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六·二九”武鬥事件
這是1967年6月29日，由上海“聯司”派與“工總司”派在上海柴油機廠和市青年宮進行武鬥發生的流血事件。
1967年2月5日，張春橋、姚文元策劃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並於2月24日更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姚文元為“第一副主任”。以王洪文為司令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在上海工人中勢力最大，也因最先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實力最大，王洪文也因此與徐景賢同為“副主任”。
但因對一派把握大權和權力分配不均的不滿，上海的造反組織分裂為兩大派。在“奪權”的過程中，先有“赤衛隊”與“工總司”抗爭，接著又有“二兵團”扯起反叛的旗幟。終於形成“紅革會”和“二兵團”聯合起來，結成同盟，多次發動起炮打張春橋，抗衡“工總司”的鬥爭。上柴機廠的“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簡稱“聯司”），逐漸成為該派的工人主力軍。
上海柴油機廠是一個具有幾十年歷史的全國一流的現代化大工廠，廠內分成“東方紅”（“工總司上柴東方紅總部”）和“聯司”兩大派。
1966年9月15日，以侯彩琴、尹長根、王家成、刑子華等為首，宣告成立“紅色革命指揮部”。不久，該“指揮部”改名為“東方紅革命造反總部”，簡稱“東方紅”。
1966年11月22日，“東方紅”加入了“工總司”，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上柴東方紅總部”。在“一月奪權風暴”中緊跟“王司令”，成為王洪文器重的的一支勁旅。
1966年9月22日，以楊仲池為首，宣告成立“串連站”。1967年初，“串連站”和廠裏另外兩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聯合總司令部”，簡稱“聯司”。此後，“聯司”也加入了“工總司”楊浦區聯絡站。
雖說“東方紅”和“聯司”同屬“工總司”，但因爭奪對該廠的領導權，而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東方紅”緊跟王洪文，“聯司”便漸漸與“紅革會”、“二兵團”接近，漸漸轉變為“工總司”的對立面，成為“紅革會”的支持者。
1967年2月，反張、姚和“工總司”的主要造反組織“紅革會”、“二兵團”、“一兵團”、“三兵團”、“工三司”、“炮司”等先後被上海市革委打壓而告分崩離析。而“聯司”卻“堅持鬥爭”，與上海交通大學“全向東”聯合，成為挑戰張、姚和“工總司”的主要力量。
“全向東”把全市支持“聯司”的勢力聯合起來，組成了一個個“支聯站”（即“支”持“聯”司站）。這些“支聯站”又形成了統一的指揮部“支聯總站”，其頭頭以“全向東”之名，實為交大一四0教研室的助教湯福坤，又名湯東生。
“支聯總站”變成了新冒出來的全市性的組織，與“工總司”唱起了對臺戲。“全向東”猛烈地抨擊王洪文，稱“工總司”為“王家鋪子”，是“群雄突起、山頭繁多、新式的行會”，成為“新型的工作組’和新型的反動路線的執行者”；並向張、姚及其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發起了長期而尖銳的理論攻擊，和不惜“文攻武衛”的派性鬥爭。
1967年3月23日，經張、姚策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派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滬三軍支左辦公室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上柴機廠。
4月24日，軍宣隊發表“公告”，宣佈“工總司上柴東方紅總部是堅定的革命左派組織，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我們要堅決站在‘東方紅’一邊，支援他們的一切革命行動。”“‘聯司’的大方向是錯誤的。我們希望‘聯司’廣大革命群眾儘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
由此，“聯司”一面衝擊軍宣隊“支左辦公室”，並迅即組成“赴京控告團”，於4月24日赴北京告狀。隨即，軍宣隊逮捕了“聯司”中沖砸“支左辦公室”的柏某和盧某，關押于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
5月20日，“聯司”組織了二十多輛大卡車，滿載上柴廠的“聯司”人員，駛向地處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大樓，舉行靜坐示威，強烈要求釋放柏某和盧某。
靜坐示威者高呼“‘聯司’必勝！‘東方紅’必敗”的口號，靜坐持續了一天又一天，“聯司”派天天在人民廣場等地連續舉行“誓師大會”、“支聯大會”、“聲援大會”，廣場上演講、聚會、呼口號，福州路和人民廣場，夜夜有成千上萬的圍觀者。
“全向東”天天活躍在福州路和人民廣場。他用富有煽動性的語言，向王洪文進攻：“上柴‘聯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動，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開火！”“上海的權，不在無產階級手裏！”“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
是為震動全上海的“福州路事件”。
根據張春橋從北京的來電指示，王洪文著手制訂秘密行動計畫，以俟時機成熟，對“聯司”來個“一鍋端”。他還設立了一個秘密據點，專門收集“聯司”、“支聯總站”的情報，弄清全市各“支聯站”的組織情況，擬出黑名單。
“聯司”根據得到的情報，於6月23日，大量印發了題為《警惕！！！一個血洗上柴廠的反革命陰謀計畫！》的傳單。
傳單中揭露：“現在還隱藏在專政機構中的一小撮壞人……他們正在醞釀一個更大規模的鎮壓‘聯司’、‘血洗上柴廠’的反革命計畫，可能今後半月之內出現血洗上柴。”
6月26日，“聯司”又印發了傳單《大規模洗劫上柴廠的計畫在行動》和《血洗上柴廠前奏》，更加詳細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陰謀。傳單中具體指出：“市革命委員會政法指揮部在上海青年宮開過秘密會議，決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聯司’”。
為此，“聯司”決定進行先發制人的反擊。6月28日，“聯司”在上海柴油機廠集合部眾，楊仲池當眾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聯司’”的計畫，大聲疾呼：“我們要殺出去，殺向政法指揮部，殺向公安局，殺向社會！”
6月29日，“聯司”在上海柴油機廠和市青年宮，對“工總司”發起進攻。上午10點左右，按預定方案，“支聯站”的武鬥人員在上柴廠“聯司”的接應下，進入該廠。中午12點後，手持武鬥工具的“聯司”派，對該廠的“工總司”派開始攻擊，以清除該廠的“工總司”派。
據“工總司”主辦的《工人造反報》對“六·二九”事件的描述：“十時左右，‘支聯站’的人陸續調入廠裏，在‘聯司’成員陪同下察看了有關地形；十時半光景，‘聯司’成員集結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隊，在中央大道喊著口令作戰前操練；十一時許，在‘聯司’頭頭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楊梅到武裝部、武裝民兵宿舍樓下叫賣，施展‘調虎離山’計，把一部分武裝民兵誘出宿舍。同時，‘聯司’成員吳信昌，奉命突然闖入電話總機房，借‘修理’為名，控制了電話總機……中午十二時之後……在一聲聲刺耳的哨子聲中，一批批‘聯司’和‘支聯站’的成員，在指定的地點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條編制的安全帽，手執鐵棍、木棒、彈弓，或者肩扛大鐵錘、粗鋼釺、水龍帶，或者抬著長竹梯，打著紅旗反紅旗，別有用心地唱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標……”
這場武鬥，雙方受傷人員達二百多人，傷勢較重的有五十多人。上柴廠“工總司”派受到重創。
當天深夜12時半，“聯司”和“支聯站”又出動數十輛卡車，滿載武鬥人員，襲擊了位於市中心的青年宮，與佔據青年宮的“工總司”發生武鬥。他們原想從那裏查抄王洪文踏平“聯司”的計畫，結果查到近百張尚未貼出的攻擊“聯司”的大字報，便在青年宮門口放火燒毀。青年宮的廣播台高喊“要文鬥，不要武鬥”，一直到清晨五時半，才結束了這樁“青年宮”事件。
“六·二九”事件為王洪文指揮“工總司”鎮壓“聯司”和“支聯站”提供了藉口。
當天，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發佈《通告》，要“制止上柴廠武鬥”。次日，《文匯報》、《解放日報》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六·二九通告》。
繼之，“工總司”發表題為《堅決擁護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六·二九’通告》的文章，稱：“我們警告上柴‘聯司’一小撮頭頭：你們必須懸崖勒馬，不要一誤再誤了，否則是絕路一條。”“本部所屬各基層組織，一定要站穩立場，不要偏聽偏信，一定要堅決貫徹執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六·二九’通告……”
《工人造反報》所發表的社論《誰在為上柴“聯司”的行動喝采叫好？》，提出：“上柴‘聯司’一小撮頭頭和幕後策劃者的一系列行動，蒙蔽了廣大的革命群眾，受到了社會上地富反壞右的支持，更嚴重的是，他們的行動在國際上受到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喝采叫好。……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上柴‘聯司’的一小撮頭頭和幕後策劃者已經滑到哪里去了。”
7月1日，王洪文和徐景賢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在人民廣場舉行數十萬人的大會，“憤怒聲討‘聯司’和‘支聯站’”。
一場針對“聯司”和“支聯站”的大鎮壓已箭在弦上，勢在必發。
（資料來源：上海市“處遺”材料；揭批“四人幫”材料；《血洗“聯司”》）
上海柴油機廠“七·一八”武鬥
這是1967年7月18日，上海“聯司”派與“工總司”派在上海柴油機廠進行武鬥發生的事件。因武鬥中造成“工總司”派解福喜死亡，故又稱解福喜事件。
1967年7月18日，上海柴油機廠的“聯司”派人員在廠裏刷了一條大標語。標語是7月13日上午8時刷的，注明“保留五天”。
7月18日上午8時零2分，“東方紅”覆蓋了“聯司”的大標語，寫上一條針對“聯和”的大標語。雙方就“保留五天”如何計算，開始進行“大辯論”。
“東方紅”派認為，從7月13日上午8時18日上午8時，整整5天。因此，他們在18日上午8時零2分開始覆蓋，符合“保留五天”。“聯司”派則認為，“五天”指13日上午18日，保留期應當是到18日夜12時為止。因此，“東方紅”在上午8時零2分覆蓋，違反了“保留五天”的聲明。
雙方為此辯論不休。繼之，雙方人員由辯論發展為武鬥。兩派人員聞聲趕來支援。武鬥迅速升級，規模不斷擴大，雙方開始使用磚頭、石頭和棍棒，參戰者一千多人。結果造成雙方受傷人員達三百多人。
混戰中，工具車間工段黨支部書記、“東方紅”成員解福喜受了重傷，不久死去。
王洪文正巴不得鬧出個大亂子，好收拾“聯司”。事件發生後，正好為V鎮壓“聯司”找到了藉口。
7月22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法指揮部”發出通令，說：“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柴油機廠‘聯司’總部，有人私設公堂，嚴刑拷打上柴‘東方紅’戰士解福喜，以致慘死，手段十分殘酷。我們對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對家屬致以深切的慰問。根據中央‘六·六’通令，我們政法指揮部特令以楊仲池為首的上柴‘聯司’負責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過程，交出殺人兇犯名單，聽候審訊……”
當晚，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廣場主持召開大會。通知說是傳達中央重要文件，幾十萬人前來開會。會議即將開始時，主席臺上的橫幅換成了“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解福喜同志追悼大會”。於是，大會變成了幾十萬人參加的追悼大會。
王洪文在大會上講話，借解福喜之死擴大事態，煽起人們對於“聯司”的深仇大恨，為踏平“聯司”作輿論動員：“解福喜是被‘聯司’一小撮暴徒私設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開肉綻，體無完膚，屍身遍體鱗傷，慘不忍睹。”“解福喜在舊社會受盡了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解放後，是毛主席、共產黨替他帶來了幸福。解福喜對階級敵人懷著刻骨的階級仇恨，對党、對毛主席有著無比深情的熱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與革命群眾一道，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派’以及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展開了堅決的鬥爭。因此，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一切階級敵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釘，肉中刺。“解福喜為保衛革命路線，保衛我們上海無產階級新生政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獻出了生命。解福喜不會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誓以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7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召開幾十萬人參加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保衛中央文革大會”，王洪文主持大會。
大會憤怒聲討了武漢“七·二0”事件，發出《給謝富治、王力同志的慰問電》，及《給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的聲援信》。《聲援信》，罵的是“百萬雄師”，字字句句卻針對著“聯司”和“支聯總站”：“龜蛇兩山在震盪，萬里長江在咆哮，武漢三鎮在沸騰！無產階級革命派難道能容忍階級敵人和它們的爪牙如此橫行不法嗎？不！不能！一千個不能！一萬個不能！！萬萬個不能！！！千百萬人發出了同一個憤怒的吼聲：打倒陳再道，砸爛‘百萬雄師’！堅決鎮壓反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與此同時，“聯司”面臨危境，依然在反抗。
