開著一輛大卡車，趕去來賓縣人武部搶槍。
而此前一天，即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已經頒佈《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簡稱“九·五”命令）。當日，廣西軍區以電話傳達“九·五”命令，命令部隊在遇到搶奪武器時，可以進行開槍射擊。賓縣人武部負責人接到電話通知，非常激動，決定對膽敢再次前來武裝部搶槍的“四·二二”派開槍射擊。
9月5日上午，“柳江風雷”的18名中學生到達來賓縣人武部，腦鬧嚷嚷要衝擊人武部，當時被哨兵攔住，中學生們不依不饒，一定要往裏闖。
人武部負責人接到報告，得知又有“四·二二”派“柳江風雷”的“一群小崽子”前來搶槍，當即勃然大怒，於是決定在大院設伏。人武部機關和值班人員立即奉命趕往操場設伏。
當18名初中生的“柳江風雷”紅衛兵吵吵嚷嚷闖進大院，進入操場區前時，即遭到預先埋伏軍人的開槍射擊。當場打死15人，傷2人，逃跑1人。造成嚴重的流血事件。
廣西柳州搶槍風潮及流血事件
這是1967年8月～1968年5月，廣西柳州市“聯指”派和“四·二二”派進行的搶奪軍事單位武器彈藥及其引發的系列武鬥和流血事件。
1967年8月以後，柳州市兩派武鬥升級，武鬥從石頭、磚頭、棍棒、鋼釺、長矛、大刀、狼牙棒、土制燃燒瓶的“冷兵器”時代，迅速升級為以軍用武器為主要手段的現代化武器的武鬥大戰。兩派掀起搶槍高潮，並開始自製武器彈藥。
柳州市的大規模搶槍風潮前後有兩次高潮，即1967年7～9月間的第一次搶槍風潮，和1968年5月間的第二次搶槍風潮。
據有關史料記載和當事人回憶——
1967年8月以後，柳州“聯指”派開始進行搶奪軍方的武器裝備，裝備起武鬥隊伍，並以縣、社為隊伍，將農村武裝民兵隊伍投入兩派武鬥。由於“聯指”派得到軍方支持，槍枝彈藥的主要來源是地方人武部和民兵的裝備。搶奪軍方的武器中，大部分為“明搶暗送”和軍方私下贈送，部分為搶奪軍事單位與人員所得。
“四·二二”派受到軍方打壓，因此採用公開搶劫和偷襲搶奪相結合的手段，搶奪軍事單位及軍用倉庫，以獲得武器裝備。
雙方不僅搶奪軍事單位武器彈藥，甚至搶劫抗美援越的武器軍火。
8月18日，“四·二二”派頭頭得知有一列運送援越物資的軍火列車正停在金雞村，經過策劃，于當晚11時左右，糾集了300人到金雞村，搶劫軍用列車的援越軍火物資，共搶得炮彈四千多發。
20日，中央文革來電責令其交還，“四·二二”才將炮彈大部分交還部隊。
9月5日，廣西柳州市“四·二二”派的學生組織“柳江風雷”18名初中生，去來賓縣人武部搶槍。遭到預先埋伏軍人的開槍射擊。當場打死15人，造成嚴重的流血事件。
據韓辛在《文革中廣西武鬥二三事》載：至1968年春天，柳州兩派武鬥逐部升級越演越烈，所用武器不斷更新換代。從原來的木棍狼牙棒到長矛大刀，到了最後乾脆到各地駐軍軍營，把步槍機槍高射炮都“搬”了出來。說是“搬”而不是“搶”自然是有道理的。造反派第一次到當地駐軍的一個軍械庫搶槍，就因不聽鳴槍警告，當場被駐軍開槍打死了三個。解放軍把“革命群眾”打死了可不是一件小事。事情鬧大了，廣西軍區下令不准隨便開槍。膽大的再來搶槍的時候，解放軍就站在一邊看。綠燈一開，幾天之內當地的駐軍都被繳了械。
兩派武鬥中大量使用自製武器炸藥，而自製炸藥也造成人員傷亡。
柳州飛鵝路中段有個三層樓的延安旅社，為“四·二二”派的紅衛兵佔據當武鬥據點。
8月間，為準備武鬥，“四·二二”派紅衛兵弄來好幾箱炸藥，都堆在一樓，準備自製炸藥包。一天夜裏，炸藥突然爆炸，把大樓給炸塌了一半，當場炸死了不少紅衛兵。死者中有個小名叫小六子的初中生，那年才15歲。炸藥爆炸原因不明，有人說是抽煙不小心引爆炸藥，也有人說是“聯指”暗算。
“聯指”為了彌補武器上的不足，也自己動手製造了一大批手榴彈。但搞兵工畢竟不是本行，手榴彈的品質不過關，使用中提前引爆炸死了不少自己人。此外，“聯指”還試製了一種象迫擊炮的武器。用無縫鋼管焊成迫擊炮狀，添上炸藥，外帶一個裝有釘子的炸藥包。炮管裏的炸藥爆炸時將炸藥包送到敵方陣地上爆炸，釘子亂飛，有相當的殺傷力和破壞力。
1968年5月，柳州兩派組織掀起了第二次搶槍高潮。據中國共產黨柳州地方組織志記載：柳州由於武鬥升級，兩派無視中央不准槍奪解放軍武器裝備的命令，先後於1967年9月6日、12月3日，1968年5月10日，5月21日—23日，用武力大規模的搶奪人民解放軍軍械倉庫和軍事駐地的武器裝備。
最為嚴重的是5月下旬的一次，一派組織出動1000餘人到火車站搶奪列車上的子彈11888箱，計1700余萬發。還搶走駐柳某部的各種槍支728支，子彈11萬餘發。打傷解放軍指戰員100餘人。
兩派用這些槍支彈藥裝備武鬥隊，在今柳南區和魚峰區一帶展開爭奪戰，造成人民生命和國家財產的巨大損失。
1968年5月10日柳州“聯指”組織大搶槍，搶了駐柳軍隊槍支316支，子彈11056發，六O炮、迫擊炮兩門，四O火箭筒兩具，並打傷解放軍戰士47人，其中重傷2人。
5月21日至23日，柳州“造反大軍”搶劫抗美援越軍火。21日拂曉，柳州“四·二二”派的“造反大軍”頭頭白鑒平、廖偉嚴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王反修、李振嶺為了對付“聯指”的武裝圍剿，組織一千多人,到柳州火車站“五三八”列車調度段，搶劫抗美援越軍列，軍列上八個車皮的武裝彈藥，被他們洗劫一空。共搶得列車上的援越軍火物資計子彈11888箱，1700多萬發。還搶走某部槍支728支，子彈11萬發，打傷解放軍指戰員100多人。柳鐵工機聯”頭頭王反修、李振嶺還模仿電影《平原遊擊隊》，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了收條。此後，類似的搶劫抗美援越軍用物資的事件，還多次發生。
5月25日，“造反大軍”包圍柳州解放軍某部，搶奪槍支，雙方發生衝突，打死2人，傷20多人，奪走槍支700多條。這場武鬥又演化成對立兩派群眾組織“聯指”派和“四·二二”派之間的另一場武鬥，一直延續到5月30日。雙方死傷嚴重。
兩派將搶奪來的武器軍火迅速武裝本派武鬥專業隊伍，投入搶奪地盤，攻打對方據點，消滅對立派的武鬥戰爭之中，南寧地區大武鬥的戰火硝煙一發不可收拾。
（資料來源：柳州地區“處遺”材料；韓辛：《文革中廣西武鬥二三事》；《中國共產黨柳州地方組織志》）
四川、重慶“八·二八”事件
這是1966年8月28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的紅衛兵，到江北區老城區江北城“宣傳十六條”，與當地一些所謂“保皇派”，即支持市委的幹部、群眾發生爭執和衝突，形成拳腳相毆的武鬥事件。這是重慶市區最早的武鬥事件，直接影響了重慶市文化大革命運動。
這場武鬥，關係錯綜複雜，影響至為深遠。
1966年6月，中共重慶市委工作組進駐重慶大學，將校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群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三反分子”、“叛徒”、“特務”。8月2日，鄭自殺，激起重大師生對重慶市委和四川省委的強烈不滿。
8月3日，中共重慶市委在重慶人民大禮堂召開全市大專院校和中學文革積極分子大會，正式傳達北京新市委召開的大、中學校文革積極分子大會精神和毛澤東有關撤銷工作組的指示、劉少奇關於“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等講話。大會未完，重大學生就已聞訊在校內寫出大標語：“擁護黨中央，擁護毛主席，趕走工作組，自己鬧革命！”
當晚，周孜仁、吳慶舉等學生寫出《就鄭思群自殺事件給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要求重新審查鄭思群死亡事件，隨即引來眾多質問工作組的大字報。8月5日，焦頭爛額的市委工作組奉命撤離重慶大學，遭到部分師生員工自發攔阻，要求澄清鄭校長死亡事件並作出檢查。工作組被迫暫留學校。
8月8日，《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正式公佈的當天下午，工作組才“悄然遁走，撤了個精光”。矛頭對準重慶市委的紅衛兵運動在重慶大學興起。
8月15日，因重慶師範專科學校（今重慶師範大學）學生出現兩派對立，反工作組一派處於劣勢，其“輕騎”、“排炮”兩個小組派出代表向反工作組觀點已占大多數的重慶大學師生求援，重大數千師生應邀前往聲援，與師專保工作組一派展開辯論，附近的師專附中（今市第八中學）學生及一些工人、機關幹部、居民也帶著不同觀點前往該校加入辯論，雙方爭執不下。
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被迫前來解決問題，被造反學生們糾纏至深夜。是為重慶第一次規模較大的群眾性大辯論及造反派師生與市委領導當面爭執局面。
該事件後被稱為“八·一五事件”，並被重慶造反派認為這是他們向市委造反打響的“第一槍”，將此日視為造反開始紀念日；而擁護市委的一派幹部、群眾則認為這一事件與“匈牙利事件”無異，認定“八·一五糟得很”。
於是，圍繞“八·一五糟得很”還是“好得很”，重慶市展開了大辯論。此後，“八·一五”成了重慶造反派中一派的標誌性旗幟，與該派觀點相同的組織，均稱為“八·一五”派。
8月26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宣佈成立。8月28日，“八·一五戰鬥團”的紅衛兵到江北老城區“宣傳十六條”，鼓動群眾起來造反。因他們貼出的“集中火力炮轟市委”大字報，引起當地一些幹部、群眾不滿，遂被正在集中學習的民辦教師以“毛主席萬歲”標語所覆蓋，雙方發生爭執。
在江北區領導的指示下，老城區大批幹部和群眾趕來圍攻“八·一五戰鬥團”的紅衛兵，衝突中雙方都有人因拳腳受到輕傷。
事件發生後，江北區和重慶市黨政領導以此當作打擊造反的紅衛兵、鎮壓“八·一五”的由頭，授意和組織一些幹部、群眾，炮製出控訴“八·一五暴徒”製造“八二八慘案”的傳單印發，聲稱重慶大學有個名叫“八·一五”的組織去了一夥暴徒，在那裏聚眾鬧事，搞反對共產黨的“匈牙利事件”，還圍攻打罵跟他們作鬥爭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此事被市、區黨政領導支持下反對造反的一派幹部、群眾誇張宣傳為所謂“八·二八慘案”，“八·一五”紅衛兵被宣傳為“暴徒”、“反革命”。
“八·二八事件”成為重慶市紅衛兵直接向市委進行造反、重慶市造反派和“保皇派”兩派鬥爭的導火索。
在重慶市委領導人和有關單位領導人授意下，全市展開了大規模的聲討、批鬥重大“八·一五”紅衛兵及其同情者的浪潮，市內許多地方出現對“八·一五”派學生和贊同“八·一五”派觀點的群眾圍攻、揪鬥、遊街、強迫請罪等現象，群眾對立情緒加劇，武鬥現象多有發生。
為爭奪對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領導權和“把握運動方向”，9月3日經重慶市委建議，重慶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在文化宮召開代表大會，通過成立宣言。市委派來了樂隊和記者。同時，由市委提議，經請示成都軍區批准，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門奉命擔任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輔導員”，並派來了10個解放軍“聯絡員”。
但因中央支持紅衛兵造反的態度日益明確，重慶市委怕事件影響擴大“犯錯誤”，“激化矛盾，不得不改變態度，於9月3日晚上，在重慶師範專科學校召開十二所大專院校代表會議，辛易之代表市委就“八·一五事件”作檢查。重大“八·一五戰鬥團”近千人到會“造反”，控訴在南岸等地繼續發生圍鬥“八·一五”派紅衛兵事件，要求市委立即出面解圍，並公開登報、廣播承認重大“八·一五戰鬥團”是革命組織。
李井泉通過專線電話聽取彙報，一面通知派人到南岸區解圍，一面要市委書記魯大東“頂住”，不答應八·一五其他要求。市委答復：無法滿足造反派師生的要求。當日，得到黨政領導支持的一些幹部、群眾，晚上在市中心解放碑召開“八·二八慘案受害者控訴大會”，繼續鬥爭“八·一五”派學生。
重大“八·一五”遭到全市性有組織的圍攻、打擊後，決定採取極端行動。9月4日，重大、師專等校千餘“八·一五”派師生在師專宣佈“絕食”，要求市委停止組織群眾圍攻“八·一五”派師生。
在“絕食”10小時得不到市委答復後，9月5日淩晨，“八·一五”派紅衛兵步行前往市郊茄子溪火車站阻攔列車，強行搭乘上京“告狀”。當晚7時搭上鐵路方面增派的列車赴京。
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檢閱“百萬革命小將”中，“八·一五”派赴京的紅衛兵參與了檢閱接見。
隨著重大“八·一五”日漸尖銳地把鬥爭矛頭對準中共四川省委和重慶市委的領導人，省、市領導進一步部署針對重大“八·一五”的“反擊行動”。
9月5日，中共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部署，“工人糾察隊”在首家試點單位中梁山煤礦宣告成立。9月6日，中梁山煤礦工人糾察隊500余人由書記、礦長帶隊，乘11輛卡車到市區遊行示威。隨即，全市性的工人糾察隊總部成立，負責人是重慶大學汽車班班長楚光輝。
9月6日,中梁山煤礦工人糾察隊500余人由書記、礦長帶隊，乘11輛卡車到市區遊行示威。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召開幹警大會，副院長、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邢華民宣佈成立“紅衛兵”，分發袖章。
當日，全國四十幾所大專院校赴渝師生組成“八·二八”事件聯合調查團。
9月7日，為免“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之嫌，重慶市委下令撤銷設于江北區下橫街小學的“八·二八慘案展覽”。
當日，李井泉在重慶召開學生座談會提出：要把從“八·一五戰鬥團”和“赤衛軍”中的紅五類，分出來組織統一的紅衛兵，紅五類出身的學生組織起來，就可以在十天半月內取得優勢，壓倒“八·一五戰鬥團”。會後，李井泉指示重慶市委，要號召工人階級動員自己的子女參加紅衛兵，工人學生要進行階級回憶對比教育。
同日，李井泉在重慶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召開重慶市50多家大型工廠黨委書記會議，佈置組織工人糾察隊對付造反的紅衛兵。
9月8日，重慶鋼鐵公司一批造反派工人群眾，集中到公司辦公樓外抗議保守派造謠宣傳“八·二八慘案”誣衊重大“八·一五，揭穿“八·二八”事件真相，遭到保守派圍攻。事後不久，重鋼造反派組成“重慶九八戰鬥團”。重慶產業工人正式以組織形式起來造反，登上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舞臺。
9月8日，由市學聯出面串聯，選拔“紅五類”子女，組建成立了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總部設在五十四軍軍部對面坡上的紅嶺（即鵝嶺，“文革”中改名）公園。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門奉命擔任“輔導員”，並派來解放軍聯絡員10人。
隨後，市委號召各單位發動“紅五類家長”踴躍“送子參軍”（即送子女參加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重慶日報》大肆炒作，全市掀起“送子參軍”熱潮。在中共四川省委和重慶市委領導人支持下，保省、市委的“保皇派”大占上風。
重大“八·一五”的絕食行動和上京“告狀”在重慶市內引起極大震動。“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及基層組織中不少人更對重大“八·一五”表示同情與支持。
為趁重大“八·一五”主力在京告狀未歸之前解決“中學生紅衛兵”的問題，9月15日，重慶市委在潘家坪招待所開會決定，讓“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將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合併。
9月20日，按照市委的佈置，“中學生紅衛兵總部”的電話線被拆除，辦公地點被強佔。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將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強行“合併”，合併後的組織統稱“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強行合併的作法引起激烈反彈。9月21日，就在《重慶日報》按照市委指示，刊登“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與“中學生紅衛兵”合併改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消息，並宣佈“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已經撤銷的同時，拒絕合併的“中學生紅衛兵”在四十一中召開全體代表大會，來自103個學校的代表一致抗議市委將“中學生紅衛兵”強行合併的作法，選出了新的臨時主席團。
隨後，大批“中學生紅衛兵”在人民大禮堂向市委靜坐抗議，並隨後赴京告狀。至此，一個與重大“八·一五”並肩作戰的中學生造反派組織正式出現，並成為重慶第一個全市性的造反派群眾組織。
由於重慶、成都和四川各地兩派的串聯，由此基本形成了“文革”初期重慶和四川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兩大派格局。
（資料來源：重慶揭批“四人幫”在重慶的幫派人物資料；紅衛兵小報；老田：《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修訂版）》；何蜀：《重慶文革武鬥大事記》）
四川、重慶“一二·四”武鬥事件
這是1966年12月4日，因造反派的重大“八·一五”及“造反軍”，衝擊保守派“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在重慶市體育場召開的命名大會，雙方之間發生的特大規模武鬥事件。這是“文革”初期在四川省發生的最大規模的兩派武鬥事件。又稱“一二·四”流血事件、大田灣體育場大武鬥。
1966年八、九月間，隨著文化大革命形勢的發展，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在重慶地區聲勢日張。此時出現新的重大社會政治勢力，即在重大“八·一五”和北京南下學生的策動和幫助下，重慶市各廠礦企業的工人和職工紛紛成立造反派組織。
為支持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的紅衛兵運動，重慶市幾個大廠的造反工人聯合成立了重慶“工人造反軍”。為顯示與“舊的官僚機構”區別，其領導機構名之曰：“勤務組”，領導人名之曰：“勤務員”。隨即，該組織在重慶市各廠礦企業迅速發展壯大，遂正式定名為“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簡稱“造反軍”。
此時該組織的主要目標，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走資派’的反”；支持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的學生運動。
與之相對應，在中共四川省委和重慶市委的支持下，各單位以保省市委、保當權派為目標的各種群眾組織也紛紛出臺，其主要組織為“工人糾察隊”，簡稱“工糾”；“毛澤東思想赤衛軍”，簡稱“赤衛軍”。時人所稱之為“保皇派”
1966年8月，中共中央發佈《十六條》後，四川的形勢更趨激化。一方面學生和造反派的造反聲勢勢不可擋，鬥爭矛頭逐漸由當權派個人，逐漸轉向省、市委；而另一方面，省、市當權派以及各單位當權派，利用手中的權力對造反派進行程度日益加大的鎮壓，各單位都有造反派被打成“牛鬼蛇神”；並假手“保守派”打壓造反派，利用雙方的衝突，從中尋找鎮壓的藉口。造反派與省、市委的矛盾日漸凸現為主要矛盾。“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打倒李井泉”、“打倒任白戈”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公開出現在重慶市街頭。
9月30日晚，“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召開成立大會，各單位的“造反軍”實行聯合，“造反軍”正式登上重慶“文革”的主力派性組織地位，後來發展成為重慶乃至四川省兩派組織的主力軍。
隨著“文革”的進一步發展，“保守派”逐漸失去人心。在重慶市委支持下，“保守派”準備在12月4日，于重慶市大田灣體育場召開改名大會，將該組織統一改名為“重慶工人戰鬥軍”，以提高士氣，顯示力量，表現戰鬥性。該派“工人糾察隊”、“赤衛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等組織了號稱30萬人參加。
造反派得悉此訊，大專院校“八·一五”派、“工人造反軍”和北京學生赴川組織“北京南下支隊”的頭頭們開會商議，決定聯合衝擊會場。而“保守派”也獲知造反派的計畫，決定“認真備戰”，“做好反擊準備”。
12月4日天剛亮，人們便已從四面八方湧向重慶市體育場。到會者除了來自各地區各單位的工人糾察隊外，還有他們請來的同樣是由“官方”組建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學校教職工組織）、文藝兵（文藝界職工組織）等，當時這些組織被造反派統稱為“保皇四軍”。為防止造反派的破壞，工人戰鬥軍司令部還組織起了數千人的大會糾察隊伍，層層設防，作好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準備。一部分工人身穿整齊的新工作服，頭戴鋼盔，手持棍棒和扁擔，嚴陣以待。
12月4日上午9時，大會開始，主持人宣佈成立“重慶工人戰鬥軍”。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魯大東到會。
大會開始後，造反派開始衝擊會場，為“保守派”所阻止，雙方在體育場大門口發生衝突。先期進入會場的造反派人數雖少，但卻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他們搖旗呐喊，拼命向主席臺衝擊。被阻隔在會場外的造反派大隊人馬，聞知場內已經起事，便也奮力向早已水泄不通的場內發起衝擊。一場混戰就這樣開始了。
率先爬上主席臺的重大“八·一五戰鬥團”頭頭要搶奪話筒發言，被早有準備的大會糾察人員推下臺去。一個沖上臺的首都紅衛兵曾一度搶過廣播話筒，高呼“八·一五好得很！”被抓走。會場立即響起山呼海嘯般的呐喊聲，先期進入會場的造反派學生舉著旗幟，向主席臺發動衝擊。
台下的兩派群眾，也從起初的推擠、謾駡發展成扭打，旗杆、標語牌等都被當成了鬥毆的武器。雙方還出動了大批攝影師，站在汽車、宣傳車頂上和主席臺、看臺的高處，搶拍各自所需的鏡頭。會場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帶領該派群眾高呼“八·一五壞得很！八·一五滾出去！”
臺上台下、會場內外一片混戰。體育場外號稱“十萬大軍”（據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傳單；另據一份1967年2月22日的紅衛兵小報，在回憶重慶地區造反派歷史、控訴“帶槍的劉鄧路線”時稱：“一二·四”事件中，出動了“五萬多革命造反派”）的造反派發起攻勢，猛烈衝擊大門。防守方動用事先準備的扁擔和棍棒，造反派部分人也隨身攜帶了棍棒等武鬥工具，一時間，旗杆、標語牌、扁擔、棍棒、石頭、磚頭橫飛，推搡、扭扯、廝打、拳腳相加，雙方進行了激烈的武鬥。
造反派大批人馬湧進會場，最終佔領了主席臺，控制了會場。“保守派”撤退，大批人員被俘，魯大東被人保護撤出會場。
由於重慶市委的干預，這場持續兩小時左右的大規模流血衝突總算平息下來。但是會場外的武鬥卻又蔓延開了。兩派群眾都被“慘案”所激怒，或出於報復，或為了抓“兇手”，掀起了打、砸、搶、抄、抓的狂潮。
武鬥造成了流血事件。“一二·四”大規模武鬥事件發生後，造反派立即大造輿論，稱“走資派”一手製造了“鎮壓造反派”的“慘案”，並斷言造反派被打死了人。
當天下午舉行了抗議集會和遊行。第二天又在體育場召開了控訴大會，重大“八·一五”代表在大會上說：“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陰謀策劃其御用工具——重慶工人糾察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赤膊上陣，拳打足踢，揮戈揚矛，大打出手。他們用鋼千、木棍、鐵錘、鐵矛、旗杆、主席語錄牌……等等，打死打傷‘八·一五’派二百餘人，造成世所罕見的流血慘案。”
小說《紅岩》的作者羅廣斌也在會上發言說：“一個星期以前，我們在這兒追悼犧牲在中美合作所裏的革命先烈，一個星期以後的今天，我們又在這兒追悼犧牲在重慶體育場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英雄。”有關“工糾打死造反派”的所謂“目擊者”的揭發、控訴也大量出現在傳單、小報和大字報上。
造反派便一心要證實“工糾打死造反派”的說法，到處搜尋證據。有人傳出了“市委要毀屍滅跡”的謠言，造反派便馬上派人到市郊石橋鋪火葬場去將正待火化的14具屍體“查封”。一些造反組織還在交通要道口設下檢查站，檢查是否有人轉移屍體。
造反派聲稱的“死難烈士”數字不一，當天的小報中竟有“被保皇狗打死數十人”之說，其他數位的出處不盡相同，說法也有差異，一說十多人，一說3人，一說6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英雄”受傷者，一說“數百人”，一說“一百多人”；其中30餘人傷勢嚴重，送進醫院。
“一二·四”事件後，重慶市委陷入極其被動的局面。這時，一批“敢字當頭”的造反派與北京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等外地駐渝紅衛兵一起，採取了一個在造反派內部也遭到不少人反對的極端作法：於12月6日下午從火葬場強行搶走了四具屍體，連同當晚從一家醫院搶出的一具屍體（死者是因心臟病去世的“八·一五”派紅衛兵）一起，從7日下午開始在體育場展出。兩天后，一些造反派又將五具屍體強行抬進中共重慶市委院內，抬到市委辦公廳樓上機要室屋裏，陳放於辦公桌和值班床上。以此進行要脅。要市委交出所謂“黑材料”。後來通過一些紅衛兵出面作工作，好不容易才說服他們將屍體抬走。
事件發生後，重慶市委害怕出了大事情不好向中央交代，因此下令要穩定形勢。從此，重慶市的“保守派”停止了公開活動，“重慶工人戰鬥軍”自成立之日起，就陷入絕境，很快就煙消雲散。
故此，造反派在其後的關於重慶地區文化大革命形勢的《聯合宣言》中稱，“一二·四”事件，是“重慶革命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最後一戰！”
“一二·四血案”傳到北京和外地區，引起全國震驚和激憤。國務院和“中央文革”來電詢問實情，各地造反派紛紛致電慰問重慶造反派。重慶市委受到來自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壓力。當時盛傳“保守派”的“工人糾察隊”打死了造反派，12月9日，重慶造反派組成的“12·4慘案赴京控告團”啟程北上.
