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丁學良
2008-12-19
如前文所述，中國過去20年的發展主流，是國家資本主義及伴生的特權資本主義，其他形態的本土經濟活動都是在它們的夾縫中討飯吃。在說明這樣的發展模式必須轉型時，我得先列舉幾個他人常年研究的發現。
清華大學研究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組發現，中國的社會流動在近20年來，發生了顯著變化。他們關注的主要是，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什麼樣的人能夠有更多機會達到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上升，什麼樣的人缺乏這些機會？
據他們的經驗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間，中國很多社會基層家庭的子女，能夠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階層的機會，遠高於1990年代初之後。因為在這之前，中國的教育機會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資源，在社會裏分佈的較廣泛，家庭所承擔的教育支出較少，主要由國家買單。這樣，很多貧寒子弟可以通過高等教育，在社會裏獲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們的研究發現，1990年代初之後，中國的社會流動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紀初，就更難發現大面積的、來自中國社會底層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機會——那些既無權也無錢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們翻身的機會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等人做的。他們研究的是中國金融體系和各級政府對非國有的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在財政金融上的支援。他們的研究也發現了一個過去30年中重要的變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國的金融系統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對非國有、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相當大。然而，這種趨勢從1990年代初以後急劇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國中央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越來越大量照顧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的壟斷性國有企業。
他們強烈建議，反思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不能把30年當作一個整體。因為其間有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種研究是耶魯大學商學院教授陳志武等作的，他們分析中國每年GDP的增長，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結果發現，這塊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塊，第一是最大的一塊，被政府拿走了，即財政稅收；第二塊較小的，被城鎮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塊，則是被農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國的財政稅收相當於當年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後來的十多年裏，即從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發展，特別是非國有經濟增長迅速，使得中國政府從全部財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對處於下降趨勢——儘管總量在上升。這說明當時的中國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轉變。到了1994-1995 年，中國政府的財稅規模相對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財稅體制改革後，發生了巨變。到了2007年，中國政府的財稅已經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 年前增加了四千萬人口的規模。這個數字還不顯眼，更顯眼的，則是全國資產性的財富總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間。特別是，從1995年稅收政策改變，到2007年的12年間，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5.7倍之多。而同時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農民的人均收入只長了1.2 倍——差別實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個例子，儘管研究領域不同，但相互印證並大致吻合。
所以，中國的國富民窮，是從1990年代初開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則是中國過去的GDP增長，主要是兩個輪子拉動——政府投資和出口占了大頭，國內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來的話題。過去30年裏，中國早期推動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在鄧小平式的資本主義——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鼓勵之下，一些無權勢的人開始發財。但1990年後，先富起來的人越來越屬於權力階層及其親友。以權力來交換市場機會、以特權獲取財富等等——特權資本主義的趨勢越來越突出。
正如我說明的，特權資本主義是官僚資本主義的退化形式，國家資本主義則是它的高級形式。過去20年裏，中國的特權資本主義趨勢增強，與國家資本主義趨勢增強，是同一過程的兩面。這種發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國經濟的兩個前輪——政府支出和出口——越來越大，而居民消費的後輪越來越小。
在我看來，"內需不足"是個模糊說法，常被中國官員拿來誤導公眾。今天中國應該強調的，不應該是一般性的"拉動內需"，必須從更深層次去解構這個神話。準確地說，中國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結構調整的關鍵。
每次談到刺激經濟的時候，很多中國官員總是說，好，我們加大內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內需"的細節，絕大多數是政府投資，拉動的還是“官需”，而非 “民需”。所以，海內外眾多分析家反復說一個基本道理：在全球經濟體中，GDP中居民消費所占的比例，中國是最低的，只有35-37%，並且持續下滑。即使如印度這樣比中國還窮的國家，居民消費所占比例也達到60%左右，更不用提發達國家了。所以，中國的內需不足，嚴格地說是“民需”不足。
本次經濟危機衝擊之下，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一大車輪——出口，越來越弱化。根據FT上中國國家發改委官員的文章，北京的40000億投入中，真正加強社會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億，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億的農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這一次中國的大規模刺激方案，依舊是拉動“官需”。難怪網上有笑話說，40000億又是拿來建“萬里長城”和“阿房宮”。
中國要真正從這次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從帶有慢性病症狀的增長模式走出來，就必須讓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重大轉型，從"少數人先富起來"，轉向大眾資本主義——讓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有發財的機會、從而有遞增的民間消費能力，這才是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最重要的輪子。
走向大眾資本主義，我們應該回顧中國改革初期，在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時，在萬里、習仲勳等人的協助下，那時首要的考慮，是廣大民眾脫貧進而致富的政策。當時那麼做雖然受條件的制約，但基本目標是明確的。可是從1990年後，中國的"民富"目標越來越邊緣化。目前的衝擊，只不過是把中國1990年以後三點一面的"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的模式，即國家資本主義及其伴生的特權資本主義的風險，暴露出來。
中國走向大眾資本主義，必須增加資源和機會的公平分佈，包括創業的、職場裏升遷的、在全國各地流動和發財的等等。在各行各業裏創業和發展的資源及條件，應該大量開放給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壟斷在政府手裏、然後大量暗中輸送到權勢者親友的手裏。
中國要轉向大眾資本主義，就得在金融體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變，不能將普通民眾存在國有壟斷銀行裏的錢，沒完沒了的注入大型國有壟斷企業，而對私營企業又壓又打。現在已有讓中國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應儘早讓它們完全合法化，與國有銀行平等競爭。此外，中國還必須在反壟斷上多做實事，不能讓壟斷性的國有企業從民間吸血太多。
同時，中國政府應在人力資本方面扶持弱勢群體。很多國家在作經濟調整時，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從夕陽產業轉向朝陽產業的人，進行財政稅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職業（再）訓練和正規教育的個人成本。
中國的服務業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問題。中國服務業中，民間經營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館、洗腳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級服務行業的部分，政府控制太嚴。這一塊不放開，中國就很難出現大量高附加值的、創新的、提供高學歷者就業機會的新型第三產業。中國應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藝術、傳媒、衛生等行業的私營企業准入門檻。
只有通過綜合性的對內開放，中國才能轉變到大眾資本主義，讓更多中國的普通公民，無論是來自鄉村還是城市的，獲得更多的創業機會，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資本的機會，推出更多新型企業的機會。這對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下的中國，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如果把拉動內需仍然集中在拉動官需，中國的增長模式將難以持續。要實現從拉動官需向拉動民需的轉變，就必須讓中國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創業、發財、控制財富的機會，從"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的不平衡走出來，邁向"民富國強"的公平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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