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倭亂：海禁逼出的華人叛亂(單之薔)

一個明朝海盜的心願（節選）

摘自《國家地理雜誌》09年第4期　文章作者：單之薔　圖片整理：2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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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網上看到一段關於倭寇的文字，寫的是倭寇的首領王直被殺時的情景，王直不是日本人，而是安徽歙縣人，這讓我很驚訝。倭寇的首領竟然不是日本人？我可是從小在教科書中讀著戚繼光抗倭的英雄事蹟長大的。一種強烈的願望讓我去瞭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找到一冊冊明史，看那些抗倭名將的傳略，不僅僅是戚繼光，還有朱紈、胡宗憲、俞大猷、曹邦憲、唐順之等等，我要在其中找這些抗倭名宦和名將打了哪些仗，殺了哪些倭寇；我又找到了當年的一些書，《倭變事略》、《籌海圖編》便是其中的兩本。

《籌海圖編》是明代江蘇昆山人鄭若曾所著，他曾被浙江巡撫平倭的總督胡宗憲招至幕下，親自參與了平倭的過程。他的書當屬記實，或者說具有權威性。在這本書中我看到了“擒獲王直”一章，“王直（有的稱汪直），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輿，以故人宗信之”……王直曾與朋友一起商量去海外經商謀生，原因是“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遙哉？”後來王直去廣東，造巨艦，運載著一些生絲和硝磺等，去日本、暹羅、西洋諸國，五六年的時間，王直就發了大財。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與李光頭、許棟等商人在寧波的雙嶼島與佛郎機（葡萄牙）、倭人（日本）開展貿易。《明史》中說他們“踞寧波之雙嶼島（今六橫島和佛渡島）為之主。”

（王直墓，日本人在其家鄉安徽歙縣所立）

當時的雙嶼島被中日歷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財富在這裏交換、中轉、集散，來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銀通過這裏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由這裏進入世界。這裏很像香港--一個世界自由貿易區。

1524—1547年，這個經濟特區、自由貿易港迅速發展起來，葡萄牙人在上面建立了教堂、醫院、市政廳等，島上居民多達數千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此外還有各國的商人。但明王朝實行海禁，禁止海上的自由貿易，朱元璋定的規矩是“片板不許入海”。雙嶼島，在朝廷的眼裏便是“倭寇”盤踞之地。不久，主管浙江、福建海防軍務的巡撫朱紈派大軍進攻雙嶼島，一番激戰，雙嶼島被蕩平。一本西方人寫的書說，此役光葡萄牙人就死了800多人。從此這個“16世紀的上海”又成為了兩個只有海浪拍打的默默無聞的小島。王直僥倖逃脫，遠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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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直墓前合影的安徽歙縣地方官與王氏後人）

後來他佔據了日本一個島嶼星布，名為“五島”的地區（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島，包括福江、久賀、奈留、若松和中通），自稱“徽王”，又招來徐海、陳東、葉明等人為他的部將，他的侄子和養子是他的心腹。他還吸納了幾個日本人為他的下屬，日本史料中稱他為“五峰船主”，周圍三十六島都歸附於他。

這時的王直還沒有想做強盜，他給中國官府捎信說：他願意率領自己的人馬幫助官府掃清海盜，條件就是開放海禁，允許貿易（這條件有點像西方列強要求五口通商），他願意做一個管理貿易的小官。（看到這裏，我就想，若是英法西葡等西方列國，此時肯定給王直加官進爵，封為當地長官，試想不費一兵一卒，就把疆域擴大到了日本列島。）但明王朝不這樣想，官府沒有答應王直開市貿易的條件，幫助肅清海盜可以，為此獎給王直100石大米。這獎勵對於富可敵國的王直來說，簡直就是諷刺。王直大忿，將這些大米全都扔進海裏。由此他對在明王朝的統治下能否作商人產生了懷疑。後來他不顧禁令，駕船在舟山群島附近的島嶼停泊做貿易，遭到明朝官軍的圍剿，王直靠發射火箭僥倖突圍。從此王直絕了走私經商的念頭，由此走上了劫掠財物、攻城殺人的強盜之路。早年王直在海上做生意，為防打劫，就雇用日本武士在船上充當保鏢。海上不比陸上，陸上有國家維護秩序，海上的安全全靠自己，因此武裝貿易是那時海洋貿易的通常做法。

王直的下屬中，有一些被雇用的日本浪人武士，但為數不多。王直比較狡猾，每次劫掠燒殺後，都讓部下留下是某島倭寇所為的痕跡或口信，即《籌海圖編》所說：“必詭雲某島寇所為也。”王直的狡猾，得一時之利，卻鑄下了千古駡名：倭寇。

（被砸毀的王直墓。2005年，聽說日本人為海盜立碑，兩位大學老師夜襲王直墓。此事成為當時一大事件。兩位砸墓者被視為反日民族主義的代表。但讓很多人意外的是，其中一位砸墓者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後來因為成立中國社會民主黨而身陷……）