12月17日，由“紅衛兵首都三司”發起，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全國在京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偉大勝利誓師大會”，首都三司負責人所致的大會《開幕詞》中便特別提到：“在這場尖銳複雜、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同志們，在重慶，在成都，在長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們的一些革命戰友為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英勇地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隨後的發言中說道：“我們準備為人民犧牲，我們已經犧牲了很多好同學，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進。”重慶代表在會上作了40分鐘慷慨激昂的講話，提到造反派有15個人犧牲。重慶被列在發生了大規模武鬥流血衝突並有造反派“犧牲”的城市的第一位，重慶市委陷入政治絕地。
“12·4事件”發生後，“紅衛兵造反司令部”在文化宮舉行了造反派聯席會議，成立了全市造反派統一組織，決定組成“12·4”慘案聯合調查團，分別由各組織派人參加，組織了數百人進行調查。經過一個月調查，聯合調查團終於完成了上萬字的“12·4”慘案調查報告。
1967年1月4日，大田灣體育場舉行的“12·4慘案周月紀念大會”上，當著有十多萬情緒激烈的支持者，大會主席宣讀了調查報告，卻再沒提死人的事，所謂“12·4”烈士之說，就這樣不了了之。
在“一月奪權”風暴中，造反派奪取了重慶市的大權。在其宣佈的重慶市委“罪行”中，“一二·四鎮壓革命造反派”列為其“罪證”之一。
（資料來源：重慶市“處遺”材料；揭批“四人幫”在重慶的幫派人物材料；紅衛兵小報；《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修訂版）；何蜀：《“文革”首例大規模武鬥不在上海在重慶》》
四川重慶奪權與“二月鎮反”
這是1967年1月～2月，在重慶駐軍五十四軍支持下，以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為首的老紅衛兵造反派奪取重慶市大權，組成“革聯會”後，與以重慶“工人造反軍”為首的新造反派之間，圍繞權力分配問題，發生的系列衝突和武鬥，以及新當權的“革聯會”在軍隊支持下，在“二月鎮反”中，對反對派的大規模鎮壓行動。
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影響下，1967年1月24日至26日，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等50多個造反派群眾組織，在重慶駐軍五十四軍代表支持下，組成“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革聯會”）籌備會”，宣佈奪取重慶市黨政機關一切權力。
1月26日，42個群眾組織在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開會，商討奪權後的權力分配事宜。會議決定：由“工人造反軍總部”、“紅農八·一五”、“退伍軍人造反軍”、“財貿八·一五”、“重慶地區軍事院校紅色造反聯絡站”及“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組成七人監管小組，管理市人委；市委宣傳部由“中學生紅衛兵”、六中“32111戰鬥團”、“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教職工革命造反司令部”、“體委八·一五”、四川美術學院共管；市委辦公廳、市監委、市委組織部由“教職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解放軍、“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監管；市委財貿政治部由“財貿八·一五”、“財貿九·二一”監管；市委工交政治部由“八·一五野戰軍”、“二七戰鬥團”、“二輕兵團”、交通學院“九·一五”監管；市農林局、農工部由“紅農八·一五”、“西農八·二六”監管；市委國防工業政治部由“八·一兵團”監管；市郵電局由“郵電八·一五”監管。
實際上，重大“八·一五戰鬥團”控掌大權。
1月29日，重慶造反派群眾及解放軍駐渝部隊指戰員30多萬人，在市體育場舉行大聯合、大奪權、抓革命促生產誓師大會，宣佈造反派已奪取重慶市黨政機關一切權力，並將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書記處書記魯大東、辛易之、孫先余、廖蘇華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部長劉文珍等揪到會場，以戴高帽、“噴氣式”等武鬥手段批鬥，會後遊街示眾。並當眾焚燒了劉少奇、鄧小平像。
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為首控制重慶市大權的局面，引起了也是老紅衛兵組織的西師“八·三一”、新登上重慶“文革”舞臺、但人多勢眾的重慶“工人造反軍”、以“欽差大臣”身份自居的“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三大組織及在權力分配中大有失落感的一些組織頭頭的不滿，他們開始結成一派，與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分庭抗禮。
2月1日，在“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的出謀劃策下，重慶“工人造反軍”、“西師八三一戰鬥縱隊”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50多個造反派群眾組織，聯名向中央發出急電，稱重大“八·一五”等組織在駐軍支援下進行的“一·二四奪權”是“假奪權”。因奪權而激化的內部矛盾，使重慶造反派正式分裂為兩大派。
2月8日，“一·二四奪權”建立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新生紅色政權”的重慶市“革聯會”宣告正式成立。解放軍重慶警備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劉潤泉出任“革聯會”主任，副主任有重大“八·一五”熊代富、財貿“八·一五”的王紹川、原重慶市第二商業局副局長徐正身等。
2月12日，“革聯會”召開成立大會，反“革聯會”的重慶“工人造反軍”、“西師八三一戰鬥縱隊”等組織出動大批人馬到場造反，雙方發生衝突，傷數十人。當晚，反“革聯”派到《重慶日報》社抄砸大會報導鉛版，雙方人員又發生衝突，傷十多人。
至此，雙方矛盾激化，重慶“文革”開始進入兩派以武力與武鬥論是非、論勝負階段。重大“八·一五”為首的“革聯會”，一方面運用手中的權力，對反對派大打出手，引起反對派以大規模武鬥進行還擊；另一方面，“革聯會”與支持他們的軍方聯手，對重慶“工人造反軍”、“西師八三一戰鬥縱隊”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為首的反對派進行大規模鎮壓和逮捕。
2月19日，“革聯會”佈置淩晨在全市抓捕四川大學“八·二六”人員（包括從貴州經重慶返成都在火車上的“八·二六”人員），砸了川大“八·二六”駐渝聯絡站。
2月19日，“革聯會”與駐軍部隊一起，在長江邊珊瑚壩召開60萬人大會，鬥爭李井泉、魯大東等“走資派”。會後由駐軍部隊開路舉行示威遊行，李井泉等被掛上黑牌武裝押送遊街示眾。
與此同時，反“革聯”派在市體育場召開“反右傾”大會，擁護革聯會一派的四川外語學院“八·二六戰鬥團”、六中“32111戰鬥團”、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等衝擊會場造反，兩派發生武鬥衝突。原反對革聯會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鬼見愁”周闖（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負責人周榮之弟），在會上宣佈站到支持“革聯會”一邊。會後，反“革聯”派舉行示威遊行，與“革聯會”派發生衝突，多人受傷。
2月20日，“革聯會”派再次抄砸“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三司”人員上街遊行抗議。
“革聯會”經過軍方同意，於2月21日在重慶市開始大規模鎮壓反對派行動。
2月21日，“革聯會專政委員會”與重慶市公檢法聯合發出《通令》，宣佈“工人造反軍（臨江門街道）前哨支隊”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拘捕13人，勒令其餘80餘人三天內到派出所登記自首。
2月22日上午，“革聯會專政委員會”和市公安局在解放碑召開批鬥處理“工人造反軍前哨支隊大會”，會後將被捕者田樹堂、許洪烈等五花大綁載手銬掛黑牌遊街示眾三天。此外，該組織還被判處管制2人，勞教1人，勒令登記自首72人。
同日，重大“八·一五”出動20多卡車人員，到北碚區抄砸反“革聯會”的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師專附中“八·一五”等組織以“一貫反對革命的八·一五派”、“大反市革聯會”等罪名將重慶大學“紅岩公社”頭頭徐光明扭送沙坪壩區公安分局，關押15天，至3月7日釋放。
2月23日，《新重慶報》公佈“革聯會”關於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通告》，發表鎮壓“工人造反軍前哨支隊”的報導及社論《掃除一切害人蟲》，
當晚，“革聯會”組織人員，抄砸了設於市總工會的“工人造反軍總部”和“首都三司”、“一司”駐渝聯絡站，多人被抓捕、打傷。
“革聯會”的鎮壓行動遭到反對派的反擊。2月21日，解放軍242部隊（後勤工程學院）“紅色造反者總團”上街舉行反“革聯會”的示威遊行。2月23日，首都三司、一司、清華井岡山、北地東方紅等駐渝聯絡站聯合發表《外地革命師生赴渝造反兵團公告》，宣佈不承認革聯會，要繼續批判重大八·一五總團的右傾。
2月24日“革聯會”派的重慶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按照四川省公安廳“革命造反委員會”緊急通知，部署鎮反，決定由市“革聯會”、市“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駐軍代表、“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臨委會”，聯合組成“打擊現行反革命指揮部”。隨即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各級鎮反專門機構。自此，重慶市與四川省一同開始了“二月鎮反”運動。
2月26日，“革聯會”組織上千人，圍攻反“革聯會”的大型國防企業江陵機器廠“軍工造反兵團”廣播站，遭到該廠“軍工造反兵團”的反擊，雙方發生大規模武鬥流血衝突，傷數十人。這是“文革”以來重慶市第一次衝擊國防工廠事件。
同日，“革聯會”佈置各單位組成“鎮反領導小組”及“打鬼隊”，專門對付反“革聯”派、“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全市開始對反“革聯”派進行大規模的抓捕、捆綁、刑訊逼供。“革聯會”還組成警司（五十四軍）、公安局、紅衛兵（政法學院“政法兵團”）“三結合鎮反小組”，到區縣、工廠、街道地段指導“鎮反”。並從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四十一中“東方紅”等中學紅衛兵組織中，抽調80余名中學生，組成“打鬼隊”，到市公安局進行擒拿格鬥、捆綁等訓練。
同日，“革聯會”派的北碚公安分局“壓不倒造反隊”召開大會，宣佈“工人造反軍（北碚地區）六號門縱隊”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當場逮捕7人，勒令登記自首58人。會後，將拘捕人員五花大綁，用汽車載經北碚區、沙坪壩區、市中區遊街示眾。
2月27日革聯會下午召開鬥爭前市委負責人魯大東大會，安排準備“結合”的前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在揭發、批鬥魯大東時“火線亮相”。在會上重點發言的有市文革“紅旗”革命造反隊、市委宣傳部“紅旗”革命造反隊、市公安局“長纓”兵團、市委工交政治部“造反有理”戰鬥隊、市委機關“紅色工人造反團”、市委組織部革命造反派、市委辦公廳“紅旗”革命造反隊等。
為防止反“革聯”派衝擊會場，五十四軍在會場周圍地區實行戒嚴，將反“革聯”派的遊行隊伍攔截於嘉陵江大橋和上清卡一帶兩個小時。
2月中、下旬開始，反“革聯”派的一些群眾組織，相繼被駐軍、“革聯會”或參加“革聯會”的群眾組織以“反對革聯會”、“破壞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右派組織”、“非法組織”，勒令解散。大批群眾被逮捕、拘留、揪鬥或“勒令”自首、請罪。其間，大量出現對被抓被鬥人員捆綁、毆打、罰跪、遊街，對反革聯會的群眾組織進行抄砸等武鬥現象。
3月2日，“革聯會”對綦江縣松藻礦區“工人造反軍打通戰鬥團”實行戒嚴，捆綁鬥爭577人，拘押120多人，勒令登記自首、寫認罪書上千人。3月7日北碚區駐軍宣佈反“革聯會”的主要組織之一、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是“右派組織”，勒令解散。
3月8日，“革聯會”所屬的北碚區公安分局“壓不倒造反隊”、西南師範學院“春雷造反兵團”、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等發佈《聯合公告》，宣佈接管西師一切黨、政、財、文大權。西師“八·三一戰鬥縱隊”被宣佈為“反動組織”，勒令解散，其頭頭周榮等7人被公安分局“壓不倒造反隊”拘捕。
在高壓下，反“革聯會”派的一些組織和群眾紛紛放棄自己的立場，一些組織乘機而出。2月下旬，重師附中“中學生紅衛兵”、石油校“八·一五戰鬥團”、紅岩二中“紅衛兵團”等組織宣佈造“中學生紅衛兵總部”的反，成立“中學生紅衛兵紅色造反臨時聯合委員會”，發出《緊急聯合聲明》，宣佈原“中學生紅衛兵總部”退出“革聯會”的所謂《嚴正聲明》對他們無效，並申請加入“革聯會”。
而另一些組織則繼續抵抗。3月3日，原首都“一司”、“三司”駐渝聯絡站，以“首都紅代會駐渝聯絡站”名義，向重大“八·一五”頭頭周家喻、熊代富、黃順義及前市委領導人辛易之、段大明等發出《挑戰書》，要求在解放碑辯論重慶“革聯會”問題。
3月4日，雙方在市中心解放碑冒雨辯論，雙方各執己見，最後辯論會在“八·一五”派“革聯會好得很”的口號聲中，草草結束。3月7日晚，“革聯會”派的部分組織在市中心解放碑召開“肅清救世主流毒群眾大會”，批判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清華井岡山駐渝聯絡站”等反“革聯會”的言行。
3月8日，反“革聯會”的242部隊（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紅總”、西師“八·三一”、“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組織大批成員上街遊行，慶祝《十六條》發表七周月，歡送“首都三司戰友”，抗議“革聯會”鎮壓造反派。遭到“革聯會”派的六中“32111戰鬥團”、“八一兵團”等組織的衝擊，雙方發生衝突和武鬥。242“紅總”的十輛軍車被“八一兵團”等組織的武鬥人員包圍扣留，直至深夜12時，“八一兵團”等組織的頭頭得知駐軍將對242“紅總”採取行動。才將其放走。
3月9日，駐軍對後字242部隊（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實行戒嚴，宣佈取締該學院反“革聯會”的“紅色造反者總團”，先後拘捕其負責人及骨幹30多人，同時抓走駐該學院的其他反“革聯會”派的紅衛兵29人。當然，去北京告狀歸來的“工人造反軍總部”頭頭黃廉從北京歸來，在市中區牛角沱車站被“革聯會”的“專政委員會”抓捕。
據公安局“革委會”統計，全市從2月24日到3月18日止，共明令取締“反動組織”36個，由群眾出面砸掉的82個，自行解散的146個。
後據“反到底”派重慶“公安紅一方面軍”在《向山城革命群眾揭露重慶市二、三月“鎮反運動”的情況》中稱：“在‘鎮反’運動中，據不完全統計，全市被取締和整垮的革命群眾組織共七百六十二個（分佈在四百多個基層單位，大多數是工廠的）。
”據“文革”後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統計，到3月底止，重慶全市被拘捕2253人，24個群眾組織被宣佈為反革命組織或非法組織明令取締。另外被“革聯會”派群眾組織抓捕的人員和砸垮的群眾組織不在其內。另據反“革聯”派上京告狀代表在京控訴材料稱：在“二月逆流”中，僅重慶地區就有20多萬造反派被抓、關、逮捕和毆打。許多人被抓進監獄。
在重慶奪權後，圍繞著權力之爭而發生的一系列衝突、武鬥及鎮壓與反鎮壓行動，反映出造反派由“反官僚主義、反壓迫、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社會”的理想主義，向權力之爭急劇蛻化的必然性，在全國“文革”奪權的造反組織演變中，具有極典型的社會意義。它導致了重慶地區“文革”錯綜複雜的新局面，奠定了重慶地區“文革”大武鬥的社會矛盾和基礎，
（資料來源：重慶市“處遺”材料；揭批“四人幫”在重慶的幫派人物材料；紅衛兵小報；何蜀：《重慶文革武鬥大事記》）
湖南長沙“八．一九”事件
這是1966年8月19日，中共長沙市委調動党團員和工人組成的“赤衛隊”，並動員“紅色政權保衛軍”鎮壓湖南大學土木系學生遊行示威發生的武鬥事件。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達後，中共湖南省委力圖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文化界和大專院校，對各校派出工作組和工作隊，以1957年的態勢，把運動鬥爭的矛頭，對準所謂“右派”的學生、工人、幹部，和所謂“黑幫”分子的文藝界名流和學術界權威，層層揪“小鄧拓”、“三家村”、“四家店”、“新右派”，處處揪反動學術、技術權威.湖南師範學院歷史學教授林增平、湖南大學副校長魏東明等被當作湖南的典型，進行批鬥。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紅衛兵，表示對紅衛兵組織的支援。
消息傳來，8月17日，由省委、省軍區負責人的子弟為首組成“紅色政權保衛軍”，要誓死保衛省委、市委和紅色江山，打擊“黑五類”和“狗崽子”。“紅色政權保衛軍”成為長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眾組織。其負責人為李正（市五中學生、省軍區某副司令員之子）、王虹霞（市一中學生、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王延春之女）等以中學生為主的高幹子弟。
繼之，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學院的大學生也成立起紅衛兵組織，反對工作組和工作隊，反對把鬥爭的矛盾對準學生、工人和幹部，反對“紅色政權保衛軍”。
長沙市一些大專院校和中學的大中學生貼出大字報，批評中共長沙市委派工作組，“轉移鬥爭大方向”，“鎮壓紅衛兵運動”，“扮演了可恥的滅火隊角色”。提出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引起學校內的大辯論.
