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終時刻的蔣經國
國家歷史特約 黃章晉
20年前，蔣經國在臺北去世。
蔣經國生命最後幾年是在緊迫地與時間賽跑，他要完成的任務太多：國民黨的本土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兩岸關係的解凍……他在奮力衝刺中死去，輸給了時間，但卻贏得了歷史。
1954年，蔣介石在臺灣當選第二任“總統”時和長子蔣經國合影。大陸觀眾注意到，《新聞聯播》播音員張宏民罕見地穿著一身黑色中山裝，表情凝重。他播報的第一條新聞是，蔣經國在臺北去世。
當時的大陸觀眾不知道，蔣經國生命最後階段開啟的民主化大門，使臺灣正在發生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最終將使臺灣成為他們日常最關注的新聞焦點。
20年後的今天，在臺灣，蔣經國不曾因時間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聲譽日隆。每次民調，對臺灣民主、經濟、民生等各方面貢獻最大的領導人，都是蔣經國。 2240萬人口的臺灣，前往蔣經國暫厝的大溪的憑弔者，每年在100萬人次左右。蔣經國執政時期，被認為是臺灣歷史上社會風氣最好、最有希望和活力的時代。
很難找到第二個獨裁者獲得如此評價。
蔣經國在築路工地民主時代的獨夫
蔣經國與一般獨裁者的巨大差別，其實是專制政權第一代獨裁者與第二代獨裁者的差別。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恰好體現出第一代獨裁者和第二代獨裁者的典型特徵。
老蔣保持的是傳統帝王領袖作風和派頭：從不輕易與人握手，非自家廚師的飲食不吃，矜持、刻板、嚴肅，能不與民同樂則絕不與民同樂，在公眾面前，處處要顯示出不凡的領袖氣勢與風度。
蔣經國則完全是一套親民領袖的作風。可以與任何人握手，永遠滿面笑容，永遠與民同樂，低調、樸素，吃穿隨意，讓人認為他是人民一分子。
蔣介石敗退大陸後總結最沉痛的教訓之一竟然是：殺人太少。
而蔣經國的個人經歷則讓其認為，政權的穩固首先在民生。
早年在蘇俄極端艱苦環境的磨礪，使蔣經國擁有超人的吃苦精神。1950年代臺灣修築中部橫貫公路時，參與工地建設的蔣經國與築路“榮民”同甘苦。渴了，與工人一樣嘴對著水龍頭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餓了，隨手抓個饅頭就啃。其不避險阻更非常人可為：他在架在絕壁上的竹梯上爬上爬下，乘坐繩索加籮筐的簡易纜車來來往往。
蔣經國在年逾六旬接班後，外出視察，餓了直接向小飯館買個盒飯就吃，這種親民秀絕非一般政治人物可以做到。即便對蔣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過統計，1978年到1981年，蔣經國下鄉197次，“與民同樂”155天。為視察一條建設中的公路，他竟進山21次。1980年永安礦難，蔣經國挨家挨戶慰問。
日後，臺灣政治人物競選前的“全省走透透”，就始自蔣經國。一個獨裁者，竟無意中成了日後民主社會政治人物爭相效仿的榜樣。甚至蔣經國習慣穿著的一身夾克，也成為今日臺灣政治人物體察民間疾苦的標準裝束。
蔣經國的“十大建設”被認為對臺灣起飛居功至偉，這種宏大規劃亦為後來者模仿。有俞國華的十四大建設，郝柏村的六年國建，民進党執政後遊錫堃的新十大建設。
蔣經國在“十大建設”時有句話曾令後人動容：“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但蔣的“十大建設”帶有鮮明蘇聯計劃經濟色彩。他在回憶錄中即表達過對蘇聯那些令人印象深刻工程的追慕。熟悉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的人對此會有不同的觀感，因為這類獻禮和形象工程，往往不計代價成本和收益，而首長意志往往缺乏科學決策。
蔣經國的“十大建設”亦未能倖免。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宣佈宏偉計畫時，“財政部長”李國鼎竟一無所知，但事後必須無條件四處籌款。事後證明，電氣鐵路工程完全就是一大敗筆。但專制政府，任何政府成就都有宣傳機器無條件造勢，而民主時代，媒體只盯著政府是否犯錯。所以，臺灣歷史只記得“十大建設 ”。
