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重新自我封閉？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魏城
2008年4月28日星期一
一
我仍然清晰地記得20年前的那件事。
那還是198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至此已有10年。那一天，我去一位在《解放軍文藝》雜誌社工作的朋友家玩，碰到他的上司正在給一個文學青年提改稿意見。不過，這位資深編輯慷慨激昂談的東西，似乎與對方的稿子、與文學並沒有什麼關係：
“你看看你口袋中別的鋼筆、你臉上戴的眼鏡、你手裏捧的保溫杯，你再看看這個房間裏的電視、電冰箱、洗衣機，哪一件東西不是西方人最早發明的？然後你再想想，我們人類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乃至我們現在談話所必須遵守的邏輯學，哪一門學科不是西方人最早開拓的？而中國古代文明為人類貢獻了什麼？不過是女人的纏足和男人的辮子，不過是酸腐的儒家學說和刻板的八股文！”
聽著這番文革中也許被冠以“崇洋媚外”惡名的話，竟然出自一位穿著軍裝、扛著大約是少校肩章的軍官之口，你可以想像我心中的那份震撼。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30年前由鄧小平啟動的中國改革開放，其實就是一個西學東漸的過程，或曰“西化”的過程。與鴉片戰爭後中國第一次打開國門略有不同，這一回，中國知識份子不再需要日本這個東洋的“文化二道販子”了，他們直接翻譯西方原著。在最初的西方文學名著翻譯潮之後，隨後則是一波一波的西方社會科學名著翻譯潮：例如“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二十一世紀文庫”叢書……
1988年也許是新中國建國後思想最為活躍的一年：各種學說“紛紛出籠”，各種思潮“蠢蠢湧動”，各種人物“躍躍欲試”；那一年也是電視政論片《河殤》問世的一年：這套片子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後引起了軒然大波，據說，一位中共元老看後非常生氣，稱其宣揚“全盤西化”。
但“全盤西化”無疑是當時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思想“主旋律”。如果說，蘇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之後，一直探尋中國富強之路的中國左翼知識份子頗有一種“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得出了“走俄國之路”的結論，那麼，改革開放10年之後，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則有一種“眾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之感，得出了“走西方之路”的結論……
二
中國的“西化”之路並非沒有波折，也並非沒有受到質疑。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中出現了許多反思八十年代西化潮的聲音，其中包括新興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以及主張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學熱”。
例如，一位名叫王小東的學者不僅在《河殤》熱播時就發表文章批評《河殤》的“民族虛無主義”傾向，進入九十年代以後，他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他所說的中國某些西化派知識份子的“逆向種族主義”。
而某些八十年代的西化派知識份子，後來也對自己進行了反思。例如，2007年熱播的電視政論片《大國崛起》的總策劃麥天樞，八十年代也曾激烈地反傳統，但去年他在接受我的採訪時卻說：“全面的反傳統，實際上是一種無知，不管它的表述是多麼的慷慨激昂、多麼的漂亮，都是一種無知。近代以來，尤其是1949年以來，中國知識界基本的知識和資訊都來源於西方，而中國的青年知識份子對我們的傳統瞭解得太少，瞭解得越少，也就否定得越乾淨，否定得越容易，而瞭解得越多的人，就會對我們的傳統存有仰望之心，這種仰望並不是保守，而是尊重客觀存在。”
