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中共與藏人的和解

議和解之道

劉自立（北京）

中共願意和達賴喇嘛談判了。這個資訊意味著什麼？是不是前此中國和解智庫中人所說的與中共和解說，被這件事情證明為有希望、很正確呢？從中共的態勢看，究竟是強勢一方伸出橄欖枝，抑或是弱勢一方得道有助，正義取勝呢？誰又是強勢，誰又是弱勢呢？......這些問題的解析，會有助於解釋和解，究為何物；和解，是不是可能？和解，究竟是真命題，還是假命題。

首先，中共願意和達賴談----這個事情本身就是一種姿態，並無任何誠意----如果果然願意談判，席捲全國的"批判"語言何以還是大行其道呢？宣傳機器何以不做任何一點收斂而只是在英文媒體上朦朧宣示呢？停止妖魔化談判對手，是一個基本態度，願意談判的基本態度；比如，南北韓要是和談或者緩和，就有此類做法；中共內戰時期，毛要赴渝，大公報也是不再稱匪，等等。

第二，談判條件，取決於哪些真實背景和實際情形，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比如，中美談判，其中，華沙談判曠日持久，沒有結果；只是蘇聯所謂大兵壓境，中蘇戰爭一觸即發，傳柯西京甚至要佔領北京機場，才有周恩來和吉辛基來一個握手言和，以改變中國之處境為艱。前此臺灣馬英九說，解決問題（臺灣問題）要等待一個時機；時機不到，問題無法解決。他是指臺灣主權的認同問題----臺灣主權在國際認同上，有數種表述：中共表述，美國表述，臺灣之民、國兩黨之兩種表述，等等）。馬英九認為，如果國際局勢不出現任何相應變局，就要一直擱置主權，云云。（見其接受美國之音採訪。）

那麼，西藏問題，現在是不是已界國際背景成熟，國際勢力參與，藏漢兩種勢力，宛如前此中蘇美之較逐，出現類似中美和解之可能性呢？否。並未出現這樣的可能性；出現中共讓步的可能性，只是源於一個奧運的進行。奧運開會，是不是牽涉到整個國際政治的格局之改變呢？亦為否。奧運中的反對或者支持力量，只不過各自表述了他們傳統的普世價值觀和反普世價值觀----即，中國特色的政治價值觀。於是，並未出現世界格局整個演變的前提，存在于藏人和中共之間。中共也沒有必要改變他一以貫之的外交和內政政策。所以，出於一個臨時應變的需要，其答應談判的說法才應運而生，那僅僅是為了改變世界尤其是西方民主國家抵制之之需要。這個所謂的和解，其言之脆弱，其實之含混，卻是很清楚的事情。藏、共雙方，都沒有做好實質性的談判準備。中共之談，是不談；藏方之談，籌碼又在何處？只是訴諸於價值判斷嗎？至於達賴喇嘛圓寂後，藏文化是不是會像滿族文化一樣消失，取決於國際勢力的干預----國際勢力的干預，是不是要背棄中共市場？又是一個嚴重考量。

第三，談判是一種實力對比。上溯中蘇關係格局於六十年代末的改變，是基於中共內外交困的尷尬處境----是美國出於眼光短淺，救共、救毛於中美之間----這個美國打中共牌，確實起到了遏制蘇聯之作用。以後，雷根主義大勝蘇聯，不可說無中共之功。但是，從那時起，中美結交和往來，使得中共在實質上經濟起飛，政治強大，卻是事實。這個過程如何演進，還尚待觀察。於是，談判雙方的實力對比，現在，是不是滑向佔據西方主流媒體之優勢的達賴方面，抑或，中共採取應變策略，只是用談判拖住西方政治勢力和輿論壓力，以改變前此輿論的虧蝕狀態，以達到談而不判的朦朧效果，更是有待觀察之事。

