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逃跑犯
楊小凱
內湖三大隊
我在外湖十大隊挑了近一個月的土，就被押送到內湖三大隊去了。
那是個暖和的冬日的早晨，懶洋洋的太陽照在這荒涼的湖州上，遠處的工棚和衣著破爛的犯人給人一種置身於遠古奴隸社會的感覺。一位陌生的勞改幹部押送我乘一輛敞蓬汽車往北邊走。車開了大約四十分鐘，一路都是泥土砂石做成的簡陋的公路。我們的目的地是一個鄉間小鎮，這裏可以看到不少磚木結構的永久性建築，使人感覺從一個遠古的社會回到現代中國的鄉間。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這是建新農場場部的所在地，它有一個使人感到荒涼的名字“茅絲鋪”。
這些天在十大隊與劉鳳祥相處的日子，聽了那麼多對毛澤東激進和極左的經濟文化政策的批評，也聽了很多他對劉少奇和周恩來右的政策的好感，我心裏漸漸生出一種怪怪的感覺，一方面寄厚望于當時還是總理的周恩來，覺得他是唯一有權而又有理性的人，另一方面從奴隸社會式的外湖到了這內湖的茅私鋪，好象冥冥中有個能支配我的命運且有理性的人在安排著這轉變。這個看不見而又權力極大的人在我心中竟是周恩來。我知道這是幻覺，是種不能支配自己命運又渴望理性的溫暖的幻覺。但我卻不能抑制這種幻覺。
我被交給場部一位幹部。他好奇地打量我，問道：“你就是楊曦光？”看樣子他熟知這個名字，但卻不相信我就是其人。
他確認我就是楊曦光後，溫和地對我說，“一個省只能少數人當領導，你們這麼多組織要當領導，這怎麼行呢？”他的口氣像是在教訓我，但又好象是在對自己解釋為什麼會有文化革命中這麼多政治組織之間的衝突，以及為什麼要把一些政治組織打成反革命。
我心中很不舒服，因為按他的解釋，政治衝突全是因為爭取權力引起的。而我那時卻相信自己是為了政見和理想而與當局發生衝突的。當然我不能說這些。但我心裏又感到安慰，他的解釋與官方宣判我為反革命的理由很不一樣，他似乎是在試圖平心靜氣地理解政治，不是站在我的敵對面，而是象一位旁觀的長者。我想起周國輝在十大隊聽到一些消息。這些消息是從老犯人中傳來的。文革中，建新農場的幹部也分成兩大派，一派是支持“公檢法”的，另一派是支持湘江風雷的，而湘江風雷是與省無聯同一個觀點的。建新農場的不少幹部支持湘江風雷，原因是這裏的幹部地位極低，他們同情向當局造反的一派。看得出來這些捲入過文革中政治派別沖突的人對我這類政治案件有些特別的理解。
走近三大隊時，一個龐大的圍牆慢慢露出它的輪廓。圍牆大約有兩人高，上面是纏繞得象荊棘一樣的鐵絲網。圍牆的一角是一個高高的崗樓，有荷槍的軍人在那裏。
我被轉交給三大隊三中隊的稽隊長時，是中午時分。這位稽隊長個子矬小，一臉兇狠陰冷的樣子，說話好象是咬著牙從鼻子裏哼出來的似的，一口北京腔。他不報姓名(我後來從犯人口中知道他姓稽)，第一件事是要我把現金交出來，要我將行李打開檢查。接著他要我將“判決書代執行書”交給他，並問我：“你是犯什麼罪？”我說“省無聯問題。”很不情願承認自己犯了罪。他把臉一沉，厲聲道：“你沒犯罪？到這裏要老老實實認罪服法。你們就是不老實嘛，不滿意自己的地位，個人主義膨脹，要造無產階級的反。文化革命的造反派都象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一樣，就是對共產党不滿嘛！”我不敢反駁他。他的看法與剛才那位場部幹部的看法是如此不同。這位稽隊長將我的“判決書代執行書”拿走了，以後我再也沒有看到這個檔。這大概是當時勞改隊拿到的關於我的判詞的唯一官方檔。
當時，三大隊的大部分犯人都到外湖修築堤壩去了，每個中隊都只留下一個老弱組。我被分到三中隊的老弱組，這個組加上我共有七個人。圍牆內那時有兩排監房。我們住在北邊監房中的一個房子裏。監房之間有一個大操坪，是每天出工前犯人集合的地方。靠南邊是伙房和一個禮堂。那是幹部召集犯人開會的地方。
傅子庚
我們這個組有兩個組長，一個學習組長負責每天夜裏組織政治學習和向幹部報告其他犯人的思想行為。另一個生產組長負責組織勞動。學習組長姓吳，在國民黨時代當過官，一九四九年在地方上教書。一九五九年中國農村因為“大躍進”造成饑荒時，他的學生決定組織政黨從事推翻共產党的活動，曾上門向他請教，他引用魯迅的一句話鼓勵他們“世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個政治組織後來被共產党破獲，這位支持他們的老師被當成“反革命黑手”判處十五年徒刑。吳老頭長著幾根山羊鬍子，一口衡陽腔，反應並不靈敏，鬚髮都已花白，給人的印像是一個對人無惡意的書呆子。我是直接從吳老頭口中聽到他的故事的。但第二天早晨我卻因為打聽吳老頭的案情倒了楣。
那天早晨，稽隊長背著手走進監房，站在已列成隊的三中隊犯人前，用眼角掃視一遍我們，怒聲道：“有些傢伙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東西，一到勞改隊就打聽別人的案情，你想幹什麼？這要搞反革命活動？你到了這裏，是龍給我趴下，是虎給我跪下。”他用眼睛盯我一下，從鼻子裏哼道：“給我老實一點，你這種角色我見得多啦。國民黨的將軍，江湖大盜，長沙的流子，到了我這裏都只能規規矩矩，不能亂說亂動。”我知道被人打了小報告。但第一次這樣被人當面辱駡，我心裏感到受了極大侮辱。看看周圍的老犯人們，他們一個個低著頭，真是“是龍也趴下，是虎也跪下”的勁頭。從那以後，我再不敢輕易打聽別人的案情。
組裏使我最感到安慰的是傅子庚。他園園的臉，還象個孩子，不會大於二十歲，個子矮矮的。他和我是這個組不屬於“老、弱”的犯人。傅子庚在這個組的原因是他腳上那付鐐銬。他戴著一付鐵鐐，走路時釘鐺作響。他告訴我，他逃跑時被抓獲，目前仍然是“有逃跑思想”的人，所以要放在老弱組。我猜這大概是因為幹部比較容易控制老弱組的人，我已經領教了這種控制的厲害。
有天我和傅子庚以及另一個叫劉橄悌的老人在一塊剝黃麻皮，傅子庚告訴我很多這個組的故事。他告訴我勞改隊的政策是利用刑事犯監視政治犯，利用“歷史反革命”監視“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是指一九四九年前反對共產党的人，“現行反革命”是指一九四九年後反對共產党的人。他告訴我這個組的生產組長和學習組長經常向稽隊長打報告。每天晚上政治學習前和早上出工前幹部進監房時都是他們向幹部遞報告的好機會。傅子庚指著劉橄悌悄悄對我說：“吳老頭經常非常謙虛地向這位劉老頭請教對政治形勢的看法。劉老頭對他的誠意毫不懷疑，就告訴吳老頭，中國政治局勢如此糟，共產党的朝代可能會翻邊，一邊說一邊把手掌翻過來，意思是共產党可能垮臺。不久吳老頭就把這些話全報告了稽隊長。好在劉老頭不在意，他從不隱瞞他對共產党的批評。”
我一邊聽一邊打量著劉老頭。他穿得格外破爛，長年用一塊破麻布巾圍著前腰。戴一付深度近視眼鏡，眼鏡框上貼滿了膠布，不知是什麼時候被打破的。他說話細聲細氣，地道的長沙腔，弱不禁風的樣子，但卻保持著一種清高的風度，從不主動答理人家。後來我找機會與他搭話才知道他在國民黨時代當過縣長。做過蔣介石的秘書。一九四九年後他一直堅持反共的觀點。但他只當面向共產党的官員講自己的觀點，沒有什麼其他反抗行動。他的兒子受了很高的教育，在北京的共產党政府中當不小的官，但這個兒子與老子在一九。。年的“四清”政治運動中劃清界限，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與他不再來往，可憐他孤苦伶仃一個人只能靠共產党發給的每月八元救濟金過日子，他買了米都背不回來。文革中他還是批評共產党的政治，這次公安局在他七十多歲時以“思想頑固罪”判他七年徒刑。從他身上我看到歷史書上所說的“前朝遺老”的形象。
傅子庚還告訴我這個組那位叫袁勝的呆頭呆腦的衡陽人過去是修鞋匠，整日勞累，養不活家口，聽說勞改隊有每月四十斤大米的穩定供應，就寫了張打倒共產党的標語，自己送到公安局，結果被判了五年徒刑。袁勝經常是夜裏政治學習時被批判的物件，因為他總是說他是因為生活過不下去才寫那張標語的。學習組長吳老頭就批判他不認罪服法，因為他認為犯罪不是因為他自己壞，而是因為這個社會沒有給他活路。
後來我才明白為什麼傅子庚如此信任我。他告訴我，與他一塊越獄逃跑的另一位犯人知道我的大名，他們都把我看成一位敢於向當局挑戰的英雄。我慢慢從傅子庚口裏知道了一些他自己的故事。傅子庚是一九五九年後大饑荒時從農村逃到城市裏開始他的扒竊生涯的。他被判了五年徒刑，逃跑過兩次，都未成功，被加刑到十年。第三次逃跑就發生在我來三大隊之前不久。那時傅子庚被關在“小號子”裏。我看見過那個小號子，那是在圍牆內一排監房的東頭。我們住的監房門是敞開的，大約有十八平方米，兩排通鋪，能住十幾個人。小監房只能住一個人，每天鎖著門，條件比看守所還差，食物也比看守所還少。凡是犯了監規的人就被關進小號子，以示懲罪。傅子庚被關在小號子半年。他的一位朋友利用送飯的機會給他送進去一把小鐵鍁。他利用這把鐵鍁用三個月時間挖成一個地洞。這個地洞直通四公尺外的圍牆外面。一天半夜，傅子庚終於挖通了這個地洞，他沒法估計準確時間，就在離天亮不久時逃離三大隊。第二天一早，看守軍人發現了這個地洞，馬上乘車追蹤，在建新農場北面抓獲了他。傅子庚在講這段故事時面帶笑容，他萬萬沒想到這竟是最後一次他向這個世界上的人講述他逃跑的經驗。
告密者和越獄者
我雖然早就放棄了逃跑的企圖，還是時常情不自禁地考慮逃跑的可能性。這可能是由於判刑對我的打擊太大，勞改隊的生活條件出人意外地差。有天我們在種水稻的水田裏清理排水溝，冬末春初，水田裏的水已全部放幹，田裏種的紫雲英正在慢慢地長起來，顯現出一片新綠。我們站在溝邊的田埂上用鐵鍁將排水溝兩邊的草鏟到溝底，然後站在溝底將雜物鏟到田埂上，並把溝加深。
勞動中間，有抽一支煙的休息時間。吳老頭招呼大家抽根煙。我坐在離吳老頭不遠的田埂上，問他建新農場三大隊北邊是什麼地方，他告訴我是二大隊，二大隊過去是一大隊。“再過去呢？”“是錢糧湖農場。”
“錢糧湖農場離我們多遠？”
“那可就不清楚了。”
遠處的主幹路上有一輛牛拉的木輪車在慢慢移動，我從來沒見過這種運輸工具，也忍不住問吳老頭，“那牛拉的車是做什麼用的？”
吳老頭看去有點不耐煩：“那是運肥料的牛車，趕車的是‘自由犯’”。
“什麼是自由犯？”
“就是那些可以單獨勞動，不要幹部監督的犯人。他們多半是快滿刑的人，案子不重，又表現好的。”
“我們不是也沒有幹部監督嗎？”
“我們這是老弱組，都是跑不動的人，所以沒有幹部跟著。等大隊人馬修堤回來後，你會回到強勞力組，這些組天天都有幹部跟著，早一年甚至還有武裝持槍的監督犯人勞動。”他的語氣好象是說：“你能和我們在一起沒有幹部監督，真是天大的福份！”
我忽然聽到汽車引擎的聲音，循聲看去，有一條砂石鋪成的公路穿過三大隊的田地。我又忍不住問：“這條公路是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從華容縣來到岳陽縣去”。
汽車的聲音消失在它揚起的塵土中，我想著卡車車廂的樣子，又在運神，如果我能趁司機不注意爬上了那車廂，並用什麼東西把自己掩藏起來，我不就有機會逃出去嗎？
第二天早晨出工前集合時，稽隊長站在犯人佇列前，狠狠盯我一眼，厲聲說：“有些傢伙逃跑思想不死，成天打聽如何逃跑的路線。我警告這些企圖逃跑的反革命份子，傅子庚腳上的鐵鐐就是你逃跑的下場！”
我大吃一驚，顯然我昨天與吳老頭的對話已被一字不漏地報告到稽隊長那裏去了。從此我發覺我受到特別的監視，我成了一位有逃跑思想的危險犯人。有次我被人從勞動工地叫回三大隊辦公室接受長沙來的人保組的人訊問有關文革中的事情，訊問完後，稽隊長命令值班犯人押送我回勞動場所，我不能單獨行走，因為我有逃跑思想。
修堤任務完成後，一個早春二月天，傅子庚又被關進了小號子。那時三大隊所有犯人都從外湖回來了。我幾次到伙房去挑飯或打熱水時，經過小號子門口，他都在門上的園孔裏與我打招呼。他小聲說，“這回小號子裏全是水泥地了。”
不久，農場在三大隊附近的大堤“閘口”外的湖灘上開了一次“宣判大會”。那是個充滿春天氣息的日子，田裏的綠肥(紫雲英草和油等)差不多蓋住了棕色的土地，天氣十分潮濕，到處是那種南方鄉下春天的氣息。閘口是建新農場西邊圍住洞庭湖的大堤上的一個大閘門。灌溉內湖七個大隊的水就是由這個閘門調節。二月底三月初，堤外的湖洲還沒被水淹沒，宣判大會就在那漸漸變綠的湖洲上召開。老犯人告訴我每年的宣判大會都在這裏開，每次宣判會都在春耕生產大忙季節前開一次，總要殺一兩個犯人，以起到殺雞儆猴的效果。用當時的話來說是“抓革命，促生產”。但那年春天與往常不同的是，會場上臨時搭起的木臺上貼滿了一個新的被稱為“一打三反”運動的標語。
內湖七個大隊的一萬多犯人黑壓壓地坐在湖洲上，四周站滿了荷槍實彈的士兵，十米遠有一挺機槍直指人群。看著各個大隊的幹部站在佇列的後方，用仇視的目光掃視犯人，心中在猜想誰是今天被加刑的倒楣蛋。我還在想，當我舅舅，我哥哥及劉鳳祥被打成右派後，第一次參加這類勞改隊的宣判大會時，他們對自己政治犯的身份和對自己的政治觀點會有什麼感想。
出人意外地，當農場軍管會幹部宣佈將死刑犯押上來時，其中一個竟是傅子庚。傅子庚與另一個稍微比他年長的年輕人各被兩個軍人拖上臺，他們都被上了死綁。傅子庚背上插的罪名標牌是“反革命逃跑犯”，另一位的是“反革命重新犯罪”。我從未聽過“反革命逃跑犯”的罪名。從那軍人宣讀的判詞我才知道，傅子庚指控三次越獄潛逃，並且在監房內“散佈反革命言論”，攻擊共產党另一位被指控為攻擊毛主席和共產党而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又一次看到如此熟悉的人被死刑，而且罪名主要與思想言論有關，我不由得感到一陣恐怖。看得出來，對傅子庚判死刑是特別針對勞改隊那段時期頻繁的逃跑事件。特別是大部份犯人從外湖回來後，三大隊的圍牆裏腳鐐聲不斷，那都是逃跑失敗被抓回來的犯人的腳鐐響聲。有位老犯人告訴我，當時三中隊就有十個犯人“在逃”，他們是成功的逃跑者。
傅子庚那天臉色灰白，看得出，他也被這一反常規的判詞嚇得魂不附體了。文革前從未聽說只因逃跑而被加刑的。一般逃跑被抓回來的人只是補足刑期而已，只有在逃出去後重新作案的才會經過法院加刑。
那次宣判大會後，我被分到強勞力組。這個組都是身強力壯的漢子。到那個組的第二天早上出工前，稽隊長把一位元犯人叫出佇列，他陰沉著臉，從鼻子裏哼道：“給我跪下！”那個犯人爭辯道：“我沒犯事呀！”稽隊長吼道：“你什麼意思？你企圖組織逃跑，以為我不知道，給我捆起來！”幾個組長馬上找來繩子，把那可憐的犯人按倒在地捆起來。接著稽隊長下令把這個犯人的被子衣服全寫上大大的勞改字樣。
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運動在建新農場開展起來了。每天夜裏的政治學習我都聽到各個監房裏犯人批判犯人的吼叫聲和被批判者挨打的聲音。牆上貼滿了標語：“徹底交待逃跑思想”，“徹底交待餘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認罪服法，重作新人”。
動員開展一打三反運動的全大隊大會上，一位姓劉的教導員作了一個動員報告，他說：“你們中有些傢伙對亡國共產不甘心，對無產階級專政恨之入骨，日夜盼望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復辟。還有些傢伙賊心不死，企圖逃跑，以回到社會上興風作浪。你們中還有些傢伙有不少餘罪沒有徹底交待。在這次運動中，你們要徹底交待三盼思想，逃跑思想，徹底交待餘罪...”
