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真跡：“紅色武裝割據”戰（轉）
我在“關於文革研究想說的幾句話”中提及：“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走回毛澤東，幾度成為統治者的治國方略，成為尤其社會底層面對現實矛盾選擇的呼聲，‘毛澤東熱’由此席捲神州大地。至今為止，面對官場腐敗和官僚利益集團化的無奈現實，激進的人們仍在熱誠地懷念毛澤東，懷念文化大革命！”
這決不是危言聳聽的噱頭。
1990年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現的一幕幕場景，驚起了我的疑慮：難道中國還有回歸“文革”的可能性與現實性？隨著一波波“毛澤東熱”的高潮迭起，我終於明白：沒有真正的清算和批判，“徹底否定文革”，就只能是一句騙人的鬼話。
“大潮新起：鄧小平南巡前後”這本書出版之際，我在寫作“在毛澤東熱的表像後面”一節時，曾經對此有過清晰的分析，及對這一現象走勢的預言：隨著社會變革中，各種社會利益集團及階層的的利益變化，必然導致彼此之間的利益矛盾衝突加劇，從而引發其各自選擇的代表其利益的各種思潮激蕩。如果統治者不能拿出合理的變革方案和思想旗幟，從而擔負起化解社會矛盾，協調社會不同利益，引導社會有序發展。那麼，“毛澤東熱”將成為上上下下的自覺或不自覺的選擇，“文革”的暴力旗號，必然會成為社會民眾宣洩不滿，用以“反對官僚貪污腐化”，解決現實問題的大纛。
時至今日，果然不幸而言中！
面對“毛澤東熱”和“文革”情結引導的暴力政治傾向，至今為止，我們仍然看不到社會的有效解讀和遏制。縱觀其中，由於對“文革”的設禁，別有用心者的誤導，社會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對此的茫然無知，正是造成嚴峻現實的根本所在。
“以史為鑒”，知往鑒來。讓“文革”的歷史真相大白於世，這是中華民族走向未來的不二法門。
讓我們從“文革”時代最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亂象之一：遍及城鄉的“紅色武裝割據”，以窺其要吧！
1966年底以後，全社會分裂成為“保守派”和“造反派”兩大陣營。兩派都宣稱自己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捍衛者”，而對立派別則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階級敵人”！兩派為此大打出手，不死不休！武鬥四起，戰亂中華。
各派為搶權奪利大打出手，“文攻武衛”、“全民皆兵”，口號不絕於耳，槍聲大作于常年，大刀、長矛、狼牙棒遍地揮舞，大炮、飛機、坦克聲滿天轟鳴；從川、黔、湘、鄂、魯、冀、豫、皖到陝、甘、寧、新……到處是武鬥、混戰，參戰者少則幾十上百，多則成千上萬甚至到幾十萬。
為此，各派紛紛建立起自己的武鬥基地，美其名曰：“走井崗山道路，實行紅色武裝割據”。當時，這種“紅色武裝割據”區遍及大陸城鄉，禍及千家萬戶。
於此，我擇其大要，從我所調查收集和研究的成果中，選擇全國各地發生的典型案件，各略述二三，以證所言不謬。
先來看看當年鬧得最凶的地方之一：
柳州武鬥與“紅色武裝割據”
1967年初的“一月奪權風暴”之後，圍繞權力分配問題，廣西的造反組織終於分裂成為“聯指”派和“四·二二”派。兩派經過激烈的武鬥，在中央的壓力下，是年冬，先後達成停戰協定，“實行革命的大聯合”。
柳州是廣西武鬥的重點之一，兩大派為“聯指”派和“四·二二”派的“造反大軍”。很快，權力糾葛下的新一輪武鬥戰火，重新燃燒。
正在“革命大聯合”之際，1968年4月9日，《廣西聯指報》在第一版發表社論，提出向“階級敵人”刮起十二級颱風。
這一動向立即引起柳州“造反大軍”頭頭和群眾的激烈反應。4月上中旬，柳州“造反大軍”、柳州鐵路局“工機聯”（即“柳鐵工人革命造反總部”、“機關革命造反總部”、“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的聯合組織）等組織的頭頭，多次分別和聯合召開會議，討論“目前的時局和我們的任務”。提出“要認真學習、永遠牢記毛主席'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偉大教導，和毛主席關於重慶談判時“在革命造反派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決不可以頭腦簡單地輕信於人，不要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繳槍投降的錯誤，要吸取'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和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反對繳槍，主張“武裝自衛，保衛革命的勝利果實”。
1968年4月，柳州“造反大軍”率先打破了2月～3月相對的平靜。《柳州市志》載：4月20日，柳州“造反大軍”的武鬥人員武裝攔截柳江“聯指”去柳江縣開貧下中農代表大會的汽車，打死1人，打傷12人，搶走現金七萬多元和一些槍支，兩派武鬥因此急劇升級。
1968年4月～5月，廣西柳州“四·二二”派的“造反大軍”為搶奪地盤，擴大武裝割據區，對“聯指”派武鬥據點進行的系列武鬥事件。
柳州“造反大軍”司令白劍平原為商店會計，是個很有心計和頭腦的人，有主意，口才好，有感染力。在“文革”造反和奪權大潮中脫穎而出，將“造反大軍”打造成為柳州“反韋擁伍”的代表性組織，成為兩大派中的一派主力。白劍平為擴大“造反大軍”的勢力範圍，搶奪“聯指”派控制的地盤，1968年4月，白劍平一手策劃了柳州市武鬥的“三大戰役”：攻打柳鐵文化宮、市水廠和市印染廠。
1968年4月，“造反大軍”調動大批武鬥隊伍，向“聯指”派控制的柳鐵文化宮首先發起進攻。繼之，又對印染廠展開攻擊。
4月20日，“造反大軍”出動武鬥隊伍，攔截“聯指”派的武鬥人員，雙方發生槍戰。武鬥中打死1人，打傷12人，搶走現金7萬多元和“聯指”派武鬥民兵的大批槍枝，兩派武鬥因此急居升級。
4月28日至5月上旬，“造反大軍”出動數千人，對“聯指”派在柳州市水廠的武鬥據點展開進攻，雙方發生武鬥。柳州市水廠位於柳江河北岸，是保衛“聯指”派控制區柳北“大後方”的前沿陣地。
戰鬥打響之後，“聯指”派即迅速從各單位的戰鬥隊調來幾百人打保衛戰。在隨後長達半個多月的保衛戰中，“聯指”派在水廠投入大量兵力，並配備了該派當時掌握的最先進武器。雙方在此展開激烈交火，兩派在此役中計死亡20多人，傷數十人。
在“三大戰役”中，兩派相繼投入武鬥的兵力達數千人，武鬥中使用的武器有：步槍、手槍、衝鋒槍、輕重機槍、炸藥包、高射機槍、自製大炮、高射炮、迫擊炮、六〇炮、九二野戰炮等。雙方死亡達數百人，傷無數。國家和人民財產損失無數。
據中國共產黨柳州地方組織志記載：歷時數月的武鬥，兩派傷亡有姓名可查的死者422人（含柳州鐵路局）。因武鬥被毀壞的房屋達數十間，耗費和損壞國家財糧和各種物資1000萬元以上。
經過“三大戰役”，柳州兩派打出分江而治的局面：造反大軍占江南，柳州聯指占江北。導致大批難民向兩岸流動，各自逃到本派控制的地區，柳州市一片紅色恐怖。柳州鐵路局宿舍在江南（壺西），“鋼聯指”在那裏呆不下去，職工家屬紛紛逃難到柳北，柳北各單位的大禮堂都住滿了“鋼聯指”逃難的難民。
從此，兩派進入對對立派武鬥據點進行全力攻擊，對對方人員進行殘酷屠殺的瘋狂狀態。
柳州市內有數孤峰突起，九曲柳江婉蜒從市區穿流而過，把市區北面畫成葫蘆狀，成“三江四合，抱城如壺”之勢，把柳州市分為柳南，柳北，壺東，壺西四大區。魚峰山正對葫蘆底剛建成通車的柳州市當時唯一的公路大橋柳江大橋。“造反大軍”佔領魚峰山，修築工事，建立炮臺，控制了柳江大橋及左右的飛鵝路和屏山大道。“聯指”派在江北架起高射炮，每天朝魚峰山上打。“造反大軍”也每天向山下射擊。
4月起，柳州“聯指”在江北的中共柳州市委禮堂私設監獄，先後關押六七百人。5月底至6月上旬，柳州“聯指”為了配合軍隊進攻柳州“造反大軍”，“聯指”“保衛部”頭頭梁國開、周繼才、覃紹昌等人研究決定，提前處理關押在柳州市禮堂“造反大軍”的“審查對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邊殺害，被殺害者中，有名單在案可查的，即達42人。有的被鐵絲捆綁手腳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邊集體槍殺。楊蘭生、楊岩生兩兄弟被推下邕江後，漂流到遠處上岸。而楊岩生上岸後不久，又被重新抓獲，拉到河邊再次殺害，屍體推下河裏。
5月上中旬，廣西軍區和柳州軍分區負責人立意要剷除柳州“造反大軍”。兩派武鬥形勢逆轉，“聯指”派在武鬥中逐漸轉向優勢。
5月28日，“聯指”派向柳州市區“造反大軍”的武鬥據點發起攻擊，並使用自製大炮發射的炸藥包對其進行轟炸。“造反大軍”的武鬥據點被炸，炸掉6間房屋，炸死31人。
5月下旬，柳鐵“工機聯”和市“造反大軍”，與“鋼聯指”、市“聯指”的武鬥人員，在柳鐵運校、小鵝山、鐵路技術館一帶發生激烈槍戰，雙方死傷多人。5月28日，“鋼聯指”頭頭召開會議，分析柳南的武鬥形勢，決定動員本派群眾撤出“工機聯”和“造反大軍”勢力較強的柳南一帶，轉移到柳北，隔江據守。6月1日下午，“鋼聯指”派的職工和家屬1萬多人撤到柳北。
從此，“工機聯”、“造反大軍”與“鋼聯指”、市“聯指”形成了南北岸對峙，各自武裝割據的武鬥對峙局面。為了防止對方偷襲，兩派分別在各自佔據的柳江鐵路橋南北橋頭，設置了各種障礙和工事。“工機聯”人員在橋南鋼軌上裝設了脫軌器。“鋼聯指”則在橋北停放了幾輛貨車，並拆了一根鋼軌，還線上路上埋設了4個土炸彈。鐵路運輸因此完全中斷，客貨列車被迫停運。
至5月中旬，柳州市形成兩派武裝割據的新局面：“四·二二”派佔據了柳州市區河南大部分土地，而“聯指”則佔據了柳州市河北和郊區大部分地域。“聯指”派以農村包圍城市。
據柳州“造反大軍”頭頭錢文軍在《從“北航黑會”到“7·25”親歷記》中回憶：“然後我們自己救自己，毫不猶豫地學習毛主席'槍桿子裏出政權’的指示，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打出一片天地。廣西鹿寨縣武裝部長張春峰親自率領武裝基幹民兵進攻我們，被擊斃在戰場上。'聯指’逃到柳北，我們佔領了柳州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盤，然後我們如何組織生產、生活、治安等等。”
6月，柳州兩派的武鬥越打越凶。象州“聯指保衛紅色政權野戰軍”派出700多人，攜長短槍638枝，輕重機槍40挺，炮兩門，佔領石龍、穿山、新興農場、大橋園藝場，攻打柳州造反大軍。
在武鬥激烈的那些日子裏，柳州各單位三天兩頭開追悼會。武鬥的兩派都認為自己是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戰，武鬥中戰死者被本派封為“革命烈士”。追悼會越開越氣派，“烈士”的墳墓也越建越豪華。柳鋼附近的歐陽嶺，荒山被聯指建成新“烈士陵園”，山上建滿了豪華氣派的烈士墓。
重慶“打通根據地”的嘉陵江大橋武鬥
這是1967年8月14日，重慶“八·一五”派與“反到底”派為爭奪重慶市嘉陵江大橋的控制權進行的大型武鬥事件。又稱“八·一四”嘉陵江大橋之戰。
1967年7月，在“文攻武衛”口號下，重慶市的文化大革命出現“武裝武鬥”和“紅色割據”的新局面。兩派組織不斷搶奪軍事裝備，自製武器彈藥，搶佔“根據地”，實行武裝割據。
“八·一五”派因有軍方的支持，又佔據了市“革聯會”的權力位置，在“文攻武衛”高潮中占居優勢。隨著武鬥的發展，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建立了“衛戍司令部”、“三〇一野戰隊”等專業武鬥組織；各區“八·一五”派也建立了“捍紅指揮部”等武鬥指揮機構。
7月，“反到底”派組織了“文攻武衛連”，後來擴充為“文攻武衛團”。並先後組建了“北碚猛虎團”、“黃山警備區”等專業武鬥組織。
在武裝“紅色割據”中，“八·一五”派也佔據優勢，控制了沙坪壩地區，斷絕了西邊的交通要道，在嘉陵江大橋南橋頭六中佔據著印刷廠和二輕大樓，以火力封鎖住嘉陵江大橋，斷絕了北面的通道，封鎖了“反到底”派的大本營；東南面是長江，朝天門碼頭在“文革”初期改稱紅港，“八·一五”派佔據了該處多處據點。
“反到底”派的大本營設在市體育館，控制了其方圓約20平方裏的市中區；該派在軍工企業大佔優勢，因此江北華新街到三鋼、長安廠一線基本上為其控制，江陵廠也占了一片；並以其在望江廠的實力，控制了南岸和銅鑼峽。銅元局又控制在“八·一五”派手裏。因此形成了“犬牙交錯”的武裝割據局面。重慶市區整個城市被各個分割成為一片一片的割據區，全市交通癱瘓、阻隔。不僅兩派人員和車輛無法通行，除軍車外，其他車輛一律不得通行。日用百貨、糧食蔬菜匱乏，市中區的近百萬民眾生活陷入困境.