但剿倭的名臣總督胡宗憲看出了王直的破綻，因為他看見倭寇進退縱橫皆按兵法，可知不是毛賊，又熟知沿海州縣的內情，倏忽而來、倏忽而去，可知其中必有內奸坐鎮指揮。他很快知道了倭寇的後臺指揮就是王直。

胡宗憲改變了以往剿殺的策略，誘王直來降。王直本來也不想反抗朝廷，他同意投降，但是有個條件：這個條件竟然還是解除海禁、開市通商。胡宗憲雖然沒有批准開市貿易的權力，但他還是答應了王直，謊稱同意開市貿易。為了這個條件，王直回來了，謁見胡宗憲的結果是被投進杭州的監獄。王直被殺那天，與兒子在刑場相擁而泣，拔下頭上束發的金簪給兒留念，長歎一聲：想不到竟死於此。然後引頸就戮。

他的養子王滶帶領下屬停留在舟山群島的一個小島岑港，聽到王直被殺，立刻肢解了官方的人質夏正。與前來圍剿的官軍展開激戰，大部分戰死。

不知大家注意沒注意王直的願望，一個對抗朝廷的海盜的願望。“解除海禁，開市貿易”，這就是王直的心願。中國幾千年來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人無數。但提出這樣的訴求卻是開天闢地第一次。陳勝、吳廣的“大楚興、陳勝王”；劉邦的“大丈夫當如此”；張角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宋江的“替天行道，”等等，都是大同小異的追求，本質都是一樣的。這樣的訴求實現的結果無非是王朝的更替，卻不會有新時代的到來。但是假如王直的訴求與番國“開市貿易”要是實現了呢？還會是王朝的更替嗎？簡直不敢想。那是不是中國提前500年就加入了“WTO”?

王直死後，倭寇不但未滅，反而變本加厲。可見走私、做海盜並不是王直一夥，當時中國東南沿海幾乎全線告急，從杭州灣到珠江口沒有一處不是戰火硝煙。

倭寇非倭，首領都是中國人

倭寇為患，從明初就開始了，直至萬曆年間才止，持續了200多年。其中最烈是在嘉靖年間。所謂“嘉靖倭患”，指的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等勾引日本倭寇，大舉入寇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的這件事。這場倭患一直持續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後達15年之久。

我想知道倭患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我開始對手中的書籍和資料中出現的倭寇人數進行統計，我發現無論是正史《明史》、《明實錄》，還是像《籌海圖編》、《倭變事略》這樣的野史，都把“倭”和“賊”這兩個概念不加區分。大的地方、籠統之處多用“倭”，比如“倭來犯”，但到具體之處，具體到人，都用“賊”。

各種書中所能找到的，被明王朝認定為倭寇首領的有名、有姓或者有稱呼者，大約20個。他們是：安徽的歙縣許棟、汪直、徐海；福建的李光頭，漳州沈南山，福清鄧文俊、林碧川，海澄嚴山老、許西池、洪迪珍、張維，詔安林國顯、吳平；廣東的蕭顯，饒平張璉、林鳳、許朝光，東莞何亞八，大埔蕭雪峰，潮安曾一本，澄海林道乾。他們和王直一樣都是中國人。

抗倭之戰，大大小小不下幾千仗，動輒殺賊成百上千，都是有首級為證的。據書中記載，總共被剿滅的倭寇或賊以及海戰中溺水而死者不下十幾萬人。但其實這裏面真正的倭寇並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這並不是今天才明瞭的事，早在倭患最盛時，許多人就指出這一點。如《籌海圖編》在“敘寇源”部分，即追蹤倭寇來源時說：“今之海寇，動輒數萬，皆托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之無賴，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有之，夫豈盡倭也。”史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載：“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學編》載：“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小學生迎接為王直立碑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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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宋元兩個朝代，中國東南沿海已經經歷了方興未艾的海洋貿易時代，一個圍繞著中國渤海、黃海、東海和南中國海的商貿圈已經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遠洋航線也已經形成，中國人生產的絲綢、茶葉、瓷器等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商品。東南沿海的居民已經成了依靠海洋貿易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壓下，與番通商、貿易發財的衝動被壓抑了，那些迎風遠航的中國帆船不見了。但是貿易、賺錢、利潤一經發現，就無法阻擋，人們甘願鋌而走險。何況越是禁止，中國貨就越缺，價格就越高，走私的誘惑就越大。我看了一張當時行銷日本的貨品種類和收益的明細表單，一些商品的利潤高達1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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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皇帝的頭腦中，中國還是在世界的中間，其餘國家無非是一些地處僻壤的番夷小國。直到萬曆年間，看到從澳門登陸的葡萄牙牧師利瑪竇帶來的中國不在中間的世界地圖，皇帝對世界才略知一二。對於通過海洋與這些番國貿易的意義，明朝的皇帝不可能知曉。

明朝與前面宋元兩朝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對農業的重視和對商業的排斥。……本來中國文明的主體就是一種重農抑商的農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許多重農抑商的名言，他經常用本末二字指稱農和商。他常說“一夫不耕，民有受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受寒者”這裏哪有商的位置。

