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錄（下）--楊小凱

16何老師
——《牛鬼蛇神錄》第二十三章

楊小凱

【編者按】從一九九零年十二月號起，《中國之春》曾連載了楊小凱所著獄中回憶《牛鬼蛇神錄》的二十余章。根據作者的意願，本刊自本期起繼續連載。楊小凱原名楊曦光，湖南人，出身於高幹家庭。上高中時參加了“文革”造反派的活動。一九六八年撰寫了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主張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體，引起轟動，並因此被中共當局以“反革命”罪判處十年徒刑。一九七八年出獄，先當工人，後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並在武漢大學任教。一九八三年經鄒至莊教授推薦，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讀書，一九八八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系高級講師。著有多部英文經濟學專著。

《牛鬼蛇神錄》中文本完成於一九八八年。與中文本有相當大區別的英文本CaptiveSpirits(直譯是《囹圄中的精靈》)也已由楊小凱和蘇珊·秦完成，將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楊小凱打算待英文本《囹圄中的精靈》出版後，再安排中文本《牛鬼蛇神錄》的出書事宜。

何敏和是三大隊墨水喝得最多的人。一九七零年代的勞改隊墨水喝得多是件壞事。勞改隊的幹部墨水喝得不多，都不喜歡墨水喝得多的人。用李指導的話來說，“讀書讀得越多，就越蠢，思想越反動。”他大概是因為文化高的犯人喜歡引經據典與勞改幹部辯論形成的這個印象。

這種讀書越多越蠢的觀點在文化低的犯人中還很有市場，因為不少人都認為中國的讀書人只會動嘴講究理論，所以全都把自己的文化水準壓低。小學畢業生自稱“一字不識”，中學畢業生自稱“只念過小學”，大學畢業生自稱“只念過中學”。可是何敏和卻沒辦法降低自己的文化程度，因為他有一副深度近視眼鏡。這副眼鏡片中有好幾層圓圈，何敏和的眼睛在鏡片中變成了象老鼠眼的一雙黑點。再不識字的人也知道，要不是讀了太多的書，絕不會變成這樣的四眼狗(象那種兩個眉毛象眼睛的狗)。所以大家都叫他何眼鏡。

除了這付眼鏡外，何敏和一點都不象個讀書太多的人，他出工時赤著腳，印著勞改字的衣服已破舊得變了色，腰間用草繩捆著一塊破麻布片。他在田裏做起農活來一點也不示弱，雖然效率不是最高的，但也不會落在最後。特別在吃飯問題上，他已沒有一點讀書人的架子，他可以吃任何能塞肚子的東西，我看見他吃過生的活泥鰍，吃春天裏的油菜梗子。每天飯後，他總是爭著去倒洗碗的桶裏的水，他小心地把水倒掉，用一塊紗布把桶底的飯菜渣子接住，然後吃掉。洗澡的時候，何敏和露出了他松松的肚皮，看得出，他以前是那種大肚子的上層人物，現在肚皮下的脂肪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層松松的皮。他一定是以前肚量很大，才會顯得如此饑餓。何敏和還保存著一些不接受下層社會小人物的上層社會的習慣。比如他從不與他人分享家裏給他送來的食物。他比那些習慣於下層社會困苦生活的人更不能掩飾饑餓造成的強烈食欲。我們大隊有不少扒手和農民出身的人，他們往往更能控制自己，饑餓時不會去撈碗裏的飯渣。自己有了特別的食物往往與同伴分享。奇怪的是我的一個扒手朋友用他的零用錢買香皂，而何敏和卻用他的所有錢買食物。下層小人物與上層人物在勞改隊好象互相換了位，下等人變得比上等人更講究文明。很多下等人出身的犯人不喜歡何敏和，據說是與他這種不顧面子，不關照他人的作風有關。

但是我喜歡何敏和，我知道他有一肚子“真墨水”。我剛到勞改隊來時寫信給家人，請他們給我買了一套高等數學教材。我用晚飯後，政治學習前的時間及雨天休息的時間讀這套書。一年後我已讀完了一冊。我試著做書後的練習，但卻不能真正解題。我發覺數學是沒法自學的，必須找老師。自然我看上了何敏和。他是一九四八年從中山大學畢業的，一九四九年後一直在當工程師。

記得我第一次拿著高等數學課本去找他，稱他為“何老師”，他高興得合不攏嘴。周圍的人(包括幹部和不少犯人)都不喜歡他這種“臭知識份子”，他因為自己有知識受了不少氣，受了不少歧視，象我這樣因為他的知識而尊重他的人實在不多。他接過那本數學教科書，連忙扔掉手裏的煙蒂，一頁頁仔細翻看著，像是一個老獵人多年不摸獵槍後突然看到一枝好槍一樣。我們就這樣建立了師生關係。我利用一切空閒時間到他的號子去上課，並認真做所有能找到的習題。我們的數學課與一般的教學不同，我經常提問，特別喜歡問關於一些數學概念和定理產生的背景和首創者的動機形成過程。他肚子裏有不少這樣的知識，這些知識使我懂得了不少抽象數學概念和定理後面的思想方法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微分和導數是這門課的一個難點，做題目時，我總是把微分概念誤解成平均變化率概念。何敏和通過改正我的作業使我看出了這種誤解。他又近一步用牛頓和伽利略發現重力加速度的例子生動地說明微積分概念是怎樣被“發明”和建立起來的。經過反復練習和他的指點，我終於建立起微分概念。

何敏和一九四九年前受的是非常正規的英美式教育，一九四九年後，新政府為了改造這些“舊知識份子”，要求他們學習俄語，重新學習蘇聯的專業教材。何敏和因大學受過一年這樣的“再教育”，他對俄語和蘇聯的教育也相當熟悉。我們用的高等數學教材是蘇聯式教育系統的教材。上課時，我有次問起何老師對蘇聯式教育與英美教育差別的感覺，他馬上作了詳細回答。看起來他也一直非常注意這種差別。他那廣東腔的普通話是那種典型的工程師味道，充滿著沒有價值判斷的實證味道。“蘇聯的教材非常統一，詞語、概念標準化，老師容易教，學生容易記。全國的標準教材都由一個統一機構審定。工程技術也有一套全國統一的標準，因此零部件的互換性，相容性很好，但這套教材缺乏靈活性和創新性。而英美的系統，則正好相反，標準化很差，各個教授自有一套獨特的東西，工程技術也沒有全國統一的標准系統，零部件互換性，相容性差，但靈活性，創造性卻好得多。”何老師從眼鏡上面看我一眼，似乎是在審查我會不會告密，然後加一句：“蘇聯教育制度只培養專家——有一技之長卻沒有思想，而歐美教育制度培養的是學者——有獨立思想所需要的全部知識。”這是何老師最有思想的一句話。他大多數時候極少發表帶有價值觀點的看法，而只是客觀地陳述事實。但看得出來，他比餘裕一更瞭解蘇聯的文化教育系統。他可以講出蘇聯工程技術系統的一些真正優點，而且從來不批評社會主義制度，更不用說反共。有次他特別提到解放後，共產党大興水利工程，使他們這些工程師大有用武之地。而解放前國家很少組織大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師無用武之地。何老師有次告訴我他在洞庭湖和長江交接的荊江分洪工程的工地見到過鄧子恢(一九五零年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五六年被毛澤東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何老師的眼神看去對鄧子恢十分好感：“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共產党中央的高級幹部，他穿得非常樸實，沒有一點架子，對工程技術問題十分有興趣，似乎也相當內行。”從何老師談到共產党高幹的口氣，我聽得出，他是那種對共產党右傾派有好感的人，他一點也不象餘裕一那樣有反共情緒。我比何老師年輕二十歲，自然更能適應下層社會的生活。我學會了一口江湖黑話，知道“糧子”是當兵的，“小葉子”是指糧票，“大葉子”是指鈔票，“江都神少拐”是三、四、五、六、七，我懂得在饑餓時克制自己，別在人群中顯得食欲太盛。每次我家裏送來食物，我總是與周圍的犯人同時分享。日常生活也故作放蕩不羈，因為我知道下層社會的朋友們買這一套賬。牢友們最佩服我在最寒冷時用雪洗澡的本領。我經常與人打賭，如果我能赤身裸體在雪地裏洗澡並呆足夠長的時間，對方就替我值日一次(負責給全組的犯人打飯、打開水)，否則我就替他值日一次。每次打這種賭我總是贏。勞友們不知道我在上高中時就養成了冬泳的習慣。憑著這點故意裝出來的放蕩不羈，我贏得了年輕好友的好感，我也常利用這點“本錢”為不受歡迎的何老師幫忙。

有次，我用家裏寄來的錢向過路的老百姓買了一塊肉，正好第二天何老師休病假，我請他幫我把肉切碎炒好，我們下工後吃。下工後我們吃肉時，盧國安叫道，“這肉一點沒有油味，是不是死。肉呀！”外面一個老犯人不陰不陽地說，“何眼鏡”把油煎出來都裝到自己的油瓶裏去了。盧國安一聽大怒，挽起手上的袖子，就要打何敏和，我心裏雖不高興何敏和的舉動，但卻一把攔住盧國安，大聲說：“是我叫他留下。油，下次炒菜用得上。”盧國安還不甘休：“那也不能裝到自己的油瓶裏去呀？”我怒聲道：“爺做愛還要你兒子來教呀？老何做你的爸爸都夠格了，還要你來教訓他嗎？”年輕的朋友都把我看成綠林好漢，看我一心護著何敏和，也就沒人再追究了。

我與何老師的感情越來越深，我從不指責他的一些不和群的行為，我總認為這是這個社會的特別歧視，欺負知識份子造成的後果。記得有次何敏和在插秧，大隊劉教導員得意地在他旁邊看這位“大知識份子”怎樣做這種下賤勞動。他站在田埂上，一邊吃西瓜，一邊對烈日下站在燙腳的水田中的何敏和說：“何敏和，你現在知道勞動的艱辛了吧。過去你過著飯來張口茶來伸手的寄生蟲生活，要不是共產党把你送到這裏來改造，你一輩子也不會知道碗裏的飯是怎麼生產出來的！”何敏和氣鼓鼓的樣子，還是埋頭插秧。幾分鐘後，他冷冷地回應道：“我在設計室工作一天對社會的貢獻可能比我在這裏插一個月秧還大呢！”劉指導員聽了臉一沉，把手裏的西瓜皮往田埂上一扔，怒聲道：“你這臭知識份子，狗改不了吃屎，又在胡說八道，攻擊我們的勞改政策。”我聽到他們的對話，心裏為何老師受的侮辱難過，也擔憂他又會在晚上的政治學習中挨批鬥。萬幸的是，劉指導員不久就被調走，使何老師免了一場批鬥。

我與何敏和的親密關係卻使不少人不高興。首先是幹部懷疑我們倆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關係。我幾次出工回來後，發現我的床被幹部抄過，我的數學練習，筆記，教科書被人翻得亂七八糟。但這樣翻過幾次後，什麼再也沒有發生，大概是因為這些枯燥的數學既與政治無關，也與其它的犯罪可能無關。但是倒楣的是我的英文作業，全部被幹部抄走。我在學習高等數學時，也在學英文。我的英文老師是一位當過英文教員的犯人，我父親給我寄來一些英文的毛主席語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英漢辭典。我自己也托就業隊的一位右派工程師給我訂了一份北京週報。就業隊就是些刑滿後無家可歸或被當局強迫留在勞改單位就業的刑滿犯人。因為監規明文規定監房內不准使用外語，所以犯人不能直接訂哪怕是共產党官方的英文刊物，所以我只好請有更多自由的“刑滿就業犯”替我直接從郵局訂。自從幹部發現我在學英文後，我的床和被就被定期抄查，每次都把我的所有英文材料拿走。我向大隊劉隊長抗議，得到的回答是：“你一個勞改犯用中文舞文弄墨的機會都不多，還學外文幹什麼。”我說：“這都是毛主席語錄，政府的出版物，這只會幫我改造思想！”劉大隊長講一口岳陽官腔，不識幾個字，我喜歡他那種不講大道理的直通通的態度。他譏笑道：“我一輩子不識一個英文，現在也比你過得好，你學再多英文，也是個勞改犯。我一輩子都沒跟外國人講過話，你一個勞改犯還想有機會跟洋人甩洋腔呀？”我氣得頂撞他：“跟牆壁講話都比跟你講話有意思！”劉大隊長也發了火：“楊曦光，你一個反革命份子，你囂張什麼！你不老實，刑滿後，我還給你戴頂反革命份子的帽子，你一輩子也翻不了身，不說講洋話，中國話都沒你講的份！”我那天受了這個氣，就留意找機會去找建新農場的場長。場部靠近三大隊，只有十來分鐘的步行距離。有次我在建築房子時，李場長到三大隊來檢查工作，我看到一個周圍沒有其他幹部的機會，走過去：“報告場長，我有個事想不通！”李場長看去比他的下級幹部要和善一些，問我有什麼事。我把三大隊幹部總是沒收我的毛主席語錄、北京週報的事講了一通。李場長反問我：“監規不是不准用外語交談嗎？”“但我沒有與任何人交談，我只是自己看這些政府的出版物呀！”李場長沉思片刻後警告我：“你以後要保證不與他人用外語交談！”這次告狀後，再沒有人來搜查我的英文材料了。

犯人們也不懂我為什麼要化這麼多的時間學數學和英文。我的泥工師傅王金國和師弟盧國安就非常不以為然。他們的休息時間都用來打撲克，下象棋。王金國看到我把一塊木板墊在盤坐的腿上在昏暗的電燈下作數學作業，抄寫英文單詞，朝我喊道，“書呆子，下床來下棋打牌呀，坐牢本來就是腳魚吊在壁上——四腳無靠，又痛又苦，你何必還要自己找更多的苦呢，一把刀子掛在壁上不好，你卻要把它掛在自己的脖子上——沒事找苦吃！來，下來與我們一起叫化子搞屁眼——快活一番！”我時常聽到這類風涼話，聽多了也有點不舒服。特別是我跟王金國學建築技術，我是他的學徒，他是我的師傅，他總是利用機會證明我的高等數學不如他的實際技術有用。他和另一個泥工師傅楊自力一塊設計了一座房子，不用任何圖紙，整個房子全在他們腦子裏。他們自己負責施工，他帶著盧國安幾個學徒用幾個月時間建成。王金國到了告訴我技術關鍵時總是忘不了提醒我，“我不懂一點數學、‘學數’，你看我一樣設計房子，施工建築。”那座給幹部住的房子完工後，我基本懂得了他們的設計和施工方法。他們也計算斜率，但方法極為原始，他們稱斜率為水，遇到邊角的互相轉換，既不會用三角函數公式，也不會查表，更不用說用微積分計算應力的最佳分佈了。我終於找到了一個證明我的學習價值的機會。三大隊有不少灌溉管道和橋樑。楊自力和王金國師傅總是用圓弧曲線來設計管道或橋樑的形狀。我從高等數學知道，懸鏈曲線是比圓弧曲線受力狀態好得多的曲線。而懸鏈曲線不能用圓規畫出來，適合一定跨度和重量的懸鏈線只能用微分方程來計算。我用這些知識幫助兩位師傅設計了一些管道和橋樑，他們才開始承認知識的價值。以後我又告訴他們各種計算“水”和其他三角函數的方法。從此以後，同伴們都變得非常支持我學習數學了，儘管他們有時侯還是不明白學習英語有什麼用。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後，四人幫不久就被華國鋒聯合較保守的軍人逮捕了。這個事件後，整個國家的政治氣氛每天都在變化。大學入學考試制度恢復了。(一九七七年以前，大學入學憑“成分”，由“單位”推薦政治上與單位好的人進大學。)一天，場部的一位幹部找我談話，通知我場部的領導要調我到場部的幹部子弟中學教高中的數學。這位幹部告訴我，建新農場的高中缺少數學教師，李場長為了提高幹部子女考上大學的比率，決定調數學好的犯人去教畢業班的數學。他還說，農場有幾十個已高中畢業的幹部子女，現在正在農場勞動，找不到工作，李場長決定由場部出錢，把他們組織起來辦一個補習班，幫助他們考大學。我將是幫助他們準備數學的人。這位幹部還問我，“你用你的數學知識設計過一些很好的拱橋和渡槽(懸空的管道)吧？”我點點頭，心想，大概李場長從這些拱橋知道我的數學不錯。

這位幹部要我把行李背到場部招待所。到了那裏，我才知道補習班就設在場部招待所，我和學生都住在那裏。招待所有一排兩層樓房，一排一層的房子。我被安排在一間有兩張床的房間裏。房間非常清潔(可能是我把它與我的監房相比)，被子散發著清新剛洗過的氣味。躺在綜繩編織的繃子床上與監房裏睡木板床的感覺比起來有如天壤之別。我放下行李，躺在床上，仔細觀察粉刷得精緻的天花板，心裏感慨萬千。有好多年沒有睡過這種床，沒有一個人住過一間房子了。朝走廊的窗子很大，房子裏顯得十分明亮。我的感覺就好象做夢一樣，犯人——這種象奴隸一樣的身份，怎麼會一個人在沒有監視的情況下躺在這窗明几淨的地方呢？我馬上寫信，請我大妹妹楊暉給我寄幾件沒有勞改字的新衣服來。第二天我走進教室看到學生們時，才明白，我的勞改身份並不一定與衣服上的字有關，而是深深印在人們的心裏。我走進教室時，學生們都端坐著一動不動，用奇怪的眼神打量著我。這無疑是大聲提醒我記住我的“半奴半主”的身份。我知道，中學生、小學生在老師進課堂時要全體起立，向老師齊聲說“老師好！”但對我這個勞改犯老師，他們都端坐不動。看起來這是當局已經向他們交代過了。學生們都瞭解我的勞改身份，並被要求與我保持距離。兩天后，有同學來問功課，我才發覺他們全稱我“楊先生”而不稱“楊老師”。那時的中國，先生、太太、小姐的稱呼一律不用，大家互稱同志，學生稱教師為老師。一九七五年，毛澤東周恩來曾下令釋放被作為“歷史反革命”關在監獄裏的國民黨旅長以上的官員。這些人釋放後，不再是犯人，但官方也不願稱他們為同志，於是就稱他們為先生，意思是法律上不再是犯人，但政治上仍不是同志，而是敵人。我想年幼的學生是不會想到用這個政治意味微妙的稱呼叫我的，當然是當局挖空心思想出來的主意。他們既要利用我的知識來幫他們的孩子考大學，又要孩子們明白我的身份。

我的生活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我不再與犯人一塊吃飯，我每天可以到場部的幹部食堂吃飯，那裏的伙食極便宜，品質卻很好。同樣品質的菜，價格大概是茅絲鋪飯館裏的五分之一。這自然是因為所有原料供應都來自犯人的產品，而產品的價格卻由幹部任意決定。

