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回憶1：向土匪
楊小凱
向土匪不是一般的扒手。儘管他的兩個手指被人砍掉了，他的右手甩動起來角度不對，他“捉魚”時沒有跑脫的證據。對於他的“鉗工”職業而言，他是太嚴肅和誠懇的人。他一點也沒有土匪氣，憨厚後面有一點不討人厭的狡猾。
他比起本來就矮的一般湖南人還矮一點，圓圓的臉上印刻著動盪生活留下的痕跡。他的眼睛小，和鼻子擠在一堆，給人一種古怪的感覺。大概是因為早年農村中的勞累，他被扁擔壓得有點馱背。
那時他不會大於二十一歲。由於他是湘西土家族人，來自一個過去土匪很多的地區，因此他得了個"向土匪"這個小名。他的原名"向遠義"在我看來比他的小名更準確地代表了他的氣質。
“這回可是成了砧板上的肉，橫切豎切只由得他了。”向土匪剛進九號時歎口氣向我說。“唉，如果我當初第六根腸子不快活那一下，我不去看那一眼，我今天也不會虎落平原了。”他講一口很重的湘西語口音的長沙話，令人忍不住發笑。“這回我可是真信服了，”他認真地繼續道，“看見男人和女人在‘工作’，是會倒大楣的，這真不是迷信，我當初要是不破這個禁忌，我現在一定是在長沙街上抖蔥！”“抖蔥”是他們扒手的語言，抖威風的意思；“工作”在他們的詞典中是做愛的意思。幾天後我才知道，那被向土匪看見在“工作”的是他過去的同寢室的同事和朋友，李良，現在他也被關在左家塘，正在我們隔壁的十號。
我不會相信這個圓圓臉的、穿洗得乾乾淨淨的藍卡其布工作服的人是因為犯了看見他人性交的禁忌才進了九號。他的案子在當時的長沙是盡人皆知的重大事件--用高射機槍發射燃燒彈，燒毀了市中心的湘繡大樓。
多數扒手喜歡穿得“抖蔥”，也有些故意穿得很樸素，裝得象誠實的學生模樣。九號每有一個這樣的扒手進來，我都能一眼看出他們是扒手，因為他們的態度使人感覺出他們的不誠實，他們白白淨淨故作真誠的臉上顯露出太多的欲望，過分的自我表現，混和著太多的狡黠。但向土匪卻沒有給我這種印象，在我與他相處的日子，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他的誠實。
一九五九年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發生時，向土匪才十多歲左右。他那個村莊裏二十多個身體最強壯的勞力由於食量最大，經不住饑餓而死了。向土匪的父親也只剩下一口氣，他對身邊的妻兒留下的最後的話慘不忍聞：“我死後，把我身上的肉砍下來，不要讓孩子餓死了。”那些日子，向土匪告訴我，世界好象到了末日一般，每天都有人餓死，人們心中唯一的念頭是不擇手段地活到第二天。向土匪和他媽媽果真煮了他父親腿上的肉吃了。
那以後，向土匪的媽媽送他上了逃荒的路，她自己嫁給了一個管食堂的幹部。“三年饑荒餓不死夥頭軍”，那個幹部是少數不挨餓的人之一。向土匪到了長沙，碰到了一些象他一樣的逃荒的小扒手。他學會了“鉗工”活，開始了他的扒手生涯。很多小扒手都稱他為“義賊”，因為他每次扒竊後都會把錢包裏的工作證或其他重要的東西給失主寄回去。
他被抓過很多次，每次都被教育釋放。最後一次他被罰以“行政處分”，未經任何法律程式被送到長橋農場去勞動教育三年。三年期滿後，他沒有地方可去，於是留在長橋農場就業，二十五元人民幣一月的工資。自然捉魚還是他少不了的副業，長橋農場離長沙城只有二、三十裏路，星期天或假日一天就能打來回。
在勞教農場肚子雖不再是空的，但也總是不夠吃，日子並不好過。所有在勞教農場的人被劃為四個等級。最上層是管向土匪和其他犯人的幹部，第二層是勞教期滿就業人員，第三層是勞教人員，最底層是勞改犯。向土匪說勞教人員與勞改犯的差別並不大，他們的伙食、勞動都是一樣的，只是勞教人員過年時經幹部批准可以請假回家。
長橋農場生產棉花和其他農付產品。每年農場會在犯人和幹部中分配幾次他們生產的產品。幹部總是分到品質最好的產品，其他人員只能得到品質最差的產品，餘下的交售給政府收購機關。雖然幹部和其他人得到的產品的品質相差懸殊，但是價錢卻完全一樣。向土匪喜歡講他在長橋農場的生活及文化革命中他的經歷，他甩著他那只角度不對的右手，在九號走來走去，邊走邊講，我們躺著或坐著，聽得津津有味。他講過一個叫三毛伢子的扒手在長橋農場挨打的故事。三毛伢子有天得了病，早上不能起床。那時已是一九六五年，任何物質刺激的制度都被批判為修正主義,所以幹部缺乏經濟手段刺激人們工作，裝病拒不出工的事越來越多。這回幹部又認為三毛伢子是裝病不出工，於是硬逼他出工，言語無效，幹部開始用木棍子打他。三毛伢子一怒之下將木棍奪過來，反過來還擊那打他的幹部。這時眾多幹部跑過來，把三毛伢子綁起來，丟到夏天的烈日下。三毛伢子大喊大叫“總有一天你會掉到我手裏的，我會十倍地要你還這債，總有一天，你會知道我的厲害的。”三毛伢子在烈日暴曬下暈了過去，手上、臂上被麻繩勒出很多永不會消失的印痕。
三毛伢子文革中終於找到了報復的機會。一九六七年春夏，長橋農場的勞教就業人員組織了一個政治組織，叫做“長沙青年”，參加造反派的造反運動。他們的一個目標是向那些多年來迫害他們的公安局幹部報復。長橋農場的幹部參加了支持保守派的政治組織“公(公安局)、檢(檢察院)、法(法院)”，他們自然認為造反的勞教就業人員是“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
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發生武裝衝突時，“長沙青年”是第一個帶頭衝擊軍區、搶奪軍隊槍枝的造反派組織。那次搶槍是發生在軍隊支持保守派、用民兵武裝裝備保守派之後。由於江青和毛澤東支持造反派搶槍，“長沙青年”的搶劫行動導致了後來湖南所有造反派在七八月間的搶槍運動。那次搶槍後，長沙的造反派占了上風，保守派向湘潭逃跑。長沙青年趁機抓到了幾個長橋農場的幹部，其中包括當年迫害三毛伢子的那個幹部。三毛伢子把這個幹部弄到長沙青年的辦公室，開始自己“審訊”他。這個幹部進辦公室後，被命令坐在三毛伢子的辦公桌前。他坐下去時突然沖到辦公桌前，搶奪辦公桌上的一支手槍。旁邊幾個人馬上一擁而上，把這個幹部按倒在地。第二天早晨，三毛伢子一個人到關押這個幹部的房間，把他的一隻眼睛挖掉了！
向土匪的故事使我震驚和不安，因為我一直認為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政治衝突是由政治觀點的衝突引起；雖然我比別人更注意這種政治衝突背後的社會矛盾，但我不會想到，對於向土匪的小團體而言，這種根深蒂固的階級仇恨和互相迫害卻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識形態，它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報復。我有時用“雙城記”中的故事安慰自己，造反運動中民眾的暴力都是由革命前社會上層階級對下層民眾的系統暴力迫害引起的，正象法國大革命的殘暴的一面是由當年貴族的殘暴引起的一樣。這位長沙話都講不好的扒手使我瞭解到革命中黑暗和無理性的一面，使自己那些看上去高雅的政治意識形態黯然失色。
從此後，我很注意聽向土匪講的各種故事。他與一般的扒手的確不一樣，他談政治、談經濟、卻很少談扒竊。向土匪參加過不少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武裝衝突，知道很多細節。九號的人都知道長沙有名的易家灣戰鬥，向土匪有天偶然提到他參加過易家灣戰鬥，大家都興奮起來，連連催促他給我們講他在那次戰鬥中的經歷。一九六七年夏天，保守派從長沙逃到湘潭之後，長沙的造反派決定向湘潭進軍。“長沙青年”在各次武鬥中總是造反派的先鋒，進軍湘潭也不例外。那次行動中，“長沙青年”的指揮官是李良，他出身於舊時代的名門望族，六十年代初是位大學生。由於大躍進後對共產党政權的反感，他幾次試圖越境逃往香港，被抓獲後勞教三年,三年期滿被強迫就業。他是“長沙青年”中文化最高的人，也是“長沙青年”的大腦和靈魂。
當時的湘潭有幾座大軍火工廠，生產飛機，坦克和其他軍械。大軍工廠的工人都支持當局，是因既得利益而持保守政治立場的一個明顯例子。長沙的工人大多則是反對當局的造反派。他們進攻湘潭時，湘潭長沙交界處的小鎮易家灣成了必經之道。
“那正是暑氣逼人的時節，熱得我恨不得扒下自己的皮”，向土匪來回走動，向我們講敘“易家灣戰鬥”：“我們全副武裝爬上了幾輛卡車，大家都是一副要去當戰鬥英雄的樣子。大多數人都爭著五。六式的半自動步槍或自動步槍。每輛車上有一挺機槍，卡車開動了，總共有八輛。最前面的四輛是青年進衛軍和長沙青年的車。”“青年進衛軍”是工廠學徒工的造反派組織，也是造反派中最亡命的傢伙。“最後四輛是紅旗軍的車，他們甚至帶了幾門八二迫擊炮。”“紅旗軍”是復員軍人的造反派組織，是由有戰爭經驗和專業訓練的退伍復員軍人組成。由於當局極害怕他們的軍事能力，所以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就由周恩來定性為“反動組織”。
“卡車快開到易家灣時，突然響起一聲沉悶的爆炸聲。我在第二輛卡車中，從駕駛室頂的帳篷隙中我看到遠處公路上有幾個黑點，變得越來越大。有人在叫：我的天，大河裏浮菩薩--來刹了神。坦克，坦克！我從未見過坦克，電影中的坦克總是大而笨重，人們可以追上它爬到它的頂上去。但我那天看到的那些是黑點，移動起來如此快速，比汽車還快。
“我聽到另一聲炸彈爆炸的聲音，接著又一聲，似乎就在我頭頂上爆炸。有人在叫：坦克在向我們打炮！我感到恐懼，天空慘黃的，我心裏直戰抖，沒有一點英雄的感覺，只覺得手足無措，分不清東西南北。小剛，一個五分鐘前還英雄氣概十足的男孩，把他的頭鑽到駕駛室後的帆布裏，他的槍對著天空。他還不是最糟糕的,因為我聽見他的槍還在射擊。他的樣子象賴蛤蟆墊床腳，又要硬撐，卻直顫直抖，撐不起。”向土匪喜歡把他學來的長沙歇後語混在自己的故事中，但他的發音總是不准，會把“蛤蟆”說成“隔膜”，引起我們發笑。但他卻從不在乎。
“等我們從卡車裏逃出來找到地方躲藏時，我完全忘掉了為什麼我們到這裏來，我搞不清周圍的情況，腦子裏什麼都沒有，呆呆地伏在地裏。小剛已經被嚇得連對空的槍也不打了。一會兒後，我們才看清兩輛坦克繞過一輛正在燃燒的卡車朝長沙方向開去。
"突然我們聽到另一種炮彈的爆炸聲，好一會我才想到，這是朝坦克打的炮，因為坦克周圍有爆炸的煙塵。戰鬥過去後，我才想起這大概是紅旗軍的人用八二迫擊炮從山上打來的，他們真正不愧為有實戰經驗的人。
“坦克和八二迫擊炮對射一陣後，坦克開始向湘潭方向退去，這時小剛已因害怕把褲子都尿濕了。”我們都笑起來。向土匪又故作神秘道，“有人說易家灣戰鬥後，臺灣特務把地上坦克履帶印複製了下來，他們第一次證實湘潭有一個生產大型坦克的軍工廠。那個工廠的名字與軍事工業毫無關係：江麓機器廠。”
一九六七年九月，造反派內部發生分裂，在省革委會籌備小組有席位的形成了支持新當局的“工聯派”，而沒有席位的在野派形成了“湘派”。“長沙青年”成了湘派的成員。
湘派與工聯派發生過幾次武裝衝突，向土匪就是在這些衝突中之一：五一路湘繡大樓事件中驗證了他犯禁忌的後果的。當時長沙青年佔據了湘繡大樓對面的建築物，而六層的湘繡大樓卻被工聯派佔據。兩派公開分裂後，兩個大樓裏的武裝人員開始互相射擊。向土匪在所佔據的大樓頂上架起一挺高射機槍，裝上燃燒彈和穿甲彈，向湘繡大樓掃射，幾輪射擊後，湘繡大樓著火，整個大樓完全被這場大火毀掉。
向土匪相信他闖下的大禍是因他兩次違反了不能看別人性交的禁忌引起的。湘繡大樓事件前不久一天，李良從長沙回長橋農場時,碰到一位非常誘人的女子,他便把她帶去長橋農場向土匪與他共住的寢室。
那一周向土匪一直在長沙。但那天夜裏，他趕回長橋去取衣服和其他東西。他來到房間外時聽到女人的聲音，他遲疑了一下，但終於抵抗不住好奇心，忍不住從窗戶朝室內看去。在黑暗中，他可以看到兩個正在做愛的人影，女人坐在李良身上，是那種所謂的"傘把流水"的方式。這可是倒大楣的象徵，向土匪看了性交後，開始為自己的命運擔心。
這件倒楣事之後不久，向土匪又碰到一件倒楣事。那是夏秋之間，“長沙青年”在長沙的總部辦公室裏，有人提議到烈士公園去抓亂搞男女關係的人。烈士公園遍地是花草，是長沙環境最好的公共場所之一。中國人住房緊張，那些有婚外情的戀人往往在春夏或秋夏之交時來到這裏尋歡作樂。“這正是在室外‘工作’的好天氣，為什麼我們不能去查一查烈士公園的樹叢後面過癮的傢伙？”不少聲音應和道“走，去調查調查，那一定是使所有腸子都會快活得直跳直蹦的事！”
向土匪怕又看見做愛的場面，拒絕隨眾人去烈士公園。半夜前，這些傢伙回到了長沙青年總部，向土匪聽到外面人聲沸騰，走出他所在的房間，看到一大群人進了一間會議室。他跟進這間會議室，發現一男一女一絲不掛地被長沙青年的傢伙們圍著。有人告訴向土匪，這對男女正在灌木樹後的草地上做愛時，被他們抓住了。在這群粗野的男人的目光下，這對男女窘迫不堪。
有人叫道：“給我們再表演一次！”有人附和：“趁這一夜還沒過，再‘洗次槽子’給我們看看！要不然明天天塌了也不讓你們走。”另一個怪聲音道：“你們再搞一次，我們就不把你們交給你們的單位。”
這最後一句話打中了要害。那一對男女互相對視一眼，女的開始摟男的，但幾分鐘後，男的反應不起來。指著那女人，一個旁觀者嚷道：“你幫他搓一搓！”又有人附和“對！趕快搓，趕快搓！”向土匪不忍看下去，離開了那間擠滿人的會議室。
“這就是我坐牢的原因，”向土匪靡癆的樣子，講完了他的故事，“我真是不走運，這種打破禁忌的事走也走不脫。”
向土匪後來被以反革命縱火犯判處七年徒刑。他接到判決書時十分高興。他向我們解釋，判決比他預期的輕大概是因為當局認為他只是執行者，而下命令的是長沙青年的靈魂李良。我猜向土匪那付與世無爭不討人厭的樣子和態度可能也給判他刑的人留下了好印象。
李良的命運卻悲慘多了，他象張九龍一樣被判處死刑緩刑二年執行。向土匪知道對李良的判決後，好幾天都在為李良抱不平。用他那不地道的長沙話，他忍不住會罵起來：“這些公檢法的傢伙真是一幫畜生，他們中很多人要不是李良制止長沙青年的人亂打亂殺，早就沒有命了。他們今天得了勢，不但不念李良的救命恩，反而認為他有文化，有頭腦，政治上危險，不殺他不安心。這些傢伙只吃三毛伢子那一套！”
象張九龍一樣，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運動中，李良被拉出去殺掉了，因為李良也是“政治隱患”。與向土匪被判刑的同時，三毛伢子被判了死刑，立即執行。執行槍決的那天早晨他拖著他的死鐐從九號門前走過，朝向土匪喊道：“向土匪，我到閻王老子那裏先占個位子，明日你來時，一定不會虧待你，”邊說邊笑，“十八年之後又會是條好漢！”他相信來世又會投胎，成為一條好漢。聽到三毛伢子那輕鬆的語調，我們才覺得心裏稍為好過一點...
