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4日 星期一

明朝倭亂:海禁逼出的華人叛亂(單之薔)

一個明朝海盜的心願(節選)

摘自《國家地理雜誌》09年第4期 文章作者:單之薔 圖片整理:2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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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網上看到一段關於倭寇的文字,寫的是倭寇的首領王直被殺時的情景,王直不是日本人,而是安徽歙縣人,這讓我很驚訝。倭寇的首領竟然不是日本人?我可是從小在教科書中讀著戚繼光抗倭的英雄事蹟長大的。一種強烈的願望讓我去瞭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找到一冊冊明史,看那些抗倭名將的傳略,不僅僅是戚繼光,還有朱紈、胡宗憲、俞大猷、曹邦憲、唐順之等等,我要在其中找這些抗倭名宦和名將打了哪些仗,殺了哪些倭寇;我又找到了當年的一些書,《倭變事略》、《籌海圖編》便是其中的兩本。

《籌海圖編》是明代江蘇昆山人鄭若曾所著,他曾被浙江巡撫平倭的總督胡宗憲招至幕下,親自參與了平倭的過程。他的書當屬記實,或者說具有權威性。在這本書中我看到了“擒獲王直”一章,“王直(有的稱汪直),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輿,以故人宗信之”……王直曾與朋友一起商量去海外經商謀生,原因是“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遙哉?”後來王直去廣東,造巨艦,運載著一些生絲和硝磺等,去日本、暹羅、西洋諸國,五六年的時間,王直就發了大財。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與李光頭、許棟等商人在寧波的雙嶼島與佛郎機(葡萄牙)、倭人(日本)開展貿易。《明史》中說他們“踞寧波之雙嶼島(今六橫島和佛渡島)為之主。”

(王直墓,日本人在其家鄉安徽歙縣所立)

當時的雙嶼島被中日歷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財富在這裏交換、中轉、集散,來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銀通過這裏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由這裏進入世界。這裏很像香港--一個世界自由貿易區。

1524—1547年,這個經濟特區、自由貿易港迅速發展起來,葡萄牙人在上面建立了教堂、醫院、市政廳等,島上居民多達數千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此外還有各國的商人。但明王朝實行海禁,禁止海上的自由貿易,朱元璋定的規矩是“片板不許入海”。雙嶼島,在朝廷的眼裏便是“倭寇”盤踞之地。不久,主管浙江、福建海防軍務的巡撫朱紈派大軍進攻雙嶼島,一番激戰,雙嶼島被蕩平。一本西方人寫的書說,此役光葡萄牙人就死了800多人。從此這個“16世紀的上海”又成為了兩個只有海浪拍打的默默無聞的小島。王直僥倖逃脫,遠走日本。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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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直墓前合影的安徽歙縣地方官與王氏後人)

後來他佔據了日本一個島嶼星布,名為“五島”的地區(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島,包括福江、久賀、奈留、若松和中通),自稱“徽王”,又招來徐海、陳東、葉明等人為他的部將,他的侄子和養子是他的心腹。他還吸納了幾個日本人為他的下屬,日本史料中稱他為“五峰船主”,周圍三十六島都歸附於他。

這時的王直還沒有想做強盜,他給中國官府捎信說:他願意率領自己的人馬幫助官府掃清海盜,條件就是開放海禁,允許貿易(這條件有點像西方列強要求五口通商),他願意做一個管理貿易的小官。(看到這裏,我就想,若是英法西葡等西方列國,此時肯定給王直加官進爵,封為當地長官,試想不費一兵一卒,就把疆域擴大到了日本列島。)但明王朝不這樣想,官府沒有答應王直開市貿易的條件,幫助肅清海盜可以,為此獎給王直100石大米。這獎勵對於富可敵國的王直來說,簡直就是諷刺。王直大忿,將這些大米全都扔進海裏。由此他對在明王朝的統治下能否作商人產生了懷疑。後來他不顧禁令,駕船在舟山群島附近的島嶼停泊做貿易,遭到明朝官軍的圍剿,王直靠發射火箭僥倖突圍。從此王直絕了走私經商的念頭,由此走上了劫掠財物、攻城殺人的強盜之路。早年王直在海上做生意,為防打劫,就雇用日本武士在船上充當保鏢。海上不比陸上,陸上有國家維護秩序,海上的安全全靠自己,因此武裝貿易是那時海洋貿易的通常做法。

