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丹死亡行軍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案。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這近8萬人被強行押解到100公里外戰俘營，一路無食無水，沿路又遭日寇刺死、槍殺，總共死了約4萬人。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本書為世界知識出版社授權網易歷史頻道發佈。
名詞解釋：
巴丹死亡行軍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案。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後，日本陸軍也開始進軍菲律賓，並與美國及菲律賓的聯合守軍交戰，其中位在菲律賓巴丹半島上的美菲守軍與日軍激戰達4個月，最後因缺乏支援與接濟，於1942年4月9日向日軍投降，而因此開始了“巴丹死亡行軍”。
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這78,000人成為日軍的戰俘後，遭日軍強索財物，並押解到62英哩（約100公里）外的戰俘營，路程以徒步行軍為主，但整個行軍過程除了初期給予少許的食物外(根據倖存者表示，僅給一次高爾夫球大小的米飯)，一路上不許戰俘再有任何飲食，凡是企圖找尋飲水與食物者，即被日軍以刺刀或開槍處決，同時也驅趕、阻止當地的菲律賓人給予戰俘食物與水，即便有若干僥倖者躲過日軍眼線而偷喝到幾口河水，也因河水已嚴重遭受污染(河中漂浮著屍體以及綠色泡沫、且氣溫達華氏100度)，最後引發嚴重的腹瀉、嘔吐而死。
如此，經過強行不吃不喝的趕路行軍，最後雖抵達目標營地，但沿路上因饑渴而死(最初即是因饑餓無濟才選擇投降)及遭日軍刺死、槍殺者達15,000人之多。
附帶一提的是，並非抵達戰俘營後就擺脫了死亡，由於日軍也在營地內虐待戰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勞務、刻意讓其挨餓等，如此在抵達營地的兩個月內又死去了約26,000人。
愛德華·金少將同日軍商討投降條件英文版序言
列斯特·坦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這個聰明的芝加哥青年，敏感地意識到大戰即將來臨。為了兌現對美國的神聖的義務，他決定作為一名志願兵參戰，而不是等待徵調。因此他放棄了已經小有起色的事業，義無反顧地參加了伊利諾斯州的梅伍德地區的國民警衛隊，1940年10月，被分配到第192坦克營B連。他為這支部隊旋即走上戰場，而感到興奮。他準備在服役期滿後，進入大學讀書，或者繼續幹老本行。
美國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已經轉向戰爭軌道。1940年11月，坦尼的部隊被編入美國聯邦軍隊作戰序列，一年之後被運送到菲律賓。日軍在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之後。當時坦尼的部隊駐紮在克拉克空軍基地附近。次日早晨5:30分，坦尼在睡夢中被突然叫醒，“日本人轟炸了珍珠港，抬頭看，它們又來了。”克拉克機場遭受突襲，菲律賓美軍進入戰爭狀態。
坦尼所在的B連，參加了呂宋島西岸林加延灣戰鬥，阻擊日軍大部隊推進。這場規模不大的阻擊戰，是二戰美軍的首次坦克戰。他們堅守陣線，阻滯日軍向巴丹半島推進，奮戰到愛德華·P·金將軍下令向日軍投降的那一刻。坦尼被俘後，經歷了慘絕人寰的巴丹死亡行軍，輾轉於菲律賓的多個戰俘營，隨後又被送到日本大牟田煤礦做戰俘奴工。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殘酷監禁解除之後，只有八分之一的美軍戰俘活著回到故鄉。坦尼目睹了美國用原子彈轟炸長崎騰起的蘑菇雲，他很幸運，因為他所在的戰俘營離長崎只有30英里。原子彈救了坦尼的性命，正是原子彈對日本成的巨大打擊，讓他再被日軍折磨致死之前，獲得了自由。
我一直在想坦尼是怎樣挺過這個三年零八個月的。越戰時期，我曾經兩次前往越南北部作戰，很不幸地兩次被俘，九死一生的經歷，現在仍然縈繞在我心頭。不過我想我的經歷和坦尼在日軍戰俘營當中的經歷沒有可比性，因為他的自尊長久地遭受著無情的踐踏，而且消息閉塞的他也不知道苦難會在哪一刻終結。我希望本書的讀者能夠細細地品味，人性在逆境中的偉大。坦尼無疑是勇敢的，他誠實地記錄了苦難，沒有自欺欺人，也沒有故意誇張。他在煉獄中恪守著原則，在求生的同時貫穿著良知。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在生不如死的環境當中憑藉自己的膽略和智慧，艱難地掙扎求生。殺戮和虐待，讓他參透生死，從而豁達睿智。他敏銳地觀察，發掘那些可以信任的朋友，發現戰俘當中的左中右，認識到誰可以開玩笑，誰不能開玩笑。
列斯特和我都曾經被亞洲國家的軍隊俘虜過，我們都沒有獲得國際法規定的戰俘應該享有的待遇。令人憤慨的是，淪為北越戰俘的美國軍人，成為了美國政府與越共政權討價還價的籌碼，成為了宣傳工具。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美軍戰俘經過了長期的監禁才獲得了解放，很多戰俘長眠在異國他鄉。而喪心病狂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沒有投鼠忌器的打算，美國戰俘成為他們的消遣對象，可以隨時隨地毆打虐殺。日軍從不譴責，肆無忌憚地殺戮虛弱的或者倒地的美軍戰俘的行為，他們甚至讚揚這種暴行。狂躁兇殘的日本看守，讓戰俘營中殺機四伏，形形色色的殺戮行為層出不窮。
令人敬佩的是，坦尼在書中並沒有流露“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復仇情緒。他在書中多次展現了對加害者的同情。（他曾對我說過，他會將那些傷害、拷打他的日本看守的名字帶進墳墓。）不難想像，日軍的加害行為暴行帶給他永恆的傷害，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始終面對著戰俘營中的苦難。堅韌和豁達，讓他不以苦樂為意。日本兵折磨他的時候，他咬牙挺住，從未求饒。久而久之，他習慣了毆打，知道該怎樣應付狂暴的日本兵，——為了活命，他儘量在挨打的時候不倒下，儘量護住自己的要害。
坦尼活著走出了戰俘營，胳膊上留下了永遠的傷痕，經常要接受各種手術。當他回到芝加哥，作為生命支柱的妻子已經嫁作他人婦。意志堅強、奮鬥不止的坦尼還是走出了戰爭和感情的陰影，最終獲得博士，並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擔任金融學教授。退休後，他四處奔走，呼籲向日本財閥討回公道，成為了出色的社會活動家。
在閱讀這部書稿的時候，我經常和坦尼產生精神的共鳴，他關於戰俘營的描述，不止一次地將我的思緒拉回了北越戰俘營。坦尼說：“接近4年的戰俘生涯讓我的思想臻於成熟，讓我形成了今後50年一直奉行的處事哲學。” 我有同感。這是一部凝聚著血淚，彰顯著生命力量的佳作，希望讀者能從中獲得教益。
