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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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了2008年，中國人一邊燒香拜佛，一邊心裏發問：“2008，發不發？”
2008 年其實剛剛開了個頭，但開年不吉，僅僅從年初這幾個月出現的大事來看，2008年是中國物價大漲股價大跌的一年；2008年是中國股民渴望繼續在股市中暴 發卻被股市套牢的一年；2008年是被中國總理溫家寶稱之為“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2008年是中國百姓翹盼奧運火炬環球接力卻被藏獨人士搶了鏡頭的 一年……
但人們可能忘記了：2008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30周年。
一
30年前的1978年，我在中國北方一個不知名的深山溝裏，接受著高強度的軍事訓練。
那時，中國正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卻像被扔進了冷縮機，仍然過著准文革式的軍營生活，僅有的與外界變化連接的管道，一是連長辦公室裏不多的幾份報紙，二是偶爾進山溝放映的新電影。
我記得，一天晚上，我所在的連隊集合，去北山坡上的一塊平地，看當時新拍的電影《黑三角》。當電影主題歌“邊疆的泉水清又純”響起來時，我們連裏不多的城市兵之一、來自山東青島的小王湊到我耳旁：“你知道這是誰唱的嗎？”
我搖搖頭：“不知道。”
小王眼中閃著興奮的幽光：“李穀一！你聽，那唱法多新潮！” 小王是連隊的文藝骨幹，特別愛唱歌。
確實，李穀一這首歌的唱法，非常新穎，既不同于文革時期那種大喊大叫的語錄歌，也不同於我們這些“大頭兵”看電影前常唱的《打靶歸來》之類的軍營歌。我模模糊糊地覺得，時代正在隨著歌曲的唱法，發生著某種我當時還難以說得清楚的變化。
我 還記得，每天午飯後的短暫午休期間，我都會跑到連長辦公室，饑渴地閱讀著原本十分枯燥的《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通過當時那些不連貫的閱讀，我懵懵懂 懂地瞭解到：中國恢復高考了；文革中被打倒的某位老幹部又複出了；某位57年就被劃為右派的詩人又開始寫詩了；中共中央又開會了，我記得，這一年年底的一 次會議，名稱大概是十一屆三中全會……
後來我才知道，那次會議便是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劃時代”的會議。但當時的我，身在山溝，年幼 無知，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只記得讀過那份有關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報紙之後不久，我曾首次走出山溝，回過一次位於省城的老家探親，也因此遭受過一次類似心靈 地震般的“嚴重刺激”。
我記得，比我大兩歲、在工廠當工人的哥哥，通過一位在福建廈門當兵的中學同學，買到了一台走私答錄機和數盤臺灣歌星 鄧麗君的盒式磁帶，我們倆，再加上正在上中學的弟弟，三個人關起門來，躲在哥哥的臥室裏，反復地倒著帶子，一遍又一遍地聽著那些我們從來沒有聽過的“靡靡 之音”……我不知道兄弟當時是怎麼想的，我只記得當時自己心裏的那種震撼：原來歌曲也是可以這麼幽幽怨怨、淺吟低唱的，既不必像革命歌曲那樣宏言大義，也 不必像李穀一的歌曲那樣微言大義，僅僅唱唱兒女私情、微言小義，居然就能夠那麼強烈地震撼人心！
大概就是在這次“嚴重刺激”之後，我下決心 離開山溝，離開軍營，復習功課，準備高考。我至今不知道鄧麗君的歌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間到底有什麼聯繫，在我的理性記憶中，這兩者好像是負相關的關 系，因為後來中共發起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好像還批判過鄧麗君的歌曲，但在我的感性記憶中，中國改革開放的節拍，卻似乎一直與鄧麗君“靡靡之音”的旋律相 互纏繞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