此外，為了“純潔紅色根據地”，兩派都實行了清理“階級隊伍”的措施，即將對立派組織成員甚至家屬清除出其控制的單位和住宅。為避免戰火燒身，或淪為“戰俘”，兩派組織或僅持有其中一派觀點的數十萬群眾，流亡到川內各地和全國，或投親靠友，或流離失所。
被困於體育館將近半個月之久的“反到底”派也大感困頓。不僅糧食蔬菜幾近斷絕，其武鬥人員生活困窘，時刻擔心被“八·一五”派拉閘斷電；而且與江北本派佔據的各軍工大廠聯繫中斷，時刻有被攻佔的危險。
為打破“八·一五”派的圍困，打通市中區與江北本派據點及與大足、達縣的聯繫，得到其支援，“反到底”派決定再次發動對嘉陵江大橋的“攻擊戰，奪取對大橋的控制權”。
8月6日，兩派在嘉陵江大橋兩端展開槍炮戰，江北棗兒坡上的市副食品乾果戰備物資甲級倉庫被擊中起火焚毀，直接經濟損失84萬餘元。當天，兩派談判，達成於本日12時無條件停火的三條協議，但轉眼即遭破壞。
8月12日或13日，“反到底”派在其大本營體育館內的司令部召開下屬六大司令部和“工總司”負責人會議，討論攻打嘉陵江大橋的戰鬥計畫。並成立了該戰鬥的指揮部，由“反到底”派總負責人黃廉親自負責指揮。
據“反到底”派頭頭黃廉回憶：大家都認為封鎖大橋的只有幾百人，被困在體育館的是多數，被困在市中區的老百姓是多數，不能讓上百萬的老百姓餓死、困死！於是與江北指揮部和長安廠的同派組織“六月天兵”的頭頭商量，預備打通大橋，由江北指揮部和長安廠把守大橋，維護交通。准許貨運車輛進城，允許農民進城賣菜，允許普通群眾自由過橋，加強檢查，凡攜帶武器者不准通行，軍車也要檢查，不准幫助運送槍械和軍火。
8月14日下午5點，“反到底”派總負責人黃扉打電話給五十四軍副軍長白斌，通知他儘快做“八·一五”派的工作，6點鐘之前如不撤除對嘉陵江大橋的封鎖，就要開炮。隨即，“反到底”派“工總司”、體委、長安廠等據點的高音喇叭也發表廣播，要求周圍群眾儘快撤離。附近群眾拖兒帶女開始轉移。
8月14日下午，“反到底”派在江北區委和長安廠架設了十七八門大炮，6點15分，十幾門大炮一齊開炮，攻擊“八·一五”派佔據的輕工局大樓、六中和印刷廠等據點。“八·一五”派的大炮也進行了反擊，但很快遭到對方炮火的摧毀性打擊。
炮擊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八·一五”派在上述據點的火力點受到摧毀性打擊。
炮轟過後，“八·一五”派發起進攻，武鬥者們赤膊上陣，穿著短褲，手持步槍和衝鋒槍，在橋上匍匐前進，以表示學習當年紅軍長征中攻打瀘定橋的視死如歸的決心。經過激戰，“反到底”派佔領了嘉陵江大橋，實現了戰前的“軍事目標”。
據事後統計，此次炮轟，僅“反到底”派的大炮大約發射了五六千發炮彈.而據黃廉向中央彙報說，共計打了一萬多發炮彈。
南橋頭二輕局大樓被炮火擊中，整個大樓起火燃燒。焚毀六中學生宿舍一棟，印嘉陵印刷廠被炮火擊中焚毀停產，市委大院遭炮擊。
此次武鬥，共計打死27人，焚毀了二輕局辦公大樓，燒毀了1300余名幹部的檔案案和財會帳目等，嘉陵印刷廠被炮火擊中焚毀停產。武鬥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55萬餘元。
1982年，黃廉受到審判.其中關於嘉陵江大橋武鬥一事，判決書列舉的傷亡和損失數字是：“這次武鬥造成打死十一人，打傷多人，燒毀重慶市第一輕工業局辦公大樓、重慶第六中學一棟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廠房及部分設備，燒毀大樓幹部檔案、財會帳目、檔資料，後果嚴重。”
廣西柳州“武裝割據”與夏季大武鬥
這是1968年6月1日～8月1日，廣西柳州鐵路運輸由於“聯指”派和“四·二二”派武鬥干擾被迫中斷事件。
1968年4月以來，柳州市“四·二二”派的“造反大軍”（全稱為“革命造反大軍”）、柳州鐵路局“工機聯”（即“柳鐵工人革命造反總部”、“機關革命造反總部”、“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的聯合組織），與柳州市“聯指”（全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鋼聯指”（即柳鐵“聯指”）兩大對立派的矛盾加劇，衝突和武鬥不斷加劇。
為了壓倒對方，兩派組織都不斷搶奪武器彈藥，興建武鬥據點，攻佔對方武鬥據點，實行派性武裝割據，使柳州市形勢進一步惡化，同時也對鐵路運輸造成了極大的干擾和破壞。
1968年，“文革”武鬥如火如荼之時，也正是抗美援越打得熱火朝天之際。
1968年5月21日拂曉，柳州“四·二二”派的“造反大軍”頭頭白鑒平、廖偉嚴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王反修、李振嶺為了對付“聯指”的武裝圍剿，組織一千多人，到柳州火車站“五三八”列車調度段，搶劫抗美援越軍列，軍列上八個車皮的武裝彈藥，被他們洗劫一空。
共搶得列車上的援越軍火物資計子彈11888箱，1700多萬發。還搶走某部槍支728支，子彈11萬發，打傷解放軍指戰員100多人。其頭頭王反修、李振嶺還模仿電影《平原遊擊隊》，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了收條。此後，類似的搶劫抗美援越軍用物資的事件，還多次發生。
當時，抗美援越是中國對外政策的重點方針和“中心任務”。中共中央在對外政策中的一個要點，就是要把中國當作“越南人民抗美鬥爭的大後方”，“對兄弟的越南人民的抗美鬥爭，實行無私的援助”。而“廣西處在援越抗美的前線”。
“四·二二”派搶劫援越物資事件發生後，引起中央的震怒，認為廣西的造反派“破壞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部署”。這就給以前中央多次表態支持的廣西“四·二二”派，帶來了滅頂之災。此前，中央文革對廣西的兩派鬥爭，採取支持“四·二二”派的態度，認為“四·二二”是廣西的造反組織；而韋國清及廣西軍區在“文革”中犯了“支一派、打一派”的錯誤。
就在1967年8月24日，廣西兩派武鬥打得不可開交，“四·二二”派幾乎瀕臨絕境的時候，周恩來曾代表中央表態：廣西“四·二二”是造反派。此後，中央“文革”也有過幾次支持“四·二二”的表態。而這一次，他們把自己推向了深淵。
5月28日，“鋼聯指”頭頭召開會議，分析柳南的武鬥形勢，決定動員本派群眾撤出“工機聯”和“造反大軍”勢力較強的柳南一帶，轉移到柳北，隔江據守。
6月1日下午，“鋼聯指”派的職工和家屬1萬多人撤到柳北。
從此，“工機聯”、“造反大軍”與“鋼聯指”、市“聯指”形成了南北岸對峙，各自武裝割據的武鬥對峙局面。
為了防止對方偷襲，兩派分別在各自佔據的柳江鐵路橋南北橋頭，設置了各種障礙和工事。“工機聯”人員在橋南鋼軌上裝設了脫軌器。“鋼聯指”則在橋北停放了幾輛貨車，並拆了一根鋼軌，還線上路上埋設了4個土炸彈。鐵路運輸因此完全中斷，客貨列車被迫停運。
6月13日，中央給廣西革籌小組、廣州軍區、柳州軍管會以及柳州兩派群眾組織發出了關於柳州“鐵路兩派群眾組織立即停止武鬥”的特急電報。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也親自過問柳州鐵路運輸問題。
6月16日，廣西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負責人、“四·二二”派所擁護的安平生、和“聯指”所擁護的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等親自出面，與柳州市、柳鐵兩派的代表談話。經過多方做說服工作，兩派武鬥人員才允許7列國際列車通過。
1968年5月～7月，廣西武鬥戰火熊熊，大規模武鬥流血事件不斷。中央一再要求廣西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幫助廣西的兩派，停止武鬥，實現革命的大聯合。
1968年5月17日，廣西區革籌小組向中央報告，說在廣西“破獲了一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南寧、玉林、欽州、柳州等四個地區”，“發展組織的活動特點是：利用群眾組織的派性，易地活動，鑽進群眾組織，互相串連，靠打砸搶補給經費，通過武鬥掌握武器，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廣西‘四·二二’派的控制區），利用‘四·二二’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僑有聯繫”。報告把廣西武鬥的局面和責任，完全歸結於“反共救國團”鑽進了“四·二二”派。這就為已經需要以穩定局勢壓倒一切的中央文革，提供了鎮壓造反派的理由。
6月17日，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發佈了關於破獲“反共救國團”的公告，稱：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混入了群眾組織中，有的當了群眾組織的頭頭，打著造反旗號，狡猾地利用群眾組織掩護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現在，這個反革命集團並沒有完全摧毀，必須徹底追查其組織。公告強調，要動員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指”派的自稱），立即行動起來，以“清理階級隊伍”的名義，徹底清除這個反革命組織。
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佈了經毛澤東親自批示的“七·三”佈告。措詞嚴厲地譴責了廣西地區發生的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衝擊軍隊、搶奪武器等事件。要求兩派立即停止武鬥，收繳搶劫的武器彈藥。
《佈告》稱：“最近兩個月來，在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以中國赫魯雪夫溫順的大腦子動的一小撮走資派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蒙蔽和欺騙一部分群眾製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牢牢掌握革命鬥爭大方向，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中央號召廣西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在廣西革籌小組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駐廣西部隊支持下，努力實現以下幾點：停止武鬥，保證運輸暢通，交回搶去的援越物資，交回搶去的解放軍裝備，依法懲辦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運輸等現行反革命分子（1985年5月，經廣西自治區黨委請示，中共中央批准，已推翻了《七.三佈告》）。
廣西“文革”局勢發生根本性轉變。
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又發佈了七·二四”佈告。
7月25日下午1時5分至6時15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和中央軍委文革主要領導，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組織部分同志和軍隊部分幹部，並對廣西問題作了重要指示。出席接見並講話的中央領導人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
他們猛烈抨擊和嚴厲譴責了“四·二二”派製造搶劫援越物資、中斷鐵路運輸、南寧大火等一系列不可饒恕的“罪行”。並提出了廣西“反共救國團”問題。會上，周恩來指責“四·二二”派的頭頭說：“你們組織裏就沒有'反共救國團’？廣西為什麼發生這麼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後面有黑手。'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你們廣西有分團，他們有空子就鑽進來。雙方都要查。”康生說：“恰巧你們那裏有'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分團在廣西。你們不是與廣東'旗派’有接觸嗎？'旗派’的頭頭有的當了'反共救國團’的頭頭，恐怕在你們那裏也有這個問題……”周恩來說：“你們（指“四·二二”派柳州造反大軍代表白鑒平）不是揪出了兩個嗎？‘四·二二’裏邊更多！”康生還武斷地下結論說：“今天在廣西存在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七三’佈告已經指出了，人民內部矛盾很多，但今天敵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國團’就在你們那裏，還有託派分子和國民黨殘渣餘孽。”康生也說了：“我看廣西兩派都有黑手，都可能混進'反共救國團’……”但講話的重點打擊的還是“四·二二”派。從此，定下了以肅清“反共救國團”為名，對廣西“四·二二”派進行鎮壓的基調。
中央“七·三”佈告下達後，廣西的軍隊和“聯指”派，在廣西掀起了一場“鎮壓反革命”的高潮，對“四·二二”派組織和武鬥據點進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對“四·二二”派進和“四類分子”開始進行全境規模的大屠殺。
在大軍壓境的殘酷現實面前，廣西的“四·二二”派嚴重失利，柳州的“工機聯”和“造反大軍”節節敗退，最後四散逃亡。
此後，兩派武鬥不斷的緊張形勢逐漸鬆動，鐵路職工陸續返回柳南上班。8月1日後，柳州的鐵路運輸才開始逐漸恢復正常。
這次鐵路運輸被迫中斷兩個月事件，嚴重破壞了鐵路運輸秩序，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特別是一些國際過境列車和援外軍用列車受阻，在政治上和國際上造成了不良影響。它與南寧大火、廣西武鬥和流血不斷等事件一起，對廣西的“文革”，起了根本改變局面的觸發作用。
廣西梧州市據點大攻擊武鬥和火燒山城事件
這是1968年4月中旬～5月初，廣西梧州市“聯指”派的“聯委”派及“聯指”牌，與“四·二二”派的“造反大軍”派兩派三組織進行的大型武鬥，和武鬥中“造反大軍”派火燒山城梧州的事件。
1967年4月，梧州市群眾組織分裂為兩大對立派，屬於“廣西聯指”派的市“聯委”（全稱是“無產階級革命大聯合委員會”，其前身為“大籌委”），與屬於“廣西四·二二”派的“造反大軍”（全稱是“革命造反大軍”）之間的矛盾衝突日益加劇。
特別是自8月份以後，兩派開始到處設立武鬥據點，搶奪武器彈藥，創立專業武鬥隊伍，雙方不斷發生真槍實彈的武鬥事件。武鬥造成兩派都有大量傷亡。
1968年3月中旬，梧州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屬“廣西聯指”派）成立。從此，梧州市形成了“聯委”、“聯指”與“造反大軍”兩派3大組織對峙的局面，形勢更加複雜尖銳化。
4月14日，“造反大軍”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進一步加強和擴大其武鬥隊伍。
4月17日，“聯指”成立“前線指揮部”，調動力量，對“造反大軍”佔據的市區城南片實施水陸3面包圍封鎖，並向“造反大軍”總部“大東酒家”發動猛烈進攻。
4月19日淩晨，“大東酒家”被“聯指”攻下。當日晚上，屬於“造反大軍”的“中南井”組織（全稱“中南井岡山遊擊隊”）在南環路南面放火，燒毀了幾十幢房屋。當市消防隊和駐梧解放軍部隊趕來救火時，兩派槍戰不停，當場打死打傷救火人員20人。
從4月21日開始，“聯指”武鬥人員向“造反大軍”據守的各據點節節推進，先後用武力攻下了運輸公司大樓、飲食服務公司、五坊路國商幼稚園、舊油脂公司等“造反大軍”據點。“中南井”武鬥人員在武鬥撤退中，不斷向所撤出的市區街道建築物投擲燃燒瓶，實行“堅壁清野、焦土抗戰”政策。致使市區城南片大批房屋著火燃燒。
一連十多天，梧州市的南環路、大南路、五坊路、四方井路、南中路、居仁路、南坦路等街道的建築物火光沖天，濃煙滾滾。“中南井”人員在附近的據點裏，向火災區開槍射擊，打死打傷救火的消防隊員和群眾多人。
4月23日，“聯委”發表“參戰聲明”，並指責“造反大軍”放火燒街。在“聯指”、“聯委”的聯合攻勢下，“造反大軍”只剩下市銀行大樓及東、北鄰幾個孤立據點。
5月5日淩晨，“聯指”、“聯委”武鬥人員在土坦克的掩護下，向“造反大軍”的最後據點銀行大樓發動總攻。雙方展開激烈的槍戰。到下午，大部分困守在銀行大樓裏的“造反大軍”成員及其部分職工家屬，走出來向“聯指”、“聯委”武鬥人員“投降”，少數人堅持到晚上，趁夜色突圍，逃離梧州。
從4月17日至5月6日，梧州市的這場兩派的大型武鬥中，共打死67人，燒毀房屋1029幢，其中包括3個市場、181間商店和20間廠房，建築面積387300平方米，折合當時房產價值損失2800萬元；國家財物損失1590萬元；致使3800多戶居民無家可歸，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梧州“聯指”、“聯委”（屬“廣西聯指”派）聯合攻打和摧毀了“造反大軍”（屬“廣西四·二二”派）在市內的主要武鬥據點，並捕捉了幾百名“造反大軍”成員和支持者。
