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1984：竊聽風暴結束了嗎？(章立凡)

《財經》雜誌 2009年第10期
章立凡


　　一個多月來，告密的話題從紙媒到網路持續發酵，令人想起2006年的奧斯卡獲獎電影《竊聽風暴》（又譯《他人的生活》）；這部電影選擇了1984年作為時代背景，又使人想到喬治.奧威爾的著名小說《1984》。

　　《1984》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溫斯頓的住所的每一層樓，都有一幅畫著很大臉龐的招貼畫凝視著。你不論走到哪里，畫面中的眼光總是跟著你。下面的文字說明是：“老大哥在看著你”。

　　無獨有偶，《竊聽風暴》畫面中1984年的東柏林，每一次開頭字幕出現的是“公開化無處不在”。這個“公開化”，意味著公民的隱私完全暴露在當局的視野 中。秘密員警監控著全東德的百姓，他們的任務就是窺探“他人的生活”中任何一個細節，收集情報並分化瓦解可疑的組織。

作為冷戰時 期情報戰的前沿陣地，東德在前蘇聯情報部門的幫助下，於1950年4月組建了秘密員警機構“斯塔西”（stasi），它是前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國中最強大和 最有效率的情報機構。這位“老大哥”“無處不在”，東德1600萬人中，有600萬人被其建立了秘密檔案，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據披露：“斯塔西”1959年大約有1.3萬人，1973年為5.3萬人，1989年達到了9.1萬人，東德每180人中就有一人從事情報工作。作為正式 編制的補充，還有10.9萬到20萬的簽約情報人員。當時蘇聯安全部門的工作人員為48萬人，與全國人口的比例為1：595；捷克情報部門人數為1.8萬 人，與全國人口的比例為1：867；羅馬尼亞為1：1553，波蘭為1：1574。

　　1989年“柏林牆”突然倒坍後，前東德國家 安全部部長埃裏希•米爾克指揮秘密員警們銷毀檔案。由於數量太多且沒有足夠的碎紙機，米爾克下令用手工撕毀。經晝夜奮戰，4500多萬張A4紙被撕成6億 多個碎片，裝在16350個袋子裏，準備運到一個採石場焚毀。這時，民眾沖入了“斯塔西”總部，大部分檔被保存下來。這批檔案如果橫排，可長達180公 裏。

　　1990年德國統一後，國會對處理這批檔案頗費躊躇。一些議員認為，檔案的內容太具爆炸性，建議燒毀；另一些人則出於社會安 全的考慮，主張封藏若干年或經處理後部分公開。在大量受害者的堅持和來自前東德的議員們推動下，國會終於通過法案，解密了這批秘密檔案，每個被迫害者都可 以去查閱自己的卷宗。

　　解密法案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衝擊波，受害者們發現：除了員警和官員外，告密者中還有好友、近鄰，甚至 最親近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每天都有歷史創疤在媒體上揭開，面對舊體制的黑暗與恐怖，人們先是震驚，然後陷入精神崩潰，大量家庭因之解體，還有人因 無法面對被自己出賣的親人而自殺，社會瀕於休克狀態。被揭露的專業或業餘線民遍佈各行各業，其中不少人曾是最受尊敬的東德人士，一些政治家、大學校長、主 教、作家、藝術家、體育明星、教師等，頃刻間名譽掃地，不得不退隱江湖，其中包括東德基督教民主黨領袖、第一位非共產黨總理麥西爾。

　　女議員維拉發現，案卷中一份報告詳盡描繪了自己私生活的細枝末節，線民就是與她生育了兩個孩子的丈夫，兩人因此離婚。人權活動家帕皮斯從檔案中得知，警方 有計劃地摧毀他的婚姻和家庭，鼓動他的兒子反對他，以教育機會和金錢利誘他的妻子離婚，甚至使用了“美男計”。秘密員警曾派女人去勾引主教艾格特，用匿名 信散佈他雞奸男童的謠言，還指使醫生假造病情，提供抑制精神的藥品以破壞其健康……

　　德意志民族以思維縝密和勤勉敬業著稱，“斯塔 西”繼承了這一傳統，將自己的工作徹底“科學化”。每個公民都可能成為假想的“敵對勢力”，私人空間被肆無忌憚地入侵，搜集到的所謂“情報”幾乎無所不 包：從男女間的調情話語，到每星期倒幾次垃圾、工具存放何處，買了何種口味的香腸等等；攝像機被安裝在公共廁所，逐日檢查其中的圖像。無所不用其極的監控 手段，文牘主義的無聊和弱智，透露出極權體制的極度不自信，完全陷入了病態的恐懼中。

　　自1991年以來的16年間，德國官員以 “智力拼圖”的方式，手工處理了350袋檔案碎片。按照這個速度，要幾個世紀才能處理完全部檔案。2007年，德國政府決定斥資630萬歐元，利用新開發 的軟體技術將這些碎片拼湊起來。軟體的設計者聲稱，如果進展順利，工作將在5至6年內完成。

　　在公民的人權得到切實保障之前， “1984”不會結束。一個集體共犯全民互害的體制，其創造者是人，執行者也是人。歷史深處的個人罪孽，不會因體制的消亡而免責；在歷史的審判面前，寬恕 當然是必要的；但靈魂的罪錯，要先有懺悔才談得上救贖。懼怕揭開歷史創疤，將責任推給體制，都是沒有擔當的懦夫。

2009年5月4日 風雨讀書樓

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關於《浪潮》(熊培雲)

熊培雲/原載《鳳凰週刊》
本文首發于思想國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


今日世界，多數國家都已經實現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實現民主化的國家也正在試圖從“後極權”的坑坑窪窪中走出。許多人可能會認為，當歷史翻過黑暗的一頁，過去那個血腥而愚昧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無憂了麼？

世界離獨裁有多遠？35歲的德國導演鄧尼斯•甘賽爾(Dennis Gansel)透過他傑出的電影《浪潮》(Die Welle)給出了一個驚人的答案——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


1. 納粹速成班

汽車搖搖擺擺，車外人來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輕鬆而熱烈的搖滾音樂中開場。這是一所普通的德國中學，主人公賴納•文格爾(Rainer Wenger)是該校一位老師。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歡的“無政府主義”課被另一老師搶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無迴旋餘地，文格爾只能硬著頭皮在接下來的“國家體制”主題活動周上主講他並不喜歡的“獨裁統治”。

故事就這樣圍繞著接下來的一周展開：

星期一。文格爾來到教室時，教室裏一片自由散漫的氣氛。顯然，文格爾並不適應這個課堂以及他將要講的課。“如果我是你們會去上無政府主義的課，而不是聽這倒楣的獨裁統治。”這是他的開場白。當他將“Autokratie”（獨裁統治）寫在黑板上時，學生們仍在看閒書、發短信，東倒西歪，以至於文格爾不得不停下來希望大家“給點反應”、“好歹這一周要打發過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經心地討論獨裁統治時，文格爾陷入了深思。顯然，他並不相信學生們所說的“納粹已經遠離我們了，我們德國人不必總帶著負罪感。”或“獨裁統治不可能發生在今天，因為沒有民眾基礎。”課間休息後，文格爾讓學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準備做一個試驗，讓學生們體會獨裁的魅力。文格爾說，獨裁的主要特徵就是“紀律性”。通過口頭投票，最後文格爾成為課堂上的“元首”。接下來他要糾正大家的坐姿，而且發言時必須站立，必須尊稱他“文格爾先生”，不服從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爾再次走進教室時正襟而坐的學生們向他齊呼“早安，文格爾先生”。 “紀律鑄造力量，團結鑄造力量。”這節課，文格爾要求大家站起來像軍人一樣踏步，“感覺所有人都融為一體，這就是集體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個目的是，一起將樓下的“無政府主義課”踩在腳下，“讓我們的敵人吃天花板上的灰”。顯然，通過這種集體行動，文格爾試圖給“獨裁班”的學生們一種優越感——“無論表現怎樣，我們這個班也比樓下的‘無政府主義班’要好”。接下來，文格爾與學生們一起討論是否需要穿著統一的服裝，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將一種廉價的白上衣與牛仔褲定為他們的“制服”。

星期三。課堂上，只有女生卡羅繼續穿著她的紅上衣，其他學生都如約穿上了白襯衫。制服使卡羅陷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屬於這個集體。上學路上，她的男友在說她“自私”，而現在文格爾幾乎無視她的存在，同學們也不和她討論，並視之為異類與不合作者。有人建議給班集體取個名字，最後“浪潮”從“恐怖小組”、“夢想家俱樂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脫穎而出，成功當選。紅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變革者”無人回應。這節課還定下了“浪潮”的標誌。當晚，“浪潮”成員開始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張貼他們的浪潮標誌。

星期四。在“浪潮”組織中獲得歸屬感的成員們的創造力也被激發出來。課上有人動議，既然每個團體都有自己的手勢，浪潮也應該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手勢。這是一個右手在胸前劃波浪的手勢。越來越多的學生加入“浪潮”，並以是否做這個手勢與他人劃分界線。甚至連卡羅年輕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進來，甘願為“浪潮”把門，凡不能做浪潮手勢的人，都不許進學校。卡羅越來越覺得情況不妙，她奉勸文格爾立即中止這個遊戲，因為他“已經控制不住局勢了”。

星期五。課程接近尾聲，文格爾希望大家將參與“浪潮”的體會寫下來。文格爾激進的教學方式同時受到來自校方與家庭的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情緒失控而掌摑女友卡羅的馬爾科後悔不已，乞求文格爾能中止這一切，並指責這所謂的“紀律性”不過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爾知道，一切該結束了。現在需要的只是一個如期漂亮的結尾。當晚，所有浪潮成員都收到文格爾發來的一條短信：事關“浪潮”的將來，週六12點務必在學校禮堂開會。

星期六。學校禮堂。文格爾讓學生關閉了禮堂。在選讀了幾篇學生們關於“浪潮”的體會後，文格爾發表了一番振奮人心的演講，並煽動學生們將其間提出異議的馬爾科揪上臺來。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聲中，馬爾科被爭先恐後的學生們舉到了臺上，以接受懲罰。事情本來到此為止，接下來文格爾要告訴大家的是，“我們現在做的就是法西斯當年做的”，並宣佈獨裁實驗結束，“浪潮”從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並沒有按著文格爾的意願發展下去。狂熱分子蒂姆拔出了從網上購得的手槍，乞求文格爾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絕不允許背叛，即使文格爾也不成。電影由此進入高潮，蒂姆槍殺了一位同學並在絕望中吞槍自盡，重重地倒了下去。

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說是一個“納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順理成章。

2. 蒂姆是一個隱喻

《浪潮》是根據美國加州帕洛阿爾托市克柏萊（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發生的真實歷史事件改編。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節歷史課上，一位學生向老師羅恩•鐘斯（Ron Jones）提了個問題，“為什麼德國人聲稱，對於屠殺猶太人不知情？為什麼無論農民、銀行雇員、教師還是醫生都聲稱，他們並不知道集中營裏發生的慘劇？”對此，鐘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後他決定，大膽地進行一項實驗。他要重建納粹德國，一個微型的納粹德國，就在他的教室裏。他想讓他的學生們親身體會法西斯主義，不僅體會其恐怖，也體會其魅力。而且，不出鐘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現的，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這一實驗中，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狂熱，而且告密成風。五天以後，當幾百名學生在禮堂裏伸出手臂向鐘斯致以崇高的“浪潮”問候禮時，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許正是裏芬斯塔爾在《意志的勝利》（1934）中記錄的德國人向希特勒歡呼的場面。不過一切還好，鐘斯最後控制了局勢，戛然而止——“我們差一點就成為了優秀的納粹。” 在最後的聚會上，鐘斯接下來給學生們播放了一部關於第三帝國的影片：帝國黨代會、集體、紀律、服從，以及這個集體的所作所為：恐怖、暴力、毒氣室。鐘斯看著一張張不知所措的臉。最初的那個問題得到了回答。

相較鐘斯的教學實驗來說，《浪潮》的結局顯然更富戲劇性，殘酷的陡轉讓你不得不認為導演甘賽爾從《死亡詩社》的結尾中獲得靈感。儘管這種劇烈的衝突招致一些批評。但在我看來，狂熱者蒂姆（Tim）的出場，恰恰是《浪潮》區別乃至超越鐘斯教學實驗之關鍵所在。我甚至認為，從影片所要達到的思想高度來說，《浪潮》的主人公與其說是文格爾，不如說是蒂姆。

蒂姆性格內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學校更是經常被人欺負，被人稱作“軟腳蝦”。也許是這個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圍能有幾個“兄弟”。為此，他經常給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並在後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討好說：“是送你們的，我們是兄弟。”然而，事實上，沒有人把他這個窩囊鬼當兄弟。

對於為什麼加入“浪潮”，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理由。顯然，對於蒂姆來說，“浪潮”更意味著一種夢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後來握在手裏的手槍一樣。文格爾的介入與“浪潮”的成立，顯然給一直處於“校園底層”的蒂姆的生活帶來轉機。而且，他竟是那樣全心全意，甘於冒險犯難。為了制服，他焚毀了家裏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確給蒂姆帶來一種神奇的力量感。當他被欺負時，他開始試著反抗，而與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員也走過來保護了他。因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覺自己不再是一條蟲，而是一條龍的一部分。在噴塗“浪潮”標記時，他不顧危險爬上市政府大樓。他不僅用假手槍嚇退了尋釁鬥毆者，甚至自告奮勇要為“元首”文格爾的保鏢，弄得文格爾莫明其妙。蒂姆誠心誠意地想維護“浪潮”的堅固，要光大它的榮耀。在他看來“浪潮”就是他夢想中的帝國，而文格爾先生就是能為他引領未來的領袖。

瞭解了蒂姆的這種近於迷狂的心理，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最後會拔槍。從中也不難發現，在類似“浪潮”的組織中，加入組織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互相綁架的過程。它提倡以組織的名義消滅異類，卻不允許成員主動退出，因為主動退出對於組織而言是一種不可控的行為。文格爾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當他像趙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應允，而不能主動退出。