這些大字報作者被工作組和學校領導扣上“反黨”的帽子，受到批鬥。長沙市委指令一些單位的党團員骨幹和工人積極分子組成“赤衛隊”。
8月中旬，支持學生的工人走上街頭，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造反派的大字報開始提出““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和工作組）。一些產業工人在下班時間組成示威隊伍，舉著“打倒三相信”、“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標語，遊行到市委，引得路旁圍觀的市民歡呼雀躍。
8月19日，湖南大學土木系及該校同派觀點的二百多名大學生紅衛兵走出校門，從河西步行到長沙市區，沿途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市民圍觀。大學生紅衛兵的遊行隊伍排著隊進入市委大院，就工作組問題找市委書記，要求接見和辯論。
同時，紅衛兵們還將很多寫有毛澤東語錄和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十六條”中的章節，用大字報形式，貼在市委大院內外的牆上。市委大院門前靜坐示威，抗議中共長沙市委派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沿途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市民圍觀。
長沙市委負責人慌了手腳，說是“右派學生要翻天了”，“會發生匈牙利事件了”。在向省委彙報後，除了動用公安人員暗中準備外，隨即又在一些工廠企業調集了幾千名工人組成的“工人赤衛隊”，來到市委大院內，保衛市委。並動員“紅色政權保衛軍”去市委保衛共產黨。大學生們遭到“赤衛隊”和“紅色政權保衛軍”幾千人的圍攻和毆打，並被轟出了市委大院。
示威大學生們被滿街追打，頭破血流的境況，立即引起長沙市民的同情，激發了市民對長沙市委領導人的義憤。湖大造反學生成為受到省市委的鎮壓的受害者，從而最早點燃了湖南的“造反有理”火炬。
接著，市委又向全市各工廠、商店、學校、機關發佈指示，指責發生在市委大院門口的事件是“右派學生企圖向党進攻”的反革命事件，號召人們同右派學生作堅決的鬥爭。在長沙市街頭，繼續解釋和說明事件真相的大學生紅衛兵遭到圍攻，遭到“赤衛隊”和“紅色政權保衛軍”的毆打。
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工農兵要支持革命學生》社論中，便直接點明了“長沙”發生了鎮壓學生運動的錯誤事件，對這些大學生們給予了聲援。
（照片:《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後，當天下午，長沙舉行遊行示威）
社論發表後，“八·一九”事件便成為湖南和長沙文化大革命形勢迅速轉化的催化劑，民眾中對省委和市委的不滿情緒迅速升級並逐漸公開化，大字報貼上長沙市街頭，“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大辯論也公開上街。長沙市的夜景，由此熱鬧非凡。
很快，成千上萬的大學生紅衛兵湧上長沙市街頭，高喊口號，擁護《人民日報》社論，慶祝自己的勝利。原來支持學生觀點的工人、幹部也自發扛著紅旗，敲鑼打鼓上街遊行，並到湖南大學去慰問學生。長沙市委不敢再有鎮壓之舉，聽任人們重新湧到市委大院，高呼“改組長沙市市委！”的口號，原來反對學生的工人與基層幹部，也成批轉到同情學生的行列。
隨即，造反風潮在各大專院校風起雲湧，紅衛兵們積極幫助在“文革”初期省、市委和各單位領導“矛頭向下”的打擊下，因對黨委或工作組有意見的學校、工廠、企業、機關單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學生、工人和幹部，向中央反映情況，促使其得以平反。並幫助工人、農民群眾組建造反組織。
在中央精神與成千上萬紅衛兵和市民的壓力之下，湖南省委作出決定：基本接受群眾的要求，撤免前任市委書記的職務，重新任命了市委書記，改組了長沙市委班子。本在幾個月前已上調中央宣傳部的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又被中央派回湖南主持工作。他在回到長沙的第二天，即親自前往湖南大學，看望大學生與紅衛兵。
隨著運動的繼續發展，工作組事件和“八·一九”事件成為紅衛兵炮轟省、市委的突破口，面臨日益激化的矛盾，中共湖南省委和長沙市委決定重新採取對造反派紅衛兵的鎮壓。
9月24日，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做“九·二四”動員報告，指出：這些對黨和政府提意見、寫大字報的人，是造無產階級的反，是“右派翻天”。動員各級黨組織，反擊趁文化革命之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反革命和壞份子。
“九·二四”報告後，湖南省各地和長沙市開始自上而下“抓黑鬼”運動。各級黨委聞風而動，一時間全省範圍內，抓出“右派”、“黑鬼”等以十萬計。因“十六條”明文保護學生，所以“抓黑鬼”運動主要是在工人、幹部及市民中進行。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參與的“五類分子”都受到打擊，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學生的活躍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整黑材料”裝進檔案。有的被關押反省，有的被抓，有的遭圍攻，有的遭批鬥，有的被迫自殺。
湖南省水電勘探設計院因寫文章《奔命記》，批評市委領導人的王建武、省文化幹部學校鄧守宇，分別於9月27日和26日自殺。後來成為“湘江風雷”的頭頭的葉衛東、羅新華、李敬林，“東方紅總部”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工聯”負責人之一的張學晃（紅旗廠工人）、吳國香（湘瓷工人），湘潭“革造聯”的蘭雲飛等，都是當時的大“右派”、“黑鬼”。這批人構成了後來被稱為造反派的頭頭和骨幹。
在造反派學生的支持下，很多被打成“黑鬼”的工人和教師，跑到北京去告狀。一些人公開貼出大字報，反對“抓黑鬼”運動。
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達的報告中，正式將反迫害、為反革命平反、銷毀迫害人的黑材料和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為文化革命的主題。同時，工人農民被允許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
10月以後，在湖南和長沙市，“各種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並圍繞“保省委和市委”，還是“反省委和市委”問題，很快組合為當時稱之的少數派的造反派，和多數派的“保皇派”。
10月15日，以“八·一九”事件受迫害的紅衛兵為首，成立“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高司”），其總負責人為詹先禮。“高司”在大專院校中得到迅速發展，與保守派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對抗，在湖南“一月奪權”運動中，起到了主力軍作用。
隨即，在權力分配問題上，與工人造反組織發生矛盾，其核心問題是：湖南省奪權後，究竟是由老資格的造反組織“高司”領導人為中心，還是以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組織為“核心”。“高司”得到省委部分領導與省軍區的支援，成為“新保守派”的代步，與“工聯”（全稱是“長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聯合委員會”）為代表的造反派組織進行了殊死搏鬥。
（資料來源：長沙地區處遺材料；《湖南省紅衛兵運動史》；紅衛兵小報；楊小凱：《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運動》；葉長青、陳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眾組織之概況——文革史研究之六》）
這是1967年6月29日，由上海“聯司”派與“工總司”派在上海柴油機廠和市青年宮進行武鬥發生的流血事件。
1967年2月5日，張春橋、姚文元策劃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並於2月24日更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姚文元為“第一副主任”。以王洪文為司令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在上海工人中勢力最大，也因最先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實力最大，王洪文也因此與徐景賢同為“副主任”。
但因對一派把握大權和權力分配不均的不滿，上海的造反組織分裂為兩大派。在“奪權”的過程中，先有“赤衛隊”與“工總司”抗爭，接著又有“二兵團”扯起反叛的旗幟。終於形成“紅革會”和“二兵團”聯合起來，結成同盟，多次發動起炮打張春橋，抗衡“工總司”的鬥爭。上柴機廠的“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簡稱“聯司”），逐漸成為該派的工人主力軍。
上海柴油機廠是一個具有幾十年歷史的全國一流的現代化大工廠，廠內分成“東方紅”（“工總司上柴東方紅總部”）和“聯司”兩大派。
1966年9月15日，以侯彩琴、尹長根、王家成、刑子華等為首，宣告成立“紅色革命指揮部”。不久，該“指揮部”改名為“東方紅革命造反總部”，簡稱“東方紅”。
1966年11月22日，“東方紅”加入了“工總司”，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上柴東方紅總部”。在“一月奪權風暴”中緊跟“王司令”，成為王洪文器重的的一支勁旅。
1966年9月22日，以楊仲池為首，宣告成立“串連站”。1967年初，“串連站”和廠裏另外兩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聯合總司令部”，簡稱“聯司”。此後，“聯司”也加入了“工總司”楊浦區聯絡站。
雖說“東方紅”和“聯司”同屬“工總司”，但因爭奪對該廠的領導權，而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東方紅”緊跟王洪文，“聯司”便漸漸與“紅革會”、“二兵團”接近，漸漸轉變為“工總司”的對立面，成為“紅革會”的支持者。
1967年2月，反張、姚和“工總司”的主要造反組織“紅革會”、“二兵團”、“一兵團”、“三兵團”、“工三司”、“炮司”等先後被上海市革委打壓而告分崩離析。而“聯司”卻“堅持鬥爭”，與上海交通大學“全向東”聯合，成為挑戰張、姚和“工總司”的主要力量。
“全向東”把全市支持“聯司”的勢力聯合起來，組成了一個個“支聯站”（即“支”持“聯”司站）。這些“支聯站”又形成了統一的指揮部“支聯總站”，其頭頭以“全向東”之名，實為交大一四0教研室的助教湯福坤，又名湯東生。
“支聯總站”變成了新冒出來的全市性的組織，與“工總司”唱起了對臺戲。“全向東”猛烈地抨擊王洪文，稱“工總司”為“王家鋪子”，是“群雄突起、山頭繁多、新式的行會”，成為“新型的工作組’和新型的反動路線的執行者”；並向張、姚及其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發起了長期而尖銳的理論攻擊，和不惜“文攻武衛”的派性鬥爭。
1967年3月23日，經張、姚策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派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滬三軍支左辦公室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上柴機廠。
4月24日，軍宣隊發表“公告”，宣佈“工總司上柴東方紅總部是堅定的革命左派組織，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我們要堅決站在‘東方紅’一邊，支援他們的一切革命行動。”“‘聯司’的大方向是錯誤的。我們希望‘聯司’廣大革命群眾儘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
由此，“聯司”一面衝擊軍宣隊“支左辦公室”，並迅即組成“赴京控告團”，於4月24日赴北京告狀。隨即，軍宣隊逮捕了“聯司”中沖砸“支左辦公室”的柏某和盧某，關押于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
5月20日，“聯司”組織了二十多輛大卡車，滿載上柴廠的“聯司”人員，駛向地處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大樓，舉行靜坐示威，強烈要求釋放柏某和盧某。
靜坐示威者高呼“‘聯司’必勝！‘東方紅’必敗”的口號，靜坐持續了一天又一天，“聯司”派天天在人民廣場等地連續舉行“誓師大會”、“支聯大會”、“聲援大會”，廣場上演講、聚會、呼口號，福州路和人民廣場，夜夜有成千上萬的圍觀者。
“全向東”天天活躍在福州路和人民廣場。他用富有煽動性的語言，向王洪文進攻：“上柴‘聯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動，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開火！”“上海的權，不在無產階級手裏！”“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
是為震動全上海的“福州路事件”。
根據張春橋從北京的來電指示，王洪文著手制訂秘密行動計畫，以俟時機成熟，對“聯司”來個“一鍋端”。他還設立了一個秘密據點，專門收集“聯司”、“支聯總站”的情報，弄清全市各“支聯站”的組織情況，擬出黑名單。
“聯司”根據得到的情報，於6月23日，大量印發了題為《警惕！！！一個血洗上柴廠的反革命陰謀計畫！》的傳單。
傳單中揭露：“現在還隱藏在專政機構中的一小撮壞人……他們正在醞釀一個更大規模的鎮壓‘聯司’、‘血洗上柴廠’的反革命計畫，可能今後半月之內出現血洗上柴。”
6月26日，“聯司”又印發了傳單《大規模洗劫上柴廠的計畫在行動》和《血洗上柴廠前奏》，更加詳細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陰謀。傳單中具體指出：“市革命委員會政法指揮部在上海青年宮開過秘密會議，決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聯司’”。
為此，“聯司”決定進行先發制人的反擊。6月28日，“聯司”在上海柴油機廠集合部眾，楊仲池當眾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聯司’”的計畫，大聲疾呼：“我們要殺出去，殺向政法指揮部，殺向公安局，殺向社會！”
6月29日，“聯司”在上海柴油機廠和市青年宮，對“工總司”發起進攻。上午10點左右，按預定方案，“支聯站”的武鬥人員在上柴廠“聯司”的接應下，進入該廠。中午12點後，手持武鬥工具的“聯司”派，對該廠的“工總司”派開始攻擊，以清除該廠的“工總司”派。
據“工總司”主辦的《工人造反報》對“六·二九”事件的描述：“十時左右，‘支聯站’的人陸續調入廠裏，在‘聯司’成員陪同下察看了有關地形；十時半光景，‘聯司’成員集結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隊，在中央大道喊著口令作戰前操練；十一時許，在‘聯司’頭頭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楊梅到武裝部、武裝民兵宿舍樓下叫賣，施展‘調虎離山’計，把一部分武裝民兵誘出宿舍。同時，‘聯司’成員吳信昌，奉命突然闖入電話總機房，借‘修理’為名，控制了電話總機……中午十二時之後……在一聲聲刺耳的哨子聲中，一批批‘聯司’和‘支聯站’的成員，在指定的地點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條編制的安全帽，手執鐵棍、木棒、彈弓，或者肩扛大鐵錘、粗鋼釺、水龍帶，或者抬著長竹梯，打著紅旗反紅旗，別有用心地唱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標……”
這場武鬥，雙方受傷人員達二百多人，傷勢較重的有五十多人。上柴廠“工總司”派受到重創。
當天深夜12時半，“聯司”和“支聯站”又出動數十輛卡車，滿載武鬥人員，襲擊了位於市中心的青年宮，與佔據青年宮的“工總司”發生武鬥。他們原想從那裏查抄王洪文踏平“聯司”的計畫，結果查到近百張尚未貼出的攻擊“聯司”的大字報，便在青年宮門口放火燒毀。青年宮的廣播台高喊“要文鬥，不要武鬥”，一直到清晨五時半，才結束了這樁“青年宮”事件。
“六·二九”事件為王洪文指揮“工總司”鎮壓“聯司”和“支聯站”提供了藉口。
當天，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發佈《通告》，要“制止上柴廠武鬥”。次日，《文匯報》、《解放日報》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六·二九通告》。
繼之，“工總司”發表題為《堅決擁護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六·二九’通告》的文章，稱：“我們警告上柴‘聯司’一小撮頭頭：你們必須懸崖勒馬，不要一誤再誤了，否則是絕路一條。”“本部所屬各基層組織，一定要站穩立場，不要偏聽偏信，一定要堅決貫徹執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六·二九’通告……”
《工人造反報》所發表的社論《誰在為上柴“聯司”的行動喝采叫好？》，提出：“上柴‘聯司’一小撮頭頭和幕後策劃者的一系列行動，蒙蔽了廣大的革命群眾，受到了社會上地富反壞右的支持，更嚴重的是，他們的行動在國際上受到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喝采叫好。……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上柴‘聯司’的一小撮頭頭和幕後策劃者已經滑到哪里去了。”
7月1日，王洪文和徐景賢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在人民廣場舉行數十萬人的大會，“憤怒聲討‘聯司’和‘支聯站’”。
一場針對“聯司”和“支聯站”的大鎮壓已箭在弦上，勢在必發。
（資料來源：上海市“處遺”材料；揭批“四人幫”材料；《血洗“聯司”》）
上海柴油機廠“七·一八”武鬥
這是1967年7月18日，上海“聯司”派與“工總司”派在上海柴油機廠進行武鬥發生的事件。因武鬥中造成“工總司”派解福喜死亡，故又稱解福喜事件。
1967年7月18日，上海柴油機廠的“聯司”派人員在廠裏刷了一條大標語。標語是7月13日上午8時刷的，注明“保留五天”。
7月18日上午8時零2分，“東方紅”覆蓋了“聯司”的大標語，寫上一條針對“聯和”的大標語。雙方就“保留五天”如何計算，開始進行“大辯論”。
“東方紅”派認為，從7月13日上午8時18日上午8時，整整5天。因此，他們在18日上午8時零2分開始覆蓋，符合“保留五天”。“聯司”派則認為，“五天”指13日上午18日，保留期應當是到18日夜12時為止。因此，“東方紅”在上午8時零2分覆蓋，違反了“保留五天”的聲明。
雙方為此辯論不休。繼之，雙方人員由辯論發展為武鬥。兩派人員聞聲趕來支援。武鬥迅速升級，規模不斷擴大，雙方開始使用磚頭、石頭和棍棒，參戰者一千多人。結果造成雙方受傷人員達三百多人。
混戰中，工具車間工段黨支部書記、“東方紅”成員解福喜受了重傷，不久死去。
王洪文正巴不得鬧出個大亂子，好收拾“聯司”。事件發生後，正好為V鎮壓“聯司”找到了藉口。
7月22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法指揮部”發出通令，說：“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柴油機廠‘聯司’總部，有人私設公堂，嚴刑拷打上柴‘東方紅’戰士解福喜，以致慘死，手段十分殘酷。我們對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對家屬致以深切的慰問。根據中央‘六·六’通令，我們政法指揮部特令以楊仲池為首的上柴‘聯司’負責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過程，交出殺人兇犯名單，聽候審訊……”
當晚，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廣場主持召開大會。通知說是傳達中央重要文件，幾十萬人前來開會。會議即將開始時，主席臺上的橫幅換成了“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解福喜同志追悼大會”。於是，大會變成了幾十萬人參加的追悼大會。
王洪文在大會上講話，借解福喜之死擴大事態，煽起人們對於“聯司”的深仇大恨，為踏平“聯司”作輿論動員：“解福喜是被‘聯司’一小撮暴徒私設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開肉綻，體無完膚，屍身遍體鱗傷，慘不忍睹。”“解福喜在舊社會受盡了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解放後，是毛主席、共產黨替他帶來了幸福。解福喜對階級敵人懷著刻骨的階級仇恨，對党、對毛主席有著無比深情的熱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與革命群眾一道，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派’以及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展開了堅決的鬥爭。因此，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一切階級敵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釘，肉中刺。“解福喜為保衛革命路線，保衛我們上海無產階級新生政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獻出了生命。解福喜不會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誓以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7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召開幾十萬人參加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保衛中央文革大會”，王洪文主持大會。