……
明朝的統治者不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國海，就是像王直這樣的在家門口的貿易他們也必須徹底消滅而後快。

而中國東南沿海已經進入了世界商貿圈，既然這些人依靠海洋貿易為生，那麼海禁就等於不允許農民種地，不允許牧民放牧，等於剝奪了他們生存的基礎，他們只能鋌而走險，違法經營，武裝走私。武裝走私做不成，那只好上岸以劫掠燒殺為生。在《籌海圖編》中，我還看到這樣的記敍：倭寇對與海外通商的村鎮是不搶的。

於是中國沿海一帶商人轉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這一點。《虔台倭纂》載：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禁愈嚴而寇愈盛。

於是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海禁鬆弛或開放海禁，則倭患息，海禁嚴則倭患起。

明代嘉靖年間的這場倭患，實質是中國民間海商集團的武裝走私貿易與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一場持久的大規模的衝突。這期間固然有真的倭寇和流民盜賊參與，但性質並不因此改變。每當社會動亂之際，都是流民和社會遊蕩不軌之徒的狂歡節。

遺憾的是，這些武裝走私的海商竟然提不出自己的綱領和口號，他們還不如歷史上的張角、黃巢、宋江、方臘。他們甚至還樹不起一面旗幟，這也不能責怪這些海商，因為他們的訴求即使寫在旗幟上：開市通商，也不會像“替天行道”、“殺富濟貧”那樣一呼百應。因為他們僅僅代表了東南沿海新月地帶那一小部分人。

倭亂，規模之大不亞於任何一次農民起義，但是如此規模的動亂卻是無聲的，只能聽到官方的聲音，另一方是沉默的。幸虧王直披露了一下他們的心聲，否則他們將帶著一個“倭寇”惡名永沉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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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小學）

“五四”運動孿生子 自強和啟蒙(徐友漁)

徐友漁

“五四”運動以陳獨秀宣導的“德先生”、“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著稱，但它同時也是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意識覺醒和民族主義感情高漲的起點。北京大學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對政府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會條約上簽字，反對軍閥政府把山東權益出賣給日本的秘密條約。

啟蒙興於“五四”，衰於抗戰

其實，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不斷遭受列強的侵略和欺淩，不平等條約一個又一個強加於中國，為什麼民族主義遲至五四才興起？原因大致有這麼兩個方面：第一，民族主義是歐洲近代隨著民族國家建立而產生的社會思潮，中國歷來只有自以為世界唯一、自我中心的“天下”觀，民族主義是西風東漸後慢慢傳到中國來的；第二，滿清王朝的統治對於中國廣大人民而言是異族統治，利用民族主義抵禦外敵對於滿清統治者而言具有引火焚身的潛在危險，滿清統治者是利用嚴格尊奉儒家教義來取得統治的合法性，所以，鴉片戰爭之後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維護皇權和強調“華夷之別”，即專制主義加文化民族主義。

“五四”的民族主義與此剛好相反，用民主反對專制，用啟蒙和學習西方反對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五四”一代人認為，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是維護專制皇權的工具，而專制統治的壓迫導致民愚國弱，這使得中國無力抵禦外敵入侵。所以，在“五四”時期，愛國、反帝、民主、啟蒙這些價值是內在統一的。

“五四”之後，上述價值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保持了很長時間，當然，在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政黨政治中，民主和啟蒙的色調會消退一些，但不論是國共兩黨，不論在北伐期間還是在蘇維埃革命運動中，“愛國、反帝”等民族主義的訴求都是響亮的口號和必須搶佔的道德制高點。

抗日戰爭爆發後，民主和啟蒙的訴求被壓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義被張揚到極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專制的現實，這就是所謂的“救亡壓倒啟蒙”。對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停止了，因為害怕這種批判會削弱民族自信心；對不民主的、專制的體制的批判停止了，因為面對日寇的倡狂進攻，抗日政權的合法性不容動搖；對蔣介石的專斷壓制不是抗拒，而是忍讓，因為大家覺得為了避免亡國，中國不得不有一個鐵腕領袖。

在長期、艱苦的內部鬥爭中，中國的民族主義越來越由政黨主導，表現得像是政治鬥爭的工具，而沒有一般民族主義所表現出來的群眾性和自發性。各派都說自己愛國、對立面賣國，一派說對方的外國主子是英美，一派說對方的外國主子是蘇俄。

1949年之後，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處於“妾身未分明”的狀態。正面的，起領導作用的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面的，需要批判的意識形態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民族主義在現實生活的話語中隱匿了、消失了，只是偶爾出現在歷史教科書中，所歌頌的往往是民族英雄（比如岳飛、文天祥），而不是正面肯定民族主義。

要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

民族主義終於在上世紀90年代再浮現出來，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國內風波和蘇聯東歐巨變後，有人認識到並積極獻策：中國人的信仰出現了危機，局限於以前的教育、宣傳手段不足以應對新的形勢，轉型時期的中國需要借助於民族主義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強凝聚力與合法性。

