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之前，父親偶爾去一下耀邦叔叔家，但始終沒讓我們去過，早些年叔叔住富強胡同6號；
1987年開始，隨父親去胡家，但很有限；
1989年之後，耀邦叔叔走了，從那時起，父母親幾乎年年去叔叔家，我曾陪同他們到會計司的25號送過挽聯：魂牽夢繞，只有人民；在天在地，真正英雄。
……就這樣長達十餘年，直到父親、母親先後住進醫院為止。
而這之後，我自已，則年年去，甚至一年好幾次，……。
2009年的新春之際，再一次踏進了會計司胡同。今年已是88歲高齡的李昭媽媽，走起路來依舊是腳步輕輕。
看見我們姊妹帶去的一個已經綻放著不少豔紅豔紅梅花的盆景，老人甚為高興：“紅梅花喲”。我說，“就是想圖個過節喜慶，讓您高興。”
我對李昭媽媽說，以前跟父親來您這兒無數次，但從未聽老爺子講過，他與耀邦叔叔和您怎麼會那麼熟悉的事兒。一直到父親2001年去世之後，組織上給我們看了父親在五十年代初，自已填寫的一份履歷表，那上面清楚地寫著，當年李昭媽媽曾是父親的黨小組長，是父親在延安時期的證明人之一。李媽媽聽完我的話之後，不加思索地糾正我說：“那不是在紅大，是在黨校。”
當李昭媽媽的小兒媳小平拿出由李恒簽了名的那本送給我的《思念依然無盡》時，我接過來，幾乎不敢翻看，我害怕自已會淚流滿面，我知道。
會計司胡同一點都不森嚴。2007年之前，幾米之外的斜對門就是居委會大媽們的聚居地〈辦公室〉，進進出出熱鬧非凡，25號的隔壁清一色是些普通老北京市民的住家……。而今年之所以有變化，只是因為新貴們重圈了這些民房的風水寶地，它們與中南海真正只有一牆之隔。
當年胡老爺子在世時，對門衛有明確要求：凡來此反映情況遞交各種信件的，一律不得拒絕。
不僅必須收下，還會親自批閱。所以在位短短幾年，共批閱僅普通民眾來信2000多封，而且可以說，基本上都是老百姓從這個門裏自已個人送進來的。那幾年裏，全國共平反了各種冤假錯案300多萬件。這當中不僅有失散流落他鄉的老紅軍，西路軍的王泉媛等，還有彭黃集團，61個集團，潘漢年那批白區工作者，馮白駒那批地方革命領導人，還有老科學家、老藝術家、老知識份子象孫敬修，以及全國幾千萬上山下鄉知青的工齡問題，抗日戰爭中那些為國捐驅的國民黨將士的烈士身份……多得數不過來。
為什麼要從“平反”這事兒入手呢？！叔叔是動了一番腦子的。
可以說，當年的平反冤假錯案，實際上就是在衝破毛澤東的政治組織路線；而反對兩個“凡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則是在衝破毛澤東的理論思想路線。在舉步為艱障礙重重的情況下，耀邦叔叔獨自頂著來自左和右兩個方面的巨大壓力，在中央高層首次提出並親手抓了“真理標準的討論”，狠狠地批判了“兩個凡是”，為徹底修正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充分的輿論準備工作，而大量的平反工作，則使党心、民心重新團結起來。心結打開，心情舒暢，可以使大家的眼界和思路大開。
假如當時能夠按照叔叔的這個思路，放開手腳讓政治體制改革與發展經濟一起走，反腐敗反官倒包括首先拿康華公司真開刀等等，歷史或許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遺憾的是……。
中國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在我們的傳統中缺乏一種進取求變的品格，這正是我們的政治困境之所在。而堅持走老路，通常不會有求變的領袖產生，既使有點苗頭，也會落得象叔叔那樣的下場。最終的結果，就是在舊問題中一再迴圈下去，日漸衰落，直至徹底垮臺。
在這死水潭中，可以說，耀邦叔叔就象古代的共工一樣，用自已的頭顱硬是把天撞開了一個大洞，拼了一回老命，為我們開了一個極其珍貴的先例。
現在唯一可以告慰叔叔的是，自從30年前的“真理標準討論”開始，大黑箱的面貌已經有所改變，全黨全國那種封閉的格局已被“討論”撕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普通民眾逐漸習慣把“實事求是”當成評論是非的第一標準，這個口子真的是被越扯越大了。