我很榮幸分享坦尼教授的傳奇經歷，並為之作序。
美國退役海軍中將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 詹姆斯·B·斯托克代爾
被日軍俘虜的巴丹地區盟軍士兵
巴丹死亡行軍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陣刺耳的槍聲驚醒。一隊日本兵扛著步槍，端著機關槍，闖入了我們的營地，他們兇神惡煞似地嚎叫著。
沒等我們反應過來，日本兵就撲了過來。禮貌的把兩個手指並在一起，送到嘴邊，作吸的姿勢，討要香煙；粗魯的舉起用作手杖的長竹竿，朝我們劈頭蓋臉地打來，亂翻我們的床鋪，搜查我們的身體，拿走他們想要的一切東西。這是一群野蠻的勝利者。
有一個日本兵，走到我面前，做出抽煙的姿勢。我明白他的意思，搖了搖頭，因為我沒有香煙。他笑了笑，立即掄起槍托照我臉上狠狠地砸下來。我的鼻子被打破了，顴骨部位也撕開一道口子，鮮血湧了出來。他得意地大笑，其他日本兵也哄堂大笑。他走到站在我右邊的戰友前面，做出同樣的手勢。右邊的兄弟有煙，給了他一根，他抬手把整包香煙都奪了過去。誰知他恩將仇報，領著其他的日本兵用竹竿和槍托狠揍我的同伴，把他打倒在地。這下子，他們才心滿意足地大笑著離去，嘲笑著被擊敗的、軟弱的美國人。
如果我們知道今後將受到怎樣的折磨，並且知道這種折磨將持續多長時間的話，我們一定會在巴丹半島死戰到底，戰至最後一個人，拉更多的敵人陪葬，而不願忍受三年半的摧殘、饑餓、虐打以及種種非人道的暴行。
日本人轉移俘虜的計畫，基於三個毫無根據的假設，這對於我們來說，太不幸了。第一，日本人認為巴丹半島只有2.5-3.5萬名戰鬥人員。具體的數目，我不知道，因為在投降前夕，有數十名士兵陣亡，還有大量官兵躲進叢林或者試圖前往克雷吉多島。拋開戰鬥人員不談，跑到巴丹半島尋求安全庇護的菲律賓平民就有2.5萬人。戰鬥人員數目更為龐大，大約有6.5萬名菲律賓官兵，2.8萬名菲律賓平民，還有 1.2萬名美國人，總數達到10.5萬，這大大超出日軍估計。
第二，日軍想當然地認為美菲聯軍官兵身體健康，能夠在沒有食物和飲水保障的情況下進行強行軍。事實恰恰相反，我們這些堅守巴丹的人，在過去的45天裏，每天攝入的熱量不足800卡路里。除了米飯之外，我們每天只有一調羹C口糧（野戰口糧，特製的袋裝肉食）。有時，我們不得不用蛇、猴子，甚至用鬣蜥加強營養。前線的所有官兵，一天只能吃兩頓。饑餓導致壞血病、糙皮病、腳氣病，瘧疾等傳染病也趁虛而入，讓我們原本孱弱的身體更加孱弱。此外，我們對於長途行軍毫無準備，我們沒有水也沒有食物。我們這些能走的人看起來像病人，躺在醫院裏的病人看起來像死人。
第三，日軍認為他們的撤退計畫完美無缺，所有的細節問題都考慮周全，他們知道該做什麼，怎樣做。日本部隊之間分歧很大，讓我們無所適從，——聽了甲隊士兵的命令，會被乙隊士兵認為違反他們的命令，我們會挨打；再度服從乙隊士兵的命令，甲隊士兵發現了，認為我們不服從，會開槍打我們。這樣的事情一再重演，正好給了他們“算賬”的機會，他們報復我們，並一再顯示日本民族的優越性。日本兵們毫不理會他們已經到了日本國外，他們認為所有的人都能聽懂日語。因此，當我們聽不懂他們的命令而反應遲鈍，或者領會錯誤的時候，他們就歇斯底里地大施淫威。
因此，當巴丹死亡行軍從馬里韋萊斯開始的時候，就與日本人的“完美計畫”背道而馳。到處都混亂不堪，小汽車、卡車、馬匹、野戰火炮充斥道路。日軍把他們所有的重裝備都運到了巴丹半島，想要一舉拿下克雷吉多要塞。顯然，讓敵方的大量俘虜滯留在己方陣地上，是不利於日軍贏得攻取菲律賓的完全勝利的，所以日軍需要在儘量短的時間內，把我們這些俘虜趕出戰場。不過日軍好像只有想法，卻沒有安排高級將領專門負責俘虜轉移事宜，巴丹半島仍然是個爛攤子。
經歷巴丹死亡行軍，活著到達奧唐奈集中營的戰俘人數，只有出發前的一半。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這些倖存者全都有病，少數的人只患有一種疾病，大多數人受到兩三種疾病的折磨。這些疾病包括：瘧疾、痢疾、營養不良、饑餓、脫水、肺炎、腳氣病、白喉。此外，絕大多數倖存者在行軍途中都受到了毒打，體力嚴重透支。投降之後，我們本來就心情沮喪，可是在行軍途中又受到了極大的心理傷害，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同伴被屠殺，卻無力阻止，時刻提心吊膽，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
克雷吉多要塞的守衛者們在戰鬥到最後一刻之前，一直吃得比較好。克雷吉多要塞是美菲聯軍的總司令部所在地，總軍需官在此負責戰區內的給養分配。從1941年12月份開始，截止1942年4月，向巴丹半島運送給養和裝備越來越困難；所以克雷吉多要塞一直糧彈充足。巴丹守軍一天只能吃14至17盎司食物的時候，克雷吉多守軍一天能吃到48至55盎司。克雷吉多工事堅固，很少有人受傷，所以他們的身體很健康。瘧疾只給克雷吉多守軍造成了小小的麻煩，卻擊倒了巴丹半島99%的守軍和平民，因為巴丹半島的叢林裏有著世界上傳染性最強的攜帶瘧疾病毒的蚊子。
事實證明，日軍遷移巴丹戰俘的計畫的所有假設都是錯誤的，不現實的，純粹是憑空想像的。在戰後軍事法庭的審判當中，這些假設被用作巴丹死亡行軍的暴行的旁證。很多駐菲日軍高級將領辯稱，他們根本不知道巴丹死亡行軍，因為他們當時並不關心俘虜的遷移計畫。他們異口同聲地聲稱：“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情，也不知道美國和菲律賓戰俘所受的待遇。”
我覺得日本人在菲律賓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打開巴丹半島的地圖，很容易發現日軍可以為他們省去很多麻煩。只要他們在皮拉爾-巴加克一線擺上少許兵力，我們就不得不在長官的帶領下投降。後來我們常說：“他們不打我們，我們就會在軍官的命令下，帶著槍支彈藥投降。”我們已經無路可逃，北面是敵人，其餘三面是海。只要日本人扼住北部防線，如果我們不想在外援斷絕的情況下餓死，就得投降。日本人完全可以抽出大批地面部隊提前兩個月南侵澳大利亞，攫取整個東南亞的領土。可是日本人一根筋，要麼是膽小，非得把駐菲美軍完全擊潰才敢進行下一步侵略行動。他們執著地執行全殲駐菲美軍的計畫，中途卻不得不面對8萬名放下武器、疾病纏身的軍事人員，以及2.5萬名平民。不把這批人移出巴丹半島，他們對克雷幾多要塞的總攻就會受到影響。
4月10日早晨，一隊日本兵把我們趕上大路。在這半英里的行程中，日本兵大聲呵斥著我們，為了讓我們走快點，用刺刀戳我們。上了大路，我們等了3個小時，日本人禁止我們講話，我們可以用任何姿勢休息，站著、坐著都可以。
突然，大路上塵土飛揚，遠處出現一大隊美國和菲律賓俘虜。他們雜亂無章地走著，經過我們的時候，日本兵命令我們加入他們的佇列，開始步行。我的巴丹死亡行軍的起點在167公里的界碑處，在馬里韋萊斯東面大約2英里處。馬里韋萊斯在巴丹半島的最南端，聚集了大量美菲聯軍戰俘，也是日軍登陸巴丹半島的主要地點。
