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的隱喻（許知遠）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2008-10-09

本文摘自網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355

在發表於一九八一年七月的一篇文章中，阿根廷作家胡利奧•科塔薩爾提到了一個幻想故事。一群阿根廷人決定在一片適宜的平原上建造一座城市，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知道蓋房子的地方是一塊墓地，它一點昔日的痕跡也沒留下來。只有頭頭們知道這一點，但他們保持著沉默，因為這是他們整體計畫的一部分。

新城市建成了，明亮的燈光與繁榮景象讓人驕傲。但也在同時，一種奇怪的騷擾出現了，人們產生了懷疑和擔心，總覺得某種奇特的力量在干擾、控告他們，竭力趕走他們。

最敏感的人終於明白，他們是住在墓地上，死者以他們的方式回來了，走進人們的家中、夢中和幸福中。

“這似乎是我們時代的某種理想得到了實現，我是說，這是一種技術上的勝利，是被電視機、冰箱、電影、大批金錢和愛國主義的自足包圍的現代生活的勝利”，科塔薩爾在講述完這個故事後評論說，“它慢慢的驚醒了最可怕的噩夢，驚醒了寒冷而粘滯地存在的無形的鄙棄和一種詛咒。這種詛咒難以言表，但是將其不可言喻的恐怖傳染給了那些人在墓地上建造的一切。”

科塔薩爾借由這個故事來說明一九七零年代末流行的“阿根廷模式”。在經過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後，現任軍政府給阿根廷帶來了表面的平靜。國際輿論都認定阿根廷正在“進入一個物質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積極穩定的時期”。至於之前幾年，政府對於反對派力量的大規模清洗，則沒人再提。阿根廷正展示著它的新面貌，成功舉辦了一九七八的世界盃，還在重工業和核能源進行積極探索。而對於這一切，科塔薩爾寫到：“一個不同的、畸形的現實已經形成，它像一座迅速安裝、掩蓋著基礎的舞臺那樣聳立。這是一個由勞動階級的屈從和貧困形成的基礎，是一個蔑視一切思想和表現的自由基礎，是一個使用著在這種情況下總是有效的愛國語言和沙文語言的無恥和實用的基礎。”

二零零六年冬天的一個夜晚，我讀到了這個故事。我猶記它給我帶來了驚顫。似乎一把利器刺穿了一直蒙在臉上的一塊又濕又厚的棉布，我大口呼吸到了新鮮空氣。一種由衷的敬佩也從心頭升起，一位真正的作家與知識份子，不正是應該把那些人們只朦朧感受到、卻說不清的東西，指出來了嗎？他的重要職責之一不正是幫助人們恢復記憶，讓人面對不安的過往與現實嗎？

在過去的兩周中，這個故事再次不斷盤恒在我的腦海裏。它既因過去幾個月中發生的那麼多戲劇性的事件，更直接的原因是這場大規模的被污染的奶粉事件。它進展的過程多少像是試圖拔起一根已壞死的荊棘，結果發現它們在地下盤根錯結，彼此污染了。

但如果你是五萬三千名患者的父母，你會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集體犯罪網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他們痛苦無人過問。幾乎所有行內人都知道其中的秘密，但所有人都選擇了視而不見；而政府部門，則是一貫的鬆懈與拒絕承認，要不是新西蘭政府的堅持，恐怕這一切仍可以繼續隱藏在黑夜裏；而媒體正生活在一種窒息中，如果沒有來自政府的授意，它很難發出警告。

而與此同時，乳品行業也是中國發展最快行業之一，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縮影；三鹿集團已經連續十一是全國最大的奶粉銷售商，它是中央電臺評選的全國名牌，是國家質檢局的免檢產品；蒙牛是中國最成功的企業之一，在七年的時間裏，創造了增長八十五倍的銷售奇跡……在電視、報紙、網路上，是對“繁榮盛世” 的讚歌，是這些企業家們的高談闊論，是世界輿論對“中國模式”的褒獎。