湖南藉作家龍應台說過：
政客關心個人權力，嘩眾取寵；……
政治家關心國家整體前途，有拒絕媚俗的勇氣。……
事實證明，耀邦叔叔就是一個這樣乾淨而純粹的人。
比如，志願軍戰俘問題。
那些當年千辛萬苦從聯合國軍俘虜營“勝利”回歸的志願軍軍人們，從回到祖國的那一刻起，伴隨他們全體人員的是：無一例外地被開除黨籍、團籍、軍籍，全部被遣返回老家，以致於他們最後幾乎是全體斷子絕孫，終生未能取妻生子，在背負著“曾被俘虜過”的精神枷鎖中過了一輩子，其中很多人甚至沒能活到50歲，更沒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要知道被俘時他們都是些20多歲的年青人，……。直到八十年代初，是耀邦叔叔第一個認真關注了這些三十多年來無人問津的無比淒苦的志願軍軍人，叔叔明白他們個個都是忠於國家的英勇之士。
類似的“被俘”問題的冤案還有許多，這種“歷史遺留”，可管也可不管的事他都管了，在開創了一個實事求是的雖然短暫的新時期的同時，他實踐了自已的諾言：“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又比如，西藏問題。
在擔任總書記的八十年代中期，叔叔做了大量而細緻的溝通工作，瞭解到並理解了達賴喇嘛的願望，即：西藏的軍事、外交和行政權交由中央，文化、宗教與經濟方面實行民族自治，從而使拖了二十多年懸而未決問題的解決終於有了突破的可能，然而，……。叔叔為此還被大左們潑了一身的髒水。轉瞬又是三十年過去了，國際形勢已今非昔比，眼睜睜地看著美、英、德、法、加、意以及波、捷等東歐多國把達賴喇嘛奉為上賓，咱們卻還是一味堅持僵化的大一統思維，既沒有遠見、又太缺乏自信，以致於最後乾脆利索地把自已逼進了死胡同，進也不行退又沒路。不得不說一下的是，眼下這次臺灣問題的鬆動，說明中央有人接受了西藏問題的教訓。
說到西藏問題，我認為，“文明的傳播具有自覺性，就象西方並沒有人強迫我們學習英語，我們不照樣跟母語似的在學習嗎？為什麼？還不是想學習人家的先進嘛。洋人沒有讓我們學習先進的工業，我們為什麼要拼命地追趕呢？還不是擔心被淘汰出局”。
記得改革初期，那時西方人看中國人，就跟現在我們看藏人一模一樣，什麼落後、愚昧一樣都不少。可洋人既沒派大軍入侵，也沒干預我們的政體，……有目共睹。
那麼，為什麼我們自已就不能寬容藏人的自治呢？！不就是個自治嘛。
再說了，假如北京的中餐館全都變成洋快歺，你會覺得很不舒服；假如中國人只准講英語，不准用漢語，恐怕連我都會造反。可以說，西藏問題與之完全一樣。我很贊成餘以為的觀點，既然討厭洋人改變我們，那麼我們強行改變藏人也不可取。有很多外國人說中國人隨地吐痰太髒不文明太落後，但人家不能強迫中國人改變，只能用交流教育等互為尊重的辦法。既使你比我們先進，也不能強迫比自已落後的作什麼改變。
眾所周知，中國人比誰都敏感愛跳腳，星巴克在故宮開了個小鋪，讓有些中國人一說就跟八國聯軍二次入侵了一樣。可你把拉薩變成了漢人聚集區，人家不舒服你就動武。這是多麼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邏緝。
現在回過頭去看，耀邦叔叔當年去做這樣複雜又極易惹火燒身的事，是完全置個人政治生命於不顧了，除了遠見，也不愧是具有髙度治國智慧的政治家，相信有朝一日，歷史將為叔叔徹底平反。
再比如，外交問題。
八十年代中，叔叔去歐洲訪問，曾對在那裏的使館和新華社的工作人員說：要化敵為友。別小看這話，近30年來整個世界大格局都正是在向這個方向轉彎和靠近著。
中國曾經走過相當曲折的對外路線：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整個國際社會冷戰正酣，因而彼此激烈對抗，兵戎相見，中國不光與美帝，還與蘇修、與印度、與越南……都比試過，稱四面楚歌也不為過。凡此種種，是那個時代的主流，那時的我們只懂得槍炮就是發言權的叢林法則；