在這種填補意識形態真空和大力批判“全盤西化”的情況下，上世紀90年代初期出現了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和“國學熱”的勢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用整整一版發表報導《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提出“國學的再次興起……將成為我國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礎”；兩天以後又在頭版登出《久違了，“國學”！》。《光明日報》、《文匯報》等也發表了類似的報導和文章。中央電視臺作了題為《北大‘國學熱’的啟示》的專題報導，由北大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攝製的電視片《中華文明之光》在海內外播放。

民族主義首先表現在思想文化方面，被人稱為“文化民族主義”，一些學者教授其的本主張是，西方文化已經走到了盡頭，未來將由東方文化、中國文化起主導作用，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季羨林老先生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他認為，每一種文明或文化都有一個誕生、成長、發展、衰落、消逝的過程，不可能一成不變，從全部人類歷史看，東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紀，西方文化將讓位於東方或中國文化。他論證說：“西方的哲學思維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從個別細節上窮極分析……中國的東方思維方式從整體著眼，從事物之間的聯繫著眼更符合辯證法的精神。就像中醫治病是全面考慮、多方照顧，一服中藥，藥分君臣，症治關鍵，醫頭痛從腳上下手，較西醫的頭痛治頭、腳痛治腳更符合辯證法。”在我看來，這種說法牽強附會、一廂情願，毫無說服力。

在民間，民族主義表現為強烈的排外情緒，有人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同於反西方，尤其是反美，並且把民族主義的鼓噪和商業化考慮密切結合起來。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是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該書的主題是：美國人不但邪惡，而且愚蠢。作者說：“我敢於下這樣的武論：大多數中國高中學生對美國歷史文化知識的瞭解比美國大學生還要多得多。同樣，其他領域中對美國的瞭解也可能優於美國青年…… 事實上，美國青年一代墮落的跡象，在吸毒、性愛和電子遊戲機背後，已經顯現出被人類文明拋棄的端倪。”此書的最大特點是不負責任，進行狂熱的煽動，比如作者放言臺灣問題，不滿意于現行方針“堅持和平解決……不承諾放棄武力”，而主張“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表現出來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粗鄙性和虛偽性。有的大學生上街遊行積極，往美國大使館扔石頭起勁，但同時考“託福”和GRE也積極，打破頭地拼命要辦簽證去美國。一個北京大學的女生，洋洋自得于當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該校時她起身提自以為刁難的問題，企圖使美國總統難堪，但過了幾年之後，她又洋洋自得嫁給了美國人，漂洋過海去了美國定居，生的小孩當然是美國國籍。

有學者認為，對民族主義情緒應警惕，因為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起的作用是負面多於正面，有一篇題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誤區》的文章在總結歸納近現代的歷史事實之後說，民族主義的負面效應表現在，第一，在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推動力和為國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時，往往又拒斥、壓抑自由主義；第二，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的同時，又和排外主義相聯繫；第三，它常常導致認同對象的錯置：它用文化主義代替政治原則，使保衛國家落腳于保衛傳統文化。

還有人分析民族主義思潮在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深層次原因，認為隨著更深地進入國際社會，西方國家已經從遙遠的模仿物件變成現實的競爭者，利益衝突頻繁發生；與此同時，由屈辱的歷史和長期貧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復蘇。在題為《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文章中，作者認為，當今世界一些最旗幟鮮明堅持民族主義的國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現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國家，有的甚至也就是當今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因此，中國應自覺地選擇世界主流文明，自覺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尋他路。

在當代，民族主義的表現和傳播與現代通信手段的聯繫非常密切。在2003年，主要由於中日關係中的問題，出現了一輪民族主義浪潮，由於有關言論基本上都是發佈在互聯網上，所以國內和海外發明了一個新詞：“網路民族主義”。在2008年，因為奧運火炬在法國傳遞受到干擾和衝擊而在國內爆發了一場抵制“家樂福”的運動，網路和手機在傳遞資訊、召集人群等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近年來，一小批學院派知識份子開始提倡一種“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特徵是把愛國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並且以憲政民主為前提。這是一種剛露頭的呼聲，但也是更健全、更有希望的主張，它把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和科學、民主、理性、啟蒙的訴求結合在一起，它和“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鄭和下西洋》：歌頌暴君是對文明犯罪（梁發芾）

梁發芾


昨天，因為看到《鄭和下西洋》電視劇歌頌明成祖朱棣，忍不住寫了一篇博客。當然，那部電視劇很長，我也沒有看到其他部分，其餘的無法多說。但是，朱棣之惡，罄竹難書，如果今天一味歌頌這樣的所謂明君，簡直是對人類良心的犯罪。所以，有必要披露一些歷史記載中朱棣的惡行。這裏只說說他登基的時候，殘酷誅殺建文帝遺臣的事，而這不過是他一生殘酷野蠻的治理方式的一個側面而已。