那時場部中學的學生人數正在擴張，大概因為幹部的孩子們都漸漸長大，所以教室不夠用。離學校半裏路遠的招待所將一間小禮堂讓出來給學校做教室。我教的兩個班中，有一個班就在這個小禮堂上課。這個班的班主任叫趙晉湘，從她的名字看出，她父親是從山西(晉)南下的幹部，她母親是本地的婦女。她長得象個洋娃娃，留著兩條不長不短的辮子。她的辦公室就在招待所小禮堂邊。校長第一次把我帶到她的辦公室把我介紹給她時說，“這是新來的數學老師楊先生”，又向我介紹她，“這是你教的高二一班的班主任趙晉湘同志。”這個“先生”對照“同志”的介紹在我聽來是如此刺耳，特別是在這位漂亮的女同志面前使我很不舒服。

但是趙晉湘滿面笑容，沒有一點隔閡的樣子。她連忙拉過一張椅子，向我讓座。她告訴我她教兩個班英語，她的聲音如此好聽，使我有點不知所措，大概是我自一九六八年以來，從沒有陌生的女孩子如此熱情友好地與我面對面地交談的緣故。

第二天上課時，她看去對學生很厲害，大概是因為她年紀輕，想用裝出來的威嚴來樹立在學生面前的威信，但使我感動的是，她正式向她的學生介紹了我——楊先生。在其他班，沒有人向學生介紹我是誰。我只是悄悄地來了。但我知道，詳細的介紹早在我來之前已作過了。我從不在乎他們怎樣在背後怎樣向學生介紹我——一個反革命份子，勞改犯人。我心裏在說，“你們看不起我，我還看不起你呢！我靠本事吃飯，高級文化總會溶化或征服低級文化！”但趙晉湘簡短地向她的班級介紹了教數學的“楊先生”後，我心裏卻十分難過，不知道當局是如何向這位漂亮的姑娘介紹我的“反革命”罪行的。

我教了一個星期的數學後，學生們逐漸喜歡我。我也發現在他們心目中，我有三重身份：既是個寫過出名的反動文章“中國向何處去？”的反革命份子，又是個長沙來的見過世面的高幹子女，還是個交書很受學生歡迎、反應靈敏的有本事的人。

我發覺這個學校也缺少高中物理老師。不久李場長把何敏和調來補這個缺。老何那時已滿刑，被強迫在農場就業。即使是刑滿就業人員來教書也是非常不合常規的安排，因為那個時候，教書屬於“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工作，有極重要的政治地位。大概只有李場長這種土皇帝才有權力作出這種不合常規的安排。老何與我睡一個房間，教畢業班的物理加輔導考大學補習班五十個青年的物理。

趙晉湘的班遠離中學，所以上課下課的時間都由她看表掌握。我和何敏和都沒有表，所以我們在趙晉湘班上上課時，她總是會按時從她的辦公室出來通知我們下課。

有天趙晉湘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十分信賴地說：“楊曦光，”——這個稱呼使我感到意外，因為聽起來比“楊先生”舒服多了，但也使人仍有一點彆扭，如果我不是個反革命份子，她一定會稱我為小楊或楊老師——“我把手錶留給你，你自己掌握這個班上下課的時間，我明天要去岳陽進修。”

她的態度是如此的真誠，使我感到她對我已沒有歧視。那時侯手錶對大多數中國人仍是奢侈品，把自己的表借給別人是極少有的事。那天以後，我感覺我與趙晉湘的關係有了一點變化，於是我常在夜裏邀老何一道去她的辦公室。我們有時去要她給我們放英語唱片，她看來十分熱心為我們服務，借來了許多英語唱片，在她那緊靠招待所小禮堂的辦公室裏為我們放。

她是個文革後完成學業的女孩子，在她念中學和師範的時候，書店裏沒有任何象樣的文學作品。毛澤東死後，各種文學作品開始重新出現。她如饑似渴地讀《人民文學》和其他的一些能看到的新出版的舊小說。她非常喜歡我們去她的辦公室討論各種小說。她喜歡聽我講“雙城記”，“紅與黑”，“牛虻”。她更喜歡聽老何講雨果，托爾斯泰的作品。老何讀過許多英國、法國的著名小說，也讀過不少俄國的現實主義作品。趙晉湘從來不知道世界上有這麼多有名的小說，興致勃勃地聽老何講。看得出我們的文化水準是按年齡排列的，不論理工科或文化知識，老何第一，我第二，而趙晉湘卻是最末。

那是個充滿騷動和希望的時期，廣播裏每天都會出現些在文革中被批判為毒草的柔情歌曲，每天都有“新事物”——其實是五十年代的舊事物，在文革中被批判禁止的——一出現。倒退和停滯了多年的社會，突然又重新恢復了理性。我的刑期也快滿了，傍晚時分我常與老何在招待所附近散步；我們回憶著這三十年，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九年大躍進、大饑荒，一九六二年復舊，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二年的復舊，一九七四年的造反派平反，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最令我倆激動的是我妹妹楊暉的一封來信，信上告訴我，現在黨內有人主張為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和一九五九年右傾平反。收到那封信的一整夜，我們倆激動得不能入睡。老何自從一九五七年被打為右派，這二十年受盡了淩辱和欺壓。他那夜仔細告訴我一九五七年他被劃為右派的經過。他其實並不是餘裕一那種真正的右派。但他單位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要完成向黨提意見的任務。領導親自動員他向黨提意見，他挖空心思，提了幾點：一、單位黨支部書記總是自稱代表黨組織，有人有與他不同的意見，就說是不服從党的領導，這是不是霸道作風；二、希特勒當年也提倡國家社會主義，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與他們國家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同。反右運動一開始，每個單位都要完成打右派的指標，當然他也就成了右派。文化革命時，有人發現他開會時在報紙上劃劃寫寫，會後此人檢查了這張報紙，他寫的是“反動”二字，而背後正好有張毛主席像。於是他成為“攻擊毛主席為反動”的反革命分子，加上他有被劃為右派的“前科”，他在一九六九年被判處七年徒刑。我以前從沒聽老何講起他的罪名，這次才知道他實際上沒犯任何事而真正被冤枉的。

一天下午，趙晉湘象只高興的小鳥一樣蹦到我面前，她告訴我借到了一套英語九百句教材和唱片，要我去她辦公室聽。我進了她的辦公室後，只有我和她，她臉上透著青春的紅暈，有一種誘人的青春氣息和笑靨。

我們聽完一張唱片後，趙晉湘說可以將英語九百句教材借給我。臨走時她問我：“你怎麼老是跟何敏和在一起呢？你應該與他保持距離，他們老右派與你們文化大革命中坐牢的不一樣呀！”

我心裏大吃一驚。離開她的辦公室後，她這兩句話總是離不開我的腦際。它們傳遞了太多的信息。第一，她對我們犯人的背景知道得相當清楚，可能她對我們的檔案比我們自己還知道得多。表面上對老何相當客氣，但她對他從心底是歧視的。想到她對我的友善，可能也是表面的客氣，她心底裏也可能與我這樣的“反革命”劃清界線，我心裏頓時感到沮喪。我不得不承認，我悄悄愛上了她，我希望看見她，與她在一起，但卻深深地害怕她對我的歧視。我從坐牢以來，從沒有這種對歧視的恐懼，我知道這是那種可怕的“愛”帶來的。但我回頭一想，一個犯人，怎麼這麼不自量，怎麼可能去愛那壓迫你的人的女兒，愛那歧視你的人們。我尤其不能接受趙晉湘當著我的面歧視老何。我極瞭解這些“老右派”，我愛他們。可悲的是，正因為他的文化高於我，我的文化高於趙晉湘，而我們的社會地位卻按相反的方向排列，趙晉湘的地位高於我，而我這個所謂文化革命中坐牢的“新反革命”比“老右派”又有稍高的“地位”。我心裏罵趙晉湘一句“政治白癡”用這種對她的輕蔑安撫我剛才被愛和對歧視的恐懼弄亂了的心。終於我“真正”相信，我其實根本沒有愛過她！當然，我更不可能忘了她，我更注意她的身影和聲音。但是我更經常地與老何在一塊，與他一塊散步，討論政治和數學，我也顯得更高興和他在一塊，讓她去捉摸我們的奇怪的想法吧，讓她去理解我為什麼歧視政治歧視吧！

另一件事也使我被這次交談刺傷的心得到平衡。三大隊的犯人朋友兩年前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元在建新農場機修廠服務的犯人劉成宇。他文革時是新華印刷廠的造反派，文化革命時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他開的車壓死了三個人。他為此被判刑十年。由于他的判刑完全是因事故，既與政治無關又與故意犯罪無關，所以他被安排在建新農場的機修廠負責管理工廠。他是個非常聰明的經理人才，在他管理下，這個工廠一兩年內就發展到既修理製造農業機械，也修理汽車。岳陽的汽車修理廠也無法與它競爭，人們都愛到這個廠來修車。劉成宇也是個長得很帥的小夥子，高高的個子，高高的鼻子，一對聰明機靈的眼睛，講話聲音低沉深厚，是那種特別能打動女人的聲音。他處世精明，但處人卻放蕩不羈，非常隨便。

一天夜裏，我還在自己房裏改學生的作業，突然走進來一個女孩子(我的門總是開著，因為經常有補習班的學生來問題目)，她問我：“你叫楊曦光吧？”我抬頭一看，感覺眼前一亮，象看見了仙女一般。這是位有著使人震驚的美貌的女孩子，大概只有十八九歲的年紀。她見我點頭後，就在我的床上坐下來，告訴我：“我是劉成宇的女朋友，小劉被他們關到小號子裏去了，他托人帶信出來，要我來找你幫忙。”我忙問發生了什麼事？這位自稱為建妹子的女孩匆匆向我敍說了她和劉宇成的故事。

建妹子是一個刑滿後就業人員的女兒。她父親是國民黨的一個軍官，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勞改，刑滿後在機械廠就業。建妹子也在機械廠做臨時工，建妹子非常崇拜劉成宇，不但因為他人品出眾，而且因為他來自大城市長沙，而她是個連岳陽都很少有機會去的人。他們有過很多次約會，終於建妹子發現自己懷孕了。劉成宇經常要出去檢驗修好的車，以及到岳陽去買零配件。他每次出去總是穿著那種破爛得“開了花”的工作服，衣服上滿是油污，又黑又髒。他利用一次去岳陽的機會，開著車把建妹子送到岳陽的醫院流了產。但是回來後卻被人發現，於是以私自逃離勞改隊為由關到“小號子”裏去了。場部和機械廠都沒有小號子，劉成宇是被關在三大隊的小號子裏。幾天後，岳陽法院來人調查他與建妹子的關係，建妹子從來人的口氣，覺得小劉可能被起訴加刑。建妹子邊說，邊抽泣起來，看來她真在為自己的愛人擔憂。我問她：“你真喜歡她嗎？”她重重地點頭。“還沒變？”她邊點頭邊“嗯”一聲，好象怕我誤解了。我告訴她，“只要在調查時咬定是你自己要和劉成宇好，是你主動，就有可能使小劉加不了刑。”我這樣安慰她，但自己其實沒有一點信心。因為類似事情被判刑的多得是。我們中隊有個小夥子父親早死，從小隨母親長大。母親一直沒改嫁，守寡帶大這個孩子。孩子長到十六歲時，母親起了勾引兒子的心，夜裏一絲不掛睡在兒子身旁，終於母子有了多次“亂倫”。鄰居發現後報告公安局，兒子被逮捕，母親多次去公安局證明，“亂倫”完全是她主動，她的責任，但兒子還是被以“破壞社會道德風尚罪”判處七年徒刑。這是個在與性有關的法律問題上歧視男人、袒護婦女的社會，我其實根本不能肯定小劉會不會加刑，但我看著這位美麗的淚人，只能這樣鼓勵她試一試。

幾天後，我下課從學校回到場部，看到一群婦女圍著一個人在叫駡，走過去一看，被包圍者竟是建妹子。她的美麗黑髮被人扯散披在肩上。這群婦女看樣子是勞改幹部的太太們。她們大多是農村長得漂亮的婦女。有個婦女向地上吐口痰罵道：“臭不要臉的婊子，自己承認主動去勾引一個臭勞改，你知不知道這有多羞恥！”建妹子一點也不退縮，她輕聲但堅硬地回應：“不管你罵什麼都沒關係，只要劉成宇不認為我是臭婊子。”

我聽了這句話，兩眼一熱，眼淚忍不住流出來。我不忍看下去，馬上朝招待所走。迎面碰到趙晉湘。她的出現使我大吃一驚，我下意識地認為她一定是鄙視建妹子的，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原來是兩個敵對營壘的人，我們有絕然相反的感情。

一天后我才知道，由於建妹子堅稱她與劉成宇的性關係完全是她的責任，劉成宇昨天被放出來。沒有經驗的建妹子一聽到消息就去看他，但他兩早已被監視，兩人見面擁到一塊，就被趕來的勞改幹部抓住，劉成宇五花大綁又送進了小號子。這件事使我開始嘲笑自己對趙晉湘有過的“愛”。我終於肯定，其實我並沒有真正愛過這個在與我敵對陣營中的人。

但是現實卻無情地嘲弄了我。我刑滿離開勞改隊後，卻又發覺，我其實忘不了她，我們又開始了熱烈的通訊，那種“象”情人一樣的通訊。我在信上告訴她我愛她，她在信上也告訴我她從一開始就無意中留意與我有關的每個消息。是的，我敏感到她對我的好感並不是我的過敏感，她承認她愛我，為我有幾夜無法入睡。可是她卻引用“流浪者”的故事(那時正是重放一九五零年代出產的電影“流浪者”的時侯)，她說“我沒有勇氣做麗達，你知道勞改農場的人會怎樣看待與勞改犯戀愛的人。”我們一直通信了一兩年，她是文革的受惠者，她在信中總是抱怨不理解人們對毛澤東的批評，她不喜歡北京的民主牆運動，不理解為右派平反。而我卻用很多頁信紙解釋為什麼右派和右傾的觀點是對的，而毛澤東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的觀點卻是錯的。我每次寫完這種信就害怕，如果我告訴她我至今認為造反派反迫害的觀點是對的，在支持造反派這一觀點上我喜歡毛澤東而不喜歡鄧小平，那她會把我又看成“反革命”嗎？她與我的政治距離太大，她是我第一個不知不覺真正愛上的人，也是政治上與我完全敵對的人，我珍藏著她的信，將之視為這種敵人之間愛情的美感的記錄。後來，我很高興地收到她一封信，她居然跑到何敏和家去看他了。他那時已被摘掉了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恢復了名譽，重新當上了工程師(當然也離開了建新農場)。我心中暗暗祝願，但願趙晉湘心地裏再沒有對老何的歧視。她後來又來過信，說她到長沙找過我，但我那時已離開長沙，父親也搬了家，她十分惋惜沒有見到我。

自離開勞改隊我再未見過她。記得離開農場的那天，接我的妹妹和我一塊在場部汽車站等公共汽車，趙晉湘像是偶然地經過車站，用目光向我打招呼。但當有幹部走過來時，馬上又有意識避開去，那是我倆最後一次見面。

令人傷心的是，建妹子與劉成宇的愛情比我和趙晉湘的故事要糟糕得多。劉成宇滿刑出獄後回了長沙。他後來沒有被加刑，大概是因為法律制度比以前健全了的緣故。建妹子的父親是刑滿強迫就業的人，只有農村戶口，沒有資格移居城市。建妹子也沒有資格移居城市。這種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的身份差別不但一代人內不能逾越，而且子女身份跟隨母親，下一代人也不能逾越。而沒有城市戶口的人永遠得不到糧食、棉花及其他基本物資的配給，在這種等級身份制的壓力下，劉成宇終於拋棄了建妹子，而與另一位長沙姑娘結了婚。我聽到這個消息時，眼前顯現出建妹子那夜坐在我床上哭泣的淚眼，以及她倔強地對那些侮辱她的婦女們說“不管你罵什麼都沒關係，只要劉成宇不認為我是臭婊子”的神態。

想不到這樣一位美麗的讓眾多男子害相思病的人卻沒有得到她為之奮鬥的愛，不是因為政治的衝突，而是因為那個可怕的城市、農村戶口制度。


17王師傅和盧師弟

——《牛鬼蛇神錄》第二十四章

楊小凱

王金國和楊自力是基建組的兩位主要泥工師傅。楊自力是是四級泥工有豐富的獨立施工經驗。王金國是二級泥工，工作起來沒有楊自力敏捷麻利，也沒有楊自力那麼多獨立施工的經驗。泥工共有八級，由於自一九六四年突出政治運動以來，評級提級就停止了，所以他們的級別還是上十年前的級別。

我一九七二年到基建組後跟王金國學徒。楊自力有個叫盧國安的徒弟，我們互稱師兄弟。王金國個子不高，樣子長得很帥，但是左眼卻自幼就瞎了。所以犯人們有時稱他獨眼龍。王師傅為人非常隨便，大概是因為年輕，不到三十歲的年紀，習慣脾氣象那種不囉嗦、不斤斤計較、辦事乾脆的青年哥哥。他講話做事不緊不慢，十分沉著老練的樣子。

王師傅文革時是湘江風雷紅旗戰團的司令。這個戰團的戰員都是建築工人。一九六八年軍管當局宣佈解散所有非官方的政治組織，湘江風雷紅旗戰團拒不服從，與軍管當局發生衝突，他這個司令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十五年徒刑。楊自力那時是紅旗戰團下面一個支隊長，因為在那場衝突中與軍管會的代表互相拳打腳踢，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十年徒刑。王師傅和楊師傅都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他們自認為是與“真正的反革命”和“右派分子”不同的犯人，因此他們與其他因組織反共組織的反革命犯人及右派分子保持距離。他們向我詳細介紹他們的案情，是因為他們把我視作與他們類似的造反派，也認為我與“真正的反革命”不同。王師傅還幾次提醒我，不要與那些老右派和“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關係太密。我不喜歡王師傅和楊師傅這種歧視其他政治犯的態度，但他們是我的師傅，我也從不當面反駁他們的勸導。我自己理解他們這種態度可能並不僅僅是一種犬儒主義的態度，而可能是種下意識的政治策略，用這種方法否認對他們判決的合法性，而儘量把自己的地位打扮成與官方意識形態相容，具有一定的正統性。