我所在的新組的批鬥物件有兩位元，一位是個十六七歲的農村孩子，他聽到他的父母和爺爺(都是“貧下中農”)說國民黨時代農民的日子比共產党時代好得多。他自己又有一九五九年挨餓的悲慘經歷，所以對國民黨產生了極大的好感。他用小刀在木柱上刻了不少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徽。這些手刻的圖樣被人發覺後，他被判了十年徒刑，判刑時他才十五六歲。到了勞改隊他舊習不改，還是在木柱上刻著青天白日徽章圖像，被幹部視為“反改造份子”，成了第一個被批鬥的對象。
第二個批鬥對象是個叫劉桂農的高個子，他三十歲不到的樣子，講一口湖南茶陵話。象傳統的鄉下農民那樣，在光頭上纏著一條毛巾，很少說話。他看去是那種非常老實、本份、反映遲鈍的農民。但是批判他的小組會後，我才知道，他曾經成功地逃跑出去，是那種“大智若愚”，做事扎實的“老實人”。
我們的學習組長是邵陽的一個中學的教員，因組織反對共產党的政治組織，被判處十五年徒刑。他那段時間正在爭取得到幹部的信任，經常向幹部打小報告，鬥爭其他犯人不遺餘力。那天晚上政治學習開始後，稽隊長站在我們小組的監房門口，陰沉沉地說，“劉桂農前年逃跑出去七個多月，重新犯罪被抓獲後，一直不徹底交待他的新罪行，態度極不老實，你們組以前對他的批鬥太溫和了，是不是有人同情他呀！”稽隊長說完就到別的組檢查去了。剩下的批鬥會由學習組長主持。大家都知道稽隊長的話意味著，今天要對劉桂農動武。
學習組長向劉桂農吼道：“劉桂龍站出來，給我跪在地上，你今天如果不交待你的罪行，我們絕不讓你過關！”劉桂龍並不反抗，跪在地上慢慢述說，他去年逃跑出去後扒了一百二十元錢，四十七斤糧票的過程。周圍的監房已響起用扁擔打犯人的聲音。我們小組也有人站出來叫道：“劉桂農，這些事我們早就知道了，你還用它們來對付我們呀！”學習組長站起來，“今天我們不給他一點顏色看，他是不會徹底交待的。”劉桂農仍一聲不響。學習組長找來一捆繩子，一邊動手捆他，一邊嘮叨：“你今天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要頑抗到底了！我讓你知道什麼是吊半邊。的味道”。不到十分鐘，劉桂農的一隻手一隻腳被吊在監房內的梁上，學習組長和生產組長把繩子扯緊，劉桂農另一隻腳和手也離了地，疼得他象被殺的。一樣大叫。才幾分鐘，劉桂農就嚷“我交待，我交待！”那一夜，劉桂農交待的扒竊的金額上升到近一千元，糧票上升到數百斤。
第二天，稽隊長指令他留在監房裏寫交待，他哭喪著臉說，“我不識字”。我被指定替他記錄。後來我才知道，劉桂農根本不是文盲，他假裝不識字是一種不留下親筆招供的手法。我聽他講了一天他的故事，一邊聽一邊記錄。他原來是鄉下一個農民，後來替生產隊出外做生意，學會了偽造提貨單到國營工廠冒領商品。後來又學會了扒竊。兩年前他被判十年徒刑來到三大隊。他勞動十分賣力，從不多說話，受到幹部的信任，還當了生產組長。前年秋季摘棉花季節，他趁棉樹長得最高的時候從棉田裏逃走了。由於他每天摘棉的產量最高，品質最好，還是生產組長，沒有人懷疑他會逃跑，都以為他回監房了。直到天黑時，大家才肯定他已逃跑，但那時也追不上了。他告訴我，他逃跑出去後的半年都是靠扒竊為生。他一件件講他扒竊的過程，其中一件特別使我吃驚。有天他在火車站找“魚”，看到一位年輕的婦女帶著一個大包袱在等火車。他趁機扒了她的錢包。他在廁所裏將錢點了一下數，出來時見那婦人已發現丟了錢，正在到處尋找，尤如熱鍋上的螞蟻。他不禁起了惻隱之心，走過去問她出了什麼麻煩。他又假裝幫她找了一陣，然後慷慨“解囊”，將扒來的錢的大部分假裝贈送給她。他假裝與她同路，又在一塊坐了一天火車，到了目的地城市後，他倆已如膠似漆。同居了兩夜後，他們才戀戀不捨地分手。劉桂農奉行“兔子不吃窩邊草”的原則，每次有了很多錢都要回家一趟，送給周圍的朋友熟人不少禮物，所以家鄉的幹部群眾對他都十分好感，他也從未在家鄉出過麻煩。幾天後，我才體會到劉桂農不但扒竊和逃跑是“做事扎實的老實人”，而且還很有政治手腕。劉桂農被學習組長“吊半邊。”後不久的一天早晨，稽隊長就在集合出工前把這位元學習組長叫出佇列，把他臭駡一通，“你這個反革命份子，人不知自醜，馬不知臉長，以為可以輕易騙取我們的信任，你才當了幾天學習組長，又在反改造了。”接著當場撤銷了他的小組長頭銜。後來一位同犯告訴我，肯定是劉桂農打了他的小報告，說他抱怨肚子吃不飽。這位“反革命”以後再沒有那樣積極批判“同犯”了。而劉桂農還是那樣從不說話，對人仍然十分厚道。但做出來的事卻紮實得很...
9賓師傅
楊小凱
我差一點殺死賓師傅，我後來的好朋友。
我從建新農場被“人保組”押回湖南省公安廳看守所後，與賓蘭庭師傅同住一個號子。文革“二月逆流”時我因支持湘江風雷被保守派抓起來坐過牢，正好就是關在這個公安廳看守所。四年後重進這個看守所，心情特別淒涼。四年前，我和被關的造反派的朋友相信不久就會平反，我們在監獄裏絕食抗議，要求與當局談判，不到一個半月，我們就被釋放了。
而這次，我是被毛澤東、康生、江青、周恩來等人親自點名以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我回長沙的路上，看到到處都貼著林彪的口號：“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到處都是判死刑立即執行的佈告，上面名字劃滿了代表己執行死刑的紅叉叉。劉鳳祥已被殺害，而党團員還貼出了“強烈要求人民政府鎮壓民憤極大的反革命分子楊曦光、張家政”的標語。我坐在送我去公安廳看守所的車上看到這幅標語時，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怖。我想起了一九五零年代初的鎮反運動，那時很多國民黨的地方官員和地方紳士就是當局根據這類呼籲，以“民憤極大”為由，不經任何法律程式而執行死刑的。
一走進陰森可怖的“模範監獄”，我就聽到死刑鐐“叮鐺叮鐺”的響聲。那響聲時時提醒周圍的人，有同類正在清醒地、不可抗拒地等待著自己的死亡。
我一走進十三號，就看到靠窗的木床上一位白髮老人坐在被窩裏。這個木床占了整個房間的一半，大概可躺三、四個人的面積。後來我知道他叫賓蘭庭。我對他的第一個反映，是想到他可能是當局派來監視我的。因為我當時懷疑自己也會馬上被判死刑，在人世間的日子已不久了。而監獄當局總是把死刑犯與其他犯人隔絕開來，並派一個他們較信任的犯人去監督他，以免他自殺或出其他意外。
賓蘭庭從床上爬起來給我讓鋪位時，我才發現他個子矮小。他臉型長，看去很古怪，是那種比較難看的中國人。他臉上是那種典型的世故中國人有意裝出的麻木表情，看去似乎呆滯，實際上卻使人感到臉後有臉，後面的臉一定是一種複雜、警覺和提防的表情。他的穿著不象工人，不象幹部，而象鬧市區的市民，這類人的背景最為複雜。我由於有種“臨死前的偏見”，對周圍一切安排都會猜疑為與自己的死刑有關，所以對賓蘭庭沒一點好印象。
安頓好鋪蓋後，我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短短的一生，少年時代一些美好的景象，甚至歌聲、氣味都浮現在我腦海中，在死亡的威脅面前，我產生一種對世界的美好印象，我強烈地希望活下去。人間的一切，哪怕是痛苦都那麼值得留戀。
第二天，人保組那個最可恨的陳苓梅殺氣騰騰地告訴我：“我們把你調回長沙是要你進一步交代你和你的同夥的罪行。今後你不能與家屬直接通訊，你需要什麼，告訴我們，由我們轉告你的家屬。”
我深感自己處境的危險，以前，每月家屬都能給我送一次東西，我每月可給家裏寫次信。到勞改農場後，我被告知，家屬每年可與我見一次面。我基本上每月都收到家裏的一封信。但到此地後，這種通訊完全被切斷了。而且我被與其他犯人隔絕，只受一人監視，看來把他們所要的資訊都拿到手後，我就會被處死。我已碰到很多”罪行”比我輕的人被處死，開始懂得對於中國的政治罪而言，真是“提起千斤，放下四兩”。同樣的案子，可判刑也可釋放，完全根據政治形勢的需要。如果政治局勢不穩，當局要借政治犯的人頭來“殺雞儆猴”，那我這種大膽向現政局和官方意識形態挑戰的人完全夠資格判死刑。
回到監房，我開始認真考慮如何對付將臨的災難。第一個念頭就是趁未釘死鐐前越獄逃跑。我仔細觀察周圍的環境，設想逃跑的計畫，利用每次提審的機會仔細考察環境。我曾設想弄彎或銼斷後牆鐵窗上的鐵欄杆，但始終找不到合適的工具。最後我決定從天花板上破洞逃跑。我相信我能從號子後牆的鐵窗上爬上天花板，然後通過屋頂爬到院子裏，再設法越過院牆。這個計畫最大的障礙自然是賓蘭庭。最好是有麻醉藥能使他有幾個小時不能干預我。如果真要打死他，聲響可能就會驚動看守的士兵。我想到有的塑膠有毒性，是否能用弄碎的塑膠對他下毒。
局勢的急劇變化才使我這些可怕的念頭消逝。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劉鳳祥)。四月的一天我又聽到廣播，通知市民第二天在東風廣場開審判大會，這個大會將判處六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政治犯)死刑。模範監獄處於長沙北部郊區，旁邊有汽車電氣廠、體育館、東風廣場、長沙鐵路貨運北站，以及一個生產綢緞和印刷糧票的勞改工廠(名為“新生綢廠”)。當時每個單位都有高音喇叭，我們經常能聽到這些單位高音喇叭中通知的一些重要事項的有線廣播。國民黨時代，這裏是郊區，四九年以後才變成城區。四人幫垮臺後，這個監獄被改為居民居住區，大概是當局認為此處太靠近鬧市區，監禁不太安全的緣故。
但是第二天一早，我沒有聽到死鐐的聲音，一切都有點反常。往常，宣判大會那天清早五點鐘，看守所就是一片死鐐聲。看守們忙著把“死鐐”換成“死綁”，准備執行死刑。將近九點鐘，外面的有線廣播突然宣佈，宣判大會被取消了。不久，一個與劉鳳祥同案、那天早上將被執行的“勞動党”成員從後窗“打電話”給我，他的死刑被改為十五年徒刑。中共中央一打三反運動中將批准死刑的許可權下放到省一級，所以很短時間內地方的保守派與地方當局配合，利用這個機會迅速行動，殺了很多政治犯。但在那次後來被取消的宣判大會的前夜，中共中央突然把殺人審批權收回北京。這樣大批政治犯才免于一死。我想可能中共中央發覺地方當局已迅速將殺人面擴大到他們發動的“殺人遊戲”不需要的程度。
這時我才松了口氣，至少肯定死的危險已暫時過去了。那時我與賓蘭庭的深厚友誼已開始發展起來，漸漸地我作出判斷，他並不是當局派來監視我的人，而是偶然與我關在一起而已。
賓蘭庭有很多我們年輕人看不慣的怪癖。他每天總要打十幾次嗝，每天要做一次功，做氣功時也要打嗝。他的嗝長而粗，像要把整個胃都吐出來一樣。嗝首先從胃到嘴，嘴慢慢鼓起，很久嘴巴才張開，長長地吐出一口胃氣。我真不懂這究竟是氣功的一部分還是一種胃病。
大概是因為年近六十的緣故，他的屁極多，而且每次打屁，他要輕輕抬起屁股，讓那個大大的屁從屁眼沖出來。
每天我和他都做兩次操，我是做新式的體操，他做老式的氣功。早上一次，午睡後一次。
我教他怎樣用紙和飯做象棋，於是下棋成了我們的經常娛樂。他很少下贏我，但他極有耐心，很少輸氣。他發脾氣時，眉頭微皺，保持著說理的語調，像個小有脾氣的孩子。
他對歷史極有研究，看了很多明清兩代的野史和正史。他也喜歡講春秋戰國的曆史。有天他給我講“急流勇退”的故事。這是戰國時期秦國客卿蒯撤的故事。秦國當時是中國西南部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但國王很謙虛，經常用外國長於治國的布衣為相(即所謂客卿)。有天秦王請外國人蒯撤進宮，聽他講治國之道，蒯撤開始給他講王道(用仁義之道治國)的道理，教他如何愛護人民，“君輕，民貴”，“社稷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國王聽不進，聽著聽著打起磕睡來。蒯撤看秦王打磕睡了心中暗喜，改講“霸道”，中國的“霸道”很象歐洲名著“君王論”中的理論。這套理論強調普遍人民不懂治國興邦的權術，公眾輿論往往喜歡對治國興邦不利的政策，所以國王必須不擇手段地玩弄權術，會講假話，耍陰謀，對小民要“威之以法(這裏的法是指對不服從當局施以嚴苛的處罰)，法行則知恩”。秦王聽後大喜，馬上重用蒯撤為宰相。
蒯撤為相後，一天一個他養的外國食客來看他，告訴他他離死期不遠，他聽後大驚，問為什麼他會死，此人問蒯撤，秦國歷史上客卿宰相都是怎麼死的，蒯撤一一回答。這些客卿宰相都是在改革成功時得罪了貴族保守派，國王一去世，新國王在保守派的壓力下就將他們處死。蒯撤回答完這些問題，不寒而慄。忙問食客，他應該怎麼辦，食客告訴他，應該“急流勇退”。在他推行新政最成功、權勢最大時，就應該退出政治，將自己的權位讓給一個可以執行自己的政策的人，而自己去過悠閑的享樂生活。蒯撤採納了他的意見，在其權勢最盛時，向秦王推薦這位食客接其位，自己退出政治去過他的安樂日子了。
“漢朝開國功臣韓信是不懂急流勇退而遭殺身之禍的例子”，賓蘭庭在號子裏背著手來回走動，背誦著韓信臨死時留下的警句：“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謀臣亡。”當時正是林彪權勢最盛的時候，而也是林彪離死期不遠的時候，我看著賓蘭庭念這個警句的神態，心中忍不住說，“好個聰明的老頭兒！”他從不直接談論政治，但中國人在專制政治下歷來喜歡“借古諷今”，稍有頭腦的人都會知道，他所講的曆史故事都與當今的政治有關。
我至今不知道賓蘭庭具體是因為什麼事坐牢的。但從他講的故事，我猜想，他一定是因為被指控為“借古諷今”，攻擊“朝政”之類的罪名而坐牢的。
賓蘭庭實在是位政治鬥爭的觀眾，他並未直接參與政治，頂多只是當一個客觀的評論員而已。賓蘭庭經常說，“文化革命這場戲真是精彩，只是對我們當觀眾的來說，‘票價’實在是太貴。”。
賓蘭庭有天透露了自己為什麼對政治產生了觀察的興趣。他告訴我一九四九年前他在長沙鬧市區開一間修表店。他的顧客們都從他的櫃檯前消失了。不久他看到各種各樣的佈告，才知道他的很多顧客(其中有些也是他的私人朋友)在鎮反運動中被共產党殺害了。賓蘭庭講到這裏臉上還透出一種使人心寒的恐怖，儘管事過境遷將近二十年了。“佈告上沒有任何罪證和犯罪事實，只有被判死刑者在國民黨時代的官銜，真是太可怕了。有時一天幾十張佈告，上面全是執行死刑的紅叉叉。這就是改朝換代呀！這就是改朝換代呀！”
回想從建新農場回長沙時一路看見的死刑佈告和那些要求當局將我和其他人判死刑立即執行的標語，我完全理解他的恐怖心理。回想文革前，我心目中的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是那麼美好和神聖，那時我的父母和家庭是這場革命的受益者，我們全家人都充滿著征服勝利的自豪感，今天我才看到了革命的另一面，多麼殘酷，多麼沒有人性、沒有理性，這是千萬人的生命和鮮血堆砌起來的一場災難啊！
秋天時節，窗外淅淅瀝瀝下起雨來，這是最容易引人愁絲萬縷，傷感滿懷的時候，這種情緒往往激起萬千回憶。賓師傅(自從我知道他是修表的“小業主”之後，我就稱他賓師傅)在這種時候往往回憶起四九年前的生活。他父親是鄉下的紳士。他在長沙讀中學時，每年回去，鄉下的宗族祠堂總是一桌酒席替他“洗塵”，地方上的紳士、族長和長輩都會來。賓師傅對這種鄉村地方的宗族祠堂及紳士勢力極有好感。他說，“中國歷史上這種宗族祠堂和紳士結構往往把政府的權力隔開，使地方相對於政府有一定獨立性。”他話不再往下講，但我能理解，他要說的另一半是：“共產党把地方紳士和祠堂宗族勢力完全消滅，把地方完全置於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人民完全沒有獨立於政府的地位。”賓師傅喜歡回憶地方祠堂禮節的細節，那種津津樂道反映出他對共產党社會不講禮儀的狀況十分不滿，儘管他從不直接表示這種不滿。
有兩次他直接表示了對共產党社會的不滿和對國民黨社會的留戀。一次是他看到湖南日報(這是當時當局給我們的唯一閱讀物)上說湖南東部盛產茶油的農村茶油豐收的消息時說，“我們家鄉解放前每年產茶油八十萬斤，而解放後年產量不到解放前的三分之一。誰都知道把茶油分給私人就會增產，但誰都不敢這麼說，說了也沒用。”另一次他看到湖南日報報導赤腳醫生的消息，忍不住說，“這還不是把以前的地方中醫都打成土豪劣紳，趕的趕，關的關，殺的殺。結果鄉下缺醫少藥，又來搞赤腳醫生。”他對國民黨軍隊的印象比對共產党軍隊的好。他經常說起他中學時代在家鄉碰到的一個國民黨軍隊的營長。那營長能講一口極好的英語，十分有禮貌。而後來他碰到的共產党的軍官連中國字都不太認識。