伏爾泰說，“人人手持心中的聖旗，滿面紅光走向罪惡。”荷爾德林說，“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一個人信仰烏托邦並非惡，真正的惡是這種烏托邦被賦予魔力，從而具有進攻性。顯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個隱喻，被革命喚醒的怪獸，被科學家創造的弗蘭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獲得了“新生”，他的成長遠遠超出了文格爾所能控制的範圍。組織之我的成長，同時意味著個體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納粹速成班”不僅為觀眾展示了一個微縮的納粹德國，也清晰地呈現了這些學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與之同時進行的是個體被集體化如何被異化。

在第一節課上，當被問及“獨裁統治的基礎是什麼？”學生們回答包括意識形態、控制、監視、一位元元首等等。同樣，高失業率與社會不公、通貨膨脹、政治信用破產、民族主義等等，這一切都有利於獨裁的誕生。不過，這都是一些從書本上學來的知識，當這一切變成一種日常的和風細雨時，“浪潮”成員們似乎都失去了警覺，而是沉醉于他們的同志友愛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觀眾幾乎可以看到所有有關獨裁的典型元素：沒有原則的集體主義，泯滅個性、消除差異的制服，對異己的隔離與言論自由的取消，一個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類似黑話的手勢，煽動性的反政府演講，利他名義下的強迫，對未來利益的許諾，標榜團結的儀式，歸屬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僅是一個平等的集體，也是一個健康的集體，站起來回答問題首先是“為了促進血液迴圈”。星期六的會場上，當文格爾指責馬爾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時，旁邊一位女生稱馬爾科“已經被傳染了”。在他們看來，誰反對浪潮誰就是瘟疫。只有擁護“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為了維持這種健康，文格爾在演講中指責德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成為輸家，政治家根本是經濟的傀儡。“當我們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毀滅的時候，那些富人卻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間站，還想從高處來欣賞這一切。此時此地，我們要創造歷史。從現在開始，浪潮將席捲全國，誰阻止它，浪潮就將它吞噬。”也正是這個原因，覺醒者馬爾科被當作敵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關於為什麼加入並沉醉於“浪潮”，文格爾選讀了學生們的部分感想：“這幾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誰最漂亮，誰成績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讓我們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環境都不重要，我們都是一場運動的一分子，‘浪潮’讓我們的生活重新有了意義，給了我們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理想。”“從前我總是惹事生非，‘浪潮’讓我投身于一件有意義的事，這就足夠了。”“如果我們能夠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願為此重新做人。”

然而，這種平等，正如托克維爾在1848年的一篇演講中所提到的：“民主擴展個人自由的範圍，而社會主義卻對其加以限制。民主盡可能地賦予每一個人價值，而社會主義卻僅僅使每一個人成為一個工具、一個數字。民主和社會主義除了‘平等’一詞毫無共同之處。但請注意這個區別：民主在自由之中尋求平等，而社會主義則在約束和奴役之中尋求平等。”顯而易見，浪潮尋求平等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通向奴役之路的過程。

正如文格爾最後打開謎底時所說的：“你們還記得我曾經問過的問題嗎，獨裁統治是否會實現，而我們現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義。我們自以為高人一等，比別人優秀，我們將所有反對我們的人排隊在這個集體之外，我們傷害了他們，我們不知道還將會發生多麼嚴重的事情。”“浪潮”本是個中性詞，當它成為一種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惡。

4. 人性沒有終結

納粹黨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時，一個問題困擾著許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的服從了上級的命令呢？我們能稱呼他們為大屠殺的兇手嗎？”著名的極權主義研究專家阿倫特發現了一種基於日常服從的惡。也就是說，艾希曼之所以惡行累累，不是因為他本性惡，而在於他在一種惡的體制中“盡職”，而這種盡職的背後，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甚至還是一種美德。

為此，美國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過一個很著名的實驗：請一批實驗志願者在一群實驗組織者——心理學家們的監督下，考察一群被實驗物件的單詞記憶能力。每個實驗物件的身體被聯接到一根電擊棒上，電擊棒由志願者們操控，被實驗物件每次背錯一個單詞，志願者就要對他進行電擊一次，電壓強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達到300伏。實驗過程中，很多被實驗物件在高壓電流的刺激下，反復掙扎，發出慘叫，請求停止試驗，當時情形如同夢魘，按照一般人的邏輯，目睹被實驗物件的種種掙扎，很多志願者會一定會停止電擊，放棄實驗。然而事實是，所有志願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來，其餘全部完成了實驗，也就是說，對被實驗物件都實施了電擊，最高達到450伏。也就是權威在場時，人們會服從權威，即使作惡，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心理不安。

當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奪池、遍地開花時，弗蘭西斯•福山認為人類歷史“已經終結”。在福山看來，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誰也不能打保票說，人類可以坐享民主之成，從此一勞永逸，因為“人性沒有終結”，因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無論是獨裁，還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則，我們今天就不會屢屢讀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聞。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發生一起內衣丟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樁惡劣的校園暴力案件。10個女生圍住另一位不停毆打，有人向她頭上澆淋吃剩的速食麵湯，有人在她臉上用眉筆寫字。更為惡劣的是，甚至當著男生的面，這些人強迫這位女生脫下褲子暴露下身，並用手機拍下施暴與受辱的照片和視頻……

誰能想像，這些惡正是被視為善與美的象徵的女人幹的。我曾經說，沒有底線地合群，人類會走向瘋癲。每個人心目中都住著一個暴君，每個人都是獨裁的種子，也都有灌溉獨裁的潛力。只要條件成熟，這一切難免會與一種惡的集體主義裏應外合，長出獨裁的惡之花。

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讓我們回到1967年4月克柏萊中學的那場試驗。就在試驗結束之時，羅恩•鐘斯對他的學生說：“和德國人一樣，你們也很難承認，竟然做得如此過分，你們不會願意承認被人操縱，你們不會願意承認，參與了這場鬧劇。”

巴丹死亡行軍：日軍殘酷虐殺四萬美軍戰俘(列斯特·坦尼)

來源：網易歷史


巴丹死亡行軍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案。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這近8萬人被強行押解到100公里外戰俘營，一路無食無水，沿路又遭日寇刺死、槍殺，總共死了約4萬人。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本書為世界知識出版社授權網易歷史頻道發佈。

名詞解釋：

巴丹死亡行軍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案。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後，日本陸軍也開始進軍菲律賓，並與美國及菲律賓的聯合守軍交戰，其中位在菲律賓巴丹半島上的美菲守軍與日軍激戰達4個月，最後因缺乏支援與接濟，於1942年4月9日向日軍投降，而因此開始了“巴丹死亡行軍”。

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這78,000人成為日軍的戰俘後，遭日軍強索財物，並押解到62英哩（約100公里）外的戰俘營，路程以徒步行軍為主，但整個行軍過程除了初期給予少許的食物外(根據倖存者表示，僅給一次高爾夫球大小的米飯)，一路上不許戰俘再有任何飲食，凡是企圖找尋飲水與食物者，即被日軍以刺刀或開槍處決，同時也驅趕、阻止當地的菲律賓人給予戰俘食物與水，即便有若干僥倖者躲過日軍眼線而偷喝到幾口河水，也因河水已嚴重遭受污染(河中漂浮著屍體以及綠色泡沫、且氣溫達華氏100度)，最後引發嚴重的腹瀉、嘔吐而死。

如此，經過強行不吃不喝的趕路行軍，最後雖抵達目標營地，但沿路上因饑渴而死(最初即是因饑餓無濟才選擇投降)及遭日軍刺死、槍殺者達15,000人之多。

附帶一提的是，並非抵達戰俘營後就擺脫了死亡，由於日軍也在營地內虐待戰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勞務、刻意讓其挨餓等，如此在抵達營地的兩個月內又死去了約26,000人。

愛德華·金少將同日軍商討投降條件


英文版序言

列斯特·坦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這個聰明的芝加哥青年，敏感地意識到大戰即將來臨。為了兌現對美國的神聖的義務，他決定作為一名志願兵參戰，而不是等待徵調。因此他放棄了已經小有起色的事業，義無反顧地參加了伊利諾斯州的梅伍德地區的國民警衛隊，1940年10月，被分配到第192坦克營B連。他為這支部隊旋即走上戰場，而感到興奮。他準備在服役期滿後，進入大學讀書，或者繼續幹老本行。

美國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已經轉向戰爭軌道。1940年11月，坦尼的部隊被編入美國聯邦軍隊作戰序列，一年之後被運送到菲律賓。日軍在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之後。當時坦尼的部隊駐紮在克拉克空軍基地附近。次日早晨5:30分，坦尼在睡夢中被突然叫醒，“日本人轟炸了珍珠港，抬頭看，它們又來了。”克拉克機場遭受突襲，菲律賓美軍進入戰爭狀態。

坦尼所在的B連，參加了呂宋島西岸林加延灣戰鬥，阻擊日軍大部隊推進。這場規模不大的阻擊戰，是二戰美軍的首次坦克戰。他們堅守陣線，阻滯日軍向巴丹半島推進，奮戰到愛德華·P·金將軍下令向日軍投降的那一刻。坦尼被俘後，經歷了慘絕人寰的巴丹死亡行軍，輾轉於菲律賓的多個戰俘營，隨後又被送到日本大牟田煤礦做戰俘奴工。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殘酷監禁解除之後，只有八分之一的美軍戰俘活著回到故鄉。坦尼目睹了美國用原子彈轟炸長崎騰起的蘑菇雲，他很幸運，因為他所在的戰俘營離長崎只有30英里。原子彈救了坦尼的性命，正是原子彈對日本成的巨大打擊，讓他再被日軍折磨致死之前，獲得了自由。

我一直在想坦尼是怎樣挺過這個三年零八個月的。越戰時期，我曾經兩次前往越南北部作戰，很不幸地兩次被俘，九死一生的經歷，現在仍然縈繞在我心頭。不過我想我的經歷和坦尼在日軍戰俘營當中的經歷沒有可比性，因為他的自尊長久地遭受著無情的踐踏，而且消息閉塞的他也不知道苦難會在哪一刻終結。我希望本書的讀者能夠細細地品味，人性在逆境中的偉大。坦尼無疑是勇敢的，他誠實地記錄了苦難，沒有自欺欺人，也沒有故意誇張。他在煉獄中恪守著原則，在求生的同時貫穿著良知。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在生不如死的環境當中憑藉自己的膽略和智慧，艱難地掙扎求生。殺戮和虐待，讓他參透生死，從而豁達睿智。他敏銳地觀察，發掘那些可以信任的朋友，發現戰俘當中的左中右，認識到誰可以開玩笑，誰不能開玩笑。

列斯特和我都曾經被亞洲國家的軍隊俘虜過，我們都沒有獲得國際法規定的戰俘應該享有的待遇。令人憤慨的是，淪為北越戰俘的美國軍人，成為了美國政府與越共政權討價還價的籌碼，成為了宣傳工具。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美軍戰俘經過了長期的監禁才獲得了解放，很多戰俘長眠在異國他鄉。而喪心病狂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沒有投鼠忌器的打算，美國戰俘成為他們的消遣對象，可以隨時隨地毆打虐殺。日軍從不譴責，肆無忌憚地殺戮虛弱的或者倒地的美軍戰俘的行為，他們甚至讚揚這種暴行。狂躁兇殘的日本看守，讓戰俘營中殺機四伏，形形色色的殺戮行為層出不窮。

令人敬佩的是，坦尼在書中並沒有流露“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復仇情緒。他在書中多次展現了對加害者的同情。（他曾對我說過，他會將那些傷害、拷打他的日本看守的名字帶進墳墓。）不難想像，日軍的加害行為暴行帶給他永恆的傷害，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始終面對著戰俘營中的苦難。堅韌和豁達，讓他不以苦樂為意。日本兵折磨他的時候，他咬牙挺住，從未求饒。久而久之，他習慣了毆打，知道該怎樣應付狂暴的日本兵，——為了活命，他儘量在挨打的時候不倒下，儘量護住自己的要害。

坦尼活著走出了戰俘營，胳膊上留下了永遠的傷痕，經常要接受各種手術。當他回到芝加哥，作為生命支柱的妻子已經嫁作他人婦。意志堅強、奮鬥不止的坦尼還是走出了戰爭和感情的陰影，最終獲得博士，並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擔任金融學教授。退休後，他四處奔走，呼籲向日本財閥討回公道，成為了出色的社會活動家。

在閱讀這部書稿的時候，我經常和坦尼產生精神的共鳴，他關於戰俘營的描述，不止一次地將我的思緒拉回了北越戰俘營。坦尼說：“接近4年的戰俘生涯讓我的思想臻於成熟，讓我形成了今後50年一直奉行的處事哲學。” 我有同感。這是一部凝聚著血淚，彰顯著生命力量的佳作，希望讀者能從中獲得教益。

我很榮幸分享坦尼教授的傳奇經歷，並為之作序。

美國退役海軍中將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 詹姆斯·B·斯托克代爾


被日軍俘虜的巴丹地區盟軍士兵



巴丹死亡行軍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陣刺耳的槍聲驚醒。一隊日本兵扛著步槍，端著機關槍，闖入了我們的營地，他們兇神惡煞似地嚎叫著。

沒等我們反應過來，日本兵就撲了過來。禮貌的把兩個手指並在一起，送到嘴邊，作吸的姿勢，討要香煙；粗魯的舉起用作手杖的長竹竿，朝我們劈頭蓋臉地打來，亂翻我們的床鋪，搜查我們的身體，拿走他們想要的一切東西。這是一群野蠻的勝利者。

有一個日本兵，走到我面前，做出抽煙的姿勢。我明白他的意思，搖了搖頭，因為我沒有香煙。他笑了笑，立即掄起槍托照我臉上狠狠地砸下來。我的鼻子被打破了，顴骨部位也撕開一道口子，鮮血湧了出來。他得意地大笑，其他日本兵也哄堂大笑。他走到站在我右邊的戰友前面，做出同樣的手勢。右邊的兄弟有煙，給了他一根，他抬手把整包香煙都奪了過去。誰知他恩將仇報，領著其他的日本兵用竹竿和槍托狠揍我的同伴，把他打倒在地。這下子，他們才心滿意足地大笑著離去，嘲笑著被擊敗的、軟弱的美國人。

如果我們知道今後將受到怎樣的折磨，並且知道這種折磨將持續多長時間的話，我們一定會在巴丹半島死戰到底，戰至最後一個人，拉更多的敵人陪葬，而不願忍受三年半的摧殘、饑餓、虐打以及種種非人道的暴行。