2紅色怒火一兵
楊小凱
我和毛火兵同床。“毛火兵”不是原名，是文革中改的名字，意思是“紅色怒火一兵”。紅色怒火是當時長沙保守派中最極端的專門從事武鬥的組織。他與我這個造反派中最激進的思想家睡一個床這件事本身就充滿著對文革中政派衝突的諷刺意味。
剛進九號時，我們互相很少交談；我那時沒有情緒聊天，而他好象生性就不是那種話多的人。我們的床是後面窗子邊的上鋪，床正對窗口。夜幕降臨時，他喜歡坐在鐵窗邊對著空蕩蕩的後院唱他喜歡的電影歌曲。這些歌曲有五十年代的電影“乘風破浪”中的歌曲，六十年代“冰山上來客”中的歌曲，“馬兒你慢些走”以及“婚禮曲”。這些歌曲在一九六四年就成了被批判的“修正主義歌曲”，社會上已有好些年聽不到了。每當這時，九號的年青人都會靜靜地側耳傾聽他的歌聲，伴著黃昏景色帶來的傷感，想各人的心事。
好多天后，他才告訴我他的名字的意思，“我是紅色怒火的成員”，他停一停，又微微一笑，“殺人兇手”。
長沙的造反派市民中流傳著各種有關紅色怒火的恐怖主義和殘忍的故事，而我面前的毛火兵有張圓圓的臉，誠實本份的樣子，使我很難將他與恐怖主義聯在一起。他真誠地邀我同床的態度顯示了他對我的好感，這種好感顯然與我倆政治傾向的絕對對立不相容。但後來他總是象兄弟一樣向我提醒那些扒手們的詭計和惡作劇，我才發覺他大概將我這種學生出身、來自高幹家庭的人與那些社會下層的人相區別。我覺得他的態度很好笑，我對那些黑社會的人充滿著同情瞭解他們的好奇心，但他卻與他們保持嚴格的距離。這大概也是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區別。他們保守派在破四舊的“紅色恐怖”的日子裏，迫害甚至殘殺了無數黑七類(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些被迫害的人中大多數都成了後來的造反派。可以理解他們保守派當然永遠將自己與黑七類相區別，而我這種激進的造反派卻會與黑七類認同。
毛火兵告訴我，他被批鬥遊街示眾時看到過一幅批判我的漫畫，畫中我的父親象個魔鬼，綠面孔，長牙齒，用一支盛滿黑色毒汁的奶瓶喂一個象小妖怪的楊曦光。這幅畫告訴人們，楊曦光是被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父母當作修正主義的苗子培養大的。毛火兵看我一眼，問道：“你小時候真的每天都喝牛奶嗎？”當時我心裏正在擔心這幅畫會使毛火兵對我的政治思想背景造成什麼印象，但他對我的意識形態並沒有多少興趣，而更關心我的家庭生活方式的細節。我哼哼哈哈，試圖改變話題。我第一次從他的語言和目光中發覺在普通人眼裏，在那個時候每天有牛奶喝是種多麼令人羡慕的事情。與我擔心的正好相反，那幅醜化我父母的漫畫並沒有改變毛火兵這類保守派對我父母那樣的高幹的尊敬態度；他看來從不區別高幹中有實權的人與無實權的人，也不看重他們之間的衝突，只要是共產黨的高幹，總是值得保守派尊敬的。我猜想，在他心目中，我大概是這個號子裏最接近他的政治顏色(紅)的人，這也大概是他邀請我與他同床的原因。
我也喜歡他。他誠實、本份，看去比他的年齡老成得多。相處不久，我們這兩個造反派和保守派中的極端分子就成了好朋友。毛火兵是長沙一間有名的大礦山機械廠的學徒工，共青團員。他的階級成分是紅而純潔的：父兄都是產業工人，父親還是勞動模範。這種大工廠的工人福利待遇好，在共產黨社會裏政治地位高，是這個社會的既得利益階層。
象當時全中國的產業工人一樣，這個工廠的工人分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成員大多是党團員和靠近共產黨的“積極分子”，象毛火兵這類家庭的人。而造反派成員大都是與領導關係不好，受政治歧視的人。九號關的大多是與造反派有關係的人，毛火兵有時私下向我評論他們時，總是把所有造反的人都說成是想趁文化革命之機反對共產黨的壞人。但他有時會加一句，“你們學生不一樣，你們很單純，響應毛主席號召，參加文化革命。”
有天他談起他參加紅色怒火時的情景。“我們廠有三個人參加了紅色怒火”，他滿腔懷舊的情緒，“一輛卡車在廠外等我們，很多廠裏的同事和家屬來送行。楊曦光，你想像不出那場面有多動人，很多人都流淚了，和電影‘董存瑞’中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參軍的場面一樣。”董存瑞的故事五十年代被拍成電影，電影中有一個農民歡送子弟參加人民解放軍的鏡頭。
那天毛火兵的媽媽對他說，“沒有共產党就不會有我們的今天，現在這些右派要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反，要推翻共產党，我們絕不能讓他們得逞。你安心去打仗，我們全力支持你。”毛火兵學著他母親的話，就象模仿電影中的表演一樣。我感到肉麻，但他卻似乎對這些話充滿激情。毛火兵所在車間的主任向他們三個青年人致了歡送詞，致詞的末尾是口號，“誓死保衛紅色政權！”
毛火兵這類保守派在左家塘是絕對的少數派。造反派與保守派在號子裏也會發生衝突，要知道那個時代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染上了政治色彩。毛火兵為了避免衝突，儘量不與他人談論任何與政治有關的話題。他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打撲克和玩骨牌上，他是打牌的好手。
有天放風的時候，毛火兵和羅鋼在院子裏帶回號了一些野花和泥土，他們各自找到一些破爛容器把兩顆野花栽活了。每天早晨他們給自己的植物澆水，看著它們長大。比起羅鋼的，毛火兵的植物長得越來越高，羅鋼也越來越不高興。羅鋼附在我耳邊說“三杆槍比著我，也不能讓保皇派勝過造反派。”第二天早晨我醒來時，“保皇派”的花垂下了葉子，幾天後，那顆“造反派”的野花就超過了“保皇派”的。羅鋼神秘地對我說：“我半夜起來給保皇派的花撒了一泡尿！”象向土匪一樣，毛火兵參加了易家灣戰鬥，當然他們那時是你死我活的敵人。與易家灣戰鬥有關的“八。八祭墳”對毛火兵來說類似向土匪的湘繡大樓事件。向土匪給我們講易家灣戰鬥後不久，毛火兵也給我一個人講過這個故事的另一面。他不喜歡向其他人講，因為他從聽眾對向土匪故事的反應可以看出古家塘的多數派(造反派)對紅色怒火的敵意。
“我們紅色怒火和八一火團的人坐在卡車上跟隨著江麓機器廠工人的坦克。坦克出擊第一輛造反派的汽車後，造反派後面汽車上的人紛紛跳下車來。八一兵團的人告訴我，‘我們碰到紅旗軍了，你聽槍聲都是三八式步槍’八一兵團的人也都是用三八式步槍，他們嫌新式的半自動步槍射程太近。”八一兵團是保守派的復員轉業軍人組織，戰鬥力與紅旗軍不相上下。
“我們看到紅旗軍的人往路邊的山上跑，也跟著往山上去。我身邊幾個紅色怒火的人在幾聲槍響中應聲倒下。我一看昏了頭，不知道槍彈是從哪里來的，也看不清敵人在哪里。唯一我能做的事是緊緊尾隨著八一兵團的人，他們做什麼我做什麼，他們往哪里去，我跟著往哪去。
“接著幾聲炮響，坦克周圍滾起煙塵，八一兵團的人在叫“迫擊炮，迫擊炮”。我們只得收拾好屍體向湘潭方向撤退。天快黑時，我們在一個小鎮上休息，大家覺得今天的戰鬥實在不能令人滿意，好象在紅旗軍向前丟了臉。有人提議摸黑殺回易家灣，抓幾個紅旗軍來證明我們的厲害。同聲附和，於是又上了卡車往易家灣方向去。
“我們到易家灣時天已很晚了，車停在鎮邊上，我們扯掉手臂上的袖章走進鎮去找茶館吃晚飯。這裏已是湘江瘋狗的地方。
“走進一家茶館，我們看到幾位穿著象轉業軍人的傢伙，決定相機行事。坐定後，我們自稱是湘江瘋狗某支隊的人，與他們聊起來。他們果然是紅旗軍。這些造反派居然沒有懷疑我們身份，向我們吹起牛來，說他們今天打中了坦克，消滅了好多紅色怒火和八一兵團的敵人！”
毛火兵講到激動處，忘了我是個造反派的極端分子，各種罵造反派的話脫口而出。“湘江瘋狗”是保守派對湘江風雷的鄙稱，“造飯派”是他們罵造反派的話。這是我倆在一起以來，對造反派的敵意第一次讓我感到不舒服，這提醒我，我們之間有一條政治鴻溝。他大概也注意到我臉色的變化，開始把腔調變得中性些。
“他們正吹得高興，我們的頭頭用手勢下了命令，這幾個不知死活的造反派馬上被解除了武裝，捆了起來。我們後來又抓了幾個湘江風雷的人，總共八個造反派被我們押回湘潭。
“不久長沙傳來消息，長沙青年和青年近衛軍的人在埋葬他們在戰鬥中死去的戰友時，把抓起來的保守派活活墊了棺。我們聽到這個消息時，悲憤得忍不住幾乎喊：“以血還血，以牙還牙！”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這八個被抓的造反派在埋葬死去的幾個保守派時成了祭墳的犧牲品。毛火兵參加了死刑執行。那是槍決；槍聲響過後,參加祭墳的人中有人抽泣，當然不是為剛死的造反派，而是為了被墊棺的那幾位保守派。毛火兵接著執行命令去檢查屍體，對沒有死的人補火。他發現有兩個被槍擊的人還沒有死，槍傷處在不時湧出鮮血，但頭還在擺動。
“那兩個傢伙還不想死，直動彈，我一人給他們兩槍，直到他們最後去了西天。”毛火兵的口氣是如此自信，好象他是在做一件非常正當的事，他不能感覺我心中的不安和憤怒。“八八墳祭”是毛火兵“殺人犯”罪名的主要根據。
造反派完全控制了湖南省以後，紅色怒火的人逃出湖南，在江西及其他鄰省躲藏了一些時候，終於被抓回了長沙。那時新的當局主持的“正統造反派”--工聯，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成立了“治安指揮部”，與軍隊一起負責地方的治安。治安指揮部由工人控制,他們隨意抓人、打人、審訊,比公檢法更糟糕。兩派的極端分子，象紅色怒火的人和我們省無聯的頭頭，都被他們當成政敵抓去進行迫害。那時也沒有了任何法律觀念。毛火兵比我不走運，他在進左家塘之前，在治安指揮部關了很多天，經常被吊起來拷打。大多數時間都是腳鐐手銬。他的手上還有手銬嵌進肉裏留下的永不消失的傷痕，身上也是遍體傷痕。直到他被轉到左家塘看守所後，他才逃脫了這種拷打。“一進左家塘看守所”，他心有餘悸地說。“我才深深鬆口氣。公檢法是我們一派的，他們會儘量保護我們的。”毛火兵明白秩序遲早會報復，這個天下還是共產党的天下，他們這些忠於共產党的保守派最後總會被保護，至少是被原諒。
所以毛火兵相當安心左家塘的生活，雖然他在扒手和其他反革命和刑事犯中保持著不安全感和對他們的敵意。他在左家塘的日子裏，最能令他高興的大概是十三號的高建軍。
十三號是左家塘唯一的女犯號子，關著暗娼，政治極端份子，與姦夫一起殺死親夫的女人，“臺灣特務”，和貪污犯。毫無疑問，十三號的人犯是其他號子裏的人們最關心的。不少左家塘的“客”有他公開的或秘密的十三號的心上人。每次十三號的人出去提訊，所有窗上都會有很多目光送出迎進。
三個婦女引起男人們的特別注意。一個是黃杏英，她是我在長沙一中的同學。像我一樣，她是因為省無聯問題坐牢的，她的政治觀點太異端，超過了當局能容忍的限度。第二位是個長沙黑社會中有名的妓女，叫劉曼曼。她是那種南方少有的豐滿的性感女人，皮膚白嫩。扒手們最愛談論她，似乎對她熟悉得不得了。有個造反派的泥工告訴我，他曾經在長沙火車站等處花很多時間找妓女，那時的價格是五塊人民幣一夜。他自稱與劉曼曼睡過覺，為了證明他瞭解劉曼曼，他告訴我們，劉曼曼雖然跟無數人睡過覺，但她心裏有個真正的愛人，她甚至聽從那心上人的命令，用她的身體去還過他的債。羅鋼為了證明自己瞭解劉曼曼，一口咬定她在治安指揮部時用她的身體買通看守，得過一些特別的待遇。
第三位明星就是毛火兵最喜愛的高建軍。她是長沙二十四中的高中學生，父母是軍隊幹部。她是那種典型的北方女孩，高高的個子，圓圓的臉，非常可愛(那時左家塘的男人眼裏女性大概都很可愛)。高建軍也是紅色怒火的成員，也是殺人犯的罪名。高建軍與毛火兵一塊在八八祭墳時對受害者補過火。在一次戰鬥中，高建軍與另一個女孩子曾用機槍掩護長沙高司的人從二十四中撤退。“別以為她是那種嬌弱的女子，”毛火兵一臉為高建軍驕傲的樣子，“她在戰鬥中比男子漢還要凶”。她曾經和毛火兵一塊兒在湘潭大橋上處死一個造反派。他倆把這個造反派捆住，裝在麻袋裏，從大橋上扔下去，把他活活淹死了。那個倒楣的傢伙死在這麼個漂亮女孩子手裏，做了鬼大概也不會安心的。
我猜想，高建軍一定象毛火兵一樣，認為殺死這些造無產階級專政反的傢伙是保衛紅色江山的神聖事業。他們看了太多的這類將迫害和殺害政敵描寫成神聖的階級鬥爭的電影。她頭腦裏一定是塞滿了革命回憶錄和電影中神話共產党對“階級敵人”迫害的故事。我小時候也看過不少這類宣傳，要不是文革中我父母和我自己被當局打成反革命加以迫害，我很可能會變成高建軍那樣的人。
我也可以看出毛火兵坐了這麼久牢後，已經沒有以前那樣天真和狂熱，他有時也會顯出對變幻無常的政治的困惑。畢竟，他們這些為保衛紅色江山不惜犧牲的人今天是坐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牢裏，現實的政治比他頭腦裏黑白分明的圖像實在複雜得多。
高建軍和毛火兵比所有造反派中殺了人的人都幸運得多，他們一直沒被判刑。正如毛火兵所料，隨著秩序的恢復，他們的處境越來越好。我離開左家塘前夕，在二十三號等待去勞改農場時，他們所有紅色怒火的人都被轉到一個條件好得多的地方去了。
我和毛火兵的友誼也許比私人交情更多一點。我們對文化革命都有幻滅感，他誓死保衛紅色江山，卻坐了紅色江山的牢，他們保守派的理想主義無疑早已破滅；而這場曾經是人民的“盛大節日”的革命造反從來沒有給人帶來任何好東西，我的激進的理想主義也早就幻滅。這大概是我們的友誼的真正基礎...
3粟異邦
楊小凱
我認識兩個粟異邦，他們的名字完全一樣。一個粟異邦是我在長沙一中的同學，他是我們學校有名的怪人。由於我與他一樣是喜歡異端邪說的人，所以我一直對他十分關切。有天我在寢室的走廊上碰到他，他正長跑完去洗澡。我問他為什麼天天花那麼多時間鍛煉身體，他回答說“我們這代人至少會有十年的大難，我這是早作準備。”我寫“中國向何處去”前的兩個月，他寫了一張“打倒林彪”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直接點名攻擊林彪、江青、陳伯達。自然，他很快被關到了左家塘。我進左家塘時，他正好被叛十年徒刑離開了左家塘，他的罪名是惡毒攻擊林付主席，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我一直不能忘記他那瘦削高挑的身影。他總是在想問題，在學校時，常有同學圍著他與他辯論。他回答別人問題時總是使人覺得高深莫測。有次一群學生圍住他，他們知道他對江青持批判的態度，故意問他：“江青是什麼人？”他會說：“呂太后！”知道呂太后的人馬上會叫“不准攻擊江青同志！”他馬上又會說：“江青是毛主席的愛人。”
十年後，我又碰到了這個在我印象中十分機智、很有思想的同學。那時我已從勞改隊回到長沙。他母親帶著他來看我。那時的粟異邦已變得眼神呆滯，說話牛頭不對馬嘴。他媽媽說：“這孩子在勞改隊被幹部打壞了神經系統。”粟異邦在旁插話道：“幹部對我真好，看我傷了，不再要我出工。”他說話時，眼睛直朝上翻。他媽媽難過地看他一眼，告訴我，“他現在沒有正式工作，在城建局做臨時工，種樹植草。他的罪名現在已不成立了，但一個好端端的人完全給毀掉了。”她忍不住取出手絹，擦著紅了的眼角。
我看著這個已失去魂的粟異邦，不但想起十年前那個聰明敏感的粟異邦，另一個血肉模糊的粟異邦也浮現在我眼前。
那個粟異邦是我在九號的鄰居。他住在八號。我剛進九號時，他就敲牆壁叫楊曦光。我靠到前窗去接他的“電話”。“楊曦光，你好！我叫粟異邦，久聞你的大名，對你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非常景仰！”“謝謝你！”我一點都不瞭解他，只好客氣地謝謝他的誇獎。
我們號子裏有個粟異邦的同案犯，我和粟異邦“通電話”時，他站在我身後。那天晚上他和我談起粟異邦的案子。粟異邦的父親是國民黨時代的高官，一九四九年鎮反運動中被共產党殺害。聽到粟異邦的身世，我想起一九五四年時我家曾住過的一所前國民黨官員的公館。那個公館前院後院占地共約兩三百平方米。進大門有個花園，前廳是個很大的舞廳式的房間，燈都是藏在天花板下牆上的暗道中。我後來從來沒見過共產党新修的高幹樓房有那麼奢華的。我可以想像粟異邦幼年時代是生活在一個多麼優裕的環境中。
粟異邦自然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他初中畢業的五十年代雖然入學不大看階級成分，但是屬於四類人的子女是不能進大學的。這四類人是被共產党殺掉的，被共產黨關押的，被共產党管制的，及逃亡海外的國民黨人士，簡稱“殺、關、管、逃”。所以粟異邦念完初中就進工廠當了學徒工。他人很聰明，一年多就掌握了他應該在三年內掌握的車工技術。但按當時的制度，所有學徒工三年以後才出師。一九五七年共產党號召“大鳴大放”，他提了一條意見，認為學徒期限應該靈活規定，只要達到了出師的條件，應該允許不到三年就出師。反右派運動中，他這條意見成了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的罪名，他被打成壞分子，送農場勞動教養。他到農場後不久就來了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整個中國饑民遍野。粟異邦和他在勞教農場的幾位朋友經常在一起秘密集會，成立了一個小組織，叫“民主黨”。這個組織在文化革命前夕被共產党破獲，粟異邦和他的三個朋友進了左家塘。
我還沒有完全聽完粟異邦的故事，“民主黨”一案就被判決了。一天夜深人靜的時候，突然左家塘的牢門鎖大響，我們都扒在窗前觀看動靜。七八名公安局軍管會的軍人和荷槍的士兵打開了八號的號子門，一個軍官兇狠地大聲喊道“粟異邦！”整個左家塘那時靜得掉根針在地上都聽得到，所有號子前窗上都趴滿了人。粟異邦被軍人帶到兩排號子之間靠西邊的一間辦公室裏。一個穿軍官服的人拿出一迭檔放在桌上，他從中取出一件，大聲向粟異邦道：“反革命分子粟異邦，我今天代表長沙市公檢法軍管會宣佈對你的判決。”我們不是離辦公室最近的號子，但也大致能聽清判決書的聲音。
“反革命組織首犯粟異邦，其父被我人民政府鎮壓，本人一九五七年因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被勞動教養。粟異邦對我黨和人民刻骨仇恨，在勞教期間，組織反革命組織‘民主黨’，自任首領，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安六條，對反革命組織首犯粟異邦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稍停，他厲聲道：“粟異邦，你還有什麼要說的？”
粟異邦的回答使所有人都大吃一驚。“我反共產党，卻不反人民，反共產党是為了人民，人民反對你們！”
“閉住你的狗嘴，上死鐐！”辦公室傳來叮叮噹當的鐵鐐聲。接著是錘子釘鉚釘的聲音，聲音是如此清脆，深重，劃破寂靜的夜空，驚心動魄。
粟異邦從辦公室出來時步履艱難，手上戴著銬子，腳上戴著沉重的死鐐，我們看不清他的臉色，但剛才他那鎮靜的聲音使我可以想像出他的臉色。羅鋼在我耳邊輕聲說：“這該死的腳鐐不到執行死刑上死綁時不會取掉。”我沒想到這死鐐套在粟異邦的腳上竟有一年多。
我在九號還聽到過兩次類似的死刑判決，被判處死刑的都是反革命組織首犯。似乎只有死刑判決才在監房內宣判，其他判決都是在監房外的預審室宣佈。這些宣判中，粟異邦的表現是非常特別的。另外那兩個中，一個一直在大叫大嚷否認有個反革命組織，另一個則否認自己是另一個地下政治組織的頭頭。粟異邦是我碰到的第一位在死刑判決面前不作自我辯護，反而進行攻擊的人。
粟異邦離開八號的前一天夜裏，又給我打了次“電話”。他的語調沒有一點悲傷。“楊曦光，再見了！你要多多保重！”他沒有被馬上處死，而是被轉到省公安廳模範監獄去了。肖福祥猜測，共產党大概要把死刑犯集中在某次政治運動中處死，以便“殺雞給猴子看”。
有天我坐在前窗，忽然注意到對面號子裏有人站在上鋪的窗子邊向我這邊打“長途電話”。他在空中慢慢劃著字，我留意看，他寫的是“小--凱--我--是--學--孟”。學孟是我的堂兄，小凱是我的乳名，他是在給我打“電話”！我們就開始用“長途電話”交談起來。他告訴我他已被判十五年徒刑，罪名是組織“大同黨”。不久登有對他的判決的佈告就分發到九號來了。那張佈告上共有一二十個判決，他的判詞是“楊犯學孟，一九六一年趁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困難，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大同黨’，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我專政機關破獲...”後來據學孟自己告訴我，沒有判死刑的原因是，這個大同黨一九六三年經濟局勢好轉後就散了，也沒有任何活動，直到文化革命時才被人查出來。
學孟的父親是位中學數學教師。我這位叔叔有七個兒女，學孟是長子，在銀行做事。學孟和我的祖父是個地主，且在鄉下開辦學堂。他受過嚴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興洋學運動中，他也進過洋學堂。我們的父輩從小也受過儒學教育，記得我來上小學時，父親就請姑爹在家裏教我讀“論語”。這種儒家教育傳統肯定對學孟有很深的影響，這大概是他的組織叫“大同黨”的原因。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學孟是非常老實厚道的人，想不到他也有組織政黨的野心。