從八十年代起，開始學習並逐漸適應對話與談判的方式，因為這已是當今國際間外交的大方向，講究不光要憑實力，更講究如何和平共處、求同存異。
儘管中國外交的思路在這陣痛中幾經掙扎與沉浮，眼下卻不得不承認，與最發達的國家建立互利關係肯定是一種歷史的趨勢。看看德國、日本，二戰期間都曾是美國的死敵，但戰後僅僅幾十年功夫，在美國的戰略計畫中，他們已然成功轉型。現在的日本與美國之間有牢不可破的安保條約，而德國更是美國在歐洲最鐵的哥們之一。這就叫化敵為友，國際政治的最高境界。
有位當年聆聽過這個講話的當事人曾非常感慨地對我說：耀邦高瞻遠囑啊。
古人雲：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老祖宗懂這理兒，叔叔三十年前對此也是有所預見和展望的，果然不出所料，當今世界已進入更高層次的“互利雙贏”階段，中國的外交已經被WTO以及各種制約逼得不得不乖乖地回到了談判桌前。
可是要知道，叔叔當時講這話有被扣上“賣國賊”的大風險，完全可能被人置於死地，他心裏門兒清，但他還是講了。
叔叔就是這樣一個人，永遠與官迷、平庸之輩格格不入。
始終保持著一種對事業而非對個人的忠誠與熱情，整個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幾人？！
這是叔叔下臺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手中的權力用在了這裏：
1987年的元旦，公安部門抓了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當晚學生又冒大雪再次進入天安門廣場要求放人，在耀邦叔叔的直接指示下，公安部門迅速釋放被捕學生，把遊行的學生也用卡車送回學校，事態得以和平結束。這次學運避免了流血，就是由於胡耀邦採取的最後措施。
1987年1月2號，叔叔遞交了“辭職信”。
……
……
可以說，身先士卒是叔叔的作風，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是叔叔的特點，獨立思考是叔叔一貫堅持的。
叔叔在位期間，沒做過一件處心積慮地利用手中重權、國家錢財而為自已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事情，就連一本小冊子都沒有，更不用說什麼閱兵、授銜、出專著、新東方紅、接受國外記者採訪出傳記……，但是，老百姓還是長久地記住了這個在位時間最短總書記的名字—胡耀邦。
經得起寂寞，經得起誹謗，經得起歲月，……，
一個曾經為整個國家平反了300多萬件冤假錯案的總書記，
一個為挽救共產黨威信而鞠躬盡粹肝腦塗地的人，
一個凡事從不考慮個人得失極其坦蕩無私的人，最終卻背著一個巨大的冤字而離去，這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哀，也值得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深思，叔叔給我們留下的是一本永遠值得翻閱的好書。
這樣的總書記只有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事後證明，那種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倒真是穩住了一個政黨的所有利益和權力，但是卻使整個國家變得動盪和怨聲載道，也就短短十幾年的功夫，烏秧烏秧的貪官集團和腐敗的大網迅速膨脹，已經變得是無孔不入無處不在了，國不泰民更不安，而我們的國際名聲剛剛開始有點令人刮目，隨即又變得越來越壞。
讓我們看看現實中這冰山的一角，你會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會程僅有二天的亞歐會議，其中外國領導人招待費每人20萬，特警5000名，特別津貼2000元/人，……總共開支1億4000萬。可想奧運、國慶、閱兵、兩會、世博會……了。
上海市每年上交中組部的黨費為7340萬，而被上海各級黨組織挪用當作社交開支的達每年4億2000萬。黨費就這樣被花了個痛快。