大會憤怒聲討了武漢“七·二0”事件，發出《給謝富治、王力同志的慰問電》，及《給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的聲援信》。《聲援信》，罵的是“百萬雄師”，字字句句卻針對著“聯司”和“支聯總站”：“龜蛇兩山在震盪，萬里長江在咆哮，武漢三鎮在沸騰！無產階級革命派難道能容忍階級敵人和它們的爪牙如此橫行不法嗎？不！不能！一千個不能！一萬個不能！！萬萬個不能！！！千百萬人發出了同一個憤怒的吼聲：打倒陳再道，砸爛‘百萬雄師’！堅決鎮壓反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與此同時，“聯司”面臨危境，依然在反抗。
7月21日，“聯司”發出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備忘錄》，對解福喜之死表達自己的觀點。聲稱：“上柴廠群眾之間的對立、鬥爭和武鬥現象不斷發生，是上柴黑黨委內一小撮走資派和背後支持他們的人一手策劃和由上柴‘東方紅’挑起的，是有計劃、在步驟的對‘聯司’的政治迫害，我“聯司”戰士五月份以來，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慘案中嚴重流血，這筆帳我們一定要算的，我們堅決要求懲辦打人兇手，揪出其幕後策劃者。”解福喜死於急病或中暑。“我們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組成調查團，就這事進行調查，並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對解的屍體進行解剖分析，在此之前屍體不得毀證滅跡，否則，那就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陰謀。”“由某些人組織的江灣體育館會議、“七·二一”人民廣場會議是挑動群眾鬥群眾，陷害“聯司”，擴大事態的極不光彩的活動。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由會議策劃者負完全責任。”“近日《解放日報》散發了大量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傳單，我們保留在必要時對‘傳單’炮製者及其幕後策劃者採取必要革命行動的權利！”
隨即，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王洪文開始對鎮壓“聯司”和“支聯站”作具體部署。
1967年8月4日，王洪文親自指揮“工總司”24萬人參戰，對上柴廠的“聯司”發起進攻，製造了上海“八·四”大武鬥。同時對“支聯站”也採取了大規模的鎮壓行動。
（資料來源：上海揭批“四人幫”材料；葉永烈:《血洗“聯司”》）
上海“八·四”大武鬥
這是1967年8月4日，由上海“工總司”圍攻在上柴廠的對立派“聯司”進行的上海地區最大規模的武鬥事件。武鬥由王洪文任總指揮，指揮“工總司”24萬人參戰。又稱上海“八·四”事件，或稱武裝打上柴事件。剛剛在武漢“七二0”事件後撤到上海的毛澤東，當天觀看了電視實況轉播。
上海柴油機廠位於黃浦江畔，與王洪文造反起家的上海國棉十七廠南北相對，是一個具有幾十年歷史的全國一流的現代化的萬人大廠.廠內分成“工總司上柴東方紅總部”（簡稱“東方紅”）和“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簡稱“聯司”）兩大派。
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後，“聯司”歷經與“工總司”長達半年多的鬥爭，終於成為上海反“工總司”最強大的力量，在上柴廠兩派鬥爭中佔據了上風。
上海“六·二九”武鬥和上柴廠“七·一八”武鬥事件後，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王洪文開始對鎮壓“聯司”和“支聯站”作具體部署。
1967年7月29日，在上海警備區支左辦公室（代號“八八八”），王洪文主持召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總部的秘密會議。王洪文傳達了張春橋的電話指示，制定了“八八八”行動計畫，決定針對“聯司”和“支聯站”，成立武鬥臨時指揮部，按“工總司”的各組分口，調動武鬥隊伍，在8月5日前，採取大規模的攻擊行動。
臨時指揮部的現場指揮為王洪文、戴立清、張寶林、王勝利等人；指揮部又具體分為三線：第一線設在華東物資局“工總司”聯絡站，由戴立清負責；第二線設在“八八八”，由王秀珍、陳阿大、葉昌明等負責；第三線設在上海警備區，由金祖敏等負責。王洪文為總指揮。會議確定了先打“支聯站”，後打“聯司”的方案。
會後，王洪文安排“上海體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上體司”）的頭頭，號稱“胡司令”的胡永年，率領上海赫赫有名的武鬥王牌隊伍，“上體司”的“搏鬥兵團”，首先對“支聯站”的頭頭採取行動。
7月31日晚，“胡司令”親率“上體司”的“搏鬥兵團”和“工總司”的一百多造反隊員，對正在泰安路120弄31號採取突然襲擊，一舉擒獲正在開會的“支聯站”的三十多個頭頭，並將其送往楊浦區公安分局關押。
隨即，在“八八八”，王洪文主持召開會議，確定了消滅“聯司”作戰方案，決定由武鬥王牌、“上體司”的“搏鬥兵團”打頭陣，上海市公安局的“公革會”、消防局的“消革會”，在這次武鬥中也要起骨幹作用。為師出有名，會議決定，要逼得“聯司”先開第一槍。
8月3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出動三輛掛著高音喇叭的宣傳車，車裏坐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代表、駐滬三軍代表和新聞記者、攝影記者，駛進上海柴油機廠。車上的高音喇叭反復播送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給上海柴油機廠‘聯司’革命群眾的一封公開信》。
上柴廠的“聯司”頭頭派人團團圍住了三輛宣傳車，砸掉了車上的高音喇叭，奪走了記者們手中的電影攝影機，扣壓了其中的一些代表。上海市革委會和王洪文找到了全面鎮壓“聯司”的口實。
1967年8月4日清晨，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調動了號稱24萬大軍（實際為10萬餘人），出動了一千多輛卡車和公共汽車，以及巡邏艇、打撈船，從水陸兩路將上柴廠團團包圍。兩架直升飛機在上海柴油機廠上空盤旋。攝影師們用電影膠片紀錄了這場武鬥。
而當時上柴廠廠區內的“聯司”人員，僅有一千多人。
5時多，三十多名解放軍戰士到達廠門口，手持“紅寶書”，封鎖了大門。隨即，在“工總司”大旗引導下，滿載冶金系統鋼鐵工人組成的“敢死隊”的大卡車不斷開到該廠門區，從車上跳下的“敢死隊員”個個手持長矛，頭戴鋼盔，身穿帆布工作服，殺氣騰騰。
火線指揮部設在上柴廠南面五六百米遠的一棟房內，由王洪文任總指揮，“市革委”負責人及駐滬三軍代表坐鎮指揮。
8時許，王洪文一聲令下，進攻開始了。“聯司”在鋼鐵大門後堆放了無數亂石、鐵板等障礙物。“敢死隊員”剛沖向大門，即遭到防守廠內的“聯司”人員用由鋼條和強力橡筋製成的大威力彈弓、石頭、磚塊的迎擊。
同時，已經感到大勢已去的“聯司”,派人在總部大樓的高音喇叭中高喊：“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
王洪文指揮“敢死隊員”先砸喇叭，幾百人先後幾次衝擊大門，均因大門後堆放了大量鋼板、亂石，“聯司”防守人員的石頭、磚塊和彈弓射出的螺帽火力太猛，而告失利。
很快，火線指揮部調來一輛大吊車，將大鐵門撞倒。頓時，冶金、電力、港務局、紡織、化工、交通運輸等系統的工人和各大中學校的紅衛兵，潮水般湧進工廠，喊殺聲驚天動地。“工總司”隊伍沖進廠區後，首先佔領了食堂，斷絕了“聯司”的水源、糧源，並切斷了電話線和電源。隨即包圍了一號樓和二號樓的鍛造和氣煆兩個車間。
“聯司”人員用彈弓、螺帽、石頭、磚塊、長矛、鐵棍和自製的汽油燃燒瓶奮力抵抗，幾十個人步步退守到氣煆車間房頂上。在鑄工車間屋頂上，“聯司”的武鬥人員從高空拋下磚塊，進攻者幾經攻擊失效。
於是，“工總司”調來“消革會”的17輛消防車，用高壓水炮射擊，消防隊員順水管爬上屋頂，後面大批人群緊緊跟上。幾十個“聯司”人員被迫投降。
在“聯司”的奮力抵抗下，“工總司”開展了一個車間一個車間、一個屋頂一個屋頂的爭奪戰。鍛造和氣煆兩個車間被攻佔後，工具車間、大馬力車間、油泵車間也依次被拿下。隨即，進攻隊伍以主力攻擊“聯司”總部大樓和動力車間。這是“聯司”的最後陣地，進攻者遭到頑強抵抗，雙方陷入白刃戰。
據“工總司”《工人造反報》所載的《八月四日上柴戰地目擊記》報導：一號、二號、三號三幢大樓被造反派戰士佔領後，“聯司”壞蛋都退居到四號樓、五號樓固守。四號樓是“聯司”總部，由“聯司”的所謂“敢死隊”直屬兵團據守，組織了密集的“火力網”，磚頭、石頭、石灰、鐵器……象冰雹一樣從高空拋下，還用皮彈弓射下螺絲帽，甚至扔下硝鏹水、黃磷、燃燒瓶、汽油……很多革命造反派戰士受了重傷，周圍的房屋、電線也燒起來了，上柴廠戰地一片煙霧騰騰。“消革會”、“義革會”（“義革會”指“義務消防隊革命造反委員會”——引者注）的負責人，眼看“聯司”瘋狂地垂死掙扎，眼看階級兄弟倒在血泊中，激起了強烈的階級仇恨，屢次請戰，要求出動消防車，擔負主攻任務，迅速殲滅“聯司”老巢。指揮員觀察了現場作戰情況，為了力爭在白天摧毀“聯司”老巢，減少傷亡，減少工廠損失，根據“消革會”、“義革會”（“義務消防隊革命造反委員會”）的請戰，決定“消革命”、“義革會”出動主攻，用雲梯搭橋，用水槍滅火和制止投擲燃燒瓶、黃磷、硝鏹水和石塊等兇器、掩護進攻。三時許，“消革會”、“義革會”第二批戰士在“消革會”常委詹XX帶領下乘車到達上柴戰地，指揮員下令投入戰鬥，進攻四號樓。這是關鍵的一戰。
這時，火線指揮部獲悉：天黑後，青浦、嘉定等地農民武鬥軍將援助“聯司”，包圍“工總司”。王洪文下令：天黑前無論如何要攻下來。
進攻者攻上“聯司”總部大樓的木模車間的屋頂，遭到燃燒彈迎擊，頓時火光沖天，屋頂塌陷，幾十名進攻者摔下地面。
在高壓水炮射擊下，消防隊的架高空雲梯車升了上去，以高空優勢壓制住“聯司”的抵抗，進攻者終於沖上“聯司”總部大樓屋頂。雙方展開浴血奮戰幾個小時，“工總司”佔領了總部大樓，動力車間也很快被攻佔。進攻的人群浩浩蕩蕩沖進各處，見人就打，見物就砸，“聯司”被俘者幾乎個個被打，人人受傷。
下午六時，“工總司”佔領了整個上柴廠，“聯司”一千多人全部被俘，其頭頭楊仲池也在地下室被俘獲。被俘者雙手高舉投降，嘴裏要反復念叨：“我有罪，罪該萬死！”
一名年輕的“聯司”隊員表示決不投降，當場被亂棍打倒在地，很快死去。“工總司”命令男俘上衣脫光，女俘上衣撕破，被押上停在廠門外排成長龍的公共汽車，押往各的公安分局及上體司、青年宮、體育學院的俘虜營監禁。被打傷的“聯司”隊員，被橫七豎八地扔上卡車或救護車，送往醫院。軍工路上，車流滾滾，塵土飛揚。
沿路擠滿了看熱鬧的市民，一時萬眾空巷。
接著又在廠裏私設公堂刑房50多處，刑具幾十種，搞補打運動：凡8月4日未進廠的“聯司”人員，都要遭受刑訊毒打，不少幹部工人被活活打死逼死。使工廠蒙受損失數十萬元。
對整個武鬥過程，火線指揮部組織了龐大的攝像隊伍現場錄影，並出動了兩架直升飛機，由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現場拍攝全部實景。
當天，上海電視臺奉命對該武鬥進行節目公開播放。剛剛在武漢“七二0”事件後撤到上海，驚魂未定的毛澤東，在上海西郊的秘密住所觀看了實況直播。有人說，他看了非常難過，叫人關了電視機，沉默半晌，說了一句：看來，文化大革命該結束了！而粉碎“四人幫”後，“四人幫”在上海的一個餘黨交待，8月4日，張春橋對各機關工作人員得意地說：毛主席看了電視直播，表揚了這一行動。
9月24日，新華社發出電訊：《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其中傳達了最新最高指示：“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上海時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上海“八·四”大武鬥，死18人，傷983人，致殘121人，被拘押者663人。
在“八·四”大武鬥這場腥風血雨之中，“聯司”和“支聯站”終於被踏平。楊仲池、“全向東”都被投入獄中。
（資料來源：上海揭批“四人幫”有關資料；陳先法：《上海文革“八·四”事件》；葉永烈:《血洗“聯司”》）
上海青浦縣1967年大規模武鬥
這是1967年2月～1968年1月，由上海市青浦縣的造反派與“保皇派”、以及群眾造反組織兩大派組織之間，在青浦縣進行的上大規模系列武鬥事件。
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風暴”以後，上海市青浦縣的造反組織逐漸形成了以“上海工作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青浦聯絡站”（簡稱“工青聯”）為代表的少數派，以及由原縣委支持的“保皇派”組織演繹而來的“青浦縣農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農革司”）為代表的多數派。
2月17日，在“二月鎮範”的大勢中，得到青浦縣人民武裝部的支援，“農革司”聯合了53個造反組織，沖砸、壓垮了“工青聯”等少數派組織，並於3月19日組成了一派組織參加的“青浦縣革命委員會籌備處”。
“工青聯”的頭頭和骨幹大部被逮捕入獄，其辦法頭頭和大批成員跑到上海避難，並向上海“工總司”求援。
3月下旬，在反“二月逆流”的大潮中，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司令的身份，派“工總司”頭頭、王洪文小兄弟黃金海，帶領“工總司”的14人，組成的“工總司趙青調查組”到青浦，支持“工青聯”的“革命鬥爭”，直接插手青浦縣的兩派紛爭。
4月1日，王洪文、戴立清等“工總司”負責人會見在上海市區避難的“工青聯”派的負責人，明確表示支持“工青聯”派，並鼓動他們回去發動群眾。
4月中旬，“工青聯”等恢復組織，並開始活動。兩派鬥爭加劇。
5月14日，王洪文召集“工總司”常委會議，決定以“工總司”名義發表《就表浦目前形勢發表嚴正聲明》，公開支持“工青聯”一派，並稱“青浦縣內出現了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
5月16日，“工青聯”一派8個組織聯合成立“上海市青浦縣無產階給革命派反復辟火線指揮部”（簡稱“火線”），隨後多次開會，策劃在青浦縣實行“反奪權”，衝擊“農革司”一派掌握的“青浦縣革命委員會籌備處”。
“農革司”派頭頭感到了“工青聯”派“反復辟火線指揮部”的來頭和得到“工總司”支持背景後的勢頭不大好惹，但決不甘心就此服輸。經過雙方多次較量和武鬥衝突，“農革司”派頭頭為擺脫“保皇派”組織的形象，顯示出比“工青聯”派更正統的“革命造反派的形象”，和大權在握的地位，同時向“工青聯”派示威，遂決定以“青浦縣革命委員會籌備處”的名義，於7月19日，召開批鬥中共上海市委領導幹部的萬人大會。
7月18日，“火線指揮部”開會決定，要對“籌備處”採取“革命行動”，對“青浦縣革命委員會籌備處”進行“接管”，以阻止翌日“籌備處”召開批鬥中共上海市委領導幹部的萬人大會。“接管”方案上報到上海“工總司”，希望得到支持。但王洪文沒有批准這次行動。火線指揮部”決定單獨行動，實現奪權。
7月18日深夜，“火線”派出動大批人馬，經過一場武鬥，衝擊並強行佔領了“縣革委籌備處”駐地，宣佈“一切權力歸‘火線’”。
7月21日淩晨，“農革司”調動大批農民進城，形成對“火線”的包圍，雙方發生衝突。武鬥從7月21日淩晨，一直打到22日晚。
武鬥中雙方使用了石頭、枕頭、棍棒、刀具、梭標等“冷兵器”和土炸彈、自製燃燒瓶，造成大批人員傷亡。
這場歷時3天的武鬥中，雙方死亡3人，傷殘400多人，大片房屋成為廢墟。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作組和解放軍支左人員對武鬥雙方進行勸說工作，22日晚，雙方達成撤離武鬥現場的協定。“農革司”派顯示了農民武鬥大軍的“強大戰鬥力”，“火線指揮部”派經過此戰，失利失勢。
7月下旬，王洪文等“工總司”負責人多次表示支持“火線”派，要他們“回去搞‘文攻武衛’”、“堅守青浦城，保衛新上海”。
8月下旬，王洪文等策劃對青浦縣“農革司”派採取又一次“八·四行動”，即調動大軍，實行圍攻在上柴廠的對立派“聯司”式的大規模武鬥。由於上海警備衛部隊的阻攔才來實現。
9日，王洪文對青浦兩派組織作“表態”講話，稱“火線”派組織是“革命組織”，稱其他組織是“赤衛隊變種”、“保皇組織”、“大方向完全錯了”。
在此氣氛下，“火線”派多次策劃搞掉“農革司”派組織。
10月17日下午，“工青聯”頭頭出動大批武鬥人員，要將“打垮農革司”的計畫付諸實施。“武鬥隊”對“農革司”派的兩個據點進行攻擊，引起青浦縣“十·一七武鬥事件”。
“農革司”再次調動大批武鬥農民進城參戰，雙方衝突急劇上升。造成1人死亡、2人嚴重致殘的惡果。但在得到“工總司”的“火線”派的武力打擊下，“農革司”派在縣城逐漸失利。
10月21日，“農革司”派被迫轉移農村，“堅持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道路”。
“十·一七武鬥”事件後，王洪文、徐景賢等到醫院慰問“火線”派負傷人員。王洪文並寫信給“火線”，表示“最堅決的支持”。
1968年1月26日，青浦兩派群眾組織達成“大聯合協定”，並於1月28日組成“青浦縣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但由於派性未泯，武鬥的戰火仍然延綿不絕。
（資料來源：上海市“揭批查”材料；上海市有關檔案及核查材料；《上海市志》；《青浦縣誌》）
四川重慶“一〇·二七”血案
這是1967年10月27日，重慶軍地兩方的“八·一五”派與“反到底”派在總參通信兵學院進行武鬥時，該校駐軍向衝擊營地的“八·一五”派開槍造成的流血事件。因該軍校的對外番號是四二一，故又稱“四二一”血案。
“四二一”血案是在重慶兩派進行談判，開始交槍停戰中發生的派性衝突造成的嚴重流血事件。
1967年8月下旬，鑒於重慶和四川嚴重的武鬥局面，中央召集重慶、成都兩派代表和四川省革籌集軍方負責人到北京開會並派出中央調查組進駐重慶，四川省革籌、重慶市革籌也分別組成調查組和制止武鬥小組，協助中央調查組，解決重慶兩派武鬥問題，“促進革命的大聯合”。
重慶和四川的兩派開始進行交槍停戰的艱難談判。
9月1日，兩派達成立即停止武鬥的初步協定，商定於2日18時起無條件全面停火，4日前封存武器。
9月8日至9日，重慶兩派在警備區談判停止武鬥、收繳武器，達成協議。
9月9日，重慶警備區發佈關於停止武鬥、收繳武器辦法。同日，重慶反到底派發表《緊急告全國人民書》，表示“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公開認錯……未經中央允許動用了國防企業的武器、彈藥是不對的”，保證“立即集中上交用於自衛的一切武器、彈藥”，並搶先作出姿態，將一批武器、彈藥送往重慶警備區司令部上繳，中央調查組組長陳斌、四川省革籌調查組組長張西挺接見了上繳武器、彈藥的代表。
9月16日上午9時，重慶兩大派負責人在市革籌和警備區司令部主持下，簽訂了《重慶兩派關於外出人員返回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的協定》，雙方商定：離開生產、工作崗位的人員，務必于9月25日前返回原單位；各群眾組織已抓的人於9月16日14時前送到警備區司令部；各群眾組織修築的工事、埋設的地雷、各種障礙物等於9月22日前拆除；全市水陸交通運輸於9月20日前恢復正常，群眾組織和個人搶劫的車船，於9月20日前上交警備區司令部和歸還原單位，全市銀行、郵電、醫院、商店、糧店及其它行業立即恢復正常業務；進城參加武鬥的農民和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立即返回農村。
9月17日，中央調查組、省革籌調查組及市革籌制止武鬥小組一同到潘家坪武鬥現場驗屍，運回26具武鬥中的死難者屍體，尚有6具待處理。
經過各方的努力，9月以後，重慶市區的武鬥事件劇減。但是，兩派仍然劍拔弩張，局勢仍是極為嚴峻。其間，各種衝突仍在時常發生。
就在9月1日的兩派談判前，“反到底”派“工總司”負責人鄧長春率一批談判代表，乘車下黃山過江進城，在長江邊被控制車渡的“八·一五”派武鬥人員抓到水泥廠，遭到毆打。經中央調查組和駐軍嚴令放人，獲釋，而鄧長春因傷未能參加兩派談判。“反到底”派極欲為鄧“報仇雪恨”，為中央調查組和駐軍反復做工作，才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
在交槍停戰談判的同時，“八·一五”頭頭一面進行談判，一面“保存實力”。9月5日，重大“八·一五”專業武鬥生力軍“三○一野戰隊”，按總團頭頭的決定，上華鎣山建立“根據地”，並以私設電臺與學校總團勾通聯絡。
直到9月29日，在兩派基本實現停戰、中央調查組和四川省革籌調查組一再要求下，重大“八·一五”“三○一野戰隊”從華鎣山區撤回，在北碚向駐軍上繳武器。
儘管雙方的談判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兩派組織還在，“人還在，心不死”，兩派仍然處於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狀態。“八·一五”派自恃有省革籌和軍方領導人的支持，不斷主動挑起事端，製造武鬥。
尤其在那些“八·一五佔據優勢、曾將之作為武鬥據點的單位，奉命返回的“反到底”派群眾屢屢遭到“八·一五”派人員的壓迫和攻擊。而“反到底”派群情激奮，“自衛反擊”的呼聲不斷。停戰面臨危機，武鬥大有戰火再起之勢。