不過，儘管如此，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基本上仍然可以視為是一場“西化”運動。從我多次去中國採訪或探親時的所見所聞來看，至少在中國沿海城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中，熱情擁抱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甚至價值觀念的趨向，仍然還是主流；即使是那些中國民族主義者以及主張弘揚國學的中國學者，也很少有人主張完全排斥西學；甚至就連中國城鄉的普通百姓，在物質生活的西化方面，心態也非常包容、開放。
而如今自稱對中國傳統“存有仰望之心”的麥天樞，也並不否認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這也是他和其他編導人員在《大國崛起》中介紹西方列強興衰之訓的初衷。
三
然而，如今卻有人認為，最近圍繞著西藏事件和奧運火炬風波而展開的中西對峙，有可能打斷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讓中國重新自我封閉起來。
隨著西方媒體對西藏騷亂的報導引發海內外華人的強烈不滿，也隨著奧運火炬傳遞在部分西方國家遭遇衝擊，海內外中文網上出現了也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最為激烈的反西方言論：不僅那些民族主義情緒一貫強烈的“憤青”們表達了對西方的憤怒，就連那些原來親西方的“小資”們也傾訴了他們對西方的抱怨和失望。
4月19日，似乎不約而同，全球許多城市的華人都在這一天舉行了抗議活動：在中國城市，是中國公民抵制法國連鎖超市家樂福的示威活動，在一些西方城市，則是海外華人對西方媒體偏見的抗議活動。
顯然，對那些一直追求西化的中國人來說，委屈的情緒是真實的，受傷害的感覺是深切的。例如，中國網路上曾經有過這麼一幅帖子：“當我們被貼上‘東亞病夫’的標籤時，我們被稱作危險；當我們被視為明日的超級強權時，我們被稱作威脅；當我們關上國門時，你們走私鴉片來開啟市場；當我們擁抱自由貿易時，你們又責怪我們搶走你們的工作……”
又如，中國《商務週刊》以社論的形式發表了《就火炬傳遞給西方的一封信》，作者自稱是一群“懷著恭敬的心情閱讀過一些來自西方的政治、經濟、法律、哲學和社會文化方面的書籍，並在多年的新聞從業生涯中努力讓自己按照獨立、客觀、真實的職業要求來思考和寫作”的中國新聞從業人員，他們如此向西方的同行們訴苦：“我們一直在努力進步，向你們看齊。我們那麼認真和真誠地希望融入到你們之中，和你們攜手前進。但是這些不幸的事件讓我們悲哀地想到你們的叢林法則。看到我們剛剛信仰的自由、平等、博愛如何被你們庸俗地使用著。你們無法理解，這些熠熠生輝的美好辭彙的破滅對我們所造成的傷害。”
我曾經與一位參加過4•19抗議活動的英國華人朋友探討過究竟是什麼使他如此憤怒的原因。他說，他參與抗議活動，不僅因為西方媒體的有關報導和評論“充滿了白人的傲慢、偏見和雙重標準”，更因為西方的敵意可能會使中國重新自我封閉起來。
這位朋友來自中國大陸，在英國居住了多年，已經獲得了英國國籍，其實是一位非常西化的知識份子。聊天中，我對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失控的可能性表示了擔憂，但他卻對我的擔憂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從來不是主動的、進攻型的：“中國開放30年來，中國人一直是積極融入世界、努力學習西方的，你回想一下，近10年來出現的幾波民族主義運動，包括針對北約炸館的抗議、針對中美撞機事件的抗議、反日示威、以及這次針對西方媒體的抗議，基本上都是一種被動性的回應和反彈，絕對談不上是主動出擊式的、對外擴張式的民族主義。”
相反，他更擔心的，則是西方的敵意可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西方如果無視中國的進步和中國人學習西方的誠意，重操冷戰故伎，倒是真有可能扭轉中國的開放趨勢，讓中國人變得更加封閉、更加排外。”
他指出，中國重新自我封閉並非絕無可能，文革時的閉關鎖國和盲目排外，便與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的欺淩以及日本侵華有著很大的關係。
