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生物戰爭的起源及社會與文化後果（何新）

中國古代生物戰爭的起源及社會與文化後果

何 新

何新按：此文介紹和披露中國古代歷史中一段鮮為人知的隱秘，在此之前從未見諸任何報導和研究。發表此文的目的，是使人們知道大疫對人類歷史曾產生難以預料的久遠影響。因此，對眼前正在發生的這場疫情，直到最終找到有針對性的藥物和療法前，雖然不必人為恐慌(沒有任何意義），但也確實不可忽視。個人認為，此次非典的爆發，應引起國家及人們的警覺和反思：

1.全民衛生及防病體系不容漠視和破壞。也不能走市場化道路，否則雖得小利於一時，卻遺大患於千秋。（毛澤東時代有“6•26指示”及謀建赤腳醫生農村醫療體系，極具遠見。）

2.對作為當代不對稱戰爭重要內容的生化戰爭，國家應提到戰略高度給予重視和研究。這次人們應特別感謝軍醫科院的軍事專家們，是他們及早找到了此病的真正病原及檢測方法，並且開發了有效的干擾素。

（可資對照的是衛生部方面的個別專家，直到4月14日，當軍事醫學部門及國際醫學界均於12日前後已確認非典病源是冠狀病毒後，仍在中央電視臺的焦點節目中堅持病源是所謂“衣原體”，雖然他們早在年初即已參與了有關疫情的調研，但由於學術上堅持門戶之見和技術性的誤判，貽誤了幾個月的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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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生化武器進行的戰爭，起源于漢武帝後期的漢匈之戰，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此事件關係西漢後期，以至兩漢魏晉數百年歷史，影響至為深遠。但迄今從未被史家所論及，茲綜括史料，簡述如下。

我在編制《漢武帝年表》時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漢武帝著名的“輪台詔”中說：幾年前匈奴將戰馬捆縛前腿送放到長城之下，對漢軍說：“秦人（按此即西語 china即“秦人”之稱的起源），你們要馬，我送你們戰馬。”而所捆縛的這些戰馬，是被胡巫施過法術的馬匹。所謂法術，當時稱為“詛”或“蠱”。實際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漢地所沒有的病毒的帶疫馬匹。漢人將此馬引入關後，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時代漢匈戰爭之後期，由於漢軍攻勢猛烈，“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阻（詛）漢軍。”

埋牛羊如何能阻擋漢軍攻勢呢？原來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詛”過的，漢軍觸及或食用或飲用過設置牛羊屍體的水源，就會大染疾疫，使軍隊喪失戰鬥力。顯然，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生化武器。”這是人類歷史上見諸記載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資料參看何新《中國歷史與國民意識》第428頁。）這種生化戰的後果，《史記》、《漢書》未作詳述。但《通鑒》記東漢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規伐羌之戰，“軍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對當時軍隊戰鬥力影響之大。

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歸後，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謎。但是《漢書》本傳記：

“驃騎將軍登臨瀚海，取食于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他的部隊不帶糧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則在胡巫施術後，部屬必多染疾疫。這位名將一向體魄壯健，剽勇過人。遠征歸來後，突患暴病而夭折，現在看，則很可能也與匈奴的“生物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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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後期，國中已數起大疫。由於當時人認為，來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詛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對胡巫的警惕。天漢二年秋，下詔“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專使欽差“直旨繡衣使者”糾察胡巫。這也是引發後來“巫蠱之禍”的來源。

巫蠱之禍，是發生于漢武帝晚年一次嚴重的宮廷變亂，其直接目標是搜尋和打擊致人病蠱的胡巫。但由於擴大化，株連甚多，引發了激烈的宮廷政爭，這場變亂最終導致武帝心愛的兒子、儲君衛太子劉據之死難。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認為這也是由於匈奴搞生物戰所間接引發的一次重大政治事變。(此事當另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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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胡巫）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為“傷寒”。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徵，一是因發高熱而苦寒，《黃帝內經》熱病篇：“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一是患者體有斑瘀（所以稱為“傷”），死亡率很高。

由於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10—20年的週期反復發作，頻頻不已，綿延不斷。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以及醫學上，均對中國歷史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和變化。東漢末名醫張仲景總結治療疫病經驗寫成名著《傷寒論》，就是從中醫學上對兩漢時期流行瘟疫的一部總結性著作。

西漢後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綠林起義引爆的社會動亂，原因除當時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外，與大疫的流行也有關係。總體來說，當社會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響社會安定。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至東漢後期，疫情再度頻繁發作。