我覺得改變他們這種態度的唯一辦法是讓他們懂得更多政治歷史。我當時正在看世界通史，我試著把英國大革命前後及法國大革命前後的歷史講給王師傅聽。他讀過初中，應該比楊師傅能接受新知識。楊師傅是個只有小學文化的人，而且對人宣稱他是文盲，從不看書寫字。王師傅對英國大革命後復辟時期輝格黨和圓顱黨互相迫害，政治反反復複的故事十分有興趣。他聽我讀這一段歷史給他聽時羡慕地說：“英國復辟時期後還有光榮革命，被迫害的造反派還有機會與保守派形成合法的黨，互相鬥爭，中國可不會有這種事，他們保守派現在是把我們徹底鎮壓下去了，我們再沒有機會翻身了！再也硬不起來了！”我反問他：“中國的造反派怎麼不可能有輝格党當年那樣的機會呢？政治是人與人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變了，局面就會變，今天的敵人會成為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也可能是明天的敵人。”王師傅直搖頭：“中國與外國不一樣，共產党厲害呀！”我總覺得他對政治歷史瞭解太少，才會對自己的短視深信不疑。“假設明天有人給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你會怎麼樣反應呢？”王師傅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早就看穿了，共產党就是耍我們造反派的猴把戲，不管他再搞什麼平反或其他討好我們的把戲，我再也不會上當了。只要他把我從牢裏放掉，不管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我都會上山當和尚去，與世隔絕，再不問政治。”

我理解王師傅當初造反時的心情。記得毛澤東公開支援第一個非官方的學生組織時，長沙的學生也組織起他們自己的組織到長沙市委去示威，他們的標語是“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組)”他們反對共產党對學生的控制，要求市委允許非官方學生組織註冊。那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共產党組織還嚴密控制著整個社會，我懷著同情而無望的心情看著這些大學生造反，我不相信他們會成功。長沙市委馬上把共產党員、團員和積極分子們組成了“工人赤衛隊”和“紅色政權保衛軍”，趕到市委門口，把示威的學生包圍起來，批鬥和毆打學生。我當時親眼看到了那場衝突，心裏充滿著不滿和恐懼(我那時已被省委派到學校的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很多學生被保守派工人打傷。直到傍晚時分，去市委的大街上突然出現了一支龐大的遊行示威隊伍。這支隊伍由工人組成，無聲無息。工人抬著橫幅和標語上寫著“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造反行動！”“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打倒三相信！”“罷孔安民(市委書記)的官！”“改組市委！”那時，大多數市民都對市委組織保守派鎮壓學生的行動敢怒不敢言，看到工人自發組織起來，遊行支援學生造反，好多人都熱淚盈眶。沒有人會想到毛澤東不久就命令《人民日報》公開支持造反的工人和學生，打擊支持保守派的各級共產党組織。以後造反和保守派之間的沖突又有過很多次反復，保守派占上風時總是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而造反派的最大政治要求往往是為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

我希望從王金國那裏瞭解這些工人造反的經濟和社會原因。夜裏睡覺前，我們總是喜歡躺在床上聊天。從這些聊天，我得知，王師傅和楊師傅的建築公司一九六四年成立了政治處，這是毛澤東為了限制劉少奇的權力而玩的一個鬼。很多軍隊幹部被調到地方負責掌管政治處。政治處設立後要求建築工人每週組織政治學習，並下令取消計件工資，取消獎金，工人們的收入因此突然減少了三分之一至一半。生產率也下降。建築公司的工人恨死了這些政治處的幹部，一九六六年底，他們成立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紅旗戰團後，第一個攻擊目標就是這些政治處幹部。他們把政治處幹部“揪”出來批鬥，把他們抓去遊街。

王師傅向我保證永遠再不介入政治後的三個月，中國政局發生了急劇變化。報紙上出現了“批林(彪)批孔(夫子)”的口號，長沙的造反派領袖人物的文章又出現在《湖南日報》上。那幾夜我難以入眠，文化大革命前後發生的一幕幕又在我腦海裏浮現。這次我政治上已比文革時成熟得多，我知道毛澤東在秩序恢復過程中在黨內再度陷入孤立，又要打造反派這張牌來反對他的保守政敵——周恩來了。我不再對造反有盲目的激情，也知道造反的後果又會是秩序的崩潰和經濟的停滯，但我卻為被迫害的造反派有機會反對政治迫害而暗自高興。我知道這場衝突的後果會是災難性的，悲歎為什麼兩個敵對的派別不能在一種民主制度下共存和平等競爭。吃過晚飯後，我無心去何敏和那裏上課，我在走廊裏走來走去，腦海裏思潮翻滾。最後得出的結論竟是：兩派要最後能共存而形成多黨制的唯一途徑可能是兩派互相迫害同樣厲害，然後才能下決心禁止一切政治迫害！我左思右想，覺得我對政治的看法應該用文字的形式記下來，於是決心寫一個電影文學劇本。那時我的師弟盧國安正在向我學習一些基本的幾何和三角函數知識(他已經從我設計橋樑的經驗得知這些知識的用處)。我與他討論了這個計畫，他非常支持。他給我做了個小臺燈，於是我在監房熄燈睡覺後，用這個臺燈寫作。我給這個劇本取的名字是《同時代人》。這個劇本是關於一家人的故事，主人的叔叔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當時主人的父親也參加了迫害右派的活動，因為他認為黨是正確的。一九五九年，主人公的父親發現右派的觀點是對的，並批評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他又被劃為右傾。而主人公的母親當時認為她丈夫的觀點是錯誤的，支援黨組織對她丈夫的批判。到一九六二年她完全改變了自己的觀點，完全支持丈夫一九五九年的觀點，他丈夫也在劉少奇支持下平了反，恢復了名譽。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劇本的主人公還是個學生，他一點也不懂他叔叔、父母的觀點的意義，只是出於對學校當局迫害學生運動的反抗以及對保守派和當局迫害出身不好的人的不滿而參加造反的。他後來在一月革命中親眼看到人民如何痛恨共產党幹部的特權，如何把所有高幹的特權地位剝奪(讓所有高幹靠邊站)，終於接受了“極左派”的觀點，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特權階層，需要重新革命。而劇中主人的情人卻參加了保守派，不但為保守的經濟、文化政策辯護，而且為特權階級的利益而反對造反派，歧視和迫害他們。這個劇本通過主人公與他的情人之間的愛情悲劇想向人們說明保守派和造反派都有其理性和荒謬的一面，而他們之間的鬥爭無意義，有意義深遠。處於一種反叛心理，我在寫這個劇本時特別把劉少奇和彭德懷對毛澤東路線批評的積極意義刻意描寫，因為一九七三年底，一九七四年初，正是左派又開始抬頭，大肆批判“復舊”和右傾的時侯。劇中主人公文革前有寫日記的習慣，他在日記中記下了一九六四年學校裏的“革命化運動”、“突出政治運動”和“貫徹階級路線運動”中的感想。他在這些運動中開始認識到一九六二年他的很多想法都是“資產階級思想”。一九六二年他埋頭功課，專心學好數學、物理、化學，一心要考上全國最好的大學，這是“業務第一，智育第一，忽視無產階級政治”，“追求升學率”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媽媽也有讀兒子日記的習慣，她看了這些日記後，表示不能同意其中的觀點。媽媽與兒子討論了很多次，她用她一九五九年錯誤地批評她丈夫的經驗告誡兒子，提醒他一九六二年的很多所謂“右”的觀點是對的，而一九六四年很多“左”的觀點是經不起歷史考驗的。她為了說服兒子冷靜地獨立思考，勸導他說：“我一九五九年的經驗告訴我，對是非問題不要輕易下結論，多看多想，不輕易下結論總會有説明的。”

我的這個劇本寫完後，被犯人們傳閱，有的犯人把劇本完全抄下來。所以不久三大隊犯人中就有了三個這個電影劇本的手抄本。盧國安非常喜歡這個劇本，每次我寫完幾頁後，他就説明我把稿紙藏在屋頂的木板後面。

一九七四年的夏天，又是一個充滿動盪不安的春天，外面造反派的聲勢越來越大，路過建新農場的汽車上都貼滿了造反派的標語“打倒楊大易(湖南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報紙上登出很多造反派批判楊大易的文章。一篇文章說楊大易反對文化革命，極力主張復舊。楊大易在批判造反派，鼓勵恢復“走資派”名譽時說：“鳳是鳳，雞是雞，鳳凰脫毛不如雞，有朝一日毛複起，鳳還是鳳，雞還是雞！”這裏的鳳凰顯然是指共產党的老幹部，而雞卻是指文化革命中叱吒風雲的造反派。不少登在報上的造反派的文章集中批判楊大易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運動和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中把很多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政治迫害。這種政治氣氛對我這個劇本非常不利，因為劇中有很多保守派批評左派和毛澤東本人的內容。一旦這個劇本落到幹部手中，我完全可能被加刑。盧國安又説明我把幾個手抄本收集起來帶到監房外自由犯曾愛斌那裏藏起來。盧國安做完這件事不久，幹部們果然風聞到這個劇本，他們組織了一次大搜查，我們的行李和監房都被徹底搜查一遍，但是他們一無所獲。

不久楊師傅的妻子(也是個造反派)利用探親看望他的機會在三大隊住了一天。除他們在幹部監視下見了兩次面外，他妻子還通過自由犯曾愛武轉給楊師傅很多造反派的小報。一九七四年春夏，造反派又有了自己出版報紙的權利。那是一份名為“工聯”的報紙，大約每月出版四期，每期都刊登著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的消息。特別是很多造反派工人和學生趕到監獄門口去迎接剛平反的“戰友”。還有一些文章詳細描述了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運動中和一九七三年“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各地軍管當局和保守派迫害造反派的事實。我從這些報導才知道，一九七三年“清查五一六運動”中成千上萬的人被逼自殺，被活活打死。還有一篇文章是報道周恩來在一次中央會議上作檢討，承認一九七二年清查五一六運動打死和逼死這麼多人他要負責任。

我們看到這些報紙後不久，王師傅和楊師傅的原來單位(一個建築公司)就派人開著小汽車來接他們了，他們獲得徹底平反，無罪釋放。由於建新農場遠離長沙，沒有大隊的造反派來迎接他們。但那時的中國，小汽車是只有高級幹部才能坐的，“他們是被小汽車接走的”這個消息本身就使所有的犯人和幹部十分震驚了。這種事大概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

勞改幹部們再也不逼我們認罪伏法了，他們顯出迷惑的神色，不知道政治發生了什麼變化：這些反革命份子，居然帶著紅花，坐著這些下層幹部沒有機會坐的小汽車趾高氣揚地走了。那一段，犯人們感到輕鬆了許多，因為幹部們沒有太多精力和興趣找我們的麻煩。

王師傅根本沒有履行他對我的誓言，他一平反出去了，馬上就捲入了政治，他成了他的公司中批林批孔辦公室負責人，專門負責復查和平反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的案子。我為自己的預見的準確感到可悲：平反是種任何被迫害者無法抗拒的誘惑，毛澤東又把造反派捆在他的戰車上向比較理性的保守的經濟文化政策開刀了。可悲的是毛澤東的非理性卻是與平凡和反迫害的理性結合在一起的。盧國安雖然也為師傅的平反感到高興，但他更多的是不高興。他不高興的是這個運動一來，使他失去了更多的參加演出的機會。原來前一段時期，復舊的氣氛占上風時，關教導員在三大隊組織了一個文藝組。犯人中多的是藝術人才，有會各種樂器的人，有會唱、會編劇、會演戲的人，還有會玩雜技的人。盧國安的笛子吹得極好，還能打一手好鼓，曾愛斌會玩雜技，他們倆都是這個文藝組的成員。這個文藝組不但在三大隊給犯人演出，而且到其他大隊和場部去演出過。一九七三年中國人民已經有四、五年從未看過除樣板戲之外的演出，因此這個文藝組的節目很受犯人、幹部和周圍老百姓的歡迎。在場部演出的那天，很多農場周圍的老百姓都走十幾裏路來看。盧國安是個長得特別帥的男孩子，進牢門時才十五歲，那時也才二十多歲，皮膚白白的，圓圓的眼睛，深深的雙眼皮，笑時露出一排整整齊齊、細細密密的雪白的牙齒。每次演出，他化了妝後在臺上特別引女孩子們的注目。盧國安是個向女孩子“射媚眼”的“專家”。每次有女孩子從犯人們身邊走過(這是犯人極少碰到的事)，盧國安總是不知不覺之間向她猛射一通媚眼，等女孩子走遠了，他可以告訴我們她的面容的每個細部，她的每個細小的舉止。當然，他演出時，女孩子對他的注意，他一定都一一錄在他的眼睛裏，絕不會放過的。

那次場部演出後不久，盧國安突然病了，一般病人都要犯人李醫生開一個條子證明確有病才能在家裏休息。盧國安也沒有病假條，他就是躺在床上不出工。中隊的何指導員在監房裏查號子時，看到他躺在床上，厲聲問道：“盧國安，有沒有病假條？怎麼躺在床上不起來呀？”“報告何指導員，我沒有病假條，我就是病了，你拿三杆槍指著我，我也不能出工。”盧國安躺在床上翻了個身。何指導員把眼一瞪：“你又跟我來橫的呀！”他知道盧國安頂撞幹部是有名的，但他也知道盧國安勞動效率極高，所以何指導員嘴巴雖硬。但看得出還是喜歡盧國安。“何指導員你今天就是把我剁成肉餅，骨頭磨成粉，我也出不了工！”何指導員搬出一張凳子，慢慢點燃一隻煙，擺出一付慢慢與盧國安講理的架勢，似乎盧國安不出工，他就坐下來陪到底。盧國安這下反而慌了神，但嘴巴還在硬“你把我捆起來拖到田裏去，我不做事，你打天也沒有用！”何指導員最後終於讓了步，讓盧國安在家休息一天。何指導員剛出監房門，盧國安就找到李醫生，要在李醫生去場部醫院取藥時與他一塊去場部。自從這次病假後，盧國安每隔一兩個星期就要請一次病假。他是個從不生病的人，身體結實健壯，楊師傅有幾次早上最早起來開玩笑，掀開我們幾個年輕人的被子檢查誰的雞巴最硬最大，每次都是盧國安第一(早上男人憋著尿，陰莖常常是硬的)。兩個月後，一天夜裏，盧國安神秘地爬到我的床上，低聲說：“師兄，你師弟今天有困難，你一定幫個忙。”我忙問什麼事，盧國安從貼胸的裏衣口帶裏拿出一張小心地用布包著的紙，遞給我：“這是我一個女朋友的信，我得寫封回信，我實在是喝少了墨水，寫不出好情書，真是隔著玻璃親嘴——潤不出味，你墨水喝得多，駝子作揖——起手不難，非得幫這個忙！”我不客氣道：“那你可得把你和她的故事一點不漏詳詳細細告訴我，我才寫得出你的真情實意呀！”盧國安不好意思地眨著眼睛，臉也紅了。但還是低聲告訴我這段故事。原來盧國安去場部演出後，場部醫院藥房的一個護士(自然是勞改幹部的女兒)被他那美妙的笛子演奏和令她神魂顛倒的面貌迷住了。盧國安歸三大隊後的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由李醫生轉來的信，信上說她被他那美妙的笛聲迷住了，她正在學習小提琴，希望跟他交個朋友。可想而知，盧國安被這封信刺激得興奮了幾夜，於是他就老是“生病”老是要到場部醫院“看病”，當然只有藥房的那位小姐才能治好他的病。盧國安也不能老生病，老去場部，那天他想他心上人兒想得急了，只好請我幫他寫情書。

這樣書信往來加“非法”的約會，終於被幹部發覺了這“反革命犯腐蝕勾引革命接班人的事件”。盧國安有幾天沒出工，被留在監房裏接受幹部的審問和調查。幹部能發現的物證只是盧國安手裏的那個女孩子的信，終於沒有給盧國安的任何懲罰。只是在大會上，盧國安被點名批判，被當成繼續腐蝕勾引革命接班人的反革命份子。盧國安和我非常感謝那位女孩子，如果她把由我執筆的那封情書交出去。那我們可就大倒楣了。少則帶銬反省，多則要坐小號子。

一九七五年底，勞改隊呈現一片升平景象，旅以上的國民黨官員(歷史反革命)都被釋放了，鄧小平當副總理推行比較右的政策，使人感到政府的理性正在恢復。社會上出版的可讀之書越來越多。我和盧國安商量，跑到建新農場外的廣仙洲新華書店去買些好書。盧國安自從坐牢以來有六七年沒有照過像了，他進牢時才十五歲，現在已經二十一、二歲了。所以他想去廣仙洲照相館照個像寄回去。於是我們與生產組長鐘師傅講好，我們用一個上午的時間到廣仙洲去，如果有幹部來了，就說我們去解手去了。鐘師傅是個“懂味”的反革命份子，與我們關係極好，基建組由他帶著單獨修造一座倉庫。沒有幹部跟著我們，幹部只是偶爾來看一看。這大概是因為我們都是快滿刑的人，幹部認為我們沒有逃跑的思想。廣仙洲是個比茅絲鋪大得多的小鎮，離建新農場場部有二十裏遠。有些犯人逃跑就是先跑到廣仙洲，再沒法從廣仙洲乘船逃離這個洞庭湖中狹長的島。我們都戴上帽子，遮住勞改犯特有的光頭，脫掉勞改棉衣、棉褲，剩下裏面早準備好的沒有勞改字的衣服，急急忙忙上了路。從農場走進小鎮，那種多年沒有看到的城鎮景象使我感觸很深。商店密集的街道，老百姓的穿著，甚至街道本身(要知道，我在建新農場六七年沒有看見過這種較寬敞的街道了)都使我感到城市文明與荒遠的農村的強烈對比。剛走進小鎮時，街上政府的有線廣播使我們記起即使這裏已不是勞改隊，但仍在政府的嚴密控制之下。喇叭裏正在廣播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我們感覺得到又一個政治動亂的時期來臨了。我們在新華書店匆匆挑選了一本《各國概論》(一本介紹世界各國政治、經濟、地理情況的書)，北大編輯的新版《世界通史》和幾本上海出的《譯叢》，又到照相館拍了兩人的合照，寫明家裏的地址，請他們寄到長沙盧國安家裏。我們得在吃中午飯前趕回勞改隊，於是馬上又一路小跑地朝建新農場走去。回到三大隊我們工作的地方，還沒出任何事，除了鐘師傅，沒有人知道我們跑出建新農場了。