四，西藏事務，將會在何種背景下，才能真正實現達賴喇嘛所言之真正自治，實現大藏區統合藏人的民族訴求----這個偌大的議題，今天，仍然無解----更不會因為現在好像要啟動的中藏談判，能夠一蹴而就；不但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就是指望來一個藏漢之間類似華沙談判那樣曠日持久之舉，也都並不現實。中共國家意志，能否受治於西方的有限壓力，而做出達賴方面滿意的承諾----我們說，根本無望。談判，只是一種姿態。重複而言，就如臺灣問題一樣，如果整個國際局勢不出現新的格局，西藏問題本不會根本改觀。所以，西藏問題的解決和臺灣問題的解決，幾乎應該是殊途同歸或者根本就無歸路之問題----也就是說，如果國際社會聽任中共政權在一系列問題上的現實主張，含，綏靖臺灣，拉攏國民黨，擱置其主權訴求，賴此形成臺灣永久不言主權----那麼，臺灣主權就永無界定之期。同理，如果國際綏靖勢力主導了整個局勢，中共施行實質和解于藏人和達賴的政策，也是不可想像的。那麼，西藏問題何以解決？通過什麼管道解決？中共又為什麼要解決之？給達賴一個藏區統合呢？根本就沒有這種可能性。

五，最後的可能性，來自人們一向所說，就是西藏問題之解決，取自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這個問題，既是國際間各種政治勢力應該深思以慮之課題，更是中國人自身，應該好自為之之責任。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藏，台，乃至整個中國大陸的相應政治課題，是不會得到任何解決的。中國大陸之政治問題如何解決，又不是一筆可以劃出的簡單路線圖。我們說，中共迫於所謂國際壓力，同意和達賴喇嘛談判一事，並不能證明和解時機已經出現。恰恰相反，這一輪所謂博弈和對峙，更加說明，中共政治的無可塑性和其倒退到毛時代的民族主義，無理性主義；其大面積憤青的叫囂行徑，使得"費厄潑賴"論，變得更加困難。加之歐美的經濟主義，遂使得中共可以在一步不退的情形下，化解和解之道，回到原點。這是一個雙方息事寧人的做法。這個做法，排除了事態發生以前的價值之爭，採取了無是非主義的政治態度。這樣一來，人權譴責和道義申訴，就隨著你好我和的潛規則遊戲狀態，重新展開。

六，這樣，和解于達賴的談判實質，其實，就是虛談，膺和，不爭論，不出聲。這個趨勢現在已經露出端倪。西方人士舉行的與其說是抵制京奧，不如說是爭取人權，而所有這些抗爭，就會隨著這個談判或者不談而判，抑或不判而談的姿態，被消解，被忘記甚至被斷送。正如我們看到的，在中國內地，中共一向以來秉承的掩飾，回避和曲解人權和民主之做法，會變得更加露骨和僵硬。在這樣一種氣氛裏，不要說和民主派對談，就是緣於西方壓力而與達賴喇嘛之談判，之和解，也會歸於子虛烏有的幻覺。一種不談判的狀態，現在讓位給虛以為蛇的"太極之道"----難道這種"不戰，而赫赫有功"之道，他們會不知道嗎？

七，於是，給出的結論是，無論是政治邏輯，還是政治現實，和解于茲的道路之前提，根本無望存在。那些努力救党于茲的人士，那些努力發現中共讓步之人士，那些主張黨不下臺，只是改革之人士，他們現在，在看過新一輪憤青表演後，會做何感想呢？不是自由派的群眾一呼而起，而是擁共機器人為虎作倀。這個事實表明，和解於茲的勢力，不單要說服中共黨內派別，還要說服，首先是說服親共憤青----這個任務可是艱巨！----我們的做法，根本不是討論任何和解，而是要設法爭奪這一代！這一代憤青！這一代所有的青年！但是，在這個極權主義教育體制的培養下，這個做法是否奏效，尚不好說。

從另一個層面分析，和解之道的優勢往往是取決於所謂強勢一方。曼德拉的抗爭，於德克勒克的有限憲政思維有關係，究竟是哪方做出妥協？----一如甘地和路德金面對西方憲政和言論自由----他們在其體制內的博弈，對於中國根本不適用，不實際。也就是說，如果政治強勢一方，其本身，本是無所皈依（法度和精神）的政治實體，反對派方又如何秉持一種而不是N種遊戲規則而從事呢？無規則談判和無規則遊戲，又如何可以進行下去呢？一貫以來，所言共黨黨內民主改革，其前提，究竟是其本身的黨章還是憲法呢？由意識形態約章規定的和解，究竟如何破除這個意識形態呢？破除之，是不是就違反了規則或者無規則呢？我們說，甘地並未破除英國憲法----是不是中國人可以秉承中共憲法實行抗爭呢？你如何對待馬列和毛的頭上之劍呢？你取消了毛之劍，又如何取消一黨之政呢？你取消一黨之政，難道還會有和解嗎？此1。