此文收筆時，我碰巧看到了FT英文網上刊登的一篇本報記者對國際奧會主席羅格的獨家專訪。羅格最後說的一句話，與我這位英國華裔朋友的話，似乎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羅格說：“在中國，你不會通過大聲羞辱得到任何東西。西方人這麼做是一大錯誤。（在亞洲）維持面子非常重要。所有的中國問題專家都會告訴你：只有一種做法能夠奏效：這就是尊重對方的、靜悄悄的、但堅持立場的討論，否則，中國就會自我封閉。這正是今天中國所發生的情況：那裏有許多抗議、有許多非常激烈的言辭，中國人正在自我封閉。”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看看被抵制的CNN是怎樣的：
一個前CNN員工的來信
讀者：MeiZhang
2008年4月28日 星期一
FT中文網編輯：
我想就《我們都是地球人》一文談談感想。
非常贊同作者的“我們都是地球人”講法。我也是東北人，曾在美國生活了八年，包括在亞特蘭大的CNN總部工作了四年。八年裏，我沒有感到因為是中國人而受歧視或排擠，也沒有因為“物以稀為貴”的緣故而受到特別照顧。美國人裏有偏見或無知的人有，但決不會比中國人中有成見和無知的人多。
我接觸的絕大多數美國人對待我與對待其他人並沒有什麼兩樣，倒是因為我擁有尊敬老人、幫助弱者等傳統的中國美德而對我讚美有加。九六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期間，我因為近水樓臺的緣故，有幸去看了10多場比賽（大多是當天買票），那是我在美國八年裏唯一一次強烈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和亞洲人。有中國的比賽，我一定是為中國隊加油，沒有中國但是有日本或韓國隊（對歐美隊）時，我就為日本和韓國隊加油。我還教會了許多美國同事和朋友用漢語喊“加油！”他們也很配合。那時候，我發自內心地覺得“世間是一個和平的大家庭。”
一晃，我離開CNN已有八年了，今天的CNN已不是Ted Turner當老闆時的樣子。那時，Ted親自約法，不許任何人用 the F word。這個F word 不是大家立即聯想到的那個髒字，而是我們中國人用的最多的一個詞“foreign" (外國，外來）。Ted認為“外國”這一詞將人分成內外，有悖“世界一家”的原則，所以禁止使用，而“international" （國際）一詞把大家包括在一起，所以應該推廣。CNN從來把“駐外記者”叫作“國際記者”就是這個緣故。相比之下，咱們中國有多少人想到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平常看到、聽到是太多對外國和外族的仇視、隔閡、成見和一種根深蒂固的“受害者”情結。一個社會、國家和民族如果沒有一種向前看的意識和開闊的視野、寬廣的胸懷，永遠是不會受到世界的尊敬和認同的。
至於今年的北京奧運會，雖然是在自己的國土上進行，反倒覺得政府和民眾對它過度重視，把這樣一個國際盛會上升到了一個關乎民族榮辱的大是大非的境地，再加上買票、交通、住宿等等都會受種種限制和審查，我想自己很可能會敬而遠之，不去湊那個熱鬧了。不過我倒是真心祝願它圓滿成功。
讀者：MeiZhang
1 則留言:
最可怕的是不知落後
丁學良
現在常有“憤青”、“憤中”反對中國的開放政策。但是，偶爾有機會面對面，我發現沒人可以站在“憤青”的立場，跟我理性、平靜地辯論超過三、五分鐘。“看你身上穿的衣服、你所用的東西，然後再回家看看你家裏所有的傢俱、電器，你工作場所的一切設備，你能講出哪幾樣東西是160年以前中國原來就有的？”通常遇到這些問題，他們就不回答了。
中國必須開放，不開放怎麼辦？
回顧中國社會過去三十年的變化，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在物質層面。但是若對物質方面的變化冷靜分析，我們會發現背後很多是觀念的、態度的、價值取向的、甚至是生活哲學等等方面的變化導致的差異。
只要承認自己落後，下面的事情就比較好辦了。
“文革”期間來華訪問的外國人，有幾個地方是必被安排“參觀”的，哪怕不去天壇、長城，這幾個地方一定要讓老外看。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廠製造的萬噸水壓機。那時的宣傳稱，這台設備趕上並超過了國際先進水準。