人們很容易記得專制時代的溫情，卻忘記當時專制時代為何無法延續。
蔣經國主政時代，臺灣全社會在經濟、民生等諸多方面持續取得長足進步，對社會的強力控制也在逐漸減弱，但全社會不滿之情反而日益滋生。
到了蔣經國生命最後幾年，臺灣形勢漸成一場變革與危機的賽跑，但他的生命猝然終止，他輸給了時光。
接力棒到了李登輝手裏，經過李登輝早期階段後，蔣經國的歷史任務才告完成。
兩個康奈爾的博士
蔣經國的突然去世，將李登輝意外地推到了歷史前臺。
無論今天人們如何看待李登輝，李登輝在被蔣經國看中時，是個完全無意政治、醉心于學問的學者。他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期間的博士論文《臺灣農工部門間之資本流通》，獲全美最佳博士論文獎。有人稱，如果不是蔣經國，也許臺灣又多了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
1971年，李登輝被蔣經國看中時，他甚至連國民黨員都不是。
突然擾亂李登輝學者人生軌跡的，是另一位康奈爾大學博士，此人突然的人生變軌，把李登輝的人生一頭撞向了政治。原本毫不相干的兩位康奈爾博士，最終殊途同歸，成為同一政治目標的不同角色扮演者。
1970年4月24日，美國當地時間中午12時10分，正在美國訪問的蔣經國在嚴密護送下抵達紐約廣場大酒店，在這裏等著他的是遠東美國協會的一場午宴和酒店外幾十個舉著橫幅的台獨分子——對這類稀稀拉拉的抗議，見慣了世面的蔣經國早不以為意。
當他在護衛人員簇擁下走近酒店正門時，突然一人從側邊的大理石柱後閃出，朝蔣經國一行大扔傳單。此人剛被制止，人群中又沖出一風衣男子，在蔣經國身後不足10米處拔出手槍，大叫“為臺灣人報血債冤仇！”緊挨刺客的美國員警閃電般托起其手腕，子彈偏高射入牆壁，刺客未及開第二槍，就與同夥被一起制服。
開槍者被當地警方連打帶推地塞進汽車前，響亮地大呼一聲：“Let me stand like a man！”。風衣刺客是康奈爾大學社會學的博士生黃文雄。
平時靦腆溫和的黃文雄的突然爆發，雖然令過去熟悉他的人震驚，但黃文雄仇恨大陸人卻人人皆知。他的父親，一個老實巴交的公務員就在白色恐怖中入獄。出國留學後，黃迅速成為“台獨聯盟”成員。
蔣經國這頓難忘的午餐還未吃完，蜂擁而至的美國記者就請蔣經國發表遇襲感言，蔣經國神態從容鎮定：“這些懷有異見的人，他們如果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接見。至於這兩個被逮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把他們釋放。”
美國人的法律成就了蔣經國的仁慈，兩個被捕者不久就分別以10萬美元和9萬美元被保釋。
第二天，接到美國總統尼克森和國務卿羅傑斯的歉意時，蔣經國表現得非常輕鬆：“昨天事情發生之當時，我並未受驚，事後我第一個關心的事則為有沒有人因我的來訪，而被這一‘意外事件’受到誤傷，在知道沒有人受到誤傷之後，我就如釋重負了。一天之後，如不是總統先生和國務卿先生提起，我幾乎都已忘了這一‘ 意外事件’了。”
不過，4•24槍擊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蔣經國終身難忘，這是他平生最危險的遭遇。很長時間後，蔣經國還會對周圍的親隨自言自語地說：“臺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是啊，自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經過20年努力，臺灣迅速從一個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人民生活水準隨著經濟發展有了巨大提高，而這一巨大成就並未伴隨劇烈的貧富分化。固然臺灣本省人外省人有深刻心理裂痕，但在威權治下並未有明顯顯現，臺灣人還有什麼不滿足的，竟然到了非要置他死地而後快的地步。
但凡獨裁者，哪怕開明如蔣經國，都很難聽到不同的聲音，正如張國榮在《紅色戀人》中的那句臺詞：“他只能聽得見槍聲。”