我們忠實地執行了金將軍的命令，沒有留下任何交通工具用於轉移，我們摧毀了所有的坦克，我們並不指望開著坦克去戰俘營。出於一些不為人知的原因，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少之又少的美軍戰俘得以坐上汽車，到達我們的第一個集中營，奧唐奈集中營。而我們是走過去的。
行軍的路面有20英尺寬，路基是石塊，上面撒上碎石子，碎石子上面再撒上細沙。撒上沙子的目的是為了使路面能夠行駛小型汽車，水牛拉的大車，菲律賓人拉的大車有時也會出現在路面上。路面早已使用過度，我們的重型汽車在上面開過，甚至我們的坦克、半履帶車也從上面經過。整個路面已經千瘡百孔，大塊的礫石隨處可見，路基裸露，鋪滿了磕腳的細沙、碎石子。在這種路面上走一小段路都覺得痛苦，長時間、長距離行軍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們四人一排，十人一列開始行軍。還沒走出去一英里，隊伍已經鬆鬆垮垮，我們就像一群掉隊的士兵。開始還成隊形的四十人的方隊，散亂不堪，兄弟們往前挪動步子，有些兄弟的腿腳已經不太靈活，看起來像跛了一樣。我們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很多人感覺我們是去送死。就在此刻，我決定要制定活命的計畫。成為俘虜的前夜，我還堅信我能夠活著回家。為了活命，我得為自己設立一些可實現的目標，比如一定要堅持到下一個轉彎口，一定要走到前面出現的水牛那裏。我必須有夢想，夢想會讓我前行。
日軍闖進我們的宿舍將我們的個人物品劫掠一空的時候，趁日本兵不注意，我把她的小照，塞到了襪子裏面，藏在腳踝處。蘿拉是點燃我生命火花的火種，她給了我生存的激情。沒有夢想，就不會有夢想實現的那一天，我實現夢想的決心堅如磐石。我不會讓敵軍奪走我的夢想，我必須活著，活著見到蘿拉，讓夢想變為現實。
沒走多遠，我們就知道我們將受到怎樣的對待。日本人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嚇了我一跳。日本人把我們從宿營地趕到大路上的時候，我就知道“全副武裝”是一個錯誤，我們只應該攜帶一些必備的生活用品，比如說軍用水壺，不過有水壺也不一定能喝到水。帽子和頭巾是必不可少的，烈日當頭照，正午的地表氣溫極高，頭部沒有保護絕對受不了。我們還得忍受突然降臨的傾盆而下的陣雨，大風卷起沙塵，能見度極差。
剛走了一兩個小時，兄弟們就開始減輕負荷，把他們認為不需要的東西丟在路上。他們從軍用帆布背包裏翻出各種各樣的東西：牙膏、牙刷、剃須膏、剃鬚刀、毯子、小帳蓬。這些物件被隨地丟棄，散佈在行軍路線的最初幾英里的路段上。
日本兵用我們聽不懂的日語大聲呵斥我們，如果我們不能對他們的命令做出迅速反應，他們就從路邊撿起木棍抽打我們。他們想讓我們走快點，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小跑。對於我們來說，“快步走”和“小跑”沒有區別，它們在我們耳朵裏只是重複的辭彙。看守們似乎並不明白這一點，我覺得他們絕對不是日軍當中的聰明人。後來我才知道，這些傢伙所受教育程度極低，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們沒有正確執行他們的命令，是因為我們根本聽不懂他們的“鳥語”。
日本兵強迫我們這些虛弱的人一連走了四五個小時，不允許我們休息，動不動抽打我們。很多兄弟如果不停下來喘口氣的話，就站不住了；日本兵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允許我們停留。我們佇列裏的漢克絆了一跤，摔倒在路邊的灌木叢裏。一個日本兵立即跑過來，我們向倒下的好朋友大聲喊道：“趕快站起來！快點站起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日本兵高聲叫喊著，把刺刀紮進了漢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後，漢克掙扎著站起來，鮮血順著襯衫往下流，他蹣跚著加入了我們身後的行軍佇列。
漢克並沒有撐多久。晚上一個朋友告訴我，漢克因為流血過多，倒在地上，被一個日本兵開槍打死。我控制不住哭泣，夥伴們也控制不住。我們眼前浮現出一個從來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的優秀青年，他錯在倒在了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漢克的死，給我們一個血淋淋的教訓：想在行軍時休息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永遠休息”。如果要大小便的話，我們該如何保護自己？很快我們發覺，唯一的正確做法是拉在褲子裏，如果你想活命的話。
行軍的第二天，一輛日本卡車從我們身邊開過。卡車車廂裏坐著日本兵，他們手裏拿著長長的繩子，時不時地抽打戰俘。他們會抽打任何一個他們認為走得不快的戰俘。突然，有日本兵向一個走在佇列外面的戰俘扔出了套索，套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把他拖到在地。鋒利的石塊讓這個兄弟鮮血淋漓，遍體鱗傷，他的身體抽搐著、翻滾著，看起來像一塊新鮮的牛排。被拖出100多碼後，他終於掙脫了套索，用手和膝蓋支撐著流血的身體慢慢地站起來時，他大喊：“你們去死吧！有朝一日，我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你們，我會活著把尿撒在你們的墳墓上！”憤怒讓他獲得了新的力量，他站直了以嶄新的面貌加入了行軍佇列。
第二天我們在卡巴卡森停了下來，我看到一個日本兵打開飯盒吃米飯，他的菜是一個魚罐頭。他吃完的時候，罐頭底部還剩下兩調羹魚。他扭頭看到了我的眼睛，便把罐頭扔給了我。我直勾勾地盯著他，其實我不是盯他，我是盯著他手裏的罐頭。可憐巴巴的眼神讓他大發善心。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饑餓、疲憊、沮喪。我毫不猶豫地抓住了罐頭，從路邊撕下一塊樹皮當成調羹，享用了一勺“美餐”。我突然發現我的好朋友鮑勃·馬丁用同樣的眼神看著我手裏的罐頭，於是我把罐頭和“調羹”都給了他。這個時候，為我們持續了一輩子的真摯友誼奠基。
鮑勃是天生的樂天派，似乎沒有事情可以讓他煩惱，也許用“沒心沒肺”形容他最合適。他只有5 英尺7英寸高，但是他卻把自己當成一個大人物，仿佛沒有什麼事情能難倒他。他的臉上總是掛著微笑，傳達著溫暖和友好，他的棕色頭髮和綠色眼睛顯示了他樂觀的天性。不管戴軍帽還是便帽，鮑勃都喜歡把帽子倒扣在腦袋上，這幾乎成為了他的標誌。
此時，鮑勃仍然沒有失去樂觀的天性。在我們休息的時候，他儘量讓我們感覺好一點。這就是他的特別之處。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和整個戰俘生涯當中，鮑勃和我共同經歷了很多事情。我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鮑勃還活著，而且活得很好，我們仍然是親密無間的好朋友。