那時來中國的外國人，大多是有特殊背景的，基本都是中國政府的官方客人。接待者總要宣傳這台水壓機是如何“在毛澤東思想指引、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趕上或超過世界水準”。終於一次，一位外國客人實在忍不住了，就問解說員：你知道當今世界上，水壓機的先進水準是怎樣的，你有技術參數嗎？
這個老外估計是搞工程技術的，他的問題一下讓中國講解員楞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麼說這台一萬噸的就是趕上和超過了世界先進水準啊？”後來，我們才知道，一萬噸的水壓機，外國在19世紀末就造出來了。
所以，不承認人家先進，還不可怕；而不知道人家先進，才是最可怕的。
另外一件我親身經歷過的事情發生在1998年的北朝鮮。
那是我第一次到北朝鮮。我們一幫外國學者參觀完新義州後，當地政府特地安排小學生給我們表演。這應該是當地最高的藝術水準了，無論唱歌、跳舞都非常優秀，但一看孩子們穿的衣服，我就感到很悲哀。這支表演隊應該是北朝鮮的面子工程了，可小演員們身上穿的卻是中國貧窮地方開會時用的那種最廉價的化纖布。因為顏色不好看，透光、容易散線，在中國比較富裕的農村都不會用這玩意了。
表演的壓軸節目是一首歌，整個表演隊伍全部上場，用朝語、英文和中文三種語言輪換著唱，題目是“全世界都羡慕我們”。我對這裏的其他宣傳，覺得還能忍受，但這個“全世界都羡慕我們”，卻讓我震撼！寫歌的人肯定不是孩子，而且可能是發自內心地創作了這個東西。“全世界都羡慕我們”，這題目說明，他們認為自己是最好的，東方要學他，西方要學他；大國要學他，小國也要學他。
這對於我們來說，是頂級的黑色幽默，但對那些孩子來說，則是發自內心的真誠。這是蒙昧的真誠。
這就是我為什麼一再強調，一個國家若無開放，則絕無好的改革。
全世界所有國家的現代化，形式多樣。但不管是鼓勵外貿趨向，還是發展IT產業，或來料加工，最簡單的區分，是以“現代經濟技術水準”為尺規，是先來者還是後來者？對於後來者，或者後發展者，要想進入現代國家的行列，什麼最重要？當然，你需要錢、需要技術、需要人，什麼都需要。但是，沒有什麼比需要真實的、盡可能完整或準確的資訊來源更重要了。資訊（information），觀念（ideas）,別人給你的啟發或者靈感（inspirations），學習的樣板（models,），別人給你的教訓（lessons）等等，所有這些，異常關鍵。
因此，盡可能準確和真實的資訊的自由暢通，是一個後發展國家進步的基本前提條件。無此條件，其他方面的正確與錯誤，都無法扭轉趨勢。資訊是前提條件（pre-condition）。我們現在爭論中國的這三十年做得好做得壞，預測下一個三十年會怎樣，前提是要實事求是地總結過去三十年中，哪些做法具備可持續性。社會政策方面，政治方面，法律方面，經濟方面，環境方面，做得比較好？哪些具有可持續性？
中國下一個三十年是否保持這樣高速增長，目前尚難預測。但我們至少可以預測未來十五年中，過去的哪些做法還能繼續產生正面的作用？哪些做法過去也許產生了好的作用，但是現在越來越產生負面的作用。下一個十五年應否繼續下去？能繼續下去的，會是我們未來發展的跳板。對不能持續者，去改是必然。但怎麼改？中國不僅要總結過去三十年，眼光還得對準世界，看看人家是怎麼做的。
總結這三十年的歷史，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刺激中國下一步發展更為先進的想法（ideas）和啟發（inspirations），以及更好的創新之源（sources of innovation）。創新源自何方？眼光要瞄準外面的世界，但這並非是百分之百的拷貝。我不贊成國內的一種流行說法，“我們國情決定了”——就好像全球只有中國才有國情一樣。其實，哪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國情？不能以“國情”為藉口拒絕向別人學習。中國必須要把眼光放到國際上，盡可能把握大的趨勢，研判哪些政策、體制、方法、組織形態能產生可持續的好效果。這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FT中文網公共政策與社會事務編輯高嵩根據訪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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