7月21日，“聯司”發出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備忘錄》，對解福喜之死表達自己的觀點。聲稱：“上柴廠群眾之間的對立、鬥爭和武鬥現象不斷發生，是上柴黑黨委內一小撮走資派和背後支持他們的人一手策劃和由上柴‘東方紅’挑起的，是有計劃、在步驟的對‘聯司’的政治迫害，我“聯司”戰士五月份以來，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慘案中嚴重流血，這筆帳我們一定要算的，我們堅決要求懲辦打人兇手，揪出其幕後策劃者。”解福喜死於急病或中暑。“我們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組成調查團，就這事進行調查，並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對解的屍體進行解剖分析，在此之前屍體不得毀證滅跡，否則，那就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陰謀。”“由某些人組織的江灣體育館會議、“七·二一”人民廣場會議是挑動群眾鬥群眾，陷害“聯司”，擴大事態的極不光彩的活動。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由會議策劃者負完全責任。”“近日《解放日報》散發了大量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傳單，我們保留在必要時對‘傳單’炮製者及其幕後策劃者採取必要革命行動的權利！”
隨即，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王洪文開始對鎮壓“聯司”和“支聯站”作具體部署。
1967年8月4日，王洪文親自指揮“工總司”24萬人參戰，對上柴廠的“聯司”發起進攻，製造了上海“八·四”大武鬥。同時對“支聯站”也採取了大規模的鎮壓行動。
（資料來源：上海揭批“四人幫”材料；葉永烈:《血洗“聯司”》）
上海“八·四”大武鬥
這是1967年8月4日，由上海“工總司”圍攻在上柴廠的對立派“聯司”進行的上海地區最大規模的武鬥事件。武鬥由王洪文任總指揮，指揮“工總司”24萬人參戰。又稱上海“八·四”事件，或稱武裝打上柴事件。剛剛在武漢“七二0”事件後撤到上海的毛澤東，當天觀看了電視實況轉播。
上海柴油機廠位於黃浦江畔，與王洪文造反起家的上海國棉十七廠南北相對，是一個具有幾十年歷史的全國一流的現代化的萬人大廠.廠內分成“工總司上柴東方紅總部”（簡稱“東方紅”）和“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簡稱“聯司”）兩大派。
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後，“聯司”歷經與“工總司”長達半年多的鬥爭，終於成為上海反“工總司”最強大的力量，在上柴廠兩派鬥爭中佔據了上風。
上海“六·二九”武鬥和上柴廠“七·一八”武鬥事件後，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王洪文開始對鎮壓“聯司”和“支聯站”作具體部署。
1967年7月29日，在上海警備區支左辦公室（代號“八八八”），王洪文主持召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總部的秘密會議。王洪文傳達了張春橋的電話指示，制定了“八八八”行動計畫，決定針對“聯司”和“支聯站”，成立武鬥臨時指揮部，按“工總司”的各組分口，調動武鬥隊伍，在8月5日前，採取大規模的攻擊行動。
臨時指揮部的現場指揮為王洪文、戴立清、張寶林、王勝利等人；指揮部又具體分為三線：第一線設在華東物資局“工總司”聯絡站，由戴立清負責；第二線設在“八八八”，由王秀珍、陳阿大、葉昌明等負責；第三線設在上海警備區，由金祖敏等負責。王洪文為總指揮。會議確定了先打“支聯站”，後打“聯司”的方案。
會後，王洪文安排“上海體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上體司”）的頭頭，號稱“胡司令”的胡永年，率領上海赫赫有名的武鬥王牌隊伍，“上體司”的“搏鬥兵團”，首先對“支聯站”的頭頭採取行動。
7月31日晚，“胡司令”親率“上體司”的“搏鬥兵團”和“工總司”的一百多造反隊員，對正在泰安路120弄31號採取突然襲擊，一舉擒獲正在開會的“支聯站”的三十多個頭頭，並將其送往楊浦區公安分局關押。
隨即，在“八八八”，王洪文主持召開會議，確定了消滅“聯司”作戰方案，決定由武鬥王牌、“上體司”的“搏鬥兵團”打頭陣，上海市公安局的“公革會”、消防局的“消革會”，在這次武鬥中也要起骨幹作用。為師出有名，會議決定，要逼得“聯司”先開第一槍。
8月3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出動三輛掛著高音喇叭的宣傳車，車裏坐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代表、駐滬三軍代表和新聞記者、攝影記者，駛進上海柴油機廠。車上的高音喇叭反復播送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給上海柴油機廠‘聯司’革命群眾的一封公開信》。
上柴廠的“聯司”頭頭派人團團圍住了三輛宣傳車，砸掉了車上的高音喇叭，奪走了記者們手中的電影攝影機，扣壓了其中的一些代表。上海市革委會和王洪文找到了全面鎮壓“聯司”的口實。
1967年8月4日清晨，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調動了號稱24萬大軍（實際為10萬餘人），出動了一千多輛卡車和公共汽車，以及巡邏艇、打撈船，從水陸兩路將上柴廠團團包圍。兩架直升飛機在上海柴油機廠上空盤旋。攝影師們用電影膠片紀錄了這場武鬥。
而當時上柴廠廠區內的“聯司”人員，僅有一千多人。
5時多，三十多名解放軍戰士到達廠門口，手持“紅寶書”，封鎖了大門。隨即，在“工總司”大旗引導下，滿載冶金系統鋼鐵工人組成的“敢死隊”的大卡車不斷開到該廠門區，從車上跳下的“敢死隊員”個個手持長矛，頭戴鋼盔，身穿帆布工作服，殺氣騰騰。
火線指揮部設在上柴廠南面五六百米遠的一棟房內，由王洪文任總指揮，“市革委”負責人及駐滬三軍代表坐鎮指揮。
8時許，王洪文一聲令下，進攻開始了。“聯司”在鋼鐵大門後堆放了無數亂石、鐵板等障礙物。“敢死隊員”剛沖向大門，即遭到防守廠內的“聯司”人員用由鋼條和強力橡筋製成的大威力彈弓、石頭、磚塊的迎擊。
同時，已經感到大勢已去的“聯司”,派人在總部大樓的高音喇叭中高喊：“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
王洪文指揮“敢死隊員”先砸喇叭，幾百人先後幾次衝擊大門，均因大門後堆放了大量鋼板、亂石，“聯司”防守人員的石頭、磚塊和彈弓射出的螺帽火力太猛，而告失利。
很快，火線指揮部調來一輛大吊車，將大鐵門撞倒。頓時，冶金、電力、港務局、紡織、化工、交通運輸等系統的工人和各大中學校的紅衛兵，潮水般湧進工廠，喊殺聲驚天動地。“工總司”隊伍沖進廠區後，首先佔領了食堂，斷絕了“聯司”的水源、糧源，並切斷了電話線和電源。隨即包圍了一號樓和二號樓的鍛造和氣煆兩個車間。
“聯司”人員用彈弓、螺帽、石頭、磚塊、長矛、鐵棍和自製的汽油燃燒瓶奮力抵抗，幾十個人步步退守到氣煆車間房頂上。在鑄工車間屋頂上，“聯司”的武鬥人員從高空拋下磚塊，進攻者幾經攻擊失效。
於是，“工總司”調來“消革會”的17輛消防車，用高壓水炮射擊，消防隊員順水管爬上屋頂，後面大批人群緊緊跟上。幾十個“聯司”人員被迫投降。
在“聯司”的奮力抵抗下，“工總司”開展了一個車間一個車間、一個屋頂一個屋頂的爭奪戰。鍛造和氣煆兩個車間被攻佔後，工具車間、大馬力車間、油泵車間也依次被拿下。隨即，進攻隊伍以主力攻擊“聯司”總部大樓和動力車間。這是“聯司”的最後陣地，進攻者遭到頑強抵抗，雙方陷入白刃戰。
據“工總司”《工人造反報》所載的《八月四日上柴戰地目擊記》報導：一號、二號、三號三幢大樓被造反派戰士佔領後，“聯司”壞蛋都退居到四號樓、五號樓固守。四號樓是“聯司”總部，由“聯司”的所謂“敢死隊”直屬兵團據守，組織了密集的“火力網”，磚頭、石頭、石灰、鐵器……象冰雹一樣從高空拋下，還用皮彈弓射下螺絲帽，甚至扔下硝鏹水、黃磷、燃燒瓶、汽油……很多革命造反派戰士受了重傷，周圍的房屋、電線也燒起來了，上柴廠戰地一片煙霧騰騰。“消革會”、“義革會”（“義革會”指“義務消防隊革命造反委員會”——引者注）的負責人，眼看“聯司”瘋狂地垂死掙扎，眼看階級兄弟倒在血泊中，激起了強烈的階級仇恨，屢次請戰，要求出動消防車，擔負主攻任務，迅速殲滅“聯司”老巢。指揮員觀察了現場作戰情況，為了力爭在白天摧毀“聯司”老巢，減少傷亡，減少工廠損失，根據“消革會”、“義革會”（“義務消防隊革命造反委員會”）的請戰，決定“消革命”、“義革會”出動主攻，用雲梯搭橋，用水槍滅火和制止投擲燃燒瓶、黃磷、硝鏹水和石塊等兇器、掩護進攻。三時許，“消革會”、“義革會”第二批戰士在“消革會”常委詹XX帶領下乘車到達上柴戰地，指揮員下令投入戰鬥，進攻四號樓。這是關鍵的一戰。
這時，火線指揮部獲悉：天黑後，青浦、嘉定等地農民武鬥軍將援助“聯司”，包圍“工總司”。王洪文下令：天黑前無論如何要攻下來。
進攻者攻上“聯司”總部大樓的木模車間的屋頂，遭到燃燒彈迎擊，頓時火光沖天，屋頂塌陷，幾十名進攻者摔下地面。
在高壓水炮射擊下，消防隊的架高空雲梯車升了上去，以高空優勢壓制住“聯司”的抵抗，進攻者終於沖上“聯司”總部大樓屋頂。雙方展開浴血奮戰幾個小時，“工總司”佔領了總部大樓，動力車間也很快被攻佔。進攻的人群浩浩蕩蕩沖進各處，見人就打，見物就砸，“聯司”被俘者幾乎個個被打，人人受傷。
下午六時，“工總司”佔領了整個上柴廠，“聯司”一千多人全部被俘，其頭頭楊仲池也在地下室被俘獲。被俘者雙手高舉投降，嘴裏要反復念叨：“我有罪，罪該萬死！”
一名年輕的“聯司”隊員表示決不投降，當場被亂棍打倒在地，很快死去。“工總司”命令男俘上衣脫光，女俘上衣撕破，被押上停在廠門外排成長龍的公共汽車，押往各的公安分局及上體司、青年宮、體育學院的俘虜營監禁。被打傷的“聯司”隊員，被橫七豎八地扔上卡車或救護車，送往醫院。軍工路上，車流滾滾，塵土飛揚。
沿路擠滿了看熱鬧的市民，一時萬眾空巷。
接著又在廠裏私設公堂刑房50多處，刑具幾十種，搞補打運動：凡8月4日未進廠的“聯司”人員，都要遭受刑訊毒打，不少幹部工人被活活打死逼死。使工廠蒙受損失數十萬元。
對整個武鬥過程，火線指揮部組織了龐大的攝像隊伍現場錄影，並出動了兩架直升飛機，由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現場拍攝全部實景。
當天，上海電視臺奉命對該武鬥進行節目公開播放。剛剛在武漢“七二0”事件後撤到上海，驚魂未定的毛澤東，在上海西郊的秘密住所觀看了實況直播。有人說，他看了非常難過，叫人關了電視機，沉默半晌，說了一句：看來，文化大革命該結束了！而粉碎“四人幫”後，“四人幫”在上海的一個餘黨交待，8月4日，張春橋對各機關工作人員得意地說：毛主席看了電視直播，表揚了這一行動。
9月24日，新華社發出電訊：《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其中傳達了最新最高指示：“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上海時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上海“八·四”大武鬥，死18人，傷983人，致殘121人，被拘押者663人。
在“八·四”大武鬥這場腥風血雨之中，“聯司”和“支聯站”終於被踏平。楊仲池、“全向東”都被投入獄中。
（資料來源：上海揭批“四人幫”有關資料；陳先法：《上海文革“八·四”事件》；葉永烈:《血洗“聯司”》）
上海青浦縣1967年大規模武鬥
這是1967年2月～1968年1月，由上海市青浦縣的造反派與“保皇派”、以及群眾造反組織兩大派組織之間，在青浦縣進行的上大規模系列武鬥事件。
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風暴”以後，上海市青浦縣的造反組織逐漸形成了以“上海工作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青浦聯絡站”（簡稱“工青聯”）為代表的少數派，以及由原縣委支持的“保皇派”組織演繹而來的“青浦縣農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農革司”）為代表的多數派。
2月17日，在“二月鎮範”的大勢中，得到青浦縣人民武裝部的支援，“農革司”聯合了53個造反組織，沖砸、壓垮了“工青聯”等少數派組織，並於3月19日組成了一派組織參加的“青浦縣革命委員會籌備處”。
“工青聯”的頭頭和骨幹大部被逮捕入獄，其辦法頭頭和大批成員跑到上海避難，並向上海“工總司”求援。
3月下旬，在反“二月逆流”的大潮中，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司令的身份，派“工總司”頭頭、王洪文小兄弟黃金海，帶領“工總司”的14人，組成的“工總司趙青調查組”到青浦，支持“工青聯”的“革命鬥爭”，直接插手青浦縣的兩派紛爭。
4月1日，王洪文、戴立清等“工總司”負責人會見在上海市區避難的“工青聯”派的負責人，明確表示支持“工青聯”派，並鼓動他們回去發動群眾。
4月中旬，“工青聯”等恢復組織，並開始活動。兩派鬥爭加劇。
5月14日，王洪文召集“工總司”常委會議，決定以“工總司”名義發表《就表浦目前形勢發表嚴正聲明》，公開支持“工青聯”一派，並稱“青浦縣內出現了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
5月16日，“工青聯”一派8個組織聯合成立“上海市青浦縣無產階給革命派反復辟火線指揮部”（簡稱“火線”），隨後多次開會，策劃在青浦縣實行“反奪權”，衝擊“農革司”一派掌握的“青浦縣革命委員會籌備處”。
“農革司”派頭頭感到了“工青聯”派“反復辟火線指揮部”的來頭和得到“工總司”支持背景後的勢頭不大好惹，但決不甘心就此服輸。經過雙方多次較量和武鬥衝突，“農革司”派頭頭為擺脫“保皇派”組織的形象，顯示出比“工青聯”派更正統的“革命造反派的形象”，和大權在握的地位，同時向“工青聯”派示威，遂決定以“青浦縣革命委員會籌備處”的名義，於7月19日，召開批鬥中共上海市委領導幹部的萬人大會。
7月18日，“火線指揮部”開會決定，要對“籌備處”採取“革命行動”，對“青浦縣革命委員會籌備處”進行“接管”，以阻止翌日“籌備處”召開批鬥中共上海市委領導幹部的萬人大會。“接管”方案上報到上海“工總司”，希望得到支持。但王洪文沒有批准這次行動。火線指揮部”決定單獨行動，實現奪權。
7月18日深夜，“火線”派出動大批人馬，經過一場武鬥，衝擊並強行佔領了“縣革委籌備處”駐地，宣佈“一切權力歸‘火線’”。
7月21日淩晨，“農革司”調動大批農民進城，形成對“火線”的包圍，雙方發生衝突。武鬥從7月21日淩晨，一直打到22日晚。
武鬥中雙方使用了石頭、枕頭、棍棒、刀具、梭標等“冷兵器”和土炸彈、自製燃燒瓶，造成大批人員傷亡。
這場歷時3天的武鬥中，雙方死亡3人，傷殘400多人，大片房屋成為廢墟。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作組和解放軍支左人員對武鬥雙方進行勸說工作，22日晚，雙方達成撤離武鬥現場的協定。“農革司”派顯示了農民武鬥大軍的“強大戰鬥力”，“火線指揮部”派經過此戰，失利失勢。
7月下旬，王洪文等“工總司”負責人多次表示支持“火線”派，要他們“回去搞‘文攻武衛’”、“堅守青浦城，保衛新上海”。
8月下旬，王洪文等策劃對青浦縣“農革司”派採取又一次“八·四行動”，即調動大軍，實行圍攻在上柴廠的對立派“聯司”式的大規模武鬥。由於上海警備衛部隊的阻攔才來實現。
9日，王洪文對青浦兩派組織作“表態”講話，稱“火線”派組織是“革命組織”，稱其他組織是“赤衛隊變種”、“保皇組織”、“大方向完全錯了”。
在此氣氛下，“火線”派多次策劃搞掉“農革司”派組織。
10月17日下午，“工青聯”頭頭出動大批武鬥人員，要將“打垮農革司”的計畫付諸實施。“武鬥隊”對“農革司”派的兩個據點進行攻擊，引起青浦縣“十·一七武鬥事件”。
“農革司”再次調動大批武鬥農民進城參戰，雙方衝突急劇上升。造成1人死亡、2人嚴重致殘的惡果。但在得到“工總司”的“火線”派的武力打擊下，“農革司”派在縣城逐漸失利。
10月21日，“農革司”派被迫轉移農村，“堅持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道路”。
“十·一七武鬥”事件後，王洪文、徐景賢等到醫院慰問“火線”派負傷人員。王洪文並寫信給“火線”，表示“最堅決的支持”。
1968年1月26日，青浦兩派群眾組織達成“大聯合協定”，並於1月28日組成“青浦縣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但由於派性未泯，武鬥的戰火仍然延綿不絕。
（資料來源：上海市“揭批查”材料；上海市有關檔案及核查材料；《上海市志》；《青浦縣誌》）
四川重慶“一〇·二七”血案
這是1967年10月27日，重慶軍地兩方的“八·一五”派與“反到底”派在總參通信兵學院進行武鬥時，該校駐軍向衝擊營地的“八·一五”派開槍造成的流血事件。因該軍校的對外番號是四二一，故又稱“四二一”血案。
“四二一”血案是在重慶兩派進行談判，開始交槍停戰中發生的派性衝突造成的嚴重流血事件。
