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批駁李澤厚先生的“儒學四期與轉換性創造”

新奴才主義——評李澤厚先生的新儒學觀點

2005-12-15 最初發表在http://www.im80s.com/

　　以前我從未拜讀過李澤厚先生的書，不過一直有聽說他對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之精闢，但甚憾於沒有時間去做那方面的研究，因為我還沒有把那一整套《劍橋中國史》讀完。對於古代中國人的思想，我也就只是憑著自己那一丁點對教科書的回憶以及《劍橋中國史》上的理論在理解。所以，當我早兩年聽說杜維明、牟宗三先生的新儒學的時候，我頗感驚訝，大概的看了看，覺得意思不大，也就沒有去深挖。不過，今天很有幸從《經濟觀察報》2005.12.12第41版《觀察家年會》上面看到李澤厚先生的《儒學四期與轉換性創造》，我是懷著崇拜的心情來讀李先生的文章的，不料讀完後不禁大汗淋漓。

　　李先生的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重要話題：儒學應該分成四期而不是三期。這是個學術問題，說說也就罷了，我們替古人擔憂也沒什麼必要，但他馬上說，我們要進行轉換性創造，這個就把他的新奴才主義的面目抖了出來。聽說李先生是湖南人，我也是，我說老鄉你真聰明啊，不過有了你我們中國人都完了。

　　何謂儒學三期還是四期？杜維明先生認為，儒學的發展應分成三個時期：先秦儒學，孔孟之道；宋明理學，王陽明和朱熹；新儒學，牟宗三和熊十力。而李澤厚先生認為，儒學發展分四期：先秦儒學，孔孟和荀子；漢儒，董仲舒；宋明理學，王陽明和朱熹；現在的新儒學。這兩種分法究竟有何種不同？三期學派摒棄荀子和漢儒，是為了把儒學的思想抽象化，人學化，以使之成為一門學說。而李澤厚先生的四期學說把一切與儒有關的全部加注到儒學這個概念之中來，使儒學不成之為一門學說，而是要把它變成一種主義，以為治世之道。

　　從學術上來看，我無意于抹殺荀子、董仲舒和漢儒，畢竟他們的思想舉足輕重，對我大中華的幾千年發展之歷史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沒有荀子對孔孟的反思，就不會由他引領法家思想的出現；沒有董仲舒的“王道通三”和讖緯之術，就沒有幾千年古代文人對帝制思想的擁護，也沒有這麼多神神鬼鬼的傳言能導致王朝們的覆滅，更談不上範縝的《神滅論》了。荀子引領出法家到漢儒把法家收進來形成外儒內法，儒家的這段歷史帶來了中國文人的政治抱負，也使得儒家和儒學的概念越來越模糊。今天我們一談起儒家儒學，除了幾個標誌性人物之外，並無法給他們及思想下一個定義，結果是儒學思想成了古中國思想的代名詞，就好比我們說西方思想，但這不能叫做一門學說。所以我是很贊同杜維明先生等人把儒學的形象還原為人學的努力的，畢竟孔孟的思想核心就是這個。

　　李澤厚先生提出四期說，其對學術發展所作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但很明顯，李先生已經融入到古代文人的思想之中去了，李先生的政治抱負昭然若揭。李先生在文章中聲稱，“今天如果我們還講儒學，就也應該吸收外國的、現代的東西，主動地吸取馬克思主義，借鑒包括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進行轉換性的創造”，李先生的夢想是，“走出一條既不是過去的計劃經濟、也不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而是中國自己的路，創造出比傳統中國、外國模式更加合情合理的社會”。在我早兩年自己研究專制主義的時候，就感覺到這樣的一種可能的社會形態，這就是專制主義的未來的發展之路。李先生顯然有參與到“和諧社會”的理論建設之中來，而且他這個龐大的工程不可以說設計的不精巧，李先生已經開始為這個工程先行鋪路了。