5月7日，在“聯指”頭頭倪海清、張炳坤等人指揮下，第一批300多人被送到“錢鑒監獄”關押，以後又陸續關進200多人。被關押人員在“監獄”中受到殘酷虐待，許多人被打傷，有的人被殺害。
5月13、14日，在倪海清等人的策劃指揮下，“聯指”武裝人員先後分兩批把袁威、郭福等13人從“監獄”中拉出來，用船押運到石油倉前西江河面，然後把這些被蒙住眼睛、反綁雙手的戰俘推下江中進行溺殺。當被害者呼救時，船上的人又用衝鋒槍和手槍逐一射擊，直到被害者全部沉沒。
據統計，從5月7日至7月底，在“聯指”私設“錢鑒監獄”期間，先後共有43人被殺害，造成嚴重後果。
在1983年開始的處理梧州市“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工作中，對於殺人事件負有重要責任的倪海清、唐以豪等人被依法逮捕，判處徒刑，縣團級幹部張炳坤，因“情節嚴重者”，被判處死刑。
吉林長春基礎樓武鬥事件
這是1967年10月16日～19日，吉林長春市“八·一八野戰軍”及同派的“長春公社”與“紅色造反軍”，為爭奪白求恩醫科大學基礎樓，為武裝割據據點進行的武鬥事件。
1967年春，白求恩醫科大學兩派群眾組織“二總部醫大紅色造反軍”和“長春公社”派醫大“八·一八野戰軍”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
“八·一八野戰軍”不敵“紅色造反軍”，被迫離開學校，暫住“長春公社”派同派組織控制的長春地質學院。“八·一八野戰軍”並不服氣，一直在想方設法要找機會打回白求恩醫科大學。除平時議論此事外，八·一八野戰軍”還專門召開過“全軍會議”，研究回校的問題。
1967年8月，“八·一八野戰軍”隨著形勢的變化而實力大增，於是先在醫大供應處設立了聯絡站，繼而進駐了供應處。
這時，“八·一八野戰軍”在組織上有了較快的發展，參加活動的人員逐漸增多，外地同學也大批返回學校，供應處已經容納不下。
為解決辦公樓問題，“八·一八野戰軍”的負責人及其成員主張拿下醫大，建立自己的“據點”。由於供應處距離基礎樓（白求恩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部大樓）較近，所以確定以“紅色造反軍”佔據的基礎樓作為首度進攻目標。
10月初，“八·一八野戰軍”開始有“偵查敵情”，瞭解基礎樓“紅色造反軍”的守樓人數、外單位人員是否撤出、武器上交多少等內部情況。經過偵查瞭解，頭頭們開會決定，對“紅色造反軍”佔據的基礎樓準備發起進攻。
10月15日晚，“八·一八野戰軍”召開負責人會議，進一步研究討論攻打決定基礎樓的作戰方案。會議決定，在16日拿下基礎樓。並在會上做了分工和部署，同時決定，在16日上午請示“長春公社”派的負責人後即開始行動。“長春公社”頭頭認可了“八·一八野戰軍”的作戰方案，並派出300多人趕到醫大增援。
16日下午，佔據基礎樓的“紅色造反軍”各單位人員，正在樓外階梯教室聯合召開“鬥私批修”大會。大會結束後，很多人外出，樓內不足百人，而且都在忙於抄寫大字報和研究工作。
乘此時機，事先已經集合待命的“八·一八野戰軍”以及“長春公社”300餘人，從距離基礎樓300米的供應處跑步沖出，身藏短槍等武器，直奔基礎樓。他們首先奪下了門衛室，然後跑步上樓，其中少部分人直奔廣播室，大部分人控制了各層樓之間的通路的走廊，經過一陣武鬥進攻者搶佔了基礎樓。“紅色造反軍”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大部分人被迫退出大樓。但二樓和三樓南端西側走廊和房間的“紅色造反軍”30多名武鬥人員，因發現情況較早，及時堵住了走廊入口，並奮力抵抗。雙方發生激烈槍戰。
進攻方幾次發起衝鋒，仍未能攻下。進攻方調動所有火力，對“紅色造反軍”進行壓制性打擊，“紅色造反軍”集中退守至三樓病生教研室一角繼續固守。這時，基礎樓外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樓外的“紅色造反軍”集結大兵，準備攻樓，奪回“據點”，營救“戰友”。
駐校部隊軍人聞訊及時趕來，進入基礎樓，對雙方進行調解和說服工作，基本控制了局面。但“八·一八野戰軍”已進佔了基礎樓，而雙方人員仍在對峙，樓上樓下、樓內樓外，不時有冷槍戰。
17日上午，當“紅色造反軍”頭頭吳興志去基礎樓慰問三樓未撤的同學時，被冷槍打中身亡，雙方又調兵遣將，準備大戰。
白求恩醫科大學基礎樓是日偽統治時期偽滿洲國的國務院所在地，解放後為白求恩醫科大學教學樓，不僅是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且樓內有數十年積累的人體標本模型和許多貴重儀器設備，以及還有活細菌菌種等教學用品。如有意外，導致細菌擴散，後果不堪設想。為儘快制止武鬥，周恩來親自過問，並提出了解決基礎樓事件的四點指示。
10月20日後，“紅色造反軍”和“八·一八野戰軍”及“長春公社”的武鬥人員脫離接觸。武鬥逐漸平息。
武鬥中，雙方死亡多人，傷數十人。
寧夏銀川八·三〇“掌政橋之戰”
這是1967年8月30日，寧夏銀川“總指揮部”派與“大聯合籌備處”派兩派組織，在銀川市掌政橋公社進行武鬥發生的流血事件。又稱“掌政橋之戰”。
1967年6月以後，寧夏和銀川市的“文革”形勢發生急劇變化：從1966年8月以來一直生死相決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兩派鬥爭，在反“二月逆流”的澎湃大潮衝擊下，“保守派”組織逐漸分崩離析、分化演繹，已經逐步讓位於以權力之爭為根本矛盾的新的兩派鬥爭。
在新的兩派鬥爭中，雖然因在“二月鎮反”中受到打壓而此時具反軍傾向的“總指揮部”派被稱為造反派，得到軍隊支持、在此時的權力位置中佔據上風的“大聯合”派被對立派詬病為“保皇派”，但兩派鬥爭已由造反奪權與“保皇”之爭，變化成為各自為了獨佔權力而進行的武鬥之戰。
7月以後，兩派開始以武鬥手段爭奪地盤，實現武裝割據。“總指揮部”逐漸在銀川市和諸多城市的武裝割據鬥爭中佔據上風，而“大聯合”派則在廣大農村地區開闢“根據地”，建立據點，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
1967年8月30日淩晨。寧夏銀川市的“總指揮部”派的所屬組織的頭頭馬寶慶、劉青山等人，帶領武鬥人員100多人，攜帶機槍、步槍，突然襲擊對立派“大聯合籌備處”派在銀川市掌政橋公社的基地和武鬥據點。
“大聯合”派早有防備，剛一發現“總指揮部”的武鬥隊伍，就立即組織武鬥人員進入陣地。雙方均以機槍、步槍進行猛烈對射，陣地上的手榴彈爆炸聲也此起彼伏。“總指揮部”派雖組織多次進攻，均因“大聯合”派人多勢眾、武器裝備精良、工事堅固、火力強大而敗下陣來。
雙方戰鬥至上午8時，五臺子等地“大聯合籌備處”派的武鬥隊伍聞訊趕來掌政橋公社進行增援。“總指揮部”派前有工事火力，後有敵兵四面射擊，百餘人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其帶隊的馬寶慶、劉青山等人決定放棄進攻，親自率隊，以數挺機槍組成強大火力開路，邊打邊撤，向銀川方向突圍。隨即又陷入重圍。遂一面派人突圍求援，一面就地堅守等待援軍。
9時許，銀川市的“總指揮部”派頭頭們得知馬寶慶、劉青山等率領的武鬥隊在掌政橋失利，且以陷入包圍，於是緊急調動其下屬組織農建、化建等武鬥專業戰鬥隊，攜帶機槍、大炮前往掌政橋公社救援。
“總指揮部”派頭頭雷震、華方佐天組織了銀川市的區、市兩級共22個單位的1500多人，全副武裝，頭戴柳條武鬥帽，手持步槍、半自動或衝鋒槍，攜帶多門60迫擊炮，乘坐數十輛卡車，車頭上架起機關槍，殺氣騰騰直赴掌政橋，增援被困隊伍。
車隊所到之處，路人為之心驚膽顫。“總指揮部”派的武裝車隊進入“大聯合籌備處”派的武裝控制區後，即遭到該派武裝力量的不斷阻擊。但武裝車隊以強大的火力進行還擊，或留下少部兵力還擊“大聯合”派的阻擊火力，大部隊仍直接馳往掌政橋。
武裝車隊到達後，與原被圍隊伍形成前後夾擊之勢，反將“大聯合”派的武鬥人員圍困于黨政橋。
永甯縣“大聯合”派頭頭互新力得知本派武鬥隊伍在掌政橋被圍的消息後，即率領永甯的武鬥人員500多人，攜帶步槍、衝鋒槍、輕重機槍、鋼炮等前來增援，遭到“總指揮部”派的武鬥隊伍阻擊。
雙方又開闢新的戰場，激烈交火。至此，武鬥雙方在9時，孔雀9隊、塔橋5隊、望遠橋對峙，形成了4個武鬥點，不僅動用了步槍、衝鋒槍、手榴彈、輕重機槍，而且動用了60迫擊炮，對對方陣地進行猛烈轟擊。戰鬥打得十分激烈，雙方均發生重大傷亡。
由於槍炮聲持續不斷，駐銀川的62師聞訊趕來調停，經過艱苦細微的思想工作，晚9時，雙方撤軍，武鬥終止。
據“文革”後的“處遺”材料顯示，在這次武鬥中，雙方共死亡15人，傷數百人。
西藏拉薩大昭寺“七·九”武鬥
這是1967年7月9日，西藏自治區“大聯指”和“造總”兩大派造反組織，為爭奪拉薩市大昭寺內的市人委招待所建立廣播站而發生的武鬥流血事件。
大昭寺始建於西元647年，是藏王松贊干布為紀念文成公主入藏而建，後經歷代修繕增建，形成龐大的建築群。寺建築面積達25100餘平方米。有20多個殿堂。主殿高4層，鎦金銅瓦頂，輝煌壯觀，具有唐代建築風格，也吸取了尼泊爾和印度建築藝術特色。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藏語意思是經堂。“大昭”，藏語為“覺康”，意思是釋迦牟尼，就是說有釋迦牟尼像的佛堂。大殿正中供奉文成公主從長安帶來的釋迦牟尼12歲時等身鍍金銅像，它在佛教界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兩側配殿供奉松贊干布、文成公主、尼泊爾尺尊公主等塑像。
大昭寺是西藏重大佛事活動的中心。五世達賴喇嘛建立“甘丹頗章”政權後，“噶廈”政府的機構便設於寺內，主要集中在庭院上方的兩層樓周圍。許多重大的政治、宗教活動，如“金瓶掣簽”等都在這裏進行。
在拉薩，藏族人也將以大昭寺為主的八角街一帶稱為“拉薩”，藏文意思是佛地。
60年代，大昭寺被當成拉薩市市人委招待所，用於接待來藏人員。“文革”中，大昭寺成為兩派武鬥的戰場。
1967年2～3月間，西藏軍區主持的“二月鎮反”中，“造總”派受到嚴重打壓，一些地方的組織被摧毀，大批頭頭和骨幹被關押、揪鬥。在此後波及全國的反“二月逆流”中，西藏軍區受到中央文革批評，“造總”派得到平反。
但一派要翻身，必然要打壓對立派，“大聯指”與“造總”的矛盾不可協調。為解決西藏兩派問題，中央文革先後數次出面對西藏問題表態，但問題並沒有得以解決。中央決定設立西藏軍管會。軍管會負責人之間又存在不同的派別觀點，兩大派的矛盾勢同水火。北京的造反組織與“大聯指”派經多次協商，決定派員前往西藏，“指導西藏的文化大革命”，直接插手西藏“文革”。從而使西藏的“文革”形勢更加複雜和惡化。
1967年6月15日，“首都赴藏革命造反總部”代表陳風儀等人，與西藏軍區負責人陳明義、洪流在軍區第一招待所進行談判。陳風儀提出，要重建在“二、三月鎮反”中被取締的“紅色廣播站”，其理由是對立派“大聯指”已有8處廣播站，而“造總”則一個沒有。這個要求得到軍區負責人的原則同意。
7月7日，“造總”決定由下屬團體“立新戰鬥隊”，負責在大昭寺樓頂上建立廣播站。該隊便於當晚將廣播器材運入寺內。“大聯指”所轄的“旭東戰鬥隊”表示反對，要求“立新戰鬥隊”立即將器材搬走。雙方爭執不下，出現鬥毆現象，傷數人。7月8日，西藏軍管會就此進行調解，決定：在未達成協定之前，雙方的廣播站一律撤出去。但雙方互不相讓，無法取得妥協，調解未能生效，武鬥逐漸升級。
7月9日，“大聯指”調動“農奴戟紅衛兵”等組織的武鬥人員幾百人，對“造總”紅色廣播站所在地大昭寺進行包圍與襲擊。“造總”則一面予以還擊；一面向“大聯指”設在市交際大樓的廣播站調兵遣將，予以武力還擊，要奪取交際大樓廣播站。雙方參加武鬥人員近千人，雙方動用的武鬥器具有石頭、磚塊、棍棒、大刀、砍刀、梭鏢等。據當時的有關材料和此後數日的“造總”有關戰報稱：當日，拉薩市陷入一片血腥之中。
7月9日下午，軍管會通令武鬥雙方：停止武鬥，一起撤出大昭寺和交際大樓，該武鬥事件才暫告結束。據稱，“造總”派在此次武鬥事件中傷62人，其中5名重傷。“大聯指”的傷亡人數不詳。
此次武鬥，拉開了拉薩市兩派大規模血腥武鬥的序幕。
四川成都雙流中和場大武鬥
這是1967年5月19日，由成都當時號稱造反派的“紅成”、“八·二六”與和被稱之為保守派的“產業軍”及成都郊區“貧下中農戰鬥軍”之間，在後者視為根據地的中和場地區，發生的一次嚴重武鬥事件。又稱“五·一九事件”。
1967年4月下旬至5月初，在“二月鎮反”中受到壓制的造反派組織開始重新活躍起來，與所謂保守派組織間連續發生武鬥流血事件。
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下達，四川的整個形勢形成了有利於造反組織的局面。成都的造反派迅速在市區取得優勢，當時被稱為保守派的組織紛紛撤離到農村，號稱“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為從政治上徹底孤立和組織上瓦解”保守派組織，四川大學“東方紅八·二六戰鬥團”（簡稱“八·二六”）和在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簡稱“工人造反兵團”）等組織，提出要“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訓，要趁熱打鐵，“向凡爾賽進軍”，徹底“消來梯也爾之輩”。並提出“深入狼穴，深入敵佔區，徹底剿滅保皇狗”。
5月19日，“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團”及“首都紅代會駐蓉聯絡站”人員共2000余人，攜帶鐵棍、大刀、梭標等，以“幫助貧下中農夏收”和宣傳“紅十條”為名，前往被稱為保守派組織的根據地成都郊區農村琉璃場和雙漢縣中和場，進行武力示威。
而當時被稱為保守派組織的“成都產業二人戰鬥軍”（簡稱“產業軍”）和“成都貧下中農戰鬥軍”（簡稱“貧下中農戰鬥軍”）早有準備，待“八·二六”和“造反兵團”進入中和場，即遭到“產業軍”和“貧下中農戰鬥軍”的包圍。雙方發生混戰。
確因突遭襲擊加上不熟悉地形，“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團”等武鬥人員外強中乾，一觸即散。除部分人員逃脫外，數百名人員被捕捉為俘虜，其中包括四川大學“東方紅八·二六戰鬥團”團長游壽星。被捉人員先後關押在雙流縣中興場、仁壽縣、眉山縣等地“勞動改造”。
事件發生後，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都軍區即向“產業軍”和“貧下中農戰鬥軍”施加壓力，並派出飛機撒傳單，要求釋放被捉人員。在來自“省革籌”和成都軍區的壓力下，5月21日，被捉的中小學生首批被釋放。6月7日，最後200餘名被捉人員全部獲釋。
這次事件，是“紅十條”下達後，成都地區造反派組織與當時被稱為保守派組織之間，首次也是最後一次較大規模的武力對抗。此後，成都的保守派組織即逐漸銷聲匿跡，直至最終解體。
（資料來源：《五湖四海》第二期，1967年6月22日；成都“處遺”材料）
西藏拉薩“七·一四”武鬥
這是1967年7月14日，西藏“大聯指派”和“造總”派為爭奪拉薩第二招待所而發生的武鬥流血事件。又稱二招武鬥事件。
文化大革命時期，高音喇叭成為群眾組織繼小報、傳單之後的主要宣傳工具之一，各地兩派組織經常為爭奪高音喇叭的廣播權而大打出手。
1967年7月7日和9日，“大聯指”和“造總”為爭奪拉薩市第二招待所的廣播權發生過衝突，並進行了武鬥。7月8日，拉薩軍管會曾宣佈：除招待所內原有工作人員和駐所人員外，其餘人員一律撤出；雙方在沒有達成協定前，都不得在所內安裝廣播。
但兩派對此都不予理睬，並仍然爭相在第二招待所內各自佔據的樓房屋頂裝上高音喇叭，互相指責和漫駡，造成劍拔弩張之勢。7月14日下午，兩派為爭奪對二招一棟樓房的控制而大動干戈。“造總”成員對搶先佔據該大樓的“大聯指”成員步步進逼，意在將其驅逐出該樓。而“大聯指”派居高臨下進行還擊。雙方以石頭、木棒、鋼釺等武鬥工具開展攻防戰鬥。
武鬥一直持續到15日下午，仍相持不下。在雙方都無力消滅或戰勝對方的條件下，經過軍管會的協調，雙方進行了“艱苦”的談判，才宣告結束武鬥，脫離“武力接觸”。
據有關材料稱：“大聯指”在該武鬥事件中傷百餘人，其中重傷住院39人，4人當場休克；“造總”傷180餘人，其中重傷35人，2人生命垂危。拉薩市第二招待所的房屋及設施受到嚴重破壞。
西藏拉薩“七·卅”慘案
這是1967年7月30日，西藏拉薩“大聯指”派與“造總”派在拉薩市汽車保養廠“造總二司”的武鬥據點進行武鬥發生的流血事件。又稱“七·卅”保養廠武鬥事件。
1967年7月27日，“大聯指”派與“造總”派在拉薩市發生“七·二七”武鬥事件，造成雙方大批人員受傷和被對立派俘獲。
事後，“大聯指”派與“造總”派派出代表談判，交換戰俘。經過兩天談判，雙方代表于29日達成協議：同意交換雙方在27日武鬥中被對方扣貿的人質。並決定於7月30日，“造總”派設在在拉薩市汽車保養廠“造總二司”的武鬥據點交換人質。
7月30日上午，“大聯指”派代表率隊前往保養廠。雙方代表在交換人質時，各自又因己方被俘人員受到對方毆打和毒刑而相互指責，進而發生衝突。“大聯指”派代表及其所率隊伍遭到“造總二司”的武鬥人員以鐵釺、大棒等武鬥工具的毒打，雖經反擊，但寡不敵眾。
“大聯指”派負責人聞訊後，立即組織大批人馬，攜帶武鬥工具，前往保養廠去“營救戰友”，並聲稱要“踏平保養廠，血洗匪二司”。武鬥中，雙方使用了鐵釺、大棒、石頭、“六六六”粉等武鬥工具，造成了嚴重的流血事件。
據有關材料稱，在這場武鬥中，“大聯指”派傷200餘人，其中61人重傷，5人當場休克。“造總”派傷70餘人。當天下午，拉薩市軍管會派出軍隊前去制止，兩派在混戰中打傷50多名解放軍戰士，其中15人重傷。武鬥還造成了嚴重的國家財產損失。武鬥中砸壞了汽車保養廠的大小汽車37輛，保養廠的大部分門窗玻璃被砸，設備損失嚴重。
西藏拉薩“八·一三”武鬥