1967年8月下旬，鑒於重慶和四川嚴重的武鬥局面，中央召集重慶、成都兩派代表和四川省革籌集軍方負責人到北京開會並派出中央調查組進駐重慶，四川省革籌、重慶市革籌也分別組成調查組和制止武鬥小組，協助中央調查組，解決重慶兩派武鬥問題，“促進革命的大聯合”。
重慶和四川的兩派開始進行交槍停戰的艱難談判。
9月1日，兩派達成立即停止武鬥的初步協定，商定於2日18時起無條件全面停火，4日前封存武器。
9月8日至9日，重慶兩派在警備區談判停止武鬥、收繳武器，達成協議。
9月9日，重慶警備區發佈關於停止武鬥、收繳武器辦法。同日，重慶反到底派發表《緊急告全國人民書》，表示“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公開認錯……未經中央允許動用了國防企業的武器、彈藥是不對的”，保證“立即集中上交用於自衛的一切武器、彈藥”，並搶先作出姿態，將一批武器、彈藥送往重慶警備區司令部上繳，中央調查組組長陳斌、四川省革籌調查組組長張西挺接見了上繳武器、彈藥的代表。
9月16日上午9時，重慶兩大派負責人在市革籌和警備區司令部主持下，簽訂了《重慶兩派關於外出人員返回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的協定》，雙方商定：離開生產、工作崗位的人員，務必于9月25日前返回原單位；各群眾組織已抓的人於9月16日14時前送到警備區司令部；各群眾組織修築的工事、埋設的地雷、各種障礙物等於9月22日前拆除；全市水陸交通運輸於9月20日前恢復正常，群眾組織和個人搶劫的車船，於9月20日前上交警備區司令部和歸還原單位，全市銀行、郵電、醫院、商店、糧店及其它行業立即恢復正常業務；進城參加武鬥的農民和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立即返回農村。
9月17日，中央調查組、省革籌調查組及市革籌制止武鬥小組一同到潘家坪武鬥現場驗屍，運回26具武鬥中的死難者屍體，尚有6具待處理。
經過各方的努力，9月以後，重慶市區的武鬥事件劇減。但是，兩派仍然劍拔弩張，局勢仍是極為嚴峻。其間，各種衝突仍在時常發生。
就在9月1日的兩派談判前，“反到底”派“工總司”負責人鄧長春率一批談判代表，乘車下黃山過江進城，在長江邊被控制車渡的“八·一五”派武鬥人員抓到水泥廠，遭到毆打。經中央調查組和駐軍嚴令放人，獲釋，而鄧長春因傷未能參加兩派談判。“反到底”派極欲為鄧“報仇雪恨”，為中央調查組和駐軍反復做工作，才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
在交槍停戰談判的同時，“八·一五”頭頭一面進行談判，一面“保存實力”。9月5日，重大“八·一五”專業武鬥生力軍“三○一野戰隊”，按總團頭頭的決定，上華鎣山建立“根據地”，並以私設電臺與學校總團勾通聯絡。
直到9月29日，在兩派基本實現停戰、中央調查組和四川省革籌調查組一再要求下，重大“八·一五”“三○一野戰隊”從華鎣山區撤回，在北碚向駐軍上繳武器。
儘管雙方的談判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兩派組織還在，“人還在，心不死”，兩派仍然處於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狀態。“八·一五”派自恃有省革籌和軍方領導人的支持，不斷主動挑起事端，製造武鬥。
尤其在那些“八·一五佔據優勢、曾將之作為武鬥據點的單位，奉命返回的“反到底”派群眾屢屢遭到“八·一五”派人員的壓迫和攻擊。而“反到底”派群情激奮，“自衛反擊”的呼聲不斷。停戰面臨危機，武鬥大有戰火再起之勢。
9月29日，剛返回單位不久的845廠“反到底”派“八·二八”遭到“八·一五”派的攻擊，雙方發生武鬥，“八·二八”人員再次被趕出廠。
同日，剛返校不久的西農“八·二六”遭到“八·一五”派的挑釁，雙方發生衝突，隨即，兩派人員大打出手，“八·二六”派數十人被打傷，負責人李玉麟、陳德學等人被“八·一五”派抓走，以私刑逼供炮製出“反戈聲明”、“交待”。
9月30日，一度撤離的解放軍302部隊“紅總”、424部隊“紅聯”等反到底派組織乘車返回北碚區原單位，遭到“八·一五”派圍攻，發生武鬥，多人受傷。
10月2日，兩派在武鬥。剛返校不久的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遭到“八·一五”派攻擊，雙方發生武鬥。由於西師是“八·一五”派長期經營的武鬥據點，“八·三一”慘敗，大批人員受傷被俘，再次被趕出學校。其頭頭羊衍海、李盛龍等被“八·一五”派“春雷兵團”抓走後，以私刑逼供，炮製出《羊衍海反戈聲明》及錄音，廣為傳播。
就在這極為微妙的形勢下，10月27日，通信兵學院發生了“四二一”血案。
10月27日，總參在渝的通信兵學院“聯合造反總團”，為向該院的對立面的“八·一五”派顯示力量，邀請“反到底”派總部及其下屬的六大司令部負責人黃廉、李木森、鄧長春、段炳森、胡兵、汪友根、朱正坤、王以時等到校，為該院“反到底”派“紅旗造反團”舉辦的中層幹部學習班作“形勢報告”。“反到底”派頭頭攜該派“財貿井岡山”宣傳隊作擁軍慰問演出。報告會後，“財貿井岡山”宣傳隊開始演出。
該院“八·一五”派得知黃廉及其手下六大司令部負責人來到該院，於是組織該院“八·一五”派“紅色造反團”及附近中學“八·一五”派學生，在節目演出中衝擊會場，並向臺上扔石頭和小凳，雙方開始在禮堂進行武鬥。武鬥中，雙方大批人員挨打受傷。
在“反到底”派“戰士”和駐該學院勤務連（警衛連）戰士的掩護下，黃廉等人即退出會場，轉移到該院警衛連連部。隨即，“八·一五”派為了“活捉到四二一挑起武鬥的反到底的頭頭，為我受傷流血的革命戰友報仇”，抓獲已被警衛連接到駐地保護起來的“反到底”派負責人，於是聚眾衝擊警衛連駐地，並在與崗哨哨兵衝突中，搶奪其槍支。
勤務連以執行“九五命令”為名，鳴槍警告。無效後，即以密集的火力向人群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打傷數十人。“八·一五”派學員也開槍還擊，造成一些警衛軍人傷亡。
據黃廉回憶說：當警衛連派人護送他撤出現場時，“黃大德護送我從後面下山，走出指導員的辦公室，經過一個壩子，我看到一片人倒在血泊裏，有的人手上還拿著武器，男女都有，全部都是穿軍裝的，起碼有三十個人，走樓上幾個戰士把著衝鋒槍靠在欄杆內側，倒在地上還有人喊口號要與‘麻聯總血戰到底’……我們從營地8點多下山……下山之後經過一片農田，就到了重慶大學的後門，此時就聽見八·一五的廣播在叫：反到底的頭頭到412挑起武鬥，現在打死我解放軍和革命群眾50餘人；反軍決無好下場。這個時候已經夜深了，八·一五的廣播都全部開了，都是同一腔調。我們走到小龍坎的時候，學校首長派了一輛中吉普趕上來送我們，上車的時候，我就看到五十四軍全副武裝往林園這邊開，我們的車子就一路上給他們讓路，我數了是九輛卡車，他們數了說是十二輛，總有兩三個連荷槍實彈的兵力過去了。”
在“四·二一”慘案中，有32名通信兵學院的造反派成員及附近群眾被打死，53人受傷。
當時傳言，死者中有葉劍英的孫女兒，“反到底”派頭頭們嚇壞了，黃廉等人以向中央彙報事件真相為名，跑到外地避禍。
事後，梁興初按中央軍委指示，提出車輛方案，勤務連連長、指導員被拘留審查，排級幹部被隔離審查，全連被解除武裝，集中整頓。
（資料來源：揭批“四人幫”在重慶的幫派人物資料；紅衛兵小報；老田：《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修訂版）》；何蜀：《重慶文革武鬥大事記》）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血案
這是1967年1月26日，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部隊對所屬的造反派組織“石造聯總”群眾在石河子地區發生的開槍殺人事件，和此後新疆自治區、新疆軍區和生產建設兵團負責人製造的大冤案。該殺人事件由兩大流血事件組成：毛紡廠血案；八師“反奪權”血案。
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全國第一次發生的軍事部隊參與武鬥、大規模開槍殺人製造的流血事件。被稱為軍隊打響的“文革第一槍”。事血案發生後，圍繞該事件的責任問題，又發生了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新疆自治區“文革”形勢影響深遠的系列冤案。
新疆是以少數民族為主的邊疆地區，文化大革命形勢錯綜複雜，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強烈：“階級鬥爭為綱”製造的各種社會矛盾；民族矛盾；軍區與生產建設兵團的矛盾；“一月奪權”、“二月鎮反”、“三支兩軍”中軍隊的傾向性及往往直接插手地方兩派鬥爭引起的軍民矛盾；奪權引發的群眾與原黨政領導矛盾及權利分配中引發的造反組織之間的矛盾等等，造成新疆的“文革”局面及各種事件的背景和影響，遠較內地為複雜多端。不瞭解當時情況者，容易迷離於其撲朔紛紜的表像。
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內“階級鬥爭為綱”造成的積怨已久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特定歷史條件下，在“一月奪權”風暴奪權與反奪權鬥爭和衝突中的集中爆發。
石河子原為一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莊，經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幾十萬軍墾戰士的開墾，到“文革”前夕，已成為擁有30萬人、城鄉結合的城市。
石河子又是當時“反修前哨”的戰略要塞。兵團司令部設在烏魯木齊，而重要機關卻大多在兵團。這裏有兵團農八師、工二師、工一師（工四團）、兵團公交部所屬汽車二團、八一糖廠、八一毛紡廠、兵團獨立團、兵團農學院、兵團醫院、兵團政幹校、兵團設計院、石河子管理處等17個單位。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隸屬于新疆軍區的一支准軍事部隊，主要由新疆和平解放時原國民黨起義部隊改編而來，輔之以支邊人員。主要幹部則由五十年代初入疆的解放軍幹部組成。六0年代初，新疆成為“反修前哨”，中央軍委陸續抽調一批較大改變，轉業到兵團各師任職。1965年後，又派丁盛任兵團副司令，裴周玉任兵團副政委，李荊山任兵團政治部主任。
“文革”前夕，兵團內部自上而下矛盾重重。既有因轉業幹部歧視、壓制、打擊“九·二五”起義人員和支邊人員，而與後兩者的矛盾，以及複轉軍人、支邊人員與壓在最底層的起義人員和自流人員的矛盾，又有兵團領導人之間解放軍系統與起義幹部的衝突，還有奉命改造兵團的丁盛系的新幹部與老幹部的矛盾。
丁盛上任前，中央領導人給他交了底：要狠抓兵團的階級鬥爭。因此，丁盛一上任，就批評原兵團領導人方向上犯了原則性錯誤。他在大會上宣佈：“兵團對國民黨起義部隊，只團結不教育，只使用不改造，致使其中的不少人員，特別是一些起義機關沒有得到真正的改造，至今仍然堅持反動立場。”丁盛等人執行的階級路線和歧視政策，即傷了起義人員的心，也觸犯了兵團老領導和老幹部，引起了兵團原領導人張仲翰和陳實等及許多師團幹部的不滿。
1966年7月，兵團在八樓召開學習毛主席“五·七指示”座談會。此時正致全國大批“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張仲翰大講貫徹毛主席“屯墾戍邊”的偉大意義，強調兵團如何符合“五·七指示”取得的巨大成績，便一口咬定丁盛是羅瑞卿安插在新疆的“羅瑞卿分子”。參加座談會的獨立團團長許光途，因亂上計畫外專案。受到張仲翰等批評，於是以獨立團黨委名義，寫信給自治區黨委和新疆軍區黨委，揭發八樓會議情況。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接到信勃然大怒。8月底做出決定：張仲翰“離職養病”，丁盛、裴周玉主持工作。
隨即，丁盛憑藉他們掌控的復員轉業軍人為主的兵團值班部隊武裝力量，開始在兵團全面奪權，自上而下改組各級領導班子。這比上海“一月奪權”要早了近半年。8月，武裝部門接管政法部門的治安警衛；8月，接管看守所和看守警衛；11月，接管政法部門的武器和自衛武器。張仲翰、陶晉初、陳實、劉一村、王慎等被打成“張仲翰反黨集團”。他們提出口號：“複轉軍人掌大權，九、六、八靠邊站，自流人員滾他媽的蛋！”九，即“九·二五”起義人員；六，即五六年支邊人員；八，即五八年支邊人員。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文化大革命，複轉軍人支援丁盛、裴玉周，成為“保皇派”；而支邊人員、起義人員和自流人員，成了“立場堅定的革命造反派”。
1967年1月1日，石河子地區成立了“八一野戰軍總部”(簡稱“八野”)，下設12個方面軍，兩個獨立師，兩個獨立團。後擴展到20個方面軍。成立之初，即有兩萬多人，主要成員為兵團複轉軍人。總部負責人稱“勤務員”，有潘蘇靈、郭雄、邵定遠等人。其後臺為獨立團團長許光途、農八師主管武裝的副師長龔建楚等人。並得到兵團和軍區主要領導人支援。
“八野”的對立面為1967年1月23日成立的“石河子革命造反聯絡總部（簡稱“石造聯總”），兵團農學院的紅衛兵組織“革命造反團”（簡稱“兵農造”）為其核心組織。主要頭頭為彭正雲。主要成員為受壓制的支邊人員、起義人員和自流人員，以及造反的學生紅衛兵。其口號為：“打倒丁盛、裴周玉！”該派得到兵團原老領導的支援。
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刮到兵團，兩派都在風風火火地籌畫奪權。
1月17日，農八師武裝處副處長張俊義、副科長王世昌，操縱“八野一方面軍”，接管農八師政法科，奪走公章，宣佈奪權，並于次日接管農八師總機，控制通訊權。
1月22日，八一糖廠“造反團”宣佈奪權，但公章卻讓糖廠領導人給了“八野”的“紅色造反司令部”。而且造反團”奪權，兵團公交部不予承認，糖廠“造反團”幾百人宣佈絕食鬥爭。形勢頓時緊張起來。
1月24日晚，彭正雲召集“石造聯總”總部和農八師分站負責人會議，分析石河子地區形勢和兩派力量對比，研究奪農八師的權。因“八野”手持武器的值班部隊衝擊石河子總場“造反團”會場，會議中斷，彭正雲明令孫不怕、寇萬福立即率兩卡車紅衛兵，趕到總場支援。
1月25日，八一糖廠“造反團”召開慶祝絕食鬥爭勝利大會，為“八野”的武裝戰士沖散。
1月25日下午2點，彭正雲再次召集“石造聯總”總部和農八師分站負責人會議，決定當晚六點半對農八師實行奪權。奪權以八師機關“造反團”為主，離農八師師部近的單位組織全部人馬去支援奪權，離汽二團“八野”總部近的單位，組織人馬去二團，牽制“八野”總。
與此同時，“八野”總部頭頭正在策劃實行“赤色恐怖”。1月23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又稱“紅五條”。
《決定》規定：廢除以前關於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積極支持左派的奪權鬥爭；堅決鎮壓反對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和組織，等等。
當日，許光途看到“紅五條”後說：“這下可好了，我們可以參加文化大革命了，若造反派再胡來，我就打他個王八蛋！”當日，潘蘇靈找到許光途說：“我們要在石河子搞一個赤色恐怖。”馬上得到許光途的同意。
1月24日，農八師參謀邱吉榮對“八野”總部頭頭說：“左派、右派，我們心中有底。我們認為左派就支援，認為右派就鎮壓。造反團都是右派。”又說：“我們堅決支持支左五條，堅決鎮壓反對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組織。”“你們什麼時候需要武裝部隊，我們就支援，要多少，有多少！”
1月24日，獨立團單位召開會議，決定“支左”奪權。當晚，邱吉榮在農八師電影隊樓上，召開石河子各單位“八野”頭頭開會，表示支持“八野”奪權，要堅決鎮壓反革命組織。
1月25日，獨立團打電話向兵團武裝部請示，得到同意，調集8個武裝值班連隊集結待命。
同日，邱吉榮等去兵團請示，得到兵團副參謀長的答復：“文化大革命是群眾運動，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你們就幹。”
當晚，邱吉榮等調來23團武裝值班連隊1連和4鏈、總場3連、師警衛連、基建處9連，共382名武裝人員，到武器庫和看守所集結待命。宣佈：“必要時可以抓人，可以開槍。”並提出“四開槍”原則：“問三聲不答應就開槍，叫站住不站住就開槍，搗亂會場開槍，有奪槍者就開槍！”
許光途向“八野四方面軍”軍長李松林說：“我們根據中央指示，接受八一野戰軍的要求。經兵團黨委批准，支持八一野戰軍的奪權鬥爭！”許光途公開聲稱：“我要以鮮血染紅石河子，不惜用生命保衛丁、裴、利，要幹，幹到底！”