王直的下屬中,有一些被雇用的日本浪人武士,但為數不多。王直比較狡猾,每次劫掠燒殺後,都讓部下留下是某島倭寇所為的痕跡或口信,即《籌海圖編》所說:“必詭雲某島寇所為也。”王直的狡猾,得一時之利,卻鑄下了千古駡名:倭寇。

(被砸毀的王直墓。2005年,聽說日本人為海盜立碑,兩位大學老師夜襲王直墓。此事成為當時一大事件。兩位砸墓者被視為反日民族主義的代表。但讓很多人意外的是,其中一位砸墓者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後來因為成立中國社會民主黨而身陷……)

但剿倭的名臣總督胡宗憲看出了王直的破綻,因為他看見倭寇進退縱橫皆按兵法,可知不是毛賊,又熟知沿海州縣的內情,倏忽而來、倏忽而去,可知其中必有內奸坐鎮指揮。他很快知道了倭寇的後臺指揮就是王直。

胡宗憲改變了以往剿殺的策略,誘王直來降。王直本來也不想反抗朝廷,他同意投降,但是有個條件:這個條件竟然還是解除海禁、開市通商。胡宗憲雖然沒有批准開市貿易的權力,但他還是答應了王直,謊稱同意開市貿易。為了這個條件,王直回來了,謁見胡宗憲的結果是被投進杭州的監獄。王直被殺那天,與兒子在刑場相擁而泣,拔下頭上束發的金簪給兒留念,長歎一聲:想不到竟死於此。然後引頸就戮。

他的養子王滶帶領下屬停留在舟山群島的一個小島岑港,聽到王直被殺,立刻肢解了官方的人質夏正。與前來圍剿的官軍展開激戰,大部分戰死。

不知大家注意沒注意王直的願望,一個對抗朝廷的海盜的願望。“解除海禁,開市貿易”,這就是王直的心願。中國幾千年來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人無數。但提出這樣的訴求卻是開天闢地第一次。陳勝、吳廣的“大楚興、陳勝王”;劉邦的“大丈夫當如此”;張角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宋江的“替天行道,”等等,都是大同小異的追求,本質都是一樣的。這樣的訴求實現的結果無非是王朝的更替,卻不會有新時代的到來。但是假如王直的訴求與番國“開市貿易”要是實現了呢?還會是王朝的更替嗎?簡直不敢想。那是不是中國提前500年就加入了“WTO”?

王直死後,倭寇不但未滅,反而變本加厲。可見走私、做海盜並不是王直一夥,當時中國東南沿海幾乎全線告急,從杭州灣到珠江口沒有一處不是戰火硝煙。

倭寇非倭,首領都是中國人

倭寇為患,從明初就開始了,直至萬曆年間才止,持續了200多年。其中最烈是在嘉靖年間。所謂“嘉靖倭患”,指的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等勾引日本倭寇,大舉入寇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的這件事。這場倭患一直持續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後達15年之久。

我想知道倭患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我開始對手中的書籍和資料中出現的倭寇人數進行統計,我發現無論是正史《明史》、《明實錄》,還是像《籌海圖編》、《倭變事略》這樣的野史,都把“倭”和“賊”這兩個概念不加區分。大的地方、籠統之處多用“倭”,比如“倭來犯”,但到具體之處,具體到人,都用“賊”。