日本人轉移俘虜的計畫，基於三個毫無根據的假設，這對於我們來說，太不幸了。第一，日本人認為巴丹半島只有2.5-3.5萬名戰鬥人員。具體的數目，我不知道，因為在投降前夕，有數十名士兵陣亡，還有大量官兵躲進叢林或者試圖前往克雷吉多島。拋開戰鬥人員不談，跑到巴丹半島尋求安全庇護的菲律賓平民就有2.5萬人。戰鬥人員數目更為龐大，大約有6.5萬名菲律賓官兵，2.8萬名菲律賓平民，還有 1.2萬名美國人，總數達到10.5萬，這大大超出日軍估計。

第二，日軍想當然地認為美菲聯軍官兵身體健康，能夠在沒有食物和飲水保障的情況下進行強行軍。事實恰恰相反，我們這些堅守巴丹的人，在過去的45天裏，每天攝入的熱量不足800卡路里。除了米飯之外，我們每天只有一調羹C口糧（野戰口糧，特製的袋裝肉食）。有時，我們不得不用蛇、猴子，甚至用鬣蜥加強營養。前線的所有官兵，一天只能吃兩頓。饑餓導致壞血病、糙皮病、腳氣病，瘧疾等傳染病也趁虛而入，讓我們原本孱弱的身體更加孱弱。此外，我們對於長途行軍毫無準備，我們沒有水也沒有食物。我們這些能走的人看起來像病人，躺在醫院裏的病人看起來像死人。

第三，日軍認為他們的撤退計畫完美無缺，所有的細節問題都考慮周全，他們知道該做什麼，怎樣做。日本部隊之間分歧很大，讓我們無所適從，——聽了甲隊士兵的命令，會被乙隊士兵認為違反他們的命令，我們會挨打；再度服從乙隊士兵的命令，甲隊士兵發現了，認為我們不服從，會開槍打我們。這樣的事情一再重演，正好給了他們“算賬”的機會，他們報復我們，並一再顯示日本民族的優越性。日本兵們毫不理會他們已經到了日本國外，他們認為所有的人都能聽懂日語。因此，當我們聽不懂他們的命令而反應遲鈍，或者領會錯誤的時候，他們就歇斯底里地大施淫威。

因此，當巴丹死亡行軍從馬里韋萊斯開始的時候，就與日本人的“完美計畫”背道而馳。到處都混亂不堪，小汽車、卡車、馬匹、野戰火炮充斥道路。日軍把他們所有的重裝備都運到了巴丹半島，想要一舉拿下克雷吉多要塞。顯然，讓敵方的大量俘虜滯留在己方陣地上，是不利於日軍贏得攻取菲律賓的完全勝利的，所以日軍需要在儘量短的時間內，把我們這些俘虜趕出戰場。不過日軍好像只有想法，卻沒有安排高級將領專門負責俘虜轉移事宜，巴丹半島仍然是個爛攤子。


經歷巴丹死亡行軍，活著到達奧唐奈集中營的戰俘人數，只有出發前的一半。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這些倖存者全都有病，少數的人只患有一種疾病，大多數人受到兩三種疾病的折磨。這些疾病包括：瘧疾、痢疾、營養不良、饑餓、脫水、肺炎、腳氣病、白喉。此外，絕大多數倖存者在行軍途中都受到了毒打，體力嚴重透支。投降之後，我們本來就心情沮喪，可是在行軍途中又受到了極大的心理傷害，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同伴被屠殺，卻無力阻止，時刻提心吊膽，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

克雷吉多要塞的守衛者們在戰鬥到最後一刻之前，一直吃得比較好。克雷吉多要塞是美菲聯軍的總司令部所在地，總軍需官在此負責戰區內的給養分配。從1941年12月份開始，截止1942年4月，向巴丹半島運送給養和裝備越來越困難；所以克雷吉多要塞一直糧彈充足。巴丹守軍一天只能吃14至17盎司食物的時候，克雷吉多守軍一天能吃到48至55盎司。克雷吉多工事堅固，很少有人受傷，所以他們的身體很健康。瘧疾只給克雷吉多守軍造成了小小的麻煩，卻擊倒了巴丹半島99%的守軍和平民，因為巴丹半島的叢林裏有著世界上傳染性最強的攜帶瘧疾病毒的蚊子。

事實證明，日軍遷移巴丹戰俘的計畫的所有假設都是錯誤的，不現實的，純粹是憑空想像的。在戰後軍事法庭的審判當中，這些假設被用作巴丹死亡行軍的暴行的旁證。很多駐菲日軍高級將領辯稱，他們根本不知道巴丹死亡行軍，因為他們當時並不關心俘虜的遷移計畫。他們異口同聲地聲稱：“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情，也不知道美國和菲律賓戰俘所受的待遇。”


我覺得日本人在菲律賓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打開巴丹半島的地圖，很容易發現日軍可以為他們省去很多麻煩。只要他們在皮拉爾-巴加克一線擺上少許兵力，我們就不得不在長官的帶領下投降。後來我們常說：“他們不打我們，我們就會在軍官的命令下，帶著槍支彈藥投降。”我們已經無路可逃，北面是敵人，其餘三面是海。只要日本人扼住北部防線，如果我們不想在外援斷絕的情況下餓死，就得投降。日本人完全可以抽出大批地面部隊提前兩個月南侵澳大利亞，攫取整個東南亞的領土。可是日本人一根筋，要麼是膽小，非得把駐菲美軍完全擊潰才敢進行下一步侵略行動。他們執著地執行全殲駐菲美軍的計畫，中途卻不得不面對8萬名放下武器、疾病纏身的軍事人員，以及2.5萬名平民。不把這批人移出巴丹半島，他們對克雷幾多要塞的總攻就會受到影響。
4月10日早晨，一隊日本兵把我們趕上大路。在這半英里的行程中，日本兵大聲呵斥著我們，為了讓我們走快點，用刺刀戳我們。上了大路，我們等了3個小時，日本人禁止我們講話，我們可以用任何姿勢休息，站著、坐著都可以。

突然，大路上塵土飛揚，遠處出現一大隊美國和菲律賓俘虜。他們雜亂無章地走著，經過我們的時候，日本兵命令我們加入他們的佇列，開始步行。我的巴丹死亡行軍的起點在167公里的界碑處，在馬里韋萊斯東面大約2英里處。馬里韋萊斯在巴丹半島的最南端，聚集了大量美菲聯軍戰俘，也是日軍登陸巴丹半島的主要地點。

我們忠實地執行了金將軍的命令，沒有留下任何交通工具用於轉移，我們摧毀了所有的坦克，我們並不指望開著坦克去戰俘營。出於一些不為人知的原因，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少之又少的美軍戰俘得以坐上汽車，到達我們的第一個集中營，奧唐奈集中營。而我們是走過去的。

行軍的路面有20英尺寬，路基是石塊，上面撒上碎石子，碎石子上面再撒上細沙。撒上沙子的目的是為了使路面能夠行駛小型汽車，水牛拉的大車，菲律賓人拉的大車有時也會出現在路面上。路面早已使用過度，我們的重型汽車在上面開過，甚至我們的坦克、半履帶車也從上面經過。整個路面已經千瘡百孔，大塊的礫石隨處可見，路基裸露，鋪滿了磕腳的細沙、碎石子。在這種路面上走一小段路都覺得痛苦，長時間、長距離行軍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們四人一排，十人一列開始行軍。還沒走出去一英里，隊伍已經鬆鬆垮垮，我們就像一群掉隊的士兵。開始還成隊形的四十人的方隊，散亂不堪，兄弟們往前挪動步子，有些兄弟的腿腳已經不太靈活，看起來像跛了一樣。我們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很多人感覺我們是去送死。就在此刻，我決定要制定活命的計畫。成為俘虜的前夜，我還堅信我能夠活著回家。為了活命，我得為自己設立一些可實現的目標，比如一定要堅持到下一個轉彎口，一定要走到前面出現的水牛那裏。我必須有夢想，夢想會讓我前行。

日軍闖進我們的宿舍將我們的個人物品劫掠一空的時候，趁日本兵不注意，我把她的小照，塞到了襪子裏面，藏在腳踝處。蘿拉是點燃我生命火花的火種，她給了我生存的激情。沒有夢想，就不會有夢想實現的那一天，我實現夢想的決心堅如磐石。我不會讓敵軍奪走我的夢想，我必須活著，活著見到蘿拉，讓夢想變為現實。

沒走多遠，我們就知道我們將受到怎樣的對待。日本人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嚇了我一跳。日本人把我們從宿營地趕到大路上的時候，我就知道“全副武裝”是一個錯誤，我們只應該攜帶一些必備的生活用品，比如說軍用水壺，不過有水壺也不一定能喝到水。帽子和頭巾是必不可少的，烈日當頭照，正午的地表氣溫極高，頭部沒有保護絕對受不了。我們還得忍受突然降臨的傾盆而下的陣雨，大風卷起沙塵，能見度極差。

剛走了一兩個小時，兄弟們就開始減輕負荷，把他們認為不需要的東西丟在路上。他們從軍用帆布背包裏翻出各種各樣的東西：牙膏、牙刷、剃須膏、剃鬚刀、毯子、小帳蓬。這些物件被隨地丟棄，散佈在行軍路線的最初幾英里的路段上。

日本兵用我們聽不懂的日語大聲呵斥我們，如果我們不能對他們的命令做出迅速反應，他們就從路邊撿起木棍抽打我們。他們想讓我們走快點，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小跑。對於我們來說，“快步走”和“小跑”沒有區別，它們在我們耳朵裏只是重複的辭彙。看守們似乎並不明白這一點，我覺得他們絕對不是日軍當中的聰明人。後來我才知道，這些傢伙所受教育程度極低，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們沒有正確執行他們的命令，是因為我們根本聽不懂他們的“鳥語”。

日本兵強迫我們這些虛弱的人一連走了四五個小時，不允許我們休息，動不動抽打我們。很多兄弟如果不停下來喘口氣的話，就站不住了；日本兵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允許我們停留。我們佇列裏的漢克絆了一跤，摔倒在路邊的灌木叢裏。一個日本兵立即跑過來，我們向倒下的好朋友大聲喊道：“趕快站起來！快點站起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日本兵高聲叫喊著，把刺刀紮進了漢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後，漢克掙扎著站起來，鮮血順著襯衫往下流，他蹣跚著加入了我們身後的行軍佇列。

漢克並沒有撐多久。晚上一個朋友告訴我，漢克因為流血過多，倒在地上，被一個日本兵開槍打死。我控制不住哭泣，夥伴們也控制不住。我們眼前浮現出一個從來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的優秀青年，他錯在倒在了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漢克的死，給我們一個血淋淋的教訓：想在行軍時休息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永遠休息”。如果要大小便的話，我們該如何保護自己？很快我們發覺，唯一的正確做法是拉在褲子裏，如果你想活命的話。

行軍的第二天，一輛日本卡車從我們身邊開過。卡車車廂裏坐著日本兵，他們手裏拿著長長的繩子，時不時地抽打戰俘。他們會抽打任何一個他們認為走得不快的戰俘。突然，有日本兵向一個走在佇列外面的戰俘扔出了套索，套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把他拖到在地。鋒利的石塊讓這個兄弟鮮血淋漓，遍體鱗傷，他的身體抽搐著、翻滾著，看起來像一塊新鮮的牛排。被拖出100多碼後，他終於掙脫了套索，用手和膝蓋支撐著流血的身體慢慢地站起來時，他大喊：“你們去死吧！有朝一日，我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你們，我會活著把尿撒在你們的墳墓上！”憤怒讓他獲得了新的力量，他站直了以嶄新的面貌加入了行軍佇列。

第二天我們在卡巴卡森停了下來，我看到一個日本兵打開飯盒吃米飯，他的菜是一個魚罐頭。他吃完的時候，罐頭底部還剩下兩調羹魚。他扭頭看到了我的眼睛，便把罐頭扔給了我。我直勾勾地盯著他，其實我不是盯他，我是盯著他手裏的罐頭。可憐巴巴的眼神讓他大發善心。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饑餓、疲憊、沮喪。我毫不猶豫地抓住了罐頭，從路邊撕下一塊樹皮當成調羹，享用了一勺“美餐”。我突然發現我的好朋友鮑勃·馬丁用同樣的眼神看著我手裏的罐頭，於是我把罐頭和“調羹”都給了他。這個時候，為我們持續了一輩子的真摯友誼奠基。

鮑勃是天生的樂天派，似乎沒有事情可以讓他煩惱，也許用“沒心沒肺”形容他最合適。他只有5 英尺7英寸高，但是他卻把自己當成一個大人物，仿佛沒有什麼事情能難倒他。他的臉上總是掛著微笑，傳達著溫暖和友好，他的棕色頭髮和綠色眼睛顯示了他樂觀的天性。不管戴軍帽還是便帽，鮑勃都喜歡把帽子倒扣在腦袋上，這幾乎成為了他的標誌。

此時，鮑勃仍然沒有失去樂觀的天性。在我們休息的時候，他儘量讓我們感覺好一點。這就是他的特別之處。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和整個戰俘生涯當中，鮑勃和我共同經歷了很多事情。我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鮑勃還活著，而且活得很好，我們仍然是親密無間的好朋友。

194坦克連有一位帥氣的中尉，他大約28歲，一頭金色捲髮，總是乾乾淨淨的。他塊頭很大，有6英尺高，我估計他在戰前的體重至少200磅，行軍剛開始的時候也有150磅。他看起來很強壯，卻走得很慢，因為他背著個大包。一開始的時候，他把大包夾在胳肢窩裏，後來又把它扛在肩上。在大包的重壓之下他步履維艱，沒有人知道包裏裝的是什麼，但是我覺得裏面一定有他值得用生命去捍衛的東西。

當我們的佇列超過中尉的時候，我悄悄地靠近他，我看到他的雙眼已經充血，目光呆滯，他似乎已經喪失意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問他要不要幫忙，他不回答。等我回頭再看到他的時候，他的步履已經踉蹌，身體也東倒西歪的。他已經控制不住自己的身體，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無法對他提供幫助，他很快就會被日本並殺死。沒有人敢為他停下來，大家都很清楚，停下來幫助他的代價。