1月25日下午6點鐘，按“石造聯總”總部安排，毛紡廠、石河子中學、經管處、汽二團的造反派約兩千多人，以營救1月24日被汽二團“八野”從工四團抓去的“石造聯總”戰友為名，團團包圍了汽二團團部和“八野”總部，並同前來救援的“八野二方面軍”和“八野四方面軍”近千人展開大辮論。“八野”頭頭趕緊打電話給獨立團，要求派兵救援。獨立團派出三營營長李樹春，率92名荷槍實彈的軍人，乘3輛卡車趕到汽二團。全副武裝的軍人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衝鋒槍沖進辯論的人群，“石造聯總”派的汽二團“工人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頭頭張振奇下令，先將獨立團戰士圍住，再繳他們的槍。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奪槍混戰，“石造聯總”奪得步槍19支，衝鋒槍7支，手榴彈64枚，子彈1307發。並將這些武器，連同扣押的三營營長李樹春和兩名戰士，用車押往烏魯木齊，送交巡警進取，作為“獨立團鎮壓革命群眾的罪證”。其中有3支被卸了槍栓的步槍，被毛紡廠工人帶回廠裏，藏進羊毛倉庫。
至25日晚10點，“石造聯總”另一路人馬成功奪了農八師的權。幾千人將師部機關大樓團團圍住，逼農八師副政委晉懷中、李光、副師長龔建部、政治部主任楊廷柱4人簽字，交出農八師黨政財文大權。並強行接管了總機房。
獨立團將汽二團搶槍事件上報兵團。當晚11點，兵團機要局長王寶銓跑到武裝部作戰室，命令值班參謀張振東：“你趕快把坦克團準備好，石河子發生暴亂了，搶了值班部隊的槍。”
新疆軍區將情況報告中央，說石河子地區發生了暴亂，搶了值班部隊的槍。現準備出動部隊。由於中央制止，坦克團未出動。
當晚，農八師主管軍權的負責人在武器庫，展開武裝處參謀和農八師“八野”頭頭聯席會議，研究向“石造聯總”的“反奪權”。會議做出“四項決定”：1、支持“八野”“反奪權”；2、次日拂曉值班部隊開進師部大院個，佔領機關；3、部隊進駐前，先由“八野”發出支援奪權的請求，後由武裝處發表“支左奪權”聲明；4、按擬定的名單，抓捕政法科“石造聯總”人員。會議研究了兵力部署、指揮位置、人員分工和車輛準備。會後，給值班部隊增發了彈藥。
1月26日淩晨1點。幾十輛卡車開進毛紡廠，幾千名軍人和“八野”武鬥人員包圍了工人住宅區，封鎖道路，切斷電話線。獨立團戰士闖進工人住宅，強行搜查25日晚獨立團丟失的槍支。搜查了3個多小時，一無所獲。4點，獨立團準備撤兵，但為“造反團”人員團團圍住，非要辯論出個水落石出不可。
“八野”見勢不妙，立即組織隊伍，向包圍獨立團戰士的“造反團”發起衝擊。幾千密密麻麻擠成一團，互相推搡。一個矮個子的戰士被人推搡，火氣沖天，端起槍來，朝天就是一槍。槍聲一響，全場霎時靜了片刻。緊接著槍聲大作，戰士和軍官手中的槍，有的朝天打，有的朝人群中開火。“造反團”嚇得屁滾尿流，哭爹喊娘的慘叫聲中，紛紛跑回家，趕緊關門。在事後的審查中，帶兵的三營副營長韓玉泉供認：“四時許，部隊被群眾擠散，部隊就打槍，開始向天開槍，群眾要奪槍，不斷開始向群眾射擊。當時我也挨了槍，是七連打的，約三五分鐘，一邊打一邊退。”
毛紡廠住宅區血案中，當場打死4人，傷7人，送醫院後又死1人。
1月26日晨7點，“八野”和獨立團再次將毛紡廠住宅區包圍，抓走“造反團”一些骨幹。
中午12點，獨立團撤兵，正好在木工廠附近大路上，與“石造聯總”前去聲援毛紡廠的大隊人馬相遇，被“石造聯總”人員手拉手攔住去路。這時一個戰士用刺刀刺傷了“石造聯總”的鄭小風，“石造聯總”人員立即上去奪槍。工四團的子弟衛中夥同五六個工人奪了一支槍，他拿起槍就跑，被戰士開槍打死。
而按武器庫會議精神，“八野”在農八師的“反奪權鬥爭”，釀成了更大的血案。
1月26日晨，農八師機關“八野第一方面軍工農兵兵團”反復廣播《緊急呼籲》，緊急呼籲解放軍根據中央支左五條，支援我們奪回黨政財文大權，粉碎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暗暗送權的罪惡陰謀，使無產階級的權力，掌握在真正的革命派手中。得到求援，武裝部隊派出軍隊，支持“八野”反奪權。
5點40分，“八野”大批人員沖進農八師師部，接管總機。6點，武裝處調動4個連，對師部大樓實行武裝佔領，“石造聯總”人員被趕出去。戰士在大院佈滿崗哨，屋頂和陽臺上，架起13挺輕機槍，3門六0炮。隨即宣佈由副師長龔建章、蕭鳳瑞等5人主持八師工作，有倒向“石造聯總”之嫌的師政委劉丙正等領導停職檢查。
8點左右，“石造聯總”總部調來幾千人，後增至上萬人員，將軍人武裝佔據的各樓和總機房包圍，要部隊和“八野”交出權力，撤出農八師。
武裝處趕緊又調動基建處9連趕來增援，又被人群圍住辯論。9連指導員高砥平命令戰士上刺刀，子彈上膛。他端著手槍喝令群眾讓開。兵團子女一校13歲的王萬東高呼：“要文鬥，不要武鬥！”被高砥平一槍打死。部隊頓時朝人群開槍，當場打死3人，傷6人。
霎時，憤怒的人群向防守部隊沖了過去，前面的人開始奪槍。有的十幾人圍住一個戰士，苦口婆心地宣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勸他們放下武器，站到革命造反派一邊來。“造反團”頭頭又組織人群繼續包圍和喊話要值班部隊繳槍投降。值班部隊全部退守於師部大院幾座大樓內，架槍架炮固守，並回答：不交槍，弄火了再打！
10點，新疆軍區參謀長何家產打來電話，命令雙方脫離接觸，問題由雙方代表協商解決。
而“造反團”要部隊交槍，懲辦兇手，否則決不撤退。人群手挽手，高呼口號，一浪接一浪，繼續向住上樓房的部隊發起衝擊。步槍、衝鋒槍、機槍和樓頂的炮口殺氣騰騰地對準人群。
11點半，新疆軍區派出副司令徐國賢、副參謀長馬森等趕到現場。但他們明顯一邊倒，又根本不到現場同群眾接觸，失望的人群加緊了衝擊，不讓部隊往外撤。形勢很緊張。
下午2點40分，帶兵守衛辦公樓的武裝處副科長王世昌打電話給坐鎮武器庫的副處長張俊義，請示辦法，張指示部隊突圍。10分鐘後，奉徐國賢副司令命令，23團副團長高慶森打電話給武裝處：值班部隊立即撤出師部大院。王世昌電話通知總機房和東西樓部隊，15點15分從北門強行突圍，如遇包圍，可鳴槍警告，驅散群眾。
15點13分，守東西樓的部隊撤出，。一出樓，看到那麼多人堵住去路，23團副營長李可志朝天就是一槍。頓時，部隊指揮員全部開火，有的沖天打，有的朝人群射擊。守衛北門的部隊立即成戰鬥隊形散開，臥倒後用步槍、機槍、衝鋒槍朝密集的人群開火。大批部隊朝北門、東便門和翻過土牆，朝八師武器庫撤退。
密集的人群，在密集的槍聲中，像打飛的鴨子，跑的、跳的、滾的、爬的、哭的、喊的，四散逃去。直到17點，部隊撤完。
白雪皚皚，紅血片片。八師大院內和北門外躺下了十幾具屍體，有的中了十幾槍。受槍傷的二十多人，被送往醫院搶救。
撤至八師武器庫的部隊，經過短暫休整和訓話，並分兩路，撤出石河子。一路乘車向老沙灣撤去，一路步行經總場向23團撤退。
乘車撤退的部隊殺紅了眼。當路經石河子汽車站時，正好一輛客車進站，車站門口人很多。部隊以為遇上了造反派，3輛卡車車頂的機槍和戰士手中的衝鋒槍一起開會，當場打傷9人，卡車疾馳而去。
3輛滿載戰士的卡車駛上烏伊公路，剛一轉彎，迎面碰上高舉紅旗，手捧毛主席像的塔城地區托裏縣反修中學哈薩克紅衛兵長征隊，他們路經石河子，早晨剛去總場為職工進行“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演出”歸來。車上有人大喊：“什麼人？”手舉紅旗的帕利莎答：“紅衛兵！”
“打死你們！”第一輛車上的機槍立即開火，當場打死1人，重傷3人。據紅衛兵小報稱：死傷者都是十六七歲非常漂亮的哈薩克姑娘。帕利莎面部中彈，倒在雪地上，手中還握著那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長征隊”的紅旗。
16點，工程連乘車撤退到石總場汽車連附近，停在路旁，由三分場二連的“八野”武鬥人員在公路上擔任解決。這時，四分場九連的汽車也向這邊開來，一見公路上堵了大批人馬，指揮員下令：“準備戰鬥！”舉手就是一槍。頓時，步槍、機槍、衝鋒槍一齊掃射，當場打死二連機務排長和炊事員。雙方開始混戰。待發現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時，已打死3人，多人受傷。
至此，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才算告終。值班部隊共打死26人，打傷74人，其中包括誤傷“自己人”20人。
新疆軍區急電中央軍委，說是石河子地區發生暴亂，一派搶解放軍槍支，導致死傷，云云。
“一·二六”血案震驚朝野。周恩來下令，曾下令解散“八一野戰軍”。並指示嚴禁開槍，不准出動坦克，停止衝突，聽候查處。
次日，根據中央指示，新疆軍區派出7971、8010、8011部隊進駐石河子市。駐軍代表召集“八野”和“石造聯總”代表協商，達成《四項條件》：一切組織所存武器彈藥一律上交軍隊保管，如有違背，以現行反革命論處；確有證據的殺人、打人兇手，交解放軍看管，一般群眾立即釋放；立即停止互相抓人、打人、抄家等做法；宣傳以上三條。
由於中央要穩定軍隊，尤其新疆地處“反修前哨”，更不能亂。對於“一·二六”血案，新疆軍區和兵團電告中央，是造反組織向兵團部隊奪權搶槍，引起雙方武裝衝突。於是，中央將其定性為“雙方武裝衝突”。
1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電告下降；1、立即勸阻人民內部的一切武裝衝突。武裝部隊絕對不准開槍。如有群眾奪取部隊武器，首先勸阻，不聽，應向天放槍警告對武裝反革命分子和過境竄入的武裝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敵人首先開槍時，才能自衛還擊。2、新疆軍區和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武裝值班部隊，擔負著保衛祖國邊疆和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務。新疆軍區領導機關及兵團的武裝、機要部門和武裝部隊，任何人、任何組織不准衝擊奪權。3、石河子地區的武裝衝突問題，待中央派人調查處理。目前在武裝衝突、烏魯木齊等地發生的亂抓人、打人的行為，應立即停止，已抓的群眾，必須立即釋放。
“一·二六”血案對新疆的“文革”局勢，影響深遠。血案發生後，新疆自上而下都在利用死難者的鮮血大做文章。
“一·二六”血案後，“石造聯總”要為“死難烈士”報仇，“八野”聲稱“石造聯總”製造了“*****”。兩派當即互相抓人、打人、抄家，鬧得天昏地暗。
1月29日，“石造聯總”發佈《第一號通令》，聲稱要逮捕“八野”頭頭、殺人兇手等十種罪犯。
1月29日，“石造聯總”在石河子管理處廣場舉行“一·二六”血案控訴大會，萬眾激憤。一些的“八野”頭頭和骨幹被揪上臺來，罰跪、揪頭髮、搞“噴氣式”、戴高帽、掛黑牌等，會後遊街示眾。
“石造聯總”在石河子地區搞了幾天“紅色恐怖”，掀起了抓、抄、搜捕兇手高潮，不少單位私設公堂，刑訊逼供。
“一·二六”血案，不僅給支持“石造聯總”的新疆少數派組織以造反奪權的最好口實，也給全國造反派提供了“向走資派進行的這場奪權，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的有力證據。1月28日，“保武（武光）反王（恩茂）”的“新疆自治區革命奪權總指揮部”率18個群眾組織發出《聯合緊急通令》，指責《四項條件》“出賣原則，抹煞敵我矛盾，助長敵人氣焰”。並在烏魯木齊組織大規模示威遊行，王恩茂、丁盛被當作“八野”的後臺，和“一·二六”血案的黑後臺，受到猛烈攻擊。新疆地區的奪權鬥爭進入新階段。
而新疆軍區領導人和丁盛，則要利用“一·二六”血案大做文章，既要整倒造反派，又要打擊異己，製造冤案，藉以鞏固自身權力，進而一統新疆的大權。
於是，新疆自治區、新疆軍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負責人，對石河子慘案作了如下定論：
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是武光、張仲翰等人勾結社會上的牛鬼蛇神，製造的一次有計劃、有組織、預謀已久的反革命事件，是他們妄圖在新疆實行篡黨、篡軍、篡政，復辟資本主義的一個嚴重步驟。是“九·二五”起義人員要搞兵變。於是，他們開始了一場自上而下的大清洗。
武光因是自治區黨委書記兼人大常委副主席、新疆軍區第一副政委，與王恩茂、丁盛等素有不諧，“文革”中最先出來“亮相”，表態支持造反派奪權。1月24日至25日，因處理八一糖廠工人絕食問題，去過石河子。因此，自治區、軍區和兵團派出的聯合調查組，硬要兵團醫專學生張秋英承認，武光在會上向他授意：“奪權要有幾支槍。”始終為張拒絕。但仍以次為證據，將武光打成“現行反革命”、“大叛徒”，幾度關押。
1966年12月9日，烏魯木齊發生絕食事件，張仲翰被中央招致北京。1967年1月16日，又被揪出批鬥，失去人身自由。1月22日，“八野”派的兵團機關“聯總”把張仲翰從北京揪回新疆。1月29日，在烏魯木齊人民廣場召開批鬥仲翰大會，會後即軍區部隊押管。30日即被當作“一·二六”血案的“幕後黑手”，押往北京問罪。
兵團參謀長陳實是丁盛急於打倒的對立面。“一·二六”血案發生時，陳實為躲避兩派批鬥，正藏到他弟弟陳殿信家。軍代表調查組按上司授意，硬把“策劃者”的屎盆子往他頭上扣。刑訊逼供，要陳殿信改口，結果逼死陳實兩位親人。
1967年2月～5月，新疆先後大刮起“二月鎮反”、三月軍隊“支左”和軍管風，新疆的造反派遭到殘酷鎮壓。自治區、新疆軍區、和兵團領導人大力支持新疆的“八野”、“聯總”、“工農革委會”和“紅促會”等多數派組織，大規模抓人、打人、捕人，實行高壓恐怖。那些在“一·二六”血案中受傷活著的受難者、當天的參與者及家屬，有的被批鬥，有的被關押，有的扣發工資。
石河子總場為“八野”召開聲勢浩大的萬眾平反大會，會場周圍架設輕重機槍和六0炮，31個“造反團”頭頭和骨幹被批鬥。會後，遊街示眾，開除公職，認罪檢查。
根據軍代表調查組的調查材料，新疆軍區以“一·二六”“肇事者和兇手”的罪名，逮捕了46名“罪犯”，長期關押6年多。蒙冤受屈，遭受嚴刑拷打，百般淩辱。而真正的兇手長期逍遙法外。
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大事記》載：事後，逮捕審訊49人，逼供致死6人，1000餘人受株連。3月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將在北京的張仲瀚留京監護，隔離審查。不久改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進行監護審查。
3月28日兵團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裴周玉任主任，丁盛任第二主任，李荊山、王振東（兵團司令部副參謀長）任副主任，楊貫之（兵團司令部副參謀長）等9人為常委。隨即佈置在兵團進行全面奪權。3月30日至5月8日，兵團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先後作出錯誤的決定，呈報新疆軍區，將兵團副司令員陶晉初、參謀長陳實、副參謀長曾繼富、幹部部副部長楊兆元、計財部部長毛乃舜、供銷部代部長陳明池、石管處副政委汪培模、農一師師長林海清、工二師師長傅志華、農六師政委趙予征等10人停職反省。
6月，中共中央決定：任命裴周玉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二政委、黨委第二書記；丁盛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司令員，黨委第三書記。丁盛、裴周玉一派成為血案後的大贏家。
直至林彪事件後，丁盛一度失勢，46名“案犯”才獲得釋放。丁盛後因追隨“四人幫”而倒臺，此案重新裁定。但一切罪名，皆由丁盛個人頂缸。
1978年12月20日，新疆自治區黨委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對該案重新定性，認為：“這一事件是丁盛、裴玉周及其幫派一手策劃的的武裝鎮壓革命群眾事件，死傷百人全是他們蒙蔽指揮值班部隊開槍打的。這件事與張仲翰、劉丙正等同志和武光都沒有關係，應予平反昭雪。”
1979年1月12日，中共中央複電，同意該處理意見。
1979年1月19日，新疆自治區黨委做出《關於處理新疆文化大革命中和歷史上遺留的一些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按上述精神，為受害者平反。
《新疆日報社》“五·八”武鬥
這是1967年5月8日，新疆兩大派組織“三新”派和“三促”派為爭奪《新疆日報》社進行的大型武鬥流血事件。又稱“五·八”事件。
1967年5月8日，由“炮轟軍字型大小新疆日報聯絡站”田永龍等人發起，聯合烏魯木齊市“三新”派組織，查封並佔據了當時已被軍管的《新疆日報》社。