他倒是經常正面讚歎毛澤東的能力。他和我講起明史時說，明太祖朱元璋開國時把前朝的地方紳士勢力完全消滅，從下到上完全換人，這種朝代是最穩定和壽命長的，而國民黨的朝代是極不穩定的。我問：“為什麼？”他輕聲細語道：“國民黨把舊朝代的基層組織和紳士階層完全保留下來，沒有象共產党那樣徹底改朝換代。毛主席是了不起，他就把國民黨的社會基礎完全消滅了，從上到下完全換人。”他不再往下說，但我可以體會到，他的這一套改朝換代理論是想說明，共產党朝代的穩固不是因為它的開明，而是因為它的殘酷。
儘管對共產党朝代的殘酷心寒，但賓師傅卻有一種中國老一輩人中相當普遍的犬儒主義。他總愛說：“只要一個國家不打仗，有幾十年總會發展起來的。中國人對改朝換代的災難印象太深，大家都說‘甯為太平犬，不為戰亂人’。”
他對毛澤東政治的批評相當間接，有次我告訴他，我在勞改農場碰到很多因為批評毛澤東而被判刑的人。他說，“當家三年狗都嫌。”他鏡片後的眼睛正盯著他手裏的一枝筆，仔細端詳，就象他在修支複雜的表一樣。
賓師傅雖是個政治的旁觀者，有些觀察卻很像是個局內人。他有天在看一篇批判劉少奇的文章時，樣子象在設法修理他的顧客的手錶一樣，自言自語道：“沒有三五年，劉少奇這條線的人怕是揀也揀不清，加上還有文革中新出現的反對勢力。”他的口氣聽來像是他正在毛澤東的位置，運籌帷幄，把政治當作他的專業技術問題一樣。
那段時間，報紙上天天在吹捧林彪，把他說成是毛澤東的當然接班人。一天賓師傅看著湖南日報上林彪和毛澤東的照片，若有所思地問我：“你知道康熙皇帝傳位的故事嗎？康熙有幾個兒子，他最喜歡十四王子。十四王子為人厚道，胸懷經世之才。康熙也很喜歡四王子，四王子很懂韜晦之計，人也很聰明，但就是心地尖刻，所以康熙對他不放心。”賓師傅那對輕易流露感情的眼睛在他那老花眼鏡後眨動著，一付與世無爭的神色。
“康熙皇帝留下遺囑‘傳位十四王子’。他駕崩後，人們打開遺囑，卻看到‘傳位於四王子’，“十”字被人偷偷改成“於”。四王子接過王位，馬上把其他王子監禁，一個個把他們弄死。他就是清史中的雍正皇帝。”我聽得懂他的借古喻今的潛臺詞：“你應該明白毛澤東傳位給林彪是怎麼回事了吧？”
我和賓師傅在一塊住了十個月，第二年開春前，一打三反運動已經過去，我也被押回建新農場，離開時，我們已成了無話不說的知己。一九七八年我出監獄後在長沙他所在的鐘錶修理行看到他，我還請他到我們家來做過一次客。他沒有被判刑，林彪事件後他就釋放了。他是高級鐘錶技師，鐘錶行需要他，他又回鐘錶行重操舊業。他到我家來做客時還保持著國民黨時代的禮儀，見了我父親畢恭畢敬地行了個鞠躬禮。
賓師傅的修表作坊於一九五六年被強迫公私合營，他的私人房產第一層被政府強占開了一個書畫店，第二層他一直保持著私產權，作住房用。那是長沙繁華的五一路上的一幢臨街房子，我去那裏做過客。做客時，賓師傅告訴我，和他情況類似的一個小產業主，後來一直堅持開一家私人童裝店，文革中政府沒收了他的房產，說他抗拒社會主義，把他趕到大街上，露宿街頭。後來這個小業主不明不白地死在大街上。
我一九八零年最後一次見到賓師傅時，他正在退回私房。我問他：“您是否有興趣再自己開店呢？樓下的臨街鋪面是做生意的黃金地皮呢。”賓師傅搖搖頭，他說他已經決定從五一路搬走，把這幢樓的二層也讓給政府，條件是政府分給他兩個單元郊區的公寓房子。他的兒子馬上要結婚，需要一套獨立的房子。這真使我感到意外。賓師傅是那種工於心計，精於計算，看重財產、技術和事業的人，結果在共產党執行開明政策的時候卻對財產和事業完全失去了信心。我想起賓師傅在六棟裏給我講韓信的故事時的神態，我知道這種決定不是輕易做出的，他一定借古鑒今，對中共這個朝代的演進想了很多，他的舉動說明了他對這個政權已完全沒有信心，但又無可奈何...
10余總工程師
楊小凱
一天下午，我正在地上做俯臥撐，才做到第二下，賓師傅小聲說：“有人來了！”哐啷一聲鎖響，盧所長將一個矮矮胖胖的人關進了號。他抱著一大堆被子和行李，放在床上後又轉過身敲門，原來他還有一箱書放在門外。盧所長讓他把書搬進來後重重地關上了厚實的門。
新牢友看去很象電影中的資本家，白白胖胖的，上唇留著一撮鬍子，肚子大得翹起來，走起路來象只大企鵝。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樣子十分精明。那時的中國，一般老百姓中很少能看見他那樣的胖子，大多數人都瘦得很，尤其是在牢房裏，更看不到他那樣的胖子。祗有高幹和有特權有地位的人才可能如此胖。我和賓師傅都不由自主地對他產生了幾分敬畏。他的胖說明了他身份的不凡，他一定是那類老百姓稱之為大腦殼的有地位的人。
他從一包行李中取出幾個瓶子問我道：“我靠牆睡好不好？”意思是靠牆方便放他那些瓶子和書。他的聲音聽去十分溫和、渾厚，地道的長沙城裏話。好幾天後我才知道，那些瓶子裏裝著他家裏人送來的。油、葡萄糖和蜂王漿。我們也知道了他的名字-—餘裕一。
老餘是那種長於言談的人。他每天都有一些故事告訴我們。有一次，他講了自己的一個故事。
“過苦日子時(老百姓都將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稱為過苦日子)，頭髮夾子，膠鞋，茶缸都買不到，買什麼都要排隊，一碗放了幾粒米和糖精的甜開水都要賣一角五。我們雖算是高級知識份子，有高薪，但有錢買不到東西也要挨餓呀。每次發了工資，我就給我兒子和女兒一些錢，讓他們在上學放學的路上看到排隊就去排上買些東西回來。他們有時買回一個茶缸，幾斤水果糖。有天我兒子回來給我一疊火車票，我問他這是給誰的。他說‘好長的隊呀，我排了兩個小時才給我們家一人買了一張票’。我生氣道‘我們又不要出差，買火車票幹什麼？’‘您不是說不管什麼，看見長隊就去排，能買多少就買多少，把手上的錢用光為止。我今天把您給我的一百元錢都用光了呀！’”
老餘的故事還沒講完，我們都笑得前仰後合。後來我聽這類笑話多了，發覺老餘的笑話都是政治笑話，笑完後，聽者能慢慢體會他對共產党社會的諷刺。後來我發覺，這類政治笑話不一定是真人真事，而是老餘根據當時的社會現象編出來的。
比如他告訴我們，共產党剛接管長沙時，聽說交通規則是行人，汽車全部靠右，一位高幹大怒道，這怎麼行，行人都靠右了，那左邊誰走呢？”旁邊有懂交通規則的告訴你，對面來的人靠右對我們來說就是靠左。這位“大腦殼”好不容易明白了“行人靠右”意味著兩邊都有人走，但還是怒氣衝天，“共產党是左派，怎麼能讓人們全靠右走呢？不行！要改過來，行人全靠左！
我聽了老餘這些故事，一邊笑一邊想，他坐牢一定與講這類政治笑話太多有關係。但是後來我才發覺，老餘坐牢的原因比這複雜多了。老餘告訴我，他是四十年代中在美國耶魯大學拿的土木工程碩士。他回國時正當抗戰結束，大家都想幹一番大事。程潛與蔣介石競選總統失敗後，回到湖南，決心幹一番大事。他成立了建設廳，從美國和國內的名牌大學羅致了一批高級知識份子，準備在湖南建設公路、水利工程和工業企業。老餘就是這批知識份子中的一個。
老余對程潛十分尊敬，他告訴我程潛回湖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三七減租，使地主收的地租從百分之五十降到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二十五。老余說，程潛比蔣介石更器重知識份子，重視建設事業。新成立的建設廳完全由留美回國的年青人掌握，程潛對他們委以重任。“那時的省政府祗有四個廳：教育廳、建設廳、員警廳、稅務廳。哪象現在一百多個廳局。程潛時代的省政府的規模不到現在省政府規模的百分之一！”老余告訴我們，程潛是位有魄力的人，他要擴建和整直長沙市的馬路，特別是把八角亭商業中心的麻石路都改成柏油路，這需要搬遷一些商號，觸及一些商人的利益。很多受到影響的商人給程潛偷偷送去金條。程潛一律拒收，到一九四九年前終於完成了一些重要道路的整修。
程潛是國民黨時代的最後一任湖南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共產党兵臨城下時宣佈起義，説明共產党和平奪取了湖南。他手下的建設廳和老余這批知識份子也跟著他進入了共產党省政府的“水利電力廳”。五十年代湖南的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和電力工程都是由這批人設計的。文化革命中，林彪宣稱“湖南和平解放不和平，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在湖南有深厚的基礎。”因此程潛及其部屬成了文革打擊的一個目標。我碰到老余前，程潛在我心目中是個老朽無能的國民黨官僚。從老餘那裏我才知道程潛是位對地方建設極有貢獻的政治家。
老餘有很多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方面的書籍。我告訴他，我希望修完高中的數學。他很高興，馬上和我一起訂了個學習計畫，從對數開始，每天學兩小時，直到我們分手。
老餘很強調邏輯思維的重要性，記得第一堂課他給我講的故事是工字梁的來由。他告訴我工字梁是由一個少年最先想到的。他在紙上畫下一根受力的橫樑，發覺一根橫樑受力時，這根梁的上部被擠壓，而下部受到拉力，但在中間的條線上樑不受任何力的影響。所以去掉梁的中部不會減少梁的受力能力，但卻能減少梁的自重。老餘強調工字糧的發明完全是一張紙，一支筆和邏輯思維的結果，後來的實驗祗是驗證了這個邏輯思維而已。他強調邏輯思維的重要性主要是因為他不喜歡毛澤東的“實踐論”。那個時代，毛澤東的實踐論是所有學生和知識份子必須遵從的哲學原則。老餘告訴我，有天他在一個學校教物理課時，一位元成績極差的學生知道他不會騎自行車，站起來為難他：“你講力矩、力臂，平衡講得玄乎其玄，你能不能在自行車上示範一個平衡給我們看看，毛主席說的實踐出真知嘛！”老餘說，“我就告訴他，理論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能預見不能實踐的事。比如沒有人能舉起地球，但我卻能用杠杆原理證明，只要有足夠長的力臂，任何小孩都能用一個杠杆舉起地球。我也告訴他工字梁的發明過程，發明工字梁的人沒有做過實驗，他祗是用一支筆一張紙進行邏輯推演。”
老餘當時還在計算各種輸送液體的管道橫斷面在不同經流變數下的最佳形狀。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微積分用來求極值在工程技術中的效用。文革中，大家都忘掉了數理化的功用，一心只考慮政治，而且所有學校都在批判文革前的口號“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從老餘的工作，我漸漸明白了數理化的巨大價值。老餘經常拿出一個又大又厚的本子來看，有時還在那本子上寫些東西。在我再三追問下，他告訴我，那是他文革前就開始寫作的一本書，是一種固體比重儀的設計。老餘在另一個號子裏時完成了這本著作。老餘的固體比重儀是一個形狀象對數曲線的容器，其中盛著液體。人們只要將被測的固體投入這個容器，就能立刻從刻度上讀出它的比重來。就象人們用液體比重儀測液體的比重一樣。從老餘對那本書的態度，看得出他在上面花了不少心血，並對其抱以厚望。當時，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統治了所有人的活動，當局的政治目標成為主宰一切日常生活瑣事的準則，所以老餘講起他的業務來，總少不了涉及政治。一天他向我詳細講解“經流係數”的定義，他舉例說，“全國農業的模範，大寨大隊三次休壩蓄水，但每次他們都不測量周圍山坡的經流係數，不計算最大經流量，結果一下大雨，壩就被山洪衝垮，浪費大量人力，物力，還要全國人民學習他們這種不科學的蠻幹方法。”
我正在認真聽老餘的講解，門瑣大響，那響聲是如此突然，在此之前，我們沒有聽到任何動靜。往常開門前，總有一些腳步聲。一位軍人大聲呵斥道：“出來，快，不准拿任何東西！”兩排監房間的走廊裏是其他號子裏的犯人，他們也被同時趕出號子。每個號子門口都是軍人，走廊的一頭是荷槍實彈的軍人。我們站在走廊裏，軍人們走進號子，接著是一片劈哩啪啦的聲音，原來軍人在突擊搜查號子。後來我才知道，每一年或兩年，有一次這樣的搜查，主要目的是搜查違禁物品，對政治犯主要是企圖發現反對當局的文字，以作為罪證。近一個小時後，我們回到號子，號子裏就象遭了一次搶劫一樣，衣服被子被丟在地上，所有的角落都被搜查過，老餘那些裝。油的瓶子不見了。後來我們聽說一打三反運動後，六棟裏加強對犯人的管理。。油也不准家屬送了。
“我的書呢？”一聽老餘的那淒慘聲音，我知道一定是他那本著作不見了。老余馬上開始用雙拳捶門。一個軍人走過來怒聲喝道：“什麼事？
”
“我的一本著作手稿不見了。那是我辛辛苦苦幾年來的心血呀，那是本技術書，除了水利工程專業，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呀！”
那軍人冷笑一聲：“你還想搞‘技術第一’，走‘白專道路’呀？死了這條心，老老實實改造你的反動世界觀吧！你所有時間都應該學習毛主席著作，反省自己的反動思想，那些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東西對你，對社會毫無用處！”
他啪地一聲扣上了號子門的小園孔上的木蓋。賓師傅小聲說：“秀才撞上兵，有理講不清！”老餘卻扒在門上嚎啕大哭起來。
賓師傅和老余都從來不知道勞改隊是什麼樣子，所以很喜歡聽我講在建新農場三個月的經歷。我告訴他們建新農場是什麼樣子，多少犯人，犯人每天做什麼工作，吃什麼。我又告訴他們，我在勞改隊碰到的不少老犯人都留戀劉少奇，文革前劉少奇當政的時代，犯人的日子好過得多。那時犯人的零用錢是二元而不是文革中的一元五角。每個大隊有小賣部，犯人可以自己買東西。而現在卻只能通過幹部買東西，小賣部也撤銷了。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老餘卻很不以為然，他說，“劉少奇有什麼好的，一九五七年他打右派也是急先鋒。根本就不懂管理國家，他居然還說機械化不適合中國的農業，但如果讓私人管理，機械化一定適合中國大多數農村。”
我忙問他：“你一九五七年也受過波及嗎？”
“是呀！我一九五七年被劃成極右分子。原因就是我關心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在國民党開代表大會時，托我在海外的朋友發過賀電。”他告訴我，自一九五七年以後，他根本不敢向人提名臺灣，一聽到有人在講與臺灣和國民黨有關的事，馬上走開躲得遠遠的。
有天晚上老餘和我講起，他們幾位從美國回來的同學，抗戰勝利後一起議論時局。他們都對二次大戰後共產党陣營的發展深感憂慮。“我告訴我的同學，當年如果日本人與德國人密切配合進攻蘇聯而不進攻中國，德國人也向東打，而不向西打，那蘇聯就會被消滅，整個世界就再不會受共產党威脅了！”他的口氣使我大吃一驚，因為從他的話聽得出，他是寧願希特勒稱霸世界，也不願看到共產主義發展。老餘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幾十年前，好多人都在說共產党赤禍可怕，今天看起來，實在比當年想像的還可怕！”他停一停，“哪怕按史達林的意思，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共產党以長江為界，各治半邊天下，我們也不會象今天這麼慘！”
老余有時也學究氣得有點過分。他會為“蚊子是否能聞到人肉的氣味而追尋人的蹤跡”而想半天。經過好多天的觀察，他終於得出結論，“蚊子是能聞到人的肉香氣而跟蹤而至的。”當他大聲將他的研究結果告訴我和賓師傅時，我們都忍不住笑出聲來。
但老餘也很會講愛情故事，他花了三個晚上給我們講他在北邊一大號裏從一個判死刑的政治犯口裏聽來的隔壁新生綢廠(勞改工廠)的愛情故事。
這個故事裏的男主人公叫劉家進，他是一個地下政黨“中國民主黨”的成員，被判處二十年徒刑。被抓以前他是個機械技工，判刑後被送到新生綢廠做紡織機的保全工，專門負責修理，保養和改進紡織機器。女主人公叫王白蘭，是五十年代長沙一個“黑社會”圈子的歌手。這個圈子裏的人大多是國民黨時代上層社會人士的子女。一九四九年後，長沙很少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文化娛樂生活，這些年輕人在五十年代初經常聚會，有時跳舞，有時唱歌，很多舞蹈(例如倫巴、探戈)和歌曲(如“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都是當局禁止的。所以這個娛樂沙龍不久就被當局指為“黑社會圈子”，參予的年青人很多都被判刑，王白蘭也被判五年，在新生綢廠織布。