9月29日，剛返回單位不久的845廠“反到底”派“八·二八”遭到“八·一五”派的攻擊，雙方發生武鬥，“八·二八”人員再次被趕出廠。
同日，剛返校不久的西農“八·二六”遭到“八·一五”派的挑釁，雙方發生衝突，隨即，兩派人員大打出手，“八·二六”派數十人被打傷，負責人李玉麟、陳德學等人被“八·一五”派抓走，以私刑逼供炮製出“反戈聲明”、“交待”。
9月30日，一度撤離的解放軍302部隊“紅總”、424部隊“紅聯”等反到底派組織乘車返回北碚區原單位，遭到“八·一五”派圍攻，發生武鬥，多人受傷。
10月2日，兩派在武鬥。剛返校不久的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遭到“八·一五”派攻擊，雙方發生武鬥。由於西師是“八·一五”派長期經營的武鬥據點，“八·三一”慘敗，大批人員受傷被俘，再次被趕出學校。其頭頭羊衍海、李盛龍等被“八·一五”派“春雷兵團”抓走後，以私刑逼供，炮製出《羊衍海反戈聲明》及錄音，廣為傳播。
就在這極為微妙的形勢下，10月27日，通信兵學院發生了“四二一”血案。
10月27日，總參在渝的通信兵學院“聯合造反總團”，為向該院的對立面的“八·一五”派顯示力量，邀請“反到底”派總部及其下屬的六大司令部負責人黃廉、李木森、鄧長春、段炳森、胡兵、汪友根、朱正坤、王以時等到校，為該院“反到底”派“紅旗造反團”舉辦的中層幹部學習班作“形勢報告”。“反到底”派頭頭攜該派“財貿井岡山”宣傳隊作擁軍慰問演出。報告會後，“財貿井岡山”宣傳隊開始演出。
該院“八·一五”派得知黃廉及其手下六大司令部負責人來到該院，於是組織該院“八·一五”派“紅色造反團”及附近中學“八·一五”派學生，在節目演出中衝擊會場，並向臺上扔石頭和小凳，雙方開始在禮堂進行武鬥。武鬥中，雙方大批人員挨打受傷。
在“反到底”派“戰士”和駐該學院勤務連（警衛連）戰士的掩護下，黃廉等人即退出會場，轉移到該院警衛連連部。隨即，“八·一五”派為了“活捉到四二一挑起武鬥的反到底的頭頭，為我受傷流血的革命戰友報仇”，抓獲已被警衛連接到駐地保護起來的“反到底”派負責人，於是聚眾衝擊警衛連駐地，並在與崗哨哨兵衝突中，搶奪其槍支。
勤務連以執行“九五命令”為名，鳴槍警告。無效後，即以密集的火力向人群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打傷數十人。“八·一五”派學員也開槍還擊，造成一些警衛軍人傷亡。
據黃廉回憶說：當警衛連派人護送他撤出現場時，“黃大德護送我從後面下山，走出指導員的辦公室，經過一個壩子，我看到一片人倒在血泊裏，有的人手上還拿著武器，男女都有，全部都是穿軍裝的，起碼有三十個人，走樓上幾個戰士把著衝鋒槍靠在欄杆內側，倒在地上還有人喊口號要與‘麻聯總血戰到底’……我們從營地8點多下山……下山之後經過一片農田，就到了重慶大學的後門，此時就聽見八·一五的廣播在叫：反到底的頭頭到412挑起武鬥，現在打死我解放軍和革命群眾50餘人；反軍決無好下場。這個時候已經夜深了，八·一五的廣播都全部開了，都是同一腔調。我們走到小龍坎的時候，學校首長派了一輛中吉普趕上來送我們，上車的時候，我就看到五十四軍全副武裝往林園這邊開，我們的車子就一路上給他們讓路，我數了是九輛卡車，他們數了說是十二輛，總有兩三個連荷槍實彈的兵力過去了。”
在“四·二一”慘案中，有32名通信兵學院的造反派成員及附近群眾被打死，53人受傷。
當時傳言，死者中有葉劍英的孫女兒，“反到底”派頭頭們嚇壞了，黃廉等人以向中央彙報事件真相為名，跑到外地避禍。
事後，梁興初按中央軍委指示，提出車輛方案，勤務連連長、指導員被拘留審查，排級幹部被隔離審查，全連被解除武裝，集中整頓。
（資料來源：揭批“四人幫”在重慶的幫派人物資料；紅衛兵小報；老田：《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修訂版）》；何蜀：《重慶文革武鬥大事記》）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血案
這是1967年1月26日，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部隊對所屬的造反派組織“石造聯總”群眾在石河子地區發生的開槍殺人事件，和此後新疆自治區、新疆軍區和生產建設兵團負責人製造的大冤案。該殺人事件由兩大流血事件組成：毛紡廠血案；八師“反奪權”血案。
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全國第一次發生的軍事部隊參與武鬥、大規模開槍殺人製造的流血事件。被稱為軍隊打響的“文革第一槍”。事血案發生後，圍繞該事件的責任問題，又發生了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新疆自治區“文革”形勢影響深遠的系列冤案。
新疆是以少數民族為主的邊疆地區，文化大革命形勢錯綜複雜，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強烈：“階級鬥爭為綱”製造的各種社會矛盾；民族矛盾；軍區與生產建設兵團的矛盾；“一月奪權”、“二月鎮反”、“三支兩軍”中軍隊的傾向性及往往直接插手地方兩派鬥爭引起的軍民矛盾；奪權引發的群眾與原黨政領導矛盾及權利分配中引發的造反組織之間的矛盾等等，造成新疆的“文革”局面及各種事件的背景和影響，遠較內地為複雜多端。不瞭解當時情況者，容易迷離於其撲朔紛紜的表像。
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內“階級鬥爭為綱”造成的積怨已久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特定歷史條件下，在“一月奪權”風暴奪權與反奪權鬥爭和衝突中的集中爆發。
石河子原為一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莊，經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幾十萬軍墾戰士的開墾，到“文革”前夕，已成為擁有30萬人、城鄉結合的城市。
石河子又是當時“反修前哨”的戰略要塞。兵團司令部設在烏魯木齊，而重要機關卻大多在兵團。這裏有兵團農八師、工二師、工一師（工四團）、兵團公交部所屬汽車二團、八一糖廠、八一毛紡廠、兵團獨立團、兵團農學院、兵團醫院、兵團政幹校、兵團設計院、石河子管理處等17個單位。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隸屬于新疆軍區的一支准軍事部隊，主要由新疆和平解放時原國民黨起義部隊改編而來，輔之以支邊人員。主要幹部則由五十年代初入疆的解放軍幹部組成。六0年代初，新疆成為“反修前哨”，中央軍委陸續抽調一批較大改變，轉業到兵團各師任職。1965年後，又派丁盛任兵團副司令，裴周玉任兵團副政委，李荊山任兵團政治部主任。
“文革”前夕，兵團內部自上而下矛盾重重。既有因轉業幹部歧視、壓制、打擊“九·二五”起義人員和支邊人員，而與後兩者的矛盾，以及複轉軍人、支邊人員與壓在最底層的起義人員和自流人員的矛盾，又有兵團領導人之間解放軍系統與起義幹部的衝突，還有奉命改造兵團的丁盛系的新幹部與老幹部的矛盾。
丁盛上任前，中央領導人給他交了底：要狠抓兵團的階級鬥爭。因此，丁盛一上任，就批評原兵團領導人方向上犯了原則性錯誤。他在大會上宣佈：“兵團對國民黨起義部隊，只團結不教育，只使用不改造，致使其中的不少人員，特別是一些起義機關沒有得到真正的改造，至今仍然堅持反動立場。”丁盛等人執行的階級路線和歧視政策，即傷了起義人員的心，也觸犯了兵團老領導和老幹部，引起了兵團原領導人張仲翰和陳實等及許多師團幹部的不滿。
1966年7月，兵團在八樓召開學習毛主席“五·七指示”座談會。此時正致全國大批“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張仲翰大講貫徹毛主席“屯墾戍邊”的偉大意義，強調兵團如何符合“五·七指示”取得的巨大成績，便一口咬定丁盛是羅瑞卿安插在新疆的“羅瑞卿分子”。參加座談會的獨立團團長許光途，因亂上計畫外專案。受到張仲翰等批評，於是以獨立團黨委名義，寫信給自治區黨委和新疆軍區黨委，揭發八樓會議情況。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接到信勃然大怒。8月底做出決定：張仲翰“離職養病”，丁盛、裴周玉主持工作。
隨即，丁盛憑藉他們掌控的復員轉業軍人為主的兵團值班部隊武裝力量，開始在兵團全面奪權，自上而下改組各級領導班子。這比上海“一月奪權”要早了近半年。8月，武裝部門接管政法部門的治安警衛；8月，接管看守所和看守警衛；11月，接管政法部門的武器和自衛武器。張仲翰、陶晉初、陳實、劉一村、王慎等被打成“張仲翰反黨集團”。他們提出口號：“複轉軍人掌大權，九、六、八靠邊站，自流人員滾他媽的蛋！”九，即“九·二五”起義人員；六，即五六年支邊人員；八，即五八年支邊人員。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文化大革命，複轉軍人支援丁盛、裴玉周，成為“保皇派”；而支邊人員、起義人員和自流人員，成了“立場堅定的革命造反派”。
1967年1月1日，石河子地區成立了“八一野戰軍總部”(簡稱“八野”)，下設12個方面軍，兩個獨立師，兩個獨立團。後擴展到20個方面軍。成立之初，即有兩萬多人，主要成員為兵團複轉軍人。總部負責人稱“勤務員”，有潘蘇靈、郭雄、邵定遠等人。其後臺為獨立團團長許光途、農八師主管武裝的副師長龔建楚等人。並得到兵團和軍區主要領導人支援。
“八野”的對立面為1967年1月23日成立的“石河子革命造反聯絡總部（簡稱“石造聯總”），兵團農學院的紅衛兵組織“革命造反團”（簡稱“兵農造”）為其核心組織。主要頭頭為彭正雲。主要成員為受壓制的支邊人員、起義人員和自流人員，以及造反的學生紅衛兵。其口號為：“打倒丁盛、裴周玉！”該派得到兵團原老領導的支援。
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刮到兵團，兩派都在風風火火地籌畫奪權。
1月17日，農八師武裝處副處長張俊義、副科長王世昌，操縱“八野一方面軍”，接管農八師政法科，奪走公章，宣佈奪權，並于次日接管農八師總機，控制通訊權。
1月22日，八一糖廠“造反團”宣佈奪權，但公章卻讓糖廠領導人給了“八野”的“紅色造反司令部”。而且造反團”奪權，兵團公交部不予承認，糖廠“造反團”幾百人宣佈絕食鬥爭。形勢頓時緊張起來。
1月24日晚，彭正雲召集“石造聯總”總部和農八師分站負責人會議，分析石河子地區形勢和兩派力量對比，研究奪農八師的權。因“八野”手持武器的值班部隊衝擊石河子總場“造反團”會場，會議中斷，彭正雲明令孫不怕、寇萬福立即率兩卡車紅衛兵，趕到總場支援。
1月25日，八一糖廠“造反團”召開慶祝絕食鬥爭勝利大會，為“八野”的武裝戰士沖散。
1月25日下午2點，彭正雲再次召集“石造聯總”總部和農八師分站負責人會議，決定當晚六點半對農八師實行奪權。奪權以八師機關“造反團”為主，離農八師師部近的單位組織全部人馬去支援奪權，離汽二團“八野”總部近的單位，組織人馬去二團，牽制“八野”總。
與此同時，“八野”總部頭頭正在策劃實行“赤色恐怖”。1月23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又稱“紅五條”。
《決定》規定：廢除以前關於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積極支持左派的奪權鬥爭；堅決鎮壓反對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和組織，等等。
當日，許光途看到“紅五條”後說：“這下可好了，我們可以參加文化大革命了，若造反派再胡來，我就打他個王八蛋！”當日，潘蘇靈找到許光途說：“我們要在石河子搞一個赤色恐怖。”馬上得到許光途的同意。
1月24日，農八師參謀邱吉榮對“八野”總部頭頭說：“左派、右派，我們心中有底。我們認為左派就支援，認為右派就鎮壓。造反團都是右派。”又說：“我們堅決支持支左五條，堅決鎮壓反對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組織。”“你們什麼時候需要武裝部隊，我們就支援，要多少，有多少！”
1月24日，獨立團單位召開會議，決定“支左”奪權。當晚，邱吉榮在農八師電影隊樓上，召開石河子各單位“八野”頭頭開會，表示支持“八野”奪權，要堅決鎮壓反革命組織。
1月25日，獨立團打電話向兵團武裝部請示，得到同意，調集8個武裝值班連隊集結待命。
同日，邱吉榮等去兵團請示，得到兵團副參謀長的答復：“文化大革命是群眾運動，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你們就幹。”
當晚，邱吉榮等調來23團武裝值班連隊1連和4鏈、總場3連、師警衛連、基建處9連，共382名武裝人員，到武器庫和看守所集結待命。宣佈：“必要時可以抓人，可以開槍。”並提出“四開槍”原則：“問三聲不答應就開槍，叫站住不站住就開槍，搗亂會場開槍，有奪槍者就開槍！”
許光途向“八野四方面軍”軍長李松林說：“我們根據中央指示，接受八一野戰軍的要求。經兵團黨委批准，支持八一野戰軍的奪權鬥爭！”許光途公開聲稱：“我要以鮮血染紅石河子，不惜用生命保衛丁、裴、利，要幹，幹到底！”
1月25日下午6點鐘，按“石造聯總”總部安排，毛紡廠、石河子中學、經管處、汽二團的造反派約兩千多人，以營救1月24日被汽二團“八野”從工四團抓去的“石造聯總”戰友為名，團團包圍了汽二團團部和“八野”總部，並同前來救援的“八野二方面軍”和“八野四方面軍”近千人展開大辮論。“八野”頭頭趕緊打電話給獨立團，要求派兵救援。獨立團派出三營營長李樹春，率92名荷槍實彈的軍人，乘3輛卡車趕到汽二團。全副武裝的軍人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衝鋒槍沖進辯論的人群，“石造聯總”派的汽二團“工人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頭頭張振奇下令，先將獨立團戰士圍住，再繳他們的槍。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奪槍混戰，“石造聯總”奪得步槍19支，衝鋒槍7支，手榴彈64枚，子彈1307發。並將這些武器，連同扣押的三營營長李樹春和兩名戰士，用車押往烏魯木齊，送交巡警進取，作為“獨立團鎮壓革命群眾的罪證”。其中有3支被卸了槍栓的步槍，被毛紡廠工人帶回廠裏，藏進羊毛倉庫。
至25日晚10點，“石造聯總”另一路人馬成功奪了農八師的權。幾千人將師部機關大樓團團圍住，逼農八師副政委晉懷中、李光、副師長龔建部、政治部主任楊廷柱4人簽字，交出農八師黨政財文大權。並強行接管了總機房。
獨立團將汽二團搶槍事件上報兵團。當晚11點，兵團機要局長王寶銓跑到武裝部作戰室，命令值班參謀張振東：“你趕快把坦克團準備好，石河子發生暴亂了，搶了值班部隊的槍。”
新疆軍區將情況報告中央，說石河子地區發生了暴亂，搶了值班部隊的槍。現準備出動部隊。由於中央制止，坦克團未出動。
當晚，農八師主管軍權的負責人在武器庫，展開武裝處參謀和農八師“八野”頭頭聯席會議，研究向“石造聯總”的“反奪權”。會議做出“四項決定”：1、支持“八野”“反奪權”；2、次日拂曉值班部隊開進師部大院個，佔領機關；3、部隊進駐前，先由“八野”發出支援奪權的請求，後由武裝處發表“支左奪權”聲明；4、按擬定的名單，抓捕政法科“石造聯總”人員。會議研究了兵力部署、指揮位置、人員分工和車輛準備。會後，給值班部隊增發了彈藥。
1月26日淩晨1點。幾十輛卡車開進毛紡廠，幾千名軍人和“八野”武鬥人員包圍了工人住宅區，封鎖道路，切斷電話線。獨立團戰士闖進工人住宅，強行搜查25日晚獨立團丟失的槍支。搜查了3個多小時，一無所獲。4點，獨立團準備撤兵，但為“造反團”人員團團圍住，非要辯論出個水落石出不可。
“八野”見勢不妙，立即組織隊伍，向包圍獨立團戰士的“造反團”發起衝擊。幾千密密麻麻擠成一團，互相推搡。一個矮個子的戰士被人推搡，火氣沖天，端起槍來，朝天就是一槍。槍聲一響，全場霎時靜了片刻。緊接著槍聲大作，戰士和軍官手中的槍，有的朝天打，有的朝人群中開火。“造反團”嚇得屁滾尿流，哭爹喊娘的慘叫聲中，紛紛跑回家，趕緊關門。在事後的審查中，帶兵的三營副營長韓玉泉供認：“四時許，部隊被群眾擠散，部隊就打槍，開始向天開槍，群眾要奪槍，不斷開始向群眾射擊。當時我也挨了槍，是七連打的，約三五分鐘，一邊打一邊退。”
毛紡廠住宅區血案中，當場打死4人，傷7人，送醫院後又死1人。
1月26日晨7點，“八野”和獨立團再次將毛紡廠住宅區包圍，抓走“造反團”一些骨幹。
中午12點，獨立團撤兵，正好在木工廠附近大路上，與“石造聯總”前去聲援毛紡廠的大隊人馬相遇，被“石造聯總”人員手拉手攔住去路。這時一個戰士用刺刀刺傷了“石造聯總”的鄭小風，“石造聯總”人員立即上去奪槍。工四團的子弟衛中夥同五六個工人奪了一支槍，他拿起槍就跑，被戰士開槍打死。
而按武器庫會議精神，“八野”在農八師的“反奪權鬥爭”，釀成了更大的血案。
1月26日晨，農八師機關“八野第一方面軍工農兵兵團”反復廣播《緊急呼籲》，緊急呼籲解放軍根據中央支左五條，支援我們奪回黨政財文大權，粉碎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暗暗送權的罪惡陰謀，使無產階級的權力，掌握在真正的革命派手中。得到求援，武裝部隊派出軍隊，支持“八野”反奪權。
5點40分，“八野”大批人員沖進農八師師部，接管總機。6點，武裝處調動4個連，對師部大樓實行武裝佔領，“石造聯總”人員被趕出去。戰士在大院佈滿崗哨，屋頂和陽臺上，架起13挺輕機槍，3門六0炮。隨即宣佈由副師長龔建章、蕭鳳瑞等5人主持八師工作，有倒向“石造聯總”之嫌的師政委劉丙正等領導停職檢查。
8點左右，“石造聯總”總部調來幾千人，後增至上萬人員，將軍人武裝佔據的各樓和總機房包圍，要部隊和“八野”交出權力，撤出農八師。
武裝處趕緊又調動基建處9連趕來增援，又被人群圍住辯論。9連指導員高砥平命令戰士上刺刀，子彈上膛。他端著手槍喝令群眾讓開。兵團子女一校13歲的王萬東高呼：“要文鬥，不要武鬥！”被高砥平一槍打死。部隊頓時朝人群開槍，當場打死3人，傷6人。
霎時，憤怒的人群向防守部隊沖了過去，前面的人開始奪槍。有的十幾人圍住一個戰士，苦口婆心地宣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勸他們放下武器，站到革命造反派一邊來。“造反團”頭頭又組織人群繼續包圍和喊話要值班部隊繳槍投降。值班部隊全部退守於師部大院幾座大樓內，架槍架炮固守，並回答：不交槍，弄火了再打！
10點，新疆軍區參謀長何家產打來電話，命令雙方脫離接觸，問題由雙方代表協商解決。
而“造反團”要部隊交槍，懲辦兇手，否則決不撤退。人群手挽手，高呼口號，一浪接一浪，繼續向住上樓房的部隊發起衝擊。步槍、衝鋒槍、機槍和樓頂的炮口殺氣騰騰地對準人群。
11點半，新疆軍區派出副司令徐國賢、副參謀長馬森等趕到現場。但他們明顯一邊倒，又根本不到現場同群眾接觸，失望的人群加緊了衝擊，不讓部隊往外撤。形勢很緊張。
下午2點40分，帶兵守衛辦公樓的武裝處副科長王世昌打電話給坐鎮武器庫的副處長張俊義，請示辦法，張指示部隊突圍。10分鐘後，奉徐國賢副司令命令，23團副團長高慶森打電話給武裝處：值班部隊立即撤出師部大院。王世昌電話通知總機房和東西樓部隊，15點15分從北門強行突圍，如遇包圍，可鳴槍警告，驅散群眾。
15點13分，守東西樓的部隊撤出，。一出樓，看到那麼多人堵住去路，23團副營長李可志朝天就是一槍。頓時，部隊指揮員全部開火，有的沖天打，有的朝人群射擊。守衛北門的部隊立即成戰鬥隊形散開，臥倒後用步槍、機槍、衝鋒槍朝密集的人群開火。大批部隊朝北門、東便門和翻過土牆，朝八師武器庫撤退。
密集的人群，在密集的槍聲中，像打飛的鴨子，跑的、跳的、滾的、爬的、哭的、喊的，四散逃去。直到17點，部隊撤完。
白雪皚皚，紅血片片。八師大院內和北門外躺下了十幾具屍體，有的中了十幾槍。受槍傷的二十多人，被送往醫院搶救。
撤至八師武器庫的部隊，經過短暫休整和訓話，並分兩路，撤出石河子。一路乘車向老沙灣撤去，一路步行經總場向23團撤退。
乘車撤退的部隊殺紅了眼。當路經石河子汽車站時，正好一輛客車進站，車站門口人很多。部隊以為遇上了造反派，3輛卡車車頂的機槍和戰士手中的衝鋒槍一起開會，當場打傷9人，卡車疾馳而去。
3輛滿載戰士的卡車駛上烏伊公路，剛一轉彎，迎面碰上高舉紅旗，手捧毛主席像的塔城地區托裏縣反修中學哈薩克紅衛兵長征隊，他們路經石河子，早晨剛去總場為職工進行“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演出”歸來。車上有人大喊：“什麼人？”手舉紅旗的帕利莎答：“紅衛兵！”
“打死你們！”第一輛車上的機槍立即開火，當場打死1人，重傷3人。據紅衛兵小報稱：死傷者都是十六七歲非常漂亮的哈薩克姑娘。帕利莎面部中彈，倒在雪地上，手中還握著那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長征隊”的紅旗。
16點，工程連乘車撤退到石總場汽車連附近，停在路旁，由三分場二連的“八野”武鬥人員在公路上擔任解決。這時，四分場九連的汽車也向這邊開來，一見公路上堵了大批人馬，指揮員下令：“準備戰鬥！”舉手就是一槍。頓時，步槍、機槍、衝鋒槍一齊掃射，當場打死二連機務排長和炊事員。雙方開始混戰。待發現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時，已打死3人，多人受傷。
至此，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才算告終。值班部隊共打死26人，打傷74人，其中包括誤傷“自己人”20人。
新疆軍區急電中央軍委，說是石河子地區發生暴亂，一派搶解放軍槍支，導致死傷，云云。
“一·二六”血案震驚朝野。周恩來下令，曾下令解散“八一野戰軍”。並指示嚴禁開槍，不准出動坦克，停止衝突，聽候查處。
次日，根據中央指示，新疆軍區派出7971、8010、8011部隊進駐石河子市。駐軍代表召集“八野”和“石造聯總”代表協商，達成《四項條件》：一切組織所存武器彈藥一律上交軍隊保管，如有違背，以現行反革命論處；確有證據的殺人、打人兇手，交解放軍看管，一般群眾立即釋放；立即停止互相抓人、打人、抄家等做法；宣傳以上三條。
由於中央要穩定軍隊，尤其新疆地處“反修前哨”，更不能亂。對於“一·二六”血案，新疆軍區和兵團電告中央，是造反組織向兵團部隊奪權搶槍，引起雙方武裝衝突。於是，中央將其定性為“雙方武裝衝突”。
1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電告下降；1、立即勸阻人民內部的一切武裝衝突。武裝部隊絕對不准開槍。如有群眾奪取部隊武器，首先勸阻，不聽，應向天放槍警告對武裝反革命分子和過境竄入的武裝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敵人首先開槍時，才能自衛還擊。2、新疆軍區和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武裝值班部隊，擔負著保衛祖國邊疆和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務。新疆軍區領導機關及兵團的武裝、機要部門和武裝部隊，任何人、任何組織不准衝擊奪權。3、石河子地區的武裝衝突問題，待中央派人調查處理。目前在武裝衝突、烏魯木齊等地發生的亂抓人、打人的行為，應立即停止，已抓的群眾，必須立即釋放。