在這次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盧國安沒有逃脫戴銬反省的懲罰。報上批判鄧小平的火藥味越來越濃。勞改農場每天夜裏政治學習時間，犯人都要表態、批判鄧小平。我和盧國安都拒絕發言，我總是坐在角落裏看我的書。有天，我和盧國安加班修一個水泥坪，回來遲了，監房門關了。我們跑到幹部的辦公室去要幹部開門。值班幹部半天不理睬我們。盧國安發火了，大聲喊起來：“這裏的人都死了呀！”那值班幹部忽的一下站起來，兇狠狠地說“你怕是要回應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為鄧小平翻案，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我們後來才知道，那天早晨中共的報紙和廣播把在天安門紀念周恩來逝世的群眾說成是“反革命暴徒”，抓了很多人)。盧國安本來就肚子餓得咕咕叫，哪里能接受這項“反革命示威”的帽子，他反應道：“以前說我們是帝修反(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鄧小平在臺上時，說我們是造反派一夥的，鄧小平下臺，又說我們是鄧小平的黑爪牙，林彪在臺上說我們是劉少奇的社會基礎，林彪垮臺了又說我們是林彪的別動隊，你們也太抬高我們的身份了，我有資格與鄧小平為伍，就不會在這裏餓著肚子求你們開牢門了。”那位幹部雖給我們開了門，但是第二天晚上，全大隊開會批判盧國安，宣佈他戴手銬反省，罪名是“與天安門反革命事件遙相呼應，為走資派鄧小平揚幡招魂，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那次大會前趁我們出工時，搜查了盧國安的床，發現他從報紙上摘抄了許多被批判的鄧小平的話，例如“白貓黑貓，抓著老鼠就是好貓。”“現在是積重難返”，“有些沒有本事的幹部，不要占著茅坑不拉屎！”等等。盧國安沒有上完小學，所以他一直在我幫助下學識字、寫字，這些抄錄的鄧小平的話一方面是他寫字的練習，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喜歡鄧小平那些右的觀點。當時大概稍有理性和良心的人都會覺得鄧小平這些觀點比江青、毛澤東的那些大話空話平實得多。而這些盧國安抄錄的“鄧小平語錄”卻成了他支持“右傾翻案風”、為鄧小平“揚幡招魂”的證據。盧國安戴銬反省的日子裏，我成了幫助他吃飯，解手的人。他的嗓子很好，最喜歡“伏爾加船夫曲”、“鴿子”。

盧國安一個星期後被取掉了銬子。不久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傳來，幹部中很多人都痛哭流涕，犯人們卻暗自高興。記得毛澤東死後的第二天，鐘師傅與盧國安一塊跑進我們號子，輕聲對我說：“告訴你一個‘特大喜訊’毛老頭死了！”號子裏的反革命犯們都喜形於色。接著不久四人幫垮臺的消息傳來，這次我們這些反革命在幹部們的講話中成了“四人幫的社會基礎”。盧國安聽劉大隊長作報告時氣得直咬牙，輕聲對我說：“昨天我們還是鄧小平的社會基礎，今天又變成了四人幫的社會基礎了，反正是他們欺負我們，壓迫我們永遠是對的。”

四人幫一垮臺，造反派又倒了楣，王師傅和楊師傅一派的大頭頭又被抓進了監獄，我們都在為王師傅和楊師傅祝福，希望他們不要再進行勞改隊。

盧國安刑期快滿時被無罪釋放了，他是因為在人們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時呼喊“毛主席萬臭無香”而以反革命罪判十年刑的。四人幫垮臺後，他的罪名終於不再成立。我後來在長沙見過他好多次，他成了一個技術高明能獨立施工的泥工師傅，修造了不少房屋。他後來有了個兒子，取名“近曦”，意思是鼓勵他兒子向我學習。


18王醫生
——《牛鬼蛇神錄》第二十五章

楊小凱

犯人醫生屬於勞改隊的特權階層。犯人醫生不但不要參加繁重的勞動，而且有特別的機會接近幹部及其家屬。三大隊的兩屆犯人醫生都是因為與幹部家屬發生性關系而被解職。幹部家屬經常請犯人醫生看病，因為犯人醫生的醫術比幹部醫生一般要高超。

一位姓樊的犯人醫生就是在看病的過程中與一位幹部的妻子有過多次性關係。這位婦女對他的丈夫不滿，大概是因為他不能滿足她的性要求。這對情人之間的關係被人發覺後，樊醫生被下放到我們所在的小組勞動。其他大隊的幹部妻子聽到這個桃色新聞後都跑到三大隊來看這位犯人醫生。

我們在棉花地中耕鋤草時，不時有漂亮的官太太跑過來。他們中有人遠遠地指著樊醫生“就是那個，就是那個。”從她們的神態，我們知道這都是來看官太太的“野男人”的。她們的眼神和口氣好象是說，“這就是那個能勾引上漂亮的幹部太太的樊醫生。”

這對盧國安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大飽眼福，把那些官太太們看了個夠，向她們大射了一通眉眼。勞改農場的幹部由於處在幹部階層的最底層，很難找到城裏的漂亮女子做太太。但是由於他們是吃“國家糧”的，不是農村戶口，有各種國家配給的基本工資，所以農村沒有城市戶口的女孩子都願意嫁給他們。因此他們往往挑選最漂亮的農村女孩子做妻子。我們三大隊兩位大隊長，兩位中隊長的太太都是絕色女子。但犯人中卻流傳著各種這些漂亮妻子不喜歡她們的丈夫的故事。

犯人醫生最大的特權是給犯人開病假條，有了病假條，犯人就可以不工作，在家休息。如果犯人醫生證明某犯人有嚴重的疾病，這個犯人還能被安排做輕鬆的工作。所以很多犯人想盡辦法對犯人醫生行賄，把自己家裏送來的食物或從地裏偷來的農副產品送給犯人醫生，換取病假條。樊醫生之後的周醫生利用開病假條的特權從犯人那裏得到很多賄賂。他最後也因為接受過多的賄賂及與一位幹部的妻子發生性關係而被解職。接替他的是我們都稱為小王的一位新犯人。他大約只有二十歲出頭，圓圓的臉，有時穿件褪色的舊軍裝，使人知道他過去是位軍醫。小王“升官”之前和我們同一個組勞動，經常做我或盧國安的副工。

夜裏睡覺前，我們最喜歡聽他講故事。他年紀不大，卻有關於女人的極豐富的經驗。這對我們這類“從不知道女人的陰道是豎的還是橫的”人來說，實在是最刺激的消遣之一。他有很多關於女人的膚色、臉形與陰道特點的關係的“理論”，都是來自他自己的經驗。但我和盧國安都理解他這種過度的放蕩是有原因的。

監房裏十點鐘就熄了燈，電燈是由武裝看守用一個總開關控制的。熄燈後，我們經常還要聊一陣才能睡覺，特別是在勞動不太累的農閒時期。小王來我們組後的那幾天夜裏，我和盧國安總是在聽他低聲地給我們講故事。

“我三歲時，爹爹媽媽就指腹為婚為我訂了婚。對象是還沒生下來的大隊党支書的孩子。大人們說好，生下來如果是女孩，她就是我的妻子。”小王講一口湖南口音很重的長沙話。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一九四九年以後還有指腹為婚的事情，有點不相信。“這樣包辦不是違反婚姻法嗎？”我打斷他道。“我們那深山老林中，根本沒有人管婚姻法不婚姻法，很多人結婚從來不去辦結婚證。”小王繼續他的故事。

“但是我還不到十六歲，未來的嶽老子就仗著他的權勢，給我和他的女兒辦了結婚證。大概是我的樣子還不錯，他怕事久多變，走了這鍋湯。”小王的確是那種長得帥的男人，個子雖不十分高，但臉上那對大大的眼睛有一對細細的雙眼皮，小小的鼻子，眉毛又粗又黑，高高的顴骨與瘦削的下巴對襯，給人男子氣十足的印象。盧國安打斷他道：“快告訴我們她長得怎麼樣？”

“你看了她連早飯都會嘔出來，現在想起來，我情願自殺都不願娶她。但是我那時不敢違抗父母之命，可憐我一個從未去過縣城的鄉下孩子，每個月都要遵從父命去她家看望，向未來的丈人和丈母娘問候。按照當地的習俗，我十七歲時，那醜婆娘應該正式過門，我一想起和她睡在一起就不高興。我終於發現一個機會，躲掉婚禮。那年我假報年齡參了軍，臨離開家鄉時，我答應三年服役期滿回家後，再完婚。

“我真是走狗屎運，一到部隊就被分到軍醫學院學醫。兩年學業快完成後，我們這個班的學生被分派到農村的不同地區去實習。我和同班一位被人稱為小李的同學分派在同一個醫務所。我每天一想起復員後要與那個女人生活一輩子，頭就發麻，我那時還沒有下決心違抗父命，卻又不甘心這樣安排。想來想去，不如趁結婚前與女孩子玩一玩。

“醫務所是一間不大的房間，一張蘆席把這個房間分成兩半，前一半是辦公室加我的睡房，後一半是藥房加我那位女同學的臥房。有天夜裏，天氣很冷，外面北風呼號，我們很早就各自睡了。我翻來複去睡不著，就輕輕叫小李：‘小李，好冷呀，你冷不冷？’

“‘嗯。’過了一會，我又叫：‘這實在冷得不能睡，我們把被子合起來，可能會好得多！’

“‘你壞！’她回答道。

“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摟起被子推開蘆席上的小門就往小李的床上爬。小李叫起來，‘走開，還不走開，我就會大叫了！’

“我央求她，‘別叫，別叫，我不會做壞事，我們各睡各的被子，我不碰你，我們倆一起就會暖和得多了！’

“她不做聲了。我擠到她床上，各蓋各的被子睡了十分鐘，我又開始翻來複去，咕咕噥噥‘還是冷！’小李輕聲罵‘你又要使壞！”

“‘幹嘛不把被子合起來呢？我保證不碰你！’她一個勁地罵‘你壞，你壞！’我也不管她咒駡，直往她被子裏鑽，她沒有任何反抗行動。我當然不可能遵守‘不碰她’的諾言，第二天我兩已經如膠似漆，不能分離了。

“小李經常大白天忍不住和我親昵起來，有兩次被來看病的老鄉撞見，他們都以為我們是一對夫妻，也沒有人來打攪我們的好事。不久軍醫學校的領導下來檢查學生的實習情況，向當地人問路，當地人都說‘啊，那小倆口呀，他們住在共產党。’我們同居的事就這樣吹了泡。我們馬上被調回部隊，學校裏開了批鬥大會，把我們兩批鬥了一通，批鬥會後我就被開除軍籍復員回到老家。”

小王的故事一夜講不完，第二夜繼續給我和盧國安講他回鄉後的風流豔史。

“我回鄉後被分配到公社衛生院當醫生，雖然是偏遠鄉村，但這卻比農業活好得多。我在外面見了兩年世面，又嘗了與女孩子玩的味道，膽子越來越大。我暗暗對自己說，殺了我，也不與那女子結婚。我父母一塊來衛生院幾次，有次兩位老人給我下跪，求我不要毀婚約。我爸爸老淚縱橫地說：‘人家女方的父親有權有勢，如果你真的毀婚約，他會把我們家的成分從下中農改為富農。親家已經多次告訴我，我們家土改時就是夠劃富農的，是他一手遮天，給我們劃了個下中農。最近他聽到風聲，知道你有意毀婚約，就又向我提起這事，意思是如果你真的毀約，他也不會客氣的。’我聽了只好讓步，但卻要父親告訴岳老子，我要再等兩年才能完婚。我也有我的理由，說是政府正提倡晚婚。

“從此後，我抓住一切機會找女朋友，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我們都相信他的話，他已經給我們介紹過他從這些經驗中總結出來的理論了。

“我坐牢前的最後一個女朋友是公社飲食店的一位女服務員，她是位性欲極強的人。一天夜裏我們已經搞了兩次名堂，她還不滿足。已是下半夜了，我勸她穿好衣服，以便趁天亮前沒人看見時離開我的辦公室加睡房。她就是不依，還要再來一次。我兩正在糾纏，房門突然響起來，有人在高叫：‘快開門，小王的嶽老子在這裏！’

“我大驚失色，馬上叫她穿上衣服，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門被撞開，我的岳父母和那未過門的妻子沖了進來，站在赤身裸體的我們面前。跟著進來的還有四五個荷槍實彈的民兵。我們第二天一早就被民兵押著在鄉里遊行，我頭上戴著高帽子，上面寫著‘反革命流氓’。我的女朋友戴的高帽子上寫著‘女流氓’。她被民兵強迫敲一面鑼，一邊敲，一面被迫叫喊‘我是有婦之夫王某某的野老婆’，‘鐺鐺！’

“我受了這羞辱，再不願完婚。不久就有人檢舉我有‘反革命言論’，加上我在軍隊和離開軍隊後的男女關係問題，我被以反革命加破壞軍婚罪判了七年刑。自然這一切都是有權有勢的岳父老子安排的，在宣判大會上，我才從判決書知道，我的家庭成分已從下中農變成了富農。我最大的罪是攻擊毛主席。鄉下人在一起談天時，常會嘲笑、挖苦毛家大爹，我有時也忍不住湊幾句熱鬧。這一般並不會有麻煩，但我得罪了有權有勢的幹部，這自然成了麻煩。”

我在勞改隊碰到過不少犯“破壞軍婚罪”的犯人，但他們的情人都是已與現役軍人訂婚或結婚的婦女，這種“罪”可判二至五年徒刑。但小李的情況卻完全不一樣，沒有人與他的未婚妻亂搞，而只是他這個復員軍人不願履行婚約。顯然，他過去的嶽老子玩弄了共產党的法律。

小王也給我們講過他在軍隊服役時的其他見聞。他是在四川省服役，在他的軍醫學校附近有一所全國重點監獄，人們都稱之為第一監獄。這所監獄專門關押重要的判重刑的政治犯。犯人們從事生產機床的勞動。小王告訴我們，一九七零年那裏的政治犯自製了一些槍枝，發動了一次暴動，暴動失敗後，所有參與的犯人都被處死。而有幾名判死刑的犯人被送到小王所在的軍醫學校當做解剖用的活標本。這幾個犯人是由軍醫學校殺死後，做解剖實驗用的。

小王在軍隊時親眼看見過一次死刑判決和執行。被處死者不是監獄的犯人，而是一位解放軍士兵。那時部隊裏正是突出政治、抓階級鬥爭非常時髦的時侯。有位連長選了他的一位喜歡頂撞幹部的調皮戰士做階級鬥爭的活靶子，經常點名批判他。他對連長積下了仇恨。一天夜裏，他取出他的槍，沖進連長的房裏，打死了連長，後來又打死二十個來追捕的軍人。他最後被打傷逮捕，不久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他的傷完全治好後才執行的死刑。執行死刑前全軍開了宣判大會，開會時，坦克排在會場外，殺氣騰騰，好象被判死刑的是一個師的敵人。這個士兵是被用步槍從他背後擊中腦部而死的，死後有人用手槍補火，查實他確已死亡。

小王當了醫生後，我們不再稱他為小王，而叫王醫生。他搬到醫務室去睡了。我們少了一個會講故事的夥伴。他倒講點交情，在我們的要求下，也會給我們幾張病假條。小王比前兩任犯人醫生要收斂得多。他接受賄賂不象前兩任那麼放肆，有時也假裝正經地去地裏幹一兩個小時活，所以一直沒有聽到他出過什麼大事。但時間久了，他的特權地位越來越明顯，他越來越自然地接受犯人們對他的“尊敬”和給他的賄賂。

我最後一次聽他講故事是在他送我去農場場部醫院化驗血吸蟲的路上。那天只有我倆同行，路上王醫生找個話題解悶，他問我，“你看沒有看過報上關於鐵道兵‘開路英雄’戰勝嚴重塌方的事？”我想了半天，記起幾個月前報上有過一條轟動一時的新聞，於是反問他，“是不是有位民兵營長和二十多個鐵姑娘被困在塌方的隧道裏？”

“對呀，報導說這些人在死亡的威脅面前，學習毛主席語錄，終於以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的精神堅持到人們救出他們。”他神秘地對我一笑，“其實這是牛褲裏扯到馬褲裏，真故事與這報導根本不是一回事。”我連忙請他告訴我真相。

“發生塌方後，這個民兵營長正與二十來個‘鐵姑娘’在隧洞裏工作，”王醫生的長沙話十分動聽，語調像是個閱歷豐富的人，“他們被困在一個沒有塌下來的山洞裏。這位營長憑他的經驗估計，外面的人要挖到這個山洞至少要二十天，而他們身邊的食物只夠吃兩天多。大家聽到這個消息後，女孩子們都嗚嗚地哭起來。哭了一個多小時後，一位年長點的女孩子說，‘不要二十天我們的骨頭都打得鼓響了，我來到這個世上還沒結過婚，還沒嘗過結婚的味道就要死，我不甘心呀！’靜了很久，另一個年長的女孩子說，‘我們這裏有兩個男人，趁還有食物的時侯，讓他們兩輪流與我們搞，我們死也甘心呀！’馬上有人贊同。於是那位民兵營長和另一位男民兵開始輪流與這些女孩子搞名堂，只有兩位年紀最輕的女孩子拒絕參加，她倆蹲在一個角落裏，用手捂住臉咕咕噥噥‘我不參加你們，我不要亂搞！’”

我笑著打斷他：“我不相信有這種事。”王醫生生氣的樣子，連忙說，“鬼才騙你，我是聽參加調查這件事的人親口說的。”

“那後來怎麼他們都成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英雄啦？”我再問道。

“你不要著急嘛。一個星期後，外面的人把隧道挖通了，把這些餓得氣息奄奄的人救了出來。那位元營長開始帶頭扯謊，接著報社記者也來了，把他的謊言越吹越大，於是報紙上發表了頭版頭條的長篇報導，說他們在被困時天天學習毛主席語錄，用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的精神與岩石作鬥爭。民兵營長和三位女民兵的代表還到北京去參加了鐵道兵總部頒發嘉獎令和獎品的大會。”我記起了那張他們領獎的照片，鐵道兵總部首長正在授獎旗給那位民兵營長，他滿臉虔誠，沒有人會想到他是個如此走桃花運的傢伙。

“後來，那兩位沒有參加亂搞的女孩子看到報上的報導後，向領導告發了事實真相，人們才知道塌方後發生的那些事情。”場部醫院離三大隊有兩三裏路遠，經過場部學校和場部辦公樓，我們快看到醫院時，這個離奇的故事正好講完。

王醫生是那種不動聲色的色鬼，除了與我們這些好朋友外，他從不顯露他搞女人的本事。大多數人都相信他是那種正經人，所以直到我離開三大隊時，他仍是犯人醫生，從未聽到過有關他的桃色新聞。但是我相信，他在幹部家屬中一定有情人——他是那種“做扎實事”的“老實人”。

三大隊不少有性經驗的犯人都愛吹噓他們的經驗。有的向我吹噓他一夜能來四五次神，有的更是吹噓一夜幹過十七次。但王醫生總是提醒我，吹得最厲害的可能是最不行的，真厲害的就不會吹。

三大隊也有真厲害但從不吹的。有天半夜，我們突然被鬧哄哄的聲音吵起，我爬起來後看到天快亮的院子裏有很多犯人，他們都在朝崗哨樓下的空坪走去，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跟著走過去。崗哨樓底下有兩個犯人背靠背捆在一起，我向周圍的人打聽，有人說“他們搞雞奸。”周圍的政治犯對這兩個據說是在搞同性戀做愛時被發現的人表示非常鄙視的神情。有個人在罵“不是人，是畜生！”馬上有犯人附和“畜生！”“禽獸不如！”

