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佳麗下嶺南百萬嫖客上東莞(轉)

　　我倚著陽臺，我的對面，是一家酒店和一家歌舞廳。不遠處，著名的喜來登大酒店高聳入雲，大廈頂端的光柱，象一把劃破黑夜的利劍，在蒼茫的夜空中旋轉。腳下的停車場，擠滿了粵S牌照的豐田本田、海馬現代、以及賓士寶馬。這是地處廣東省東莞市厚街鎮，康樂廣場附近商業區的中心地帶，往東20米，是康樂廣場前的新華潤萬家超市，往南60米，是鼎鼎有名的老華潤。與老華潤僅一路之隔的，是正在大興土木的65層的一座摩天大樓——厚街鎮未來的五星級大酒店厚街大酒店，而喜來登酒店與他們，僅僅隔著一條不足20米寬的莞太大道。

厚街嘉華大酒店

　　東莞地處珠三角之黃金走廊，在中國歷史上，只出過一個明朝山海關大都督袁崇煥，以及在虎門燒鴉片煙的兩廣總督林則徐，算是默默無聞的一座無名小城。然而，改革開放之後，這座連接廣州和深圳的無名海濱城市，像發酵的麵包一樣，迅速的膨脹起來。

　　當年很多東莞本地人，隨便做點小生意，哪怕只是在街邊搗鼓一隻煤氣灶賣賣炒米粉，如今也可以人模狗樣地開著賓士寶馬到處耀武揚威。很多遊手好閒的本地青年，一天到晚只是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混日子，這沒辦法，他們有花不完的人民幣，以及根本就從未擁有的人生觀和道德觀。他們的父母有工廠，有店鋪，雖然勞工荒讓很多工廠的經營日益艱難。但他們還可以坐在家裏收房租，即使沒有房租，也可以從村委會領取不菲的分紅。總而言之，這輩子，他們是衣食無憂，吃穿不愁的。

東莞桑拿小姐

　　全國沒有哪座城市，其繁榮娼盛的程度，能和東莞相提並論，即使是廣州和深圳也只能對東莞甘拜下風。早些年，內地有人因公去深圳去差，在賓館裏被妓女電話騷擾一下，都會覺得無限的激動，回去後大肆宣傳無限光榮。而現在，深圳關外，很多髮廊的小姐只收一百塊的服務費，在龍華，站街的小姐，其行情甚至跌到30元一次的地步。與鄰近的東莞依然堅挺無比的色情娛樂業相比，深圳早已是日落西山了。深圳人的說法是，週末我們去東莞玩玩；而浸淫聲色的香港人就更不用說了，連開著貨櫃車的香港麻辣佬，也垂涎於東莞十萬佳麗的天香國色。某年某月，香港某政府委員，在北京開完會議，返回香港之時，仍不忘記去東莞尋花問柳，結果該委員十分的倒楣，在東莞大朗鎮嫖妓被當地警方給抓了起來，名噪一時，成為了東莞百萬嫖客中人人景仰的風雲人物。

　　東莞現有人口一千萬左右，其人口密度，令內地所有的城市望塵而莫及。這裏，也是臺灣和香港商人的僑居之地。據說，全世界1/10的衣服和鞋子，全世界1/5的電腦，全球1/3的玩具，都來自東莞這間世界工廠，更誇張一點的說法是，東莞塞車，全球缺貨。如今的東莞，就象一個入行不久風韻猶存的妓女一樣，敞開懷抱張開大腿以其獨特的風姿和嫵媚，吸引著天下嫖客。外國人，臺灣人，香港人，加上因為改革開放而暴發的本地人，造就了這座城市無以倫比的消費能力和弛名中外的色情文化。

　　東莞光五星級酒店就有16家，三星級酒店200多家，加上其他商務型的酒店，共2000多家，這組數字，令內地的所有大中城市都無法望其項背。正因如此，來東莞淘金的全國佳麗，才會絡繹不絕浩浩蕩蕩如過江之鯽。各式各樣的酒店，沐足中心更是雨後春筍一般的搶著開張。這座城市的色情娛樂業的發達程度，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重現了“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的盛世景象，重金嫖娼的風氣在事隔一千多年之後，再度捲土重來。

　　如今，不少臺灣和香港商人，都把大陸當成了他們的第二故鄉。因為，大陸不光有賺不完的鈔票，大陸還有享受不盡的國色天香，在東莞，他們可以一邊摟著來自中原的姑娘或是兩湖的辣妹子，一邊喝著臺灣的波霸珍珠奶茶，嚼著產自阿里山的新鮮檳榔。然後把被檳榔汁染成烏黑的血盆大口，啃著中原姑娘或兩湖妹子的挺拔雙峰。兩岸的政治氣氛向來劍拔弩張，兩岸的交流卻依舊如火如荼，當然，交流並不限於經濟和文化上，兩岸的人民在肉體上的不斷交流可能更有助一國兩岸的和平統一與繁榮娼盛。

　　一家喧鬧之聲震耳欲聾的歌舞廳裏，突然竄出十幾條大漢。切，又是打架鬥毆，這已經是一個星期內的三次打鬥事件了。歌舞廳裏，消費不低，一般工薪族是不會光顧的。去那裏的，都是些尋求刺激的，一顆搖頭丸，加上勁爆的音樂，可以嗨四五個小時。因而，在這樣的場所，也就難免少不了暴力事件的發生，某某人在台下喝酒，他的馬子在臺上搖頭，被人摸了或抱了，幾分鐘後，立刻出現桌椅橫飛，酒瓶四濺的場面。一陣警鈴過後，歌廳的內保們，連在宿舍內睡覺的保安，也跳起來，操起棍棒沖了出來，不由分說，幾十人圍著鬧事者一通亂打，直打得對方滿地找牙，並賠償了損失的物品，才放他們走。

　　這是發生在東莞經濟重鎮厚街某條繁華商業街道的尋常一幕。之所以說是“尋常”，是因為諸如此類的事件，是經常發生的，如同家常便飯，絲毫不足為奇。一年前，在虎門一家超市門口，一夥保安手持鐵棒痛打鬧事者的情景歷歷在目。在東莞有條不成文的規則，但凡能私下解決的事情，決不驚動員警。因為，即使驚動了員警，也未必能解決。而很多大型的商場，酒店等娛樂場所的老闆，大多是當地有頭有臉有權有勢的人物，他們手下眷養了大批保安，有的酒店卡拉OK等娛樂場所，還有內保和外保，一但情形不對，保安們二話不說，一湧而上，拳腳如飛，棍棒如雨，一般情況下，都能控制住局面。

　　當然，也有例外的。某大哥去一家酒店的豪華包廂裏過生日，期間，朋友也帶來了朋友，結果互不相識的“朋友”們酒後失態，幹了起來，把大理石台和大螢幕背投都給砸了。幾十名保安隨後趕來，但無濟於事，原因很簡單，大哥是酒店的常客，出手闊綽一擲千金，連給服務員的小費也沒有低於一百塊的，這樣的客人，豈能一打了之，那不是斷自已的財路嗎？這夥人在酒店的門外拉拉扯扯，鬧了很久，後來公安加治安來了七十餘人，警車停了六七輛，不明所以的人，還以為是追捕什麼江洋大盜呢!

　　在厚街，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員警的巡邏車在大街上緩慢移動。但這沒用，小偷大盜照樣橫行於市，犯罪活動依舊尉然成風。如果說，酒店業的發達是這座城市一大特徵，那麼，治安的混亂，法制的迷失，同樣是這座城市的一大特徵。很多人因為偷搶拐騙失手而被抓進派出所裏，當然，很快就會出來，只要你有足夠多的Money。本地人認為，治安不好是外地人鬧的，但同時也清楚，沒有這些外地人，自已的工廠只能停工，自已的店鋪和房子沒辦法租出去。和諧，在這裏這只是政治家的口頭禪以及報紙上的常用語而已，當然，如果真要說和諧是存在的，那麼，員警與搶劫犯之間，嫖客與小姐之間，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也確實存在著某種和諧。太平這個東西，能粉飾還是應該粉飾一下的。

　　以厚街一鎮之狀，可以窺廣東一省之狀，以廣東一省之狀，可以窺中國一國之狀。但願這個國家能夠將太平盛世繼續粉飾下去，並永遠的繁榮娼盛下去。

　　東莞這樣一座城市，轄下30多個鎮，幾乎每個鎮都有為數不少的色情行業的從業人員，最南端的厚街虎門，最為猖獗，厚街鎮和長安鎮，人口號稱60萬之眾。人多是因為廠多，廠多就意味著錢多，金錢，從來都是滋生色情行業的溫床。

　　活躍城鎮中心地帶的色情從業人員，素質很高，主要服務高端人群，本來，廣東的本地人和鄰近的香港客，國語水準實在不堪入耳，但隨著性工作者們的言傳身教，他們的普通話水準直線上升，而流竄在廣東的遍地台商，有了各省佳麗常伴左右，更是享盡了人間的豔福，樂不思台了。這對打擊臺灣獨立，促進民族統一，起到了非常積極而且關鍵的作用。可以這麼說，色情行業不光帶動了經濟的發展，甚至對祖國統一民族富強的偉大事業，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至少城鎮邊緣地帶的各大工業區裏，則是人口密集地區，成千上萬的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壯年男子們，餐風露宿，背井離鄉，那們除了要忍受遠離故土的愁悶，還要忍受失業，失所，失戀，失志等人生境遇所帶來的苦悶和孤寂，甚至還有衣冠楚楚的員警們對他們隨時而來的剝削和壓迫。長期被離別鄉愁，倉皇失業，流離失所等痛苦擠壓的他們，如果沒有種子般播灑在各大小工業區髮廊裏面那些桔黃色曖昧燈光下女人們廉價的身體的安撫和慰藉，我很難想像他們不會一個個變得象曠野上饑餓的狼群一樣，焦躁不安地廝磨著自已的獠牙。

　　廣東本地很多人之所以不需要工作，除了少數人是靠開工廠開店鋪做生意賺錢之外，相當一部分本地人是靠需求量龐大的房屋出租業維持生計並發家致富的。眾所周知，小姐是房屋出租行業的生力軍。在東莞厚街，很多農民房動不動就是建成七八層高，電梯上下，閉路監控，24小時保安把門，出租屋裝修豪華得如同公寓。除了那些在酒店上班的小姐是主要消費者，另外，包二奶的港臺客也是本地人日進鬥金的有力源泉。

　　全國酒店，東莞最多，東莞酒店，厚街最多。東莞佳麗甲天下，厚街佳麗冠嶺南。每天淩晨2點過後，各夜市，網吧生意如火如荼，吃宵夜的，上網的，絕大多數都是下班的小姐們。勤勞的的士司機們載著雲雨歸來的小姐們往來如飛，巨獸一般矗立的高大建築裏面，多少動人的呻吟之聲激蕩在這深沉的夜色中。

中國收入不平等有多嚴重？（王志浩）

王志浩

中國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地方之一嗎？有時候真有點這種感覺。上海的街頭，似乎一夜之間冒出很多外鄉的少年，在紅綠燈的間隙，穿梭在擁擠的車流中，向寶馬、奧迪兜售小商品。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似乎就以城市的橋洞為家。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國家的首都，這是司空見慣的景象。而在上海，這種情況在過去是非常少見的。但是，他們的存在仍然令人記起，還有8,000萬中國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之下。在當前經濟低迷的景況下，可想而知，他們的生計將更加艱難。

一種普遍接受的觀點認為，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為代價的，尤其是城鄉之間的收入不平等。根據官方資料，中國基尼係數（用於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分析指標）從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中國學者認為，實際基尼係數可能還要高過這個數字，接近拉美國家的收入差距水準（拉美國際基尼係數一般為0.6-0.7）。胡溫政府在執政之初，就將城鄉收入差距視為中國最大的問題之一， 並一直致力於通過刺激農村地區的內需來扭轉這種失衡局面。

但是，也有學者對這種觀點提出異議。我們將介紹關於中國收入不平等的爭論。

沒有“過去的好日子”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是收入平等的時代，真是這樣嗎？在那個時代，農村家庭通過參加集體化農業勞動，根據對集體的貢獻大小（工分）分配得到相應收益。公社醫院和赤腳醫生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保障，實行義務教育。這樣，在同一個村子內部，農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於中國南北氣候土地差異很大，耕種高品質土地的農戶的收成就會好於土地貧瘠的農民，所以不同村之間收入差距較大。有人估算，某些村的農業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當時的資料不足以估算基尼係數，但明顯體現了收入的不平等）。

在毛的時代，大多數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從單位領取工資和勞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醫療教育等待遇。城市就業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很低。不過在上世紀50年代，由於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農村地區缺乏工業，全國大部分農副糧食市場被關閉，意味著農村人口整體上比城市人口更為貧窮。據湯瑪斯•羅斯基估算，這一時期城鄉收入之比已高達5或6倍。

所以，改革開放前中國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會主義天堂的神話或許可以被打破。當時不僅經濟基礎薄弱，百姓生活貧困，而且也有收入差距。

1980年代以後的變化

中國社會在1980年代以後發生了深刻變化。市場經濟的實行意味著，資本、技能、一個好的創意、或者有能力獲得某個執照，都可以迅速地增加個人收入。沒有這些條件的人日子不太好過，特別是國企打破鐵飯碗，取消福利分房、社會保障和其他補助之後。在准市場經濟中崛起的國有企業的職工收入得以增長，未能適應新形勢的國企職工的工資降低，其他福利消失。因此，城市內部收入不平等隨著整體收入增長而被拉大。從圖1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趨勢。圖中資料來源於多倫多大學經濟學教授Dwayne Benjamin與其合著者的估算（參見‘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與 Loren Brandt, John Giles，Wang Sangui合著，2005年7月），他們的研究顯示，1987-2001年期間，中國城鎮平均收入以約6%的速度穩步增長，同時基尼係數也由0.22上升到0.34。

在農村地區，土地承包到戶之後，勤勞的、擅長務農並獲得了肥沃土地的農民有機會創造更多收入。鄉鎮企業家和奔赴城市尋找機會的農民兄弟也得以改善經濟狀況。這種情況自然導致了收入差距拉大。但同時，農民工和糧食市場的發展意味著，土地的品質如何，對於決定農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這也就意味著不同農村地區間的收入不平等在下降。90年代初期農產品價格上漲使所有農民受益（同樣90年代末，糧食價格下降也傷害了所有農民的利益）。

世界銀行的學者Martin Ravallion和陳少華的研究發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農村人口比例從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參見 ‘China’s (uneven) progr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1), 2004)。但在這之後，減貧方面的進展陷於停頓。農村地區整體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長之後，保持平緩態勢（見圖2）。1987年16%的農村家庭收入不足農村平均收入的一半。1995年，這一比例降至7%。但90年代後半段開始又出現了反復，2001年家庭收入不足平均收入一半的農村家庭所占比例又上升到11%（見圖4）。黃亞聲指出，90年代農村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加深。農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開始超過了城市內部的收入不平等，改革開放以後，農民收入的增幅非常有限。根據Benjamin 等人的資料，1987年農村地區基尼係數（衡量不同農村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異）為0.32 ，到2001上升到0.37。

城鄉之間收入不平等有什麼變化？圖3顯示了中國總人口的收入不平等狀況。1987年到2001年，整體基尼係數由0.37上升到0.44。但是，這些數字還存在著一些問題。

爭議較大的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收入指標中應包括哪些內容──僅包括工資性收入，還是也包括所享受的社保福利？是否需要考慮生活成本的不同？城鎮地區生活成本高，無疑會侵蝕一部分城鎮職工的收入。另一個問題是資料本身。由於資料敏感性等原因，國家統計局並不公佈所有採集到的家庭收入資料。而且，即便是發佈出來的資料，收入水準高的人可能傾向於低報收入，以免惹來稅務官的注意，低收入家庭也有可能低報收入，以免失去低收入補貼。

另一個問題是，近些年，隨著城市擴張，大量的“農村”地區劃歸入城市或城鎮。在這一進程中，距離城鎮較近的農民（他們相對富裕）被“農轉非”為城鎮人口。由於農村人口樣本中較富裕的群體轉出，農村地區平均收入下降，城鄉收入比因而上升，表現為城鄉收入差距拉大。Benjamin與其合著者將城鄉家庭分類保持不變，重新估算了城鄉收入比，結果發現，1987-2001年以後， 城鄉收入差距並沒有增加很多。

當今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在城鄉之間，而在城市和鄉村內部

Benjamin 與其合著者指出，當今中國最大的收入不平等出現在城市人口之間和農村人口之間，而不是城鄉之間。一方面，部分沿海農村與內陸農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蘇等沿海地區的農民非常富裕，農業經營繁榮（至少在80年代），農民家庭通過較早進城務工積累了一定資金。中西部地區的農民的情況要差很多，部分地區非常貧窮。

第二類不平等的程度要高一些，即城市內部的收入不平等。在上文提及的各種市場力量作用下，居住在同一條街道的家庭，收入差距可能非常大。根據Benjamin對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資料的分析，現階段，城鎮地區工資性收入占平均收入的68%，占收入差距的72%，我們將具體情況繪製在圖5 中。換句話說，工資決定著你是貧窮還是富裕──而工資又更多地取決於你所受的教育水準、社會關係網路、機會等因素。農村地區也體現出了同樣的趨勢。工資性收入占農村平均收入的42%，占農村收入差距的44%。另一方面，來自農業勞動的收入占農村平均收入的21%，但僅占收入差距的6%。也就是說在農村地區，農民家庭是否有經營性收入，對其家庭收入水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經營項收入占農村平均收入的21%, 占農村地區收入差距的29%（見圖6）。

收入不平等的衡量還存在其他難題。在談論收入差距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和意義之前，我們先來看西澳大學的Terry Sicular做出的發現（參見‘How large is China’s urban-rural gap?’, Terry Sicular, Yue Ximing, Bjorn Gustafsson, Li Shi，2007），他們指出官方收入差距統計還存在以下問題：

1. 官方收入統計沒有包括城鎮家庭獲得的住房補貼，或居住自有住房的家庭的房租價值。這一項應該是包括的，因為農村地區很少有類似補貼。加上住房類補貼的話，城鎮居民的富裕程度很可能高出他們的現金收入所揭示的。

2. 只有城鎮居民能夠享受的公共服務和養老金也應納入到城市居民收入統計口徑中，加入這一點的話，也能夠體現城鎮家庭收入高於實際。不過隨著農村地區公共服務的推廣和改進，這種狀況將會發生改變。

3. 現有口徑沒有考慮生活成本的差異，這一點也應該有所體現。月入4000元在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都可稱得上是高收入，但在任何一個大城市，這樣的收入水準生活壓力還是比較大的。某研究發現，城市物價水準較農村高出35-40%（但對這一說法有爭議）

4. 農民工被排除在家庭收入調查官方樣本之外，這意味著城鎮家庭收入有所誇大，農村家庭收入存在低估。Sicular等人指出，國家統計局城鎮收入調查的樣本設計包含城鎮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務工人員，但在實際資料獲取中，可能忽略了建築工地或服務行業的外來務工者，後者可能也從未做城鎮暫住人口登記。某調研顯示，當今中國的城市人口中，13-20%為農民工，而他們的平均收入水準比城鎮職工平均收入水準低60%（但比農村居民高出40%）。統計資料中忽略農民工意味著估算出的城鎮家庭平均工資可能高於實際。同時，農調隊在進行農村家庭收入調查時，可能再次將不在家的農民工排除在外，並且，農民工家庭可能不會如實報告全部匯回收入。綜合下來，農村家庭收入統計可能低報了農村家庭收入水準。

Sicular 教授和他的同事對以上問題中的三項進行了調整（由於缺乏相關資料，未能對城市公共服務和養老金進行調整）。通過分析調整後的資料，他們發現城鄉收入差距沒有官方資料揭示的那麼大（他們的結果顯示在表1中）。他們發現，1995-2002年期間，城鄉收入之比穩定在2.24-2.27倍之間，而不是像官方資料所體現的超過3倍。他們還發現，2002年，在全部收入差距中，城鄉差距僅占到25%，與Benjamin等人的結論基本一致。但貧富差距仍較大幅度地高出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準，後者在1.3-1.8之間，但也表明，至少貧富差距沒有繼續惡化。

（作者王志浩博士(Stephen Green)是渣打銀行中國區研究主管。本文所述僅代表他個人觀點。渣打銀行保留該報告版權。）

軍工絕密863計畫與間諜案（周文思）

863計畫針對美國等西方國家

　　一九八六年三月，中共確定了一個快速發展科技技術的863計畫，這個計畫的主要目標是：“積極宣導國際高技術研究與發展的交流和合作。計畫施行政府主導，堅持‘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方針，選擇了生物技術、航太技術、資訊技術、雷射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七個高技術領域作為我國高技術研究發展的重點（一九九六年增加了海洋技術領域）”。自一九八三年開始到目前，中共總投資已經超過七千億美元，其中應用於軍事方面的科技技術超過百分之八十三。

　　一九九三年，美國情報部門經過調查，竟然發現中共的863計畫是針對美國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共軍事情報系統直接參與該計畫的指導安排甚至資金的發放，中共情報部門利用此計畫毫無顧忌地對美國進行經濟間諜活動。於是，美國安全部門數次上報美國政府及國會，強烈要求美國國會專門制定相關法律。一九九六年，美國國會通過“經濟間諜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二○○○年，美國司法部在加州聖荷西檢察官辦公室成立第一個電腦駭客及智慧財產權小組（CHIP），專門執行此法。目前在全美各地，已有二十五個類似小組。

　　二○○○年，美國司法部在加州聖荷西檢察官辦公室成立的這個機構不足一個月，FBI就接到了一封電子信函，這個匿名的電子信函揭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間諜的黑幕。美籍華人工程師葉飛及持有美國綠卡的中國籍公民鐘明就列入了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監視。

“經濟間諜法”第一起定罪個案

　　葉飛一九六七年出生於中國，居住在三藩市附近的Cupertino市。鐘明一九六六年出生於中國，居住在三藩市附近的美國矽穀San Jose市。這兩人曾就職於美國數家著名的電子公司，諸如Transmeta公司（全美達公司）、Sun Microsystems公司、NEC Electronics公司（日電公司）、Trident Microsystems公司（三叉戟公司）。而他們從事的也是非常高端的高科技技術，特別是微處理晶片額設計及製造。

　　二○○○年，葉飛與鐘明經過了中共政府的審核，以向中共提供最新高科技嵌入式微處理晶片設計及產品為承諾，獲得了中共政府的官方投資三百六十萬美元。兩人隨即分別在美國和中國杭州市成立了商業公司，美國公司名稱為：Supervision, Inc. ；在中國的公司名稱為：杭州中天微處理器公司。上述兩人在完成公司註冊之後，馬上就向中國相關單位提交了更多的資金申請，並與杭州市政府及某些具有中共軍方色彩的研究機構達成了相關的協定：有了這些中國機構申請資金，然後由葉飛及鐘明向中國官方提供技術及分享其商業利益，而其在中國註冊的公司也明確規定中國杭州市政府為其重要股東。

　　二○○一年，在三藩市國際機場，葉飛與鐘明兩人在離開美國前往中國之際，美國FBI探員逮捕了他們，同時在他們的隨身攜帶的行李中發現了大量被偷的微處理器資料及數千頁的敏感的晶片設計資料。同時也搜查出很多他們與中共政府相互聯繫及中共政府支付資金的證據。