這是1967年8月13日，西藏拉薩“大聯指”派與“造總”派在拉薩市進行武鬥發生的流血事件。又稱“八·一三”慘案。
1967年8月13日，“造總”派經過策劃，決定對“大聯指”派在拉薩市佔據優勢的工交小學發起攻擊。上午，“造總二司”的武鬥人員對工交小學的“大聯指”派進行挑釁，“大聯指”派進行反擊，雙方發生衝突，很快即變成雙方以石頭和棍棒為武器的流血武鬥。
“造總”派人多勢眾，在武鬥中“取得了壓倒性優勢的勝利”，打傷“大聯指”派多人，並將該校的13名“大聯指”派成員抓到拉薩市汽車3隊（即汽車保養廠）“造總二司”的據點。
“大聯指”派聞訊後，即組織了1000多人的武鬥大軍，以“營救戰友”之名，到汽車3隊要“造總”派放人。遭到拒絕後，“大聯指”派即對“造總二司”的武鬥據點發起進攻，兩派又一次進行更大規模的武鬥。
據當時的有關材料，“造總”派在該次武鬥中傷90人，其中50人被送往醫院搶救。“大聯指”派在上述兩次武鬥中，受傷者達100多人，其成員彭凱在汽車保養廠的武鬥混戰中，頭部被對方的木棒和石頭擊中，當場昏倒在地。經解放軍西藏軍區總醫院搶救無效，於28日死去。
8月29日，“大聯指”在為他舉行追悼會和送葬儀式時公開聲明：“血債一定要討還，兇手一定要懲辦。”
“八·一三”慘案，為兩派進一步擴大武鬥規模和程度提供了由頭。此後，兩派都竭力指責對方應對這場武鬥事件和流血慘案分子，並聲稱一定要為死難者或受傷的“革命戰友”報仇雪恨。隨後就引發了“八·二九”血案。
西藏堆龍德慶“九·六”血案
這是1967年9月6日，西藏“大聯指派”和“造總”派在堆龍德慶縣進行武鬥發生的流血事件。
1967年8月，西藏地區的“文革”進入武裝割據新階段，到處都是兩派武裝割據區犬牙交錯，據點林立，槍聲遍地，戰火連天的景象。
“造總”派佔據拉薩市區一些重要據點、武鬥區域，在一些城市中也聲勢頗威；“大聯指”派在拉薩市區和西藏一些主要城市略具下風，但在西藏廣大農牧地區卻頗有影響，號稱要“走毛主席指引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並對“造總”派佔據優勢的城市實行包圍和經濟封鎖，斷絕交通運輸，實行“餓殺”政策。
1967年8月下旬起，西藏“大聯指”派在各地對“造總”派實行經濟封鎖，斷絕交通。“造總”依靠外地赴藏造反組織的支援，從外地調運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其間，青海“八·一八紅衛兵戰鬥隊”和首都紅衛兵赴藏造反組織，為“造總”購進的一批糧食，在西藏堆龍德慶縣境內被“大聯指”派攔截。
9月6日，“造總”派出80多人，驅車到堆龍德慶縣搶運被扣留的糧食。“大聯指”組織1000多藏族農牧民，埋伏在公路兩旁，用牛毛鞭猛甩石頭，襲擊返回的糧車，並將沒有沖出去的糧車包圍起來進行猛攻。
武鬥中，“造總”有7人當場死亡和後來醫治無效而死亡，其中有2名青海“八·一八紅衛兵，20余人重傷。隨糧食車隊進藏的11名“首都中學紅代會”人員中，7人重傷入院。“大聯指”派的傷亡人數不詳。“造總”的運糧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
西藏拉薩“八·二九”血案
這是1967年8月29日，西藏“大聯指”派和“造總”派在拉薩市進行武鬥發生的流血事件。
1967年8月13日，“大聯指”派和“造總”派在拉薩發生武鬥，是為“八·一三”武鬥事件。武鬥中雙方均有傷亡。
8月29日，“大聯指”派舉行大規模集會，為在“八·一三”事件中被打傷後致死的“革命戰友”彭凱召開追悼會。會後，又在拉薩市區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動用了20多輛大卡車，滿載著所部遊行示威成員，一路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向殺人兇手討還血債”等口號。
當遊行隊伍返程經過財經大院門口時，“大聯指”派發現佔據該院的“造總十一司”有許多人在“紅色廣播站”牆頭看熱鬧。
財經大院當時為“大聯指”派的下屬團體“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總部”佔據，並設有“總部”辦公室。院內有一座藏式大樓內，駐紮著該組織的30多名武鬥隊成員。本來就滿腔仇恨和怒火的遊行示威的人群，立即向爬在牆頭嘻嘻哈哈看熱鬧的“造總”派尋釁，兩派又發生衝突。
“大聯指”派人員首先用石塊襲擊看熱鬧的“造總”派成員，遭到“造總”派的成員還擊。雙方陸續投入了幾百人的兵力，展開了混戰。“造總”派佔據院牆，死守大門，打退了“大聯指”派的多次衝擊。
繼之，“造總”派退據藏式大樓，雙方在藏式大樓又開展了肉搏戰。
雙方正打得難解難分時，拉薩市消防隊接到從財經大院打來的電話，說軍區1位元副參謀長命令他們，立即趕赴財經大院救火。
幾分鐘後，兩輛消防車趕到現場，發現並無火情，只有兩派武鬥人員在藏式大樓前格鬥。
消防隊的出現引起了“造總”派的驚訝。“紅色廣播站”馬上宣稱消防隊全副武裝，幫助“大聯指”武鬥。事後，“造總十一司”的一名“戰地記者”在報導中說，消防隊的救火車上沒有一滴水，消防隊員攜帶了一支步槍，2支短槍，10餘把大刀、一箱子彈、10小桶汽油、17顆手榴彈及一氧化碳、“六六六”粉等化學物質，“向我革命戰士發動了慘無人性的屠殺”。
消防隊本與“大聯指”派觀點相同，遭到“造總”派的包圍和攻擊，於是也捲入了這場武鬥。武鬥進行中，兩派都調兵遣將，準備進行更大規模的武鬥。
直到拉薩軍管會聞訊派人出面制止，才避免了該武鬥事件的進一步延續和擴大。
據當時兩派的小報報導，在這場武鬥中，“造總”派傷100餘人，其中10人重傷；“大聯指”派的28名重傷患是解放軍戰士搶救出來的。消防隊先後進入財經大院的40多名戰士中，輕、重傷各22人，其中3人生命垂危。
根據當時兩派小報均有誇大之詞的情況分析，該數位應有水分。該案未見“文革”後“處遺”時的材料涉及。
西藏拉薩曲水“九·一五”武鬥事件
這是1967年9月15日～16日，西藏“大聯指”派和“造總”派在拉薩市郊曲水縣發生的武鬥流血事件。
1967年8月以後，西藏地區的兩派組織紛紛實行武裝割據。“造總”派佔據了拉薩市區一些重要據點，在一些城市中也頗具實力；“大聯指”派在在西藏廣大鄉村卻頗有影響，要“走毛主席指引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
9月中旬，在曲水縣兩派鬥爭中處於下風的“造總”派部分人員要撤回拉薩。因拉薩至曲水縣沿途有“大聯指”設立的多處武鬥據點，怕遭到“大聯指”襲擊。
9月15日早晨，“造總二司”應公路工程局第二工程隊、公路管理局曲水養路段及曲水縣委機關“造總”派的要求，派出全副武裝的90餘人，攜帶衝鋒槍、機槍等武器，以20多輛卡車組成車隊，驅車到曲水縣，要接應“造總”派在該地的武鬥人員回拉薩。
拉薩“大聯指”得知此信，立即通知了“大聯指”曲水縣指揮部。
該縣“大聯指”頭頭立即調兵遣將，要“全殲敵人”。為此，他們聲稱“造總”要到曲水槍糧殺人，以發補助、記工分的手段，組織不明真相的農牧民武鬥人員，主要使用炸藥包，仿效電影《地雷戰》，在“造總”派車隊返回的公路上埋設地雷，在拉薩通向曲水的公路上設置重重路障，修築工事。還動用了少量步槍、半自動步槍、衝鋒槍、手榴彈等武器，伏擊“造總”人員。
“造總”車隊在返回拉薩途中，在多處遭到伏擊，雖經奮力還擊，然仍處下風，損失慘重。
據當時的“大聯指”戰地報導和“造總”的控訴材料稱，“造總”在這次武鬥中有2人被當場打死，1人被打傷後拋到河中淹死，數十人被炸傷、打傷，100餘人被捕後遭非法拘禁。“大聯指”還炸毀了“造總”的汽車1輛，炸壞12輛，搶走“造總”派成員的皮大衣、收音機、縫紉機械等物品和4000多元現金等“戰利品”。
“大聯指”派的人員傷亡、損失情況不詳。
直到16日下午，拉薩軍管會派出的解放軍戰士，才救出被圍困和關押的“造總”成員，並將他們送回拉薩。
西藏拉薩擴大武裝割據地盤的“一·二三”武鬥
這是1968年1月22日～23日，西藏“大聯指”派的下屬組織“格爾木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司令部”同格爾木的“造總”派為爭奪在武裝割據地盤，在拉薩市區進行的武鬥流血事件。
1967年8月以後，西藏地區的兩派組織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武鬥，搶奪地盤，建立武鬥工事和據點，“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派性武裝割據區域。
至1967年底，拉薩市區“大聯指”派和“造總”派的武鬥據點林立，槍炮不斷，戰火四起。市區已被兩派分別控制的武裝割據區弄得四分五裂，交通運輸斷絕，人民群眾生命財產時刻受到嚴重威脅。
1968年1月20日前後，西藏“大聯指”派的下屬組織“格爾木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簡稱“格爾木無司”）頭頭，開會討論進攻“造總”派在拉薩市區幾大據點，拿下端掉其“黑窩”，擴大地盤和武裝割據控制區的戰鬥方案。會議提出，要“集中精銳，多點開花，不惜代價，堅決拿下，不達目的，決不收兵”。
1月22日下午，按預定方案，“格爾木無司”派出武鬥隊伍，將大批槍支彈藥運到“大聯指”派的下屬組織“五·二三革命文藝戰鬥總部”在東城區的武鬥據點。隨即，又派出一支武鬥隊伍攜帶70多條槍，進入東城區。
與此同時，“格爾木無司”分別派出武鬥隊伍，對勞動人民醫院、西郊水泥廠、供電所、郵車站和師範學校、交通局進行武鬥前的偵查、部署和分割包圍。
當晚，他們首先對該區“紅藝司”實施武裝進攻。“紅藝司”立即組織武鬥隊進行防守戰。雙方在激烈的交戰中互有傷亡。“紅藝司”6人被打傷。
“格爾木無司”在向市勞動人民醫院“造總”派據點的進攻戰中，以“突然襲擊，集中火力和神槍手，消滅敵人火力點”的戰術，將“造總”派佔據的醫院大樓內的火力點壓制，並以敢死隊員，趁黑摸到大樓下，用手榴彈從窗口扔進樓內，對居高臨下的防守者造成重大威脅。
“造總”派在此次戰鬥中有14人被手榴彈炸傷。
在西郊，“格爾木無司”對“造總”派在水泥廠的“工造團”據點發起猛攻，戰鬥打得十分艱苦。
水泥廠的鋼筋水泥工事異常堅固，手榴彈扔上去根本無效。“格爾木無司”的前線指揮經過戰地動員，發動起“以革命先烈董存瑞炸碉堡、黃繼光堵槍眼”式的“英雄戰士”，“捨生忘死，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甘願拋頭顱、灑熱血”，抱著炸藥包，在火力掩護下，趁黑“爬到敵人的工事前，”對水泥廠的武鬥工事進行爆破，終於端掉了“工造團”在水泥廠的據點。
“工造團”陣地失守，除少部分人趁黑逃脫外，大部分武鬥著被俘。“格爾木無司”並控制了拉薩大橋。
1月23日，兩派在上述地方的爭奪戰繼續進行激戰。武鬥中，在“紅藝司”的陣地上，1名“紅藝司”成員中彈身亡；在市交通局，“造總”派“九司七兵團”在武鬥中3人被打死。
在這次武鬥中，“造總”派共5人死亡，22人重傷。“格爾木無司”乘機控制了拉薩市東城區的市醫院、供電所、郵車站和師範學校等單位。其傷亡人數不詳。
四川重慶空氣壓縮機廠系列爭奪戰
這是1967年6月～1968年8月，重慶“反到底”派與“八·一五”派在重慶空氣壓縮機廠內及該廠兩派組織為支援本派武鬥，在重慶地區的進行的系列武鬥流血事件。
重慶空氣壓縮機廠是大型國營軍工企業，主要生產坦克等武器。“文革”後是“八一兵團”的發跡地，“八一兵團”頭頭方文正即從空壓廠造反起家。
1967年“一月奪取”中，該廠分裂成為“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團”和反“八·一五”派的“軍工造反兵團”兩大派。“二月鎮反”以後，“軍工造反兵團”被壓垮，“八一兵團”一支獨秀。
5月21日，在“二月鎮反”中被壓垮的“軍工造反兵團”的基礎上，聯合從“八一兵團”中分化出來的人員，國防軍工系統的“砸派”組織成立了該派最大最強的工人群眾組織“軍工井岡山總部”。
6月以後，為爭奪對空壓廠的控制權，以及出兵支持重慶各自本派的武鬥，廠內武鬥頻發，廠外流血事件不斷。
在長達一年多的重慶武鬥中，該廠兩派勢力優劣形勢幾度易手。先是“八一兵團”在該廠佔據優勢，但兩派在該廠實行武裝割據，將廠區一分為二，各自建立武鬥據點；經過兩派長達兩個多月、大小上百次的激烈武鬥，8月22日，“八·一五”派撤出該廠。
1967年6月開始，重慶空氣壓縮機廠兩派在廠內武鬥不斷，昔日同廠共事的同事之間成為勢不兩立的仇讎。
在兩派頭頭的操縱下，同事之間由口誅筆伐的大辯論，很快發展為拳腳相加的武鬥，繼之，也遵循中國大陸當年“文革”武鬥規律，演變為石頭、棍棒、鋼釺、梭鏢、狼牙棒的“冷兵器”混戰。
進入7月後，兩派的武鬥，逐漸開始進化為槍炮大戰，而空壓廠的兩派不僅舞槍弄炮，進而將該廠生產的坦克投入武鬥，並以之來武裝本派的武鬥隊伍。
7月21號，空壓廠已經發了槍，機械學校的八一五也已經有槍了。
7月27日，空氣壓縮機廠造反派將坦克開出廠到楊家坪街上示威。
7月28日，重大八一五三○一武鬥隊派出三三、三四、三五縱隊到大型國防企業空氣壓縮機廠“協助守廠”，得到該廠八一五派“八一兵團”為其配置的坦克、機槍等武器。
7月31日，空氣壓縮機廠八一五派武鬥隊從廠內向鶴高路居民區發射燃燒彈，燒毀區勞動調配站、廢品收購站及民房18戶。
8月2日，兩派在大型國防企業空氣壓縮機廠武鬥，死傷多人，動用了坦克。廠俱樂部被燒毀。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三〇一武鬥隊在參加該廠武鬥中3人被擊斃（其中一人為縱隊長），重傷致殘1人。八一五派佔領全廠後，出於報復，竟槍殺“俘虜”洩憤。
8月5日，空氣壓縮機廠八一五派武鬥隊將坦克開出廠區，經沙坪壩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進城公路瀝青路面上被壓出的坦克履帶印痕很久未消。
8月8日，空氣壓縮機廠“軍工井岡山”的武鬥隊將坦克開出廠區，經沙坪壩到市中心解放碑，沿途開槍開炮示威。同日，重大“八·一五”“三○一”武鬥隊負責人夥同空氣壓縮機廠、中梁山煤礦八一五派武鬥隊將該煤礦軍管會9枝槍械及彈藥全部搶走，三○一武鬥隊負責人獨得6枝槍。
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區武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三〇一武鬥隊駐空氣壓縮機廠的三三、三四、三五、三七縱隊參加攻打反到底派佔據的九龍坡黃桷坪王家大山重慶電力學校，在武鬥中死8人，傷7人，是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在文革武鬥中損失最大的一次。
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一武鬥隊頭頭李魯沂在增援電力學校時被擊斃。反到底工總司武鬥頭頭鄧長春聞訊後在武鬥“艦艇”《反到底一號》（即原人民5號）上舉行追悼會，下令槍斃八一五派俘虜2人，拋屍江中，為李魯沂“祭靈”（其中一人未死）。
8月2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武鬥，死傷多人，動用了坦克。該廠八一五派武鬥負責人方文正在久攻不克時下令將反到底派佔據的廠俱樂部燒毀。重大八一五三○一武鬥隊在攻打該廠醫院和水塔一線時縱隊長謝宗正等3人身亡，重傷致殘1人。八一五派佔領全廠後，該武鬥隊負責人出於報復下令將該廠無辜群眾1人從家中抓出殺害。八一五派武鬥隊並將從家中抓出殺害的無辜群眾7人拖往石灰窯焚屍滅跡，途中發現有槍殺後未死者由師專附中武鬥隊補槍致死。
10月1日，重大八一五《815戰報》第42期發表《毛澤東思想的一曲凱歌/記我們身邊的麥賢得——董繼平同志》，報導重大八一五三○一武鬥隊成員董繼平在8月初空壓廠武鬥中負傷頭部中彈，腦漿迸出，經救治後，能用唯一能活動的左手寫“毛主席萬歲”、“815,301”。
8月16日晚上，反到底派駐南岸黃山武鬥人員200余人到建設機床廠領槍，途中為免遭封鎖必經之路的空氣壓縮機廠八一五派據點時遭到射擊，於是搶劫了九龍坡機務段一列火車，因扳錯道岔，火車駛出後撞上另一列停在道上的列車，幸因速度較慢而未出軌。次日返回時，武鬥人員又攔截了一列火車，躲進郵政車中通過危險地段。
8月8日，空氣壓縮機廠八一五派武鬥隊將坦克開出廠區，經沙坪壩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
8月8日，重大八一五三○一武鬥隊負責人夥同空氣壓縮機廠、中梁山煤礦八一五派武鬥隊將該煤礦軍管會9枝槍械及彈藥全部搶走，三○一武鬥隊負責人獨得6枝槍。
8月中下旬，兩派在楊家坪地區空氣壓縮機廠等地進行的大規模武鬥，參與人員上千，動用了槍炮、坦克，持續一周左右，許多街道房屋被毀，雙方死亡上百人。
8月22日，在中央文革作出要求重慶兩派停止在大型國防企業空氣壓縮機廠武鬥的“三點指示”後，兩派繼續在該廠武鬥。
當日，八一五派撤出空壓廠，撤出前，方文正“陰險地問大家，地下室二十多個所謂俘虜怎麼辦？有人說用手榴彈去把他們全炸死。方文正同意了並指名三個學生去執行，……後地下通道堵塞，被火力封鎖不通，未去炸成。23日晚，……一個叫何大發的說，‘全部炸死太多了，把有血債的五個打死’，方文正同意了，並叫何大發帶三個學生去執行，何大發就將五個人提出來帶到一個車間旁邊槍殺了。……特別殘忍的是劉素德同志懷孕五個月。鄧（劉的丈夫，也屬五人之一）說：‘你們把我殺了，不要殺我愛人’，遭到何大發拒絕，鄧又要求說，‘你們等劉素德把孩子生了再殺吧！’何大發等人說不行而全部槍殺了。”
8月中下旬，兩派在楊家坪地區空氣壓縮機廠等地進行的大規模武鬥，參與人員上千，動用了槍炮、坦克，持續一周左右，許多街道房屋被毀，雙方死亡上百人。