中國的政治犯都是自認為道德高尚的人，他們對同性戀這類“有傷風化”的事往往表示出比當局更不能容忍。但是三大隊還是經常有這類事發生。記得政治犯與刑事犯分編分管以前，這類事更加多，因為刑事犯中有不少人就是因為同性戀而被判罪的。在當時的中國，男子同性戀被稱為雞奸，雞奸罪可判五至七年徒刑。但從我的觀察，不管是因同性戀被判刑的案例或是在勞改隊發生的同性戀事件，大多不是因為當事人對同性戀的愛好，而是因為異性戀愛受到限制。三大隊曾有兩個“敗壞社會風俗犯”，他們是因為與牛與。性交而被判刑的。這兩個人長得又醜又粗俗，樣子又蠢又笨，顯然是找不到性夥伴而找。、牛發洩的。與這些人相比，王醫生真是令人羡慕“走桃花運”的人了。但少數同性戀者可能的確有對同性戀的愛好，我曾聽到有人說“三個黃花女頂不上一個緊屁眼”，說這話的人顯然有對同性戀的愛好。

也有極少數捲入同性戀的人是因為某種宗教原因。我們組有個老犯人與年輕男孩廝混，去吃沒有結婚的男孩子的精子。他相信吃了一百個未婚男孩子的精子後，就可以長生不老。他是因為信這種宗教並實踐這種信仰而被判刑的。在勞改隊他還向人介紹他關於精液的知識，他自稱可以從精液的顏色看出男人的體質和氣質。


19“反革命組織犯”——《牛鬼蛇神錄》第二十六章

楊小凱

三大隊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政治犯是屬於被王師傅稱為真正的反革命的犯人。與王師傅所稱相反，這些犯人都是因主張以地下政黨活動方式發動新的革命推翻共產党而被判刑的。我認識的這類犯人有的屬於勞動黨，有的屬於民主黨，有的屬於反共救國軍。勞動党的意識形態是親蘇聯而反對中共的左的路線。我的勞改朋友中除了劉鳳祥、侯湘風、郭中柱等人與勞動黨有關外，還有位叫小馬的湘潭水泥廠的工人也是勞動黨的。從與他的交談我知道這個勞動党與劉鳳祥的那個沙龍毫無關係，似乎也與其他因勞動黨問題判刑的人無關係。一位叫張必成的因勞動黨被判刑的勞改朋友向我證實，他的勞動黨也與小馬的勞動黨無關係。但這些勞動黨卻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的頭頭大多是右派份子，他們相信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比毛式的社會主義好。

我的一些勞改朋友屬於不同的民主黨，看來這些民主黨之間也沒有什麼直接組織聯繫，但他們的意識形態卻是反對社會主義，主張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我認識的兩個民主黨的成員都是出身地主或國民黨官員家庭的青年學生，因為出身不好升不上大學，成為社會下層的工人或小職員。其中有位叫鄧祥生的，與我是很好的私人朋友。他是一個鄉下小鎮上商店的職員。我從未聽他講過對民主制度的理解，倒是聽他講過不少懷念劉少奇的政策，批評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的看法。

另一位民主黨的成員叫李輔仁，他與我交換過作品，很喜歡我的電影文學劇本“同時代人”。在與這些民主黨朋友交談中，我發現他們的思想深度都不如張九龍。李輔仁曾對我說：“我們需要的是一種使人信服的主義，才能號召人心。”看得出，他們的出發點是對當時加在他們頭上的政治迫害不滿，要反對當局，而意識形態對他們而言，只是一種革命的工具。

李輔仁的父親是國民黨軍官，他從小就是在歧視和迫害中長大，特別是文革中，他的父親和他自己總是在各次政治運動中被批鬥，被無緣無故地當眾羞辱。他們家養的。和其他私人財產在幾次政治運動中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沒收。可以理解，他自然會產生孤苦無告，樹党強訴的傾向。李輔仁告訴我，他父親之所以一九四九年沒有去臺灣是經過一番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作出的判斷。中國歷次改朝換代，對商人一般是不會動的。他父親說“哪個朝代都要商人，共產党朝代總不會迫害商人。”他一九四九年後棄政從商，希望在新朝代過個安穩日子。但他的估計完全錯了，共產党不但迫害商人，共了所有商人的產，而且對李輔仁父親這種有國民黨背景的人在每次運動中都施以殘酷迫害。他最後在文化革命初上吊自殺了。

三大隊大約有四分之一的政治犯是屬於“反革命集團案”。這種罪名與反革命組織的區別是：前者不是正式的政黨，而只是沙龍，而後者是正式的政黨組織。我認識一個岳陽鄉下的小學教員，他的家鄉一九五九年大躍進時，縣委強迫農民修一個名叫“青山”的水庫。在水庫工地上，幹部拿著木棍子，強迫人們在冬天脫光上衣挑土，為的是強使人們拼命勞動以保持身體溫暖。連婦女也被迫脫光上衣挑土。違抗的人就遭到毒打，有幾十人就是這樣被幹部用棍子活活打死。老百姓後來都稱青山水庫為“血山水庫”。這位小學教師對這種共產党的政策極為不滿，就與他的朋友經常在一塊批評、議論共產党的各種不受人歡迎的政策。他在文化革命中被以反革命糾合集團首犯罪名判處十五年徒刑。

另一位姓周叫裕德的“反革命集團”首犯是岳陽臨鄉一個礦山的工人。他自從一九五九年共產党的大躍進政策失敗後就開始與一些朋友定期聚會，批評共產党的政策。他們預計共產党朝代一定會有大的政治動亂髮生。文化革命後，他們認為自己的預見正確。但這個“集團”的多數人不相信共產党以外的力量可以推翻共產党，卻相信共產党上層的“陰謀份子”可以代表對現政權不滿的人的利益。這位周同犯在勞改隊表現非常馴服，很聽從幹部的命令。所以他被指定為一個小組的學習組長。有天我們倆工作休息時正巧在一塊，他笑眯眯地走過來與我聊天。周圍沒有別人，他問我：“曦光，你看現在政治形勢如何呀？共產党政權穩不穩呀？”周在犯人中頗得好感，很多“反革命份子”都知道他是“假積極”，對於“反革命組織犯”的一些反對共產党的言論從不向幹部彙報。所以我向他抒直己見：“如果沒有國與國的大規模戰爭——象二次世界大戰一樣——共產党朝代總是穩的，不管它內部有多少動亂共產党朝代象明朝，開國時是徹底的改朝換代，把舊社會有地位的人全部徹底搞臭搞垮，大部分關到牢裏以及殺掉。象一九五八年共產党搞了一個劃壞份子和極右份子的運動，把與國民黨有關係的人全部劃成壞份子、極右份子，判的判、管的管，這種徹底改朝換代的朝代總有二三百年的壽命，極難垮的，不是因為它政策開明，而是因為它對反對派鎮壓殘酷。”周一邊聽一邊點頭。但他插嘴一句：“不過象江青這樣的人會從裏邊造反的。我一九六九年就預計林彪會從裏邊造反，後來果然不錯。”他的話還沒完，幹部就在吹哨子。這意味著十五分鐘的工間休息已結束，我們又要開始勞動了。

一九七五年，三大隊的反革命犯們都在把中國發生大政治變化的希望寄託在毛澤東的死亡上。我不止一次聽到人們持有與賓蘭庭同樣的看法，對付毛澤東的最好辦法就是與他比壽命，象當年司馬懿對付諸葛亮一樣。我自己卻認為周恩來與毛澤東誰先死是毛死後中國政局的一個關鍵。如果毛澤東先死，則很可能會有一個類似赫魯曉夫改革的非毛時代，如果周恩來先死，則一切改革都不會採用非毛化的形式。後來事情的發展正好在這二者之間，雖然周恩來於一九七六年先於毛澤東死去，但半年後毛澤東也跟著死去。江青還沒來得及在毛澤東支持下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江青的“四人幫”垮臺的消息最早是由自由犯從場部貼出的大標語上得到證實的。三大隊的反革命犯們興高采烈，覺得應該是比較右的政策出現的時侯了。三大隊的幹部也顯得高興，他們把“四人幫”看成向當局挑戰的造反派的象徵，“四人幫”的垮臺意味著共產党正統派的勝利，當然也是共產党官僚機器中最保守的部分——公檢法的勝利。幹部們當天夜裏就敲鑼打鼓慶祝“四人幫”垮臺。何指導員告訴我們，五十年代的政策和很多做法都會恢復。只有一個反革命犯公開表示他的不快，他就是這位周裕德。他聽到江青倒臺的消息後就得了精神病拒絕出工，頂撞幹部，講話顛三倒四。他本來見人總是笑眯眯的，很少說話，對幹部絕對順從。我有天在家休病假，跑到他號子裏看他出了什麼問題。他見我走進來就起狠狠地叫道：“你們高興什麼，江青垮了，改變共產党的江山就是死路一條了。你們高興什麼！？”我連忙笑臉相迎，輕聲說：“老周你好好休息，養好病再想別的事。”“我沒有病，只有你們才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藥，死到臨頭還興高采烈。”我無法與他辯論只好匆匆離開。

三大隊還有幾十個人是因為支持臺灣的“反共救國軍”而被判刑的。象其他“反革命”組織一樣，這些人都是參加不同的“反共救國軍”，他們之間似乎沒有直接的聯繫。他們的共同點是通過接收臺灣的廣播，接受了臺灣的“反共救國”的意識形態。我認識幾個“反共救國軍”的人，其中幾個年輕的是文化革命後收聽臺灣廣播，自己組織的反共救國軍。另一些年紀三十歲左右的是一九六零年代初開始收聽臺灣的廣播，組織反共救國軍的。這些年紀較大的人中有一位是我的好朋友。他就是三大隊的木匠曾愛斌。象所有他這一類“反革命犯”一樣，曾愛斌對當局顯得非常馴服。但有政治經驗的人都知道這是中國歷史上失敗的政治野心家常用的韜晦之計。很多人開玩笑地叫他做曾司令，這個名字大概是那些知道他自命為反共救國軍司令的人叫出來的。

春節後春雨連綿的季節裏，犯人不出工時，很多人在講書或聽書，而曾愛斌卻喜歡講過苦日子的故事。我和黃啟龍都認為將來會有文藝重新復興的日子，而中國的赫魯雪夫否定文化革命也會以文藝的方式開路，就象蘇聯的赫魯雪夫以《日夫科夫》等文藝作品為反史達林開路一樣。我認為保持創作衝動，注意收集素材是種為未來變動作準備的重要工作。所以我和黃啟龍請曾愛斌講過很多過苦日子的故事，把它們當作素材記了下來。

曾愛斌的家是在湘鄉縣農村。他的村莊有位婦女主任，人非常厚道。一九五九年農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強制推行時，所有農民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強迫在公共食堂吃飯，不能自己做飯吃。饑荒開始時，公共食堂實行定量制度，人們按勞力強壯程度分成不同的等級，按等級把定量的米用竹筒打在飯缽中然後上水蒸成飯。這位婦女主任事事積極，總是回應共產党的號召。她有兩個孩子，正在長身體的年齡，每餐吃飯時，媽媽看到兒子饑餓的眼神總是心如刀絞。她每餐都把自己的飯分一些給孩子。那時人們每天要工作十來個小時，這位婦女主任漸漸身體不支，得了水腫病，全身浮腫。這種病完全是因饑餓引起，只要吃幾頓飽飯或幾斤黃豆就能治好。有天她實在餓得心口發慌，晚上偷偷去食堂，趁人不注意，偷了一缽飯。回家的路上她就把這缽飯狼吞虎嚥了。兩三天后她又偷了一次。如此偷了三次，在第四次時被食堂伙夫發現，當場抓住。第二天全大隊開批鬥大會，把她定為“壞份子”，那夜裏她回家後就跳進一口池塘自殺了。

曾愛斌村裏很多人後來都去逃荒了，有一對夫婦逃出去後，丈夫假稱是妻子哥哥，把妻子賣掉，換了三十斤米才維持了自己和一個孩子的生命。曾愛斌那時年紀太小，與父親留在家裏，沒有出去逃荒。每天夜裏，他們都出去到地裏找一切可以吃的東西。有次他們在地裏挖蘿蔔吃，被大隊幹部發現，曾愛斌的父親年紀大了跑不動被幹部抓住，打得遍體鱗傷，第二天天快亮才爬回家裏，兩天后就死去了。那以後曾愛斌只好逃離家鄉四處流浪。他什麼事都做過，跟馬戲班子做過幫工(所以他能演不少馬戲節目)，做過農忙季節的零工，最後學了木匠手藝。有天黃眼鏡、鄧祥生和我都在聽曾愛斌講過苦日子的故事，我打斷他問道：“事情怎麼會變得那麼遭呢？”鄧祥生插嘴道：“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都是極好的年成，風調雨順，根本不象政府說的有嚴重自然災害。但是公社幹部按照毛主席的命令強迫所有的強勞力都去煉鋼鐵，把所有農民的鐵鍋和其他鐵器都丟在柴火中燒，這種土法煉鋼把鄉村裏的樹木都燒光了，生產出來的只是一堆廢鐵。毛主席要求農民密植水稻，株行距只有一寸，結果收割時，所有穀子都是空殼。有的生產隊秋天收割時乾脆點火把禾都燒掉，還因收割的高效率得了表揚。”曾愛斌點頭說，各地都差不多，大好的年成，但收穫卻極差。幹部們把十幾畝田的禾扯起來放在一畝地裏，然後當眾收割，過秤，記錄是畝產幾千斤上萬斤。然後把誇大幾百倍的產量報上去，上面就把農業稅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虛報的產量加提高的農業稅，結果所有產品都交給政府還不夠，農民自然沒有一點糧食可吃。鄧祥生說，湖南從湘中到湘北，從湘東到湘西，每個村莊都有二十幾個青壯年餓死，從老人們口頭傳下來的曆史中，人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慘禍，抗日戰爭都不曾死過這麼多人。鄧祥生越講越激動。曾愛斌提醒他低聲點。鄧祥生又壓低聲音說：“我們村莊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至少有兩年，大多數婦女連月經都停了。老人們都說，這是共產党朝代氣數已盡了，婦女不來月經的事，沒有人聽說過。”我看著鄧祥生那激動的樣子，心想，他十五年徒刑一定是因為向人講類似的話而招致的。

我漸漸發覺，“反革命組織犯”和“反革命集團犯”都多少與一九五九年的大饑荒有關。但是奇怪的是這些地下反政府活動都是在文化革命中才被政府破獲。曾愛斌的木工房在監房大門外，是犯人收工等著進監房休息的好地方。有次我在那裏休息時，問正在做一張椅子的曾愛斌：“你也參加了文化革命嗎？”他沒有直接回答我，卻說：“我們文化革命前就相信中國會大亂，後來果然如此。”我又問：“你是什麼時侯被抓的？”“一九六九年。”我知道人們都不願詳談過去的失敗。但我猜得出，曾愛斌一定是文化革命亂的時侯，有過一些反政府的活動。等共產党重新控制住社會，發動清理階級隊伍(一九六八年)和“大打網”(一九六九年)運動時，這些地下反對黨活動自然就被政府發覺，正象張九龍和劉鳳祥的情況一樣。我想起張九龍關於文革有利於共產党政權穩固的判斷，心裏想文化革命使共產党破獲了很多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發展起來的地下政黨活動，的確使反對當局的政治勢力受了致命的打擊。

因為對“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不滿而進行地下反政府活動的另一股勢力叫做“一貫道”。我碰到幾個一貫道的成員。他們都是不大識字的鄉下農民，在勞改隊都十分馴服，對幹部恭敬順從。但背地裏卻有不少牢騷。一位姓林的同犯有次問我：“你知不知道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軍師劉伯溫呀？”我點點頭。“劉伯溫有本驚世之作：《燒餅歌》，你聽見過嗎？”我搖搖頭。他朝我耳邊湊一湊，輕聲說，“那可是洩露天機的微言大義呀！”我看他那神秘的樣子，很不以為然(我是不信任何宗教、神學的)，“什麼樣子的微言大義，你能給我兩個例子嗎？”“《燒餅歌》中有一句：‘二八胡人二八秋’，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不知道。”“鬍子和毛是一回事，胡人是指姓毛的人。毛澤東三個字共是二十八劃，所以二八胡人是指的毛澤東。二八秋意思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八年後社會就垮臺！你看劉伯溫六百多年前就給毛澤東算了命，毛澤東過不了一九七六年！”我心裏覺得好笑，“這真是太牽強附會了。”“你不相信呀，你可是要信呢！《燒餅歌》裏早就預見了共產党上臺後會死上千萬人，會把老百姓的房子都拆了，用土磚做肥料，會把老百姓的鍋灶都砸了去大煉鋼鐵，人人會餓得得一種從未見過的‘水腫病’，婦女會餓得不來月經！”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只是耐著性子聽他舉很多《燒餅歌》中預見共產党一九五九年會幹的壞事，但心裏一直也不相信劉伯溫能預見共產党朝代的事。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去時，我才突然想起這個《燒餅歌》，如果不把那句話解釋成共產党會在一九七六年垮臺而是解釋成毛澤東會在一九七六年失去權力，《燒餅歌》還真靈驗。兩三年後，我才知道，傳播和按照農民的經驗解釋《燒餅歌》就是農民的組織“一貫道”的主要活動方式。這位林“同犯”就是因為傳播解釋《燒餅歌》而被判七年徒刑的。

三大隊每個中隊有個犯人負責為所有犯人“剃頭”。那是用一把剃刀把所有頭髮刮得光光的。我們三中隊的“剃頭師傅”姓邱，五十多歲的樣子，看去很和藹。每次他給我剃頭時都要向我吹噓他解放前的生活。他說他解放前有兩個老婆，人們都稱他“邱老爺”。我忙問他，兩個老婆在一起不會打架嗎？他不以為然道：“她們才不打架呢，她們相處得很好。我對她們很公平，每次買衣服，每人一定是同樣質量的，我不偏心，她們自然不會吵架。”有次他告訴我解放前夕他是鄉下一個鄉長，剛解放時，他帶著共產党的土改隊抓了殺了很多“惡霸地主”。“可憐呀！”他傷心的樣子，“這些惡霸地主的兒子，兄弟都被斬盡殺絕呀！”不久，那些不是“惡霸”的鄉紳也成了鎮壓迫害的對象。很多過去是國民黨鄉長、鎮長的人都被殺了。“那時一個工作隊長就有權殺人，不要經過任何上級批准。”


他心有餘悸的樣子，“我幸好是較早被關到公安局了，要不然也被工作組殺了。我的兄弟、父親、兒子，全被殺了呀！”邱肯定是個歷史反革命了。有次他為我剃完頭後，他突然說要給我看相，要我坐著不動。他把我的雙手放在腿上，摸摸我的兩個耳垂，又要我站立起來，把手放下。把我擺弄了好久，他告訴我“你兩耳垂長而重，雙手下垂幾近膝，有福之相呀，有福之人呀。你知道劉伯溫的《燒餅歌》嗎？劉伯溫幾百年前就預見這個朝代二十八年後就會垮，連新朝代的軍師和皇帝都定好了。現在就是要照著劉伯溫的《燒餅歌》找軍師和皇帝。”我這才吃驚地發現，這個“歷史反革命”也相信“一貫道”，而且一貫道的另一個重要活動就是用看相的辦法尋找代替共產党朝代的新朝代的“天子”和軍師。我的印象中，信奉一貫道的“反革命犯”在三大隊占相當大的比重，因為我聽很多從農村來的政治犯在談論劉伯溫、《燒餅歌》，以及它們與一九五九年大饑荒和共產党朝代命運的關係。鄧祥生曾告訴我，文化革命開始時，鄉下的很多老人說那時的動亂很象清末民國初時的政治情況，很多老人因而預見，共產党朝代可能要完了，象元朝一樣壽命不會很長。這種觀點對我來說是如此陌生和令我驚異，因為這種對文革的看法與我們城裏人對文革的看法是如此不同。