朱棣從北京起兵，跨過長江，直搗首都南京，推翻了侄兒朱允炆的皇位。正如當時朱棣所說，這是人家朱家的事，別人是用不著操心的。對於老百姓來說，誰當皇帝，老百姓還不是一樣當奴隸受奴役。可是話說回來，即使當奴隸，老百姓也希望當一個太平的奴隸而不是亂世的奴隸。朱棣作為臣子，圖謀篡逆，發動戰爭，給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災難。從這點說，這種奪位戰爭不是自家私事，是關乎天下蒼生能否安然當奴隸的大事，老百姓並不歡迎這樣的篡位帶來的離亂和痛苦。

朱棣登基之時，對於建文舊臣進行了瘋狂的殘殺，這一點讓人很難理解，一個經過兩千年文明的古老國度，在歷史上還不是如此兇殘的種族，怎麼到了朱棣時期，獸性化到這種程度呢？

朱棣首先殺死的是方孝孺，株連十族，殺死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873人,其他被株連治罪的不計其數。但他的殺戮，決不僅僅是拒絕起草即位詔書的方孝孺。對於其他所有不願意低頭稱臣的舊臣，幾乎全部採取滅族的辦法，要麼淩遲處死，要麼下油鍋，要麼活剝皮。

兵部尚書鐵鉉，被抓到朱棣面前的時候，這個人固執地不肯面對朱棣，而是背對著他，表示他自己並不臣服。朱棣大怒，就先割掉鐵鉉的耳朵和鼻子。鐵鉉仍然拒絕回頭正眼相看。朱棣讓人把鐵鉉的肉割下來，烤熟了，塞到鐵鉉的嘴裏，讓他吃自己的肉，還問肉是不是很香，鐵鉉說，忠臣孝子的肉有什麼不香。接著就一寸寸地割他的肉，一直到死。朱棣讓架起大鍋，燒開滾油，把鐵鉉的屍骨扔進油鍋裏。屍骨很快就化成了煤炭。朱棣要讓幾乎燒成灰的鐵鉉的屍體正對著自己，就拿鐵棒倒騰，硬是把屍骨反過來，面朝皇帝，讓屍骨正面參拜了皇帝，但是，連屍骨都不肯對著皇帝。朱棣大怒，讓內侍用十餘條鐵棍夾著鐵鉉的屍骨朝向北面的皇帝寶座，朱棣得意地說，這下你總算正面朝拜我了。沒有想到，一言未了，油鍋中滾油四濺，燙傷了內侍的手，內侍們扔下屍骨，結果屍骨仍然面朝下俯伏在油鍋中。鐵鉉的兩個兒子後來都被殺掉，他的兩個女兒被發往教坊司，就是國家妓院當妓女。

作僉都禦史景清，本來偽裝一心歸順，取得朱棣信任，官襲原職。但他懷中藏著短劍，準備刺殺朱棣。行刺行動暴露後，朱棣讓人挖出他的牙齒，活剝了皮，在皮子裏面裝了草，把還沒有死的景清捆綁押解到長安門，一寸寸地割肉淩遲。歷史記載說，有一次朱棣出行，車駕經過長安門的時候，捆綁著景清裝滿草的人皮的繩索忽然斷了，景清的皮囊好像要向前襲擊車駕。朱棣大怒，就讓燒毀了皮囊。有天晚上朱棣做夢夢見景清追殺他，醒來後他說，景清做了鬼還要害我。於是把景清的整個宗族全部清洗殺戮。整個鄉里都被列入黑名單，輾轉抓捕，互相株連。這種無限擴大的做法，在當時叫做“瓜蔓抄”。

右副都禦史練子寧，被綁縛抓來的時候，說話也不客氣，朱棣就讓割了他的舌頭。朱棣說，我是要效法周公輔成王的故事。練子寧從嘴力抓出舌頭上的血，在地上寫到：“成王安在”，朱棣大怒，命令一寸寸淩遲處死。他的宗族被株連而死的有151人，而被株連抄家流放的也有數百人。

朱棣讓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被拒後，朱棣又把大理寺少卿胡閏召來。胡閏披麻戴孝（給建文皇帝戴孝）來了，朱棣讓被孝服換下來，胡閏說，死就死了，孝服不能換。朱棣以滅族相威脅，胡閏也不屈服。結果朱棣讓人敲掉胡閏的牙齒，勒死了他，然後剝皮實草，把屍體懸掛在武功坊。他的一個兒子被處死，另一個6歲的被流放雲南。他家族被株連達217人。他的女兒郡奴當時才4歲，她的母親被執行死刑的時候，4歲的孩子從她媽媽的懷抱裏掉下來，一個當兵的人就把這個可憐的小姑娘送到一個功臣家，讓他家灶上的奴婢收養她。這孩子漸漸長大，一旦頭髮長出數寸，就自己減掉，天天用塵灰把臉塗抹得非常髒。二十多年中，這家人也從來沒有把這個女孩子當人養活。在這樣屈辱的非人生活中過到五十多歲後悲慘地死去。