1968年6月30日至7月2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等，八一五派攻佔全廠。
9月1日周恩來聽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彙報說到重慶空氣壓縮機廠武鬥中一夜之間打了1萬餘發高射炮彈時，痛心地說：在越南1萬餘發炮彈能打下多少美國飛機！
（資料來源：紅衛兵小報；揭批“四人幫”在重慶的幫派人物資料；何蜀：《重慶文革武鬥大事記》）
四川成都一三二廠血案
這是1967年5月5日～6日，由成都大型軍工企業成都一三二廠中當時號稱造反派的“一一·一九革命造反派”，與“保守”組織“八一兵團”、“赤衛軍”、“67128”之間，為爭奪成都大型軍工企業一三二廠，發生的一次嚴重武鬥事件。又稱“五·五”血案、“五·六”血案。
1967年2月，四川省進行了全省範圍的“二月鎮反”，隨即被指責為“二月逆流”，成都軍區主要負責人受到批判，“鎮反”中被拘捕的人員陸續被釋放出獄。中央也開始著手解決四川問題，醞釀組建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領導小組。四川文化大革命形勢再度發生變化。“二月鎮反”中受到壓抑的造反派組織，不僅把矛盾針對軍隊，也把怨恨對準在“二月鎮反”中協助軍隊和公安機關“鎮反革命造反派”的“保守”派組織。
在這種情況下，從4月下旬至5月初，成都造反派同保守派的對立日趨尖銳，並接連發武鬥流血事件。
5月5日晚，成都大型軍工企業一三二廠的造反組織“一一·一九革命造反派”與“保守”組織“八一兵團”、“赤衛軍”、“67128”發生衝突，武鬥中雙方使用了拳腳、石頭、棍棒等“冷兵器”。雙方都有人員受傷。
5月6日上午，“紅衛兵成都部隊四川醫院九·一五戰鬥團”人員，乘坐卡車前往一三二廠，“營救”“一一·九革命造反派”的傷患，再次與廠內“保守”組織發生衝突，打鬥中又有人受傷。
不久，成都市內各“造反派”組織，以及“首都紅代會”赴蓉學生聞訊趕來增援，增援者以“搶救革命戰友”為名，將“保守派”佔據的廠房層層包圍起來，並進行衝擊，要“懲辦肇事兇手”。造反派及圍觀人員達數萬之眾。雙方展開了石頭戰，造成人員受傷。在力量對比極端懸殊的情況下，面對進攻者的石頭、棍棒，陷入絕境的“保守派”也感到極度恐慌，結隊退守於廠房及辦公區。並組織武鬥隊伍，持槍防守。又以保護國防工廠為名，向衝擊者發出警告，警告無效。
至下午3時許，“保守”組織開始用步槍、衝鋒槍向造反派和圍觀人群射擊。在槍擊面前，造反派一面繼續衝擊“保守派”佔據的大樓，一面搶救被擊中的傷患。但雙方攻守形勢發生轉變，進攻者除留下大批屍體和傷患外，攻勢毫無進展。武鬥一直持續到天黑。
軍隊聞訊趕到現場，進駐工廠制止武鬥。“保守派”組織趁黑夜撤至效區農村，造反派因遭重創，對“保守派”組織的武器仍心有餘悸，又擔心遭反擊，遂很快散去。
此次武鬥，共死45人，其中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學生1名，輕重傷逾千人（包括槍傷，但多為石塊、棍棒擊傷）。該武鬥事件消息傳到北京，直接影響了中央文革對四川局勢的判斷和結論。
5月16日，《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又稱“紅十條”）經毛澤東批准，由周恩來正式宣佈。中央決定另建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四川的“文革”局面更趨複雜和激烈。
此次武鬥，是成都地區最為嚴重的武鬥流血事件，也是四川省動用槍支進行大規模武鬥的開端。
（資料來源：成都“處遺”材料；《慘絕人寰的5·6一三二大血案》；《11·19戰報》等紅衛兵小報及宣傳資料）
四川成都市人民南路槍戰
這是1968年2月17日～3月7日，成都“八·一五”派和“紅成”派的兩派群眾組織，在成都人民南路進行的武鬥事件。
圍繞“二月逆流”及四川奪取和權力分配問題，四川的“文革”局勢日趨緊張複雜。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解決四川問題的決定（當時稱為“紅五條”）。5月16日，《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又稱“紅十條”）經毛澤東批准，由周恩來正式宣佈。中央決定另建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四川的“文革”局面一發不可收拾。
成都地區的“造反派”分裂成兩大派，一派是以“四川大學東方紅八·二六戰鬥團”為代表的“八·二六”派，另一派是以“紅衛兵成都部隊”為代表的“紅成”派。兩大派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日趨尖銳激烈，並發展為武鬥。
1967年7月開始，在“文攻武衛”口號下，兩派武鬥發展為大規模的以軍事武器進行的真槍實彈的戰爭，並開始搶佔“戰略要點”，開展對成都市控制權的爭奪戰，實行派性武裝割據。
1968年2月17日，“八·二六”派在當時為“紅成”派控制區的成都市人民南路廣場召開“二·一七周年大會”，紀念1967年2月17日《中央軍委給成都工人革命反兵團、川大八·二六戰鬥團同志們的信》發出一周年，及“八·二六”派被“二月鎮反”鎮壓一周年。大會進行過程中，“八·二六派”與地處人民南路廣場附近的成都市第十中學的“紅成派”發生衝突，雙方隨即開槍對射，當場打死7人，打傷15人。
從17日開始，“八·二六”派和“紅成”派分別搶佔人民南路一帶的樓房作為據點，展開長期持久而激烈的爭奪戰。這場武鬥，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嚴重損失，使成都市交通樞紐的人民南路廣場一帶不能通行，無辜群眾和行人被打死打傷。僅2月22日這一天的武鬥，就打傷182，其中3人死亡。處於人民南路附近的成都市第一門診部大樓在槍戰中被燒毀。
為了制止人民南路的武鬥，四川省革命委會籌備小組組長張國華、副組長梁興初發表公開信，要求“八·二六”派和“紅成”派立即停止射擊。更不得向過往行人、車輛射擊，不得陰斷交通；雙方立即返回本單位，並派代表到成都警備司令部談判，立即釋放對方被抓人員；雙方有不同意見，應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通過協商解決；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壞人挑動。
但兩派不聽勸告，仍繼續進行槍戰。後在成都軍區的一再干預下，到3月7日，成都市人民南路的這場武鬥才基本停止。
在這次武鬥中，“八·二六”派死亡22人；受傷55人；“紅成”派死亡8人；受傷12人；群眾被打死10人，被打傷35人；解放軍在制止武鬥時，死亡4人，受傷13人。財產損失無計。
四川八縣聯防打中江事件
這是1968年3月日～5月，由劉結庭、張西挺策劃、四川省幫派頭頭調動了綿陽、江油、三台、德陽等八縣武鬥組織，在四川中江一帶進行的旨在消滅對立派組織的一系列大規模武鬥事件和流血慘案。因該事件發生在1968年，故當時又稱四川“六八”大武鬥。
60年代初，原宜賓地委書記劉結挺、市委書記張西挺成為四川大躍進·苦日子嚴重局面的替罪羊，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黨分子，一直關押。
1967年4月，中央為劉、張平反。5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解決四川問題的決定（當時稱為“紅十條”）。接著，5月16日，《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經毛澤東批准，由周恩來正式宣佈。
這個意見共有五條，當時被人們稱為“紅五條”。中央決定撤銷李井泉的職務，組成以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為首的省革籌組。劉、張複出。五十四軍支持“八·一五”派成立“革聯會”未得到承認。
重慶因反“革聯會”而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的一派造反派獲得平反並恢復組織，並集結為“砸爛革聯會”的“砸派”，後於7月中旬經支持該派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副組長劉結挺提議（鑒於該派已建立了紅衛兵反到底司令部），改稱為反到底派；“革聯會”一派仍稱“八·一五”派。兩派圍繞“劉、張”平反復出的問題加劇了分化，重慶“八·一五”派、成都“紅成”派反劉、張，得到五十四軍支持；重慶的“反到底派”和成都川大“八·二六”派擁劉、張，為四川軍區所支持。
至1968年，中央關於成立四川省革委會的檔和常委以上的名單，除了張國華、梁興初之外，主要還有劉結挺和張西挺。從當時中央關於四川“文革”的歷次檔，和中央首長歷次關於四川問題的講話來看，劉結挺、張西挺是名列張國華和梁興初之後，主要負責解決四川問題的實際主持人。
但雖經中央關於四川“文革”要制止武鬥的多次指示和努力，四川的兩派武鬥仍戰火不斷，其主要原因即在於毛澤東對於“文革”的指導路線及部署，文化大革命的全國大背景；也在於負責解決四川問題的主持人，均帶有派性私心，因此無法制止及解決正在為自身權利或生死存亡而酣戰不休的各派的派性鬥爭。
劉結挺和張西挺支持重慶的“反到底派”和成都的成都，打壓重慶的“八·一五”派、成都的“紅成”派和。張國華和梁興初則反其道而行之，支持重慶的“八·一五”派、成都的“紅成”派，也是支一派打一派，對派性實行“明批暗保”。因此，儘管從中央到地方，制止四川武鬥的呼聲甚高，但收效甚微。
1968年3月，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出面，召集四川省的主要負責人和各大派組織的頭頭，在北京空軍政治學院集中辦學習班，“討論”四川“文革”局勢，“協商成立革委會”事宜。
這是中央繼“紅十條”、“紅五條”之後，第二次召開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3月15日，會議做出決定，嚴厲批評了五十四軍和“八·一五”派，認為中央解決四川問題的檔下達之後，五十四軍仍然是支一派壓一派，“八·一五”回去之後思想立場沒有轉變，仗著軍隊的支持，還是堅持一派奪權，堅持以我為核心。對成都的“紅成”派和川大“八·二六”派也提出了指責。該精神被稱為“三·一五”指示。
4月27日，周恩來再次傳達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叫反到底不要翹尾巴”。後稱之為“四·二七”指示。
在此背景下，1968年3月，在北京學習班的劉結挺和張西挺自以為拿到了尚方寶劍，對解決四川問題有了“最高指示”的撐腰，於是決心在四川有恃無恐的大幹一場，並向中央表示，要“徹底解決四川的武鬥問題”。隨即，劉、張指派其心腹、後來為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批判的四川幫派人物“四大名旦”（即“鄧（興國）黃（廉）周（家喻）楊（志誠）”）之一的鄧興國回川，傳達其“打下中江，收復蓬溪，穩住潼南，打回南充”的方針。
鄧興國回川後，立即按照劉、張的指示，在四川進行大規模武鬥的“戰略部署”，準備對“八·一五”派和“紅成”派在“四川的老保根據地”中江地區實行“徹底鏟平”。
當時，就“三·一五”指示下達前四川省的“文革”局勢而言，“八·一五”派、“紅成”派和川大“八·二六”派在重慶和成都曾佔有優勢，並在中江等地有很大的勢力範圍，中江地區的該派組織不斷控制了該地，而且將氣營造成為“牢不可破”的堡壘；“反到底派”和“產業軍”派因占下風，於是在重慶和成都郊區及一些農村“開闢革命根據地”。雙方在四川省下達地區實行派性武裝割據。
1968年3月～5月，鄧興國和四川一派的頭頭，為“徹底鏟平”中江地區的對立派組織，實行了大規模的武裝部署。在兩個月時間內，調集了20多個縣、市的專業武鬥人員，對中江實行生活封鎖，物資禁運，中斷郵電和公路交通，並對對立派實行武裝合圍，對其武鬥據點發動了多次大規模的武裝進攻，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和巨大的財產損失，製造了多起駭人聽聞的流血慘案。
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武鬥中，最為著名的武鬥事件有：“鳳凰山事件”、“太陽山事件”和“樂玉事件”等幾起大慘案。期間，約有3萬多名對立派組織的武鬥人員及群眾慘遭毒打和毒刑，有6000多人致傷改殘，800多人被殺害。
1968年5月15日，大批武鬥人員用雙管高射機槍和三七炮對廣福太陽山的對立派工事發起進攻，首先進行猛轟，然後以現代化武器裝備起來的武鬥人員發起猛攻。最終攻佔該陣地。
在不到一天的時間裏，太陽山下1公里範圍內就擺下了200多具屍體，3000多名對立派武鬥人員及群眾被俘，武裝押解驅趕到樂至後，宣佈這些群眾為“俘虜”，五花大綁，押回中江。沿途槍斃了80多人。押回的“俘虜”被關進十餘所私設的監獄中，遭到數十種酷刑的摧殘和折磨。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太陽山事件”。
劉結挺、張西挺把他們在幕後策劃的這一系列武鬥事件中，對對立派組織及群眾實行“連鍋端”的做法，親自總結為“中江經驗”，在全川大宣揚，進一步煽起武鬥之風。
（資料來源：四川省“處遺”材料；揭批“四人幫”在四川的幫派人物材料；1978《四川日報》有關報導）
四川瀘州三次“武裝支瀘”事件
這是1967年7月～1968年7月間，由劉結庭、張西挺策劃、四川省幫派頭頭王茂聚、郭林川調動大批外地武鬥人員，在四川瀘州進行的旨在消滅對立派組織的一系列大規模武鬥事件和流血慘案。
瀘州是四川“文革”的重災區。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的影響下，1967年1月22日，本市“造反派”組織奪取各級黨、政、財、文大權。部分領導人被關押、批鬥。
2月初，駐瀘部隊奉命執行三支（支左、支工、支農）兩軍（軍管、軍訓）工作。2月19日，成都軍區用飛機在瀘散發中央軍委8條命令的傳單，隨即，駐軍和公安機關逮捕本市部分群眾組織頭頭。在隨後的反“二月逆流”的風潮中，瀘州群眾組織因為權力分配、軍隊支一派、打一派的影響，逐漸正式分化為兩大派。
1967年7月以後，四川相互對立的兩大派群眾造反組織，為爭當“左派”、“核心”、爭奪領導權，不惜兵戎相見，武鬥戰火遍及全省。
7月6日，瀘州兩大派群眾組織首次在城內進行武鬥。雙方主要使用鋼釺、大刀、長矛、棍棒等群起毆鬥。武鬥持續數日，死傷多人。隨即，在“文攻武衛”的口號下，兩派組織開始強奪、哄搶軍隊和民兵的武器，組織大批武鬥隊伍，為進行大規模武鬥做武器準備。
7月18日，宜賓地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負責人王茂聚發動第一次“武裝支瀘”，組織外地大批武鬥人員赴瀘州，武鬥驟然升級。雙方使用從部隊和民兵武器庫搶來的步槍、衝鋒槍、輕、重機槍和火箭筒等現代化武器進行“戰鬥”，持續數月，造成大批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著名文物景點鐘鼓樓被火箭彈擊中焚毀。
9月5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副組長劉結挺、成員張西挺及宜賓地革籌負責人王茂聚、郭林川再次組織“武裝支瀘”，調集成、渝兩市和宜賓地區18個縣、市武鬥人員數萬名，由王茂聚親自指揮，陸續抵達瀘州“參戰”，武鬥規模更大，波及瀘、納、合等縣。
此次武鬥使用了尚未裝備部隊的步槍、機槍等新式武器，動用了迫擊炮、無後座力炮等重武器。城區及附近郊區工廠停產、商店關門、交通斷絕，一些建築物被毀，一些居民被流彈擊中，雙方人員傷重。
1968年3月3日，瀘州市兩派組織再次發生激烈武鬥。兩派武鬥人員隔長江、沱江對戰，槍、炮互射，相持不下。
4月8日，瀘州人民北路百貨站庫房被流彈擊中燒毀，，一些建築物和大批物資被毀，經濟損失達227萬餘元。
1968年3月，中央文革在北京空軍政治學院召集四川省的主要負責人和各大派組織的頭頭辦學習班。3月15日，會議做出決定，嚴厲批評了五十四軍和“八·一五”派，對成都的“紅成”派和川大“八·二六”派也提出了指責。該精神被稱為“三·一五”指示。4月27日，周恩來再次傳達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叫反到底不要翹尾巴”。後稱之為“四·二七”指示。
由此，在北京學習班的劉結挺和張西挺決心在四川有恃無恐的大幹一場，並向中央表示，要“徹底解決四川的武鬥問題”。隨即，劉、張指派鄧興國回川，傳達其“打下中江，收復蓬溪，穩住潼南，打回南充”的方針。
在實現打中江的目標後，7月4日，劉、張、王、郭發動第三次“武裝支瀘”。調集數十個縣、市的武鬥人員，配備無線電臺和各種新式武器，四路齊發，水陸並進，圍攻瀘城。
7月28日，城郊大驛壩1163油漆倉庫被炮彈擊中起火，損失32萬餘元。經過這次大規模武鬥，一派被趕走，瀘州為另一派所控制。但市區及瀘、納、合、敘、藺等縣武鬥仍斷續進行，並未停息。
1968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名發出佈告，重申嚴禁武鬥，命令人民解放軍採取強制措施，堅決制止武鬥。
31日，駐瀘部隊2300餘人在城區進行武裝遊行，大張旗鼓地宣傳中央“7·23佈告”。接著，部隊先後派出宣傳隊1886個、5400人次，宣傳中央指示；舉辦學習班32期，集訓武鬥人員1000余人；收繳各種槍1407支、炮17門、槍彈12萬發、人民幣10多萬元及部分炮彈、物資.