特別是東漢桓帝延熹年間國中屢發“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對軍事的影響已見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稱：當前“天象異，地吐妖，人疾疫，”可能會引發社會變亂。這一預言不到二十年就應驗了。桓帝死後，靈帝時代大疫又於西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暴發流行。

其中尤以靈帝光和五年春（西元182）的大疫最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西元183年），張氏三兄弟（張角、張寶、張梁）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其徒黨詭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燒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間，天下回應。這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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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巾起義，中經三國分裂，直到晉武帝泰始元年（西元265）重新統一中國為止，戰亂分裂綿延持續八十餘年。而在這期間，瘟疫仍然反復發作不已。

東漢末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悲沉地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經年以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意謂“我的家族人多，二百餘口人，自建安元年以來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於傷寒。”）


戰亂與疾疫，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銳減（由西漢全盛時期的5000萬銳減去四分之三）。毛澤東曾注意到漢末三國時期中國人口的銳減，雲“原子彈不如劉關張的大刀長矛厲害”。其實，導致這一時代中國人口銳減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戰爭，而是饑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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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當時人稱為“傷寒”的這種流行瘟疫究竟是什麼疫病，這一點過去史家無所論及。但從有關史料看，這種疫病發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徵是高熱致喘，氣絕而死。一些患者體有血斑瘀塊。（故稱為“傷/瘍”。）

根據史料所記述的疫情特點：（1）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2）起病急猛，高熱，（3）患者體有出血瘀點，（4）具強傳染性；似可以推斷當時流行的這種“傷寒”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熱。

流行性出血熱（EHF）又稱病毒性出血熱，是一組由動物性蟲媒病毒（特別是鼠類）引起的傳染病。以高熱、出血、體有出血斑點和休克為主要臨床特徵，病死率相當高。（40%—50%）[“出血熱由漢他（灘）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稱為漢灘病毒肺綜合征，英文縮寫為HPS。”]

現代醫學認為出血熱的宿主動物和傳染源，主要是小型齧齒動物（包括家鼠、田鼠、倉鼠）。但臨床上已查出30種以上動物可自然攜帶本病毒，除齧齒動物外，一些家畜也攜帶EHFV，包括馬、家貓、家兔、狗、豬等，證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為病毒載體的宿主動物本身染疫後，卻很少發病，而只是通過接觸將瘟疫傳給人類。

我們可以設想，匈奴將馬匹和牛羊屍體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詛”、“蠱”）後，將動物或動物屍體施放給漢軍。漢軍染病後，其排泄物又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復傳播。由此即引發了自西元1世紀至4世紀前後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反復發作的“傷寒”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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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疾的流行引起東漢末民間道教與王室貴族中佛教的盛行。實際上，在中國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時，都是作為一種醫道和長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戰國後期東齊海濱方術士的民間信仰。（陳寅恪觀點。）西漢時期與黃老哲學及導引吐納養生方術相結合，僅流行於貴族中。漢武帝尊儒而貶黜黃老，黃老之術降入民間。在東漢後期，由於“傷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張陵、左慈、張魯等以符水方術為人治病，傳佈“太平清領書”（《太平經》），使其逐步發展為道教。與黃巾的“太平道”一樣，其在民間的流傳與當時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關係。

浮屠（佛教）于戰國未已入中土，但其立教並開始流行於上層精英中，則始於後漢明帝時期。東漢後期，精英貴族中（當時稱為耆舊俊彥）開始流行崇信佛教。當時認為，“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也是一種養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西元65）致楚王英詔書：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

潔齋即潔靜服素守齋，是一種養生保健之道。在東漢末桓靈時代的疾疫流行時期，漢桓帝亦于宮中設立黃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來，臣民已多有習浮屠術者，至桓帝，方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漸盛。”

我們應注意到，早期佛教的傳入，不僅包涵著經、教、學、法的傳入，也包涵著古印度醫學和醫術的傳入（湯用彤曾論之）。桓帝時在洛陽傳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學大師，也是一位醫術高超的名醫。所以信徒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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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割據的建安正始時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僅平民，當時的名士貴族，多夭折短壽。例如所謂建安七子、正始七賢（即竹林七賢），以及一時名士王弼、何晏諸輩，多數死於在年（四十歲左右）。善養生的阮籍，也僅活了五十餘歲。貴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當時人多數死於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吳質書》中曾悲歎說：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戰亂兵災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時代成為一個色彩陰暗悲愴的時代。