各種書中所能找到的,被明王朝認定為倭寇首領的有名、有姓或者有稱呼者,大約20個。他們是:安徽的歙縣許棟、汪直、徐海;福建的李光頭,漳州沈南山,福清鄧文俊、林碧川,海澄嚴山老、許西池、洪迪珍、張維,詔安林國顯、吳平;廣東的蕭顯,饒平張璉、林鳳、許朝光,東莞何亞八,大埔蕭雪峰,潮安曾一本,澄海林道乾。他們和王直一樣都是中國人。

抗倭之戰,大大小小不下幾千仗,動輒殺賊成百上千,都是有首級為證的。據書中記載,總共被剿滅的倭寇或賊以及海戰中溺水而死者不下十幾萬人。但其實這裏面真正的倭寇並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這並不是今天才明瞭的事,早在倭患最盛時,許多人就指出這一點。如《籌海圖編》在“敘寇源”部分,即追蹤倭寇來源時說:“今之海寇,動輒數萬,皆托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之無賴,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有之,夫豈盡倭也。”史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載:“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學編》載:“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小學生迎接為王直立碑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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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宋元兩個朝代,中國東南沿海已經經歷了方興未艾的海洋貿易時代,一個圍繞著中國渤海、黃海、東海和南中國海的商貿圈已經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遠洋航線也已經形成,中國人生產的絲綢、茶葉、瓷器等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商品。東南沿海的居民已經成了依靠海洋貿易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壓下,與番通商、貿易發財的衝動被壓抑了,那些迎風遠航的中國帆船不見了。但是貿易、賺錢、利潤一經發現,就無法阻擋,人們甘願鋌而走險。何況越是禁止,中國貨就越缺,價格就越高,走私的誘惑就越大。我看了一張當時行銷日本的貨品種類和收益的明細表單,一些商品的利潤高達1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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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皇帝的頭腦中,中國還是在世界的中間,其餘國家無非是一些地處僻壤的番夷小國。直到萬曆年間,看到從澳門登陸的葡萄牙牧師利瑪竇帶來的中國不在中間的世界地圖,皇帝對世界才略知一二。對於通過海洋與這些番國貿易的意義,明朝的皇帝不可能知曉。

明朝與前面宋元兩朝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對農業的重視和對商業的排斥。……本來中國文明的主體就是一種重農抑商的農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許多重農抑商的名言,他經常用本末二字指稱農和商。他常說“一夫不耕,民有受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受寒者”這裏哪有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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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統治者不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國海,就是像王直這樣的在家門口的貿易他們也必須徹底消滅而後快。

而中國東南沿海已經進入了世界商貿圈,既然這些人依靠海洋貿易為生,那麼海禁就等於不允許農民種地,不允許牧民放牧,等於剝奪了他們生存的基礎,他們只能鋌而走險,違法經營,武裝走私。武裝走私做不成,那只好上岸以劫掠燒殺為生。在《籌海圖編》中,我還看到這樣的記敍:倭寇對與海外通商的村鎮是不搶的。

於是中國沿海一帶商人轉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這一點。《虔台倭纂》載: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禁愈嚴而寇愈盛。

於是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海禁鬆弛或開放海禁,則倭患息,海禁嚴則倭患起。

明代嘉靖年間的這場倭患,實質是中國民間海商集團的武裝走私貿易與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一場持久的大規模的衝突。這期間固然有真的倭寇和流民盜賊參與,但性質並不因此改變。每當社會動亂之際,都是流民和社會遊蕩不軌之徒的狂歡節。

遺憾的是,這些武裝走私的海商竟然提不出自己的綱領和口號,他們還不如歷史上的張角、黃巢、宋江、方臘。他們甚至還樹不起一面旗幟,這也不能責怪這些海商,因為他們的訴求即使寫在旗幟上:開市通商,也不會像“替天行道”、“殺富濟貧”那樣一呼百應。因為他們僅僅代表了東南沿海新月地帶那一小部分人。

倭亂,規模之大不亞於任何一次農民起義,但是如此規模的動亂卻是無聲的,只能聽到官方的聲音,另一方是沉默的。幸虧王直披露了一下他們的心聲,否則他們將帶著一個“倭寇”惡名永沉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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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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