至8月底，市區武鬥基本停息，武鬥工事基本被拆除，武鬥人員大部分被遣返原單位。
12月25日，中共中央下達對《關於解決四川省當前若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嚴厲批評四川武鬥，點名批判劉、張、王、郭等人。隨即指令瀘州兩大派群眾造反組織頭頭到北京學習班學習，徹底解決瀘州地區武鬥問題。
至1970年2月6日，古藺縣兩派在該縣轎子頂的武鬥停止，全區武鬥始告平息。
瀘州武鬥造成的損失無法一一統計。僅三次“武裝支瀘”即打死2000多人、打傷16000多人（內8000餘人致殘），非法動用國家資金3億多元、糧食6840萬餘斤，損失汽車1000多輛和大批物資。
瀘州是“文革”武鬥的“重災區”，前後持續3年零7個月，使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尤其瀘州市區，武鬥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損失最重。
在“武裝支瀘”中，劉、張、王、郭竟然組織人馬，“隨軍拍攝”了紀錄片《突破口上紅旗飄》，第二次武裝支瀘中，影片記錄了武鬥隊員進攻之前的宣誓場面，進攻場面，雙方進行武鬥大戰的場面，有武鬥死者的屍體，王茂聚為武鬥死者送花圈的場景，以及9月4日市鐘鼓樓在武鬥中被擊中後燃燒的場面。“武裝支瀘”的材料及紀錄片《突破口上紅旗飄》被人送到北京，引起中央文革大怒。在1969年8月京西賓館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上，“武裝支瀘”作為四川文革的突破口，受到清算。
為了解決四川的派性鬥爭問題，中央對軍隊進行了重新調防，五十四軍調防雲南，十三軍入主重慶。
1969年8月28日，中央在在京西賓館召開第三次解決四川問題會議，四川省革委會的主要負責人和各大派頭頭參加。周恩來主持會議，中央文革和中央軍委文革小組負責人到會。
在此次會議中，周恩來批評了兩派頭頭在四川大搞派性武鬥，造成武鬥事件不斷，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四川的工作仍然跟不上中央的要求。指責王茂聚調動部隊參與攻打瀘州。康生對與會的兩派頭頭也進行了批評。
會議向與會者散發了中央在此前整理的劉結挺、張西挺、鄧興國、黃廉、周家喻德的《反動言論錄》，並組織與會者觀看了紀錄片《突破口上紅旗飄》。當晚，王茂聚“畏罪自殺”。京西賓館會議，對四川的兩派頭頭進行了系統清算，對有效制約兩派鬥爭起到了積極作用。
會後，劉結挺和張西挺被扣押在北京。1978年，劉結挺和張西挺被作為“四人幫”在四川幫派體系的代表人物受到處理，三次“武裝支瀘”被定性為其犯罪的罪證。
廣西融安縣“二月大武鬥”
這是1968年2月上旬～3月下旬，廣西柳州地區融安縣先後發生“聯指”派和“四·二二”派進行的系列武鬥和殘殺事件，以及隨即發生的軍隊對“四·二二”派的進剿。又稱“融安二月武鬥、三月剿匪”事件。
1967年4月以後，柳州地區融安縣的兩派群眾組織，正式分裂成為“聯指”派和“四·二二”派的“造反大軍”。
6月以後，兩派組織開始不斷進行大規模武鬥，並逐漸升級為以軍事武器為主要手段的武裝槍戰，及大規模的軍事攻防戰。武鬥中，雙方互相攻擊對方據點和工事，為派性武裝軍事割據搶奪地盤。至1968年初，兩派組織的武裝軍事割據形成規模。
1968年2月9日，融安“造反大軍”強渡融江，攻佔融安“聯指”駐地的東圩、銅鼓橋和直屬糧庫。
事件發生後，融安“聯指”派人向“地專聯司”告急求援，經“地專聯司”和“柳州聯指”聯繫，“柳州聯指”決定由“工交兵團”出兵支持，由“地專聯司”負責組織各縣民兵配合行動，對。12日，“地專聯司”召開常委會，研究決定由蘇一民，胡文治代表“地專聯司”，前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團”對“造反大軍”的軍事攻擊行動。
2月14日，柳州“聯指”派的“工交兵團”和“地專聯司”、象州“聯指”武鬥人員共300多人，由蒙治恒、張麥生、蘇一民、胡文治等帶領，分乘13輛汽車赴融安，配合融安“聯指”，對“造反大軍”的反擊行動。
2月16日淩晨一時，“聯指”派對東圩、銅鼓橋“造反大軍”二大隊林方松的武鬥據點發起突然攻擊。武鬥持續到當天下午5時，“造反大軍”的武鬥據點被攻佔後，才告停火。“聯指”派在武鬥中抓獲“造反大軍”的“俘虜”36人。押解途中，“聯指”派人員在白岩寨後放牛坪等地殺死被俘的“造反大軍”15人，其餘俘虜被押到浮石糧所，長期關押。
武鬥中，炸毀民房1戶1間，燒毀民房5戶9間，廚房3間，牛欄1間。
這場武鬥，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融安縣大將鄉的統計數字是：銅鼓橋大將鄉共死17人，其中大將鄉龍妙村死8人：傅偉光、何崇明、李如松、李金生、李繼群、郭雲芝、覃宗富、甘暢，大將鄉太江村1人，大將村2人，大將街1人，東潭村2人，設洞村1人，大華村1人，古營村1人。直到4月16日，融安“造反大軍戰士”岑友培和謝天佐的母親等過河，起出在“二·一六”慘案中被殺害的謝天佐、秦臻、傅偉光、何崇明、李如松、李金生、李繼群、郭雲芝、覃宗富、甘暢等16具遺體，安葬在大樂崗北面坡上。
武鬥後，融安縣各地普遍發生了針對“四·二二”派人員和“四類分子”的屠殺行動。
2月14日下午5時，融安泗頂礦“聯指”派武鬥者，抓捕了泗頂礦職工楊永清和技術員曾海瑞，並於當夜將二人槍殺在浮泗公路13公里處。泗頂礦校教師蘭木社還貼出大字報，列舉楊永清的罪證，說在楊永清家搜出12把刀。其實楊家連菜刀、柴刀、小刀仔一起算都沒有12把。當天，“聯指”派還在泗頂礦坑口工地抓了正在上班的職工何文凡，關進泗頂礦橋頭茶子山碉堡。何文凡不參加“文革”派別組織，但曾因工作問題上與“聯指”派頭頭廖時開吵過架。在廖時開的指使下，劉伯年和胡燕東把參加過中共地下党的何文凡押到露天礦廣東溝，劉伯年開了兩槍，胡燕東補了一槍，把何打死。何死後，屍體被丟進礦井。“聯指”派接著又槍殺了該礦“造反大軍”派的賴文彪。
2月15日，融安橋板鄉“造反大軍”武鬥人員在泗浪附近，攔截了泗頂礦5輛去橋板運柴火的汽車，並關押了杜永華、覃保先等5位司機。第二天，“造反大軍”先放了杜永華等四位司機，第三天，放了會講壯話的覃保先。
2月18日，融安泗頂“聯指”派武裝實行反擊，攻打橋板鄉“造反大軍”，“造反大軍”打傷聯“聯指”派兩人、打死一人。其中泗頂礦職工鄧義忠被打傷臉，另一人被打傷腳，灣村屯韋顯茂被打死。“聯指”派槍多人多，火力大佔優勢，“造反大軍”只得倉惶逃跑。“聯指”派武鬥人員抓到橋板鄉“造反大軍”的羅道春，回泗頂途中，在硫磺嶺用槍打死羅道春。
這場融安二月系列武鬥，在當時造成重大傷亡和影響。2月29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關於融安縣問題的處理意見的報告》，《報告》並報廣州軍區。《報告》提出以下意見：（一）調派一定數量的武裝部隊進駐融安，在武裝包圍“造反大軍”後，開展強大的政治攻勢，通過充分揭露“造反大軍”的錯誤行為，對其實行分化瓦解。（二）區別壞頭頭和群眾，孤立少數，爭取多數，教育受矇騙群眾與壞人劃清界線，反戈一擊，揪出壞頭頭，交出所搶去的武器和國家財物。（三）對“造反大軍”提出嚴肅的批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掌握鬥爭大方向。
3月7日晚上，廣西自治區革籌小組開會。會議提出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縣和鳳山縣的問題要處理，可以給中央寫報告，提出處理方案。對博白縣造反大軍已經派出部隊包圍繳槍抓人。融安問題，應派部隊包圍起來解決，可採用裏高圩的辦法去解決。看看需要多少部隊。會議決定向廣州軍區提出請求，派部隊解決融安的問題。由此，廣西定下動用部隊武裝解決“派鬥”問題的原則方針。
3月15日淩晨，融安八公社聯防指揮部的陽青、韋桂資、周某、劉某、曾某等人，指揮融安“聯指”派武鬥人員200多人，圍攻潭頭賴家村“造反大軍”據點，用炸藥爆炸，炸死“造反大軍”1人、重傷1人。
3月23日，廣西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融安情況續報》，稱：廣西“四·二二”融安“造反大軍”殺人放火。並且連日來召開大會小會，大造輿論要消滅“聯指”。為了解決融安問題，要求中央儘快批准調用部隊（兩個營和一個團部）駐長安鎮收繳武器，發動群眾揪壞頭頭。
3月24日，廣西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給柳州支左領導小組發出《對×團率一、三營進駐融安的要求》。提出以下幾點要求：部隊行動必須秘密，對融安縣城形成包圍圈。開展強大政治攻勢，收繳武器。交出壞頭頭。清理外來人員。部隊行動執行任務中，由6984部隊指揮，縣人武部做好群眾工作。
27日，6984部隊團長李福、參謀長章國明奉命率一、三營武裝進駐融安縣城。
面對進剿的大軍，融安縣的“四·二二”派自知大勢已去，於是放棄抵抗，放棄武裝軍事割據的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
26日夜9時多，大巷“四·二二”派的“農總”武裝，撤離大巷到雅瑤鄉大勤村。長安的“造反大軍”全不抵抗，隱藏槍支，站街道兩旁觀看部隊進城。部隊進城後，卻發現郵電局並未挨火燒毀，許多情況與廣西自治區革籌小組通知的不一樣。
軍管部隊開進融安後，立即實行“嚴厲打擊階級敵人、堅決鎮壓一小撮反革命”的統治。
7月15日淩晨，6984部隊包圍大巷“農總”，“農總”李劍光命令不抵抗。部隊沖進村後把大巷“農總”武裝人員全部抓獲，俘虜120多人，繳獲槍支140多支。
在對“農總”的包圍中，部隊實行戒嚴。一位大巷村出門挑水的婦女被打死，長安鎮一位抗議實行對單方面繳槍的群眾陸某的腳被打傷。
在進剿大軍和“聯指”派的壓力下放棄抵抗的融安縣“四·二二”派，很快就遭到了新的鎮壓和屠殺。融安八月大屠殺，成為“文革”武鬥史上最為慘烈的一幕。
廣西融安縣“二月大武鬥”與其後的圍剿戰
這是1968年2月上旬～3月下旬，廣西柳州地區融安縣先後發生“聯指”派和“四·二二”派的進行的系列武鬥和殘殺事件，以及隨即發生的軍隊對“四·二二”派的進剿。又稱“融安二月武鬥、三月剿匪”事件。
1967年4月以後，柳州地區融安縣的兩派群眾組織，正式分裂成為“聯指”派和“四·二二”派的“造反大軍”。
6月以後，兩派組織開始不斷進行大規模武鬥，並逐漸升級為以軍事武器為主要手段的武裝槍戰，及大規模的軍事攻防戰。武鬥中，雙方互相攻擊對方據點和工事，為派性武裝軍事割據搶奪地盤。
至1968年初，兩派組織的武裝軍事割據形成規模。
1968年2月9日，融安“造反大軍”強渡融江，攻佔融安“聯指”駐地的東圩、銅鼓橋和直屬糧庫。
事件發生後，融安“聯指”派人向“地專聯司”告急求援，經“地專聯司”和“柳州聯指”聯繫，“柳州聯指”決定由“工交兵團”出兵支持，由“地專聯司”負責組織各縣民兵配合行動，對。12日，“地專聯司”召開常委會，研究決定由蘇一民，胡文治代表“地專聯司”，前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團”對“造反大軍”的軍事攻擊行動。
2月14日，柳州“聯指”派的“工交兵團”和“地專聯司”、象州“聯指”武鬥人員共300多人，由蒙治恒、張麥生、蘇一民、胡文治等帶領，分乘13輛汽車赴融安，配合融安“聯指”，對“造反大軍”的反擊行動。
2月16日淩晨一時，“聯指”派對東圩、銅鼓橋“造反大軍”二大隊林方松的武鬥據點發起突然攻擊。武鬥持續到當天下午5時，“造反大軍”的武鬥據點被攻佔後，才告停火。
“聯指”派在武鬥中抓獲“造反大軍”的“俘虜”36人。押解途中，“聯指”派人員在白岩寨後放牛坪等地殺死被俘的“造反大軍”15人，其餘俘虜被押到浮石糧所，長期關押。
武鬥中，炸毀民房1戶1間，燒毀民房5戶9間，廚房3間，牛欄1間。
這場武鬥，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融安縣大將鄉的統計數字是：銅鼓橋大將鄉共死17人，其中大將鄉龍妙村死8人：傅偉光、何崇明、李如松、李金生、李繼群、郭雲芝、覃宗富、甘暢，大將鄉太江村1人，大將村2人，大將街1人，東潭村2人，設洞村1人，大華村1人，古營村1人。直到4月16日，融安“造反大軍戰士”岑友培和謝天佐的母親等過河，起出在“二·一六”慘案中被殺害的謝天佐、秦臻、傅偉光、何崇明、李如松、李金生、李繼群、郭雲芝、覃宗富、甘暢等16具遺體，安葬在大樂崗北面坡上。
武鬥後，融安縣各地普遍發生了針對“四·二二”派人員和“四類分子”的屠殺行動。
2月14日下午5時，融安泗頂礦“聯指”派武鬥者，抓捕了泗頂礦職工楊永清和技術員曾海瑞，並於當夜將二人槍殺在浮泗公路13公里處。泗頂礦校教師蘭木社還貼出大字報，列舉楊永清的罪證，說在楊永清家搜出12把刀。其實楊家連菜刀、柴刀、小刀仔一起算都沒有12把。
當天，“聯指”派還在泗頂礦坑口工地抓了正在上班的職工何文凡，關進泗頂礦橋頭茶子山碉堡。何文凡不參加“文革”派別組織，但曾因工作問題上與“聯指”派頭頭廖時開吵過架。在廖時開的指使下，劉伯年和胡燕東把參加過中共地下党的何文凡押到露天礦廣東溝，劉伯年開了兩槍，胡燕東補了一槍，把何打死。何死後，屍體被丟進礦井。“聯指”派接著又槍殺了該礦“造反大軍”派的賴文彪。
2月15日，融安橋板鄉“造反大軍”武鬥人員在泗浪附近，攔截了泗頂礦5輛去橋板運柴火的汽車，並關押了杜永華、覃保先等5位司機。第二天，“造反大軍”先放了杜永華等四位司機，第三天，放了會講壯話的覃保先。
2月18日，融安泗頂“聯指”派武裝實行反擊，攻打橋板鄉“造反大軍”，“造反大軍”打傷聯“聯指”派兩人、打死一人。其中泗頂礦職工鄧義忠被打傷臉，另一人被打傷腳，灣村屯韋顯茂被打死。“聯指”派槍多人多，火力大佔優勢，“造反大軍”只得倉惶逃跑。“聯指”派武鬥人員抓到橋板鄉“造反大軍”的羅道春，回泗頂途中，在硫磺嶺用槍打死羅道春。
這場融安二月系列武鬥，在當時造成重大傷亡和影響。
2月29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關於融安縣問題的處理意見的報告》，《報告》並報廣州軍區。《報告》提出以下意見：（一）調派一定數量的武裝部隊進駐融安，在武裝包圍“造反大軍”後，開展強大的政治攻勢，通過充分揭露“造反大軍”的錯誤行為，對其實行分化瓦解。（二）區別壞頭頭和群眾，孤立少數，爭取多數，教育受矇騙群眾與壞人劃清界線，反戈一擊，揪出壞頭頭，交出所搶去的武器和國家財物。（三）對“造反大軍”提出嚴肅的批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掌握鬥爭大方向。
3月7日晚上，廣西自治區革籌小組開會。會議提出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縣和鳳山縣的問題要處理，可以給中央寫報告，提出處理方案。對博白縣造反大軍已經派出部隊包圍繳槍抓人。融安問題，應派部隊包圍起來解決，可採用裏高圩的辦法去解決。看看需要多少部隊。會議決定向廣州軍區提出請求，派部隊解決融安的問題。由此，廣西定下動用部隊武裝解決“派鬥”問題的原則方針。
3月15日淩晨，融安八公社聯防指揮部的陽青、韋桂資、周某、劉某、曾某等人，指揮融安“聯指”派武鬥人員200多人，圍攻潭頭賴家村“造反大軍”據點，用炸藥爆炸，炸死“造反大軍”1人、重傷1人。