一年多以後我快被判刑時，粟異邦又被轉回左家塘看守所，住在與九號斜對面的一個號子裏。一天，刺耳的腳鐐聲使所有視窗的人犯都朝粟異邦的號字看去。那是個暖和的冬日，一個左家塘放風的日子。隨著腳鐐的響聲，一個看去象十四五歲孩子的瘦小個從號子裏走出來。“粟異邦！”羅鋼小聲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這個人比我一年前看到的粟異邦矮小得多，臉象掉了一圈肉，與我知道的粟異邦很少有共同之處。要不是我早知道粟異邦在那個號子裏，我絕對不會相信羅鋼的判斷。他的棉衣露出棉花，好象破了一樣。待我仔細看後，才發覺棉衣已被剪成幾塊，用繩子系在身上。大概是因為手腳被銬著，棉衣不能直接穿上或脫下。他目光炯炯有神，面色蒼白帶暗黑色。象其他犯人一樣，他在院子裏來回走動了一會兒，由於戴著腳鐐，他走得比別人慢得多。我發覺他的嘴在神經質似地動，他在說話，儘管我們聽不見他在說什麼。但他周圍的人應該聽得見。沒有人理會他的演說。從他的視線中，我覺得他有點不同常人，他的目光沒有固定的目的，思想似乎完全集中在他的言語中。但他看去絕對沒有神經失常，他的目光並不呆滯，他的表情並不麻目。但他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我突然想起了赫魯雪夫批史達林時傳到中國來的一個詞：“被迫害狂”。粟異邦並沒有神經病，但也明顯地不同于正常人，這大概就是所謂“被迫害狂”的狀態。我文化革命前聽到過很多共產党關於“舊社會把人變成鬼”的宣傳，電影“白毛女”大概是個典型的例子。但我卻親眼看見共產党把粟異邦這樣高貴的人變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精靈，與白毛女的故事比起來，粟異邦的故事不知要令人心寒多少倍。
徐絡腮站在一邊監視著放風的犯人，有人在做操，有人在散步，有人在扯野草。不到放風完，徐絡腮就走到粟異邦身邊，惡狠狠地把他提前趕進了號子。粟異邦慢慢拖著腳鐐回到號子的背影是我看到的他的最後的形象。
我被判刑後，被轉到了集中去勞改隊的犯人的二十三號。在那裏我碰到了與我同一個案子判刑的宋少文，他是從粟異邦那個號子轉來的。我向他問起粟異邦的情況，“這真是人間奇跡！”一提起粟異邦，他就忍不住驚歎。“他現在已經瘦得和一個十幾歲小孩一樣重了。所有人都嫌飯少了，他卻每天把自己的飯分一半給別人。他吃得這麼少，卻精神十足，每天要演說幾個小時，不停地罵共產党大家都知道他是要死的人了，瘦得誰都能輕易把他舉起來，沒有人打斷他的話，任他攻擊。”“他攻擊些什麼呀？”我輕輕問。“說現在是法西斯暴政。聽到廣播裏講中蘇邊境衝突，就大罵共產党又在煽動戰爭歇斯底里。報上講什麼，他攻擊什麼。”他滿臉不願細說的樣子，我也不好再問。他看我不再問，連忙補一句：“真是不可思議，他一定是精靈變的。”
我離開左家塘前不久，粟異邦就被執行了死刑，但他臨死前的一些細節我是到建新農場後從一個當時在場姓杜的犯人那裏才知道的。“那天真是牛上馬籠----亂了套，”他語氣裏和眼睛裏還有一絲恐怖，“粟異邦的舉動令所有人感到意外。他那天還不等宣判完畢，就在東風廣場十幾萬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產党！’‘打倒毛澤東！’。我們對發生的事還沒有完全反應過來，只見糧子們都朝他跑去。我在他的身邊，漸漸看清了那場景。他被上了死綁，頭很難抬起來，但是他卻拼命昂起頭來呼喊。這時幾個糧子用槍托打他的頭，他的聲音還沒有停止，有個糧子用槍刺朝他口裏紮，頓時鮮血直噴，但他還在奮力掙扎。這時另一枝槍刺插入他的嘴中，金屬在牙齒和肉中直絞的聲音使我全身發麻，還不到宣判大會結束，他已死在血泊中。
”
我覺得那天的天氣特別慘黃，全身被這故事刺激得起了雞皮疙瘩。“這成了那天長沙市民中的新聞，參加東風廣場宣判大會的十幾萬人都知道有人喊反動口號被當兵的當場刺死。”小杜神色悲傷地結束了他的講述。
一九七四年四月間，我正和其他犯人在建新農場三大隊的一塊旱地上勞動，天突然下起雨來。我和小杜跑到附近的一個雞場的屋簷下躲雨。雞棚裏，一位老頭子犯人正在給雞餵食。小杜問我：“你知道這老頭是什麼人嗎？”我搖搖頭。“他是個戴反它的傢伙”。戴反它是犯人中對共產党派到犯人中的特務的稱呼。“粟異邦就是死在他的手上。”我大吃一驚，忙問究竟是怎麼回事。
小杜小聲說：“在勞教農場時，幹部發現粟異邦與其他幾個政治犯關係密切，就有意把他們安排到同一個小組，並讓這個老傢伙與他們一個組。這老傢伙私下裏表現得比粟異邦更‘反動’，積極參與粟異邦及他的同志們的交談，大家都把他當成‘內河子’，鬼才曉得他是公安局派來專門戴反它的。他也是勞改犯，但幹部向他保證，如果他協助破獲了這個反革命組織，至少會被提前兩年釋放。”我可以想像以後的故事，公安局通過這個所謂特情(特別情報)人員，把粟異邦的秘密民主黨的情況完全掌握了。但我還有些事不理解，“為什麼這個老傢伙現在還在勞改呢？”小杜笑道：“惡有惡報！他向幹部彙報粟異邦等人的政治觀點時講得既具體又詳細，加上他本來就是因為有類似的政治觀點坐的牢，使幹部懷疑他心底裏完全贊同粟異邦的觀點，黃泥巴掉在褲襠裏----不是屎也是屎！粟異邦的組織被破獲後，這個組織的人都一口咬定這個老傢伙是真正參加了他們的民主黨。幹部不但沒有給他獎勵，反面給他加了五年徒刑。其實當初幹部正是要他不擇手段地騙取粟異邦的信任，但是再沒有人提起當初幹部的空頭支票。本來也是的，三年苦日子，餓死那麼多人，誰都會同意粟異邦的觀點，這來老傢伙心裏可能也是真的同意粟異邦的觀點，而幹部也是啞巴吃黃蓮，知道這些政治犯沒有一個不恨共產党的。”小杜口氣中又有了一點對那老傢伙同情。
直到今天，我並不真正瞭解粟異邦的政治觀點，我並不知道他的民主黨的政治主張和意識形態，但他那血肉模糊的身影卻給我留下了比對第一個粟異邦更深的印象，特別是他與我“打電話”時誠懇鎮靜的聲音與他臨死前那令人難以置信的舉動形成如此強烈的對照。可悲的是，世人可能永遠也不知道他的民主黨的政治綱領和意識形態了...
4“聯動份子”
楊小凱
有個“二十問”的遊戲，對九號的所有人都是新鮮的，程德明告訴我們這是他從在北京的聯動朋友那裏學來的。
我發現玩這種遊戲的決竅是找到適當的方法將世界名人不斷地分成相等的兩部份。我和張九龍是九號最會玩這種猜名人的遊戲的人。我提的第一個問題總是“外國人”？如果回答是“是”，則我會將中國人排除在外。第二個問題常常是“死了的人？”如果回答是否，我就會把所有死人排除在外。一般我能用十七個問題從對方的“是”或“否”的回答判斷出他心中默想的一個名人。我的問題不能超過二十個，他必須在我提問前將他默想的人秘密告訴遊戲的裁判。我猜出來我勝，否則他勝。我從來沒有輸給程德明，但是他也知道我屢玩屢贏的訣竅。他告訴我，按照商農的資訊理論，只有當問題設計得把剩下要猜的名人分成相等的兩類時，我能從“是”或“否”的回答中得到最大的信息量。這對我來說很合理，因為死人與活人或外國人與中國人的可能性大概都在一半左右。
程德明心中默想的人往往出乎我們的意料。
“外國人？”我開始了第一個問題。
“否”
“死人？”“否。”
“男人？”“是。”
現在我要用點腦筋了，“一九四九年後成名的人？”“是。”
“南方人？”“是。”
“文革前成名的？”“否。”
“湖廣地區的人？”“是。”
“兩湖人？”“是。”
“湖北人？”“否。”
“仍在當官？”“否。”
“保守派？”“否。”
“大學生？”“否。”
“現在還自由？”“否。”
“被公安機關關押？”“是。”
“在省看守所？”“否。”
“在左家塘看守所？”“是。”
現在範圍已縮得很小了。這裏關的有名點的學生有周國輝——但他是大學生；張玉鋼——也是大學生；黃杏英——女人...這傢伙真鬼，有八成我們在談論我自己。
我還可以提幾個問題以更加確定我的判斷，例如問他“在北邊號子裏？”“在九號？”但我算一算，我還有四個問題可提，而左家塘滿足已知條件的候選人不可能多過四個，於是我問“楊曦光？”
“是！”
又是十七個問題問出來了。但是我不高興道“楊曦光算什麼名人，一個科學家或政治家才能算名人。”
“怎麼不算名人？我進九號前看到過幾個批判楊曦光的材料都將你的思想作為文化革命中資產階級反動思潮的典型。有人說‘中國向何處去？’已被譯成英文，通過香港傳到了世界各地，你這還不算有名的‘反動人物？’”
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但我心裏還是不舒服，難道我在歷史上就成了一個“有名的反動人物”？
象栗異邦一樣，程德明在長沙一中算是有名的思想家，他並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但大多數人都知道他的思想與極端保守的“聯動觀點”非常接近。聯動的全名叫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其前身是北京最早的“老紅衛兵”。成員大都是高幹子弟，他們歧視和迫害出身不好的反動組織。長沙一中的學生們謠傳程德明是個“聯動份子”。
儘管他是保守派的思想家，我是造反派的思想家，我卻喜歡他這類頭腦裏沒有權威的人，我猜他喜歡我這種頭腦裏充滿著異端邪說的人，因為他進九號的那天，我們倆互相認出對方時都高興得不得了。那天我一邊幫他安頓行李，一邊急著問他自從我離開後長沙一中的情況。他匆匆敍述著各所學校裏的各種事。現在學校完全在軍宣隊和工宣隊的控制之下，學生中的兩派不再有任何權力。大家都討厭軍宣隊和工宣隊，他們比文革初的工作組還要糟糕，因為這些工人和軍人比工作組的幹部對教育和學生更不瞭解。學生們被迫上山下鄉，他們逐漸失去了對政治的興趣。男同學熱衷於用電焊製造自己的半導體收音機，女同學熱衷於編織各種毛衣。大家都說現在是“男焊女織”的年代。
過去最正經和專注於嚴肅的政治問題的學生，現在也在愛情的海洋裏游泳了。好多起桃色新聞在同學們中流傳。
“你記得吧？”程德明問我，“文革前一年，有個男同學與女同學有了麻煩——懷孕了，我們大家都為他們害羞，學校動員所有壁報批評他們，而且開除了他們的學籍。現在沒有人對這類桃色事件持那種態度了。”他猶豫一下，問我“哦，你有個女朋友嗎？”
我搖頭。
“同學們中流傳著一些關於你的故事。有人說你在看守所領頭抗議軍人打犯人，還有人說有個女孩經常到左家塘看守所要求見你，但她拿不出她是你親屬的證據，總是被拒絕。”後一條新聞我自己都不知道。想了半天，我記起曾經收到過不認識的人送來的日用品。但我實在想不起認識這麼一個女孩子。程德明不相信我，但也不追問，只是會意一笑，好象在說，我不會捅破你的秘密。他接著又問“你在這裏已經快一年了，怎麼熬過這麼長的日子的？”
我告訴他，我找了位教師學英文，找了位電機工程師學電機，找了位機械工程師學機械製圖。我還要讀《世界通史》，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一本叫“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書。最後這本書中收集了一九四九年後未公開發表的毛的內部講話及批示。這裏還有人能全部背誦唐詩三百首，能把三國演義的每章的細節都講給你聽。如果你對詞賦有興趣，有人能背誦諸葛亮的出師表和蘇東坡的岳陽樓記。我轉過頭去看著號子裏形形色色的人物，又說“我正在找數學老師，文革時沒有時間坐下來讀書，現在正是讀書的機會。”
程德明與我臭味相投，馬上要看我所有的書。他把我床頭的書翻了翻，挑了那本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書筆記，一邊說“我早就想好好研究一下毛澤東的極左思想是怎樣形成的。”他加重“極左”二字，並笑起來。他的話在那個時候實在是對權威的極大膽的挑戰。
程德明很快就訂出了他的學習計畫。他與我一塊學英語和電機工程。但他的大部分時間用來研究“毛澤東思想”。
學習的第一件是需要一張桌子。過去我需要一塊木板放在木桶上做椅子，用下鋪的床沿做桌子。後來我發現我無法與打牌的人爭這種椅子。我只好盤腿坐在床上，把一塊木板放在腿上做桌子。程德明也找到了一塊木板，有了他自己的桌子，開始在床上做功課。
找老師在左家塘不是難事，因為不少工程師、教師和其他知識份子那個時期都被關在那裏。我們的電機工程老師是一位元電機工程師，他右眼白內障，說話時有點口吃，一口地道的長沙話。他告訴我們他的家庭一九四九年前非常富裕，他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送去勞動教養。勞教回來後，他失業在家一段時間，後來自己與街道居民委員會合作開辦了一個專門修理潛水泵的小工廠。那時湖南沒有人能修潛水泵，所以這個廠的生意極好。雖然他的技術是工廠生意的根本，但他因為是個右派，每月也只能拿五十元薪水。他得到的唯一優惠是他們兩個兒子被接受為工廠的工人。他悄悄地告訴我他是因為攻擊江青，說“一個好端端的中國被這個太后搞得污七八糟”而被抓的，他的右派前科使他的案子更加麻煩和複雜。朱老師講話慢條斯理，鼻子大大的，厚厚的嘴唇，講話很重的捲舌音，顯得十分誠實和穩重。我和程德明都很喜歡他。
我們背景如此不同，因而在我們的電機課中，師生間常會有些意料不到的插曲。有天朱老師告訴我們中國有兩套電機銘牌和工業標準系統，一個是英美系統，另一個是蘇聯系統，兩個系統對馬力、頻率、相位都有不同的標準和符號。“解放後，所有大學的英文教授都要學俄語，教俄語，而所有的工業標準都從英美制轉換成蘇聯制，我們被這種轉換搞得頭昏腦脹，非常不習慣。”“哪個制好些呢？”程德明是“蘇聯修正主義”的支持者，他總是問這類敏感的問題。“當、當、當然是英美制好些。”朱老師的回答根本不是程德明喜歡的。
第二天，朱老師悄悄問我“小程是為什麼進來的？”
“象你一樣，攻擊新慈禧太后把個好端端的中國搞得一蹋糊塗。”
朱老師笑起來。程德明走過來，不知我們為什麼事好笑。朱老師問他：“你知道為什麼慈禧太后決定支持義和團嗎？”
“不知道。”程德明回答，有點迷惑。
朱老師抬起他那有白內障的眼睛，很知情似地向我們引述這段歷史。“光緒改革失敗被慈禧太后廢掉後，慈禧知道自己重新垂簾聽政‘名不正言不順’，就準備立一個新皇帝，當時叫大阿哥，就是後來的溥儀。消息一傳出，國內國外議論紛紛。西方各國的駐華使節都同情光緒的改革，很多謠傳說他們反對另立皇帝。這時天津北京等地的農民會黨組織義和團經常與外國人發生衝突，而慈禧太后聽說他們有種種神功，刀槍不入，扶清滅洋，起了利用他們之心。而這種動機的背景當然就是另立大阿哥造成的她的心、心、心病。
“一天，南方一位總督截獲一封外國駐華使節之間的信件，信中聲稱如果慈禧太後強行立大阿哥，外國可能會進行干涉，支持光緒皇帝復辟。這個消息傳到慈禧耳裏，正著她的心、心病，她感到理虧和孤立，漸漸失去理性，大發脾氣。在精神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集群臣，下令支持義和團攻打各西方國家駐華公使館。這就釀成了八國聯軍進京的庚子之亂。”
“毛澤東支持紅衛兵時大概也象慈禧太后一樣失去理智，只不過他的心病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吳晗批評大躍進大概是刺激他的直接原因，”程德明打斷朱老師的故事。
“你不、不、不能講、講這種話呀！這、這講不得的呀！殺、殺頭的呀！”儘管他們的聲音低得只有我能聽清，但朱老師臉色都嚇得變白了，好象全左家塘都聽見了這能導致殺頭罪的話一樣。
程德明除了做英文和電機功課外，其他時間都在抄寫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文革中毛澤東的書是最容易送進看守所的。那時紅衛兵將很多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後的內部講話和批示印成書大量發行，這些材料文革前是只有高幹可以看到的內部檔，不少還是毛澤東羞於讓人看見的被歷史證明錯誤和可笑的東西。因此這些材料成了我們這些對文化革命的真正歷史背景有興趣的人急於要研究的東西。我寫信請妹妹楊暉送各種書籍給我，不少馬克思的書和其他書籍都被禁止送給我，只有毛澤東的這些內部講話編成的書卻沒受到阻攔。
毛澤東的讀書筆記是他一九五九年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寫的，這個筆記可以代表他的主要經濟政策方面的思想。程德明一邊抄這個筆記，一邊對我發表評論。
“技術第一，政治呢？專家路線，群眾呢？”程德明大聲讀著，“我看他根本不懂經濟學，”他又輕聲評論道，“你看這裏，他甚至反對計件工資制和物質刺激。我不相信他的政治鼓勵真能提高生產效率。”
我告訴他，這個讀書筆記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使我認識到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大躍進到處牆上寫的標語並不是下面人的創造，而完全是從毛澤東這類讀書筆記上抄下來的，例如“政治掛帥”，“鋼鐵元帥升帳”，“全國一盤棋”，“超英趕美”，全都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東西。我小時侯看到這些標語時還以為是共產党基層組織或地方政府想出來的東西。
程德明抄完這個讀書筆記，又開始讀收集在一本叫《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後的內部講話。我們對這本書的注意重點不同——他專門注意毛澤東左的經濟文化政策方面的思想是怎樣形成的，而我卻注意那些能用來解釋為什麼毛澤東在文革會下令共產党停止組織活動和支援被共產党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我們倆都找到了不少自己感興趣的材料。比如我發現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前期毛澤東的很多觀點都是想避免史達林道路，想摸索社會主義民主的方式。看起來他那時的觀點真的想搞自由化，而不是像後來他說的只是“放長線釣大魚。”“放長線釣大魚”與其說是毛澤東的陰謀不如說是他的新的自由化試驗沒有得到黨內大多數實力派的支持及他發現知識份子的多數並不真正喜歡共產党後的一種自我解嘲的說法。一九五九年毛澤東曾提到中國形成了高薪階層，一九六三年又提到中國形成了“官僚主義者階層”，一九六四年又提出農民對幹部的不滿是當時農村社會中的“主要矛盾”等等。我注意毛澤東的這類觀點是為了支持我的一個判斷：“毛澤東文化革命中支持對幹部階層不滿的老百姓來造當局的反是一九五六年蘇聯反史達林的一個間接後果。如果沒有史達林運動，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很可能發動一個類似史達林肅反的運動來反對他的政敵，而不會利用老百姓來反對共產党的幹部了。”
我和程德明讀毛澤東的書注意的重點的不同自然與我們一個是造反派一個是保守派有關。作為造反派，我總是在找支援造反派的根據，而作為一個保守派思想家，程德明總是千方百計尋找毛澤東經濟文化政策的不合理性。
但是我們在一點上卻非常一致，我們都在恥笑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吹的那些牛皮。程德明指給我看毛澤東鼓勵放畝產幾萬斤麥子“衛星”的話，忍不住笑出聲來。我告訴他，毛澤東比這吹得更大的牛皮多的是。最糟糕的是，明明是他在那裏胡說八道，他卻惡狠狠地罵批評他的彭德懷為“資產階級的。狗們”。
程德明告訴我，他認為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犯的錯誤造成了中國經濟的大崩潰，他不肯認錯，這是他發動文化革命整肅批評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我很喜歡程德明的這個觀點，一方面是因為這個觀點與官方對文革的解釋不同。官方當時的宣傳是，文化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為了反對資本主義復辟，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司令部之間的鬥爭。程德明對文革的解釋比官方的解釋令人心服得多。另一方面，我對文革的解釋雖然也與官方的解釋完全不一樣，但角度與程德明的解釋也完全不一樣，他這種與我不同的觀察問題的角度使人感到刺激。但我還是想與程德明辯論。“毛澤東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錯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當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為他們平反，這一招卻贏得了人心。”我停一停，補充道：“假如現在當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澤東支持你造反，為你平反，你會站在為你平反的人一邊呢還是會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邊？”