……

朱棣的殘暴行為，就是清朝寫歷史的人，也是給予強烈譴責的。固然，朱棣大開殺戒，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建文舊臣堅決拒絕合作，而且斥駡不絕，激怒了朱棣。可是會說回來，朱棣如果稍稍採取安撫爭取的工作，也不至於激化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建文舊臣堅決求死，那麼，按照法令，該如何處置如何處置，就是歷史上作為殘暴代名詞的秦始皇，其法律也只有滅三族的刑罰而沒有滅九族的，滅十族甚至整個鄉里鄰居全部被株連，實行瓜蔓抄，這種做法歷史上聞所未聞。那種下油鍋，活剝皮，割舌割耳割鼻，拔牙，淩遲，種種殘酷做法，根本不見於任何法律規定。有人為朱棣辯護說，政治鬥爭就是這樣殘酷無情。可是，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勝利者，有必要用這種恐怖政策對待已經成為階下囚的政治對手嗎？這種殘酷的報復體現的除了他的反人類的本性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中國歷史上一向被認為是文明國家，統治中國的儒家思想一直以仁愛，愛人為宗旨，對於朱元璋、朱棣父子如此反人類的行為，我是一直無法理解。很多人可能並不知道的是，在中國歷史上基本上銷聲匿跡近兩千年的活人殉葬制度，也是在朱元璋手中復活，朱棣也同樣繼承了這樣慘無人道的做法。朱元璋，朱棣以及他們的後世子孫，甚至連藩王們，也在死去的時候要強迫他們的後妃自殺殉葬。這事直到明朝的大概是中期後才被廢除，好像在藩王中甚至還沒有完全廢除。中國的歷史在朱明時期怎麼走向如此野蠻，實在不可思議。而今天以主旋律的名義拍攝的歷史電視劇，對於這樣的野蠻皇帝，這樣的野蠻治理，居然充斥著麻木不仁的頌聲，更是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在今天，給古代這種專制魔王唱讚歌，到底出於什麼動機，出於什麼利益或價值觀的考量？

中國古代生物戰爭的起源及社會與文化後果（何新）

中國古代生物戰爭的起源及社會與文化後果

何 新

何新按：此文介紹和披露中國古代歷史中一段鮮為人知的隱秘，在此之前從未見諸任何報導和研究。發表此文的目的，是使人們知道大疫對人類歷史曾產生難以預料的久遠影響。因此，對眼前正在發生的這場疫情，直到最終找到有針對性的藥物和療法前，雖然不必人為恐慌(沒有任何意義），但也確實不可忽視。個人認為，此次非典的爆發，應引起國家及人們的警覺和反思：

1.全民衛生及防病體系不容漠視和破壞。也不能走市場化道路，否則雖得小利於一時，卻遺大患於千秋。（毛澤東時代有“6•26指示”及謀建赤腳醫生農村醫療體系，極具遠見。）

2.對作為當代不對稱戰爭重要內容的生化戰爭，國家應提到戰略高度給予重視和研究。這次人們應特別感謝軍醫科院的軍事專家們，是他們及早找到了此病的真正病原及檢測方法，並且開發了有效的干擾素。

（可資對照的是衛生部方面的個別專家，直到4月14日，當軍事醫學部門及國際醫學界均於12日前後已確認非典病源是冠狀病毒後，仍在中央電視臺的焦點節目中堅持病源是所謂“衣原體”，雖然他們早在年初即已參與了有關疫情的調研，但由於學術上堅持門戶之見和技術性的誤判，貽誤了幾個月的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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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生化武器進行的戰爭，起源于漢武帝後期的漢匈之戰，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此事件關係西漢後期，以至兩漢魏晉數百年歷史，影響至為深遠。但迄今從未被史家所論及，茲綜括史料，簡述如下。

我在編制《漢武帝年表》時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漢武帝著名的“輪台詔”中說：幾年前匈奴將戰馬捆縛前腿送放到長城之下，對漢軍說：“秦人（按此即西語 china即“秦人”之稱的起源），你們要馬，我送你們戰馬。”而所捆縛的這些戰馬，是被胡巫施過法術的馬匹。所謂法術，當時稱為“詛”或“蠱”。實際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漢地所沒有的病毒的帶疫馬匹。漢人將此馬引入關後，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時代漢匈戰爭之後期，由於漢軍攻勢猛烈，“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阻（詛）漢軍。”

埋牛羊如何能阻擋漢軍攻勢呢？原來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詛”過的，漢軍觸及或食用或飲用過設置牛羊屍體的水源，就會大染疾疫，使軍隊喪失戰鬥力。顯然，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生化武器。”這是人類歷史上見諸記載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資料參看何新《中國歷史與國民意識》第428頁。）這種生化戰的後果，《史記》、《漢書》未作詳述。但《通鑒》記東漢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規伐羌之戰，“軍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對當時軍隊戰鬥力影響之大。

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歸後，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謎。但是《漢書》本傳記：

“驃騎將軍登臨瀚海，取食于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他的部隊不帶糧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則在胡巫施術後，部屬必多染疾疫。這位名將一向體魄壯健，剽勇過人。遠征歸來後，突患暴病而夭折，現在看，則很可能也與匈奴的“生物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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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後期，國中已數起大疫。由於當時人認為，來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詛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對胡巫的警惕。天漢二年秋，下詔“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專使欽差“直旨繡衣使者”糾察胡巫。這也是引發後來“巫蠱之禍”的來源。