新生綢廠是個女犯集中的地方，劉家進這樣的男犯人極少。他這樣瀟灑的男子漢，自然成了女犯們注意的焦點。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共產党在監獄裏實行一種所謂“牢頭制”。少數被當局認為表現好的犯人被任命為“牢頭”，牢頭直接管理小組的犯人，而幹部只管理“牢頭”。王白蘭這個組的牢頭是個與姦夫一塊謀殺親夫的女人。她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後被減為二十年徒刑。她姓孫，大家都叫她孫二娘。這個組的女人們在吃飯，睡覺前都要議論劉家進一番，有的罵他“鬱實鬼”(意為對女人的調情沒有反應的笨男人)，有的在嘟噥，“別看他小白臉，真的上床可不一定行！”祗有兩個人在這種議論中一聲不響，一個人是白蘭，她真的愛上了家進，當然不會附和這些議論。另一個是孫二娘，她是牢頭，自然是一本正經，不參予這類議論。
那時新生綢廠的糧食定量不高，男犯們都吃不飽肚子。白蘭注意到家進每次中午吃飯時，飯盒總是吃得一粒不剩，於是每天總是留下一點飯包在紙裏，趁人不注意放進家進的工具包。家進吃了好多天這種飯，終於發覺“狐狸精”是白蘭。白蘭有次生病，兩天沒出工，家進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被孫二娘看在眼裏。第二天孫二娘把家進叫到一邊，告訴他“白蘭是為你得的病，你要不要去看看她？”家進著急道：“我怎麼能去她的監房呢？”孫二娘盯著他，十分關懷地說：“我明天讓白蘭在我的號子裏呆一個小時，你可以去那裏看她。”原來牢頭屬於“自由犯”，一個人有一間小號房子，住得離車間較近。
第二天家進假裝檢查機器游走到孫二娘的小號子裏，推門進去，果然白蘭在那裏。兩人大喜，抱作一團。自此以後，白蘭每月總要“病一次”。
他們倆發生第一次肉體關係後的第二天，白蘭沒有出工，家進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也不敢問。快吃中午飯時，孫二娘走過來對他耳語道(牢頭那時是不做體力活的，她的任務就是監視其他犯人的工作)，今天下午兩點鐘到我小號子去，白蘭在那裏等著。家進左思右想，想不出出了什麼毛病，中飯都不知道是什麼味道。還不到兩點，家進就游走到孫二娘的小號子邊。推門進去，不見白蘭，卻見孫二娘面帶紅潤笑吟吟地坐在那裏。家進忙問出了什麼事。孫二娘笑道，什麼事也沒有，只要你陪我玩一會兒，說完抱住家進就要脫衣服。家進反抗道：“這怎麼行？”“怎麼不行，你與白蘭行，為什麼與我不行？你不要聲張，聲張出去可沒你的好處！你不應付我，你下次就不能在這裏會白蘭了！”家進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只好強打精神滿足了孫二娘。從此之後家進幾乎每月要與兩個女人各幽會一次。他心裏充滿對白蘭的負疚，但又無可奈何，也不敢把真象告訴白蘭。
家進困在這進退兩難的境地，心中十分痛苦。終於，有天白蘭告訴他她已懷孕時，他把孫二娘的詭計也告訴了白蘭。他問白蘭怎麼辦。他願意做任何白蘭要他做的事。白蘭前思後想，也找不到擺脫羞辱的辦法。白蘭最後告訴家進，三天後再告訴他，她要他做什麼。三天後，家進收到白蘭的一個字條，要他與她及他們的孩子一塊去死。那是個淒風苦雨的日子，人們發現新生綢廠圍牆的電網上掛著兩具屍體，後來的消息告訴人們女屍中還有一個不滿月的胎兒。
老餘講完他的故事，我忙問這是真事，還是人們編出來的，他說：“我不知道，我也問過那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他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反正這個故事已在新生綢廠流傳了很久。
我離開六棟裏回建新農場時，老餘還在那裏。我後來一直沒有見過他，不知道他是被判刑了還是被釋放了。他被關在六棟裏的直接原因，對我來說也一直是個謎。但是他教給我的對工程技術價值的理解能力，至今使我受惠，他那渾厚、溫和的長沙話，他那許許多多的故事，及他對共產主義的敵視，在好多年後還時常浮現在我腦海裏...
11劉震宇
楊小凱
一天初夏的早上，犯人列隊出工時，三中隊的管教向犯人們宣佈：“被念了名字的人今天不出工，留下來有事情。”他念了七個人的名字，其中一個是我。這正是插完早稻的中耕季節，農活不是很緊張，我對田間勞動毫無興趣，尤其受不了耕作的勞苦，有幸不出工自然是件好事。其他犯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著我們這些留下來的人。其他犯人走了之後，我發現每個中隊都留下來六七個人。
一位姓楊的管教對集攏來的二十幾個犯人宣佈道：“從今天起，政府組織你們辦五天學習班，這個學習班叫作認罪服法學習班。你們中間多數人不認罪服法，有的還在不斷地申訴，不承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政府不惜代價，讓你們不出工，集中五天時間來教育你們，說明政府對你們仁至義盡，也體現了政府勞動改造犯人，讓你們成為新人的政策。”
楊管教命令我們拿個人自己的小凳子，我們二十幾個人被帶到了一間空屋子裏。楊管教坐在一張很簡陋的辦公桌後面，讓值班的人給我們每個人分配了幾張寫字紙，然後讓我們寫自己犯罪的事實和對自己罪惡的認識。我對這種認罪服法學習班的程式感到模糊，我不太明白我應該做什麼。憑自己的直覺，我們是政治犯，我是在文革中向當局挑戰，批判現行體制而被判刑的。他們大概希望我改變這種反對的態度。於是，我在寫我的犯罪事實時反復強調自己是在共產党教育下長大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卻忘記了黨的教育，個人主義膨脹，走上犯罪道路。這是大多數中國人熟悉的接受批判爭取過關的一般方法：說明自己與共產党的關係，雖然因為個人主義犯了錯誤，但是願意悔改，同時應該得到諒解。
楊管教坐在那裏讀我們寫的“認罪服法書”。他讀了我的之後，把兩頁紙往桌上一扔，厲聲道：“楊曦光，你還是死不認罪！你哪里是一點個人主義，你是有政治野心，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你不承認這一點，怎麼可以承認你的反革命罪行呢？你必須承認你仇恨無產階級專政，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本性。”他的話使我大吃一驚，原來認罪服法不是爭取求得諒解，而是要承認自己本性兇惡，不可諒解，所以判刑是應該的，我們只能服從這種懲罰。我本能地不能接受這種認罪服法的洗腦，但也明白，當局是會盡可能施加壓力來迫使我們認罪服法的。
楊管教又在讀另外一份認罪服法書。那是一個戴眼鏡的小個子小學教員的認罪書。他講話細聲細氣，樣子非常馴服。楊管教對他厲聲喝道：“你寫反動標語是因為手發抖寫錯了字嗎？根本不是嘛！你仇恨共產党毛主席，你這種反革命本性遲早要暴露出來的。可能你那天有病，但病是外因，你仇恨共產党毛主席是內因，外因沒有內因是不會起作用的，這是毛主席的哲學思想。你要再反復讀毛主席的《矛盾論》，好好理解內因與外因的關係。”
這天夜裏，二十幾個犯人又坐在那間房間裏。按照楊管教對每個人認罪書的批評，重新檢查自己的認罪態度。那位小學教員在昏暗的燈光下發言，承認自己對共產党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因為他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正是他這種反革命本性使他在寫毛主席詩詞時把“國民黨反動派”六個字寫成“共產党反動派”，犯下滔天反革命罪行。所以，黨和人民判他七年徒刑是完全正確的。而他自己是罪有應得。他的認罪服法發言被楊管教認可，他成了我們之間第一個過了認罪服法關的犯人。
第二天，我們改在禮堂學習。上午由楊管教主持學習會，讓一個叫劉震宇的犯人交代他的罪惡。劉震宇是一個小個子年近五十歲的人。五月的天氣還穿著對襟棉衣。勞改隊發兩次服裝，一次是秋末冬初，發一套藍棉布的棉衣棉褲，裏面是次等棉花，衣服背上和褲子的兩膝都用黃油漆印著“勞改”字樣。所有家裏不能提供衣服的犯人，只有兩種衣服穿：棉衣和襯衣。所以他們春天和秋天都穿棉衣，夏天穿襯衣。劉震宇五月份還穿著棉衣，說明他屬於家中無人，或者有人也不向他提供衣服的那類人。
他的勞改棉衣很舊，但是很整潔，還有幾塊補丁，說明他與一般的勞改油子不同。一般勞改油子從不補衣服，而且故意把棉衣弄破，然後每年秋天都可以得到新棉衣，因為幹部一般都是根據需要發衣服，看誰的衣服破得不能再穿了，就發新的。劉震宇下巴上有幾根稀稀拉拉的鬍子，講一口常德腔的長沙話。他平時在三大隊是一個從不與幹部對抗，也從不引人注目的人。既不因對抗政府而引人注目，也不因靠近政府而引人注目。但我聽一些犯人說，他經常向法院寫申訴，要求復查他的案件。這大概是當局選擇他作為不認罪典型的原因。
劉震宇開始交代他的“罪行”，他講話輕聲慢氣，有時拉著“嗯”“啊”的長音，很像一般幹部講話時打的官腔。我想他大概是一位共產党政府的幹部。“我的主要問題(注意：不是罪行)，嗯，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問題，我的右派問題，嗯，主要是我的一些錯誤言論，這些言論問題在五七年就由組織上作了結論。嗯，文化革命中，我的一本私人日記，嗯，被紅衛兵抄出來了，成了我的罪狀共產党”
“你又在胡說八道！”楊管教打斷他的話，將隨身帶的一疊材料打開，厲聲道：“你的右派言論不是一般的問題，你的反革命日記也不是一般的私人日記。讓我來念兩段你的日記，看你這個日記都記了什麼私人的事情。
“一九五七年一月。今天看到《內部參考》上赫魯雪夫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的摘要。這個報告真是大快人心。暴露了迫害狂和暴君史達林的殘忍，社會主義政治黑暗的一面，中國也要像蘇聯一樣，剷除史達林產生的土壤。
“史達林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劉震宇你知不知道這一點，你攻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為迫害狂和暴君，認為中國也有產生史達林的土壤，你是不是含沙射影，攻擊毛主席？你攻擊社會主義政治黑暗，你是不是名目張膽地反對社會主義？”
楊管教越講越激動，越氣憤，臉皮繃緊，臉色極為嚴肅，一支手抓起那堆材料在空中搖動。“這就是你的私人日記，這哪里是私人日記？這明明是你站在極端反動的立場上對世界大事，對國家大事發表你的極右觀點。你這樣的極右派，党和人民應不應該批判你？應不應該將你清除出革命隊伍？你的反革命日記一九五七年沒有被人民發覺，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紅衛兵抄家抄出來，這是你反革命罪行的徹底暴露，你這樣的極右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反動分子應不應該判十五年徒刑？”
劉震宇低垂著頭，撅著嘴。楊管教又翻閱那疊材料，用嘲笑的口氣說：“你劉震宇不是什麼正人君子，你不要把自己打扮得那麼漂亮，看看你自己的日記你就知道，你的靈魂多麼骯髒。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這已是出差在外的第二個星期了。我真不明白，人類為什麼要遵守一些虛偽的道德規範。如果夫妻長期分居兩地工作，妻子有了新的男朋友，丈夫有了新的女朋友，他們怎麼不能各自作樂一番呢？這並不妨礙夫妻團聚後仍是好的夫妻。
“你看看，你看看，劉震宇你多麼無恥！”
我聽了這兩段日記，心裏暗暗吃驚，想不到看上去毫無思想，在勞改隊十分馴服的劉震宇還是個有如此思想的人。劉震宇當時穿的那身勞改服，加上他那幾根山羊鬍子和他那低眉順眼的樣子，看上去就像個無知馴服的老農民，沒有人會把那日記的作者和他聯繫在一塊。特別使人吃驚的是，日記中的政治觀點和七十年代社會上流行的官方意識形態是如此格格不入。當時有很多與劉震宇觀點相同的人被判處二十年甚至更長的徒刑，有的人甚至被處決。按當時判刑的一般標準，劉震宇被判十五年徒刑並不是最重的。但是看得出來，劉震宇不服判決也有理由，這畢竟是一九五七年寫的，而不是一九六七年寫的。一九五七年的這種觀點可能就不像一九六七年與官方的意識形態衝突得如此尖銳。
楊管教看見劉震宇滿臉不服氣的樣子，就宣佈：“劉震宇，我們總有辦法讓你服法的。今天夜裏，全大隊開會批判鬥爭你，你好好考慮你的罪惡，老實接受批鬥。
”
我不明白楊管教為什麼會在二十幾個人中選擇劉震宇作為重點批判對象。劉震宇也許是遵守監規最好的犯人之一，他唯一的問題就是不斷地向法院申訴，要求復查他的案件。也許勞改隊當局不喜歡這種犯人，要將他作為批鬥的重點。
那天下午，我仍在禮堂學習。這次是由一個叫高志明的年輕人交待罪行。高志明瘦瘦高高，大大的眼睛，講一口岳陽話：“我在高中讀書時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我那時不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卻花了很多時間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我們幾個同學在一起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由於我的思想反動，我寫了一篇文章試圖論證列寧主義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我思想反動使我發現列寧的著作與馬克思的著作不相容。”
楊管教打斷了高志明的話：“你不要在這裏繼續放毒，散佈你的反動思想。不要講你的反動觀點，你要深挖你的反革命罪惡的根源。”儘管高志明說話細聲細氣，一付自卑的樣子，楊管教還是打著官腔批判他：“你們就是有反革命野心嘛！馬克思主義還要你研究幹什麼？共產党毛主席早就把馬克思主義研究好了，你只要遵照執行就行了，學習就是了。還要研究什麼？你要研究，就是不相信黨，不相信毛主席，想另搞一套。你們用馬克思反對列寧，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列寧主義的核心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你就是仇恨無產階級專政嘛！高志明，你出身於反動地主階級家庭，從小就仇恨無產階級專政對你父母的壓迫，這就是你犯罪的根源。”
我聽楊管教的這番批判，心中暗暗好笑，看他那付得意洋洋的樣子，似乎自認為政治水準很高呢！由這種人來批判有頭腦的知識份子，除了戴帽子壓服之外，大概不會有任何正面的效果。
那天晚上在禮堂召開全大隊八百犯人的大會，批判不認罪服法的劉震宇。可憐的劉震宇縮著脖子低著頭站在臺上顯得更矮了。照例是值班犯人帶頭念毛主席語錄：“劉震宇(原文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幾百人跟著呼喊，把個可憐的劉震宇嚇得直哆嗦。接著就是幾個犯人發言批判他，兩三個小時的批判大會，劉震宇已經滿頭虛汗，臉色蒼白了。
這次批判大會一個星期之後，大隊又開過一個動員“雙搶”(搶收早稻，搶插晚稻)的大會。大會上，大隊長表揚劉震宇有很大進步，劉早已表示認罪服法，不再上訴。接著，劉震宇就被派去守瓜棚，當“自由犯”去了。自由犯有的守菜棚，有的守瓜棚，他們都獨自住在監房外田野上的草棚內。沒有幹部監視他們，行動相當自由。夠資格當自由犯的都是幹部信任的人，幹部相信他們不會逃跑，不會搞當局不喜歡的活動。所以劉震宇得到自由犯的身份，說明當局已經十分信任他了。
我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產生了兩種猜測，也可能劉震宇從來沒有逃跑的思想，也十分遵守監規，他只想遵守合法的程式申訴，所以幹部批判他不認罪，但並不妨礙信任他當政治犯；另一種可能是，劉震宇本來就當過共產党幹部(一九五七年之前)，也許勞改局對當過共產党幹部的人從來就比較信任，不管什麼原因，總之，劉震宇當了自由犯，這是當時勞改隊犯人中最高的地位。他的行為比以前更加馴服，經過那次批鬥大會之後，他見人就低下目光，一付順從和自卑的樣子。他再也沒有申訴過，直到一九八七年中共為所有的右派分子平反。這大概是勞改當局改造政治思想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了...