“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沒有一個被當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會認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會支持為他們平反的毛澤東”。
程德明終於默認了我的觀點。“當然”，他一邊在床間的空地走來走去，一邊看著他足前的地面說，“老百姓造反總不會是沒有原因。”
我們對文化革命與大躍進關係的討論使我回想起一九五九年的很多事情。那年秋天我還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邊，親切地對我說：“幹部在上面機關裏時間長了，對下面基層的情況不瞭解，所以要到下面去瞭解情況。”我看著窗外的一顆大楓樹上的紅葉，有點奇怪爸爸當時的態度為什麼出人意外地溫和。爸爸那些天情緒不好，常常和媽媽爭論問題。三年後，我才知道爸爸一九五九年因為反對毛澤東一九五九年的政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爸爸告訴我那年(一九六二年)黨中央為他平了反，毛主席向他們道了歉，承認他們一九五九年的觀點是正確的。
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對我們家和大多數中國人是非常黑暗的日子。爸爸下鄉後，我們家從省委大院搬出來，住到媽媽機關裏去了。環境自然差了許多。我們和周圍的所有的人一樣受到饑餓的威脅。很久吃不到肉，我每天上午到第三節課就餓得不得了。街上除了水果糖什麼食物都買不到。很多人都因饑餓而一身浮腫。機關學校由於所有人都缺乏能量而減少了工作學習時間。所有人家的窗臺上都放滿玻璃缸，裏面養著一種藻類植物。很多人就靠這種藻類植物作補充的食物。我們住的機關院子裏，人們用大部分時間把空地裏的瓦石用篩子篩出來，種菜蔬。所有機關裏的抽水馬桶都被封閉，人們修起了簡陋的廁所，為的是把糞便收集起來用來種菜。機關的食堂裏生產一種“雙蒸飯”和“人造肉”。“雙蒸飯”是把米加水蒸兩次，二兩米的飯吸收了大量水變得象一斤米飯那麼多。人造肉是用上面所說的藻類植物加上糠枇做成的，吃起來卡喉嚨。這些東西當然沒有能真正的抗拒饑餓的力量。
我建議程德明看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在文革中第一次被群眾組織公開。因為一九六二年我父親向我多次提到這次會議，所以我對毛澤東這個講話印象特別深。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承認一九五九年大躍進時共產黨中央犯了錯誤，當時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的觀點是正確的。程德明看到這個講話後如獲至寶，他說：“你看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剛承認錯誤，馬上又在同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翻案，直到文革，他都在企圖依靠各種政治運動來否定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會議。”對毛澤東這個講話的看法大概是我們倆觀點最一致的地方。
有時張九龍也會參加我們的討論。有天程德明在讀毛澤東與他侄兒毛遠新的談話，他越讀越氣憤。我知道他為什麼生氣。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大肆罵教師，說教師都是不懂什麼的人，只會嚇唬學生，把學生當敵人，用突然襲擊，出偏題、怪題的考試方式整學生。我和程德明都是文革前的尖子學生，我們對老師都滿懷敬意。可以理解，程德明看了毛澤東貶低教師的話忍不住要發火。張九龍正好坐在他旁邊，連忙把書要去，看看有什麼東西值得程德明這樣生氣。張九龍看完後不以為然道，“毛澤東的批評也有有道理的地方。”
“難道取消閉卷考試，號召學生拿三分也合理？”
張九龍慢條斯理地說，“學校教育需要一定的強制來保證基本訓練的品質，不考試，攻擊教師當然會誤人子弟。但是文革前的蘇聯式的教育制度給學生的自由也太少了，學生不能自己選課，學俄文還是學英文都由學校指定。老師課講得不好也不能退出教室，連跳級都不允許。我看毛澤東允許跳級還是有點道理，我在高中就跳過級。”
程德明最不喜歡張九龍批評蘇聯制度，他馬上反駁道，“象文革中那樣讓學生自由選擇，學生們就選擇不上課，學生們一聽複課就頭痛，這有什麼好？”程德明的眼色和口氣好像在說“你這樣的人即使講更多支持毛澤東的話，人家也知道你是從右邊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張九龍每次碰到別人的聲音稍高一點就停止爭辯，沉默下來。他用手指敲著床沿，好象要把自己的情緒敲下去一樣。
程德明是我們學校最早反對省委派的工作組的學生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他是最早造反的人之一。他後來的觀點轉向極端保守的“聯動”觀點。我屬於造反派中的異端邪說派，同學們都譏笑我，說我是“最喜歡聽頭腦裏沒有權威的人的觀點。”程德明在我心目中是位傑出的右翼思想家，雖然學校裏的同學都覺得他的觀點太危險，但他接受聯動思想的過程對我來說是個極有意思的謎。
有天我告訴程德明，我有不少表兄妹，堂兄妹在北京，他們都是高幹子弟，文革中都參加了“聯動”。接著我問他“你是怎麼接受聯動觀點的呢？”
“說來話長，”他那不大的嘴巴動的速度不快，充滿著自信的樣子，“象朱成昭接受聯動觀點與葉向真有關一樣，我是從我的女朋友那裏接受聯動觀點的。”朱成昭是北京最大的大學生造反組織“第三司令部”的頭頭。但他在與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接觸後卻接受了聯動觀點，並且系統地向外界闡述他的保守觀點，最後被中央文革送進監獄。
“我是在從長沙去北京的一列貨車上認識紅鷹的。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所有的客車都擠滿了紅衛兵。車到站時，只有在車上熟人的幫助下，才有從視窗爬上列車的希望。我只好到長沙北站找了和我們一個觀點的造反派組織(那時我還是個造反派)，上了一列貨車的手車。手車很小，掛在貨車的後面，裏面是兩排各可坐三人的座位。平時由一位列車員在那裏從手車的前窗監視整列貨車，以防止路途上爬車盜竊等事故。
“天快黑下來時，列車員帶著一位高個子女孩子上來了，手車裏沒有燈，我看不清她的面貌。聽聲音，這女孩子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嘴巴老不停地在講話，是那種典型的外向型北方女孩子。火車開動後，我才發現，坐手車是種苦差事。手車吊在長長的貨車後，搖擺幅度特別大，由於沒有隔音裝置，躁聲大得嚇人，要附在別人耳朵上大聲叫喊才能讓他聽清你的話。我們無法聊天，只好早早睡覺。我躺在一條椅子上。列車員坐在另一條椅子的一頭監視著列車，那女孩子半坐半躺在另一頭。
“大約半夜十分，我睡得迷迷糊糊，覺得有人在推我。剛爬起來，就發覺那位女孩子已坐在我身邊。
‘你是哪個學校的？’她把嘴靠近我耳邊問。我聞到她鬢髮的氣味，心中一動。她聽我告訴她校名，又問我的名字，她的態度十分令我奇怪，也許這就是那些開放型的北方女孩子的風格吧。
“‘外面的月光真好，你不要去看看嗎？’她邀我。我答應著，隨她走到手車後部的露天車橋上，看著往後迅速退去的鐵軌。我們大聲交換著自己學校裏反工作組的故事，到下一站時，我們發現互相有很多共同語言。我和紅鷹已經成了好朋友。她提議離開手車去找一節貨車廂坐。離開手車走了好一段路，她輕輕告訴我，那個列車員半夜爬到她身上亂摸，‘那傢伙不是好東西！’我這才明白她半夜推醒我的原因。
“在月臺的燈光下，她的面目令我暗暗吃驚，她很漂亮，氣質高貴。她說她是老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前一段北京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老紅衛兵在北京失勢，於是她和朋友們走上了大串聯的路。‘與臭蟲談心，與扒手為伍，天上的雲是黑的，地上的泥是渾的，’她這句話代表著她當時的心情。
“但最近她在北京的朋友來信，說是老紅衛兵正在籌備組織一個新的組織‘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要與造反派‘首都三司’決一死戰。她決定提前獨自一人返回北京。
“我們停車處是一個大貨車站，越過蛛網般的鐵軌，在紅、綠、黃信號燈照耀下，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空貨車廂，我們爬進去時，卻見裏面已有人，一男一女學生模樣的人睡在一張大毛毯下。車開動後，我才發覺那毛毯下麵不平常，毛毯總在波動，有時突然激烈地一動。我感到和一位女孩子一塊看到這種奇怪的事令人十分窘迫。我不知如何是好，而紅鷹卻靠近我，一隻手把我的手抓得緊緊的，漸漸我感到她的另一隻手已上了我的肩膀。我並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什麼事情發生了。我想她也不明白，也許我們靠近一點使自己覺得在這個奇怪的世界裏會更安全。
“我們倆就這樣成了不一般的好朋友。一到北京，她邀請我住到她家去，那是一座古京城的四合院，院內有十幾間平房。後來我才慢慢知道這是部長級幹部才能住上的房子。最令我吃驚的是他們家門口還保留著那個著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聯是‘鬼見愁’。
“在北京的那些天，我認識了很多紅鷹的朋友和同輩親戚，紅鷹是個大忙人。那些天正是‘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紅衛兵東城區糾察隊’，和‘紅衛兵海澱區糾察隊’正組織‘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時候。紅鷹帶我參加了他們的幾次集會，我逐漸瞭解了他們的政治觀點。他們最著名的一個政治口號是‘擁護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他們最仇恨造反派，認為造反派是一群對共產党不滿的地主資本家的‘狗崽子’。他們認為造反派都是右派，反革命。他們的另一個著名口號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紅鷹的一次發言最令我感動，她說：‘文化革命繼續下去將會有二十年政治後遺症，經濟文化的發展會受到不可挽回的影響，我們父輩流血犧牲打下的江山，不能就這樣讓江青、蒯大富這些傢伙斷送掉，這個國家是我們的國家，這個天下是我們的天下，我們不能看著她被這些奸臣亂賊斷送掉’。”蒯大富是繼朱成昭之後的首都三司的頭頭。
“在他們這個圈子裏，對毛澤東已很不尊敬，稱老毛為老頭子，而不稱毛主席。他們對江青更是恨之入骨。聯動一成立就上天安門貼大字報，炮轟江青和陳伯達。有人在貼大字報時被公安部拘留。
“我也參加了一次砸首都三司的行動。我最深的印象是聯動的紀律之嚴，可說是我看到的群眾組織中紀律最嚴格的。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殘酷，他們的紀律是共產黨式的紀律，對‘階級敵人’是絕不留情的。砸首都三司時，他們發現一個造反派學生的父母是地主，馬上用皮帶抽打這個‘狗崽子’，有個聯動份子朝地上吐一口唾沫，命令這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學用舌頭把痰舔乾淨。她沒有服從，馬上有人跑上去用手按著她的頭去舔地上的痰。但是他們在砸首都三司時公私財產分明，沒有人往自己腰包裏裝東西，有令就行，有禁就止，組織紀律非常好。
“我在紅鷹家經常聽他們講打人的經驗。有次紅鷹告訴我，用皮帶抽人時，‘用皮帶的側面打最痛且沒有聲音，用皮帶的正面打則響而不痛，可以起嚇唬作用’。有次‘西糾’(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一位高幹子弟不經意地提到，打死那些黑鬼的好辦法不是用棍子打，而是用開水燙，活活燙死，卻沒有痕跡。‘我在西糾勞改營就燙死一個三代地主的老傢伙’。他一臉得意的神色，周圍的高幹子女們都顯出一種欣賞的神態，沒有人同情那位死者。
“不久我已完全接受了聯動觀點，唯一感到彆扭的就是紅鷹社交圈子裏的人全是高幹子弟，他們對我這樣一個外地技術工人的兒子居高臨下，極為傲慢。我看得出來，他們不願意理睬我，頂多看在紅鷹的面上對我應付一下。他們那種優越感使我十分難受。
“不久就發生了聯動五沖公安部事件，聯動成員前仆後繼英勇無畏列隊沖進天安門廣場一側的公安部，要求釋放因圍攻江青、陳伯達、林彪而被捕的同志。他們高呼‘打倒公安部’，‘打倒三司’，‘打倒江青’，‘劉少奇萬歲！’前面的人被捕了，後面的人又沖上去。
“我離開北京時，曾與紅鷹深談一次，我們都為國家的前途憂慮，紅鷹告訴我五沖公安部的詳情。她氣憤地說‘一個好端端的中國就這樣叫老毛和江青攪得一塌糊塗，十六條明文規定不整學生，這次卻抓了不少學生。’我告訴她我明天就要離開北京，這是在北京的最後一夜了。‘我可不可以吻你？’我小心地問，心撲通撲通直跳。她臉紅了，聲音雖輕，但對我卻是如雷貫耳：‘別這樣，我們還是做個普通的好朋友吧！’
”
在那時的中國，接吻是求愛的方式。“我看得出來她拒絕我的求愛，是因為她的社交圈子與我的家庭地位相差太遠。有次我聽到她弟弟問她‘他老爸是坐吉司還是吉姆的？’紅鷹很難堪的樣子，連忙把話轉到別的事上去了。我幾天後才知道吉司、吉姆是蘇制高級轎車，副總理級以上的人才有資格坐吉司，副部長級以上的才有資格坐吉姆。想起這件事，我就為自己的愚蠢後悔，紅鷹的環境實在是與我的家庭地位格格不入的。我甚至能感到我這個客人在這個四合院裏並不是十分受人歡迎的。
”
我看得出程德明的傷感，最令人傷心處恐怕是程德明已完全拜倒在他所愛的人的政治思想面前，除了不喜歡她的血統論觀點以外。但是他卻終因不是高幹子弟(雖然是紅五類家庭出身)而進不了他愛戀的人的社交圈子。不過我心裏還是替他慶倖，他有這樣一個理由來解釋他的失戀。程德明不是那種英俊的男子，個子也不高大，如果不能用這種地位差距來解釋，作為一個男子漢，對那令人傾倒的女子沒有吸引力是個更令人傷心的解釋。
由於我的父輩包括姑媽、姑爹、叔叔全是高幹，我非常熟悉程德明所說的那種優越感，但我從來看不起這種優越感。保守派紅衛兵成立時，我的父母已經被湖南省委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中學生辯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時，我站在反對對聯的造反派一邊。聽到保守派紅衛兵成立的消息時，我的感覺就象猶太人聽到褐衫党成立一樣。這種被當權派和紅衛兵歧視和迫害的悲憤感正是我參加造反派的原因。
程德明以後與紅鷹保持了一段通訊聯繫。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紅鷹興奮地給他寫了一封長信，告訴他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公安部把關押的聯動份子全部釋放，還說允許他們自己出版報紙，條件是各地的公檢法機關把所有二月初關押起來的造反派學生全部釋放，保證他們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程德明轉述紅鷹的話說，“‘江青阿姨’(注意帶引號)在接見被釋放的聯動份子時要求他們改變反動觀點，而我們的同志的回答卻是齊聲唱起歌曲‘蝶戀花’，把我們‘敬愛的江青阿姨’氣得吐不過氣來！”
蝶戀花是毛澤東懷念他的前妻楊開慧的一首詩，這首詩在文革中被譜成歌曲，也是一首江青最忌恨的歌曲。
程德明通過這封信成為我們學校第一個知道造反派學生馬上會被釋放的消息。那年二月初湖南有約十萬人被當局和保守派紅衛兵以參加造反派組織的罪名抓進了監獄。市民群情激憤，以各種形式抗議當局，上北京告狀，要求當局放人。與北京不同的是，地方當局只抓造反派，不抓保守派，與聯動政治傾向相同的保守派帶著軍隊和公安局的人去抓造反派。那時只有北京才有保守派坐牢的事。
到二月底三月初，造反派學生就被全部放出，我那時也因為參加造反派被關在牢裏，三月初也被莫名其妙地釋放了。
後來程德明又收到了紅鷹寄來的他們聯動份子辦的一份鉛印小報，報紙的名字是“湘江評論”，與一九二零年代毛澤東在長沙辦的一份報紙名字相同(一九二零年代毛澤東的妻子是楊開慧而不是江青)。這份小報經常登一些間接攻擊江青的文章。一九六七年初夏江青號召造反派武裝起來對付保守派的武裝攻擊時提出了“文攻武衛”的號召，這份小報上指出這個口號意味著“用武力來回答文攻”。這份小報還提出了有名的拼命哲學：“活著幹，死了算！”
程德明告訴我，可惜的是，由於聯動堅持血統論的觀點，認為只有他們的老紅衛兵是正統的革命組織，後來的造反派都是反革命，所以他們在市民中越來越孤立。聯動剛成立時還有能力組織遊行和集會，但幾個月後，它就幾乎完全沒有政治影響力了，雖然它可以有合法的政治組織和自己的出版物。
九號中的多數人犯都知道文化革命的綱領性檔“十六條”中有一條不准以任何理由迫害學生，並且要“保護少數”，所以九號的人都相信不管是程德明這種保守派學生還是我這種造反派學生，遲早都會被釋放的。
不久一位新進九號的人犯果然帶來了與此相關的消息。他姓趙，以前是一個小飲食店的黨支部書記(那時小吃店都由黨直接控制)，所以大家都叫他趙書記。趙書記矮矮胖胖，講一口有點京腔的長沙話，一聽就是個幹部。趙書記告訴我們，現在中央下達了一個檔，所有造反派，保守派學生犯全部以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辦法認錯悔過，然後釋放。“你們這些學生都有希望了！”他不無羡慕地說。
開始我們都對這位趙書記非常提防，因為這種人往往是喜歡當克格勃的。但不久我們就失去了提防心。趙書記是個十分誠懇坦白的人。他坐牢就是因為太坦白了。他是因為攻擊共產党支援北越的政策而坐牢的。他雖是個共產党員，但卻老是用他那與共產主義不合的人情世故來評論共產党的政策。他有天說起他的推理邏輯，“小楊呀，你可不知道，給人無償援助，給人蔭庇，都是要以臣服為報答的。你看蘇聯五十年代給中國‘無私援助’，說是無私，實際上要的報償才高呢，這報答就是你得聽他的，否則關係就會破裂。你看吧，中國對越南的‘無私援助’又會是同樣的結果。何苦搞這種偷雞不著反蝕一把米的事呢？讓他們南越北越互相牽制，中國在旁邊不是更有利可圖嗎？”
我心裏十分喜歡這位有獨到政見的趙書記，但口裏卻勸他“古書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你不說話，人家不會說你是啞巴，何苦要去管那些我們管不了的事呢？”趙書記呵呵大笑：“你真是學乖了，不再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了？”
趙書記的預見後來果然在程德明身上實現了。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秋日。程德明的預審員，一位年輕的軍官和徐絡腮一塊開九號的牢門。九號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移到床沿，注意力都集中在門口上。片刻的靜寂特別令人激動。“程德明下來！”他的預審員叫道，其他人都松了口氣。“帶上你的衣服、被子。”程德明激動得手忙腳亂，取茶缸時把它掉在地上。大家都知道這是放人了。不經逮捕就捲舖蓋，十有八九是釋放，何況大家都知道程德明的政治觀點與公檢法的一致(公檢法也是反對江青的保守派)，他一定會得到保護的。但是以學生身份為由，保護造反派的中央文件卻一直沒有貫徹下來，直到我被判刑。
程德明一直相信我會和他一樣被釋放。他一出監獄馬上就給我寫了一封信，告訴我他是被“教育釋放”。出去後，他在長沙街上游了兩天，覺得象在天堂一樣新奇和興奮。但是他卻忘記了在九號時發的誓：“一出監獄要吃遍長沙所有的名飯館。”一旦擺脫了饑餓，他再沒有那個欲望了。
按照他的諾言，他給我寄來了好些當時出版的群眾組織報紙，那上面有不少重要的非官方新聞。他還給我送過一支牙膏——左家糖牙膏裏面全是。油。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就在他出監後一兩個月，我就被判刑了。我收到的他的最後一張明信片充滿了友情和對我出獄的期望。他說他保持著與我家的聯繫，一有消息他就會和我家裏人一起來接我出獄。“你要安心學習，鍛煉好身體。”他寫道，“我們相信你不久就會回到人民的懷抱。”“回到人民的懷抱”是當時官方語言中對犯錯誤或被關押的人得到當局諒解或被釋放的說法...