巫蠱之禍，是發生于漢武帝晚年一次嚴重的宮廷變亂，其直接目標是搜尋和打擊致人病蠱的胡巫。但由於擴大化，株連甚多，引發了激烈的宮廷政爭，這場變亂最終導致武帝心愛的兒子、儲君衛太子劉據之死難。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認為這也是由於匈奴搞生物戰所間接引發的一次重大政治事變。(此事當另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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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胡巫）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為“傷寒”。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徵，一是因發高熱而苦寒，《黃帝內經》熱病篇：“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一是患者體有斑瘀（所以稱為“傷”），死亡率很高。

由於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10—20年的週期反復發作，頻頻不已，綿延不斷。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以及醫學上，均對中國歷史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和變化。東漢末名醫張仲景總結治療疫病經驗寫成名著《傷寒論》，就是從中醫學上對兩漢時期流行瘟疫的一部總結性著作。

西漢後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綠林起義引爆的社會動亂，原因除當時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外，與大疫的流行也有關係。總體來說，當社會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響社會安定。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至東漢後期，疫情再度頻繁發作。

特別是東漢桓帝延熹年間國中屢發“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對軍事的影響已見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稱：當前“天象異，地吐妖，人疾疫，”可能會引發社會變亂。這一預言不到二十年就應驗了。桓帝死後，靈帝時代大疫又於西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暴發流行。

其中尤以靈帝光和五年春（西元182）的大疫最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西元183年），張氏三兄弟（張角、張寶、張梁）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其徒黨詭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燒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間，天下回應。這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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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巾起義，中經三國分裂，直到晉武帝泰始元年（西元265）重新統一中國為止，戰亂分裂綿延持續八十餘年。而在這期間，瘟疫仍然反復發作不已。

東漢末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悲沉地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經年以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意謂“我的家族人多，二百餘口人，自建安元年以來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於傷寒。”）


戰亂與疾疫，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銳減（由西漢全盛時期的5000萬銳減去四分之三）。毛澤東曾注意到漢末三國時期中國人口的銳減，雲“原子彈不如劉關張的大刀長矛厲害”。其實，導致這一時代中國人口銳減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戰爭，而是饑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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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當時人稱為“傷寒”的這種流行瘟疫究竟是什麼疫病，這一點過去史家無所論及。但從有關史料看，這種疫病發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徵是高熱致喘，氣絕而死。一些患者體有血斑瘀塊。（故稱為“傷/瘍”。）

根據史料所記述的疫情特點：（1）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2）起病急猛，高熱，（3）患者體有出血瘀點，（4）具強傳染性；似可以推斷當時流行的這種“傷寒”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熱。

流行性出血熱（EHF）又稱病毒性出血熱，是一組由動物性蟲媒病毒（特別是鼠類）引起的傳染病。以高熱、出血、體有出血斑點和休克為主要臨床特徵，病死率相當高。（40%—50%）[“出血熱由漢他（灘）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稱為漢灘病毒肺綜合征，英文縮寫為HPS。”]

現代醫學認為出血熱的宿主動物和傳染源，主要是小型齧齒動物（包括家鼠、田鼠、倉鼠）。但臨床上已查出30種以上動物可自然攜帶本病毒，除齧齒動物外，一些家畜也攜帶EHFV，包括馬、家貓、家兔、狗、豬等，證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為病毒載體的宿主動物本身染疫後，卻很少發病，而只是通過接觸將瘟疫傳給人類。

我們可以設想，匈奴將馬匹和牛羊屍體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詛”、“蠱”）後，將動物或動物屍體施放給漢軍。漢軍染病後，其排泄物又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復傳播。由此即引發了自西元1世紀至4世紀前後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反復發作的“傷寒”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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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疾的流行引起東漢末民間道教與王室貴族中佛教的盛行。實際上，在中國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時，都是作為一種醫道和長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戰國後期東齊海濱方術士的民間信仰。（陳寅恪觀點。）西漢時期與黃老哲學及導引吐納養生方術相結合，僅流行於貴族中。漢武帝尊儒而貶黜黃老，黃老之術降入民間。在東漢後期，由於“傷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張陵、左慈、張魯等以符水方術為人治病，傳佈“太平清領書”（《太平經》），使其逐步發展為道教。與黃巾的“太平道”一樣，其在民間的流傳與當時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關係。

浮屠（佛教）于戰國未已入中土，但其立教並開始流行於上層精英中，則始於後漢明帝時期。東漢後期，精英貴族中（當時稱為耆舊俊彥）開始流行崇信佛教。當時認為，“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也是一種養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西元65）致楚王英詔書：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

潔齋即潔靜服素守齋，是一種養生保健之道。在東漢末桓靈時代的疾疫流行時期，漢桓帝亦于宮中設立黃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來，臣民已多有習浮屠術者，至桓帝，方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漸盛。”