據司法部的統計，民告官案件每月平均3萬件，而官方敗訴僅為7％-12％。
2003-2008.6月間，在職廳以上領導幹部有52570人離婚再婚。
在職官員整容成風，僅廣州軍區總院整容科，已有2000名幹部登記，男性比例相當大。
還遠不止如此，……
凡此種種，在中國歷朝歷代中，估計可以稱冠。這樣下去，究竟可以維持多久？
現在絕大多數老百姓對貪污腐敗深惡痛絕，對具體的人和事都有批判和懲治的要求，但是，對腐敗產生的根源卻沒有任何的警惕，這就有點象梁山好漢“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一樣，這種思想和社會狀態也說明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長治久安的第一前提是：有個好制度。有了好制度，出現問題會以最小的代價來解決問題。
而沒有一個好制度，
既便有清官在臺上也呆不住；
既便有一批一批腐敗分子被披露，但會有更多的腐敗分子不斷產生、日益強大；
既便有了公佈官員財產制度、民間舉報制度、媒體輿論監督制度、有了中紀委……，但形同虛設，屁用沒有，腐敗分子一如繼往，就象蝗蟲，會漫山遍野，直到把國家、老百姓吃光喝光！
七十年代的臺灣與我們在政治制度上很相似，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他們比我們進步快，已經走在我們前面了。
有一種奇談怪論說，發達國家就是“害怕中國強大”。我認為，強大，並不是使人家害怕你的原因。人家怕的是一個流氓國家，日益強大之後，對誰可能都是一種威脅，自然就會聯合起來。再說了，你日益強大，卻從不招貓鬥狗的，人家怕你幹嘛。總宣傳別人害怕你強大，本身說明有病，需要老百姓相信這種屁話的背後有政治需求。
一句話，好人越強大，越沒人害怕你。除非你是個人見人討厭的流氓。這是個1+1的道理。
至於中國外交部的那些發言人，他們首先要補好歷史和實事求是這兩門課，才有公信力可言。
我始終堅信，會有那麼一天，大陸的中國人有勇氣有能力正視自已的歷史，建立一個足以供世人引以為鑒的政治鬥爭歷史的博物館，來警示後代。那將會比奧斯維辛更發人深省，因為記錄的是中國人自已“折磨”中國人的歷史，而且是空前的殘酷。
比如，1959-1961年間，近4000萬人非正常死亡，對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可以說，我們的“人禍”是二十世紀最大的人道災難。
其中，安徽的曾希聖是“鐵杆”“親信”，當年全省死了633萬人；而人口、地域相似的江西死亡是18萬，兩省的差別在於：一個堅持“專制型領導權”，而江西的楊尚奎、邵式平、方志純等人不僅建立了一個“合作型的領導權”，還及時瞭解底層實情，進行了救災。
時至今日，有些人還在口口聲聲什麼“大救星”，過去是因為不明真相，現在仍然在迷信的，或是愚味或是既得利益分子。這就是“博物館”必須儘早建設的最根本原因所在。歷史課從來就有鏡子的功能。
一晃耀邦叔叔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年了。如今，那間會客廳裏的沙發，仍然是二、三十年前的那套卡其斜文布面的。我是年年都要給這間屋子拍上幾張照片，這麼多年來，屋內陳設幾乎沒有變化，但是，室內常年鮮花燦爛，一派生機，宛如永遠的春天，那朵朵、束束、盆盆怒放著的花兒，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仍在懷念叔叔的人們獻上的，這些人裏既有相識的，也有從未謀過總書記面的。就在這間幾十個平方的客廳裏，耀邦叔叔會見了很多的外賓。
……往事真的如煙。好在無論有人怎樣修飾歷史，歷史終將由人民評說。
我想，中國老百姓尊敬和懷念胡耀邦，絕不是因為他曾經擔任過總書記，而是因為他當年所做的許多事情，事實已經證明這大大小小的事兒，都足以成為今天構建官方宣導的和諧社會的教課書。