4•24槍擊事件是臺灣政治史上一個分水嶺。蔣經國聽懂了臺灣本省人的聲音。
蔣經國自此沒有再離開過臺灣一步。他開始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臺灣本土的精英人士，台大教授兼“農復會”農業經濟組組長的李登輝此時進入蔣經國視野。
1972年，李登輝成了“行政院”政務委員，這是個一貫安排退居二線的老同志的位置，而李登輝只有一年黨齡。此後，黨內新同志李登輝成了蔣經國四處下鄉調研時必不可少的陪同。
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宣誓就職“總統”。20天后，李登輝就被任命為臺北“市長”。3年後，李登輝又成為臺灣“省長”。誰都看得出來，高大、風度翩翩的李登輝是蔣經國刻意栽培對象。
而無意中成了校友登上“總統”大位推手的黃文雄，保釋後一直流亡。1996年，黃返回臺灣，1998年1月，出任“臺灣人權促進會”會長。
不過，他為大陸人所熟知的，是他一本接一本在日本出版的詆毀中國的書籍，大陸人以為這些書名聳動的作品是日本人寫的，而日本人則以為，高產的黃文雄是個“中國人”，而黃文雄在其他所有場合一直自稱是“臺灣人”。
一個不幸的獨裁者
儘管蔣經國曾聲稱，流著蔣家血的人不再會成為臺灣政治領袖人物。臨死前，他亦強調，蔣家後人不得投身政治。但是，他對二兒子蔣孝武的培養路數，一開始就基本是對蔣介石培養他路數的複製。
1976年，口碑不佳，但還算可造之材的蔣孝武進入情治部門，開始打造自己的班底。幾年後，蔣孝武有了黨務、軍情、宣傳等部門工作經驗的完美履歷。在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命案發生前，臺灣各界認為，蔣經國要蔣孝武接班的意圖非常明顯。
極受蔣經國器重的李登輝，此時其實一直是個光杆司令，並無半點自己的團隊。這點，甚至到蔣經國突然去世，他依“憲法”接替蔣經國之後才開始改變。
江南命案徹底打碎了蔣經國可能的政治安排。美國公民江南橫死美國，聯邦調查局迅速偵破此案，並對新聞界披露：此系臺灣情治人員所為，蔣孝武難逃干係。全世界輿論立即指向蔣經國父子。
自1971年開始被國際社會紛紛拋棄的國民黨政府，此時已無法承受捂蓋子的代價，蔣經國迅速拋出了“情報局長”汪希苓等人，並承認情治部門涉入此案，但輿論依舊不依不饒，於是，蔣孝武被外放新加坡，交給老朋友李光耀看管。
蔣經國是同時代中最不幸的獨裁者。
國民黨政權之於臺灣本土人，始終被視為外來政權，2•28事件的慘痛經歷和長期白色恐怖更加深了這種隔閡。現代社會，還不曾有過一個被人數上佔優勢的本地人視為外來政權的獨裁政府，能穩定延續的。
早年，雷震等外省籍知識份子要求民主很快能被平定，但1970年代的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因直接體現為本省人與外省人政權之間衝突，一爆發就顯示出其巨大力量。以中壢事件為例，事後查明，衝擊軍警和黨政機關的百姓，其實可算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但它背後卻是本省人對外來政權的深刻不信任。
與族群裂痕相伴的另一巨大尷尬是，國民黨政府宣稱“中華民國”是中國惟一的合法政府，然而，20世紀50年代末就已證明，反攻大陸已絕無可能。到了1970年代，國際社會拋棄了“中華民國”，這個“亞細亞的孤兒”名不正言不順，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對維繫蔣氏獨裁統治極為不利的另外一個因素是臺灣經濟、文化的高度外向性。但在一個小而准開放的社會，獨裁統治面臨巨大的國際道德非議。畢竟民主、自由乃是世界大勢。只要居民能與外接觸，民間的不滿和外部的壓力就無日不在。
江南命案後的國際譴責，令蔣經國不能不有所思。他專門詢問英語翻譯馬英九，“戒嚴”（martial law）一詞在英語世界的含義以及觀感，馬英九答：“戒嚴”的英文意義是“軍事管制”、“沒有法律”。蔣經國連說：“我們沒有這樣啊！”
獨裁者都有自虐式的勤政嗜好，蔣經國無疑是最值得同情的一個。但蔣經國的不幸在於，如果不行憲政，即使比今天臺灣的任何政客更親民，更公正廉明，但他想做個守成的獨裁者都不可能。蔣孝武被千夫所指的接班無望，南越覆亡和數任韓國獨裁者橫死的下場，迫使蔣經國在最後的時光為身後之世做出重大舉動。