我在監獄裏做了五六十本讀書筆記，還有一個電影文學劇本。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與官方意識形態不相容的東西。盧國安幫助我將這些材料藏在曾愛斌的木工房裏。我妹妹一九七六年來建新農場看望我時在三大隊住了一天。她離開三大隊時，曾愛斌冒著冬天的寒風和被幹部發現的危險(如果他被幹部發現做這種事，他和我都會被加刑)跑了四五裏路，在去岳陽的公路上追上了等汽車的我妹妹，把這些筆記和材料都轉給了她。妹妹後來告訴我她被曾愛斌那種忘我的獻身精神深深感動。曾愛斌在雪地裏跑得全身汗得透濕，一站住就冷得發抖。但他毫不在意，象傳遞聖經一樣，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給了我妹妹。這包材料中還有一封給我妹妹的信，信中估計毛澤東死後，一九五九年的問題，反右派的問題將來都會成為新上臺政治家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時用來號召人心的“政治王牌”。我滿刑時曾愛斌還沒有滿刑，他給我做了個精緻的木盒子留作紀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書，裏面可以裝筆記本。那個大盒子正面刻著一個英文詞Forward(前進)。


20侯湘風和郭中柱——《牛鬼蛇神錄》第二十七章

楊小凱

我記不得侯湘風是什麼時候到三大隊來的了，可能是政治犯與刑事犯分編分管時來的，也可能是那之後單獨從看守所押送來的。這種單獨押送來的犯人不引人注目，往往是犯人出工時進了監房，第二天早晨，隊伍中就多了一個犯人。

但侯湘風是鋒芒畢露的知識份子，大概在他來三大隊後不久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臉上輪廓分明、面善，是屬於那種可稱得上英俊的中國人。他看上去三十歲左右，行為舉止好象個剛出大學門沒有什麼社會經驗的人。我住的監房離他的監房只隔著兩個監房，勞動時也經常隔得不遠。只要是中耕水稻，中耕棉花等不大繁重的勞動，他總是一邊做事一邊與身旁的犯人高談闊論，從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到北極圈上的極光，從法國大革命時的羅伯斯比爾到中國春秋戰國時的大政治家管仲，古今中外，社會和科學，無所不談，而且多是些普通中國人不太熟悉的事。有時他也與其他犯人為某某知識的準確性發生爭論，但結果往往是別人承認他的看法是對的。犯人們譏笑地稱他為“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他對此譏笑也不大在乎。

他在我們中隊監房的走廊裏碰到過我很多次，他總是點頭打招呼，似乎早認識我。我那時已是有了點勞改經驗的人，在與他交流之前，就從其他犯人口中對他的案情作了側面的瞭解。有個犯人告訴我，侯湘風肯定是因政治組織問題坐牢的，因為幹部對他的態度十分惡劣，對他與其他人的接觸也非常注意。有經驗的犯人從這種態度的差別可以看出侯湘風的案子是類似張九龍那一類的案子。這類政治犯往往有結交朋友的本能傾向，而他與其他政治犯的朋友關係與建立一個政治組織的差別是很難區別的。一九七二年我從一個老政治犯口裏聽到一個可怕的故事，那是發生在文化革命開始後不久(一九六六年初)。有幾個因組織地下反對黨被判刑的犯人在勞改隊成了好朋友。他們原來的政治組織雖不同，但他們的觀點和意識形態卻非常接近，他們勞動時及當幹部不在監房時，經常在一塊交談。幹部從一些打小報告的犯人那裏得知這種親密的關係並且瞭解到談話的內容是與交換他們的政治觀點有關，所以開始懷疑這些政治犯在繼續發展他們的政治組織及政治關係。但是“關係”是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他們之間的關係及思想交流肯定是某種政治組織的基礎，即使沒有物證能被用來證明這種關係。而按中國一九五零年代初頒發的“懲罰反革命條例”，這種政治關係本身就可以被視為“犯罪”，如果政治思想交流涉及推翻共產党的內容，這“罪”可以判處死刑。所以對這類“政治犯罪”的處理是極為可怕的。當時處理這件事的勞改幹部是極有經驗的人，從他們破獲無數次勞改隊的政治組織經驗，他們知道政治犯被判刑後，由於無處申訴，有著強烈的“樹党強訴”的傾向。所以他們相當肯定這些人是在談論政治組織和反對共產党的事。但他們又沒有任何物證。所以他們把這幾個政治犯分隔開來，戴上腳鐐，逼迫他們承認他們之間的思想交流與反共政治活動有關。這些人沒有承認。當時正是紅衛兵出現後向全國發展的時候，紅衛兵也到建新農場來了，他們在幹部的指引下，毒打“不服從管教”的犯人。當紅衛兵聽說這幾個犯人在勞改隊還搞反共政治活動和“反革命串聯”，他們把這幾個人打得死去活來，用皮帶，用木棍，邊打邊逼他們承認他們企圖發展反共的政治組織。有一個人受不住毒打，終於承認了。不久這幾個犯人就被判處死刑，立即處死了。我聽了這個故事後，想起我與張九龍和劉鳳祥在看守所的思想交流，如果有一個有經驗的勞改幹部注意到我與張九龍和劉鳳祥的關係，那我不也會處於與這些被殺害者同樣的悲慘地位嗎？我不寒而慄。自從我聽到這個故事後，我對與其他政治犯的思想交流就比以前謹慎多了。不久我又從另一個犯人陳三才口中得知，侯湘風是與劉鳳祥一個案子的。我聽了一驚。我一直沒有放棄搞清劉鳳祥案情的企圖。於是我對侯湘風開始格外留意。

我又在走廊裏碰到了侯湘風，那是幹部還沒進監房的一個早晨，犯人們都在忙著打水洗臉、刷牙、吃早飯。這次我回應了侯湘風的點頭招呼。他看來對我的回應十分高興。他問道：“楊曦光，你好吧？”我點點頭。監房裏的官方安裝的高音喇叭裏正在播送官方廣播電臺批判林彪的文章。我問侯湘風，“你認識劉鳳祥？”他答道：“我和老劉是好朋友。”我又問：“老劉一九六九年認為毛澤東會象劉邦殺韓信一樣殺掉林彪，而現在官方卻在說林彪企圖謀殺毛澤東，你怎麼想？究竟是林先想殺毛，還是毛先想殺林？誰是最先主動者？”侯湘風毫不猶豫道：“當然是毛先想殺林，老劉的預測是對的，林彪只是不願坐等待斃，而企圖反守為攻。”我不敢與侯湘風交談，我知道很多雙“靠近政府的”眼睛在盯著侯湘風這種政治犯。但我憑直覺，侯湘風不是那種靠近政府的人，從與他交談，我相信，他仍保持著他的政治頭腦和政治人格。劉鳳祥慘遭不測，但他仍親切地稱他老劉，對他的觀點如此尊崇。

林彪事件後，報紙上曾經批判林彪的極左路線。那時周恩來非常活躍，在他的推動下，林彪事件以前就開始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在更廣泛和更深的範圍內向前發展。“五？一六”是毛澤東、林彪和江青一九六六年發動文革時于當年五月十六日發出的一個黨內通知的簡稱。文革中有一個北京造反派的小組以“五？一六”命名，其主要觀點是反對周恩來。但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中，“五？一六”成了文革中造反派的代名詞，所有在文革中造過反的人都成了“五？一六”。我因為文革中參加過激進的造反派，也成為清查“五？一六”運動的目標。不少人來建新農場找我調查文革中發生的與我有關的人和事。

有天一個來找我的“人保組”成員告訴我，“毛主席已下了指示，‘解放前最大的反革命是國民黨，解放後最大的反革命是五？一六’。凡是文革中衝擊黨和政府機關，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參加打砸搶，進行階級報復，組織反革命組織，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都是‘五？一六’”。從他的口中我得知很多比省無聯溫和和曾經批判過省無聯的造反派都在這個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受到迫害。那段時間，我經常在出工前被幹部告知留在監房裏等待外調。有次我被外調後，從辦公室回到監房裏，發現侯湘風也在監房裏，他沒有出工。我看看周圍沒有旁人，就問他：“你也有外調？”“是的，與文化革命造反的事情有關。”“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來十分積極，但發動者卻是老毛。”我把剛聽到的毛澤東關於“清查五？一六運動”的指示告訴侯湘風。侯湘風很注意地聽“毛澤東指示”，手裏拿著剛在看的一份《湖南日報》，若有所思的樣子。我說：“‘清查五？一六運動’這個名稱取得好微妙，‘五？一六通知’是老毛發動文革的第一個重要通知，現在這個運動反五？一六，說明老毛要迫害他過去支持過的人，按‘五？一六’的罪狀，所有造過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實際上是個並不著名的幾十個人的北京學生組織，大多數人都不瞭解，所以當權派可以按他們的喜好任意將他們不喜歡的人指稱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來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來討好周恩來。”侯湘風答道：“毛澤東文革時說造反派是革命派，現在又將造反派稱為‘五？一六’，說是最大的反革命，這真象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變前蔣介石支持共產党，那之後他又反共一樣。清查‘五？一六’運動是老毛從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轉變。”侯湘風又悄聲告訴我，最近很多造反派都被當“五？一六”抓起來了，有的人受到嚴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來。我問他怎麼得到這些消息的，他說是一位犯人的家屬來建新農場看望時帶來的消息。

不久我就從其他犯人家屬帶來的消息證實，清查‘五？一六’運動抓了很多造反派，但被抓的人大多關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很多人受到嚴刑拷打。

我證實這些消息後的一個多月，有天晚上，三大隊幹部全部進了監房，宣佈開全體犯人大會，有重要的事情，會上劉大隊長宣讀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這指示說“禁止打罵和虐待犯人，我支持犯人抗議法西斯式的虐待，請將這一指示直接傳達到每個犯人。”這種毛指示使所有犯人吃驚，因為毛澤東歷來站在壓迫犯人的勞改幹部一邊，從來沒有支持過犯人反虐待，更不用說將幹部的行為稱為“法西斯式的虐待了”。中共歷史上，大概沒有任何領導人講過如此同情犯人，指責勞改幹部的話。我注意著侯湘風的反應，看到他回頭在看我，露出一個會意的微笑，我在心裏想，這次大概是周恩來在清查‘五？一六’中迫害造反派太殘酷，引起民怨沸騰，毛澤東又利用這種不滿來打“民意牌”，用這種指示來表示他對被迫害者的支持，對周恩來的官僚體制的不滿了。毛澤東文革中在與劉少奇的鬥爭中就多次玩弄這種政治手腕。

我一邊想，一邊在聽。大會很快結束，劉大隊長除了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外，沒有任何解釋，看得出來，大概是上級強令儘快傳達到犯人，但他們自己卻不理解為什麼毛澤東“長犯人的志氣，滅幹部的威風。”他們臉上顯出種種疑惑不解但卻故作鎮靜的表情，再不象傳達其他上級指示那樣趾高氣揚、高聲粗氣。那天犯人大會的氣氛是如此奇怪，幹部和犯人的動作和表情都怪怪的，沒有幹部的大聲訓斥聲，散會時，犯人拿起他們的小凳子時響聲零落，有些犯人離開了坐處，有的還站在那裏，不知道這個會是否在沒有訓斥聲時就真的結束了。還有人還坐在那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樣子。不懂事的年輕人看去有點飄飄然，臉上似乎喜形於色。年老有經驗的人顯得比平時更謹慎。他們大概看出幹部的情緒有點不對頭。他們的判斷果然不錯，三中隊的楊管教突然吹響哨子，高聲命令三中隊的犯人集合。

集合後他厲聲道：“反革命份子侯湘風，你得意什麼？(大概楊管教看見他對別人微笑)你不要又錯誤地估計形勢，以為你的反革命本性可以求得一逞。豎起你的狗耳朵聽著，林彪這樣的大人物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都沒有得逞，你這樣的托派想興風作浪也是癡心妄想。”楊管教的話令我十分吃驚，雖然他將侯湘風與林彪比以及他給林彪戴的帽子使人感到牛頭不對馬嘴，但他將侯湘風稱為托(托洛斯基)派眼中閃起的仇恨使我發覺，侯湘風的確十分受幹部注意。托派是當時當局用來形容共產党內部的政敵以及意識形態與共產党接近的政敵。劉鳳祥、雷特超一九五七年前都是共產党內級別相當高的幹部，他們的意識形態中有支持蘇聯赫魯雪夫的傾向，這大概是他們被楊管教稱為托派的原因。楊管教大概非常注意侯湘風的檔案，否則他不會知道侯的“托派”背景。從楊管教咬牙切齒的語氣，我可以感覺當局對這些曾經與共產党有關的政敵特別仇恨。從楊管教的這次發作，我也看出他敏感到侯湘風對毛澤東指示背後的複雜比他懂得多，而他卻因為不瞭解上層的政治而感到困惑。這大概是他對侯湘風參加大會時那種與他人交流眼神時表現的自信嫉恨的原因之一。我想起老劉的話：“政治鬥爭就是‘棋高一著’。”看樣子侯湘風這類政治犯就是比壓迫他的楊管教“棋高一著”。要是老劉活到今天，又不知會想出多少政治“高著”。

這次楊管教訓斥侯湘風之後，我間接地從官方證實侯湘風是與劉鳳祥同一個案子的。懸在我心中關於劉鳳祥案子的種種疑問不斷在我腦子裏出現，特別在老劉被殺兩三年後，我想起“勞動黨”一案中只有劉鳳祥是與省無聯一塊被判刑。那是劉的第一次被判刑。為什麼會有這種區別呢？從我對老劉的瞭解，他一定是這一夥人中的領袖人物，為什麼他第一次被判刑時當局根本不知道他與“勞動黨”(如果它的確存在的話)有關呢(判決書中根本未提勞動黨的事，只有他與省無聯的關係)？為什麼當局那時把這個領袖人物放過了，而後來又在一打三反中判他死刑呢？我決心要找機會問問侯湘風。

一天傍晚，晚飯後政治學習前，我看到侯湘風在走廊裏坐在他的小凳子上拉胡琴，他拉的是“春江花月夜”，這曲子本來並不淒慘，但被他拉出來卻變成了一種淒惋動人的曲子。我在他身邊一個上面有蓋可作凳子的犯人的洗臉桶上坐下來，靜靜地聽他的演奏。我低聲問他：“和老劉一塊被判刑的有幾個人？”“四個，雷特超，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前是省公安廳的一個中級幹部，另外兩個是一九五七年的學生右派。他們在新生開關廠勞教時是好朋友。”侯湘風在認真拉他的“春江花月夜”，目光似乎在凝視著前方什麼地方，一邊低聲回答我的問題。“你是什麼時候被判的呢？”我回頭看看侯湘風背後的窗子，確定走廊邊的監房裏上下兩層床上靠窗子都沒有犯人。沒有其他人能聽見我們的對話。“我被判過兩次刑，第一次是老劉被殺後不久，我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但宣判那天卻又突然被宣佈取消宣判大會，我又在六棟裏被關了兩年，然後被判十五年到這裏來了。”我想起了在六棟裏時聽見高音喇叭宣佈開宣判大會，後來又宣佈取消那個宣判大會的事。“你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呀！”我想開個玩笑，使氣氛輕鬆點，但我們都笑不起來。“老劉被從建新農場轉到六棟裏馬上被上了腳鐐，他拼命敲門、撞門，大叫冤枉，當然沒有人理他。”侯湘風眼裏流露出一絲深深的淒切，他的“春江花月夜”也顯得更加如訴如泣。我一邊聽，耳邊響起了一九七零年六棟裏的叮噹作響的腳鐐聲——那個“紅色”恐怖多麼令人心寒。“什麼地方出的須須呢？(黑話：事情怎麼敗露的呢？)”我問。“你知道張家政嗎？”他不回答卻反問我。“當然。”“雷特超曾插手‘湘江風雷’，我們的一些人也控制了不少造反派出版的小報。雷特超被當局注意是由於與張家政和一個‘零零七’密件有關。”他的“春江花月夜”有點不太平滑了，他的眼睛在注意在操坪裏走過的犯人。有幹部從圍牆的大門進來，政治學習就要開始了，我趕緊站起來回到自己監房去。心裏在默念著那個數字：“零零七密件，零零七密件”。這數字我似乎聽見過，但卻想不起來是在哪里和從誰那裏聽來的。不久我被調到農藥組。這個組大多是年紀比較大的，因為給棉花打農藥屬於比其它下田的工作輕鬆得多的活。農藥組只有兩個年輕人，除了我之外，是一個叫鄧祥生的。我們倆各負責使用一台二衝程汽油機帶動的噴藥機械。因為背這種機器很要體力，也需要機械知識，所以有文化的年輕人被指定使用它們。其他老頭子都是使用簡單的手動農藥機，那種機器有點象給自行車打氣的氣筒，用手打氣，容積小，重量輕。那時，中國剛開始自己大批製造這種二衝程小汽油機，品質不好，經常出毛病。為了讓使用這種機器的犯人掌握修理汽油機的技能，建新農場在五大隊辦了個學習班，把這些使用汽油機的犯人集中在那裏，互相交流經驗和學習。我和鄧祥生單獨去的五大隊。沒有幹部跟隨我們。那的幹部已經肯定我們沒有逃跑思想，所以讓我們當了三天“自由犯”。我自到三大隊來，那是第一回嘗“自由犯”的味道，走在通岳陽城的公路上，沒有幹部跟著，路兩邊是一望無際的水稻，時常可以碰到路過建新農場的農民，簡直象已不在勞改隊一樣。但我們衣服上的勞改字，剃光的頭，仍然是勞改的標誌。