在西方，人們談到中國的改革時，通常指的是經濟改革。但仔細觀察一下這30年來中國的發展，你就可以發 現，相比起經濟上的巨變，更為細微、但也更為深刻的變化，其實是人們精神上的解放。儘管有過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儘管多數情況下是出於被動，但這30年 來，中國政府的確逐漸放鬆了對社會、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的控制。
也許，從某種意義上說，相比起經濟發展、經濟自由這種“硬體”改革，政治開明、社會寬容、文化繁榮、意識形態多元化這些“軟體”改革的意義更為重大，因為從事經濟活動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沒有人在精神上的自由，也就不會有經濟自由和經濟發展。
當 然，中國人的精神解放，遠遠不止于聽聽鄧麗君的“靡靡之音”，但毫無疑問，隨著鄧麗君的歌曲從年輕人房門緊閉的臥室飄入大街小巷、唱遍神州大地，更大規模 的思想解放、文化解凍的春潮，包括人道主義思潮、傷痕文學、朦朧詩、現代畫、搖滾樂、《走向未來》叢書等等文化現象，便一波接一波地湧入，浸潤了中國人那 一度乾涸的心田……
二
20年前的1988年，一天，我坐在北京《中國青年報》的編輯部裏，打算先編輯幾份紀念中國改革開放10周年的稿件，然後再修改、潤色我自己采寫的一篇重頭稿件。
當 時，中國思想界正在爭論一個“龍熊賽跑”的問題（很像今天對比中印競賽的“龍象之爭”）：究竟是“北極熊”蘇聯先改政治的改革路徑更有優勢，還是“神州 龍”中國先改經濟的改革模式更占先機？那一年，也是主張經改先行、政改緩行的“新權威主義”學說在中國倍遭圍攻的一年，我採訪了“新權威主義”學說的宣導 人之一吳稼祥，稿子也已寫好，打算一會兒改完後送給總編輯過目。
聽到有人敲門，我放下稿件，打開門，一群畢恭畢敬的軍人站在門口：嗨，又是一撥送部隊好人好事宣傳稿的軍隊宣傳幹事！
我把他們迎入室內，請至沙發中，然後接過他們拿出的稿件。正在一目十行看稿的我，突然被人狠狠地拍了一下肩膀：“你還認得我嗎？”
真沒想到，對方是我當兵時的戰友、來自山東青島的小王！我們把另外幾個看傻了眼的軍人撂在一旁，自顧自地敘起別情來：
1979 年底，也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一年後，我就退伍了，後來去上海讀書、來北京工作，“嗨，說起來，我也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人之一吧，”我對小王回憶 說，“我見證過上海外灘花樣越來越新奇的看板子、動作越來越‘放肆'的一對對情侶；我也見證過84年北京國慶慶典中北大學生高舉的‘小平你好'的標語 牌、86年學潮同屬北大學生高舉的截然不同的標語牌……”
“我的經歷沒有你那麼豐富多彩，”小王感歎地說。小王不像我，他沒有退伍，而是在部隊中入了黨、提了幹，後來當了宣傳幹事。不過，他也見證了中國軍隊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正規化和現代化、裁軍、提幹制度改革（必須經過軍校）等等。
“我 們一塊兒當兵的戰友，因為考不上軍校，全都復員了，就剩下了我一個人，還在部隊混。” 小王苦笑了一下，“與地方相比，軍隊還是比較傳統、比較保守的。什麼？你問我還唱歌嗎？嗨，我早沒有那個閒心了，但我現在寫詩、寫小說。即使是寫新聞稿， 我也想超越宣傳部隊好人好事的老套套……”
幾天後，總編告訴我：那篇採訪吳稼祥的稿件不用了，因為太敏感。
三
10年前的1998年，我剛到英國。那天，我去倫敦市中心一間游泳池游泳，遊了幾圈之後，遇到幾位同樣來游泳的中國人，便互相聊了起來。令我感到蹊蹺的是，其中一位女子反復打量我，欲言又止。我索性直接問她：“我們是不是在什麼地方見過面？”
她 也壯起了膽，與我互相介紹各自的來歷。原來，她是我一個朋友的朋友，在中國我們曾經見過幾面，但彼此印象都不深了。她也是被中國“六四事件”之後湧起的出 國大潮裹挾出來的，最初在保加利亞打工，後來不知道又是通過什麼管道，成功偷渡到英國來。“在保加利亞打工，收入低，而且根本沒有可能移民，所以我跑到英 國來了。”她淡淡地說，好像她是從北京“跑到”天津那樣容易。