“一·二六”血案對新疆的“文革”局勢，影響深遠。血案發生後，新疆自上而下都在利用死難者的鮮血大做文章。
“一·二六”血案後，“石造聯總”要為“死難烈士”報仇，“八野”聲稱“石造聯總”製造了“*****”。兩派當即互相抓人、打人、抄家，鬧得天昏地暗。
1月29日，“石造聯總”發佈《第一號通令》，聲稱要逮捕“八野”頭頭、殺人兇手等十種罪犯。
1月29日，“石造聯總”在石河子管理處廣場舉行“一·二六”血案控訴大會，萬眾激憤。一些的“八野”頭頭和骨幹被揪上臺來，罰跪、揪頭髮、搞“噴氣式”、戴高帽、掛黑牌等，會後遊街示眾。
“石造聯總”在石河子地區搞了幾天“紅色恐怖”，掀起了抓、抄、搜捕兇手高潮，不少單位私設公堂，刑訊逼供。
“一·二六”血案，不僅給支持“石造聯總”的新疆少數派組織以造反奪權的最好口實，也給全國造反派提供了“向走資派進行的這場奪權，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的有力證據。1月28日，“保武（武光）反王（恩茂）”的“新疆自治區革命奪權總指揮部”率18個群眾組織發出《聯合緊急通令》，指責《四項條件》“出賣原則，抹煞敵我矛盾，助長敵人氣焰”。並在烏魯木齊組織大規模示威遊行，王恩茂、丁盛被當作“八野”的後臺，和“一·二六”血案的黑後臺，受到猛烈攻擊。新疆地區的奪權鬥爭進入新階段。
而新疆軍區領導人和丁盛，則要利用“一·二六”血案大做文章，既要整倒造反派，又要打擊異己，製造冤案，藉以鞏固自身權力，進而一統新疆的大權。
於是，新疆自治區、新疆軍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負責人，對石河子慘案作了如下定論：
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是武光、張仲翰等人勾結社會上的牛鬼蛇神，製造的一次有計劃、有組織、預謀已久的反革命事件，是他們妄圖在新疆實行篡黨、篡軍、篡政，復辟資本主義的一個嚴重步驟。是“九·二五”起義人員要搞兵變。於是，他們開始了一場自上而下的大清洗。
武光因是自治區黨委書記兼人大常委副主席、新疆軍區第一副政委，與王恩茂、丁盛等素有不諧，“文革”中最先出來“亮相”，表態支持造反派奪權。1月24日至25日，因處理八一糖廠工人絕食問題，去過石河子。因此，自治區、軍區和兵團派出的聯合調查組，硬要兵團醫專學生張秋英承認，武光在會上向他授意：“奪權要有幾支槍。”始終為張拒絕。但仍以次為證據，將武光打成“現行反革命”、“大叛徒”，幾度關押。
1966年12月9日，烏魯木齊發生絕食事件，張仲翰被中央招致北京。1967年1月16日，又被揪出批鬥，失去人身自由。1月22日，“八野”派的兵團機關“聯總”把張仲翰從北京揪回新疆。1月29日，在烏魯木齊人民廣場召開批鬥仲翰大會，會後即軍區部隊押管。30日即被當作“一·二六”血案的“幕後黑手”，押往北京問罪。
兵團參謀長陳實是丁盛急於打倒的對立面。“一·二六”血案發生時，陳實為躲避兩派批鬥，正藏到他弟弟陳殿信家。軍代表調查組按上司授意，硬把“策劃者”的屎盆子往他頭上扣。刑訊逼供，要陳殿信改口，結果逼死陳實兩位親人。
1967年2月～5月，新疆先後大刮起“二月鎮反”、三月軍隊“支左”和軍管風，新疆的造反派遭到殘酷鎮壓。自治區、新疆軍區、和兵團領導人大力支持新疆的“八野”、“聯總”、“工農革委會”和“紅促會”等多數派組織，大規模抓人、打人、捕人，實行高壓恐怖。那些在“一·二六”血案中受傷活著的受難者、當天的參與者及家屬，有的被批鬥，有的被關押，有的扣發工資。
石河子總場為“八野”召開聲勢浩大的萬眾平反大會，會場周圍架設輕重機槍和六0炮，31個“造反團”頭頭和骨幹被批鬥。會後，遊街示眾，開除公職，認罪檢查。
根據軍代表調查組的調查材料，新疆軍區以“一·二六”“肇事者和兇手”的罪名，逮捕了46名“罪犯”，長期關押6年多。蒙冤受屈，遭受嚴刑拷打，百般淩辱。而真正的兇手長期逍遙法外。
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大事記》載：事後，逮捕審訊49人，逼供致死6人，1000餘人受株連。3月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將在北京的張仲瀚留京監護，隔離審查。不久改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進行監護審查。
3月28日兵團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裴周玉任主任，丁盛任第二主任，李荊山、王振東（兵團司令部副參謀長）任副主任，楊貫之（兵團司令部副參謀長）等9人為常委。隨即佈置在兵團進行全面奪權。3月30日至5月8日，兵團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先後作出錯誤的決定，呈報新疆軍區，將兵團副司令員陶晉初、參謀長陳實、副參謀長曾繼富、幹部部副部長楊兆元、計財部部長毛乃舜、供銷部代部長陳明池、石管處副政委汪培模、農一師師長林海清、工二師師長傅志華、農六師政委趙予征等10人停職反省。
6月，中共中央決定：任命裴周玉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二政委、黨委第二書記；丁盛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司令員，黨委第三書記。丁盛、裴周玉一派成為血案後的大贏家。
直至林彪事件後，丁盛一度失勢，46名“案犯”才獲得釋放。丁盛後因追隨“四人幫”而倒臺，此案重新裁定。但一切罪名，皆由丁盛個人頂缸。
1978年12月20日，新疆自治區黨委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對該案重新定性，認為：“這一事件是丁盛、裴玉周及其幫派一手策劃的的武裝鎮壓革命群眾事件，死傷百人全是他們蒙蔽指揮值班部隊開槍打的。這件事與張仲翰、劉丙正等同志和武光都沒有關係，應予平反昭雪。”
1979年1月12日，中共中央複電，同意該處理意見。
1979年1月19日，新疆自治區黨委做出《關於處理新疆文化大革命中和歷史上遺留的一些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按上述精神，為受害者平反。
《新疆日報社》“五·八”武鬥
這是1967年5月8日，新疆兩大派組織“三新”派和“三促”派為爭奪《新疆日報》社進行的大型武鬥流血事件。又稱“五·八”事件。
1967年5月8日，由“炮轟軍字型大小新疆日報聯絡站”田永龍等人發起，聯合烏魯木齊市“三新”派組織，查封並佔據了當時已被軍管的《新疆日報》社。
多數派群眾組織“三促”派反對查封報社，發起反擊，出動大批本派群眾，與“三新”派進行“革命大辯論”。口頭爭辯無效，“三促”派頭頭王子玉等人研究決定，要強行奪回報社。
當日，“三促”派出動近兩千多人，衝擊佔據《新疆日報》社的“三促”派。於是雙方發生武鬥。
此次武鬥,雙方參戰人員使用了石頭、瓦片、棍棒等武鬥工具，大打出手，“戰況”一度極其險惡，最終造成多人受傷。
5月8日，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全軍文革小組辦公室給新疆軍區和兩派群眾組織來電，要求“參加戰鬥的雙方，安全即停止戰鬥”，武鬥隨告結束。
這次武鬥，是烏魯木齊地區發生的第一次規模在千人以上的武鬥事件，開創了烏魯木齊地區大型武鬥之惡劣先例。
（資料來源：新疆自治區處遺材料；新疆自治區“揭、批、查”材料；紅衛兵小報）
新疆醫學院“七·二六”武鬥
這是1967年7月26日～27日，新疆烏魯木齊市“三促”派和“三新”派在新疆醫學院進行的大規模武鬥事件。
1967年5月以後，新疆醫學院的群眾組織形成為勢不兩立的兩派。隨後，雙方衝突和武鬥不斷。
7月以後，烏魯木齊市兩派組織開始建立武鬥據點，實行派性武裝割據。當時，少數派組織“三新”派佔據了該校，並在該校設立了武鬥據點。
新疆醫學院地處烏魯木齊市三角地，是“三新”派佔領的重要據點。“三新”派武鬥人員在校門區和附近街道設卡，檢查過往人員、車輛，攔截“三促”派的人員、車輛，因此經常發生截車、抓人、打人事件。成為“三促”派的心病。
7月24日，“三促”派頭頭胡良才、戴甲弟、欒景靈、王子玉、王自強等人，在烏魯木齊市人民飯店二樓召開會議，討論攻打新疆醫學院的問題，但未定攻打方案。
7月25日，由韓風和召集“工農革委會新市區聯防指揮部”何鏞、羅九海、李起等人，研究確定攻打新疆醫學院的問題。會議確定攻打方案：由韓風和、朱佐興等人任武鬥指揮，指揮部設在供電公司二樓。
7月26日，“三促”派調動數千人的武鬥大軍，對新疆醫學院的“三新”派武鬥據點發動攻擊，遭到“三新”派的猛烈抵抗。於是“三促”派又不斷增兵，實行“攻點打援”，攔阻“三新”派的三路援兵，繼續進攻新疆醫學院。
在新疆醫學院武鬥進行時，周恩來從中央文革駐疆人員和新疆造反派組織處，得到關於武鬥報告，以急電對新疆軍區負責人作出明確指示：“新醫等四大院校不能打，誰打，誰犯錯誤。”
軍區領導人聞訊有些著急，於是召見“三促”派頭頭胡良才，催促他前去制止武鬥，不要繼續攻打。
而胡良才雖然去聽取了傳達的周恩來指示精神，但在徵求軍區領導人意見時，得到的是極其曖昧地回復。他心領神會，回到“三促”派武鬥指揮部後，立即召開會議，對“三促”派頭頭們傳達周恩來指示和新疆軍區負責人意見時，斷章取義，有明顯的偏岐。新疆軍區負責人也不到場，以消除其曲解，或表態要採取嚴厲措施制止事態進一步惡化，對貫徹周恩來指示精神，表現出明顯的消極態度。這就進一步導致了武鬥事態的不斷擴大
“三促”派頭頭們經過討論，認為“革命的勝利果實唾手可得”，不如先打下新疆醫學院再說。
“三促”派為快速打下新疆醫學院，急速調動各路大軍趕赴武鬥現場，最終近萬人參加了武鬥。進攻的“三促”派武鬥大軍，遭到據守大樓的“三新”派武鬥人員以石頭、磚頭、石灰、棍棒、鋼釺等冷兵器的頑強抵抗，受傷者急劇增加。
久攻不下，“三促”派頭頭心急如焚，恐怕事態持續發展，為中央和軍區制止，遂下令：對於新疆醫學院內堅守大樓，據不投降的“三新”派各武鬥據點，先以廣播進行“最後通牒”，然後使用炸藥炸、澆汽油放火燒等手段，將兩座樓房炸毀，最終攻佔了“三新”派抵抗最猛烈的兩座大樓。
這場武鬥，燒毀和炸壞了兩座樓房，死5人，傷數十人，有400多個“三新”派武鬥人員及群眾被抓，遭到毒打和關押，有的在其後的關押中被打死，有的被打成殘廢。
新疆烏魯木齊第一師範武鬥事件
這是1967年10月14日～15日，新疆烏魯木齊市“三促”派和“三新”派在烏魯木齊市第一師範學校發生的武鬥事件。
1967年5月以後，烏魯木齊市第一師範學校的群眾組織形成為勢不兩立的兩派。隨後，雙方衝突和武鬥不斷。
7月以後，烏魯木齊市兩派組織開始建立武鬥據點，實行派性武裝割據，雙方人員及其家屬因害怕遭到對立派的打擊和鎮壓，於是紛紛逃離本單位，跑到本派的“根據地”、武鬥據點或投親靠友避難。
當時，少數派組織“三新”派在該校的下屬組織“四九四”在第一師範佔據優勢，該組織佔領了學校的教學樓和西樓，多數派“三促”派在該校的下屬組織“紅革聯”的學生被強行趕出學校。
10月14日，多數派學生回校，要進樓取東西，被“四九四”武鬥人員阻止，雙方發生武鬥。武鬥中，“四九四”炸傷“紅革聯”的學生2人。
於是，“紅革聯”頭頭便向烏魯木齊市“工促會”求援。“工促會”勤務組的頭頭起初不願意介入學生間的衝突，“紅革聯”頭頭又找到第一師範學校所在的新市區“工促會”，向他們請求支援，並通過新市區“工促會”頭頭向市“工促會”勤務組敦促，要求對第一師範“紅革聯”進行支援。
10月13日，市“工促會”頭頭胡良才主持召開了勤務組會議，決定設立武鬥指揮部，由戴甲弟、王子玉負責，指揮攻打第一師範“四九四”。會議敲定了對第一師範“四九四”據點的武鬥方案：由鐵路局的“工促會”派出武鬥隊掩護，用炸藥包把第一師範“四九四”武鬥人員據守的大樓房一端炸開，然後大隊人馬沖上去，把“四九四”的武鬥人員抓下來。戴甲弟提出：“既然決定打，那麼所有頭頭都要參加，免得事後出了事叫我一個人負責。”
10月15日早上，“工促會”頭頭胡良才、錢西夫、韋德昌、劉炎等人都到了指揮部，指揮部設在北門醫院二樓。“工促會”調動了上千人，對“四九四”武鬥人員據守的教學樓和西樓發起進攻。遭到“四九四”武鬥人員的抗擊.
當鐵路局“工促會”的武鬥人員在機槍掩護下，用炸藥包炸開教學樓和西樓後，“四九四”的武鬥人員用火力封鎖了各層樓道入口。一時間，攻守雙方打得十分激烈。
武鬥期間，新疆軍區副司令幸元林派人把胡良才、戴甲弟、王子玉叫到軍人俱樂部，對他們說：“不能打，你們在軍區門口這樣搞怎麼行？趕快撤下來！”戴甲弟、王子玉一聽扭頭就走，胡良才留下來應付幸元林。武鬥繼續進行，並最終攻佔了這兩座大樓。“四九四”的武鬥人員成為戰俘，被抓獲後，男女學生均遭到毒打，女學生遭到淩辱。
這次武鬥，雙方死亡5人，傷24人。兩幢大樓各被炸開一個洞，教學儀器被毀。
新疆烏魯木齊第一中學武鬥事件
這是1968年1月9日，新疆烏魯木齊市“三促”派和“三新”派在烏魯木齊市一中發生的武鬥事件。
1967年5月以後，烏魯木齊市一中的群眾組織形成為勢不兩立的兩派。隨後，雙方衝突和武鬥不斷。7月以後，烏魯木齊市兩派組織開始建立武鬥據點，實行派性武裝割據。
當時，少數派組織“三新”派佔據了該校，烏魯木齊市一中成為“三新”派的武鬥據點。
1月8日，市一中少數派“三新”派的學生頭頭李錦祥等攔截“三促”派的汽車，並打傷車上人員，兩派學生由此發生衝突。
市六中多數派“三促”派的武鬥學生前去攻打一中的“三新”派。在攻打一中平房時，市六中“三促”派的李慶祥，被“三新”派武鬥人員開槍打死，使事態激化。“
隨後，“三促”派“紅促會”的頭頭馬法實、吳占奎去找烏魯木齊市“工促會”頭頭戴甲弟，要求“工促會”出兵，支援“紅促會”攻打一中的“三新”派。戴甲弟主持召開了有錢西夫、韋德昌、王玉林、陳仁照、劉合子等“工促會”頭頭參加的總部負責人會議。會議決定，由“紅促會”的學生打第一陣，“工促會”負責週邊。設立指揮部，吳占奎、馬德富為前線總指揮，劉合子、徐東煥為週邊指揮，一中高中和在校學生擔任主攻，六中、實驗中學負責救護，自治區黨委“聯修部”、八農“紅色軍團”協助。
1月9日下午，指揮部調動了一中、六中、實驗中學的武鬥學生，以及自治區黨委“聯修部”、八農“紅色軍團”近千人的武鬥大軍，對市一中“三新”派的武鬥據點發起進攻，至晚8時，一中被佔領而告終。
此次武鬥，雙方參戰人員有一千多人，使用的武器有步槍、衝鋒槍、機槍、手榴彈等，真槍實彈，雙方死亡10人，傷數十人，國家財產損失達7萬餘元。
新疆和田皮夾縣幸福公社藏桂武鬥
這是1967年12月19日～23日，新疆和田地區皮山縣幸福公社藏桂管理區兩派組織“革命造反軍”和多數派在藏桂管理區進行的長達5天的武鬥和報復性殺人事件。
1967年12月，和田地區皮山縣幸福公社藏桂管理區的兩派組織，分別控制了發生了該管理區的不同大隊，實行武裝割據。當時該管理區少數派群眾組織“革命造反軍”受到壓迫，聚集在第五大隊。而多數派則控制了第一、二、三、四大隊。
12月19日，“革命造反軍”的頭頭任壽星、肉孜巴海特外拉、阿不卻拉庫爾班等人，為了要用電形機放映機宣傳本派的傳單，便出動人馬，把公社的放映機和發電機搶到五大隊。
第一、二、四大隊的多數派對此不滿，便上街貼大字板。四大隊的多數派頭頭組織群眾結隊到五大隊索要放映機，兩派發生武鬥，四大隊的多數派被打傷14人，但也打傷“革命造反軍”數人，抓走兩人。兩派嚴重對立，兩派頭頭都在策劃新的武鬥。
12月19日，肉孜巴海特外拉以營救被四大隊抓打的本派兩名人員為由，率領本派幾百人去攻打四大隊。在四、五大隊交界處，打死四大隊副隊長沙的克等3人。當四大隊多數派的群眾聞訊趕到現場時，肉孜巴海特外拉已率眾返回。
當晚，多數派召開會議，經討論決定，對五大隊的“革命造反軍”進行進攻，並提出“血債要用血來還”。
12月20日，四大隊武鬥總指揮托手提巴海土地帶領預先串連好的第一、二、三、四大隊近千名武鬥者，攻打五大隊。五大隊的群眾經過短暫抵抗，失利後即四處逃跑。攻打者砸了五大隊的辦公室，放火燒毀了五大隊的一些民房，並打死6人。多數派決定要“徹底殲滅造匪”，於是對“革命造反軍”展開大規模的搜捕行動。
12月21日，四大隊群眾在搜捕五大隊外逃人員時，抓獲了“革命造反軍”的幾名外逃人員，又當場打死3人。一大隊的多數派抓住了肉孜巴海特外拉父子等6人，經縣、社領導和支左部隊趕來做工作，把被抓的人秘密保護起來。
12月22日，托手提巴海土地得悉這一情況後，立即帶領近千名本派群眾趕到一大隊要人。在得知提肉孜巴海特外拉父子等人的藏身之地後，又將該處團團圍住，並翹開房門。肉孜巴海特外拉父子等6人舉手走出求饒。除1人因失足掉進地窯得以倖免外，其餘5人全部被阿不都巴海白克牙、艾買提巴海安江等人打死。
12月23日，托手提巴海土地又帶人到五大隊，搜捕“革命造反軍”的“殘渣餘孽”，大隊長買買土地卡瓦等2人被打死。
至此，在此次長達5天的武鬥和報復性殺人事件中，雙方共死19人。其中有副大隊長3人，小隊長1人；打傷162人，其中重傷60餘人，有的被打成了終生殘廢；共抄了87戶社員的家，燒毀部分民房。
“文革”結束後，新疆和全國許多地方一樣，對“文革”武鬥的責任人，掌權者重在處理對立面。這次武鬥的主要責任者受到處理。其中，因肉孜巴海特外拉、阿不卻拉庫爾班、任壽星3人已死，免予處罰；托手提巴海土地、阿不卻巴海白克牙判刑10年，奴爾土未爾判刑8年，買買提巴海安江判刑6年。
（資料來源：新疆和田地區處遺材料；新疆和田地區揭批“四人幫”材料）
廣西柳州來賓“九六血案”
這是1967年9月6日，廣西柳州市“四·二二”派的學生組織“柳江風雷”的一群中學生去來賓縣人武部搶槍，遭到縣人武部軍人伏擊造成的流血慘案。
1967年8月以後，柳州市兩派在武鬥中掀起搶槍高潮。9月5日，廣西柳州市“四·二二”派的學生組織“柳江風雷”18名初中生，聽說柳州市“造反大軍”從來賓縣人武部搶走大批武器彈藥，於是也開著一輛大卡車，趕去來賓縣人武部搶槍。
而此前一天，即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已經頒佈《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簡稱“九·五”命令）。當日，廣西軍區以電話傳達“九·五”命令，命令部隊在遇到搶奪武器時，可以進行開槍射擊。賓縣人武部負責人接到電話通知，非常激動，決定對膽敢再次前來武裝部搶槍的“四·二二”派開槍射擊。
9月5日上午，“柳江風雷”的18名中學生到達來賓縣人武部，腦鬧嚷嚷要衝擊人武部，當時被哨兵攔住，中學生們不依不饒，一定要往裏闖。
人武部負責人接到報告，得知又有“四·二二”派“柳江風雷”的“一群小崽子”前來搶槍，當即勃然大怒，於是決定在大院設伏。人武部機關和值班人員立即奉命趕往操場設伏。
當18名初中生的“柳江風雷”紅衛兵吵吵嚷嚷闖進大院，進入操場區前時，即遭到預先埋伏軍人的開槍射擊。當場打死15人，傷2人，逃跑1人。造成嚴重的流血事件。
廣西柳州搶槍風潮及流血事件
這是1967年8月～1968年5月，廣西柳州市“聯指”派和“四·二二”派進行的搶奪軍事單位武器彈藥及其引發的系列武鬥和流血事件。
1967年8月以後，柳州市兩派武鬥升級，武鬥從石頭、磚頭、棍棒、鋼釺、長矛、大刀、狼牙棒、土制燃燒瓶的“冷兵器”時代，迅速升級為以軍用武器為主要手段的現代化武器的武鬥大戰。兩派掀起搶槍高潮，並開始自製武器彈藥。
柳州市的大規模搶槍風潮前後有兩次高潮，即1967年7～9月間的第一次搶槍風潮，和1968年5月間的第二次搶槍風潮。
據有關史料記載和當事人回憶——
1967年8月以後，柳州“聯指”派開始進行搶奪軍方的武器裝備，裝備起武鬥隊伍，並以縣、社為隊伍，將農村武裝民兵隊伍投入兩派武鬥。由於“聯指”派得到軍方支持，槍枝彈藥的主要來源是地方人武部和民兵的裝備。搶奪軍方的武器中，大部分為“明搶暗送”和軍方私下贈送，部分為搶奪軍事單位與人員所得。
“四·二二”派受到軍方打壓，因此採用公開搶劫和偷襲搶奪相結合的手段，搶奪軍事單位及軍用倉庫，以獲得武器裝備。
雙方不僅搶奪軍事單位武器彈藥，甚至搶劫抗美援越的武器軍火。
8月18日，“四·二二”派頭頭得知有一列運送援越物資的軍火列車正停在金雞村，經過策劃，于當晚11時左右，糾集了300人到金雞村，搶劫軍用列車的援越軍火物資，共搶得炮彈四千多發。
20日，中央文革來電責令其交還，“四·二二”才將炮彈大部分交還部隊。
9月5日，廣西柳州市“四·二二”派的學生組織“柳江風雷”18名初中生，去來賓縣人武部搶槍。遭到預先埋伏軍人的開槍射擊。當場打死15人，造成嚴重的流血事件。
據韓辛在《文革中廣西武鬥二三事》載：至1968年春天，柳州兩派武鬥逐部升級越演越烈，所用武器不斷更新換代。從原來的木棍狼牙棒到長矛大刀，到了最後乾脆到各地駐軍軍營，把步槍機槍高射炮都“搬”了出來。說是“搬”而不是“搶”自然是有道理的。造反派第一次到當地駐軍的一個軍械庫搶槍，就因不聽鳴槍警告，當場被駐軍開槍打死了三個。解放軍把“革命群眾”打死了可不是一件小事。事情鬧大了，廣西軍區下令不准隨便開槍。膽大的再來搶槍的時候，解放軍就站在一邊看。綠燈一開，幾天之內當地的駐軍都被繳了械。
兩派武鬥中大量使用自製武器炸藥，而自製炸藥也造成人員傷亡。
柳州飛鵝路中段有個三層樓的延安旅社，為“四·二二”派的紅衛兵佔據當武鬥據點。
8月間，為準備武鬥，“四·二二”派紅衛兵弄來好幾箱炸藥，都堆在一樓，準備自製炸藥包。一天夜裏，炸藥突然爆炸，把大樓給炸塌了一半，當場炸死了不少紅衛兵。死者中有個小名叫小六子的初中生，那年才15歲。炸藥爆炸原因不明，有人說是抽煙不小心引爆炸藥，也有人說是“聯指”暗算。
“聯指”為了彌補武器上的不足，也自己動手製造了一大批手榴彈。但搞兵工畢竟不是本行，手榴彈的品質不過關，使用中提前引爆炸死了不少自己人。此外，“聯指”還試製了一種象迫擊炮的武器。用無縫鋼管焊成迫擊炮狀，添上炸藥，外帶一個裝有釘子的炸藥包。炮管裏的炸藥爆炸時將炸藥包送到敵方陣地上爆炸，釘子亂飛，有相當的殺傷力和破壞力。
1968年5月，柳州兩派組織掀起了第二次搶槍高潮。據中國共產黨柳州地方組織志記載：柳州由於武鬥升級，兩派無視中央不准槍奪解放軍武器裝備的命令，先後於1967年9月6日、12月3日，1968年5月10日，5月21日—23日，用武力大規模的搶奪人民解放軍軍械倉庫和軍事駐地的武器裝備。
最為嚴重的是5月下旬的一次，一派組織出動1000餘人到火車站搶奪列車上的子彈11888箱，計1700余萬發。還搶走駐柳某部的各種槍支728支，子彈11萬餘發。打傷解放軍指戰員100餘人。
兩派用這些槍支彈藥裝備武鬥隊，在今柳南區和魚峰區一帶展開爭奪戰，造成人民生命和國家財產的巨大損失。
1968年5月10日柳州“聯指”組織大搶槍，搶了駐柳軍隊槍支316支，子彈11056發，六O炮、迫擊炮兩門，四O火箭筒兩具，並打傷解放軍戰士47人，其中重傷2人。