　　很快，二人被以包括串謀、經濟間諜、持有偷竊商業機密、私運偷竊機密出國等十項罪名起訴。最初，二人並不認罪，美國FBI最後提供了一個重要資料，這就是在葉飛與鐘明共同使用的另一台電腦系統中隱藏的他們從美國公司私自下載的軟體代碼等重要資料。同時FBI也向法庭提供了該二人與中共反覆討價還價的檔記錄。而在該記錄中，中共檔表明，中共非常重視他們提供的技術，中共政府認為“這些技術對發展我國積體電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提高軍事應用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同時，中共政府下發檔要求中國各級政府：“每一個政府部門都要嚴格執行中央安排，各級政府要積極配合，並提供大力支持”。

　　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二人最終承認偷竊Sun Microsystems, Inc. 及Transmeta. Corporation，並有意圖利中國。這是自一九九六年美國實施“經濟間諜法”第一起定罪的個案。特別的是，葉飛與鐘明認罪消息傳出的當日，同樣由聖荷西檢方承辦，華人工程師孟曉東再遭到起訴。

中國海外間諜的主要資助者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國加州聖荷西聯邦法院判處涉嫌竊取商業機密的兩名華裔工程師入獄一年。而當事人也向法庭提出了赦免申請，理由是，他們在被捕後已經與美國情報機構合作，檢舉並配合美國警方破獲了另一個中國間諜案，而且當事人已經在該案件中作為美國檢方證人出現。由於此狀況發生，當事人一旦被遣返回中國，必將受到中共的嚴厲懲罰。

　　面對中國經濟間諜案件的不斷發生，美國政府極為震驚。在目前美國政府破獲的中國經濟間諜案件中已經有十多起被曝光，而這些案件中大約有百分之八十與中國863計畫有關，或當事人曾獲得中共863計畫的資金資助和支援。面對這樣的問題，這就不得不讓美國安全機構對中國863計畫進行關注。而中國863計畫成為中國海外間諜的行動的主要資助者，也讓西方國家對中國從事的廣泛的間諜活動感到震驚。

　　二○○○年成立的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在最近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重要報告，這個報告嚴重警告美國政府：“中國正日益擴大專門針對美國政府及美國企業的間諜活動，中國正在加強從美國電腦網路中獲取情報的力度。中國在積極獲得網路戰爭能力，以爭取在同美國衝突中取得優勢。”同時，該報告稱：“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國正在從美國政府資料庫中得到外交和軍事秘密，以及從美國公司裏面得到有價值的商業情報。北京擴大太空專案能力正在使美國越來越容易受到攻擊。”

　　毫無疑問，中共政府對西方情報是非常貪婪的，根據美國情報調查證實，中共最近高速發展並提升的太空技術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竊取美國高科技技術，而這些被竊取的技術大部分是中共以863計畫實施的。依照目前美國破獲的中國間諜案看，中國863計畫已經成為中共利用華人科學家進行間諜活動的主要支持者和資金來源，而863計畫中的軍方代表──中國國防科工委已經成為其重要的幕後操作者。

來源：爭鳴雜誌

大眾資本主義：中國的出路（丁學良）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丁學良
2008-12-19


如前文所述，中國過去20年的發展主流，是國家資本主義及伴生的特權資本主義，其他形態的本土經濟活動都是在它們的夾縫中討飯吃。在說明這樣的發展模式必須轉型時，我得先列舉幾個他人常年研究的發現。

清華大學研究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組發現，中國的社會流動在近20年來，發生了顯著變化。他們關注的主要是，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什麼樣的人能夠有更多機會達到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上升，什麼樣的人缺乏這些機會？

據他們的經驗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間，中國很多社會基層家庭的子女，能夠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階層的機會，遠高於1990年代初之後。因為在這之前，中國的教育機會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資源，在社會裏分佈的較廣泛，家庭所承擔的教育支出較少，主要由國家買單。這樣，很多貧寒子弟可以通過高等教育，在社會裏獲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們的研究發現，1990年代初之後，中國的社會流動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紀初，就更難發現大面積的、來自中國社會底層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機會——那些既無權也無錢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們翻身的機會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等人做的。他們研究的是中國金融體系和各級政府對非國有的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在財政金融上的支援。他們的研究也發現了一個過去30年中重要的變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國的金融系統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對非國有、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相當大。然而，這種趨勢從1990年代初以後急劇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國中央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越來越大量照顧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的壟斷性國有企業。

他們強烈建議，反思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不能把30年當作一個整體。因為其間有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種研究是耶魯大學商學院教授陳志武等作的，他們分析中國每年GDP的增長，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結果發現，這塊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塊，第一是最大的一塊，被政府拿走了，即財政稅收；第二塊較小的，被城鎮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塊，則是被農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國的財政稅收相當於當年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後來的十多年裏，即從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發展，特別是非國有經濟增長迅速，使得中國政府從全部財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對處於下降趨勢——儘管總量在上升。這說明當時的中國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轉變。到了1994-1995 年，中國政府的財稅規模相對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財稅體制改革後，發生了巨變。到了2007年，中國政府的財稅已經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 年前增加了四千萬人口的規模。這個數字還不顯眼，更顯眼的，則是全國資產性的財富總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間。特別是，從1995年稅收政策改變，到2007年的12年間，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5.7倍之多。而同時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農民的人均收入只長了1.2 倍——差別實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個例子，儘管研究領域不同，但相互印證並大致吻合。

所以，中國的國富民窮，是從1990年代初開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則是中國過去的GDP增長，主要是兩個輪子拉動——政府投資和出口占了大頭，國內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來的話題。過去30年裏，中國早期推動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在鄧小平式的資本主義——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鼓勵之下，一些無權勢的人開始發財。但1990年後，先富起來的人越來越屬於權力階層及其親友。以權力來交換市場機會、以特權獲取財富等等——特權資本主義的趨勢越來越突出。

正如我說明的，特權資本主義是官僚資本主義的退化形式，國家資本主義則是它的高級形式。過去20年裏，中國的特權資本主義趨勢增強，與國家資本主義趨勢增強，是同一過程的兩面。這種發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國經濟的兩個前輪——政府支出和出口——越來越大，而居民消費的後輪越來越小。

在我看來，"內需不足"是個模糊說法，常被中國官員拿來誤導公眾。今天中國應該強調的，不應該是一般性的"拉動內需"，必須從更深層次去解構這個神話。準確地說，中國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結構調整的關鍵。

每次談到刺激經濟的時候，很多中國官員總是說，好，我們加大內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內需"的細節，絕大多數是政府投資，拉動的還是“官需”，而非 “民需”。所以，海內外眾多分析家反復說一個基本道理：在全球經濟體中，GDP中居民消費所占的比例，中國是最低的，只有35-37%，並且持續下滑。即使如印度這樣比中國還窮的國家，居民消費所占比例也達到60%左右，更不用提發達國家了。所以，中國的內需不足，嚴格地說是“民需”不足。

本次經濟危機衝擊之下，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一大車輪——出口，越來越弱化。根據FT上中國國家發改委官員的文章，北京的40000億投入中，真正加強社會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億，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億的農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這一次中國的大規模刺激方案，依舊是拉動“官需”。難怪網上有笑話說，40000億又是拿來建“萬里長城”和“阿房宮”。

中國要真正從這次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從帶有慢性病症狀的增長模式走出來，就必須讓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重大轉型，從"少數人先富起來"，轉向大眾資本主義——讓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有發財的機會、從而有遞增的民間消費能力，這才是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最重要的輪子。

走向大眾資本主義，我們應該回顧中國改革初期，在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時，在萬里、習仲勳等人的協助下，那時首要的考慮，是廣大民眾脫貧進而致富的政策。當時那麼做雖然受條件的制約，但基本目標是明確的。可是從1990年後，中國的"民富"目標越來越邊緣化。目前的衝擊，只不過是把中國1990年以後三點一面的"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的模式，即國家資本主義及其伴生的特權資本主義的風險，暴露出來。

中國走向大眾資本主義，必須增加資源和機會的公平分佈，包括創業的、職場裏升遷的、在全國各地流動和發財的等等。在各行各業裏創業和發展的資源及條件，應該大量開放給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壟斷在政府手裏、然後大量暗中輸送到權勢者親友的手裏。

中國要轉向大眾資本主義，就得在金融體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變，不能將普通民眾存在國有壟斷銀行裏的錢，沒完沒了的注入大型國有壟斷企業，而對私營企業又壓又打。現在已有讓中國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應儘早讓它們完全合法化，與國有銀行平等競爭。此外，中國還必須在反壟斷上多做實事，不能讓壟斷性的國有企業從民間吸血太多。

同時，中國政府應在人力資本方面扶持弱勢群體。很多國家在作經濟調整時，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從夕陽產業轉向朝陽產業的人，進行財政稅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職業（再）訓練和正規教育的個人成本。

中國的服務業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問題。中國服務業中，民間經營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館、洗腳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級服務行業的部分，政府控制太嚴。這一塊不放開，中國就很難出現大量高附加值的、創新的、提供高學歷者就業機會的新型第三產業。中國應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藝術、傳媒、衛生等行業的私營企業准入門檻。

只有通過綜合性的對內開放，中國才能轉變到大眾資本主義，讓更多中國的普通公民，無論是來自鄉村還是城市的，獲得更多的創業機會，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資本的機會，推出更多新型企業的機會。這對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下的中國，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如果把拉動內需仍然集中在拉動官需，中國的增長模式將難以持續。要實現從拉動官需向拉動民需的轉變，就必須讓中國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創業、發財、控制財富的機會，從"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的不平衡走出來，邁向"民富國強"的公平的可持續發展。

EurisShaw給中國開解藥

今日拜讀了張老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文章，覺得文中不乏亮點之處。張老對自由市場作用的分析我很贊同，但對於中國問題的剖析我就不認同了。

張老認為，...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我們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張老反對以凱恩斯主義的名義過度干預市場，這非常正確。但張老肯定沒做過生意，把市場簡單的當作了生產。如果簡單的看鄧小平南巡後的發展，似乎生產獲得了動力就帶來了經濟的騰飛，如是推論今天也該如此，這個嘛，此一時彼一時也。過去生產滯後于需求，自然解放生產力很重要。君不見眼下“中國製造”全球人都在用，我們不僅有了足夠多的製造，而且山寨到牙齒，可見製造已經過剩到充分的壓榨了行業利潤。若繼續擴大產能，最終無非是陷入更嚴重的危機--成本上升需求下降兩頭壓縮。中國問題的細節之處，在於無法擴大自身的中產階級，社會正義的缺乏使得無論從價值觀還是法律保障等方面都不利於社會需求的主題中產階級的形成。我們前三十年的快速發展在於將西方人的需求嫁接過來，以取代自身中產階級的空缺，迫使近年來西方社會已發生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將大量的工廠轉移到中國，壓縮底層社會的空間，一方面通過金融創新促進底層社會剩餘勞動力向中產階級轉型，第三方面則通過抬高資產價格獲利來提供整體社會足夠的福利。

這原本是一條可以讓中國溫和轉型的路，但中國的管理者太輕率了，沒有意識到保持國際貿易平衡的重要性，過度的追求外匯盈餘。管理者做了些什麼？壓榨底層社會的權利，迫使勞動力價格不隨著社會總體財富的擴大而擴大，無視知識產權保護，使中國整體上缺乏對嫁接來的西方中產社會的需求，導致貿易盈餘不斷擴大甚至快速增長。結果導致西方不斷擴大的中產社會所提供的服務和產品不能有效的得到足夠的市場，於是唯有推高資產泡沫形成假繁榮的局面。最後泡沫破裂危機爆發，從西方嫁接而來的中產階級需求突然變成了真空，導致“中國製造”產能過剩。

這是剖析目前全球化失衡的根本。中國的危機很奇特，在國際貿易中我們聚集了大量的財富，這表現在巨額的外匯儲備上。危機不在於社會總財富的減少，而在於以目前機制建立的經濟體無法自我迴圈。對於我們而言，去年大量工廠的破產只是個前兆，真正的危機還在後頭。一是無力干涉中國內政的西方各國必然要在日後重組社會，重建西方的底層社會和實行更嚴格的貿易保護，結果會致使中國的大量底層勞動力缺乏工作崗位，從而造成社會動盪和治安混亂。二是中國的管理者正在使用手頭上的外匯儲備投向歐美期待快速挽回國際訂單，同時又在大量使用國內的財政盈餘和民眾儲備救市以渡過短期內的危局，由於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影響國際訂單長期朝著縮減的方向前進，而國內的腐敗和浪費必將使得投放下去的資金並不能在短期內補充財政收入。那麼未來很有可能在一個不確定的時間遇到現金流危局，管理者能應對的手段無非就是大量印刷鈔票，這就會打擊整個商業體系的信用和信心。一旦政治上經濟上都陷入困境，中國的管理者就會有破產風險。

所以，在我看來，危機的解決並不是沒有辦法，因為危機還沒有到最困難的時候，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一是要打擊貪腐，儘量壓縮貪腐佔用救市資金的問題；二是要儘量將項目批給民企來完成，避免浪費；三是要合理利用手頭上的外匯儲備，不要一口氣去買下美國國債，要留餘糧以應對變局；四是要從宣傳尊重知識產權的精神，從法制上堅決打擊侵權行為，並以此為籌碼迫使西方找不到足夠的藉口；五是繼續溫和擴大人民幣匯率，避免西方社會的貿易保護意識升溫，同時還能讓國內民眾對西方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擴大；六是在西方需求恢復後提高勞動力成本，因為原材料價格不會立即上漲、成品價格回落程度相對較低從而在需求逐步恢復過程中擴大了企業的利潤比例；七是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並引進西方的風投資金和管理經驗，以促進新一代中國人中產階級的成長；八是深化政治改革，讓社會價值觀回歸理性和正義，培養良好的法治精神，讓權力的概念變為服務，從而引導中國完成商業化道路。

--EurisShaw
2009-2-18于石龍

如何實現不折騰（郭老學徒）

　　——2009年寄語

郭老學徒


一、現在提出不折騰是對的，因為：

1、中國經不起折騰。

2、中國正處於折騰的臨界區。

二、關鍵是如何實現不折騰。

折不折騰取決於當政者，不取決於老百姓。

中國的老百姓最不願折騰，最不敢折騰，也最不會折騰。一旦折騰起來了，受苦受罪的是大眾。

三、有3種類型的折騰：

1、捲入戰爭。

2、民族分裂。

3、社會動盪。

四、如何避免捲入戰爭的折騰？

1、不做為哥們兩肋插刀不惜一戰的蠢事。中國人的每一滴血都是高貴的，每一個中國士兵的生命都是寶貴的。不再為金氏朝鮮流血，也不再交紅色高棉那樣的惡魔哥們。

2、臺灣的局勢正向著理性的方向發展，如果再大氣一些，再現實一些，再靈活一些，可能會更加樂觀。

“State”的意思是州，也是國家。中華聯邦下面有兩個“State”（州或者國家）挺好。美國不是有50個“State”嗎，德國不是有16個“State”嗎，前蘇聯不也是有16個加盟共和國嗎。其實，周朝的領土也是包括秦國楚國齊國的。當把國家的定義與“State”對接時，就會發現與臺灣統一的路程不是很遙遠。把臺灣稱作“State”（國家）沒有什麼不好。都認同一個大中華就行。參加世界衛生組織與參加奧運會不是一回事嗎？為了兩岸人民共同的福祉和尊嚴，大氣最好，現實最好，靈活最好。

3、走繼續開放與和平發展的道路不能懷著孤憤和仇外的情緒，更不能以敵意看待世界，要讓國民真正地瞭解真正的世界。主控輿論不能導向這樣的認識：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軸心時時刻刻都在準備侵略和扼殺中國，八國聯軍就在身邊。這是不真實的，也是極其有害的。

4、狂熱的民族主義歷來是戰爭的溫床，刻意培植民族主義的做法是危險的。當民族主義高漲的時候，政府容易被不理智的情緒所裹挾，影響了處理複雜國際事務所需要的堅定、理智和妥協精神。不要把敢於“說不”看作是英雄行為，建設性才是優雅的強大和自信。

五、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的折騰？

民族分裂的折騰是絕不容輕視的，應當像捧著最昂貴的古瓶一樣小心翼翼地制定和落實民族政策。

1、必須把真正贏得少數民族的民心做為民族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做為不可動搖不可替代的基本原則。

2、沒有自治就不會有真正持久的統一。自治不是說在嘴上寫在憲法裏掛在牌子上的，必須有程式來保障。必須真正實現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的願望。

3、沒有尊重就沒有多民族的和睦相處。尊重不是講套話，而是對文化、宗教、習俗和意願的尊重，是每一項權利都得到了真正的保障。

4、沒有表達的自由就不會有穩定的秩序。必須放開言論控制，讓少數民族的人民自由地說話，難聽的話有助於社會進步與和諧，再難聽的話也比爆炸的動靜好聽，好聽一萬倍。

5、文成公主遠勝過武警戰士。

六、如何避免社會動盪的折騰？

社會動盪有3種類型：

1、清除異己發動的社會動盪

2、理想主義推動的社會動盪

3、民眾絕望引發的社會動盪

七、幾十年來，中國人民深受清除異己發動的社會動盪之苦。

1、五十年代的反右鬥爭是清除知識界異己的由執政者主動引發的社會動盪，55萬人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隨之而來的是整個社會沒有人再敢說真話，連糧食畝產到了十幾萬斤的彌天大謊也沒有人去戳破，結果是慘絕人寰的大災難降臨。

2、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清除黨內異己的由最高領袖親自發動的社會動盪，各級領導人絕大多數被打成走資派，直接戕害了幾千萬人，上億人受牽連，社會陷入了史無前例的動亂與災難之中。

3、八十年代的動盪是由於順應民意的改革力量被打入冷宮而引發的。其後果使得後來的改革走了瘸腿的路，在經濟改革的同時沒有伴隨政治改革，致使改革的收益被權貴攫取，造成了如今社會不公危機四伏的局面。

4、在一個多元化的現代社會裏不准異己存在和發聲是根本無法做到的，借助於權力實質上是暴力來清除異己必然會引發社會動盪，對社會造成傷害，把人民拖入災難。一個健康的穩定的和諧的社會必須是也只能是存異的社會，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是幻想，強而為之，必然是災難的結局。

5、只有真正地實行民主政治，才能避免清除異己的動盪。

八、理想主義也會造成社會動盪。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至高無上的領袖懷有偉大的理想，想幾年十幾年趕超英美，想快速跑進共產主義，不顧實際條件和人民的意願，強行推動，結果是餓死幾千萬人的慘敗和慘劇。

羅素曾經指出，理想主義與專制主義結合必然產生災難。希特勒、墨索里尼、史達林無一不是理想主義者，他們都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漢朝初年出現盛世，不是由於皇帝的英明偉大，而是因為他們無所作為。後來漢武帝有所作為了，結果國庫折騰虧空，人口折騰少了一半。王莽和隋煬帝也都是理想主義者，都想大幹一場萬世揚名，但結果把天下和命都折騰丟了。

執政者為了功業為了政績而強迫人民去實現自己設立的目標是一種為禍不淺的折騰。執掌權力的人最可怕的就是自以為比人民高明，要教育人民領導人民去實現他制定的目標。鄧小平的偉大不在於他告訴了人民怎樣做，而在於他允許人民“摸著石頭過河”。只有自由，才會釋放社會的能量，才會導向理性的成功。

公共權力的本質是服務於人民而不是領導人民，權力執掌者是僕人而不是老爺，這是各級“領導”幹部所必須確立的認識，如此才能避免為了政績而不惜違背民眾意願損害民眾利益的亂折騰。

只有有效地約束權力，才能避免理想主義推動的社會動盪所產生的折騰。

九、民眾絕望掀起的社會動盪是最危險的折騰。

而現在社會正處於這樣一個最危險的折騰的臨界區。

民眾出現的絕望情緒有3種。對生存絕望，對公平絕望，對正義絕望。

1、對生存絕望

經濟危機會導致失業人口和貧困人口的增加，這些人面臨生存的壓力，會產生絕望的情緒。

醫療保障的缺失和昂貴的醫療費使得許多病患人員的財產被醫院折騰一空，一個小病也要幾千元錢，不是什麼大病也要幾萬元錢，窮人有了病很快就會陷入絕望的境地。

社會保障的缺失特別是失業和治病的壓力使得本來就不富裕的老百姓更不敢消費，由此內需無法提高，這是經濟危機的最主要的根源，如此惡行迴圈，將導致絕望的情緒進一步蔓延。

全面的可靠的社會保障的核心是錢，中國納稅人已經交了極高的稅負了，必須把這些錢花在人民身上，而不是用於不斷膨脹的權力與環權力機構的不斷膨脹的消費和消耗上，為此，必須實行民主政治，還權於民，公開詳細的政府預算，讓人民和人民選出的代表審核錢用在哪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錢用於公共財政，才能建立起最起碼的生存保障，制止生存絕望的蔓延。

2、對公平絕望

沒有約束的強大的權力是產生社會不公的根本原因。

當前嚴重的兩級分化現象並不是市場經濟的錯，而是權力的問題。掌握權力依靠權力接近權力和利用權力是獲利的最主要的管道。離權力近的人生活得好，而遠離權力的人就會被邊緣化，利益就會被侵害。無論做什麼，圍著權力轉是最奏效的。

民眾特別是權益受到損害的民眾對不公平強烈不滿。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和上訪事件，還有罷運的罷教的，大都是對社會不公的控訴與抗爭。這些人的生存狀態並沒有到了失業貧困人員那樣過不下去的程度，他們採取自我折騰的手段也絕不是不明真相或者受不法分子的挑唆，他們就是要爭取公平。如果打壓他們，必然把他們推上絕望之路。現在有一條規定，違規上訪兩次就可以勞動教養。勞動教養制度本身是違憲的，對受到了冤屈（或自以為冤屈）的人不是解決他們的問題，安撫他們，卻以不經過審判和辯護程式就抓起來的方式對待，他本人、他的親屬和朋友，知道詳情的人都會成為對公平絕望的人。

事實上，對公平的絕望已經非常普遍非常嚴重了，許多人不再相信社會存在公平，打官司要打關係，要拼行賄，商業競爭也是拼關係，拼行賄。沒有關係和經濟實力的人只能絕望。

對社會公平的絕望會使人們對社會的崩潰懷著渴盼的心理。這是折騰的一個動力源。上海襲警案後許多人同情用暴力討說法的人，就是這種絕望的一種表達。

只有削弱、分解、制約、監督權力才能真正地實現社會公平，才能給人民以希望。

3、對正義絕望

專制是萬惡之源。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氾濫，官員的腐敗必然會催生社會的腐爛，進而邪惡氾濫。

在權力不受約束又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腐敗是沒有辦法抑制的，只會越來越肆無忌憚。由此人們會產生對社會正義的絕望。

而官控輿論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進行圍剿，更使這種絕望加劇。因為人們看不到走出邪路的信號，看到的是滑向絕境的固執。

