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給亞洲的八個預言

我留給亞洲的八個預言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亞洲事務評論員居伊•德•容凱爾(Guy de Jonquieres)2007年4月6日星期五

　　這是我的最後一篇亞洲專欄，因為我將在近期退休，離開工作了39年的英國《金融時報》。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可以總結我多年來報導、評論亞洲事務所得到的一些教訓和感想，並破除那個奇怪的神話。我還將冒險做幾個預言。

　　首先，並非整個東亞都是經濟奇跡：當今所謂的亞洲經濟奇跡，完全就是一個有關中國的故事。本世紀以來，中國貢獻了亞洲發展中國家（包括印度在內）一半以上的經濟增長。表現令人失望的國家多得令人吃驚。作為亞洲最大的經濟體，日本仍在努力從長達10年的經濟蕭條中復蘇。地區第三大經濟體韓國正在困境中掙扎；臺灣和泰國的表現也遠低於它們的潛力。

　　其次，中國並沒有超乎常人的計畫。始終不變的是，共產黨依然堅決地保持它對權力的壟斷。實際上，其領導權的政治合法性，取決於它能否讓盡可能多的人生活水準不斷提高。對那個目標的追求，本質上是實用主義性質的，而且採取的是試錯法。正如在中國經常發生的那樣，當存在許多不確定性時，即便對那些當權者而言，試錯法也是一個謹慎的選擇。這是投資組合理論在政治上的應用。其中最重大的問題是，經濟發展最終將從政治上把這個國家引向何方。

　　另外兩個因素，使得治理中國變成了一件很懸的事情。其一，是中央政府一直試圖控制那些“不聽話”的地方官員——他們為了讓自己管轄的地區和自己更為富有，在執行中央指令時往往過於流於表面。其二，是既得利益群體日益增長的影響。在一個改革不徹底的領導層的管理之下，既得利益群體正在更強力地維護自身利益。遊說政治如今在北京的重要性，至少已和華盛頓一樣，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往往很難解讀中國政治的原因。

　　第三，經濟支配亞洲外交。在這個因不信任和歷史積怨而分裂的地區，貿易和投資（特別是以跨境生產網路形式出現的投資）所創造的相互依賴，是地區穩定的最強大支柱。不管政治分歧有多大，亞洲國家從未允許它威脅到它們共同追求的出口帶動型經濟增長。鑒於外交選擇有限，人們只能寄望於經濟邏輯繼續發揮主導作用，期望亞洲不要遭遇像諾曼•安傑爾(NormanAngell)1913年預言一樣的命運。安傑爾當時曾預言稱，歐洲國家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以至於互相之間不可能發動戰爭。

　　第四，即便亞洲有可能組成一個緊密整合的經濟集團，那也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除了國家之間相互懷疑之外，中國和日本（或許還有印度）在地區影響力方面的競爭，使得它們難以達成重大協議。此外，亞洲各國在主權方面的高度戒備，以及許多國家內部制度的虛弱，阻礙了進一步整合所需的制度性合作。

　　第五，中國“軟實力”的重要性被高估。北京在全世界的多數外交舉措，首先是受到經濟需求的推動，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在能源及原材料供應安全方面的需求。中國能夠搶到美國前面，更多是因為華盛頓相對而言忽視了必需的政治行銷技巧。

　　真正有效的軟實力，其基礎是內在誘人的國家理念、原則和價值。儘管布希政府已經肆意地浪費了那些資產，但我猜，如果有選擇的機會，多數亞洲人仍將選擇失去光澤的美國夢，而非當代中國嚴厲的約束、無情的唯物主義和精神貧乏。

　　第六，在亞洲眼中，歐洲只是一個產品銷售市場和奢侈品產地，除此之外，歐洲與亞洲並不相干。在歐洲，那些幻想亞洲未來的發展將基於歐洲“模式”的人，實際上是在欺騙自己。我們將發現，亞洲唯一願意擁抱的歐洲模式，乃是模特的貓步。

　　第七，西方對製造業轉向東方的抱怨將減少。如果你除此之外的唯一選擇就是依靠土地和土地之下的東西維持生計，在這種情況下，製造業才是你的選擇。自動化正在減少製造業的就業機會，競爭殘酷，而且真正的高額利潤處在生產設計、行銷和品牌推廣等環節。這就是為什麼從中國到印度，所有企業都渴望超越敲打金屬的簡單業務。

　　第八，限制言論自由的做法，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錯誤的。多數亞洲政府都夢想創造一個有能力進行基本創新的“知識型”社會。然而，正如韓國的偽造人類克隆等醜聞所顯示那樣，它們前面的路還非常遙遠。幾乎所有出生于亞洲的諾貝爾科學桂冠的得主，其所獲榮譽都源自他們在西方的工作，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

　　真正的創新，往往來自偶然的發現，而且強烈地挑戰現有秩序。但是，即便在那些強權政體不懲罰此種行為的國家，恪守等級的態度和歸順服從的傳統，往往培育出知識上的因循守舊。要想改變這種狀況，並非高額科研預算就能完成的。

　　在過去28個月中，這個專欄讓我得到了作為新聞從業者的最高特權，親眼見證了一段正在形成的歷史。它很刺激，經常令我驚訝，有時有趣，有時滑稽。我也經常從讀者的智慧中受益。其中一些讀者成了我的朋友。祝他們好運。也祝願亞洲好運。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