5月21日至23日，柳州“造反大軍”搶劫抗美援越軍火。21日拂曉，柳州“四·二二”派的“造反大軍”頭頭白鑒平、廖偉嚴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王反修、李振嶺為了對付“聯指”的武裝圍剿，組織一千多人,到柳州火車站“五三八”列車調度段，搶劫抗美援越軍列，軍列上八個車皮的武裝彈藥，被他們洗劫一空。共搶得列車上的援越軍火物資計子彈11888箱，1700多萬發。還搶走某部槍支728支，子彈11萬發，打傷解放軍指戰員100多人。柳鐵工機聯”頭頭王反修、李振嶺還模仿電影《平原遊擊隊》，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了收條。此後，類似的搶劫抗美援越軍用物資的事件，還多次發生。
5月25日，“造反大軍”包圍柳州解放軍某部，搶奪槍支，雙方發生衝突，打死2人，傷20多人，奪走槍支700多條。這場武鬥又演化成對立兩派群眾組織“聯指”派和“四·二二”派之間的另一場武鬥，一直延續到5月30日。雙方死傷嚴重。
兩派將搶奪來的武器軍火迅速武裝本派武鬥專業隊伍，投入搶奪地盤，攻打對方據點，消滅對立派的武鬥戰爭之中，南寧地區大武鬥的戰火硝煙一發不可收拾。
（資料來源：柳州地區“處遺”材料；韓辛：《文革中廣西武鬥二三事》；《中國共產黨柳州地方組織志》）
四川、重慶“八·二八”事件
這是1966年8月28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的紅衛兵，到江北區老城區江北城“宣傳十六條”，與當地一些所謂“保皇派”，即支持市委的幹部、群眾發生爭執和衝突，形成拳腳相毆的武鬥事件。這是重慶市區最早的武鬥事件，直接影響了重慶市文化大革命運動。
這場武鬥，關係錯綜複雜，影響至為深遠。
1966年6月，中共重慶市委工作組進駐重慶大學，將校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群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三反分子”、“叛徒”、“特務”。8月2日，鄭自殺，激起重大師生對重慶市委和四川省委的強烈不滿。
8月3日，中共重慶市委在重慶人民大禮堂召開全市大專院校和中學文革積極分子大會，正式傳達北京新市委召開的大、中學校文革積極分子大會精神和毛澤東有關撤銷工作組的指示、劉少奇關於“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等講話。大會未完，重大學生就已聞訊在校內寫出大標語：“擁護黨中央，擁護毛主席，趕走工作組，自己鬧革命！”
當晚，周孜仁、吳慶舉等學生寫出《就鄭思群自殺事件給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要求重新審查鄭思群死亡事件，隨即引來眾多質問工作組的大字報。8月5日，焦頭爛額的市委工作組奉命撤離重慶大學，遭到部分師生員工自發攔阻，要求澄清鄭校長死亡事件並作出檢查。工作組被迫暫留學校。
8月8日，《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正式公佈的當天下午，工作組才“悄然遁走，撤了個精光”。矛頭對準重慶市委的紅衛兵運動在重慶大學興起。
8月15日，因重慶師範專科學校（今重慶師範大學）學生出現兩派對立，反工作組一派處於劣勢，其“輕騎”、“排炮”兩個小組派出代表向反工作組觀點已占大多數的重慶大學師生求援，重大數千師生應邀前往聲援，與師專保工作組一派展開辯論，附近的師專附中（今市第八中學）學生及一些工人、機關幹部、居民也帶著不同觀點前往該校加入辯論，雙方爭執不下。
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被迫前來解決問題，被造反學生們糾纏至深夜。是為重慶第一次規模較大的群眾性大辯論及造反派師生與市委領導當面爭執局面。
該事件後被稱為“八·一五事件”，並被重慶造反派認為這是他們向市委造反打響的“第一槍”，將此日視為造反開始紀念日；而擁護市委的一派幹部、群眾則認為這一事件與“匈牙利事件”無異，認定“八·一五糟得很”。
於是，圍繞“八·一五糟得很”還是“好得很”，重慶市展開了大辯論。此後，“八·一五”成了重慶造反派中一派的標誌性旗幟，與該派觀點相同的組織，均稱為“八·一五”派。
8月26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宣佈成立。8月28日，“八·一五戰鬥團”的紅衛兵到江北老城區“宣傳十六條”，鼓動群眾起來造反。因他們貼出的“集中火力炮轟市委”大字報，引起當地一些幹部、群眾不滿，遂被正在集中學習的民辦教師以“毛主席萬歲”標語所覆蓋，雙方發生爭執。
在江北區領導的指示下，老城區大批幹部和群眾趕來圍攻“八·一五戰鬥團”的紅衛兵，衝突中雙方都有人因拳腳受到輕傷。
事件發生後，江北區和重慶市黨政領導以此當作打擊造反的紅衛兵、鎮壓“八·一五”的由頭，授意和組織一些幹部、群眾，炮製出控訴“八·一五暴徒”製造“八二八慘案”的傳單印發，聲稱重慶大學有個名叫“八·一五”的組織去了一夥暴徒，在那裏聚眾鬧事，搞反對共產黨的“匈牙利事件”，還圍攻打罵跟他們作鬥爭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此事被市、區黨政領導支持下反對造反的一派幹部、群眾誇張宣傳為所謂“八·二八慘案”，“八·一五”紅衛兵被宣傳為“暴徒”、“反革命”。
“八·二八事件”成為重慶市紅衛兵直接向市委進行造反、重慶市造反派和“保皇派”兩派鬥爭的導火索。
在重慶市委領導人和有關單位領導人授意下，全市展開了大規模的聲討、批鬥重大“八·一五”紅衛兵及其同情者的浪潮，市內許多地方出現對“八·一五”派學生和贊同“八·一五”派觀點的群眾圍攻、揪鬥、遊街、強迫請罪等現象，群眾對立情緒加劇，武鬥現象多有發生。
為爭奪對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領導權和“把握運動方向”，9月3日經重慶市委建議，重慶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在文化宮召開代表大會，通過成立宣言。市委派來了樂隊和記者。同時，由市委提議，經請示成都軍區批准，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門奉命擔任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輔導員”，並派來了10個解放軍“聯絡員”。
但因中央支持紅衛兵造反的態度日益明確，重慶市委怕事件影響擴大“犯錯誤”，“激化矛盾，不得不改變態度，於9月3日晚上，在重慶師範專科學校召開十二所大專院校代表會議，辛易之代表市委就“八·一五事件”作檢查。重大“八·一五戰鬥團”近千人到會“造反”，控訴在南岸等地繼續發生圍鬥“八·一五”派紅衛兵事件，要求市委立即出面解圍，並公開登報、廣播承認重大“八·一五戰鬥團”是革命組織。
李井泉通過專線電話聽取彙報，一面通知派人到南岸區解圍，一面要市委書記魯大東“頂住”，不答應八·一五其他要求。市委答復：無法滿足造反派師生的要求。當日，得到黨政領導支持的一些幹部、群眾，晚上在市中心解放碑召開“八·二八慘案受害者控訴大會”，繼續鬥爭“八·一五”派學生。
重大“八·一五”遭到全市性有組織的圍攻、打擊後，決定採取極端行動。9月4日，重大、師專等校千餘“八·一五”派師生在師專宣佈“絕食”，要求市委停止組織群眾圍攻“八·一五”派師生。
在“絕食”10小時得不到市委答復後，9月5日淩晨，“八·一五”派紅衛兵步行前往市郊茄子溪火車站阻攔列車，強行搭乘上京“告狀”。當晚7時搭上鐵路方面增派的列車赴京。
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檢閱“百萬革命小將”中，“八·一五”派赴京的紅衛兵參與了檢閱接見。
隨著重大“八·一五”日漸尖銳地把鬥爭矛頭對準中共四川省委和重慶市委的領導人，省、市領導進一步部署針對重大“八·一五”的“反擊行動”。
9月5日，中共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部署，“工人糾察隊”在首家試點單位中梁山煤礦宣告成立。9月6日，中梁山煤礦工人糾察隊500余人由書記、礦長帶隊，乘11輛卡車到市區遊行示威。隨即，全市性的工人糾察隊總部成立，負責人是重慶大學汽車班班長楚光輝。
9月6日,中梁山煤礦工人糾察隊500余人由書記、礦長帶隊，乘11輛卡車到市區遊行示威。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召開幹警大會，副院長、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邢華民宣佈成立“紅衛兵”，分發袖章。
當日，全國四十幾所大專院校赴渝師生組成“八·二八”事件聯合調查團。
9月7日，為免“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之嫌，重慶市委下令撤銷設于江北區下橫街小學的“八·二八慘案展覽”。
當日，李井泉在重慶召開學生座談會提出：要把從“八·一五戰鬥團”和“赤衛軍”中的紅五類，分出來組織統一的紅衛兵，紅五類出身的學生組織起來，就可以在十天半月內取得優勢，壓倒“八·一五戰鬥團”。會後，李井泉指示重慶市委，要號召工人階級動員自己的子女參加紅衛兵，工人學生要進行階級回憶對比教育。
同日，李井泉在重慶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召開重慶市50多家大型工廠黨委書記會議，佈置組織工人糾察隊對付造反的紅衛兵。
9月8日，重慶鋼鐵公司一批造反派工人群眾，集中到公司辦公樓外抗議保守派造謠宣傳“八·二八慘案”誣衊重大“八·一五，揭穿“八·二八”事件真相，遭到保守派圍攻。事後不久，重鋼造反派組成“重慶九八戰鬥團”。重慶產業工人正式以組織形式起來造反，登上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舞臺。
9月8日，由市學聯出面串聯，選拔“紅五類”子女，組建成立了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總部設在五十四軍軍部對面坡上的紅嶺（即鵝嶺，“文革”中改名）公園。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門奉命擔任“輔導員”，並派來解放軍聯絡員10人。
隨後，市委號召各單位發動“紅五類家長”踴躍“送子參軍”（即送子女參加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重慶日報》大肆炒作，全市掀起“送子參軍”熱潮。在中共四川省委和重慶市委領導人支持下，保省、市委的“保皇派”大占上風。
重大“八·一五”的絕食行動和上京“告狀”在重慶市內引起極大震動。“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及基層組織中不少人更對重大“八·一五”表示同情與支持。
為趁重大“八·一五”主力在京告狀未歸之前解決“中學生紅衛兵”的問題，9月15日，重慶市委在潘家坪招待所開會決定，讓“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將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合併。
9月20日，按照市委的佈置，“中學生紅衛兵總部”的電話線被拆除，辦公地點被強佔。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將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強行“合併”，合併後的組織統稱“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強行合併的作法引起激烈反彈。9月21日，就在《重慶日報》按照市委指示，刊登“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與“中學生紅衛兵”合併改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消息，並宣佈“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已經撤銷的同時，拒絕合併的“中學生紅衛兵”在四十一中召開全體代表大會，來自103個學校的代表一致抗議市委將“中學生紅衛兵”強行合併的作法，選出了新的臨時主席團。
隨後，大批“中學生紅衛兵”在人民大禮堂向市委靜坐抗議，並隨後赴京告狀。至此，一個與重大“八·一五”並肩作戰的中學生造反派組織正式出現，並成為重慶第一個全市性的造反派群眾組織。
由於重慶、成都和四川各地兩派的串聯，由此基本形成了“文革”初期重慶和四川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兩大派格局。
（資料來源：重慶揭批“四人幫”在重慶的幫派人物資料；紅衛兵小報；老田：《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修訂版）》；何蜀：《重慶文革武鬥大事記》）
四川、重慶“一二·四”武鬥事件
這是1966年12月4日，因造反派的重大“八·一五”及“造反軍”，衝擊保守派“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在重慶市體育場召開的命名大會，雙方之間發生的特大規模武鬥事件。這是“文革”初期在四川省發生的最大規模的兩派武鬥事件。又稱“一二·四”流血事件、大田灣體育場大武鬥。
1966年八、九月間，隨著文化大革命形勢的發展，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在重慶地區聲勢日張。此時出現新的重大社會政治勢力，即在重大“八·一五”和北京南下學生的策動和幫助下，重慶市各廠礦企業的工人和職工紛紛成立造反派組織。
為支持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的紅衛兵運動，重慶市幾個大廠的造反工人聯合成立了重慶“工人造反軍”。為顯示與“舊的官僚機構”區別，其領導機構名之曰：“勤務組”，領導人名之曰：“勤務員”。隨即，該組織在重慶市各廠礦企業迅速發展壯大，遂正式定名為“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簡稱“造反軍”。
此時該組織的主要目標，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走資派’的反”；支持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的學生運動。
與之相對應，在中共四川省委和重慶市委的支持下，各單位以保省市委、保當權派為目標的各種群眾組織也紛紛出臺，其主要組織為“工人糾察隊”，簡稱“工糾”；“毛澤東思想赤衛軍”，簡稱“赤衛軍”。時人所稱之為“保皇派”
1966年8月，中共中央發佈《十六條》後，四川的形勢更趨激化。一方面學生和造反派的造反聲勢勢不可擋，鬥爭矛頭逐漸由當權派個人，逐漸轉向省、市委；而另一方面，省、市當權派以及各單位當權派，利用手中的權力對造反派進行程度日益加大的鎮壓，各單位都有造反派被打成“牛鬼蛇神”；並假手“保守派”打壓造反派，利用雙方的衝突，從中尋找鎮壓的藉口。造反派與省、市委的矛盾日漸凸現為主要矛盾。“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打倒李井泉”、“打倒任白戈”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公開出現在重慶市街頭。
9月30日晚，“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召開成立大會，各單位的“造反軍”實行聯合，“造反軍”正式登上重慶“文革”的主力派性組織地位，後來發展成為重慶乃至四川省兩派組織的主力軍。
隨著“文革”的進一步發展，“保守派”逐漸失去人心。在重慶市委支持下，“保守派”準備在12月4日，于重慶市大田灣體育場召開改名大會，將該組織統一改名為“重慶工人戰鬥軍”，以提高士氣，顯示力量，表現戰鬥性。該派“工人糾察隊”、“赤衛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等組織了號稱30萬人參加。
造反派得悉此訊，大專院校“八·一五”派、“工人造反軍”和北京學生赴川組織“北京南下支隊”的頭頭們開會商議，決定聯合衝擊會場。而“保守派”也獲知造反派的計畫，決定“認真備戰”，“做好反擊準備”。
12月4日天剛亮，人們便已從四面八方湧向重慶市體育場。到會者除了來自各地區各單位的工人糾察隊外，還有他們請來的同樣是由“官方”組建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學校教職工組織）、文藝兵（文藝界職工組織）等，當時這些組織被造反派統稱為“保皇四軍”。為防止造反派的破壞，工人戰鬥軍司令部還組織起了數千人的大會糾察隊伍，層層設防，作好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準備。一部分工人身穿整齊的新工作服，頭戴鋼盔，手持棍棒和扁擔，嚴陣以待。
12月4日上午9時，大會開始，主持人宣佈成立“重慶工人戰鬥軍”。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魯大東到會。
大會開始後，造反派開始衝擊會場，為“保守派”所阻止，雙方在體育場大門口發生衝突。先期進入會場的造反派人數雖少，但卻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他們搖旗呐喊，拼命向主席臺衝擊。被阻隔在會場外的造反派大隊人馬，聞知場內已經起事，便也奮力向早已水泄不通的場內發起衝擊。一場混戰就這樣開始了。
率先爬上主席臺的重大“八·一五戰鬥團”頭頭要搶奪話筒發言，被早有準備的大會糾察人員推下臺去。一個沖上臺的首都紅衛兵曾一度搶過廣播話筒，高呼“八·一五好得很！”被抓走。會場立即響起山呼海嘯般的呐喊聲，先期進入會場的造反派學生舉著旗幟，向主席臺發動衝擊。
台下的兩派群眾，也從起初的推擠、謾駡發展成扭打，旗杆、標語牌等都被當成了鬥毆的武器。雙方還出動了大批攝影師，站在汽車、宣傳車頂上和主席臺、看臺的高處，搶拍各自所需的鏡頭。會場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帶領該派群眾高呼“八·一五壞得很！八·一五滾出去！”
臺上台下、會場內外一片混戰。體育場外號稱“十萬大軍”（據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傳單；另據一份1967年2月22日的紅衛兵小報，在回憶重慶地區造反派歷史、控訴“帶槍的劉鄧路線”時稱：“一二·四”事件中，出動了“五萬多革命造反派”）的造反派發起攻勢，猛烈衝擊大門。防守方動用事先準備的扁擔和棍棒，造反派部分人也隨身攜帶了棍棒等武鬥工具，一時間，旗杆、標語牌、扁擔、棍棒、石頭、磚頭橫飛，推搡、扭扯、廝打、拳腳相加，雙方進行了激烈的武鬥。
造反派大批人馬湧進會場，最終佔領了主席臺，控制了會場。“保守派”撤退，大批人員被俘，魯大東被人保護撤出會場。
由於重慶市委的干預，這場持續兩小時左右的大規模流血衝突總算平息下來。但是會場外的武鬥卻又蔓延開了。兩派群眾都被“慘案”所激怒，或出於報復，或為了抓“兇手”，掀起了打、砸、搶、抄、抓的狂潮。
武鬥造成了流血事件。“一二·四”大規模武鬥事件發生後，造反派立即大造輿論，稱“走資派”一手製造了“鎮壓造反派”的“慘案”，並斷言造反派被打死了人。
當天下午舉行了抗議集會和遊行。第二天又在體育場召開了控訴大會，重大“八·一五”代表在大會上說：“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陰謀策劃其御用工具——重慶工人糾察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赤膊上陣，拳打足踢，揮戈揚矛，大打出手。他們用鋼千、木棍、鐵錘、鐵矛、旗杆、主席語錄牌……等等，打死打傷‘八·一五’派二百餘人，造成世所罕見的流血慘案。”
小說《紅岩》的作者羅廣斌也在會上發言說：“一個星期以前，我們在這兒追悼犧牲在中美合作所裏的革命先烈，一個星期以後的今天，我們又在這兒追悼犧牲在重慶體育場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英雄。”有關“工糾打死造反派”的所謂“目擊者”的揭發、控訴也大量出現在傳單、小報和大字報上。
造反派便一心要證實“工糾打死造反派”的說法，到處搜尋證據。有人傳出了“市委要毀屍滅跡”的謠言，造反派便馬上派人到市郊石橋鋪火葬場去將正待火化的14具屍體“查封”。一些造反組織還在交通要道口設下檢查站，檢查是否有人轉移屍體。
造反派聲稱的“死難烈士”數字不一，當天的小報中竟有“被保皇狗打死數十人”之說，其他數位的出處不盡相同，說法也有差異，一說十多人，一說3人，一說6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英雄”受傷者，一說“數百人”，一說“一百多人”；其中30餘人傷勢嚴重，送進醫院。
“一二·四”事件後，重慶市委陷入極其被動的局面。這時，一批“敢字當頭”的造反派與北京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等外地駐渝紅衛兵一起，採取了一個在造反派內部也遭到不少人反對的極端作法：於12月6日下午從火葬場強行搶走了四具屍體，連同當晚從一家醫院搶出的一具屍體（死者是因心臟病去世的“八·一五”派紅衛兵）一起，從7日下午開始在體育場展出。兩天后，一些造反派又將五具屍體強行抬進中共重慶市委院內，抬到市委辦公廳樓上機要室屋裏，陳放於辦公桌和值班床上。以此進行要脅。要市委交出所謂“黑材料”。後來通過一些紅衛兵出面作工作，好不容易才說服他們將屍體抬走。
事件發生後，重慶市委害怕出了大事情不好向中央交代，因此下令要穩定形勢。從此，重慶市的“保守派”停止了公開活動，“重慶工人戰鬥軍”自成立之日起，就陷入絕境，很快就煙消雲散。
故此，造反派在其後的關於重慶地區文化大革命形勢的《聯合宣言》中稱，“一二·四”事件，是“重慶革命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最後一戰！”
“一二·四血案”傳到北京和外地區，引起全國震驚和激憤。國務院和“中央文革”來電詢問實情，各地造反派紛紛致電慰問重慶造反派。重慶市委受到來自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壓力。當時盛傳“保守派”的“工人糾察隊”打死了造反派，12月9日，重慶造反派組成的“12·4慘案赴京控告團”啟程北上.