194坦克連有一位帥氣的中尉，他大約28歲，一頭金色捲髮，總是乾乾淨淨的。他塊頭很大，有6英尺高，我估計他在戰前的體重至少200磅，行軍剛開始的時候也有150磅。他看起來很強壯，卻走得很慢，因為他背著個大包。一開始的時候，他把大包夾在胳肢窩裏，後來又把它扛在肩上。在大包的重壓之下他步履維艱，沒有人知道包裏裝的是什麼，但是我覺得裏面一定有他值得用生命去捍衛的東西。
當我們的佇列超過中尉的時候，我悄悄地靠近他，我看到他的雙眼已經充血，目光呆滯，他似乎已經喪失意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問他要不要幫忙，他不回答。等我回頭再看到他的時候，他的步履已經踉蹌，身體也東倒西歪的。他已經控制不住自己的身體，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無法對他提供幫助，他很快就會被日本並殺死。沒有人敢為他停下來，大家都很清楚，停下來幫助他的代價。
隊伍繼續前行，他的背越來越彎，行走非常困難。我們勸他扔掉不必要的物件，他的包對他來說，會讓他吃不消的。他拒絕了，掙扎著向前挪動了幾百英尺，栽倒在地。日本兵看見我們的佇列停了下來，立刻跑到他面前。日本兵大叫了幾聲，毫不猶豫地刺進了他的胸膛。日本兵還在狂吠，他的意思再明顯不過：“站起來！站起來！”不過一切已經太晚了。刺刀終結了中尉的生命，有一個好男兒為國捐軀。我無助地想到， “這個時候上帝在哪里？”在目睹了一樁樁暴行之後，我越來越肯定這些事情也會發生在我身上。天哪！以後等待我的是怎樣一個噩夢啊！
隊伍又往前移動，幾分鐘之後，又發生了悲慘的一幕。後面傳來汽車馬達聲；日軍向克雷吉多方向輸送戰鬥人員。中尉的屍體橫臥在道路中間，日本卡車毫不猶豫地從中尉的屍體上碾過，日本的車隊經過之後，中尉的屍體已經被壓成肉餅。道路上殘留的鮮血和肉末，顯示這裏曾經有人倒下。
日本人用這種方式“為中尉完成了葬禮”。日本兵還是不是人？他們沒有絲毫的同情心，毫不顧忌人之所以為人的底線！他們把我們像動物一樣對待，毫無疑問他們根本不會給我們戰俘應有的待遇。
投降之前，我還在想被俘後的幾小時是最危險的，只要捱過了最初的幾個小時，下面就安全多了。但在目睹了接二連三的暴行之後，我意識到自己錯了。日本人苦戰之後，攻下巴丹，剛剛嘗到勝利的喜悅，勝利並沒有讓他們忘記戰鬥的痛苦，因此日本兵抓住機會就向我們復仇。他們當中也許有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好朋友，他們要向我們這些“劊子手討還血債”。押解我們的日本兵情緒高昂，而昔日的敵人就在他們的刺刀底下，伸手可及。他們的武士道精神極端膨脹，日本的這種古老的戰爭哲學認為，投降者是懦夫，一個軍人在面對投降時的第一反應應該是切腹自殺。
對日本的語言、習俗和軍事哲學的無知，讓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吃盡了苦頭。哪怕是我們隊伍當中有一兩個人能聽懂日語，我們也能避開許多暴行。不過我們發現很多日本兵會說一點英語，但是他們從來不敢在他們的同伴面前說，因為這種行為會被認為具有親美傾向，被指責同情美國人。
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日本兵最喜歡欺負看起來弱小的戰俘。後來在日本福岡的17號戰俘營，情況恰恰相反，日本看守和平民礦工似乎專門喜歡找大塊頭戰俘的麻煩，他們喜歡吹噓：“美國人高大而軟弱，日本人矮小而強壯。”說到底，日本人還是因為身材矮小而感到自卑。
日本兵不允許我們帶水行軍，長時間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難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嚨刺痛，胳膊和腿不聽使喚。我們的身體亟需補充水份，可是卻一滴水也得不到，精神和身體的痛苦溢於言表。到了第三天，饑餓和口渴讓我做起了白日夢。我仿佛看到了過去吃過和喝過的所有好東西：夾著乾酪和洋蔥的漢堡包、奶昔、啤酒、可樂，饞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乾枯。我在白日夢的驅動下，走了一段路，最後還是回到了現實當中，——我們饑渴難耐，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們的下一頓才能進嘴。我們被強迫往前走，把左腿邁到右腿前面，再把右腿邁到左腿前面，兩腿帶動著身子往前挪。
日本兵故意的。其實路邊並不是沒有水，巴丹半島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日本兵就是不讓我們喝。有些看守會讓少數的戰俘去喝水，卻不讓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覺自己的舌頭變厚了，因為身邊有日本的車隊經過，車隊揚起的灰塵被我吸進嘴裏，黏在舌頭上，我的喉嚨快要被這些沙塵烤幹了。有一次，我看到路邊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觀察了好半天，確定附近沒有日本兵的時候，我和戰友弗蘭克快速沖到井邊。我們你一口，我一口，敞開肚皮喝水。我們儘快喝足，並把水壺裝滿，準備路上喝。
幾分鐘之內，大約有10到15個戰俘聚到了井邊。這引起了一個日本兵的注意，他跑過來嘲笑我們。這時，前面的5個人喝到了水，第6個人剛準備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舉起刺刀，對著他的脖子就是一刀。這個兄弟立即雙膝跪地、呼吸急促、臉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沒有喝上就死了，鮮血染紅了自流井。他死不瞑目，因為他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就被屠殺了。
所有在井邊的戰俘，趕緊跑回佇列。我們都被嚇傻了。我的心像手提鑽鑽地時一樣，劇烈地跳動，我的眼睛睜得有平時兩倍大，我很無助，我又想到，“這個時候上帝在哪里？”淚水潸然而下，流到我的面頰上，多好的一個年輕人啊，就這樣送掉了性命，殺他的人好像做了一場遊戲。
兩小時後，我們經過了一個水牛洗澡的水塘，它離路面大約50英尺。水塘裏的水根本不能飲用，水面上泛著綠色的泡沫，兩頭水牛正呆在裏面躲避酷熱。兄弟們都快渴死了，只要能喝到水，他們管不了這麼多了。兄弟們不僅渴，而且深受瘧疾的折磨，很多人發著高燒。另外還有很多人痢疾很嚴重，他們認為誰能夠減輕他們的痛苦。有一個大膽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勢問他，能不能讓他喝一點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揮手同意。