3月23日，廣西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融安情況續報》，稱：廣西“四·二二”融安“造反大軍”殺人放火。並且連日來召開大會小會，大造輿論要消滅“聯指”。為了解決融安問題，要求中央儘快批准調用部隊（兩個營和一個團部）駐長安鎮收繳武器，發動群眾揪壞頭頭。
3月24日，廣西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給柳州支左領導小組發出《對×團率一、三營進駐融安的要求》。提出以下幾點要求：部隊行動必須秘密，對融安縣城形成包圍圈。開展強大政治攻勢，收繳武器。交出壞頭頭。清理外來人員。部隊行動執行任務中，由6984部隊指揮，縣人武部做好群眾工作。
27日，6984部隊團長李福、參謀長章國明奉命率一、三營武裝進駐融安縣城。
面對進剿的大軍，融安縣的“四·二二”派自知大勢已去，於是放棄抵抗。26日夜9時多，大巷“四·二二”派的“農總”武裝，撤離大巷到雅瑤鄉大勤村。長安的“造反大軍”全不抵抗，隱藏槍支，站街道兩旁觀看部隊進城。部隊進城後，卻發現郵電局並未挨火燒毀，許多情況與廣西自治區革籌小組通知的不一樣。
軍管部隊開進融安後，立即實行“嚴厲打擊階級敵人、堅決鎮壓一小撮反革命”的統治。
7月15日淩晨，6984部隊包圍大巷“農總”，“農總”李劍光命令不抵抗。部隊沖進村後把大巷“農總”武裝人員全部抓獲，俘虜120多人，繳獲槍支140多支。在對“農總”的包圍中，部隊實行戒嚴。一位大巷村出門挑水的婦女被打死，長安鎮一位抗議實行對單方面繳槍的群眾陸某的腳被打傷。
在進剿大軍和“聯指”派的壓力下放棄抵抗的融安縣“四·二二”派，很快就遭到了新的鎮壓和屠殺。融安八月大屠殺，成為“文革”武鬥史上最為慘烈的一幕。
廣西龍州縣六八武鬥
這是1968年4月下旬～6月，廣西龍州縣“聯指”派在對“四·二二”派武鬥後進行的屠殺事件。
在“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的口號聲中，廣西“聯指”派和“四·二二”派在軍隊的壓力下，勉強實行“三結合”。
1968年4月1日，龍州縣革委會宣佈成立。由於有擔負“三支兩軍”任務，掌控實際大權的軍隊的支持，“聯指”派在革委會的組成成員中佔優勢。參加縣革委會的“四·二二”派代表，由於未能參加革委會的有關會議，他們所提出的意見沒有得到採納，因而指責當時的縣革委會是“黑委會”、“派委會”。並要求重新組織縣革委會。這立即激化了“聯指”派和“四·二二”派之間的矛盾。
龍州縣革委會和縣武裝部的負責人也屬“聯指”派或“聯指”派觀點，對“四·二二”派抱有極大的偏見。“四·二二”派這一鬧，立即激起他們的憤怒，認定“四·二二”派這是要“反對紅色的新生革命政權”。於是相互通氣，做出了伺機鎮壓“四·二二”派的決定。
4月21日上午，“聯指”派的巡邏人員與“四·二二”派群眾在縣馬車社門前發生爭執，隨即雙方互扔手榴彈，引起兩派武鬥。
為了攻佔“四·二二”派據守的“工商聯”大樓，“聯指”派出動大批武鬥人員，將該大樓團團圍住，並用步槍、機槍向大樓犯烈射擊。縣武裝部、縣公檢法、軍管會等單位的一些幹部，不僅參與從各公社調動武裝民兵隊伍參戰，並直接參與了對“四·二二“派據點的攻打行動。
4月22日上午，“聯指”派用炸藥炸毀了“工商聯”大樓的大門，被圍困在大樓裏面的90餘名“四·二二”派武鬥人員成了“聯指”派的“俘虜”。由於縣武裝部主要負責人制止不力，有12名被俘的“四·二二”派成員慘遭“聯指”派武裝人員槍殺。
事件開始發生時，南寧軍分區副司令員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縣革委會主任常玉善堅持要打，攻打之後殺了一批人，南寧地區不作處理。結果致使該縣繼續殺人。
在縣城“工商聯大樓殺人事件”的影響下，全縣的“聯指”派開始重燃戰火，對“四·二二”派進行武裝攻擊。各地不斷出現打人、殺人事件。僅5、6月份，就有177人被打死，占全縣在文革中死亡人數的40％。
1983年，在處理龍州縣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工作中，直接參與“工商聯”武鬥殺人的黃顯忠、謝漢平等被追究刑事責任，其他對武鬥事件負有責任的人員，受到了黨紀政紀的處分。
廣西河池6911部隊會同九縣、三廠、一縣中隊打鳳山
這是1968年7～8月，廣西河池軍分區奉命出動6911部隊，會同10個縣、三個兵工廠的人武部、民兵和“聯指”武鬥隊，對鳳山縣“四·二二”派進行的大規模軍事進剿。
1968年6月，河池地區“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形成高潮，各縣紛紛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關押、毒打、揪鬥，殺害所謂“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鳳山縣也相繼發生系列武鬥和殺人慘案。
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佈“七·三”佈告後，廣西自治區革委會籌備組和廣西軍區的負責人，在廣西佈置了全面鎮壓“四·二二”“反革命暴徒”的行動。廣西全境普遍發生大規模屠殺事件。
“七·三”佈告下達後，鳳山縣革籌和人武部宣佈，為貫徹中央“七·三”佈告和河池地區革委會“清理階級隊伍”精神，鳳山縣開始進行鎮壓反革命、大刮“十二級颱風”。並宣佈該縣“四·二二”派的“七·二九”兵團為“反革命暴徒”，支持和出動部隊及武裝民兵，協助“聯指”派武鬥大軍，對“七·二九”兵團的武鬥據點和佔據的單位進行攻擊。
攻擊遭到“七·二九”兵團一些武鬥據點的奮力反抗。
8月10日，河池軍分區奉廣西軍區之命，在東蘭縣人民武裝部召開會議。會議決定：調動6911部隊，會同9個縣（宜山、河池、巴馬、天峨、南丹、東蘭、淩雲、樂業、羅城等）、三個兵工廠（金城江的人民、龍江、東江兵工廠）的人武部、民兵和“聯指”武裝人員，及鳳山人武部中隊，由各縣人武部幹部帶隊，圍剿“四·二二”派的鳳山縣“七·二九革命造反大軍”。
會後，河池地區軍分區加緊部署，迅速調動了6911部隊，會同9個縣、三個兵工廠的人武部、民兵和“聯指”武裝人員，及鳳山人武部中隊，結果實際到達兵力共4400多人。圍剿大軍到達鳳山縣指定位置後，即按照指揮部部署，將“四·二二”派的“七·二九”兵團的各武鬥據點團團包圍，隨即展開總攻。
鳳山縣“七·二九”的武鬥人員經過幾次短暫抵抗，很快四處逃散。指揮部即下令進行追擊和“剿匪”。
該戰役共斃殺1016人，傷者難以計數。
被殺害的人員中，有國家幹部、工人246人，其中參加過紅軍的20人，參加過赤衛隊的12人，參加過遊擊隊的117人。全縣86個大隊，有81個大隊“聯指”派進行了殺人行動。
據統計：在1968年6月～8月河池地區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各縣關押、毒打、揪鬥，殺害所謂“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全地區十個縣，共鬥、打、逼死7864人，其中鳳山、宜山、巴馬、羅城、都安5個縣，害死千人以上。鳳山縣打死1300人，被關押毒打數萬人。
經過1968年6月～9月廣西大屠殺駭人聽聞的鎮壓行動，廣西全區的“四·二二”派只剩下一些“殘匪”。
而鳳山縣“四·二二”派的少數“殘匪”居然逃到深山。軍隊故技重演，假稱下山交槍一個不殺，並強迫“殘匪”家屬上山動員親人下山。17歲的“殘匪”韋明景被父親動員下山，第二天便被槍殺。
從此，“四·二二”派的韋明樂、韋明成、韋明立三兄弟長期不敢下山，在深山老林中渡過了14年的野人生涯，演出了一場當代的“野人”記。而廣西軍區派兵圍剿三兄弟，居然從1968年圍剿到1982年。
（資料來源：廣西自治區“處遺”材料；徐勇：《韋國清和廣西422》）
廣西梧州平桂大戰
這是1968年5月25日～7月下旬，廣西梧州軍分區及其所屬武裝部負責人，調動鐘山、賀縣、昭平、富川四縣的武裝民兵和“保紅”武裝，以及梧州地市“聯指”派的武鬥大軍近萬人的隊伍，對平桂礦區“四·二二”派武鬥據點進行的54天圍剿，及隨即發生的屠殺慘案。又稱“四縣一市打平桂”事件。
平桂礦務局位於梧州鐘山、賀縣境內，是一家國營的大型有色金屬企業。“文革”後，該礦形成了兩大派組織“平桂聯指總部”和“四·二二平桂井岡山”兩大派組織，梧州軍分區支援“平桂聯指總部”，駐平桂的支左軍隊6975部隊支持“平桂井岡山”。1967年底，兩派在武鬥中先後建立起各自的武鬥據點和武裝割據區。“平桂井岡山”佔據了礦務局和珊瑚礦、新路礦、裏松礦等地。
至1968年5月，該礦“平桂井岡山”有600多人的專業武鬥隊伍，武鬥中處於上風。因此，被梧州地區的“四·二二”派視為安全的根據地，鐘山、賀縣、昭平、富川等地逃難的“四·二二”派人員及其家屬，不少人跑到平桂礦區避難。
1968年4月～5月，平桂礦區兩派連續發生武鬥，“平桂聯指總部”頭頭楊子明等人跑到梧州、鐘山、賀縣、富川等地告急求援。5月8日，梧州地區“聯指”在富川召開梧州、鐘山、賀縣、昭平、富川“聯指”派負責人會議，地區“聯指”頭頭譚金錫提出，不解決平桂問題，各縣都不得安寧。大家都要支持解決平桂問題。回到後，譚金錫等人向梧州軍分區領導人彙報了四縣一市打平桂的計畫，得到同意後，便開始按作戰方案，實施作戰行動。
散會後，四縣的的與會人員向縣革委會、武裝部和“保紅”指揮部負責人作了彙報。得到梧州軍分區領導人的同意，上述縣、市武裝部先後調集大批武裝民兵和“保紅”武裝，向平桂礦區進兵，圍剿“平桂井岡山”。
5月24日，鐘山的武鬥隊伍兩千多人，攜輕機槍40多挺、重機槍12挺、高射機槍1挺、迫擊炮3門、衝鋒槍140多支、步槍1200支、手槍110多支、手榴彈3500枚（其中土制1000枚）、子彈30000多發，向平桂礦區的西灣進發。
賀縣組成460多人的武鬥隊伍，於24日和28日先後開進西灣。後賀縣增兵至3000多人，參與攻打“平桂井岡山”。
梧州地市“聯指”派出了200多人的武鬥隊伍，攜重機槍1挺、高射機槍4挺，趕到西灣。後增派援軍。
富川出動200多人的武鬥隊伍，到達西灣後，駐兵望高，以打擊“平桂井岡山”向北突圍。後增派援軍至近2000人。
昭平第一批參戰的武鬥隊伍有300多人，於24日趕到西灣。後增派援軍1000多人。
5月25日淩晨，“平桂井岡山”向“平桂聯指總部”的老山據點發動偷襲，賀縣和鐘山的武鬥隊伍投入戰鬥，從而打響了平桂大戰的槍聲。後，鐘山民兵進而向“平桂井岡山”的選煉廠據點發動進攻，被打退。
5月28日至30日，前線作戰指揮部在平桂耐火材料廠召開聯席會議，制定了先打西灣的作戰計畫。
5月30日下午，梧州軍分區副政委傅享通趕到賀縣武裝部，開會決定，將廣州軍區存在賀縣的戰備彈藥轉移到鐘山和富川。10輛汽車負責運輸。後相當一部分彈藥用於平桂大戰。
西灣是“平桂井岡山”的重要基地。其主要據點為選煉廠、“全無敵”總部和黃華山。
6月2日，前線總指揮部集中鐘山、賀縣、梧州2600人的武鬥隊伍，開始攻打選煉廠。數次進攻，均告失敗。至6月11日，攻佔選煉廠。即開始攻打“全無敵”總部，經一周激戰，克下。
隨即進攻黃華山“四·二二”派的據點。前後三次進攻均被擊退，進剿大軍傷亡嚴重。
7月初，前線作戰指揮部集中全部兵力，共計5600多人，並以迫擊炮、高射機槍平行射擊、炸藥包爆破等武器和手段，在黃華山大戰“井岡山”。
7月7日，四縣一市的武鬥大軍攻下黃華山。至此，歷時45天的激烈戰鬥，“平桂井岡山”在西灣的據點全部被攻克。“平桂井岡山”的武鬥人員和該派非武鬥人員大部被俘，一少部分人僥倖逃脫。“聯指”派稱之的“西灣戰役”至此結束。
“西灣戰役”，雙方共計死亡398人，其中包括武鬥中戰死101人，被殺俘虜297人。傷者無數。西灣銀行被武鬥大軍強行提取國庫現金21萬元。西灣糧管所損失80萬斤糧食。
在武鬥後掀起的殺人風潮中，大批被關押的俘虜由武裝民兵看守，輪到誰值班，誰就有權提人去殺。
先後多次發生鐘山和賀縣的看守民兵，因晚上無聊，於是提人出去進行槍殺事件。
7月14日，在西灣礦召開慶祝勝利追悼“烈士”的萬人大會。會後槍殺16人，“祭奠革命烈士”。當天，共計殺40人。
裏松礦位於賀縣，為“平桂井岡山”的“紅旗公社”佔據並建立據點，並在附近農村有一定的影響和勢力。進剿裏松礦的任務，主要由賀縣武鬥隊伍擔任。賀縣武裝部派人，首先收繳裏松礦附近大隊民兵的武器。
6月29日淩晨，“紅旗公社”50多名武鬥人員，將裏松大隊部大門炸開，搶奪被收繳的武器。當天，賀縣武裝部接到電話後，將之定性為“六·二九反革命爆破事件”，調集11個公社近千人的武裝民兵，趕到裏松，對“紅旗公社”開戰。
縣武裝部副部長率領的武鬥隊伍，又在725礦招待所，遭新路礦“紅旗公社”近百人的襲擊。死傷多人，725礦武裝部長畢明春被打死。
縣武裝部即將情況報告梧州軍分區，軍分區副司令高明遠命令：“要出兵，多出兵！”隨即出動幾個連的軍隊參戰。賀縣武裝部又增派大批民兵參戰，將新路礦區、新路礦選煉廠、糧管所、供銷商店等“紅旗公社”武鬥據點包圍，並發起強大攻勢。
雙方在經過3天激戰後，“紅旗公社”多個武鬥據點失守，其頭頭見對方有軍隊參戰，又人多勢眾，自知不是對手，便決定向姑婆山和湖南江華方向撤退。
武鬥中，雙方共計死亡36人，其中圍剿隊伍死9人，“紅旗公社”武鬥中戰死和被俘後被打死計27人。
姑婆山地處湘桂兩地五縣交界，山大嶺綿，山勢險峻，易守難攻，歷史上是有名的土匪窩。
鐘山、賀縣、富川組成三縣聯防指揮部，於7月15日，出動1000多人的大軍，兵分四路，圍攻姑婆山。而“紅旗公社”武鬥隊伍又撤至湖南江華去了。三縣聯防指揮部指揮民兵搜山。經過3個多月的搜山行動，沒有收穫。
武鬥中，雙方均發生槍殺戰俘事件。武鬥結束，“紅旗公社”派人員大批被俘、被抓、被殺，其中1人被提到裏仁公社進行血祭，1人被推到河中淹死。
“西灣戰役”結束後，前線總指揮部即下令移師珊瑚礦，集中鐘山、賀縣、昭平和珊瑚礦“聯指”派的武鬥隊伍，共計2000多人，於7月11日，開始向珊瑚礦“紅旗公社”武鬥據點發起進攻。
經6天6夜的激戰，攻佔珊瑚礦。武鬥中，雙方死亡10人，傷10多人。武鬥後，“聯指”派在該礦進行“紅色恐怖”，大抓、大捕、大殺，抓獲俘虜310多人，殺死52人，致殘近百人。
在這場“四縣一市打平桂”大武鬥中，共計出動四縣一市的武鬥民兵、“聯指”派武鬥人員、平桂礦“聯指”派武鬥人員和軍隊近萬人。
武鬥和武鬥後的亂殺中，雙方死亡400多人。其中，“聯指”派死42人。
而據平桂礦務局在事後的統計：該礦在這場大戰中，“四·二二”派和“聯指”派共死亡351人，在戰鬥中死亡112人，突圍中死因不明10人，突圍過河時淹死6人，被俘後打死223人。此外，大批各縣到平桂礦避難的“四·二二”派人員，被俘後押回各縣後，被殺者難以計數。武鬥造成的財產損失達數千萬元，平桂礦務局因該武鬥停產半年，1968年經濟虧損達900多萬元。
四縣一市武鬥大軍和軍隊的武鬥開支，均由財政支取；武裝民兵由公社和縣分別給予工分和現金補助，死者給與“烈士撫恤”，所用費用難以統計。
廣西馬山縣縣城武鬥事件
這是1968年3月中下旬，廣西馬山縣“聯指”派和“四·二二”派在縣城進行武鬥的事件。
1967年底，馬山縣“聯指”派和“四·二二”兩大派的矛盾衝突越來越來嚴重，雙方之間的武鬥和搶槍事件不斷發生。並由石頭、磚頭、棍棒、大刀、長矛的“冷兵器”，逐漸發展為真槍實彈的大規模武鬥。
1968年2月15日，“四·二二”派向“聯指”派據點發動進攻，雙方展開石頭仗。“聯指”派被迫撤出縣城，到附近的公社進行活動。
2月27日，“聯指”派召開本派負責人會議，決定組織力量攻打縣城。
3月9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向馬山縣兩派發出《不准在馬山製造兩派對立，挑動兩派武鬥》的通令，但兩派組織對此置之不理。