12復舊和斬草除根
楊小凱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
1972年的春天卷著紫雲英和油菜花香悄悄來臨了。中國南方的春天象突然上演的話劇，充滿著勃勃生機。無窮的能量通過潮濕撲鼻的綠葉香味使人心醉神怡。我根本記不起1970年春天的美麗了。我只記得那個春天到處響著“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的口號，到處都是判處死刑的佈告，天在我心目中總是慘黃而陰暗，泥濘的地似乎到處躲藏著死亡，儘管我知道1970年的春天不會比1972年的春天更多雨。
1972年的春天雖使人感覺社會已恢復了秩序，但是到處是“階級鬥爭”，“專政”的口號，我感覺不到那個春天撲鼻綠葉香味的沁人心脾，卻記得那個春天的濕冷。
1972年的春天給我的印象卻十分美好。林彪於去年九月份死於蒙古，中國政治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很多老幹部複職了，以前被視為走資派的陳毅(前外交部長)也在報上恢復了名譽。勞改隊犯人的零用錢恢復到文化革命前的每月兩元，三大隊的圖書室也恢復了。圖書室有一個報刊雜誌目錄，從這個目錄可以看到，有幾十份期刊，雜誌將復刊，犯人被允許用自己的錢訂這些雜誌。
我訂了三份雜誌，《國外科技動態》，《中國科學》，和《學習與批判》。當然用我父親郵匯給我的錢(勞改隊的零用錢只夠買手紙，牙刷，牙膏)。從報上可以看到周恩來越來越活躍，而江青、張春橋這些左派卻很少露面，我想起劉鳳祥的一句預言：“文化革命與其說是毛澤東的勝利，不如說是周恩來的勝利，隨著社會秩序的恢復，周恩來會越來越主動，而毛澤東會越來越被動。”
新來的關教導員
這種微妙的政治變化給我們三大隊帶來了一位複職的老幹部“關教導員。”原來那個惡狠狠的劉教導員被調走了。而這位新來的關教導員，據說是文革中的“走資派”。他講一口地道的東北話，一聽就知道是1949年南下的幹部。這些幹部比那些只會講本地化的1949年以後當上幹部的人顯然資格老得多。關教導員經常向犯人保證改善伙食，每月，殺次。吃次肉，看一次電影，用這些犯人喜歡的事鼓勵犯人安心工作。這在文革中是被批判為“物質刺激”的修正主義路線。犯人們最大的物質要求大概就是每個月多吃幾餐肉，多看幾場電影。特別是自從1960年以來，勞改隊有好幾年沒有電影了(社會上，那段時間也沒有電影)，1972年一些老影片又在勞改隊放映，每個月放一次。每次放電影前後，電影片成為犯人們的一個主要話題。放映前的幾天，不少犯人真是“望眼欲穿”。人們不但感到秩序的恢復，也感到理性的恢復。這種微妙的變化特別集中表現在報紙的宣傳上。報紙上文章的語調十分象1962年一樣，總是有兩個意義相反的句子聯在一起，比如“我們應該突出政治，但是也要把業務工作做好，”“我們應該走群眾路線，但是也要發揮專家的作用，”“我們應該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但是也要重視教育品質”，等等。看得出，“但是”後面的句子在作者心目中比“但是”前面的句子更重要。他真正要強調的是“但是”後面的句子，“但是”前面的句子只是一句不得不接受的口號。一九六二年是我從小學畢業考入初中的那年。那時中國正在從大躍進後的混亂和饑惡中恢複過來，一切都在“向右轉”，農村在搞“包產到戶”，工廠裏，在推行“工業60條”，強調“利潤掛帥”，“業務第一”，“物質刺激”，“專家路線”。教育界在改變招生政策，以前入學要看“家庭成分”，出生不好的人不能進好學校，1962年改為以考試成績為唯一的錄取標準。長沙一中成了全國的重點中學，很多右派都被請回一中以提高教學品質。省委大院中我的同齡少年那年都因為成績不好沒有考上一中。我是極少數考上一中的高幹子女之一。我的班上沒有一個高幹子女，我的同學大多是工程師，醫師和教師的孩子。後來有兩個高幹子弟從高班留級到我們班，我才有了兩個高幹子弟同學。比我們高一年級的學生進中學的錄取標準完全是看家庭出生而不看考試成績。那年我的數學老師，生物老師，外語老師都是右派分子。他們剛被學校當局從勞教營請出來。記得第一天上課，我們的班主任告訴我們，大躍進以來的教育品質比50年代初低得多，而50年代的教育品質又比1949前低得多。所以學校要重新重視教育品質，恢復長沙一中大躍進前百分之九十七的升學率。
想起了一九六二年
1972年的春天，周圍發生的變化是我想起1962年的一切，1962年的氣味，1962年的天堂，1962年我們家住的省委“榕園”旁那百花齊放的花園和漂亮的房子。不同的是，1962年我從來不認為那種環境是多麼美好，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剛坐牢時，我還覺得那麼舒適的生活環境讓人感到物質的滿足導致精神上的空虛和缺乏刺激。十年前的我從來不知道中國社會的下層是什麼樣子，總是幻想有一天能象小說中在社會上闖蕩的主人公一樣，經歷社會底層富於刺激的生活。十年後的1972年，那美麗的花園，榕園邊的洋房，安靜的校園對我來說已是可望不可及的人間天堂了。現在周圍全是穿著破爛棉衣，衣上印著“勞改”字樣，光著頭的勞改犯人，黑洞洞的牢房，裏面是十幾人共睡的大統床。充滿著汗臭和低級劣等煙草的刺激味。在經曆過革命的騷動，有過被剝奪社會地位的痛苦經歷，受盡侮辱和羞恥後，秩序和理性的恢復對我來說像是雨後的陽光。我象所有參加過革命的舊日貴族一樣，在秩序和理性恢復時，感到深深的欠疚--為我過去革命的狂熱，但又為自己父母和家族的在革命中被顛覆的身分而悲憤。這場革命沒給任何人帶來好處，但卻使我家破人亡：父親被關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母親被逼自殺，兄妹被趕到農村勞動。
有兩件事特別激起這種對革命顛覆我的家庭的身分的悲憤。一件事是第一次恢復放電影“英雄兒女”，那是一部關於朝鮮戰爭的電影，有不少頌揚共產党幹部家庭的情節。這類電影和作品是多年來沒看到了。自文革以來，共產党的幹部在文藝作品中往往是走資派的反面形象。另一件事是我從一位犯人朋友手中得到幾本莎士比亞的劇本，除了“哈姆雷德”外，我最喜歡的竟是“麥克佩斯”，其中有一段描寫王子在“麥克佩斯”政變後被顛覆身分的悲憤感。
新來的關教導員助長了我的這種情緒。關教導員對我特別關照。他來三大隊不久就把我掉出了強勞力組，讓我去做些稍微輕鬆的工作(例如去種棉花而不是去種水稻)。後來又把我調到基建組，不但工作可以輕鬆一些，而且可以學習建築，設計房屋的技術，但是我畢竟不再是文革前充滿優越感的高幹子弟，而成了一個造反的思想家，或者按我的罪名來說，一個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我從來不認為我與其他反革命有什麼本質的差別。我不喜歡關教導員的“階級路線”。關教導員對那些出身好的犯人明顯地比那些出身不好的犯人好得多。這不是關教導員的脾氣。而是當時得勢的周恩來派的政策。不少犯人都因周的右的政策而得益。那個春天，我們組有兩個犯人被釋放了。他們都是犯了“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罪”。而且都是出身好的人。其中一個小名叫周流子。他進勞改隊前是個鄉下的初中學生。他不喜歡他村裏的“造反派”。“什麼造反派，全是些造飯派，平時都是些好吃懶做的傢伙，專門跟生產隊長過不去，文化革命中，搗亂成了好事，他們也成了英雄。把我們公社的社長，黨委書記又鬥又打，還下放到我們村來。但管起生產來，還是這些老幹部行！”周流子給我舉過很多例子，證明老幹部比那些文革中爬上去的新幹部正派，能幹。我這個“造反派”聽了他的話雖然感到不舒服，但也不得不承認，農民支持保守派可能並不完全是盲從，而是有他們的政治傾向性。周流子是因為罵毛澤東，林彪，和江青而被叛刑六年的。他一直不服，經常與勞改隊的幹部吵架，也被當做“反改造分子”鬥爭過幾次。1972年春天，當幹部把他叫出去，大家都以為幹部又要找他的麻煩了。想不到他回來就清理行李，告訴我們，他被無罪釋放了。他是個出身好的人。三代都是貧下中農。
雷大炮的仇恨
在大多數犯人眼中，關教導員是個心腸好的幹部，他經常在吃飯時間進監房來，看犯人們對飯菜有什麼意見和要求。但有一次我卻看到他的兇惡的一面。那是一天夜裏雷大炮又在放炮的時候。雷大炮姓雷，但原名不是大炮。因為他成天咒駡共產党，所以犯人都叫他雷大炮。久而久之，連他本來的名字也忘了。雷大炮個子矮小。講一口我不大容易聽懂的方言。我第一次注意他是早晨官方的有線廣播時。雷大炮站在廣播對面的走廊上，指著喇叭在說什麼。喇叭裏正在廣播通過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培養教育幹部的消息。我一邊吃飯，一邊注意聽雷大炮的評論。“你吹什麼牛，你們共產党的高級幹部全是國民黨培養出來的。數一數你們共產党高級幹部中有文化的人，誰不是國民黨的大學、中學培養出來的！”他的口音在我聽來十分不動聽。但是他的思路似乎非常清楚。他的神態有點神經質，旁若無人的樣子，根本不理他人的反應。他用手指著廣播喇叭，聲音時高時低：“你就是會搞殖民主義，你建的勞改隊就是殖民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也是殖民主義。你把整個中國變成了殖民地。中國現在就是一所大監房，所有的中國人都在坐牢。”他的聲音低下去，我聽不清他下面的話。
每天早晨，雷大炮都在對著播音喇叭咒駡。罵的內容一般都與廣播中的內容有關。有天夜裏，雷大炮有在大罵共產党，聲音大得崗樓上值班的士兵聽見了。不久關教導員進來了。他怒目園睜，與平時和藹的樣子決然相反，一開了監房的鐵門上的銷，馬上大聲命令：“值班犯人，拿繩子來。”兩個犯人把繩子拿來，關教導員命令道：“把他給我捆起來！”接著他親自動手，把雷大炮上“死綁”。雷大炮毫不反抗，嘴裏卻還在咒駡：”共產党殺人不眨眼，屠殺無辜。”關教導員把繩子結兩個套，套在雷大炮的兩個手腕上，用力把他一推，他象小雞一樣跪倒在地上。關教導員順勢把雷大炮的雙手反在他背後，然後把兩根繩子穿在吊在脖子後面的一個繩套裏，他死命拉緊繩子，把雷大炮的雙手從後面往他的後脖子拉，關教導員滿臉仇恨，臉因而變了形。我心裏萬分難過，看到雷大炮毫無反抗的身體慢慢因不支倒在地上，咒駡的聲音也突然停止了。我看著關教導員那副殺氣騰騰的樣子，心中真為他難過和替他害羞，我實在不理解他為什麼如此仇視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人。我甚至懷疑他的仇恨是故意裝出來以顯示他的“立場堅定，愛恨分明”，但從他眼睛中可怕的恨火，我不得不承認這是種我不能理解的真正的仇恨。
接著有幾天，雷大炮沒有出工，幹部把他留在號子裏進行審訊。一兩個有病留在監房的犯人告訴我們，整個審訊過程中，雷大炮從頭到尾罵不絕口。從他的咒駡一個病號犯人聽出來，雷大炮的父親是國民黨時代的官員，1950年代初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共產党鎮壓。文化革命中郴州的造反派為了防止出身不好的人造共產的反，成立“貧下中農法庭”，把出身不好的人統統用活埋，槍殺等辦法殺害，雷大炮的哥哥為了抵制這場大屠殺，把出身不好的年青人組織起來，互相通風報訊，四處逃亡。文革後，秩序恢復時，他哥哥被當局逮捕，以“反革命組織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聽到他哥哥的死訊後，沉默寡言的雷大炮突然開始不停地攻擊和批評共產党。於是他被判刑十五年，到了勞改隊。
幾天後，建新農場開宣判大會，這又是一個以殺人威嚇犯人在春耕農忙季節拼命工作的大會。雷大炮這次已被真正上了死綁，他的臉上沒有任何畏懼，嘴巴還在不停的動，一定還是在繼續攻擊共產党死刑判決書果然證實了雷大炮的家世。宣讀判決書的幹部滿臉殺氣地念道：“其父是國民黨的反動官員，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我人民政府鎮壓，其兄在文化革命中因組織反革命組織被我人民政府鎮壓。他對我黨和人民政府有殺父殺兄之仇。”這張判決書等於是公開表明了要把這些仇恨共產黨的被殺害者的後代“斬草除根”。這種無人性的屠殺政策等，使我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與仇恨。我第一次感到可以理解雷大炮對共產党的仇恨。
道縣事件的活證人
雷大炮和他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經歷的那場大屠殺在中共官方檔中被稱為“郴州道縣事件”。三大隊有四五位道縣事件的活證人。一位是我同一組的姓何的農民。他平時極其老實，對人總是低眉順眼，笑臉相迎，對上司的命令總是絕對服從，從不反抗，象一個順從的奴隸。但他象沒有魂，行為呆板，所以大家都叫他“何傻子”。瞭解他的犯人告訴我，他的父母，兄妹在道縣事件中全被“貧下中農法庭”殺害。殺害的手段極其殘酷。民兵用槍逼著他父親親手活埋了他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最小的只有五歲。然後命令他父親給自己挖洞，跳下去，再由民兵活埋他。何呆子的祖父是小地主，所以他全家都成了“階級敵人”。城裏造反派把共產党組織衝垮後，很多支持共產党的“保守派”就跑到鄉下，動員支持共產党的人組織“貧下中農法庭”，屠殺“階級敵人”，以防止他們與城裏的造反派聯合起來反共產党這四個“道縣事件”發生在1967年8、9月保守派在城裏失勢的時候。據官方的統計，大約有兩三千“階級敵人”在這場大屠殺中喪命。何呆子是他家族中唯一躲過這場大屠殺的。由於受了極大刺激，何呆子每隔一兩個月會發一次瘋。有天夜裏，我上廁所時，突然聽到有人在廁所大聲吟唱，象和尚作道場時念佛經。我定睛看看，何呆子手持一根木棍在那裏上下舞動，口中念念有詞，接著又轉過背前後走動，邊走邊揮舞木棍，念經的聲音時高時低：“大道，蒼天，不殺，不負。神天有眼，道行道歸。”我走過去輕聲道：“何呆子，你該去睡覺了。”他一反平常對人和順的態度，根本不理睬我，直管念他的經。舞他的。我斷定他在發瘋，只好回監房去向其他人求助。瞭解他的人都說，這是因為他被大屠殺嚇瘋了，每個月總要發幾次瘋，沒辦法治，讓他去。過兩個小時他自然會恢復的。第二天早晨，我一醒來就注意何呆子的床，他已經起來了，表情和平時一樣，和順與謙卑，臉上再也沒有昨夜的殺氣。我猜想，何呆子一定是在發瘋時講了什麼當局認為是“反革命”的話而做牢的。
另外一位“道縣事件”的證人是這次事件中的一個殺人兇手。他的小名叫邱寶，看上去只有二十幾歲的樣子。邱寶健壯得象頭小牛。有天在監房外邊的養豬場勞動時，看到公豬和母豬正在交配，來了“神”，褲子都勃起來，他站著不好意思，只好蹲下去，周圍的犯人都大笑起來，向他起哄：“邱寶，站起來呀，又不是大便，蹲著幹什麼呀？”“邱寶，又不是要你配種，你來什麼神呀？”邱寶三代貧農出身，道縣事件前，愛上了同村的一家地主的女兒。這女孩子一家受盡了出身好的人們對他們的歧視和欺壓，發誓，長大以後絕不嫁給出身好的人，只嫁給地主的兒子。女孩子長到十八歲，如花似玉，周圍不少貧下中農的兒子都來求婚，全被拒絕，並被告知非地主的兒子不嫁。道縣事件時，幾個過去求婚被拒的貧農的兒子沖到這個地主家，當著女孩父母的面，輪奸了這個女孩，然後把全家殺死。文革後秩序恢復後，這幾個殺人犯被逮捕，判了三至五年的徒刑。邱寶就是被判刑的一個。如果輪奸的不是地主子女，一定會被叛無期徒刑或死刑。我和幾位老者聽完一位與道縣事件有關的犯人講完這個故事後都不停地歎氣。一位地主出身的犯人忍不住小聲說：“這就是共產党法律的階級性，法律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呀！”
一九七二年的復舊給我的印象是如此複雜，既是秩序和理性的恢復，又是共產党無理性的野蠻政治迫害和階級歧視，階級壓迫的恢復，那個春天既充滿著溫暖和明媚的陽光，又充滿著“斬草除根”和屠殺的血腥味。正因為我有了從社會上層到最下層的經驗，我懂得了“復舊”和秩序的價值，我不再象1962年“復舊”時那樣不懂得珍惜復舊的價值。但也正因為這從上層到社會最下層的經驗，我也更明白了這秩序的殘酷與黑暗的一面，懂得這“理性”的野蠻的一面，我在珍愛復舊的價值的同時，卻更加仇恨這殘酷的“秩序”...