　　大家都生活在這個時代，都接受著這個時代的教育，不會一點不懂當今的政治模式。今天的中國，的的確確是富有中國特色的，至於是否社會主義那是個爭議話題。我們的國家不同於中外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黨也絲毫與當今任何政府和党完全不同。這是一個糅合一切的狀態，是古中國中庸思想的體現，我們國家沒有反對黨，卻不像西方學者認為的那樣處於政治既不穩定之中。我們國家的黨在我看來甚至都不能稱之為一個黨，它是一個代名詞，代表著權力、官宦之路以及掌握著權力的一個階層或集團。它內部分成三個等級，最高層實行少數人的民主，中間階層實行地方的封侯與共和，基層實行類似於“政教合一”的專制。就是這樣的一種政治模式，穩穩的玩轉了幾十年，而且還有著頑強的生命力。把一切發展和思想創新歸功於“集體智慧”是完完全全正確的，因為任何一個獨立的個體都是無力完成這樣一個精巧的統治機構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是古中國思想的遺存和發展，這是自漢朝開始的儒法結合的統治思路的延續。但是，這是有害的，因為這種架構直接維護了等級化的社會制度，任何一個思維活躍的個人都會被這樣的社會壓得喘不過氣來，這也就無怪乎我們沒有諾貝爾獎，無怪乎我們總是被指為缺乏創造力，因為我們所有的精力全部耗費在這樣的一個體系之中了。

　　但是，在今天這個時代，單憑馬克思主義仍然得不到足夠的專制力量。西方學術精神本身是講究精神獨立和邏輯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過程或稱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就很容易被學術界指責為修正主義，認為這樣做就脫離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研究範疇。學術界自然也會影響到公眾輿論，這樣馬克思主義就難以說服大多數人。因此，現在的中國社會普遍缺乏一種共同的價值取向，缺乏中國人的公共精神。這也是當下的“新儒家”們努力推行新儒學的主要原因。

　　李先生的儒學四期說對於目前的狀況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拐點，這種假以“儒學”稱謂的學說很容易套上民族精神的外衣，這也就意味著在這個還遠不夠重視人權的時代，這樣的外衣會使之形成對大眾思想的強姦，我們好不容易發展出來一點獨立思維的精神又將被抹殺掉，也就更談不上人格的獨立和學術精神。但是，幸好這還只是個萌芽中的思想，一旦成熟起來它會與專制主義的未來發展以及外表和諧內在奴役的社會形態結合起來形成令人恐怖的“三位一體”，那樣一來，我們的後人將會不得不再次忍受幾千年的令人窒息的奴役。這種奴役不是簡單的像奴隸主對奴隸那樣的奴役，而是整個文化形態的整個民族思想的自我奴役，是任何人都無法掙脫的奴役。如果這樣的狀況真的出現，任何精神思想上的獨立都將再次被關進僧院的大門之中，那才是最恐怖的地獄……

後記

　　一種思想一種主義一旦變成無所不包的東西，那它就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專制力量，任何試圖對它挑戰的獨立精神都將被深深的壓抑，這就是董仲舒的漢儒的恐怖力量 之所在，也是李澤厚先生的儒學四期說的恐怖之處。所謂轉換性創造，就如同詭辯術，你永遠駁不倒它，因為它什麼都是，也可以是你剛剛創造出來的思想，但是它 本身不會努力去創新，因為無所不包的權威沒有創新的動力。當然，也不是一成不變，這種權威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如何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來保障自身的權威地位， 所以，這會使得文化專制愈演愈烈。

附：儒學四期與轉換性創造

李澤厚

《經濟觀察報》2005.12.12第41版

　　何力先生說，企業家不僅僅關心賺錢，還關心文化、道德、社會發展、國家前途、人類命運這樣一些大問題。這是好事。我以前就有個吃飯哲學，我說吃飯是為了活，但活不是為了吃飯。如果說活就要賺錢，那賺錢又為了什麼？為了享受？那好像太小了，你賺的錢是花不完的。那到底為了什麼。這裏可能便有追求人生意義、生活價值、終極關懷、關心國家民族和人類命運的問題。可以理解，企業家關心這些問題是有道理的，不是為了賺錢而賺錢，而是有更高的目標。這就與儒學相關了。

　　儒學有一個很大的特點，跟基督教、伊斯蘭教有區別，就是它力求在地上建立“天國”。在經驗和理性裏面提取理性，但它又有類似宗教的信仰。不過儒學到底是什麼東西？並不是很清楚。它是宗教？還是哲學？是宗教哲學，還是哲學宗教？學術界有不同意見。

　　最近學術界爭論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也與這個問題有關。現在儒學好像很熱，但1980年代是反儒學，90年代以來是儒學熱。80年代反儒學的時候，我說了儒學好的方面，被年輕朋友罵。現在儒學熱的時候，我認為對“儒學熱”要冷靜，於是又挨批評。一個根本問題時，儒學到底是什麼並不太清楚。