多數派群眾組織“三促”派反對查封報社，發起反擊，出動大批本派群眾，與“三新”派進行“革命大辯論”。口頭爭辯無效，“三促”派頭頭王子玉等人研究決定，要強行奪回報社。
當日，“三促”派出動近兩千多人，衝擊佔據《新疆日報》社的“三促”派。於是雙方發生武鬥。
此次武鬥,雙方參戰人員使用了石頭、瓦片、棍棒等武鬥工具，大打出手，“戰況”一度極其險惡，最終造成多人受傷。
5月8日，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全軍文革小組辦公室給新疆軍區和兩派群眾組織來電，要求“參加戰鬥的雙方，安全即停止戰鬥”，武鬥隨告結束。
這次武鬥，是烏魯木齊地區發生的第一次規模在千人以上的武鬥事件，開創了烏魯木齊地區大型武鬥之惡劣先例。
（資料來源：新疆自治區處遺材料；新疆自治區“揭、批、查”材料；紅衛兵小報）
新疆醫學院“七·二六”武鬥
這是1967年7月26日～27日，新疆烏魯木齊市“三促”派和“三新”派在新疆醫學院進行的大規模武鬥事件。
1967年5月以後，新疆醫學院的群眾組織形成為勢不兩立的兩派。隨後，雙方衝突和武鬥不斷。
7月以後，烏魯木齊市兩派組織開始建立武鬥據點，實行派性武裝割據。當時，少數派組織“三新”派佔據了該校，並在該校設立了武鬥據點。
新疆醫學院地處烏魯木齊市三角地，是“三新”派佔領的重要據點。“三新”派武鬥人員在校門區和附近街道設卡，檢查過往人員、車輛，攔截“三促”派的人員、車輛，因此經常發生截車、抓人、打人事件。成為“三促”派的心病。
7月24日，“三促”派頭頭胡良才、戴甲弟、欒景靈、王子玉、王自強等人，在烏魯木齊市人民飯店二樓召開會議，討論攻打新疆醫學院的問題，但未定攻打方案。
7月25日，由韓風和召集“工農革委會新市區聯防指揮部”何鏞、羅九海、李起等人，研究確定攻打新疆醫學院的問題。會議確定攻打方案：由韓風和、朱佐興等人任武鬥指揮，指揮部設在供電公司二樓。
7月26日，“三促”派調動數千人的武鬥大軍，對新疆醫學院的“三新”派武鬥據點發動攻擊，遭到“三新”派的猛烈抵抗。於是“三促”派又不斷增兵，實行“攻點打援”，攔阻“三新”派的三路援兵，繼續進攻新疆醫學院。
在新疆醫學院武鬥進行時，周恩來從中央文革駐疆人員和新疆造反派組織處，得到關於武鬥報告，以急電對新疆軍區負責人作出明確指示：“新醫等四大院校不能打，誰打，誰犯錯誤。”
軍區領導人聞訊有些著急，於是召見“三促”派頭頭胡良才，催促他前去制止武鬥，不要繼續攻打。
而胡良才雖然去聽取了傳達的周恩來指示精神，但在徵求軍區領導人意見時，得到的是極其曖昧地回復。他心領神會，回到“三促”派武鬥指揮部後，立即召開會議，對“三促”派頭頭們傳達周恩來指示和新疆軍區負責人意見時，斷章取義，有明顯的偏岐。新疆軍區負責人也不到場，以消除其曲解，或表態要採取嚴厲措施制止事態進一步惡化，對貫徹周恩來指示精神，表現出明顯的消極態度。這就進一步導致了武鬥事態的不斷擴大
“三促”派頭頭們經過討論，認為“革命的勝利果實唾手可得”，不如先打下新疆醫學院再說。
“三促”派為快速打下新疆醫學院，急速調動各路大軍趕赴武鬥現場，最終近萬人參加了武鬥。進攻的“三促”派武鬥大軍，遭到據守大樓的“三新”派武鬥人員以石頭、磚頭、石灰、棍棒、鋼釺等冷兵器的頑強抵抗，受傷者急劇增加。
久攻不下，“三促”派頭頭心急如焚，恐怕事態持續發展，為中央和軍區制止，遂下令：對於新疆醫學院內堅守大樓，據不投降的“三新”派各武鬥據點，先以廣播進行“最後通牒”，然後使用炸藥炸、澆汽油放火燒等手段，將兩座樓房炸毀，最終攻佔了“三新”派抵抗最猛烈的兩座大樓。
這場武鬥，燒毀和炸壞了兩座樓房，死5人，傷數十人，有400多個“三新”派武鬥人員及群眾被抓，遭到毒打和關押，有的在其後的關押中被打死，有的被打成殘廢。
新疆烏魯木齊第一師範武鬥事件
這是1967年10月14日～15日，新疆烏魯木齊市“三促”派和“三新”派在烏魯木齊市第一師範學校發生的武鬥事件。
1967年5月以後，烏魯木齊市第一師範學校的群眾組織形成為勢不兩立的兩派。隨後，雙方衝突和武鬥不斷。
7月以後，烏魯木齊市兩派組織開始建立武鬥據點，實行派性武裝割據，雙方人員及其家屬因害怕遭到對立派的打擊和鎮壓，於是紛紛逃離本單位，跑到本派的“根據地”、武鬥據點或投親靠友避難。
當時，少數派組織“三新”派在該校的下屬組織“四九四”在第一師範佔據優勢，該組織佔領了學校的教學樓和西樓，多數派“三促”派在該校的下屬組織“紅革聯”的學生被強行趕出學校。
10月14日，多數派學生回校，要進樓取東西，被“四九四”武鬥人員阻止，雙方發生武鬥。武鬥中，“四九四”炸傷“紅革聯”的學生2人。
於是，“紅革聯”頭頭便向烏魯木齊市“工促會”求援。“工促會”勤務組的頭頭起初不願意介入學生間的衝突，“紅革聯”頭頭又找到第一師範學校所在的新市區“工促會”，向他們請求支援，並通過新市區“工促會”頭頭向市“工促會”勤務組敦促，要求對第一師範“紅革聯”進行支援。
10月13日，市“工促會”頭頭胡良才主持召開了勤務組會議，決定設立武鬥指揮部，由戴甲弟、王子玉負責，指揮攻打第一師範“四九四”。會議敲定了對第一師範“四九四”據點的武鬥方案：由鐵路局的“工促會”派出武鬥隊掩護，用炸藥包把第一師範“四九四”武鬥人員據守的大樓房一端炸開，然後大隊人馬沖上去，把“四九四”的武鬥人員抓下來。戴甲弟提出：“既然決定打，那麼所有頭頭都要參加，免得事後出了事叫我一個人負責。”
10月15日早上，“工促會”頭頭胡良才、錢西夫、韋德昌、劉炎等人都到了指揮部，指揮部設在北門醫院二樓。“工促會”調動了上千人，對“四九四”武鬥人員據守的教學樓和西樓發起進攻。遭到“四九四”武鬥人員的抗擊.
當鐵路局“工促會”的武鬥人員在機槍掩護下，用炸藥包炸開教學樓和西樓後，“四九四”的武鬥人員用火力封鎖了各層樓道入口。一時間，攻守雙方打得十分激烈。
武鬥期間，新疆軍區副司令幸元林派人把胡良才、戴甲弟、王子玉叫到軍人俱樂部，對他們說：“不能打，你們在軍區門口這樣搞怎麼行？趕快撤下來！”戴甲弟、王子玉一聽扭頭就走，胡良才留下來應付幸元林。武鬥繼續進行，並最終攻佔了這兩座大樓。“四九四”的武鬥人員成為戰俘，被抓獲後，男女學生均遭到毒打，女學生遭到淩辱。
這次武鬥，雙方死亡5人，傷24人。兩幢大樓各被炸開一個洞，教學儀器被毀。
新疆烏魯木齊第一中學武鬥事件
這是1968年1月9日，新疆烏魯木齊市“三促”派和“三新”派在烏魯木齊市一中發生的武鬥事件。
1967年5月以後，烏魯木齊市一中的群眾組織形成為勢不兩立的兩派。隨後，雙方衝突和武鬥不斷。7月以後，烏魯木齊市兩派組織開始建立武鬥據點，實行派性武裝割據。
當時，少數派組織“三新”派佔據了該校，烏魯木齊市一中成為“三新”派的武鬥據點。
1月8日，市一中少數派“三新”派的學生頭頭李錦祥等攔截“三促”派的汽車，並打傷車上人員，兩派學生由此發生衝突。
市六中多數派“三促”派的武鬥學生前去攻打一中的“三新”派。在攻打一中平房時，市六中“三促”派的李慶祥，被“三新”派武鬥人員開槍打死，使事態激化。“
隨後，“三促”派“紅促會”的頭頭馬法實、吳占奎去找烏魯木齊市“工促會”頭頭戴甲弟，要求“工促會”出兵，支援“紅促會”攻打一中的“三新”派。戴甲弟主持召開了有錢西夫、韋德昌、王玉林、陳仁照、劉合子等“工促會”頭頭參加的總部負責人會議。會議決定，由“紅促會”的學生打第一陣，“工促會”負責週邊。設立指揮部，吳占奎、馬德富為前線總指揮，劉合子、徐東煥為週邊指揮，一中高中和在校學生擔任主攻，六中、實驗中學負責救護，自治區黨委“聯修部”、八農“紅色軍團”協助。
1月9日下午，指揮部調動了一中、六中、實驗中學的武鬥學生，以及自治區黨委“聯修部”、八農“紅色軍團”近千人的武鬥大軍，對市一中“三新”派的武鬥據點發起進攻，至晚8時，一中被佔領而告終。
此次武鬥，雙方參戰人員有一千多人，使用的武器有步槍、衝鋒槍、機槍、手榴彈等，真槍實彈，雙方死亡10人，傷數十人，國家財產損失達7萬餘元。
新疆和田皮夾縣幸福公社藏桂武鬥
這是1967年12月19日～23日，新疆和田地區皮山縣幸福公社藏桂管理區兩派組織“革命造反軍”和多數派在藏桂管理區進行的長達5天的武鬥和報復性殺人事件。
1967年12月，和田地區皮山縣幸福公社藏桂管理區的兩派組織，分別控制了發生了該管理區的不同大隊，實行武裝割據。當時該管理區少數派群眾組織“革命造反軍”受到壓迫，聚集在第五大隊。而多數派則控制了第一、二、三、四大隊。
12月19日，“革命造反軍”的頭頭任壽星、肉孜巴海特外拉、阿不卻拉庫爾班等人，為了要用電形機放映機宣傳本派的傳單，便出動人馬，把公社的放映機和發電機搶到五大隊。
第一、二、四大隊的多數派對此不滿，便上街貼大字板。四大隊的多數派頭頭組織群眾結隊到五大隊索要放映機，兩派發生武鬥，四大隊的多數派被打傷14人，但也打傷“革命造反軍”數人，抓走兩人。兩派嚴重對立，兩派頭頭都在策劃新的武鬥。
12月19日，肉孜巴海特外拉以營救被四大隊抓打的本派兩名人員為由，率領本派幾百人去攻打四大隊。在四、五大隊交界處，打死四大隊副隊長沙的克等3人。當四大隊多數派的群眾聞訊趕到現場時，肉孜巴海特外拉已率眾返回。
當晚，多數派召開會議，經討論決定，對五大隊的“革命造反軍”進行進攻，並提出“血債要用血來還”。
12月20日，四大隊武鬥總指揮托手提巴海土地帶領預先串連好的第一、二、三、四大隊近千名武鬥者，攻打五大隊。五大隊的群眾經過短暫抵抗，失利後即四處逃跑。攻打者砸了五大隊的辦公室，放火燒毀了五大隊的一些民房，並打死6人。多數派決定要“徹底殲滅造匪”，於是對“革命造反軍”展開大規模的搜捕行動。
12月21日，四大隊群眾在搜捕五大隊外逃人員時，抓獲了“革命造反軍”的幾名外逃人員，又當場打死3人。一大隊的多數派抓住了肉孜巴海特外拉父子等6人，經縣、社領導和支左部隊趕來做工作，把被抓的人秘密保護起來。
12月22日，托手提巴海土地得悉這一情況後，立即帶領近千名本派群眾趕到一大隊要人。在得知提肉孜巴海特外拉父子等人的藏身之地後，又將該處團團圍住，並翹開房門。肉孜巴海特外拉父子等6人舉手走出求饒。除1人因失足掉進地窯得以倖免外，其餘5人全部被阿不都巴海白克牙、艾買提巴海安江等人打死。
12月23日，托手提巴海土地又帶人到五大隊，搜捕“革命造反軍”的“殘渣餘孽”，大隊長買買土地卡瓦等2人被打死。
至此，在此次長達5天的武鬥和報復性殺人事件中，雙方共死19人。其中有副大隊長3人，小隊長1人；打傷162人，其中重傷60餘人，有的被打成了終生殘廢；共抄了87戶社員的家，燒毀部分民房。
“文革”結束後，新疆和全國許多地方一樣，對“文革”武鬥的責任人，掌權者重在處理對立面。這次武鬥的主要責任者受到處理。其中，因肉孜巴海特外拉、阿不卻拉庫爾班、任壽星3人已死，免予處罰；托手提巴海土地、阿不卻巴海白克牙判刑10年，奴爾土未爾判刑8年，買買提巴海安江判刑6年。
（資料來源：新疆和田地區處遺材料；新疆和田地區揭批“四人幫”材料）
廣西柳州來賓“九六血案”
這是1967年9月6日，廣西柳州市“四·二二”派的學生組織“柳江風雷”的一群中學生去來賓縣人武部搶槍，遭到縣人武部軍人伏擊造成的流血慘案。
1967年8月以後，柳州市兩派在武鬥中掀起搶槍高潮。9月5日，廣西柳州市“四·二二”派的學生組織“柳江風雷”18名初中生，聽說柳州市“造反大軍”從來賓縣人武部搶走大批武器彈藥，於是也開著一輛大卡車，趕去來賓縣人武部搶槍。
而此前一天，即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已經頒佈《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簡稱“九·五”命令）。當日，廣西軍區以電話傳達“九·五”命令，命令部隊在遇到搶奪武器時，可以進行開槍射擊。賓縣人武部負責人接到電話通知，非常激動，決定對膽敢再次前來武裝部搶槍的“四·二二”派開槍射擊。
9月5日上午，“柳江風雷”的18名中學生到達來賓縣人武部，腦鬧嚷嚷要衝擊人武部，當時被哨兵攔住，中學生們不依不饒，一定要往裏闖。
人武部負責人接到報告，得知又有“四·二二”派“柳江風雷”的“一群小崽子”前來搶槍，當即勃然大怒，於是決定在大院設伏。人武部機關和值班人員立即奉命趕往操場設伏。
當18名初中生的“柳江風雷”紅衛兵吵吵嚷嚷闖進大院，進入操場區前時，即遭到預先埋伏軍人的開槍射擊。當場打死15人，傷2人，逃跑1人。造成嚴重的流血事件。
廣西柳州搶槍風潮及流血事件
這是1967年8月～1968年5月，廣西柳州市“聯指”派和“四·二二”派進行的搶奪軍事單位武器彈藥及其引發的系列武鬥和流血事件。
1967年8月以後，柳州市兩派武鬥升級，武鬥從石頭、磚頭、棍棒、鋼釺、長矛、大刀、狼牙棒、土制燃燒瓶的“冷兵器”時代，迅速升級為以軍用武器為主要手段的現代化武器的武鬥大戰。兩派掀起搶槍高潮，並開始自製武器彈藥。
柳州市的大規模搶槍風潮前後有兩次高潮，即1967年7～9月間的第一次搶槍風潮，和1968年5月間的第二次搶槍風潮。
據有關史料記載和當事人回憶——
1967年8月以後，柳州“聯指”派開始進行搶奪軍方的武器裝備，裝備起武鬥隊伍，並以縣、社為隊伍，將農村武裝民兵隊伍投入兩派武鬥。由於“聯指”派得到軍方支持，槍枝彈藥的主要來源是地方人武部和民兵的裝備。搶奪軍方的武器中，大部分為“明搶暗送”和軍方私下贈送，部分為搶奪軍事單位與人員所得。
“四·二二”派受到軍方打壓，因此採用公開搶劫和偷襲搶奪相結合的手段，搶奪軍事單位及軍用倉庫，以獲得武器裝備。
雙方不僅搶奪軍事單位武器彈藥，甚至搶劫抗美援越的武器軍火。
8月18日，“四·二二”派頭頭得知有一列運送援越物資的軍火列車正停在金雞村，經過策劃，于當晚11時左右，糾集了300人到金雞村，搶劫軍用列車的援越軍火物資，共搶得炮彈四千多發。
20日，中央文革來電責令其交還，“四·二二”才將炮彈大部分交還部隊。
9月5日，廣西柳州市“四·二二”派的學生組織“柳江風雷”18名初中生，去來賓縣人武部搶槍。遭到預先埋伏軍人的開槍射擊。當場打死15人，造成嚴重的流血事件。
據韓辛在《文革中廣西武鬥二三事》載：至1968年春天，柳州兩派武鬥逐部升級越演越烈，所用武器不斷更新換代。從原來的木棍狼牙棒到長矛大刀，到了最後乾脆到各地駐軍軍營，把步槍機槍高射炮都“搬”了出來。說是“搬”而不是“搶”自然是有道理的。造反派第一次到當地駐軍的一個軍械庫搶槍，就因不聽鳴槍警告，當場被駐軍開槍打死了三個。解放軍把“革命群眾”打死了可不是一件小事。事情鬧大了，廣西軍區下令不准隨便開槍。膽大的再來搶槍的時候，解放軍就站在一邊看。綠燈一開，幾天之內當地的駐軍都被繳了械。
兩派武鬥中大量使用自製武器炸藥，而自製炸藥也造成人員傷亡。
柳州飛鵝路中段有個三層樓的延安旅社，為“四·二二”派的紅衛兵佔據當武鬥據點。
8月間，為準備武鬥，“四·二二”派紅衛兵弄來好幾箱炸藥，都堆在一樓，準備自製炸藥包。一天夜裏，炸藥突然爆炸，把大樓給炸塌了一半，當場炸死了不少紅衛兵。死者中有個小名叫小六子的初中生，那年才15歲。炸藥爆炸原因不明，有人說是抽煙不小心引爆炸藥，也有人說是“聯指”暗算。
“聯指”為了彌補武器上的不足，也自己動手製造了一大批手榴彈。但搞兵工畢竟不是本行，手榴彈的品質不過關，使用中提前引爆炸死了不少自己人。此外，“聯指”還試製了一種象迫擊炮的武器。用無縫鋼管焊成迫擊炮狀，添上炸藥，外帶一個裝有釘子的炸藥包。炮管裏的炸藥爆炸時將炸藥包送到敵方陣地上爆炸，釘子亂飛，有相當的殺傷力和破壞力。
1968年5月，柳州兩派組織掀起了第二次搶槍高潮。據中國共產黨柳州地方組織志記載：柳州由於武鬥升級，兩派無視中央不准槍奪解放軍武器裝備的命令，先後於1967年9月6日、12月3日，1968年5月10日，5月21日—23日，用武力大規模的搶奪人民解放軍軍械倉庫和軍事駐地的武器裝備。
最為嚴重的是5月下旬的一次，一派組織出動1000餘人到火車站搶奪列車上的子彈11888箱，計1700余萬發。還搶走駐柳某部的各種槍支728支，子彈11萬餘發。打傷解放軍指戰員100餘人。
兩派用這些槍支彈藥裝備武鬥隊，在今柳南區和魚峰區一帶展開爭奪戰，造成人民生命和國家財產的巨大損失。
1968年5月10日柳州“聯指”組織大搶槍，搶了駐柳軍隊槍支316支，子彈11056發，六O炮、迫擊炮兩門，四O火箭筒兩具，並打傷解放軍戰士47人，其中重傷2人。
5月21日至23日，柳州“造反大軍”搶劫抗美援越軍火。21日拂曉，柳州“四·二二”派的“造反大軍”頭頭白鑒平、廖偉嚴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王反修、李振嶺為了對付“聯指”的武裝圍剿，組織一千多人,到柳州火車站“五三八”列車調度段，搶劫抗美援越軍列，軍列上八個車皮的武裝彈藥，被他們洗劫一空。共搶得列車上的援越軍火物資計子彈11888箱，1700多萬發。還搶走某部槍支728支，子彈11萬發，打傷解放軍指戰員100多人。柳鐵工機聯”頭頭王反修、李振嶺還模仿電影《平原遊擊隊》，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了收條。此後，類似的搶劫抗美援越軍用物資的事件，還多次發生。
5月25日，“造反大軍”包圍柳州解放軍某部，搶奪槍支，雙方發生衝突，打死2人，傷20多人，奪走槍支700多條。這場武鬥又演化成對立兩派群眾組織“聯指”派和“四·二二”派之間的另一場武鬥，一直延續到5月30日。雙方死傷嚴重。
兩派將搶奪來的武器軍火迅速武裝本派武鬥專業隊伍，投入搶奪地盤，攻打對方據點，消滅對立派的武鬥戰爭之中，南寧地區大武鬥的戰火硝煙一發不可收拾。