得到允許後，好幾十個人瘋狂地沖到水塘邊，也不管水牛還在裏面洗澡。有些人撥開綠色的泡沫，把水潑到自己身上，並喝下這種寄生著多種病菌的水。有些人用手帕把手兜起來喝，他們覺得經過手帕過濾以後，水會安全一些。他們真笨！成群的蒼蠅在水面上盤旋，水裏殘渣氾濫，病菌是過濾不掉的！這不是人喝的水！
幾分鐘之後，一個日本軍官跑過來大喊大叫。沒有人聽得懂他說的話，他也沒有打任何手勢，但是大家還是知趣地趕緊返回了隊伍。不久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這個滿臉堆笑的軍官，在戰俘的佇列周邊轉來轉去，他隨即命令日本兵檢查我們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跡的人都拉出來。日本軍官命令這些粘上水跡的人，在路邊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們開槍。恐怖的大屠殺！他強迫我們站著觀看，我們不敢阻止，如果我們阻止的話，他會下令把我們也槍斃了。
連日來目睹的暴行，嚴重動搖了我生存的信念。我的戰俘權利呢？如果這些殘暴的巴丹征服者對我做同樣的事情，我該如何應對？這場該死的行軍好像總不到頭，我該怎樣活下去？
滿懷希望是挺過巴丹死亡行軍的戰俘的共性。希望讓我們在饑渴、疾病的折磨下，一步一步向前走，我們知道總會到達終點。謠言風傳開來，有人說我們將被送往日本戰俘營，等待交換戰俘，我們將在美軍的醫院裏得到很好的治療。有些人希望，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只是一場噩夢，我們很快能回家。這些想法過於樂觀，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到達一個有吃有喝的終點，那裏有房子給我們住，讓我們遠離毒辣的日頭和蚊蟲的叮咬，讓我們不必在暴風雨中體驗“泥石流”的滋味，——暴雨擊夾帶著我們身上沾染的沙塵順著身體往下流淌。
這個時候，唯一能鼓勵我前進的是，我在路上看到的香蕉園和芒果樹。我把它們當成目標，當作暫時的目的地。絕大多數時間，我們已經停止了思考，我們只是走路，垂頭喪氣地低頭走路。我對自己說，我們是真的失敗者，但是我必須前進。
很多人已經虛弱得或者病得挪不開步子。如果他們停下來，蹲在路邊排便，輕則受到毒打，重則被殺。幸好我們腹中空空如也，不必擔心腸蠕動過於激烈，因為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供排泄。得了重症痢疾的人最可憐，他們隨時可能排泄。
第四天，我幸運地碰到了兩個坦克部隊的老夥計，沃爾特·奇戈伊和鮑勃·布隆格。奇戈伊是典型的義大利南部人的後裔，他有6英尺高，一頭烏黑的捲髮，鬍子很濃，看起來總是需要好好刮一下。他英武帥氣，一張長臉，讓人覺得“挺壞”。他的深棕色眼睛有些摳，總好像沒有睡醒，眼珠子轉動靈活，一會兒左，一會兒右，讓人覺得他是個精明人。他說話口氣柔和，即使在生氣的時候也不大喊大叫。從投降那天起，他就將生死置之度外。
布隆格是典型的義大利北方人的後裔。他有一頭金髮，明亮的藍色眼睛，身體很結實，大嗓門大得像教堂裏的鐘，好幾裏外都能聽到。在聚會上，他是一個開心果，特別會講笑話，大家都很喜歡他，總有很多人聚在他周圍。他身高不到6英尺，但是像一頭強壯的大灰熊，胳膊粗壯，胸肌發達，力大無窮。奇戈伊和布隆格是B連的“寶貝”，在全營也是名聲顯赫，眾所周知他們是“肉團兄弟”。
我和他倆走在一起的時候，一個日本軍官騎馬從我身邊經過。他揮動著武士刀，好像隨時準備把俘虜的頭顱斬下。我正好走到了佇列的外面，他順手給了我一刀。刀鋒離我的頭部和頸部數英寸，我趕忙避開，刀尖還是將我的左肩劃開一道大口子。刀口很深，我大量失血，亟需縫合，我還得繼續行軍，如果我還想活命的話。
等那個日本軍官遠去之後，布隆格和奇戈伊從人群中給我找來了一個醫護兵。為了幫我縫合傷口，醫護兵把身上所有的線都用完了。在此之後的兩英里路，兩個好朋友一直扶著我走。他們不讓我掉隊，因為大家都知道，掉隊就別想活。
奇戈伊和布隆格救了我的命，我一直希望有機會報答他們。軍方的記錄顯示，他們在被俘期間先後罹難。布隆格因痢疾在1942年7月31日，死于甲萬那端戰俘營。奇戈伊因同樣的疾病，在1942年11月3日，死于臺灣的戰俘營。我回國後，見到他們的家人。他們的父母問起他們的兒子在軍隊裏表現怎麼樣，是怎麼死的。我很難回答。跟他們的父母的充滿感情的會面，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我永遠無法忘記。
我們每天像僵屍一樣進行長途跋涉。我們從早上6:30，走到晚上8點，有的時候甚至要到9 點。我們被命令一刻不停地行走，只有兩種情況可以獲得幾分鐘的休息：日本看守換班或者被日軍強迫我們觀看他們施暴。日本看守換班很勤，每隔三四英里他們就換班一次。看守總是新面孔，對我們來說不是什麼好事，我們不知道這幫剛還上來的傢伙脾性如何，他們想要我們做哪些事情，不想要我們做哪些事情，我們總是小心翼翼。這幫新換上來得傢伙總是想給他們的戰友，特別是他們的軍官留下“好印象”，總要抓住機會，懲罰戰俘。這幫傢伙養精蓄銳，體力充沛，因此走路要比我們快多了。因此我們害怕換班，換班之後就要加倍小心，千萬不能走到隊伍外面。
由於路況糟糕，身體疲乏，缺少食物和飲水，加上戰敗者的心態，我們每小時只能走1英里，最多 2英里。日本看守不斷地呵斥我們，抽打我們，我們慢得像蝸牛在路上爬。我在想，我們要到哪里？如果他們要我們死，把我們在路邊就地槍決和押送到一個地方處死，有什麼不同？如果他們告訴我們目的地在哪里，會讓我們感覺輕鬆一些。如果日本人告訴我們只要走完70英里，我們就可以到戰俘營，就可以休息了，或者為他們工作。這樣要比漫無目的地走著，好得多。
我們已經好幾天沒吃飯了，渴得快要失去意識。如果再不給我們水喝，我們很快就會脫水而死。就在這時，日本人告訴我們，他們計畫在我們到達巴朗牙城區之後讓我們吃飯，巴朗牙離我們被俘的地方大約35英里。在正常條件下，一直休息充分、訓練有素、給養充足的軍隊只要19小時就可走完這段距離。可是我們這些戰俘根本不具備行軍的條件，我們疲憊不堪，體力透支，需要長時間的休息，需要接受治療。火辣辣的太陽一直懸在我們的頭頂，似乎要榨幹我們剩餘的精力。
我們用了4天時間，總算進入了巴朗牙城區。菲律賓平民們站在道路的兩旁，扔給我們各種各樣的食物：米糕、還有動物油脂的甜蛋糕、小塊的炸雞、小段的甘蔗。甘蔗比其他食物要好，撕開表皮之後，咀嚼果肉，我們會獲得必要的水分和糖分，既解渴，又增加了營養。菲律賓平民雪中送炭，讓我們的士氣為之一振。
突然，槍聲響了，菲律賓平民們四散逃命，日本看守向他們射擊，不允許他們給我們吃的。兩個菲律賓平民跑進了田野，想鑽進一個下水管道。三個日本兵舉槍向他們瞄準，先後開火。這三個傢伙的槍法不是很好，他們開了好些槍，才把這兩個菲律賓男子打倒。見他們倒下來，這三個傢伙立即跑過去，呵斥他們，並瘋狂地踢他們，先是踢背部，後來踢頭部，隨後又向對他們倒臥的身體連開數槍。
日本兵命令我們停下來觀看，這一場景令我渾身發抖，我直想嘔吐，不過胃裏沒有東西，吐不出來。我眼睜睜地看著日本肆意的殺戮。我想儘快地把這些醜惡和兇殘的場景，從腦中抹去。我不知道我還要目睹多少次這樣的暴行。就在我準備閉上眼睛的時候，日本人又殺死了更多手無寸鐵的菲律賓老百姓。