　　“儒學四期或三期說”便涉及這個根本問題。儒學歷史很長，到現在已兩千多年，美國學者杜維明把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先秦儒學，孔子和孟子；第二個時期是宋明理學，朱熹和王陽明；第三個時期是二十世紀的熊十力、牟宗三。我說的儒學有四期，第一期是孔子、孟子和荀子；第二期是漢儒；第三期是朱熹、王陽明；第四期就是現在。“三期說”主要強調儒學就是講道德修養，儘量提升儒家宗教性的方面。杜維明的老師牟宗三寫了四大卷的《心體與性體》，把儒家的宗教性、對個人的終極關懷講得很深刻，但可惜是一種“深刻的片面”。我提出儒學“四期說”認為，不要一講儒學，便是道德修養。儒學遠不止這一方面，除了心性“內聖”，還有“治國平天下”經濟事功的“外王”。《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等等。這與心性並沒直接關係，而是儒家對人類、對社會的一種遠大理想。“三期說”只談孔孟，我卻認為荀子也很重要。荀子也講修身，但他講了很多社會政治方面的觀念。例如他說人不同於動物，是能製造工具。“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人之所以能走千里，因為他能馴服快馬。人之所以能渡江河是因為能造舟船，非常重視工具，也就是今天的科技生產力。所以，我認為儒學不光是講內心修養，並不只是宗教。

　　“三期說”追求儒學宗教的品格，宗教的超越與歷史可以沒有關係。我講儒學四期卻是隨歷史而發展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我以為一成不變就死了。中華文明能夠這麼多年延續下來，也正因為此。我剛從印度回來，我也去過埃及，也看過印加文化，也看過柬埔寨的吳哥窟，那些建築都很了不起，甚至超過中國。但因為不能隨著歷史發展，這些文明都先後滅亡了。而要發展就必須吸收、接受外來的東西，進行轉換性的創造。漢代的儒家吸收了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的思想，而且把陰陽五行作為自己理論的骨幹，把社會、自然、政治放在一個回饋系統來考慮，發展了孔孟荀的儒學。今天如果我們還講儒學，就也應該吸收外國的、現代的東西，主動地吸取馬克思主義，借鑒包括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進行轉換性的創造，使新的儒學和整個中國文化煥發出新的面貌。

　　怎麼樣轉換性創造？這就是西體中用。體是什麼？體就是生活的根本、本體。本體什麼意思？最根本、最實在的東西。我提出“西體中用”是針對“中體西用”，儒學四期是針對儒學三期。有人認為，“體”就是道德修養、文化、精氣神什麼的。我認為，億萬人民的日常的現實生活才是體，這也就是現代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也就是馬克思講的社會存在。為什麼說“西”？因為這是從西方引進的。“西體中用”我是1985年提出來的。事實上，我們講改革開放，不就是講向西方學習、引進和開放嗎？不就是數理化、電腦、英語等西學嗎？這是現代生活所必需的東西。但把他們應用到中國（中用）以後，就會產生新的形式。要和中國實際結合。這個現代化的生活本體改變了一切。這20年來思想意識改變很多，原因是什麼？原因是經濟發展，也就是這個生活本體變了。

　　而在這個體的基礎上，如何做到很好的中用，這就要結合中國實際和儒學了。中國人注意人情、親情、鄉情、報國之情等等，不只是冷冰冰的理性和法律，這些東西便是中國儒家和中國整個文化所給予的。但先要確定什麼是基礎？基礎還是現代化生產生活方式，他以契約為基礎，以競爭為條件，以效率為原則。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夠講人情。如果以人情為主，契約、效率為次便錯了。我們提倡協商、調解，不僅在經濟上，在各方面都這樣，不必事事上法庭。但畢竟要在法制基礎之上才能發展這些。主次要分明，我們仍然要系統地學習西方的管理體制，現在不是太多，而是不夠，無論微觀或宏觀都是如此。

　　何力先生提到我講過實用理性。實用理性講合情合理，“理無可恕，情有可原”，倒過來就是“情有可原，理無可恕”。西方是平等的複合句，中國卻經常以後面一句作結。實用理性重視不僅要合理也要合情，不是冷冰冰的理性，還要有人情味，但必須在理的基礎上講情，這樣才能走出一條既不是過去的計劃經濟、也不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而是中國自己的路，創造出比傳統中國、外國模式更加合情合理的社會。以前講創造就是革命性創造、批判性創造，我講的轉換性創造是一種改良性的創造，不必很急切的破壞、革命，而是逐步地學習和改良來創造出新的東西，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上。這正是合情合理的實用理性。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平穩和諧地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得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