就在今天，我想告訴叔叔，自已，巳經從一個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某一個好人或者某個青天大老爺身上的那個糊塗圈裏走出來了。正是因為經歷了那段日子，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一個人再好，也無力回天，必須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好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整個社會的健康和良性發展。
就在耀邦叔叔被逼下臺的那段日子裏，針對中顧委裏貫徹“統一思想”文件的學習，父親曾不止一次地在會議上發言說：
“党的總書記在一次生活會上就被免了，現在已經不是文化大革命了，……”；
“薄一波就是個中顧委常委，怎麼可以代表中央並宣佈總書記的下臺呢？……”；
“這些都太不正常了，不符合我們黨的原則”。
儘管後來父親為這些坦誠之言付出了代價，但是直到臨去世之前的2000年年底，父親仍然在為87年下臺的耀邦叔叔鳴不平，仍然在堅持說：至今我不知道89年趙紫陽究竟犯了什麼錯？！
在這裏，我想對耀邦叔叔、對肖克伯伯、對父親說：
你們是旗幟，
你們更是榜樣，
留給我們最大的財富，就是那顆追求真理的心。
遠未實現的理想仍在召喚，
我們已經上路急行軍，面對政治雪山與草地，義無反顧。
精衛，敢於填海，我們，同樣有一顆赤子之心。
2009.2.20於北京
附重要說明：
所謂“生活會”就是對胡耀邦的批鬥會。
1987年1月4號，老鄧約了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和彭真來到鄧家，決定讓胡下臺。然而，此時作為由全體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總書記不僅沒有到，甚至連知都不知道。會上鄧指定趙、薄、楊、萬里、胡啟立為“五人領導小組”，負責召開生活會，解決胡耀邦問題。
1月15號，“生活會”事先由薄一波、楊尚昆佈置了一些人，如鄧力群、胡喬木、姚依林、餘秋裏、王鶴壽等等，將由他們在會上作批鬥發言。其中與會者，凡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都是被要求做好了發言準備的，而政治局委員如習仲勳事先則一無所知，只是通知他來開會而已，不知道開什麼會。
餘秋裏開的頭炮，足足半個多小時，然後是鄧力群、姚依林……。
(發言中的大棍子、大帽子，以及薄牽頭拼湊的《十大罪狀》，五個《補充材料》，還有全黨全軍全國的質疑之聲，待日後再論。總之，醜惡至極的絕不是耀邦叔叔。)
王鶴壽有特殊使命，負責會後到胡家“摸態度”。
早在延安時期，胡耀邦、陶鑄和王鶴壽三人是有名的“桃園三結義”，足見關係之好。會後，王立刻來到胡家，果然不負“使命”。在後來的會議上，王鶴壽把耀邦會後對他講的知心話，一點不漏地統統端了出來，為此立下汗馬之功。
1月16號，“生活會”第二天，鄧小平說：“今天的會，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會議就是通過《公報》(所謂公報即宣佈會議一致通過胡“辭職”，當晚中央電視臺向全國公告)，其他事都不談。到會的顧問委員可以舉手”。
這話的意思很明確，也就是說，“生活會”的批鬥已經結束，政治局無須討論，你們這些委員只須舉手即可。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生活會”批鬥胡耀邦的薄一波，當時既不是政治局委員，連中央委員都不是。而且距離耀邦叔叔為薄本人背了幾十年的“61個叛徒集團”的徹底平反，不過才剛過去5年的時間。
當然了，很快賞賜就下來了，薄姓高官就一路飆升到死為止，甚至確保了不止一代。
如此看來，要黨章黨綱幹嗎？直接宣佈多好，開會、討論、表決、公報，整個一脫褲子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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