難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詩作常以“七哀”為題，作悲苦之音，充滿蕭殺之氣。如阮瑀的“七哀”：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民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台。身盡氣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設不禦，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王粲“七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長安，晤彼林下泉，喟然傷心肝。”

由此引致中國哲學及文化主題，由兩漢時代本以經學政治倫理為主題的討論，轉變到魏晉時代關注存在意義和生命真偽的問題討論，導致清談和玄學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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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談”一詞，源之于曹丕詩：

“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眄敘憂勤。”

清談談玄之風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如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與疾病的救治有關。）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號放縱之論盈於朝野。”（晉書•言傳）

魏晉時期哲學中流行崇尚虛無與放達的存在主義，文學充滿中慨歎人生苦短，生死無常的空曠、悲涼、清脫、玄虛的氣氛，構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點。此不僅與當時的社會動盪不安有關，也與人類在瘟疫面前的無能和無力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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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漢末的動亂，連年的戰爭及瘟疫殘害了無數人的生命，生存問題遂成為尖銳的問題，貴族、士人為躲避疾疫，延長生命，多親自入山採集藥石。如名士“（嵇）康嘗采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晉書•康傳）又如著名貴族、書法家王羲之“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晉書•王羲之傳》）
山水之美，也是在名士們在采藥與浪遊之中發現的。當時士人所練導引吐納，服藥采煉之法，名為求仙，實仍是求現世的祛病健身之術。

針對“傷寒”的流行，當時士人流行服用一種能致人發熱的“寒食散”。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鐘乳、石硫黃。（餘嘉錫對此有詳考。）用這些原料煉出來的藥物，服用之後，據說能散寒氣，補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寒食散發候篇》雲：“近世尚書何晏，耽好聲色，始服此藥，心加開朗，體力轉強。京師翕然，傳以相授，曆歲之困，皆不終朝而愈。”

所謂“曆歲之困”，應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換句話說，五石散在當時之流行，是由於被認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自何晏用後，在士人中逐漸流行。“寒食散之方雖起於漢代，而用之者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導也。”書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薦，服後說：“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全晉文）服藥後生幻覺，稱“散心”，生幻力，狂走發散，稱“散步”。這些語言創自當時之服散者，一直流傳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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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瑤在《中古文學史論集》中指出長服五石散者，因藥性的作用，會影響人的性格，使人變得暴躁、狂傲。服藥使人的容顏會有所改觀，服藥還使人的行為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魯迅有一篇名作曾論及藥酒及魏晉文化風氣之關係，他注意到當時貴族士人多服藥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晉風度。魯迅說：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了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

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服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裏都是很苦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除此之外，為避疫疾傳染，當時許多士人遠避人世，尋找幹淨土，於是又有回返尋找大自然的風尚，遂導致山水詩及山水文學的興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為餌，而且藥力必須借酒力發散。因此當時士人亦多縱酒。《世說新語》記：“王孝伯雲：‘名士不必須奇才，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王大佛雲：‘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世說新語•任誕》)

飲酒後嗜睡，可以拒客絕交游，成為當時名士的處身之道，即所謂“閉關”。例如“阮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鐘會數以時事問之，顧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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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世昌說，魏晉名士習尚服藥、飲酒、清談、放蕩、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樂、好享樂和自暴自棄的頹廢。近時文壇論及魏晉風度，猶有人推崇魏晉時士人之服藥、飲酒、山水遨遊，認為魏晉士人崇尚“自由”。卻殊不意識到這實際是根源於一種大不自由的背景——當時社會動盪，民生艱難，又時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奪人性命。因此，對於士人來說，魏晉時期乃是充滿憂患的痛苦悲哀的時代。所謂通脫，放達的存在主義，不過是精神上尋求解脫的一種自慰的表達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雖是漢代這場生物戰的最初發動者，但其本族後來也成為嚴重的受害者。史載自武帝征和年代後，匈奴部亦屢遭大疫，導致人口銳減。在漢軍的打擊下，勢力急劇衰落。隨著北匈奴的西遷，在西元三世紀後，這種瘟疫爆發於中亞。5世紀間流行到羅馬，10世紀前後傳佈到幾乎整個歐洲。其間反復發作，對中古歐洲歷史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世紀晚期著名的文學作品《十日談》，就與當時在義大利流行的“黑死病”即出血熱有關。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討論的範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