但是，當後臺的幕布突然被揭開時，人們發現那麼多不堪的東西在那兒，而且很久了。你甚至很難去責難其中任何一位，因為他只是在按照各自的邏輯進行。河北一位奶農說，他從不讓孩子喝奶粉，“只有沒人要的奶才做奶粉”，另一位沒有給牛奶摻假，是因為“因為牛養得少，容易被發現”；三鹿集團在得知嬰兒患者時，第一反應是拒絕承認，然後封殺可能的消息，他們之前因此成功過，如果運氣好，這次仍會過關；一些醫生們懷疑這些患上腎結石的可憐嬰兒，可能與他們所引用的奶粉直接相關，但他們不知該向哪些部門做出反應；一位湖南患者的父親在七月曾獨自向國家質檢總局投訴，獲得了三鹿奶粉的檢驗報告——合格；而衛生部在七月中旬接到了地方“腎結石嬰兒”增多的報告，懷疑致病原因是三鹿奶粉，但衛生部“沒有想到事情會那麼嚴重”，它沒有上報國務院，也沒有通知質檢總局、工商總局，此刻的北京，籠罩在一片奧運將至的亢奮與緊張中，它不希望壞消息來干擾；一些地方媒體零星報導了嬰兒因腎結石死亡的新聞，但是沒人想到它們是更大的悲劇一部分，也沒有記者深入追蹤這一切，中國新聞界既缺乏這樣的能力，也知道經常這樣做了可能也徒勞無功，這些消息很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其他新聞裏了……

這一切的突然轉變，是因為新西蘭政府介入了此事。一家新西蘭公司擁有三鹿集團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當它發現三鹿奶粉的問題後，早在七月就通知了中國政府，但沒收到明確答復。到了九月八日，新西蘭通過外交管道正式表達了關注。“外交無小事”的因素開始發生了作用，而且那氣氛緊張的奧運會已過去了。

九月十一日，一場暴風驟雨式的行動到來了。官員開始下臺，媒體報導蜂擁而至，企業被嚴查，清算的力度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幾乎所有重要的牛奶企業都捲入其中。它的高潮一刻發生在一份宣言——一百零九家乳製品企業集體宣佈要確保品質與誠信。他們做出個犯錯學生的表情，期望悔改。悔過書充滿了這個時代的荒誕——品質與誠實，最基本的要求，變成了最高的準則，這就像是一個學生誠懇的說，從此後我再也不毆打別人、侮辱老師。

你也猜得到他們懺悔的對象是誰，不是面對公眾，而是面對政府。他們知道其中的輕重緩急，誰是其真正生死的決定者。他們在看板上大聲喊出“每天一斤奶，強壯中國人”，但是他們知道提供給中國運動員、太空人的牛奶是特殊的，它與市場上所銷售的不同。在私下，他們也有難言的苦衷。在這樣一個過度競爭的市場，所有人心照不宣的使用著共同的手段。整個社會都面臨著信任的破產、道德的淪喪，你怎麼指望一家商業機構，能出淤泥而不染。

總有人要承受這破產帶來的後果。在一份雜誌上，我看到了蔡沖的黑白照片。他圓圓的腦袋上戴著個小帽子，上面還扣著一副太陽鏡。他有一個扁扁的小鼻子，眼睛黑亮亮的，正專注的盯著什麼在看，嘴巴抿起來，看起來挺認真。要再過幾個月，他才會長牙，才會學著說話。他的父母等不到那些喜悅的時刻了。七月十六號，這個小傢伙離去了，外科醫生從他的尿道裏取了兩顆米粒大的結石。他或許還不知道痛苦意味著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表達，更不知道自己為何而失去了生命。他的父親買來的四箱、六桶裝的三鹿奶粉，還有四桶沒有打開。僅僅六個月大。那時，還沒人直接將死因和他喝的奶粉聯繫在一起。

這個小家庭，像很多受害家庭一樣，處於中國社會的中下層，他們選擇三鹿奶粉，因為它是全國性的名牌，又價格低廉。就在這些父母驚慌失措的擁擠在醫院門口，等待為自己懷中嬰兒測試時；另一些父母則相當平靜，他們的寶寶一直喝的是進口奶粉。它或許也解釋了為何中國社會的競爭是如此的激烈，人們是如此迷戀特權。只有你在人群中的最上層，才可能過上一個基本安全的生活；只有特權，才可能儘量減少生活中殘酷一面對你的壓迫，或許正是因為飽嘗那些壓迫，那些人一旦獲得特權，立刻表現出變本加厲的冷漠和傲慢。