13宋導演
楊小凱
宋紹文是一九七二年政治犯和刑事分編分管後從十大隊調到三大隊來的。這次分編分管後，一至五個大隊專關反革命犯（政治犯），六至十共五個大隊專關刑事犯。通常同案犯是不能在一個大隊的，但是可能因為可容納政治犯的大隊從十個減為五個，我們這兩個“同案犯”被關到了同一個大隊。老宋（我這樣稱呼他）比三年前我在左家塘看到他時更象一個勞改犯了，講話不再完全是那種上層社會的書生腔，語言中夾雜著一些下層社會的俚語。他原來膚色白嫩，現在已經變得又黑又粗，加上那身勞改服，沒有人可以從他的外表看出他過去是那種拿高薪的高級知識份子。他過去是劇作家，也當過導演和話劇演員，每月工資三百來元，相當於一位省委書記的工資水準。加上住房，用汽車等方面與他的等級相應的無形收入，他過去屬於中國的特權階層。不少犯人因為他過去的職業而稱他為宋導演。
我第一次看到宋紹文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他那時被湖南省話劇團的當權派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受過無數次批鬥。而他一直支持和同情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造反派占了上風，他就從省話劇團的軟禁室逃出來，在造反派朋友中躲藏。有天夜裏，他躲到長沙一中造反派學生的一間辦公室，我正好也在那裏，因此碰到了他。他那時穿的一身很考究的衣服，講話有時熱情而激昂，聲音卻細聲細氣，一看就是那種很有地位的人。他愛人梁器芝也坐在旁邊，她看去很漂亮，但我那時並不知道她是話劇團有名的女演員，長沙上層社會有名的美人。宋紹文正在向一中的五六個造反派朋友講敘他被打成黑鬼的故事，一口地道的長沙話。
“我被打成黑鬼是因為我所在的湖南省話劇團的國民黨背景。省話劇團的前身是國民黨文化部的演劇大隊。我抗日戰爭時參加過國民黨青年軍，到滇緬邊界參加過遠征，演劇大隊一成立，我又參加了演劇六隊，專門為抗日軍人演出，鼓舞士氣。演劇六隊有不少人參加了地下共產党，所以解放後整個演劇六隊很快就成了共產党的湖南省話劇團。文化革命一開始，省話劇團的領導、名演員、名導演全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上的人物，我也成了黑鬼，被批鬥過無數次，失去了行動自由，被軟禁在機關裏。
“去年（一九六六年）十月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組支持被當權派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後，話劇團被迫害的人組成了省文藝界紅色造反團，支持湘江風雷，為‘黑鬼’平反。造反派逐漸得勢後，我就從機關裏逃出來，機關裏的保守派到處追捕我，我是兩三天就搬一個地方，在造反派朋友家裏躲藏。”
宋紹文那天夜裏告訴我們，他預見保守派馬上會利用軍隊的支援對造反派進行報複，重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我當時正和一些造反派學生張貼大字報，提醒人們軍隊與保守派觀點相同。
他們捲入文化革命後（當時毛澤東正命令軍隊捲入文化革命），保守派在軍隊支持下重新大規模迫害造反派的局勢馬上會出現。由於我對政局的看法與宋紹文非常一致，他留給我很好的印象。那天與宋紹文交換觀點的中學生都很尊敬他，象尊敬老師一樣。宋紹文當時是被保守派“通緝”的“反革命”，那晚的見面也是在一種緊張、秘密的氣氛中渡過的，在場的學生都在出主意怎樣幫助他找到可靠的秘密地點，躲過保守派的搜捕。
幾天以後，全國性的大規模鎮壓就開始了。每個省有名的主要造反派組織都被打成“反革命組織”，湖南的湘江風雷被打成反革命組織，保守派帶著軍隊抓人，長沙有幾萬人被逮捕，象我和宋紹文這種支持湘江風雷，但並不是湘江風雷成員的學生和知識份子都被關進了監獄。那是我第一次坐監獄。我和宋紹文都被關在省公安廳看守所——“模範監獄”，但不在一個號子。我們於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被關進去，三中月，我和所有學生都被釋放，宋紹文大概是六、七月份，毛澤東支持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後才被放出來。我後來碰到了一個曾與他關在一個號子的中學教員說，宋紹文非常勇敢，在號子裏絕食了三天，抗議軍隊的無理逮捕。他後來被士兵強行灌食物，最後腳上釘了鐐，手上戴了手銬。一九六七年夏天，宋紹文出了監獄後，又支持造反派中的激進學生貼大字報反對周恩來，因為周恩來是二月份直接指揮軍隊逮捕造反派，把他們打成反革命的主要保守派首領。宋紹文雖然不是省無聯的領導人，但因為他所在的“文藝界造反團”參加了“省無聯”，他自己又直接參加了省無聯反對周恩來的活動，所以他被以“反革命黑手”的罪名判了十五年刑。
由於我對宋紹文的這點瞭解，我相信他是有自己頭腦的人，雖然聽到他那個中隊的犯人（我們在同一個大隊但不在一個中隊）說他是個“積極份子”，我總認為他的“積極”是表面上的，他這種人心裏總不會真正認罪。
從小組長傳來的消息也說明當局並不信任他。這消息是由一個小組長告訴他的好朋友，而他又告訴他的好朋友，最後傳到我耳裏來的。宋紹文所在的二中隊中隊長召集過一個二中隊所有犯人學習組長的會議，會議上中隊長特別問宋紹文所在的小組長：“宋紹文最近講了些什麼？”小組長想了半天說：“宋紹文摘棉花時指著葉子都掉光了的棉杆說，‘這些棉花杆都成了光杆司令！’”二中隊隊長從鼻子裏哼了一聲說：“他可能是對共產党把他這造反派的‘司令’變成‘光杆司令’不滿吧！”
一九七三年，復舊正是高潮時，我在一個下雨的休息日子去宋紹文的號子去看過他一次。他睡上鋪，我爬到他床上，上鋪只有他一個人，其他犯人都在下面下棋，打撲克和做別的事情。
“老宋，你注意沒有，江青最近灰溜溜的，而批判‘極左’，周恩來卻是‘眾望所歸’，得意得很呀！”我壓低聲音，用只有我倆聽見的聲音問他。老宋的反應比我預期的要遲鈍得多，“嗯”了一聲，眼睛裏沒有過去那種分析政治形勢時的敏銳。我又輕聲說：“我最近看完了範文瀾寫的《中國通史》。毛澤東現在玩的權術很象歷史上帝王在‘後黨’和‘朝官黨’之間玩平衡術的手腕。”我看看老宋的反應，他眨眨眼，眼神裏似乎有了一點火花。我想他一定明白“後黨”是指江青、姚文元、張春橋這幫原來中央文革小組的人，而“朝官黨”是指周恩來派。看到老宋眼裏有了點火花，我又解釋：“毛澤東在後黨與朝官黨之間見風使舵，看見後党太強就抬朝官黨，而看見朝官党勢太盛就抬後黨。目前朝官党勢太盛，毛澤東很可能會支持後黨反擊朝官黨。”我知道老宋在文革中是支持毛澤東，反周恩來的，我這樣直呼“毛澤東”，對毛澤東算是很不尊敬了，老宋能接受嗎？但我一轉念，他也是有知識懂歷史的人，我的討論是不帶褒貶的客觀分析，他應該能懂吧。老宋向我靠了靠，面色由麻木轉活躍，十分有興趣的樣子：“那江青他們可能反擊嗎？”我馬上解釋：“以往的經驗，凡是江青太活躍，很少公開露面的時候，她一定是在策劃什麼大行動。這次我看她和毛澤東最好打的政治牌就是清查五一六問題。周恩來清查五一六時那麼活躍，林彪垮了以後，他把清查五一六運動推得更遠，好多造反派因此受了打擊和迫害。”“是的，去年外調我的人多得不得了，都是查造反派與五一六的關係”。老宋看來在一九七二年與我一樣有很多外調的經驗。我輕輕歎氣，心裏感到沉重，不知如何解釋對江青正在策劃的陰謀一半是喜一半是憂的心情。我知道自己已不是當年的造反派，經過復舊的秩序，讀過很多世界歷史後，我已是一個政治上對一切革命反感，而懂得保守派的價值的人。但我很懷疑老宋也能理解我這種心情。我試著用他能理解的造反派的感情向他解釋，“這兩派由於捲入了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的問題，因此與歷史上的後黨，朝官黨又不同，平反問題與人權問題有關，造反派也很象法國革命時的第三等級，英國革命後的‘輝格黨’，而周恩來支持的保守派就很象英國革命後的圓顱黨，這兩黨要能共存政局才會穩定下來，一派壓一派總會留下動亂的禍根。”老宋看去對歷史沒有興趣，對我的評論沒有多少反應。他打斷我的話，問我家裏的情況。我告訴他，我母親在文革中被逼自殺後，我兩個妹妹就沒有了家，我父親被關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個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區去了，另一個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親戚去了，哥哥也被開除公職趕到鄉下去了。老宋告訴我，梁器芝與他離婚後不久，他老母親就因為又氣又急而去世。他的兒女有一個女兒被法院判給他，其他都屬於梁器芝。這個女兒最近有了男朋友，女兒曾來農場看過他。
大約一個星期以後，我發覺有什麼事情不對頭，幹部看我的眼色似乎比以前嚴厲，特別是對我非常關照的關教導員，見了我，眼色也變得十分嚴厲。我憑自己勞改的經驗，感覺到這一定是因為有人打了我的小報告。這會是誰呢？思前想後，很可能是宋紹文。事態的迅速發展終於證明了我的判斷。兩天后的一個夜間，中隊長把我叫到監房內的值班室，我走進值班室內，關教導員已經坐在那裏，陰沉著臉。關教導員以審訊的口氣問：“楊曦光，你最近有什麼反改造行為要向政府交代呀？”我回應道：“我天天出工，沒有反改造呀！”關教導員把臉一沉，“楊曦光你不老實，你以為我們不知道你在犯人中散佈反革命言論，以古諷今，攻擊黨中央無產階級司令部和毛主席。”我身上冒了冷汗，看樣子宋紹文把我與他的談話一字不漏地報告了當局。我心裏直罵：“這個該死的宋紹文想不到你是個這樣的傢伙！”這種罪名要加刑真是容易得很。很多人比我講的話溫和得多，都被判了七年、十年的徒刑。我也知道，只有宋紹文一個人聽到我的話，如果他們找不到另一個證人，我又一口咬定沒有講過這類話，他們也不容易加我的刑。我於是一口咬定我從未講過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和毛主席的話，心裏卻恨死了這個宋紹文。關教導員看起來聲色俱厲，但卻不象要找證據加我的刑。他惡狠狠地把我訓了一個多小時，然後由中隊長給我上了一付土銬子，宣佈我被“戴銬反省”。這是屬於比戴腳鐐和關小號子輕一點的處罰。戴銬反省有兩種，一種是雙手反銬在身後，另一種是雙手銬在身前。前者比後者更令人痛苦，因為無法自己吃飯，睡覺時也極不舒服。而後者的麻煩卻是大便時要人幫忙擦屁股。戴銬反省無疑是種精神上的羞辱和打擊。對我們這些對迫害和歧視非常敏感的犯人來說，一付手銬已足以使很多勞改朋友用驚懼的目光看我，文化革命中我被關在左家塘時，被抓出去批鬥遊街過無數次，但精神上並沒有感到這次戴銬反省的壓力，因為文化革命中那麼多人被批鬥，使人不覺得孤獨。而這次戴銬反省是在秩序恢復，當局似乎越來越理性的時候，很少有人受到這種懲罰，因此一旦一個人受到這種懲罰，一定會感到比文革中挨批鬥更大的壓力。
幸好同組的犯人都十分同情我，早上洗臉，每餐吃飯時，以及大便時都有人來幫忙。“戴銬反省”的第三天，全大隊犯人被召集開大會批判鬥爭我。批鬥大會開始時，由大隊楊管教宣佈我的罪行，他首先列舉我的階級背景：“反革命份子楊曦光出身于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其父是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其母在文化革命中畏罪自殺，其兄其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反革命份子楊曦光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刻骨仇恨，惡毒攻擊和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書寫反動文章《中國向何處去》，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重新建黨，重新建國，重新建軍...”
