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
“五四”運動以陳獨秀宣導的“德先生”、“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著稱，但它同時也是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意識覺醒和民族主義感情高漲的起點。北京大學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對政府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會條約上簽字，反對軍閥政府把山東權益出賣給日本的秘密條約。
啟蒙興於“五四”，衰於抗戰
其實，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不斷遭受列強的侵略和欺淩，不平等條約一個又一個強加於中國，為什麼民族主義遲至五四才興起？原因大致有這麼兩個方面：第一，民族主義是歐洲近代隨著民族國家建立而產生的社會思潮，中國歷來只有自以為世界唯一、自我中心的“天下”觀，民族主義是西風東漸後慢慢傳到中國來的；第二，滿清王朝的統治對於中國廣大人民而言是異族統治，利用民族主義抵禦外敵對於滿清統治者而言具有引火焚身的潛在危險，滿清統治者是利用嚴格尊奉儒家教義來取得統治的合法性，所以，鴉片戰爭之後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維護皇權和強調“華夷之別”，即專制主義加文化民族主義。
“五四”的民族主義與此剛好相反，用民主反對專制，用啟蒙和學習西方反對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五四”一代人認為，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是維護專制皇權的工具，而專制統治的壓迫導致民愚國弱，這使得中國無力抵禦外敵入侵。所以，在“五四”時期，愛國、反帝、民主、啟蒙這些價值是內在統一的。
“五四”之後，上述價值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保持了很長時間，當然，在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政黨政治中，民主和啟蒙的色調會消退一些，但不論是國共兩黨，不論在北伐期間還是在蘇維埃革命運動中，“愛國、反帝”等民族主義的訴求都是響亮的口號和必須搶佔的道德制高點。
抗日戰爭爆發後，民主和啟蒙的訴求被壓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義被張揚到極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專制的現實，這就是所謂的“救亡壓倒啟蒙”。對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停止了，因為害怕這種批判會削弱民族自信心；對不民主的、專制的體制的批判停止了，因為面對日寇的倡狂進攻，抗日政權的合法性不容動搖；對蔣介石的專斷壓制不是抗拒，而是忍讓，因為大家覺得為了避免亡國，中國不得不有一個鐵腕領袖。
在長期、艱苦的內部鬥爭中，中國的民族主義越來越由政黨主導，表現得像是政治鬥爭的工具，而沒有一般民族主義所表現出來的群眾性和自發性。各派都說自己愛國、對立面賣國，一派說對方的外國主子是英美，一派說對方的外國主子是蘇俄。
1949年之後，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處於“妾身未分明”的狀態。正面的，起領導作用的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面的，需要批判的意識形態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民族主義在現實生活的話語中隱匿了、消失了，只是偶爾出現在歷史教科書中，所歌頌的往往是民族英雄（比如岳飛、文天祥），而不是正面肯定民族主義。
要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
民族主義終於在上世紀90年代再浮現出來，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國內風波和蘇聯東歐巨變後，有人認識到並積極獻策：中國人的信仰出現了危機，局限於以前的教育、宣傳手段不足以應對新的形勢，轉型時期的中國需要借助於民族主義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強凝聚力與合法性。
在這種填補意識形態真空和大力批判“全盤西化”的情況下，上世紀90年代初期出現了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和“國學熱”的勢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用整整一版發表報導《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提出“國學的再次興起……將成為我國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礎”；兩天以後又在頭版登出《久違了，“國學”！》。《光明日報》、《文匯報》等也發表了類似的報導和文章。中央電視臺作了題為《北大‘國學熱’的啟示》的專題報導，由北大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攝製的電視片《中華文明之光》在海內外播放。
民族主義首先表現在思想文化方面，被人稱為“文化民族主義”，一些學者教授其的本主張是，西方文化已經走到了盡頭，未來將由東方文化、中國文化起主導作用，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季羨林老先生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他認為，每一種文明或文化都有一個誕生、成長、發展、衰落、消逝的過程，不可能一成不變，從全部人類歷史看，東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紀，西方文化將讓位於東方或中國文化。他論證說：“西方的哲學思維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從個別細節上窮極分析……中國的東方思維方式從整體著眼，從事物之間的聯繫著眼更符合辯證法的精神。就像中醫治病是全面考慮、多方照顧，一服中藥，藥分君臣，症治關鍵，醫頭痛從腳上下手，較西醫的頭痛治頭、腳痛治腳更符合辯證法。”在我看來，這種說法牽強附會、一廂情願，毫無說服力。
在民間，民族主義表現為強烈的排外情緒，有人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同於反西方，尤其是反美，並且把民族主義的鼓噪和商業化考慮密切結合起來。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是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該書的主題是：美國人不但邪惡，而且愚蠢。作者說：“我敢於下這樣的武論：大多數中國高中學生對美國歷史文化知識的瞭解比美國大學生還要多得多。同樣，其他領域中對美國的瞭解也可能優於美國青年…… 事實上，美國青年一代墮落的跡象，在吸毒、性愛和電子遊戲機背後，已經顯現出被人類文明拋棄的端倪。”此書的最大特點是不負責任，進行狂熱的煽動，比如作者放言臺灣問題，不滿意于現行方針“堅持和平解決……不承諾放棄武力”，而主張“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表現出來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粗鄙性和虛偽性。有的大學生上街遊行積極，往美國大使館扔石頭起勁，但同時考“託福”和GRE也積極，打破頭地拼命要辦簽證去美國。一個北京大學的女生，洋洋自得于當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該校時她起身提自以為刁難的問題，企圖使美國總統難堪，但過了幾年之後，她又洋洋自得嫁給了美國人，漂洋過海去了美國定居，生的小孩當然是美國國籍。
有學者認為，對民族主義情緒應警惕，因為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起的作用是負面多於正面，有一篇題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誤區》的文章在總結歸納近現代的歷史事實之後說，民族主義的負面效應表現在，第一，在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推動力和為國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時，往往又拒斥、壓抑自由主義；第二，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的同時，又和排外主義相聯繫；第三，它常常導致認同對象的錯置：它用文化主義代替政治原則，使保衛國家落腳于保衛傳統文化。
還有人分析民族主義思潮在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深層次原因，認為隨著更深地進入國際社會，西方國家已經從遙遠的模仿物件變成現實的競爭者，利益衝突頻繁發生；與此同時，由屈辱的歷史和長期貧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復蘇。在題為《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文章中，作者認為，當今世界一些最旗幟鮮明堅持民族主義的國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現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國家，有的甚至也就是當今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因此，中國應自覺地選擇世界主流文明，自覺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尋他路。
在當代，民族主義的表現和傳播與現代通信手段的聯繫非常密切。在2003年，主要由於中日關係中的問題，出現了一輪民族主義浪潮，由於有關言論基本上都是發佈在互聯網上，所以國內和海外發明了一個新詞：“網路民族主義”。在2008年，因為奧運火炬在法國傳遞受到干擾和衝擊而在國內爆發了一場抵制“家樂福”的運動，網路和手機在傳遞資訊、召集人群等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近年來，一小批學院派知識份子開始提倡一種“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特徵是把愛國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並且以憲政民主為前提。這是一種剛露頭的呼聲，但也是更健全、更有希望的主張，它把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和科學、民主、理性、啟蒙的訴求結合在一起，它和“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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