5聖人君子
楊小凱
革命總是把社會上的一切事物顛倒過來，這本是人們發明革命的目的共產党的革命，不管是一九四九年的革命還是文化革命，都使社會的大量精華成了政治犯。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左家塘就是這樣一個精華(政治犯)和渣滓(普通犯)混合的地方。來自一個我認為是對社會負責任的家庭，我剛進看守所時曾期望政治犯(通常被稱為反革命犯)的道德品質會比刑事犯好得多。但事實上卻不一定。九號的人們生活在一種物質極端缺乏的環境中，社會下層的普通犯人早就習慣了這種生活。象向土匪一樣，他們知道怎樣依靠直接的互助生存。而象盧瞎子之類的政治犯多半來自社會的中上層，他們習慣於獨立的生活。他們很少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食物及其它稀缺物質。可能是因為我還年輕，我在左家塘卻慢慢習慣了下層社會中那種“同甘共苦”的文化，雖然我明白這種文化按照精英社會的道德標準而言是不正常的。大概是因為這種上層社會的道德準則與下層社會的道德準則的差別，在羅鋼一類扒手看來，政治犯中的“怪味碼子”實在不多。但李安祥和陳老師卻是兩個例外。
雖然大家都叫他李牧師，李安祥並不是牧師。但他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三十歲年紀，信了二十年教。他過去去的教堂是北區的一個天主教堂，現在已成了長沙市立第二醫院。我小時候曾去那個醫院看過病。有次我在那裏看病時看到一個圖片宣傳欄，這個宣傳欄宣稱北區的天主教堂和附屬的醫院是美帝國主義進行文化侵略的據點，一九五四年肅反運動中，神父被逮捕入獄，其中美國神父後來被驅逐出境，而中國神父一直被關押著。教會的醫院被收歸國有，成了市立第二醫院。
李安祥自幼隨其母親去那個教堂，教堂被封閉後，他就在自己家裏供奉上帝，每到週末還到親戚朋友或鄰居家去“傳播上帝的聲音”。文革時的中國，信教的人就象妖怪一樣稀少。公開的教徒自然成了稀世珍物。我自己認識的人沒有一個信教的，而李安祥成了我認識的第一位“上帝的使者”。
我第一次看到他早上做禱告時還以為他是精神病患者。左家塘有很多“瘋子”，九號隔壁的十號獄中就關著兩個瘋子。徐絡腮說他們是裝瘋賣傻的反革命。如果他們真是裝瘋賣傻的話，他們裝得非常象。我可以時常聽到他們吵鬧和殺。般的尖叫聲。由於反革命分子中有不少“瘋子”，我看到李安祥跪在他床邊的鐵欄杆旁祈禱時，一點也沒懷疑他又是一個瘋子。
吃飯前在胸前劃十字，早晚做禱告，那時在我看來非常荒誕的行為，但我不久就發現李安祥一點也不瘋。他每天都爭著做倒便桶，打水的髒活、重活。有天他一個人細細摸摸準備了一大把抹布，然後走到每個圍在地中木桶邊打牌的人身邊，請他們坐在床上去。他在對一個靠近我的打牌的人說話時，我隱約聽見他說“今天是洗地的日子。”羅鋼輕聲對我說，李安祥每個星期要抹一次地板。我走過去問他：“我幫你的忙？”他和藹地說：“你們都坐到床上去，我一個人就夠了，有上帝助我。”我坐到床上後，羅鋼小聲說，“他是信教的，每次有人要幫忙，勸他別對自己太苛刻，他總是說‘上帝要我來吃盡人間苦，拯救我的靈魂。’”
牢房的地是用三合土(沙、泥、石灰)做成的，洗起來很不方便。李安祥先用水沖一遍，然後用抹布一點點把水吸起來擰在空便桶裏。然後再用乾淨水沖，再用抹布吸幹，把髒水擰在馬桶裏。他這樣重複三遍後，黑糊糊的地就變成紅亮幹躁的地了。李安祥蹲在地上幹一兩小時後，整個房子裏似乎都亮了很多，空氣也好了一些。當時的中國，大家對環境都沒有高要求，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個保持著對盡善盡美的追求的人。我雖然對宗教還沒有敬意，但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影響。
抱著對宗教的好奇，我開始與李安祥攀談。“你是什麼案子進來的？”我坐在他床上看他正在為羅鋼補衣服。
他瘦瘦的臉上露出微笑，很高興有這樣的問題來打擾他。“上帝派白馬將軍下凡讓我貼一張大字報，告訴眾人，文化革命象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一樣，將來會在歷史上遺臭萬年。”
“上帝怎麼對中國的儒學這麼好感呢？他知道秦始皇焚書坑儒嗎？”我好生奇怪，這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與上帝怎麼會連在一起呢？
“當然，當然，我父親告訴我，最早來中國傳播上帝福音的西方人，都學習儒學。有的對孔夫子的學問非常崇拜。孔夫子歷來是包容並蓄，‘仁者愛人’，跟上帝的仁愛是一脈相通的”。
漸漸地我知道李安祥有個幸福的家，一個可愛的女兒。他是長沙汽車電氣廠的車工，只是因為貼了一張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就被抓進了監獄。
為了幫助缺少衣物的同伴，李安祥發明了一種原始的紡紗機，這是用一塊小木板垂直釘著的木棍做成。李安祥從不要的舊棉被中撚出一根紗，然後纏在小木棍上並固定在木棍的頂端。紡紗時右手抓住一團棉花，把它與棍上的紗撚在一塊。李安祥用左手轉動木棍，然後放手讓木棍旋轉，右手同時慢慢從棉團撚出紗來，於是紗在木棍旋轉的帶動下，越撚越長。到了近一人長時，將木棍頂端的紗結揭開，把紡好的紗纏在木棍上，然後再結上，繼續紡。這樣積累很多天，可以紡出很多“綻”紗。李安祥把這些紗搓成繩子，再用繩子織成一塊塊大毛巾，可以用來縫成衣服。李安祥用這種辦法做成第一條毯子後，大家都紛紛模仿他紡紗織巾。李安祥離開九號後，這種紡紗織巾還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
一個早春的日子，一大早李安祥做過禱告後，告訴我們，“昨晚上帝又派白馬將軍下凡，他告訴我上帝要遣我去最艱苦的地方，真正嘗遍人間的艱苦，以救眾生。”稍停片刻，他像是要去迎接神聖的使命一樣，“白馬將軍告訴我，‘這一去就是十數年，你要擔當得起重任’。”
羅鋼挖苦道：“白馬將軍是西式打扮還是關公式的打扮？”
李安祥一點也不在意羅鋼語氣中的譏笑。他認真地解釋道，“白馬將軍白盔、白甲、騎白馬，手持上帝的諭詣，來無蹤，去無影，是上帝親自所派。”
幾天後李安祥果然被宣判十年勞改徒刑。臨離開九號那天，他打點好行裝，站在門外面向九號的朋友們閉目劃過十字，口中念道，“此行一定不負上帝的期望，我當盡心嘗遍人間艱辛，以我血肉之軀贖罪。”站在他身後的幹部大聲喝道，“還在這裏搞迷信宣傳，趕快給我背起行李滾。”
自那天以後，我再也沒有聽到李安祥的消息。
陳老師名叫陳光第，他是另一類“道德君子”。他不信神，但卻看重精神和道德。雖然我在左家塘前不認識他，但因他與我同案，省無聯案子，我對他就特別關注。陳老師住在四號，與我隔著四個號子。但是通過進進出出的人犯，全左家塘的人都知道陳老師是位令人尊敬的君子。不論是政治犯，扒手，還是管犯人的幹部，都非常尊敬他。
我對陳老師的政治觀點一直不清楚，直到一次涉及他的提訊。那天兩位自稱省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的人提訊我。人民保衛組簡稱“人保組”，是文革中由康生負責組織的政治員警，有點象蘇聯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的“契卡”，其主要任務是迫害當局的政敵。我的案子就是由省革委會人保組的省無聯專案組中的楊曦光專案小組處理。但那天來提訊的兩個人我從未見過，顯然與我的案件沒有關係。
審訊室是看守所旁邊的一排平房。每間房間裏有一張簡陋的桌子，桌子旁邊有幾張供審訊人員坐的椅子。桌子對面有一張沒有靠背的條凳，給人犯坐。審訊者從不通報姓名，單位，使被審訊者很久都不知道在與誰打交道。
他們一人問話，一人記錄，首先問過我的名字，年齡，被拘留前所在的單位。發問的是位臉色枯黃，看似十分老練面善的人。他從公文夾中取出一件油印的檔，看我一眼，然後盯著文件用訓話的口氣說，“你大概已知道康生同志(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對省無聯的指示。今天我再給你念一遍，你要按照這個指示交代問題。康生同志在‘一、二四’(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指示中說，省無聯的《中國向何處去》，《我們的綱領》，《關於當前形勢的決議》不是中學生寫得出來的，也不是大學生寫得出來的，後面一定有黑手操縱。要揪出這些學生後面搖鵝毛扇子的陳老師。你要按這個指示精神回答我們的問題。”
接著他開始問我，“中國向何處去”一文是怎樣寫成的，這篇文章寫作過程中有誰參予過討論，提供過意見，我寫這篇文章受過誰的思想影響。於是我重複了我講過不知多少遍對這類問題的回答，告訴他們沒有任何其他人插手過這篇文章的寫作。
審訊者突然猛擊桌面，吼道，“你不老實，你不承認有黑手操縱你？！”我以沉默回答，心中想，“我母親就是被你們說成是操縱我寫‘中國向何處去’的黑手而被逼自殺的，我還沒找你們算帳呢，你們反來找我了！”我母親正好也姓陳，在康生那個指示傳到長沙後，她被多次批鬥，手被用墨汁塗黑並被強迫跪著示眾。塗黑的手象徵著“黑手”。她受盡侮辱後，不堪羞辱而懸樑自縊。
長時間沉默後，審訊者又轉用緩和的口氣問道：
“你認不認識河南大學的老師？”
“不認識。”
“你認不認識湖大數學系的教師？”
“不認識。”
我這時知道他們在問陳老師，但我已有一些對付他們的經驗，對他們能說不的就儘量說不，一說是，就會有數不盡的囉嗦和麻煩。我是到左家塘以後才知道陳老師的，以前我的確不知道他，現在自然不必提我知道世界上有這麼個人。
接著又是拍桌子：“不老實，你不知道與高校風雷混在一起的陳光第？”稍停片刻，“你和周國輝關係那麼密切，你認識洪蘭，怎麼能不知道陳光第，他們是經常在一起的。”
我仍沉默，等著他們慢慢把他們的目的和他們希望我提供的資訊講出來。這樣拍過幾回桌子後，我終於明白，陳老師是因為康生一句揪黑手的指示而被懷疑為暗中支援了持反對當局激進觀點的大學生組織高校風雷。從他們的語氣，陳老師可能是相當重要的黑手。
我好不容易等到黃臉審訊者轉變了題目。“你認不認識一個斷了右手的人？”
“不認識。”
“楊曦光，你今天是要抗拒到底嗎？”又是聲色俱厲。
我反問他，“誰是這位斷手人？”
較年輕的記錄員提醒我，“你不認識劉鳳祥？被人稱為‘舵手’，極會寫文章的。”
黃臉又厲聲道，“沒有劉鳳祥，你能寫出‘中國向何處去’？”
他們又這樣盤問了好多遍，從他們的口氣中，我聽出劉鳳祥是一個比陳老師更神奇、危險和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心中有種被人小看的不舒服，難道“中國向何處去？”一定要有這位斷手的劉鳳祥才寫得出來？但我心底裏對這個神秘的“舵手”產生了好奇。
回到九號，我通過八號、七號、六號、五號將提訊的消息傳給了陳老師。我對他有特別的好感，因為一個從四號轉到九號來的扒手告訴我陳老師每天還在鑽研英文和數學。當時左家塘裏學問和陳老師一樣高的人不少，但只有他還在鑽研學問。他有四卷毛澤東選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讀毛選，他還在鑽研他的本行數學。這位扒手告訴我陳老師還有三卷《資本論》。我曾經幾次要妹妹送《資本論》給我，都沒成功。看守所當局拒絕接收《資本論》，理由是省無聯的頭頭善於用馬克思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所以不能讓他們看見馬克思的書，“讀毛主席著作就夠了！”妹妹的明信片上復述當局的話道。
我通過左家塘複雜的“電話系統”向陳老師借《資本論》，不久，三卷《資本論》就通過送飯的犯人之手轉來了九號，因此我有機會在左家塘讀完了厚厚的三卷資本論，盧瞎子也有機會細讀第三卷中他感興趣的那些勞資法律糾紛的案例。資本論最初給我的印象相當好，比起毛主席著作和當時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資本論學術味道濃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後，我卻發現勞動價值論毫無道理，它忽略了決定價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使用價值。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馬克思稱為使用價值的概念在當代經濟學中叫做效用。但我相當喜歡馬克思對亞當？斯密的分工論的發揮。看完資本論，我不知為什麼心中期望未來的我成為一個經濟學家。我有了三個念頭，一個是把使用價值在價值論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個是把分工問題揉合到價值理論去，第三個是把價值理論數學化。後來我在勞改隊沿著這個思路寫了一本經濟學筆記。好多年後我才發覺，這些思想早就在現代經濟學中變成高明得多的理論了。把經濟理論數學化的觀點，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學的一張大字報上看到的。那時另一張刺激我的大字報是關於中國已形成特權階層，需要用馬克思的經濟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國社會。那個刺激是我後來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思想起點。陳老師借給我的資本論後來一直跟著我到了勞改隊。
一九六九年秋天，毛澤東視察湖南時對省無聯問題作了指示。我於十月份從拘留轉為正式逮捕，由省革委會人保組省無聯專案組向我和其他省無聯案子的人犯宣佈的逮捕令。我正在納悶這一發展有什麼政治背景時，收到大妹妹楊暉一張寶貴的明信片。明信片說：“毛主席視察湖南時宣判了省無聯的死刑，他看來已讀過‘中國向何處去’，他指出‘省無聯的群眾是好的，其頭頭思想是反動的’。”
不久我們就被判處了徒刑。其中最重的是省無聯下屬的一個工人組織，湘江風雷金猴戰團的頭頭陳本望。他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罪名是反革命殺人犯，被指控為指使下屬殺死了一位公檢法的幹部。其他人判了五年到二十年的徒刑，我被判邢十年。
判刑前我們被轉到二十三號，在那裏等候被集中押送到勞改農場或監獄去。那是個陰冷的冬天，對我們這些造反派來說，也是毛澤東最後下決心與保守派周恩來聯合起來鎮壓所有造反派的時候。左家塘的有線廣播經常廣播中共中央的佈告，這些佈告都是以與蘇聯發生邊界衝突為理由，命令所有造反派的政治組織解散。否則就當作反革命組織加以鎮壓。我當時感覺毛澤東利用造反派的准政黨組織反對共產党官僚的這出戲已經結束，我已丟掉了對毛澤東的任何幻想。
陳老師也到了二十三號。他的處罰相對於我和其他人而言是輕的。他被判五年強制勞動改造，簡稱“強勞”。強勞比勞教(勞動教養)處罰重，但比勞改(勞動改造)處罰要輕。
陳老師三十歲左右，戴付度數不深的眼鏡。他的眼睛很大，清秀的面目，是那種中國人所說的“小白臉”。他看去非常善良和極具同情心，說話細聲細氣，溫和而謙恭。但我們相處久了，我才發現他的內心比他的外表強硬得多。他對現政權極端不滿，特別喜歡用他在大學裏教學的經驗去批判當時官方的意識形態。
那時所有官方的宣傳工具都在批判“智育第一，專家路線，白專道路”，要求知識分子參加勞動，向工農學習。大多數人都只能接受這些東西，不敢批評，甚至不敢懷疑。而陳老師在二十三號每天都要向我發表他對這些官方宣傳的批評。
“現在拼命強調實踐，把基礎訓練看成沒用的，這怎麼能培養出好學生呢？”他的普通話江浙口音很重，講話不動情緒，但看得出來他是那種動腦筋的人，對任何事都有自己的看法，絕不會輕信官方的宣傳。“知識積累的竅門就在於專業化，專業化才能提高效率，所以我只數數學，不數物理和中文。毛主席要學生要同時學工、學農、學軍、學商，反對專業化，這不是要退到原始社會去嗎？”
慢慢我瞭解到陳老師的意識形態是非常右的，他反對當時毛澤東對文化教育的一切思想和政策。但他卻支持他的學生中的激進分子，他自稱他的思想傾向是造反派的。
我有天好奇地問他，“你的判決書上說你是操縱省無聯的黑手，他們抓到什麼證據沒有？”
“你知道，高校風雷是湘江風雷的成員組織，我與高校風雷中的我很多學生關係很好。但我從未正式參加過任何組織。我被抓只是因為我姓陳，正好與康生說的陳老師相合。當時我認為自己並沒有做任何不合法的事，就向審訊我的幹部坦白地講了我的許多觀點。我告訴他們我反對文革中很多對教育和文化的政策。我曾經告訴我的學生，他們是造反派——你們應該造當局的反，來爭取推行更理性的政策，但現在並不是造反派的最好時機。最後當權派總會在這次文革中把你們鎮壓下去。你們應該積蓄力量，準備在下次文化革命時進行成功的造反，把這些不合理的政策改變。誰知道，我自己告訴審訊員的這些話卻成了我判刑的根據。他們說我是‘隱藏很深的階級敵人，企圖在下次文化革命中推翻無產階級專政’。”陳老師說完，苦笑了一下，似乎在說“我把當局想得太好了。”
幾天後，我才從周國輝那裏知道，陳老師被判刑前還是共產党員，湖南大學的“模範教師”，在數學研究方面很有成就。這可能是陳老師把當局想像得太好的原因。陳老師後來後悔地對我說“如果我不告訴審訊員我的觀點，他們沒有任何判我五年強牢的證據。”
但是陳老師對自己的安危並不是最關心的。他仍非常關心國家的命運，他告訴我，要改變這個非理性的政權，我們一是需要理論，二是需要組織。我看著他眼睛中閃爍著的光彩，知道他並沒有放棄等待下一次機會改變中國的非理性的政治的希望。
陳老師在二十三號還在讀英文和鑽研他的數學。我告訴他我已下決心在兩年內學完大學微積分的課程，請他介紹一些最好的微積分教材。他向我推薦了樊映川編寫的《數學分析》。
正如人們傳說的一樣，陳老師是位非常賢良的人。他每天清晨起來洗冷水澡，然後打掃號子裏的地板。端飯端水等工作，他都爭著幹。他在坐牢後還練出縫補衣服的本事，誰的衣服破了，他都幫著縫補。看著他善意的微笑，我在問自己“共產党為什麼連這樣一位善良的文弱書生都不肯放過。”