在日軍的槍聲和呵斥聲中，菲律賓平民逃散無蹤。很多菲律賓戰俘趁亂跑出佇列，混入平民之中。他們的目標是藏入民間，換掉衣服，化裝成老百姓。剛好夜幕降臨，很多菲律賓戰俘如願以償。
我們繼續向市區中心走去。天色完全暗下來的時候，我們被趕進一間大倉庫。這間倉庫大約有75 英尺寬，160英尺長，原來是用來儲存玉米、大米和蔗糖以及其他農產品的。擠不進去的人，就睡在倉庫外面的開闊地上。我在倉庫的最裏面找了一個位置。當倉庫人滿為患的時候，日本看守又生生地把兩百名美國戰俘塞了進來。倉庫實在太擠，以致我們只能一個挨一個的平躺在地上。有人想小便，只能尿在身上，第二天太陽會把他的衣褲曬乾。如果誰想大便，就要跑到倉庫的角落裏解決。那天晚上，倉庫的地面上滿是痢疾患者的糞便，這讓很多人感染了這種致命的疾病。
屎尿散發的惡臭，垂死的人的叫喊聲，病入膏肓的人的抱怨聲、呻吟聲不絕於耳，簡直要讓我發瘋，我把衣角塞進耳朵，減輕了一些噪音。倉庫裏的空氣污濁不堪，痢疾患者的糞便，殘留在衣褲上的小便在倉庫裏發酵。這種令人窒息的混合惡臭，影響人的正常生理機能。日本兵忍受不了，把門鎖上出去了，在外面監視我們。
數小時後，我漸漸地適應了這種嘈雜的聲音和令人作嘔的臭味。我把自己的思緒從這場噩夢中轉移開，我又想到了蘿拉。她會意識到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嗎？獲悉了巴丹半島失守，全軍投降的消息之後，她會怎樣想？她會認為我是一個懦夫嗎？她仍然愛著我麼？她會像我思念她那樣思念我麼？我提出了一連串的疑問，幻想自己又和蘿拉呆在一起。這場噩夢什麼時候才到頭啊？午夜時分，我搖了搖頭，拋開紛繁的思緒，面對現實。
次日早晨，看守把倉庫門打開，我頭暈目眩地蹣跚著走出來。我像受驚的動物一般儘快地離開了這個彌漫著死亡氣息的黑暗之地。至少有25個人沒有活著走出倉庫，日本人命令戰俘把他們的屍體抬到倉庫後面的田地裏扔掉。我再度感到震驚。我所能做的，是為這些兄弟祈禱，我流著淚自言自語：“上帝啊！請您寬恕這些可憐的靈魂。”我不願意看到他們暴屍荒野，但是日本兵不同意我們把這些可憐的兄弟埋葬，他們在漆黑的夜裏悲慘地死去。
我們看到倉庫的院子裏面，搖晃著一隊看守。幾分鐘之後，我們被趕到院子裏。出乎我意料的是，院子中間放著3個廚房用的大桶，桶裏盛滿了米飯。沒有餐具的戰俘得到了一個直徑3英寸的飯團，有餐具的戰俘的得到了一大鏟子米飯，量應該比飯團要多一些。在倉庫外面的開闊地的頂頭，有一隊日本看守在供應熱茶。沒有水壺或杯子的戰俘可以借朋友的容器來獲得他的定量，這些液體對我們來說，太珍貴了。
在餓了四天之後，我們第一次獲得了食物，儘管食物的數量很小。日本看守提醒我們，我們是多麼的幸運，因為他們給我們供應了如此多的食物和茶水。我們剛領完自己的定量，日本人就把我們趕上離開巴朗牙的大路。日本看守不停地嘲笑我們，他們咧開嘴大笑，頻頻點頭，他們很滿足，因為從我們身上獲得了足夠的優越感。我們排好隊向北進發，行軍繼續，但是終點在哪，我們仍然不知道。
很多個夜晚，日本兵讓我們的隊伍停下來，命令我們露宿在堅硬、骯髒、冰冷的石頭路上，公路上丟滿了戰俘的個人物品。很多戰俘就地排便。在巴朗牙領教了倉庫之夜的痛苦，我寧願睡在外面。不過看守們似乎不想讓我們獲得片刻的安寧，他們時不時地在我的耳邊咆哮，甚至會踢我，用刺刀戳我。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睡在空氣流通的地方。
巴丹死亡行軍的前四天，我們不僅要忍受看守們的虐待，還得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持續的精神緊張，讓我心力交瘁。缺少食物和飲水加重了這種精神壓力。我有一種強烈的孤獨感，寂寞帶來的痛苦讓我夜不能寐。我記得十歲的時候，去參加夏令營。離家的第一個夜晚，我在哭泣中入睡，因為我感到孤單，我沒有在家的安全感。很多年過去了，我已長大，身處離家1萬英里的異國他鄉，兒時的孤獨感捲土重來。在巴丹死亡行軍漫長的路途上，持續的孤獨讓我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和蘿拉在一起的快樂的日子。四天宛如隔世，我不斷地對自己說：“這只是一個噩夢；不是真的。”當我情緒低落的時候，我就想像蘿拉在我的身邊安慰我，告訴我一切事情都會好起來的。我的家人也給我希望，我的戰友們彼此照顧，我所愛的人給我溫暖和我需要的理解。
一路上，謠言紛起，不過很好。這些謠言在我們嘴裏傳來傳去，給我們生的希望。要到巴朗牙的時候，有人說：“等我們到了，日本人就會用船把我們送到馬尼拉，與日本戰俘進行交換。我們很快就能回家了。”還有人說：“等我們到了下一個集鎮，日本人就會給我們吃的。”儘管事實往往於這些謠言相反，在巴丹死亡行軍的12天裏，我們還是願意生活在這些美好的謠言當中。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個巴丹死亡行軍當中最慘無人道的罪行，當然還有一些暴行也可與之相提並論。日本兵讓我們的佇列暫時停下，等待後面的隊伍趕上來。等後面的隊伍趕上我們的時候，日本人命令我們站起來繼續前進，就在這時一個瘧疾非常嚴重的兄弟，發著高燒，人都燒糊塗了，想站起來，但是站不起來。日本兵走到他身邊，用槍托砸他的頭，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來身邊的兩個戰俘，讓他們在路邊挖坑，他準備把這個生病的兄弟活埋。這兩個戰俘開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時候，日本兵命令他們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裏，把他活埋了。這兩個戰俘搖著頭，說他們不能那樣做。
日本兵沒有發出任何警告，舉槍就把兩個挖坑的戰俘當中的大塊頭打死了。他又從我們的佇列里拉出兩個戰俘，命令他們再挖一個坑，把大塊頭也埋了。日本兵在路邊劃了一個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個戰俘埋在那裏”。這兩個戰俘又挖了第二個坑，他們把生病的戰俘和死去的戰俘分別放在坑裏，然後往他們身上鏟土。生病的戰俘還沒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時候，他淒厲地叫喊著。
我們目睹了這場對手無寸鐵的無辜者的屠殺。我悄悄轉過頭去，用手捂住臉，避免讓日本兵看到我嘔吐。這樣的暴行讓我永生難忘，到現在仍然困擾著我。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我活著就是等著被屠殺嗎？今天輪不到我，那麼明天，後天，大後天呢？對於這樣的暴行，我還能忍受多久？”我的決心再次受到了挑戰。我偷偷地抹去淚水和嘔吐的汙物，正視路的前方，我在尋找下一個路標。我必須有一個目標；我必須向前走。