與時間賽跑
糖尿病的長期折磨和幾十年的苦辛，早早摧垮了蔣經國的健康。處理完江南命案後，蔣經國先是視網膜脫落，接著下肢麻痹，蔣經國已去日無多。
蔣經國一場與時間的賽跑開始了。
蔣的任務有四個：民主化、本土化、民生以及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
1986年3月，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9月，蔣經國表示將要解除實行38年的戒嚴令，並開放黨禁，開放報禁。此言一出，令島內民運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會，民主進步党成立。
反對黨公然成立這還了得？情治部門立即呈上反動分子名單，蔣經國未批，他淡淡地說道：“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蔣經國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Graham女士時，告知臺灣“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
10月10日，蔣經國在“雙十節”發表要對歷史、對10億同胞、對全體華僑負責的講話後，指示修訂“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開啟臺灣民主憲政之門。
馬英九在聽到蔣經國親口說要開放黨禁、報禁時，當即被一股“我們正在創造歷史”的電流擊中，但國民黨要人則紛紛質疑，“國策顧問”沈昌煥說：“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
“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蔣經國說。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實施時間最長的戒嚴令宣佈解除，臺灣人民真正擁有了自由組黨、結社、辦報辦刊的權利。
1987年12月25日，蔣經國坐輪椅參加行憲紀念日大會，此時他已不能說話，“總統致辭” 由“國大”秘書長何宜武宣讀。會場秩序一片混亂，台下的民進黨籍代表頭纏布條，高舉橫幅大聲抗議、喧嘩。習慣了靠特務機關將臺灣整治得井井有序的蔣經國，也許是第一次見識自己親自從魔瓶釋放出的民主。
面龐浮腫的蔣經國離場前，默默地凝望著主席臺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這是蔣經國留給世人的最後一個鏡頭。
19天后，蔣經國病逝。
當天，臺灣全島鮮花銷售一空，成千上萬的臺灣人自發街頭列隊向蔣經國致哀。
變革以巨大的慣性繼續向前。
1991年4月，臺灣“國民大會臨時會”召開，制訂“憲法增修條文”，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92年5月，“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被廢止。
1994年，臺灣“省長”直選，讓臺灣人民每人一票選舉“省長”。
1996年，臺灣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總統”民選。
蔣經國未能完成與時間的賽跑，他的前三個任務由繼任者完成，第四個任務在今日已變成嚴峻的台海危機。但他贏得了歷史。
馬英九在《懷念蔣經國先生》一文中對蔣經國的評價也許最為平正：
“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肆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曆久彌新。”
先鋒《國家歷史》2008年1月下旬刊 (本文來源：國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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