到五大隊報導後，我們與其他隊來的犯人住在五大隊的禮堂裏。白天學習拆開汽油機，維修和排除故障。夜裏沒有人管我們(有兩個晚上沒有政治學習！)睡在我旁邊的是一個四大隊的犯人，叫郭先標。他自稱“久聞”我的“大名”，他也是因為“文化革命中的問題”坐牢的。我細問他為何事坐牢，他神秘地反問我“你知道零零七密件嗎？”我當然大吃一驚。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那天夜裏，我與郭先標談到深夜，終於大致瞭解到“零零七密件”是怎麼回事。郭是長沙鋁廠的一個普通工人，一九六六年底，毛澤東下令共產党組織停止活動，允許老百姓自行組織政治組織時，市民多次衝擊省委、市委、軍區要搜查當局把一些市民打成反革命進行迫害的“黑材料”，而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卻意外地支持這些“造反派”。郭發覺周恩來和很多老幹部對此非常不滿，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與周恩來政府的衝突最激烈的時候，北京造反派開了個“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捍衛中央文革”的大會，而保守派和“聯動”卻遊行支持劉少奇，高呼“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這個會後不久，郭經過湖南軍區大門外的大街時突然看見一張便條一樣的紙從一輛駛進省軍區的摩托車上掉下來，他撿起這個紙條，仔細一看，竟是周恩來的一個手令“擬於一九六七年元旦全國統一行動發動軍事政變，手令周恩來。”他馬上找到了當時湘江風雷的“副司令”張家政，把他帶到家裏，取出他藏在蚊帳上的“手令”。張家政一看，大驚失色，馬上召來湘江風雷總部緊急會議，於是以湘江風雷總部的名義發了一個“一號命令”，這個命令要求所有湘江風雷的成員誓死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誓死捍衛中央文革，隨時準備粉碎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陰謀。一九六七年元旦並沒有發生右的軍事政變，但是毛澤東卻支持造反派向共產党的各級機構奪權。但到二月初，卻發生了一次真的右派政變，譚震林、葉劍英、陳毅等軍人在周恩來支持下圍攻江青，最後使毛澤東同意在全國拘捕造反派組織的首領。張家政也坐了牢。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澤東宣佈為這些二月份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後，張家政從牢裏一出來，就找郭，要郭將那個周恩來的“手令”給他，郭那時已找不到這個“手令”，張立刻就把郭軟禁起來。張在湘江風雷內部調查這個“手令”的去向，這個過程郭也不清楚，但這個過程中，郭發覺他有了一個同房，也是被張家政軟禁的人。在我再三追問下，郭說此人有勞教前科，因為關押他的人曾罵他“死不改悔的老右派，勞教了一次還不知道厲害”。那天夜裏我左思右想，記起侯湘風提到雷特超的活動被人發覺與“零零七”有關，我幾乎可以肯定，郭提到的這個人有百分之九十就是雷特超。第二天夜裏我再三追問，周恩來的“手令”是真是假，郭卻支吾其詞。我問他：“是省軍區偽造的這個手令嗎？”“可能。”“是你自己偽造的這個手令嗎？”“他們(指當局)就是說我偽造這個‘手令’，而判我刑的。”“你到底偽造沒有呢？”“共產党”“偽造這種東西對你有什麼好處？”“他們說我企圖借此到北京去一趟。”我問去問來，問不出結果。那夜我腦子裏一串問號。如果郭真的偽造這個“手令”，那他還真是個有政治頭腦的人，起碼看出一九六六年底有右派政變的可能就不容易。但郭看起來卻不象個很有知識的人。不管那個手令是真是假，張家政肯定是把它當真，或故意把它當真，並利用這件事玩政治遊戲，至少是向中央文革表示了他的忠誠。

三天學習後，我回到了三大隊。那年冬天，三大隊大興土木，擴建監房，修築水渠，我又被調去“基建組”，做瓦工，修築房子。基建組的犯人有一部分是“大工”，其中又分“師傅”和“徒弟”。“大工”是拿“砌刀”的技工，而小工是大工的幫手，做挑磚，挑灰的粗工。給我做小工的，是個叫郭中柱的個子不高的人。圓圓的臉，全身上下都是勞改服，棉襖的腰上用一根粗草繩捆著。因為棉襖裏除了襯衣，沒有其他衣服，不用繩子捆緊，裏面空洞洞的，就會“灌風”。不少犯人家裏人給他們送衣服，所以他們總穿著一兩件家裏送來的衣服，而郭中柱顯然是那種家裏沒有接濟的犯人，他很少講話，臉上經常掛著謙恭的微笑。他來基建組之前，我從來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他是那種不引人注意的犯人，因為他看起來象個沒有野心的傻傻的鄉下人。

一天，我開始砌磚後，只剩下我們倆在我工作的角落，我們倆一邊工作一邊聊起天來。我發覺他其實是個健談的人，他講一口稍帶瀏陽腔的長沙話，言談根本不象個鄉下人。幾天後，我才發覺他是那種“大智若愚”的傢伙，故意裝傻，裝成沒知識，其實他是個極有政治頭腦的知識份子。我們在一塊工作了兩個星期後，他悄悄告訴我他是劉鳳祥的朋友，劉鳳祥被殺時他也被關在六棟裏，象侯湘風一樣他也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後來死刑判決被撤銷，他又被判處十五年徒刑。

我一邊砌磚，一邊問：“你知道劉鳳祥臨死前有什麼遺言或反應嗎？”“我從一個犯人朋友處聽說，人保組一九七零年初到建新農場十大隊來調劉鳳祥回長沙時，劉鳳祥把他所有的衣物都送給了其他犯人。人保組的人命令他把所有東西都帶上，但他卻說“不必了。”看來他已經知道那次回長沙是與死刑有關。但犯人都說他的表情非常鎮靜。但是一到六棟裏，他被戴上“死鐐”後，他馬上大喊冤枉。看樣子郭中柱和我一樣，也在暗中調查瞭解有關劉鳳祥的一切。他的話使我忍不住要落淚，我想起了那個淒風慘雨的早春，我回長沙時心中的恐怖。

我忍不住問到張家政，零零七密件，和雷特超的關係。郭中柱眼中有一絲恐怖，好不情願談這個題目。我站在竹木結構的高架上，用砌刀敲著磚，假裝沒有看到他的表情，告訴他“灰漿桶已經完了！”他也假裝沒有聽見我的問話，挑著空桶走了。

好多天后，他自己主動跟我談起雷特超。“雷特超是個極有激情的人，他喜歡看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職業革命家的書”，郭中柱一邊把最後一塊磚從磚夾子裏取出來放在一大堆排在我身邊的磚堆上，一邊說——四桶灰漿還有三桶是滿滿的，他可以休息一會兒了——“我們討論了好多次介入文化革命的策略後，他決定參加湘江風雷，首先掌握他們的小報，同時爭取影響張家政。”郭中柱靠立在一根腳手架的木柱邊，看我一塊磚一塊磚地砌牆。“老劉曾經對張家政有個‘不懂政治，人格低下’的評語，雷特超找張家政之前，知道老劉的觀點嗎？”我想起劉鳳祥在左家塘二十三號與張家政同住一塊時對張的評價。“不知道。但那時老劉也認為，如果一種思想沒有通過群眾性政派影響一大片人的利益，則不會形成政治實力。大家都認為要參予一個群眾性政派。”我知道他所指的“大家”是他們這些曾經被勞教的右派知識份子，至於他們有沒有有形的秘密組織，這是個我最終關切的問題，但我不敢貿然問他。郭中柱的話使我想起劉鳳祥關於逐個地傳播他的政治觀點的效率的觀點。“但是張家政不但不合作，還在他們內部追查‘零零七密件’的活動中注意到一批從勞教單位出來的右派份子對湘江風雷的‘滲透’。他為了表明他是與‘反革命’造反派不同的‘革命造反派’，竟秘密成立了一個小組，專門負責破獲這個右派份子的‘反革命組織’。”“他怎麼知道有什麼‘反革命組織’呢？”我連忙問，手中的砌刀不由自主停下來。“共產党”沒有回答，郭中柱又挑著剛空出來的一擔灰漿桶走了。

我心中在默想：老劉和雷特超肯定確定了參予造反派，通過這個政派，把少數知識分子的密謀變成文革中的“准”政黨式的活動，因而影響千萬人的計畫。而張家政卻破壞了這個計畫，反而使這些反對當局的知識份子密謀團體(不管有沒有有形的政治組織)暴露了。我不想再問，我想細節並不重要，瞭解到實質就夠了。我想起一打三反運動中的一個標語“文化大革命中暴露了階級敵人，現在是我們將無產階級專政的隱患徹底消滅的時候了！”我又想起張九龍關於文化革命中毛澤東給不滿共產党的市民以機會發洩的話，也許毛澤東這種支持造反派的策略就從根本上註定劉鳳祥利用造反派的策略難以奏效，張家政可以通過支持毛澤東、反對周恩來來使自己合法化，他為什麼要支持“右派份子及反革命組織”呢？也許雷特超的失敗不是張家政的個性造成的，而是毛澤東支持造反派的策略對這些右派的策略極不利的問題。如果毛澤東不支援造反派，這些造反派都會是右派份子的支持者。我一邊想，一邊在替老劉難過，他的失敗也許不是偶然的。

過了兩天，我想起有一個細節卻有實質意義。我問郭中柱，為什麼劉鳳祥一九七六年被當成操縱省無聯的黑手被判刑，而那時雷特超和其他人都沒被判刑呢？郭中柱用手揩掉由於寒冷掉下來的鼻涕，將它擦在腳手架的木柱上，眨眨眼，慢慢說：“老劉一直反對有任何有形的政治組織，這大概是張家政追查雷特超的‘組織’時沒有牽涉到老劉的原因。”我想起老劉臨死前所說“在現在的中國，搞秘密政治組織幾乎不可能不被破獲。”我始終不敢開口問他“究竟是否存在一個‘中國勞動黨’，老劉是否參加了這個黨。”但從與他的談話，加上我想起老劉說過的一句話：“人與人的關係就是政治實力，不一定要有形的組織。”我找出一個判斷，大約老劉一直主張積極的政治活動，但不主張有有形的政治組織，而雷特超和其他幾個被殺的人是主張成立一個“勞動黨”的。但有一點他們是一致的，就是通過發展與造反派領導人的關係，把他們右派政治觀點和主張轉變成公開的群眾性政派活動。春節到了，春節兩天休息——沒有政治學習。春節前我妹妹楊暉帶著一提包食物和書籍來看過我一次。食物中有兩罐煉乳，還有一包咖啡塊和一包可哥粉。我們基建組的所有人除開我這個過去的“高幹子弟”，從未見過咖啡和可哥。春節那天，我請盧國安在監房裏用一個我們自製的煤油爐煮了一大臉盆咖啡和一臉盆可哥(平時在監房生火是非法的，但犯人總偷偷地背著幹部煮東西吃)。幾位泥工師傅和學徒加上我的小工郭中柱坐在盧國安靠監房後部的窗口邊的鋪上喝咖啡、可哥過除夕夜。大家都對第一次嘗試這種“洋玩藝兒”十分感興趣。儘管我們放了不少糖，還是有人在皺著眉頭叫“苦”。盧國安家裏是長沙市郊外菜農，喝了一口咖啡，連連咂嘴，“怪不得‘政府’(意指當局，幹部們常常自稱‘政府’)，告訴我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苦’得不得了，這真是一點不假，他們天天喝這麼苦的玩意兒，真是活受罪！”大家哄堂大笑，政治犯們每天不開這樣一個政治玩笑就覺得肚子裏對共產党的氣不能消。郭中柱慢慢品味著熱咖啡，滿臉熱氣騰騰。我從眾人滿意的神態感到一種慷慨的自我滿足。郭中柱靠近我說：“老劉文革中很早就注意了你，他不喜歡張家政，但卻很喜歡你和張玉綱，他認為你是這一代人的一塊牌子，他說‘我們爭取到楊曦光會是個極大的成功！’”我心裏暗暗吃驚，眼角看著左右，發覺其他人都在大聲聊天，沒有人特別注意郭中柱的話。在這春節的夜裏，我回想起一九七零年初在左家塘老劉那次與我的密集的交流，我那時怎麼就沒有認識到我早就是他的‘目標’呢？”

一個月後，我突然從其他組一位犯人口中得知，郭中柱很可能是出賣他的被殺的幾位同案犯(老劉、雷特超和另兩人)的人之一。但此人只說是聽到犯人中的傳說，並沒有確切證據。我想起我曾問過郭中柱他被判死刑時感覺的細節，他默不作答，我再問他是否感到了巨大的恐怖和強烈的生的欲，他點頭默認了。從他的氣質，我感覺到，他是那種對個人得失很敏感的人，我憑直感，相信在死的威脅面前，他完全可能出賣同志。“怪不得，他從不肯直接談他自己的案情，從不肯直接談‘中國勞動黨’的情形”。我對自己說，從那以後我的“小工”又換了別人，我們再沒有象以前那樣深談。

我對老劉的案情瞭解以後一直無法深入下去。但我越來越相信，老劉是反對有形的政治組織的，當局也沒有任何他參加組織勞動黨的過硬的證據，而一九七零年殺他的理由完全是因為他的政治潛在能量太大，不殺了他，共產党覺得不放心，他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政治洞察力，他的品德都是對共產党政權的極大威脅。我很奇怪我見到的地下反對派政治活動中第一流的人物，象劉鳳祥、張九龍，為什麼都被共產党發現和殺掉了呢？共產党也真厲害，要不是殺了這些人，共產党的江山可能早就不牢固了。但是他們也付出了代價，象中國勞動黨一案，由於四個核心人物都被殺，這個知識份子密謀團體的很多細節也許對世人永遠是個秘密，沒有人可能全部搞清楚這個團體的整個故事。


21出監隊——《牛鬼蛇神錄》第二十八章

楊小凱

關教導員有好多天沒有露面。幾天後三大隊來了位姓周的新教導員。周教導員比關教導員年紀輕，瘦瘦的，陰沉著臉，從來沒有笑容。犯人中傳說他是從監獄裏調來的。調來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農村戶口，而監獄在城裏。他妻子不能長期住在城裏，因為她沒有城市戶口。他要求調到農場來，農場的幹部吃“國家糧”，家屬也能分配到配給糧食，有種雖比城市居民低但仍比農村居民高的地位。周教導員來了幾個月後，我發覺他對我非常注意。有天我去借書時，管圖書的犯人郭眼鏡(他是個曾被打成右派的小學教員)，悄悄地附在我耳邊說：“周教導員來圖書室檢查，把書架上所有與魯迅有關的書都拿走了。他還問有哪些犯人借魯迅的書，特別問到‘楊曦光是不是借過魯迅的書？’”我知道很多政治犯喜歡魯迅，因為魯迅對他那個時代的當政者國民黨持一種非常敵意的反對態度。很多政治犯喜歡引用魯迅的話來批評和攻擊共產党當局。但是三大隊的幹部從前沒有人注意政治犯對魯迅的興趣，因為他們文化水準不高，對政治犯的意識形態既沒有理解能力也沒有瞭解的興趣。從周教導員對魯迅著作的敏感，我發覺他是個對政治犯意識形態較敏感的人。他一定是破獲過監獄中類似劉鳳祥、粟異邦那類“反革命組織”的人，他看來在這方面十分有經驗。我並不喜歡魯迅，與大多數對魯迅有興趣的政治犯相反，我認為魯迅是個沒有大著作的淺薄的激進主義者。但是周教導員對魯迅著作和對我的注意，使我感到他是只非常危險的警犬。

接著，有犯人告訴我周教導員在我們出工時，獨自一人仔細檢查過我的床和行李，特別對我的書籍，寫有文字的東西過細檢查。我心裏開始有點緊張。憑我幾年來的經驗，這說明他得到了一些關於我的思想及我與其他政治犯談話的情報，他在找證據核實他得到的情報。幸好他檢查我的床的那幾天，我沒有留任何有關經濟和政治問題的筆記在床上，我有記筆記的習慣，每天把自己有關政治、經濟、文學、數學方面的靈感記在一個小本子上讀書時，也錄下一些我感興趣的東西以及自己的想法。特別是尼克森訪華以後，中國的《參考消息》報經常刊登美國政治經濟方面的消息，我們基建組的人經常偷幹部的《參考消息》報來看，報上有關水門事件的報導，以及卡特的競選演說和他的就職演說都使我們對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有了些較直接的瞭解。我每次得到偷來的《參考消息》報總是要把不少有趣的東西摘錄在我的筆記本上。幾年下來，我已積累了十幾個筆記本。我每記完一個筆記本就把它存放到曾愛斌監房外的木工房裏。身上只留一個正在用的筆記本，床上只留一些沒有任何政治內容的寫滿數學、工程方面的筆記。我的那些記有我的經濟學和政治方面思想的本子或者我的那個電影文學劇本只要有一本掉在周教導員手裏，我就會有殺頭罪。雖然他一直沒有得到這些過硬的證據，但我一想起他那陰沉的目光，頭上就冒冷汗。我想起劉鳳祥在左家塘告訴我的他的勞改經驗：“在勞改隊，幹部有一切手段得到他們所要的絕大部分情報。你要假定你說的一切話遲早總會被他們知道，因為他們用一切辦法鼓勵犯人提供情報，而對大多數犯人來說，這種引誘總是難以抗拒的。”一想到我平時與其他政治犯討論政治局勢的言論傳到幹部耳朵裏的情形，我就頭皮發緊。在他們眼裏任何這類討論都說明我們這些政治犯還有“政治野心”，還屬於應該消滅的“政治隱患”，不管這種討論是否有意識形態上的敵意或者只是純客觀的政治分析。從宋少文給我帶來的麻煩和我在“認罪服法”學習班的經驗，我已懂得了這一點。但是可悲的是，我們這些有政治頭腦的人，在毛澤東、周恩來去世前後，明明知道中國面臨大的政治變動，根本不可能不在一塊討論政局，我總會忍不住與朋友探討毛澤東與周恩來去世的先後次序對政局變化可能的影響，文革中的政治迫害對將來可能的“翻案風”的影響等等。這些討論一旦傳到周教導員耳朵裏就會成為“反革命”的“證據”。

一個月後，犯人中的消息靈通人士告訴我，周教導員正在調查三大隊政治犯中的一個反革命集團。據說這個集團與民主黨、勞動黨和反共救國軍有關，而且與“文革”中的造反派“省無聯”有關。我一聽到這個消息，腦袋象要炸裂一樣地痛，神經變得十分緊張。我明白周教導員正在進行的調查，矛頭直指我。我在三大隊的政治犯中是個中心人物，與民主黨、勞動黨、反共救國軍的犯人及右派犯人、造反派犯人都有很好的關係，我自己文革中就曾經是省無聯的成員。我那幾天心神不定，不知道什麼事會發生。劉鳳祥臨死前用死鐐撞牢門大叫“冤枉”的樣子不時閃現在我眼前，我腦海裏不斷出現著文革中被指控搞反革命集團的犯人被判死刑的故事。我雖然明白自己從來沒有與其他政治犯建立過任何有形的組織關係，但我也知道，我一直在有意識地瞭解和接觸各種政治犯，與他們建立良好的私人關係。我清楚地知道，任何非官方的有形的政治組織和政治溝通在這個國家都足夠判死刑，更不用說在勞改隊。我一直採用一種“君子群而不黨”的策略，建立廣泛的私人關係，但不留下一點正式政治關係的痕跡。這種策略對付關教導員、劉大隊長、何指導員這些文化不高，沒有理解政治犯意識形態能力和興趣的人是非常有效的。我在他們鼻子底下與各種政治犯建立了廣泛的聯繫，成了政治犯中一位有威望的人物。但碰上周教導員這類有點文化，對政治意識形態有一點嗅覺，但又不真懂的人，我可能會有大麻煩了。只要他願意，他可以用各種手段把我與其他政治犯的談話內容大部分弄到手。如果他還得到我的筆記本或劇本的一兩件，則判我的死刑是足夠的。象張九龍和劉鳳祥的案子，當局並沒有得到過得硬的有形政黨組織證明，他們還是被殺害了。一想起張九龍臨死前那陰沉的臉色，劉鳳祥臨死前的呼號，我不由得感到寒冷徹骨。這正是我快滿刑的日子，如果周教導員在調查中真的抓到了什麼證據，我可能永遠出不了這個牢門了。