（資料來源：柳州地區“處遺”材料；韓辛：《文革中廣西武鬥二三事》；《中國共產黨柳州地方組織志》）
四川、重慶“八·二八”事件
這是1966年8月28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的紅衛兵，到江北區老城區江北城“宣傳十六條”，與當地一些所謂“保皇派”，即支持市委的幹部、群眾發生爭執和衝突，形成拳腳相毆的武鬥事件。這是重慶市區最早的武鬥事件，直接影響了重慶市文化大革命運動。
這場武鬥，關係錯綜複雜，影響至為深遠。
1966年6月，中共重慶市委工作組進駐重慶大學，將校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群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三反分子”、“叛徒”、“特務”。8月2日，鄭自殺，激起重大師生對重慶市委和四川省委的強烈不滿。
8月3日，中共重慶市委在重慶人民大禮堂召開全市大專院校和中學文革積極分子大會，正式傳達北京新市委召開的大、中學校文革積極分子大會精神和毛澤東有關撤銷工作組的指示、劉少奇關於“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等講話。大會未完，重大學生就已聞訊在校內寫出大標語：“擁護黨中央，擁護毛主席，趕走工作組，自己鬧革命！”
當晚，周孜仁、吳慶舉等學生寫出《就鄭思群自殺事件給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要求重新審查鄭思群死亡事件，隨即引來眾多質問工作組的大字報。8月5日，焦頭爛額的市委工作組奉命撤離重慶大學，遭到部分師生員工自發攔阻，要求澄清鄭校長死亡事件並作出檢查。工作組被迫暫留學校。
8月8日，《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正式公佈的當天下午，工作組才“悄然遁走，撤了個精光”。矛頭對準重慶市委的紅衛兵運動在重慶大學興起。
8月15日，因重慶師範專科學校（今重慶師範大學）學生出現兩派對立，反工作組一派處於劣勢，其“輕騎”、“排炮”兩個小組派出代表向反工作組觀點已占大多數的重慶大學師生求援，重大數千師生應邀前往聲援，與師專保工作組一派展開辯論，附近的師專附中（今市第八中學）學生及一些工人、機關幹部、居民也帶著不同觀點前往該校加入辯論，雙方爭執不下。
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被迫前來解決問題，被造反學生們糾纏至深夜。是為重慶第一次規模較大的群眾性大辯論及造反派師生與市委領導當面爭執局面。
該事件後被稱為“八·一五事件”，並被重慶造反派認為這是他們向市委造反打響的“第一槍”，將此日視為造反開始紀念日；而擁護市委的一派幹部、群眾則認為這一事件與“匈牙利事件”無異，認定“八·一五糟得很”。
於是，圍繞“八·一五糟得很”還是“好得很”，重慶市展開了大辯論。此後，“八·一五”成了重慶造反派中一派的標誌性旗幟，與該派觀點相同的組織，均稱為“八·一五”派。
8月26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宣佈成立。8月28日，“八·一五戰鬥團”的紅衛兵到江北老城區“宣傳十六條”，鼓動群眾起來造反。因他們貼出的“集中火力炮轟市委”大字報，引起當地一些幹部、群眾不滿，遂被正在集中學習的民辦教師以“毛主席萬歲”標語所覆蓋，雙方發生爭執。
在江北區領導的指示下，老城區大批幹部和群眾趕來圍攻“八·一五戰鬥團”的紅衛兵，衝突中雙方都有人因拳腳受到輕傷。
事件發生後，江北區和重慶市黨政領導以此當作打擊造反的紅衛兵、鎮壓“八·一五”的由頭，授意和組織一些幹部、群眾，炮製出控訴“八·一五暴徒”製造“八二八慘案”的傳單印發，聲稱重慶大學有個名叫“八·一五”的組織去了一夥暴徒，在那裏聚眾鬧事，搞反對共產黨的“匈牙利事件”，還圍攻打罵跟他們作鬥爭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此事被市、區黨政領導支持下反對造反的一派幹部、群眾誇張宣傳為所謂“八·二八慘案”，“八·一五”紅衛兵被宣傳為“暴徒”、“反革命”。
“八·二八事件”成為重慶市紅衛兵直接向市委進行造反、重慶市造反派和“保皇派”兩派鬥爭的導火索。
在重慶市委領導人和有關單位領導人授意下，全市展開了大規模的聲討、批鬥重大“八·一五”紅衛兵及其同情者的浪潮，市內許多地方出現對“八·一五”派學生和贊同“八·一五”派觀點的群眾圍攻、揪鬥、遊街、強迫請罪等現象，群眾對立情緒加劇，武鬥現象多有發生。
為爭奪對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領導權和“把握運動方向”，9月3日經重慶市委建議，重慶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在文化宮召開代表大會，通過成立宣言。市委派來了樂隊和記者。同時，由市委提議，經請示成都軍區批准，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門奉命擔任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輔導員”，並派來了10個解放軍“聯絡員”。
但因中央支持紅衛兵造反的態度日益明確，重慶市委怕事件影響擴大“犯錯誤”，“激化矛盾，不得不改變態度，於9月3日晚上，在重慶師範專科學校召開十二所大專院校代表會議，辛易之代表市委就“八·一五事件”作檢查。重大“八·一五戰鬥團”近千人到會“造反”，控訴在南岸等地繼續發生圍鬥“八·一五”派紅衛兵事件，要求市委立即出面解圍，並公開登報、廣播承認重大“八·一五戰鬥團”是革命組織。
李井泉通過專線電話聽取彙報，一面通知派人到南岸區解圍，一面要市委書記魯大東“頂住”，不答應八·一五其他要求。市委答復：無法滿足造反派師生的要求。當日，得到黨政領導支持的一些幹部、群眾，晚上在市中心解放碑召開“八·二八慘案受害者控訴大會”，繼續鬥爭“八·一五”派學生。
重大“八·一五”遭到全市性有組織的圍攻、打擊後，決定採取極端行動。9月4日，重大、師專等校千餘“八·一五”派師生在師專宣佈“絕食”，要求市委停止組織群眾圍攻“八·一五”派師生。
在“絕食”10小時得不到市委答復後，9月5日淩晨，“八·一五”派紅衛兵步行前往市郊茄子溪火車站阻攔列車，強行搭乘上京“告狀”。當晚7時搭上鐵路方面增派的列車赴京。
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檢閱“百萬革命小將”中，“八·一五”派赴京的紅衛兵參與了檢閱接見。
隨著重大“八·一五”日漸尖銳地把鬥爭矛頭對準中共四川省委和重慶市委的領導人，省、市領導進一步部署針對重大“八·一五”的“反擊行動”。
9月5日，中共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部署，“工人糾察隊”在首家試點單位中梁山煤礦宣告成立。9月6日，中梁山煤礦工人糾察隊500余人由書記、礦長帶隊，乘11輛卡車到市區遊行示威。隨即，全市性的工人糾察隊總部成立，負責人是重慶大學汽車班班長楚光輝。
9月6日,中梁山煤礦工人糾察隊500余人由書記、礦長帶隊，乘11輛卡車到市區遊行示威。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召開幹警大會，副院長、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邢華民宣佈成立“紅衛兵”，分發袖章。
當日，全國四十幾所大專院校赴渝師生組成“八·二八”事件聯合調查團。
9月7日，為免“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之嫌，重慶市委下令撤銷設于江北區下橫街小學的“八·二八慘案展覽”。
當日，李井泉在重慶召開學生座談會提出：要把從“八·一五戰鬥團”和“赤衛軍”中的紅五類，分出來組織統一的紅衛兵，紅五類出身的學生組織起來，就可以在十天半月內取得優勢，壓倒“八·一五戰鬥團”。會後，李井泉指示重慶市委，要號召工人階級動員自己的子女參加紅衛兵，工人學生要進行階級回憶對比教育。
同日，李井泉在重慶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召開重慶市50多家大型工廠黨委書記會議，佈置組織工人糾察隊對付造反的紅衛兵。
9月8日，重慶鋼鐵公司一批造反派工人群眾，集中到公司辦公樓外抗議保守派造謠宣傳“八·二八慘案”誣衊重大“八·一五，揭穿“八·二八”事件真相，遭到保守派圍攻。事後不久，重鋼造反派組成“重慶九八戰鬥團”。重慶產業工人正式以組織形式起來造反，登上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舞臺。
9月8日，由市學聯出面串聯，選拔“紅五類”子女，組建成立了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總部設在五十四軍軍部對面坡上的紅嶺（即鵝嶺，“文革”中改名）公園。五十四軍軍長韋統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門奉命擔任“輔導員”，並派來解放軍聯絡員10人。
隨後，市委號召各單位發動“紅五類家長”踴躍“送子參軍”（即送子女參加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重慶日報》大肆炒作，全市掀起“送子參軍”熱潮。在中共四川省委和重慶市委領導人支持下，保省、市委的“保皇派”大占上風。
重大“八·一五”的絕食行動和上京“告狀”在重慶市內引起極大震動。“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及基層組織中不少人更對重大“八·一五”表示同情與支持。
為趁重大“八·一五”主力在京告狀未歸之前解決“中學生紅衛兵”的問題，9月15日，重慶市委在潘家坪招待所開會決定，讓“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將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合併。
9月20日，按照市委的佈置，“中學生紅衛兵總部”的電話線被拆除，辦公地點被強佔。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將中學生紅衛兵總部強行“合併”，合併後的組織統稱“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強行合併的作法引起激烈反彈。9月21日，就在《重慶日報》按照市委指示，刊登“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與“中學生紅衛兵”合併改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消息，並宣佈“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已經撤銷的同時，拒絕合併的“中學生紅衛兵”在四十一中召開全體代表大會，來自103個學校的代表一致抗議市委將“中學生紅衛兵”強行合併的作法，選出了新的臨時主席團。
隨後，大批“中學生紅衛兵”在人民大禮堂向市委靜坐抗議，並隨後赴京告狀。至此，一個與重大“八·一五”並肩作戰的中學生造反派組織正式出現，並成為重慶第一個全市性的造反派群眾組織。
由於重慶、成都和四川各地兩派的串聯，由此基本形成了“文革”初期重慶和四川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兩大派格局。
（資料來源：重慶揭批“四人幫”在重慶的幫派人物資料；紅衛兵小報；老田：《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修訂版）》；何蜀：《重慶文革武鬥大事記》）
四川、重慶“一二·四”武鬥事件
這是1966年12月4日，因造反派的重大“八·一五”及“造反軍”，衝擊保守派“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在重慶市體育場召開的命名大會，雙方之間發生的特大規模武鬥事件。這是“文革”初期在四川省發生的最大規模的兩派武鬥事件。又稱“一二·四”流血事件、大田灣體育場大武鬥。
1966年八、九月間，隨著文化大革命形勢的發展，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在重慶地區聲勢日張。此時出現新的重大社會政治勢力，即在重大“八·一五”和北京南下學生的策動和幫助下，重慶市各廠礦企業的工人和職工紛紛成立造反派組織。
為支持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的紅衛兵運動，重慶市幾個大廠的造反工人聯合成立了重慶“工人造反軍”。為顯示與“舊的官僚機構”區別，其領導機構名之曰：“勤務組”，領導人名之曰：“勤務員”。隨即，該組織在重慶市各廠礦企業迅速發展壯大，遂正式定名為“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簡稱“造反軍”。
此時該組織的主要目標，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走資派’的反”；支持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的學生運動。
與之相對應，在中共四川省委和重慶市委的支持下，各單位以保省市委、保當權派為目標的各種群眾組織也紛紛出臺，其主要組織為“工人糾察隊”，簡稱“工糾”；“毛澤東思想赤衛軍”，簡稱“赤衛軍”。時人所稱之為“保皇派”
1966年8月，中共中央發佈《十六條》後，四川的形勢更趨激化。一方面學生和造反派的造反聲勢勢不可擋，鬥爭矛頭逐漸由當權派個人，逐漸轉向省、市委；而另一方面，省、市當權派以及各單位當權派，利用手中的權力對造反派進行程度日益加大的鎮壓，各單位都有造反派被打成“牛鬼蛇神”；並假手“保守派”打壓造反派，利用雙方的衝突，從中尋找鎮壓的藉口。造反派與省、市委的矛盾日漸凸現為主要矛盾。“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打倒李井泉”、“打倒任白戈”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公開出現在重慶市街頭。
9月30日晚，“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召開成立大會，各單位的“造反軍”實行聯合，“造反軍”正式登上重慶“文革”的主力派性組織地位，後來發展成為重慶乃至四川省兩派組織的主力軍。
隨著“文革”的進一步發展，“保守派”逐漸失去人心。在重慶市委支持下，“保守派”準備在12月4日，于重慶市大田灣體育場召開改名大會，將該組織統一改名為“重慶工人戰鬥軍”，以提高士氣，顯示力量，表現戰鬥性。該派“工人糾察隊”、“赤衛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等組織了號稱30萬人參加。
造反派得悉此訊，大專院校“八·一五”派、“工人造反軍”和北京學生赴川組織“北京南下支隊”的頭頭們開會商議，決定聯合衝擊會場。而“保守派”也獲知造反派的計畫，決定“認真備戰”，“做好反擊準備”。
12月4日天剛亮，人們便已從四面八方湧向重慶市體育場。到會者除了來自各地區各單位的工人糾察隊外，還有他們請來的同樣是由“官方”組建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學校教職工組織）、文藝兵（文藝界職工組織）等，當時這些組織被造反派統稱為“保皇四軍”。為防止造反派的破壞，工人戰鬥軍司令部還組織起了數千人的大會糾察隊伍，層層設防，作好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準備。一部分工人身穿整齊的新工作服，頭戴鋼盔，手持棍棒和扁擔，嚴陣以待。
12月4日上午9時，大會開始，主持人宣佈成立“重慶工人戰鬥軍”。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魯大東到會。
大會開始後，造反派開始衝擊會場，為“保守派”所阻止，雙方在體育場大門口發生衝突。先期進入會場的造反派人數雖少，但卻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他們搖旗呐喊，拼命向主席臺衝擊。被阻隔在會場外的造反派大隊人馬，聞知場內已經起事，便也奮力向早已水泄不通的場內發起衝擊。一場混戰就這樣開始了。