“這是系統問題”，計程車司機也開始進行這樣的理論性評價。充滿義憤的道德譴責，似乎沒有觸碰到問題的實質；政府暴風驟雨的解決方式，註定只能是亡羊補牢，而且你在補住了這個缺口的同時，卻可能對另一個缺口視而不見，直到再有羊從那裏逃出來；至於公眾，則被一種深深的無力感所左右，他們像是一個個孤立的原子，問題解決的唯一可能是被媒體所大規模報導，所以中央電視臺門口總是站在上訪的人群，他們胸前或腳下陳列著自己的冤情，面無表情、徒勞的等待著被關注；而商業機構，他們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們沒準備給這個社會帶來了某種新的可能性，其中所謂最成功的、最聰明的，知道如何利用現有的方式，最大的程度推銷自己的產品。

於是，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中國正呈現出她的新面貌。她成功的將公眾由政治人轉化成經濟人。政府權力退出的空間，迅速被商業機構佔領，而政府自身也正迅速朝向商業機構演變——它自身成為一個個利益團體。這樣的一個國家在追逐物質利益的過程中，會表現出驚人的高效。讓經濟學家張五常讚歎不已的“中國制度”，不正是他所謂的二千兩百個縣，像是兩千兩百個公司那樣運轉，他們在出賣土地、招商引資方面表現出強烈的饑餓感；而每個普通人則沒機會讓自己成長一名公民，他們要成為的是消費者、投資者，將個人的豐富性弱化成單一物質欲望，將全部能量都轉化成積累；而商業機構一方面生活在對政治權力的畏懼和不確定之中，另一方面也找不到自身的挑戰與平衡力量，他們經常將公共資源的轉化成私人利潤，覆蓋在淮海路邊的電子螢幕，城市樓房中電梯裏、甚至洗手間裏的看板，這些空間不該屬於任何人，但是它都轉化成中國最成功商人的江南春的財務報表上的數位了……

但是社會力量卻遲遲沒有生長起來。它本應給個人提供社區感，提供不同的價值選擇，演練他們的共處與建設能力。於是，而在這一切轉變過程中，沒有什麼力量平撫人們內心的巨痛，也沒有什麼地方收容那些失敗者，或是受傷的人。支配整個社會的公共哲學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人們只有對成功者的仰慕，卻沒有對失敗者的同情。本質而言，人人都感覺到孤立無援，經常憑藉虛假的樂觀、遲鈍，或者是一種輕視一切的犬儒態度來繼續生活。

但是，那些地下的幽靈終有一日將來報復你。事實上，我們不正遭遇到報復嗎？在三鹿集團輝煌業績的背後，原來是幼小的生命的代價。你只能暫時慶倖，它不是你。生活中的那種深深的不安感不是已經籠罩了所有人嗎。在名為《中國人幸福的一天》的短信中，你讀到這樣的話：“早晨起床，掀開黑心棉作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完牙，喝杯過了期、碘超標還摻了三聚青氨的牛奶，吃根有洗衣粉的油條，外加一個蘇丹紅鹹蛋，在票販子手裏買張車票，準時趕到地下煙廠上班，九點三十分偷偷用山寨手機看股票從6124點跌到1240點，中午在餐館點一盤用地溝油炒的避孕藥餵養的黃蟮……”

你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玩笑，但在這玩笑背後蘊藏著多麼深刻的不安全感和無力感。倘若日後的歷史學家想要瞭解二零零八年的中國，這則短信不容錯過，它或許比北京奧運會、神州七號，更能展現這個國家的內在情緒。

從阿根廷的科塔薩爾開始，我似乎談論了太多的令人不安的東西。下次，我們以美國的赫伯特•克羅利為啟示，談談我們的希望。
（作者的郵件是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書是《中國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