隊伍繼續前行，他的背越來越彎，行走非常困難。我們勸他扔掉不必要的物件，他的包對他來說，會讓他吃不消的。他拒絕了，掙扎著向前挪動了幾百英尺，栽倒在地。日本兵看見我們的佇列停了下來，立刻跑到他面前。日本兵大叫了幾聲，毫不猶豫地刺進了他的胸膛。日本兵還在狂吠，他的意思再明顯不過：“站起來！站起來！”不過一切已經太晚了。刺刀終結了中尉的生命，有一個好男兒為國捐軀。我無助地想到， “這個時候上帝在哪里？”在目睹了一樁樁暴行之後，我越來越肯定這些事情也會發生在我身上。天哪！以後等待我的是怎樣一個噩夢啊！

隊伍又往前移動，幾分鐘之後，又發生了悲慘的一幕。後面傳來汽車馬達聲；日軍向克雷吉多方向輸送戰鬥人員。中尉的屍體橫臥在道路中間，日本卡車毫不猶豫地從中尉的屍體上碾過，日本的車隊經過之後，中尉的屍體已經被壓成肉餅。道路上殘留的鮮血和肉末，顯示這裏曾經有人倒下。

日本人用這種方式“為中尉完成了葬禮”。日本兵還是不是人？他們沒有絲毫的同情心，毫不顧忌人之所以為人的底線！他們把我們像動物一樣對待，毫無疑問他們根本不會給我們戰俘應有的待遇。

投降之前，我還在想被俘後的幾小時是最危險的，只要捱過了最初的幾個小時，下面就安全多了。但在目睹了接二連三的暴行之後，我意識到自己錯了。日本人苦戰之後，攻下巴丹，剛剛嘗到勝利的喜悅，勝利並沒有讓他們忘記戰鬥的痛苦，因此日本兵抓住機會就向我們復仇。他們當中也許有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好朋友，他們要向我們這些“劊子手討還血債”。押解我們的日本兵情緒高昂，而昔日的敵人就在他們的刺刀底下，伸手可及。他們的武士道精神極端膨脹，日本的這種古老的戰爭哲學認為，投降者是懦夫，一個軍人在面對投降時的第一反應應該是切腹自殺。

對日本的語言、習俗和軍事哲學的無知，讓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吃盡了苦頭。哪怕是我們隊伍當中有一兩個人能聽懂日語，我們也能避開許多暴行。不過我們發現很多日本兵會說一點英語，但是他們從來不敢在他們的同伴面前說，因為這種行為會被認為具有親美傾向，被指責同情美國人。

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日本兵最喜歡欺負看起來弱小的戰俘。後來在日本福岡的17號戰俘營，情況恰恰相反，日本看守和平民礦工似乎專門喜歡找大塊頭戰俘的麻煩，他們喜歡吹噓：“美國人高大而軟弱，日本人矮小而強壯。”說到底，日本人還是因為身材矮小而感到自卑。

日本兵不允許我們帶水行軍，長時間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難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嚨刺痛，胳膊和腿不聽使喚。我們的身體亟需補充水份，可是卻一滴水也得不到，精神和身體的痛苦溢於言表。到了第三天，饑餓和口渴讓我做起了白日夢。我仿佛看到了過去吃過和喝過的所有好東西：夾著乾酪和洋蔥的漢堡包、奶昔、啤酒、可樂，饞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乾枯。我在白日夢的驅動下，走了一段路，最後還是回到了現實當中，——我們饑渴難耐，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們的下一頓才能進嘴。我們被強迫往前走，把左腿邁到右腿前面，再把右腿邁到左腿前面，兩腿帶動著身子往前挪。

日本兵故意的。其實路邊並不是沒有水，巴丹半島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日本兵就是不讓我們喝。有些看守會讓少數的戰俘去喝水，卻不讓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覺自己的舌頭變厚了，因為身邊有日本的車隊經過，車隊揚起的灰塵被我吸進嘴裏，黏在舌頭上，我的喉嚨快要被這些沙塵烤幹了。有一次，我看到路邊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觀察了好半天，確定附近沒有日本兵的時候，我和戰友弗蘭克快速沖到井邊。我們你一口，我一口，敞開肚皮喝水。我們儘快喝足，並把水壺裝滿，準備路上喝。

幾分鐘之內，大約有10到15個戰俘聚到了井邊。這引起了一個日本兵的注意，他跑過來嘲笑我們。這時，前面的5個人喝到了水，第6個人剛準備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舉起刺刀，對著他的脖子就是一刀。這個兄弟立即雙膝跪地、呼吸急促、臉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沒有喝上就死了，鮮血染紅了自流井。他死不瞑目，因為他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就被屠殺了。

所有在井邊的戰俘，趕緊跑回佇列。我們都被嚇傻了。我的心像手提鑽鑽地時一樣，劇烈地跳動，我的眼睛睜得有平時兩倍大，我很無助，我又想到，“這個時候上帝在哪里？”淚水潸然而下，流到我的面頰上，多好的一個年輕人啊，就這樣送掉了性命，殺他的人好像做了一場遊戲。

兩小時後，我們經過了一個水牛洗澡的水塘，它離路面大約50英尺。水塘裏的水根本不能飲用，水面上泛著綠色的泡沫，兩頭水牛正呆在裏面躲避酷熱。兄弟們都快渴死了，只要能喝到水，他們管不了這麼多了。兄弟們不僅渴，而且深受瘧疾的折磨，很多人發著高燒。另外還有很多人痢疾很嚴重，他們認為誰能夠減輕他們的痛苦。有一個大膽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勢問他，能不能讓他喝一點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揮手同意。

得到允許後，好幾十個人瘋狂地沖到水塘邊，也不管水牛還在裏面洗澡。有些人撥開綠色的泡沫，把水潑到自己身上，並喝下這種寄生著多種病菌的水。有些人用手帕把手兜起來喝，他們覺得經過手帕過濾以後，水會安全一些。他們真笨！成群的蒼蠅在水面上盤旋，水裏殘渣氾濫，病菌是過濾不掉的！這不是人喝的水！

幾分鐘之後，一個日本軍官跑過來大喊大叫。沒有人聽得懂他說的話，他也沒有打任何手勢，但是大家還是知趣地趕緊返回了隊伍。不久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這個滿臉堆笑的軍官，在戰俘的佇列周邊轉來轉去，他隨即命令日本兵檢查我們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跡的人都拉出來。日本軍官命令這些粘上水跡的人，在路邊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們開槍。恐怖的大屠殺！他強迫我們站著觀看，我們不敢阻止，如果我們阻止的話，他會下令把我們也槍斃了。

連日來目睹的暴行，嚴重動搖了我生存的信念。我的戰俘權利呢？如果這些殘暴的巴丹征服者對我做同樣的事情，我該如何應對？這場該死的行軍好像總不到頭，我該怎樣活下去？

滿懷希望是挺過巴丹死亡行軍的戰俘的共性。希望讓我們在饑渴、疾病的折磨下，一步一步向前走，我們知道總會到達終點。謠言風傳開來，有人說我們將被送往日本戰俘營，等待交換戰俘，我們將在美軍的醫院裏得到很好的治療。有些人希望，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只是一場噩夢，我們很快能回家。這些想法過於樂觀，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到達一個有吃有喝的終點，那裏有房子給我們住，讓我們遠離毒辣的日頭和蚊蟲的叮咬，讓我們不必在暴風雨中體驗“泥石流”的滋味，——暴雨擊夾帶著我們身上沾染的沙塵順著身體往下流淌。

這個時候，唯一能鼓勵我前進的是，我在路上看到的香蕉園和芒果樹。我把它們當成目標，當作暫時的目的地。絕大多數時間，我們已經停止了思考，我們只是走路，垂頭喪氣地低頭走路。我對自己說，我們是真的失敗者，但是我必須前進。

很多人已經虛弱得或者病得挪不開步子。如果他們停下來，蹲在路邊排便，輕則受到毒打，重則被殺。幸好我們腹中空空如也，不必擔心腸蠕動過於激烈，因為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供排泄。得了重症痢疾的人最可憐，他們隨時可能排泄。

第四天，我幸運地碰到了兩個坦克部隊的老夥計，沃爾特·奇戈伊和鮑勃·布隆格。奇戈伊是典型的義大利南部人的後裔，他有6英尺高，一頭烏黑的捲髮，鬍子很濃，看起來總是需要好好刮一下。他英武帥氣，一張長臉，讓人覺得“挺壞”。他的深棕色眼睛有些摳，總好像沒有睡醒，眼珠子轉動靈活，一會兒左，一會兒右，讓人覺得他是個精明人。他說話口氣柔和，即使在生氣的時候也不大喊大叫。從投降那天起，他就將生死置之度外。

布隆格是典型的義大利北方人的後裔。他有一頭金髮，明亮的藍色眼睛，身體很結實，大嗓門大得像教堂裏的鐘，好幾裏外都能聽到。在聚會上，他是一個開心果，特別會講笑話，大家都很喜歡他，總有很多人聚在他周圍。他身高不到6英尺，但是像一頭強壯的大灰熊，胳膊粗壯，胸肌發達，力大無窮。奇戈伊和布隆格是B連的“寶貝”，在全營也是名聲顯赫，眾所周知他們是“肉團兄弟”。

我和他倆走在一起的時候，一個日本軍官騎馬從我身邊經過。他揮動著武士刀，好像隨時準備把俘虜的頭顱斬下。我正好走到了佇列的外面，他順手給了我一刀。刀鋒離我的頭部和頸部數英寸，我趕忙避開，刀尖還是將我的左肩劃開一道大口子。刀口很深，我大量失血，亟需縫合，我還得繼續行軍，如果我還想活命的話。

等那個日本軍官遠去之後，布隆格和奇戈伊從人群中給我找來了一個醫護兵。為了幫我縫合傷口，醫護兵把身上所有的線都用完了。在此之後的兩英里路，兩個好朋友一直扶著我走。他們不讓我掉隊，因為大家都知道，掉隊就別想活。

奇戈伊和布隆格救了我的命，我一直希望有機會報答他們。軍方的記錄顯示，他們在被俘期間先後罹難。布隆格因痢疾在1942年7月31日，死于甲萬那端戰俘營。奇戈伊因同樣的疾病，在1942年11月3日，死于臺灣的戰俘營。我回國後，見到他們的家人。他們的父母問起他們的兒子在軍隊裏表現怎麼樣，是怎麼死的。我很難回答。跟他們的父母的充滿感情的會面，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我永遠無法忘記。

我們每天像僵屍一樣進行長途跋涉。我們從早上6:30，走到晚上8點，有的時候甚至要到9 點。我們被命令一刻不停地行走，只有兩種情況可以獲得幾分鐘的休息：日本看守換班或者被日軍強迫我們觀看他們施暴。日本看守換班很勤，每隔三四英里他們就換班一次。看守總是新面孔，對我們來說不是什麼好事，我們不知道這幫剛還上來的傢伙脾性如何，他們想要我們做哪些事情，不想要我們做哪些事情，我們總是小心翼翼。這幫新換上來得傢伙總是想給他們的戰友，特別是他們的軍官留下“好印象”，總要抓住機會，懲罰戰俘。這幫傢伙養精蓄銳，體力充沛，因此走路要比我們快多了。因此我們害怕換班，換班之後就要加倍小心，千萬不能走到隊伍外面。

由於路況糟糕，身體疲乏，缺少食物和飲水，加上戰敗者的心態，我們每小時只能走1英里，最多 2英里。日本看守不斷地呵斥我們，抽打我們，我們慢得像蝸牛在路上爬。我在想，我們要到哪里？如果他們要我們死，把我們在路邊就地槍決和押送到一個地方處死，有什麼不同？如果他們告訴我們目的地在哪里，會讓我們感覺輕鬆一些。如果日本人告訴我們只要走完70英里，我們就可以到戰俘營，就可以休息了，或者為他們工作。這樣要比漫無目的地走著，好得多。

我們已經好幾天沒吃飯了，渴得快要失去意識。如果再不給我們水喝，我們很快就會脫水而死。就在這時，日本人告訴我們，他們計畫在我們到達巴朗牙城區之後讓我們吃飯，巴朗牙離我們被俘的地方大約35英里。在正常條件下，一直休息充分、訓練有素、給養充足的軍隊只要19小時就可走完這段距離。可是我們這些戰俘根本不具備行軍的條件，我們疲憊不堪，體力透支，需要長時間的休息，需要接受治療。火辣辣的太陽一直懸在我們的頭頂，似乎要榨幹我們剩餘的精力。

我們用了4天時間，總算進入了巴朗牙城區。菲律賓平民們站在道路的兩旁，扔給我們各種各樣的食物：米糕、還有動物油脂的甜蛋糕、小塊的炸雞、小段的甘蔗。甘蔗比其他食物要好，撕開表皮之後，咀嚼果肉，我們會獲得必要的水分和糖分，既解渴，又增加了營養。菲律賓平民雪中送炭，讓我們的士氣為之一振。

突然，槍聲響了，菲律賓平民們四散逃命，日本看守向他們射擊，不允許他們給我們吃的。兩個菲律賓平民跑進了田野，想鑽進一個下水管道。三個日本兵舉槍向他們瞄準，先後開火。這三個傢伙的槍法不是很好，他們開了好些槍，才把這兩個菲律賓男子打倒。見他們倒下來，這三個傢伙立即跑過去，呵斥他們，並瘋狂地踢他們，先是踢背部，後來踢頭部，隨後又向對他們倒臥的身體連開數槍。

日本兵命令我們停下來觀看，這一場景令我渾身發抖，我直想嘔吐，不過胃裏沒有東西，吐不出來。我眼睜睜地看著日本肆意的殺戮。我想儘快地把這些醜惡和兇殘的場景，從腦中抹去。我不知道我還要目睹多少次這樣的暴行。就在我準備閉上眼睛的時候，日本人又殺死了更多手無寸鐵的菲律賓老百姓。

在日軍的槍聲和呵斥聲中，菲律賓平民逃散無蹤。很多菲律賓戰俘趁亂跑出佇列，混入平民之中。他們的目標是藏入民間，換掉衣服，化裝成老百姓。剛好夜幕降臨，很多菲律賓戰俘如願以償。