對正義絕望就會使得社會的建設性力量受到壓抑，而破壞性力量得到加強和聚合，就會使得社會的轉型減少了軟著陸的機會，增大了硬著陸甚至是崩潰的危險。

回避或拖延政治改革是不實際的僥倖心理，是對折騰的極不負責任的放任。

十、如何實現不折騰，執掌權力的人最該做到的其實就是兩條。

1、不說假話。

2、說話算話。

把憲法的一些條款真正地落實了，把十七大關於民主和保障人民權利的承諾真正落實了，中國就會減少和避免折騰，就會前進一大步。

憲法這樣規定：“尊重和保障人權”。

憲法這樣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十七大報告這樣說：“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管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只有開明政治才能減少折騰，只有民主政治才能走向和諧。控制言論和鎮壓異己是無法維持穩定的。

開明，允許了軟折騰，避免了硬折騰；

鎮壓，壓住了小折騰，誘發了大折騰。

但願中國不折騰！在2009年，大家共同努力，推動民主建設和社會進步。

新的三十年已經到來，08年將是中國輝煌或衰敗的起點

　　今天是08年的最後一天，我覺得感慨萬千。在今年到來之前，所有國人都在期待，可是當這一年到來，我們卻發現08年裏滿是傷心和痛苦。天災、地災、人災、樓災、股災，這一年都趕上了。美國次債危機的爆發看起來只是美國的財富在蒸發，實際上給中國構成的衝擊恐怕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僅從目前來看，美國的次債危機已經讓中國許多工廠停工、大規模的失業、出口大幅銳減，而這其實僅僅只是個開始。在未來的幾年中，可以預見的是，美國的衰退將迫使美國的國際霸權走向收縮，國際貿易的壁壘必然將要提高，原來WTO的眾多規則的執行將會更加嚴格（比如知識產權保護），許多條款很可能會被修訂得更加苛刻，收縮的美國還將是地緣政治出現更多的競爭，許多商業化轉型尚未完成的新型國家將會因為原材料價格驟降或者出口銳減而導致收入大幅下降，從而出現許多不穩定性，騷亂、衝突、局部戰爭、保守勢力復辟等將是未來幾年可能在包括東亞、東南亞、中亞、中東、東歐、南美等地域出現。可以說，我們沒能在這已經過去的三十年內完成政府結構和社會轉型，是這三十年的最大遺憾。接下來，賴以繁榮和發展的國際環境正在失去，我們賺到的只是美元計價的大量外匯儲備，這不是真正的國民財富和幸福，今年中國政府不得不對美國施以援手很明顯地體現了問題的根本。

　　08年即將過去。個人認為，未來的三十年中國將是危險（不僅僅是挑戰）和機遇並存的時代。可以說，08年是一個巨大的轉捩點，未來或是大的繁榮或是衰敗引發國內社會動盪，只是看中國政府怎麼做，畢竟目前中國的社會發展方向還主要是由政府來主導。

　　自1840年以來，中國步履蹣跚的從一個農業國走向了工業化，但商業化還剛剛開始。晚清和民國的商業化之發生在局部地區，由於缺乏政府的監管和自律性組織的約束，當時的商業化的受益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商業化必將給傳統的小自耕農社會構成衝擊，農民的利益受損但缺乏轉型的管道，這造成了革命不可避免的發生。但這三十年來的轉變是不同的，這得感謝美國主導下的國際貿易和歐洲列強時期的殖民掠奪的差異，所以農民工大量出現，他們通過外貿的大幅增加和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獲得了人生轉型的機會。但是，除了開放以外，這三十年的很多決策是錯誤的，雖然高層太缺乏危機意識。社會內部的不平等現象、權錢交易、對商業自律組織的限制、政府機構對商業行為的監管失職、對弱勢群體缺乏關懷、對腐敗缺乏控制、對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和社會模型缺乏深入的研究、...，這些使我們未能利用好這三十年的絕佳機會。

　　這場金融危機改變了這一切，中國模式將不得不進行深入的改革。當我們今天發現自己在裸泳的時候，卻突然意識到連手頭上巨大的外匯儲備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然而，三十年的歷程使得商業化已經深入普通中國人的生活，來城市發展過的農民和他們的子女必將不願再回頭過小自耕農的生活，而從三十年的開放中獲得自由和利益的城市精英更是不願回到過去的歲月，眼下的國際環境也不可能再造就一個像毛一樣的有足夠威信的強權人物來迫使我們回到過去。這意味著，若政府不抓緊在民眾還未產生足夠反叛意識的時候進行改革的話，未來民眾將會迫使政府轉變。

　　我覺得，未來的三十年，將是中國由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社會轉型為民間主導的商業化社會的三十年，眼下政治改革已刻不容緩。

奶粉的隱喻（許知遠）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2008-10-09

本文摘自網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355

在發表於一九八一年七月的一篇文章中，阿根廷作家胡利奧•科塔薩爾提到了一個幻想故事。一群阿根廷人決定在一片適宜的平原上建造一座城市，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知道蓋房子的地方是一塊墓地，它一點昔日的痕跡也沒留下來。只有頭頭們知道這一點，但他們保持著沉默，因為這是他們整體計畫的一部分。

新城市建成了，明亮的燈光與繁榮景象讓人驕傲。但也在同時，一種奇怪的騷擾出現了，人們產生了懷疑和擔心，總覺得某種奇特的力量在干擾、控告他們，竭力趕走他們。

最敏感的人終於明白，他們是住在墓地上，死者以他們的方式回來了，走進人們的家中、夢中和幸福中。

“這似乎是我們時代的某種理想得到了實現，我是說，這是一種技術上的勝利，是被電視機、冰箱、電影、大批金錢和愛國主義的自足包圍的現代生活的勝利”，科塔薩爾在講述完這個故事後評論說，“它慢慢的驚醒了最可怕的噩夢，驚醒了寒冷而粘滯地存在的無形的鄙棄和一種詛咒。這種詛咒難以言表，但是將其不可言喻的恐怖傳染給了那些人在墓地上建造的一切。”

科塔薩爾借由這個故事來說明一九七零年代末流行的“阿根廷模式”。在經過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後，現任軍政府給阿根廷帶來了表面的平靜。國際輿論都認定阿根廷正在“進入一個物質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積極穩定的時期”。至於之前幾年，政府對於反對派力量的大規模清洗，則沒人再提。阿根廷正展示著它的新面貌，成功舉辦了一九七八的世界盃，還在重工業和核能源進行積極探索。而對於這一切，科塔薩爾寫到：“一個不同的、畸形的現實已經形成，它像一座迅速安裝、掩蓋著基礎的舞臺那樣聳立。這是一個由勞動階級的屈從和貧困形成的基礎，是一個蔑視一切思想和表現的自由基礎，是一個使用著在這種情況下總是有效的愛國語言和沙文語言的無恥和實用的基礎。”

二零零六年冬天的一個夜晚，我讀到了這個故事。我猶記它給我帶來了驚顫。似乎一把利器刺穿了一直蒙在臉上的一塊又濕又厚的棉布，我大口呼吸到了新鮮空氣。一種由衷的敬佩也從心頭升起，一位真正的作家與知識份子，不正是應該把那些人們只朦朧感受到、卻說不清的東西，指出來了嗎？他的重要職責之一不正是幫助人們恢復記憶，讓人面對不安的過往與現實嗎？

在過去的兩周中，這個故事再次不斷盤恒在我的腦海裏。它既因過去幾個月中發生的那麼多戲劇性的事件，更直接的原因是這場大規模的被污染的奶粉事件。它進展的過程多少像是試圖拔起一根已壞死的荊棘，結果發現它們在地下盤根錯結，彼此污染了。

但如果你是五萬三千名患者的父母，你會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集體犯罪網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他們痛苦無人過問。幾乎所有行內人都知道其中的秘密，但所有人都選擇了視而不見；而政府部門，則是一貫的鬆懈與拒絕承認，要不是新西蘭政府的堅持，恐怕這一切仍可以繼續隱藏在黑夜裏；而媒體正生活在一種窒息中，如果沒有來自政府的授意，它很難發出警告。

而與此同時，乳品行業也是中國發展最快行業之一，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縮影；三鹿集團已經連續十一是全國最大的奶粉銷售商，它是中央電臺評選的全國名牌，是國家質檢局的免檢產品；蒙牛是中國最成功的企業之一，在七年的時間裏，創造了增長八十五倍的銷售奇跡……在電視、報紙、網路上，是對“繁榮盛世” 的讚歌，是這些企業家們的高談闊論，是世界輿論對“中國模式”的褒獎。

但是，當後臺的幕布突然被揭開時，人們發現那麼多不堪的東西在那兒，而且很久了。你甚至很難去責難其中任何一位，因為他只是在按照各自的邏輯進行。河北一位奶農說，他從不讓孩子喝奶粉，“只有沒人要的奶才做奶粉”，另一位沒有給牛奶摻假，是因為“因為牛養得少，容易被發現”；三鹿集團在得知嬰兒患者時，第一反應是拒絕承認，然後封殺可能的消息，他們之前因此成功過，如果運氣好，這次仍會過關；一些醫生們懷疑這些患上腎結石的可憐嬰兒，可能與他們所引用的奶粉直接相關，但他們不知該向哪些部門做出反應；一位湖南患者的父親在七月曾獨自向國家質檢總局投訴，獲得了三鹿奶粉的檢驗報告——合格；而衛生部在七月中旬接到了地方“腎結石嬰兒”增多的報告，懷疑致病原因是三鹿奶粉，但衛生部“沒有想到事情會那麼嚴重”，它沒有上報國務院，也沒有通知質檢總局、工商總局，此刻的北京，籠罩在一片奧運將至的亢奮與緊張中，它不希望壞消息來干擾；一些地方媒體零星報導了嬰兒因腎結石死亡的新聞，但是沒人想到它們是更大的悲劇一部分，也沒有記者深入追蹤這一切，中國新聞界既缺乏這樣的能力，也知道經常這樣做了可能也徒勞無功，這些消息很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其他新聞裏了……

這一切的突然轉變，是因為新西蘭政府介入了此事。一家新西蘭公司擁有三鹿集團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當它發現三鹿奶粉的問題後，早在七月就通知了中國政府，但沒收到明確答復。到了九月八日，新西蘭通過外交管道正式表達了關注。“外交無小事”的因素開始發生了作用，而且那氣氛緊張的奧運會已過去了。

九月十一日，一場暴風驟雨式的行動到來了。官員開始下臺，媒體報導蜂擁而至，企業被嚴查，清算的力度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幾乎所有重要的牛奶企業都捲入其中。它的高潮一刻發生在一份宣言——一百零九家乳製品企業集體宣佈要確保品質與誠信。他們做出個犯錯學生的表情，期望悔改。悔過書充滿了這個時代的荒誕——品質與誠實，最基本的要求，變成了最高的準則，這就像是一個學生誠懇的說，從此後我再也不毆打別人、侮辱老師。

你也猜得到他們懺悔的對象是誰，不是面對公眾，而是面對政府。他們知道其中的輕重緩急，誰是其真正生死的決定者。他們在看板上大聲喊出“每天一斤奶，強壯中國人”，但是他們知道提供給中國運動員、太空人的牛奶是特殊的，它與市場上所銷售的不同。在私下，他們也有難言的苦衷。在這樣一個過度競爭的市場，所有人心照不宣的使用著共同的手段。整個社會都面臨著信任的破產、道德的淪喪，你怎麼指望一家商業機構，能出淤泥而不染。

總有人要承受這破產帶來的後果。在一份雜誌上，我看到了蔡沖的黑白照片。他圓圓的腦袋上戴著個小帽子，上面還扣著一副太陽鏡。他有一個扁扁的小鼻子，眼睛黑亮亮的，正專注的盯著什麼在看，嘴巴抿起來，看起來挺認真。要再過幾個月，他才會長牙，才會學著說話。他的父母等不到那些喜悅的時刻了。七月十六號，這個小傢伙離去了，外科醫生從他的尿道裏取了兩顆米粒大的結石。他或許還不知道痛苦意味著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表達，更不知道自己為何而失去了生命。他的父親買來的四箱、六桶裝的三鹿奶粉，還有四桶沒有打開。僅僅六個月大。那時，還沒人直接將死因和他喝的奶粉聯繫在一起。

這個小家庭，像很多受害家庭一樣，處於中國社會的中下層，他們選擇三鹿奶粉，因為它是全國性的名牌，又價格低廉。就在這些父母驚慌失措的擁擠在醫院門口，等待為自己懷中嬰兒測試時；另一些父母則相當平靜，他們的寶寶一直喝的是進口奶粉。它或許也解釋了為何中國社會的競爭是如此的激烈，人們是如此迷戀特權。只有你在人群中的最上層，才可能過上一個基本安全的生活；只有特權，才可能儘量減少生活中殘酷一面對你的壓迫，或許正是因為飽嘗那些壓迫，那些人一旦獲得特權，立刻表現出變本加厲的冷漠和傲慢。

“這是系統問題”，計程車司機也開始進行這樣的理論性評價。充滿義憤的道德譴責，似乎沒有觸碰到問題的實質；政府暴風驟雨的解決方式，註定只能是亡羊補牢，而且你在補住了這個缺口的同時，卻可能對另一個缺口視而不見，直到再有羊從那裏逃出來；至於公眾，則被一種深深的無力感所左右，他們像是一個個孤立的原子，問題解決的唯一可能是被媒體所大規模報導，所以中央電視臺門口總是站在上訪的人群，他們胸前或腳下陳列著自己的冤情，面無表情、徒勞的等待著被關注；而商業機構，他們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們沒準備給這個社會帶來了某種新的可能性，其中所謂最成功的、最聰明的，知道如何利用現有的方式，最大的程度推銷自己的產品。

於是，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中國正呈現出她的新面貌。她成功的將公眾由政治人轉化成經濟人。政府權力退出的空間，迅速被商業機構佔領，而政府自身也正迅速朝向商業機構演變——它自身成為一個個利益團體。這樣的一個國家在追逐物質利益的過程中，會表現出驚人的高效。讓經濟學家張五常讚歎不已的“中國制度”，不正是他所謂的二千兩百個縣，像是兩千兩百個公司那樣運轉，他們在出賣土地、招商引資方面表現出強烈的饑餓感；而每個普通人則沒機會讓自己成長一名公民，他們要成為的是消費者、投資者，將個人的豐富性弱化成單一物質欲望，將全部能量都轉化成積累；而商業機構一方面生活在對政治權力的畏懼和不確定之中，另一方面也找不到自身的挑戰與平衡力量，他們經常將公共資源的轉化成私人利潤，覆蓋在淮海路邊的電子螢幕，城市樓房中電梯裏、甚至洗手間裏的看板，這些空間不該屬於任何人，但是它都轉化成中國最成功商人的江南春的財務報表上的數位了……

但是社會力量卻遲遲沒有生長起來。它本應給個人提供社區感，提供不同的價值選擇，演練他們的共處與建設能力。於是，而在這一切轉變過程中，沒有什麼力量平撫人們內心的巨痛，也沒有什麼地方收容那些失敗者，或是受傷的人。支配整個社會的公共哲學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人們只有對成功者的仰慕，卻沒有對失敗者的同情。本質而言，人人都感覺到孤立無援，經常憑藉虛假的樂觀、遲鈍，或者是一種輕視一切的犬儒態度來繼續生活。

但是，那些地下的幽靈終有一日將來報復你。事實上，我們不正遭遇到報復嗎？在三鹿集團輝煌業績的背後，原來是幼小的生命的代價。你只能暫時慶倖，它不是你。生活中的那種深深的不安感不是已經籠罩了所有人嗎。在名為《中國人幸福的一天》的短信中，你讀到這樣的話：“早晨起床，掀開黑心棉作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完牙，喝杯過了期、碘超標還摻了三聚青氨的牛奶，吃根有洗衣粉的油條，外加一個蘇丹紅鹹蛋，在票販子手裏買張車票，準時趕到地下煙廠上班，九點三十分偷偷用山寨手機看股票從6124點跌到1240點，中午在餐館點一盤用地溝油炒的避孕藥餵養的黃蟮……”

你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玩笑，但在這玩笑背後蘊藏著多麼深刻的不安全感和無力感。倘若日後的歷史學家想要瞭解二零零八年的中國，這則短信不容錯過，它或許比北京奧運會、神州七號，更能展現這個國家的內在情緒。

從阿根廷的科塔薩爾開始，我似乎談論了太多的令人不安的東西。下次，我們以美國的赫伯特•克羅利為啟示，談談我們的希望。
（作者的郵件是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書是《中國紀事》）

中國的三次金融危機和梁啟超的信託精神

中國的三次金融危機

　　股票市場最初的起源是由於歐洲在17、18世紀的時候到處連年征戰，各國都打得民窮財盡。怎麼辦？一些國家就開始發行戰爭債券，發行了以後還不起就開始打白條。打白條還是還不起，就發明瞭股票市場。股票市場英文怎麼講？Stock，原來的意義叫做白條，白條市場。我們翻譯成股票，實際上就是欠債不還打的白條。但股票市場給白條賦予了新概念：這些白條很有價值的。價值在哪里？那就是白條帶來的未來的現金流。

　　由此產生了第一次股票市場的危機。英國政府為向南美洲進行貿易擴張而成立了南海公司，並把南海公司的股票賣給公眾。他們說，南海公司從其他國家掠奪來的錢就是未來的寶藏，他們拿這句話騙第一批人，第一批傻瓜被騙了，再騙第二批傻瓜。第二批傻瓜又被騙了，價格拉的更高了，再騙第三批傻瓜。騙到最後一批，股市崩盤了，所以後來擬定了泡沫法案。到了1720年的泡沫法案，禁止這些公司--當時叫股份有限公司--運營達100年之久。甚至禁止銀行這個字眼，法國禁止銀行這個字眼達到150年之久，因為很多人向銀行借錢炒股造成了泡沫。因此1720年泡沫法案基本上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禁止了銀行。

　　南海泡沫與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美國1929年金融危機一起，被認為是歷史上最為慘痛的三次股市崩盤，也被作為世界金融證券市場最為深刻的教訓載入史冊。但每次股市崩盤之後，都會有相應法律法規出臺糾正以前的錯誤。

　　1840年，隨著西方堅船利炮打開國門，清帝國被迫對外開埠通商，股份制公司以及股票交易就這樣踏上了東方的土地。隨後的洋務運動，更是推動了股份制證券公司的發展。由於最初沒有證券交易所，股票交易大多在茶館中進行。那時每天早上，股票經理會來到一些著名的茶館，與買家一邊聊天、喝茶，一邊完成交易。19世紀60年代以後，上海外商證券交易非常活躍，市場上證券交易額日以百萬計，投機交易有時延至深夜。隨著股份制潮流湧動，上海、北平、天津、廣州、武漢先後掀起了設立交易所的熱潮。到1921年最高潮時，中國的交易所數目已接近200家，竟然位於全球第一。然而，畸形的發展卻讓早期的中國證券市場經歷了三次大崩盤，那麼，發生這三次大崩盤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1872年9月2日中國出現了第一次金融危機。當時上海《申報》有個評論，說買股票的人，不管這個公司是做什麼的，只要股票上市就去買，不問他的經營好壞，也不問賺錢沒有，就一頭熱去買。你是否覺得1872年《申報》這句話和我們現在的評論是一樣的？我們的悲劇就在這裏，我們缺乏英國法國的泡沫法案，也缺乏美國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我們到現在仍然重蹈當時的悲劇。甚至用的術語、我們批評股民的話都和1872年是一樣的，這真是很可笑。我們同樣引進了西方制度，但是我們缺乏了監管，我們缺乏了有效的可執行的法令保護中小股民。

　　第二次金融危機是20世紀初期，由於汽車工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輪胎。輪胎是橡膠做的，所以英國蘭格制公司在上海開始利用橡膠這個概念發行、炒作股票。蘭格制公司1909年4月4日，股價是780兩，一個多月漲到了1160兩，一年之後，漲到了1475兩。也就是說一年翻兩番，除了中國的錢莊之外，滙豐銀行也加入到這場炒作裏面。到最後，1910年7月，價格太高了，全世界使用橡膠的國家開始壓價，中國這種以橡膠概念為主的股票市場，就在1910年7月全面崩潰。

　　第三次危機發生在民國時期。1918年，北平成立了第一家股票交易所。第二年，在上海成立了交易所。到了1921年，全中國的交易所達到了140家。交易的東西除了股票之外，還包括布、麻、煤油、火柴、木柴、麻袋、煙、酒、沙土、水泥，什麼都交易，市場一片旺盛。到了1921年，錢莊看不下去了，他們通過銀行貸了大筆款項出去，什麼實業都不做了，都去炒股去了。到了1921年不曉得他們哪一根筋不對了，開始收回貸款，造成第三次的中國金融危機。

　　可以看到，中國金融危機的問題和歐洲是一樣的，而且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也就是利用股份有限公司隨意炒作，銀行參股，然後火上添油。

亂世智者梁啟超

　　1922年，瘋狂的交易所熱潮終於降下帷幕。隨著門庭若市迅速變為門可羅雀，無法維繫的交易所紛紛破產，最終存活下來的交易所只剩下6家，信託公司也只剩下兩家。崩盤風潮使得傾家蕩產的人不計其數，受此牽連，商肆紛紛倒閉，經理職員辭職，自殺者也為數多多，中國進入了證券交易的冰河期。然而，在慘痛的現實面前，中國當時已經有睿智的思想家提出了世界級的解決方案，而日後美國、英國的證券市場正是按著這種解決方案的思路完成了股市的重建，那麼，如此睿智的中國思想家是誰呢？

　　是梁啟超。他是當時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他說："華人不善效顰，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實。"我們只仰慕著公司的名字就開始炒股，而不考察公司的實際基本面。同時，他認為當時的中國股市缺乏"信"，即缺乏信託責任。這個批評放到今天來用適不適合？比如大小非的問題，在2008年股市這麼低迷的情況下，我們上市公司的職業經理人竟然還敢拋出股票，讓股價跌的更凶。他們缺乏什麼？缺乏對中小股民的信託責任。

　　梁啟超還指出中國股份有限公司的問題在哪里。宣統二年，就是在中國的股票市場第二次崩潰的時候，1910年，他寫了一篇談股份有限公司的文章。他說，股份有限公司必須在強有力的法制國家才能生存，法制化的建設，用嚴刑讓你不敢不有信託責任。他說中國則不知法制為何物，雖然在清光緒二十九年已經有公司法，叫做《公司律》，但他認為律文毫無價值，這個條文粗糙得很，而且即使律文完善也不會實行。到現在還是一樣，多睿智啊。

　　第二，他認為股份有限公司必須有責任心強的國民才能夠成功，也就是說，必須有信託責任，而中國人則不知有對於公眾的責任。他認為，英國人所以以商雄踞天下的原因，是因為信託責任強。這個人在100年前對於股份有限公司理解之透徹，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他能夠在亂世直接看到問題的核心。

　　我們假設在宣統二年，當梁啟超把這兩件事講出來之後，當時大清王朝的執政者能夠有這種睿智，接受到他的想法，我們也可能擬定一個法案，它的靈魂和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的精神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股票市場跟歐美是一樣的，都曾因為股份有限公司跟銀行勾結，造成股市崩盤，都是一樣的。但是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呢？一個睿智的偉人告訴我們，你缺乏信託責任，缺乏良心，那就必須有法制化的建設讓你不敢不有信託責任，這才是股票市場能夠替中小股民創造財富的條件，這就是美國股票市場為什麼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市場的原因。美國人到了1934年才悟出這個道理，而我們宣統二年就知道。梁啟超的睿智很像指南針、火藥跟印刷術，很可惜這一切都是我們中國人創造出來的，但到最後我們沒有發揚光大。

亞洲多國陷入政局動盪 利益問題是起因

亞洲多國陷入政局動盪 利益問題是起因

來源: 東方早報(上海)
核心提示:蒙古國、韓國、泰國、印度，中國周邊的多個鄰國近期正同時經歷動盪與陣痛。它們正遭受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暴力衝突、騷亂、議會垮臺、軍方干涉的威脅和其他形式的政治考驗。這些運動暴露了部分亞洲民主政體仍然被獨裁主義傳統扭曲的程度。

2008.07.01 蒙古烏蘭巴托

2008.07.01 韓國首爾

2008.06.28 印度斯利那加

2008.06.20 泰國曼谷

東方早報7月3日報導

中國周邊的多個鄰國正同時經歷動盪與陣痛

當中國和緬甸正在努力從地震和颶風災害中重建時，亞洲其他一些國家也遭遇了災難——人為災難。

面臨問題的國家既包括亞洲一些最強大的經濟體如韓國和印度，也包括一些一貫低調的國家如泰國和蒙古。它們遭受了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暴力衝突、騷亂、議會垮臺、軍方干涉的威脅和其他形式的政治考驗。

在韓國，數萬憤怒的示威者夜夜在首爾遊行，要求新任總統李明博下臺，這是20年來韓國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泰國為類似的突發事件痛苦，比如大規模遊行和議會針對總理沙馬•順達衛的不信任案表決，最後沙馬平安過關。在印度，與美國的核協議談判由於一些黨派的阻礙再次破裂。因對議會選舉結果不滿導致的史上最嚴重騷亂已經導致蒙古5人死亡、329人受傷。而在巴基斯坦，執政聯盟內部矛盾重重。

“民主過度”?