一個月後，陳老師被押送到長沙河西郊區的一個新生水泥廠去了。據一位叫劉樂揚的一九五七年被判刑為壞分子的人說，新生水泥廠是個強勞單位，專門生產石灰石和水泥。劉樂揚因政治問題被判為壞分子後曾在那裏勞教。他在文革中支持省無聯，又被當成黑手判了刑。
我一直再沒聽到陳老師的消息，直到一九七八年我刑滿回到長沙碰到章雨剛時才知道他以後的事。章雨剛也因省無聯案件被判刑。他文革前夕在社教運動中被省委駐大學的工作組劃為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內控右派”。文革中這些“內控右派學生”參加了造反派，並從黨委的檔案中抄出了這些劃內控右派的黑材料，把它們當眾燒毀了。章雨剛因參加省無聯被判刑的判決書上，“燒毀文革前的內控右派材料”是一條主要“反革命罪”。
章雨剛刑滿後在長沙五一路新華書店的外文部碰到過陳老師，那時陳老師已刑滿，湖南大學不准他回大學，他被強迫在新生水泥廠就業，當一名看門人。他每個星期天都來五一路新華書店外文部看一些最新的英文數學期刊和著作。陳老師告訴章雨剛，他正在譯一本英文數學教科書，並且開始寫一本數學著作。
但是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臺後，陳老師卻突然失蹤了。章雨剛向五一路新華書店外文部的店員打聽過陳老師的下落，那裏的店員都知道陳老師，因為陳老師以前每周都按時來外文部，風雨無阻。但自從四人幫垮臺後，陳老師就再也沒來過新華書店了。一直到七八年，一位新生水泥廠的政治犯出獄後，人們才從他嘴裏知道陳老師從新生水泥廠失蹤的背景。四人幫倒臺前，陳老師曾告訴過這個政治犯，他預見毛澤東一死，江青等激進派會與共產党內的保守派官僚發生衝突。如果激進派成功，中國可能有機會徹底改變共產党制度，甚至暴發革命。如果共產党裏的保守派占上風，中國又會回到蘇聯體制，長時間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機會。
根據這個消息，我和章雨剛判斷，陳老師可能一直將徹底改變共產党制度的希望寄託在江青這些激進派身上，江青一倒，他認為中國大變沒有希望了，於是逃出新生水泥廠，企圖越境出國或是在社會上流浪。在這個過程中他遭到不測而不幸身亡。否則在一九七八年的形勢下他應該會回來的。一九七八年冬天，我和章雨剛去湖南大學參加校方給陳老師舉行的平反大會時碰到了陳老師的妹妹。這是位漂亮端莊的少婦。她長得很象他哥哥。她仔細地向我們敍述她幼年時心目中的哥哥。她說她之所以選擇數學專業，成了上海一所大學的數學教師，完全是受了哥哥的影響。哥哥是位堅韌不拔的人。五十年代初他得過肺結核，有三分之一的肺在手術中被切除，但他在重病中仍然在學習。病好後馬上考上了復旦大學數學系。他始終是妹妹最崇敬的人。這位妹妹按照我們的線索又花了很多時間去尋找陳老師的蹤影以及他的數學手稿。但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我離開中國，沒有人知道陳老師的下落。他的失蹤就象那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一樣神秘莫測。也許人們永遠不會確切地知道他最後的故事，就象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那個時代的很多秘密一樣...
6“舵手”
楊小凱
那是個陰冷的冬日，我抱著我的背包和行李踏出九號的牢門就踩在那看似寒徹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進二十三號那厚厚的牢門，我仍感到南方那帶有潮氣的清冷。徐絡腮把門重重地關上，隨著哐啷一聲落鎖的聲音，我的眼睛慢慢重新適應了號子裏的昏暗。我發覺與我同案的“省無聯”的其他頭頭已在這裏。他們中有高校風雷的領袖周國輝，紅旗軍的頭頭畢健，湘江風雷的頭頭張家政，文藝界的宋紹文。
“省無聯”全稱“省會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是二十幾個各行各業長沙的在野的造反派，即新成立的革委會籌備小組中沒有官位元的造反派組織的聯合。“高校風雷”(大學生中的造反派)，“紅旗軍”(復員軍人的造反派)，“紅中會”(中學生的造反派)，“文藝界紅色造反團”(文學家、藝術家的造反派組織)，“教師聯合會”(中小學教師的造反派組織)都參加了“省無聯”。
張家政這時看去象個馴服的小人物，每天忙於各種精細的工藝活。他幫宋紹文裝訂、裱糊一個精緻的本子，裏面收集了宋紹文在看守所的書法練習。他還常被徐絡腮叫出去繪製各種歌頌毛澤東的油畫和用石膏製作各種毛澤東像。這在看守所是一種特殊的待遇，因為出號子去工作不但能有更多食物吃，而且享比有號子裏大得多的行動自由。張家政這時的目光看去馴服而沒有任何政治野心，只是個千方百計謀生計的藝人。大家這才記起他文革前是“大眾”電影院的畫家，專門繪製各種電影廣告。但是文革中，他成了位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一九六七年夏天“湘江風雷”剛平反時。張家政文革初被當局打成“反革命”，主要原因是其父親是共產党於一九五一年鎮反運動中殺害的國民党官員。他與其他被打成“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和工人一起組成了一個准政黨型的跨行業政治組織“湘江風雷”，要求當局為他們平反。一九六七年初在當局發動的鎮壓造反派的運動中，“湘江風雷”被當局定為“反革命組織”。張家政被捕入獄。後來這個運動被造反派稱為“二月逆流”。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澤東支持“湘江風雷”平反，張家政被釋放，並馬上參加指揮造反派與保守派(紅衛兵)的武裝衝突。那個夏天，我有天偶然在長沙市靠湘江邊的海員俱樂部看到他與湘江風雷的其他負責人在一起策劃戰事。一位湖南醫學院的女學生告訴我，張家政一出監獄就和她談到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政治衝突，他聲稱他手中有周恩來反對毛澤東的證據。到一九六八年二月當局鎮壓“省無聯”時，張家政又被拘留。這次他的罪名不但有“指揮武鬥”，還有“反對周恩來”。
周國輝是湖南大學的學生，這時他看去與張家政截然相反，他還保持著他那在野政治家的風度，絕不向政治迫害屈服。他仍在評論時局，批評當局。而張家政早與政治話題絕了緣。
一個溫暖的冬日，我到二十三號的第三天，號子門不斷地開關，好幾個樣子看去奇奇怪怪的人被送進這個號子。一個矮矮胖胖姓周的小學教員，一進號子就告訴我們，他是被當成“省無聯”的“黑手”抓進來的。他參加了“教師聯合會”，加上他一九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因而遇到了麻煩。我問他“你因為什麼事被打成右派？”他頓時來了精神：“我一九五七年就批判劉少奇，結果被劉少奇的死黨打成了右派。”另一位瘦長而有對三角眼的陳三才也是右派，也是參加省無聯要求當局為他平反而被捕的。還有位七十多歲老得滿嘴牙齒都掉了的張伯倫(他的名字聽去與英國二次大戰時的首相的完全相同)。他被指責與國民黨有關係，因利用省無聯為他自己過去的罪名翻案而成為“操縱省無聯的黑手”。
周國輝看著這些怪模怪樣的人輕聲對我說：“這些人都是些政治背景有問題的人。當局有意將這些政治上不乾淨的人與省無聯聯繫起來，以便證明我們有罪。”
一位穿著中式對襟棉衣，沒有右手的新來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膚色黑黑的，嘴唇厚厚的，說一口岳陽腔很重夾著長沙腔的普通話。他的名字“劉鳳祥”聽去有點耳熟。他一進二十三號就與其他右派朋友交換消息。顯然他也是右派。一位叫肖乾的右派記者在我們號子裏呆了三個多小時，又被轉到別的號子去了。肖乾一進二十三號，劉鳳祥就迎上去與他輕聲交換外界的消息。劉鳳祥的一句問話“軍隊的情況怎麼樣？”飄進了我的耳朵，使我暗吃一驚。
第二天我才想起來，人保組的人審訊我時曾專門問及這個劉鳳祥。他們問話中的劉鳳祥簡直是個神通廣大的傳奇人物，但我眼前的劉鳳祥卻其貌不揚。我問他的手是怎樣斷的。他告訴我他一九五七年在湖南日報任主編時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廠勞動改造時，右手在一次事故中被機器切斷的。又是一個右派。我問他什麼原因被打成的右派，他告訴我：“我們可是最早的造反派，早在一九五七年我們就批判舊省委的走資派，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到了二十三號不久，我們開始意識到，這批與省無聯案有關的人員集中在一塊，馬上會有一次對省無聯一案的判決了。我們互相交換消息證實，所有轉到二十三號來的人都在前不久由“拘留”的的狀況轉為正式被省“人民保衛組”逮捕。儘管“大難當頭”，二十三號的人們仍舊迅速重建了他們的娛樂。我們又用紙片和飯粒制作了象棋和樸克。我的棋友經常是劉鳳祥。
劉鳳祥下棋時告訴我他“拜讀過”我的“中國向何處去”，非常欣賞。我告訴他，我目前的政治哲學已與寫“中國向何處去”時非常不同。寫那篇文章時，我有對理想主義的追求，我認為民主整體應該是民選的，如果不是民選的，就應該改變。而現在我已完全沒有理想主義了。我相信人判斷自己所追求的價值標準會隨歷史而變化，所以歷史會怎麼發展遠比理想的目標更重要。我告訴劉鳳祥，過去我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這個世界應該怎樣”。今天我問的卻是：“這個世界會怎樣發展”。最壞的事，最黑暗的歷史也許就發生在我們一生的時間內，因此關於好壞是非的主觀判斷沒有任何意義，如何適應環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晚飯後，人們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樸克，有的在談天。劉鳳祥坐到我的床邊輕言細語地對我說，“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實在是非常殘酷，很多知識份子因此信奉一種純客觀主義，不相信世界上有什麼真正的是非善惡，認為這種主觀判斷沒有任何意義。但是文化革命是一種真正的罪惡，這在歷史上一定會成為公認的定論，這是客觀真理，不是隨意性的主觀判斷所能改變的。”我非常吃驚。他的口氣象一位傳道者，那麼自信，那麼認真，與談天的口氣那麼不同。尤其是他的政治觀點，與他在眾人面前所表露出來的完全相反。我當著眾人問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時，他把自己打扮成反對走資派，支持“文革”的“老造反派”，而私下裏，他卻對文革持徹底否定的態度。
我倆的交談自那天以後越來越多，偶爾周國輝也參加我們的交談，但畢健、宋紹文、張家政由於對“右派”懷有戒心，從不參予我們的交談。他們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即使到了監獄裏也與那些右派分子和“真正的搞反對共產党的政治組織的反革命分子”不同。但我在感情上已仇恨這個社會，我相信在持與當局不同政見和仇恨他們這一點上，我與共產党詞典中的“反革命”沒有什麼兩樣。劉鳳祥也有意保持與張家政的距離。他告訴我，他在勞改、勞教單位已生活過多年，對其中的複雜和黑暗的人事關係已有豐富的經驗。他可以根據一個人為人處世的性格，氣質及他的背景來判斷他是否會成為一個向“幹部”密告自己的人。據他分析，張家政一定是會做這種事的人。因為張家政處事時很能理解別人的喜好，很能強制自己去迎合別人。“我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對當時的政治明星就有過一個廣泛的評價，我對張家政的評價是‘沒有真正的政治頭腦，卻很能玩弄小小的權術’，劉鳳祥用一種政治評論家式的口氣說，“你看得出來，他很會在生存競爭中適應環境，這在他體會“幹部”迫切需要犯人情報的願望和克服自己在向當局告密的人格障礙方面都不會有問題。”
十一月一個晴朗的冬日，所有二十三號的人被押上卡車到長沙的東風廣場開宣判大會。我們被銬上手銬。被判處死刑的湘江風雷的頭頭陳本望被上了腳鐐(他被關在另一個號子，被控為文革武鬥中打死了人)。每人胸前掛了一塊大牌子，從牌子上我們可以看到加於自己的罪名和被判刑的刑期，我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十年徒刑”。張家政、周國輝的罪名與我相同，但張的刑期是二十年，周國輝是七年。劉鳳祥和其他“省無聯”的黑手們除了“現行反革命”罪名外，還有“右派份子”或“國民黨殘渣餘孽”等罪名。他的刑期是十五年。
東風廣場是文革中各派政治組織集會的地方，也是當局宣判犯人和組織集會的地方。那次宣判大會，由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織，很多省無聯敵對政派的人都去參加了。會場大約有五萬多人。我們三十幾個被判刑的人被荷槍實彈的軍人押著，跪在會場前的一個大台前面，兩個軍人用手按著一個犯人的頭，稍有動彈，軍人的槍托，腳就朝我們頭上、身上飛來。
我聽到對自己的宣判詞，除了指陳我寫“中國向何處去”一文外，竟指陳“其父於一九五九年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兄、其舅于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其母于文革中‘畏罪自殺’。”作為我從來就仇恨共產党的證據。那天的宣判使我失去了對這個社會的任何信任，這真是一個充滿仇恨，歧視，迫害，沒有任何公正而言的社會。劉鳳祥的判詞指陳他插手省無聯，鼓吹“走省無聯”的道路，並遊說省無聯頭頭“上山為匪，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另一條加諸於他的罪名是在全國串聯，組織右派鬧翻案。
宣判大會後，我們被軍人押解著分乘幾輛卡車在長沙全城“遊街”。那是文革中判刑的例行程式。市民對省無聯充滿著同情，不時可以聽到人們在為我歎息“真年輕。”，“十年刑，遭孽呢！”更有甚者，幾個我過去的同學一直跟著汽車走遍長沙城，表示同情和支持。
回到二十三號，我一心開始盤算自己的未來。我對判刑的第一個反應是希望有機會參加一個反對共產党的政治組織，推翻這個可惡的政權。等我冷靜下來，我開始盤算怎樣在勞改隊越獄逃跑。我心中暗想，如果要逃跑成功，也許我必須下決心學會扒竊的本事。那天夜裏，我將自己的心思告訴了劉鳳祥。意外的是，他竟反對我的打算。他溫和地對我說，“我這是第二次被判刑，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受到打擊時，我的反應與你一樣激烈。但是逃跑和刑期對於政治犯來說都是毫無意義的事。如果政治局勢不變，你跑出監獄或滿了刑，你的處境一點也不會變好。就象我們三年勞教刑期滿了一樣，政治迫害和歧視一點也不會比以前少。但是如果政治形勢變了，二十年刑期一夜之間就會煙消雲散。”深思熟慮的話語不緊不慢地從他那厚厚的嘴唇出來，那沉悶的音調本身對我都有莫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他頓一頓，繼續道，“你這種反應也許反映了你對政治局勢的一種絕望。你知道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時的一些動人場面嗎？好多知識份子發狂地支持赫魯雪夫的批史達林運動，特別是那些三十年代被迫害的人。我相信中國一定會有這一天的，你不相信嗎？如果你有這個信心，就用不著策劃逃跑了。”
從那天晚上，我對劉鳳祥有了一種崇敬，我從心底裏愛他。那天我從他口裏知道了與他的判詞有關的一些事。一九六七年十月，他的確在全國串聯組織右派鬧翻案。他到北京去找一些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的造反派，弄到了一些共產党一九五七年迫害右派的黨內文件。他與他的右派朋友們把這些檔抄成大字報，印成傳單，到處散發，並動員所有右派起來鬧翻案。他們認為省無聯是政治傾向與他們最接近的政治組織，於是決定支援省無聯。他曾與省無聯的頭頭張玉綱談過多次，宣傳他的政治觀點，並提醒張玉綱注意武裝鬥爭的可能性。(這就是判刑中的煽動“上山為匪”)。為了讓市民知道右派的觀點，他還讓右派朋友們把彭德懷一九五九年批評毛澤東的“萬言書”抄成大字報，以“反面教材”的名義貼在大街上。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那段時間，他的很多右派朋友控制了造反派出版的非官方的小報，並利用這些小報為右派翻案。省無聯的教師聯合會的報紙為長沙有名的右派楊美南翻案就是一個例子。
第二天夜裏，我們互相都覺得有了更多的瞭解，因此深談到半夜。那是我永世難忘的一堂現代中國政治歷史課。劉鳳祥從反右運動開始，用他沉著的男低音向我和盤托出他的政見。
“中國現代史上的很多悲劇起源於一九五七年中國所發生的事情。一九五六年蘇聯的反史達林運動揭露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黑暗面，因此由赫魯雪夫發起了一個社會主義民主的運動。他不但平反了三十年代肅反運動中的冤案，而且在蘇聯搞了個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希望能避免史達林肅反的重演。作為國際共運一份子的中國共產党也在中國搞起了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運動，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運動。毛澤東為發動這個運動作了一個內部報告，這就是後來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但是公開發表的文本與最初的內部報告強調的重點完全相反，內容根本不同。聽過毛澤東這個報告錄音的人都知道這個報告的重點是提倡社會主義民主，企圖試一試某種‘自由化’的政策，以此來避免史達林肅反的重演，毛澤東的初始意圖的確是真誠的，並不象他自己後來說的那樣：‘放長線釣大魚’。但他在發起這個大鳴大放運動時錯誤地估計了一九四九年後的形勢和民心。