我們繼續向市區中心走去。天色完全暗下來的時候，我們被趕進一間大倉庫。這間倉庫大約有75 英尺寬，160英尺長，原來是用來儲存玉米、大米和蔗糖以及其他農產品的。擠不進去的人，就睡在倉庫外面的開闊地上。我在倉庫的最裏面找了一個位置。當倉庫人滿為患的時候，日本看守又生生地把兩百名美國戰俘塞了進來。倉庫實在太擠，以致我們只能一個挨一個的平躺在地上。有人想小便，只能尿在身上，第二天太陽會把他的衣褲曬乾。如果誰想大便，就要跑到倉庫的角落裏解決。那天晚上，倉庫的地面上滿是痢疾患者的糞便，這讓很多人感染了這種致命的疾病。

屎尿散發的惡臭，垂死的人的叫喊聲，病入膏肓的人的抱怨聲、呻吟聲不絕於耳，簡直要讓我發瘋，我把衣角塞進耳朵，減輕了一些噪音。倉庫裏的空氣污濁不堪，痢疾患者的糞便，殘留在衣褲上的小便在倉庫裏發酵。這種令人窒息的混合惡臭，影響人的正常生理機能。日本兵忍受不了，把門鎖上出去了，在外面監視我們。

數小時後，我漸漸地適應了這種嘈雜的聲音和令人作嘔的臭味。我把自己的思緒從這場噩夢中轉移開，我又想到了蘿拉。她會意識到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嗎？獲悉了巴丹半島失守，全軍投降的消息之後，她會怎樣想？她會認為我是一個懦夫嗎？她仍然愛著我麼？她會像我思念她那樣思念我麼？我提出了一連串的疑問，幻想自己又和蘿拉呆在一起。這場噩夢什麼時候才到頭啊？午夜時分，我搖了搖頭，拋開紛繁的思緒，面對現實。

次日早晨，看守把倉庫門打開，我頭暈目眩地蹣跚著走出來。我像受驚的動物一般儘快地離開了這個彌漫著死亡氣息的黑暗之地。至少有25個人沒有活著走出倉庫，日本人命令戰俘把他們的屍體抬到倉庫後面的田地裏扔掉。我再度感到震驚。我所能做的，是為這些兄弟祈禱，我流著淚自言自語：“上帝啊！請您寬恕這些可憐的靈魂。”我不願意看到他們暴屍荒野，但是日本兵不同意我們把這些可憐的兄弟埋葬，他們在漆黑的夜裏悲慘地死去。

我們看到倉庫的院子裏面，搖晃著一隊看守。幾分鐘之後，我們被趕到院子裏。出乎我意料的是，院子中間放著3個廚房用的大桶，桶裏盛滿了米飯。沒有餐具的戰俘得到了一個直徑3英寸的飯團，有餐具的戰俘的得到了一大鏟子米飯，量應該比飯團要多一些。在倉庫外面的開闊地的頂頭，有一隊日本看守在供應熱茶。沒有水壺或杯子的戰俘可以借朋友的容器來獲得他的定量，這些液體對我們來說，太珍貴了。

在餓了四天之後，我們第一次獲得了食物，儘管食物的數量很小。日本看守提醒我們，我們是多麼的幸運，因為他們給我們供應了如此多的食物和茶水。我們剛領完自己的定量，日本人就把我們趕上離開巴朗牙的大路。日本看守不停地嘲笑我們，他們咧開嘴大笑，頻頻點頭，他們很滿足，因為從我們身上獲得了足夠的優越感。我們排好隊向北進發，行軍繼續，但是終點在哪，我們仍然不知道。

很多個夜晚，日本兵讓我們的隊伍停下來，命令我們露宿在堅硬、骯髒、冰冷的石頭路上，公路上丟滿了戰俘的個人物品。很多戰俘就地排便。在巴朗牙領教了倉庫之夜的痛苦，我寧願睡在外面。不過看守們似乎不想讓我們獲得片刻的安寧，他們時不時地在我的耳邊咆哮，甚至會踢我，用刺刀戳我。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睡在空氣流通的地方。

巴丹死亡行軍的前四天，我們不僅要忍受看守們的虐待，還得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持續的精神緊張，讓我心力交瘁。缺少食物和飲水加重了這種精神壓力。我有一種強烈的孤獨感，寂寞帶來的痛苦讓我夜不能寐。我記得十歲的時候，去參加夏令營。離家的第一個夜晚，我在哭泣中入睡，因為我感到孤單，我沒有在家的安全感。很多年過去了，我已長大，身處離家1萬英里的異國他鄉，兒時的孤獨感捲土重來。在巴丹死亡行軍漫長的路途上，持續的孤獨讓我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和蘿拉在一起的快樂的日子。四天宛如隔世，我不斷地對自己說：“這只是一個噩夢；不是真的。”當我情緒低落的時候，我就想像蘿拉在我的身邊安慰我，告訴我一切事情都會好起來的。我的家人也給我希望，我的戰友們彼此照顧，我所愛的人給我溫暖和我需要的理解。

一路上，謠言紛起，不過很好。這些謠言在我們嘴裏傳來傳去，給我們生的希望。要到巴朗牙的時候，有人說：“等我們到了，日本人就會用船把我們送到馬尼拉，與日本戰俘進行交換。我們很快就能回家了。”還有人說：“等我們到了下一個集鎮，日本人就會給我們吃的。”儘管事實往往於這些謠言相反，在巴丹死亡行軍的12天裏，我們還是願意生活在這些美好的謠言當中。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個巴丹死亡行軍當中最慘無人道的罪行，當然還有一些暴行也可與之相提並論。日本兵讓我們的佇列暫時停下，等待後面的隊伍趕上來。等後面的隊伍趕上我們的時候，日本人命令我們站起來繼續前進，就在這時一個瘧疾非常嚴重的兄弟，發著高燒，人都燒糊塗了，想站起來，但是站不起來。日本兵走到他身邊，用槍托砸他的頭，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來身邊的兩個戰俘，讓他們在路邊挖坑，他準備把這個生病的兄弟活埋。這兩個戰俘開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時候，日本兵命令他們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裏，把他活埋了。這兩個戰俘搖著頭，說他們不能那樣做。

日本兵沒有發出任何警告，舉槍就把兩個挖坑的戰俘當中的大塊頭打死了。他又從我們的佇列里拉出兩個戰俘，命令他們再挖一個坑，把大塊頭也埋了。日本兵在路邊劃了一個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個戰俘埋在那裏”。這兩個戰俘又挖了第二個坑，他們把生病的戰俘和死去的戰俘分別放在坑裏，然後往他們身上鏟土。生病的戰俘還沒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時候，他淒厲地叫喊著。

我們目睹了這場對手無寸鐵的無辜者的屠殺。我悄悄轉過頭去，用手捂住臉，避免讓日本兵看到我嘔吐。這樣的暴行讓我永生難忘，到現在仍然困擾著我。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我活著就是等著被屠殺嗎？今天輪不到我，那麼明天，後天，大後天呢？對於這樣的暴行，我還能忍受多久？”我的決心再次受到了挑戰。我偷偷地抹去淚水和嘔吐的汙物，正視路的前方，我在尋找下一個路標。我必須有一個目標；我必須向前走。

在正常的生活條件下，人們的行為方式只有兩種，要麼讓生活順應信仰，要麼改變信仰來適應生活。選擇了正確的行為方式，我們就能獲得滿足。不過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我發現如果我要活下去，我必須兩者兼顧。因此我不斷修改自己的信仰，以順應日本看守的命令，同時我又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堅持我的信仰。舉個例子，如果日本看守強迫我去活埋一個戰俘，我會很快地意識到，這與我的信仰不符，但為了活命我不得不照做。如果我堅持我的信仰，拒絕活埋依舊在呼吸的戰俘，那麼接下來可能就有更多的戰俘要來埋我了，如果還有人拒絕，就會有更多的戰俘被埋葬。在我調整信仰的時候，我對自己說，我要活下來以後幫助別人。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一個人不能及時地調整他的生活宗旨，很可能活不下去。

我很難理解日本士兵的行為。因為他們的紀律性很好，絕對服從上級軍官的指揮。我想這些軍官們肯定知道日本的軍事法規當中關於戰俘待遇的條文。1904年2月日本頒佈的第22條軍規的第1節第2條明確規定：“應該尊重戰俘，善待戰俘，不得以殘暴的非人道的方式對待戰俘。”侵佔菲律賓的日軍從任何角度來說，都沒有執行天皇親手頒佈的敕令。日本的翻譯在多個場合告誡我們：“你們比狗都低賤！我們想什麼時候喂你們，就什麼時候喂你們；我們讓你們休息，你們才可以休息；任何一個日本士兵覺得有必要教訓你的時候，都可以揍你。”

天皇頒佈的善待戰俘的軍規從來沒有執行過，在巴丹死亡行軍的時候沒有執行，在任何一個戰俘營裏也沒有執行，在任何一個工作隊裏也沒有執行。顯然，這只是一條停留在紙面上的規定——沒有必要認真對待——日本人制定這條規定，只是為了讓世界各國覺得日本軍隊是“人道的軍隊”。日本士兵的行為方式恰恰與這些冠冕堂皇的規定相反，他們更樂意看到戰俘被折磨，這讓他們覺得可以對我們為所欲為，滿足他們的民族優越感。

目擊了“處決式的葬禮”之後，我的求生意識更加強烈。目睹屠殺暴行時，我處於絕望的頂峰，可是我發現我可以克服這種絕望。我在想，如果日本兵逼迫我執行諸如此類的暴行，為了活下去，我該如何應對。

首先，我要意志堅強，做該做的事情。其次，我要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這樣我才能做日本人命令我去做的任何事情。第三，我要變得“機靈起來”，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比如說，什麼時候該走得快一點，什麼時候該成為另一隊的成員。我發誓今後走路要昂首挺胸。這個姿勢會讓我覺得精神一些，日本看守很少欺負看起來健康的戰俘以及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戰俘。

我們走了好些天，有的時候夜間也趕路。日本兵只給我們提供過兩次食物和水，每次都很少。從盧保出發的4到5英里的行軍極其殘酷。日本看守時不時地命令我們奔跑，他們的咆哮次數更多，聲音更大。幾分鐘之內，有不同的看守，毆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們。

在這個路段，我們被要求以平常兩倍的步速行軍，日本兵換班頻繁，我們經常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換班的看守。我們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隊日本兵，看守命令我們停下來。我們看到這隊日本兵的前面跪著一個美國戰俘，戰俘後面站著一個日本軍官。日本軍官從劍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揮來揮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領。他讓這個美國戰俘順著他揮刀的方向移動膝蓋。熱身練習做完之後，他把武士刀高高舉起，急速揮下，日本士兵高呼“萬歲”，我們只聽到一聲悶響，美國戰俘就身首異處了。這個軍官緊跟著把戰俘的軀幹踢到在地。這個軍官“乾淨俐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斬首技術”。所有的日本士兵都開心地笑著走了。當我看到他的刀鋒下落的時候，我的心都揪緊了，渾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禱。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頭竟然是日軍的娛樂方式。

從那天起，我少說也目睹了數百次斬首的場景；身首異處的恐怖瞬間永遠不能從我腦中抹去。每當那個時刻來臨，我都非常害怕，不過我下決心活下去。我必須活下來告訴全世界日軍對我們這些戰俘做過些什麼。

我們花了兩天多的時間到達奧蘭尼，這段行程大約有15英里。這兩天內，我們沒有得到一口飯一滴水。在這段路程當中我們目睹了更多暴行，這些暴行與剛開始的四天裏的大同小異。日本兵特別喜歡在菲律賓人面前虐待美軍戰俘，這樣能滿足他們的民族優越感。每次殺害或者折磨美軍戰俘的時候，他們都會把路過的菲律賓人攔下來，男人、女人、小孩無一例外，強迫他們站在路邊觀看。這些菲律賓人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些觸目驚心的場面，淚流滿面，默默地祈禱，我看到他們的嘴唇一動一動的。

我們穿過奧蘭尼城區的時候，一隊日本看守站在路邊，朝我們吼道：“哈依庫！哈依庫！” （快點！快點！）我們幾乎奔跑著經過了這隊看守。菲律賓平民站在離這隊看守很遠的路邊，扔飯團給我們。我們在奔跑中接到了，就迅速塞到嘴裏。如果飯團掉在地上，就糟蹋了。幸運的是，絕大多數人願意分享，所以大家多少都吃到一點。如果沒有好心的菲律賓平民冒著危險丟給我們食物，在路上餓死的戰俘會更多，因為他們的無私幫助，我們的士氣也提升了一些。不幸的是，一進戰俘營，這種有福同享的友誼就結束了。我們每天只能領到一點點米飯當早飯，晚上還能領到一丁點當晚飯，沒有菲律賓平民扔東西給我們，我們也不能在路邊剪刀食物。戰友之間的情意受到很大損害。我多次勸坦克部隊的同袍，把米飯吃下去，不要用米飯換香煙。有些戰俘強搶病人的食物，或者引誘他們換香煙，他們說，抽一根煙能讓病人感覺舒服一點。某些戰俘之間的關係變成“狗咬狗”的關係。

我們精疲力竭，站立不穩，被強迫以兩倍步速行軍，直到我們進入了2英里外的聖費爾南多城。接下來，去哪里？下一個死的，輪到誰？我們的身體還能忍受多久？

聖費爾南多是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路途當中經過的最大的城鎮，它非常繁華，受到的戰爭破壞很小。美菲聯軍向巴丹半島撤退的時候，沒在這裏做過多停留。日軍跟在我們屁股後面追，也是一經而過。它是班邦省的省會，有一些漂亮的大工廠。我注意到街面上有很多日本兵，他們全副武裝三五成群地到處閒逛，享受著“愜意”的時光。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火車站，讓我們休息。我們看到站內一列由老式車頭驅動的悶罐車。我們坐在鐵軌上等了一個小時，一輛破舊的悶罐車才哢哢地進站。我聽說，我們將被送到馬尼拉，與日本戰俘交換，我們很快就能回家。很快，謠言不攻自破。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這輛小小的悶罐車。車廂很小，放在平時可以裝進10頭牲口，或者25個到 30個人，在日本兵的驅趕下，此刻每節車廂裏塞進了80到100個人。我們只能輪流坐著，因為車廂裏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大家都坐下來，即使靠近車門的人把腿腳都伸到門外也不行。車廂中部實在太擁擠，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窒息了。靠近車門，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的人是幸運的。我們摩肩接踵地站了5個小時，到達卡帕斯。卡帕斯離我們的最終目的地奧唐奈集中營附近。