美國《新聞週刊》在一篇文章中認為，在大多數這些情況中，“民主過度”破壞了國家利益。比如在韓國，李明博是在一個從全球化獲利頗豐的國家中推行自由貿易協定。對於印度，核協議幫助其接觸到美國的技術和免費進入核武器國家俱樂部。然而，在應當被列為非西方世界中最成功民主政體的國家中，這樣的目標失之交臂。韓國和印度經常因隨心所欲的公共辯論、廣泛的媒體自由、正在擴張的公民自由和強勁的經濟表現而贏得讚譽。

儘管個體因素在起作用，但這些鬥爭擁有潛在的共同原因。首先是缺乏民主成熟度。“別忘了，民主在韓國只有20歲，在泰國大約35歲，甚至在印度也才60歲。軍方或獨裁者統治時期下形成的習慣很頑固。腐敗、高度私有化、強人統治、馬太效應政治的傳統在持續，把每一次政治小衝突變成生存之戰。”文章寫道。

韓國民主總工會計畫從昨天起舉行為期一個月的“美國牛肉總罷工”。四項罷工名義為：“反對進口美國牛肉”、“反對公共部門民營化”、“呼籲出臺物價暴漲應對政策”及“取消大運河計畫”。民主總工會表示，75萬名工會成員中將會有12萬人參加當天的罷工。其中，金屬工會將於當天以4家整車公司為中心，進行兩小時的罷工。此外，3日至5日還將舉行每天有五萬多名工會成員參加的“全力沖向首爾的鬥爭”，晚上則計畫參加在首爾光化門一帶舉行的燭光集會。

青瓦台昨天就此表示：“對非法罷工將予以嚴懲。”青瓦台發言人李東官表示，青瓦台當天上午舉行了由李明博總統親自主持的首席秘書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如果在因高油價和牛肉問題而使國家陷入困境的情況下，非法罷工也湊熱鬧，國內經濟有可能出現無法挽回的局面，因此制定了上述方針。李東官批評說：“有報導稱，由於非法暴力示威，許多海外投資者和遊客都相繼離開，而在這個時期舉行破壞生產的全體罷工，無異于自殘行為。”

雖然已經有跡象表明這種不安在減弱——韓國的抗議在減緩，李明博的地位慢慢穩固。但允許甚至鼓勵抗議以使這些國家的改革癱瘓的潛在力量仍在。這是一個壞消息，對於這個時期來說——食品和能源價格攀升、全球經濟減緩讓果斷行動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抗議只是藉口

“韓國爆發”始於一場關於食品的鬥爭。抗議首先於4月爆發，當時李明博決定在4年的禁令後重新進口美國牛肉。言過其實的媒體驅使普通公民包括很多高中生走上街頭進行有秩序的燭光守夜抗議。但來自不同左翼公民團體的煽動者很快就讓學生相形見絀了，包括激進的工會在內，他們利用這個議題作為抗議李明博其他政治議程的藉口，這些議程重視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和削減政府開支。

泰國的情況類似。抗議因經濟擔憂始於5月，然後擴展到民族主義者對與柬埔寨的邊境爭端不滿等問題。但這些議題代表了他信支持者之間的更深層次鬥爭，而他的反對者包括君主主義者、軍方和其他認為他注重農村和工人階級權利的政策會破壞政府穩定的人。反對者現在試圖讓他的同盟沙馬下臺，並呼籲少一點民主：他們甚至推出計畫減少議會被選舉議席的數量，並暗示需要有另一場政變，就像2006年9月迫使他信下臺一樣。“這個陣營比街頭示威更廣泛。”擁有多本關於泰國政治作品的作家克裏斯•貝克說，“關鍵是要把他信和他的支持者推到二線。”人權觀察組織的顧問蘇奈•帕蘇卡稱，反對者“有權示威，但呼籲軍方干涉並煽動暴力是不負責任的。”

泰國和韓國的抗議一開始是負責任的，是位於政治程式之內的。韓國去年12月舉行總統選舉，今年4月舉行議會投票，李明博兩次以絕對優勢獲勝。他信的代理政黨去年12月贏得泰國大選。

在通常被吹捧為世界最大和較穩定民主政體之一的印度，議會如此混亂，以至於眾議院主席索姆納特•查特吉最近威脅著要辭職。他對著攝像機咆哮，稱反對派“加班加點地工作要葬送這個國家的民主”。不滿的激進分子定期上演令人震驚的全國罷工——通常由揮舞著大棒的暴徒實施。他們襲擊公車和火車等公共財產，盡一切所能延緩政府的工作以強加自己的議程。

印度最大的左翼政黨——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稱，鑒於總理辛格有可能在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之前與美國就履行民用核能合作協定一事達成最終一致，這有可能將印度置於美國的掌控之中，因此該党打算退出聯合執政政府，以示反對。不過，美國眾議院中東和南亞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加里•阿克曼表示，印度方面看來無法讓美國在今年將這項事宜及時列入議程，而且真正的處理時間肯定不會在布希的任期內。

印度上月底爆發了全國範圍的抗議活動，人們借喀什米爾騷亂之機紛紛表達對土地使用、食物、燃料和就業機會等不滿，多個地區局勢緊張。據印度警方的最新統計，騷亂已經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達300人受傷。數百萬印度卡車司機也在昨天開始罷工，抗議燃料價格和燃料稅上漲。印度的交通運輸將立即陷入全面癱瘓，並對印度的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民主政體被扭曲

這些運動暴露了部分亞洲民主政體仍然被獨裁主義傳統扭曲的程度。斯坦福大學研究民主的著名專家拉裏•戴爾蒙德描述韓國的抗議領袖為“成長於抵制軍方統治的1980年代的激進的反美、左翼一代……現在坐到了公民社會、媒體和其他地方的領導位置”。現在，他們利用與對付獨裁者同樣的硬碰硬戰術來與民主領導者鬥爭。在泰國，所有人都熟悉軍事政變，並且有著相應的表現。甚至他信的支持者都顯示出被戴爾蒙德所稱的“違法民主精神的意願”。

亞洲領導人也擔心大選失敗後遭受懲罰，這會激發孤注一擲的措施。首爾明知大學教授金宏均稱之為“漩渦政治”。韓國前5位總統中有2位被他們的繼任者刑事起訴，盧武鉉在2003年上任的僅一年後就遭到彈劾。今年2月，當李明博成為十年來首位保守派總統時，他很快顛覆了許多自由派的成果。

此外，腐敗實際上在很多方面提高了賭注：它讓印度等地的“當權”變得極度有利可圖，讓領導者更不願意姿態優雅地離任。被迫陷入在野地位意味著嚴重的財政損失，以及可能的法律糾紛。

慶倖的是，最近有跡象表明，亞洲選民慢慢開始拒絕作為血腥運動的政治。盧武鉉被彈劾為他在韓國贏得了公眾很大的同情，使他所在的政黨於2004年取得議會選舉勝利。“如果政治攻擊變得過於失去理智或極端，人們就開始蘇醒。”首爾韓國外國語大學的教授李俊希說。總統的支持率也開始反彈。

不過，這些混亂真正的代價是這些國家不得不在此過程中所放棄的政策。韓國政府昨天將今年經濟增長率預測值由年初的6％下調至4.7％。自從抗議開始後，李明博不得不從他的一些大膽改革中抽身。泰國也面臨停滯不前的經濟、嚴重的食品危機和赤裸裸的貧富差距。在印度，儘管國會發起了一場場風暴，但改革也被擱淺，可以讓印度最終獲得真正大國地位的核協議似乎不太可能在左翼的攻擊下生存。憲法和民主的外衣將很可能繼續，但那可能是對於該地區公民的冷冷的慰藉，他們將在未來數月面臨不景氣的時代。


專家會診:利益受損是起因 利益均沾是出路

翟崑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亞非所副所長 趙幹城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南亞研究室主任 石源華 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任

抗議原因 利益受損

東方早報：亞洲一些國家近日來連續爆發抗議活動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翟崑：泰國的抗議活動是針對他信出現的，有人指責沙馬政府成了他信的傀儡，。沙馬政府內外交困，其中國內原因占主導地位。沙馬上台後，便以他信代言人自居，要給他信平反，比如修憲，目的就是為了擴大他信的權力。而這觸動了泰國軍方、富人階層的利益。沙馬政府在經濟、政治上的不力政策以及他不務正業想要為他信出頭的所作所為，使得泰國國內的中產階級、富商、公務員和民主人士紛紛反對他，而這些集中在曼谷的反他信勢力正是獲得政治話語權的一個重要階層。

在國際上，沙馬政府的形象也亟待改進。泰國5月2日提出希望與老撾、緬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國成立一個類似於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大米輸出國組織”，遭到了菲律賓的強烈反對，亞洲開發銀行也對此表示了反對態度。緬甸風暴過後，泰國想進入其國內發放救援物資，也未能如願。

趙幹城：印度政府已經進入新一輪的不穩定時期。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在於經濟。聯合政府進入十字路口，如果國大黨處理不好經濟方面的問題，左派陣線很有可能撤銷對國大黨的支持，可能直接導致政治上的重新洗牌，大選提前到來。

導致印度全國抗議的原因多種多樣。首先，節節攀升的油價導致了通貨膨脹再度創新高，帶來了民生壓力；其次，印度反對黨借著動盪的局勢，興風作浪，大規模活動，想要擴大危機，利用國內形勢逼迫國大黨下臺。再次，國際大環境的背景使得國內局勢不太平，亞洲新興經濟體經濟的惡化給印度的發展提供了一個不利國大黨的環境。

石源華：一方面，韓國政府本身對牛肉問題的形勢估計有誤，另一方面，在韓國與美國討論自由貿易協定（FTA）事宜時，雖然長期來看對推動韓國經濟增長有益，但這也直接觸動了農民的利益，使得他們的收入減少，因而這樣一來，導致抗議活動也在所難免。

相對于盧武鉉的平民身份來說，李明博政府更多地代表了富人階層的利益。因而，在牛肉問題中利益受損的農民階層就要奮起反抗了。

抗議目的 施壓政府

東方早報：人們想要表達什麼意願？

翟崑：泰國國內的抗議活動是由諸多綜合性因素造成，與其他國家類似的是，國內連續不斷的抗議也被反對黨用來作為向執政黨施壓的契機。但是與印度的情況不同的是，泰國國內的矛盾是由政治到經濟引發的問題，而印度則是由經濟問題引出的政治問題。

趙幹城：快速的經濟發展給印度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高油價導致的高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11%-12%，國內貧富差距嚴重，白領階層由於經濟發展帶來的受益比較多，而貧民和農村人口承受了各種壞處。

石源華：韓國是由牛肉問題牽頭引起的一系列問題的升級，包括對公有制企業私有化的改革和修建大運河等在內的計畫，大多數民眾都持有反對意見。目前韓國政府也沒有退路。但韓國國內民眾依然堅持，阻止牛肉運出倉庫。現在的抗議活動已經發展成為了針對李明博政府的活動了。

東方早報：這些政府對抗議活動採取了什麼干預措施？

趙幹城：國大黨四年多的執政成績還是比較可觀的。它創造了印度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多、國際地位上升最快的一個神話。雖然印度和中國的大體面臨的情況相似，但不同的是，印度政府沒有太大的經濟實力，控制和駕馭全國經濟的能力比較差，中央政府只能通過改變貨幣政策等措施，來影響國內經濟。一般而言，除非事態嚴重到足以影響國家整體運作，印度中央政府通常不會介入地方政府事務。

石源華：李明博政府也採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向國民公開道歉，承認忽視了國民的需求；另外，在韓美牛肉談判問題上，雙方的非政府組織之間、行業之間進行了多輪談判，最終達成了協議，這也表達了政府解決問題的決心。

解決之道 利益均沾

東方早報：解決目前困難的方法有哪些？

翟崑：首先，既然他信保證了不再從政，那麼他首先應在政治舞臺上低調行事。其次，沙馬政府也要作出退讓，儘量照顧大部分人都利益。

趙幹城：印度政府目前國內討論得出結果，若迫不得已將採取硬著陸的方法，即提高國內利率。然而印度在利率達到8%、比中國高一倍的情況下，若要採取這個調整，恐怕也會引來反對黨的一片罵聲。而且，這樣也會使得印度經濟迅速崛起的神話為之破滅。

石源華：最近的局勢得到了平息，但李明博政府相應的措施必須跟上，政府出臺的政策需要顧及到受損階層的利益，平復他們的心情，這樣事態就會慢慢向退潮的方向發展。

東方早報：您對該國未來的局勢如何看待？

翟崑：泰國經濟處於緩慢增長期，外國投資在逐步減少，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雖然國內的局勢也正在逐步消退，但是目前來看還沒有平息的跡象。

趙幹城：就目前來看，印度經濟何時能重回到健康發展的軌道上來很難說。

石源華：局勢已經逐步緩和。但若要真正得到平復，還要看李明博政府的行動。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鄭潔 周晶璐)

反思汶川大地震（石齊平）

石齊平談引起地震的多種原因與反思

鳳凰網專稿
2008年05月14日


鄭浩：在地震發生之後，應該有哪些方面還要值得認真的思考，我們再來聽聽石齊平先生是怎麼看的？我們知道在一個大災過後，其實牽扯到民生、社會問題等等方方面面，那麼您是怎麼看有關的注意的問題的？

石齊平：像這種大災難對任何一個國家跟社會來講，都是一個不幸，但這個不幸往往也可以提供一種教訓，教訓裏面我們當然就可以學到很多的經驗，避免以後發生同樣類似狀況的時候，重蹈覆轍。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人都是這樣子在不斷地進步，所以我們現在就不妨就這個有關的專案提出一些反省或者一些檢討的地方，也許值得大家一起來做一個審思。第一個就是我們聽說，當然還不是那麼確定，昨天我在做第一個反應的時候，我就想到，因為那個地方距離三峽大壩很近，所以我就很擔心三峽大壩是不是比較安全，後來過了一陣子，有關方面就跟大家說，放心，沒有問題。

我們聽了也很欣慰，這裏面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據說三峽大壩當初在規劃設計的時候，也有一種地質學說的方面的說法，就是說他們會擔心這麼大的一個壩，蓄積這麼多的水，對地質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而這個影響不排除有可能會誘發地震。

這一兩天確實也有人又提出同樣的一個質疑，我們不是學這個地質科學的，我們無從判斷，但是我們覺得有科學家也提出這種質疑，而且國際間確實也有類似的這種巧合或者先例，當建造一個大壩或是建造很多水電站的時候，確實在那個附近引發了，或者正好湊巧碰到了大地震。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值得國家科學研究部門，當成是一個學術研究也好，實際上做一件事也好，認真去論證的一個題目，這是第一條。

第二就是從這個大壩我們聯想到，今天我們談到國家的發展，要重視生態環境，發展的理念不要在一味地去以追求GDP作為一個理由來跟大自然抗衡。

我覺得這個還是我們今天發展上必須要思考的一種哲學，前兩天正好就是母親節，我們都有一個說法就是我們人類的母親就是大地，就是大自然，大自然你必須要抱著一種敬畏的心情，從來我們的祖先，不管任何一個民族，統統是敬畏大自然的。

其實這個我覺得這個觀念不是迷信，你如果不敬畏大自然，過度的去開發它，過度去傷害，它要稍微動一動就造成一個巨大的災難，你看這個地震造成的傷害實在是太怕人了，所以這是第二條，我們從發展的哲學裏面，做一些反思，作為我們以後的參考。

第三個就是我們注意到同樣是一個地震高發地帶的日本，他還是不斷的發生地震，但是相對來講，他造成的傷害、人員的傷亡在國際間來講是相對最低的，這裏面有什麼重要的原因呢？我覺得當然他的救災的經驗比較豐富是一條原因。

第二他的建築跟各種工程的設計可能把這個地震的因素，包括是一條關鍵的因素擺進去，比方說我們建三峽大壩的時候，肯定就把這個因素擺進去了，所以他能夠抗衡很大的地震。

鄭浩：抗震10級。

石齊平：但是除了三峽大壩之外，一般的公共的基本建設，比方像學校，比方像醫院，比方像多少層以上高樓，我覺得我們中國的設計法規裏頭也應該把地震的一個要素更多的來加以重視，來降低以後，即便發生同樣類似情況的一個傷亡率。

鄭浩：當然了，要從大災當中吸取一定的教訓，另外我們也在不斷的，源源不斷的報導地震發生之後，來自海外的，特別是港澳臺地區，還有一些愛國的華人華僑的募捐是源源不斷，對這些募捐如何來用，看來也是一個問題，您怎麼看？

石齊平：我可以談三個角度，第一個角度我記得在今年年初的時候，雪災的時候我也提到過，我認為在雪災的時候政府已經動員了非常有效率的，包括解放軍，但是相對來講，民間的力量似乎相對比較弱了，相對於日本、臺灣或者是其他的地區，我覺得民間力量還是中國可以好好的去開發的一個資源。



志願者稱平武縣200人因得不到救治死亡

南方網 2008-05-22


核心提示：藥在平武奇缺。王麗說她與許多人身上起了紅點，沒有藥，只能去綿陽。趙俊芳則透露：地震後，平武縣醫院只死了2人，但因為缺藥，許多人得不到救治，200人已經死亡。

廣東中山市公路鋼結構製造有限公司工程師崔向東的車，經江油、北川，目的地是平武。這已經是5月21日早上，距離汶川8.0級大地震發生已經快9天。在此次地震各個重災縣城中，由於地形複雜，處於大山環抱之中，平武是最後一個打通生命線的縣城。

崔向東及同行的工程師此行是搶修涪江上游的一座橋，這座橋是平武縣響岩鎮至南壩鎮之間的咽喉要衝。

在正常情況，可以從三條省道逼近平武，一是從北面的甘肅隴南、汶縣，經九寨溝縣進入平武，二是從東北面的廣元，經青川進入平武，三是從南面的綿陽經江油進入平武。北面山高路遠，且深受地震破壞，運輸效率低，東北面青川木魚鎮段尚未開通。

地震發生後，南線被稱為平武的生命線，這座涪江上游的橋因餘震坍塌之後，平武再度成為孤城，運輸物資車輛難以進入。

平武與甘肅隴南接界，是四川最北的縣之一，西面與九寨溝縣相接，東面與青川縣相接。全縣共25個鄉鎮，6000平方公里，是綿陽面積最大的縣，約占綿陽全部面積的1/4。

平武山區，許多人家是獨門獨戶，分散居住於大山溝溝坳坳裏。一位從裏面逃出來的村民說：連火種都沒有了，這樣的地方目前只能靠解放軍背著食物進山去解救他們。

臨時指揮部前負責災民安置工作的平武縣監察局紀委常委霍新明介紹，仍有許多村子與外界音信不通。

來自河南的志願者趙俊芳向記者介紹：直至18日平武縣城才運進來帳篷等救災物資。此時，離地震發生時間已經過去了6天。

但19日餘震，響岩至南壩鎮中斷。

在這個孤島之中，除了18萬平武人之外，還有抗震救災的部隊、疾病防醫人員、醫護人員以及來自各地的志願者。更糟糕的是，除了急待運入的救援物資，還有急待運出或救治的傷患。

趙俊芳此行於20日去綿陽買藥，去綿陽時，生命線尚通。回程時，才知道豬耳嘴道路不通。

藥在平武奇缺，在生命線打通前，除了空投外，陸地運輸很難到達。王麗說她與許多人身上起了紅點，沒有藥，只能去綿陽。

趙俊芳則透露：地震後，平武縣醫院只死了2人，但因為缺藥，許多人得不到救治，200人已經死亡。

南線還有一條4米寬的村道，繞道九靈山可以到達南壩鎮。經過這種村道除了速度慢、錯車、倒車不便之外，還必須經過一座橋，通過這座橋的車的載重不能超10噸。同時，通過這條路比從現在的道路多用1個小時，這極大的影響了救援物資及救援人員進入南壩、平武的效率。

在豬耳嘴塌方的情況下，這條村道也無法通行，因為必須過了豬耳嘴後才能進入九靈山村道。

還有一條道路可通平武，從廣元(綿陽)自竹園出綿廣高速上劍青公路，經青川縣城，過青溪鎮進入平武。但目前劍青公司路段因向青川縣城及木魚鎮輸送物資，轉移青竹江和堰塞湖危區人口，造成道路擁堵，道路時通時斷。同時，這段公路還包括一段約30公里的村道。

記者從南線，不到兩個小時就能到達平武。霍新明說：因為餘震頻發，上述道路多處大山之中，路線較長，上述兩條道路即使打通，也隨時有斷掉的可能。

桂段長向記者介紹：目前除了搶修臨時大橋外，還正在涪江河上搶修一座浮橋，以保證生命線暢通。他沒有透露這座浮橋開通的時間。

(本文來源：南方網 作者：侯繼勇)



新聞聯播、福建廣電就“火炬手空手捐款”致歉

CCTV.com
2008-05-16


13日，CCTV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新聞中心向《新聞聯播》提供了一條新聞，節目當中出現奧運火炬手捐款後合影留念時拍的畫面，畫面中捐款人做出了捐款動作，但手裏卻沒拿錢，給觀眾造成誤解，並造成了負面影響。央視《新聞聯播》、福建廣播影視集團就此事道歉並解釋。

視頻截圖

央視網5月16日訊 5月13日《新聞聯播》播出新聞“奧運聖火完成在福建龍岩的傳遞”。新聞當中，播出了奧運火炬手為災區人民捐款的畫面。畫面中三位元火炬手只有捐款的動作，手中沒有拿錢。節目播出後，引起了觀眾和線民的質疑和誤解。現將情況說明如下：