“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功，使國內出現了安全和繁榮的景象，到處是共產党萬歲的聲音。但是這是一種表面現象，老知識份子對共產党用政治運動治國的方式，對肅反等運動中侵犯人權，對共產党用官僚制度管理學校都很不滿。不過這些不滿在共產黨的強權的壓制下沒有機會發洩。而毛澤東卻以為全國人民是真心擁護他，以為知識份子是真心擁護共產党和這種新制度，根本忘記了自己的威望和權力是建立在一個血腥鎮壓的暴力基礎上。基於這種錯誤的估計，毛澤東真正想讓知識份子來批判共產党和參予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討論。據說毛澤東決定發起這個運動時，赫魯曉夫就反對，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化，完全讓知識份子自由批評政治一定會出亂子的。毛澤東不聽他的勸告，還是搞了大鳴大放。結果不出赫魯雪夫所料，大鳴大放開始不久，毛澤東發現知識份子根本不是真正擁護他，而且根本就看不起他。這時毛澤東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準備進行鎮壓。那時赫魯雪夫又表示過反對，認為既然已經放開讓人鳴放，就不能用政治運動的方式來壓制。毛澤東又沒有理睬赫魯雪夫的意見，來了個反右派運動。這個運動使人們再也不敢講不同意見，這就造成了大躍進中的局面，對一些極其荒謬的事，大家都指鹿為馬。象《皇帝的新裝》中一樣，明明看見皇帝光著屁股，眾人卻連聲稱讚皇帝的華麗新裝。”
劉鳳祥用一種自信的口氣象批評一個劣跡的小孩一樣批判當時任何人都不敢懷疑的毛澤東。他的態度，更是他的語氣，如此動聽，我被他深深感動了。他娓娓繼續道：
“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的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危機已經表面化，彭德懷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上書毛澤東，舉了很多具體的調查材料，希望毛澤東能認識大躍進的錯誤，結果反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這就使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危機愈演愈烈，最後終於造成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的大崩潰。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不得不承認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中犯了錯誤，這時過去曾經積極支持過毛澤東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倒向贊同彭德懷的觀點。毛澤東口頭上雖已認錯，實際上卻對劉少奇等人的倒戈懷恨在心，千方百計企圖改變被動局面。他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後來又搞學習解放軍運動，革命化運動，和社教運動，都是企圖削弱和打擊在毛彭之爭中倒戈和右傾的劉少奇、鄧小平。文化革命正是這一努力的繼續。”
夜已深，眾人已入睡，只有我和劉鳳祥坐在床上牆角，他的聲音低得只有我聽得見。我象在黑夜裏看見了光明，聚精會神地聽他。在周圍充滿著無知的政治狂熱和被迫害者的麻木和心智脊薄的一九六九年，在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危及每個中國人的安全的時代，劉鳳祥的這段歷史深使我感到一種精神享受。我體會到為什麼右派朋友們在稱呼他時都故意把“斷手”發成“舵手”。特別是他的很多觀點與我和程德明的討論不謀而合，更使人有種人心所向的信心。
我與宋紹文，畢建，張家政已沒有什麼政治話題可談，他們雖然是文革中的政治風雲人物，但與劉鳳祥比較，他們只是糊糊塗塗捲入了一場政治鬥爭。他們並不懂文革這場變動為什麼發生。他們都在忙於準備去勞改隊的行裝。只有張家政將去監獄，因為他的刑期超過了十五年，這是去勞改隊的最長年限。他們看去已完全失去了政治靈魂，變得麻木不仁。
另外一件大家都關注的事是臨去勞改隊之前與家人的一次見面。我們被關押都已近兩年，兩年來被禁止與家人見面，但在被判刑後，有一次機會與家人見面。宋紹文的老母將來看他，他再三囑咐母親給他帶一隻做好的熟雞來吃。兩年的拘留已使他從一個有大肚子的胖子變成一個瘦得眼睛陷進去的人。他文革前是位拿高薪的劇作家，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於是參加造反派要求當局給他平反，最後捲入“省無聯”。他母親來的那天帶來了一鍋雞，但被徐絡腮拒絕，宋紹文只能看著她把一鍋香噴噴的雞又帶回去。更糟糕的是他母親告訴他一個令人傷心的消息，他的美麗的愛妻梁契已提出與他離婚，並將他一輩子的上萬元存款全部取走。梁契是長沙文藝界演員中有名的美女，毛澤東來長沙時都專門要她陪舞。宋紹文造反時，梁契一直與他在一起。這次宋紹文被判十五年刑，她終於與他反目。他覺得離婚可以理解，但將他的存款全部佔有，卻使他大感意外。那個時期，社會是不會保護“反革命份子”的財產的，政府不但鼓勵反革命份子的配偶與之離婚，而且鼓勵家屬、子女從政治經濟上與反革命“劃清界限”。每天家屬見面都有一些類似的傷心事，不少人紅著眼圈，流著淚回到號子裏。
我父親被關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不能來看我。劉鳳祥知道我父親，他支持我父親一九五九年對大躍進的批評。我告訴他，我在文化革命中與父母的政治觀點不相同。我在六七年初毛澤東支持造反派衝擊共產党官僚時親自經歷了市民對省委官僚的衝擊。我發覺市民對包括我父母在內的党官僚的不滿是由於文革前他們對平民的壓迫造成的。我家的保姆文革前對我父母很尊敬，但文革中，他們卻造了父母的反。我曾經向她瞭解她對父母的看法，她表示了對造反的支持，一點也不同情我父母的處境。那天我和劉鳳祥坐在他的床角一邊下棋一邊談著我的父母。他用一種武斷的口氣說：“兒子絕不會真正反對父親的。”我問他“這是你對中國人父子關系的看法，還是適用於全世界？”他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停止了走棋，全神注視我說：“問題是你父親的政治觀點是對的，你參加造反也是對的，微妙就在這兒。”我大惑不解。他慢慢解釋道：“毛澤東在文革中很巧妙地利用了‘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走資派’，及平民之間的衝突。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澤東、林彪提出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後，支持出身不好和政治背景不好的平民和受過當局迫害的人起來造劉少奇、鄧小平派的官僚的反。很多‘右派’，‘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受迫害的知識份子在文革中都打著批劉少奇、鄧小平路線的招牌起來造反。而當時在朝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派的保守派為了表示自己的正統，都採取壓制迫害這些‘右派’，‘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和知識份子的態度。這就形成了在朝的右派和在野的右派之間的激烈衝突。前者打著毛澤東反對右派的招牌迫害在野的右派，而後者打著改造走資派的招牌反對在朝的右派，毛澤東在文革中重新將政治權力從黨內保守派手中奪來就利用了這個在朝右派與在野右派之間的‘曆史誤會’。”
劉鳳祥曾在農場、工廠勞教。他入獄前在長沙一間勞改工廠“新生開關廠”當圖書管理員。他勞動教養三年期滿後就一直留在那個工廠。他告訴我，在他的右派朋友之間，文化革命開始後就在爭論應該支持造反派還是應該支持保守派。從經濟文化政策方面而言，他們喜歡周恩來，但從對當權派迫害右派的態度而言，他們喜歡造反派。最後大多數右派份子在文化革命中多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場上鬧翻案和反對當權的官僚。
“我和我的朋友從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到一九六七年中一直沒有直接捲入文革。直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我們認為軍隊介入文革後，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衝突逐步轉為林彪與周恩來的衝突。特別是劉少奇垮臺後，毛澤東與林彪的利益衝突。周恩來這人的個性是絕不會搞政變的，他象中國歷史上周朝的周公旦，即使有政變的機會，他也不會奪毛澤東的權。但林彪的性格卻相反，他是個喜歡出奇制勝的人。劉少奇倒了後，所謂‘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謀臣亡。’毛澤東樹林彪是為了打擊劉少奇，劉少奇一垮，毛澤東的主要危險就是林彪了。”
我聽他這麼一說，大感詫異。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這已寫在中共九大的黨章中，全國人手一本的毛語錄中全有林彪的前言，毛澤東與林彪公開破裂實在是常人當時難以想像的事。但是劉鳳祥那自信的語調使我完全信服了他的判斷。他繼續道：“正是估計到林彪毛澤東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我判斷文革可能導致重大政治變動，我們才決定捲入文化革命，支援造反派。”
我們被判刑後一個月，長沙又開了一次宣判大會。那天早上我們從前窗看到左家塘看守所中間的空坪中站著將被判刑的人。他們被押出看守所後，判刑的佈告由徐絡腮分發到所有號子。陳三才接過佈告在那裏大聲念判詞。我湊過去看，頭條竟是張九龍的判決書。張被以反革命集團罪判處死刑緩期執行，與他同案的有將近十人被判了刑，其中毛治安和王士坤的名字我已從張九龍的口中聽熟了。
劉鳳祥聽說我認識張九龍，馬上問我張的案情，看似他對“反革命集團”案極有興趣。我盡我所知將張九龍的情況告訴了他，他非常有興趣地問及一些細節，特別是張九龍對古巴人格瓦拉式的遊擊戰爭的觀點，以及張九龍對秘密政治組織的經驗。看得出來，劉鳳祥對地下政黨活動極有興趣，並已經對這類事情想過很多次了。
又一次棋局，我倆都沒把心思放在下棋上，他在自言自語似地談地下政治活動的可能性。“用我這樣的效率向你講解我的政治觀點，我十年內頂多能說服一千人。用這種效率來反對共產党實在是太低。而共產党控制著所有電臺，報紙，印刷出版機構，如果沒有文革中造反派自己掌握一些宣傳工具的機會，要想將足夠的群眾卷入我們的政治活動實在是不可能。”
我問他，“那武裝反抗現政權可行嗎？”
“如果毛林不發生衝突，”劉鳳祥沉著自信的樣子，聽去象一個精于算計的賭徒正準備下大賭注一樣，“任何武裝鬥爭都不可能。這是因為在鐵路運兵和公路運兵的條件下，當局能在短時期內集中大量兵力。正象一九六二年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時，共產党依靠鐵路在極短時間內在福建沿海集中了大量兵力。這種迅速集中兵力的能力使武昌起義式的武裝暴力根本不可能成功。”
“那張九龍這類地下政治活動會有機會成功嗎？”我背靠著牆。我那時對積極的政治反抗極為神往。“孤苦無告，樹黨樹訴”代表了我當時的心態。
劉鳳祥慢慢把一個過河卒向左邊移動一步，“在目前中國的條件下要搞地下政黨活動而不被破獲，幾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坐過來看我們下棋，我們這種有殺頭危險的談話就此中止了。想不到我們在左家塘再沒有機會深談這個題目，第二天一早我們就被押送到岳陽洞庭湖中的一個小島上去了...
7建新農場
楊小凱
過了元旦，我們一共三十多犯人就被一位獄吏和一個班的士兵押送到離長沙二三百里的岳陽建新勞改農場。兩個人共戴一付手銬，每人的一隻手銬在銬子的一端。我們背著自己的行李由軍人押著步行半個多小時到達火車站。沿途人們都用好奇和鄙視的目光盯著看這群光頭、瘦削、蒼白和穿著破爛的犯人。那種人格受辱、遭受迫害的感覺真使人傷感不已。特別是那些漂亮的姑娘們用鄙視的目光看我們這些正當戀愛年齡的男人，更使人傷心不已。周圍的人穿著漂亮(儘管與八十年代相比是太單調了)，膚色健康。外界的景觀與我們看了近兩年的監房相比真是天堂與地獄的對照，我當時那種對不被社會所容的處境的悲憤感，真是不能用筆墨形容。
我和劉鳳祥共一付手銬。我們被押上普通客車時，劉鳳祥看著同行的犯人，輕聲對我說：“革命死了，革命萬歲！”我記起這是馬克思在“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一文中對法國巴黎公社失敗的一句評論。我心中想，劉鳳祥心目中的文化革命中的造反運動與官方的文化革命是多麼不相同啊。他要把這個造反引向反對毛澤東的路線，而且他對這個“革命”仍寄于深厚的期望。
客車到岳陽後，我們被押到輪船碼頭。等船時，押送我們的士兵閑得無聊，向我們扔石子取樂。他們看著哪個犯人不順眼，就從地上揀起一個石子扔過來，有的正打在犯人的頭上，他們就開心地笑了，並厲聲道：“老實點，別亂動。”所有的犯人都敢怒不敢言。劉鳳祥輕聲對我說：“驕兵必敗”。這是“孫子兵法”上的一句名言。但我感覺到劉鳳祥在說這話時似乎已對武裝鬥爭的可能性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一路上，我都在情不自禁地觀察逃跑的可能性，儘管劉鳳祥向我發表他對逃跑問題的看法後，我已放棄了逃跑的打算。
我們到達建新農場十大隊時，正是春節前的隆冬時節。建新農場是洞庭湖中的一條湖洲，四面都是一望無際的湖水。我們踏上這片湖洲後不久就開始看到零散的勞改犯人，衣服破爛。湖洲上一片荒蕪景象，沒有任何永久性建築。我們三十多人被押解在那荒原上走了十來分鐘，劉鳳祥又在輕聲對我說：“毛澤東在把我們帶向死亡！”我知道他不是在說這次旅行，他是在談政治。他的話音淹沒在沙沙的腳步聲和叮啷的手銬聲中。
我們終於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一排臨時用圓木和蘆葦搭起的大棚。大棚裏幾乎沒有人，犯人們出工修堤去了。但有少數犯人在棚裏，他們背上印著黃色油漆字“勞改”，褲子前膝也印著同樣的大字。一位腳著雨靴，手持木棍的幹部接受了我們這批犯人，他看去目光兇狠，用傲慢和敵意的眼神逐個審視我們。我的第一印象是到了書上所說的“奴隸社會”。人們的穿著、態度、周圍的環境是如此不同于我們曾經生活過的那個社會。
我們到達十大隊時，是第二天上午十點左右。十隊下面分為三個中隊，每個中隊住在一個長約三十米的大工棚裏，用粗木頭和蘆葦搭成。裏面用木料做成兩排兩層通鋪，我們被指定了通鋪中的一塊地方作為安宿之處。通鋪中間是犯人的行李、箱子。沒有窗子，光線只能從幾個開著的門中射入。我和周國輝、畢健、劉鳳祥、宋紹文被分在一個組。那天傍晚，我們看到犯人下工回來，荒涼的湖灘上，犯人的隊伍，遠看去象一條灰色的長龍。遠處突然一群野鴨飛起，只聽到撲啦撲啦的聲音，天馬上暗下來，頭上是一片黑壓壓的野鴨，煽翅膀的聲音使對面說話都聽不見。犯人們疲憊不堪，棉衣棉褲上都露出破口，棉花顯露在外面。藍色、灰色的衣服上印滿了勞改字樣。犯人旁邊跟著手執木棍的幹部，一個個神氣兇狠。遠處有個幹部揚手用手中的棍子在敲打一個犯人。
這天夜裏我們才知道，這裏是建新農場的外湖，夏天這裏是一片湖水，冬天水退去成了一片湖洲。這個農場在春天湖水淹沒這片湖洲前修築起大堤，把這片湖洲開墾成八、九、十三個新的大隊，共能容納五六千犯人(一個隊一、二千人)。我們右邊駐著另外九個大隊參加修堤的犯人。全農場的精壯勞力都集中在這裏。
第二天早晨四點半，一截鐵軌做成的“鐘”就被敲響，周圍還是一片黑暗。這是命令犯人起床的鐘聲。工棚裏的煤氣燈被點亮了。在那昏暗的燈光下，只見奇形怪狀的人影在晃動。互不相識、操著湖南幾十個縣的不同口音的人在爭搶洗臉水和飯菜。每個中隊由十幾個組組成，每個組二十多人，每天一組有一個人負責到犯人的伙房挑水擔飯。飯用鋁制的盆子放在蒸籠中蒸好，菜用一個大水桶裝著。飯菜從夥房挑回小組後，犯人們各人拿出自備的菜盆，放在地上，讓值日的犯人分配菜。不時從鄰組傳來犯人的菜分得不勻而發生的爭吵。
“娘賣麻匹的！老子今天走狗屎運。又偷到我頭上來了。”一陣叫駡聲從伙房那邊傳來。這叫駡聲混在盆碗的碰撞聲，尖銳刺耳。我問一位老犯人發生了什麼事。一個衡陽腔的聲音說：“天天早上都有‘要不得的下家’，在伙房門口趁天黑把剛從伙房發出的籮筐裏偷走一缽飯”。
說話間，值班犯人弄來了桶熱水，犯人一湧而上爭搶熱水，我們新犯人動作稍慢點，桶中的熱水已被搶光。我們只好用幹毛巾抹臉。周圍響著湖南九十幾個縣的方音，菜盆丟在地上的哐啷聲，叫駡聲，特別是混合著低級草煙味和汗臭的氣味，使我特別難受。我真覺得是到了奴隸社會。劉鳳祥好象看出了我的困惑，輕聲對我說：“你以前沒在社會下層生活過，一九五九年的大躍進運動中，整個中國的農村社會都是這個樣子，甚至更糟糕。”他的話提醒了我，我只會將我過去生活的那個優裕的上層社會與勞改隊比較，卻不會將中國其他社會角落與勞改隊比較。