至此為止，中國改革開放已實行了20年。當年“總設計師”鄧小平設計“開放”這檔子事之初，可能沒想到：在“中國製造”的商品“開放”到國際上之前，“中國製造”的人倒是先自己把自己給“開放”到國境之外了。上個世紀80年代有個詞兒：“國際大串連”，說的就是這件事兒。
就這樣，中國人的“他鄉遇故知”，變成了“他國遇故知”。所以，即使你在倫敦遇上了你在中國吹掉的老情人，也不要因此過於吃驚啊。
四
2008年年初，我和幾個朋友一起做東，在倫敦市中心一家中餐館，為我們共同的一位朋友踐行。
他也曾是中國人“國際大串連”大軍中的一員，在英國學習、工作了近20年。如今他又要流動了，不過，這一次他是反向流動：他要回中國工作，當一回這個年頭頗為時髦的“海龜”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在中國人仍然通過合法和非法的方式流向西方的同時，另外一股逆向的潮流也開始漸成規模，愈湧愈大，進入新世紀，回流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以至於有人認為有必要為這股潮流起一個新名詞：“海歸潮”。
這 股回流潮的起因其實很簡單：中國經濟的吸引力。改革開放30年，中國已經從一個非常僵硬的計劃經濟國家，轉變成為一個多種所有制並存的國家，更為重要的 是，中國經濟在改制的同時，還保持了高速的增長：中國已經從30年前一個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國家，成為今天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成為一個令西方刮目相看的 迅速崛起的經濟強國。
具體到吸引一個個“海龜”的微觀原因，也很簡單：“海歸”後的收入，與西方有得一比，有時甚至更高。例如，我們的這個朋友這次回中國要去的公司，其實並非外企，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本土企業，但收入一點兒不差。
他 這次決定“海歸”，直接的起因是，他就職的那家英國公司大規模裁員，但誰都清楚，他工作出色，再裁也裁不到他。間接的原因，大家心裏也有數，其實是此前他 的幾位前同事“海歸”後的示範效應。自從2000年以來，他公司的華裔同事中，便不斷有人辭職“海歸”，在中國混得似乎都不錯，尤其是他的一位“鐵哥們 兒”2001年“海歸”後，如今已成為身價千萬的中國著名企業家，受此誘惑，他也不免心動，而這次公司裁員便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終於痛下決 心，拋妻別子，單身“海歸”。
五
最近，中國《南方週末》的一位元記者來英國，參加一個有關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因為她是我一個朋友的朋友，所以，我專程趕到她下榻的倫敦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去探望她。
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廳中，我們一邊呷著咖啡，一邊漫無邊際地聊著。不知不覺，我們也把話題轉到了中國這30年上。
“這30年中，你在中國和在海外待的時間大致是一半對一半，你同時具備了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雙重角色，”她眼睛眯著，望著我，“那麼，在你的眼中，中國這30年到底意味著什麼？”
她的這個問題還真把我難住了。我把剩下的半杯咖啡喝完，也未能給出一個答案。想來想去，我覺著，我既無力總結中國在如此漫長的時間跨度中發生的種種巨變，也無法用三言兩語濃縮我個人的複雜感受，無奈，只好把我上面寫過的那幾段個人經歷的故事，簡單地給她復述了一遍……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作者電子郵件位址：weicheng_ft@yahoo.co.uk，其新書《中國農民工調查》最近由中國法律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