那幾天，大隊的幾位主要幹部對我態度特別壞，一點小事也會把我罵一頓。看得出他們已從周教導員那裏聽到一些對我的指控了。我在這種不安中過了一個星期，局勢漸漸緩和下來。大隊幹部們似乎因為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不支持周教導員的調查，我沒看到他們有任何新的行動。這有可能是因為周教導員沒有來得及建立與其他和他“水準”不一樣的人的私人關係，也可能是整個國家的政治情況自四人幫垮台後越來越緩和了。我慶倖局勢的轉變。我與劉鳳祥的命運的差別也許只是國家政局的差別。要是周教導員對我的調查發生在一九七零年，我可能早已象劉鳳祥一樣被當作“政治隱患”而殺害了。劉大隊長堅持將我按時轉到“出監隊”去。我離開三大隊時，周教導員曾向我訓話，警告我“你如果繼續象現在這樣抗拒改造，你頭上的反革命帽子一輩子也摘不了！”他的話提醒我，他可能在我檔案裏塞了一些他調查的材料，出了牢門後，我可能還是個戴著反革命份子帽子的“勞改釋放犯”。出監隊離場部不遠，犯人滿刑前四五個月就轉到這裏來，由這裏的幹部與犯人家鄉的公安機關聯繫，決定犯人滿刑後的去向。

出監隊沒有圍牆，一進這裏，人身就比以前自由得多了。經常有人偷偷跑到岳陽甚至長沙的家裏去，即使被抓住了也不會被加刑了。但是犯人之間馬上就有了社會等級的差別。那些原來家在城市的犯人將有機會回到城市裏去，而來自農村的犯人卻可能被送回農村。由於人民沒有選擇居住地的自由，戶口制度使一個人基本上一輩子住在生下來的地方，而城鄉的生活水準卻有幾倍的差別，所以農村來的犯人都千方百計拒絕回家鄉，而要求留在勞改農場“就業”。一個叫楊孝文的犯人告訴我，他的家鄉每年每個勞動力只能掙回自己的口糧，一年到頭看不到一分錢現金收入。家裏買燈油、買鹽完全靠他母親養幾隻雞，生了蛋拿到集市上去賣。特別是農村的共產党基層組織對政治背景不好的人迫害比城裏更殘酷，楊孝文的父親是地主，他們家每次政治運動中都被抄家，他父親、叔伯每次運動中都被批鬥，他們養的。在政治運動中都被充公。所以他最大的願望是滿刑後留在勞改隊就業，不要回家鄉。這裏大家都有勞改的經歷，互相至少不會歧視。就業人員每個月還有二十元左右的工資，比農村好多了。

但是城裏來的犯人能不能回城裏去及農村來的犯人能不能留在勞改隊並不能由我們自己決定，而要由出監隊與我們家鄉的公安機關安排。出監隊負責安排犯人的是一位姓周的幹部，他長得肥頭大腦，我們都背地裏稱他周胖子。我來出監隊的第二天，周胖子就召集和我同時來出監隊的十幾個犯人開了個會。他開會的方式與其他幹部不一樣，完全不教訓我們，也不談任何有關“改造思想”的事，而象談生意一樣。他樣子很凶，也很乾脆。那天夜裏，他從他的公事包中取出一迭檔案，我們知道這些檔案有關我們的命運和前途，都屏住呼吸，仔細聽他的每一句話。他叫了一個人的名字，一個老頭站起來，周胖子高聲說：“站到前面來！你家裏還有幾個人呀？”“我沒有家了，也沒有一個親屬在這個世上了，自從土改我被判刑後，我家裏人就死的死，走的走，我已有二十年與家裏沒有聯繫了。”聽得出這個老頭是個“歷史反革命”，他從共產党當權以來就在牢裏，已經在監牢裏度過他的半輩子了。周胖子把他打量一番，然後不高興地說：“你家裏真沒有人了呀？幾十年沒聯繫不一定沒有人呀！你老成這個樣子，賴在勞改隊，要我們養你呀？我會給你家鄉去封信，爭取讓他們接受你，你不要只想留在勞改隊！”他說完把手一揮道：“下去”。

第二個被叫到的是位姓李的長沙青年。他穿著一身工作服，一看就是過去在長沙當工人的人。周胖子顯出對他很有興趣的樣子，臉帶笑意地問他：“你家裏有幾個人呀？”李象所有城裏來的犯人一樣，都儘量把家裏情況說得好一些，以爭取回長沙去。李告訴周胖子，他父母都在國營大工廠工作，兩個兄弟也參加了工作，妹妹在學校讀書，他們每個月都有信來。周胖子要李把他父母家裏的地址詳細寫下來交給他。這樣逐個問了所有人的情況，從他的態度，我們看得出來，他希望把有勞動能力，有特別技術的人留在農場，希望把沒有這些條件的人送回家。他對那些家在城市，家庭有社會地位的犯人表示出特別的興趣。

不久我碰到一位姓劉的長沙來的技術員，他因為寫文章批評毛澤東被判了七年刑。劉和我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告訴我，周胖子是個貪得無厭的人。他對農村來的犯人態度極不好，但對城裏來的犯人，卻想盡辦法說服他們家鄉的公安機關接收他們，條件是從犯人那裏得到一批報酬。劉告訴我，周胖子每個星期都要出差到犯人的家鄉，與當地溝通，作出犯人回家或留在農場的安排。周胖子去過劉的家裏兩次，示意劉家送給他三十多元的禮物，周胖子現在已為劉作好了回長沙定居的安排。劉告訴我作好送禮的準備，只要送了禮，周胖子會不遺餘力為你辦好回長沙安家的安排。回長沙的關鍵是長沙市我父親居住的派出所(長沙公安局的分支機搆)要發出一個“接收證”，允許我在長沙報戶口，並且建新農場要有個檔同意我回長沙。而這些公文都要由周胖子經辦。那時建新農場的人(包括犯人和幹部)對有了“長沙市接收證”的滿刑犯人都十分羡慕，就象幾年後中國人都羡慕有機會去西方世界的人一樣。

聽了劉的經驗，我還有點半信半疑，周胖子怎樣開口要禮物呢？我真是無法想像。但我還是要托劉回長沙後去我們家一趟，把這些經驗告訴我妹妹楊暉和我父親。幾天後，我自己開始相信劉的經驗，因為周胖子把我叫到辦公室去了一趟，態度非常和氣，仔細問了我父親的情況，並要我寫下了我父親的地址。我父親文化革命中一直被關在五七幹校，七五年後才回到長沙，雖然沒有完全恢復名譽，但卻掛了一個省輕工業局副局長的空頭銜。周胖子向我建議，由我妹妹到農場來看我，他希望當面與她談一談。

春節前後，我妹妹楊暉來了建新農場，她那時剛從大學畢業不久，正在一個高中教書。周胖子對我妹妹非常熱情，一定要她睡在他家裏。妹妹與周胖子談了將近一個下午。第二天我送妹妹上車站時，她告訴我，昨天周胖子為她訂回長沙的汽車票時，當著她的面親自提了一籃子禮物到汽車站去了，回來向她解釋說，“現在不送禮辦不成事，連買汽車票都得送禮！”一臉無可奈何的樣子。當天晚上我妹妹與周胖子一家人烤火閒談時，他妻子似乎是無意地說道，他們的大兒子馬上要結婚，只是差一床湘繡被面。我聽到這裏，才恍然大悟，馬上打斷妹妹的話，“這是他們要你送禮呀！”我妹妹大吃一驚，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要禮物。我告訴他，周胖子對劉和其他犯人都用類似的手法要過禮物，只要你送了禮，他會全力辦好長沙的接收證和建新農場的放行證。我妹妹後來買了床四十元的湘繡被面寄給了周胖子(當然是由我父親付款)。那是當時她一個月的工資。他收下後連收條都沒有一個。

對於農村來的犯人，周胖子知道沒有油水可撈，所以從來不去為他們疏通。有個從農村來的犯人不願意回農村，但是他家鄉的幹部認為他是個危險的反革命份子，與地方幹部有世仇，要求農場把他交給地方幹部，由他們來管制這個“勞改釋放犯”。這位犯人知道回去後會倒楣，總是拒絕回鄉。周胖子通知他家鄉的幹部派民兵用槍把他押解回去了。這個“勞改釋放犯”一到家就想辦法逃跑，又回到農場附近，在建新農場旁邊的君山農場偷了一頭耕牛，然後牽著這頭牛在公路上叫賣。當然很快他就被抓住，送回了建新農場。他在農場碰到周胖子時得意地說：“這回你總不能把我再送回去了吧！”

周胖子勒索禮物的行為越來越放肆。有天那位長沙姓李的犯人的父親來看他，手裏提著兩瓶虎骨酒。小李告訴我這是周胖子點名要的禮物，但他父親只是弄了兩個虎骨酒瓶子，瓶子裏裝的只是一般的藥酒。

我離開勞改隊不久就聽說很多回到長沙的犯人聯名向省公安廳控告周胖子索賄，建新農場組織了一個調查組調查周胖子的索賄行為。調查過程還沒有結束，周胖子就在場部附近的一棵樹上上吊自殺了。

妹妹來農場看我回長沙後的第二天，我勞動回來坐在出監隊的號子窗邊休息，忽然聽到窗戶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抬頭望去，竟是一位叫羅培江的原來三大隊的勞改朋友。他大概是兩個月前出監的，我連忙到監房外去，請他到茅絲鋪的飲食店去敘舊。他是從二十裏以外的華容縣家鄉來這裏看我們這些老朋友的。我們坐在飲食店裏喝茶吃點心，他滿臉愁容地告訴我，他滿刑回家後非常苦悶，頭上戴了頂反革命帽子，父親是富農份子，仍被管制，每個星期他和父親一起要到公社人保部受訓，報告自己的活動和思想，接受當局的監督。

“農村的幹部沒有水準，周圍的農民既沒有文化，也沒有水準，他們對我的歧視比勞改隊中對犯人的歧視還要厲害，我夜裏睡覺時常常想起建新農場三大隊，那裏有那麼多墨水喝得多的人，我從未去過城市，在我心目中，建新農場關政治犯的地方就是書中的巴黎。”羅培江一邊說一邊潸然淚下。我心中也十分難過，想起列寧批評沙皇俄國的話“全國是個大監獄”，不禁在心中對自己說“當今的中國才真正是個大監獄呢！”

羅培江象在問自己，也象在問我：“這種把人劃成地富反壞右的制度會有一天被廢除嗎？”

我點點頭，“只是遲早的問題。日本明治維新做的頭幾件事之一就是廢除穢多制，宣佈國民平等。穢多就相當於中國的地富反壞右，是社會上最低的一個等級。”我本來是在安慰羅培江，根本沒料到一年後，中國當局果真宣佈了對“地富反壞右”摘帽的政策。可惜的是官方宣稱摘帽的原因是由於地富反壞右份子已得到了改造，而不是因為要確立人權的合法性和政治迫害的非法性。如果有一天，當局與反對派關係又緊張起來，這些地富反壞右，特別是反革命份子又會因為“沒改造好”而重新被戴上帽子嗎！

我刑滿後的一個月，仍沒有收到長沙接收我的消息，那時我已開始與刑滿就業人員一樣每月領取十五塊的工資。就業人員的工資按他們是否仍戴“帽子”而定。仍戴有反革命或壞份子帽子的人工資比沒有戴帽子的要低百分之十至十五。而是不是戴帽子完全由幹部根據你是否馴服而決定。出監隊的人都是身份未定的人，我們都不知道將來頭上是否有帽子。我們的工資與戴帽子的勞改釋放犯一樣。有不少刑滿的犯人在出監隊等了半年甚至一年，還不能回家。有個姓嚴的小夥子實在等不耐煩了，就逃跑到長沙家裏去了。小嚴回到長沙，打通派出所的關節，確定接收證會馬上發出後，才回到出監隊。他回來那夜躺在床上給我們講長沙的新氣象。馬路上男女情侶已開始公開手挽手地“游馬路”了(這是十幾年沒有過的事)，女孩子開始穿裙子了(女孩子也有十幾年沒穿裙子了)。很多人都開始穿“的確良”的衣服了。那時的的確良對我們來說還是極奢侈的衣料。這些新鮮事對同屋的人來說真是夠刺激的，大家聽他講到深夜還沒有睡意。但令我不高興的是，他也告訴我們，很多造反派領袖又被當成新上臺的老幹部的政敵抓到牢裏去了。我想起一九六二年或一九七二年的復舊，它們都帶來了理性和繁榮，但卻總是伴隨著對政敵殘酷鎮壓。難道共產党的秩序和繁榮總要以對政敵的殘酷迫害為基礎嗎？我再不是共產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經過十年的勞改，我看到那麼多高貴的人成為共產党秩序的犧牲者，共產党殘酷地迫害如此高貴的人，我再不會單純地熱愛那建立在殘酷迫害基礎上的秩序和繁榮。我相信對政敵的殘酷迫害是共產党政權永遠難以穩定，不斷造成動亂的根本原因。

那正是四月春天季節，周圍的氣息是如此生機勃勃，油菜花香，稻秧的清香使人神魂顛倒，我也感到國家正進入大變化的時期，比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二年更大的繁榮正在到來。我個人的命運也與國家一樣，正在一天天好起來。第二天早晨我就接到小劉的信，他告訴我，我的接收信馬上就會發出，他去過我家多次，我們家住在過去一位國民黨官員的公館裏，環境非常悠美。但是我相信自己不再會是一個充滿優越感的幹部子弟，我會永遠與那些被迫害的國民黨人、地下反對黨以及剛被關進監獄的造反派領袖認同，與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認同。我也相信，中國政治最後穩定下來的一天，必會是這最後一批被迫害的人(造反派)被解放的一天。我深深地對徹底否定文革的思潮反感，相信文革中造反派的反政治迫害運動終會在歷史上恢複名譽。

我滿刑的那天，妹妹楊暉趕來建新農場接我。她端莊而美麗，臉型很象媽媽。我們倆感情一直很好。我坐牢的十年，她一直代表全家與我保持聯繫，差不多每年要來農場看望我。我們也有過爭吵。她聽說我在勞改隊與幹部發生衝突的消息(那次因宋少文打小報告使我受到批鬥的事)曾寫信勸我順從，字裏行間透出她為我的處境擔憂的疼愛心情。但我卻托就業人員寄給她一封信，指責她“一半象家畜，一半象魔鬼，在暴虐面前順從，在無辜面前專橫。”我在信中自稱“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絕不會對迫害我的人順從。”

坐在去岳陽的公共汽車上，看得出楊暉真為我出獄而說不出地高興。我們前面坐著一個已有白髮的婦女，滿臉愁容，眼角還掛著淚，大概是剛探監看過服刑的兒子回家去。我想起盧國安的母親去三大隊看他的情形，母親一見兒子就把他抱住，親了頭，再用手從上到下把他的肉全捏一遍，一邊哭，一邊喊著“我的骨肉啊，你好孽障呀！”這位我們座位前的婦女的身影提醒我，今天我已從這扇隔開骨肉的牢門的一邊走到了另一邊。我感到一身輕鬆。

我凝視著窗外的田野，稻田正在變綠，遠處有一座我參加修建的渡槽，再遠處有座我參加修建的水庫。我心中嚮往著未來的生活，卻又有一絲對這塊土地和這裏的犯人的留戀。汽車經過閘口時，我忽然想到堤外的那片草地，心中湧起一陣悲憤。李金培、雷中成、付子庚、黃文哲，多少我熟識的好友的冤魂還在這裏。我又想到劉鳳祥、張九龍，如果他們能活到今天那該多好。劉鳳祥預見的中國的赫魯雪夫出現的這天終於來到了。毛澤東時代正在被一個新的時代所代替，我心中充滿著對未來的嚮往和不安。但不管將來發生什麼事情，我一定不能讓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親眼見到的一段黑暗歷史告訴世人，因為我的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

越過十大隊的棉花地後，我們的汽車進入了君山農場，建新農場在我們的視野中漸漸遠去...消失在君山的茶樹後面。


22《牛鬼蛇神錄》後記

楊小凱

楊曦光出獄後，因他的反革命名聲，沒有一個單位敢雇傭這位原著名反動文章《中國向何處去？》的作者。他在父親家閒居了一年，利用這一年時間他在湖南大學數學系旁聽了不少課。這些旁聽都是由湖南大學剛複職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楊曦光恢復使用他的乳名楊小凱後，楊曦光這個名字就消失了。不久，湖南新華印刷二廠終於雇了楊小凱當校對工。

一九七九年楊小凱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實習研究員，但因他的反革命歷史，被拒絕參加考試。一九八零年他又再次報考，在當時的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的幫助下，他終於獲得參加數量經濟學考試的機會，他通過考試後被錄取為實習研究員。

楊小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研究所工作了近兩年，出版了一本題為《經濟控制論初步》的專著，發表了不少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經濟問題的文章。一九八二年楊小凱被武漢大學聘為助教，教授數理經濟學課程。他又出版了《數理經濟學基礎》和《經濟控制理論》兩本著作。他估計的一些計量經濟模型引起當時在武大訪問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的注意，在鄒教授的安排下，楊小凱於一九八三年被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錄取為博士研究生。

當時楊小凱的反革命罪一直沒有平反，出國的政治審查不能通過。鄒至莊教授只好親自寫信給當時的趙紫陽總理，希望得到幫助。趙紫陽的秘書批了個條子將鄒至莊教授的信轉給武漢大學當時的校長劉道玉，請他辦理(未說如何辦理)。劉道玉校長欣賞楊小凱的才學，批准了讓楊小凱出國的手續。

楊小凱於一九八八年正式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獲得導師極高評價。他在耶魯大學做了一年客座研究員後接受了澳洲莫納石大學的聘書，現在他是莫納石大學經濟系高級講師。他出國後在中英文的各種專業和一般期刊上發表了不少有關經濟、政治、文化革命方面的論文，他和黃有光教授的一本題為《遞增收益和經濟組織》的英文專著已作為有名的經濟學專著系列“對經濟分析的貢獻”之一由北荷蘭(North-Holland)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