率先爬上主席臺的重大“八·一五戰鬥團”頭頭要搶奪話筒發言，被早有準備的大會糾察人員推下臺去。一個沖上臺的首都紅衛兵曾一度搶過廣播話筒，高呼“八·一五好得很！”被抓走。會場立即響起山呼海嘯般的呐喊聲，先期進入會場的造反派學生舉著旗幟，向主席臺發動衝擊。
台下的兩派群眾，也從起初的推擠、謾駡發展成扭打，旗杆、標語牌等都被當成了鬥毆的武器。雙方還出動了大批攝影師，站在汽車、宣傳車頂上和主席臺、看臺的高處，搶拍各自所需的鏡頭。會場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帶領該派群眾高呼“八·一五壞得很！八·一五滾出去！”
臺上台下、會場內外一片混戰。體育場外號稱“十萬大軍”（據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傳單；另據一份1967年2月22日的紅衛兵小報，在回憶重慶地區造反派歷史、控訴“帶槍的劉鄧路線”時稱：“一二·四”事件中，出動了“五萬多革命造反派”）的造反派發起攻勢，猛烈衝擊大門。防守方動用事先準備的扁擔和棍棒，造反派部分人也隨身攜帶了棍棒等武鬥工具，一時間，旗杆、標語牌、扁擔、棍棒、石頭、磚頭橫飛，推搡、扭扯、廝打、拳腳相加，雙方進行了激烈的武鬥。
造反派大批人馬湧進會場，最終佔領了主席臺，控制了會場。“保守派”撤退，大批人員被俘，魯大東被人保護撤出會場。
由於重慶市委的干預，這場持續兩小時左右的大規模流血衝突總算平息下來。但是會場外的武鬥卻又蔓延開了。兩派群眾都被“慘案”所激怒，或出於報復，或為了抓“兇手”，掀起了打、砸、搶、抄、抓的狂潮。
武鬥造成了流血事件。“一二·四”大規模武鬥事件發生後，造反派立即大造輿論，稱“走資派”一手製造了“鎮壓造反派”的“慘案”，並斷言造反派被打死了人。
當天下午舉行了抗議集會和遊行。第二天又在體育場召開了控訴大會，重大“八·一五”代表在大會上說：“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陰謀策劃其御用工具——重慶工人糾察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赤膊上陣，拳打足踢，揮戈揚矛，大打出手。他們用鋼千、木棍、鐵錘、鐵矛、旗杆、主席語錄牌……等等，打死打傷‘八·一五’派二百餘人，造成世所罕見的流血慘案。”
小說《紅岩》的作者羅廣斌也在會上發言說：“一個星期以前，我們在這兒追悼犧牲在中美合作所裏的革命先烈，一個星期以後的今天，我們又在這兒追悼犧牲在重慶體育場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英雄。”有關“工糾打死造反派”的所謂“目擊者”的揭發、控訴也大量出現在傳單、小報和大字報上。
造反派便一心要證實“工糾打死造反派”的說法，到處搜尋證據。有人傳出了“市委要毀屍滅跡”的謠言，造反派便馬上派人到市郊石橋鋪火葬場去將正待火化的14具屍體“查封”。一些造反組織還在交通要道口設下檢查站，檢查是否有人轉移屍體。
造反派聲稱的“死難烈士”數字不一，當天的小報中竟有“被保皇狗打死數十人”之說，其他數位的出處不盡相同，說法也有差異，一說十多人，一說3人，一說6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英雄”受傷者，一說“數百人”，一說“一百多人”；其中30餘人傷勢嚴重，送進醫院。
“一二·四”事件後，重慶市委陷入極其被動的局面。這時，一批“敢字當頭”的造反派與北京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等外地駐渝紅衛兵一起，採取了一個在造反派內部也遭到不少人反對的極端作法：於12月6日下午從火葬場強行搶走了四具屍體，連同當晚從一家醫院搶出的一具屍體（死者是因心臟病去世的“八·一五”派紅衛兵）一起，從7日下午開始在體育場展出。兩天后，一些造反派又將五具屍體強行抬進中共重慶市委院內，抬到市委辦公廳樓上機要室屋裏，陳放於辦公桌和值班床上。以此進行要脅。要市委交出所謂“黑材料”。後來通過一些紅衛兵出面作工作，好不容易才說服他們將屍體抬走。
事件發生後，重慶市委害怕出了大事情不好向中央交代，因此下令要穩定形勢。從此，重慶市的“保守派”停止了公開活動，“重慶工人戰鬥軍”自成立之日起，就陷入絕境，很快就煙消雲散。
故此，造反派在其後的關於重慶地區文化大革命形勢的《聯合宣言》中稱，“一二·四”事件，是“重慶革命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最後一戰！”
“一二·四血案”傳到北京和外地區，引起全國震驚和激憤。國務院和“中央文革”來電詢問實情，各地造反派紛紛致電慰問重慶造反派。重慶市委受到來自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壓力。當時盛傳“保守派”的“工人糾察隊”打死了造反派，12月9日，重慶造反派組成的“12·4慘案赴京控告團”啟程北上.
12月17日，由“紅衛兵首都三司”發起，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全國在京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偉大勝利誓師大會”，首都三司負責人所致的大會《開幕詞》中便特別提到：“在這場尖銳複雜、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同志們，在重慶，在成都，在長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們的一些革命戰友為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英勇地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隨後的發言中說道：“我們準備為人民犧牲，我們已經犧牲了很多好同學，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進。”重慶代表在會上作了40分鐘慷慨激昂的講話，提到造反派有15個人犧牲。重慶被列在發生了大規模武鬥流血衝突並有造反派“犧牲”的城市的第一位，重慶市委陷入政治絕地。
“12·4事件”發生後，“紅衛兵造反司令部”在文化宮舉行了造反派聯席會議，成立了全市造反派統一組織，決定組成“12·4”慘案聯合調查團，分別由各組織派人參加，組織了數百人進行調查。經過一個月調查，聯合調查團終於完成了上萬字的“12·4”慘案調查報告。
1967年1月4日，大田灣體育場舉行的“12·4慘案周月紀念大會”上，當著有十多萬情緒激烈的支持者，大會主席宣讀了調查報告，卻再沒提死人的事，所謂“12·4”烈士之說，就這樣不了了之。
在“一月奪權”風暴中，造反派奪取了重慶市的大權。在其宣佈的重慶市委“罪行”中，“一二·四鎮壓革命造反派”列為其“罪證”之一。
（資料來源：重慶市“處遺”材料；揭批“四人幫”在重慶的幫派人物材料；紅衛兵小報；《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修訂版）；何蜀：《“文革”首例大規模武鬥不在上海在重慶》》
四川重慶奪權與“二月鎮反”
這是1967年1月～2月，在重慶駐軍五十四軍支持下，以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為首的老紅衛兵造反派奪取重慶市大權，組成“革聯會”後，與以重慶“工人造反軍”為首的新造反派之間，圍繞權力分配問題，發生的系列衝突和武鬥，以及新當權的“革聯會”在軍隊支持下，在“二月鎮反”中，對反對派的大規模鎮壓行動。
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影響下，1967年1月24日至26日，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等50多個造反派群眾組織，在重慶駐軍五十四軍代表支持下，組成“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革聯會”）籌備會”，宣佈奪取重慶市黨政機關一切權力。
1月26日，42個群眾組織在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開會，商討奪權後的權力分配事宜。會議決定：由“工人造反軍總部”、“紅農八·一五”、“退伍軍人造反軍”、“財貿八·一五”、“重慶地區軍事院校紅色造反聯絡站”及“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組成七人監管小組，管理市人委；市委宣傳部由“中學生紅衛兵”、六中“32111戰鬥團”、“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教職工革命造反司令部”、“體委八·一五”、四川美術學院共管；市委辦公廳、市監委、市委組織部由“教職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解放軍、“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監管；市委財貿政治部由“財貿八·一五”、“財貿九·二一”監管；市委工交政治部由“八·一五野戰軍”、“二七戰鬥團”、“二輕兵團”、交通學院“九·一五”監管；市農林局、農工部由“紅農八·一五”、“西農八·二六”監管；市委國防工業政治部由“八·一兵團”監管；市郵電局由“郵電八·一五”監管。
實際上，重大“八·一五戰鬥團”控掌大權。
1月29日，重慶造反派群眾及解放軍駐渝部隊指戰員30多萬人，在市體育場舉行大聯合、大奪權、抓革命促生產誓師大會，宣佈造反派已奪取重慶市黨政機關一切權力，並將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書記處書記魯大東、辛易之、孫先余、廖蘇華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部長劉文珍等揪到會場，以戴高帽、“噴氣式”等武鬥手段批鬥，會後遊街示眾。並當眾焚燒了劉少奇、鄧小平像。
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為首控制重慶市大權的局面，引起了也是老紅衛兵組織的西師“八·三一”、新登上重慶“文革”舞臺、但人多勢眾的重慶“工人造反軍”、以“欽差大臣”身份自居的“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三大組織及在權力分配中大有失落感的一些組織頭頭的不滿，他們開始結成一派，與重大“八·一五戰鬥團”分庭抗禮。
2月1日，在“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的出謀劃策下，重慶“工人造反軍”、“西師八三一戰鬥縱隊”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50多個造反派群眾組織，聯名向中央發出急電，稱重大“八·一五”等組織在駐軍支援下進行的“一·二四奪權”是“假奪權”。因奪權而激化的內部矛盾，使重慶造反派正式分裂為兩大派。
2月8日，“一·二四奪權”建立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新生紅色政權”的重慶市“革聯會”宣告正式成立。解放軍重慶警備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劉潤泉出任“革聯會”主任，副主任有重大“八·一五”熊代富、財貿“八·一五”的王紹川、原重慶市第二商業局副局長徐正身等。
2月12日，“革聯會”召開成立大會，反“革聯會”的重慶“工人造反軍”、“西師八三一戰鬥縱隊”等組織出動大批人馬到場造反，雙方發生衝突，傷數十人。當晚，反“革聯”派到《重慶日報》社抄砸大會報導鉛版，雙方人員又發生衝突，傷十多人。
至此，雙方矛盾激化，重慶“文革”開始進入兩派以武力與武鬥論是非、論勝負階段。重大“八·一五”為首的“革聯會”，一方面運用手中的權力，對反對派大打出手，引起反對派以大規模武鬥進行還擊；另一方面，“革聯會”與支持他們的軍方聯手，對重慶“工人造反軍”、“西師八三一戰鬥縱隊”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為首的反對派進行大規模鎮壓和逮捕。
2月19日，“革聯會”佈置淩晨在全市抓捕四川大學“八·二六”人員（包括從貴州經重慶返成都在火車上的“八·二六”人員），砸了川大“八·二六”駐渝聯絡站。
2月19日，“革聯會”與駐軍部隊一起，在長江邊珊瑚壩召開60萬人大會，鬥爭李井泉、魯大東等“走資派”。會後由駐軍部隊開路舉行示威遊行，李井泉等被掛上黑牌武裝押送遊街示眾。
與此同時，反“革聯”派在市體育場召開“反右傾”大會，擁護革聯會一派的四川外語學院“八·二六戰鬥團”、六中“32111戰鬥團”、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等衝擊會場造反，兩派發生武鬥衝突。原反對革聯會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鬼見愁”周闖（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負責人周榮之弟），在會上宣佈站到支持“革聯會”一邊。會後，反“革聯”派舉行示威遊行，與“革聯會”派發生衝突，多人受傷。
2月20日，“革聯會”派再次抄砸“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三司”人員上街遊行抗議。
“革聯會”經過軍方同意，於2月21日在重慶市開始大規模鎮壓反對派行動。
2月21日，“革聯會專政委員會”與重慶市公檢法聯合發出《通令》，宣佈“工人造反軍（臨江門街道）前哨支隊”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拘捕13人，勒令其餘80餘人三天內到派出所登記自首。
2月22日上午，“革聯會專政委員會”和市公安局在解放碑召開批鬥處理“工人造反軍前哨支隊大會”，會後將被捕者田樹堂、許洪烈等五花大綁載手銬掛黑牌遊街示眾三天。此外，該組織還被判處管制2人，勞教1人，勒令登記自首72人。
同日，重大“八·一五”出動20多卡車人員，到北碚區抄砸反“革聯會”的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師專附中“八·一五”等組織以“一貫反對革命的八·一五派”、“大反市革聯會”等罪名將重慶大學“紅岩公社”頭頭徐光明扭送沙坪壩區公安分局，關押15天，至3月7日釋放。
2月23日，《新重慶報》公佈“革聯會”關於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通告》，發表鎮壓“工人造反軍前哨支隊”的報導及社論《掃除一切害人蟲》，
當晚，“革聯會”組織人員，抄砸了設於市總工會的“工人造反軍總部”和“首都三司”、“一司”駐渝聯絡站，多人被抓捕、打傷。
“革聯會”的鎮壓行動遭到反對派的反擊。2月21日，解放軍242部隊（後勤工程學院）“紅色造反者總團”上街舉行反“革聯會”的示威遊行。2月23日，首都三司、一司、清華井岡山、北地東方紅等駐渝聯絡站聯合發表《外地革命師生赴渝造反兵團公告》，宣佈不承認革聯會，要繼續批判重大八·一五總團的右傾。
2月24日“革聯會”派的重慶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按照四川省公安廳“革命造反委員會”緊急通知，部署鎮反，決定由市“革聯會”、市“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駐軍代表、“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臨委會”，聯合組成“打擊現行反革命指揮部”。隨即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各級鎮反專門機構。自此，重慶市與四川省一同開始了“二月鎮反”運動。
2月26日，“革聯會”組織上千人，圍攻反“革聯會”的大型國防企業江陵機器廠“軍工造反兵團”廣播站，遭到該廠“軍工造反兵團”的反擊，雙方發生大規模武鬥流血衝突，傷數十人。這是“文革”以來重慶市第一次衝擊國防工廠事件。
同日，“革聯會”佈置各單位組成“鎮反領導小組”及“打鬼隊”，專門對付反“革聯”派、“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全市開始對反“革聯”派進行大規模的抓捕、捆綁、刑訊逼供。“革聯會”還組成警司（五十四軍）、公安局、紅衛兵（政法學院“政法兵團”）“三結合鎮反小組”，到區縣、工廠、街道地段指導“鎮反”。並從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四十一中“東方紅”等中學紅衛兵組織中，抽調80余名中學生，組成“打鬼隊”，到市公安局進行擒拿格鬥、捆綁等訓練。