我們應注意到，早期佛教的傳入，不僅包涵著經、教、學、法的傳入，也包涵著古印度醫學和醫術的傳入（湯用彤曾論之）。桓帝時在洛陽傳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學大師，也是一位醫術高超的名醫。所以信徒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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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割據的建安正始時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僅平民，當時的名士貴族，多夭折短壽。例如所謂建安七子、正始七賢（即竹林七賢），以及一時名士王弼、何晏諸輩，多數死於在年（四十歲左右）。善養生的阮籍，也僅活了五十餘歲。貴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當時人多數死於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吳質書》中曾悲歎說：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戰亂兵災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時代成為一個色彩陰暗悲愴的時代。

難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詩作常以“七哀”為題，作悲苦之音，充滿蕭殺之氣。如阮瑀的“七哀”：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民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台。身盡氣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設不禦，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王粲“七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長安，晤彼林下泉，喟然傷心肝。”

由此引致中國哲學及文化主題，由兩漢時代本以經學政治倫理為主題的討論，轉變到魏晉時代關注存在意義和生命真偽的問題討論，導致清談和玄學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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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談”一詞，源之于曹丕詩：

“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眄敘憂勤。”

清談談玄之風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如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與疾病的救治有關。）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號放縱之論盈於朝野。”（晉書•言傳）

魏晉時期哲學中流行崇尚虛無與放達的存在主義，文學充滿中慨歎人生苦短，生死無常的空曠、悲涼、清脫、玄虛的氣氛，構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點。此不僅與當時的社會動盪不安有關，也與人類在瘟疫面前的無能和無力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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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漢末的動亂，連年的戰爭及瘟疫殘害了無數人的生命，生存問題遂成為尖銳的問題，貴族、士人為躲避疾疫，延長生命，多親自入山採集藥石。如名士“（嵇）康嘗采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晉書•康傳）又如著名貴族、書法家王羲之“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晉書•王羲之傳》）
山水之美，也是在名士們在采藥與浪遊之中發現的。當時士人所練導引吐納，服藥采煉之法，名為求仙，實仍是求現世的祛病健身之術。

針對“傷寒”的流行，當時士人流行服用一種能致人發熱的“寒食散”。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鐘乳、石硫黃。（餘嘉錫對此有詳考。）用這些原料煉出來的藥物，服用之後，據說能散寒氣，補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寒食散發候篇》雲：“近世尚書何晏，耽好聲色，始服此藥，心加開朗，體力轉強。京師翕然，傳以相授，曆歲之困，皆不終朝而愈。”

所謂“曆歲之困”，應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換句話說，五石散在當時之流行，是由於被認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自何晏用後，在士人中逐漸流行。“寒食散之方雖起於漢代，而用之者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導也。”書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薦，服後說：“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全晉文）服藥後生幻覺，稱“散心”，生幻力，狂走發散，稱“散步”。這些語言創自當時之服散者，一直流傳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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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瑤在《中古文學史論集》中指出長服五石散者，因藥性的作用，會影響人的性格，使人變得暴躁、狂傲。服藥使人的容顏會有所改觀，服藥還使人的行為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魯迅有一篇名作曾論及藥酒及魏晉文化風氣之關係，他注意到當時貴族士人多服藥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晉風度。魯迅說：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了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

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服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裏都是很苦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除此之外，為避疫疾傳染，當時許多士人遠避人世，尋找幹淨土，於是又有回返尋找大自然的風尚，遂導致山水詩及山水文學的興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為餌，而且藥力必須借酒力發散。因此當時士人亦多縱酒。《世說新語》記：“王孝伯雲：‘名士不必須奇才，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王大佛雲：‘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世說新語•任誕》)

飲酒後嗜睡，可以拒客絕交游，成為當時名士的處身之道，即所謂“閉關”。例如“阮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鐘會數以時事問之，顧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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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世昌說，魏晉名士習尚服藥、飲酒、清談、放蕩、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樂、好享樂和自暴自棄的頹廢。近時文壇論及魏晉風度，猶有人推崇魏晉時士人之服藥、飲酒、山水遨遊，認為魏晉士人崇尚“自由”。卻殊不意識到這實際是根源於一種大不自由的背景——當時社會動盪，民生艱難，又時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奪人性命。因此，對於士人來說，魏晉時期乃是充滿憂患的痛苦悲哀的時代。所謂通脫，放達的存在主義，不過是精神上尋求解脫的一種自慰的表達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雖是漢代這場生物戰的最初發動者，但其本族後來也成為嚴重的受害者。史載自武帝征和年代後，匈奴部亦屢遭大疫，導致人口銳減。在漢軍的打擊下，勢力急劇衰落。隨著北匈奴的西遷，在西元三世紀後，這種瘟疫爆發於中亞。5世紀間流行到羅馬，10世紀前後傳佈到幾乎整個歐洲。其間反復發作，對中古歐洲歷史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世紀晚期著名的文學作品《十日談》，就與當時在義大利流行的“黑死病”即出血熱有關。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討論的範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