四川汶川發生地震後，參加福建龍岩火炬傳遞的火炬手們立即發出了為災區捐款獻愛心的倡議，三位奧運火炬手也在火矩傳遞的現場進行了捐款，奉獻了他們對災區人民的一份愛心。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的記者拍攝了捐款活動過程。在捐款活動結束之後，現場的一些攝影者請求三位火炬手在捐款箱前再次走過合影留念，福建廣電集團的記者也拍攝到了這一鏡頭。之後，由於需要緊急轉場，繼續拍攝下午的火炬接力活動，記者沒能向隨後趕到的文字記者做出特別的提示，導致文字記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這一鏡頭和捐款活動的畫面一起傳送回福建廣電集團新聞中心。為了搶在傳送聖火傳遞公用信號佔用訊道之前傳送素材，福建廣電集團新聞中心通聯部負責人在新聞中心稿件還沒有形成的情況下，未經福建廣電集團新聞中心值班主任審查，將長度近2分鐘的捐款活動素材在當天傳到中央電視臺。

畫面傳到時，距離《新聞聯播》的播出時間已經非常接近，加上當時正在緊張直播“關注汶川地震”這一突發事件，同時需要趕制《新聞聯播》關於汶川地震的各條新聞。導致編輯人員在時間非常緊的情況下，沒有仔細審核，將這一畫面編輯並播出。

節目播出之後，觀眾和網友紛紛打來電話提出質疑和批評。經福建方面確認，在當天中午和傍晚在長汀舉辦的龍岩站聖火傳遞結束慶典儀式上，包括畫面中的三個年輕人在內的火炬手們都為四川災區捐了錢，奉獻了他們的愛心。在此，我們一併澄清，並就這一不該出現的失誤向廣大觀眾道歉。這次誤編畫面的播出給三位元向災區捐款的火炬手也帶來了不良影響，在此也向她們致歉。我們會在全力作好當下抗震救災報導的同時，確保播出的每一個新聞畫面都準確和及時，並力爭在以後的節目製作當中，繁忙不忘安全，緊張不能失誤，把我們的節目做好。

對於向我們提出質疑和批評的觀眾與網友，我們也由衷地表示感謝！也請你們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

2008年5月15日


福建廣電就"火炬手空手捐款"致歉

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新聞中心5月13日向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提供了一條新聞，題目是《奧運聖火完成在福建龍岩的傳遞》。節目當中出現了奧運火炬手捐款後合影留念時拍的畫面，畫面中捐款人做出了捐款的動作，但手裏沒有拿錢，給觀眾造成了誤解，並造成了負面影響。現將當時情況說明如下：

四川汶川發生地震後，參加福建龍岩火炬傳遞的火炬手們立即發出了為災區捐款獻愛心的倡議，並在傳遞現場專門組織了捐款。根據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新聞中心記者的講述，當天中午火炬接力的間隙，他臨時接到緊急通知，在龍岩閩西賓館拍攝火炬手臨時為突發特別嚴重地震災害的四川汶川災區捐款活動。這位元記者按照要求，拍攝了捐款活動過程。捐款活動結束之後，一些攝影者請求火炬手們在捐款箱前合影留念，記者也如實拍攝了這一鏡頭。之後，由於沒有意識到這個鏡頭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而且需要緊急轉場，繼續拍攝下午的火炬接力活動，他沒顧上向隨後趕到的文字記者作出特別的提示，導致文字記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這一鏡頭和捐款活動的畫面一起傳送回福建廣播影視集團新聞中心。為了搶在傳送聖火傳遞公用信號佔用訊道之前傳送畫面素材，福建廣播影視集團新聞中心通聯部負責人在新聞中心稿件還沒有形成的情況下，未經值班主任審查，將長度近2分鐘的捐款活動素材傳送給了中央電視臺。

對於一些觀眾的誤解，福建有關方面鄭重聲明：龍岩火炬手的捐款活動是真實的，不存在造假的問題。對於提出質疑和批評的觀眾與網友，我們由衷地表示感謝。因為，這件事情給我們重重敲響了警鐘。對所犯的失誤和造成的不良影響，我們深表歉意。相關人員在接受了嚴肅處理後，我們也對這一事件的發生進行了嚴肅檢討和深刻反思。我們將在今後的工作中引以為戒，舉一反三，進一步強化責任意識和大局意識，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新聞中心

2008年5月15日



王石深感不安 災區現場向廣大網友致歉

第一財經日報
2008-05-22


王石本人也通過網路等媒體對其早前言論致歉，稱：“我現在認為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所說的那句話值得反思。這段時間我為這句話感到相當不安！

從照片可以看出，萬科此次專門製作了賑災廣告衫

在萬科董事長王石在個人博客發表“慈善應是持續活動”及“萬科普通員工捐款建議10元為限”等言論後，經歷近10天爭議的萬科公司5月20日終於發佈公告，宣佈以純公益性質參與四川地震災區的臨時安置、災後恢復與重建，並以綿竹市遵道鎮為重點。具體方案為：批准公司在淨支出額度人民幣1億元以內參與上述工作；上述費用將在未來3到5年內，根據實際需要逐年支出，公司將在每年年報中披露具體支出情況。

昨天，萬科董事會辦公室主任譚華傑接受《第一財經日報》採訪，斬釘截鐵地代表萬科董事會作出如下表態：一是萬科過去、現在、未來都不會在綿竹市範圍內參與任何商業開發；二是萬科所謂的淨支出額度1億元以內，是指不會有任何要求回收成本、盈利的支出。所謂1億元以內，是指屆時全部支出不一定正好達到1億元，可能存在小數點後的毫釐之差；三是不管災區重建的土地以什麼形式出讓，萬科不會擁有產權；四是萬科此次的建設以醫院、學校等公建配套為主，並參與災後恢復重建的規劃諮詢，幫助災區旅遊業的恢復。不會參與任何有產權的住宅區開發；五是目前以幫助災區群眾臨時安置為主，醫院已開始選好重建地址。

昨天，王石本人也通過網路等媒體對其早前言論致歉，稱：“我現在認為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所說的那句話值得反思。這段時間我為這句話感到相當不安！主要基於三方面原因：一是引起了全國線民的分心，傷害了線民感情。二是造成了萬科員工的心理壓力。三是對萬科公司形象造成一定影響。”他還透露，萬科將於近期幫助當地政府建設臨時安置災區群眾的簡易房，安置人數可能逾萬，並幫助當地在明年4月重現梨花節這一旅遊節日。

5月15日，王石在撰文回應網友關於萬科捐款是否太少的疑問時，因其發表“不要讓慈善成為負擔”等言論引起爭議。在新浪、網易、騰訊等網站，對於王石言論的討論區中，反對比例超過八成。

自5月15日開始，處於風口浪尖的萬科開始在其官方網站上事無巨細地記錄自己抗震救災的一舉一動。

5月12~5月16日，萬科除捐款220萬元、派出部分志願者向災區運送物資以及開展社會募捐活動外，主要以幫助受災員工、搶修萬科項目和評估萬科專案的安全係數等工作為主。對於受災員工，除了派出搜救隊及派發救援金外，還進行了心理輔導。

5月16日，四川有關領導在四川省建設廳抗震應急指揮部會見王石一行，商討災後重建。王石表示，萬科將盡全力支持災後重建。從5月17日開始，王石的博客上增加了震後目擊圖片，他表示：“萬科人在行動。”5月19日，王石透露，經綿竹市政府認可，萬科把該市遵道鎮作為災後重建第一站。

5月18日，萬科派出45名員工護送賑災物資到達遵道鎮，同時約有110名工人一同前往災區進行帳篷搭建。5月20日，萬科在遵道鎮4個安置點的197個帳篷搭建完畢，而且已為指揮中心搭建簡易棚。萬科方面描述稱：“15：19，萬科部分工作人員在吃今天的第一頓飯：速食麵＋礦泉水。”

這天，萬科也開始通過媒體，解釋員工捐款並不會受制於10元上限。並表示，截至19日，僅深圳公司員工已捐款19萬元，相當於每人捐出近千元。

萬通公司董事長馮侖告訴本報記者，地震發生後，王石和他剛好在一起，王石立即和以企業家為主體的一些非盈利組織聯繫，一共聯繫了7、8家，決定發起“牽住孩子的手”的公益活動，“我們討論和打電話聯繫，他忙到夜裏3點多鐘。”

馮侖還介紹，王石今年初就已經和他相約夏天到哈佛大學專門研習如何利用商業力量和管理辦法參與社會公益事業，並已經聯繫好到美國一些基金會學習。“他做公益是一貫的，由於博客中個別言辭的問題，遭到這麼多非議，這真的不公平。”

“博客是即時的，有些想法不一定系統準確，所以發言也要更慎重和嚴謹。”馮侖說。


附：王石博客原文

畢竟，生命是第一位的（答網友56）

網友：

才200萬，太失望了！！！！！

萬科在我心中的形象大減！！！


王石：

地震發生當天，萬科集團總部捐款人民幣200萬。

一些網友對這個數字很不以為然，大呼和萬科形象不相稱。什麼形象呢？不少帖子舉出捐款超過1000萬的企業名單，呼籲萬科再多捐點，不要顯得寒酸、摳門。

對捐出的款項超過1000萬的企業，我當然表示敬佩。但做為董事長，我認為：萬科捐出的200萬是合適的。這不僅是董事會授權的最大單項捐款數額，即使授權大過這個金額，我仍認為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中國是個災害頻發的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個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成為負擔。萬科對集團內部慈善的募捐活動中，有條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為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為負擔。

中國的滬深兩地股市約2000家上市公司，如果一家捐20萬，雖每家捐贈數額有限，加起來就是四個億，很可觀的一筆款項。但上市公司捐款的數量又是多少呢？所以號召更多的企業參與更有社會積極意義。

地震翌日，通過阿拉善生態保護協會，聯絡中城聯盟、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歐美同學會、數字中國等六家企業家NGO組織開秘書長聯席會議，形成了“拉住孩子的手”為主題的募捐行動，號召所在會員捐款，金額為5萬、10萬、20萬三個數量級，捐贈的目標是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專項資金對倒塌學校的重建和受創學生的治療和心理輔導。萬科第一個捐出20萬，得到積極回應。許多會員企業在已經捐出款項之後，又認捐一份，現已籌集款項800萬元，其中中城聯盟300萬、阿拉善300萬、企業家俱樂部100萬，及其他。秘書長聯席會形成統一意見：對學校的重建和學童的支持將持續，而不是一次過；各協會的企業家不僅出錢，還要出精力、時間參與學校的重建和恢復教學秩序的工作。

至於我本人，主要的關注點在地震波及嚴重的成都萬科社區的住宅耐震情況。

目前，萬科建築研究中心的工程專家會同清華大學地震研究所的專家已抵達成都，在萬科開發的住宅社區開展勘查工作。預計兩個星期會出勘察結果。在完成萬科社區的勘察之後，將協助有關部門對成都的建築進行安全鑒定。對受地震波及的成都建築進行安全鑒定是必要做的。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如果汶川、都江堰等震區的救人搶險告一段落，萬科的專家組將進入這些地區對建築物進行勘察，總結抗震結構的損壞程度，改進今後住宅建築的抗震能力，保障社區業主的生命安全。

畢竟，生命是第一位的。



建設部門開始調查:倒塌校舍違規建設高度超5層

人民網
2008-05-16


這次地震災區倒塌的學校有5層以上的教學樓，並且多是預製板屋頂，違反了《中小學校建築設計規範》規定。建設部已要求當地建設主管部門配合有關部門開展調查。

人民網5月16日電 今天上午，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司長韓進、建設部標準定額司副司長楊榕、中國地震災害防禦中心研究員趙鳳新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就震區校舍倒塌等話題與網友進行線上交流。

韓進介紹教育系統受災情況

網友“不是我不愛你”：為什麼學校師生死傷這麼多？請介紹一下當地教育部門的受損情況。

韓進:這次汶川地震發生在下午2點28分，正是學生集中上課的時間，校舍倒塌，造成老師、學生傷亡比較集中。我們和大家一樣，希望沒有一個老師和學生傷亡，但這次是巨大的自然災害，事實是殘酷的，我們向被地震災害奪去寶貴生命的老師和學生表示我們深切的哀悼。

教育系統的總體受災情況正在統計之中，目前掌握的情況還是比較初步的，根據四川省政府新聞辦通報，截至14日，據不完全統計，這次地震倒塌房屋21.6萬間，四川省各地教育部門不完全統計，校舍倒塌6898間（汶川、北川等震中重災縣資訊尚未傳出，數位未包括在內），一些教育行政部門也受到了很大的損壞，北川縣教育局辦公樓整體垮塌，62名工作人員只有19名生還，局長遇難。地震災害損失的整體情況待核實準確以後有關部門會公開發佈。

韓進回應“校舍倒塌多”質疑

網友“杜康”：為什麼這次地震中倒塌的大都是學校校舍？

韓進：我們也注意到新聞報導上有大量學校倒塌的資訊，對此我們十分痛心。媒體和社會不斷提出校舍倒塌的比例是不是過高，這也是我們十分關心和從一開始就不斷關注的問題。目前在抗震救災中的主要任務是救人，對這些問題將來會通過認真調查來確認，若確實存在品質問題，一定從嚴查處，絕不姑息，會給社會一個滿意的交待。

韓進：偏遠地區學校的恢復和重建由政府承擔責任

網友“養得一團春意在”：請問教育部對於校舍改造是否有近期和長遠規劃？城市的孩子當然問題不大，可有些農村偏遠地區的校舍是真沒錢改。

韓進：國家對於義務教育的發展和普及是有要求、有規劃，也有學校建設標準的。在義務教育階段政府要承擔全部責任。對於受到地震災害的區域，學校的恢復和重建國家會給予支持。尤其是對農村偏遠地區，不僅僅是學校的建設，對於教師的工資、學校的辦公經費，都要由政府來承擔責任。

楊榕闡述中小學校建築設計要求

針對網友關於學校建設標準的問題，楊榕介紹說，目前我國針對中小學校已有專門的《中小學校建築設計規範》，對中小學校校址選擇、平面佈局、教學及輔助用房、建築層數和構造、交通和疏散等，都做了明確規定。對於中小學校建築的抗震設計要求，在《建築抗震設計規範》和《建築工程抗震設防分類標準》中都有相應的規定。

楊榕：中小學校教學樓倒塌原因已開展調查

網友“獵隼”質疑：現行法規明文規定：中學教學樓高度不准超過5層，教學樓屋頂必須鋼筋水泥現場澆注不准使用預製板，為什麼這次地震災區倒塌的學校有5層以上的教學樓，並且多是預製板屋頂？

楊榕回答說，《中小學校建築設計規範》規定，中學教學樓不應超過5層，教學樓採用何種的結構形式，要根據有關工程建設標準和當地的抗震設防要求來確定。這次中小學校教學樓的倒塌情況，已要求當地建設主管部門配合有關部門開展調查。

楊榕介紹主震過後餘震期間保證安全的措施

網友“杜康”:餘震期間，要注意哪些與建築有關的事項？

楊榕:主震過後，餘震很多，為保證人員的安全，首先應對房屋進行初步鑒定評估，經鑒定為危險的房屋及有待進一步鑒定的房屋，應遠離。在搭設臨時避難設施時，應選擇安全場地，避開危房，遠離危險源。對室內燃起管道、灶具、用電設備等，應確保安全關閉，防止發生次生災害。

楊榕介紹震後危房處理方案

網友：地震之後的危房如何處理？

楊榕:這次地震造成許多房屋倒塌、變形、開裂或損傷，我們已派有關專家趕赴地震災區，指導和幫助房屋受損鑒定、評估，對於受損房屋，首先要進行初步鑒定，主要是對房屋的變形、開裂和損傷情況進行檢查。經初步鑒定，確是基本安全的，允許繼續使用，是嚴重破壞和無加固價值的房屋建築，則要在現場劃定警戒線，予以警示，等待拆除。其餘的情況，要做進一步鑒定、評估，暫不使用。

趙鳳新：汶川是用地震儀器測定的震中

針對網友汶川縣城是不是震中的質疑，趙鳳新解釋說，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汶川縣城是這次地震的儀器震中，即用地震儀器測定的震中，特別是地震斷層破裂的初始點。這次地震斷層破裂的長度長達300公里，因此很大區域範圍內的破壞程度都相當嚴重。破壞程度最嚴重的區域被稱為“極震區”，這次地震的極震區相當大。

另外，這次地震的斷層是一個逆沖斷層，斷層兩側的震害程度會有差異。斷層是單側破裂，在破裂方向上的地區震害會較重。這種種因素都將影響著震中區的震害分佈。

趙鳳新稱將綜合考慮是否提高抗震設計標準

針對多位網友提出是否要提高中小學校抗震標準的問題，趙鳳新說，建築抗震設防標準是衡量抗震設防要求高低的尺度，由抗震設防烈度或設計地震動參數及建築的實用功能重要性所確定。事實上，經過1966年邢臺地震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後，對工程震害調查和相應的科學研究後，我們都在其後的建築抗震設計標準修訂工作中提高了建築的抗震能力。這次地震以後，是否需要提高抗震設計標準，我們會結合震後工程震害調查，在地震部門對當地地震烈度進行復核的基礎上，結合工程科研的最新成果，綜合考慮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作出決策。

趙鳳新介紹值得我國借鑒的日本抗震經驗

趙鳳新在訪談中還特別介紹了日本在抗震方面的一些經驗。他說，日本的地震頻度和強度都非常高，但在日本發生大地震時造成的人員傷亡卻相對較少。在日本，公眾普遍瞭解目前地震預報還不過關，難以在震前提供準確的地震預報，因此公眾對政府在大地震前發佈地震預報也不抱奢望。在日本提高各類工程抗震設防水準和抗震能力，提高震後救援能力和公眾的減災意識是減輕地震災害的主要途徑。趙鳳新表示，地震本身不殺人，是房屋的破壞才導致人員傷亡，日本的這些經驗值得我國認真借鑒。

(本文來源：人民網)



姚之隊澄清:風災姚明未捐百萬 平時慈善多匿名

網易體育
2008-05-16
王甯 趙晶


“網上所謂的姚明在颶風中的100萬美元的捐款是子虛烏有的事情，據我所知當時火箭全隊的捐款都沒有達到100萬美元！”章明基在接受網易體育採訪時對此謠言進行了更正……

5月12日至今，四川省汶川縣的地震，無時無刻不在牽動著全世界中華兒女們的心。在中國體育界，幾乎所有人都選擇慷慨解囊，伸出援助之手。作為中國體育界最知名的“富豪”，姚明先後兩次捐款合計約200萬人民幣，並承諾會竭盡全力幫助災區重建，暫態引起全國球迷一片躁動。

姚明與紅十字鄧尼斯主教會面 討論賑災問題

風災火箭全隊捐款不到100萬

但是有諸多網友在看到這樣一條消息之後對姚明的捐款嗤之以鼻：2005年美國新奧爾良颶風肆虐期間，姚明曾經捐過100萬美元！究竟姚明是不是有些網友口中的“美國死了千把人姚明就捐100萬美元（按現行匯率計算，約為700萬人民幣），四川這麼多死難者，才拿50萬”呢？網易體育專程連線姚之隊負責人章明基，對此事進行考證。

“我可以在這裏做出澄清，網上所謂的姚明在颶風中的100萬美元的捐款是子虛烏有的事情，姚明當時是參加休士頓火箭隊組織的隊內捐款，而據我所知當時火箭全隊的捐款都沒有達到100萬美元！”章明基在接受網易體育採訪時對此謠言進行了更正。

時光倒轉2005年，當卡特裏娜颶風席捲新奧爾良時，還拿著新秀合同的姚明正在國內隨著中國男籃集訓。根據可靠資料顯示，當時NBA和WNBA兩大組織一共捐出了200萬美元。個人捐款最多的是加內特，為120萬美元，馬布裏拿出100萬美元，科比不過捐出10萬美元。更多的NBA球員，只是通過“得分換善款”的方式（每在球場上得1分，便捐出1000美元）來表達愛心。如果姚明真的捐出了100萬美元，這條消息為什麼沒有震驚美國籃壇，甚至整個美國，成為最具爆炸性的新聞？而NBA官網也沒有理由不去報導。

姚明捐款多為匿名

“現在很多人對姚明的捐款頗有微詞，但是我想表示的是，一個人在慈善事業上的貢獻並不是完全以所捐獻的金錢數額來衡量的，而我可以透露的是，姚明很多慈善捐款都是匿名的，外界媒體甚至我們都不知道，之前四川的白血病兒童的事情，如果不是在勞倫斯頒獎典禮上被孩子的父母說起，這件事情可能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章明基接著說道。

在2004年的時候，為了救助四川白血病小孩羅洋，姚明捐款16萬元，雖然最後無法挽救洛羅洋的生命，但是姚明給孩子的一個電話成為這個只有16歲人生旅程的英俊少年最後、也是最美好的回憶。當時這件事情在全國範圍內還沒有傳開，但是在四川地區已經家喻戶曉，直到後來的勞倫斯獎頒獎典禮上，小孩的父母遠赴千里到達上海，為的就是看看自己的恩人姚明出現在現場的大螢幕上。

“姚明太偉大了，他當選勞倫斯第一當之無愧，他的大恩大德我們永生難忘。”小孩父親羅明富說著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疊匯款單，放在最上面的一張是姚明匯來的支票，合人民幣16．5294萬元。“這張匯款單我一直放在最貼身的地方，我們是今年1月29日中午11點30分左右收到的，這一天我們一輩子都會記得。”他說話的時候，妻子苟小蓉一直在旁邊抹淚。

在2005年姚明到中國人民大學出席中華骨髓庫的推廣活動時，羅明富還在現場再次感謝自己的恩人。姚明說：“那天晚上接到電話（被告知羅洋的事情）以後我睡不太好，這個世界上我知道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幫助，而你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幫不過來，但是當你聽到這個消息，知道有一個孩子需要幫助，至少我心裏感覺放不下這個包袱。最後雖然說我們沒有成功的挽救羅洋，但是羅洋用他的生命啟發了我，但是這個代價太大了，如果每個人都要經歷這麼一次的話，得需要多少生命，我們要防患未然，希望大家也想想，不要等到那天以後受到這樣一個啟發。”

樹立正確捐款價值觀

本次汶川震災，姚明在捐出50萬人民幣的同時，也通過中國紅十字會外幣帳戶捐贈了21.4萬美元，這在捐款金額上已經是中國體育屆個人最多，而承諾在災區重建的時候捐出重建款的行為更屬圈內翹楚。

“現在是我國的非常時期，全國上下應該都是團結一致抗震救災的行為，而捐款已經能表達出一個人的心意。而外界那些質疑聲說嫌他捐的少的，我想這應該是一種不正確道德誹謗吧，姚明在慈善方面從來都是十分積極的，這一點我想人們都看在眼裏。而在這個時候指責一個人捐的多或者捐的少完全是一種不正確的價值觀！”章明基接著說道。

愛心與金錢永遠無法劃上等號。根據眾多採訪過姚明的中國記者透露，在姚明心裏，祖國永遠排在第一位。美國領空上彌漫的對中國不利的隻言片語，姚明提及無不憤然。姚明曾說，我永遠是一個中國人，在涉及國家榮譽的事情上他從來都是毫不含糊，在NBA征戰的6個賽季中，每每有國家隊的召喚，姚明什麼時候像那些美國人和塞爾維亞人一樣拒絕為國效力呢？

一位同仁說得好：“不要以金錢衡量一個愛國之人的愛國之舉，在祖國最需要我們的時候，中國人最應該做的是抱在一起，而不是躲在自己的安樂窩中，指責同胞‘愛心匱乏’！”