同日，“革聯會”派的北碚公安分局“壓不倒造反隊”召開大會，宣佈“工人造反軍（北碚地區）六號門縱隊”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當場逮捕7人，勒令登記自首58人。會後，將拘捕人員五花大綁，用汽車載經北碚區、沙坪壩區、市中區遊街示眾。
2月27日革聯會下午召開鬥爭前市委負責人魯大東大會，安排準備“結合”的前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在揭發、批鬥魯大東時“火線亮相”。在會上重點發言的有市文革“紅旗”革命造反隊、市委宣傳部“紅旗”革命造反隊、市公安局“長纓”兵團、市委工交政治部“造反有理”戰鬥隊、市委機關“紅色工人造反團”、市委組織部革命造反派、市委辦公廳“紅旗”革命造反隊等。
為防止反“革聯”派衝擊會場，五十四軍在會場周圍地區實行戒嚴，將反“革聯”派的遊行隊伍攔截於嘉陵江大橋和上清卡一帶兩個小時。
2月中、下旬開始，反“革聯”派的一些群眾組織，相繼被駐軍、“革聯會”或參加“革聯會”的群眾組織以“反對革聯會”、“破壞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右派組織”、“非法組織”，勒令解散。大批群眾被逮捕、拘留、揪鬥或“勒令”自首、請罪。其間，大量出現對被抓被鬥人員捆綁、毆打、罰跪、遊街，對反革聯會的群眾組織進行抄砸等武鬥現象。
3月2日，“革聯會”對綦江縣松藻礦區“工人造反軍打通戰鬥團”實行戒嚴，捆綁鬥爭577人，拘押120多人，勒令登記自首、寫認罪書上千人。3月7日北碚區駐軍宣佈反“革聯會”的主要組織之一、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是“右派組織”，勒令解散。
3月8日，“革聯會”所屬的北碚區公安分局“壓不倒造反隊”、西南師範學院“春雷造反兵團”、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等發佈《聯合公告》，宣佈接管西師一切黨、政、財、文大權。西師“八·三一戰鬥縱隊”被宣佈為“反動組織”，勒令解散，其頭頭周榮等7人被公安分局“壓不倒造反隊”拘捕。
在高壓下，反“革聯會”派的一些組織和群眾紛紛放棄自己的立場，一些組織乘機而出。2月下旬，重師附中“中學生紅衛兵”、石油校“八·一五戰鬥團”、紅岩二中“紅衛兵團”等組織宣佈造“中學生紅衛兵總部”的反，成立“中學生紅衛兵紅色造反臨時聯合委員會”，發出《緊急聯合聲明》，宣佈原“中學生紅衛兵總部”退出“革聯會”的所謂《嚴正聲明》對他們無效，並申請加入“革聯會”。
而另一些組織則繼續抵抗。3月3日，原首都“一司”、“三司”駐渝聯絡站，以“首都紅代會駐渝聯絡站”名義，向重大“八·一五”頭頭周家喻、熊代富、黃順義及前市委領導人辛易之、段大明等發出《挑戰書》，要求在解放碑辯論重慶“革聯會”問題。
3月4日，雙方在市中心解放碑冒雨辯論，雙方各執己見，最後辯論會在“八·一五”派“革聯會好得很”的口號聲中，草草結束。3月7日晚，“革聯會”派的部分組織在市中心解放碑召開“肅清救世主流毒群眾大會”，批判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清華井岡山駐渝聯絡站”等反“革聯會”的言行。
3月8日，反“革聯會”的242部隊（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紅總”、西師“八·三一”、“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組織大批成員上街遊行，慶祝《十六條》發表七周月，歡送“首都三司戰友”，抗議“革聯會”鎮壓造反派。遭到“革聯會”派的六中“32111戰鬥團”、“八一兵團”等組織的衝擊，雙方發生衝突和武鬥。242“紅總”的十輛軍車被“八一兵團”等組織的武鬥人員包圍扣留，直至深夜12時，“八一兵團”等組織的頭頭得知駐軍將對242“紅總”採取行動。才將其放走。
3月9日，駐軍對後字242部隊（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實行戒嚴，宣佈取締該學院反“革聯會”的“紅色造反者總團”，先後拘捕其負責人及骨幹30多人，同時抓走駐該學院的其他反“革聯會”派的紅衛兵29人。當然，去北京告狀歸來的“工人造反軍總部”頭頭黃廉從北京歸來，在市中區牛角沱車站被“革聯會”的“專政委員會”抓捕。
據公安局“革委會”統計，全市從2月24日到3月18日止，共明令取締“反動組織”36個，由群眾出面砸掉的82個，自行解散的146個。
後據“反到底”派重慶“公安紅一方面軍”在《向山城革命群眾揭露重慶市二、三月“鎮反運動”的情況》中稱：“在‘鎮反’運動中，據不完全統計，全市被取締和整垮的革命群眾組織共七百六十二個（分佈在四百多個基層單位，大多數是工廠的）。
”據“文革”後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統計，到3月底止，重慶全市被拘捕2253人，24個群眾組織被宣佈為反革命組織或非法組織明令取締。另外被“革聯會”派群眾組織抓捕的人員和砸垮的群眾組織不在其內。另據反“革聯”派上京告狀代表在京控訴材料稱：在“二月逆流”中，僅重慶地區就有20多萬造反派被抓、關、逮捕和毆打。許多人被抓進監獄。
在重慶奪權後，圍繞著權力之爭而發生的一系列衝突、武鬥及鎮壓與反鎮壓行動，反映出造反派由“反官僚主義、反壓迫、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社會”的理想主義，向權力之爭急劇蛻化的必然性，在全國“文革”奪權的造反組織演變中，具有極典型的社會意義。它導致了重慶地區“文革”錯綜複雜的新局面，奠定了重慶地區“文革”大武鬥的社會矛盾和基礎，
（資料來源：重慶市“處遺”材料；揭批“四人幫”在重慶的幫派人物材料；紅衛兵小報；何蜀：《重慶文革武鬥大事記》）
湖南長沙“八．一九”事件
這是1966年8月19日，中共長沙市委調動党團員和工人組成的“赤衛隊”，並動員“紅色政權保衛軍”鎮壓湖南大學土木系學生遊行示威發生的武鬥事件。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達後，中共湖南省委力圖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文化界和大專院校，對各校派出工作組和工作隊，以1957年的態勢，把運動鬥爭的矛頭，對準所謂“右派”的學生、工人、幹部，和所謂“黑幫”分子的文藝界名流和學術界權威，層層揪“小鄧拓”、“三家村”、“四家店”、“新右派”，處處揪反動學術、技術權威.湖南師範學院歷史學教授林增平、湖南大學副校長魏東明等被當作湖南的典型，進行批鬥。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紅衛兵，表示對紅衛兵組織的支援。
消息傳來，8月17日，由省委、省軍區負責人的子弟為首組成“紅色政權保衛軍”，要誓死保衛省委、市委和紅色江山，打擊“黑五類”和“狗崽子”。“紅色政權保衛軍”成為長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眾組織。其負責人為李正（市五中學生、省軍區某副司令員之子）、王虹霞（市一中學生、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王延春之女）等以中學生為主的高幹子弟。
繼之，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學院的大學生也成立起紅衛兵組織，反對工作組和工作隊，反對把鬥爭的矛盾對準學生、工人和幹部，反對“紅色政權保衛軍”。
長沙市一些大專院校和中學的大中學生貼出大字報，批評中共長沙市委派工作組，“轉移鬥爭大方向”，“鎮壓紅衛兵運動”，“扮演了可恥的滅火隊角色”。提出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引起學校內的大辯論.
這些大字報作者被工作組和學校領導扣上“反黨”的帽子，受到批鬥。長沙市委指令一些單位的党團員骨幹和工人積極分子組成“赤衛隊”。
8月中旬，支持學生的工人走上街頭，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造反派的大字報開始提出““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和工作組）。一些產業工人在下班時間組成示威隊伍，舉著“打倒三相信”、“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標語，遊行到市委，引得路旁圍觀的市民歡呼雀躍。
8月19日，湖南大學土木系及該校同派觀點的二百多名大學生紅衛兵走出校門，從河西步行到長沙市區，沿途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市民圍觀。大學生紅衛兵的遊行隊伍排著隊進入市委大院，就工作組問題找市委書記，要求接見和辯論。
同時，紅衛兵們還將很多寫有毛澤東語錄和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十六條”中的章節，用大字報形式，貼在市委大院內外的牆上。市委大院門前靜坐示威，抗議中共長沙市委派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沿途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市民圍觀。
長沙市委負責人慌了手腳，說是“右派學生要翻天了”，“會發生匈牙利事件了”。在向省委彙報後，除了動用公安人員暗中準備外，隨即又在一些工廠企業調集了幾千名工人組成的“工人赤衛隊”，來到市委大院內，保衛市委。並動員“紅色政權保衛軍”去市委保衛共產黨。大學生們遭到“赤衛隊”和“紅色政權保衛軍”幾千人的圍攻和毆打，並被轟出了市委大院。
示威大學生們被滿街追打，頭破血流的境況，立即引起長沙市民的同情，激發了市民對長沙市委領導人的義憤。湖大造反學生成為受到省市委的鎮壓的受害者，從而最早點燃了湖南的“造反有理”火炬。
接著，市委又向全市各工廠、商店、學校、機關發佈指示，指責發生在市委大院門口的事件是“右派學生企圖向党進攻”的反革命事件，號召人們同右派學生作堅決的鬥爭。在長沙市街頭，繼續解釋和說明事件真相的大學生紅衛兵遭到圍攻，遭到“赤衛隊”和“紅色政權保衛軍”的毆打。
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工農兵要支持革命學生》社論中，便直接點明了“長沙”發生了鎮壓學生運動的錯誤事件，對這些大學生們給予了聲援。
（照片:《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後，當天下午，長沙舉行遊行示威）
社論發表後，“八·一九”事件便成為湖南和長沙文化大革命形勢迅速轉化的催化劑，民眾中對省委和市委的不滿情緒迅速升級並逐漸公開化，大字報貼上長沙市街頭，“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大辯論也公開上街。長沙市的夜景，由此熱鬧非凡。
很快，成千上萬的大學生紅衛兵湧上長沙市街頭，高喊口號，擁護《人民日報》社論，慶祝自己的勝利。原來支持學生觀點的工人、幹部也自發扛著紅旗，敲鑼打鼓上街遊行，並到湖南大學去慰問學生。長沙市委不敢再有鎮壓之舉，聽任人們重新湧到市委大院，高呼“改組長沙市市委！”的口號，原來反對學生的工人與基層幹部，也成批轉到同情學生的行列。
隨即，造反風潮在各大專院校風起雲湧，紅衛兵們積極幫助在“文革”初期省、市委和各單位領導“矛頭向下”的打擊下，因對黨委或工作組有意見的學校、工廠、企業、機關單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學生、工人和幹部，向中央反映情況，促使其得以平反。並幫助工人、農民群眾組建造反組織。
在中央精神與成千上萬紅衛兵和市民的壓力之下，湖南省委作出決定：基本接受群眾的要求，撤免前任市委書記的職務，重新任命了市委書記，改組了長沙市委班子。本在幾個月前已上調中央宣傳部的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又被中央派回湖南主持工作。他在回到長沙的第二天，即親自前往湖南大學，看望大學生與紅衛兵。
隨著運動的繼續發展，工作組事件和“八·一九”事件成為紅衛兵炮轟省、市委的突破口，面臨日益激化的矛盾，中共湖南省委和長沙市委決定重新採取對造反派紅衛兵的鎮壓。
9月24日，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做“九·二四”動員報告，指出：這些對黨和政府提意見、寫大字報的人，是造無產階級的反，是“右派翻天”。動員各級黨組織，反擊趁文化革命之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反革命和壞份子。
“九·二四”報告後，湖南省各地和長沙市開始自上而下“抓黑鬼”運動。各級黨委聞風而動，一時間全省範圍內，抓出“右派”、“黑鬼”等以十萬計。因“十六條”明文保護學生，所以“抓黑鬼”運動主要是在工人、幹部及市民中進行。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參與的“五類分子”都受到打擊，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學生的活躍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整黑材料”裝進檔案。有的被關押反省，有的被抓，有的遭圍攻，有的遭批鬥，有的被迫自殺。
湖南省水電勘探設計院因寫文章《奔命記》，批評市委領導人的王建武、省文化幹部學校鄧守宇，分別於9月27日和26日自殺。後來成為“湘江風雷”的頭頭的葉衛東、羅新華、李敬林，“東方紅總部”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工聯”負責人之一的張學晃（紅旗廠工人）、吳國香（湘瓷工人），湘潭“革造聯”的蘭雲飛等，都是當時的大“右派”、“黑鬼”。這批人構成了後來被稱為造反派的頭頭和骨幹。
在造反派學生的支持下，很多被打成“黑鬼”的工人和教師，跑到北京去告狀。一些人公開貼出大字報，反對“抓黑鬼”運動。
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達的報告中，正式將反迫害、為反革命平反、銷毀迫害人的黑材料和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為文化革命的主題。同時，工人農民被允許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
10月以後，在湖南和長沙市，“各種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並圍繞“保省委和市委”，還是“反省委和市委”問題，很快組合為當時稱之的少數派的造反派，和多數派的“保皇派”。
10月15日，以“八·一九”事件受迫害的紅衛兵為首，成立“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高司”），其總負責人為詹先禮。“高司”在大專院校中得到迅速發展，與保守派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對抗，在湖南“一月奪權”運動中，起到了主力軍作用。
隨即，在權力分配問題上，與工人造反組織發生矛盾，其核心問題是：湖南省奪權後，究竟是由老資格的造反組織“高司”領導人為中心，還是以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組織為“核心”。“高司”得到省委部分領導與省軍區的支援，成為“新保守派”的代步，與“工聯”（全稱是“長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聯合委員會”）為代表的造反派組織進行了殊死搏鬥。
（資料來源：長沙地區處遺材料；《湖南省紅衛兵運動史》；紅衛兵小報；楊小凱：《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運動》；葉長青、陳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眾組織之概況——文革史研究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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