在正常的生活條件下，人們的行為方式只有兩種，要麼讓生活順應信仰，要麼改變信仰來適應生活。選擇了正確的行為方式，我們就能獲得滿足。不過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我發現如果我要活下去，我必須兩者兼顧。因此我不斷修改自己的信仰，以順應日本看守的命令，同時我又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堅持我的信仰。舉個例子，如果日本看守強迫我去活埋一個戰俘，我會很快地意識到，這與我的信仰不符，但為了活命我不得不照做。如果我堅持我的信仰，拒絕活埋依舊在呼吸的戰俘，那麼接下來可能就有更多的戰俘要來埋我了，如果還有人拒絕，就會有更多的戰俘被埋葬。在我調整信仰的時候，我對自己說，我要活下來以後幫助別人。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一個人不能及時地調整他的生活宗旨，很可能活不下去。
我很難理解日本士兵的行為。因為他們的紀律性很好，絕對服從上級軍官的指揮。我想這些軍官們肯定知道日本的軍事法規當中關於戰俘待遇的條文。1904年2月日本頒佈的第22條軍規的第1節第2條明確規定：“應該尊重戰俘，善待戰俘，不得以殘暴的非人道的方式對待戰俘。”侵佔菲律賓的日軍從任何角度來說，都沒有執行天皇親手頒佈的敕令。日本的翻譯在多個場合告誡我們：“你們比狗都低賤！我們想什麼時候喂你們，就什麼時候喂你們；我們讓你們休息，你們才可以休息；任何一個日本士兵覺得有必要教訓你的時候，都可以揍你。”
天皇頒佈的善待戰俘的軍規從來沒有執行過，在巴丹死亡行軍的時候沒有執行，在任何一個戰俘營裏也沒有執行，在任何一個工作隊裏也沒有執行。顯然，這只是一條停留在紙面上的規定——沒有必要認真對待——日本人制定這條規定，只是為了讓世界各國覺得日本軍隊是“人道的軍隊”。日本士兵的行為方式恰恰與這些冠冕堂皇的規定相反，他們更樂意看到戰俘被折磨，這讓他們覺得可以對我們為所欲為，滿足他們的民族優越感。
目擊了“處決式的葬禮”之後，我的求生意識更加強烈。目睹屠殺暴行時，我處於絕望的頂峰，可是我發現我可以克服這種絕望。我在想，如果日本兵逼迫我執行諸如此類的暴行，為了活下去，我該如何應對。
首先，我要意志堅強，做該做的事情。其次，我要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這樣我才能做日本人命令我去做的任何事情。第三，我要變得“機靈起來”，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比如說，什麼時候該走得快一點，什麼時候該成為另一隊的成員。我發誓今後走路要昂首挺胸。這個姿勢會讓我覺得精神一些，日本看守很少欺負看起來健康的戰俘以及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戰俘。
我們走了好些天，有的時候夜間也趕路。日本兵只給我們提供過兩次食物和水，每次都很少。從盧保出發的4到5英里的行軍極其殘酷。日本看守時不時地命令我們奔跑，他們的咆哮次數更多，聲音更大。幾分鐘之內，有不同的看守，毆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們。
在這個路段，我們被要求以平常兩倍的步速行軍，日本兵換班頻繁，我們經常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換班的看守。我們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隊日本兵，看守命令我們停下來。我們看到這隊日本兵的前面跪著一個美國戰俘，戰俘後面站著一個日本軍官。日本軍官從劍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揮來揮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領。他讓這個美國戰俘順著他揮刀的方向移動膝蓋。熱身練習做完之後，他把武士刀高高舉起，急速揮下，日本士兵高呼“萬歲”，我們只聽到一聲悶響，美國戰俘就身首異處了。這個軍官緊跟著把戰俘的軀幹踢到在地。這個軍官“乾淨俐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斬首技術”。所有的日本士兵都開心地笑著走了。當我看到他的刀鋒下落的時候，我的心都揪緊了，渾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禱。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頭竟然是日軍的娛樂方式。
從那天起，我少說也目睹了數百次斬首的場景；身首異處的恐怖瞬間永遠不能從我腦中抹去。每當那個時刻來臨，我都非常害怕，不過我下決心活下去。我必須活下來告訴全世界日軍對我們這些戰俘做過些什麼。
我們花了兩天多的時間到達奧蘭尼，這段行程大約有15英里。這兩天內，我們沒有得到一口飯一滴水。在這段路程當中我們目睹了更多暴行，這些暴行與剛開始的四天裏的大同小異。日本兵特別喜歡在菲律賓人面前虐待美軍戰俘，這樣能滿足他們的民族優越感。每次殺害或者折磨美軍戰俘的時候，他們都會把路過的菲律賓人攔下來，男人、女人、小孩無一例外，強迫他們站在路邊觀看。這些菲律賓人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些觸目驚心的場面，淚流滿面，默默地祈禱，我看到他們的嘴唇一動一動的。
我們穿過奧蘭尼城區的時候，一隊日本看守站在路邊，朝我們吼道：“哈依庫！哈依庫！” （快點！快點！）我們幾乎奔跑著經過了這隊看守。菲律賓平民站在離這隊看守很遠的路邊，扔飯團給我們。我們在奔跑中接到了，就迅速塞到嘴裏。如果飯團掉在地上，就糟蹋了。幸運的是，絕大多數人願意分享，所以大家多少都吃到一點。如果沒有好心的菲律賓平民冒著危險丟給我們食物，在路上餓死的戰俘會更多，因為他們的無私幫助，我們的士氣也提升了一些。不幸的是，一進戰俘營，這種有福同享的友誼就結束了。我們每天只能領到一點點米飯當早飯，晚上還能領到一丁點當晚飯，沒有菲律賓平民扔東西給我們，我們也不能在路邊剪刀食物。戰友之間的情意受到很大損害。我多次勸坦克部隊的同袍，把米飯吃下去，不要用米飯換香煙。有些戰俘強搶病人的食物，或者引誘他們換香煙，他們說，抽一根煙能讓病人感覺舒服一點。某些戰俘之間的關係變成“狗咬狗”的關係。
我們精疲力竭，站立不穩，被強迫以兩倍步速行軍，直到我們進入了2英里外的聖費爾南多城。接下來，去哪里？下一個死的，輪到誰？我們的身體還能忍受多久？
聖費爾南多是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路途當中經過的最大的城鎮，它非常繁華，受到的戰爭破壞很小。美菲聯軍向巴丹半島撤退的時候，沒在這裏做過多停留。日軍跟在我們屁股後面追，也是一經而過。它是班邦省的省會，有一些漂亮的大工廠。我注意到街面上有很多日本兵，他們全副武裝三五成群地到處閒逛，享受著“愜意”的時光。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火車站，讓我們休息。我們看到站內一列由老式車頭驅動的悶罐車。我們坐在鐵軌上等了一個小時，一輛破舊的悶罐車才哢哢地進站。我聽說，我們將被送到馬尼拉，與日本戰俘交換，我們很快就能回家。很快，謠言不攻自破。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這輛小小的悶罐車。車廂很小，放在平時可以裝進10頭牲口，或者25個到 30個人，在日本兵的驅趕下，此刻每節車廂裏塞進了80到100個人。我們只能輪流坐著，因為車廂裏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大家都坐下來，即使靠近車門的人把腿腳都伸到門外也不行。車廂中部實在太擁擠，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窒息了。靠近車門，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的人是幸運的。我們摩肩接踵地站了5個小時，到達卡帕斯。卡帕斯離我們的最終目的地奧唐奈集中營附近。