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著辦


近日各媒體都報導了溫家寶在前線指揮受阻的消息。5月13日，彭州市10萬群眾被困在山中，物資無法運入。溫家寶看到災情後痛哭，並在電話裏向軍方大喊：“我不管你們怎麼樣，我只要這10萬群眾脫險，這是命令”。

激動之下，溫家寶甚至把電話也摔了，並對登機部隊官員撂下重話：“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著辦。”

不過隔了一天的5月15日，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才聯合發出指示，要求各救災部隊要發揚“尖刀”精神，“哪里最需要、哪里最危險、哪里最艱苦，就沖向哪里”。

根據新華網的報導，在地震發生後的72小時黃金時間結束時，諾大的災區，軍方僅出動直升飛機20架，而進入震中汶川縣的兵力不足1000。

根據中共官方媒體發佈的消息，目前中國七大軍區中除了瀋陽軍區之外，其餘六大軍區都有部隊參與了此次抗震救災。

但是從出動的兵力情況來看，濟南軍區是各軍區中最多的，而在家門口佔據天時地利人和的成都軍區表現卻更差，而且在震後初期行動更遲緩。

為什麼成都軍區不作為，有線民分析，成都軍區、廣州軍區都是聽江的；只有北京軍區、濟南軍區和瀋陽軍區才是胡的天下。



紅十字會回應質疑否定每頂帳篷1.3萬元說法

南方網
2008-05-21

核心提示:網上傳言，中國紅十字會某官員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將送往災區價值1300萬元的1000多頂帳篷。中國紅十字會20日中午回應稱，向災區運送的帳篷平均每頂1174元。截至19日，一共向災區送去了價值1540多萬元的帳篷13114頂。


南方網5月21日報導，在社會各界慷慨解囊，為災區人民捐款捐物的時候，也有一些疑問開始讓人們產生疑慮。

聽說，各地慈善機構會把一部分捐款留作本地慈善基金，是真的嗎？慈善機構會從善款中提取管理費嗎？提取多少？作為什麼用途？我們捐的錢有多少可以最終到達災民手中？……

網上傳言，中國紅十字會某官員在接受CCTV-4採訪時表示，將送往災區價值1300萬元的1000多頂帳篷。

經計算，每頂帳篷高達1.3萬元，網友紛紛跟帖表示質疑。

中國紅十字會20日中午在接受《商務週刊》採訪時回應先前網上質疑，說向災區運送的帳篷平均每頂1174元，而不是網友所說的每頂1.3萬元。截至19日，一共向災區送去了價值1540多萬元的帳篷13114頂。

《商務週刊》報導稱，中國紅十字總會宣傳處處長夏洪豔表示，看到網上有這樣的傳言之後，紅十字總會隨即進行調查，但並沒有找到接受CCTV-4採訪的這位“官員”，“紅十字會沒有人說過這些話”。夏表示，截至19日，中國紅十字會一共向災區送去了價值1540多萬元的13114頂帳篷，平均每頂帳篷1174元。自四川地震發生以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及全國各地分會的備災救災倉庫所有庫存帳篷已幾乎全部運往災區。

《商務週刊》報導稱，“1174元，這幾乎是全國價格最低的帳篷”，中國紅十字會賑濟處一工作人員說。

隨著捐贈的款物分批次投入救災，一些疑問開始產生，很多網友提出“捐款不放心，還是捐物安全一點”。網上流傳著有關慈善組織管理費高達30%的傳言，並想像那些錢可能會被用作非慈善用途。雖然很快有網友指出管理費實際上是不超過10%，但還是有很多人表示不理解。

還有網友找出一些新聞報導，證明以前的災難捐款，慈善組織可能截留部分捐款作為備災基金。此時網上剛好出現了煙臺捐款“提取一定比例支援災區”的報導，更是讓人們疑慮重重。

我們捐的錢會被提取多少管理費？會被挪作他用嗎？甚至一些網友開始考慮是否放棄向紅十字會、慈善總會捐款，改為其他方式幫助災區人民。

昨天，民政部、中國紅十字總會、中華慈善總會分別就此作出了回應。

民政部：工作費用政府支付

對於公眾擔心捐款被挪用或截留的擔心，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副司長龐陳敏說，民政部在5月前已經發佈了救災捐贈管理辦法，對救災捐贈的管理包括資金使用做了明確要求。對這次救災捐贈有更具體的要求———

首先要求所有的接收機構，各級民政部門接收的捐款，一律不得從捐款中開支任何工作性的費用。另外，要求紅十字會和慈善總會等慈善組織，不得將此次救災接收的捐款中提取部分留作原始資金。

龐陳敏向本報記者解釋，民政部門接收的捐款一律不得再從中開支任何工作性的費用，這是因為民政部門的工作費用，由政府支付了。基金會可以收取管理費用，用於日常的工作經費，這個比例由各基金會的章程確定，但這些費用要對社會公佈。

對於外界有中國紅十字會採購物品價格遠遠高於市場價的說法，龐陳敏表示，這需要進一步調查核實。

慈善總會：會把管理費降到最低

中華慈善總會昨天也在中華慈善網上釋疑。對於目前很多網友關心的管理費和工作經費問題，總會負責人鄭重聲明，中華慈善總會從未以提取工作經費作為接收捐贈的前提。

這位元負責人也表示，慈善工作需要成本包括必要的專案管理費和工作經費，這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根據《救災捐贈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中華慈善總會將努力把所需成本降到最低。以今年春季南方冰雪災害接收捐款為例，除極少量的專案管理費外，該會未提取任何工作經費，全部撥付災區。

紅十字總會：嚴禁挪用轉入備災基金

中國紅十字總會是此次輿論漩渦的中心，很多網上傳言都是圍繞該組織的。

5月18日，中國紅十字總會發出通知，要求其轄下的分會“切實做好5•12地震募捐款物管理、使用工作”。在通知中，總會強調，“公眾為此次地震災害所捐贈的款物必須專款專用，嚴禁以轉入備災基金等名義扣留、挪用、截留或用作其他事項”，“各級紅十字會要及時向社會公佈募捐情況及資金物資使用情況，提高透明度，同時要自覺接受和配合審計部門的審計工作”。

也就是說，大家不用擔心捐款會被部分挪作他用。通知中沒有提到管理費的問題，記者看到，《中國紅十字會募捐和接受捐贈工作條例》規定：“根據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規定和國際慣例，可從募捐款中提取3-5%的管理費支付”。記者瞭解到，管理費的提取確實符合國際慣例，幾乎所有的慈善組織都會提取比例不等的管理費用，用於基本的運營。

廣東慈善組織：此次募捐不提取管理費

廣東省接收的善款將如何支配？對此，接收捐贈主要管道之一的廣東省慈善會秘書長方炎松表示，接收的捐贈資金、物資除了扣除賑災宣傳、物資運費等籌款發生的費用之外，其他將全數用於四川地震災區的救援、重建使用。而廣東省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徐火周則表示，目前基本開銷均在此前基金會的經費中支出，沒有動用四川災區捐款，至於今後如何扣除該筆費用，要等待中國紅十字總會的統一指示。

據方炎松介紹，按照慈善基金會有關管理規定，參考國際慣例，對於一般非專項性的社會捐贈，基金會可以按照不超過10%的比例抽取資金，用於本地賑災經費和基金會辦公費用等。但是由於此次向四川地震災區的捐款比較特殊，省慈善會決定專款專用，全部款項、物資都用於四川地震災區使用，不做他用，不過由於在賑災籌款過程中涉及到向媒體投放公益廣告、印刷宣傳單等支出，因此會從捐款中支出這部分經費開支，“現在支出大概有幾十萬元，但是與目前省慈善會收到捐款2億多元相比，這個比例微乎其微”，方炎松表示。

徐火周則表示，目前籌得的善款已有一部分撥付四川災區用於緊急救援，剩餘資金也將作為災後重建、孤兒孤老生活供養等所用，而且由於目前紅十字總會沒有明確指示，因此宣傳、物資運費等費用目前都在此前基金會經費中支出，沒有動用四川災區捐款。

對於捐贈資金的最終用途，方炎松表示，省慈善會作為一個平臺接收社會捐贈，“但是資金如何使用不是由慈善會說了算，接收和使用是分開的，這也是為了規範資金的使用”，方炎松提到，資金的使用要由災區當地政府部門提出統籌使用辦法，明確用途後慈善會才從管理的資金中撥付，並派遣工作人員到當地參與監督管理。

“提取一定比例支援災區”？煙臺民政局回應質疑

煙臺民政局公然表示要截留捐往地震災區的善款？“煙臺將根據災區需要，從愛心捐款裏抽取一定比例支援四川災區。”當地新聞報導裏的這句話讓網友們感到非常氣憤。本報記者核實，事實並非如網友所理解的那樣“截留”，相反是“添加”。因為“愛心捐款”是當地每年都搞的捐款活動，當地許多窮困學生等群體得到救助。此次“愛心捐款”恰逢地震，群眾捐款更加踴躍，所以提取一定比例支援災區。

當地媒體5月14日報導，“14日上午，煙臺市召開全市支援地震災區愛心捐助工作動員大會。當天，煙臺各界捐款達到了420.08萬元。煙臺將根據災區需要，從愛心捐款裏抽取一定比例支援四川災區。”最後一句裏的“愛心捐款”被外地網友們認為是此次捐助給四川震區的善款。“捐贈人可同意煙臺民政局截留一部分捐款？”網友質疑說。

本報記者昨天向煙臺民政局進行電話採訪。接電話的賀女士解釋說，“愛心捐助”是從2002年以來由市委市政府組織的一項慈善活動，所募得的善款稱為“愛心捐款”。

5月19日，煙臺市政府網站掛出了一條消息《煙臺市2008年愛心捐助款將全部用於抗震救災》。“煙臺市自2002年開始，於每年4-5月份開展愛心捐助活動，募集資金救助煙臺弱勢群體。今年的愛心捐助活動按原計劃定於5月14日舉行，籌備工作已於5月10日前全部就緒。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後，煙臺市委、市政府決定結合原計劃舉行的愛心捐助活動，開展抗震救災愛心捐助活動，並將募捐的所有款物全部用於抗震救災。”

2007年煙臺利用愛心捐助共救助困難學生25813人，發放愛心救助資金1560.716萬元。如果原計劃用於救助困難人士的捐款全部捐到災區，煙臺需要救助的人們怎麼辦？

煙臺市民政局的賀女士稱，目前還沒有詳細的計畫，最大的可能是由市財政撥款解決。

(本文來源：南方網)



冒賑災之名發財 不法商家遭查處

成都傳媒集團
2008-05-23


核心提示：成都市公安局錦江分局查獲一利用紅十字會名義銷售帳篷、睡袋等賑災物資的商家。商家負責人等6人已被刑拘。

成都傳媒集團5月23日報導　記者昨日獲悉，市公安局錦江分局查獲一利用紅十字會名義銷售帳篷、睡袋等賑災物資的商家。商家負責人已被刑拘，案件正在進一步審查當中。同時，我市公安機關將嚴查非災民集中安置點使用賑災帳篷和睡袋的行為。

5月21日上午，市公安局錦江分局經偵大隊接錦江區紀委通報，位於一環路南三段16號的“蜀山行”戶外用品經營店冒用錦江區紅十字會的名義銷售賑災物資。經偵大隊民警會同區紀委、區工商局、區紅十字會立即前往“蜀山行”戶外用品經營店，將該店負責人劉值每及該店銷售賑災帳篷的有關人員12人帶回大隊審查。

經過訊問，市公安局錦江分局經偵大隊獲知“蜀山行”戶外用品經營店負責人劉值每冒用錦江區紅十字會的名義，從浙江寧波江北牧高笛廠家用抗震救災物資專列將貼有“賑災帳篷”及“賑災物資”標記的賑災帳篷616頂、賑災睡袋880個發回成都，並在該店內進行銷售。經初查，從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至今，該店先後以550元——945元不等的價格售出賑災帳篷120頂，以60元——99元不等的價格售出賑災睡袋692個，銷售額累計達12萬元人民幣，其他各類帳篷、睡袋經營額60余萬元，總銷售經營額80余萬元。涉案金額巨大，社會影響極其惡劣，已被立為重大非法經營案。

目前，該店內涉案的各類帳篷418頂、睡袋400個，以及營業款現金79340元已被扣押，劉值每、李永斌、潘燕、巫禮波、鐘培英、鄒立軍等6人已被刑拘，案件正在進一步審查之中。

市公安局副局長何建生昨日告訴記者，針對此類違法行為，市公安局已下發了《關於迅速對我市非災民集中安置點使用賑災帳篷和睡袋進行依法查處的緊急通知》，要求全市各級公安機關立即組織民警以派出所為單位，對轄區內非災民集中安置點使用帳篷和睡袋的情況進行巡查，一旦發現有使用賑災帳篷和睡袋的，將立即依法處理。《通知》中說，如發現賑災帳篷和睡袋的使用人為災民，公安機關將依法告知其不准在非災民集中安置點搭建，應自行拆除，並到政府指定的災民接收點安置。如使用人不是災民，公安機關將追查其使用的賑災帳篷和睡袋的來源。若賑災帳篷和睡袋為購買所得，公安機關將一查到底，追查到銷售地點、進貨管道，並對銷售人員採取強制措施。

(本文來源：成都傳媒集團 作者：劉禕)


孫中山秘書之孫怒斥國家地震局局長
中國地震預報監督機制嚴重缺失亟待建立健全

21CN論壇 2006-10-16
原文網址 http://news.21cn.com/today/2006/10/16/3001973.shtml
作者：朱健國

10月6日陳一文在深圳透露消息

為確保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自然災害預測的準確率，孫中山的秘書陳友仁之孫陳一文先生，于2006年8月10日專函中國地震局陳建民局長，嚴厲斥責“他排斥與壓制中國地震局內外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自主創新地震預測成果，同時公開宣揚地震預報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長期堅持不懈地努力”，“解脫自己作為中國地震局局長及地震局的當代責任，對人民生命財產和國家安全極端不負責任！”——國家地震局長期壓制民間地震預測專家正確建議和公眾監督，拒用其卓有成效的最新地震預測科技成果，將使唐山大地震悲劇可能在國家地震局公開宣佈的中國第五次地震活躍期（現在已進入）重演！認真總結唐山大地震悲劇中國家地震局的失職瀆職責任，建立科學民主的地震預測監督和問責機制，是事關今日中國能否建立“和諧社會”的又一個迫在眉睫的重要問題！——2006年10月6日，陳一文先生在深圳向記者透露了這一消息，並提供了相關證據文本。

身高一米八六，滿頭銀髮，目光堅毅的陳一文，指著一張老照片——祖父陳友仁1927年與毛澤東、宋慶齡等人在漢口開會的合影——自我介紹說：祖父陳友仁既是孫中山先生親密的外事秘書、顧問，也是傑出的愛國外交家，曾于1926-1927年擔任廣州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自己是一個母親為猶太人的英籍華人，1942年出生於英國，1950年因父親陳依范（英籍新聞工作者、1938年與1946年訪問過延安，1947年協助新華社創辦倫敦分社）應邀來新中國幫助新華社開展對外宣傳工作，隨父從英國倫敦定居北京；1968年畢業於北京機械學院後，在原一機部撫順挖掘機廠從事生產勞動、技術革新工作、技術情報研究工作；1979調回北京安排在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總公司工作；1980年代初擔任全國青聯一機部系統特邀委員；1981年至2000年，擔任〔美國〕嘉利華公司駐北京聯絡處首席代表，後為北京市凱利華資訊諮詢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自1990年以來開始跟蹤調查研究中國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自主創新科技成果的發展及其遭遇的困難與阻力，2002年被聘為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2004年又被聘為中國災害防禦協會災害史研究專業委員會顧問,現為義務扶持中國被壓制的科學新技術發明者的社會活動家和科技先鋒思想探索家。

熟悉陳一文的科技界人士說，陳一文先生發表多篇關於中國科技創新發展、能源與環境、大氣污染、強子力學等問題的重要論文，在海內外產生積極反響，特別是其2004年以來多次被權威報刊文庫轉載的《中國科學技術、經濟和社會的高速健康發展呼喚向傳統科學技術基本理論提出挑戰的科技創新成果》、《中國必須走世界任何國家從未走過的新型能源環境發展道路！》等論文的核心觀點，深受科技界關注。科技部中國科技資訊研究所《中國科技資訊網》〔www.chinainfo.gov.cn〕主頁下邊專門開闢《陳一文先生就解決中國能源與環境問題》專欄，發表有陳一文160多篇文章。定於2006年10月30日至31日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的“第三屆(上海)環保與新能源國際論壇”接受了陳一文的兩篇論文《大氣“氧氣枯竭”是比“全球溫室效應”對人類持續健康生存造成更為嚴重危害的惡果》與《對傳統能源以及新型替代能源進行綜合分析科學評價的十八項評價指標》。據陳一文介紹，這兩篇極具超前創新理論的科技論文在中國環境與能源領域可能形成轟動。

八年三上書——國家地震局始終拒絕公眾建議與監督

1998年以來，陳一文先後三次上書批評國家地震局，呼籲最大限度地調動專業和民間群測群防地震的積極性，建立一個政府職能部門與民間專家共生的中國地震預測多元化監督機制，迅速啟用被壓制的地震預測科學新技術發明者自主創新的“土儀器”及其卓有成效的最新地震預測科技成果，以防範唐山大地震悲劇在中國重演。但這些重要建議八年來始終未能得到任何答復。值此中國今日進入第五次地震活躍期，2008年北京奧運會日益迫近的嚴峻局面，國家地震局卻一再壓制公眾的科學建議和合法監督，以堅持“地震不可預測論”的謬論來推卸有效防範地震災難的責任，實屬嚴重不作為與瀆職。

第一次是1998年12月15日，在國家地震局地震預測專家汪成民、黃湘甯以及孫威等民間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的支持下，陳一文向北京市長賈慶林呈交了一份《關於加強首都圈地震預測預報工作的緊急建議》的信函和建議書，強調中國有一批非主流的地震預測專家已突破了地震預測的關鍵科學技術，希望儘快採用。論證了最大限度調動群測群防的積極性是搞好首都圈地震工作的關鍵。歷史經驗一再證明：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預測的，是能預報的。不能因為專業部門因私心所堅持地震不可預測的錯誤觀點而把非專業部門地震專家們的地震預測視為“干擾”。國家地震局壟斷地震預測資訊、拒絕監督的局面必須迅速改變。

此信估計轉到地震局後被壓制，陳一文沒有收到任何回音。

第二次是2003年11月12日，瞭解到地震領域外新調來的宋瑞祥局長對於地震預測的基本態度與前任領導明顯不同，陳一文以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的身份，直接給宋瑞祥局長寫信，談《張鐵錚預測地震“三要素”的“磁暴二倍法”及其“應用地磁對地殼構造運動的研究”對我們的啟發》，希望宋瑞祥局長能改變國家地震局堅持“地震不可預測論”以及手握大權的“主流專家”們對地震局堅持“地震能夠預測”非主流學者以及民間“地震預測”專家的無理壓制；建議局長以身作則主動訪問、請教、搶救已八十高齡並體弱多病的中國著名地震預測學專家張鐵錚與北京理工大學地震預測專家鄭聯達教授的地震預測研究成果；建議破除國家地震局大部分權威人士的“地震在當代不可預測論”，承認“地震在當代中國已有人有新方法新技術進行預測”和“中國目前已經具備實現地震準確可靠預測的基本條件”的事實，並樹立全面突破“更上一層樓”的信心。

對於中國當代能否實現準確可靠地震預測及其主要阻力問題，陳一文在信中坦率地寫道，“根據我從1990年逐漸開始的對中國地震預測技術發展的跟蹤、調查和研究，我的基本看法可以打一比喻∶
數名非主力登山運動員已經分別探測清楚通往頂峰的所有途徑，包括通的和不通的，個別人也曾經登上頂峰。因此，這些隊員，儘管始終是非主力隊員，他們對登山隊整體登頂有信心。儘管多數主力隊員從來沒有登上頂峰，始終認為爬不上去，只要隊長重新組織隊伍，以有實踐經驗有信心的非主力隊員為主，登山隊肯定能夠實現整體登頂。
現在的關鍵是看宋局長願不願意親自領頭擔任中國支登山隊的隊長？”

陳一文認為，多年來國家地震局的工作重心本末倒置：國家地震局一直以“地震監測”救災為第一位任務，而將實現“準確、可靠地震預測”防災為次要工作，這是必將導致唐山大地震悲劇再次發生的根本原因。

信中，陳一文毛遂自薦∶“如果國家地震局領導有興趣的話，在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諸多專家群體的支援配合下，我可以在以下領域向中國地震局領導提供諮詢意見和評估意見∶

以實現“準確、可靠地震預測”防災為首要任務、以“地震監測”救災為第二位任務建立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原始創新的多種地球物理手段基礎上的全國地震監測、地震預測系統的總體規劃與實施方面、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地區性國際合作〔中亞地區性合作、遠東地區性合作、東南亞地區性合作〕的規劃與實施方面提供諮詢性意見。

對於通過不同地區、不同時期地震預測科學實踐已經證明有效的多位地震預測技術專家及其地震監測儀器配套系統和地震預測方法提供諮詢性意見。

對於中國地震局的政府採購建立以以實現“準確、可靠地震預測”防災為首要任務、以“地震監測”救災為第二位任務的採購規劃、評標標準和評標提供諮詢性意見。

對於通過地震預測科學實踐已經證明有效的實現“準確可靠地震預測”的中國創新科學思路提供諮詢性意見。

對於中國地震預測科學與日俱進實現更多重大突破與發展發揮促進作用，而不是阻礙作用更加科學有效的地震預測評價標準的建立提供諮詢意見。

“對於通過地震預測科學實踐已經證明有效的某些適合引入中國的國外地震預測科學技術成果提供諮詢意見。”

此信依然“泥牛入海無消息”。

第三次是2006年8月10日，陳一文以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中國災害防禦協會災害史研究專業委員會顧問名義又專函新一屆國家地震局領導陳建民局長，力薦因多次地震預測準確，被實踐證明是中國最傑出的民間地震預測專家孫威高級工程師，希望陳建民局長細讀孫威三十年地震預測實踐研究工作的實錄《為唐山的悲劇不再重演》書稿；由此迅速改變中國地震部門長期以來對被實踐證明已經正確的民間地震預測專家的無理壓制，儘快恢復1974年國務院69號檔確立的“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群測群防”之路！

預計到再次發生前一封信的遭遇，陳一文的這封信不僅寄給陳建民局長本人，寫給國家地震局系統多位元院士，寫給中國地震局地震分析預報研究所所長與多位骨幹，同時寫給國家減災委專家組的多位專家等三十多位人士。現在已得到數位專家私下的贊同，但陳建民局長卻在兩個月過去的至今仍然沒有任何答復。有鑒於此，陳一文只好訴諸媒體求援公眾。如讀者要求，陳一文對本報公開披露該信全文不予反對。