2，真相是和解之要。你法辦億萬富翁之貪污犯，何談寬容和和解之道呢？反之，你容忍這樣的竊國之盜嗎？我們說，這裏，法律制裁是高於任何精神因素的嚴格之道，而不是和解之道，或者乾脆拆濫汙。

3，在熱兵器時代，武裝到牙齒的政權，如何與你進行對等的談判呢？他們贊同達賴與之談判，是緣於國際壓力----那麼，國際壓力從來不會取消政權控制的統一市場----你們，或者我們，給予何種樣子的實惠於各國政府和跨國公司呢？民主價值和經濟利益的判別，如何取道于國際現實之局面呢？這些問題，是我們接續考慮達賴喇嘛和談之事的余緒，尚待細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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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



北京公開稱與達賴談做法罕見
--"藏奸愛國"需警惕

德國之聲

港媒關注：誰將代表中共高層與誰談什麼？抵制家樂福的愛國行動來得快去得快. 今天，北京奧運火炬傳遞在日本長野舉行，引起廣泛關注。在中國國內，北京昨天宣佈與達賴私人代表再次舉行會談，也引起密切關注。同時，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似有降溫趨勢，但中國官方仍相當緊張。

昨天下午，北京忽然宣佈將與達賴私人代表舉行會談。對此，今天的香港《明報》發表報導稱，北京這次公佈將與達賴代表接觸的做法堪稱罕見，因為歷史上雙方的 多次接觸都秘而不宣。報導寫道："1979年開始，北京主要是通過中國駐印度使館與達賴接觸，曾4次允許達賴派代表回國考察。......2000年，52個國家代表參與的「第三屆西藏組織國際會議」在柏林召開，大會作出決議，「如果在未來3年內，不能促成與北京政府的談判，西藏自治的呼籲得不到實質性進展，與會成員國將承認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合法政府，並鼓勵西藏政府考慮它的獨立地位」，到了2002年9月，北京終恢復與達賴私人代表對話，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更以私人名義訪問北京、拉薩和老家宗喀達澤村等地。"

報導接著寫道："值得注意的是，同是團派出身、被外界視為中共總書記嫡系的前統戰部長王兆國(現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人大副委員長)，以及劉延東(現中共政治局委員兼國務委員)，曾先後與達賴私人代表會面，劉延東更是長期直接負責與達賴方面的會談。因此，就算日後與達賴代表的會談由現任統戰部長杜青林主理，但相信兼管統戰事務的劉延東也掌握全部對談事務。"

中國的排外行動來得快，去得快

在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方面，香港《蘋果日報》本周發表署名文章認為，中國的排外行動來得快，去得快。文章寫道:"過去一星期，全國十多個大城市出現各種針對法國的抗議行動，其中以抵制法商的家樂福超級市場，最為矚目。......不過，憤青的熱鬧不可能持續，中國的「穩定」也經不起這種折騰，官方也擔心引火焚身，社會上積累的怨氣也可能被誘發出來，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因此，官方輿論近日率先變調。新華社及《人民日報》分別撰文，為這波「愛國激情」降溫。......事實上，曠日持久的反外運動，不僅可能脫軌失控，還會引發中國與西方社會的進一步對抗，不利北京所說的辦一場「歷史上最好的奧運會」。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並不願意開罪外國投資者，破壞來之不易的投資環境。"

《蘋果日報》本周還發表署名"李平"的文章稱，中國當局的京奧焦慮症越來越嚴重。文章寫道："京奧焦慮症有三大病徵：其一，安全焦慮症。防範恐怖分子確有必要，但將範圍無限擴大，連在東莞辦個會展都不予批准，簡直是惶惶不可終日。其二，言論恐懼症。擔心民間的不同聲音影響京奧舉辦，因此嚴格審查網上言論，甚至將聲稱「要人權不要奧運」的楊春林和維權人士胡佳判囚。其三，經濟焦慮症。擔心京奧拉動的政治、經濟、社會等進步，其後會滑坡，因此寧願先煞車，結果令股市一蹶不振，直到民怨沸騰，又急急忙忙接連推出救市措施。令人慨歎：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文章最後寫道："要治療京奧焦慮症，一來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二來有必要在高官和激進民族主義者之中再進行一場奧運的育，別看他們口口聲聲反對奧運政治化，但正是他們令奧運這場體育盛事，過多地被當作政治表演、刺激經濟、融合社會的手段，遠遠脫離了它所能夠承擔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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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