我一邊聽楊管教的宣佈，心中湧起仇恨。我開始懂得為什麼“雷大炮”和“沈子英”如此仇恨這個政權。我戴著手銬站在操坪的前臺，看看黑壓壓的犯人是如何反應，他們象歷次批判會一樣，面色麻木，但每當他們跟著值班犯人的呼喊舉起手來附和“打倒反革命份子楊曦光”時，我卻感到這種麻木也是對被批鬥者的一種壓力。值班犯人看我頭還抬起，就走過來狠狠地把我的頭壓下去。在羞辱感最嚴重時，我心中有過那樣的念頭，如果我有一支槍在手中，我會開槍把主持批鬥我的人打死的。
很多人經過這樣的批鬥會後，精神發生錯亂，黃文哲就是一個例子，但我的經受能力，比黃文哲強得多。特別是一兩周後犯人們知道我被批鬥的原因後，都改變了批鬥我時的麻木態度。我的手銬被取下後，很多犯人對我都比以前熱情得多。大家都相信我不是KGB，因此有更多的犯人向我講他們的真正觀點。我因而不後悔自己待人的誠懇和坦率，我為此付出了代價，但也得到大量收穫，象宋紹文那種人是不可能象我一樣瞭解到各種各樣犯人的想法和故事的。這些故事只會講給我這種坦誠的人聽。
宋紹文檢舉我後不久就被幹部“任命”為二中隊的值班犯人，他每天不用出工，而是在監房裏監督生病未出工的犯人，以及幫助幹部在幹部不在時監督犯人。宋紹文把他當年在國民黨青年軍和文化革命中造反的熱情都發揮到值班上，他嚴格貫徹幹部的意圖，對犯人中違犯監規的事嚴厲督察。勞改隊伙食差，吃不飽是個普通的問題，因此很多犯人都自己自製了煤油爐子，自己向老百姓買些蛋或肉，沒錢的犯人偷一些農場生產的蔬菜回到監房後趁幹部不在時炒菜吃。有些油滑的值班犯人對這種“違反監規”的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宋紹文卻是嚴格執行監規，對這類活動“毫不留情”。他把所有犯人的煤油爐子都搜查出來交給幹部，弄得二中隊的犯人叫苦不迭。大家都稱他為法家。因為那是一九七四年，報上正在批判儒家，歌頌“法家”，犯人就把這種嚴格執行監規的人稱為“該死的法家”。一個二中隊的犯人見了我只搖頭：“宋紹文真是演戲的本色不改，總有點‘職業病’”。他是譏諷宋紹文在裝“假積極”，但我卻不這麼認為，我認為這是他的個人氣質，他有一種要“熱情、積極”的個性傾向，不管這種積極是當年熱血沸騰抗日也好，還是文化革命中轟轟烈烈造反也好，還是值日時不折不扣的積極也好，宋紹文有種要轟轟烈烈，全力以赴，充當英雄的本能的衝動，也許人類社會中的革命和各種極端的社會運動都與這種人的本性有關。
宋紹文不久就因這種積極被建新農場給以減刑兩年的獎勵。但是他沒有紅多久就遇到了麻煩。由於他得罪了太多的犯人，二中隊的犯人聯合起來檢舉他陽奉陰違，幹部們不願觸犯眾怒，於是將他犧牲，首先撤掉了他值班犯人的職位，接著召開批鬥大會批判過他一次。批鬥大會是在二中隊召開的，我們其他中隊的犯人沒有參加。但據二中隊的犯人說，批判宋紹文，犯人們高興，所以犯人不是應付，而是十分“積極”。批判大會後宋紹文日子很不好過，因為犯人和幹部都不喜歡他。我一直再沒有與宋紹文打過交道，很多年後我聽說他在四人幫垮臺後被釋放，因為整個“演出六隊”平了反，他文化革命初被打成黑鬼的事也平了反。但是令我奇怪的是，一九七九年中國的民主運動中，他又捲入了長沙學生的民主運動。長沙的學生運動領袖梁恒後來在紐約告訴我，長沙大學生為他們選舉人民代表的權利示威和絕食時，宋紹文曾找過他，向他建議一些與政府鬥爭的策略。聽到這個消息後，我更加肯定我對宋紹文的判斷：他是有某種追求轟轟烈烈和英雄主義的精神病，正象偷竊狂和露陰嗜是精神病一樣。
我在建新農場碰到過因患偷竊狂和露陰嗜病而被判刑的犯人。當局從不把他們的毛病當精神病，而將他們當做刑事犯。有個有露陰嗜的犯人，平時工作、生活都非常正常，道德品質也極好，只是見了女人就要脫褲子。因此被判刑二十年。由於工作努力，被減刑五年，從監獄轉到建新農場來了。在牢裏由於沒有見過女人，他一切正常，一滿刑見到女人又脫褲子，又被關起來。直到他兒子也出現同樣症狀，也被判刑，當局仍沒認識到這是種精神病。
14黃文哲之死
楊小凱
一九七一年夏忙季節過後，是犯人們望眼欲穿的一個短暫的農閒季節。炎夏的餘熱還未完全散去，水稻田裏的水溫中午時分還有點燙腳。剛插下的水稻漸漸加深了綠色。一天早晨我所在中隊的湯指導員走進監房的鐵門吹響集合哨後宣佈今天不出工，“政府今天對犯人進行分編分管。”
分編分管：犯人換環境
很多天后，我才明白所謂分編分管是將反革命犯政治犯與普通刑事犯分開來管理。七大隊新調來我所在的三大隊的姚寶，他的全名叫姚希賢，告訴我，三大隊現在成了現行反革命的大隊，專關現行反革命份子，一大隊和二大隊成了專關歷史反革命的大隊。四、五兩個大隊也是專關現行反革命的大隊。七大隊的反革命犯大多轉到我們三大隊來了，而三大隊的刑事犯也轉到七大隊去了。一位老犯人告訴我，分編分管是文化革命前勞改隊的規矩，文化革命後，這個規矩就被搞亂了。從七大隊轉到三大隊我這個小組來的現行反革命犯有三位，姚寶是一個，另外兩個叫戴雷和曹國。一兩周後，我逐漸知道了他們三個人的一些情況。姚寶是一位前國民黨高級將領的三姨太的兒子，他操機械流子的職業，在江湖上遊蕩，精通焊工和鉗工技術，經常接地下私人企業的機械活做，或承包一些國營工廠內朋友轉包給他的機械活。他的罪名是“反革命攻擊污蔑”。戴雷的小名叫“驢子”，這不但因為他個子矮小，而且因為他體力極好。往往能象驢子一樣挑起二百多斤的擔子。曹國正好相反，個子高大，但卻從不做重活。他從不說話，冬天幹部發給他白棉衣棉被他拒絕接受，丟在一邊，而且拒絕幹活。大概是因為他罪名本來不重，加上他從不說話，行為反常，幹部在推搡他幾次強迫他幹活失敗後，終於聽之任之。他高興時幹點輕活，不高興時蹲在一邊看別人看活。戴雷最瞭解曹國，總是不聲不響地關照他。他們兩人都是犯寫反革命標語罪。
姚寶是個棋迷，他有一付塑膠象棋，每天晚飯後，政治學習前總要找人下棋。他們對手之一是我們小組隔壁的另一個小組的黃文哲。黃文哲也是從七隊來的“現行反革命”。高高瘦瘦，看去十分老練。
那些天，湯指導員在中隊犯人大會上訓話時，鼓著他那對大眼珠說：“這次分編分管後，很多犯人換了環境，這是你們改過自新的新起點。不管你以前表現多麼壞，現在都可以重新做起，靠近政府，立功贖罪，爭取減刑。”
不少犯人“遞條子”
近一年的勞改經驗告訴我，所謂“靠近政府”就是向幹部打“小報告”。犯人們給這種行為取了很多名字，如“KGB”、“遞條子”、“滔老倌”等等。但由於幹部對犯人的情報有極大的需求，所以不少犯人暗中從事這類克格勃的活動。其主要方式就是“遞條子”。我開始根本不知道“遞條子”是怎麼回事。在一些老犯人指點下，我慢慢發現每天幹部進監房和監視犯人勞動時，總有人趁其他人不注意靠近幹部“遞條子”，即送交情報。其他犯人瞭解“條子”的內容和唯一途徑是通過幹部。當幹部批判某個犯人並指控他犯了監規時，被批判者才會知道，他被人“遞了條子”。
湯指導員在十月份的另一次犯人大會上，果然有了新的斬獲。他對著話筒惡聲惡氣道：“五組黃文哲所在的組，有些傢伙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有個頑固不化的反革命份子至今還在盼修〔蘇聯修正主義〕，盼蔣〔蔣介石〕，盼美〔美帝國主義〕的復辟。有人宣揚封〔封建主義〕、資〔資本主義〕、修〔修正主義〕的毒素。在犯人中講“封神榜”、“西遊記”，把個五組搞得烏煙瘴氣。五組組長李早平也與反改造份子同流合污，把伙房多發給他們的一缽犯私下分吃了，好大的狗膽！”
坐在四中隊監房大坪裏的犯人們鴉雀無聲地聽著訓話。我心中暗罵，這又是哪個想減刑的傢伙遞了條子。
第二天晚上，我們就聽到隔壁五組開鬥爭會的喧鬧聲。被鬥爭的是一個叫楊國昌的犯人，罪名是他有“三盼思想”。鬥爭會由學習組長李早平主持，我們聽到隔壁李早平悶聲悶氣的“今天晚上鬥爭反改造份子楊國昌，楊國昌你站出來！”我想起楊國昌那圓圓的臉，他不到三十歲，是那種心直口快的人。那天晚上我們六組是在學習湖南日報批判林彪的文章。透過敞開的前門，我可以隱約聽到隔壁的鬥爭會開得不順利。被批鬥的楊國昌死不承認有“三盼言論”。坐在五組監房門口的湯指導員陰陽怪氣地說道：“楊國昌今晚反改造氣焰如此囂張，怎麼沒有人出來壓壓他的氣焰？靠近政府的人都到哪里去了。”這是通常幹部示意應該動武打被批判者的口氣。湯指導原象往常一樣，說過此話後就故意離開五組，那意思是說，你們可以動手放肆打，我只當沒看見。隔壁響起了拳打腳踢的聲音，有人在叫“跪下”。但聽得出來，打得並不厲害，楊國昌是個不討犯人厭的人。
黃文哲靠近政府
第二天，一中隊的犯人中就流傳著一個消息：“黃文哲是這次遞條子的克格勃。”
我這才注意到，黃文哲有好多天沒與姚寶下象棋了。我悄悄問姚寶，黃文哲是個什麼樣的人。姚寶說：“他是個好人，在七隊時從不‘滔老倌’，還是七大隊有名的‘反改造份子’，經常挨批鬥的，冰凍的豆腐不進油的角色。”“那他怎麼現在成了‘滔老倌’了？”“天曉得共產党又把他改造成什麼‘新人’了？共產党真有本事，可以把人變成最親近的人都不認識的”姚寶皺著眉頭，用手抓著後腦皮，若有所思。“他是什麼事進來的？”我問。“他是一個叫‘民主黨’的地下組織的成員，被判了十年刑。也許他認為要改變他的政治策略了。”
這些天，我們經常聽到幹部在會上表揚黃文哲，說他勞動積極，撿棉花品質好，產量高，說他一改在七隊的惡習，靠近政府重新做人。五組的犯人們卻把他恨之入骨。那正是幹開始收摘棉花的季節。洞庭湖上這塊湖洲土地肥沃，棉花樹長得近一人高。摘棉花是可緊可松的活，如果每天要摘七八十、上百斤棉花，又要保持棉花中沒有葉子，那就非得用兩隻手同時快捷和細心地摘，而且雙腳要走得很快，不怕棉枝掛破皮膚和衣服。這樣一天下來，人非常疲勞。但要慢慢撿卻要舒服得多。我在撿棉花時，碰到幾次黃文哲，他正是那種每天摘七八十斤棉花的姿態。好遠就聽到他碰撞棉枝的聲音。他雙手摘棉，走得極快，不久就消失在棉枝中。每天收工時到曬坪稱棉花，黃文哲的產量總是在前三名以內，品質也總是二、三級。
收棉花的季節裏，三大隊的三個中隊合起來開過一次學習毛主席著作報告大會。那天晚上由黃文哲向全大隊幾百犯人們介紹他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反動世界觀的經驗。
大會開始時天已全黑下來了。犯人們拿著自己的小木凳列隊後在大操坪裏坐下來。黃文哲就著馬燈燈光看著他的發言稿，向我們講述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一九六二年印度反動派在中印邊境挑起武裝衝突，蔣匪邦在臺灣叫囂反攻大陸，蘇聯修正主義背信棄義，撕毀條約，從中國撤走專家，停止援助。我出於反革命本能，認為這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大好時機，於是參加反革命組織，利用三年自然災害給黨和人民帶來的困難，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共產党”
這是那種我不熟悉的“認罪服法”的態度。如此自然地把對現政權的敵視和顛覆它的陰謀向公眾宣講也使我感到意外，我不明白當局是如何使姚寶稱之為有政治頭腦的人如此大膽地把他心中最隱秘的東西向他的敵人和盤托出，而且是用這種“認罪服法”的態度。
黃文哲被打得頭破血流
不久，五組傳出風聲，李早平向幹部提出不願幹組長了，理由是，全組所有人都是“反改造”，只有黃文哲一人是靠近政府的。他沒法管理這個組。李早平是華容縣一個農民，也是“攻擊污蔑”罪進來的。當時的政治氣氛，發牢騷講文革前的小說故事，念唐詩都可以算“反改造”，黃文哲把五組所有人的重要言行都報告給幹部，當然只有不說話的人才不是“反改造”。接著李早平告訴我，五組的大多數人都向幹部“遞條子”，指控黃文哲思想反動。黃文哲在五組完全孤立了。當時正是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正在利用大多數共產党員對文革的不滿，把文革的罪責往林彪身上推。
不久，一次一中隊犯人大會上，湯指導員批評黃文哲。“有個反革命傢伙把五組搞得烏煙瘴氣，指責別人都是反改造，只有他一個人是好的，其實呀，他是最大的反改造！”第二天夜裏，五組又開會批鬥黃文哲。這次沒有任何幹部示意打人，楊國昌就帶頭動手打黃文哲。周圍被黃文哲打過小報告的人一擁而上，把個黃文哲打得頭破血流。
接下去的幾天，我們都看到黃文哲又變了個樣子，出工掉在最後面，做事懶洋洋，不洗臉，不刷牙，一身又髒又亂。看得出他已有點精神失常。幹部問他“怎麼啦，黃文哲？”半天沒有回答，問幾次後，他才懶懶地答道：“我想不通！”
精神失常以後殺人
黃文哲被批鬥後的第四天深夜。我突然聽到一聲驚悸的叫聲，好一段時間後，隔壁有人大叫“打死人了呀！打死人了呀！”我和六組的人圍到五組門口，看見楊國昌床上一片血跡，頭被打開一個窟窿，腦漿和血混在一塊。
第二天一早幹部進監房，從床底下取出一把十字鎬。黃文哲馬上被關入“小號子”。“小號子”座落在三隊監房大院的東北角，那裏有一個很高的崗哨樓，共有六間極小的監房，沒有窗子，六面都是水泥。小號子專門用來懲罰不順從的犯人或所謂“重新犯罪”的犯人。每天的口糧標準極低，八兩米飯，蔬菜也極少。特別是在黑暗、潮濕、狹小的小號子中的單身囚禁，正常人也會精神失常。
姚寶以前是黃文哲的好朋友，看到他這樣倒楣，十分難過。一天他介面給黃文哲去送些他要的衣物，和一位送飯的犯人一起到小號子門口去看黃文哲。姚寶回來後告訴我，黃文哲又變得與在七隊一樣，見人就罵...姚寶再三勸他小心點，他也毫不在乎。
黃文哲很認真地告訴姚寶“共產党政權險象叢生，毛澤東和共產党的日子不多了，姚寶，你耐心等著吧！”姚寶看著他瘦削下去的臉和叮鐺作響的腳鐐，心中覺得好淒慘，再三告誡他“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呀！”
黃文哲被判死刑
一個月後，湯指導員在大會上宣佈，“黃文哲在小號子裏在被子衣服上書寫反動標語，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共產党，這小子活得不耐煩了，他馬上就要到閘口去啃草皮了！”
黃文哲是在每年兩度的全農場宣判大會上被判處死刑的。處死時，它被武裝士兵拖上臺，全身死綁，背後插著一個又長又窄的白色標牌，上面的黑字是“反革命殺人犯黃文哲”。“黃文哲”三個字上有一個大大的紅叉。一位胖胖的幹部宣佈了判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最後這兩句響亮而威武。黃文哲馬上被拖下臺。我看到他被拖到台右邊後方的一個草坪上已挖好的洞前。它被按下跪在洞前，面朝洞，兩聲沉悶的槍聲響起，是由一個士兵站在他身後用手槍射擊的。他應聲栽倒在洞裏。我再看不下去，黃文哲在大會上介紹學毛主席著作經驗時那聰明理智的神志和他被批鬥後那付喪魂落魄的樣子輪番在我眼前轉，還有那倒楣的楊國昌的屍體，我在問自己：誰應該對這些悲慘的事情負責呢？
15黃眼鏡
楊小凱
黃啟龍是位中等個子的中年人，戴一付深度近視眼睛，上唇和下巴留著不加修飾的稀稀拉拉的鬍子，看上去有五十多歲的年紀。人們都稱他為黃眼鏡。他面部表情似乎呆滯，嘴經常半張著，唾沫不時從嘴裏掉出來。黃眼鏡是那種犯人們喜歡的人，看去與世無爭，不食人間煙火，對勞改隊的事似乎置身事外。犯人們為分派工作任務的定額，為爭好工具，為飯菜爭得面紅耳赤時，他都似乎對這些世俗利害毫無興趣。有的犯人的心靠近政府，只想減刑，另一些犯人的心跟政府搗蛋，與那些靠攏政府的人為難，而黃眼鏡對此卻向個清靜寡欲的道士，從不捲入。
監獄裏的寫作狂
黃眼鏡不是對一切事都清靜寡欲，他對寫作有種狂熱的嗜好，幾乎已經成了精神病。他經常裝病，拒絕出工勞動。我有次被留下來外調時，我看到了他瘋狂寫作的味道。那時犯人們都出工去了，他坐在他的床上，把臉湊近稿紙，奮筆疾書，旁若無人。黃眼鏡同組的人告訴我，他每天都要寫幾頁，有時幾乎通霄寫作，不寫作就不舒服。
黃眼鏡的小說極受犯人歡迎，喜歡他的小說的犯人，把他的小說抄下來，因此他的一本小說往往有兩三個版本在三大隊犯人中流傳。我看到他的第一本小說是關於一個西南聯大學生和一位妓女戀愛的故事。那個故事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情節曲折，引人入勝，敍述細微感人。這部小說味道很象張恨水鴛鴦蝴蝶派。我只看到這本小說的前八章，黃眼鏡的所有手稿及其抄本就被幹部抄走了。他寫小說時廢寢忘食，好象世界上只有他小說中的那些角色，自然極易被幹部發覺。幹部沒收黃眼鏡的手稿後，在犯人大會上批評了他。那天大隊楊管教說：“有些傢伙在監內繼續寫黃色小說。”但是黃眼鏡沒有被批鬥，大概是因為他的小說沒有任何政治色彩。