我是幸運的人之一。我靠門邊坐著，雙腿懸空。我享受著新鮮的空氣，和風撲面，不必擔心日本兵會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後背。不擔心，真是一種享受。不久，我就為自己的鬆懈嘗到了苦頭。一個日本看守從我身邊經過，他揮舞著一根用作手杖的長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來，沒打到腳，打在了膝蓋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來，——叫的什麼我記不清了，不過絕對不是恭維的話。他抓住車廂的門把，使勁地想把它關上，車門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極了。不過門最終還是沒有被關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關得上。幸虧我的大腿讓門開了一個口子，我們才能呼吸到一點新鮮空氣，當火車開動的時候，一股力量很大的風吹進我們的車廂。
火車緩緩地開動了，載著數千名生病的、垂死的戰俘。菲律賓人站在鐵軌旁邊，向車廂裏面扔用香蕉葉包著的飯團、用糖和其他調料做成的米糕、還有熟雞塊。當我看到他們給我們扔食物的時候，我就使勁把門拉開兩英尺，以便讓我們獲得更多的食物。這些好心的菲律賓人可能不知道，他們的慷慨行為救了我們很多戰俘的性命。沒有這些東西，很多戰俘將會餓死。他們給予我們的關心，幫助我們挺過了這段人生的黑暗歲月。
火車終於停了，但是日本兵不允許我們下車，我們又在車廂裏停留了10分鐘。沒有人講話；垂死的人的呻吟打破了車廂裏的安靜。就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們還是不知道接下來我們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會被秘密處決嗎？然後在沒有一個人看到的情況下，被日本人偷偷地埋到一個萬人坑裏？日本看守什麼也不說。我聽到車廂裏有人在輕聲的禱告。上帝啊！請給我們一次機會，不要在這個遙遠的國度，讓我們毫無蹤跡地像畜生一樣死去。
只有活著的人走下火車；我們得到指示，讓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車廂內。有些人能跳下火車，有些人只能挪到門邊，然後慢慢地滑下來。我慢慢地跳出車廂，剛想邁步走路，就倒在了鐵軌上。我覺得我的瘦腿不聽大腦指揮了。一個看守認為我站得不夠快，就用槍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頸部遭受重擊。他對我做了一個威脅性的動作，用刺刀向我刺來，我知道不躲開就死定了，趕緊爬起來走了。
我們又開始走了，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要走多遠。我們所有的人都覺得自己像是一頭牛，要被趕進屠宰場。當我離開悶罐車的時候，我感覺身體好像著了火。走了兩英里之後，我開始頭暈目眩，身體在佇列裏搖晃。沒過多久，我就體力耗盡，跪倒地上。好運又一次撞上了我。我醒來的時候，我發現正被奇戈伊和布隆格抬著走。他們抬著我，足足地走了1英里。之後，我的體力恢復了，可以自己走了。一個人在一生當中，在短短幾天內，被同樣的人救兩次，這樣的幾率能有多高？他們真是我的救星。
形容枯槁、衣衫襤褸的我們排成隊半死不活地走著。我們的身體太骯髒了，上面沾染了各種各樣的液體，全都沒刮臉。在這條狹窄的永無止境的公路上，我們看到一些美麗高大的、果實累累的芒果樹，還有許多鬱鬱蔥蔥的綠色植物。我們不時能在路邊看到美軍戰俘的屍體，他們躺在綠樹底下，血流滿地，鮮血已經變成深棕色。
《菲律賓的黎明》的作者神保信彥，是參與菲律賓戰役的一名日軍士兵。他在書中寫道，在巴丹守軍投降的當天，所有的日軍部隊都接到通知，將有至少7萬名俘虜落入日軍手中。
日軍高層在馬尼拉發佈了如下命令，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會發生那麼多的暴行：
和我軍在巴丹半島對抗的任何部隊，不管是否投降，都應該被徹底消滅，任何不能走到集中營的美軍戰俘，在行軍途中都必須在離高速公路兩百米以外的地方處死。
這個命令可能就是日軍士兵在行軍中可以任意殺死掉隊的美國人的正當理由。一旦本間雅晴接受了巴丹的投降，他唯一關心的不是我們的待遇而是所有在菲律賓的武裝力量的最終投降書，從而他可以指揮所有的力量和供給物資向克雷吉多島進攻。毫無疑問，我確信對我們投降的部隊實施殺戮是某個人預謀的，授權的，這個人有著很大權利，而且是日本軍隊在菲律賓有很高指揮權的人。
這個命令給予了日軍看守肆意屠殺掉隊的美國戰俘的權力，戰俘出於任何理由掉隊都要被處死。本間雅晴雖然接受了巴丹守軍的投降，但是唯一讓他感興趣的是獲得整個菲律賓美菲聯軍的投降書。他當時正在調兵遣將，調集所有的技術裝備，想一舉拿下克雷吉多要塞。毫無疑問，對巴丹投降部隊的屠殺是有預謀的，是侵菲日軍高層精心策劃的，是經過某些高級將領首肯的。
我在行軍的最後一天，差點丟掉性命。我的腳腫得有平時的兩倍大，這讓我在佇列中行走困難，很難跟上隊伍。後來我才發現，佇列當中的很多人都有這個毛病。
日本看守又把我們轉交給一隊經過充分休息的看守。這些傢伙上來就呵斥我們，推搡我們，用棍子敲打行走困難的人。他們專門欺負看起來虛弱的人。與我走在一起的一個兄弟，看到我浮腫的腳，建議我把靴子的兩邊劃破。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不僅照他說的做了，而且還把鞋帶鬆開了，這樣給腳更大的空間。在此之前，我虛弱得很，發著燒，筋疲力盡，我甚至覺得高燒會要了我的命。就在我的身體快要垮掉的時候，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堅持下去，不管日本人要我去哪里，我都得走過去。奇跡出現了，高燒退了！最後的8英里，我好像走了一輩子，我終於看到了典型的菲律賓棚屋的輪廓，還有那生銹的鐵絲網。我總算見到了這次強迫行軍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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