我是幸運的人之一。我靠門邊坐著，雙腿懸空。我享受著新鮮的空氣，和風撲面，不必擔心日本兵會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後背。不擔心，真是一種享受。不久，我就為自己的鬆懈嘗到了苦頭。一個日本看守從我身邊經過，他揮舞著一根用作手杖的長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來，沒打到腳，打在了膝蓋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來，——叫的什麼我記不清了，不過絕對不是恭維的話。他抓住車廂的門把，使勁地想把它關上，車門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極了。不過門最終還是沒有被關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關得上。幸虧我的大腿讓門開了一個口子，我們才能呼吸到一點新鮮空氣，當火車開動的時候，一股力量很大的風吹進我們的車廂。

火車緩緩地開動了，載著數千名生病的、垂死的戰俘。菲律賓人站在鐵軌旁邊，向車廂裏面扔用香蕉葉包著的飯團、用糖和其他調料做成的米糕、還有熟雞塊。當我看到他們給我們扔食物的時候，我就使勁把門拉開兩英尺，以便讓我們獲得更多的食物。這些好心的菲律賓人可能不知道，他們的慷慨行為救了我們很多戰俘的性命。沒有這些東西，很多戰俘將會餓死。他們給予我們的關心，幫助我們挺過了這段人生的黑暗歲月。

火車終於停了，但是日本兵不允許我們下車，我們又在車廂裏停留了10分鐘。沒有人講話；垂死的人的呻吟打破了車廂裏的安靜。就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們還是不知道接下來我們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會被秘密處決嗎？然後在沒有一個人看到的情況下，被日本人偷偷地埋到一個萬人坑裏？日本看守什麼也不說。我聽到車廂裏有人在輕聲的禱告。上帝啊！請給我們一次機會，不要在這個遙遠的國度，讓我們毫無蹤跡地像畜生一樣死去。

只有活著的人走下火車；我們得到指示，讓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車廂內。有些人能跳下火車，有些人只能挪到門邊，然後慢慢地滑下來。我慢慢地跳出車廂，剛想邁步走路，就倒在了鐵軌上。我覺得我的瘦腿不聽大腦指揮了。一個看守認為我站得不夠快，就用槍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頸部遭受重擊。他對我做了一個威脅性的動作，用刺刀向我刺來，我知道不躲開就死定了，趕緊爬起來走了。

我們又開始走了，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要走多遠。我們所有的人都覺得自己像是一頭牛，要被趕進屠宰場。當我離開悶罐車的時候，我感覺身體好像著了火。走了兩英里之後，我開始頭暈目眩，身體在佇列裏搖晃。沒過多久，我就體力耗盡，跪倒地上。好運又一次撞上了我。我醒來的時候，我發現正被奇戈伊和布隆格抬著走。他們抬著我，足足地走了1英里。之後，我的體力恢復了，可以自己走了。一個人在一生當中，在短短幾天內，被同樣的人救兩次，這樣的幾率能有多高？他們真是我的救星。

形容枯槁、衣衫襤褸的我們排成隊半死不活地走著。我們的身體太骯髒了，上面沾染了各種各樣的液體，全都沒刮臉。在這條狹窄的永無止境的公路上，我們看到一些美麗高大的、果實累累的芒果樹，還有許多鬱鬱蔥蔥的綠色植物。我們不時能在路邊看到美軍戰俘的屍體，他們躺在綠樹底下，血流滿地，鮮血已經變成深棕色。

《菲律賓的黎明》的作者神保信彥，是參與菲律賓戰役的一名日軍士兵。他在書中寫道，在巴丹守軍投降的當天，所有的日軍部隊都接到通知，將有至少7萬名俘虜落入日軍手中。

日軍高層在馬尼拉發佈了如下命令，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會發生那麼多的暴行：

和我軍在巴丹半島對抗的任何部隊，不管是否投降，都應該被徹底消滅，任何不能走到集中營的美軍戰俘，在行軍途中都必須在離高速公路兩百米以外的地方處死。

這個命令可能就是日軍士兵在行軍中可以任意殺死掉隊的美國人的正當理由。一旦本間雅晴接受了巴丹的投降，他唯一關心的不是我們的待遇而是所有在菲律賓的武裝力量的最終投降書，從而他可以指揮所有的力量和供給物資向克雷吉多島進攻。毫無疑問，我確信對我們投降的部隊實施殺戮是某個人預謀的，授權的，這個人有著很大權利，而且是日本軍隊在菲律賓有很高指揮權的人。

這個命令給予了日軍看守肆意屠殺掉隊的美國戰俘的權力，戰俘出於任何理由掉隊都要被處死。本間雅晴雖然接受了巴丹守軍的投降，但是唯一讓他感興趣的是獲得整個菲律賓美菲聯軍的投降書。他當時正在調兵遣將，調集所有的技術裝備，想一舉拿下克雷吉多要塞。毫無疑問，對巴丹投降部隊的屠殺是有預謀的，是侵菲日軍高層精心策劃的，是經過某些高級將領首肯的。

我在行軍的最後一天，差點丟掉性命。我的腳腫得有平時的兩倍大，這讓我在佇列中行走困難，很難跟上隊伍。後來我才發現，佇列當中的很多人都有這個毛病。

日本看守又把我們轉交給一隊經過充分休息的看守。這些傢伙上來就呵斥我們，推搡我們，用棍子敲打行走困難的人。他們專門欺負看起來虛弱的人。與我走在一起的一個兄弟，看到我浮腫的腳，建議我把靴子的兩邊劃破。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不僅照他說的做了，而且還把鞋帶鬆開了，這樣給腳更大的空間。在此之前，我虛弱得很，發著燒，筋疲力盡，我甚至覺得高燒會要了我的命。就在我的身體快要垮掉的時候，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堅持下去，不管日本人要我去哪里，我都得走過去。奇跡出現了，高燒退了！最後的8英里，我好像走了一輩子，我終於看到了典型的菲律賓棚屋的輪廓，還有那生銹的鐵絲網。我總算見到了這次強迫行軍的目的地。

中國是否應當調整對朝戰略？(邱震海)

鳳凰衛視評論員 邱震海


　　朝鮮近日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就譴責朝鮮發射火箭的主席聲明進行公開道歉，並首次表示可能進行第二次核子試驗。在這之前，4月14日，朝鮮外交部發表聲明宣佈，鑒於聯合國安理會之前發表了關於朝鮮發射火箭的主席聲明，朝鮮將永久性退出六方會談，並重啟已經關閉的核設施。

　　這是朝鮮迄今針對聯合國和六方會談採取的最為強硬的行動，意味著從2003年開始的朝核問題六方會談至少暫時停頓，也意味著朝核問題將進入一個更為艱難的階段。

　　更主要的是，無論是朝鮮最近的連串強硬舉動，還是其近十幾年來在核問題上展現的種種非理性舉動，使一直希望理解並真誠幫助朝鮮的中國，陷入了十分為難的境地和嚴重的戰略困境。

友誼無法掩蓋嚴重分歧

　　朝核問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始終步履維艱。其間，朝鮮與美國多次周旋，包括本世紀初美國和朝鮮關係的大幅緩和，以及美中和朝鮮三方會談和由此而擴展的六方會談，也包括朝鮮曾在2006年10月舉行的核子試驗。

　　毋庸諱言，在所有各方中，真正的主角只有兩個，即美國和朝鮮。從朝鮮來說，對美外交是其外交的重中之重；朝鮮若能實現與美關係正常化，那將不但可以擺脫多年來受西方世界封鎖的局面，一舉解決其與韓國和日本這兩個近在咫尺鄰國（敵國）的關係，而且也可擺脫冷戰結束後朝鮮在外交和國際援助上只依賴中國的局面，同時更可在取得較為寬鬆國際環境的情況下，以較為輕鬆的心情邁出對外開放的步伐。

　　因此，在多年的朝核問題中，與美國直接會談一直是朝鮮追尋的目標。

　　問題是：由於種種原因，其中也包括美國內部對朝鮮強硬勢力的影響，從朝鮮看來，美國始終對朝鮮充滿敵意，韓國李明博政府上任後與美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等種種舉動，更讓朝鮮感到這一點。因此，較長時間以來，朝鮮一直採取較為極端的外交步驟，不按常理出牌，令國際社會經常手足無措。

　　在這方面，即便是過去相當長時間一直盡力維護朝鮮利益的中國，也經常處於前後為難的尷尬境地，尤其是此次朝鮮宣佈永久性退出六方會談，令曾為六方會談殫精竭慮的中國異常為難。一方面，除了2006年10月朝鮮“悍然”（中國外交部語）舉行核子試驗後曾對朝鮮短期強硬之外，中國一直採取對朝鮮較為溫和的態度，尤其是當西方國家對朝鮮的壓力達到高峰之時。以此次聯合國主席聲明而言，正是由於中國和俄羅斯發揮了關鍵作用，才使得安理會最後沒有通過制裁朝鮮的決議，而僅發表了主席聲明。

　　當然，從朝鮮的立場來看，中國在朝核問題上過多站在美國一邊，六方會談與其說是為了朝鮮而開，還不如說是中國為了美國的利益而“逼迫”朝鮮參加這一會談。因此，長期以來，無論是圍繞著朝核問題還是其他眾多課題，中國和朝鮮之間的不和早已有目共睹，只不過雙方經常用五十多年前的“鮮血凝成的友誼”來遮掩其實已經嚴重變質的雙邊關係；尤其是今年乃兩國建交60周年，雙方高層宣佈今年為“中朝友好年”，但雙方在桌面下的分歧和衝突幾乎已難以為表面的繽紛所掩蓋。

朝鮮戰略屏障作用已虛化

　　雖然近年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已有所下降，但無庸諱言，在所有與朝鮮有密切關係的國家中，中國是唯一尚可對其產生一定影響力的國家，其中自然包括中國對朝鮮的大量能源、糧食和經濟援助。2003年上半年，鑒於朝鮮也是拒絕返回談判桌，中國以“技術故障”為由，暫時中斷了對朝鮮的三天原油供應，最後迫使朝鮮願意返回談判桌。

　　行文至此，又回到了多年來為許多人所討論的問題：中國力保朝鮮，對中國的國家利益究竟還有多少益處？中國是否到了適時調整對朝鮮戰略的時候了？要回答這兩個問題，首先應該對一個問題有足夠研判，即：朝鮮對中國的戰略作用到底體現在什麼地方？

　　朝鮮對中國的正面和負面作用，可以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層面得以觀察和分析。從短期而言，一個擁有核武器的朝鮮，顯然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要求朝鮮棄核並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是中國與美韓日俄等國共同的立場底線與合作基礎；從中期而言，在可預期的未來維持朝鮮政權的相對穩定，與其說是為了虛幻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或兩國“用鮮血凝成的友誼”，還不如說是更直接地為了中國東北部邊境的安全，因為一旦朝鮮政權崩潰，大量朝鮮難民進入中國，勢必給中國東北部的穩定構成極大挑戰。

　　值得探討的是：朝鮮從長期而言對中國的戰略作用究竟體現在哪里？有一個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朝鮮是中國抵擋美日韓的一個天然的戰略屏障。這一觀點看似有理，實則似是而非。這樣的眼光在冷戰時代尚有一定合理性，但在冷戰結束已20年的今天，尤其是隨著中國崛起，中國與美國和西方世界雖有激烈競爭和衝突，但更多卻是擁有合作關係，而且雙方均試圖以合作消弭潛在衝突。

　　在這種情況下，朝鮮對中國抵擋美日的戰略屏障作用已大大弱化、虛化乃至空洞化。與朝鮮對中國空洞的戰略屏障作用相比，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經常置中國於十分尷尬境地的朝鮮，給中國更多帶來的卻是實實在在的麻煩。從2003年開始，包括筆者在內的地區分析家們一直宣導中國應盡可能維護朝鮮政權，並盡力將其引導上現代文明之路。六年過去了，雖然善良的願望依在，但現實的經驗告訴人們，這將是一條非常困難的道路。

以集體安全機制共管朝鮮半島

　　當然，朝鮮對中國的另一個作用在於，若今天朝鮮政權一夜之間垮臺，那麼朝鮮半島必然在較短時間內走向統一；而以中國目前的實力而言，尚無法與美國在朝鮮半島一決高低。因此，一個在短期內走向統一的朝鮮半島，必然是由美國主導的朝鮮半島。這顯然也不符合中國的長期戰略利益。

　　以這樣的眼光來看，雖然人們尚無法回答“中國是否應該調整對朝鮮戰略”的問題，但經過上述梳理，人們應該可以看到朝鮮對中國的戰略作用並非原先想像的那麼深遠。因此，為了中國在中短期的國家利益，適度增加朝鮮施加壓力，包括採取必須和可能的經濟手段，應當成為中國外交一個值得思考的選項。

　　另外，在應對未來朝鮮半島走向統一的問題上，幾年前有韓國智庫人士曾提出，將六方會談擴展為東北亞集體安全機制，以保證各國共同管理朝鮮半島可能發生的劇變。雖然從中國的眼光看，這可能成為美國進駐東北亞的一個戰略契機，但從現實戰略的角度看，這卻也是保證一旦朝鮮半島發生劇變，中國依然能在其中保持足夠影響力的另一個重要契機。

明朝倭亂：海禁逼出的華人叛亂(單之薔)

一個明朝海盜的心願（節選）

摘自《國家地理雜誌》09年第4期　文章作者：單之薔　圖片整理：2可器


……
我在網上看到一段關於倭寇的文字，寫的是倭寇的首領王直被殺時的情景，王直不是日本人，而是安徽歙縣人，這讓我很驚訝。倭寇的首領竟然不是日本人？我可是從小在教科書中讀著戚繼光抗倭的英雄事蹟長大的。一種強烈的願望讓我去瞭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找到一冊冊明史，看那些抗倭名將的傳略，不僅僅是戚繼光，還有朱紈、胡宗憲、俞大猷、曹邦憲、唐順之等等，我要在其中找這些抗倭名宦和名將打了哪些仗，殺了哪些倭寇；我又找到了當年的一些書，《倭變事略》、《籌海圖編》便是其中的兩本。