天亮之前，犯人們就都已吃好飯，排成長長的隊伍上堤了。我們開始勞動後天才濛濛亮，一望無際的湖灘上在這隆冬已看不到一點水。遙遠的湖水對面據說就是洞庭湖的對岸，我們可以依稀看見對面圍湖堤壩的影子。頭上不時響起大雁和野鴨的淒涼叫聲。我們的工作是用簸箕將泥土從一百米外的地方肩挑到新劃好的堤基，隨堤的升高，向堤腳移近取土處。每把堤面抬高一公尺左右，就用履帶拖拉機壓一遍。每個中隊的小組分成甲、乙、丙三個等級，甲等組平均每人每天要挑運四個土方，乙等組每天的定額是三立方米，丙等組是老弱組，平均每天要完成二方。我們因為剛從看守所出來，體質虛弱，被分配在丙等組。
這個中隊的一個矮個帶班的幹部，拄著木棍老站在我們這幾個新犯人旁邊。他認出劉鳳祥和幾位右派，看來看去，然後問劉鳳祥：“你這是二進宮吧？”他的目光陰森，語氣冰冷而得意，使人不由得毛骨悚然。我猜劉鳳祥、陳三才等右派一九五七年勞教時，大概就曾經在這位幹部的管制下。據劉鳳祥告訴我，一九五七年公檢法對右派是公事公辦，沒有很多個人的利害衝突。但是文化革命中很多右派都參加了造反派，與公檢法發生過正面衝突，特別一九六七年夏天保守派失勢，造反派得勢時，右派中不少人找公檢法“算過帳”，批判他們並要求他們為右派平反。因此公檢法與右派在文革中結成世仇。很多人對對方有直接的個人仇恨。
劉鳳祥是個殘廢人，右手齊根沒有了。這個帶班幹部向他怒喝道：“不要象指路牌一樣站在那裏，給我去挑土！”劉鳳祥搖搖空洞的右袖管，表示無法服從他的命令。這個幹部走過來揚起手中的木棍就朝劉鳳祥劈頭打下來。劉鳳祥用左手護著頭仍然一動不動。這個幹部命令旁邊一位犯人用鋤頭裝滿一擔土，然後親自動手，將這擔土往劉鳳祥肩上放。劉鳳祥讓他將扁擔放在他肩上，然後順勢讓扁擔從肩上滑下來。周圍是生荒土地的氣息，人與人的關係是如此野蠻殘酷，頭上是荒涼的大雁叫聲，使人真象回到了遠古秦始皇修長城的年代。在劉鳳祥的堅決拒絕下，幹部終於讓步了，命令他“滾”去修理破爛簸箕。
完不成任務的小組被處罰加班到天黑。在這種懲罰的威脅下，所有犯人都努力爭取提早完成任務，很多組都在下午四點鐘左右完成任務回工棚去了。
回工棚的路上，我才看清了這片湖洲。地上(夏天是湖底)是一片絲茅草，犯人的足跡踏出兩條土路。我已把老劉視為可敬的導師，我們在回工棚的路上，他教我分析中國的經濟形勢。“社會主義制度的優點主要在大型工業全套設備的投資建設方面，所以你看這類經濟時，首先要看大型工業專案完成的情況。第一個五年計劃，一百五十六項主要工業專案按期建成投產，這就很快打下了基礎。一九五八年後，大量工業工程項目半途而廢，不能完工投產，這就造成了很大的危機。”我們每天能看到一兩天前的湖南日報，報紙上當局的政策宣傳往往成為劉鳳祥攻擊的目標。那天的報紙正在鼓吹工程建設中要“土法上馬，邊設計，邊建設，邊生產，反對‘大、洋、全’”。老劉(我那時這樣稱呼他)就告訴我，“毛澤東的這種政策使很多工程設計品質差，施工後發現必須重新設計，返工。技術設備也非常落後，規模小，成本高，浪費很多人力物力。”
他極力批評毛澤東當時所鼓吹的：各省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每省甚至每縣都自己建造供應本地的化肥廠，鋼鐵廠，機械廠。他說：“蘇聯計劃經濟的長處之一就是全面計畫區域的專業化，設計一些大規模的專業化定點企業，向全國供應專業化產品，毛澤東的這種政策完全是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思想。”
那天晚上，全大隊召開批判逃跑犯的大會。一個前兩天逃跑被抓回的犯人戴著腳鐐受批判。那次會後我才知道，這裏平均每週都有人逃跑，偶爾也有成功地逃走的人。大多數被抓回的逃犯都被戴上腳鐐，仍被強迫勞動。我這才明白，早上的嘈雜聲中那熱鬧的叮啷聲是逃犯腳上的鐵鐐聲。
第二天下午，我們正在挑土。一排排挑著盛滿泥土的簸箕的犯人從一條臨時修成的吐露上往堤上爬，肩上挑著空簸箕的犯人從土路兩側走回盛土的地方。用鋤頭將土裝進簸箕是較輕鬆的工作，犯人們輪流做這個工作。忽然遠處響起銅鑼聲，我抬眼望去，一個被五花大綁的犯人背上插著一個長牌子，牌子上寫著“逃跑犯XXX”。
一個幹部和另一個值班犯人牽著他敲著鑼在大堤上遊行。周圍的犯人小聲說，“又是一個背時鬼”。我們的小組長說：“他是中午回伙房挑飯時逃跑的。”
我們中飯在大堤上吃，寒風刺骨的露天裏吃中飯，真不是滋味。但中午回伙房挑飯的犯人卻多了一個逃跑的機會。
這天收工回工棚的路上，劉鳳祥告訴我，一九五七年赫魯雪夫“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風刮到中國時，勞改、勞教農場開始取削剃光頭、在犯人衣服上寫“勞改”字樣的做法，犯人開始有每月兩元零用錢。文革中兩元零用錢被減到一元五角，剃光頭、寫“勞改”字和打人的做法又恢復了。我說，怪不得有些老犯人都說文革前劉少奇當政時，勞改犯人的日子好過得多。那是一位原來是漁業專家的老犯人對我說的，文革前他去勞改隊，仍在幹他的漁業專行，管理幾個大漁池，文革後他也被送來幹修堤的苦力活。老劉不以為然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是左得可愛的人物。他們那時號召每個共產党做黨的馴服工具，那種窒息人的創造性的味道，甚至不如文革中毛澤東鼓勵人們造反的意識形態。只不過毛澤東文革中做的壞事比劉少奇更多，所以人們兩害擇其輕，大家現代都同情劉少奇”。
老劉的這段話令我十分吃驚，因為他所有對毛澤東的批評都像是對劉少奇觀點的間接支持。他也曾表現出對周恩來、鄧小平的好感。然而我那天才發覺，他對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的好感卻是有極大保留的(“兩害擇其輕”)。
那天我們剛回到工棚，值班犯人就把劉鳳祥叫去，說幹部找他有事。
晚飯時，劉鳳祥帶著一大包東西回到工棚。坐在我們那個通鋪的角落，他把他的妻子張鐵軍帶給他的一些罐頭食品拿出來與我們這幾個“省無聯”案子的朋友分享。那天晚上，老劉給我講了他的妻子的故事。
劉鳳祥是在國民黨時代受的高等教育共產党軍隊打敗國民黨軍隊後，接管大片國民黨區的政權需要很多知識份子，共產党採取了大量吸收知識份子的政策。很多青年學生參加共產党，馬上做了縣長、局長。劉鳳祥就在那時參加了共產党，一九五零年才二十來歲就當上了瀏陽縣縣長，當地建設報的總編輯。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後在工廠勞動教養，一次工傷事故中右肢被機器截斷。在醫院治療時，為他治病的女醫生張鐵軍被劉鳳祥在治療中表現的剛強堅毅的男子漢氣所吸引。張鐵軍完全接受了劉鳳祥的政治觀點，為他追求真理的勇氣和智慧所感動。文化革命開始後，張鐵軍被當權派打成黑鬼，受到批判。她一度喪失人身自由。劉鳳祥支持張鐵軍的同事上北京告狀。這位同事在北京將張鐵軍的申訴材料交給中央文革。
這些材料被轉到陳伯達(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族長)手中，陳伯達當時正執行毛澤東的新政策，支持被當權派打成反革命的群眾起來造反。陳伯達親自在張鐵軍的申訴材料上批示要求地方官僚為她平反。這個批示給長沙被當權派打成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很大鼓舞。張鐵軍恢復自由後，成了劉鳳祥政治活動的助手。劉鳳祥組織右派鬧事翻案和鼓動造反派反對當局的活動被公檢法注意後，劉鳳祥告訴張鐵軍他隨時可能被拘留。張鐵軍馬上要求劉鳳祥與她辦理結婚登記，否則，劉鳳祥入獄後，她無法與他合法地保持聯絡。他們就在劉鳳祥被拘留前夕結了婚。劉鳳祥被拘留在公安廳看守所的近兩年中，張鐵軍以妻子的身份每月送東西和通訊。一聽說劉鳳祥被判刑，她就搬到離勞改農場較近的劉鳳祥的母親家，並買了大批物資，趕到建新農場來看他。
聽了她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宋紹文和很多人的妻子一聽到丈夫判刑的消息馬上離婚的故事。如果妻子不離婚，子女不與“反革命父親”劃清界限，他們就會受到當局和社會的政治歧視，找工作，升學都會受到負面的影響。劉鳳祥妻子的故事成了犯人中的珍世奇聞。尤其在政治犯人中，她成了一位備受崇敬的聖人。
劉鳳祥還告訴我，他告訴張鐵軍“楊曦光與我們在一塊”，張鐵軍聽了後很高興，要他向我問好。從劉鳳祥告訴我這個消息的話語，我感覺到，他很喜歡我，他把我當成一位在我們這代人中有影響有思想的政治人物來看待。
每天晚上，我都累得不想幹任何事。據劉鳳祥說，勞改隊的幹部最喜歡用沉重的勞動來折磨犯人，這樣政治犯就再沒有精力來想政治問題。所以每年冬天農閒季節，他們都要找類似修堤的工作來讓犯人做。但是，我在十隊的一個月卻和劉鳳祥討論了不少政治問題，我們的討論大多是在收工和出工的路上。老劉告訴我，我們很快就會分手，農場當局不會讓這些同案的政治犯在一個大隊，那一定是當局有意安插了特務在其中，好利用同案犯之間的交流收集他們需要的情報。文化革命使勞改的管理比以前混亂，所以我們這些同案犯才有機會平安地在一塊呆一兩個月。
正如劉鳳祥所料，一個月後，我被調到內湖三大隊去了。其他省無聯一案的犯人也先後被分散到各個大隊。周國輝去了一大隊，畢健去了五大隊，劉鳳祥仍在十大隊。
三月份，建新農場開了一次宣判大會，是在三大隊附近的大堤的閘口上開的。這個閘口是經常宣判處死在勞改隊繼續反抗的犯人的地方。那個宣判大會上，幹部們宣佈中共“一打三反”運動的決定，要“嚴厲打擊反革命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動”。林彪下令殺一批反革命，林彪的“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的指示也被當做標語貼在會場上。那次宣判大會當場槍殺了五個犯人，其中有多次逃跑的犯人，有在勞改隊繼續攻擊共產党和毛澤東的政治犯。政治犯看到這幾個案例都恐怖萬分，因為被處死的罪名都是針對思想言論，而非任何具體行動。
四月初的一個晴朗的早晨，我被幹部叫出去。兩個軍人在三大隊的辦公室等我，他們自稱是省革命委員會人保組的人，要把我押回長沙，因為“一打三反運動”需要重新調查省無聯的“罪行”。我感覺到這次運動是針對各種當局的政敵的，我這次回去“凶多吉少”。
我們坐船來到岳陽，在岳陽停留了一個晚上。我被關進岳陽市公安局看守所。從船碼頭到看守所的路上，我就看到街上貼滿了強烈要求當局鎮壓“民憤極大的反革命份子”的標語。突然我看清了標語上列有這樣幾個“反革命份子”的名字“雷特超、劉鳳祥”。我不由得大吃一驚，我知道雷特超是和劉鳳祥一塊被打成右派的原省公安廳的一個幹部，他們一塊勞改，又一塊在文革中被逮捕。
我懷著緊張和充滿疑問的心情進了岳陽市看守所，我急切希望知道劉鳳祥出了什麼事。我被關進一個四五米長，三米寬的房子，擠著三十多人，地板上夜裏撲滿了床墊，人們躺下後，再沒有插足之處。很多人是剛被判處徒刑等待押送到監獄或勞改隊去。一個滿臉沮喪和憤憤不滿的青年告訴我，這次大規模鎮壓是保守派與軍人聯合起來向造反派的報復。他是個拖平板車的工人，家庭出身不好，文化革命中造了街道派出所的反，因為派出所總是歧視他的家庭。這次一打三反運動，這些共產党的骨幹(他們文革都是保守派)興高采烈，一夜之間就把他“攻擊誣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罪行”的材料整好，與公安局軍管會一起一天之內完成了逮捕判刑的整個程序。他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保守派抓人判刑效率之高，速度之快，令人難以置信。他告訴我，批准殺人的權力已從中央最高法院下放到省級公檢法軍管會和人保組，很多人已被處死，很多文革中的造反派都被判了十幾、二十年的重刑。
我聽到那些消息，發覺自己正在經歷一次重要的政變，有點象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洗所有激進派一樣。看樣子毛澤東和林彪已從支持造反派轉為支持保守派，徹底鎮壓造反的市民了。我向周圍的人打聽雷特超、劉鳳祥的情況。一位中年人告訴我，雷特超、劉鳳祥等四人已被以組織反革命組織的罪名被執行死刑。我忙問判決書有什麼內容。有人告訴我，佈告上說雷特超、劉鳳祥為首組織反革命組織“中國勞動黨”，煽動上山為匪，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這對我無異於聽到一聲晴天霹靂，一陣悲痛從我心中湧起，我問蒼天，為什麼這麼優秀的政治家，這麼正直的人卻被殘酷地殺害？最可悲的是，當局像是在幹一件暗殺的勾當，絕大多數人不知道劉鳳祥的政治觀點，甚至不知道他是誰。
另一件使我震驚的事是，我和劉鳳祥在一塊相處時，我從未聽到他講過“中國勞動黨”，但我又隱約感到我們之間有種強烈的衝動，總考慮地下反對政黨的可能性。但我從他嘴中得到的資訊是衝突的，有時他看去已在考慮地下政黨活動的現實性，但有時他又對這種政黨活動的可行性持完全否定的看法。記得有次他告訴我，共產党的組織可以利用人類更迭來消滅政敵在歷史上的痕跡。例如，即使在國共兩黨衝突中是共產党無理，但對國民黨從不瞭解的年青人從小就根本沒有國民黨的教育，年輕一輩長大後，他們之間的人事關係就根本沒有國民黨的根基了。同樣的道理，即使右派一九五七年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但是新起的一代從小受反右派的教育，將來他們也可能完全否定右派。所以將來政治變動的希望完全是在共產党上層內部的衝突。從劉鳳祥這些觀點，我不能判斷究竟是他早已從事政黨活動，只是瞞著我，還是對他的判決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政治迫害。如果是前一種情形，我和劉鳳祥相處的兩個月中，我已開始捲入這個“中國勞動黨”的活動，說不定劉鳳祥正在把我發展為這個反對黨的成員。我感到一種接觸到一個可怕的殺頭罪的邊緣的緊張和恐懼。我下定決心，在後半生中，我一定要搞清劉鳳祥被殺這件事的真相。
但是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劉鳳祥象張九龍(他也是在這個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殺的)一樣，是他們那一代右派知識份子的精華和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他們代表了這一代人中積極反抗共產党政治迫害的努力，他們的死給這種積極的努力打了個句號。他們失敗了，但他們是現代中國歷史的一頁，他們不能消失在黑暗中。
另一個我腦中的疑問是，如果劉鳳祥真的組織了地下政黨，那是誰出賣的劉鳳祥？這個問題自然與劉鳳祥講過多次的共產党政權下地下政黨發展的可行性問題有關。我看到和聽到至少有數百件被共產党判處死刑的反革命組織(地下政黨)案件，但劉鳳祥案件是我最靠近，幾乎是捲入其中的一個，我愛劉鳳祥，把他當成我的父、兄。
那天夜裏，我徹夜難眠，淚珠在眼睛裏滾動。我想起我的哥哥、我的舅舅、我的父親、母親。我哥哥與劉鳳祥同時被打成右派，他是因為與一個大資本家的女兒戀愛，受到共產党組織的干涉。他那時是位共青團員，而共青團員在五十年代戀愛是要團組織批准的。他所在的天津醫學院的黨組織不准他與資本家的女兒戀愛，因此他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中貼了張大字報，說共產党社會沒有戀愛自由。自然他很快成了右派。我的舅舅與劉鳳祥一樣，曾是共產党的高級幹部，與劉鳳祥同時被劃為右派。他與劉鳳祥曾一起勞教。一九六一年，他勞教期滿後曾來過我家。當時他與我母親談到一九五九年，一口咬定共產党一九五九年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我想到我父親，一九五七年曾反對我舅舅的觀點，五九年他自己也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反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那時我媽媽勸我父親改變觀點，但到了一九六二年，我母親已經完全贊同我父親的觀點，認為共產党一九五九年犯了左傾的錯誤。到了文革，我母親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遭到批判。國家的情況卻一天比一天糟糕。想起劉鳳祥那句話：“毛澤東把我們帶向死亡！”這真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更重要的是，劉鳳祥讓我理解了我母親、我父親、我舅舅和我哥哥。也使我理解了自己在文革中造反與他們遭殃的關係。劉鳳祥在我心目中真是聯接這幾代人的一個關鍵人物。
我在去長沙的火車上禁不住在想劉鳳祥，我不敢想像他臨死前是怎樣面對共產党的槍口的，我不敢想像他的母親，他的愛妻張鐵軍是怎樣收埋他的屍體的。
一到長沙，一輛吉普車把我押到長沙東北郊火車北站附近的六棟裏，那是省公安廳看守所，國民黨時代的模範監獄。旁邊有一個勞改工廠—新生綢廠，專門紡織綢布和印刷糧票。我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時期，因為支持湘江風雷，被關押在這裏一個多月。這次“二進宮”，我心中特別淒涼。
我到達六棟裏後的第三天，省人保組專案組的陳苓梅和其他兩個幹部提審我。陳苓梅厲聲對我說，“這次把你叫回來，是讓你交代問題，徹底交代你們一夥在文革中的罪行。你知道劉鳳祥吧？他是操縱省無聯的反革命黑手，我們把他殺了！”他特別加重了“殺了”這兩個字的語氣。
我看著他那殺氣騰騰的臉神，感到一種極端的仇恨。我在心理說，“就是你殺了他！如果這個世界還有正義，還有真理，總有一天，你會為此受到審判的！”蒼天似乎有眼，幾年後，陳苓梅，這個省無聯專案組的主要負責人不等正義來審判他，就得癌症，在痛苦中死去了。我是從周國輝那裏聽到這個消息的。那天我們在建新農場三大隊的外湖相遇，他在一大隊勞改。我們匆匆交換了各自知道的一些新消息，在刺骨的寒風中交換了圍巾留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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