12月17日，由“紅衛兵首都三司”發起，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全國在京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偉大勝利誓師大會”，首都三司負責人所致的大會《開幕詞》中便特別提到：“在這場尖銳複雜、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同志們，在重慶，在成都，在長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們的一些革命戰友為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英勇地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隨後的發言中說道：“我們準備為人民犧牲，我們已經犧牲了很多好同學，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進。”重慶代表在會上作了40分鐘慷慨激昂的講話，提到造反派有15個人犧牲。重慶被列在發生了大規模武鬥流血衝突並有造反派“犧牲”的城市的第一位，重慶市委陷入政治絕地。
“12·4事件”發生後，“紅衛兵造反司令部”在文化宮舉行了造反派聯席會議，成立了全市造反派統一組織，決定組成“12·4”慘案聯合調查團，分別由各組織派人參加，組織了數百人進行調查。經過一個月調查，聯合調查團終於完成了上萬字的“12·4”慘案調查報告。
1967年1月4日，大田灣體育場舉行的“12·4慘案周月紀念大會”上，當著有十多萬情緒激烈的支持者，大會主席宣讀了調查報告，卻再沒提死人的事，所謂“12·4”烈士之說，就這樣不了了之。
在“一月奪權”風暴中，造反派奪取了重慶市的大權。在其宣佈的重慶市委“罪行”中，“一二·四鎮壓革命造反派”列為其“罪證”之一。
（資料來源：重慶市“處遺”材料；揭批“四人幫”在重慶的幫派人物材料；紅衛兵小報；《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修訂版）；何蜀：《“文革”首例大規模武鬥不在上海在重慶》》
四川重慶奪權與“二月鎮反”
這是1967年1月～2月，在重慶駐軍五十四軍支持下，以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為首的老紅衛兵造反派奪取重慶市大權，組成“革聯會”後，與以重慶“工人造反軍”為首的新造反派之間，圍繞權力分配問題，發生的系列衝突和武鬥，以及新當權的“革聯會”在軍隊支持下，在“二月鎮反”中，對反對派的大規模鎮壓行動。
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影響下，1967年1月24日至26日，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等50多個造反派群眾組織，在重慶駐軍五十四軍代表支持下，組成“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革聯會”）籌備會”，宣佈奪取重慶市黨政機關一切權力。
1月26日，42個群眾組織在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開會，商討奪權後的權力分配事宜。會議決定：由“工人造反軍總部”、“紅農八·一五”、“退伍軍人造反軍”、“財貿八·一五”、“重慶地區軍事院校紅色造反聯絡站”及“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組成七人監管小組，管理市人委；市委宣傳部由“中學生紅衛兵”、六中“32111戰鬥團”、“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教職工革命造反司令部”、“體委八·一五”、四川美術學院共管；市委辦公廳、市監委、市委組織部由“教職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解放軍、“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監管；市委財貿政治部由“財貿八·一五”、“財貿九·二一”監管；市委工交政治部由“八·一五野戰軍”、“二七戰鬥團”、“二輕兵團”、交通學院“九·一五”監管；市農林局、農工部由“紅農八·一五”、“西農八·二六”監管；市委國防工業政治部由“八·一兵團”監管；市郵電局由“郵電八·一五”監管。
實際上，重大“八·一五戰鬥團”控掌大權。
1月29日，重慶造反派群眾及解放軍駐渝部隊指戰員30多萬人，在市體育場舉行大聯合、大奪權、抓革命促生產誓師大會，宣佈造反派已奪取重慶市黨政機關一切權力，並將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書記處書記魯大東、辛易之、孫先余、廖蘇華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部長劉文珍等揪到會場，以戴高帽、“噴氣式”等武鬥手段批鬥，會後遊街示眾。並當眾焚燒了劉少奇、鄧小平像。
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為首控制重慶市大權的局面，引起了也是老紅衛兵組織的西師“八·三一”、新登上重慶“文革”舞臺、但人多勢眾的重慶“工人造反軍”、以“欽差大臣”身份自居的“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三大組織及在權力分配中大有失落感的一些組織頭頭的不滿，他們開始結成一派，與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分庭抗禮。
2月1日，在“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的出謀劃策下，重慶“工人造反軍”、“西師八三一戰鬥縱隊”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50多個造反派群眾組織，聯名向中央發出急電，稱重大“八·一五”等組織在駐軍支援下進行的“一·二四奪權”是“假奪權”。因奪權而激化的內部矛盾，使重慶造反派正式分裂為兩大派。
2月8日，“一·二四奪權”建立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新生紅色政權”的重慶市“革聯會”宣告正式成立。解放軍重慶警備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劉潤泉出任“革聯會”主任，副主任有重大“八·一五”熊代富、財貿“八·一五”的王紹川、原重慶市第二商業局副局長徐正身等。
2月12日，“革聯會”召開成立大會，反“革聯會”的重慶“工人造反軍”、“西師八三一戰鬥縱隊”等組織出動大批人馬到場造反，雙方發生衝突，傷數十人。當晚，反“革聯”派到《重慶日報》社抄砸大會報導鉛版，雙方人員又發生衝突，傷十多人。
至此，雙方矛盾激化，重慶“文革”開始進入兩派以武力與武鬥論是非、論勝負階段。重大“八·一五”為首的“革聯會”，一方面運用手中的權力，對反對派大打出手，引起反對派以大規模武鬥進行還擊；另一方面，“革聯會”與支持他們的軍方聯手，對重慶“工人造反軍”、“西師八三一戰鬥縱隊”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為首的反對派進行大規模鎮壓和逮捕。
2月19日，“革聯會”佈置淩晨在全市抓捕四川大學“八·二六”人員（包括從貴州經重慶返成都在火車上的“八·二六”人員），砸了川大“八·二六”駐渝聯絡站。
2月19日，“革聯會”與駐軍部隊一起，在長江邊珊瑚壩召開60萬人大會，鬥爭李井泉、魯大東等“走資派”。會後由駐軍部隊開路舉行示威遊行，李井泉等被掛上黑牌武裝押送遊街示眾。
與此同時，反“革聯”派在市體育場召開“反右傾”大會，擁護革聯會一派的四川外語學院“八·二六戰鬥團”、六中“32111戰鬥團”、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等衝擊會場造反，兩派發生武鬥衝突。原反對革聯會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鬼見愁”周闖（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負責人周榮之弟），在會上宣佈站到支持“革聯會”一邊。會後，反“革聯”派舉行示威遊行，與“革聯會”派發生衝突，多人受傷。
2月20日，“革聯會”派再次抄砸“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三司”人員上街遊行抗議。
“革聯會”經過軍方同意，於2月21日在重慶市開始大規模鎮壓反對派行動。
2月21日，“革聯會專政委員會”與重慶市公檢法聯合發出《通令》，宣佈“工人造反軍（臨江門街道）前哨支隊”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拘捕13人，勒令其餘80餘人三天內到派出所登記自首。
2月22日上午，“革聯會專政委員會”和市公安局在解放碑召開批鬥處理“工人造反軍前哨支隊大會”，會後將被捕者田樹堂、許洪烈等五花大綁載手銬掛黑牌遊街示眾三天。此外，該組織還被判處管制2人，勞教1人，勒令登記自首72人。
同日，重大“八·一五”出動20多卡車人員，到北碚區抄砸反“革聯會”的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師專附中“八·一五”等組織以“一貫反對革命的八·一五派”、“大反市革聯會”等罪名將重慶大學“紅岩公社”頭頭徐光明扭送沙坪壩區公安分局，關押15天，至3月7日釋放。
2月23日，《新重慶報》公佈“革聯會”關於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通告》，發表鎮壓“工人造反軍前哨支隊”的報導及社論《掃除一切害人蟲》，
當晚，“革聯會”組織人員，抄砸了設於市總工會的“工人造反軍總部”和“首都三司”、“一司”駐渝聯絡站，多人被抓捕、打傷。
“革聯會”的鎮壓行動遭到反對派的反擊。2月21日，解放軍242部隊（後勤工程學院）“紅色造反者總團”上街舉行反“革聯會”的示威遊行。2月23日，首都三司、一司、清華井岡山、北地東方紅等駐渝聯絡站聯合發表《外地革命師生赴渝造反兵團公告》，宣佈不承認革聯會，要繼續批判重大八·一五總團的右傾。
2月24日“革聯會”派的重慶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按照四川省公安廳“革命造反委員會”緊急通知，部署鎮反，決定由市“革聯會”、市“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駐軍代表、“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臨委會”，聯合組成“打擊現行反革命指揮部”。隨即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各級鎮反專門機構。自此，重慶市與四川省一同開始了“二月鎮反”運動。
2月26日，“革聯會”組織上千人，圍攻反“革聯會”的大型國防企業江陵機器廠“軍工造反兵團”廣播站，遭到該廠“軍工造反兵團”的反擊，雙方發生大規模武鬥流血衝突，傷數十人。這是“文革”以來重慶市第一次衝擊國防工廠事件。
同日，“革聯會”佈置各單位組成“鎮反領導小組”及“打鬼隊”，專門對付反“革聯”派、“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全市開始對反“革聯”派進行大規模的抓捕、捆綁、刑訊逼供。“革聯會”還組成警司（五十四軍）、公安局、紅衛兵（政法學院“政法兵團”）“三結合鎮反小組”，到區縣、工廠、街道地段指導“鎮反”。並從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四十一中“東方紅”等中學紅衛兵組織中，抽調80余名中學生，組成“打鬼隊”，到市公安局進行擒拿格鬥、捆綁等訓練。
同日，“革聯會”派的北碚公安分局“壓不倒造反隊”召開大會，宣佈“工人造反軍（北碚地區）六號門縱隊”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當場逮捕7人，勒令登記自首58人。會後，將拘捕人員五花大綁，用汽車載經北碚區、沙坪壩區、市中區遊街示眾。
2月27日革聯會下午召開鬥爭前市委負責人魯大東大會，安排準備“結合”的前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在揭發、批鬥魯大東時“火線亮相”。在會上重點發言的有市文革“紅旗”革命造反隊、市委宣傳部“紅旗”革命造反隊、市公安局“長纓”兵團、市委工交政治部“造反有理”戰鬥隊、市委機關“紅色工人造反團”、市委組織部革命造反派、市委辦公廳“紅旗”革命造反隊等。
為防止反“革聯”派衝擊會場，五十四軍在會場周圍地區實行戒嚴，將反“革聯”派的遊行隊伍攔截於嘉陵江大橋和上清卡一帶兩個小時。
2月中、下旬開始，反“革聯”派的一些群眾組織，相繼被駐軍、“革聯會”或參加“革聯會”的群眾組織以“反對革聯會”、“破壞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右派組織”、“非法組織”，勒令解散。大批群眾被逮捕、拘留、揪鬥或“勒令”自首、請罪。其間，大量出現對被抓被鬥人員捆綁、毆打、罰跪、遊街，對反革聯會的群眾組織進行抄砸等武鬥現象。
3月2日，“革聯會”對綦江縣松藻礦區“工人造反軍打通戰鬥團”實行戒嚴，捆綁鬥爭577人，拘押120多人，勒令登記自首、寫認罪書上千人。3月7日北碚區駐軍宣佈反“革聯會”的主要組織之一、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是“右派組織”，勒令解散。
3月8日，“革聯會”所屬的北碚區公安分局“壓不倒造反隊”、西南師範學院“春雷造反兵團”、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等發佈《聯合公告》，宣佈接管西師一切黨、政、財、文大權。西師“八·三一戰鬥縱隊”被宣佈為“反動組織”，勒令解散，其頭頭周榮等7人被公安分局“壓不倒造反隊”拘捕。
在高壓下，反“革聯會”派的一些組織和群眾紛紛放棄自己的立場，一些組織乘機而出。2月下旬，重師附中“中學生紅衛兵”、石油校“八·一五戰鬥團”、紅岩二中“紅衛兵團”等組織宣佈造“中學生紅衛兵總部”的反，成立“中學生紅衛兵紅色造反臨時聯合委員會”，發出《緊急聯合聲明》，宣佈原“中學生紅衛兵總部”退出“革聯會”的所謂《嚴正聲明》對他們無效，並申請加入“革聯會”。
而另一些組織則繼續抵抗。3月3日，原首都“一司”、“三司”駐渝聯絡站，以“首都紅代會駐渝聯絡站”名義，向重大“八·一五”頭頭周家喻、熊代富、黃順義及前市委領導人辛易之、段大明等發出《挑戰書》，要求在解放碑辯論重慶“革聯會”問題。
3月4日，雙方在市中心解放碑冒雨辯論，雙方各執己見，最後辯論會在“八·一五”派“革聯會好得很”的口號聲中，草草結束。3月7日晚，“革聯會”派的部分組織在市中心解放碑召開“肅清救世主流毒群眾大會”，批判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清華井岡山駐渝聯絡站”等反“革聯會”的言行。
3月8日，反“革聯會”的242部隊（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紅總”、西師“八·三一”、“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組織大批成員上街遊行，慶祝《十六條》發表七周月，歡送“首都三司戰友”，抗議“革聯會”鎮壓造反派。遭到“革聯會”派的六中“32111戰鬥團”、“八一兵團”等組織的衝擊，雙方發生衝突和武鬥。242“紅總”的十輛軍車被“八一兵團”等組織的武鬥人員包圍扣留，直至深夜12時，“八一兵團”等組織的頭頭得知駐軍將對242“紅總”採取行動。才將其放走。
3月9日，駐軍對後字242部隊（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實行戒嚴，宣佈取締該學院反“革聯會”的“紅色造反者總團”，先後拘捕其負責人及骨幹30多人，同時抓走駐該學院的其他反“革聯會”派的紅衛兵29人。當然，去北京告狀歸來的“工人造反軍總部”頭頭黃廉從北京歸來，在市中區牛角沱車站被“革聯會”的“專政委員會”抓捕。
據公安局“革委會”統計，全市從2月24日到3月18日止，共明令取締“反動組織”36個，由群眾出面砸掉的82個，自行解散的146個。
後據“反到底”派重慶“公安紅一方面軍”在《向山城革命群眾揭露重慶市二、三月“鎮反運動”的情況》中稱：“在‘鎮反’運動中，據不完全統計，全市被取締和整垮的革命群眾組織共七百六十二個（分佈在四百多個基層單位，大多數是工廠的）。
”據“文革”後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統計，到3月底止，重慶全市被拘捕2253人，24個群眾組織被宣佈為反革命組織或非法組織明令取締。另外被“革聯會”派群眾組織抓捕的人員和砸垮的群眾組織不在其內。另據反“革聯”派上京告狀代表在京控訴材料稱：在“二月逆流”中，僅重慶地區就有20多萬造反派被抓、關、逮捕和毆打。許多人被抓進監獄。
在重慶奪權後，圍繞著權力之爭而發生的一系列衝突、武鬥及鎮壓與反鎮壓行動，反映出造反派由“反官僚主義、反壓迫、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社會”的理想主義，向權力之爭急劇蛻化的必然性，在全國“文革”奪權的造反組織演變中，具有極典型的社會意義。它導致了重慶地區“文革”錯綜複雜的新局面，奠定了重慶地區“文革”大武鬥的社會矛盾和基礎，
（資料來源：重慶市“處遺”材料；揭批“四人幫”在重慶的幫派人物材料；紅衛兵小報；何蜀：《重慶文革武鬥大事記》）
湖南長沙“八．一九”事件
這是1966年8月19日，中共長沙市委調動党團員和工人組成的“赤衛隊”，並動員“紅色政權保衛軍”鎮壓湖南大學土木系學生遊行示威發生的武鬥事件。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達後，中共湖南省委力圖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文化界和大專院校，對各校派出工作組和工作隊，以1957年的態勢，把運動鬥爭的矛頭，對準所謂“右派”的學生、工人、幹部，和所謂“黑幫”分子的文藝界名流和學術界權威，層層揪“小鄧拓”、“三家村”、“四家店”、“新右派”，處處揪反動學術、技術權威.湖南師範學院歷史學教授林增平、湖南大學副校長魏東明等被當作湖南的典型，進行批鬥。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紅衛兵，表示對紅衛兵組織的支援。
消息傳來，8月17日，由省委、省軍區負責人的子弟為首組成“紅色政權保衛軍”，要誓死保衛省委、市委和紅色江山，打擊“黑五類”和“狗崽子”。“紅色政權保衛軍”成為長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眾組織。其負責人為李正（市五中學生、省軍區某副司令員之子）、王虹霞（市一中學生、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王延春之女）等以中學生為主的高幹子弟。
繼之，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學院的大學生也成立起紅衛兵組織，反對工作組和工作隊，反對把鬥爭的矛盾對準學生、工人和幹部，反對“紅色政權保衛軍”。
長沙市一些大專院校和中學的大中學生貼出大字報，批評中共長沙市委派工作組，“轉移鬥爭大方向”，“鎮壓紅衛兵運動”，“扮演了可恥的滅火隊角色”。提出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引起學校內的大辯論.
這些大字報作者被工作組和學校領導扣上“反黨”的帽子，受到批鬥。長沙市委指令一些單位的党團員骨幹和工人積極分子組成“赤衛隊”。
8月中旬，支持學生的工人走上街頭，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造反派的大字報開始提出““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和工作組）。一些產業工人在下班時間組成示威隊伍，舉著“打倒三相信”、“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標語，遊行到市委，引得路旁圍觀的市民歡呼雀躍。
8月19日，湖南大學土木系及該校同派觀點的二百多名大學生紅衛兵走出校門，從河西步行到長沙市區，沿途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市民圍觀。大學生紅衛兵的遊行隊伍排著隊進入市委大院，就工作組問題找市委書記，要求接見和辯論。
同時，紅衛兵們還將很多寫有毛澤東語錄和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十六條”中的章節，用大字報形式，貼在市委大院內外的牆上。市委大院門前靜坐示威，抗議中共長沙市委派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沿途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市民圍觀。
長沙市委負責人慌了手腳，說是“右派學生要翻天了”，“會發生匈牙利事件了”。在向省委彙報後，除了動用公安人員暗中準備外，隨即又在一些工廠企業調集了幾千名工人組成的“工人赤衛隊”，來到市委大院內，保衛市委。並動員“紅色政權保衛軍”去市委保衛共產黨。大學生們遭到“赤衛隊”和“紅色政權保衛軍”幾千人的圍攻和毆打，並被轟出了市委大院。
示威大學生們被滿街追打，頭破血流的境況，立即引起長沙市民的同情，激發了市民對長沙市委領導人的義憤。湖大造反學生成為受到省市委的鎮壓的受害者，從而最早點燃了湖南的“造反有理”火炬。
接著，市委又向全市各工廠、商店、學校、機關發佈指示，指責發生在市委大院門口的事件是“右派學生企圖向党進攻”的反革命事件，號召人們同右派學生作堅決的鬥爭。在長沙市街頭，繼續解釋和說明事件真相的大學生紅衛兵遭到圍攻，遭到“赤衛隊”和“紅色政權保衛軍”的毆打。
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工農兵要支持革命學生》社論中，便直接點明了“長沙”發生了鎮壓學生運動的錯誤事件，對這些大學生們給予了聲援。
（照片:《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後，當天下午，長沙舉行遊行示威）
社論發表後，“八·一九”事件便成為湖南和長沙文化大革命形勢迅速轉化的催化劑，民眾中對省委和市委的不滿情緒迅速升級並逐漸公開化，大字報貼上長沙市街頭，“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大辯論也公開上街。長沙市的夜景，由此熱鬧非凡。
很快，成千上萬的大學生紅衛兵湧上長沙市街頭，高喊口號，擁護《人民日報》社論，慶祝自己的勝利。原來支持學生觀點的工人、幹部也自發扛著紅旗，敲鑼打鼓上街遊行，並到湖南大學去慰問學生。長沙市委不敢再有鎮壓之舉，聽任人們重新湧到市委大院，高呼“改組長沙市市委！”的口號，原來反對學生的工人與基層幹部，也成批轉到同情學生的行列。
隨即，造反風潮在各大專院校風起雲湧，紅衛兵們積極幫助在“文革”初期省、市委和各單位領導“矛頭向下”的打擊下，因對黨委或工作組有意見的學校、工廠、企業、機關單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學生、工人和幹部，向中央反映情況，促使其得以平反。並幫助工人、農民群眾組建造反組織。
在中央精神與成千上萬紅衛兵和市民的壓力之下，湖南省委作出決定：基本接受群眾的要求，撤免前任市委書記的職務，重新任命了市委書記，改組了長沙市委班子。本在幾個月前已上調中央宣傳部的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又被中央派回湖南主持工作。他在回到長沙的第二天，即親自前往湖南大學，看望大學生與紅衛兵。
隨著運動的繼續發展，工作組事件和“八·一九”事件成為紅衛兵炮轟省、市委的突破口，面臨日益激化的矛盾，中共湖南省委和長沙市委決定重新採取對造反派紅衛兵的鎮壓。
9月24日，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做“九·二四”動員報告，指出：這些對黨和政府提意見、寫大字報的人，是造無產階級的反，是“右派翻天”。動員各級黨組織，反擊趁文化革命之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反革命和壞份子。
“九·二四”報告後，湖南省各地和長沙市開始自上而下“抓黑鬼”運動。各級黨委聞風而動，一時間全省範圍內，抓出“右派”、“黑鬼”等以十萬計。因“十六條”明文保護學生，所以“抓黑鬼”運動主要是在工人、幹部及市民中進行。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參與的“五類分子”都受到打擊，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學生的活躍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整黑材料”裝進檔案。有的被關押反省，有的被抓，有的遭圍攻，有的遭批鬥，有的被迫自殺。
湖南省水電勘探設計院因寫文章《奔命記》，批評市委領導人的王建武、省文化幹部學校鄧守宇，分別於9月27日和26日自殺。後來成為“湘江風雷”的頭頭的葉衛東、羅新華、李敬林，“東方紅總部”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工聯”負責人之一的張學晃（紅旗廠工人）、吳國香（湘瓷工人），湘潭“革造聯”的蘭雲飛等，都是當時的大“右派”、“黑鬼”。這批人構成了後來被稱為造反派的頭頭和骨幹。
在造反派學生的支持下，很多被打成“黑鬼”的工人和教師，跑到北京去告狀。一些人公開貼出大字報，反對“抓黑鬼”運動。
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達的報告中，正式將反迫害、為反革命平反、銷毀迫害人的黑材料和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為文化革命的主題。同時，工人農民被允許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
10月以後，在湖南和長沙市，“各種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並圍繞“保省委和市委”，還是“反省委和市委”問題，很快組合為當時稱之的少數派的造反派，和多數派的“保皇派”。
10月15日，以“八·一九”事件受迫害的紅衛兵為首，成立“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高司”），其總負責人為詹先禮。“高司”在大專院校中得到迅速發展，與保守派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對抗，在湖南“一月奪權”運動中，起到了主力軍作用。
隨即，在權力分配問題上，與工人造反組織發生矛盾，其核心問題是：湖南省奪權後，究竟是由老資格的造反組織“高司”領導人為中心，還是以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組織為“核心”。“高司”得到省委部分領導與省軍區的支援，成為“新保守派”的代步，與“工聯”（全稱是“長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聯合委員會”）為代表的造反派組織進行了殊死搏鬥。
（資料來源：長沙地區處遺材料；《湖南省紅衛兵運動史》；紅衛兵小報；楊小凱：《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運動》；葉長青、陳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眾組織之概況——文革史研究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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