《籌海圖編》是明代江蘇昆山人鄭若曾所著，他曾被浙江巡撫平倭的總督胡宗憲招至幕下，親自參與了平倭的過程。他的書當屬記實，或者說具有權威性。在這本書中我看到了“擒獲王直”一章，“王直（有的稱汪直），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輿，以故人宗信之”……王直曾與朋友一起商量去海外經商謀生，原因是“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遙哉？”後來王直去廣東，造巨艦，運載著一些生絲和硝磺等，去日本、暹羅、西洋諸國，五六年的時間，王直就發了大財。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與李光頭、許棟等商人在寧波的雙嶼島與佛郎機（葡萄牙）、倭人（日本）開展貿易。《明史》中說他們“踞寧波之雙嶼島（今六橫島和佛渡島）為之主。”

（王直墓，日本人在其家鄉安徽歙縣所立）

當時的雙嶼島被中日歷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財富在這裏交換、中轉、集散，來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銀通過這裏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由這裏進入世界。這裏很像香港--一個世界自由貿易區。

1524—1547年，這個經濟特區、自由貿易港迅速發展起來，葡萄牙人在上面建立了教堂、醫院、市政廳等，島上居民多達數千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此外還有各國的商人。但明王朝實行海禁，禁止海上的自由貿易，朱元璋定的規矩是“片板不許入海”。雙嶼島，在朝廷的眼裏便是“倭寇”盤踞之地。不久，主管浙江、福建海防軍務的巡撫朱紈派大軍進攻雙嶼島，一番激戰，雙嶼島被蕩平。一本西方人寫的書說，此役光葡萄牙人就死了800多人。從此這個“16世紀的上海”又成為了兩個只有海浪拍打的默默無聞的小島。王直僥倖逃脫，遠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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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直墓前合影的安徽歙縣地方官與王氏後人）

後來他佔據了日本一個島嶼星布，名為“五島”的地區（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島，包括福江、久賀、奈留、若松和中通），自稱“徽王”，又招來徐海、陳東、葉明等人為他的部將，他的侄子和養子是他的心腹。他還吸納了幾個日本人為他的下屬，日本史料中稱他為“五峰船主”，周圍三十六島都歸附於他。

這時的王直還沒有想做強盜，他給中國官府捎信說：他願意率領自己的人馬幫助官府掃清海盜，條件就是開放海禁，允許貿易（這條件有點像西方列強要求五口通商），他願意做一個管理貿易的小官。（看到這裏，我就想，若是英法西葡等西方列國，此時肯定給王直加官進爵，封為當地長官，試想不費一兵一卒，就把疆域擴大到了日本列島。）但明王朝不這樣想，官府沒有答應王直開市貿易的條件，幫助肅清海盜可以，為此獎給王直100石大米。這獎勵對於富可敵國的王直來說，簡直就是諷刺。王直大忿，將這些大米全都扔進海裏。由此他對在明王朝的統治下能否作商人產生了懷疑。後來他不顧禁令，駕船在舟山群島附近的島嶼停泊做貿易，遭到明朝官軍的圍剿，王直靠發射火箭僥倖突圍。從此王直絕了走私經商的念頭，由此走上了劫掠財物、攻城殺人的強盜之路。早年王直在海上做生意，為防打劫，就雇用日本武士在船上充當保鏢。海上不比陸上，陸上有國家維護秩序，海上的安全全靠自己，因此武裝貿易是那時海洋貿易的通常做法。

王直的下屬中，有一些被雇用的日本浪人武士，但為數不多。王直比較狡猾，每次劫掠燒殺後，都讓部下留下是某島倭寇所為的痕跡或口信，即《籌海圖編》所說：“必詭雲某島寇所為也。”王直的狡猾，得一時之利，卻鑄下了千古駡名：倭寇。

（被砸毀的王直墓。2005年，聽說日本人為海盜立碑，兩位大學老師夜襲王直墓。此事成為當時一大事件。兩位砸墓者被視為反日民族主義的代表。但讓很多人意外的是，其中一位砸墓者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後來因為成立中國社會民主黨而身陷……）

但剿倭的名臣總督胡宗憲看出了王直的破綻，因為他看見倭寇進退縱橫皆按兵法，可知不是毛賊，又熟知沿海州縣的內情，倏忽而來、倏忽而去，可知其中必有內奸坐鎮指揮。他很快知道了倭寇的後臺指揮就是王直。

胡宗憲改變了以往剿殺的策略，誘王直來降。王直本來也不想反抗朝廷，他同意投降，但是有個條件：這個條件竟然還是解除海禁、開市通商。胡宗憲雖然沒有批准開市貿易的權力，但他還是答應了王直，謊稱同意開市貿易。為了這個條件，王直回來了，謁見胡宗憲的結果是被投進杭州的監獄。王直被殺那天，與兒子在刑場相擁而泣，拔下頭上束發的金簪給兒留念，長歎一聲：想不到竟死於此。然後引頸就戮。

他的養子王滶帶領下屬停留在舟山群島的一個小島岑港，聽到王直被殺，立刻肢解了官方的人質夏正。與前來圍剿的官軍展開激戰，大部分戰死。

不知大家注意沒注意王直的願望，一個對抗朝廷的海盜的願望。“解除海禁，開市貿易”，這就是王直的心願。中國幾千年來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人無數。但提出這樣的訴求卻是開天闢地第一次。陳勝、吳廣的“大楚興、陳勝王”；劉邦的“大丈夫當如此”；張角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宋江的“替天行道，”等等，都是大同小異的追求，本質都是一樣的。這樣的訴求實現的結果無非是王朝的更替，卻不會有新時代的到來。但是假如王直的訴求與番國“開市貿易”要是實現了呢？還會是王朝的更替嗎？簡直不敢想。那是不是中國提前500年就加入了“WTO”?

王直死後，倭寇不但未滅，反而變本加厲。可見走私、做海盜並不是王直一夥，當時中國東南沿海幾乎全線告急，從杭州灣到珠江口沒有一處不是戰火硝煙。

倭寇非倭，首領都是中國人

倭寇為患，從明初就開始了，直至萬曆年間才止，持續了200多年。其中最烈是在嘉靖年間。所謂“嘉靖倭患”，指的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等勾引日本倭寇，大舉入寇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的這件事。這場倭患一直持續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後達15年之久。

我想知道倭患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我開始對手中的書籍和資料中出現的倭寇人數進行統計，我發現無論是正史《明史》、《明實錄》，還是像《籌海圖編》、《倭變事略》這樣的野史，都把“倭”和“賊”這兩個概念不加區分。大的地方、籠統之處多用“倭”，比如“倭來犯”，但到具體之處，具體到人，都用“賊”。

各種書中所能找到的，被明王朝認定為倭寇首領的有名、有姓或者有稱呼者，大約20個。他們是：安徽的歙縣許棟、汪直、徐海；福建的李光頭，漳州沈南山，福清鄧文俊、林碧川，海澄嚴山老、許西池、洪迪珍、張維，詔安林國顯、吳平；廣東的蕭顯，饒平張璉、林鳳、許朝光，東莞何亞八，大埔蕭雪峰，潮安曾一本，澄海林道乾。他們和王直一樣都是中國人。

抗倭之戰，大大小小不下幾千仗，動輒殺賊成百上千，都是有首級為證的。據書中記載，總共被剿滅的倭寇或賊以及海戰中溺水而死者不下十幾萬人。但其實這裏面真正的倭寇並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這並不是今天才明瞭的事，早在倭患最盛時，許多人就指出這一點。如《籌海圖編》在“敘寇源”部分，即追蹤倭寇來源時說：“今之海寇，動輒數萬，皆托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之無賴，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有之，夫豈盡倭也。”史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載：“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學編》載：“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小學生迎接為王直立碑的日本人）

……
經過了宋元兩個朝代，中國東南沿海已經經歷了方興未艾的海洋貿易時代，一個圍繞著中國渤海、黃海、東海和南中國海的商貿圈已經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遠洋航線也已經形成，中國人生產的絲綢、茶葉、瓷器等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商品。東南沿海的居民已經成了依靠海洋貿易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壓下，與番通商、貿易發財的衝動被壓抑了，那些迎風遠航的中國帆船不見了。但是貿易、賺錢、利潤一經發現，就無法阻擋，人們甘願鋌而走險。何況越是禁止，中國貨就越缺，價格就越高，走私的誘惑就越大。我看了一張當時行銷日本的貨品種類和收益的明細表單，一些商品的利潤高達10倍以上。

……
在明朝皇帝的頭腦中，中國還是在世界的中間，其餘國家無非是一些地處僻壤的番夷小國。直到萬曆年間，看到從澳門登陸的葡萄牙牧師利瑪竇帶來的中國不在中間的世界地圖，皇帝對世界才略知一二。對於通過海洋與這些番國貿易的意義，明朝的皇帝不可能知曉。

明朝與前面宋元兩朝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對農業的重視和對商業的排斥。……本來中國文明的主體就是一種重農抑商的農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許多重農抑商的名言，他經常用本末二字指稱農和商。他常說“一夫不耕，民有受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受寒者”這裏哪有商的位置。

……
明朝的統治者不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國海，就是像王直這樣的在家門口的貿易他們也必須徹底消滅而後快。

而中國東南沿海已經進入了世界商貿圈，既然這些人依靠海洋貿易為生，那麼海禁就等於不允許農民種地，不允許牧民放牧，等於剝奪了他們生存的基礎，他們只能鋌而走險，違法經營，武裝走私。武裝走私做不成，那只好上岸以劫掠燒殺為生。在《籌海圖編》中，我還看到這樣的記敍：倭寇對與海外通商的村鎮是不搶的。

於是中國沿海一帶商人轉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這一點。《虔台倭纂》載：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禁愈嚴而寇愈盛。

於是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海禁鬆弛或開放海禁，則倭患息，海禁嚴則倭患起。

明代嘉靖年間的這場倭患，實質是中國民間海商集團的武裝走私貿易與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一場持久的大規模的衝突。這期間固然有真的倭寇和流民盜賊參與，但性質並不因此改變。每當社會動亂之際，都是流民和社會遊蕩不軌之徒的狂歡節。

遺憾的是，這些武裝走私的海商竟然提不出自己的綱領和口號，他們還不如歷史上的張角、黃巢、宋江、方臘。他們甚至還樹不起一面旗幟，這也不能責怪這些海商，因為他們的訴求即使寫在旗幟上：開市通商，也不會像“替天行道”、“殺富濟貧”那樣一呼百應。因為他們僅僅代表了東南沿海新月地帶那一小部分人。

倭亂，規模之大不亞於任何一次農民起義，但是如此規模的動亂卻是無聲的，只能聽到官方的聲音，另一方是沉默的。幸虧王直披露了一下他們的心聲，否則他們將帶著一個“倭寇”惡名永沉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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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小學）

“五四”運動孿生子 自強和啟蒙(徐友漁)

徐友漁

“五四”運動以陳獨秀宣導的“德先生”、“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著稱，但它同時也是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意識覺醒和民族主義感情高漲的起點。北京大學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對政府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會條約上簽字，反對軍閥政府把山東權益出賣給日本的秘密條約。

啟蒙興於“五四”，衰於抗戰

其實，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不斷遭受列強的侵略和欺淩，不平等條約一個又一個強加於中國，為什麼民族主義遲至五四才興起？原因大致有這麼兩個方面：第一，民族主義是歐洲近代隨著民族國家建立而產生的社會思潮，中國歷來只有自以為世界唯一、自我中心的“天下”觀，民族主義是西風東漸後慢慢傳到中國來的；第二，滿清王朝的統治對於中國廣大人民而言是異族統治，利用民族主義抵禦外敵對於滿清統治者而言具有引火焚身的潛在危險，滿清統治者是利用嚴格尊奉儒家教義來取得統治的合法性，所以，鴉片戰爭之後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維護皇權和強調“華夷之別”，即專制主義加文化民族主義。

“五四”的民族主義與此剛好相反，用民主反對專制，用啟蒙和學習西方反對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五四”一代人認為，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是維護專制皇權的工具，而專制統治的壓迫導致民愚國弱，這使得中國無力抵禦外敵入侵。所以，在“五四”時期，愛國、反帝、民主、啟蒙這些價值是內在統一的。

“五四”之後，上述價值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保持了很長時間，當然，在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政黨政治中，民主和啟蒙的色調會消退一些，但不論是國共兩黨，不論在北伐期間還是在蘇維埃革命運動中，“愛國、反帝”等民族主義的訴求都是響亮的口號和必須搶佔的道德制高點。

抗日戰爭爆發後，民主和啟蒙的訴求被壓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義被張揚到極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專制的現實，這就是所謂的“救亡壓倒啟蒙”。對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停止了，因為害怕這種批判會削弱民族自信心；對不民主的、專制的體制的批判停止了，因為面對日寇的倡狂進攻，抗日政權的合法性不容動搖；對蔣介石的專斷壓制不是抗拒，而是忍讓，因為大家覺得為了避免亡國，中國不得不有一個鐵腕領袖。

在長期、艱苦的內部鬥爭中，中國的民族主義越來越由政黨主導，表現得像是政治鬥爭的工具，而沒有一般民族主義所表現出來的群眾性和自發性。各派都說自己愛國、對立面賣國，一派說對方的外國主子是英美，一派說對方的外國主子是蘇俄。

1949年之後，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處於“妾身未分明”的狀態。正面的，起領導作用的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面的，需要批判的意識形態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民族主義在現實生活的話語中隱匿了、消失了，只是偶爾出現在歷史教科書中，所歌頌的往往是民族英雄（比如岳飛、文天祥），而不是正面肯定民族主義。

要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

民族主義終於在上世紀90年代再浮現出來，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國內風波和蘇聯東歐巨變後，有人認識到並積極獻策：中國人的信仰出現了危機，局限於以前的教育、宣傳手段不足以應對新的形勢，轉型時期的中國需要借助於民族主義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強凝聚力與合法性。

在這種填補意識形態真空和大力批判“全盤西化”的情況下，上世紀90年代初期出現了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和“國學熱”的勢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用整整一版發表報導《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提出“國學的再次興起……將成為我國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礎”；兩天以後又在頭版登出《久違了，“國學”！》。《光明日報》、《文匯報》等也發表了類似的報導和文章。中央電視臺作了題為《北大‘國學熱’的啟示》的專題報導，由北大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攝製的電視片《中華文明之光》在海內外播放。