孫威的鐵證——國家地震局無理壓制民間地震預測專家30年

陳一文隨信向中國地震局陳建民局長、多位院士、研究員推薦的24萬字長篇紀實《為唐山的悲劇不再重演》，實際上是一部控訴國家地震局“地震當代不能預測專家”無理壓制“民間地震預測專家”的血淚史，它以近乎“工作日志”的再現原始資料方式，披露了國家地震局自1976年以來，三十年中，一再漏報唐山大地震等十多次地震大災驚心動魄的事實，而這些漏報地震大災（包括唐山大地震），都曾被多位“民間地震預測專家”及時預測、及時報告，然而卻一次又一次被國家地震局壓制了，並且連報告預測的原始紀錄資料也被隱藏或銷毀。國家地震局某些人一再向國家領導彙報說，唐山大地震等地震大災，屬於事前毫無前兆，無人可預報的不可預報之天災，但事實上，唐山大地震等地震大災的悲劇升級，多與無理壓制“民間地震預測專家”的人禍相關。——

原包頭鋼鐵設計院計算站電腦硬體技術員孫威，其30年的“民間地震專家”生涯開始於1975年2月9日成立的包頭鋼鐵設計院地震觀測點，自1975年6月被評為包頭市“優秀地震測報員”後，他多次糾正國家地震局的錯誤預報，多次補正國家地震局的漏報，多次應邀向全國地震預報會議介紹成功經驗。因為1975年6月起，孫威就在包頭鋼鐵設計院的支援下，自行研製了比國家地震局設備先進的地傾儀、地重儀、地應力、土地電、磁偏角等5種連續可見地震資訊自動記錄儀器，並探索出挑戰傳統地震理論的“孫氏地震預測新方法”，受到國際地震預測研究者的高度評價。

試看孫威1976年前後受到國家地震局的多次無理壓制，即可見一斑：

1、反駁國家地震局的不實預報被壓制

1975年8月，國家地震局一位副局長帶頭到內蒙古檢查群測群防工作，宣佈包頭——五原地區可能會發生六級地震。孫威根據自己的觀測資料反駁說：在一個月內不會有波及包頭的有感地震。結果，直到1975年底，在包頭——五原一帶，連一個四級地震也沒有發生，孫威地震觀測點因為預報“沒有地震”而出了名，受到包頭市地震辦和包頭鋼鐵公司地震辦的表揚。

2、震前向地震部門預報唐山大地震被壓制

1976年6月26日到7月27日，孫威向包頭市地震辦趙興黃主任預報：根據包頭鋼鐵設計院地震觀測點觀測和自動記錄圖顯示，7月底8月初，在包頭市東部偏南地區可能發生很大的地震。7月14日至7月27日，又多次電話預報給趙興黃主任。結果在7月28日早晨6點多鐘，得到包頭市地震辦的通知，唐山市7月28日零晨3點42分發生了7.8級大地震！當天早上，孫威又向包頭市地震辦和包鋼地震辦預報，今天還可能有7級左右地震發生。果然當天18點45分，唐山真的又來了一次7.1級地震。

從唐山大地震的空前悲劇來看，孫威的這些報告的預測意見都未被國家地震局採納。不僅如此，連孫威這些預報的原始紀錄也被人刻意銷毀——在包頭市地震辦和包鋼地震辦，到處都找不到1976年6月26日到7月27日的值班電話記錄本了，青山小賓館“準備會”的記錄也不翼而飛。趙興黃和郝榮更是一問三不知，再追問就裝腔作勢地說，是嗎？有這回事嗎？怎麼也想不起來了。好在紙包不住火，包頭市地震辦的一位值班員終於找到了電話記錄本，但已經撕掉了7月7日到7月15日的有關頁次。好在孫威自己留下了連續完整的記錄和資料。

3、向地震部門預報四川的松潘—平武7.2級地震被壓制

1976年8月16日22點06分，在四川的松潘——平武地區發生了7.2級地震。孫威在在8月14日就斷定兩三天之內會發生7級左右的地震，用電話向包頭市地震辦和包鋼地震辦預報了，結果未被採納。

4、向地震部門預報寧夏的巴音木仁地區6.2級地震被壓制。

1976年的9月22日8時，孫威和觀測點同事一起乘火車從包頭趕到呼和浩特市向內蒙自治區地震辦汪丹主任預報：1976年的9月23日，包頭東部偏南200-500公里範圍內，可能發生5.5-6.0級地震，震中列度約為8度。此預報從1976年的9月3日就向包頭有關部門預報了，但一直不被採納。結果，1976年的9月23日04時07分3.8秒，在寧夏的巴音木仁地區，真的發生了6.2級地震，震中列度約為8度。

5、在地震局會議上預報天津寧河發生6.9級地震被壓制。

1976年10月21日，孫威在赴京向國家地震局預報新震情報受阻後，給國務院寫了一封預報地震的信：黨中央、國務院、華國鋒主席，從我們包頭鋼鐵設計院地震觀測點得到的觀測資料表明，在11月上中旬，華北地區還有可能發生破壞性強震，望能予以重視。

六天后的10月27日，孫威又在冶金部科技大會上代表和在京直屬單位地震觀測點負責人的彙報會上，準確預報：在11月7日到17日的10天內，中國可能發生兩次7級左右的地震，一次可能在京津唐地震老區，天津鋼廠要做好防震準備。

1976年10月30日，國家地震局劉英勇、衛一清等局級領導在木犀地河邊木板棚召開“京津唐地區震情分析會商會”，孫威在會上再次預報上述震情。但是會議結束時，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負責人否定了孫威的再次預報，宣佈上報國務院的“會議記要”是：京津唐地區今冬明春沒有大於6級地震，京東南天津、寶坻一帶沒有大於5級地震。然而事實恰恰相反：1976年11月7日02點04分，四川鹽源泉西北川滇藏交界一帶發生了6.9級地震；11月15日21點53分，天津寧河發生6.9級地震，天津市第二毛紡廠正在交接班的工人全部遇難！老百姓氣憤地喊著，明明知道有地震還對老百姓保密，一氣之下砸了天津市地震局的牌子，還把砸壞的牌子倒掛在原地示眾。

更可憤的是，一如唐山大地震後，國家地震局沒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上留下有多人曾預報過這次地震的痕跡，此次，國家地震局再次向上級和公眾隱藏了許多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曾準確預報過這次地震的資料。國家地震局每一次漏報地震致災後，甚至在地震系統內部堅持“地震當代能夠預測”的地震預測專家或民間地震預測專家提出了正確的預測而且被新發生的地震所證實後，仍多次向公眾隱瞞真實的情況，使“地震當代無法預測”的謬論能夠維持下去,以便保護他們能免受受問責。

6、國家地震局曾肯定孫威研製發明的地震前兆監測儀器的先進性，後卻因私利而拒絕推廣應用。

1977年2月16日，國家地震局下達005號檔稱∶“今年一月我局在山東省濟寧市召開土地電、土地應力測報地震經驗交流會，在這次會上包鋼設計院地震組介紹了地應力測報地震的經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會議建議建議在重點地震監視區擴大試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為此組建試驗小組，並邀你單位孫威同志參加此項工作……。”

1977年3月28日，國家地震局下達052號檔進一步稱∶“今年一月我局在山東省濟寧市召開土地電、土地應力測報地震經驗交流會。會議認為包鋼設計院研製的簡易地應力儀通過前階段實踐有預報大震臨震的苗頭，有必要選擇一些重點地區〔京津唐渤張、蘇魯皖、冀蒙晉交界地區〕進行觀測試驗。……試驗費用……，由局群測群防經費中開支。”並明確規定，籌建29個試驗點，以國家地震局檔的形式，正式立項。

在書稿中，孫威強調指出∶“這是對我發明的‘包頭應力’的肯定，是對我們1976年多次成功預報地震的肯定。”

然而，不久，國家地震局在人事變動後，突然將周恩來主持制定的“群測群防”地震防範方針視為“文革遺產”，內幕卻因一些主流權威認為鼓勵“群測群防”會給漏報震情的國家地震局帶來問責之災甚至有致命威脅，於是製造由頭將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全國地震群測點全部砍殺和“清理”，致使被實踐證明確實“有預報大震臨震的苗頭”的孫威地震預測儀器“英雄無用武之地”。而因包頭鋼鐵設計院地震觀測點屬於“群測點”被砍掉，海內外尊重的中國最傑出的民間地震預測專家孫威“下崗”待業，失去地震前兆監測試驗點17年。直到1995年，遼寧省地震局兩位尊重孫威的地震預測專家升任有關職務，有權請孫威到遼寧合作繼續“孫氏地震預測法”試驗，“孫氏地震預測法”才重獲為民為國分憂的機遇。後來孫威得以在北京電業中學再建群測點，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又聘請孫威作為“客座教授”與長期合作共同實驗研究探索孫威儀器神奇性能的物理機制。孫威還將“群測點”建到美國，在加州建了多個地震前兆監測點。

近年來新的科學實踐證明，孫威的儀器能夠在不同大陸〔亞洲與美洲〕、不同地質條件下的不同地區皆有較高靈敏度和實用性（即他的儀器1975-1978年期間曾經多次抓住過的地震前兆），可不斷重複對多次新的地震再次抓住“確定性地震前兆”〔即“地震不可預測”專家們承認他們始終未能抓住的可以用來預測地震的地震前兆〕：如1999年11月29日12時10分遼寧省岫岩5.6級地震；2000年1月12日7時遼寧省岫岩（偏嶺）5.1級地震；2003年5月28日19時09分21.6秒美國5.0級地震；2003年8月16日18時56分43.2秒內蒙古巴林5.9級地震；2004年3月24日09時53分45.0秒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5.9級地震；2004年12月26日08時58分55.2秒印尼蘇門答臘西北近海6.7級地震等。

三十年來，國家地震局一直對國內堅持“當代能夠實現地震預測”的所有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進行排斥與壓制。陳一文先生舉出20多個採用不同儀器、技術、方法實踐檢驗證明成就卓著的非主流地震預測專家。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有：張鐵錚、沈宗丕、李均之教授、鄭聯達教授、呂大炯研究員〔旅美華人〕、壽仲浩〔旅美中國人〕、韓延本研究員、任振球研究員、孫威客座教授、王文祥研究員、楊武洋博士研究生、徐秀登教授、陶守正教授、、宋松、劉承昌、李階法、高發金、郭寶昌，王斌、馬未宇等。不僅如此，國家地震局系統內所有堅持“當代能夠實現地震預測”具有創新精神的專家也都一再受到打擊與冷遇，代表人物包括：汪成民教授、耿慶國教授、黃相甯副研究員、徐道一研究員、徐好民研究員、張網厚研究員、強祖基教授、曾小蘋研究員、錢複業研究員、趙玉林研究員等。

為何孫威等許多民間業餘地震預測一再勝過了國家地震局專業地震預測？

陳一文認為，國家地震局從1966年邢臺地震中總結出的“小震鬧，大震到”經驗，對震前有前震的許多地震的預測來講確是成功的經驗。但是，遼寧省地震局以此成功地預報了1975年2月14日遼寧海城至營口7.3級地震後，國家地震局某些權威人士誤認為它是預測一切地震的經典模式。然而地震的發生模式是多元化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以及1978年再次發生的海城地震前就沒有前震。1976年唐山地震前，雖然唐山地區許多群測點利用自己研製開發的“土儀器”監測記錄到清楚的地震前兆、其他地方張鐵錚、孫威等不少民間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根據自己抓住的地震前兆分析也報告自己的預測意見，皆因為不符合“小震鬧，大震到”模式，特別是不符合國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預報負責人梅世榮等人當時堅持“華北不再有強震”的判斷，因而受到堅決否定。唐山大地震悲劇發生之後，國家地震局梅世榮等權威一方面上騙中央，謊稱“唐山大地震前毫無前兆，因而無法預測”，由此拒不檢查自己背離“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群測群防”地震工作方針的嚴重錯誤所造成的不可原諒的悲劇後果之責任。國家地震局幾十年來一再搬出“地震不可預測是近幾代人也無法克服的世界性難題”陳詞，蒙哄公眾。

其實，1976-1978年期間，孫威等民間業餘地震專家的預測一再勝過國家地震局專業權威的地震預測，首先是因為他們研究開發的“土儀器”優於國家地震局專業隊伍的“洋儀器”：“洋儀器”在1975年海城地震前、在1976年唐山地震前、在1978年再次海城地震前未能夠監測到可以作為地震預測可靠依據的地震前兆信號，因而聲稱“沒有前兆”，而孫威等許多群測點開發的高靈敏度儀器卻能夠監測記錄到專業“洋儀器”根本監測不到的確定性的地震前兆，並且非常清楚，完全可作為地震預測的可靠依據。

此外，孫威等民間業餘地震專家的監測方法先進——國家地震局專業地震預測當時對許多地球實體信號採取的是“一天定時記錄幾個資料”的時點觀察法，而孫威等某些群測點的監測記錄方法則比其先進——採用每天24小時不間斷連續記錄。遠遠勝過專業“洋儀器”的中國特色自主創新“土儀器”，以及不會遺漏任何地震前兆資訊的新方法，緣于孫威等敢於懷疑和挑戰傳統地震成因理論——現行的、傳統的構造地震理論，是以板塊學說為基礎，以觀測斷裂帶活動為目標，認為斷裂活動是地震的成因；方法是以監測地震活動性為重點，用前震序列及統計規律“以震報震”（小震鬧，大震到）；指導思想是長期觀測地形變，認為地下能量需要很長時間的聚積，應力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使地殼發生形變直到被壓壞，能量突然釋放。有了這種片面的指導思想，就會認為一天只要定時記錄幾個資料就足夠了，用不著連續可視的自動記錄。殊不知這種長時間守株待兔的辦法，丟掉了對地震預測非常重要的許多前兆資訊。

近十多年來，國家地震局儘管把衛星遙感、數位化遙測台網……等最先進的常規技術都用上，還是事倍功半，因為他們沿用的地震孕育觸發基本理論存在著嚴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錯誤……。而且，採用更先進的數位化時，如果方法不得當，就會像國家地震局已經造成的惡果那樣，投資了數千萬元的數位化設備，某些重要的地震前兆資訊卻已經嚴重失真，成為“垃圾資訊”。國家地震局如果繼續迷信這些錯誤理論或過時觀念，即使再多引進現代化技術設備，也只會南轅北轍，事與願違。美國、日本、俄羅斯等地震監測先進的國家，半個世紀的研究結果證明了這一點。

孫威等民間業餘地震預測專家採用的地震前兆監測儀器，大多是根據自己探索的新地震預測理論——追蹤前兆資訊，循序漸進地逼近“龍頭”——自行新研製的，而國家地震局專業地震預測權威們則採用的是進口的或者仿製的傳統地震活動監測儀器。理論的保守，方法的因循守舊，形式雖洋但是實際上相對落後的儀器，國家地震局專業地震學權威們一再敗陣于孫威等民間業餘地震預測專家。

從1976年到2006年，整整三十年過去了，孫威等民間業餘地震預測專家繼續遭到國家地震局專業地震預測權威們的排斥與壓制的狀態，竟然毫無改善！當年的壯年小夥孫威而今已成為白髮蒼蒼的古稀老人！孫威的《為唐山的悲劇不再重演》書稿，從2005年開始尋求有膽識的出版社，但至今因國家地震局無形壓力而被重重關口壓制難以問世！

陳一文獲得國內外眾多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的支持

鑒於國家地震局今日對公眾監督的打壓，已從早期的只壓制不同意見者擴大到所有支持創新地震預測理論和實踐的網路媒體，鑒於近期新地震不斷出現，不斷漏報，陳一文對國家地震局的嚴厲批評和對建立科學民主的中國地震預測監督和問責機制的深切呼喚，更顯得切中時弊，極其可貴，得到了國內外眾多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的支持與尊敬。據悉，已經有人認真考慮，要依法狀告國家地震局，提出不作為瀆職行政訴訟，追究其長期壓制地震局系統內以及民間業餘地震專家、逃避公眾合法監督的法律責任。

對於陳一文的工作，唐山大地震悲劇的研究者、知名作家張慶洲先生（著有暢銷書《唐山警示錄——七、二八大地震漏報始末》）高度評價道：陳一文對中國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跟蹤調查研究與社會活動工作的意義不亞於中國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群體的地震預測研究工作本身！

我們可以說，科學民主的中國地震預測監督和問責機制建立健全之日，就是中國人民徹底控制地震之災之時。

(本文已經陳一文先生審定)

2006年10月14日三稿於深圳“早叫廬”



關於舉辦震情資訊保密知識培訓班的通知

转载自http://bjxmz.bokewu.com/blog729643.htm
網路2008-05-23 12:31:07
發表於：博客中國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地震局，台網中心、預測所、地球所、地殼所、地質所、應急搜救中心、一測中心、二測中心、物探中心：

當前震情形式複雜嚴峻，震情保密事關政治社會影響，責任重大，為作好震情資訊保密工作，定於2008年4月下旬在杭州召開震情資訊保密知識培訓班，具體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訓內容

1、學習震情資訊保密規定

2、討論震情資訊保密工作措施

3、討論年度會商報告編寫規範初稿

二、參加人員

各單位分析預報部門主任。參加人員需攜帶《中國地震局保密工作手冊》

三、時間地點

時間：4月23日報導，24-25日培訓討論，26日疏散

地點：浙江省地震局

四、其他事項

本次培訓班會務由浙江局和杭州培訓中心承辦。

聯繫人：鐘羽雲：13357105909；熊丹：0571-86472067



揭穿某些專家所謂地震不可預測之謊言


以下是陝西師範大學旅遊與環境學院龍小霞，延軍平，孫虎，王祖正06年9月發表在《災害學》(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的論文--基於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區地震趨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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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膠濟鐵路火車相撞事故

4·28事故原因初顯取消限速仍存疑問

《財經》記者 楊彬彬 歐陽洪亮


臨時便線避免拆遷糾紛和節約成本的同時，留下安全隱患；此前，該路段限速標準一變再變，甚至一度取消

【《財經網》專稿/記者 楊彬彬 歐陽洪亮發自山東淄博】4月30日，“4·28”膠濟鐵路特別重大交通事故善後處理領導小組（下稱善後小組）傳來消息，事故死難人數增加至71人，其中50人身份已經確認。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死難者家屬透露，目前，善後小組提出的賠償標準為每人15萬元。

就在前一天，國務院“4·28”膠濟鐵路特別重大交通事故調查組成立。當晚，調查組向媒體通報了事故初步調查結論，顯示，濟南鐵路局調度命令傳遞混亂、前方車站未嚴格執行車機聯控（車務、機務人員利用列車無線調度電話，確認行車要求，提示行車安全資訊的互控措施），是導致這次悲劇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財經》記者現場採訪發現，事故發生的原因，可能比人們預想的更為複雜。

問題彎道

4月30日下午5時許，一列貨車拖著長長的車廂，順著S形彎道小心翼翼地滑過和家村路段。長蛇般的鋼鐵車身扭過事故段彎道時發出“嘎嘎”的響聲，伴著車輪和軌道摩擦的刺耳噪音。

當天下午，《財經》記者從這一路段的前站王村站，看到了一份由濟南鐵路局下發的4138號限速調度命令，顯示4月29日淩晨膠濟線恢復通車至4月30日淩晨2時30分前，這一路段限速30公里/小時；4月30日淩晨2時30分後，這一路段限速為80公里/小時。

便道底下的和家村，膠濟鐵路大尚莊特大橋正在施工。橫穿村子而過的大橋建在原來的膠濟線電氣化鐵路上，2007年因為修高架橋，而修了發生此次事故的這段臨時便道。

大尚莊特大橋施工現場的一名施工人員，指著事故地點說，脫軌點正在便道和原膠濟線駁接處，也是彎道最彎處。便道就在此地與原線路分叉，向西北方向繞了一個弓形彎，然後再駁接到原線上。施工人員說：“事故原因的調查應該要檢測T195脫軌是否和這個駁接點有關係，鐵道部為何在事故救援還在進行，現場尚未清理的情況下，就這麼快就下結論說是由於超速？”

村民耿永順對這條從村邊經過的膠濟鐵路十分熟悉，這條當年德國人設計修建的鐵路在將近100年間沒什麼變化，車速連孩子都追得上。直到2002年，鐵道部提出跨越式發展，膠濟線的跨越式發展才在強力中推進。2004年新修的電氣化線路將和家村對角切成兩半。村裏100多畝地，168戶房子被拆除。給村民的最初補償標準是，房屋250元/平方米，房子建築超過50年的減半，而莊稼地基本上沒補償。耿永順說：“村民沒有一個同意的。”

2004年7月8日早晨，上百名不明身份人士突然襲擊村民，數十名村民被打傷。村民聯合堵了膠濟線長達90分鐘。事後，數名村民被抓，有人因此坐牢，但是最終補償提高到了350元/平方米。

耿永順說，補償太低了，許多村民被拆遷後幾年都建不起新房子。

2007年，橫貫和家村的電氣化鐵路，又面臨改造成客運專線。膠濟鐵路客運專線，被有關方面稱為連接奧運賽場北京和青島的“奧運專線”，設計時速200-250公里，必須在7月1日前建成通車，保障奧運會通行。濟南至青島由四個小時時距將縮短到2.5小時。這段專線由鐵道部和山東省共同市場化籌資建設，工程概算總額95.8億元。

按照設計，和家村這一段鐵路需要修高架橋橫跨309國道，原鐵路再次要中斷，需要修臨時便線。

鐵道部第二勘查設計院的最先設計方案，是臨時線從和家村穿過，這樣“S”形弧度會比現在小得多。但村民和鐵路部門的關係從2004年開始已經很僵，沒法短時間內協商好。同時，如果從和家村過，需要拆遷大批房子，而現在的臨時便道是在鄰村的莊稼地穿過，還利用了早期膠濟線的四個原有涵洞，成本低很多。臨時便道最終繞過和家村，擦村北而過，便道弧度也因此愈加突出。

衛星地圖清晰顯示，這段不足兩公里的便道，兩端與膠濟鐵路電氣化線路駁接處是兩個急彎，中間凸起，構成急促的S形，半徑僅400米。便道的弧度不僅被專業人士認為有違常規，連當地村民也覺得彎太急，“每次火車過去，都嘎嘎作響。”而和家村旁邊大尚莊村的施工方、中鐵二十局的一位元工程人員告訴《財經》記者，主線只要不足四個月就建好了，臨時線就會廢棄，這樣也避免了浪費。

《財經》記者瞭解到，3月中旬，這段“S”形的便線通車，最初限速僅25公里/小時，而後提升至45公里/小時，後來又提高到80公里/小時。

4月28日淩晨通過的T195則在沒有接到調度命令的情況下，車速高達131公里/小時，導致慘禍發生。

耿永順說：“每次火車過去，聽著刺耳的摩擦聲和車廂擠壓的‘嘎嘎’聲，我都要心裏咯噔一下，這路遲早要出事，沒想到真應驗了。”

調度漏洞

4月30日上午，《財經》記者來到事故路段的前站：王村。撞車事故發生後，這裏成為另一個焦點。

王村是位於淄博市周村區西部的一個小鎮，毗鄰章丘市。此次撞車事故發生地，即為王村站與周村東站之間的大尚莊雙線特大橋工地附近。

王村站值班調度員馬繼水告訴《財經》記者，按照調度作業流程，列車限速由濟南路局直接向相關機務段發出調度命令，限速路段前一車站在接到調度命令後，再通過列車無線電與機車司機進行確認，即所謂“車機聯控”。

不過，這一任務要完成並不輕鬆。車站工作人員透露，目前，王村站的車流密度，已達每24小時160多輛（其中包括32對客車），平均每九分鐘一輛，高峰時間甚至達到兩三分鐘一輛。這意味著，車站值班人員每天必須通過無線電，與160多名通過車輛的司機逐一進行限速確認。一旦因人為疏忽沒有確認，就有可能留下事故隱患。