3月13日，“聯指”派調動武裝民兵轉變的武鬥人員1069人和3000多名群眾，攜帶高射機槍一挺，輕重機槍27挺，步槍894支，各種子彈16300發，炸藥2噸，對馬山縣城實施包圍和進攻。3月19日，“聯指”派開始向縣城內的“四·二二”派據點發動總攻。整個縣城槍聲大作，硝煙彌漫。
3月22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第二次對馬山縣兩派組織發出制止武鬥的指示，但沒有得到兩派組織的回應。武鬥愈打愈激烈。
至3月23日下午，“聯指”派用炸藥摧毀了“四·二二”派據守的各個據點的工事。“四·二二”派被迫突圍，撤離縣城。“聯指”派武裝人員繼續追捕“四·二二”派逃散人員，許多人被俘後遭到就地槍殺。
在整個武鬥事件中，雙方武鬥中打死197人，另有190人在追捕中被槍殺；127間民房被炸毀；居民和機關財物損失共達30多萬元。
1983年，在處理馬山縣“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工作中，策劃指揮這一武鬥事件的主要負責者分別受到了黨紀、政紀處分，情節惡劣者蘭秀珠被逮捕法辦，判處徒刑。
廣西南寧地區玉林縣福綿武鬥
這是1967年11月中旬，廣西“聯指”派和“四·二二”派在南寧地區玉林縣福綿公社進行的大型武鬥流血事件。
1967年8月以後，玉林縣（現玉林市）兩大群眾組織“聯指”派和“四·二二”派的“紅色革命造反大軍總部”（簡稱“紅革軍總部”）之間的對立情緒日益加激。福綿公社的兩派間矛盾尤為突出。
玉林縣的“四·二二”派在搶奪軍事單位的武器彈藥和獲得同派外援的槍支彈藥中得以武裝。而得到人武部和軍分區支援的“聯指”派，採取武裝民兵就地轉化為該派武鬥隊伍、對軍事單位的武器彈藥進行“明搶暗送”、“辦搶半送”的手段，獲得迅速武裝。
1967年8月開始，兩派紛紛搶佔據點，劃地為界，針鋒相對，寸土不讓，實行武裝割據，並為此日益加劇進行武鬥戰爭。
1967年11月13日晚，“四·二二”派“紅革軍總部”的武鬥人員，以“聯指”派的“執勤民兵”“跨越地界”為由，出動兵力，包圍並強行繳獲了“聯指”派的“執勤民兵”的步槍6支，子彈40多發。
消息傳來，福綿公社武裝部長蘇明槐認為：“四·二二”派搶奪民兵武器，是“反革命行為”，主張採用武力鎮壓，把武器奪回來。
縣武裝部負責人對此表示支持，並調動5個公社和1個林場的大批武裝民兵趕來支援。地、縣、公社“聯指”派“指揮部”也分別派了不少人參與指揮和直接參戰。
14日上午，“聯指”派圍攻福綿“四·二二”派據點的“火線總指揮部”成立，蘇明槐任總指揮。
中午12點多鐘，總指揮部播出《下定決心》的語錄歌為信號，一場殘酷的武鬥正式開始。圍攻人員用步槍、衝鋒槍和機槍，向福綿大隊南閘門“造反樓”和福綿初中“四·二二”派的武鬥據點猛烈射擊，並用手榴彈、炸藥把據點的南門、西門炸毀。在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佔領了這兩個據點。
16日中午，圍攻人員攻下福東“造反樓”的武鬥據點，並對福綿大隊和福綿圩鎮進行全面搜查。有10名“四·二二”派人員在搜查過程中被就地槍殺。
在這次武鬥中，共有20人死亡，炸毀民房兩間，烤煙爐1座，有200多名群眾遭到刑訊逼供，致傷、致殘多人。
“福綿事件”後，1968年1月4日，玉林四·二二”派數百人到玉林軍分區門口，召開“反圍剿、反迫害、反屠殺”大會，並靜坐六天六夜。
在1984年處理玉林市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工作中，“福綿事件”的策劃者和指揮者蘇明槐、周垂堂被逮捕法辦，分別判處徒刑。
廣西玉林縣州珮萬花樓武鬥
這是1968年2月上旬，廣西南寧玉林縣“聯指”派對“四·二二”派在玉林州珮萬花樓進行的大型武鬥流血事件。
1967年8月以後，玉林縣（現玉林市）的“聯指”派和“四·二二”兩大派之間的鬥爭愈來愈白熱化。雙方從大辯論、打石頭仗發展到搶奪武器、動槍動炮。在一系列武鬥事件中，雙方均有傷亡。
1968年1月，“聯指”派策劃和準備攻打“四·二二”派武鬥據點的制高點州珮萬花樓。
2月初，“聯指”派“指揮部”從地、縣、鎮各機關廠礦和附近農村，召集了2100多人的武鬥大軍，配備了當時所能搜集到的和能夠製造的現代化武器，計有各種武器大炮8門，自製坦克1輛，輕重機槍24挺，衝鋒槍407支，長短槍677支，還有手榴彈和炸藥包一批。
2月6日淩晨4時，“聯指”派對州珮萬花樓“四·二二”據點實施包圍，並從東、南、北三面發動進攻。“四·二二”派的武鬥人員倚仗萬花樓據點，居高臨下進行抵抗。
由於“聯指”派的這次行動，得到了玉林軍分區、玉林縣、鎮武裝部支左人員的默許和支援，廣西軍區歐致富司令員于6日下午5時發出的關於立即停止進攻、雙方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命令沒有及時傳達到正在武鬥中的兩派群眾。武鬥愈打愈激烈。“聯指”派動用了大炮對萬花樓進行轟擊，最後派人用炸藥把萬花樓全部炸毀。
失去據點的“四·二二”派武鬥人員不得不四散逃跑，有285人成了“聯指”派的“俘虜”，其中有13人被就地槍殺或事後殺死。
至7日下午，整個武鬥結束。在武鬥的圍攻時，“聯指”派死8人，“四·二二”派死5人，被俘後被殺13人。共造成37人死亡。明代建築、國家文物萬花樓和其他民房73間被炸毀，吃去國家糧食14000多斤，肉類8800多斤，耗費國家資金20000多元。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嚴重損失。
在1984年處理玉林市“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工作中，這次事件的一些策劃者和指揮者黃日南、林堅、張山村等人被依法逮捕，分別被判處徒刑。
四川江津六七大武鬥
這是1967年6月～9月初，四川江津縣“八·一五”派的“九·七”派與“反到底”派的“紅總”派在江津縣城進行的長達3個月的武鬥中發生的系列血案。
四川江津是聶榮臻的故鄉，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墓塚之地。
至1967年6月，江津縣形成“八·一五”派的“九·七”派，與“反到底”派的“紅總”派的兩大派群眾組織。
6月7日，江津兩派第一次爆發武鬥。此後，在雙方不斷進行的武鬥中，“九·七”派逐漸將“紅總”派壓縮包圍在縣城中心地段。被壓縮到城中心的所有的“紅總”派人員都拿起了武器，加強武鬥工事和據點，決心與隨時準備進攻的“九·七”派決一死戰。
據當年武鬥的親歷者羅學蓬在《震驚全國的文革“江津殺俘事件”》中回憶：當時間間店鋪、家家民房，都住滿了手持刀槍棍棒的“紅總”派武鬥人員。
7月24日夜間11時許，圍城巳久的“九·七”派終於發起了大規模的總攻擊，所有的戰鬥都在房頂上、大街上展開。雙方使用棍棒、梭標、石頭、轉頭、瓦塊、土炸彈、土炮，將縣城幾乎打成一片廢墟。
激戰一夜半日，到25日下午3時許，“紅總”派被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大部隊由西門突城，穿過陳獨秀落難江津時住的康莊，潮水般湧過“獨秀陳先生”墓前，經刁家、高占逃往白沙，再輾轉亡命成都、自貢。少部由通泰門下河，欲泅渡逃生，被“九·七”派武裝人員駕船在江面上撈起抓獲。
至8月中旬，亡命成都、自貢的江津“紅總”派武鬥人員全部奉命彙集于成渝鐵道線上的永川縣城，勵兵秣馬，準備大舉東下收復失地。
在支持“反到底”派的永川駐軍“明搶暗送”之中，“紅總”派大規模搶劫了永川縣武裝部軍火庫的行動。準備要“打回江津去，”消滅“九·七”派！
8月26日，“紅總”派的武鬥前鋒部隊深夜登悶罐車，沿成渝鐵路東下，到達江津縣朱羊溪車站。在一陣鳴槍放炮後，兵不血刃進入了朱羊溪。因為當地的“九.七”派早巳聞風逃往了下游的白沙鎮。江津“紅總”派一舉佔領了火車站、郵電局、糧庫和朱羊溪扼制鐵道線，俯視長江的制高點。
隨即，“紅總”派到處強提物資，先後攔動過往行船十多艘，還把由重慶運往屏山縣的省交通廳的70多噸炸藥沒收，用來製造土炸彈。
白沙的“九七”派頭頭顧慮兵力不足，趕緊跑到縣城向“九·七”派的縣武鬥司令部請求支援。縣武鬥司令部決定由江津派出精兵強將，主動出擊，先下手為強，在9月7日該派周年慶典到來之前攻下朱羊，將“紅總”派前鋒人員全部趕回永川。
9月5日，江津“九·七”派武鬥司令何某某在縣府招待所主持召開了攻打朱羊的軍事會議。會上先由偵察人員詳細介紹了朱羊當前的情況，隨即決定從長風機器廠（系重慶國防企業長安廠之分廠）“八·一兵團”、縣委機關“紅八路”，以及江津中學“紅九·七兵團”中抽調五百余名武鬥人員，調集土軍艦5艘（本系長風廠的生產用船，此時船身巳用焊上鋼板裝甲，架設炮臺、機槍射擊孔），汽車十多輛，分水陸兩路前往突襲朱羊。
會畢，各作戰部隊連夜出發，偃旗息鼓秘密開赴朱羊。
與此同時，駐江津部隊接到了中央關於立即停止武鬥，全面收繳武器的“九·五”通令的急電。
支持“九·七”派的駐江津部隊得知“九·七”派的武鬥人員巳經發兵朱羊，雖不願此次重要行動就此流產，但中央的緊急命令，又不能不執行。支左部隊首長將中央“九·五”通令的精神，照本宣科地向“九·七”派頭頭作了傳達。
“九·七”派頭頭心領神會，連夜驅車趕到李市，攔回了小部分陸路武鬥人員，而主力部隊卻在何司令的率領下，仍按原計劃，溯江破浪殺向朱羊。
9月6日上午，“九·七”派的武鬥大軍向朱羊發起進攻。5艘土軍艦上的大炮及武鬥人員攜帶的迫擊炮炮火連天，輕機槍、半自動步槍、衝鋒槍、幾十挺長風廠自產的坦克用重機槍一起開火。防守朱羊溪的“紅總”派部隊很快即潰不成軍，大部隊立即突圍。“九·七”派大獲全勝。
這場武鬥中，“九·七”派死9人，傷者數不詳；“紅總”派被擊斃4人，傷者數不詳。隨後，即發生了“九·七”派的殺俘事件。
至此，江津縣兩派的大規模武鬥即告一段落。
江津縣“八·一五”派的“九·七”派，在與“反到底”派的“紅總”派經過9月6日的武鬥後，為給“死難的革命戰友報仇”，先於7日追悼大會和8日晚上活活打死8名戰俘，繼而又在8日午夜槍殺7名戰俘的血案。又稱江津“九·八”血案。
1967年9月6日，江津縣“九·七”派的武鬥大軍，攻佔“紅總”派佔據的江津縣朱羊溪的武鬥據點。武鬥中，“九·七”派死9人，擊斃“紅總”派4人，抓獲了15名戰俘。
9月6日晚，“九·七”派的武鬥“艦隊”返航，抵達江津通泰門碼頭。城中得著捷報，“九·七”派早已組織本派群眾，迎接凱旋之師。碼頭上更是人山人海，旗幟招展。而9具躺在擔架上的屍體，在歡迎的人群中引發出呼天搶地的哭嚎聲。
率隊的江津“九·七”派武鬥司令何某某何司令登高講話，慷慨激昂，以毛澤東詩句“唯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鼓勵死者親屬們“化悲痛為力量”、“掩埋好同志的屍體，踏著戰友的血跡繼續前進”。而死者親屬們沖向15名戰俘，用拳打，用腳踢，用牙咬，用一切能洩憤的手段。從通泰門碼頭，到東門縣委旁邊的民工紀念堂三、四華里的路途中，戰俘們被夾道的人群辱駡、毒打，好幾名戰俘的耳朵、鼻子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咬掉、撕裂，一個個連滾帶爬，鮮血淋漓。當夜，“犧牲者”被停放在民工紀念堂裏，而15名戰俘則被關押在舞臺下麵的樂池裏。
9月7日，是“九·七”派的周年紀念。9具“烈士”的遺體用白綢裹身，整齊地排列著停放在主席臺下，屍體上覆蓋著一面本派組織的鮮紅派旗。而14名戰俘(其中一名被押出樂池時，聽到外面震天動地的怒吼聲，恐懼過甚，精神崩潰，突然向視窗撲去，立即被亂槍擊斃）的雙臂都被反捆著，成一排跪在“烈士”們的腳下。民工紀念堂大門外的東門廣場上成了人與花圈、旗幟的海洋。痛哭聲與口號聲匯成了持續不斷驚天動地的聲浪。
追悼會上，發生了好幾起虐殺“戰俘”的事件。悲痛難抑的死者親屬們或用刀砍，或用手榴彈砸。而看押的人員出於派性感情，也僅是虛張聲勢而並不認真制止，4名戰俘在會上當場被活活打死。
追悼會結束後，遍體鱗傷的魏炳炎等10名戰俘仍被關押在民工紀念堂樂池裏，5具巳狀如爛肉般的屍體也被扔進紀念堂樂池。不少“烈士”的親屬為了報仇雪恨，設法進入民工紀念堂報仇。至8日晚，又有3名戰俘在樂池裏被殺死。
9月6日～7日，江津縣“九·七”派召開的司令部專門會議，討論對活著“戰俘”的最後處理。以何司令為首的頭頭，堅持為了安撫手下的武鬥人員和“烈士”家屬，必須全部殺掉；有的害怕做出集體屠殺戰俘的決定，日後會承擔責任，而表示反對。
會議中發生武鬥幹將沖進會議室，大哭大鬧，逼著頭頭們非殺不可的場面。於是，會議決定處決戰俘。在討論由誰去執行問題時，有頭頭提出，既然處決戰俘是為烈士報仇，那麼最好由“犧牲”人數多達8人的“紅八路”去執行。
但偏偏嚷得最凶的“紅八路”卻悲痛有餘，勇氣不足。他們全都是縣委縣府機關的幹部，顧慮最多而不敢接手。他們不敢親手殺人，卻非常積極地支持別人去殺人。“紅八路”的頭頭建議，改由血氣方剛的江津中學的學生組織“紅九·七兵團”，或者是“領導一切”的產業工人階級的組織長風廠“八·一兵團”執行。但學生和工人們的頭頭同樣能找出若干理由來推諉，不願去做劊子手。研究來研究去，竟有人提出“哪個組織抓回來的就分配給哪個組織去殺”的建議。
為了維護司令部決定的“尊嚴”，頭頭們不得不在9月8日晚間召開的第三次會議上，將這一人人畏懼的任務交給了外地人——委請當時重慶長安廠“八·一兵團”派到江津支援子廠長風廠“八·一兵團”的一支精銳武鬥隊去執行，由長風廠“八·一兵團”協助。
9月8日午夜後，從民工紀念堂到東門長江邊上的車渡碼頭，沿途佈滿了警戒線。魏炳炎等7名活著的戰俘被捆著從民工紀念堂裏押出來，上了一輛帶蓬布的解放牌大卡車。為防止被殺者叫喊，每個戰俘的嘴裏都被塞進了布團。8具已死戰俘的屍體巳被扔上了汽車，開到河邊的車渡碼頭。執行隊員們戴一色鋼盔，穿一色勞保服，人人手持槍械，兩人挾一個，將巳嚇癱的戰俘們架上了汽車輪渡。
戰俘魏炳炎發現在左邊挾著他的是他白沙鎮的鄰居，長風廠當工人的許智清。魏炳炎欲求他救命，但嘴裏塞著布團，叫不出聲，只能扭著腦殼，拼命拿眼看他。許智清面色如鐵，視若不見。等到那8具屍體被抬上艙面，渡輪一不亮燈，二不鳴笛，悄悄地向著江面駛去。
船到公園一帶，劊子手們先將8具屍體扔進長江裏，然後便開始殺人。戰俘們被推到船邊，劊子手在後面用半自動步槍對準後腦勺或後背開槍。槍聲一響，有的戰俘自己倒向江中，有的身子往後倒，則被一腳踢下河去。許智清踴躍上前，將魏炳炎推到船邊，用槍口抵住他的後腦勺就是一槍，同時，他提腳猛地踢在魏炳炎的屁股上，魏炳炎立即掉進了江中。
白沙中學的學生魏炳炎被一隻漁船救起後，死裏逃生，回到成都。
由於這一事件又恰恰發生在中央關於停止全國武鬥的“九·五”通令後的第三天，“反到底”派的報紙視其為“英雄”，對他詳加採訪後，遂將此血腥事件加油添醋地披露出來，頓時在全川乃至全國激起軒然大波，直至驚動了中央文革小組。無疑便成為擲向對立的“八·一五”派的一顆重磅炸彈，使其在政治上陷入極其被動的境地。“八·一五”派為擺脫困境，也在自己控制的報紙上竭力組織文章反駁，說魏炳炎其人純屬子虛烏有，江津“殺俘”事件純屬捏造。
“文革”後期，根據中央的精神，有關機構對“文革”中的“三種人”開始進行全面清算。而江津主持清查的革委會，此時由“九·七”派掌權。江津殺俘事件的主要責任人何某某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資料來源：羅學蓬：《震驚全國的文革“江津殺俘事件”》；四川江津縣“揭批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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