黃眼鏡第一本在勞改隊寫的小說被幹部沒收後，使他傷心不止，這激起他極大狂熱，希望重新把這本書寫出來，他於是又熬夜寫作，不到三個月，他把這本書又寫了一個版本。這時幹部知道他是個“寫作狂”，相信他神經不正常，加上他的小說沒有什麼政治傾向，所以也就睜一支眼閉一支眼，不太管他的寫作。
黃眼鏡也寫電影文學劇本，他的電影文學劇本與小說味道完全不同，我看過他的三個電影文學劇本。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浪漫主義的中國文學作品。從小學二年級我就養成了讀小說的嗜好，但所看的全是現實主義作品。直到中學我才偶爾讀到莎士比亞的浪漫主義作品。但因閱世不深，總覺得莎氏作品中的那些微言大義的對話太不現實。黃眼鏡的電影文學劇本大多是一些虛構的二次大戰前後發生在北歐的故事，味道極象莎氏劇本，充滿著微言大義的對話，喜笑怒駡，荒誕不經，看去極不現實。但我在閱歷了人間滄桑，看盡了生離死別之後，開始能理解這些看似浪漫、荒誕和朦朧，但卻比現實更真實的東西。有時，我會忍不住動手摘下“人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這類的句子。
黃眼鏡的零用錢全買了紙筆。他的熱心的讀者幫助他將練習紙裝訂成漂亮的象本書樣的本子。黃眼鏡的作品就寫在這些本子上，在犯人中流傳。
黃眼鏡據說是因為發神經時觸犯了政治禁忌到勞改隊來的。我並不知道他發神經的神情。他看起來十分正常，他可以控制自己絕對不談政治，他所寫的文學作品也不涉及任何政治問題。但是我終於看到了他的精神病發作的情形。那真是如山洪暴發，來勢兇猛，不可阻擋。
黃眼鏡要殺毛澤東
那時一九七一年十月份，林彪事件發生後一個月。勞改幹部召集了犯人大會，傳達了上面關於林彪事件的指示。我們被告知林彪企圖謀害毛主席，失敗後逃亡蘇聯時機毀人亡。大會上幹部佈置，所有犯人停止一天的工作，留在監房內清理所有毛主席語錄和著作以及一切文字材料，把有關林彪的內容都銷毀掉。
勞改隊關著很多因反毛澤東林彪而被判刑的人。這些犯人拿著裁決書，要求幹部澄清判詞中關於“反對林副統帥”的字句。這些犯人往往被幹部大罵一通，“你們的罪惡是反毛主席，反共產党，你休想利用林彪事件為自己翻案！”很多犯人都為林彪垮臺暗暗高興。而黃眼鏡卻有不同的感想。他恨死了毛澤東，他為林彪勇於謀刺毛澤東而振奮，為這次謀殺失敗而惋惜。
一天早晨出工時，犯人們分三個中隊集結在監房內的空坪上。犯人從一個窄小的監房門魚貫而出。出來一個犯人，就向站在門外的值班幹部報個數，輪到黃眼鏡出門時，他不報數，一走出監房門就狂奔，見到犯人就大叫：“你看林彪起來殺毛澤東了，我們要造反起來響應呀，此時不響應，還等到何時呀！趕快起來配合林彪，殺死毛澤東呀！”
勞改幹部驚慌失色，馬上命令其他犯人把黃眼鏡捆起來。幾個“靠近”政府的犯人馬上拿來繩子把黃眼鏡捆到監房外的一根旗杆上。這根旗杆上有面紅色小鐵皮作成的旗子，每到收工時刻旗子升上去，通知散佈在農田裏的犯人收工回監吃飯。捆他的時候，黃眼鏡對幹部大罵不止：“你們這些毛澤東的爪牙，不要執迷不悟，不要再為毛澤東賣命了，你們看，林彪都起來造反了，你們快快醒悟，不要再為毛澤東蒙蔽了！”
黃眼鏡被捆在旗杆上一上午，整個上午他幾乎都在不停地破口大駡毛澤東，共產黨。一有犯人從旁經過，他就呼籲他們起來造反，回應林彪謀殺毛澤東。一有幹部走近，他就大罵這些“毛澤東的走狗。”中飯前，黃眼鏡逐漸清醒，恢復正常，並安靜下來。
幹部讓犯人王醫生檢查黃眼鏡的病情。這位王醫生是位好心人，他冒著“為反革命辯護”的罪名的危險，一口咬定黃眼鏡是精神病發作。“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語，行動。”他說。幹部們平時對黃眼鏡那付呆頭呆腦的樣子頗無惡感，加上他們自己對林彪事件也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所以對黃眼鏡這次精神病發作沒有作任何處分。
一九七一年前共產党涉及“反動”政治言論的精神病人一律作反革命處理，即使醫生極力證明這類人發表與政治有關的言論時是精神病發作，但當時的公檢法革委會總是一口咬定這是反革命分子裝瘋賣傻。所以這類精神病人總是被判處重刑。
黃眼鏡的“野心”
我被宋少文檢舉批鬥後，戴著手銬在號子裏“反省”。黃眼鏡有天在犯人都出去後，到我的號子裏來看我。他一口衡陽腔的長沙話，嘴角流露出難得的笑意。他坐到我床上，一反平常呆滯寡言的樣子，表情豐富地與我聊起天來。
“楊曦光，你不曉得我的野心有多大，我心目中的我自己是個象曹雪芹那樣在世時窮困潦倒，身後才成大名的人。”黃眼鏡第一次向人透露他的“野心”，看來是因為對我的批鬥和我手上的銬子使他確信與我交談的安全。
“你不要看我這付潦倒樣子，”他好象怕我不相信，又補充道：“我父輩、祖輩也是清末民國初年的名門望族呢？”
“楊曦光，我看過你的《中國向何處去》，我也看到過大街上批判你的父母和家庭的大字報和漫畫，你的家庭的故事是本小說的好素材，你有空應該動手寫點東西。”
聽了黃眼鏡的話，他那留著山羊鬍子，目光呆滯的臉在我看來突然變得聰敏起來。我搖搖手銬，說：“等這該死的玩意兒弄掉了，我是會寫些東西的。你看到過參考消息上登的有關日夫可夫醫生和左拉格群島的消息嗎。等到中國的赫魯雪夫時代來臨時，中國也會有我們的《日夫可夫醫生》和中國的《左拉格群島》。而今天對我們來說，最重要是象你一樣保持著創作欲望。”
黃眼鏡用手抹一把他那從嘴角流下的口水，他神情專注時就會流口水，給我講起他的身世。
“我這個人什麼都做過，做過工廠的採購員，做過列車的乘務員，做過各種雜活。我喜歡這些工作，因為使我可以仔細觀察社會。但我的真正工作還是寫作，一九五九年我出版過一本駐廠生活的小說，一九六五年我寫完了一部描寫良家婦女墮為娼妓故事的小說，交給出版社已列入出版計畫。文革一開始，我的書不但不能出版，我也成了‘小鄧拓’和‘文藝黑線人物’。
“人家說我，作品就是命，命就是水，這話一點也不假。聽到出版計畫被取消的消息，真象聽到晴天霹靂。我沒日沒夜地思考這突發的政治事件，得了精神分裂症。
“我後來從預審我的過程中才知道我發神經時發生的一些事。有天我在街上看大字報時，突然對周圍的人群高喊：‘你們曉得嗎？毛澤東會是千古罪人，毛澤東是秦始皇，比秦始皇還惡，毛澤東會死了，毛澤東快點死呀！
“我馬上被送進了公安局。後來造反派得勢時，造反派為所有文革初期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我也被平了反。我從看守所一出來就參加了造反派，造反派失勢時，我又被逮捕，判了十五年刑。”
我想起我初中的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同學，這種精神分裂症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就相當普遍。我表哥告訴我一些軍隊裏一九六四年貫徹階級路線時，一位出身中農的士兵得了精神分裂症，槍殺了他的排長的故事。工廠裏也有過類似的事情。我初三時的一個同學叫諶守達，他的家庭是小資產階級。他成績很好，對升入高中上大學抱著很高期望。一九六四年高中、大學招生強調階級出身好，他發覺自己沒有希望上大學，精神壓力極大。有天早晨他的鼻子突然腫大，說話開始顛三倒四，後來他被送到醫院，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一年後才完全康復。
“文化革命中，他又因為出身不好被保守派紅衛兵打得遍體鱗傷。那時造反派出現了，他也有了勇氣反抗，他帶著血衣跑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組接待站告狀，接待站的人給他批了個條子，支持他批判血統論，並責成地方政府賠償他受迫害的損失。
”
黃眼鏡若有所思。我又補充道：
“一九六四年以來中國因政治原因引起精神分裂症的案例一定和一九五九年大躍進後的水腫病一樣普遍。”
“我看到毛主席語錄中毛的畫像，我突然想到，現在我理解為什麼當年人們如此仇恨列寧，”黃眼鏡總是象在若有所思，不太注意別人講的話。
老孫頭
他的話使我記起我的鄰組的老孫頭，老孫頭過去是京劇團唱黑頭的演員，文革前屬於高級藝人，每月兩百元的薪水，他講一口北京話，園園的臉，高高的額頭，一臉福相。傍晚飯後，他常應大家的要求，唱幾曲林沖，或武松的片段。
“你曉得我們鄰組的老孫頭嗎？”我問黃眼鏡。“嗯”。
“有次盧國安好奇地問他：‘你好端端幾百元薪水的日子不安心過，哪根腸子快活要到勞改隊來尋開心呀？’老孫頭拉著京劇道白的腔道：‘說來話長！，我們早就沒有舒服日子過了，文化革命後期下放到農村，工資減了事小，戲也不准唱了，每天背著鋤頭修理地球。’盧國安打斷他‘那也比坐牢好呀。’老孫頭回答‘我恨不過呀，張口就罵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來。一打三反運動一開始，軍宣隊的負責人把我找去問我怎麼攻擊毛主席的，我也是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地告訴他，如果我碰到了毛主席，我要這樣——’，他邊說邊咬著牙，伸著雙手勾著手指頭，象要抓什麼東西一樣，聲音也變得狠狠地：‘我就把他的雙眼挖出來！’當時我、盧國安和另一個在場的犯人都忍不住笑起來。”
黃眼鏡也笑起來。那時的中國，對毛澤東的這種仇恨心情大概是非常普遍的，看看勞改隊那麼多因為“惡毒攻擊毛主席”而判七八上十年刑的人就知道這種仇恨心情的普遍性了。象我這種文革前上層社會的人，這時候對毛澤東也是有著刻骨的仇恨。我的母親被逼得自殺，父親和自己都被關起來了，哥哥被開除公職，弄到鄉下勞改，妹妹被下放到邊遠的山村。我們真是家破人亡。整個中國被毛澤東和共產党搞得生靈塗炭。每次我看到毛澤東的像，就象看到一個殺人魔王的像。他那大而高的額頭在我眼中成了妖怪的特徵，他的臉色充滿著一股殺氣，顯得十分陰暗而兇狠。其實毛的畫像本身與這些印象完全不沾邊，但政治迫害卻使我們這些政治犯心目中的毛澤東畫像成了一切罪惡的來源及仇恨的物件。我完全能理解為什麼那些受迫害的黑七類的子女都用侮辱毛畫像的方式來發洩對他的仇恨。自一九七零年以來，毛澤東就完全改變文革中支持出身不好的人的造反的立場，他重新與周恩來聯合，強調階級路線，迫害出身不好的人。
黃眼鏡的“茶花女”故事
我的被批鬥，使我和黃眼鏡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
勞改犯人最喜歡的季節是農閒時的雨雪天。冬天農閒季節如果下雨下雪，則農場沒有活可幹。冬閒時農場幹部總是命令犯人修堤壩，這種工作遇下雨，因泥土稀爛無法進行。每逢這種時候，犯人們就可以撈到休息。南方春節前後是雨季，在這段時間，犯人有時可以一連在監房內休息三四天。這種休息天，除了半天政治學習外，犯人們無所事事，很多人在補衣服，打撲克，下象棋，看書。還有兩項最受歡迎的活動，那就是聽講書和寫自轉。
有兩類讀書人，一種是不識字但過去在茶館聽過很多書的人。他們講的多半是封神榜，西遊記、三俠五義、火燒紅蓮寺等等。另一種是一些墨水喝得多的人講現代中國和西方的小說。黃眼鏡是後一種說書人。他喜歡講張恨水的小說，講《茶花女》，《笑面人》、《九三年》等等。
有天黃眼鏡在基建組講茶花女，他坐在通鋪下層中間靠牆的地方，五六個犯人有的靠牆坐著，有的平躺在床上聽他講書。我還是一九六二年剛上中學時看過茶花女的話劇，但從未看過原作。那個話劇上演不久，《人民日報》就登出文章批判那個話劇，說是資產階級毒草，宣揚“愛情至上”。我那天興致勃勃地坐在黃眼鏡旁邊，聽他的茶花女版本。
“在中世紀的法國有位外省貴族的兒子在巴黎讀書，他每年都要代表父親出席國王舉辦的一個大型宴會。有次宴會上一位大貴族將當時巴黎有名的高級妓女茶花女帶來了，很多人給茶花女送去盛開的茶花。這位公子馬上跑出去買來茶花獻給茶花女。他們就此結識了。”
黃眼鏡講書時鬍子一顫一顫的，不時取下眼鏡來擦一擦。他的故事與我從話劇中看到的很不一樣，想必是他加上了自己的創造。但我喜歡黃眼鏡的茶花女更甚於我看到的那個話劇。下面就是黃眼鏡講的茶花女故事。
這位貴族公子與茶花女墜入情海後，同居了一段時間，兩人如膠似漆，對天發誓：“不能同生，但願同死。”由於沉溺於愛情，這位貴公子的學業荒廢了，他父親從外省趕到巴黎茶花女的豪華住宅，要求見自己的兒子，被茶花女拒絕。這位老貴族多次約見茶花女，不見不走，終於用他愛子之心感動了茶花女。茶花女答應幫助他逼迫兒子會學校發憤讀書了。
茶花女斷絕了與貴族公子的關係，為了迫使這公子下決心集中心思念書，她正式宣佈接受一個追求她多年的大貴族的求婚，將與她公開舉行婚禮。那位貴公子聽到這個消息後，悲憤欲絕，於是帶著一支手槍去參加婚禮。他在婚禮高潮時開槍打死了新郎後，又朝自己開了一槍。茶花女看到自己的愛人倒在血泊之中後，馬上匆匆回到家裏，決定履行她與貴公子“不能同生，但願同死”的誓言，服毒藥自殺並留下絕命書，說明自己一直深愛著貴公子，與大貴族結婚是為了迫公子專心讀書，不料公子自殺身亡，所以她也自殺以實現但願同死的誓約。
誰知公子只是受了重傷，並沒死去，他被送到鄉下父親家去養傷，幾年後回到巴黎，知道了茶花女的絕命書，於是找到茶花女的墳墓，寫下請人將其與茶花女葬在一起的遺書，然後開槍自殺，死在茶花女的墓前。
最後一部小說
受黃眼鏡的作品的啟發，也因為《日夫可夫醫生》和《左拉格群島》的政治影響，使我覺得文學是在中國搞政治的一個手段。
一九七四年我開始寫一個名叫“同時代人”的電影文學劇本。黃眼鏡很喜歡這個劇本。我們倆交流作品，漸漸成了莫逆之交。我是黃眼鏡小說的忠實讀者。我看到的他的最後一本小說有點象後來的傷痕文學。他的小說都是現實主義的，而他的電影文學劇本都是浪漫主義的。這本小說又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寫的是兩位出身不同的青年的戀愛悲劇。
男主人公五十年代中期是湖南省軍區的青年軍官，他結識了一位高中女學生，與她陷入了情網。這位叫王軍的軍官出身於革命幹部的家庭，正受到上級的器重，前程無量。他的頂頭上司知道王軍與地方女學生戀愛的事後，通過當地黨組織調出這位元叫玉珍的女孩子的檔案來看，發覺她父親是位仍在勞改隊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他馬上制止王軍與玉珍接觸，並替王軍找了一位共產党女朋友。王軍在上級軟硬兼施的壓力下與這位女共產党員結了婚。玉珍因成分不好，考不上大學，失業在家，只好嫁了一位他不喜歡的街道幹部。為的是使後代有個好成分不至於象她一樣永無出頭之日。
一九五九年王軍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的爪牙，受到政治處分並被復員回山東老家。他倒楣後，他的黨員妻子馬上與他離婚，他帶著他的兒子即將離開長沙。在長沙街頭上他碰巧碰到了他昔日的女友。他們互相瞭解了對方的情況後，無限傷感。當晚玉珍希望王軍把他的兒子留在她家住一夜。第二天玉珍送王軍父子上火車，上車前她將一件通宵織成的毛背心送給王軍。火車開動後，王軍讓兒子說聲“阿姨再見”，兒子堅決不說。等車開動後，父親問兒子為何如此固執，兒子說“她不讓我叫她阿姨。”“那叫什麼？”王軍大惑吃驚。“她讓我叫她媽媽”。兒子說著拿出一個信封，說是“她讓我開車後交給你，”信封裏裝著一迭現金和一迭糧票。當時正是大饑荒來臨的時刻，這些錢糧對一個被解職還鄉的人來說真是雪裏送碳。王軍手裏拿著這些錢糧，望著遠去女友的身影不禁潛然淚下。他問兒子“你叫了媽媽嗎？”“叫了”。
“她說什麼了？”
“她抱著我哭了，說我是個好孩子，”然後把我親了又親。
王軍看著兒子酷象自己的臉龐，忍不住抱著他，在他那印滿玉珍親吻的臉上親吻起來。
這本小說感情寫得十分細膩，情調極其傷感、灰暗。我那時還從未看過一九四九年後出版的色彩如此灰暗的小說。看完我已是滿臉是淚了。
黃啟龍應該是一九八三年滿刑。但毛澤東死後，他於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被釋放回家。那時盧國安在長沙到我家來聊天時告訴我的。他說黃眼鏡的改判書上說他的確有罪，但量刑過重，所以提前釋放。後來我又聽人說黃啟龍一直在要求當局為他平反，恢復他原來的職位，但一直沒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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