如果趕上路局變更列車運行圖，調度人員的工作量和工作壓力就更大。似乎並非巧合，4月23日，濟南鐵路局剛剛下發了《關於實行膠濟線施工調整列車運行圖的通知》，自4月28日零時起實施。在通過王村路段的車輛中，超過34輛列車運行時間發生變動。

國務院事故調查組初步認定，4月28日淩晨，王村站調度值班人員未與T195司機確認臨時限速的調度命令，喪失了避難事故發生的最後機會。

目前，尚不清楚王村站當日調度值班人員，未與T195司機確認限速消息的真實原因。

這段S形彎道修成後，濟南鐵路局曾發佈多次調度命令，對這一路段限速30-80公里/小時。但蹊蹺的是，4月26日，濟南鐵路局發佈調度命令，取消了包括事故路段在內的多處限速命令。各相關機務段據此修改了運行監控器資料，取消了限速條件。

目前，尚不清楚濟南鐵路局取消限速命令的具體原因。有消息稱，該路段的限速命令實際上已經解除了一段時間，並非自4月26日始。

一位不願透姓名的T195列車員證實：“我們平時都這麼跑。”

4月28日4時02分，在接到多名列車司機反映這一路段車體晃動劇烈、現場臨時限速與運行監控資料不符時，濟南鐵路局緊急補發了該路段限速80公里/小時的調度命令，但命令並沒有及時傳達到T195司機手上。40分鐘後，T195以131公里/小時的速度飛駛而過，在左右三次劇烈搖晃後，顛覆撞車慘劇發生。



事件回顾：
膠濟鐵路火車相撞 遇難者人數增至71人(組圖)

新華網 2008-04-28


28日淩晨4時41分，北京開往青島的T195次列車運行到膠濟鐵路周村至王村之間時脫線，與上行的煙臺至徐州5034次列車相撞。目前已造成71人死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趕赴現場，指導救援善後工作。新華社記者 范長國 攝

4月28日，救援人員正在事故現場搜尋遇難者。新華社記者 李紫恒 攝

4月28日，一名救援人員在事故現場指揮工程車輛。新華社記者 李紫恒 攝

4月28日，一輛推土機在事故現場將脫軌車廂推離。新華社記者 李紫恒 攝

事發地點示意圖。（電視截圖）

事發周村至王村之間

煙臺日報-水母網4月29日報導 9點50分，前方記者韓文友、申吉忠、仲江泠在事故現場看到，在吊車吊起的撞毀車廂中又發現一具屍體。目前遇難者人數增至71人。

新華網濟南4月28日電膠濟鐵路28日淩晨4時41分，T195次北京至青島四方的列車與5034次煙臺至徐州的列車在山東省淄博市周村附近相撞。膠濟鐵路交通暫時中斷。據鐵道部最新統計，28日淩晨發生的膠濟鐵路火車相撞事故死亡人數已上升至70人。事故還造成416人受傷，其中重傷51人。受傷旅客中有4名外籍旅客。

事故發生後，鐵道部與山東省委、省政府已迅速啟動緊急預案。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立即趕赴現場組織指揮，要求全力救治受傷旅客。山東省委書記姜異康、省長姜大明等趕赴事故現場。

新華網濟南4月28日電記者從山東省政府應急辦公室瞭解到，28日4時41分左右發生在膠濟鐵路淄博周村段的客車相撞事故導致數節車廂脫線、顛覆，傷亡人數與事故原因正在調查。

28日淩晨4時41分左右，由北京開往青島四方的T195次客車通過膠濟鐵路王村站，在鐵路一個拐彎處，這列客車車尾前10－17位脫線、顛覆，造成由煙臺開往山東菏澤的5034次客車與脫線、顛覆車輛相撞，5034次客車機後1－3位及機車脫線、顛覆。

淩晨4時48分，濟南鐵路局發佈緊急救援命令，出動救援。山東省委、省政府接報後立即啟動應急預案，組織力量進行救援。事故後，山東省立即從事發地及周邊地區組織公安、衛生、武警等趕赴事故現場進行救援，特別是從與淄博相鄰的濟南、濰坊等地組織衛生救援隊伍趕赴現場投入救援。

1904年建成通車的膠濟鐵路，連接著目前山東經濟最為發達的濟南、淄博、濰坊、青島等大中城市，長期以來客貨混跑，繁忙異常。2008年奧運會之前，歷經百年滄桑的膠濟鐵路將告別客運歷史，成為一條貨運專線。一條連接濟南青島的快速客運專用鐵路正在建設。

胡錦濤、溫家寶就膠濟鐵路重大事故作出重要批示

新華網北京4月28日電 28日淩晨，膠濟鐵路發生一起客車脫線相撞重大事故。事故發生後，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分別作出重要批示，並指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立即趕赴現場，指導救援善後工作。目前，張德江一行已抵達事故現場開展工作。

膠濟鐵路發生客車脫線相撞事故。

事故現場

膠濟鐵路發生客車脫線相撞事故。

膠濟鐵路發生客車脫線相撞事故。

膠濟鐵路發生客車脫線相撞事故。

膠濟鐵路發生客車脫線相撞事故。

膠濟鐵路發生客車脫線相撞事故。

膠濟鐵路發生客車脫線相撞事故。


相關資料：

膠濟鐵路是山東省東西交通大動脈，中國北部、西部、南部各城市的貨物到達青島、煙臺、威海三市，必須經過此處。膠濟鐵路與膠新鐵路、京滬鐵路、隴海鐵路相連接，形成了四通八達的鐵路網，可通往中國境內各大城市。開發區距青島集裝箱碼頭140公里，運輸費0.06元人民幣/噸·公里。

(本文來源：新華網)



膠濟鐵路事故系嚴重超速所致 漏發限速令

新華網 2008-04-29


核心提示：4月28日，濟南局補發該段限速每小時80公里的調度命令，但該命令沒有發給T195次機車乘務員，漏發調度命令。王村站值班員對最新臨時限速命令也未與T195次司機進行確認。

新華網4月29日電4月28日4時48分，一場近10年來中國鐵路行業罕見的列車相撞事故在膠濟鐵路上瞬間發生，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重大損失。

在傷患得到及時救治，膠濟線恢復通車後，4月29日10時，國務院“4·28”膠濟鐵路特別重大交通事故調查組成立，調查處理工作全面展開。

國務院事故調查組組長、安監總局局長王君說，這是一起典型的責任事故。據他介紹，從初步掌握情況看，北京至青島的Ｔ195次列車嚴重超速，在本應限速每小時80公里的路段，實際時速居然達到每小時131公里。

“通過調閱Ｔ195次列車運行記錄監控裝置資料，該列車實際運行速度每小時超速51公里。”29日，剛剛被任命為濟南鐵路局局長的耿志修說，28日淩晨，這列車第9節至17節車廂在鐵路彎道處脫軌，沖向上行線路基外側。此時，正常運行的煙臺至徐州5034次列車以每小時70公里的速度與脫軌車輛發生撞擊。

事故除了給乘客造成重大傷亡外，一輛機車基本嚴重受損，14節車廂報廢，648米鐵路線及部分牽引供電設備損壞，事故中斷膠濟上下行線鐵路行車近22小時。截至目前，已造成70人死亡，416人受傷。

目前，事故原因雖已初步顯露，但尚需國務院事故調查組進行全面深入調查，並最終認定結論。

就此次列車相撞的原因，王君還說，這充分暴露一些鐵路運營企業安全生產認識不到位、領導不到位、安全生產責任不到位、安全生產措施不到位、隱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和監督管理不到位的嚴重問題。也反映基層安全意識薄弱，現場管理存在嚴重漏洞，安全生產責任沒有得到真正落實。

耿志修29日坦承，從初步分析看，這起事故暴露出了“濟南鐵路局對施工文件、調度命令管理混亂，以文件代替臨時限速命令極不嚴肅”等一系列問題。檔傳遞及調度命令傳遞混亂，給事故發生埋下極大的隱患。

濟南局列車調度員在接到有關列車司機反映現場臨時限速與運行監控器資料不符時，4月28日4時02分濟南局補發該段限速每小時80公里的調度命令，但該命令沒有發給Ｔ195次機車乘務員，漏發調度命令。而王村站值班員對最新臨時限速命令未與Ｔ195次司機進行確認，也未認真執行車機聯控。同時，機車乘務員沒有認真瞭望，失去防止事故的最後時機。一場特大事故就這樣在錯誤不斷累積中最終發生。

對這起事故的查處，國務院事故調查組表示，要在進一步查明事故發生經過、原因、人員傷亡、經濟損失等情況的基礎上，認定事故的直接責任、主要責任、重要責任和領導責任，依據有關的法律規定，嚴肅追究事故相關責任人的責任。

按照部署，事故調查組還要總結事故教訓，提出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防範整改措施。

鐵道部黨組已對原濟南鐵路局有關領導進行免職審查。在29日5時召開的全國鐵路電視電話會議上，鐵道部決定，從現在起開展為期4個月的安全生產大反思大檢查活動。全國鐵路系統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訓，舉一反三，查領導、查管理、查設備，查作業，並且要把管理和領導作為反思檢查整改的重點。

(本文來源：新華網)

美聯儲救助貝爾斯登與全球自由資本主義之死

Vincent Reinhart：越俎代庖的美聯儲


聯邦儲備委員會(Fed)前任貨幣政策主管週一在華盛頓的一個論壇上表示，Fed援救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的行動將來會被視為幾十年中最嚴重的政策失誤。

去年秋天從Fed退休、現為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學者的文森特·萊因哈特(Vincent Reinhart)說，Fed的這一舉措堪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大通脹”。美國企業研究院是傾向於保守的華盛頓智囊團。

萊因哈特是在美國企業研究院週一的一個小組討論中說出上面那番話的，這是Fed在貝爾斯登事件中的舉措遭到的最為刺耳的批評之一。今年3月，Fed先是為貝爾斯登提供貸款作為臨時融資，後又為貝爾斯登的資產提供了290億美元的擔保，以便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 & Co.)順利收購這家投資銀行。

萊因哈特說，這一救援行動令Fed永遠失去了充當誠信中間人的可能性。

萊因哈特說，如果Fed試圖重演其在1998年組織金融界債權人解救對沖基金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行動，“在場諸位都會問一個合理的問題：你能為解決問題貢獻多大的力量？”

萊因哈特說，如果為避免許多其他投行產生連鎖反應而只能選擇Fed這一種方案的話，那Fed的舉措或許可以算是合理。但他質疑是否也存在其他“中間”選擇，比如對摩根大通強硬一些；尋找另外的收購者；有選擇地剝離貝爾斯登投資組合中的某些資產；或是加快實施Fed新提出的以其投資組合中的美國國債暫時交換貝爾斯登流動性不足的資產。

萊因哈特說，上述措施都是可能的選擇，但卻沒有實行。

Fed 主席貝南克(Ben Bernanke)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行長蒂莫西·蓋斯勒(Timothy Geithner)堅定地表示，他們3月中旬的舉措是防止貝爾斯登破產的唯一辦法，他們認為，貝爾斯登一旦破產將引發金融系統更大範圍的混亂和破壞。他們認為貝爾斯登的股東承受了高昂的代價，從而降低了其他公司效仿這一先例的風險。

另外一些討論會成員為Fed進行了辯護。美國企業研究院的另一名學者、對沖基金Caxton Associates的負責人約翰·馬金(John Makin)表示，重創貝爾斯登股東，同時保護與貝爾斯登有交易及借貸關係的其他方的舉措是合理的。

馬金說：“投行內的交易對手差不多相當於商業銀行的存款人。如果Fed坐視不理，貝爾斯登很可能破產，而一大批其他的投資銀行也可能破產。”


Former Fed official criticizes Bear Stearns rescue
-Vincent Reinhart calls the move the 'worst policy decision in a generation.'

Vincent Reinhart, a former top Federal Reserve aide, said Monday that the central bank's rescue of Bear Stearns Cos. was the "worst policy decision in a generation."

Fed officials invoked emergency powers last month to loan $13 billion to Bear Stearns after the fifth-largest U.S. securities firm said it was considering filing for bankruptcy.

"The panicked decision jumped over other possibilities" and may prove as damaging as Fed policy errors that caused the "great contraction" of the 1930s and the "great inflation" of the 1970s, said Reinhart, who was a senior policy advisor to former Fed Chairman Alan Greenspan and the current chairman, Ben S. Bernanke.

The Fed's Board of Governors invoked an emergency rule March 14 to loan the money to Bear Stearns after the firm informed New York Fed officials that it would have to file for bankruptcy. Two days later, the Fed agreed to finance $30 billion of illiquid Bear assets to secure its takeover by JPMorgan Chase & Co.

The Fed on March 16 also opened up lending to investment banks, another unusual extension of credit by the Fed to non-bank corporations.

The Fed's actions "eliminated forever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could serve as an 'honest broker,' " Reinhart said in a slide presentation. The central bank also "tilted the political playing field toward direct mortgage relief."

Reinhart spoke at a seminar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where he is a resident scholar.



全球自由資本主義之死


記住這個日子：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這是全球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夢想破滅的一天。30年來，我們一直在努力締造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美聯儲 (Fed)——美國貨幣政策負責機構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首席宣導者——決定拯救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宣告了這一時代的終結。它用行動表明，自己贊同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首席執行官約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的說法：“我不再相信市場的自我修復能力”；政府解除管制已達極限。

我不是要評判美聯儲拯救貝爾斯登脫離破產境地是否正確。美聯儲不僅決定成為一家投資銀行的最後貸款人，還讓自身的賬目承擔了信用風險，我不知道市場風險是否決定了它只能這麼做。但相關官員都是嚴肅的人。他們做出決定必定是有理由的。他們肯定可以提到當前的風險——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稱之為“自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以及貝爾斯登在這些脆弱的市場中扮演的角色。

美聯儲作為“最後貸款人”

我主要是想評判一下美聯儲決定的意義。簡言之，人們認為貝爾斯登極具系統重要性，因此不能倒閉。沒錯，這一觀點是在危機時刻倉促形成的。但危機時刻正是新職能出現的時候，特別是19世紀央行作為“最後貸款人”的職能。

美聯儲決定的意義顯而易見：這些金融機構將不得不面臨力度大得多的監管。美聯儲為投行提供了一種寶貴的保險形式。實際上，從展開拯救以來股市的表現看，這點已經十分明顯：其他大型投行的股價取得了可觀漲幅（參見圖表）。這是可見的道德風險。美聯儲認定，貨幣市場對投行 “罷工”，相當於商業銀行的存款擠兌。它的結論是：由於這個原因，它必須打開有利於這類金融機構的貨幣“龍頭”。更大力度的監管勢在必行。

誠然，在這場危機結束後，華爾街的遊說者將反對資本金要求或流動性方面的繁重監管。他們或許會成功。但從理性上說，他們的立場如今站不住腳。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必須為它們得到的政府保護付出代價。它們享受“上行風險”帶來的好處，而將“下行風險”轉嫁給整個社會，這種能力必須受到限制。這不僅是一個公平問題（儘管它也是），還是一個效率問題。一個不受監管卻接受補貼的賭場不會很好地配置資源。更有甚者，這種補貼目前不僅適用于股東，而且適用于所有債權人。其結果是導致資金成本低廉到不合理的程度。這些非常離譜的激勵措施必須得到解決。
美聯儲認為有必要採取這一措施，對此我深感遺憾。曾幾何時，我曾希望證券化可以將大部分風險負擔轉移到受監管的銀行體系之外，政府不再需要進行干預。事實證明，這是一種妄想。由同樣危險的融資促成的大量風險（就算不是赤裸裸的欺詐）貸款，已使證券化市場變得風險很高，給在這些市場上進行密集操作的金融機構（特別是貝爾斯登）造成了損害。

危機過後 強化監管

不過，這場危機肯定標誌著對金融自由化態度的轉捩點，而美聯儲將安全網延伸至投行並不是唯一原因。美國（或許其他幾個發達國家很快也會出現）住宅市場的混亂也是一樣。以低調著稱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一次內容令人毛骨悚然的講話中表示，近年發放的大多數次級抵押貸款“既不負責任，也不謹慎”。*這是美聯儲對“犯罪和瘋狂”的表述。同樣，這種情況也不能再發生了，特別是考慮到此類放貸行為對金融體系造成的損失可能非常巨大。住宅價格崩盤，違約率不斷上升，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情況日益增多，將影響到成百上千萬的選民。政客不會無視他們的困境，即便結果是為這種輕率行為提供代價高昂的紓困。但後果肯定是較目前力度大得多的監管。

如果美國本身已越過了解除金融監管的“高水位”，這將產生廣泛的全球影響。直到不久以前，西方還可能告訴中國人、印度人或那些過去20年遭受過嚴重金融危機的人，世界上存在一個既自由又強勁的金融體系。形勢已不復從前。事實上，我們將很難說服這些國家相信，美國及其它高收入國家暴露的市場問題不是一次可怕的警告。他們會問，如果擁有豐富經驗和資源的美國都不能避開這些陷阱，那麼為什麼要期待我們做得更好？

對解除金融市場監管態度的長遠影響，遠非當前動盪意義如此重大的唯一原因。我們仍然不得不度過眼下的危機。金融利潤大幅下降（在美國經濟中非常明顯），住宅價格崩盤，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這種組合可能引發一場漫長的深度經濟衰退。為了應對這種風險，美聯儲已將短期利率大幅調降至2.25%。與此同時，美聯儲顯然還面臨全球投資者逃離美元計價債務和通脹重新抬頭的風險。除了投資者希望持有美元計價證券最安全發行人——美國財政部的負債以外，很難找到長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如此之低的原因。

“有人說世界將終結於熊熊烈焰，有人則說世界將終結於凜凜寒冰，”哈佛大學(Harvard)的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最近引用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的話來描述我們面臨的金融毀滅（熊熊烈焰）和通脹（凜凜寒冰）風險。**這是危險的時代，也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時代。美國正展現出解除監管的極限。在不拋棄過去30年成果的情況下管理這種不可避免的轉變，是一項艱巨的挑戰。順利完成未來的解除杠杆頭寸也是如此。但我們必須從正確的地方開始，認識到即便是最近的過去也是一個陌生的國度。

*《造就可持續的住宅所有制》(Fostering Sustainable Homeownership)，2008年3月14日
** 《全球化與貨幣政策》(Globaliz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2008年3月7日，“全球化、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會議”(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infl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THE RESCUE OF BEAR STEARNS MARKS LIBERALISATION'S LIMIT

Remember Friday March 14 2008: it was the day the dream of global free- market capitalism died. For three decades we have moved towards market-driven financial systems. By its decision to rescue Bear Stearns,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institution responsible for monetary policy in the US, chief protagonist of free-market capitalism, declared this era over. It showed in deeds its agreement with the remark by Josef Ackermann, chief executive of Deutsche Bank, that “I no longer believe in the market's self-healing power”. Deregulation has reached its limits.

Mine is not a judgment on whether the Fed was right to rescue Bear Stearns from bankruptcy. I do not know whether the risks justified the decisions not only to act as lender of last resort to an investment bank but to take credit risk on the Fed's books. But the officials involved are serious people. They must have had reasons for their decisions. They can surely point to the dangers of the times – a crisis that Alan Greenspan, former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calls “the most wrenching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and the role of Bear Stearns in these fragile markets.

Mine is more a judgment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ed's decision. Put simply, Bear Stearns was deemed too systemically important to fail. This view was, it is true, reached in haste, at a time of crisis. But times of crisis are when new functions emerge, notably the practices associated with the lender-of-last-resort function of central bank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decision are evident: there will have to be far greater regulation of such institutions. The Fed has provided a valuable form of insurance to the investment banks. Indeed, that is already evident from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stock market since the rescue: the other big investment banks have enjoyed sizeable jumps in their share prices (see chart below). This is moral hazard made visible. The Fed decided that a money market “strike” against investment banks is the equivalent of a run on deposits in a commercial bank. It concluded that it must, for this reason, open the monetary spigots in favour of such institutions. Greater regulation must be on the way.

The lobbies of Wall Street will, it is true, resist onerous regulation of capital requirements or liquidity, after this crisis is over. They may succeed. But, intellectually, their position is now untenable.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titutions must pay for any official protection they receive. Their ability to enjoy the upside on the risks they run, while shifting parts of the downside on to society at large, must be restricted. This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simple justice (although it is that, too). It is also a matter of efficiency. An unregulated, but subsidised, casino will not allocate resources well. Moreover, that subsidisation does not now apply only to shareholders, but to all creditors. Its effect is to make the costs of funds unreasonably cheap. These grossly misaligned incentives must be tackled.

I greatly regret the fact that the Fed thought it necessary to take this step. Once upon a time, I had hoped that securitisation would shift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risk-bearing outside the regulated banking system, where governments would no longer need to intervene. That has proved a delusion. A vast amount of risky, if not downright fraudulent, lending, promoted by equally risky finance, has made securitised markets highly risky. This has damaged institutions, notably Bear Stearns, that operated intensively in these markets.

Yet the extension of the Fed's safety net to investment banks is not the only reason this crisis must mark a turning-point in attitudes to financial liberalisation. So, too, is the mess in the US (and perhaps quite soon several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housing markets. Ben Bernanke, Fed chairman, famously understated, described much of the subprime mortgage lending of recent years as “neither responsible nor prudent” in a speech whose details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 This is Fed-speak for “criminal and crazy”. Again, this must not happen again, particularly since the losses imposed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by such lending could yet prove enormous. The collapse in house prices, rising defaults and foreclosures will affect millions of voters. Politicians will not ignore their plight, even if the result is a costly bail-out of the imprudent. But the aftermath will surely be much more regulation than today's.

If the US itself has passed the high water mark of financial deregulation, this will have wide global implications. Until recently, it was possible to tell the Chinese, the Indians or those who suffered significant financial cris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there existed a financial system both free and robust. That is the case no longer. It will be hard, indeed, to persuade such countries that the market failures revealed in the US and other high-income countries are not a dire warning. If the US, with its vast experience and resources, was unable to avoid these traps, why, they will ask, should we expect to do better?

These longer-term implications for attitudes to deregulated financial markets are far from the only reason the present turmoil is so significant. We still have to get through the immediate crisis. A collapse in financial profits (so significant in the US economy), a house-price crash and a big rise in commodity prices are a combination likely to generate a long and deep recession. To tackle this danger the Fed has already slashed short-term rates to 2.25 per cent. Meanwhile, the Fed also clearly risks a global flight from dollar- denominated liabilities and a resurgence in inflation. It is hard to see a reason for yields on long-term Treasuries being so low, other than a desire to hold the liabilities of the US Treasury, safest issuer of dollar- denominated securities.

“Some say the world will end in fire, Some say in ice.” Harvard's Kenneth Rogoff recently quoted Robert Frost's words in describing the dangers of financial ruin (fire) and inflation (ice) confronting us.** These are perilous times. They are also historic times. The US is showing the limits of deregulation. Managing this unavoidable shift, without throwing away what has been gained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s a huge challenge. So is getting through the deleveraging ahead in anything like one piece. But we must start in the right place, by recognising that even the recent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Fostering Sustainable Homeownership, March 14 2008, www.federalreserve.gov;
**Globaliz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March 7 2008,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infl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