民族主義首先表現在思想文化方面，被人稱為“文化民族主義”，一些學者教授其的本主張是，西方文化已經走到了盡頭，未來將由東方文化、中國文化起主導作用，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季羨林老先生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他認為，每一種文明或文化都有一個誕生、成長、發展、衰落、消逝的過程，不可能一成不變，從全部人類歷史看，東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紀，西方文化將讓位於東方或中國文化。他論證說：“西方的哲學思維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從個別細節上窮極分析……中國的東方思維方式從整體著眼，從事物之間的聯繫著眼更符合辯證法的精神。就像中醫治病是全面考慮、多方照顧，一服中藥，藥分君臣，症治關鍵，醫頭痛從腳上下手，較西醫的頭痛治頭、腳痛治腳更符合辯證法。”在我看來，這種說法牽強附會、一廂情願，毫無說服力。

在民間，民族主義表現為強烈的排外情緒，有人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同於反西方，尤其是反美，並且把民族主義的鼓噪和商業化考慮密切結合起來。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是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該書的主題是：美國人不但邪惡，而且愚蠢。作者說：“我敢於下這樣的武論：大多數中國高中學生對美國歷史文化知識的瞭解比美國大學生還要多得多。同樣，其他領域中對美國的瞭解也可能優於美國青年…… 事實上，美國青年一代墮落的跡象，在吸毒、性愛和電子遊戲機背後，已經顯現出被人類文明拋棄的端倪。”此書的最大特點是不負責任，進行狂熱的煽動，比如作者放言臺灣問題，不滿意于現行方針“堅持和平解決……不承諾放棄武力”，而主張“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表現出來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粗鄙性和虛偽性。有的大學生上街遊行積極，往美國大使館扔石頭起勁，但同時考“託福”和GRE也積極，打破頭地拼命要辦簽證去美國。一個北京大學的女生，洋洋自得于當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該校時她起身提自以為刁難的問題，企圖使美國總統難堪，但過了幾年之後，她又洋洋自得嫁給了美國人，漂洋過海去了美國定居，生的小孩當然是美國國籍。

有學者認為，對民族主義情緒應警惕，因為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起的作用是負面多於正面，有一篇題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誤區》的文章在總結歸納近現代的歷史事實之後說，民族主義的負面效應表現在，第一，在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推動力和為國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時，往往又拒斥、壓抑自由主義；第二，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的同時，又和排外主義相聯繫；第三，它常常導致認同對象的錯置：它用文化主義代替政治原則，使保衛國家落腳于保衛傳統文化。

還有人分析民族主義思潮在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深層次原因，認為隨著更深地進入國際社會，西方國家已經從遙遠的模仿物件變成現實的競爭者，利益衝突頻繁發生；與此同時，由屈辱的歷史和長期貧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復蘇。在題為《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文章中，作者認為，當今世界一些最旗幟鮮明堅持民族主義的國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現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國家，有的甚至也就是當今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因此，中國應自覺地選擇世界主流文明，自覺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尋他路。

在當代，民族主義的表現和傳播與現代通信手段的聯繫非常密切。在2003年，主要由於中日關係中的問題，出現了一輪民族主義浪潮，由於有關言論基本上都是發佈在互聯網上，所以國內和海外發明了一個新詞：“網路民族主義”。在2008年，因為奧運火炬在法國傳遞受到干擾和衝擊而在國內爆發了一場抵制“家樂福”的運動，網路和手機在傳遞資訊、召集人群等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近年來，一小批學院派知識份子開始提倡一種“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特徵是把愛國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並且以憲政民主為前提。這是一種剛露頭的呼聲，但也是更健全、更有希望的主張，它把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和科學、民主、理性、啟蒙的訴求結合在一起，它和“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十萬佳麗下嶺南百萬嫖客上東莞(轉)

　　我倚著陽臺，我的對面，是一家酒店和一家歌舞廳。不遠處，著名的喜來登大酒店高聳入雲，大廈頂端的光柱，象一把劃破黑夜的利劍，在蒼茫的夜空中旋轉。腳下的停車場，擠滿了粵S牌照的豐田本田、海馬現代、以及賓士寶馬。這是地處廣東省東莞市厚街鎮，康樂廣場附近商業區的中心地帶，往東20米，是康樂廣場前的新華潤萬家超市，往南60米，是鼎鼎有名的老華潤。與老華潤僅一路之隔的，是正在大興土木的65層的一座摩天大樓——厚街鎮未來的五星級大酒店厚街大酒店，而喜來登酒店與他們，僅僅隔著一條不足20米寬的莞太大道。

厚街嘉華大酒店

　　東莞地處珠三角之黃金走廊，在中國歷史上，只出過一個明朝山海關大都督袁崇煥，以及在虎門燒鴉片煙的兩廣總督林則徐，算是默默無聞的一座無名小城。然而，改革開放之後，這座連接廣州和深圳的無名海濱城市，像發酵的麵包一樣，迅速的膨脹起來。

　　當年很多東莞本地人，隨便做點小生意，哪怕只是在街邊搗鼓一隻煤氣灶賣賣炒米粉，如今也可以人模狗樣地開著賓士寶馬到處耀武揚威。很多遊手好閒的本地青年，一天到晚只是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混日子，這沒辦法，他們有花不完的人民幣，以及根本就從未擁有的人生觀和道德觀。他們的父母有工廠，有店鋪，雖然勞工荒讓很多工廠的經營日益艱難。但他們還可以坐在家裏收房租，即使沒有房租，也可以從村委會領取不菲的分紅。總而言之，這輩子，他們是衣食無憂，吃穿不愁的。

東莞桑拿小姐

　　全國沒有哪座城市，其繁榮娼盛的程度，能和東莞相提並論，即使是廣州和深圳也只能對東莞甘拜下風。早些年，內地有人因公去深圳去差，在賓館裏被妓女電話騷擾一下，都會覺得無限的激動，回去後大肆宣傳無限光榮。而現在，深圳關外，很多髮廊的小姐只收一百塊的服務費，在龍華，站街的小姐，其行情甚至跌到30元一次的地步。與鄰近的東莞依然堅挺無比的色情娛樂業相比，深圳早已是日落西山了。深圳人的說法是，週末我們去東莞玩玩；而浸淫聲色的香港人就更不用說了，連開著貨櫃車的香港麻辣佬，也垂涎於東莞十萬佳麗的天香國色。某年某月，香港某政府委員，在北京開完會議，返回香港之時，仍不忘記去東莞尋花問柳，結果該委員十分的倒楣，在東莞大朗鎮嫖妓被當地警方給抓了起來，名噪一時，成為了東莞百萬嫖客中人人景仰的風雲人物。

　　東莞現有人口一千萬左右，其人口密度，令內地所有的城市望塵而莫及。這裏，也是臺灣和香港商人的僑居之地。據說，全世界1/10的衣服和鞋子，全世界1/5的電腦，全球1/3的玩具，都來自東莞這間世界工廠，更誇張一點的說法是，東莞塞車，全球缺貨。如今的東莞，就象一個入行不久風韻猶存的妓女一樣，敞開懷抱張開大腿以其獨特的風姿和嫵媚，吸引著天下嫖客。外國人，臺灣人，香港人，加上因為改革開放而暴發的本地人，造就了這座城市無以倫比的消費能力和弛名中外的色情文化。

　　東莞光五星級酒店就有16家，三星級酒店200多家，加上其他商務型的酒店，共2000多家，這組數字，令內地的所有大中城市都無法望其項背。正因如此，來東莞淘金的全國佳麗，才會絡繹不絕浩浩蕩蕩如過江之鯽。各式各樣的酒店，沐足中心更是雨後春筍一般的搶著開張。這座城市的色情娛樂業的發達程度，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重現了“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的盛世景象，重金嫖娼的風氣在事隔一千多年之後，再度捲土重來。

　　如今，不少臺灣和香港商人，都把大陸當成了他們的第二故鄉。因為，大陸不光有賺不完的鈔票，大陸還有享受不盡的國色天香，在東莞，他們可以一邊摟著來自中原的姑娘或是兩湖的辣妹子，一邊喝著臺灣的波霸珍珠奶茶，嚼著產自阿里山的新鮮檳榔。然後把被檳榔汁染成烏黑的血盆大口，啃著中原姑娘或兩湖妹子的挺拔雙峰。兩岸的政治氣氛向來劍拔弩張，兩岸的交流卻依舊如火如荼，當然，交流並不限於經濟和文化上，兩岸的人民在肉體上的不斷交流可能更有助一國兩岸的和平統一與繁榮娼盛。

　　一家喧鬧之聲震耳欲聾的歌舞廳裏，突然竄出十幾條大漢。切，又是打架鬥毆，這已經是一個星期內的三次打鬥事件了。歌舞廳裏，消費不低，一般工薪族是不會光顧的。去那裏的，都是些尋求刺激的，一顆搖頭丸，加上勁爆的音樂，可以嗨四五個小時。因而，在這樣的場所，也就難免少不了暴力事件的發生，某某人在台下喝酒，他的馬子在臺上搖頭，被人摸了或抱了，幾分鐘後，立刻出現桌椅橫飛，酒瓶四濺的場面。一陣警鈴過後，歌廳的內保們，連在宿舍內睡覺的保安，也跳起來，操起棍棒沖了出來，不由分說，幾十人圍著鬧事者一通亂打，直打得對方滿地找牙，並賠償了損失的物品，才放他們走。

　　這是發生在東莞經濟重鎮厚街某條繁華商業街道的尋常一幕。之所以說是“尋常”，是因為諸如此類的事件，是經常發生的，如同家常便飯，絲毫不足為奇。一年前，在虎門一家超市門口，一夥保安手持鐵棒痛打鬧事者的情景歷歷在目。在東莞有條不成文的規則，但凡能私下解決的事情，決不驚動員警。因為，即使驚動了員警，也未必能解決。而很多大型的商場，酒店等娛樂場所的老闆，大多是當地有頭有臉有權有勢的人物，他們手下眷養了大批保安，有的酒店卡拉OK等娛樂場所，還有內保和外保，一但情形不對，保安們二話不說，一湧而上，拳腳如飛，棍棒如雨，一般情況下，都能控制住局面。

　　當然，也有例外的。某大哥去一家酒店的豪華包廂裏過生日，期間，朋友也帶來了朋友，結果互不相識的“朋友”們酒後失態，幹了起來，把大理石台和大螢幕背投都給砸了。幾十名保安隨後趕來，但無濟於事，原因很簡單，大哥是酒店的常客，出手闊綽一擲千金，連給服務員的小費也沒有低於一百塊的，這樣的客人，豈能一打了之，那不是斷自已的財路嗎？這夥人在酒店的門外拉拉扯扯，鬧了很久，後來公安加治安來了七十餘人，警車停了六七輛，不明所以的人，還以為是追捕什麼江洋大盜呢!

　　在厚街，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員警的巡邏車在大街上緩慢移動。但這沒用，小偷大盜照樣橫行於市，犯罪活動依舊尉然成風。如果說，酒店業的發達是這座城市一大特徵，那麼，治安的混亂，法制的迷失，同樣是這座城市的一大特徵。很多人因為偷搶拐騙失手而被抓進派出所裏，當然，很快就會出來，只要你有足夠多的Money。本地人認為，治安不好是外地人鬧的，但同時也清楚，沒有這些外地人，自已的工廠只能停工，自已的店鋪和房子沒辦法租出去。和諧，在這裏這只是政治家的口頭禪以及報紙上的常用語而已，當然，如果真要說和諧是存在的，那麼，員警與搶劫犯之間，嫖客與小姐之間，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也確實存在著某種和諧。太平這個東西，能粉飾還是應該粉飾一下的。

　　以厚街一鎮之狀，可以窺廣東一省之狀，以廣東一省之狀，可以窺中國一國之狀。但願這個國家能夠將太平盛世繼續粉飾下去，並永遠的繁榮娼盛下去。

　　東莞這樣一座城市，轄下30多個鎮，幾乎每個鎮都有為數不少的色情行業的從業人員，最南端的厚街虎門，最為猖獗，厚街鎮和長安鎮，人口號稱60萬之眾。人多是因為廠多，廠多就意味著錢多，金錢，從來都是滋生色情行業的溫床。

　　活躍城鎮中心地帶的色情從業人員，素質很高，主要服務高端人群，本來，廣東的本地人和鄰近的香港客，國語水準實在不堪入耳，但隨著性工作者們的言傳身教，他們的普通話水準直線上升，而流竄在廣東的遍地台商，有了各省佳麗常伴左右，更是享盡了人間的豔福，樂不思台了。這對打擊臺灣獨立，促進民族統一，起到了非常積極而且關鍵的作用。可以這麼說，色情行業不光帶動了經濟的發展，甚至對祖國統一民族富強的偉大事業，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至少城鎮邊緣地帶的各大工業區裏，則是人口密集地區，成千上萬的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壯年男子們，餐風露宿，背井離鄉，那們除了要忍受遠離故土的愁悶，還要忍受失業，失所，失戀，失志等人生境遇所帶來的苦悶和孤寂，甚至還有衣冠楚楚的員警們對他們隨時而來的剝削和壓迫。長期被離別鄉愁，倉皇失業，流離失所等痛苦擠壓的他們，如果沒有種子般播灑在各大小工業區髮廊裏面那些桔黃色曖昧燈光下女人們廉價的身體的安撫和慰藉，我很難想像他們不會一個個變得象曠野上饑餓的狼群一樣，焦躁不安地廝磨著自已的獠牙。

　　廣東本地很多人之所以不需要工作，除了少數人是靠開工廠開店鋪做生意賺錢之外，相當一部分本地人是靠需求量龐大的房屋出租業維持生計並發家致富的。眾所周知，小姐是房屋出租行業的生力軍。在東莞厚街，很多農民房動不動就是建成七八層高，電梯上下，閉路監控，24小時保安把門，出租屋裝修豪華得如同公寓。除了那些在酒店上班的小姐是主要消費者，另外，包二奶的港臺客也是本地人日進鬥金的有力源泉。

　　全國酒店，東莞最多，東莞酒店，厚街最多。東莞佳麗甲天下，厚街佳麗冠嶺南。每天淩晨2點過後，各夜市，網吧生意如火如荼，吃宵夜的，上網的，絕大多數都是下班的小姐們。勤勞的的士司機們載著雲雨歸來的小姐們往來如飛，巨獸一般矗立的高大建築裏面，多少動人的呻吟之聲激蕩在這深沉的夜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